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問題的三個淺見

關於人民幣與貨幣制度的話題，我花了長時日，用心兼用腦。不是深問題，而是自己的想法太淺，不相信，要翻來覆去找錯處。總結起來有三點，奇怪傳統的分析不那樣看。

第一點是貨幣的基本用途是減低交易費用，不是調控經濟的工具。貨幣制度出現了問題，要用貨幣政策調控，是迫不得已。然而，貨幣政策用將起來，往往伸展到經濟的其它事項去。這是左右了貨幣的基本用途，往往弄巧反拙。淺見說，貨幣政策應該限於穩定貨幣的價值，提升減低交易費用的功能，其它不要管。失業、不景、財赤、戰爭等，要用貨幣政策之外的其它方法處理，與央行無干。同時兼顧經濟的其它事項，不容易穩定幣值。

第二點，fiat money是指沒有本位的貨幣。有本位是說持鈔的人可以到銀行或銀行可以到政府按鈔值取金、取銀、取物品、或取外幣，指定的，又或者貨幣的本身是金或銀。有本位的貨幣當然有固定的錨。淺見說，沒有本位的fiat money也可以有固定的錨，只要貨幣政策限於穩定幣值，守錨容易，而沒有固定的錨幣值不容易穩定。

第三，淺見說，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上偏高或偏低是不對稱的。偏高有壓力的困擾，要有外匯儲備救急，但偏低則半點壓力也沒有。後者，多印銀紙易過借火，而收回來的外匯有多種處理辦法。兩年多來我老是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說人民幣偏低，壓力大，匯率不調高早晚守不住。一年前跟阿康鬥氣，他堅持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守不住，我要說把收回來的外匯燒掉他才認輸！那是什麼智商了？價格理論說，供求決定價格，價格被管制在市價之上或之下都有壓力，不到均衡點守不住，或要引進其它分配物品的準則。我同意，但認為幣值的偏高或偏低是另一回事，壓力不對稱，因為收取外匯容易，付出外匯可以有不足的困難。淺得小孩子也明白，不知是個人獨醉，還是眾人皆醉我獨醒。

今天關於人民幣的話題，重要是上述的第二點。從金本位說起吧。這制度是以黃金作為一個固定的錨，困難是黃金可能不足夠，或產出太多，或大量外流，或金價暴升暴跌，導致一個國家的幣值不穩定，是以為難。但一國之內，真的需要有黃金存在嗎？為什麼一個國家不可以指明幣值是以國際金價為依歸，一千元可以購買多少金，作為一個固定的錨，政府或銀行不提供金，只擔保幣值可以在市場買到一個金量，貴客自理？淺見說，當然可以，但政府要調控貨幣量來維護金錨，短暫調控不夠快要有外匯儲備支持，而政府不能手癢，把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其它事項。只為堅守自己沒有黃金的貨幣金錨，單是調控幣量可以辦到，因為任何國家都有可以產出的人力支持。

撇開沙石，以調整幣量而堅守一個價就是朱鎔基時代的中國貨幣制度。守美元，美元就是人民幣的固定之錨。重要是此錨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貴客自理，政府只靠調控幣量與一些短暫可能需要的外匯儲備來擔保貴客可以在市場上以人民幣買到指定的美元（管制這交易是沙石）。價格是一個指數，可以在市場成交就是我說的tradable index了。採用「指數」一詞，因為在市場成交的可以是一籃子貨幣，或一籃子物品，或一些什麼組合，組合之內各有各的價，整組所值以指數計算稱呼最適當。

三年前寫《貨幣戰略論》，我指出，要安全地守錨，外匯儲備不足，國家的幣值要略為偏低，而如果政府手癢，要用貨幣政策管到幣值之外的經濟事項，幣值偏低要加大。說自己想了長時日，有「古」文為證。

下期再談。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四：人民幣再考慮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六：以外幣為錨永遠是次選

人民幣再考慮

認為人民幣不要升值的經濟學者不僅蒙代爾和區區在下，還有G. Becker、R. McKinnon、E. Prescott、C. Goodhart等，都是重量級人馬。舉出的理由有日本的不幸經驗，有說中國還沒有發展到可以採用歐美的貨幣制度，有說美國的貿赤與中國無干，但基本上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既然那樣有看頭，可以不動就不要動。蒙代爾說：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這是相當一致的看法。

這些日子我跟蹤著中國的農民生活與接單工廠的情況。後者是勞苦大眾的米飯班主，利潤微，訂單容易被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區搶了去，不需要提到龐大的印度了。更重要是近兩年來，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與低技工人的工資上升得非常快。通脹率低，勞苦大眾的實質生活改進了不起，其速度可能是數千年一見的。……先生足以仰天大笑矣。

縱觀大勢，前思後想，幾天前我建議在廣東設廠接單的朋友，放膽提升低下的工資，產品加價，轉向改進產品質量那邊走，訂單流失也就算了。接單工業看來是走進了一個不加價不能生存的境界，餘下來的留單方法是改進質量。這含意著中國的工業發展轉到要讓其它廉價勞力地區製造質量較低的產品。這轉變早晚會出現，來得那麼快是可喜的。在這個重要關頭提升人民幣值，是不智中的不智。

回頭說貨幣制度，一些朋友要知道歷來主張匯率浮動的佛利民，今天對人民幣怎樣看？佛老沒有跟進中國的貨幣制度，但認識此公四十年，常有研討，多多少少知道他的想法。

佛老不反對貨幣有一個固定的錨，但認為脫離了本位制後，今天的世界不容易找到可用而又固定的，尤其是大國。於是，fiat money要適當地調控幣量，讓匯率浮動。佛老清楚香港的鈔票以美元為本位，是一個固定的錨，兌美元的匯率基本上是不浮動的。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參與考慮香港選取鈔票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時，請教過佛老，他贊同。他當時認為中國太大，不能採用這制度。

今天怎樣看呢？原則上，今天中國可以採用鈔票局制度。數據說，中國目前的人民幣發鈔量大約二點二萬億，而外匯儲備達八千多億美元，價值大約是人民幣鈔票量的三倍。最壞可能的打算，從外匯儲備中撥開二千七百五十億美元（或值二點二萬億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組合）搞鈔票局，足夠，雖然實際上最壞的情況用不著那麼多。這撥出來作為鈔票局專用的外匯儲備可以投資生息，沒有浪費。

還有兩個問題。其一是如果中國走鈔票局，不宜單用美元作為人民幣鈔票的本位。單用美元，利息率要跟著美國走，而長遠一點看通脹或通縮也會受到美國的影響，不智。但鈔票局可用一籃子外幣作為鈔票的本位，當年香港慎重地考慮過，認為可行，只是財政司彭勵治偷懶，怕麻煩。以一籃子外幣走鈔票局，籃子內的外幣組合比率要公佈得一清二楚。

其二，我曾經詳盡地解釋過（這裡不再說），原則上，在鈔票局制度下，貨幣量的變動要由市場與銀行機制自動調整，政府不應該左右。這是說，搞鈔票局，政府手癢很麻煩。另一方面，深入一點看，搞任何貨幣制度，政府手癢必定麻煩，只是有不同方面與不同程度的麻煩而已。

