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斯道》目錄

前言

一、從心所欲
大哉斯道！
七十自述：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

二、求學奇遇記
先說的話
幼年的回憶
廣西的日子
從佛山華英到灣仔書院
太寧街的日子
歐陽拔英與關大志
從多倫多到洛杉磯
艾智仁與赫舒拉發
從長堤到芝加哥
擲花飛葉好文章
一蓑煙雨任平生

三、從新貨幣理論說人民幣
人民幣受到的壓力
經濟紅燈終於亮了！
不要忘記貨幣的基本用途
要求人民幣升值深不可測
從格老政績看美國的貨幣制度
幣量理論知易行難
不要選增加央行權力的貨幣制度
人民幣再考慮
貨幣問題的三個淺見
以外幣為錨永遠是次選
從炒貨幣說一籃子物品
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
人民幣思維的回顧
人民幣觀的總結與補充
參議員弄巧反拙
日本的可怕故事

四、今日的中國
扶貧何價？
珠峰哲理的經濟分析
何不早聽老人言？
誤導的指數
客機會否都在神州大地起飛了？
中國要來一個農業革命嗎？
中國的農業傳統
與農婦一席談

五、舊事新記
世貿何必協議？
汪道涵先生給我的回憶
《信報》何價？
巧遇奇石記
銀幣真贗說

六、創作與成就
北京要處理黃永玉的畫
從一首協奏曲想到的
重要作品的角色
不利創作的傳統
創作的方法
說服文章要怎樣寫才對？
莫札特二百五十年
帝王書法論
思想要從一片空白起筆

七、站起來說的話
經濟解釋與博弈理論
博弈理論大勢去矣！
崇洋媚外與不懂國情
憤青不問論
真理不會敗下陣來
干預教育災難必然

個人榮辱何足道哉？

最近我再受非議，是大新聞，報道手法與去年《東週刊》的封面故事如出一轍，有策劃的：先到美國取舊料，然後派狗仔隊到深圳拍幾張照片，借口大爆舊聞。有官司正在美國進行，啞子吃黃連，不應開口，但很多同學們要求我說幾句，律師認為如下可以說：

三年多前美國起訴說我欠稅，從我太太與子女擁有的公司拿走大約一百四十萬美元。一位加州的資深稅務律師跟進該案，說我沒有欠稅，於是提出法理及證據，要求對方解釋。等了一年得不到解釋，該公司起訴美國政府，理由是：（一）張五常沒有欠稅；（二）對方不應該從我太太及子女的公司拿錢。有公開文件，所以可以說。

幾個月前弗裡德曼給我電郵，說知道對方要與我協商和解，希望我盡早解決這不愉快事件。我回郵說律師不讓我自己談，要由代表我的律師談，奇怪對方沒有接洽我的律師。弗老是我最敬重的人，有什麼要求我會依他老人家。我給他的回郵只略為解釋我知得不多的情況，主要跟他談中國與人民幣。等了許久再通電郵，弗老沒有提稅事，只恭賀我被選為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經濟學者。

沒有跟進多少正在進行的官司，也聽不懂。律師只要求我解釋一些舊文件，不讓我左右訴訟。這些日子我的思維集中於中國的經濟問題，認為中國終於走出了一個漫長的黑洞，見到光，但困難仍多，是關鍵時刻。七十歲了，上蒼保佑，智力不減當年，經驗遠為老到，專業所在，認為自己還可以作出一點貢獻。我想：關乎炎黃子孫的生計與知識，不要管任何干擾，做得多少做多少，多想一天算一天，個人榮辱微不足道！

匯管有無與脈搏倒跳

中國今天還有外匯管制嗎？很難說。寫這個問題，因為不久前發表《從曾蔭權到劉詩昆》，提到港元轉鉤人民幣不需要等到中國完全解除匯管，跟著說：「這方面，蒙代爾的看法與我不同。我知道他在哪裡有誤解，會向他澄清。」

幾位同學要求我向讀者澄清。有兩點。其一是中國貨幣制度的經驗與西方貨幣政策的困難，解釋過多次，這裡不再說。其二是外匯管制。很多時，希望北京清除所有匯管，我會強調匯管還存在。其實，如果我說中國今天沒有真的匯管，打起官司，會贏。在中國做生意，暗渡陳倉地避開匯管，不需要很「暗」有好些日子了。

翻閱自己的英語舊文，有兩處提到匯管若有若無。其一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寫的：「很難說在哪個意義上，目前的中國還有匯管存在。」（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六九七頁。）其二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寫的：「外匯管制仍然官式地存在，但隨時可以繞道而行，花一點額外費用——我的估計是匯款的百分之零點二與百分之一之間——通過漏洞。」（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九十二頁。）

可不是嗎？香港人熟知的地上錢莊或銀號，顧客要買或要賣多少人民幣皆可成交，而匯錢到中國去，通過錢莊比通過正規銀行簡便——這些方便有十多年的日子了。巨額款項的出出入入，有灰市可走。北京當局不可能不知道這些活動，只是見到效果可以接受，忙顧左右而已。如果大事壓制，中國的經濟不會有今天。

外資大量湧進中國起碼十年了。有匯管？難道他們發神經？我在《南窗集》數次提及的中外合資合約，清楚寫明，發明專利與商標的使用費，一律可以匯到外地去，沒有匯管。

上述可見，這些年中國有匯管之說不絕於耳，其實政府沒有說要管的，可以做。這樣，灰色地帶多得很。所謂灰色地帶，是政府可管也可以不管。北京不傻，知道發生著些什麼事，但見不到不良效果，反對壓力不大，不管。老外機構一般不敢或不懂得走灰色地帶，出現了我見到的中外合資合約。今天的情況當然比九七年還要寬，只是官式匯管還存在，國內銀行的正規操作出現了千奇百怪的「准」與「不准」，高深莫測，反映著交易費用略高。這是說，官式匯管存在，多了一點麻煩。這樣，說因為有效應所以有匯管，也是對的。

說過了，跟蹤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懂得掌握那裡的脈搏跳動。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旁觀者在岸上大聲疾呼，聽到，於是這裡摸一下，那裡摸一下，奇怪是這樣過河可以過得那麼快。熟能生巧吧。

要掌握中國的脈搏跳動，任何法例你要讀到字裡行間。在中國，法例說可以做，一定可以；說不可以做你要細想有哪個彎可以轉，或哪個洞可以穿。政府不堵塞漏洞，多半是默許，不妨調查一下有多少人嘗試過，你多半會發覺自己是最蠢的。美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在美國，法例說不可以做，一定不可以，試走彎路會焦頭爛額；但法例說可以做，往往不可以。後者可見於土地的發展及使用。法例說得清楚可以這樣那樣，但到申請依法使用時，要通過多個部門審核，其中環保最麻煩；更頭痛是要通過聆訊會議，市民聯手反對，你的投資會血本無歸。

朋友，你選哪一種？中西雙方的脈搏倒跳，是奇怪的世界。

從曾蔭權到劉詩昆

五月十六日在這裡發表《是港元轉鉤人民幣的時候了》，引起爭議，熱鬧的。三天後《明報》說曾蔭權堅持，人民幣不解除外匯管制，港元不轉鉤。再過兩天某刊物引用《香港經濟日報》，指特首說中國取消匯管後會考慮轉鉤人民幣。我的分析如下。

（一）中國的外匯管制九十年代初期大幅放寬後，灰色市場有彈性，要不然，中國不會有我們見到的可觀發展。只要匯管某程度存在，香港轉用人民幣有沙石，而北京很可能不同意。另一方面，特首說得對，依照基本法，港元要保留到二○四七年。

