大顯神威！

二十年前不少朋友要求我把自己的英語文章整理，編輯結集成書。我不管，因為發表了的文章有自己的生命，多管無益，何況自己發表了什麼，寫下了什麼，從來不作記錄。一九八五年，一位來自瑞典的教授與我會面，在晚餐上要求我把自己在經濟學的思維綜合，寫成一本書，傳諸後世。當時事忙，抽不起一大段時間寫此巨著。後來二千年末我以中文動筆，寫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寫了兩年，是有點受到該教授的影響了。

瑞典教授見他要我寫的書遲遲不現，就轉為要求我把英語文章整理結集，每年要求一兩次，我感激，但發表了的文章是不容易提得起勁去整理的：發表了的為什麼還要再發表呢？

話雖如此，我還是希望自己有一本英語文章結集。四年前開始整理一下，但好些文稿找不到，也就算了。幾個月前，華盛頓大學的巴賽爾說，他們找到了我一九七八年寫的關於期貨市場的還沒有發表過的文稿。傳真來了，搶著細讀，竟然發覺自己再不能寫出那個水平的文章。意興闌珊之餘，我想，把沒有發表過的文章加進結集有點新意，可為也。於是遍尋舊物，竟然找到另一些大好文章還沒有發表過。遂決定大興土木，把英語文章結集成書。

除了「期市」一文，我找到的沒有發表過的「寶物」如下。一篇寫於一九八三年題為《共產制度為何缺少自由？》的文稿，當時是某刊物要求寫的，寫後不記得是哪刊物，而該刊物沒有再找我，一擱二十一年。一篇寫於一九七二年的重要文稿，因為其中一個要點與前人之說相同，打算把這要點以數學一般化才發表。請了一位出自芝加哥的數學天才協助，殊不知他搞了幾個星期後，不知所終。文稿於是一擱至今。一篇關於知識資產的文稿，被要求分兩篇發表。於是發表了一半，餘下較為重要的一半，打算修改一下才發表，但不知為何沒有這樣做，也擱置到今天。

以上及其它的新發現，是我最近忙於整理英語文章結集的原因。不動則已，一動就排山倒海地幹，是我的習慣。十多天前整理好了，洋洋大觀，拍案而起，高傲之情書所難盡。

我這本結集不是今天的一般結集。科技發達，今天的英語文章結集通常是以舊文經過計算機掃瞄，然後草草裝訂，於是每篇文章的格式各各不同，既如荒草遍野，又似百鳥歸巢。我呢？既然要為自己的論著高傲一下，又希望市場讀者給個情面，讓我賺點錢，就決定重新打字、排版，註腳要放在文下，索引當然，再找一些老友名家說些假話，吹捧幾下。一闊三大，這本結集要精裝印製，可能還要以更精裝出限量本。這一切，是作者自己的享受了。

不容易。單是打字、校對、排版，一些文章加些前言，另一些加個後記，就起碼要用上三幾個月，而且還要勞師動眾。但最困難的那部分做好了：我成功地湊夠了作品，然後非常滿意地把作品分組與先後編排。是《佃農理論》與不能發表的石油工業研究之外的自己平生拿得出來的英語論著。只有一篇寫佛利民的短文還找不到（關於佛老，兩篇滿意的英語短文只找到一篇，還在找，找不到也算了）。

讀者不會容易地體會到分組與先後編排的困難，但這工作非常重要。編排不善，如百鳥歸巢，或像一盤散沙，個別文章怎樣重要也不能得到一個重要的整體。長長短短共三十六篇文章，按發表日期排次序呢，還是按題材分組，而後者的次序又怎樣安排了？我對著那三十六篇文章一個星期，左排右排也不滿意。最後靈機一觸，解決了所有問題，整本結集讀來一氣呵成，彷彿四十年前我就先寫下一本巨著的大綱，然後按著這大綱把逐篇文章寫進去。英語文章比我寫得好的大有人在，但以平生論著結集成書，不容易找到一本那樣完整而一貫的。天助我也！

靈機一觸的妙著，是在第一組我把三篇演辭放進去。第一篇是一九八二年的香港大學就職演辭，細說以經濟理論解釋現象的重要。第二篇是一九九七年在洛杉磯加大宣讀的「第一屆夏保加榮譽演辭」，題目是《鄧小平的偉大改革》，內容是綜合了自己十八年來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看法。第三篇是美國西方經濟學會的會長演辭，宣讀於一九九八年，題為《交易費用的範疇》，是自己平生的主要理論貢獻了。

每篇演辭都代表著自己在職業上的一點成就，每篇都獲得掌聲，而每篇佛利民都來信說是經典之作。更重要的是這三篇演辭代表著自己在一門學問上的耕耘：經濟解釋、中國改革、產權與合約理論。因為我的經濟學思維從始至終只走一條路，三篇演辭很融合，加得起來。這樣，結集的第一組開門見山，頓覺有千鈞之力。

萬事起頭難。開了頭，餘下來的編排就如斬瓜切菜，容易得很。第二組是「合約理論：從佃農到公司」，第三組是「社會成本理論」，跟著是「奇異的價格安排」，「價格與租金管制」，「知識產權」，「中國的經濟改革」，「政治經濟學」，等等，共十組。