頭痛、頭痛，但外匯儲備那麼多，經濟增長得那麼快，很多國家都希望有中國的頭痛症。錢多選擇多，中國不需要考慮鈔票局。下期再談。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三：不要選增加央行權力的貨幣制度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五：貨幣問題的三個淺見

銀幣真贗說

本性難移，凡是遇到有趣而又難明的經濟現象，我必試行解釋，彷彿上了鴉片煙癮，願意付出高代價。

要研究中國古老的貨幣制度有三十多年了。朝代複雜，演變繁多，一九七一年讀過一本中國貨幣史，亂七八糟，不知是作者差勁還是歷史就是這樣，於是不敢問津。一九七六年，一位加州大學的朋友說要研究中國古時的貨幣制度，因為聽說中國曾經出現過自由銀行制，求教於我。我不懂，只知道中國的貨幣歷史複雜無比，無可奉告。

對自由銀行制有興趣的學者不少。海耶克屢次建議自由銀行是最可取的貨幣制度。但海大師思想多多，實證工作少少，後者近於零。既然大師建議，後學的當然要研究一下。要找實例入手，就想到舊中國那邊去。自由銀行制是說任何人，不用政府批准可以設立銀行，供應貨幣，正當的爭取聲譽而圖利，走偏門的但求短暫欺騙。中國在明清時代的無數銀號、錢莊等就是自由銀行的例子，與政府發行的貨幣並駕齊驅也。

我要從清代的銀幣入手調查有好些日子了。十年前，在香港的地攤選購了數百枚清代的銀幣，一位自稱是專家的說全部假，贗品也。八年前，在揚州的一個大地攤上見到不少清末民初的紙幣，包括一些錢莊發行的錢券，認為大部分是真，於是盡花身上帶著的數萬元，差不多全部買下來。回家後研究了幾個晚上，花多眼亂，只發表過一篇文章，過癮的，但沒有理論可言。

最近豪情頓發，在國內購買了不少從清初到民初的銀幣，價格每枚二元到百元不等，是真是假當然格外留神。不是那麼容易。首先是二元的可能是真，百元的可能是假。拿著十多枚真真假假的到處考問出售的人，竟然沒有一個考合格！這怪現象我終於找到答案：不少銀幣是真銀假幣！用真銀仿製的是真銀假幣，對收藏者來說是贗品，不可取也，但真銀值錢，昔日在市場持久流通可以理解。

怎樣鑒別是真銀製造還是非銀金屬鍍上銀色呢？我不是專家，但認為鑒別不太難。首先是多番考慮，鋁太輕，錫或鉛太軟，皆容易鑒別；鎳過硬而價高，也不易鑄幣，而五十年代時鎳幣大都被廠家收購作為電鍍用途了。餘下來以非銀鍍銀仿製得幾可亂真的只有鐵與銅。鐵可用磁石一試而知——試過不少是鐵造鍍銀的。最頭痛是銅。但以銅鍍銀，銀面很薄，細看舊幣的表面花痕不難看出銅色，再不成就磨掉少許可見銅。（磨而見鐵很像銀，以磁試之萬無一失。）其次是真銀必定帶黑色，所謂銀黑是也。就是以洗銀的藥物擦得光亮，總有點「黑」的感受。

我怎知道有真銀假幣的存在呢？首先是一位女人提點。她是賣古物的，我見她在讀考古書籍，店裡有銀幣出售，於是向她求教怎樣鑒別銀幣的真真假假。她吞吞吐吐的說了一陣，突然說：有真銀假幣這回事。一言驚醒夢中人，因為我見過不少擺明是贗品，但銀怎樣看也是真的。

我怎知道是「假」幣呢？找到幾枚應該是真銀的，幣的一面說菲律賓，另一面說美國一九○三年。好些銀幣一面英文說雲南省，另一面中文說湖北或江南或黑龍江等。類似的說不通的用真銀製造的屢見不鮮。

中國用銀本位制起碼有幾百年是可以肯定的。我找到的銀錠，庫房的，最早說明是康熙——更早的銀錠可能存在。另一方面，在揚州購得的清代錢莊錢券，很多說明憑券取銀。

中國早就有銀錠，但銀幣的鑄造是一八八九年（光緒）才開始，很遲。光緒之前中國流通的銀幣，全部進口，始於明代，清代進口量大，極盛於乾隆。絲與茶的出口引進不少銀幣，但乾隆之後鴉片進口急升，跟著銀幣外流，鴉片戰爭之後變本加厲，導致十多年後的太平天國之亂。

清代大量進口銀幣，百鳥歸巢，起碼數十種，其中最常見的是日本明治，英國，西班牙，墨西哥，美國，也有香港的。

看官須知，神州大地當年沒有電鍍技術，而「先進」如香港，電鍍行業只是八十年前由我的父親張文來搞起來的。不懂得電鍍銀面，贗造銀幣只能以真銀從事。既然一樣是銀，為什麼還要贗造呢？有幾方面。一方面是進口的真銀真幣造得較為精緻，但這些進口的成本較高。另一方面，我把多枚看似一樣的真銀真幣與真銀假幣以電子儀器量度，規律是後者較輕大約三公克。那是意圖欺騙百分之十三左右。然而，當年的銀幣很值錢（市面一般用銅錢），欺騙談何容易。於是，真銀真幣與真銀假幣一起流通，正如二十年前人民幣與外匯券在國內一起流通，面值一樣，價值不同，懂得議價的用外匯券，購物有較大折頭，不懂的就中了價格分歧之計。真銀假幣是劣幣，真銀真幣是良幣，二者一起流通，劣幣沒有把良幣逐出市場，證明那大名鼎鼎的葛森定律（Gresham』s Law）是錯了的。早就分析過這定律蠢得可憐，這裡只是多補一項證據。

真銀假幣的存在（我認為曾經相當盛行）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是進口的銀幣不夠用，而光緒起的政府自鑄也不夠用。真銀假幣於是有真實的需求。中國有銀礦，不多，但中國早與西班牙貿易，而後者佔領盛產銀礦的墨西哥，中國大可進口而以真銀贗制。

本文分析的只是初步探討。刻意地不參考書籍，要先無師自通地過癮一下才找書籍比較。想錯了沒有什麼大不了，而回報可能是前所未聞的新觀點。困難是時間與金錢的投資相當高。

朋友，不要說我不知道眾所周知的聽聲辨銀的方法。以一根手指托著銀幣而用另一幣敲之，或以兩個指甲執著銀幣的中央而用口大力吹之，試過無數次，銀的與銅的分別聽不出來。自己的耳朵有毛病，請耳朵好的朋友屢試，也聽不出來。朋友，算你有莫扎特的耳朵，敢賭一手嗎？