（二）曾蔭權說只要人民幣有匯管，港元不能轉鉤人民幣。這不對。如果香港保存鈔票局，轉鉤所需的人民幣儲備甚少，或者向北京打個招呼就成。我看不到北京有反對港元轉鉤人民幣的理由。如果香港不保存鈔票局，只要不試圖以幣量調控經濟（鈔票局也不能玩這一套），只為守錨而調控貨幣量，港元隨時可以轉鉤人民幣，可以穩守。換言之，轉鉤人民幣不需要有鈔票局制度。（這方面，蒙代爾的看法與我不同。我知道他在哪裡有誤解，會向他澄清。）

（三）目前人民幣以一籃子外幣為錨，美元兌人民幣的浮動幅度要看美元在該籃子內的比重，以及這比重會不會有所更改。

（四）今天人民幣兌港元大約是一點零二兌一，港元微勝。鉤著美元，這「微勝」可以隨時消失。不出一年，人民幣值高於港元的機會存在。如果人民幣值高於港元，而美元不回升的話，那麼港元要與人民幣打個平手，沒有簡便的方法。

（五）如果美元較為大幅地下跌，港元跟著跌下去，香港會有通脹。主要靠國內供應的物品，例如蔬菜等，物價上升會立竿見影，而港人到國內旅遊也不利。美元下跌對整個地球都不利，但中東形勢不妙，而美國的貨幣制度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

（六）這就帶來一個經濟學無從分析的問題。美元下跌，港元幣值低於人民幣，意識上對香港是負面的。我不這樣看，但街上的人會這樣看。以幣值高下排列經濟優劣可以很無聊，但歷史滿是這樣的看法。

結論是明顯的。港元應否轉鉤人民幣不論，如果曾蔭權認為港元早晚要轉鉤，他要盡早作決定。轉鉤，現在做可以保持港元繼續略強的意識，也可以等到與人民幣一兌一時才做，打個平手容易計算，但要事前決定。等到港元低於人民幣才轉鉤，蠢也，愚不可及也！

讓我再說一次。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美元穩定重要。如果人民幣繼續鉤著美元，互相穩定對方，曾蔭權用不著考慮港元轉鉤，因為鉤著美元與鉤著人民幣都是一樣。但情況改變了，不管美元是強是弱，人民幣兌港元的波動愈小雙方愈有利。

轉談劉詩昆。幾天前與他暢談中國經濟。這個人聰明，觀察力了不起。有些人完全不需要讀過經濟就比一般經濟學者高明。佛利民屢次強調天下有這種人，看來劉詩昆是一個。大家一起大罵國內的種種不是，不止半個小時，跟著大家突然轉向，大讚國內的種種超凡，也不止半個小時。這是今天的中國，有識之士可以無端端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去。

大罵的話題，見到詩昆之前我就決定以《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擾》為題動筆（將見於《南窗集》）；大讚的當然是行雷閃電的經濟發展。你猜得出是哪個話題觸發我們從一端轉到另一端嗎？假貨的神乎其技！

讓我先覆高斯

「中國未來」系列寫了八篇，正要動筆寫第九，卻認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這樣的。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自己重視，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寧翻譯給老人家看。九十五歲的高斯讀後，說「極端有趣味」，提出好些問題。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應，何況這系列寫得辛苦，回應高斯可以鬆弛一下。會再要求王寧翻譯給高斯。

親愛的郎奴：

王寧傳來你的問題，綜合起來有四個，試覆如下：

（一）你問，我提到杭州的工商業俊秀是哪些人，從哪裡來，為什麼會集中於杭州？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平均年齡大約四十歲，做得你的孫兒，做得我的兒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當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會，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勝出無疑問。該市有一個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優美，曾經詩人雲集。杭州自古繁華，而今天的盛況是回復到宋代詩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國一個比較富裕的省份，工商業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著西湖，想著中國的古文化，創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嗎？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達四千多美元，以中、美雙方的物價調整，應該逾萬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個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杭州水平，物價調整後，中國的國民實質總收入會比美國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個經濟學會，會員絕大部分是工商業家，沒有讀過經濟的。我敢打賭，這學會的成員對真實世界的經濟認識，平均算，會遠高於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國際經濟學會。史密斯當年沒有受過正規的經濟教育，寫下了《國富論》，之後沒有誰達到那樣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業家是大學生，一般讀過我結集成書的《賣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費午餐不在話下。但你可以想像我的尷尬：每次到杭州，他們請我吃飯，說要拜我為師。胡說胡說！應該是我拜他們為師才對。

年多前，你還算是一位成員的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訪中國，我帶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個青年才俊大宴我們於西湖旁的貴賓廳。餐後攝影留念，院長對我說：「看來主角是你，不是我。」我於是給院長作第二次介紹：「這位院長是高斯的老闆。」主角立刻轉到院長那邊去！不知院長回美後有沒有對你提及這件趣事。可見中國事業有成的青年對你萬分尊敬，應該的，因為沒有高斯定律的思維中國不會有今天。你會很喜歡杭州的工商業家。他們對真實世界知得多，客觀，分析能力強。有這些本領，有沒有讀過經濟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們做些什麼，告訴你吧。一位做期貨，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機工廠，是美國牌子，產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說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機用於中國。你會喜歡聽到的數據，是十多年前開始時，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進口，今天倒轉過來，百分之九十產於中國，而這幾年制產出的升降機出口美國了。一位產出水泥的，聽說是中國從水泥進口轉為水泥大出口國的一個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應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產，聽說在《財富》榜上有名。此君對地產市場的分析十分老到。後來我在上海聽郎朗鋼琴演奏，散場時見到他。一個地產商從杭州跑到上海聽一場古典音樂，應該說著些什麼。

（二）王寧說你要多一點理解我說的中國獨有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這容易，因為對你說是行家說行話。你會記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溫哥華的一個漁業研討會中，一位（幾年前獲諾獎）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漁業改為私產，只能有一個大業主，所以魚產品之價會是壟斷之價。」我立刻回應：「怎麼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農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給無數農民，農民競爭，農產品之價會是競爭市場之價。」當時你坐在旁邊，輕聲說我對了，說了三次，過了幾天你又再說我對。

北京當局是大地主，擁有中國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們把土地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整個國家的數以百計的縣，而縣又再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無數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馬歇爾的佃農理論，但馬氏不簡單，在一個註腳中差不多找到正確的答案。這註腳和我的理論加起來，說，分成率可以不變，只要有一個價值夠高的變量可以調整，競爭下會達到最高效能的資源使用。

撇開沙石，中國的地區情況可以這樣看。分成率是稅率，稅收再分也是佃農分成。這些分成率是劃一的。重要的變量調整是地價。土地投資基建由縣處理，賣地收入也要與上頭分帳。重點是地價可以從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後者是補貼招商）——這樣，縣的土地投資往往要虧蝕。但他們不傻，不會明知故犯地做虧本生意：稅收分成他們可以賺回來。他們於是在土地使用決策與地價調整的範圍內爭取最高的稅收，也即是爭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個縣是一家公司，爭取土地租金總收入的極大化是正確不過的經濟原則。縣與縣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大家拚命招徠，而又因為沒有勞動人口土地不值錢，他們善待工人。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個國家以合約組合起來。我認為這是中國經濟今天還繼續飆升的主要原因。

（三）轉談合資合約。你或許記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步下諾貝爾獎台時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賀，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繼續合約研究。當時你說知道美國有一個機構，有很多工商業的合約版本出售。我的回應，是早就知道這機構，一九七六年由美國國家研究基金出錢給我買下數百份合約版本，絕大部分是知識產權與商標的租用合約。這研究很困難，所獲甚少，但在這研究中我知道，這些租用合約很難監管，續約常有爭執，打官司如家常便飯。

三年前一位同學要寫博士論文，不知從哪裡弄來十多份中外合資合約，找我求教。我懶得管，躺在沙發上睡覺。她高聲把合約讀出，只聽幾句我就跳起來了。原來這些合資合約，不少是知名大機構的，一律是通過合資而互相監管的知識與商標的租用。這個同學調查得相當徹底，知道施行一般暢順，合資雙方皆大歡喜。沒有讀過她寫成的論文，但與她多番研討中，知道該論文重要。