這本英語文章結集是大版面的——比中語文章結集高一點，寬一點，也相當厚，應該在六百頁以上。像《佃農理論》再版那樣，會加一個中文序言（如果再在外地出版，會寫個英文序言）。結集的英文名字是《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 S. Cheung》；翻過來，中文書名是《經濟解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

不容易擺脫《經濟解釋》這個好名目。讀者要分辨哪一本是哪一本，或這本不是那本，要看副題作判斷了。

睡在圖書館的好日子

一個美國紐約大學的清貧學生，交不起宿舍房租，偷睡圖書館八個月，被發現了，校方沒有處分，反而安排這學生免費住宿舍。這個有趣而又感人的故事，最近成為國際新聞。

是不同的年代了。當年作研究生，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圖書館斷斷續續地睡了兩年多，不是偷睡，是光明正大的，而「睡館」的同學還有其它兩個。說斷斷續續，因為當時有自己的小公寓，交得起房租，只為了讀書方便而選睡圖書館，不回到自己的公寓去。那時成積好，校方免了學費，作助理教員的月薪大約美元三百，找外快，替教授改卷每份一元，替學校運動員補習每小時五元。那是四十多年前，通脹之前的日子了。

那時大學的圖書館每天開二十四小時，每年開三百六十五天。作研究生的可以申請，在圖書館內拿得一個專用小室（稱cubicle），在地上對角可以睡覺。小室內有書桌，桌上的牆有書架，小室有門，可上鎖，外人不得闖進也。檯燈是自備的，也帶了枕頭、被舖、清潔用品之類，而重要的是一枝發熱針。後者用於把罐頭湯在數分鐘內煮開，與餅乾同吃大有奇趣。不是沒有錢吃得較好的，而是懶得跑到外間吃漢堡包。

住在圖書館，可不是因為在地上睡覺有其過癮之處，而是要讀的書太多，借出搬回家，搬來搬去，很麻煩。看官要知道，圖書館內的書分類，先是一門學問分類，繼而專題再分類。要研讀一個小專題，可以一下子把所有有關的書籍搬進自己在圖書館內的小室，不用借出去的。館內有小手推車，滿載推進自己的小室，讀後滿載推到走廊，不須放回原來的書架上去。事實上，圖書館的管理禁止我這種大讀客把書放回書架，因為可能弄錯編排次序。有這樣的服侍，圖書館乃天堂也。只有研究生，有教授推薦信的，才有這樣的享受權利。

一天閱讀十多本書，可以那樣快嗎？可以的，因為不是逐字逐句地讀，而是隨意地翻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書都很無聊，毫無創意，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問題是求學的人不多翻閱就無從作出判斷。老師或同學津津樂道的重要讀物，有口皆碑的，與自己所學有關當然要細讀。但這個層面的作品，與自己攻讀有關的，疊起來不到兩英尺。其它很多很多的書，不被重視的，可能有一章半章值得細讀，或其中可能提到一些事實，不知是真是假，與他書所載不同，對學問上的思考有助。偶爾碰到一本不見經傳但自己認為是要讀的，驚喜也。滄海遺珠不常有，但有這回事。當年翻閱群書，找新意，有大海撈針之感，但造學問，撈針總要撈一下。

今天才知道的意外收穫，是當年睡在圖書館的日子，苦悶之餘找了好些與自己讀書考試無關的書籍看。什麼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明治維新、藝術歷史、路易十四……都很有消閒價值。目過不忘，這些是我今天寫專欄文章的本錢了。雖說不忘，其實忘了不少。歷史的年份有時記錯（不會大錯，小錯無傷大雅吧），而細節免不了有點出入。最難記的是人名與地名。不知何解，年輕時的記憶力，雖然朋友認為是奇異功能，永遠記不起他人認為是容易記的人名與地名。我這個人對專用名詞顯然有抗拒感。

中國青年要冷靜看世界

前些時在《還斂集》發表《要冷靜地考慮普選》，是準備給人罵的了。同學們說，該文在網上的點擊率非常高，吵得厲害，而在國內我的確被讀者罵，雖然也有支持的。香港的網頁呢？辯論者也眾，但絕大部分同意我的觀點。網頁的反應當然作不得準，雖然同學說香港與國內這兩個網頁都是知識分子的地盤。

一位香港讀者提出一個問題：支持民主不等於支持民主派，更不等於支持民主黨。此君說他不反對民主，但不會投民主黨一票。據說同意這看法的讀者不少。如果這網頁代表一般香港人的心聲（應該不是），那麼香港民主黨的形像有點問題。不管怎樣，說民主黨不等於民主是對的。我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民建聯或自由黨等君子搶先取名民主黨，馬丁會出哪一招拆解呢？他可能說，民主就是投票，普選是也，於是取名普選黨。這樣，民主不普選，普選不民主，豈不是奇哉怪也？

當然，民主與投票有關，但以投票定民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想法。投票不可能是民主的目的，因為凡事以投票取捨我們不可能生存。姑勿論民主何物，我贊成某些事項投票，反對另一些投票，對那些不管投什麼票而高舉投票的人是不敢苟同的。