不要選增加央行權力的貨幣制度

縱觀近日人民幣的走勢，加上去年十二月央行改變了「中間價」的計算方法，央行顯然是有計劃地要脫離朱鎔基時代的貨幣制度，以美國的沒有固定錨的制度代之。去年七月公佈轉用一籃子外幣為錨之說，已成泡影。說中國的經濟亮了紅燈，再不用加上問號了。

見形勢不對，我在二月九日寫好了《從格老政績看美國的貨幣制度》，二月十四日發表，打算以之起筆寫幾篇解釋為什麼央行是走錯了路向的文章。殊不知老友蒙代爾也看出央行要改變貨幣制度，二月十三日於北京大聲疾呼，說會有「災難性後果」。英雄所見略同，一別三十七年，蒙兄的寶刀竟然未老。

看來是回應蒙代爾，二月十五日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發言，說人民幣快速上升是市場壓力所致。吳女士顯然不明白朱老時代的貨幣制度，也證實今天央行再不用該制度了。不小看吳副行長，我自己也曾經理解錯了，批評過朱老。只是一九九七年得到一個提點，跟著靈機一觸，想了幾年，愈想愈佩服，於是公開認錯。

朱老時代的制度是把人民幣下了一個固定的錨，另文解釋，我把此錨一般化，闡釋為一個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指數（a tradable index），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有了這樣的錨，所有其它價格，貨幣量，以及與此錨分離的匯率，都要環繞著這個錨浮動或調整。錨的本身可以人為移動，但不會受到任何市場壓力的左右。

我們可以容易地為朱老時代的貨幣制度辯護，說這制度不僅勝於美國的，更可能是歷史上最好的貨幣制度。讓我傲稱之為「中國制」。事實勝於雄辯。沒有任何學者不認為貨幣制度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而事實說，在這制度下的十多年，中國經濟的穩定與迅速發展，史無前例，是個奇跡。只這一點，我們充其量只可以考慮換錨，但無端端地改變下錨之法（改變貨幣制度）是不智的。事實上，十多年的經驗足以證明中國制行得通，守得住。我們聽到的外來壓力都是政治的，那些代表著壓力團體而不是代表消費者的言論，要求中國貨起價！作為泱泱大國，北京大可忙顧左右而言他。

現在的嚴重問題，是轉走歐美的沒有一個固定的錨的貨幣制度，適當地調控貨幣量與利息率的困難早晚會出現，跟著就是手癢起來，以複雜的貨幣政策調控經濟，引起各種對經濟有害無益的波動，忘記貨幣的基本用途是減低交易費用，讓經濟穩定發展。到了某一天，國務院也會手癢起來，以貨幣政策協助財政的需要。這樣，央行獨立的呼聲就會出現了。

歷史與邏輯皆說，凡是貨幣下了一個固定的錨，不管是昔日的本位制還是今天香港的鈔票局制，都沒有什麼貨幣政策可言，管理的職責是守錨與監管銀行運作，經濟的其它方面是守錨者的權力範圍之外。最近謝世的前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說，六十年代香港施行鈔票局時，守錨工作他每星期只需用大約兩個小時。

反觀美國的貨幣制度，差不多所有經濟問題都牽涉到聯邦儲備局，權力範圍因而大增，而精明如格林斯潘，利息率輪上輪落的政績大有問題。我沒有理由懷疑周小川先生的本領，但就算他比格老高明十倍，在他之後北京要到哪裡找另一個天才呢？歷史說，大幅地增加了一個體系的權力，不容易收回來。貨幣歸貨幣，經濟歸經濟，歐美出現了混淆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可以有中國制。下期再談吧。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二：幣量理論知易行難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四：人民幣再考慮

幣量理論知易行難

說過多次，貨幣不可以沒有錨，而下錨之法就是貨幣制度。解釋幣量變動的效應是幣量理論。基礎上，理論不湛深，但變化複雜，而理論與實踐之間可以有非常頭痛的大差距——行之不易也。

說貨幣下了一個固定的錨不是說匯率不浮動——只是與錨固定不變——更不是說有外匯管制。這些我解釋過了。可惜有些讀者老是不明白，以為主張有一個固定的錨是主張固定匯率，甚或贊同外匯管制。

在昔日的金本位或銀本位制度下，錨是固定的，如果所有國家都採用同樣的本位，國與國之間的匯率當然不變，但外匯管制卻談不上。不同國家採用不同本位，或一些用本位一些不用，匯率會浮動。香港今天採用的聯繫匯率，也是本位制：港鈔以美元為本位，歷來被稱為「鈔票局」制度——港鈔與美元的匯率掛鉤，其它皆浮動。

這裡要談的是美國（與歐洲）目前採用的制度。脫離了本位制，美國的貨幣有錨，但不固定：通脹率、失業率、產出率等是美國貨幣要維護之錨，有關的變量太多，難以固定，但不能說這些錨不存在。

數十年來，以佛利民為首的貨幣大爭議，是關於在沒有本位的fiat money制度下，怎樣才可以把物價與經濟增長穩定下來。基本上，佛老從費沙演變出來的幣量理論沒有錯，而他對幣量歷史研究的深入前無古人。他提出，因為貨幣的轉動速度有穩定性，通脹永遠是幣量過多的結果。於是建議：幣量的增長率要在國民收入增長率加百分之二至五之間。佛老認為通脹率百分之二至五有利。這裡我要補充。在有嚴重的最低工資管制下，不高的通脹有助，但中國是另一回事（中國在九十年代後期起有好幾年嚴重的通縮，但失業率不升）。

調控幣量是佛老的黃金定律。理論對，但實踐難。首先是貨幣要怎樣算才對（香港的中學生也知道有M1、M2、M3之分）。其次是幣量的變動往往要久達十多個月才見到效應。跟著是電訊的發達與國際需求美元的影響。七十年代後期我指出，電訊的發達把匯款時間從數天減至數秒，對貨幣的轉動與國際化會有重要的影響，但找不到幾個注意的人。

佛利民歷來反對以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通脹及經濟不景。他主張控制幣量的穩定緩增，讓市場決定利率。然而，遠在六十年代初期，幣量怎樣算與調控得準確的困難，不少人知道。一九六五年，我的一位師兄A. Meltzer回到母校UCLA作研究報告，說只要調控遠為容易處理的銀根（monetary base），幣量會適當地自動調整。那是一篇重要文章，後來成為歐美貨幣政策的一個中流砥柱。

三十年後——一九九五——這位師兄訪港，跟我到雅谷進午餐，談起幣量理論，他有困擾，說美元的幣量上升年率近百分之二十，但毫無通脹加速的跡象。他的解釋是當時美元強勁。其後我想，這就是了，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多國重視以美元作儲備；同時，不少外人喜歡持美元保值，而到中國投資的通常以美元交收。這樣，美元幣量急升是不一定會導致通脹的。大約兩年前，佛利民對自己堅持了數十年的貨幣政策公開地表示有懷疑。

格林斯潘十五年前起就採取以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通脹或不景。他懂得掌握很多方面的數據，也深明銀根之道。調控得相當精確，但不幸的是，利率的輪上輪落使經濟整體付出大代價。

