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有止境說

這些日子很有點失落，有點意興闌珊。

幾個月前，無意間翻閱舊作，發覺近幾年自己的中語文字毫無進境。二十多年前的中語文章今天可以修改一下文字，十多年前的也可以略動，但近幾年的與今天的沒有分別，是那個老樣子，沒有再進。你可以大讚或大彈，或說還有沙石，無所謂，但要求改進我會忙顧左右而言他。喜不喜歡由你，但文成「定」局，到了自己文體的盡頭，說好是登峰造極，說壞是完蛋了。

並非科班出身，四十八歲開始動筆，朋友指點一下，自己無師自通。其實不是「無師」的。少小時古文詩詞等背得多，於是，蘇東坡怎樣寫，辛棄疾怎樣說，可以搬過來的都搬過來，用自己似通非通、似懂非懂的白話文下筆，這裡那裡加一兩句廣東話，然後學王羲之寫《快雪時晴》，砌字。懂平仄，於是重用；背過駢文，於是算字數；熟詞牌，於是學人家用長短句。只這樣，別無其它。改進要從科班學起，太遲了，學不來。這把年紀，怎還可以臨老學吹打？

一個月來大手整理自己的攝影作品，又是意興闌珊。一九五五年開始搞藝術攝影，六五年想出自己處理光的法門，但從六七到○三年，忙於搞學問，不攝了。三年前捲土重來，用的是六五年想出來的方法，加上先進科技，如魚得水，十八個月內出版了七本攝影集。這次整理，是放大相片，質量比印刷的高出很多，選出二百幀，放大幾套留給子女吧。

外人可能認為我有點怪。前年十月攝九寨溝後，大功告成，說封機，封了，到今天沒有動過。這幾天反覆重看放大後的二百作品，認為是到了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繼續攝下去當然有較多作品，運氣好會有較佳的。這些只不過是多點表達自己的風格與法門，而風格與法門到此為止也。再搞攝影要有新的突破，新的思維，老了，不敢再想。

經濟學也如是。最近在《南窗集》寫了四期關於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是深入的探討，稱意的闡釋。仰天大笑之餘，發覺整個理論沒有絲毫不是自己四十多年積累下來的心得，嚴格地說半點新意也沒有。說過多次，我的經濟學只有一條需求定律，然後把所有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以代價變化處理。熟能生巧，這些我運用得快而準。只是那麼多，不能改，也不能進。欣賞的說我如神似鬼，千變萬化；不欣賞的說我完蛋，技止此矣。

回顧前輩大師的創作歷程，搞藝術的最有跡可遁。在一個思維上他們找到了好去處，發勁，走到盡頭，技止此矣，於是試圖發掘新思維，希望再走一程。有幸有不幸。二十世紀的偉大藝術天才畢加索，嘗試新思維的次數可能最多。今天看，畢氏的中期作品妙絕，後期變來變去也不偉大。莫奈幸運。他晚年要轉畫人體，聘請了一個美麗模特兒脫衣服，被老婆趕走了，於是轉畫蓮塘。不容易找到比蓮塘更能表達印象派藝術，而莫老把蓮塘畫到化境，絕響無疑也。張大千老來眼睛有毛病，毛病有得過：在宣紙上潑彩他潑到盡頭。莫扎特謝世前的幾首作品顯示著一種清新的幽怨，再入佳境也。是新的嘗試嗎？要帶我們到哪裡去了？上蒼無情，他死時只三十五歲。

中國的土地使用

土地政策是重要話題，雖然原則簡單，但施行複雜無比，一個政府辦得強可及格絕非易事。

舉個例，以自由經濟名動天下的香港，二戰後有數十年的租金管制，有政府提供的廉租屋、居屋，而六十年代的建築法例及其更改，蠢得見笑天下。是的，整個六十年代香港的財政司是大名鼎鼎的郭伯偉，此公奉自由市場為至上。但在他話事期間，香港的土地使用政策拿個零分（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七至五四四頁）！

香港當年的租管與廉租政策，是恐怕地價不低；與此同時，政府約束土地供應，是恐怕地價不高，左手與右手打起來。今天的中國，政府出售土地著重使用得宜。有劣著，但除了國家員工，政府不提供居所，而租管更是不聞不問了。

土地使用的經濟原則是簡單的，有兩個相關的定理。其一是國家的總地值，或總租值，要盡可能達到最高點。這裡要小心了。如果政府控制土地使用的供應，或壟斷，不啟用某部分土地，或不鼓勵土地使用的全面競爭，那麼在某些彈性係數的情況下，較高的總地值或總租值可能導致大浪費。爭取最高總地值，可取的，要啟用所有土地，鼓勵全面競爭，而競爭本身會約束地價。

這裡還有一個少人注意的話題。凡是經濟發展得好，競爭下地價的總值一定上升。這只不過是說生產力的上升會反映在地價上。政府強行壓制地價或樓價，會逼使生產力的上升轉到其它資產那邊去，不是明智之舉。另一方面，炒地產可以像炒股票一樣，有時莫名其妙地升得脫離現實，跟著無端端地跌得焦頭爛額——這樣的實例出現過。牛群直覺的盲衝亂闖不限於昔日荷蘭炒鬱金香，或文革期間炒君子蘭。要杜絕這種行為不容易，有時政府愈管愈炒得厲害。經驗說，可以減少亂炒一通的機會是鼓勵全面競爭，但沒有絕對的保障。

第二個相關的定理，是相同的土地（所有情況類同），不同的使用要有相同的地價或租值，才能達到最高經濟效率的均衡點。這是邊際產出定律與市場競爭的含意。原則上，或表面地看，第一個定理（爭取最高總地值或總租值）與這第二個定理是一樣的，沒有分別。但因為有交易費用的存在，世界不簡單，上述的兩個定理可以顧此失彼，引起各種政策處理的困難。先從如下的假設考慮吧。

讓我假設中國的所有土地都是私人財產，或有明確的私人使用界定。再讓我假設市場競爭存在，每個土地的擁有者要怎樣用，或收哪個價，政府一概不管。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的運作會導致相同土地的不同使用達到同價或同租的情況——上述的第二個定理會容易地過關。問題是單靠市場，政府一概不管，有交易費用的存在，同地同價的土地使用可以弄得亂七八糟，烏煙瘴氣，公路不便，綠化奇差，到最後雖然同地同價，但總地值可能潰不成軍，乏善可陳，遠不及有政府策劃之下的同地不同價可以贏的總地值為高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明智是選總地值較高，但要啟用所有土地，鼓勵全面競爭。

我信奉市場，但絕對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研究了公司理論那麼多年，知道市場之所不能，於是不反對政府策劃。事實上，先入為主的珠江三角洲的工業發展，因為當年政府策劃不足，市場有點亂來，在九十年代的八年間給政府策劃遠為全面的長江三角洲比下去：後者的環境遠為可觀，而土地所值也較為優勝了。那些凡事皆靠市場的言論，是宗教，不是科學，漠視了無可避免的交易費用。

究竟中國今天的土地使用政策可以打上哪個分數，不易判斷。批評當然容易，但我認為基本上很不錯。他們啟用所有可用的土地，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全面而激烈，政府對公路與水電等設施建設得快，一律收費，只是不容易趕上經濟發展的速度，缺電這幾年來得嚴重了。這些大致上做得對。重要是土地轉用途的問題，尤其是農地轉作工業用地。

今天，一個縣收取農地轉為工業用途，省上頭規定每畝要補償農民二至四萬人民幣，地區不同有別也。近市區一畝農地每年的租值大約四百五十，假設農產品物價不變，以六厘年息算，該畝農地的市值大約七千五百。補償三萬是四倍，不低了，只是農民與一般人無異，補償再多也可能嫌不夠，再加上縣政府往往周轉不靈，要分期付款，可能吵起來。據我的理解，吵鬧的傳媒報道過於誇張，縣政府收取農地大致上是順利的。

問題是轉作工業用地，六通一平的基建費用大約六萬一畝，如果不抽工業產出的增值稅，中國大部分的農地轉作工業用地是不划算的。增值稅救一救，而我大略地計算過，以目前規定的最低建築容積率算，只要招商成功，一個縣可以免費送六通一平的地出去還有大約每年百分之十二的回報率（不算土地投資與稅收往往相隔好幾年）。這樣看，只要交通方便，大部分的中國農地可以轉作工業用途，只是轉得太多供過於求，工業用地不值錢。