我不反對以投票選舉美人，但反對美人由獲選票夠多的男人佔為己有。後者損害了他人的權利：美人的不嫁權利，張五常有少許機會的權利，其它男人的追求權利。這樣說，同學們不會有異議吧。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青年不管投票投的是什麼，只是贊成投票呢？這些青年看來是熱情有餘而理智不足，想也不想就跟著輿論走。

世界很複雜，我們要花很多年的功夫去做學問才可以把世界較為簡單地看。不是說我下過數十年苦功，你連大學也沒有畢業，就要聽我的話，要同意我的觀點。是說下過功夫而知道世界複雜的人，看事比較客觀，比較冷靜。當然，有些人讀過很多書，懂得舞文弄墨，但其實學而無術，說不上有什麼分析力。另一方面，有些人讀不到幾年書，但懂得左右衡量、冷靜看問題——這是不學有術了。更有些人像我那樣，天生毫不冷靜，但屢遇明師，練得一門熱、冷隨意的法門，可以在數秒鐘之內從熱情轉為冷靜，使不知就裡的覺得是個怪人了。

做學問，除了爭取知識，主要是學得怎樣冷靜看世界。有些人天生就懂得冷靜思考——不學有術——而如果智商相若，這些人學得特別快。但如果你天生熱情，又沒有上佳的求學際遇，你倒要強迫自己冷靜一下。這是說，看世界要退後三步才看。

無論你怎樣熱情，你會同意美人誰屬不應該由投票決定。但你會同意以投票決定有沒有租金管制嗎？剝削業主的權利，在概念上與剝削美人的權利沒有什麼不同。為什麼你贊成以投票推行最低工資呢？是恐怕資本家剝削勞工嗎？證據何在？你是否打算補貼那些虧蝕的資本家呢？因為有最低工資管制而找不到工作的低層勞工的權利怎樣了？要政府綜援他們嗎？納稅人的權利怎樣了？

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冷靜地看，不容易知道怎樣幫助才對。假裝可憐來博取綜援的人無數，要怎樣分辨開來呢？福利經濟一展開，上下其手的有關人士無數，要怎樣杜絕這些行為呢？要政府資助教育嗎？怎可以搞到一個大學生的經費高於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名鼎鼎的私立大學呢？

問題非常複雜，一言難盡。歷史告訴我們兩個規律。其一是起於仁慈的福利，永遠從小開始，然後壓力團體運功，愈搞愈大，走回頭路很困難。其二是任何形式的公眾投票，一般導致福利增加。香港在完全沒有公眾投票時，政府開支是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今天是百分之二十三。投票增加了，雖然還沒有達到民主派要求的。福利的本身沒有什麼不妥，但增加到某一點經濟就會倒塌下來。

今天中國的熱情青年是有意圖為社會服務的，願意付出代價。我自己年輕時也這樣。問題是，投票往往給某些人權力，而這些人不是青年。投票選美人我同意，投票選賢能我也同意。問題是賢能不是美人，給他們權力，他們會怎樣了？老了，我還不能忘記四十多年前讀到的大師奈特說過的幾句話：「當有人告訴我他需要些權力來做點好事，我會衝動地想：是嗎？有誰曾經用其它理由來爭取權力呢？有了權力，這些人做出什麼來了？」

個人的權利要有所界定，而如果要推行投票普選，這界定更加重要。想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朋友問意見，我說重要的是寫明政府的開支不能超過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後來聽說這建議有人提出，但不能通過。早些時，一九八四年，我提出以公司法治港，把香港改為一家公司機構，其中一個原因是公司股民的投票，可投的項目有「地方法」的規定，而這後者的形式，對市民（股民）的權利界定可以有高效能。

不是崇洋媚外，但我老是覺得西方的學術文化比中國的來得冷靜，遠為客觀。故老相傳，炎黃子孫喜歡論仁義道德，談民族大義。在昔日的學而優則仕的社會中，這些觀念重要。我說過，維護這傳統的代價，是放棄科學傳統。時移勢易，今天我們重視科學，但科學驗證是客觀的方法，要冷靜地看問題。今天的神州，科學的冷靜看來還鬥不過仁義的熱情。

不要誤會，仁義道德是有其好處的。熱情本身也不是壞東西。沒有誰可以貶低一顆熱烘烘的善良的心。困難是這樣的心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要推理，而推理要用腦，冷靜的。記得昔日作本科生時，一位同學考試的熱情答案得個零分，寫信給教授要求加分。教授沒有加，但回應一句：「你的心是在正確的位置（Your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幸或不幸，經濟分析是假設每個人的任何行為都以自私為出發點，不這樣就沒有經濟學。我自己的心不同意，但腦子想時是另一回事了。自然科學沒有說人是上帝造出來的，但信上帝的科學家多得很。

名牌末日將至乎？

我是個不講究衣著的人。相熟的朋友只要一看我穿上的，就知道太太是否和我在一起。太太遠行時，我上身與下身穿上的，顏色永遠不配。腳上的襪永遠是黑的，一買數十雙，款式一樣，為的是亂取兩隻不會出錯，而一隻破了只扔一隻。手帕永遠是白的，要全棉，不論高低檔，雖然太太購買給我的不會差。結領呔很有兩手，但一年只結一兩次，全部是朋友送的，應該是名牌，但我不懂。