貨幣沒有固定的錨，適當地調控幣量不易，不是可取的貨幣制度。這幾年我這樣想，蒙代爾早就這樣想，但我反對中國走歐元（亞元）的路。下期再談。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一：從格老政績看美國的貨幣制度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三：不要選增加央行權力的貨幣制度

帝皇書法論

新春大吉，一位同學送我一套書法影碟，共四張，分八部，名為《千年書法》，據說只可以在網上買到。是用心炮製的，歷史說得中肯，有教育性，物有所值也。但我不同意這套影碟對書法藝術的好些評論，想到皇帝對藝術的影響中國與歐洲有雷同之處。

該影碟在六個朝代選出六個書法家作為示範。晉選王羲之，唐選顏真卿，宋選蘇軾，元選趙孟俯，明選董其昌，清選劉墉。此外唐代的張旭、明代的黃道周與傅山有少許篇幅，但米芾、黃庭堅等只提過一次名字，楊凝式、懷素、倪元璐、王鐸等大師則完全沒有提及。讓我從該影碟選出的六位主要書法家說說吧。

（一）晉代選王羲之為代表我沒有異議。右軍的書法真跡今天絕無僅有，但從摹本與拓本所見，頂級大師無疑問。然而，羲之得享大名，深遠地影響了中國的書法千多年，主要是唐太宗對他的書法神魂顛倒，下令全國搜集。是書法之幸，這個要求《蘭亭集序》跟他陪葬的唐太宗，自己是個非常了不起的書法家，整個唐代可能無出其右。他懂得鑒賞。如果唐太宗是書法的門外漢，或像清代的乾隆，選錯了對象，中國的書法藝術發展可能不堪設想。

該影碟輕視獻之我是不同意的。狂草起自獻之，不是碟中說的張旭。獻之可能是人類第一個搞抽像藝術的人，而從純藝術的角度看，對中國藝術的影響獻之看來比羲之重要。當時兒子認為自己的書法勝父親，外人不同意，兒子說：「時人那得知？」可圈可點。後來米芾認為獻之勝，有見地，但他又說：「回視二王，頓有塵意！」不是高傲之辭，愈想愈對。是的，北宋米芾的書法千變萬化、一塵不染，比晉代有了長進。只是我們不能忘記，米家書法出自羲獻。

（二）唐代選顏真卿，我同意。不同意是該影碟高舉魯公的楷書藝術。說什麼骨肉，論什麼飽滿，抽像兼老土。我同意米芾說的：「魯公行書可教，真便入俗品！」「真」者，「楷」也。有膽說出來，米芾真可愛。是的，顏真卿的行書絕對頂級，草書也好，但楷書同字同樣，沒有變化，也把每個字分開來寫，今天的計算機可以一字不異地再寫出來。

魯公是唐代高官，行軍打仗，對平復安史之亂有功績，而最後死得忠烈，令人感動。雖然皇帝重視他的書法有助聲名，但單憑他的行書而被選為唐代的書法代表人，張旭與懷素不可不服氣。

（三）宋代選我歷來拜服的蘇東坡，我就不同意了。蘇子的《黃州寒食帖》寫得實在好，而當時把他貶來貶去的「皇上」重視他的書法，臨摹者甚眾。可是，從書法藝術本身看，我認為宋四家中蘇子寫不過與他同期的黃庭堅，更寫不過米芾。南宋詞人朱敦儒與陸游的書法好得不得了。宋代的書法藝術天才輩出，能獲排名已經了不起，漏網之魚數之不盡，李清照可能是其中一尾，可惜我只讀到她書法了得，沒有見過她的字。宋代應該選米芾，他的書法洋洋大觀，震撼後世，而書法的理念他說得簡潔、具體、有深度——見解之高書法歷史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可能因為官職小、品性怪，米芾被輕待了。

（四）元代選趙孟俯很難說對不對。他是投降於元世祖忽必烈的一品高官，又因為是宋代趙姓皇帝的後人，此降也，使他終生遺憾。孟俯的書法寫得熟，但略嫌媚俗，而更重要是氣勢不足。從書法的天賦看，我認為孟俯比不上與他同期但不幸早逝的鮮於樞。論書法藝術功力，元代我首選楊維楨，但他沒有趙孟俯那樣全面。

（五）明代選董其昌我同意。官位高達禮部尚書，這個人不愛官職，絕對是藝術天才，可惜後期恃富凌人，闖了禍。董氏的書法很全面，而從他臨摹懷素《自序帖》的小部分與其它作品看，他少寫的狂草不在懷素之下。其昌留傳下來的書法多，代筆也多，有些太隨便，參差不齊。除了碟中提到的黃道周與傅山，明代書法不可以不提到倪元璐、徐渭，還有張瑞圖、祝枝山等人。

（六）清代選劉墉我絕不同意。看官須知，明末清初的王鐸因為投降滿清而被算為清代的人，也因為迎接清兵入關而被看為千古罪人。覺斯的書法不僅非常全面，不僅是米芾之後的天下第一把手，而又因為當時紙大筆好墨妙，遺留下來的真跡多，作為可以掛在牆上的書法藝術，王鐸的成就是空前絕後的。這個天才發明了用墨的多種變化，發明了十多個字一筆過的寫法，發明了墨不寫到盡不再蘸墨，而他對整幅巨作的構圖處理了不起。

相比之下，劉墉差得太遠太遠了。他是高官，有濃墨宰相之稱，品味庸俗的乾隆皇帝看中了他的書法，使他得享大名。劉墉的書法不差，有味道，但他最擅長的行書是每個字分開來寫，毫無上下左右的呼應，犯了行書藝術的大忌，老實說，掛不起來。一方面是乾隆皇帝重視，另一方面是包世臣寫了洋洋數卷論書法，其言論重視劉墉，也得到後人康有為的支持。但包世臣自己的書法一無是處，論書法不知所謂。是碑體興起的時候，乾隆當道，中國的書法一蹶不振有其因。

乾隆與法皇路易十四很相似。二者都是好皇帝，重視藝術，但俗不可耐。跟乾隆一樣，路易十四喜歡華麗的作品，個性強，在他指導下的洛可可藝術精巧絕倫，但沒有情感，花多眼亂，一望而知；正如我們今天看乾隆時代的瓷器，工精苛求，是真是仿皆一望而知是乾隆風格，真的值錢，但感情安在哉？

有大作為的藝術發展，是不應該由一個皇帝或一小撮貴族決定的。我們的唐代有個唐太宗，宋代有個宋徽宗。這兩個皇帝的藝術品味高，左右了藝術的發展或可批評，但有貢獻。歷史上這樣的皇帝不多見。歐洲的巴洛克與印象派藝術得以發揚光大，主要是靠市場的私人收藏家出錢買起來。市場的判斷是眾望所歸，錯的機會存在，但比皇帝的判斷可靠得多了。