如果你還是《法律經濟學報》的編輯，如果我還年輕，再如果這些合資合約可以公開引用，我可以在一個週末寫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學報首位的文章。可惜這類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經濟學報早就見不到了。

（四）這就帶來你提出的第四點：中國怎樣才能避去美國經濟學的不良影響，來一個中國經濟學的大躍進。機會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發表三篇專欄，大約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網上轉載無數，而幾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雖然在中國沒有發行，從網上打印下來的「盜版」無數。不記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盜版上簽名的同學，當然來者不拒。

重點是我堅持經濟的唯一用場是解釋世事，就是建議政策也要先求解釋。有不少中國學子搞博弈理論，但毫無解釋力，看來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經濟學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轉載我的專欄。還有兩個地方要用《經濟解釋》為名出刊物，我不反對，希望他們不會吵起來。

如下的數字可能給你一點安慰。「高斯定律」一詞（國內稱科斯）在中文網頁出現過六萬六千次；我的「佃農理論」差一點，五萬四千次——都了不起。「經濟解釋」一詞是我於一九八九發明的，你猜中文網頁出現過多少次？二千七百萬次！

（「中國未來」系列之九）



《中國未來》系列之八：《回顧感慨，前看憂心》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工業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

外資的中國觀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我以同一題目發表文章，是早一天在中國經貿部於廣州舉辦的會議作出的講話。有外賓，主事人要求我用英文講，有同步翻譯。我從頭到尾破口大罵（見《再論中國》一八三至一九一頁），翻譯被中斷了。預料可能闖禍，安排了汽車在門口等候，講完立刻離開。《南華早報》刊登英語原文，把題目改為《中國的十個污點》，老編評論大讚，稱我為the good professor。

我以為與北京的關係完蛋了。殊不知過了兩天，經貿部傳來一個口信，說萬分感謝我的批評。因此我覺得，只要自己說的是衷心話，不磨斧，不鄙視，大可百無禁忌，有話直說。

罵聲未了二十年！今天晚上無意間讀到《商業週刊》的一篇專欄，作者是曾經被譽為美國最了不起的經理總裁Jack Welch，與他的太太Suzy。該文起筆引用一間公司主事人說的話：「我們是一家成功的加拿大公司，有兩個主要競爭者不久前搬到中國去。我知道他們正在那裡虧蝕，但我還是擔心留在本地是錯誤的。」作者回應：「不僅要擔心，要懼怕，非常懼怕。」

該專欄的要點是：「不妨過於敏感吧：要假設你的競爭仇家知道中國有某方面可取的，而你不知道。」相當誇張：作者認為，只要不能解釋為什麼不跑到中國去，應該去。

是簡單的選擇。在經濟急升下，十三多億人口是史無前例的大市場，就算某些產品的需求今天還不冠於地球，給人的印象是不久的將來一定是。愈來愈多外資可在中國內銷了，賺到的錢愈來愈容易匯出去；工資低廉，工人吃得苦，技術與產品質量與日俱增，在中國產出的可以運回老家銷售；地區的競爭者頻頻招手，外資有什麼要求都有商量。沒有投資者會反對我花了長時日才理解的中國地區制度（見《南窗集》最近發表的）：地區政府的立場是只要有錢可賺，大家一起賺。

上述是今天「外資的中國觀」的正面觀。負面的沙石還多的是。可以說，今天投資中國要上怎樣避開沙石的課。各行各業的沙石不同，投資者如果不是下了注，親歷其境，不可能懂得怎樣處理。兩年前讀到一項報道，依稀記得，外資到上海下注，首兩年虧的多，賺的少，但五年後賺錢的近百分之九十。

大市場就有這樣的奇異功能。如果你有一種證實有市場的特別產品，或一套證實有市場的特別服務，跑到中國去下注，控制質量，控制成本，然後守，死守，幾年後你會賺錢。市場那麼大，你開始賺錢之際跑到市場看，不容易見到自己的產品。

但要注意——萬分注意——你的產品要有點特別。如果你沒有發明專利，沒有商業秘密，沒有設計天賦，商標不值錢——換言之，你提供的很多外人可以依樣提供，那麼找我替你算命，我的水晶球說在中國你沒有前途。這是因為猛虎不及地頭蟲。地頭蟲生長於沙石，門路多多，成本比你低，你鬥他們不過。

到中國投資，希望賺錢，要有自知之明。好比印刷行業，日本曾經雄視天下，跑到中國下注，被地頭蟲殺得叫救命。好比什麼刀刀叉叉，或塑料產品，外資到中國嘗試，成功機會是零。

搞福利要講條件

那天讀國內某英文報章，提到幾項福利經濟的建議，心想，貝加等大師對中國前景有保留，可不是空穴來風。

一項關於最低工資的報道，可能是大搞福利經濟的一個起點。北京當局委任某機構調查中國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情況。調查報告說，中國城市的法定最低工資偏低，北京只有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上海百分之二十五，跟著說，國際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資，是在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之間。該報告於是建議：中國要提升法定的最低工資，否則到了二○一○年情況不可以接受云云。

這就是了，在地球活了七十年，我沒有見過一份政府委任的調查報告說：「調查過了，一切都可以，政府不需要做什麼。」是的，如果讓佛利民選出世界上最可取的市場，或讓李馬丁設計他認為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然後請任何政府委任一個機構作調查研究，寫報告，我絕對肯定，這報告一定批評多多，提出修改建議，如果政府接受，最理想的會變得面目全非。

胡總書記不久前訪美，說了一句深得我心的話。他說：中國會參考外國的方法，但走的是自己的路。說得對，但可不可以做到是另一回事。

回頭說最低工資，美國法定的，連僱主替工人出的福利金，大約每小時八美元。這政策對經濟的禍害屈指難算，寫過了，不再說。不久前一位朋友問：「你說最低工資會對經濟帶來禍害，但美國富有，人均收入那樣了不起，怎可以自圓其說？」我回應：「不要不自量力吧。美國的先天條件比中國高那麼多，政府亂來一下社會承擔得起，中國沒有條件大搞最低工資或福利經濟。」

大搞福利真的要講條件。澳洲與加拿大是福利知名天下的國家，經濟是廣東人說的「死嚇死嚇」很多年，今天大有起色，究其因，是中國發展為世界工廠，把他們的天然礦物買起來了。好些年前我與一位知情朋友談及中東一個盛產石油的小國。缺水，因為掘到地下，找水比找石油困難。該小國的政府提供的福利高得過癮，人民如果不求發達，但求生活休閒，根本不需要工作。

以密度算，美國的天然資產比不上油價暴升的中東，也應該比不上礦價暴升的澳洲或加拿大，但美國人傑地靈，令人羨慕。年多前到九寨溝攝影，招呼的朋友問我有沒有見過那樣好的風景，我反問：你到過美國沒有？我愛海，跑過神州大地不少海岸，見不到可與美國相提並論的。你可以在美國駕車四天還是那片大農地，永不缺氧。在加州植葡萄，有水灌溉但沒有雨，葡萄質量的高水平年年一樣。人口密度低，從歐洲傳來的文化有厚度，今天國際品評，最有水平的大學十之八九在美國。有這樣的條件，為當年以奴隸身份進口的黑人與本土的印第安人搞福利，不僅承擔得起，也應該義不容辭吧。

相比起來，中國拿得出來的只是一個有厚度的古文化，以及十三多億可以刻苦耐勞的人口。怎可以學人家大搞福利經濟呢？不自量力！要扶貧我同意。天生有缺陷或因意外而不能工作的人，我們要幫助。除此之外，扶貧只應該扶助他們自力更生。中國走自己的路，要想出自己的扶貧方法。