墨水筆很苛求，不管牌子，但既然苛求應該是名牌了。手錶有幾隻貴重的，除了勞力士不記得其它牌子，是收藏下來給兒子的，可惜兒子到今天還是毫無興趣。不想蝕價出售，真麻煩。照相機收藏了一些限量品，都是錯誤的投資。

提到上述，是要讀者知道在名牌的品味上我是個怎樣的人；而下文的名牌與冒牌分析，只是從個人的品味看，不一定作得準。大家都知道，這些日子亞洲的冒牌貨多得很，表面看不少可以亂真。

首先要說的是最近花了一個小時研究冒牌勞力士手錶。曾經得到專家傳授，懂得鑒別勞力士的真假。今天市場的假勞力士，從表面看，仿製得比較好的怎樣也與真的分不開來。十多年前假貨一望而知，或拿上手心裡有數，但今天不能了。

更頭痛是如下的故事。一位賣假勞力士的仁兄對我說，仿製品有幾個級別：六分的、七分的、八分的、九分的。跟他議價他說是八分的，壓到儘是一百五十元，真貨大約二萬五。我把自己手上的勞力士給他看，他竟然肯定是假，只給七分。偉論滔滔之後，該仁兄突然察覺到表底有刻字，刻入之處還是金的，才尷尬地說：啊，這是真的！（是太太十多年前送給我的皮帶「金勞」，刻上我的名字。）

故事沒有說完。一位美國朋友考慮進口中國製造的手錶，我帶他到一家顧客自定牌名的手錶廠去，那裡的專家竟然堅持我的勞力士是假的。他說刻字後還見金作不得準，而我教他自己從專家學來的鑒別真假勞力士之法，他不相信，堅持我那真的是假貨！

表面看，真假勞力士不容易分開來是肯定的了。會不會影響真貨的銷售呢？如果所有顧客都像我，不會有影響。這是因為我懂得鑒別，而更重要的是我不喜歡冒充大頭鬼，明知是假我不會戴上手。另一方面，真貨有保值之能：十多年前我的勞力士是二萬六千，今天四萬多，拿去當舖可當得萬多元吧。但不懂鑒別真假的可能中計，而好於充場面的人會買假貨。這些會影響真貨的銷路嗎？我認為影響不大。這是因為真貨可用數十年，而真假之價相差動不動二百倍。

是的，愈耐用的貨品，加上真假之價相差愈大，假貨對真貨的銷路影響愈小。這又是我新發明的張氏定律。

想想吧，愈是耐用的，顧客愈細心考慮，而真假之價相差愈大，真貨的可信性愈強，要充場面的愈買不起真貨。你到香港中環的正規代理購買勞力士，買到假貨的機會近於零。到那裡購買的人袋裡總要有點錢，不是熟客店舖不會收支票。要充大頭鬼的顧客呢？既然要充，不會出數萬，他們會買一百五十元的假貨。是另一種顧客，不會購買價高二百倍的真貨，沒有假的他們會選購其它牌子的手錶。

這樣分析，真勞力士可以高枕無憂。不是說假貨對真貨半點影響也沒有，而是影響不大。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含意：真「勞」要保護自己，不應該減價與假貨競爭，而因為有訊息費用的存在，他們甚至可以略為加價來增加自己的可信性！至於假貨的存在會否增加真貨的利潤，答案是邏輯上有可能，但一般不容易。

轉談不是長久耐用的貨品，真假的價格只差十倍八倍的，其中的名牌就沒有勞力士那樣幸運了。要說的主要是女人用的成衣、手袋、皮鞋之類。我不懂，當然不能鑒別真假。然而，非常講究衣著的女性朋友，無不認為今天的假貨與真貨不容易分開來。有些甚至說，假貨其實是真貨，只是水貨罷了。所謂水貨，這裡指的是在同一工廠同料同工之貨，交給訂購的名牌老闆之後，私下間多產一些在市場賺點外快。

因為這些貨品不像勞力士那樣耐用，款式按時變化，而既然真假難分，一些名門淑女也不計較其真假了——假的價錢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假的可能是真的水貨，她們當然偏於選價格低下的了。

一位自稱是鑒別手袋專家的女性朋友，我太太給她看一個新購的名牌手袋，她看得臉紅耳熱，過了良久也不敢說孰真孰假。太太說出的價錢，應該是假，但看不出來。幾位女性朋友，購入好幾件價格說是假的成衣，與價高十倍的說是真的比並，怎樣也分不開來。這樣，就算不充大頭鬼，穿著十次八次不再用的，何必管其真真假假，價低那麼多就購買低價的算了。這樣，可憐名牌，花了那麼多錢打下名堂，早晚會遭淘汰。

皮具產品，名牌多產自意大利及法國。據說今天舉世的皮具產品，百分之八十產自中國的廣東省。如果有一天百分之一百的皮具產品皆產自廣東，那麼所有刻上產自意大利或法國的名牌，全部是假貨！

