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時代》目錄

前言

一、世界經濟
美國人放棄了農業嗎？
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
要從世界大同的角度做學問
觀雅典奧運有感
油價飆升何時了？
奧運精神與奧運經濟
經濟大時代

二、中國經濟
宏觀調控的謬誤
國企十點
Grand Prix!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五十五週年有感

三、對外經濟
反傾銷的困擾
逆來大可順受
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比較
外資賺錢可以解決不少問題

四、能源問題
神州缺電！
再談缺電
神州四缺
柴油照出一條明路
柴油之價為何下降了？

五、經濟現象
導遊的騙術
舊市重建與逼遷
從一萬八千的幼兒班說起
是私營郵局的時候了
經濟試題一則
費解的現象
處理古跡是頭痛問題

六、香港事
可喜的檔案
精英何制？
香港的迪斯尼樂園
電訊服務的捆綁銷售

七、英雄榜
總統的典範
悼小凱
偉人——紀念鄧小平先生
憶戴維德

八、中國的青年
炒黃牛，聽郎朗
手指靈活的民族
聽陳薩
回報率最高的青年投資
樹大招風
從劉翔的啟示說起

九、學問篇
大顯神威！
代序：芝大的宏觀傳統
大學問與小學問
止境的體會
清晰能增加說服力嗎？
經濟學家的影響力

十、神州漫遊
江山真的多嬌嗎？
美麗與幽美不同
廣西重遊記
曲阜行
何處覓徽州

十一、攝影藝術
水蜜桃與小唐花
攝影的重曝光
只管作品與自己之間
資興攝霧記
九寨黃龍攝影記

學子語文江河日下

一間香港中學十二位英語老師考基準試，十一位不及格。知情的朋友說，這些老師全部畢業於教育學院。個人認為基準試的成績如何，不代表英語水平的高下。考這種試是另外一種學問，沒有專為該試學習的，文字寫得流水行雲不一定及格。問題是教育學院應該為要作老師的學子研習這種試，或作老師後知所適從。

說英語基準試與英語水平沒有多大關係，可能是個人的防守觀，因為自己沒有信心考及格。說實話，要我考今天香港中學的中文會考，我也沒有信心及格。但如果你說我不懂中、英二文，打起官司很頭痛。你頭痛，我頭痛，法官也頭痛。我對中語文法完全不懂，英語文法懂一些，但中英二語皆可落筆成文。法官怎樣判我不知道，但我敢打賭，基準試考一百分的寫我不過。

幾年前一位深懂中語文法的學子，毛遂自薦地修改了我的文章，說我不懂文法。改得一塌糊塗，讀不成音，給我教訓得臉紅耳熱。我對他說，中語的平仄重要，魏晉的文體重要，宋代詞牌的長短句重要。我說如果這裡要用平音，就落個平音字，這兩句每句要四個字，那兩句每句要六個字，你就要增增減減地湊出來——什麼文法不文法，胡說八道。蘇東坡懂什麼文法了！

我的中文是少小時背回來的。半途出家，不這樣你要我從何學起呢？中文用標點，我從英文搬過去，只是朋友多教了一個頓號。當年學英語，也是靠背。學語言，如果從小下苦功，細心品嚐他家之作，會比我高明。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就要學我的方法了。語言無快捷方式，要學就要走進語言中去，在語言中生活一段日子。背誦是一種「走進」方式；細心品嚐是另一種，較為困難的。

不久前與幾位中學老師談及香港的教育發展，她們對學子語言的江河日下搖頭歎息。太不成話，太不成話。據說以英語出試題，今天的老師要考慮學生懂不懂這個那個字，要選用淺的。學子語文不成話的觀點不限於老師。從公務員到律師朋友到醫生朋友到商家到舊同學，沒有一個不那樣說。

香港納稅人付出的教育經費，以每學子算，應該冠於地球吧。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納稅人資助教育不是香港獨有，為什麼香港會是那樣沒出息？姑勿論通過政府資助教育弊端叢生，舉世皆然，我認為香港的語文教育走錯了路向。五十多年前我就讀的皇仁書院也是政府資助的，但當年的同學的語文水平，不管中或英，皆遠勝今天的學子。當年我們要每星期交文章習作，要背書，而可能更重要的是課本由老師個別選擇，教法大可自由。不要忘記，當年的老師是不用考基準試的。

當今之世，要謀生，沒有任何學識比語文重要。納稅人付了錢要講子弟將來的收入回報。中學畢業一封英語求職信寫不出來，是誰之過？打起官司，法官會像我那樣，搖頭歎息。

政府資助教育無法解除，別無選擇，我們要回到數十年前的語文教育方法去。背書背不出要罰企，文章習作交不出要留堂，再不成父母要打屁股；課本由老師選擇，教法各自成家。

新潮教育，動不動要增加經費，老師視學生如太上皇，課本有規定，教法有規定，學子只為會考上課，左右語文教育的「專家」的語文水平令人尷尬。

語文是一種藝術，沒有聽過藝術是可以這樣教出來的。

政府的職責是什麼？——我看「七月決定」（二之一）

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發佈《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裡簡稱「七月決定」），是近年比較重要的經濟政策的公佈了。闡釋分六點，開頭兩點最重要。