回顧感慨，前看憂心

寫中國未來，開頭七篇卻寫了回顧！不是有計劃的，只是寫了第一篇後，覺得有責任把自己跟蹤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記錄下來。對經濟歷史有研究，知道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從學術的角度看，比任何國家的任何時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說——跟著重複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經濟題材比中國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寫前言，他說中國的成功改革不僅是歷史大事，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是最深遠的。一九七四年經濟學天才嘉素（R. Kessel）對我說：判斷經濟問題的重要性，行內沒有誰比得上高斯。

寫回顧，有無限的感慨。是那樣重要的歷史，只起於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今天我們還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麼少，將來的歷史學者會怎樣處理呢？傳媒的報道不盡不實，專業機構的報告不知所謂，而就是研究中國的學者，我讀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誤解了中國的情況。我自己也所知不多，只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個助手協助我調查研究，北京有幾位搞經改的造訪港大，跟他們討教過一些日子，之後我要求某些資料，總會有人提供。這些加起來不等於我知得準確。是那麼複雜的改革，今天回顧主要靠自己的經歷，猜測在所難免。但我想，是對是錯，客觀地記錄下來，對將來的學者多多少少有點幫助吧。

比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過不少實地調查。既為街頭巷尾專家，這方面我眼觀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見到的種種以簡單的理論聯繫起來。話雖如此，我知道的還是不夠，遠為不夠的。希望北京當局能好好地保存他們的檔案，有朝一日毫無保留地公之於世，是學術之幸。

有些朋友對中國永遠不看好，但二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奇跡，將來的學者不會說違心話。要注意的，是這迅速經濟增長絕對不是因為改革一帆風順。正相反，這改革風風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還滿是沙石，值得破口大罵的事情無數。可見學院裡的經濟發展學說，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問題。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對周其仁說：「批評中國這樣不是那樣不對，很容易。但這不是問題。問題是有那麼多的不足之處，中國的發展創造了奇跡，北京一定是做對了些什麼，對得非常對。是些什麼呢？這才是問題。」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幾方面的，前文說過了。一減一加是淺邏輯，有大波折的過程，中國的經濟發展還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釋的現象。

二十世紀後期，像中國那樣，東歐與前蘇聯等國家都試圖從產權的角度入手改革經濟，但條件看來最差的中國，卻跑出好幾個馬位。雖然我認為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穩定下來的貨幣與地區制度很精彩，獨有的，但我們不能排除還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經濟效能的制度。為什麼東歐沒有相近的成績呢？一個原因是他們起筆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難我解釋過了。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諾貝爾獎委員對我說，東歐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認識近於零——雖然近幾年他們開始重視，但這門學問已經走上歪路，沒有什麼可教的。

還有一個顯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應該不說，但為了將來學者的研究要提點一下。中國的共產黨看來是一個很有系統組織的機構，從改革那方面看，這機構給我如下的印象：決定了大方向，他們拿得緊，但在改革的細節上，他們處理從寬。後者，要批評，可說朝令夕改；要讚賞，可說處事有彈性。別的不說，單是我認為今天穩定下來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區競爭制度，跟蹤過這發展過程的人，都知道地區的劃分、權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質與分帳的方程式，不知更改過多少次。說不民主，但我知道他們搜集意見是不斷的工作，天天做。說北京有權力鬥爭，但經濟效果卻看不出來。考慮，推出，不對，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國改革的細節過程。改來改去，到今天，我擔心北京分不開重點與沙石，把重點作沙石處理，改壞了。在貨幣制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論給我這樣的感受。

說未來，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顧題可以知意。應用上，經濟學與工程或自然科學等有很大的差別。一個工程師可以建造大廈，但一個經濟學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會懂得怎樣搞好經濟。有實用性的經濟學要對歷史與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識，要理解局限條件的重點，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經過正規訓練才知道的基本經濟原理。世事洞明皆學問，而有實用性的經濟知識，可不是今天學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論，也不是什麼回歸分析。換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個經濟學博士要從象牙塔跑出來，在真實世界不斷打轉起碼二十年。我不懷疑一些從海外名校回歸的經濟專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議經濟政策單靠名頭與智商不足夠，遠為不夠的。

北京當局能否維持他們已往的收取意見，自己考慮，自己決定——有關鍵性。摸著石頭過河摸了那麼久，過了那麼遠，繼續下去最高明。我也擔心貝加（G. S. Becker）對中國未來的負面觀：走上福利經濟的路。我不反對扶貧，更不反對扶助農民，問題是怎樣扶才對。曾經發表過三篇題為《扶貧何價》的文章，細說了，會再說。這方面我特別擔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來。這一點，與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細節從寬，不對則改」的處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議溫總理：任何扶貧政策都不妨考慮，但會養大壓力團體而收不回來的，不要干。

最令人憂心是樹大招風，帶來國際壓力。這是外交問題，我不懂。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我發表《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結尾寫道：「愚見以為，不出兩年，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言猶在耳，不出三個月此壓力就排山倒海而來。北京終於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今天上升了大約三個百分點。

大方向是走對了，走得好。我這個人不蠢，不會跟成功爭論。可惜餘下來的沙石不僅多，而且難處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的未來，今天的形勢遠為複雜，其中牽涉到我一無所知的學問。下期開始寫未來，是三分推斷，七分建議吧。

（「中國未來」系列之八）



《中國未來》系列之七：《人民幣的歷程》

《中國未來》系列之九：《讓我先覆高斯》

是港元轉鉤人民幣的時候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財政司彭勵治考慮回復到一九七一之前的鈔票局（稱聯繫匯率）制度時，我參與商討。當時英國決定了把香港交還中國（還未公佈），九七問題的吵鬧使港元暴跌，風聲鶴唳，而中國雖說開放改革，但民不聊生，高干凶神惡煞，香港人叫救命。是一場噩夢，對中國前景看好的只有我一個。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經濟顧問是好朋友，他說服我香港要回到鈔票局制度去。

彭勵治向美國打了招呼，不作異想，單鉤美元。當時浮動匯率是八點二兌一美元，他考慮以七點二下錨。沒有誰興高彩烈，一個星期二的下午，公佈下錨的前四天，彭老召我到他的辦公室。我跑進去，還沒有坐下，他問：「我打算以七點二港元兌一美元，你怎樣看？」我回應：「還是近市價一點為上。」他點點頭，說沒有其它要談了。只一人一句，我沒有試過那樣簡短的會面。以七點八掛鉤後，過了三個月，港元的貨幣量止跌回升，我寫封短信給彭老，恭賀他。他得意洋洋地回應：「知道你要近市價一點，又知道香港人喜歡那個『八』字，你說我是不是天才？」

二十三年多過去了，今天的中國與昔日的是兩回事，而人民幣成為地球最強貨幣，已有三年多的日子了。昔日彭老與我的共識，是有朝一日，中國改革有大成，香港要轉用人民幣：一國二幣（加澳門是三幣）不成體統。

今天我們要問：香港應否取消港元，也取消鈔票局，轉用人民幣？我的答案是：可以轉用人民幣，但不妨稍等一下。這是因為北京還沒有完全解除外匯管制。可以轉用，沙石不多，但等到中國解除所有匯管較高明。第二個問題：暫時保存鈔票局，港元應否在今天轉鉤人民幣呢？答案是應該的。

如下的好與壞給讀者考慮吧。先說可取的。一、轉鉤人民幣順理成章，既為一國，何必其中一個城市是離群之馬？如果人民幣是弱幣無話可說，但其勢甚強，只有傻瓜才捨強取弱。二、這些日子美元呈弱勢，而幾天前某美國名報說美元是有策劃地逐步貶值（我懷疑此說），港元跟著美元下跌沒有好處。三、鉤著美元，二十多年來港元的利息率跟著美國走，大上大落，香港以地產掛帥，其禍害有目共睹。四、如果港元轉鉤人民幣，立刻變為大強幣，外資湧進香港「壹」字都冇咁淺矣。五、鉤人民幣不需要多少儲備，因為可以隨時轉用人民幣，而外圍要打擊港元圖利，是發神經。