依照以上的不嚴謹的隨意觀察，加上不太嚴謹的分析，推斷出來的含意如下。不耐用而真假價格分離只十倍八倍的產品，其價格差距會收窄，否則名牌的真老闆會漸遭淘汰。這類產品不會多見新的大名牌出現了。另一方面，存在而還能賺錢的耐用大名牌，或類似的新名牌，假貨永遠存在，但真貨假貨的價格會愈來愈兩極分化，真貨之價高出假的愈來愈多。同時，真貨會向耐用那方向走，增加耐用的時日。

這些推斷會在二三十年後才變得明顯，我可能看不到了，故立此存照。

學習要從專家是對入手

已故的夏理．莊遜（Harry G. Johnson）是個比我還要高傲的人，但才高八斗，大家就讓他高傲下去。一些關於夏理的故事很經典。他寄出一篇三十多頁的文稿到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被接受發表了。但學報老編遺失了文稿，要夏理再提供。夏理沒有存稿，於是憑記憶從頭到尾把該文再寫出來。老編收到新稿後，原稿也找到了，相對一下，竟然發覺沒有一字之差。

另一個故事，同樣精彩。我的一位朋友獲多倫多大學以高薪聘請為大教授。那是一九七一年。該朋友在聚會上遇到夏理，知道後者曾經就讀於多倫多大學，興高采烈地告訴夏理他的新職，問意見（其實是希望夏理恭賀一番）。殊不知夏理說：「多倫多是很不錯的大學，是二等腦子的最佳收容所！」興高采烈的朋友嚇得把手上的整杯咖啡倒在衣服上。

夏理視我如親弟弟，凡事維護，認為我是搞理論的最適當人選。但對其他同學或年輕同事他就不大客氣了。要跟他辯論，他會不耐煩地說：「無論我說什麼你就當作是對，可以省卻不少麻煩！」有人說在理論邏輯上夏理沒有錯過，但那種高傲的回應倒也自成一家。數十年來，我自己寫得比較慎重的英語論著，說我錯的大不乏人，但我老是屹立不倒，而說我錯的不知躲到哪裡去了。嚴謹的分析，我沒有錯過；不嚴謹的中語隨筆，分析可能有錯，但自己數不出來。然而，我不敢說夏理的無所不對的話。

記得昔日拜艾智仁、赫舒拉發、普納等高人為師，我的學習態度，是無論自己怎樣不同意，永遠是假設他們是對的才細想。這些高人當然會錯，但機會不大。動不動認為他們錯，不同意，我還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得什麼呢？假設他們是對的，我就會想，為什麼他們會說那樣的話？究竟他們是對在哪裡呢？這樣考慮，九成以上的機會到最後我發覺他們畢竟是對的，是自己低估了老師的本領。是的，假設一位專家是對而後想，比認為一位專家是錯而不想下去，學習的收益遠為可觀也。

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在經濟學作了四十五年的訓練，日思夜想，任何問題的有關局限，理論怎樣約束，怎樣行得通怎樣行不通，數分鐘之內可以想得很闊、很遠。你沒有學過經濟，不可能理解任何問題必有複雜的一面，想也不想就說我錯，其命中率不是近於零，而是零。好比跟楊官璘或胡榮華下象棋，你只學過兩三天，大叫他們錯，以為可以教他們一下，不是妙想天開是什麼？如果你不想學象棋，怎樣胡說不打緊，但如果要學就要問：為什麼棋王會這樣走？

昔日楊官璘對胡榮華，胡氏無端端走一著象五進三。我想，發神經，但為什麼他要走這一著呢？想了很久才知道他對，而楊氏也因為這著看來是不成章法的而敗下陣來。

任何大學問都複雜，往往深不可測。經濟學也如是。你不要學，不妨不斷地大叫錯、錯、錯。但如果要學，你就要想，為什麼這位經濟學家那樣說？這是初學的人應有的態度。到你自己成為經濟學家，在某專題上練到有獨得之秘，你才有足夠的判斷力說這專題的某些觀點是錯、錯、錯。

同學們告訴我一些網上客喜歡說我的經濟分析錯、錯、錯。無聊之輩怎樣說是無聊的事，但如果是學子，這樣的學習態度是錯、錯、錯。

從阿松的政績說起

一個執政的人怎樣說與他怎樣做是兩回事。梁錦松上任，說要引導市場，阿康破口大罵。表面上沒有罵錯，但我年紀比阿康大，行路比阿康多，持筆不發。數之不盡的例子，顯示我們可以衡量的只是效果——執政的人怎樣說，意圖如何，他們自己也可能不清楚。

昔日美國總統尼克遜高舉市場，但上任後不久就大事推行價格管制。朱鎔基信奉計劃經濟，但他成功地控制通脹，打生打死進入世貿——使關稅大降而外貿急升——也大手把權力下放了。是的，神州大地的市場，朱老下台時比他上台時自由得多。究竟朱老有沒有做錯呢？當然有，但權衡輕重，考慮到中國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我佩服。

高舉自由經濟而名滿天下的佛利民曾經對我說：「計劃嗎？當然要有。沒有計劃怎可以推行市場經濟呢？」這是明白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的看法，比米塞斯、海耶克等理想派實際得多了。