第一點有革命性。原文說：「對於企業不使用政府投資建設的項目，一律不實行審批制……」翻過來是說，投資只要不用政府的錢，一律不再需要政府審批。第二點是第一點的腳註：有十三類項目——水利、能源、交通、信息、原料等——還是需要政府審批的。「決定」說明，這些例外是有彈性的，審時度勢，將來可以更改。例外說是為了國家安全，也可能是為了維護政府壟斷。原因何在是本文的題外話，而國務院要怎樣做與書生之見無關。

寫本文的起因，是多地的省或市響應，作出研究報告，說政府應該主理哪些項目，哪些要讓投資者通過市場從事。這些報告是老生常談，對政府的性質沒有適當的理解，而更重要是漠視了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情況。既然同學們要聽聽我的意見，就在這裡給他們上一課吧。

政府的職責是什么？投資是職責，政府要管哪些投資項目呢？問題重要。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國富論》就以這問題作為重心下筆，而跟著的二百多年來，沒有一個經濟學者不或多或少地關注這問題。自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興起後，政府的闡釋開始向公司理論那方向走，可惜這方向走出幾條不同的路，一般讀者不知何去何從。

四十年來，高斯和我對政府的看法最相近，雖然有少許不同意的地方。今天看，我於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若干年後可能成為公司理論的中流砥柱。行家引用的次數穩定上升，而一九八二年初完稿時，還沒有給女秘書打字，我就奇怪地肯定該文將會傳世。

高斯和我都認為政府其實是一家公司。讓我先從下面推上去吧。在西方，一些全部是私有產業的地區，區民可以通過投票而成立城市公司，有地區性的公司法例。國家、省或州政府與城市的稅務攤分複雜，變化多，這裡不說了。公司市政府的主事人由市民投票選出，與一般的商業上市公司沒有兩樣。公立學校、消防、公安——有時甚至地方法庭——也是由市內擁有私產的居民決定成立的，一般通過投票，但有時這些公共事項由市民委任的市政府決定。我到過兩個城市，市內的所有馬路都是由市公司建造的。

上述有幾個重要的含意。其一，有關公眾享用的事項，因為有「搭順風車」的問題，願意出錢但希望別人出而自己不出的市民多，收錢的交易費用龐大，以投票取決就被採用了。其二，城市公司政府的形成與私營商業公司的形成，理由可以完全一樣：市場的交易費用太高，政府或公司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其三，有了公立的設施（由擁有私產的市民決定公立），市政府一般不反對私立的參與競爭。例如有了公立學校，你可以開私立的參與競爭。後者沒有補貼，要收學費。這導致私立學校把公立的殺得落花流水，支持補貼公立學校的市民越來越少，公立變得經費不足，非常頭痛。其四，雖然上述的城市公司由私人決定成立，不一定凡立皆妙。城市擴大了，政權鬥爭如家常便飯，而就是小市公司也不一定辦得好：破產時有所聞。這與上市公司可以破產類同。

原則上，以上述的城市公司為例，所有投資項目都可以由私產的擁有者作決策，不需要政府，只是有些公眾項目，因為市場的交易費用過高，以投票取捨的公司法就被採用了。但投票有多種不良效果，所以城市的公司法，正如上市公司一樣，投票項目一般有嚴謹的約束。

還有兩個大問題。其一是市與市之間或州與州之間的公共設施，要城市個別負擔而加起來不容易成事。建設穿州過省的公路是例子。有成功的州立公路，州與州之間公路相連，但市與市的市立公路相連卻沒有聽過。這顯然是因為很多土地是不屬於城市公司的。國防是類同的問題。沒有誰會那樣傻，建議國家讓私營機構製造原子彈、火箭之類，在市場自由出售。其二是更改財富或收入的分配，劫富濟貧是也。這種樂善好施的政策不容易在一家小城市公司推行，因為不「樂善」的市民可以容易地搬到別處去。（香港特首最近高舉扶貧，如果神州大地不仿而效之，簡化稅制，將來的香港有難矣！）

上述是私產的擁有者自下而上地成立政府，中國的情況不同，是從上而下地改革經濟。昔日的共產革命，是革掉私產。比較容易明白的講法，是弄成一個資產沒有明確權利界定的制度，以等級特權管治投資與收入分配。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簡言之，是從等級特權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那方面去。這是困難程度極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樣批評，中國的經驗是史無先例的成功效果。從上而下，是把權力下放，北京做得比我二十多年前樂觀的想像做得好，做得快。這一兩年勢頭不對，使我有點悲觀。但上文提出的「七月決定」的第一個重點，卻又做得對。越聽越糊塗，越讀越糊塗，看來我這個老人家是不管用了。

這樣吧，幾位同學要求我回答「政府的職責是什么？」這個老問題，從中國的情況看，有五點要說的。其一，自上而下，既得利益或權力的維護一定嚴重。北京要盡可能不顧這些利益，以放開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作為大前提。其二，可以容許經濟自主的地區以小為上，而自主的權利要界定得清楚。這會容許較多的市鎮互相競爭，對產出有利。雖然目前國內的市鎮沒有採用公司法，但地區的互相競爭了不起，制度上可能比公司法更可取（這是我認為目前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國經濟問題）。其三，政府的職責或投資項目，要點是從交易費用的節省考慮。這種考慮是用不著讀過經濟學才懂得的。其四是外國怎樣做，海龜派怎樣說，我怎樣說，只能考慮，千萬不要輕易地相信。