論中國的書法藝術，不重視甚至沒有提到北宋的米芾與清初的王鐸，等於論歐洲的古典音樂忽略了莫扎特與貝多芬。這是同學送給我的那套本來是很好的《千年書法》的影碟的大漏。看著看著，想著想著，不禁悲從中來。這是因為東洋鬼子不管什麼千古罪人，重視王鐸，稱他為「神筆鐸」而拜他為師，其次是拜倪元璐為師。今天，東洋鬼子的書法把炎黃子孫的比下去。書法是我們發明的專有重要藝術，怎可以一下子讓人家跑在前頭呢？

從格老政績看美國的貨幣制度

作了十八年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席，格林斯潘退休了。他是經濟學界認為最卓越的主席，歷來對該職位沒有好評的佛利民，也給格老打上高分數。三十五年前起在美國的經濟事務上任要職，格老政績斐然。這些年他頻頻獲榮譽獎項，沒有誰有異議。

格老在國會的應對令我拜服，而從他的言論中我們知道他對經濟資料的掌握詳盡而全面。學者風度明顯，但在政壇上能像格老那樣來去自如的學者我沒有見過。雖然不同意他對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我絕不懷疑格老對中國滿是善意的。他對向中國開放貿易的立場堅定不移，炎黃子孫要感謝他。

寫這篇文章是要對美國的貨幣制度提出質疑，為恐在格老榮休之際提出受到誤會，讓我先站起來，把帽子脫下，向格老致意，順祝他老人家身體健康，更希望他能繼續多到神州大地舒暢一下。

我的出發點是格老退休前的最後一次聯邦儲備委員會議，基金利率提升了四分之一個百分點。那是一連第十四次提升。格老任內，我找到的資料如下。一九九○年七月至一九九二年九月，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連續調降了十八次，三次調降半個百分點，其它調降四分之一個。一九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九五年二月，該利率連續調升了七次，三次四分之一點，三次半點，一次四分之三點。一九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九六年一月，連續調降了三次，皆四分之一點。一九九七年三月調升了一次，四分之一點。一九九八年連續調降了三次，皆四分之一點。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二○○○年五月連續調升了六次，一次半點，其它皆四分之一點。二○○一年一月至二○○三年六月連續調降了十三次，九次半點，四次四分之一點。最後是二○○四年六月到最近，連續調升了十四次，皆四分之一點。

看官需知，利息是一個價——買時間之價——對經濟整體而言是最重要的價格。雖然聯邦基金利率不是市場利率，但有肯定的引導作用。十五年內，在最精明的格老主理下，這利率一輪落一輪上，輪了八次之多。理論與經驗說，不是因為實質的供求關係而引起的價格變動，對社會經濟有害無益，何況重要如利息率。多年前我看過一幅金本位制度下的利息率變動圖表，百多年徘徊於年息率一厘至二厘之間，變幅甚微。

還是回到費沙提出的利息理論說起吧。費沙認為，利息率的變動只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消費者的意欲有所變動——等待消費的耐心有了轉變；其二是投資的回報率有所變動。這二者顯然與格老任內的八輪上落無關（尤其是伊拉克之戰後我們看不到美國的消費者變得急於花錢或投資回報率上升了）。

另一方面，費沙的利息理論有三個不言自明的假設。其一是沒有通脹或通縮（他的理論是沒有貨幣的）；其二是沒有風險；其三是沒有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變動主要是導致市場利率的差距變動，與格老的基金利率無干。風險的變動也不可能解釋基金利率的輪落輪上。餘下來可以解釋這利率的輪落輪上，是通縮或通脹的預期。

然而，格老任內，美國的物價相當平穩，通脹率徘徊於二至三厘之間。這是因為格老精明，對經濟數據的掌握通透，於是未雨綢繆，見可能出現不可以接受的通脹而調升基金利率，見失業率或產出指數不利而調低。歷史上沒有誰可以把利率的調整來調控通脹或通縮有格老的能耐。問題是利率的輪落輪上對經濟整體有殺傷力——有大代價也。

非戰之罪，是貨幣制度出現了問題。下期再談吧。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二：幣量理論知易行難

巧遇奇石記

我是收藏印章石的，有二十多年的經驗了。十年來少收，但見到印章石必定好奇地看一下。

那天在路旁見一舊石章，花痕纍纍，但完整，沒有無可挽救的破壞。表面滿是污跡，但石質軟，指甲不入，有好石的第一個條件。污跡蓋著的可見通透，是凍石，也依稀可見是深黃，石以黃為貴也。正在懷疑，出售的婦人說：「先生，快過新年了，出個價吧。」「二十元怎樣？」她同意了。

拿石章回家後，用我懂得的方法清洗整理，面目露了出來。是方章，溫潤，高七點五公分，寬二公分。肯定不是巴林，不是昌化，不是青田，餘下來的只可能是壽山。但除了田黃，壽山很少見到類似的石。是田黃嗎？不可能吧。有一絲格紋——無格不成田——不否決是田黃。石內很多蘿蔔絲紋，但不太像田黃那種。有靈氣。看了一整晚，不能排除是田黃。大事翻新可能定案，但恐怕會把石上的字磨得不清楚了。

石章底刻上「一目瞭然」四個字，工不精：「目」字看來過大，把「然」字推得不夠位置。章身的兩面刻著四行字，補上標點讀如下：「江平風盡生，鏡面渺千里。丁卯三月八日，張大千自刻。」書法古樸，好的，不像常見的大千先生的字，但我知道他年輕時寫過多種字體，石章所見與他早期的相似。那兩句詩甚具大千風格：拙中帶雅，似通非通，不懂亦懂。「自刻」的那個「自」字，可能指是自己的詩句，也可能早年少刻章，這次自刻作自用。

張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三）是舉足輕重的大畫家。丁卯是一九二七年，他二十八歲，時間對，過了鑒證的第一關。該年他在國內，四出漫遊名山大川，遠在旅居巴西之前，過了第二關。他二十歲左右出家百日，法名大千，還俗後不改，過了第三關。這些不能證實該石章是大千居士所作，只是沒有否決。如果真是大千的，價值不小（再如果是田黃不得了）。刀刻的字體不容易推翻或證實。

可不可能某君子剛好有「張大千」之名，刻章自娛，於是機緣巧合呢？機會很小。那兩句詩是大千風格，不容易那麼巧合雷同。另一方面，「一目瞭然」這四個字一般刻閒章的不會用，但大千先生什麼都可以想出來。

可不可能某好事之徒借用大千的詩句與名字，而贗作此章呢？機會也不高，因為這種仿製遊戲通常會選石質較差的從事。

可不可能此石章是今天的複製贗品，加上污跡，騙倒我這位大教授呢？不可能。陳舊如斯，害得我費時清洗，不易辦到，而更重要的證據是溫潤、通透而又沒有破裂的如該石章，石的本身之價起碼比我付出的高五十倍。

新年除夕，我跑回該路旁找那婦人，要給她二百元過新年，但找她不到，耿耿於懷也。

在路旁向小販購物，中計的機會當然不小，但那是很有趣的賭眼光遊戲。當然要懂得討價還價，但基本上你要對雜物知得博而深。為了研究價格的釐定與分歧，我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比一般工作無定的小販知得多了。要花的時間不少，賺錢免問，但偶有驚喜，把自己認為是買中了的送給親友，有點意思吧。問題是好些親友不識時務，要知道我購來何價。騙之不對，說實話又恐怕他們不珍惜，是以為難。