兩年前阿松上任財政司司長，我是不看好的。與他無干，因為一九九六年底，縱觀香港的局限轉變，我說會有十年經濟不景。但今天經濟有起色，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知道。最近聽到一位熟知香港經濟政策的朋友說，阿松在任一年做了三件事。一、自由行是阿松想出來的，也是由他催促而落實得快。二、香港晚上的激光與煙花夜景是阿松想出來的，對旅遊的效果很不錯。三、CEPA的構思起於阿松之前，但催促成事他功不可沒。

國內協助挽救香港的經濟，一九九六年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至於國內的消費力強，五年前我就察覺到，而自由之行者只不過略為表演一下而已。自由行對香港的效用明顯，CEPA怎樣看呢？形象很不錯，但實質的幫忙不會很大。這是因為世貿之後，言而有信，大陸的外貿進口稅下降得快。

說開好處，我當然要提到明年啟業的迪士尼樂園。這是聖誕權的功績，合約條件堪稱理想。國內的人超常地——發神經地——喜歡迪士尼樂園這種消閒，加上到時自由行可能全放，生意滔滔可以預期。不好意思說，但要說一下，是台灣的發展恐怕也會幫香港一個忙。那裡的民主是經典的負面教材，資金與人材外流，香港與上海是受益者。

轉談負面，香港的基本困難還沒有解決。有兩點。其一是政府過於樂善好施：公務員高薪，教育與醫療的公家支出龐大，綜援金、公屋居屋等等，都不是一個自由經濟應有的發展。

其二是這些年來香港慣於以壟斷的方法來增加政府的收益。急功近利，政府只看直接的收益而漠視了更大的間接收益。貨運碼頭其實可以很多，政府的壟斷讓不少貨運生意轉到只有次級海港的國內去。更嚴重的錯失，是政府壟斷展銷場地。縱觀神州的工業發展，天下間不容易找到比香港更理想的國際展銷場地，政府早應推出數千萬呎的廉租展銷之所，讓外國人來看中國貨，也讓中國人來看外國貨。香港的商業法律比國內的可取，英語人材眾多，讓律師與大學生多賺點錢不好嗎？為什麼要荒廢啟德機場那麼多年呢？

回頭說阿松，他的買車事件我不懂，但他對香港的經濟貢獻可以肯定。他顯然明白香港本土的局限不易更改，於是北望神州。

從購買墨水筆說起

為恐有替人家賣廣告之嫌，此文不提商號。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我是個墨水筆專家：數十年來只用墨水筆寫稿。昔不打字，今不電腦，我喜歡墨水流到紙上的感受。不管衣，但墨水筆的選擇非常講究，出價絕不手軟。

首先要說的，是個人的品味在市場選購墨水筆有一項困難。自己稱意的以十八Ｋ金精製的筆嘴，一般用於名貴的筆身上。為了筆嘴五六千元一枝我也下注。問題是，名貴的筆身通常太重，筆嘴稱意而筆身夠輕的墨水筆實難求。八年前在香港找到意大利製造的、筆嘴稱意而筆身甚輕的限量品，每枝六千五百，購入了兩枝。可惜此筆用古老的軟膠囊儲墨水，每次儲滿只可寫千多字，而更頭痛是在飛機上墨水漏得一團糟。

已經有十多枝精心選購的墨水筆了。吹毛求疵，還是沒有一枝在各方面都沒有可以批評的。最近在國內某展銷場所見到一種「國產」墨水筆，好得出奇，一下購買了三枝：一千元的，二千元的與三千元的。一千元的筆嘴只用十四Ｋ金，略嫌太硬；三千元的筆身略嫌太重；二千元的是我用過的最稱意的墨水筆。這大概是歐洲產出的三分之一價錢。

國產的墨水筆怎會進步得那樣快呢？原來筆嘴與儲墨水的筆心是從德國進口的，皆精品也。但筆身與筆筒則在中國製造。造得很精細，古雅，雖然筆筒的雕工過於華麗，但整體的質量達世界頂級水平是沒有疑問的。

是一種特別的「來料加工」。顧客出得起二千元人民幣，制筆商從德國進口頂級的筆嘴與筆心，來料也，而加工則是由國內的技工花長時間精製筆身與筆筒。多加一千元，制筆商把寶石鑲上去！當然，你要懂得討價還價。上述之價大約是訂價的六折。

進口局部，土製局部，然後把二者合併而製成產品的整體，是國內愈來愈盛行的方法，與進口原料而加工是不同的。後者不容易產出達到先進之邦的水平的產品。但進口局部加土製局部，以上述的墨水筆為例，其整體質量可以超越先進之邦的水平。你造得較好的那部分由你造，我造得較好的那部分由我造，結果的整體產品當然是舉世無敵的了。

但經濟的規律可不是這樣選擇的。經濟規律是：同等質量，你成本較低那部分由你造，我成本較低那部分由我造。這樣，因為成本的考慮，某部分的質量可能因為選擇而下降了。上述墨水筆的部部皆精的例子，不是不考慮成本，而是機緣巧合，每部分的最精質量都利用了進口與土產的成本優勢。