不可取的另一面，只有一點。如果人民幣守不住政治壓力，被迫大幅升值，港元鉤著人民幣也要跟著升上去。這樣，樓價跌個七零八落也是「壹」字都冇咁淺。頻頻出外旅遊的可能無所謂，有部分人士會大叫過癮；然而，日本的慘痛經驗豈不可鑒乎？

如果我們能肯定人民幣會在一兩年之內解除所有匯管，那麼等一兩年直接轉用人民幣，不再搞鈔票局，可取。問題是基本法說明香港可以自有其幣，一下子轉用人民幣，民主不民主總會有人吵起來。先以鈔票局轉鉤人民幣，再取消鈔票局，政治上應該比較容易接受。

如果香港當局今天不聽老人言，可能很尷尬。等到北京解除所有匯管，人民幣殺到香港，良幣淘汰劣幣，聖誕權與任老弟豈非面目無光？

朋友，到馬來西亞走走吧。那裡的商店今天搶收人民幣，把自己的貨幣視為次貨。今天不識時務，港元會這樣收場！有誰敢跟我賭一手？

從攝影堆砌說Google文章

都是數碼惹來的禍！從半導體發展出來的數碼科技了不起，三十年前沒有人會相信吧。我不懂，但效果如何看得到，令人拜服。我的投訴，是這先進科技的存在，往往代替了人的腦子，出現了不是腦子使用科技，而是倒轉過來，腦子被科技奴役的情況。在兩項我算是專家的玩意上，人腦成為電腦奴隸的情況明顯。一是攝影，二是文章。

先談攝影吧。今天用膠卷曝光，沖洗後掃瞄入電腦，經過電腦修改（稱造片），最後由電腦輸出，激光射印到感光的相紙上。沒有黑房，效果一般比昔日好，而且容易得多。昔日我們在黑房可以修改的，今天的電腦不僅容易，而且很多我們當年辦不到的，今天是舉指之勞了。

我說過，一件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評價，不要管作者是怎樣弄出來的。攝影由電腦造片，這裡加那裡減，更改反差，調校色彩，取消礙眼之物，等等，做來容易，效果往往令人驚喜，比昔日可以辦到的優勝多了。問題是今天的攝影者知道電腦可以做更多的，於是腦子想著電腦可以怎樣做，走上了堆砌的路，又稱「斬料堆砌」。這是從幾張底片選擇局部來組合，砌成一張作品。例如這裡加一隻飛鳥，那裡把山搬過來，總之搬來搬去，百鳥歸巢。

作品要從作品本身看。這種堆砌作品有可取的嗎？很少見到，因為有三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其一是不同物體的光位、大小的比例、焦點的距離、風向的變動，等等，數之不盡的，組合堆砌在一幅作品中，費盡心機可以造得近於天衣無縫，但整張作品看總有點不妥，彷彿有點發神經。其二，這種堆砌作品要用腦，但腦子總是想著電腦可以怎樣砌，可以巧妙之極，但我就是看不出作者有一個純真的創作腦子。其三，藝術是感情的表達，算我麻木，堆砌作品一般看不到作者的感情。

電腦作品不限於攝影堆砌，文章也如是，起碼有四十年的日子了。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見到那裡有些研究生，把大量數字送進電腦，回歸統計一番後，寫論文，事前沒有什麼假說要驗證的。我問佛利民：「這些博士生是搞什麼鬼呀？」他回應：「他們把廢物放進電腦，廢物於是跑出來。」然而，教授們不容易管轄一個學生以電腦作出數之不盡的回歸分析，選出好看的，倒過來砌出所謂需要驗證的假說。從那時起，美國不少經濟博士論文是這樣搞出來的，其中精品是好看的廢物。

今天Google當道，神乎其技，要什麼資料或數據一按鍵盤就在熒光幕上出現。一夜之間不少專欄寫手變得學富五車。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看。問題是Google文章往往稜角分明，可以看得出來：數據多但組合生硬，堆砌痕跡明顯，推理邏輯連不起來。

我寫專欄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是先有題材，也有大概意念，不管結論，隨寫隨想，寫到哪裡就哪裡，初稿後認為需要補加資料，就請同學到網上找，可用的用，不支持的或把文章修改，或說明己見與資料不符。除了客套，不說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話。文章者，玩意也，心安理得為上。

這裡說的Google文章，說假話更困難。作者似乎先有題材，跟著找資料，容易找，很多的。思想於是由資料擺佈。原則上可以寫得好，困難是寫專欄有很大的時間約束，要打通資料的經脈談何容易？作者於是迫著把資料堆砌，但求砌得像樣，驟眼看有學問，但細讀會覺得作者的思想交叉，非縱橫也。

牛頓、史密斯、達爾文等高人當年沒有電腦協助。搞思想創作，今天有人比得上他們嗎？自己當然望塵莫及，但說過了，我是個古人。

人民幣的歷程

人民幣出現於解放前，有六十年的歷史了。歷史上，中國沒有哪種紙幣曾經存在那麼久，雖然歷盡滄桑，滿是血淚。有誰會想到，今天地球上的先進之邦會聯手強逼人民幣升值呢？這是炎黃子孫終於抬起頭來的鐵證。

八二年回港任職後不久我跟進人民幣。外匯券與人民幣並存的一國二幣有研究價值。國民黨時期的一國多幣，是亂來，但外匯券是貨幣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亂來的。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放改革，遊客湧進，物品質量較佳的友誼商店為遊客而設，國內的人不准到那裡購物。問題是後者委託遊客朋友代購。為了杜絕這種行為，該年四月北京推出外匯券。較高級的商店與酒店只准用外匯券，不准用人民幣。這樣，作為貨幣，外匯券也是通行證或入場券。只兩年，此法證實行不通，因為國內的人可以在市場以人民幣購買外匯券。

雖然人民幣與外匯券的公價幣值一樣，但後者用途較廣，也可以按公價兌換外幣，過了不久，在灰色市場外匯券比人民幣值錢，大約高三分之一。這樣，在市場購物，懂得討價還價的人，拿出外匯券可獲大折頭。如下情況出現：兩種公價相同的貨幣，購買同樣物品，討價還價後二幣不同價，其實價格相同；另一方面，不懂得討價還價的老外，以外匯券付人民幣之價，中了計，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就出現了。

到了一九八四，以外匯券阻止國內人購買較佳物品半點作用也沒有，但北京的朋友要保存外匯券，認為上述的價格分歧會帶來較多的外匯進帳。我數番向他們解釋不一定，但牽涉到彈性係數分析，他們不明白。後來還是老外不傻，沒有幾個不懂得討價還價，北京才知道外匯券是多此一舉。

這裡順便一提，一國二幣，人民幣是劣幣，外匯券是良幣，只要市場知道，可以討價還價，劣幣是不會把良幣逐出市場的。那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Gresham』s Law）錯得離譜，我在一九八五年一月與一九九二年三月兩次為文解釋得清楚。正相反，二○○三年北京要在香港搞「離岸中心」，讓香港的銀行大做人民幣生意。但人民幣有上升壓力，是良幣，港幣鉤著美元，是劣幣，我立刻發表文章說良幣會把劣幣逐出市場，因為街上賣花生的會選收人民幣！可能給我嚇了一下，這「中心」到今天還搞不成。其實香港早應轉用人民幣，或改為與人民幣掛鉤。政治問題我不懂，但天生一個淺白腦子，經濟解釋信手拈來。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公佈取消外匯券，跟著八月說十一月起外匯券不再使用。我手癢，於該年九月發表了不應該發表的《外匯管制可以休矣》。北京的朋友說，因為這篇文章，他們推遲七年才取消外匯券。文章長，但論點簡單，淺而妙。