（按：此文寫好後把石章給一位朋友看，他認為是田黃——我有懷疑。考查所得，大千先生用過好幾方「一目瞭然」的印章，早期的印章多請外人代刻，後來自己是治印高手。）

莫扎特二百五十年

一九九一是莫扎特謝世二百週年，舉世紀念，演奏會頻頻，電台不斷地播出他的音樂。今年是莫扎特誕生二百五十週年，舉世的紀念又來了。一生一死，五十年一次，一個世紀有四次之多，而莫扎特是二百多年前的人，歷史上沒有一個偉人有這樣的能耐。政治家不能，科學家不能，藝術家也不能，其它音樂家沒有一個可以相比，而莫扎特只活到三十五歲。以舉世紀念作為量度偉大的準則，莫氏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朋友，你有沒有這樣想過呢？當然，以這準則量度偉大可以商榷，但我應該是第一個發現莫扎特是歷史上被舉世紀念次數最多的人，給我一點分數吧。

　　蘇子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稼軒說：「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楊慎說：「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孫髯翁說：「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朋友，這些文學大師提出的千古不易的哲理，都被莫扎特一個人推翻了。

　　英國一位邏輯大師曾經說，莫扎特是上帝之子。上帝無疑幫助了莫扎特。首先是音樂這回事，與其它造詣有別。樂曲寫下來，頂級的永遠存世，撕之不破，錘之不爛。音樂不像文學名著，有興趣的可能要到圖書館去找；不像藝術畫作，欣賞真跡要到博物館去。你坐在車上，打開收音機，音樂悠然播出來。是的，在音響科技發達的今天，音樂家鴻運當頭，而莫扎特的聲譽與日俱增，音響的發達，盜版頻頻，聽得方便等，有大助焉。一百年前紀念莫扎特不及今天來得隆重，而今天一個世紀四次的舉世紀念，多半會永遠地繼續下去。這樣看，莫扎特的紀念紀錄永不可破，於是獨自地偉大到無盡期。能不可羨乎？

　　也不是靠音響發達那麼簡單。寫樂曲的人無數，舉世頻頻紀念的只有莫扎特一個。其它因素也因為他是上帝之子。

　　首先是天才有多個層面，數到第一百層會輪到區區在下。莫扎特的天才的特別之處，是沒有層面，因為不容易相信，但事實俱在，你不信也無奈何。張滔曾經給我一本關於莫扎特的書，其中有當時見過莫扎特的人寫下的評論或給朋友的信件，讀來有點像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什麼一陽指，什麼九陰真經，過癮，但不可信。我們知道金庸是虛構，但二百多年前的人怎可以虛構一個莫扎特呢？

　　莫氏過耳不忘眾所周知，但幾天前讀某報，說莫小孩的父親打他，逼他練鋼琴。不對。年長四歲的姊姊說得清楚，她的弟弟從來不練琴。弟弟跑到鋼琴去是為了作曲，試彈自己的新作就算是練琴了。然而，記載說，莫扎特是歐洲當時的一位頂級鋼琴演奏家。很小年紀時，莫扎特嚷著要參與提琴四重奏。沒有嘗試過，而在場的都是提琴高人，作為提琴名教師的父親經不起小莫的哭哭鬧鬧，讓他嘗試，是第一次，老父聽著、聽著，流下淚來。

　　一位英國皇家學院的院士（非常難得的榮譽），在歐洲聽到十二歲的莫扎特的表演，寫信到學院說：「昨天晚上我聽到一個小孩即席作曲、演奏，要求什麼他就在鋼琴上演奏什麼，不親眼見到不會相信。」跟著他建議該學院考慮讓小莫作院士。

　　莫扎特的作曲天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相近的也沒有。十一歲作歌劇本應天下奇聞，只是如此這般的例子數之不盡。莫小孩長大後，歐洲當時備受推崇的作曲大師海頓對莫扎特的父親說：「在上帝面前作為一個誠實的人，我要對你說，你的兒子是我認識的與聽過名字的最偉大的作曲家。他的品味好，而更重要是他對作曲的法門懂得通透。」

　　莫扎特的故事說之不盡。第九鋼琴協奏曲（K二七一）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位顯然很了不起的女鋼琴家，從老遠跑到莫扎特的故鄉，要求他為她寫一首鋼琴協奏曲。這就是K二七一，第三樂章困難度極高。在此之前莫氏的鋼琴樂曲都不太難，是為學生或富人而寫，難度高不會被接受。這次要求來自一位頂級琴手，他就沒有顧忌了。重要的是，一些專家評論說，莫扎特從神童躍升為大師，始於K二七一。那是一七七七年，二十歲。我曾經在《還斂集》公開地要求郎朗演奏此曲，不果。

　　故事多，但好些不對。莫扎特之死不是被謀殺的。他生時大部分時間不窮。一位美國經濟學者考查過，莫氏收入可觀時每年大約今天的二十五萬美元。只是喜歡宴會，揮金如土。說他的老婆不事振作，敗家，也不對。現有的證據是莫氏有個好太太，懂得理財，但不容易約束他的亂花。莫氏遺留下來的書信不少。寫得好，感情豐富，但有時很粗俗，而有時寫信借錢，求得很可憐。曾經與一位熱愛莫扎特的、粗口可與我打個平手的學問天才暢談莫扎特，我說：「發現了一個大秘密，凡是懂粗口的有識之士，必有文采！」這定律或可引用到黎智英那邊去（一笑）。

　　在所有古典音樂作曲家中，我對莫扎特有偏愛。認為沒有相近的，而二十年來我選聽莫氏之作多於其它的加起來好幾倍。不是因為我真的懂得古典音樂，而是因為我不懂。莫扎特的音樂不像巴赫或貝多芬，聽者要懂得分析一下，要知道某作品是在說什麼。莫氏的音樂不用懂，只要喜歡聽，其它可以完全不管。記得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奈說過如下的話：「很多人要明白我的畫作。其實他們不需要明白，只是愛就足夠了。」這是藝術的真諦吧。

　　莫扎特是古典音樂歷史上唯一的任何樂曲形式都應付裕如的人，沒有一樣不達到頂級。三十五歲謝世，在音樂天才大都短壽的時代不算特別。令人痛惜是他死前一年內的作品登峰造極，使後人遐思如果能活下去，今天的音樂會是怎樣的。在他最後的七件作品中，《魔笛》（MagicFlute,K620）、《豎笛協奏曲》（ClarinetConcerto,K622）與《安魂曲》（Requiem,K626），好得離奇。《安魂曲》中的Lacrimosa，據說是他最後自寫的一節（死後由一位學生續成全曲）。這節是我聽過的最憂怨的音樂。

　　莫扎特懂多種語言（耳朵好，學得易），數學天分高（二百年後有研究說音樂天才與數學天才有關連），而他對其他藝術的品評了不起（藝術有一般性也）。喇叭是例外。他討厭喇叭，任何形式不染指。