這就帶來一個重要問題。長三角與珠三角是優勝工業區，工業地價一般高於每畝大約九萬（收地與基建）的成本，加上有增值稅可收，於是，只看這兩大區，政府應該大幅地讓農地轉為工業用地。事實上，長三角與珠三角是兩個很大的地方，水源充足，水災少見，加上近於海旁，說不定可以容納得起地球上的所有工廠。問題是如果北京這樣處理，中國的其它地區就不容易發展起來了。我因此認為北京約束這兩區的農地轉用途，長遠一點看，是應該的，雖然目前的約束是否適當不容易判斷。這是說，看局部，長三角與珠三角應該放棄農業，但看中國整體，博不過。

還有兩個有關的話題要順便一提。其一是今天縣政府賣地招商很懂得拋磚引玉。他們頻頻考慮一個外來投資者帶來的項目，對縣的整體有什麼界外效應。這裡虧可能那裡賺回來的意識很明顯。不容易猜得對，但因為界外效應的考慮，同地不同價，原則上可以其實是同價。這種拋磚引玉的意識二十年前的中國是不存在的。是很大的改進，而有關的幹部到處跑，觀察學藝，今天成為一種風氣了。

其二是北京當局還不能完全擺脫農產品自供自給的意識。改進了很多，穀類大量進口有些日子了。可惜到今天他們還沒有全部開放讓民營或私營農產品進口，而補貼某些農作物，怎樣看也不智。

篇幅所限，只能略談住宅樓宇。我認為最近北京大事壓制樓價是不對的。有幾個理由。一、今天上海的樓價不到三藩市的一半，香港的四分之一，而長三角的一般樓價比美國加州的低很多。另一方面，一些國內城市的地產商喜歡造價兼造勢，高價成交的不一定是真價。二、中國樓價上升的速度不是快得令人擔心（這幾年不夠美國升得快）。壓制樓價會壓制樓宇的供應，弄巧反拙。三、不容許建造花園洋房或規限百分之七十的公寓在九十平方公尺之下，不對。消費者願意而又出得起錢，不要管他們要買什麼的。正確的做法當然是加速住宅樓宇的土地供應。可以考慮提升容積率，也要考慮加速改善交通設施，讓大都市的居民擴散開去。

話得說回來，我衷心欣賞北京怎樣也不推出樓宇價格管制，怎樣也不推出租金管制。雖然壓制樓市的怪招層出，但他們就是不直接管租，不直接管價。是非常難得的「不管」。回顧歷史，沒有幾個先進國家有這樣的能耐。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四）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三：《中國制度再闡釋：覆侯運輝》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五：《學問發展的困境》

郎朗牛牛會見記

那天牛牛的母親對我太太說，郎朗從德國給她電話，說聽到八歲牛牛的「大名」，到上海時要給牛牛上一課，於是問我們有沒有興趣一睹郎朗怎樣教牛牛。我們興高采烈地答應了。郎朗是百年一見的鋼琴天才，我說過了。不止此也，他是今天最大紅大紫的鋼琴演奏家，每年演出逾百五場，場場爆滿。八歲的牛牛呢？學琴四年多，有專家說二百年一見，有些較為保守，但天才無疑問。天才會天才，這樣的機會不能放過，我於是飛到上海去。

殊不知郎朗貴人事忙，指點牛牛抽不出時間，轉為邀請牛牛在某場合上與他合奏一曲，也讓牛牛獨奏一首。合奏那首是舒伯特的進行曲，不難的，但牛牛沒有彈過，母親於是趕著買琴譜回家。要四隻手一起彈，分主奏與伴奏兩部分。牛牛試一次主奏，試一次伴奏，都記下來了。小孩子斬瓜切菜。

其實不是什麼演奏會，而是郎朗會見他的琴迷，順便彈一兩首，場面很熱鬧。預定下午一時四十五分開始，約好了牛牛於一時會面，預習一下。但當天是什麼六峰會議之後，封路，郎朗二時十五分才抵達，過了時，不能與牛牛準備什麼。出場前郎朗在幕後與牛牛只說了幾句話。後來我問牛牛郎朗對他說什麼。牛牛道：「他問我獨奏的是什麼，我說是斯特勞斯的《蝙蝠》；他再問我合奏時我要彈主奏還是伴奏，我說要彈主奏。他說無所謂。」

《蝙蝠》一曲不淺，牛牛彈得好，而合奏則若無其事，應付裕如，毫無怯場之意。這就是了，一個演奏者要有成就，起碼的條件是要有表演欲，於是不怯場。這方面我自己的分數不足：寫書法，有旁觀者我老是寫不出獨自揮毫的水平。聽眾或觀眾愈多，演出的水平愈稱意，是難得的天賦，而郎朗與牛牛都是從幾歲起就有這樣的能耐。

牛牛彈奏後，主持人問郎朗，牛牛將來會否成為另一個郎朗。後者答：「不會的，他將來會是一個牛牛。」一時間我想到莫札特與貝多芬的故事，有幾個不同版本。據說當時的莫札特像今天的郎朗，如日方中，曲迷甚眾。一天在家中開派對，仰慕的賓客雲集。年輕的貝多芬被引進場內，在鋼琴上演奏了一些。莫札特顯得不在意，跟賓客傾談。後來在另一室內對朋友說：「你們聽到剛才那位青年嗎？將來整個世界會知道這個人。」

今天聽過牛牛演奏的人，沒有一個不認為他是鋼琴天才。將會成為國際大師嗎？這一點，看法就不一致了。看官須知，從天才到大師有很大的距離，少小時算得上是天才的，長大後殺不出重圍者甚眾。年幼時算不上是天才但長大後有大成的例子存在，可惜天才達不到大師層面的例子更多。平心而論，鋼琴天才明顯如還不到九歲的牛牛，將來會否跑出，彷彿今天賭世界盃，充其量機會不到一半。有兩位專家朋友就對牛牛將來能否成為大師打上問號了。

我不是鋼琴專家，但上蒼照顧，在幾項玩意上打遍天下，殺到盡頭，可憑自己的經驗考慮牛牛將來成為鋼琴大師的機會。考慮了良久，結論是：如果沒有不幸的意外，牛牛將來成為大師可以肯定。有三個原因。其一，牛牛有天才的記憶力，與此同時，他聽得准，可以容易地把樂譜轉到琴鍵上去。其二，年紀雖小，他有了不起的音樂感。其三最重要：牛牛這個調皮小孩很有個性。後者是說，只要父母或老師不左右牛牛的本質，長大後，他的琴音會有自己的風格。希望有朝一日，我有機會教他怎樣處理變化與風格才對。

經濟學的傳統與主流（二之二）

當年讀經濟思想史，老師說，經濟是一門科學，要學理論學現代的算了，讀思想史是為了興趣，過時的理論沒有實際用途。後來芝加哥大學的史德拉也對我說類似的話。史氏是首屈一指的經濟思想史專家，也是當代的價格理論大師，這樣說應該有份量吧。

是誤導！經濟無疑是一門科學。學子今天讀物理不需要讀牛頓的原著，讀生物不需要管達爾文當年怎樣說。自然科學，前輩怎樣說，可取的，在今天的課本可以找到，不可取的早就被新理論取代了。經濟學者一般認為，學經濟也一樣。我不同意。如果四十多年前我不靠讀前輩的原著起家，在解釋現象這唯一的重要的一面我不會有今天的十分之一的本領。理由簡單。自然科學的理論驗證在實驗室從事，是對是錯容易有個了斷；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世界，不容易拿得準，真功夫要靠很多微小觀察，要講多年經驗。

學經濟，讀古典或新古典的大師名著，學的主要不是他們的理論，而是他們對世界的看法與觀察力，以及他們在經濟問題上的思想範疇。他們的理論是對是錯不是那麼重要。今天，問一個名校經濟學博士史密斯說了些什麼，他會說：無形之手。還說了些什麼呢？他可能會說：專業產出會受到市場範圍的約束。再有其它嗎？沒有了，因為這位博士沒有讀過《國富論》。曾經反覆重讀《國富論》的人，會知道「無形之手」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史氏的觀察力，怎樣看世界，以及他創立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系統思維。