最後是「扶貧」的問題了。樂善好施是奢侈品，中國目前還不是那樣富有，而就是要做也不應該倣傚西方的做法。困難有三。一、不容易設計出可以扶貧而對資源使用沒有不良影響的方法；二、凡是政府扶貧，有關官員是主要的得益者，上下其手的例子書之不盡；三、扶貧這回事，易發難收，開了頭越搞越大是慣例。

小小的香港，曾經是史無先例的經濟奇跡。當時一連三位了不起的財政司我都認識。他們搞經濟的座右銘，主要只有一條：凡是市場可以處理的，政府一律不干。除了房屋的供應，這三司大致上言而有信。這裡提出的交易費用，他們沒有聽過也知其然。

搞經濟要從一些基本原則入手。香港放棄了當年發跡的原則，俱往矣！

上海的樓價

上海兩年來樓價上升得快，引起很多不同的看法與爭議，而最近該市的政府又推出一項前所未聞的怪政策，吵得更熱鬧了。這怪政策是：為了約束樓價，土地限價招標，出價太高會出局！經濟理論說：執到黃金時價賣，土地的來價多少不會影響樓價，而後者由樓宇的供求決定，與政府的指導性地價無關——除非政府答應無限地以該價供應相近的土地。

話雖如此，我沒有搞清楚上海土地的「最高限價」規則。頗為複雜，而自己沒有深入理解，寫文章要避免精確地錯。放在眼前的問題，是上海的樓價升幅使當局擔心：泡沫之說流行也。兩年前我說上海的樓價會上升，不容易下降。我很少對樓市或股市作這樣的推斷，因為聽我說而賺了錢的不分給我，輸了的會在背後把我罵的厲害。我不會那樣傻，無端端自討苦吃。

但兩年前我那樣說，是上海當時大幅地減少了土地建築的容積率，記得是商業用地由八倍減至四倍，住宅用地由三點三倍減至二點五倍。這容積率的減幅有沒有改變我沒有跟進。減容積率是減少了將來的樓宇供應，上海的減幅相當大，樓價的升幅比我意料的來得慢，也來得小。這樣說，因為我研究過一個類同的例子：香港一九六三年公佈的減少土地建築plot ratio（今天國內稱為容積率），減得比上海兩年前減的少很多，但當年香港的地價上升得非常快。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香港的新容積率是六三年公佈，說明六五年才施行，有年多兩年時間給地產商炒得天翻地覆，後來炒到銀行擠提，樓價一瀉千里。跟著六七暴動，樓價跌到近於零。上海即布即行，比香港高明得多了。

不說以往了，說現在，上海樓價是否偏高呢？是泡沫嗎？是否還要上升呢？不敢說，只能提出一些觀察給讀者考慮。

（一）香港目前的樓價還比上海的高出三四倍，不容易比較，因為香港政府控制土地供應比上海緊得多。

（二）不能說土地供應「無限」，樓價不會上升。很多美國城市的郊區，土地供應多得很，但地點與交通對樓價的影響很大。

（三）可能最重要的啟示，是今天上海的樓價，與美國三藩市一帶（Bay area）很接近。上海一帶的人口密度高很多倍，而工業發展也遠為密集。另一方面，上海的物價與工資低不少，所以樓宇的相對價格是高於三藩市一帶的。

（四）移居上海的人口上升得快，但國內很多城市也有急速的人口增長。主要的分別，是來自台灣及外國的新客上海最多。這些外來客需求的主要是質量較高的樓宇。上海的樓價升幅是偏於質量較高的。

（五）深圳的樓價升幅小（今天只有十五年前的半價）。奇怪，廣州的樓價一般比深圳的低。上海的優質公寓，樓價大約比深圳的高一倍，這不奇，但近郊的花園洋房上海卻比深圳低相當多，有點怪。如果你一定要胡亂下注，毫無訊息地亂買一通，那麼深圳要買公寓，上海要到近郊買洋房。

（六）到今天我還摸不準，先進的通訊科技會對城市（與樓價）的發展有怎樣的影響。傳真、計算機通訊等，對城市的地區樓價應該是有影響的。這幾年上海不同地區的樓價變動有很不相同的圖案，深圳、廣州、杭州等也如是。轉來轉去，忽東忽西，猜不中就買錯馬。我對傳統的城市發展有研究，但今天是不管用了。奇怪還沒有聽到有人研究通訊科技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深圳交響樂團

不久前在深圳再次聽郎朗演奏，是第四次聽到他。好音樂是享受，但我要品嚐一個天才的靈氣。琴技如何是一回事，天才的感受是另一回事了。

說過了，如果能看到宋代的米芾寫書法，或莫扎特作曲，或塞尚繪畫，我願意出高價。如果蘇東坡或李白死而復生，與我暢聚數天，出價更高，但書法我還是要看米芾動筆。蘇學士與李太白的書法超凡，但沒有米芾的靈氣層面。