　　莫扎特最令我拜服之處，是每到生活困苦時，他的意志讓他站起來，寫出最好的音樂。

創作的方法

不記得有人寫過創作的方法，不多吧。話題太抽像，又因人而別，各師各法也。我的怪癖，是凡學什麼要先得其法。想一段日子，得法，試之，不成，改想另一法，再試；如是者試來試去，有時迫放棄，有時走一段路程，有時走得很遠的。這種先想而後試，不成再想再試的方法，很多人都知道，但不夠具體，也沒有一般性。我自己在幾項玩意上有些作品可以拿出來，今天想，這幾項的創作方法如出一轍，可以綜合起來說一下。

　　首先要說的，是創作最忌刻意地與眾不同，或以不同為新意。與眾不同容易，但走的是怪路，作品沒有深度，也不可愛。以我所知的經濟學、攝影、書法等玩意上，靠與眾不同為創新的作品不少，皆不可取。創作不能漠視傳統。傳統是代表一個文化的脈搏。創作是要在傳統的基礎上表達出自己的新意。尊重傳統，熟習傳統，但不受傳統的約束，要表達自己先天的個人品味或後天的不同際遇，是創作的困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與眾不同的可取之處，困難是怎樣按傳統可以接受的表達出來。我的方法如下。

　　（一）任何玩意，傳統的技術與理念要知得全面。我的秘方，是全面求知大概，熟習只其中一小部分，要選出自己認為重要而又有興趣的痛下功夫。這選擇往往要靠明師指導了。好比搞攝影，昔日的黑房技術我全都學過，但專精熟習的只是光的變化與膠卷對光感應而起的化學作用。當年我想，攝影是以光繪畫，與光關係不大的技術及器材，不管算了。好比搞經濟，什麼函數方程式我學過不少，但我想，經濟學主要是為了解釋現象，於是多方求教，慎重考慮，淘汰後剩下來的只是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的處理。書法也如是，篇幅所限，不多說了。

　　重點是全面要知得廣但充分掌握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對我來說，這種不平均的掌握比較容易有新意。大天才不論，經濟學上，我熟知幾位有創意的學者，對技術與理念的掌握都不平均。不平均的掌握，這裡輕那裡重的，容易翻動，而此翻也，新意就跑出來。

　　（二）前人的作品要知得廣，但也要集中於自己有興趣而又認為重要的一小撮。也要拜師求教，細心衡量。下苦功讀錯了書，慘過敗家。創作毫無外人的影響容易走上怪路，但影響有好與壞之分。四十八年前在多倫多，那裡的公立圖書館奇怪地有非常齊備的攝影書籍。全部參閱後，只選出三位攝影家深入體會。經濟學我以史密斯與馬歇爾為宗，他們對經濟的感受在我的脈搏中跳。當代的大師不少我有幸結交，得到指導，但那是際遇，創作的方法不能把際遇算進去。書法我也看盡前賢的作品（書法大全有多套，易為也），也翻閱過三本厚厚的前人論書法（認為大部分胡說）。我重視的是北宋的米芾。

　　（三）有了上述的兩項基礎，穩固的，創作當然要靠自己了。說易甚易，說難極難。不是莫扎特，但自己認為不困難。法門簡單不過。永遠不試圖擺脫前人的影響，但不受約束。應摹即摹，可仿則仿，一律無所謂，但自己的品味永遠放在前頭，而任何作品都出於自己的好奇心，爭取變化，不斷地闡釋。再者，作品之內的每一變，都要以自己的品味與好奇為依歸。每個人先天有別，際遇不同，只要品味是自己的，好奇的看法也是自己的，作品毫無新意不容易，沒有自己的風格也困難。

　　我認為有新意的佳作那麼少，僵化了的思想是困難，不研習傳統的技術與理念是困難，不多品嚐前人的作品是困難，不尊重自己與眾有別是困難，而在所有困難中，無可救藥的是懶得嘗試。

不利創作的傳統

上兩期談到，中國人多勢眾，先天智能不弱，但可觀的創作實在少，與十六世紀興起的歐洲相形見絀。說過了，中國傳統的禮教與科舉制度是創作的大忌，縱有天才，拿得出來的重要作品不多見。

　　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的創作氣氛濃厚，作者受到尊重。十七世紀荷蘭畫家倫勃朗賺大錢；莫扎特從小周遊列國，所到之處掌聲雷動，而長大後的收入很不錯（不是傳說中的潦倒）；除了一兩位，法國印象派的多個天才都是富家子。生活有著，思想自由，而有創意的重要作品獲得掌聲，是歐洲的創作思維達到驚世駭俗的原因。有個別的不幸例子，給後人誇張、渲染，而這些不幸故事傳到中國，誇張之外更胡亂地一般化。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說「窮而後工」，胡說八道，但中國的文化支持這種胡說。

　　說來可悲，那對創作有莫大殺傷力的禮教傳統，昨天還存在！我自己的母親就是證據。一九九二年九十一高齡謝世，母親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智商不及她，但想像力得到她的遺傳，我自己走了數十年創作的路。可是，我不能想像母親當年可以跑出舊禮教的框框，創作出些什麼作品來。她固執，迷信，講意頭，論三從四德，只有基督教可以讓她鬆弛一下，給她的思想多一點空間。回憶童稚時，像我母親那樣守舊的長輩多得很。

　　說炎黃子孫的先天智能不弱於人，是肯定的。昔日蘇東坡寫《赤壁賦》，是躲起來寫的，文成後不敢示人。我不相信西方歷史能找出幾個能人異士，可以像蘇子那樣，只為自娛而寫出《赤壁賦》那個水平的好文章。然而，在中國，天才與蘇子差不太遠的為數不少，可惜創作回報小，沒有受到時人的敬仰，小品居多。重量級的創作要深入思考，往往要孤注一擲，這與中國的禮教傳統是水火不兼容的。

　　民國以還，二戰未起，舊禮教的約束下降了。上海於是出了一個張愛玲，而今天回顧，創作上，當時的中國出現了一點火花，不大的，但可以見到。跟著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再跟著是什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作品要論「思想」正確，也要講「政治」內容—十七歲的楊曦光只因為寫了一篇有思想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皆不堪回首。

　　最近在著名拍賣行的刊物中知道，自解放後到八十年代後期的數十年間，小小台灣的畫作比大陸的高出相當多。台灣的文化思維也不能與歐洲的相提並論，但可觀的作品不少。九十年代起，國內的畫作有起色，今天不少值得收藏。這可見中國有的是個大文化，有厚度，只要傳統的框框略為放寬，思想減少了政治的左右，生活有了改進，先天的智能就出現在作品中。

　　愚見以為，無論科學、文學、藝術等創作上，一個國家以人口比例算太不成話，經濟怎樣富裕也說不上有大成。中國的人口那麼多，歷史那樣久，而數千年前的青銅技術與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這些大本錢怎可以全都輸光了？讀歷史，知道統一管治中國難於登天。可能是這個原因，對創作大事壓制的禮教與科舉框框就形成了。不能說沒有波濤：糊塗的宋徽宗就曾經把中國的藝術文化救一救。