我說有人民幣與外匯券的共存，市場討價還價後表面不同價其實是同價，再其實是非法行為，因為含意著的是一個黑市匯率。不明顯，因為外匯券的存在是一重煙幕，把非法行為蓋著了。取消外匯券，是拿開煙幕，非法會變得黑白分明。如果取消外匯券後中國容許外幣（如港幣）在國內流通（當時容許），以公價匯率算外幣購物之價低不少，擺明是非法，糾正要外幣價格管制。如果取消外匯券後外幣不准在國內流通，在與市場脫節的公價匯率下，外貿、旅遊及外資炒黑市會明目張膽，約束要加強外匯管制。這樣，如果北京不走回頭路——不加強價格管制與外匯管制——取消外匯券，拿開煙幕，外匯管制守不住。

一九九三年外幣的灰市變為白市，北京取消外匯券，人民幣進入了朱鎔基時代，大略的發展我在《鐵總理的故事》說過了。這裡要說的是一九九七年我再跟進人民幣的發展時，思想有大衝擊。我是個不受成見約束的人，但傳統的貨幣分析左右了我的思想。是拜師學藝的時候，我記不起有哪項經濟問題我是那樣反應遲鈍的。

看官須知，傳統的貨幣分析是環繞著一個古老的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理論基本上沒有錯，雖然分析可以變得非常複雜。這理論的弱點，是不管貨幣制度——制度如何與這理論的方程式是沒有關係的。

一般專家同意，如果金或銀有適當的供應量，金本位或銀本位是最可取的貨幣制度。金屬本身是貨幣，也是貨幣之錨，物品的市價會因為金屬之價穩定而穩定，以金屬之價有變而變，幣量理論容易處理，而以貨幣政策調控失業、不景等問題是談不上的。問題是這種本位制守不住：金屬供應不足，或外流過多，或其價暴升暴跌，都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波動。

脫離了本位制，大師佛利民認為，小國可用英國殖民傳統的鈔票局（currency board，今天香港用的），可以看為局部本位制，但大國則要走fiat money的路，這是歐美今天的制度了。在這制度下，貨幣沒有一個固定的錨，而是以調控幣量或利率的辦法來達到某些經濟指針或目標，例如通脹率、失業率、產出增長率等。這是間接地以指針為錨，貨幣政策是指以調控幣量、利率及其它法例來達到指針。非常困難，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真的處理得好。這是蒙代爾及一些貨幣專家跟佛利民之見有出入的關鍵原因。沒有誰不同意貨幣要有錨，只是一個大國的錨不易找，專家一般這樣看。大家都贊成匯率浮動，但沒有固定的錨而浮動是一回事，有了固定的錨才浮動是另一回事。這一點，對經濟一知半解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他們認為所有物價以自由浮動為上，貨幣也應如此，但他們忘記了貨幣的重點是協助交易，不是一般物品，幣值要穩定，而這穩定最好有一個固定的錨。

脫離了本位制，大國的貨幣找不到一個固定的錨，是佛利民的觀點。十多年前我向他建議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他回應說原則上可行，但費用高，太麻煩。殊不知在朱鎔基掌政下，人民幣鉤著美元為錨穩如泰山，根本不需要有多少外匯儲備，條件是央行不手癢，要集中於守錨來調控貨幣量。這是要放棄大部分以幣量的變動來調控經濟，或起碼貨幣政策——例如以增加幣量來減少失業——要在守錨之後有空間才考慮使用。這是說，單為守錨而調控貨幣量，或集中於穩定幣值而守錨，任何國家都可以做到。歐美的貨幣制度的困難，是指針過多，顧此失彼——這一點，佛利民一九六八的一篇文章說過了。

回頭說佛老當年認為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費用過高，太麻煩，中國的經驗證明是不對的。以一籃子物品取代美元為錨，貴客自理，可以在市場直接地購買這些物品，央行不需要存貨，也不需要自己在期市活動，只是穩守錨價。我把朱老時期的中國貨幣制度闡釋為：用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鉤著美元可以這樣看，鉤著一籃子物品也如是。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含意。幣量理論是局部理論，範圍不廣，沒有大用場。有一般性的貨幣理論一定要把貨幣制度的本身——尤其是錨的選擇——加進去，而幣量理論只是其中一個註腳罷了。有一個上佳的貨幣之錨，下得好，守得穩，幣量多少由市場需求取決（不是錨價由市場取決），是多是少幣值也穩定。

回頭說昔日國內的銀行是出糧機構，人民銀行也如是，我罵過不知多少次。一九九五年，人民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法定不准做生意，而其它銀行則商業化起來了。都做得對。今天中國的銀行制度，沙石不少，奇怪的，沒有跟進，不理解。還存在的主要困難是國營。監管銀行借貸永遠不易，職員出術的方法層出不窮，國營監管當然頭痛頭痛。另一方面，銀行有壞帳，何必要國家負擔呢？

（「中國未來」系列之七）

《中國未來》系列之六：《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

《中國未來》系列之八：《回顧感慨，前看憂心》

搭上古法攝影尾班車

不是所有先進科技都是好的；古法炮製有其可取之處。搞攝影，我是個古人。幾年前，計算機、掃瞄、激光等科技淘汰了幾位專業黑房（國內稱暗室）的朋友。技術了得，武功廢了，能不惜乎？我不靠當年有獨得之秘的黑房技術謀生，但先進科技的發達，在攝影玩意上兩次慘遭淘汰。也算幸運，兩次我搭上了尾班車，得享甜頭，有作品拿得出來，能否存世是另一回事，但過了癮是肯定的。

第一次，一九五五年開始搞黑白攝影，五八年在多倫多作職業攝影師，六五年想出一套復古的攝影方法，把光與影玩弄於指掌之間。六七年在加州長堤博物館舉行攝影個展，長達一個月，觀眾嘩然，過癮過癮。該博物館要建新的，要求新館落成時由我的攝影新作開鑼。於是，六七年十月我跑到東岸麻省的海旁，日以繼夜地攝了一個星期，所得甚豐。殊不知駕車到紐約唐人街吃晚飯，不到一個小時車內的所有物品——包括還未沖洗的所有膠卷——給人偷光了。

展覽不成，擱置了攝影幾年。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任職後，七十年代初期要再搞攝影，但我用慣的三種黑白相紙竟然在幾年間停產了。那時彩色攝影在科技上有突破，黑白漸遭淘汰，最精彩的黑白相紙竟然首當其衝，停產。我自創的黑房技術要靠這幾種相紙才能發揮，停產失落之至也。今天我還保存著大約三十幀一九六七年自己在黑房製作的作品，藝術不論，相紙銀面所能發揮的質量之高，與今天還繼續的沙龍黑白作品不可同日而語。經過四十年的逐步下跌，今天搞黑白攝影的青年不知道這門玩意的高處曾經是怎樣的一回事。

擱置了藝術攝影三十多年，三年前捲土重來，搞彩色的，先進科技協助，有得搞。但我是個古人，在科技協助中我用的還是古法：傳統的相機，舊鏡頭，一二○膠卷，負片，玩光之法還是一九六五想出來的那一套。此法一定要用負片，因為往往要過度曝光，有時刻意地過得離譜。

兩年內出版了七本攝影集，作品近七百幀。問題是作品的原作比印刷的高出很多。看官須知，論印刷效果，正片攝影優勝，但論原作，正片卻比不上負片。我的攝影法門一定要用負片。影友大讚我的原作，卻大罵其印刷效果。多番考慮後，決定從近七百作品中選出三百，放大幾套原作留存下來——據說先進的金屬相紙可以百年不變。

是在這個「留存下來」的過程中，我發覺自己正在再遭淘汰。有些作品放大後微粒非常粗——什麼都好，只是粗。用大底片是不應該那樣粗的。經過計算機掃瞄，負片容易粗是實情，但為什麼有些作品粗而有些不粗呢？研究了幾天，結論是粗粒起於沖洗底片的人用舊藥水。行內的朋友說，膠卷負片今天少人用，而更少是負片一二○。生意不足，沖洗店子不會專為我開新藥水，是以為難。老了，再沒有閒情逸致去搞自己的沖洗了。