有動作的表達是較為容易使觀者感受到天才的衝擊的。昔日旁聽佛利民的課，聽之不斷。他的經濟論著我早就可以背出來，聽他的課只是為了品嚐一個天才的靈氣。阿羅的天才不會在佛老之下，但數次與他對話，沒有類同的震撼感，因為阿羅是個遠為含蓄的人。

郎朗彈得好，看來是略為收斂了。動作是明顯地收斂了。此前的大動作略嫌誇張，有負面評價。我認為這次見到的恰到好處，不要再約束自己了。情感的表達，要讓動作及表情自然地流露才暢通無阻，他人怎樣說不要管。周老師認為我寫書法時的激情動作有一百分，可惜寫出來的字只得五十。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動作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拿起筆，情不自禁地直揮而下。如果克制自己的激情，寫出來的字恐怕沒有二十分。

寫這篇文章，目的是要讚揚一下深圳的交響樂團。八個月前聽過這樂團，可以，但遠不及今天那麼上乘。一個原因是換了場地——上次的場地差勁之極也。一位五年前聽過該樂團的朋友，堅持不成氣候，但我聽到的是國際級，錯不了。究竟五年間發生了什麼事，有待專家考究。

這次演出，首先由樂團奏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夾子》，大家耳熟能詳，騙不得人。該作品的難度不高，但樂器差不多應有盡有，全部有水平，令我喜出望外。樂團大約八十人，數不清楚，近四分之一是鬼子佬，據說皆來自深圳出得起錢的俄羅斯。一小段豎琴獨奏，好得出奇，見不到演奏者的面孔，只見玉手一雙。豎琴是偏門的樂器，於是認為是來自老俄的了。殊不知懂事的朋友說，該豎琴手是土產的。神州大地發生了什麼事呢？

郎朗演奏的主曲是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詳，騙不得人的。精彩精彩，更能突出深圳交響樂團的高檔次。看官須知，聽協奏曲不要給唱碟誤導。唱碟錄音，一次不成又一次，一段不成再來這一段。現場演奏不可以這樣出術，而協奏大師格外困難。後者可不單是因為風格成家，更頭痛是沒有時間排練。

想想吧。郎朗一年演出大約一百五十次，飛來飛去差不多佔了一半時日，怎還可以多排練協奏曲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聽魯賓斯坦與該市的名樂團演奏蕭邦的第一與第二鋼琴協奏曲，一塌糊塗，令人尷尬。報章解釋說：沒有時間排練。

深圳交響樂團顯然訓練有素。聽說該團員團友踢足球了不起，也喜歡喝酒、打架。難道他們打出一些適當的化學（right chemistry）來？

悼紫陽

趙紫陽先生謝世了。半年前聽到先生肺功能衰退，不容易度過這個冬天。是一個偉人的辭逝，時間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是神州大地五千年長夜的黎明。如果先生在最關鍵的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沒有出現過，日夕思想，到處奔跑，今天的中國不知會怎樣，世界不知會怎樣。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我帶佛利民到中南海會見當時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老，是不容易想像的「奇遇」了。一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是二十世紀聲譽最高的維護私產的經濟學者。氣氛友好，互不相讓，論事客觀，一時針鋒相對，一時互相恭維，談了整整兩個小時，我坐在那裡聽得癡了。自己是個方家，很有點不相信見到的刀光劍影，更不相信沒有讀過大學的趙老竟然可與才高八斗、口才蓋世的佛老打個平手。

會面後趙老親自帶我們到門外，解釋哪個是中海，哪個是南海。汽車開行我立刻對佛老說：「米爾頓，那位總書記懂經濟！」他回應：「不僅懂，而且深入。」我繼續說：「總書記說得那樣層次分明，是為了這次會談作了不少準備吧。」佛老回應：「不是的，這個人對經濟問題日思夜想，不需要準備什麼。」

該年十二月，佛老破例地寫了一封聖誕信，寄給親友，主要是提到中國之行。他說周遊列國五十年，遇到政要無數，但從來沒有遇到一位像趙紫陽那樣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者。

雖然經濟是一門科學，但個人的直覺感受有決定性。有些聰明才智的人，窮畢生之力研習經濟學，但直覺感受平平，於是失誤頻頻。有些人沒有正規地讀過經濟，但天生的直覺感受好，觀察入微，經濟的運作會在他們的脈搏中跳。史密斯是一例，戴維德是一例，趙紫陽也是一例。

我記錄了趙、佛二老會面時的幾句有趣對話。佛：「剛才你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但聽到你對中國經濟的分析，你的本質是教授呀！」趙：「我只讀過中學。」佛：「不要把在學校的時間多少與學問的高低混為一談。有些人念了多年書也沒有什麼學問；有些人唸書不多，但學問非同小可。」趙：「中國也有這兩種人。一些學而無術，一些不學有術。」

佛老和我認為當時職位高高在上的趙紫陽是個虛心求教、喜歡考慮他人之見的人。熟知趙老的朋友說，他是個喜歡不斷試驗、慎重思考、多方推理的經濟實踐者。在四川時他試行讓國企有自主權，而在八十年代初期，貴為國務院總理，他親自跑到武漢去觀察蔬菜自由市場的嘗試。試驗，觀其效果優劣，思其理，修改再試驗，相當肯定可行才推出去。這種做法顯然比紙上談兵的正規經濟學者高明得多了。