當年讀李嘉圖，我學得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推理方法，比後來興起的一般均衡理論高出不知多少倍。讀米爾，我學得的是拿一點擴散開去，也把多點集中起來。他的方法精彩，理論是對是錯不重要。讀馬歇爾，我學得的是怎樣這裡按兵不動，怎樣先動那裡，看看效果再作打算，以及他怎樣築成一個理論架構。懶得讀海耶克、熊彼得等人的作品：從實證科學的角度看經濟，這些人不懂，沒有什麼可以教我。

這就是了。拜讀前輩大師的原著，我要學的是他們的系統思維，欣賞他們的觀察力，倣傚他們怎樣看世界。學這些不僅要讀原著，而且永遠不會過時。至於什麼理論云云，基本上不是那麼重要。錯了嗎？無所謂，略為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事實上，所有經濟理論加起來只有一條需求定律，運用時要懂得怎樣處理局限條件的變化。不懂淺而簡單的理論，只懂深而複雜的，基本上不懂。這是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吧。

去年，曾任諾貝爾經濟學委員會主席的朋友，給我的英語論文結集下評語。他說我堅守史密斯的偉大傳統，自六十年代後期起發表的文章今天都成為經典了。他說我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重要而又神秘的現象，推翻了成見，彷彿拿一把魔杖把通道打開。了不起嗎？不怎麼樣，我只是憑史密斯等幾位前輩遺留下來的偉大傳統，消化了，這裡改一改，那裡轉一轉，加上前輩當年沒有機會見到的觀察，隨意揮灑。像我最近解釋的中國地區競爭制度那樣困難的題材，是很少遇上的。

今天那所謂主流經濟學的困難，是從事者漠視傳統。他們因而不知道，除了魯賓遜的一人世界，所有經濟問題都是制度問題。可能怕外人認為不夠湛深，或要倣傚物理學家，他們以方程式從事，但問到這個那個符號代表什麼，十之八九不明確。用數據，搞統計，他們一般不管數據從何而來，也不知連帶的是些什麼現象。文章工整，變化生硬，既無文采，也乏趣味。

說過了，如果當年老師教的是今天的主流，我早就另謀高就。

中國制度再闡釋：覆侯運輝

這系列文章有三篇解釋國內的地區競爭制度：《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讓我先覆高斯》、《馬歇爾的註腳與中國的運情》。讀者反應佳，但到今天似乎還沒有一個完全明白。高斯讀了《第二階段》的譯文，認為重要，要求澄清。一位同學讀了《覆高斯》，呼精彩，要我解釋文內提到的馬歇爾註腳。《註腳》一文施盡看家本領，以為淺白易懂，殊不知侯運輝給我電話，說搞不清、解不明馬氏註腳的重要性。

侯夫子讀經濟出身，對分析的直覺感受了不起，他不懂，其它說懂的不大可信。中國的地區競爭是難得一見的重要經濟現象，花了兩年解通了，認為是淺的，但侯夫子說不懂。我想，整個解釋差不多用盡自己四十多年的經濟學思維，認為淺外人不會那樣看，還是從頭細說一次好了。分點說，要加起來，讀者一點也不要放過。

（一）說過好幾次，古時的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租」與「稅」是同義的字。郡主讓農民使用土地，收的是租，郡主跟著提供公眾服務，租稱為稅。今天的世界，有些稅其實是租，有些不是。我的看法，算是租的稅，有兩個特徵。其一是抽取的人一定要提供某些資源給交稅者使用——尤其是土地的使用。其二是使用者有沒有錢賺也要交「稅」給業主。這樣看，中國今天最重要的稅項——增值稅——其實是租。可以說，中國今天的地區制度是古稅制現代化，歷史沒有出現過。

國家是土地的業主，在用家競爭下，增值稅的總收入愈高對經濟整體愈有利。這只不過是說如果中國的所有土地是我的，要爭取土地租值的極大化，我必須想盡辦法提升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率。

今天反對政府加稅或要求減稅的言論，皆一知半解。反對增加的應該是那些算不上是租的稅，例如遺產稅，盈利稅，侯夫子的個人收入稅，等等，皆非租也，抽得多對經濟有不良影響。經濟學者高舉人頭稅，也糊塗，因為人頭稅怎樣看也不是租。侯夫子與一塊地的一個分別，是沒有業主可以支配怎樣使用他，抽他稅多不知他會躲到哪裡去。人頭稅的困難是找不到頭，類同。

（二）說過無數次，私有產權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但要有使用權、收入權與轉讓權。一九八五年我建議中國把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前者為國有，可保社會主義的形象，後者為私有，可推行以私產為必須局限的市場運作。這與鄧主任說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是英雄所見略同的。

不是我的發明。香港土地的所有權歸政府，買地只是以合約購買長期使用權。今天在中國買地也是以合約購買使用權，期長一般五十年，與香港的差不多。絕對不用擔心到期政府會亂補地價，因為如果續約價過高，殺一儆百，整個經濟會塌下來。中國今天買地是買使用年期，使用有產出要再交增值稅，後者其實是租。地價與稅（租）有密切關連，增這邊要減那邊。下文可見，大致上，中國的處理實在好，是神來之筆。

（三）七十年代末期興起的承包責任制，協助後來兩權分離的出現。承包的上繳雖然是租，其實也是稅。八十年代，從中央到省到市到縣等的層層承包出現。開頭用固定金額上繳，很頭痛。不同經濟情況的地區不可能上繳相同，常有吵鬧，而更重要是前程難料，固定金額吵之不盡也。這是後來轉用以稅率分成（即佃農分成）的原因。一九六七年我以規避風險來解釋佃農合約的出現，但因為風險無從量度，後來轉用訊息費用高，前途難料，不容易預定固定租金，來解釋分成。這與中國的承包轉用分成制是一致的。承包是把權力下放，今天下放了很多。毛澤東幫了一個大忙：他把下面的土地產權剷除得一乾二淨，權力放下去沒有多大阻力，地區制度於是由經濟壓力逼出來。

（四）早就察覺到中國的地區競爭激烈得離奇。不是說他國沒有地區競爭，而是激烈性差太遠，不可與中國相提並論。兩年前我找到解釋的第一個要點，那是經濟權力落在縣的手上。沒有土地不會有多少經濟權力，而決定土地怎樣使用是縣的決策。某些城市還有些要發展的土地，但大致上，土地的使用權歸縣所有。有二千多個縣，競爭的主角是縣與縣之間。

（五）重要的增值稅，是租，從承包演變出來，沒有其它看法。以一個稅率徵收是佃農分成。我當時的困難是所有地區的稅率劃一。明白為什麼要劃一：不這樣不同地區會吵起來，而投資者會搬來搬去。問題是佃農理論說，分成率劃一肯定無效率，可以導致大浪費。這樣，中國的經濟怎會那樣急升呢？

（六）佃農理論有一個明顯含意，那是如果佃農分成率不變，在某範圍內地主或農戶的投資增減可以達到與固定租金有同樣高的經濟效率。這就帶來馬歇爾的註腳。在我之前，他不讓佃農分成率變動，但說如果地主投資，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率會與固定租金相等。不是全對，要看固定的佃農分成率在哪個位置，也要看地主投資的變動幅度，可能要變到負值。

（七）一年前與某縣長閒談中，他提到地價可以從高處下降到負值。這就讓我想到馬歇爾，想到地主投資，也想到如果地價可以有那麼大的變幅，佃農分成率不變，或稅率劃一，單靠地價調整可以達到最高效率的土地使用。一時間豁然開朗，所有疑團都解決了。

（八）說增值稅是租沒有錯，說以一個稅率徵收是佃農分成沒有錯，說地主或政府爭取總租值的極大化對經濟有利也沒有錯。後者，政府不能為了增加租值的總收入而壟斷土地的使用，推出有壟斷性的分成率，也不要大事左右土地的轉換用途。這方面，有二千多個縣互相競爭，雖然還有少許沙石，但算是及格有餘了。