今天，黑白相紙淘汰到近於零；黑白膠卷的絕跡指日可待。一二○彩色負片的沖洗藥水愈來愈多用舊的，有說這種負片可能停產。只是行內君子一般還認為，從質量看，到今天，數碼攝影還比不上膠卷。

是我之幸，搭上了古法攝影藝術的尾班車，有幾百幀彩色作品可以存世，雖然部分是過粗的。如果金屬相紙真的可以保存百年，那麼百年後，膠卷早就淘汰了，後人見到我今天的作品，應該歎息古法有獨到之處吧。

假貨需要禁止嗎？

絕對不是為中國辯護——那裡的假貨可真不少。以市場比例算，斗假貨多，中國不一定鬥得過墨西哥、韓國等地。問題是今天中國樹大招風，賣假貨的報道大事渲染，有時不盡不實。其實中國監察得相當緊，賣假貨的店子遠不及某些國家那樣明目張膽。

最近歐盟公佈中國假造了一部名貴的法拉利跑車，聽來神乎其技，但一位同學傳來早些時的網上故事，有多張圖片為證，國內某仁兄以纖維板複製了一部法拉利車身，安裝在日本車架上。後來該同學又說此複製不是歐盟說的那一部，使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

非牟利的複製假貨可以訴之於法嗎？原則上可以，但勝訴機會不高吧。不是為了賺錢，也公開說明是法拉利的複製，是玩意，對法拉利其實是恭維，也間接地替法拉利賣廣告。我於是想到如下的有趣問題。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勞力士手錶的假貨多得很，大概人民幣一百五十元一隻，是為牟利的。肉眼分辨得出來嗎？驟眼不成，細看可以。有趣的是：如果問勞力士的總裁，要不要禁止中國複製假勞力士，他可能立刻說要禁止；但如果他是聰明人，想深一層，應該不反對。這是因為戴真「勞」與戴假「勞」是收入水平很不同的兩種人，假「勞」是替真「勞」賣廣告，戴假的，收入增加了會轉向真貨打主意。因為假貨多得離奇，勞力士今天在中國是最大名牌，我不用看數字也敢打賭，中國經濟急升後的今天，此名表的真貨銷售量一定急升了。

兩年前香港推出自由行，國內的太太小姐們跑到香港去購買動不動是數千港元的歐洲名牌皮包，甚眾。這些女士怎會知道這些名牌呢？我也不知道，她們怎會知道？究其因，是國內以假貨替這些名牌賣廣告。朋友說，今天國內的美人比香港的美人對名牌皮包的真貨更為情有獨鍾也。

不是說笑的。幾年前我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有人假冒她的書法，簽上她的名字，出售。她竟然不怒反喜。一時間我悲從中來，因為沒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如果書法市場滿是張五常書法的假貨，我發達可期矣！當然，如果有人假冒我的書法，連我自己也分不開來，我會反對，但又會自歎學藝不精，沒有獨到之處。勞力士與名牌皮包，既為名牌，應該有獨到之處吧。

我因此認為，北京不要凡假必禁。要等名牌的主事人要求禁止才禁。因為廣告費用高，邏輯說，假貨與真貨可以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製造假貨的人有點收入，名牌因為有假貨的引導而增加了真貨的銷售量。

當然，物品種類不同，假貨的效應有別。盜版影碟對版權的擁有者有害無益，尊重版權要禁盜，不用問了。書籍也如是。至於發明專利、商業秘密等知識資產，一般而言也要尊重，要依法行事。可惜這些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執行談何容易！先進如美國，發明專利的官司費用高得離奇，就是註冊一項專利，複雜的，費用之高不容易相信。也是在美國，商業秘密的盜竊與防盜，雙方每年花的加起來是天文數字了。

我要細想一下才能給薄熙來作一點建議。三十年前花了不少心血研究知識產權，為美國的國家研究基金寫下了一份長報告，當年沒有發表。不久前發表在《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四七至五九九頁），幾位行內朋友讀後，說是在這題材上最深入的分析。薄部長如果有興趣參閱，可能像我當年那樣，感到天旋地轉。

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

這兩三年，老外頻頻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歷史奇跡，何其後知後覺也？十多年前我就這樣說。老外聰明，只是遠看廬山，見不到滿山小樹萌芽。想當年，珠江三角洲一帶雖然發展神速，但工業區亂七八糟，烏煙瘴氣，外人看不入眼。鄧小平一九九二南下後，蘇浙一帶廢除了多種牌照約束，拚命招徠，長江三角洲才殺出重圍。

如果中國的改革發展是歷史奇跡，那麼無可置疑，長三角是奇跡中的奇跡了。十三年前我說二十五年後長三角會是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今天還沒有到位，但庶乎近焉。老外今天看神州，嘖嘖稱奇，是給長三角揚之以威，示之以勢，嚇破了膽，於是頻呼競爭不公，施壓人民幣升值。

其實也算不公：地球沒有出現過那樣吃得苦而又是那麼多的勞動人口。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讓該市在五年內建成香港需要五十年才建好的商業樓宇，過重，市下沉，政府要大幅減少建築容積率。通縮襲市，樓價暴跌，建築工人凌晨操作依舊。

近於從零開始，長三角超越珠三角只用了八年，其間有嚴峻的宏觀調控與通縮。以昆山為例，九七年要投資一百萬美元才可以十萬零五千元人民幣購買一畝工業用地，購買多少沒有約束。二○○○年是五萬一畝，投資多少不論。去年是二十萬一畝，約束是投資二十五萬美元才可買一畝。這些規限或約束變化多，下文可見，主要是地區競爭的結果。三千多家台商雲集昆山，爆滿，前前後後大約十年。

說到美輪美奐，蘇州工業園冠於神州，可能冠於地球。這裡的特色是世界名牌雲集，工業用地聽說賣清光，目前有建築物的只佔小部分，幾年後全建好會是現象了。近幾年無錫上升得比蘇州還要快。杭州是年輕工商業家的聚腳地，認識不少，皆一時俊秀。義烏、溫州等的崛起皆天方夜譚，不用我介紹了。

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幣值穩定當然重要，但長三角飆升的頭十年，有一半時間面對嚴重通縮。進入世貿有助，但那只是近幾年的事。說向外資獻慇勤，那當然，但其它國家也懂得做。沒有眾多工會的左右重要，但不一定足以抵消遠比香港昔日工業起飛時為多的管製法例，以及貪污帶來的手續麻煩。發生了些什麼事？產權結構的基本改革在八十年代的第一階段改了，為什麼九十年代的第二階段會繼續飆升呢？

我的答案有兩方面。其一是周燕同學給我翻閱的十多份中外合資合約。說是合資，其實是註冊商標、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租用合約。看官須知，這些專利的傳統租用合約很難監管，因為產出數量難以鑒證，使用費（royalties）往往得個「講」字，而商業秘密是一去不返的。以合資合約處理商標與科技知識的租用，容許擁有這些「無形」資產的機構委任董事與其它行政人員在產出現場監管，大幅減少甚至杜絕欺騙行為。

我見到的中外合資合約，一律有詳盡的商標與專利使用費的羅列，而這些是「相金先惠」，有沒有利潤，凡有產出外資就先收取，有時寫明外地的銀行戶口號碼，匯出沒有管制。羅列著的凡有產出就要支付使用費的項目有時長達幾頁紙，是合資合約的一部分，中方協助產出的責任有說明，而令人矚目的是中方要負責減低中國的稅。有利潤當然按股權分配，但那是外資抽取使用費之後才算。