今天國內的「國產」汽車，差不多所有都是局部進口與局部土產的。頗為複雜，知得不多，但過癮精彩。分三類。外資合作在國內產出的，其令人大開眼界的合約內容這裡不說，產品的質量今天達到在外國原廠產出的水平。這一類有汽車公司的原來名字，有原來的車名，也有商標（logo）。第二類沒有原廠名與原車名，但有原廠的商標，而這商標代表汽車的大部分零件（局部）是從原廠進口的。第三類是連原廠的商標也沒有：外形設計是原廠的，一些零件從原廠進口，一些從他家進口，一些土製，百鳥歸巢，價格變化很大。

世界大變，一級的經濟研究題材多如海上沙。多如海上沙的後起之秀都躲到哪裡去了？

作品的界定（二之二）

廣東俗語說：三歲定八十。不一定對，但不是無稽之談。我們往往可以從一個孩子的行為推斷一下這孩子長大後在事業上會是怎樣的。個人的隨意觀察，是如果一個孩子喜歡製造而又珍惜自己的作品——自製玩具、畫公仔之類而又珍惜地保存下來的——長大後可以從事文學、建築、藝術或學術等有創作性的工作。喜歡把作品視為要爭取的目的是一種人，不一定有大成就，但產出一些有創意的作品是沒有問題的。

教過研究院的朋友都知道，一個研究生能否完成博士論文與他的學問智慧沒有多大關係。不需要大智大慧，也用不著痛下苦功，只是一些人寫了多年也寫不出來，另一些三扒兩撥。我自己花了三年轉換題材，然後八個月完工。

實不相瞞，我喜歡見到自己的作品擺在眼前，自我陶醉一番。為什麼會這樣只有天曉得，但絕不奇特——不少人也這樣，只是我坦而言之。你批評我的作品，但你自己沒有什麼拿得出來，我就忙顧左右而言他。這也不奇特——任何有作品的人對沒有作品的人都有這樣的一般鄙視意識。你拿得出令我拜服的作品，在我面前誇誇其談我或者替你高興，或者忍氣吞聲。

幾年前，六十五歲，心想，時間差不多了吧，平生所學總要對自己有個交代。事前我先搞好了容易的，整理一下曾經發表的中語文章。跟著再版英語原著的《佃農理論》，以中文寫了二萬多字的序言。是瑣碎的工作，清理一下。跟著要寫下自己對經濟研究的平生所得。以《經濟解釋》為名早就想好了，是一個大整體的作品界定。以英文下筆，不需要翻譯術語，當然比較容易，但為了中國的青年我決定用中文。寫了兩年，書分三卷，非常滿意，如釋重負。

要大搞一次藝術攝影的主意，有好些日子了。四十多年前作過職業攝影，理論與技術流水行雲，但此前認真地嘗試藝術攝影是一九六五年。去年捲土重來，決定花一年時間認真地再搞一趟，我給自己劃定一件龐然大作：五本攝影集。不管外人怎樣想，我要的是把中國的詩詞文化與西方的近代藝術合併，而光的處理四十年前就得心應手。打算用一年時間，但八個月就完工了。因為作品界定的過程是最近的事，可以明確地寫出來給讀者參考。

首先界定的是五集的大整體。與印刷商研討後，每集一百一十二頁，除文字與空頁後大約可容納作品七十五幀。從重要的連貫角度看，這數目相當大，不容易處理。一集之內如果作品不連貫，張張精彩也像百鳥歸巢，不可取也。可不是嗎？那些張張作者不同的精選攝影集，沒有一本是藝術作品。

對我來說，有連貫性的攝影集要有兩個必需的條件。其一要有主題；其二要一氣呵成。後者非常困難，因為不同的時日，作者的情感有變化，而變化太大就變得稜角分明，失去了連貫性。為此我的選取的方法是拍攝得快，一集的作品最好能在一兩個星期內完工，或起碼與主題明顯地有關的四五十幀要在一個短時期內完工。

第一集名為《流光幻影》，相隔了三十八年才再在戶外操作，略嫌生疏，要用上兩個星期（拍攝大約二十個小時）才完工。這集的重點是光的變化，把中國的詩詞融合在印象畫派的風格中。大致上是成功的，而美國的舊師友給予的評價高得很。但我認為其中的作品還是不夠放，不敢真的亂來。不是沒有亂來過，而是沒有膽量把讀者不知為何物的作品放進去。明知攝影集不容易銷售，要虧蝕，但不能完全不顧及市場。

第二集是《荷鄉掠影》，讀者一般較為喜愛，但我認為第一集較有深度。《荷鄉》的不足處是沒有等到秋天補攝殘荷，後者的詩意看來比盛放的荷花還要濃厚。攝影荷花的困難是他家的荷花作品太多，刻意地與眾不同不是好藝術。另一方面，盛夏之際荷葉太密，處理不容易。時間速度上有進步：第二集只用了兩個清晨與一個黃昏。

五集的主題這時決定了：第三集是張家界，第四是江南，第五是九寨溝。名為《武陵散記》的張家界攝影集，一連三天操作，其後補加一些。這集的作品比我事前想像的好，因為武陵源的景物容易觸發遐思。

為了江南那一集去拍攝梅花，原定的計劃被改變了。在三天的前後五個小時，竟然攝得七十九幀詩意盎然的梅花，篇幅所限，割愛六幀，剩七十三。這樣一氣呵成是難得的際遇，不易相信。這本名為《寂寞開無主》的全是梅花的攝影集，分十一組，因為有足夠的變化而有機會傳世。