趙老是一九八○至一九八七的國務院總理，八七至八九的總書記。這九個年頭是中國開放改革初期，最困難、最關鍵的時刻。萬事起頭難，何況上有幾個意見不同的老人家需要招呼，下有貧苦大眾與年輕學子需要安撫。鄧小平提供與堅持經濟改革的方向，但細節如何，怎樣實踐推行，卻落在趙紫陽的身上。可以說，從八○至八九這九個改革關鍵年頭，鄧老與趙老是最佳拍檔。

中國的經濟改革史無前例，今天舉世的人天天都在談中國經濟，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作出貢獻的當然不止於鄧、趙二老，但將來的歷史學者會聽我的話，說中國奇跡（The China Miracle）起於這二老的相得益彰。是中國之幸，二者是沒有讀過多少書的經濟體制的實踐天才。

還是說一些溫馨的回憶吧。趙老知道我這個怪教授的存在。曾經送過他一瓶紅酒，一件毛衣。曾經聽到他要在相片上簽個名字送給我，但找不到相片。曾經聽到有人告訴他我到四川走了一趟，他問：「是去作經濟顧問嗎？」這些無足輕重的瑣事，牽涉到自己敬重的人，不容易忘記。有朝一日，我會對今天才十七個月大的孫兒細說一番。

去年三月二十五日，我發表了《要冷靜地處理中國農民問題》，其中提出三個大原則。其一是要大幅地減少中國的農民人口；其二是要放棄農產品自供自給的保護主義，以工業產品出口換取農產品進口；其三是大量廉價地向農民提供知識教育。兩個星期後收到趙老托女兒帶來的口訊，說完全同意該文的三大原則。一時間我覺得自己是個農業經濟本科生，考試大教授給我一百分。

我曾經為趙老的孫輩寫過求學的推薦信。非常容易寫，因為學子的成績好得離奇。我是個相信基因遺傳的人。這方面有一個高頓概率，說祖先的天賦，一代一代地遺傳下去，會趨向人均水平。趙老的孫輩讀書考試如入無人之境，他自己的天賦無疑是上蒼恩賜的吧。

何謂宏觀經濟？

拙作《經濟解釋》發表後，不少同學要求我繼續寫宏觀經濟。一些同學說我只是個「微觀」專家，不懂「宏觀」；另一些替我辯護，說我寫的關於通脹、貨幣、匯率等問題，很有兩手，皆宏觀也。究竟我懂不懂宏觀經濟自己也搞不清楚。數十年來我認為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沒有宏觀與微觀之分。讓我在這裡說一下我對「宏觀」的學習過程，然後解釋一下個人認為宏觀經濟究竟是何物。

作研究生時，教宏觀與貨幣理論的導師是賓納（K. Brunner，今已故），我上他的課，考他的試。當時他還沒有大名，但同學們都認為是頂級的經濟學者，其嚴謹思維天下無敵。賓納離開加大後，舉世知名。今天回顧，他是整個二十世紀的貨幣理論專家中最有份量的三幾個之一了。

賓納有一個學生，叫A. Meltzer，是我的師兄，也是賓納發表文章的最佳拍檔。一九六三年，這位師兄回到加大母校作學術報告，講的是銀根（base money）與貨幣供應的肯定關係。當時我在座，與一位同學步出講室時，互相對望，一齊說石破天驚，是難得一聽的重要報告了。今天西方所有國家都以調控銀根來調控幣量為黃金定律，而我可以作證，這定律出自Meltzer。師兄到今天還沒有拿得諾貝爾獎，令人惋惜。

當年洛杉磯加大考四個經濟學博士筆試，每試四個小時，必須考理論，微觀與宏觀同一試卷。理論試題五條，沒有選擇，通常是微觀（價格理論）四題，宏觀一題，可見當時的加大不重視宏觀。我的價格理論讀得用心，「微觀」試題不放在眼內，擔心的是「宏觀」。

進入理論試場，考生只有七八個。打開試卷一看，宏觀只一題（有時是兩題的），於心大慰。細讀該題，長的，懂得答，喜上眉梢。於是站起來，走到監考的教授面前低聲問：「我要先到外邊喝杯咖啡，可以嗎？」他點頭同意（這是美國考大試的情況，不懂的拿試題回家也答不出來）。十五分鐘後回考室，胸有成竹矣。

考個第一不奇怪，奇怪是宏觀那一題據說只有我一個答得對。後來傳為佳話的，是從來不搞宏觀經濟的其中一個考官艾智仁，竟然發現我的「宏觀」答案多了一條方程式！（看官須知，變量多少要與方程式的多少相等。）原來我是把兩個數學模型組合，忘記了或不懂得減少一條。但多了是多餘，答案的內容沒有錯。這樣說，證明外人說我不懂數學有見地，但說我不懂宏觀我卻把懂宏觀的同學殺下馬來。

博士後，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第一時間當然是旁聽佛利民的宏觀經濟與貨幣理論的課。融會貫通的大師果然不凡。教「宏觀」，佛老用一套方程式，從頭教到尾；另一個學期教「貨幣」，用的是同一套方程式，但倒轉過來，從尾教到頭。朋友，你聽說過這樣過癮、這樣精彩的教育嗎？大師顯然認為，學問是很簡單的一回事。後來多次與佛老研討宏觀與貨幣等問題，而這些與賓納所教的就是我所知的全部宏觀經濟了。