（九）下期寫《中國的土地使用》會作補充，這裡只用一個最常見的例子示範。今天算，農地轉作工業用地，補償農戶加上基建（六通一平），每畝成本大約人民幣九萬。昆山的地價大約每畝十五萬，蘇州二十萬，但有些地區要免費贈送（即一畝送九萬），有些免費還不夠，要以幾年的稅收與投資者分帳。

北京上頭提供大概的土地使用規例，但用作什麼，怎樣變，是縣話事。地價不論，縣的收入主要靠增值稅：抵扣原料成本後的產值，抽增值百分之十七，是佃農分成。縣再與上頭分成，把增值稅的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頭，自己保留百分之二十五。大約地計算過，九萬一畝成本，免費送地出去招徠，投資者設廠按目前規定的最低零點八容積率，縣的稅收分成的回報年率大約百分之十二。不高，但免費送地也有可為，而分成率不變，搞起經濟將來的稅收與縣的分成會增加。

是佃農合約的本質：作為「地主」，縣非常重視投資額的多少，是哪種工業，是不是立刻動工建廠房，等等。他們爭取的是增值稅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收入，其實是地租的一部分，而總租值的極大化要靠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率高。

上述可見，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是「搶客」：招商失靈慘過敗家。分成是上連串下連串，但縣與縣之間不連，加上因為分成租值基本上天天不同，彈性高，於是打將起來了。縣的主事者工資低，但分成收入可觀有獎金。更重要是土地的劃分清楚，一個縣的成敗得失或效率高下不難衡量，主事者看為自己的企業，搞得好有滿足感，而本領高的或可升職，或可轉到私營或民營的機構去。

單從最重要的增值稅看，中國的稅率不高（年產一百八十萬之下的小工廠，抽總產值百分之六，沒有抵扣，但也稱增值稅），而又因為收的其實是租，稅制一流。頭痛是算不上是租的盈利稅（稱所得稅，抽百分之三十三）及個人所得稅（累進到百分之四十五）。後二者，瞞稅的行為嚴重，引起很多問題，是災區，需要大手改革。

從可以抵扣原料成本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看，縣收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工業用地每畝成本九萬，縣的底線大約是：投資者每畝建築費不低於四百萬（建零點八容積率），縣可以把土地免費贈送，再每畝補貼五萬——這樣，前景不論，縣的底線回報率大約與市場利率相等。也是這樣算，中國的工業發展可以推到差不多所有交通方便的農村去。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三）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二：《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擾》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四：《中國的土地使用》

經濟學的傳統與主流（二之一）

上海陳克艱讀了我那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後，有人問他對我的經濟學的看法。他回應說我的經濟學非常傳統，但不是主流！沒有理由反對陳兄這句話。可能有些經濟學者是既主流，也傳統，但要到哪裡找這樣的大師呢？年逾九十的森穆遜與佛利民懂傳統，很懂的，可能認為自己也主流，但今天的主流新秀不會那樣看。貝加的傳統功夫不明顯，主流也談不上，但自成一家，是異數！還健在的既傳統也主流的經濟大師，看來只有阿羅一個。其它比我年長的師友，今天看，都是傳統而非主流的——可能我自己偏離得多一點。發生了些什麼事？

不論師友的教誨，我的經濟思維主要出自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費沙、魯賓遜夫人這六個人。考這些前輩的學問，當今之世，年紀比我小的，恐怕只有港大的張滔考得過我。讀前輩，張滔的讀法與我不同。他讀得精細詳盡，我是跳讀，有時跳完再跳，往往要求教張滔自己當年有沒有讀漏了。

跳讀是脫韁之馬的本質，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是讀得不夠精確，好處是隨讀隨想，試用自己的想像力把跳過的填補起來。填不上，認為可能重要，我會補讀或求教，但靠想像填得上的，好些時比原著高明。好比李嘉圖的差別租值（differential rent），專家認為錯。當年我跳讀，認為可以是對，於是加進自己的假設，使之對，精彩的（據說奈特曾經在課堂上大叫終於搞通了李嘉圖的差別租值，遠在我之前，不知是否用上我的假設）。其實沒有廣泛用途，但一九七五年靈機一觸，用之於知識產權的競爭發明理論，巴賽爾拍案叫絕（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八九至五九七頁）。

上文提到的六位前輩，今天的「主流」新秀當然全部聽過，也多半略知他們說過些什麼。但我懷疑他們沒有讀過原著。本是同根生，今天看，新秀主流與我這個老人家是天南地北，兩個世界，河水不犯井水也。

非常珍惜自己所知的傳統學問，包括古典（史密斯、李嘉圖、米爾）與新古典（馬歇爾、費沙、魯賓遜夫人）的。也珍惜自己當年的跳讀與脫韁。一九六一年——第二年讀經濟——選修一科經濟思想史。老師與課本都說前輩大師對的少，錯的多。但課本的扉頁引用某人的一句話：「研讀一個偉大而錯的腦子，往往比研讀一個小而對的腦子多有進益。」

當時我想，如果一個腦子真的偉大，可以錯得那麼容易嗎？所以在課後我喜歡讀原著，而眾人認為是錯了的，我喜歡問：在怎樣的假設下錯的會變為對？後來我發現，任何算得上是有份量的腦子，無論怎樣錯我也可以更改或加進假設而使之對，問題是這些假設可不可以接受。跳讀、脫韁，少受精細詳盡的約束，想出新的假設就比較容易了。熟能生巧，後來我對假設的增增減減轉得快。

是奇怪而重要的哲理。科學上，一個偉大的腦子當然可能錯，但不可能錯得膚淺，或沒有邏輯可言，就是擺明是看錯了也總有可觀的一面。一個偉大腦子的錯，如果不試圖轉換假設而使之對，我們不會真的知道錯在哪裡。當年我說前輩的佃農分析是錯了，因為以某些假設使他們的分析變為對時，知道他們認為是事實的，並非事實。

不偉大的腦子，或次一兩級的，所在皆是。這些可能在邏輯上錯得淺，不讀算了。漠視傳統，不拜讀重要的原著，以為自己可以發明，見到有多人一起走，人多勢眾，是主流，於是心安理得——是走錯了路向。

外資收購何害之有？

三年前北京通過反壟斷法例，準備二○○三年十一月一日推出。讀內容，好學唔學，是美國式的反托拉斯，不知是誰從不知所謂的教科書搬過來的。我一連罵了十篇文章，看來是罵回去了。去年讀到北京又要再搞反壟斷法，是另一套。不知內容，心想：可能不錯，那麼多國企靠壟斷生存，反一反倒也過癮。但那些壟斷由國家維護，豈非左手反右手乎？

最近國內提出反壟斷法再見新聞，據說初步通過了。不易讀得懂，最主要的一項看來是反合併（mergers），反外資收購也。可能解錯，意思是說：每年生意額達一百二十億人民幣的企業或集團，除非事先得到批准，不可收購一家每年生意額達八億人民幣的中國企業。這與幾個月來網上不少言論反對外資收購中國企業——恐怕受到什麼控制，什麼資產流失云云——有雷同之處。

我的意見如下。

（一）反對合併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有不少暗渡陳倉的法門。真的要管，打起官司很頭痛。管不成，會增加合併或收購的交易費用，或鼓勵公司拆細、斬件成交，對國家的經濟沒有好處。

（二）外資收購中國企業，在中國經濟急升而宏觀調控可能使某些企業周轉不靈的情況下，偶爾「執到」不足為奇。不要眼紅：我認識的中國企業家沒有一個是傻子。於是，這邊廂唔系猛龍唔過江，那邊廂猛虎不及地頭蟲。我要賭的錢會押在地頭蟲那邊。

（三）外資在中國境內，僱用的是炎黃子孫，科技知識傳進來，老闆是什麼膚色不要管。資金會調離嗎？只要中國維持目前的投資環境，不會，會繼續進來。環境不靈，任何人都會考慮離開。至於恐怕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奇哉怪也。北京也控制不住！有這恐懼症的人要多點拜會今天中國的年輕企業家。

（四）「地球一體化」這個話題熱鬧了好些日子了。說來說去還是些什麼互聯網、國際交流與貿易增長之類的玩意。真正的地球一體化只有在中國開始見到：長江三角洲一帶，絕大部分工廠都是國際級的——這景像在其它國家不存在。帶過幾個鬼子佬去巡視，沒有一個不歎為奇觀。名符其實的地球一體化，中國無疑先拔頭籌。我不建議中國要爭取什麼領導地位——千萬不要那樣做——但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既然今天老外給足面子，卻之不恭才對。