　　今天看中國，儘管經濟、政治、司法等各方面還有不少沙石，但歷史見不到比今天有更好的形勢。考慮到各種困難，我對北京的管治難以苛求，也相信他們要改進人民生活的誠意。然而，二十六年的開放改革不是短時日，而從人口比率看，重要的創作還是少得可憐。是把思想教育改為創作教育的時候了。

真理不會敗下陣來

這些日子，文章在國內的網上轉載，往往被讀者罵得要命。據說是網上文化，不值得大驚小怪。一位讀者同情我這個老人家，傳來電郵，說站在我那邊，希望我不要管那些近於人身攻擊的言論。我回郵說：不用擔心，有真理（truth）在手，勝出必然，但需要時日。

　　文章給人罵不起於今天。一九六八年，我在論文《佃農理論》中抽出一章，以《私有產權與佃農分成》為題，發表於大名鼎鼎的《政治經濟學報》之首。不同意的學者多得很，批評文章發到不少學報。依照行規，這些學報的編輯邀請我為文響應。響應可以大幅增加自己的文章數目，在職業上有甜頭，但我一概不理，連回信給邀請的編輯也懶得寫。知道自己掌握了真理，經得起時日的蹂躪，響應很回聊，不管算了。

　　三十七年過去了，自己的佃農分析，三處發表加起來被引用不下五百次。當年批評這分析的多篇文章，沒有一篇今天還活著。如果選走回應的路，要花很多時間，擾亂了自己思想的發展，愚不可及也。十年前一位同事大肆抨擊我不響應他人的批評，朋友問及，我說：此子在學術上有半點成就嗎？歷來鄙視那些自己一事無成而去批評成就大得多的人。

　　我的分析邏輯很少錯，不容易錯，因為邏輯永遠對錯分明，只要小心一點就成。蠢人不論，錯邏輯是錯在不小心。有些人不蠢，但為了要達到自己要取得的結論，有意或無意間把邏輯歪曲了。這種人有些可愛，但不宜於搞科學，要轉到藝術或寫小說。邏輯易證，但事實的判斷或局限的鑒定不容易，就是小心得很也可能錯。文章發表後知道是錯了，重要的，有機會自己一定更正。外人指出是錯了的，事實明確，重要的我會去信感謝，不重要的不管。有時在事實上被說服是錯了，再寫有關的文章時，感謝之餘我會說自己曾經錯了。

　　真理的定義，是沒有不可以接受的錯：在認同的公理下，邏輯不錯，事實也不錯。這樣的真理可能平平無奇，或俗不可耐，沒有什麼知識價值，但不可能被殺下馬來。可見經傳的真理很困難，因為要有新意，有深度，也要有趣味，要給外人一點奇異的感受。這樣的真理學者夢寐以求，我自己不例外。然而，只為奇異而奇異，可以譁眾取寵，甚至一舉成名。算得上是學者的不這樣做，因為奇異的本身不是真理，沒有事實與邏輯的支持，經不起時日的考驗，敗下陣來是早晚的事。

　　不知他人怎樣盤算，得到了真理我自己是知道的。邏輯分析操練了那麼多年，駕輕就熟。從幾點公理推出來的理論，走淺白簡單的路，重複使用，看來千變萬化，其實說來說去都是那幾句，錯的機會近於零。頭痛是現象與局限的真實性，調查不易，醉臥沙場君莫笑矣。我的處理是先求大概地對。為一般讀者寫專欄文字，事實「大概地對」通常可以動筆；比較嚴謹的文字，要深入調查，細節愈多錯的機會愈少。

　　做學問的黃金定律，是學者要不斷地向真理追求，其它可以不管。有時面對的形勢，我會說一兩句客套話，言不由衷，但給佛利民當場指責過，之後少說了。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某天晚上，帶佛老到蘇州，某副市長與一些幹部宴請我們。晚了，累了，菜餚放在桌上，冷了，但大家為了國營是否優越的話題吵了起來。我當時實在肚子餓，不想再吵下去，於是說幾句彷彿是「你也對我也對」的話，不等主人家祝酒就拿起筷子。不懂中語的佛老竟然猜中我說了些什麼，也拿起筷子，笑著說：「史提芬，一個人的靈魂有價，不要那麼便宜就賣出去！」我苦笑

　　響應：「肚子餓得要命，我的靈魂非減價不可。」

　　幾年後，一位北京的政要學者到港大講話，高舉國營的優越性，說只有點小毛病，可以修正云云。是他的不幸，我剛吃飽了午餐，想起佛老，大聲問：「沒有壟斷權支持的國營，歷史沒有見過成功的例子，為什麼到今天你還不相信？你們要國家再虧蝕多少才信服？」我說的是真理：今天還存在而有盈餘的國企，要不是有壟斷或專利的支持，就是股份化了，以國企之名走私營之實。

　　是的，除非人類發了神經，以邏輯及事實皆對作為真理的定義，真理不會敗下陣來——不可能敗下陣來。平平無奇或俗不可耐的真理，也是真理，但因為沒有挑戰性，沒有人欣賞，也沒有人責罵。搞學問追求真理，因為創意與深度的需要，永遠是向有挑戰性的著手。新奇——novelty——永遠是搞學問一個重要目的，而新奇者，免不了有點險，有點怪，有點不尋常。這樣，惹來非議是無可避免的。

　　我反對的是那些為了譁眾取寵，或要打下名堂，因而不管真理，只求與眾不同，或標奇立異的言論。既乏邏輯為據，也沒有事實支持，真理當然談不上，不可能經得起時日的考驗，但很不幸，這種胡說八道的言論，也可以很新奇，容易引起注意，少學之士會認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大聲拍掌。不止此也，有些人為了揚名立萬，懂得判斷人民大眾的喜好，知道很多人知識低，會投他們的所好而說些他們喜歡聽到的與眾不同的話。不可能傳世，但生命短暫，生時知名度高可以增加收入，而在知識落後的國家是容易受落的。

　　今天，國內青年的思想是開放了。網上亂罵一通其實是好現象，因為再無知的有一天會罵醒自己。我自己呢？從認真求學的那天起就走自己有興趣的路，但非議是三歲開始的。金鐘罩的功夫練了那麼多年，當然是刀槍不入了。走真理的路向分析所見所聞，我的困難是要不斷地追求新奇的思想，半點新意也沒有的文字我是不會動筆的。當年的師友鼓勵我走這條路。他們認為我的想像力自成一家，稀有，不要作他想了。

　　今天七十黃昏，我還堅持自己每星期寫三篇文章，或花同樣的時間作與思想有關的事。多年前，佛利民對我說，思想是腦子的運動，一停下來就會退化。我相信佛老的提點，而今天我想，到了這個年紀，腦子停頓幾個月可能不會再靈活起來。行外人可能不知道，一年要想出一百五十多個題材下筆，就是上帝幫忙也不容易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