再後來盧卡斯殺進，提出了理性預期的分析。我沒有跟進，因為忙於合約與交易費用的研究。行內的同事屢有問及我對理性預期的看法。我的響應，是經濟學沒有不理性的預期，同意預期會影響行為，但怎樣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我有疑問。任何人預期什麼我們無從觀察，而如果要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我們必須知道預期是以哪些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促成的。這樣說，不是貶低盧卡斯——他是個頂級的經濟學者，獲諾貝爾獎實至名歸。

六十年代中期起，宏觀其實是微觀的說法開始盛行，反映著凱恩斯的「宏觀」走下坡，開始被遺棄了。（當年讀凱氏的《通論》，不認為他對經濟學有一等的掌握。）佛利民的課，與早些時賓納的教導，使我意識到那所謂宏觀，只不過是微觀加上貨幣。不少經濟學者也這樣看（微觀或價格理論的傳統，是沒有貨幣的）。

今天我有另一種看法：宏觀經濟只是處理一些價格理論可以處理但很少處理的現象。這些包括通脹、失業、國債、國民收入、匯率、對外貿易等。都與貨幣有關，所以微觀「加上貨幣」成為宏觀的看法沒有錯。傳統的微觀分析產出、競爭、壟斷、價格分歧等，可以是完全沒有貨幣的現象或行為了。

上述的與貨幣有關的宏觀現象，當然可以用價格理論處理。多了貨幣是多了一種物品，起於交易費用的存在，而有了貨幣，所有其它物品一般是通過貨幣成交。只要加上這些，需求定律不變，局限條件的處理方法不變，微觀的分析當然可以處理上述的宏觀現象。

多年來，為了跟蹤中國的經濟發展，順便提出一些建議，涉及宏觀的現象我永遠以價格理論入手。沒有作過任何宏觀與貨幣的實證研究，但價格理論的實證工作不斷地做了四十年，遇到宏觀的現象，兵來將擋，只拿出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這兩招來處理。推斷準確嗎？慎重的或寫下來的沒有錯過。

一九八一年推斷中國會走的路不再說。一九九七年國內的經濟學者非常悲觀，我卻在他們面前大聲叫好（當時樊綱在場）。四年多前我說人民幣是強幣，沒有一個人同意。三年前我說因為質量大幅提升，中國的通縮遠高於政府發表的數字，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因而大幅地低估了。前年美國進軍伊拉克，我對贊同的朋友說，如果不速戰速決，拖下去，美國的債券會很麻煩，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一九九六年我說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當時很熱，但我看不到後來的自由行與CEPA的發生）。

上述的每項推斷都簡單，用不著任何宏觀的理論模式。後者新的我不懂，而三十多年前懂得的早就忘記了。

基礎不足不成規矩

一個不容易解釋的哲理——這裡不打算解釋——是任何造詣，從事者如果沒有受過相當嚴格的基礎訓練，不可能有成就。自以為是天才的人多得很，而以為亂來就是創新的更多。我喜歡嘗試亂來，可惜不容易亂出什麼像樣的。重視基礎是原因吧。每次嘗試亂來，自覺不成章法，目不忍睹。真正的天才談何容易！

明代的天才徐渭寫書法，往往亂來。我自己好奇地嘗試，寫不到幾筆就要換宣紙了。徐渭可以，我不成。幾年前為此苦思數天，結論是他的亂筆暗藏規矩，有章法，而我的沒有。換言之，徐前輩的書法基本功比我好，要亂來我還要多下苦功。新潮書法盛行的今天，亂來者眾，細察他們的作品，不覺得有我的自知之明。書法亂來，東洋鬼子是把炎黃子孫比下去了。他們的亂來當然有劣作，但擇其佳者，基礎章法令人拜服。

以中文下筆寫文章，四十八歲才開始，不敢表演文字。但當時我在英語文章上下過二十多年功夫，對文章的結構、分段、分句、標點等達到師級水平，所以過了不久，中語文章我也夠膽亂來一下。如果有董橋的文字功力，我有信心寫得天花亂墜。

基礎嚴謹的規矩約束，學會了，就贏得一張自由奔放的會員證。在不違反規矩的大前提下，怎樣亂來也成文章。我可以寫開東，突然寫西；可以這邊罵，那邊笑；可以詳加分析，跟著一筆帶過；可以誇誇其談，但又說自己一無所知。這樣的文體算是亂來了，但成文，可讀，究其因，可不是中文了得，而是在文章的規矩上我參加過世界賽，是正選，深知帶球進攻的章法。

經濟分析也如是。作學生時經濟理論學過很多，也夠深入，但數十年來我只掌握需求定律與局限條件的變化。夠了。無論寫什麼題材，不管分析是對還是錯，數十年來我沒有寫過一句違反了這兩項規矩的文字。不懂這些規矩的人以為亂說一通，破口大罵，但我自知章法井然，穩如泰山。