梅花攝影的意外豐收給江南那一集帶來困難。江南不可以沒有梅花，但梅花自立成集，不能再用了。我於是想到以桃花代之。但桃花一般像雞毛掃，難看之極。我想，陶淵明先生筆下的武陵人見到的落英繽紛的桃花，怎可以使後人那樣嚮往呢？殊不知時來運到，我找到水蜜桃，其干黑而有勢，非雞毛掃之類也。時為三月，襯托著水蜜桃的小唐菜的黃花滿地皆是，差不多亂按快門也是佳作。在三天的七個小時攝得可取的近六十，幾番淘汰剩四十八。這些計劃之外的妙品與此前為江南而攝得的作品加起來，別有一番景趣。過些時我會寫一篇《水蜜桃與小唐菜》，以饗讀者。湊夠五集了，但太太說還要去九寨溝，不知怎樣決定才對。

戶外攝影就有這樣的一個問題：不管你的天賦及技術如何了得，總要靠一點運氣。時來運到，我的運氣實在好。計算機不論，攝影的技術與光法我早就可以設館授徒。背得出詩詞數百首。思維上我先界定一套五集的大整體，然後每集每組再作界定。這些都對，而為了維持情感不變，攝影前我靜坐遐思，然後行雷閃電。然而，這些絕技加起來不一定比得上好運氣。

可能因為戶外攝影要講運氣，不少人認為攝影算不上是藝術。但我想，如果運氣不是藝術，為什麼我的運氣永遠好得出奇呢？

電子遊戲為禍不淺

我是個不贊成政府左管右管的人。這樣，我當然反對政府禁止電子遊戲。二十五年前我玩過這種遊戲，確有娛樂性，可以消磨很多時間。但那時四十多歲了，工作忙，不可能沉迷於任何遊戲，只是有時要散散心，而電子遊戲可以獨自玩耍，不需要有對手，玩半個小時是不錯的消閒。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不再染指。但一九九八年，到美國某賭城參加會議，作美國西區經濟學會會長演說，閒著無聊，不好賭，坐在一架會搖動的電子遊戲機上玩快艇比賽，玩了幾個小時才拿得最高分數，筋疲力盡，花了數十美元。那是最後一次。

我的女兒從來不玩電子遊戲。兒子是玩的，玩得不少，近於專業水平，但他明白事理，知所適從，功課了得，所以我不管。如果兒子沉迷於電子遊戲，我會管。教導兒女我放縱，但如果他們不懂先後，我會矯正，而不良嗜好我是先解釋而後禁止的。兒童或青年沉迷於電子遊戲，政府不應該插手，但父母不管是問題。

不記得幾個月前在這裡發表了哪篇文章，一位中學老師讀到，發出問捲向學生調查，得到的統計，是每個學生平均每天花六個小時玩電子遊戲！這是大禍。可能在家中以計算機玩之的金錢費用近於零，但也是大禍。

在中、小學時我因為玩耍過度而兩次被逐出校園，今天當然沒有資格反對青少年多玩耍了。一般而言，玩耍對兒童的思維發展有利，荒廢了功課，得可償失的機會不少。但電子遊戲是另一回事了。

電子遊戲有兩個大問題。其一是這種遊戲完全用不著想像力。無論變化怎樣複雜，電子遊戲提供的是固定的圖案程序，思考或想像用不上。回想昔日逃學去釣魚，我研究潮水與不同魚別的品性，想出各種釣法。結果是太古船塢二號牌對開的黑魶差不多被我一個人釣清光，一舉成名，被譽為筲箕灣四大魚王之一。打乒乓球，容國團和我不斷地研討怎樣打法才對。阿團的球技當然遠勝於我，但他喜歡我的想法。當時日本雄視世界乒壇，我說日本仔站在左角只以右手抽擊的打法，不能左右兼顧，是大漏，可破也。阿團於是發明了左推右掃，破之。我說攻勝守，因為後者走來走去，體力不逮。阿團於是只攻不守，今天成為一般打法。我又說持橫板遲早勝持直板，因為前者拍力較大，也可以伸長多幾吋。昔日直板當道，今天持橫板的冠軍是較多了。

電子遊戲的第二個問題，是沒有作品拿出來。昔日放風箏，以玻璃線把他人的風箏之線斷，是我嘗試過的最刺激的遊戲。我自己設計風箏，自製玻璃線，於是「」無不勝，街坊鄰里傳為佳話。以樹叉射鳥，自己製造，多番研究，命中率最高的樹叉闊度是自己的三個半指頭。

兒童是要玩耍的。因為玩耍而荒廢了學業有點那個，但只要玩耍時不斷用腦思想，荒廢其實不多，甚至得可償失。電子遊戲有什麼思想可言呢？設計電子遊戲的人當然要用腦，但玩該遊戲的只憑死記，憑熟練，不需要想。

這些年來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無論中或英，皆如長江日下。電子遊戲玩得多當然浪費了語文的學習時間。但語文要用想像力，其練習需要有作品。電子遊戲與語文格格不入，是以為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