（五）最後要說一下我完全不懂的國際政治，覺得有點不妥。美國武器無敵天下，鬥不過，一些地方搞核武，一些搞恐怖。這種二十一世紀一開始就出現的「兩極分化」，有誰懂得怎樣處理呢？若干年後會演變為怎樣只有上蒼知道，但個人覺得，很壞的可能存在。

中國還在改革，還要搞好經濟，改善民生。這些工作切忌政治動盪，更勿論戰爭了。一個安全的投資環境重要。沒有保險可以買，但可取的保障，是鼓勵老外投資或設廠於神州。愈多外資在中國，中國愈安全。

經濟的互相依靠，互相得益，是安全的最佳保障。澳洲、加拿大、俄國等對中國友善，因為中國對天然資源的需求養起這些國家不少人。韓國友善，因為什麼三星之類在中國賺大錢。日本的頭頭得把口，可能有政治原因，但日本仔在中國投資多，相當客氣，兩年多前推出了「日日貿易」這個怪論，感謝中國。法國與德國呢？什麼名牌（假貨之外有真貨）、機械、汽車等，滿佈神州。波音提到中國會偷笑，微軟也開始微笑了。

傻佬只有一個：那是陳水扁。昆山有三千多家台灣廠商，就是發神經也不應該天天叫台獨叫得那麼大聲吧。

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擾

我沒有資料，但感覺上像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貪污中國是減少了。朋友還頻頻指出貪污盛行，還是問及八十年代我屢次大聲疾呼的「印度之路」會否在中國出現。過了關，應該不會。今天不少人指出的「貪污」是另一種，其中最常見的很難說是不是貪污。後者有時稱「好處」，有時稱「私了」，國外也有，稱「外快」，美國稱moonlighting。問題是這種外快出現在國營機構中，多而普及，招來非議。

首先要說的，是今天國內不少賺外快的行為，我們不容易反對：國營員工的薪酬那麼低，不賺取外快難以餬口。好比音樂學院中協助伴奏的鋼琴手，伴奏每小時七元，但外出私下教琴，每小時二百。下班後賺外快，明顯地合理。問題是上班時的空餘時間跑出去教一個小時，應該嗎？美國的公立大學，教授在辦公時間作外間顧問，校方明知有問題也容許，只是做得太多稱daylighting。

今天國內的大學，教師薪酬不到二千，授課另計，加起來大約四千，有房屋補貼，生活不算是好過。有本領的不少搞其它項目，或替政府或私營機構作顧問工作，難以厚非。這種爭取外快可能導致校方工作的「失職」，有問題，但說不上是貪污。醫院也如是。國營醫院內某些醫生用某部分設備賺取外快，與院方分帳，類同，而願意多出錢的病人得到較佳待遇，經濟學者不會反對。問題是出現了見死不救的現象！窮人病重，進醫院，院方見無錢者佔了床位，不會落力搶救。這也不算是貪污，但非議無可避免。

其實性質相同，但轉了行業，貪污之聲不絕於耳。有如下一個真實故事。一家商店水管破裂，牽涉到政府部門，修理員一招即至，問商店要「公了」還是「私了」。「公了」要等幾天，收費五千，「私了」收一千，立刻修理，但沒有發票。你選哪一種？是貪污嗎？還是賺取外快？我搞不清楚，讀者或可教我。

進口填關稅表，深不可測，也要懂得怎樣避重就輕。你不懂不打緊，但要聰明地找懂得與海關打招呼的服務替你填表，收費。稅務幹部搞好了關係，出外開檔，教商家或廠家報稅，懂得門路，可以提供幾個選擇，收費。朋友說，不求教這些關係高人是傻瓜。說實話，類似的安排先進之邦也有，而說到明顯的貪污，中國今天應該比不上數之不盡的發展中國家。問題是諸如此類的行為，或外快，或關係，或近於貪污，或真的貪污，今天的中國無疑伸展到各行各業牽涉到「公立」的。

整個問題起於國營私辦，或部分私辦。權利要界定清楚本來就困難。本身是國營，部分私營去也，要界定權利難上加難。於是公非公，私非私，出現了混淆，見死不救可能有點誇張，但可信，是意料中事，而這裡那裡被認為是貪污，不一定對，可以理解。

朋友，千萬不要認為我建議北京要杜絕上述的「外快」行為。太多，太廣泛，是今天中國體制運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強行杜絕經濟會倒下來。

這幾年國內的朋友對公立醫療及公立教育批評得厲害。北京上頭不可能不知道，但困難不容易解決。讓我在這兩個極端重要的行業說說吧。我知得不多——其實知很少——但既然認為掌握了要點，知道「公非公、私非私」是問題的重心，可以簡單地分析一下。

公立醫院與學校不容易私有化，因為窮人多，某些服務需要政府補貼。然而，這兩個行業的經費不足，加上政府鼓勵自負盈虧，賺取外快無可厚非。如此一來，需要低收費的服務就被輕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學券制或醫券制無補於事。還有一個問題。今天中國的經濟權力主要落在縣的手上，是高明的制度，但縣是一家公司，近於一個商業機構，要縣提供可觀的醫療或教育，在商言商，不容易。據我的理解，縣與村的中小學與醫療是地區自費辦的，收費低，醫療通常要虧蝕，教育可打平。上頭資助很少，質量不高。目前中央正在考慮大事增加資助，但有管理鞭長莫及的問題。市與省的大學，中央資助比較多，有盈餘，但出現了上述的賺取外快的情況。

窮人多，需要協助，政府出得起錢，增加資助不容易反對。然而，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私營或民營辦學校或辦醫院會是那樣困難獲得批准。據說醫院牌照略為容易，但不能是全面性的醫院，私營學校則奇怪地困難。有私校，不多，一般賺錢，有些賺很多錢。為外賓而設的小診所在大城市存在，也一般賺錢。

如果政府容許私營或民營自由辦學或辦醫，競爭收費，市場會出現很多不同層面、不同質量與不同收費的服務。正如開飯店或食肆的牌照易取，不同層面的食肆無數，收費每客從數百到數元不等。這樣搞教育及醫療，私立的會因為還有公立的競爭，收費與服務質量會受到公立的約束，而又因為公立的服務需求量給私立的分擔了不少，公立的經費不變，職員不少轉到私立去，公立的可以大幅改善服務質量。

我又認為在有眾多私立的競爭下，公立的醫院或學校應該讓私營的慈善機構處理。政府補貼，慈善機構本身出多少皆有商量。若有作奸犯科，殺頭算了。

是重要的問題，驟耳聽來複雜無比，但基本困難是清楚的，只要拿得準，對症下藥，不難改進。讓我重複要點吧。

（一）一個員工在公立機構走「私」賺外快，甚至利用職權與機構內的設施為之，不是中國的發明，而公立的正規工資落後於發展奇速的經濟，賺取外快往往難以深究，何況好些時政府要求公立的自負盈虧，即是間接鼓勵「外快」行為。問題是這些行為今天在中國成為大風氣，不同行業給人的印象不同，有些看來近於貪污，有些其實是貪污了。

（二）清楚界定權利永遠不易，而在公立下界定走「私」的範圍難上加難，於是公非公、私非私，員工的操作一般重於私而輕於公，遵守著經濟學的需求定律。這樣一來，醫院出現了見死不救的現象，而學校老師懶得爭取真學問。

（三）公立走私目前成為中國體制運作的一個重要部分，手起刀落地試行杜絕是愚蠢的。全部改為私營運作，收費十足，也不對，因為窮人多，要協助，要照顧。

（四）地區之間的競爭局限界定，非常好，撇開沙石千萬不要動。問題是地區的結構組織是一種商業機構，懂得在商言商，要求他們免費或低收費提供醫療及教育，辦得好是強人所難了。由中央資助，國家那麼大，鞭子那麼短，加上要多番轉手過關，不容易辦得好。