今天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因為看不到後起之秀的規矩在哪裡。文章安排公式化，數學可觀，文字平平，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不到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的規矩。這樣看，不管發表的學報如何大名，文章如何漂亮，皆不成章法。

年多來大搞攝影藝術（最近封機了），不乏亂來之作。年輕的影友見到，紛紛要拜我為師。看他們的作品，基礎的人像光法完全沒有學過，昔日老生常談的構圖規矩一無所知，甚至焦點與景深的選擇也不懂得考慮。要我從何教起呢？

可能是先進科技惹來的禍。五十年代我用的照相機，沒有測光器，更談不上自動對焦。底片要自己沖洗，而在黑房親自放大，這裡要減那裡要加，皆有法門。攝室內人像，燈泡不僅昂貴，短壽的兩個小時，長壽的五個小時，而如果開燈超過十分鐘，電線會出煙。我們於是逼著要研究曝光，研究景深、對焦，拜讀世界各大家的作品與論著，到後來學成規矩。今天攝室內人像，用的是閃光燈，以發泡膠包圍人物，提升兩個光度，燈一閃，穿上婚紗的變成白雪公主，老婦變成少婦，有市場，但章法安在哉？

我不肯定，但有點懷疑，先進科技對創作的貢獻是否負多於正。

山水話神州

本性難移，凡是搞有創作性的玩意，我總要爭取精彩一點，或等待時機，希望碰到神來之著。不能說外人的讚賞無關重要，但主要是對自己有點交代。喜歡做，認為自己可以做得好一點，但卻沒有做，怎會不耿耿於懷呢？我的兒子也有類似的傾向。他研究基因的博士論文五年多才完工，屢次勸他拿了博士再作打算，但他不肯放手。他搞的是科學，不是藝術，然而，凡是創作總有點藝術味道。

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從來沒有被完成的，只是到最後被遺棄了。有點誇張，但不無道理。不清楚我對創作的追求主要是為了作品完成的感受，還是為了創作過程的辛酸。二者可能打平，加上欣賞的朋友贊幾句，就苦了自己的一生。從創作那方面看，痛苦是歡欣的代價。

重操攝影故技一年多，要封機了。這決定起於拍攝九寨與黃龍那本名為《光的藝術》的攝影集（二月出版），自覺無法超越。走下坡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不想知道。經濟學也如是。兩年前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完工時，也感到自己無法超越，於是決定還可以寫的只是經濟散文，或整理舊作，但在這門學問上不再大興土木了。

為什麼師友們不這樣做我不清楚。到了一個頂點走下坡無可避免，但他們還是繼續走下去。可能他們不知道或不認為自己是到了頂點，以為還可以上升。我自己是知道的，或起碼有這樣的感受。藝術上，走下坡的大師不少，但有例外，下坡之後再上另一坡。不多見，但出現過。考慮自己，老了，還有其它要做的，既然有不能再進的感受，不應該勉強。

創作上我有另一項怪脾性：我可以等很久——刻意地等很久——才排山倒海地孤注一擲，大賭一手。以經濟學為例，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是用心的作品，自己認為重要的，之後就再沒有用英語這樣下筆了。跟著的十多年有幾篇英語文章受到國際注意，皆應酬之作，完稿後交出去，發表在哪裡自己也記不清楚。然而，這期間我可沒有放棄經濟研究，天天調查，天天想。直到二○○○年，六十五歲，才決定不再等，一口氣寫了整整兩年，寫成了上文提到的《經濟解釋》。為了中國的青年我用中文下筆，當然不會有迅速的國際影響。這點我不重視，因為重要的作品將來會有人翻譯，不重要的用任何語言下筆也不重要。

認真的經濟學創作，我等了十七年。攝影呢？等了三十八年！其實沒打算等那麼久，只是兩件意外延長了時間。一九六五年，因為博士論文的進展不稱意，索性天天跑到園林攝影三個月，想出了一種新方法。一九六七年初在加州長堤博物館展出那三個月的作品，很熱鬧，該館的主事人邀請我為他們一年後的新博物館舉行開幕攝影個展。該年九月初我到美國東岸從早到晚拍攝了一個星期，自覺大有斬獲，殊不知到紐約唐人街吃晚飯，不到一個小時，放在汽車內的所有物品——連所有曝了光還未沖洗的膠卷——給人偷走了。這樣，我擱置了攝影二十多年。

不攝影，但老是想著怎樣再去拍攝。我想好了怎樣用彩色處理一九六五年想出來的方法，想好了怎樣改進。十多年前，從雜誌訂購了一個比較特別的鏡頭，試用後覺得稱意，也想出了一種協助一九六五的攝法的新方法。打算在六十歲退休後重操攝影故技的，殊不知該鏡頭竟然找不到。兩年多前太太把鏡頭找回來，說因為我重視，她小心收藏，過了幾年記不起放在哪裡。

二○○三年五月起我發了神經，一口氣拍攝了足夠作品出版八本攝影集。攝影容易，整理出書困難，而更困難是務求一本勝一本。以書成集的困難，是要有一個主題，最好是前後一貫，而其中變化要夠多。第一集——《流光幻影》我是滿意的，雖然擱置攝影多年，有點生手，而先進的科技要到第四集才掌握。第二集——《荷鄉掠影》——出得太快，有些作品處理不好。第三集——《武陵散記》——有進步，而第四集——《寂寞開無主》進步更多了。黃貴權與陳平等大師皆認為這第四集不容易超越，害得我為第五集——攝江南的《落花時節》——多操作幾個月。這快將出版的《落花時節》不會在《寂寞開無主》之下。