個人認為以合資合約替代商標與專利租用合約是中國的發明，因為其中條文的設計一般反映著怎樣合法地避去政府的管製法例。當時外資在中國獨資是不容許的，要與中方合資從事，但上述的合資合約顯然受到歡迎，因為後來可以獨資了，約滿後或新入門的外資，往往可獨不獨。

第二方面，上述的合資合約，與其它在外地不會見到的合約安排，顯然是從我屢次提及的激烈地區競爭衍生出來的。事實上，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也是起於一套外地見不到的合約安排。換言之，整個中國的工業制度架構，是一套合約安排的組合，撇開沙石妙絕天下。要深入理解，讀者要參考我一九六九發表的《佃農理論》與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沒有作過這些研究，我不會在中國的地區調查中恍然而悟。

想當年，北京把權力下放，起筆時下頭沒有資產權利可言。毛主席當年廢除私產做得徹底，就是工人的勞力也由國家支配。從資產權利的角度看，下頭一片空白，把權利放下去，只要順流而下，避過礁石，達到一個前所未聞而又滿是生產活力的制度可以理解。這是人類歷史的唯一經驗。

八十年代初期，承包制開始取代昔日共產政制下的等級權利劃分，農業取代得好，工商業有困難——都分析過了。大約八十年代中期，地區與中央協商承包出現，起初用固定的包「干」上繳，跟著發展為層層承包：中央與省，省與市，市與縣。以固定銀碼上繳的承包有不少問題：協商常有吵鬧，區區有別，過低中央或上頭眼紅，過高下頭叫救命，要上頭賑濟。

承包上繳的方程式改變過不知多少次，後來改用分成，那就是佃農制度了。雖然繼續修改，但到了朱鎔基時期，地區之間的（佃農）分成方程式開始固定下來。權力下放後，中國今天的經濟權力核心不是中央，不是省，不是市，也不是村，而是縣。以土地劃分，大致上沒有土地就沒有經濟權力。中央上頭統一稅制，提供土地徵用與建築的大致規例——形式上與佃農合約相同。某些公共事項（例如過區的公路建設），由中央或省處理，而縣的司政監管則是省與市的責任。

土地使用的權力落在縣的手上，是絕大部分的經濟權力了。中央指定的土地使用規例是大概，留下很大的空間讓縣作主。例如稅率與分成率皆劃一，不能變，但工業用地之價，由縣決定，可以間接地調低到負值。佃農理論說，除非特殊情況，在競爭下單憑地價調整可以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率。大致上，土地用途也是由縣選擇的。

最重要的工業稅收是增值稅（按產出所值減除原料成本抽取），可以看作工人的收入稅（月入一千六百之下工人本身是免稅的）。抽增值的百分之十七，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歸縣所有，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頭。增值稅是工廠沒有盈利或虧蝕也要抽，是佃農分成的原則，而有盈利才抽的稱所得稅，縣佔百分之七十五，其餘上繳。工業所得稅不多，縣不那樣重視。（工業之外的其它生意抽營業稅與所得稅，縣也與上頭分成，這裡不談。）地點奇差的縣，入不敷支，上頭會考慮資助；如果縣的主事人辦事失當，上頭更換時有所聞。有地而勞動力下足，地不值錢，所以縣對工人客氣招手，而縣與縣之間爭取投資者的激烈，中國獨有。一九九三年左右中央大舉放寬人口流動，農業人口急速下降，工業打崩頭。月是故鄉明，十年後，嚴重的民工荒在南中國出現了。

這就是了。一個縣是一家公司，拿著有劃清界線的土地作為資本做生意。公司合約的結構，一方面與上頭分成，另一方面與投資者分成，皆佃農制。稅率劃一，所以縣的成敗，可以用稅收在總資產的比重衡量。有成就的縣長或書記，不愁沒有私營或民營機構招手。此外，促成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一個重點是競爭的局限條件非常清楚。這一點，讀者要參考我早年寫下的佃農理論了。

不要忘記，在分析「大包干」時我指出，「稅」與「租」的理念相同。競爭租值（稅值）極大化是天才之筆，是秘密，因為天下只有我一個人明白。北京怎會知道呢？是逼出來的！當時我還沒有發表《供應的行為》的第三章，大幅地修改了傳統的成本與租值的概念。

（「中國未來」系列，之六）


《中國未來》系列之五：《鐵總理的故事》
《中國未來》系列之七：《人民幣的歷程》

從互聯網想到的

那天與佛利民通電郵，提到寫專欄，想到一件事，對他說：「今天寫專欄的形勢比你當年的黃金時日優勝，因為有了互聯網，動不動有萬多個網頁轉載。」六、七十年代佛老為《新聞週刊》寫專欄，每月或每兩星期一篇，寫得好，但沒有互聯網，刊物銷量再多讀者數字不會像今天那樣驚人。雖然如此，佛老的思想影響了整個地球，影響了整個時代，佩服佩服。

斗讀者多，我們今天佔了大便宜。個人的經驗不是那樣過癮。國內刊物轉載區區在下的文章，被封殺過無數次，就是三卷本的純學術的《經濟解釋》，國內某刊物轉載到最後幾期也被腰斬。這邊封，那邊開，懶得管。網上也被斬過，不多。互聯網的確神通廣大。專欄出爐，傳到網上去，只幾天就擴散到無數處。不久前一位同學大約估計，說我的讀者可能逾千萬。有朝一日，中國的言論開放了，一位專欄高手達一億讀者不足為奇。這樣的天文數字今天可以想像，但沒有互聯網是不可以想像的。

互聯歸互聯，人多歸人多。互聯加上人多就有現象，難怪那麼多的「網」生意紛紛跑到中國來。人多廣告高，當劉翔在奧運跨欄跑出，我立刻說發達可期，要找經理人，為文記之。郎朗與李雲迪在外地演奏，到處爆滿，炎黃子孫所在皆是有助焉。是中國之幸，這兩位鋼琴新秀的確達到國際師級水平，老外大聲拍手是衷心的。如果他們達不到世界級，中國人夠多也會有爆滿之盛，但會很尷尬。我舒了一口氣：達到世界級的郎朗與李雲迪，劃定下來中國鋼琴家的高水平，今後不會有不到世界級的殺得出去。

有點擔心姚明。不是說他的球技不好，而是歷史上，籃球中鋒球技比他高的有五六個，但今天姚明每場演出，令聽者嘩然的是電視（包括中國電視）觀眾五百萬—低估了吧！靠同胞多勝之不武，可幸姚明年年有進步，還年輕，繼續以往的進度三年後可達大成矣。

回頭說自己假想與佛利民寫專欄比賽（一笑），我每星期寫三篇，比他當年多出好幾倍。是不公平的比賽：對我有利愈不公平愈妙。其一是今天有互聯網，佛老當年沒有。其二是他當時是還未退休，而且傳媒訪問頻頻；我則無事一身輕。其三是今天中國的發展熱鬧非常，世界進入了經濟大時代，可以動筆的題材比佛老當年多。

最重要的數是第四點。佛老當年限於寫經濟；我不限，經濟文章只佔半數，其他有攝影、詩詞、音樂、書法、歷史、教育、學術、旅遊等，也有這篇不知是寫什麼的！每篇都有分析性，不易寫，如果限於寫經濟，沒有其他題材鬆弛一下，可能早就發神經。

自己的個性可能有助。百無禁忌，不管他人怎樣想，要說什麼就說什麼—此乃容易動筆之一也。有了題材，動筆前沒有固定結論，寫到哪裡就哪裡—此乃容易動筆之二也。永遠不磨斧，要罵要贊隨心所欲—此乃容易動筆之三也。文言文、白話文、廣東話，百鳥歸巢地隨意揮灑—此乃容易動筆之四也。

一九六九年我問佛利民：「你的專欄題材那麼多，是從哪裡弄出來的？」他豪情頓發，說：「是學問呀！我是享受自己的知識資產。」幾天前一位同學提出同樣問題，我也豪情頓發，給他同樣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