（五）不減少政府資助，或盡可能提升，不容易反對，但政府一定要大手放開私立醫療及私立教育，牌照沒有約束，收費由市場決定。這樣，各層各面的醫療及教育的私營運作會出現，分擔了政府的負擔。政府於是把經費集中於搞好還需要的公立服務。五十年代的香港，公立與私立的學校並駕齊驅，都辦得好，比今天高明不知多少倍。切忌香港後來的經驗：公立補貼提升至淘汰了所有私校。

（六）公立醫療及教育，最好交給私營的慈善機構處理。政府補貼按雙方議定的方程式，除了監管帳目與聽取意見，其它的政府少管為妙。我知道很多人，不少有錢的，希望可以為中國做點事。北京要讓他們表演一下。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二）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一：《馬歇爾的註腳與中國的運情》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三：《中國制度再闡釋：覆侯運輝》

再談《信報》

李察洽商買《信報》，變作馬拉松！幾天前《明報》大字標題說：「李澤楷再洽購，信報要求共管」。心想，「共管」如果免費提供，李察豈非執到寶？細讀內文，卻想，怎麼搞得這樣複雜了？

雙方都是朋友，不便過問。不知內情，旁觀者清，可以說幾句。處理《信報》應該是簡單的：這刊物面目明確，立場堅定，不能改，要改就不要買。有人說《信報》老化了，不合潮流。胡說胡說，大家拿出鏡子照照吧。《信報》的問題是山木夫婦淡出，要退休，沒有加碼增加篇幅好些日子了。在經濟刊物大有需求的今天，這加碼應該做，只是《信報》的面目不能改。班門弄斧，這裡提出加碼之法，想來山木夫婦不會反對。

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按著《信報》的方針與原則，推出一個全面性的、足以立竿見影的「中國經濟版」。今天全世界都看著中國的經濟，吵呀吵的，但無論國內或國外，沒有哪份刊物提供我認為是及格的關於中國經濟的報道與分析。要搞出及格的，《信報》得天獨厚，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北京重視《信報》，認同他們的中肯面目。這樣，打個招呼換個面子，在國內採訪大可通容。其二，國內刊物報道經濟的雖多，辦得好不容易。還有些什麼「過濾詞」不能用，或這些那些不能說，或這篇那篇要批准，又或者身在其中，這句要磨斧，那句不敢說。總之左顧右忌，精彩而又中肯的報道就困難了。《信報》是香港刊物，這些顧忌一概免了。其三，《信報》進入國內早就暢通無阻，而我的直覺說，只要報道中肯、客觀，偶爾「越位」的報道，會因為《信報》是香港刊物北京不會管。

如果《信報》可以搞出一個有七十分的中國經濟版，國內的銷量會大升，廣告商樂於問津也。另一方面，今天外語報道中國經濟的觸目皆是，一知半解，說好說壞皆過於誇張。以《信報》的條件報道，成為國際中流砥柱的機會不少。

動筆分析中國經濟有二十多年了，算是個專家吧。在國內這邊封，那邊開，封封開開屈指難算，結算下來讀者竟然無數。這可見關於中國經濟的讀者市場非常大，而《信報》的通行證比我的靈驗得多。百無禁忌，我的原則簡單。永遠明查，絕不暗訪——一般而言，明查對方會直說，雖然偶有一些資料我間接處理——這與自己處理學術文章是一致的。有說錯的，也有看錯的，但沒有說過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話。不懂得說，可幸在中國的話題上不需要說。要罵就罵，應贊則贊，但從來不小看北京，也不會一無所知地左批評右批評。我的經驗說，《信報》搞中國經濟版，有得搞。有趣的話題多得不得了，有關的可靠資料遠比我知的其它地方容易獲得；同樣重要是用不著說假話，半點鞋油也用不上。要的是懂得一點尊重，拿出一點誠意，分析要客觀——說錯了是無傷大雅的。這些本錢《信報》有的是。搞得及格經費不小，李察出得起。人材呢？給我五塊錢買一個名字吧！

還有兩項《信報》要改進的，容易。其一是我認為他們要加進一個綜合性的國際體育版。不是五顏六色大捧球星的那種，而是國際的體育報道，賽果的統計等。我察覺到，知識分子喜歡看國際體育消息，簡潔的，名字用英語原文算了。

其二，《信報》還可以改進不少朋友認為是目前香港最好的評論版。要提升稿酬，文稿要多點刪減。有資料支持的文字成本高：我曾經花四倍稿酬寫一篇過癮但不大重要的專欄文章。

下星期上海不堵車

人口二千萬的上海，下星期有五天不堵車。事緣六月十五日（下星期四）上海將舉行「六國峰會」，搞什麼我不清楚，市政府唯恐交通阻塞，通告本週末不放假，大人要上班，小子要上課。換來的是下星期三、四、五是假日，取二送三，與下個週末加起來是一連五天大假。算我孤陋寡聞，這樣別開生面的處理在其它地方沒有聽到過。

當然由某委會決定，因為沒有誰願意獨自「揹飛」。沒有徵求民意，也沒有吵吵鬧鬧的公開辯論，委會決定了，於是通告。你可以罵他們不夠民主，或社會成本高於社會利益。我個人覺得有趣、過癮，有點發神經。這是今天的中國。

三年多前上海要建東海大橋，跨海三十二點五公里，是世界最長的。當兩年多前我讀到一份外國報道，說該橋有點難以置信，好奇地查詢，已建了三分之一。去年十一月該橋落成，長度既然破了世界紀錄，理應大事慶祝才對。沒有。簡單儀式，市長沒有出席，只派一個副市長，剪綵，幾分鐘了事。這是今天的中國。

不久前舉世知名的長江三峽工程竣工，北京說不舉行任何慶祝，後來還是派出個水利部長，說話三分鐘，了事。這是今天的中國。

今天的上海音樂廳，是七十六年前建成的南京大劇院，座位一千三百個，加上消閒地方，是巨型建築物，非常講究，內裡的大理石及細工雕刻，使之成為國家的歷史文物，要保護。四年前要建公路，該建築是障礙，二話不說，他們把那龐大建築移動二百多呎，升高十呎多。這也是中國。

提到上述看來沒有關連的例子，要示範三個觀察。其一是國內決策快，牽涉到工程的動工也快，峻工一般早於預定的日期。可能是我多次提及的地區激烈競爭促成的現象。不一定是好事。一些到國內投資的朋友應付不了那裡的節奏，而北京當局正在推出的壓制樓市的措施，顯得有點手忙腳亂了。

其二，外人看來是不「民主」的、沒有通過司法程序的決策與執行，其實是用上另一套管治制度，不知就裡容易妄下批評。歷來避談政治，但這些日子為了研究那重要的地區競爭，我不能不理解一下他們作決策的程序，以及他們堅持是民主的政制。沒有秘密，相當公開，只是外人不習慣，學者漠視，於是高深起來了。我還在查詢，要在《南窗集》正在發表的系列加進一篇關於國內地區的管治制度。這裡只能說，要明白中國的地區政制，我們要從一家公司或一間機構的角度入手。北京上頭的運作我一無所知，但地區的政制，是公司制。相比之下，美國的城市，法律上不少註冊是公司的，但運作程序是另一回事。二者的比較是極端重要的學術研究，自己老了，再沒有魄力去處理那麼龐大的題材。

其三是這些日子，除了「神舟」上太空，國內喜歡低調處理成果。不容易明白為什麼重要如三峽工程與東海大橋的峻工，他們視若等閒呢？好幾個可能，是無聊的猜測，不說算了。

馬歇爾的註腳與中國的運情

很抱歉，問題重要，要再打斷「中國未來系列」的話題，在這裡來一個長註腳。

去年十一月底在七十生日的宴會上，我簡單地說了幾句話，其中提到，撇開沙石，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是我知道的經濟制度中最好的。聽者嘩然。是衷心話：我這個人從來不賣帳，學術研究以詳盡客觀為座右銘，靈魂之價沒有誰出得起，而對經濟制度的理解，打遍天下數十年矣。