頭痛是第六集——攝徽州的《蒼煙落照》——與第七集——攝陽朔的《山一程水一程》。每集略遜於《落花時節》，而最麻煩是跟著而來的《光的藝術》——攝九寨與黃龍——高出幾個馬位。後者是天助之作，黃醫生與陳平皆認為不會再有那樣神奇的際遇了。

想了幾天補救第六與第七集，決定把這二者合併為一，加多六十四頁，放棄較弱的作品三十幀，把書名改為《山水話神州》。這是把主題更改了，描述神州大地的山水、田園與農民生活。此改也，重新組合，別有一番風味，是神來之筆。搞攝影藝術的朋友很少在中國的田園與農民的題材上打主意，因為不用汽車到處漫遊這些題材不容易遇上，而公路只是這幾年才算是及格的。

《山水話神州》是我第一本純風景攝影集。拍攝風景比拍攝花草樹木困難，因為前者場面比較大，要顧及的物體比較多。幸好中國的山水田園的幽美冠於地球，而更重要的是有苦味與有古意的場景，容易觸發一個生長於中國文化傳統的人的感情。我重複又重複地翻閱《山水話神州》的作品，覺得這些作品是描述中國的古詩人見到的。感情這回事，相隔數千年還可以傳達。可能這就是藝術的真諦吧。

還有一個小問題。訂購了《蒼煙落照》與《山一程水一程》的朋友，要怎樣回應他們才對呢？我要求出版社以同價（八十元）寄出較厚較佳的《山水話神州》，而選擇退款則唯命是從，補加一個深鞠躬。另一方面，避免價格分歧，在訂購期間，《山水話神州》一律八十。

海嘯的啟示

海嘯殺人如麻。動筆寫此文時，人死八萬多，但這數字只是失蹤數字的一個小比率，最終的死亡數字高達數十萬不足為奇矣！是大自然的現象，無從預測。潮來快如噴射客機，潮去速似狂龍縮舌，凡遇正襲，生命不堪一擊。

老外的電視說，非洲西部有一個火山島，如果爆發崩裂，海嘯會於八個小時後抵達北美，整個北美的東岸會夷為平地。該報道又說，好消息是十萬年才一次，壞消息今天大約是十萬年。更壞的消息是必會重演，問題是時日罷了。這種報道歷來誇張，但我不懷疑大自然要怎樣就怎樣，不是人類可以更改或防止的。起碼到今天，人定勝天的說法是夢話。

朋友，不要對這次海嘯的遇難者悲傷吧。從大自然的角度看，他們的生命，跟你和我的一樣，無足輕重。大自然創造了人類，也可以毀而滅之。人類學的考證記載得清楚。以地球的歷史看，差不多所有生物都是曇花一現，人類的命運應該也是這樣的吧。以侏羅紀式的時間算，人類的存在可能只是一瞬間，還可以存在多久只有天曉得。

塵歸塵，土歸土——既然來自塵土，我們總要回到塵土那裡去。這樣說，很有點宗教味道，而我認為不少宗教是從這哲理演變出來的。人類的時間是侏羅紀式的時間，什么時候終結沒有人知道，可能是一百萬年後，也可能是明天。我們個人的時間，以地球歷史算，短得無法量度。

朋友，大自然說我們的生命微不足道，隨時可以像螞蟻般受到毀滅，而從大自然看，個人的長壽其實短得無法量度，我們要怎樣處理自己的生命才對呢？邏輯說，沒有知識的生命會選擇打家劫舍，或弱肉強食，享受一天算一天。有知識的生命會選擇工作產出，談情說愛，養兒育女，而又因為我們的腦子是萬物之靈，爭取知識，搞點創作，希望自己的思想或感情的表達可以傳世，雖然從地球的時間看怎樣傳世也是很短暫的。

是二十一世紀了，人類的知識與文化發展了起碼五千年。但我們今天怎樣選擇自己的生命路向呢？打家劫舍的比率下降了，弱肉強食在文明的招牌下，換了一隻羊頭。是有知識的工作與說愛的生命嗎？可能你和我自以為是，但應該不是大多數。

是對人類很大的諷刺。打開報章看，一些人說為了伸張正義要阻止某公司上市，另一些說為了窮人、勞工與教師，要爭取福利；一些說為了民生要加速政改，另一些說投票會解決一切；一些說為了宗教信仰要以自殺搞恐怖，另一些說要領導世界……全部是為人不為己。就算我不懷疑他們的意圖，但從大自然的角度看，這些言論與行為皆不合乎短暫生命的理智選擇。經濟學的邏輯可以解釋，大自然的邏輯看來解釋不了。

難道上蒼有知，認為人類不理智，要來一次海嘯殺他一個數十萬？難道大自然認為什么原子核彈是那樣小兒科，略動半個小指頭來表演一下？難道高得不可思議的連計算機也可以想得出來的人類的腦子，在更不可思議的宇宙中，其實是愚蠢得不可思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