三年前我指出，中國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是奇跡，要解釋很不容易。苦思良久，一年前找到答案，但遲遲不動筆。不久前聽到北京有改革地區之說，不知要改什麼，恐怕他們不知道執到寶，改壞了，於是趁這「未來系列」寫了出來。第一篇是系列之六──《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好評如潮，有震撼性，但分析不淺，好些讀者看不明白，其中高斯讀譯文後，認為「極端有趣味」，要求再澄清。我於是在系列之九寫《讓我先覆高斯》，再作解釋，明白的讀者多了，頻呼精彩。《覆高斯》一文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北京當局是大地主，擁有中國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們把土地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數以百計的縣，而縣又再以佃農分成的方法租給無數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馬歇爾的佃農理論，但馬氏不簡單，在一個註腳中差不多找到正確的答案。這註腳和我的理論加起來，說，分成率可以不變，只要有一個價值夠高的變量可以調整，競爭下會達到最高效能的資源使用。」

我跟著指出，中國的稅率是佃農分成率，稅收再分也是佃農分成，分成率不變（地區之間不同很麻煩），價值夠高的變量調整是地價，可以從很高下降至負值。於是說：「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這樣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個國家以合約組合起來。這是中國經濟還繼續飆升的主要原因。」

一位同學讀後，問我馬歇爾那個註腳究竟說什麼。我翻閱自己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農理論》一書（花千樹二○○○年再版），見到第四十五頁討論該馬氏註腳，指給她看。她讀後說天下間不容易有那樣神奇的巧遇，上蒼有意讓中國發展起來，要求我為馬氏的註腳寫這篇文章。

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在他那立竿見影的《經濟原理》（一八九○）的第八版（一九二○）的五百三十六頁的第二個註腳，是大師手筆，可惜只對一半。他立下了心腸，不讓分成率浮動，認為佃農分成無效率，不可取。該註腳分兩段，首段說：

「如果一個地主可以自由地為自己的利益調控資本的投入，而又能與農戶協商勞力投入的多少，幾何可以證明，資本投入的調整可以強迫農戶（分成）耕耘的密度，與英國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樣，而地主的分成租金收入，會與固定租金相等。」

分成率固定不變，馬氏的說法可能對，但要一般地對上述的地主資本投入要有很大的變幅，甚至可能要下降至負值。跟著的第二段馬氏寫道：

「如果地主不能調整資本的多少，但還能控制勞力的投入，那麼在某些形狀的產出曲線下，耕耘的密度會高於英國的制度，但地主的分成收入會較英國的（固定租金）為少。這個怪效果有點科學趣味，但實際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馬歇爾這兩段註腳，我在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寫好之後，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才看到。早一年多，我在論文寫道：「不管是地主規定佃農多點投資於土地而減低自己的分成率，還是地主本身增加土地投資而增加自己的分成率，如果會增加土地的淨租值，這投資會發生。」（見《佃農理論》三十一頁。）這是馬氏註腳加上分成率可以變動的一般化，雖然讀到該註腳之前就寫了下來，但地主可以投資他比我早說，學術上我不能不把那從來沒有人注意的註腳公諸於世，不敢獨自領功也。

回頭說促成中國地區激烈競爭的佃農合約的整國組合，稅率是分成率，稅收再分也是分成。這些分成率要劃一，不變，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如果地區的分成率不同，吵鬧在所難免！為什麼厚此薄彼呢？這些吵鬧出現過。其二是分成率不同，投資者不僅吵鬧，頻頻搬動會出現。分成率劃一會減少這些吵鬧，但我的佃農理論說，這劃一會導致無效率，除非有一個重要的其它變量可以調整。這變量是地價，也即是馬歇爾註腳所說的地主資本的投入了。

我為中國的激烈地區競爭找尋解釋一年多，得不到答案，但知道北京把權力大幅下放後，主要的經濟權力落在縣的手上。一年前找到一個縣長朋友問端詳。其實是閒談式，因為自己不知道要問什麼。在閒談中他提到地價可以大彈性調整，可以是負值，而如果把土地基建投資的成本從地價減除，這負值往往相當大。一時間我想到馬歇爾那個註腳，如中電擊，答案跑了出來，在幾分鐘內推到整個國家的合約組合。催促我寫這篇文章的同學說，可能因為四十年前我在佃農理論痛下心機，這樣破案是條件反射。

答案其實是淺的。所有深問題的可取答案都淺。好答案必定有明顯地對的一面。困難是淺答案不容易找。很多時，在經濟難題上認為找到了答案，深的，要淺化，不成，於是對答案有懷疑。經驗說，不能淺化的深答案，假以時日再想，一定錯。所以一年前當我在中國地區競爭這個深問題上找到了淺答案，知道對，但認為如果自己沒有作過佃農理論與公司合約本質的研究，可以想出來的機會近於零。

從史密斯到馬歇爾，英國的大師認為他們的長期固定租金製度的經濟效率無敵天下。今天中國的地區分成合約期長五十年，不僅有固定租金的邊際使用效率，加上彈性高，分成是有收入大家分，增值稅是佃農分成，產值愈高地區分得愈多。這樣看，土地使用的租金收入基本上天天不同，再加上地區佃農分成是上連串下連串，整個國家由合約組合，地區之間左右不連，競爭就激烈起來了。論生產活力，這樣的制度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

兩年多前，在《信報》發表長文《還不是修憲的時候》，建議北京延遲修憲，要先理解那極端重要的地區競爭，有了答案，權衡輕重，把要點寫進憲法。今天我把國家合約組合的要點寫了出來，連本文前後三篇，應該夠清楚了。可以抽出重點寫進憲法，但也可以不寫進去。只要北京明白我就心滿意足了。

說過了，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是迫出來的。如果不理解為什麼地區之間會有那樣的激烈競爭，北京可能糊里糊塗地把一個絕佳的制度改壞了。從來沒有意圖改變世界，但有了答案，解釋得清楚，自己心安理得，北京要怎樣處理是他們的事。

天下沒有那樣偉大的天才，可以發明或設計得出中國今天的地區競爭制度。是中國的運情吧。不是我的發明，是我的發現，只是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佃農理論可以推得那麼遠。寶刀未老，不禁仰天大笑。

上述的神奇制度是在朱鎔基執掌經濟時期形成的。說過了，將來的經濟歷史不會漠視這個人。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一）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工業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二：《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擾》

文章與讀者

昔日伯牙為子期奏高山流水，子期死後，伯牙碎琴，不復奏矣。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感人故事。

二十一世紀了。我們今天爬格子，寫專欄，給人罵的多，讚的少，子期已矣！然而，寫文章，我們還是希望能有較多讀者。是很不容易的工程。譁眾取寵可求短暫之趣，長線弄巧反拙。言不由衷容易看得出來，沒有內容砌出來的也有同樣效果。文字好，有趣味，基本上足夠，這是今天在香港足以生存的專欄寫手的一般條件。罵歸罵，但一般讀者認為，中、港、台三地，專欄文章香港的最可讀。

我的困難是寫分析性專欄，顧得內容，顧得邏輯，顧得理論，不容易顧及讀者。有時自覺有深度，稱意，但讀者反應平平，使我有曲高和寡之感。不打緊，但今天的網頁提供「點擊率」這項新玩意，我不用計算機，但同學們頻頻報告，使我不能漠視自己的不同文章的讀者數量變化。

永遠不試圖增加點擊率，但這篇高，那篇低，我自然地考慮是哪些因素促成讀者的增減。曾經有一篇罵人的文章，在國內一個大網站上點擊率高達三十萬。這不算，之後不再寫這類文章。《悼小凱》一文，據說轉載的網頁一萬四千處，但我喜歡小凱，有感而發，不是分析性文章。

最近發表《假貨需要禁止嗎？》，在一個大網站上，只兩天點擊率達五萬五千。這是難得一遇的分析性文字的高點擊。我於是回顧此前獲高點擊的，比較一下，發覺有雷同之處，也知道讀者多的分析文字可遇不可求。

有兩篇可與《假貨》相提並論，是好些日子之前發表的了。一篇題為《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寫歡場女子，說在同一五星場地，賣笑佳人的姿色一律不俗，而且奇怪地平均。我的解釋，是顧客只知市價的大概，小姐沒有把價格掛在胸前，這樣，如果姿色不類聚，不堪入目的賣不出去，美若天仙的價太低，要虧蝕。類聚同價有減低訊息費用之效。第二篇寫《香口膠的故事》，指出香港、新加坡與日本的處理方法不同。香港花巨資清理街上的香口膠印；新加坡禁吃香口膠；日本人的習慣，是不把吃完的香口膠吐在地上。該文指出清潔可以是簡單的事，但要靠不簡單的文化培養。

連《假貨》在內，上述三篇文章有三個共同點。一是淺白，二是有新意，三是明顯地對。每一點都不容易，三點俱備難於登天！

說文字要淺白老生常談，但要寫得出談何容易？我自己可說千錘百煉，老是記著昔日老師的教誨：要寫得清楚自己先要想得清楚。困難是自己認為清楚，讀者不一定那樣看。寫專欄，比較深入的探討，無論自己怎樣翻來覆去地解釋，總有讀者不明白，有時解釋得愈多愈容易引起混淆。

新意要講際遇，不可強求。坐下來，刻意地要寫一篇有新意的文章，肯定寫不出來。自己的經驗，新意一般是無意的發現。好比《假貨》一文，一位同學要求我寫中國複製法拉利，他傳來資料，動筆了，該同學來電話說不對不對，因為有兩部複製的。但文章開了頭，怎麼辦？不知從哪裡來的靈感，我想到勞力士名表那邊去，文章於是一氣呵成。

明顯地對更困難。擺明是對，總有人不同意。有網上客不同意《假貨》的論點，問賣假藥又怎樣了？我不是說得很清楚不能一般化嗎？也有人提出什麼仁義道德，但我分析的是金錢的賺蝕，怎可以扯到孔夫子那裡去？

記得一九六三年開始旁聽老師艾智仁的課，他得到一個明顯是對的結論，一位同學說：I can find you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you on this。艾師立刻回應：I can find you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everything！

與美國新交一席談

奉佛利民思想為至上的幾位新朋友訪神州，要製作介紹中國的市場經濟及其帶來的發展的廣播片集。幾天前請他們吃晚飯，大家都是米爾頓的深交，一見如故，相得甚歡。他們說米爾頓這近來身體不適，我擔心起來。還有一個月九十四歲，身體不適非等閒。他曾經動過兩次心臟搭橋大手術，第二次大約二十年前，吉人天相；六年前一次病危，再吉人天相。

去年高斯對我說，自己九十四歲了，很累，睡很多，奇怪是米爾頓，彷彿長生不老。是的，佛老無恙就到處跑，龍精虎猛，五年前見他時還是思想敏捷。這次朋友帶來的信息，是米爾頓與太太蘿絲終於老了，行動有點不便。是那樣偉大的一對夫婦，多年來視我如弟弟，愛護有嘉，有時無微不至。

談起米爾頓，大家無限敬仰。我對他們說，米爾頓對我最大的影響，不是他那排山倒海而來的思想感染力，而是那種不畏權勢，永遠不說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話，數十年如一日操守。當我發覺自己近於違反這套黃金定律，必定想到米爾頓，對自己說：士可殺，不可辱，佛老做得到的，我也可以做到。

朋友提及，幾年前與格林斯潘談到米爾頓，格老說天下不知道有哪幾個人可以影響世界文明的動向，但米爾頓肯定是一個。我感到與有榮焉：佛老對中國的影響，多多少少通過我的介紹文章。我對新朋友指出一個奇怪現象：米爾頓在美國推行學券制，不遺餘力五十年，被接受的例子不多；中國卻相反，學券制不僅容許，而且受到政府鼓勵，可惜地區政府不夠錢，不能大搞起來。我跟著指出目前的中國，還不大明顯的趨勢，是私營辦學。佛老聽到應該更高興了。

有朋自遠方來，要為神州拍攝一系列市場經濟的故事，我當然高興。他們游外灘，說浦東，訪新天地，都對。晚宴之後的早上，他們要訪蘇州，拍攝那裡的工業園與訪問一個普通人家，也對。除了這些，我建議他們訪杭州，會見那裡的工商業才俊，也不可忽略義烏、溫州等現象。我說今天中國值得報道的可觀發展，不再限於沿海一帶：長沙，重慶、成都等地方，都有看頭。當然，拿不出來的貧困之區還多的是。我見他們對中國那樣熱情，不便早撥冷水。報道中國，不細說一下某些地區的苦況，有所不達。下次見到這些朋友，會作此建議。

是米爾頓的朋友，當然崇尚市場。我對他們說，國際貿易不論，中國本土的市場自由得離奇，如果米爾頓知道，可能叫出聲來。上海的出租車駕駛員每星期只工作三天，工作天操作十七個小時。在美國，這樣的「自由」不可能想像。我又指出在中國，差不多所有產品皆可以訂造，顧客要怎樣就怎樣。在美國，這不可能：不少產品要通過「安全」審查，顧客要這樣那樣，產出者樂意，但往往要通過安全驗證，手續麻煩。

很遺憾，一席之談，朋友多，大家說說笑笑，沒有機會讓我細心向新交解釋中國的獨有制度，以及多方面還需要改革的地方。是那麼有趣、那麼精彩的故事，米爾頓應該很想知道。

工業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

傳統的經濟歷史分析工業發展，是從科技與生產力的角度入手。中國的情況很特別，又或者是我個人喜歡特別地看。

我認為中國的工業發展階段要以地區劃分，明確的。第一階段是珠江三角洲，時間大約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階段是長江三角洲，時間大約一九九三到今天。當然，珠三角及長三角還會繼續他們的工業勵進，我只是從不同階段的地區重點看。

從地區看，中國工業發展的第三階段會在哪裡呢？我的推斷，是會回到鄉鎮那裡去，因為月是故鄉明。二十年前，中國要搞什麼鄉鎮工業，說什麼離土不離鄉，認真地看，搞不起來。當時的鄉鎮企業要不是國營，就是鄉營或鎮營，非私營或民營也。當時舉國沒有幾條好公路，物流有困難，不宜鄉鎮工業發展。也是在當時，外資對中國沒有多大興趣，鄉鎮造的多是手工藝品，沒有國際大看頭。

大家都知道，經濟發展集中於沿海一帶非善策，但起筆需要，因為經濟發展要有個火頭。十年來這火頭明顯地燒到內陸去：成都、重慶、武漢、長沙等地，皆可見大火燎原。這樣看，中國的可觀工業發展早就不限於珠三角及長三角了。然而，有勢頭的工業發展，我們還不容易在鄉鎮見到。

會見到的，大約從我下筆的今天開始吧。相當肯定，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國內的公路建造得非常快，對物流有大助早就見於農產品。周其仁認為，城市的農產品物價上升得慢，主要是交通有大改進的結果。應該對：經濟急升，農作人口急速下降，農產品的相對價格理應上升得明顯，但沒有。其仁老弟對經濟的掌握漸入佳境：這種簡單觀察功力不凡。淺嗎？當然，但名校博士一般看不出來。這裡要指出，運輸的改進對工業比農業更重要。

其二，扶助農民是今天國務院的首要項目。有意思，問題是怎樣扶助才對。據說北京目前正在搜集意見。在《扶貧何價？》一文中，我指出扶貧有負性與正性之別。前者是政府花一元扶貧，社會得到的利益不到一元；後者是扶貧一元，社會可獲超過一元的利益。

原則上，正性扶貧的項目多得很，問題是回報有高低之別，明智的選擇不容易。我們還要指出政府投資容易引起貪污問題。牽涉到社會整體利益的政府投資，通常連帶著界外效應，這就是高斯分析的「社會成本問題」了。很複雜，不容易算得準。這方面，中國比我知道的任何其它國家高明：他們差不多凡事收費——無論公路，橋樑、水鄉、公園，有時甚至廁所，都收費。這樣，雖然不能完全解決社會成本問題，但大部分解決，因為公共設施的投資回報有直接收入作依憑。

上面提到的公路投資，當然協助「月是故鄉明」的工業發展。前幾年聽到，收費公路可以回本或賺錢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但經濟發展得快，要虧蝕的過三幾年一般大有起色。人口多，發展快，就有這樣的方便：只要能繼續目前的增長率，公共設施的投資亂來一下也容易買中馬。

只要能約束貪污與控制成本，扶助農民大可考慮鄉鎮的基建、教育、醫療、康樂、文化等。原則上，這些都可以是正性扶貧。不直接收費，有些項目，例如基建，可以從賣地及稅收賺回來，但不收費或收費甚微的教育、醫療等，社會的回報就不容易衡量。有回報，應該考慮下注，只是社會利益難以衡量。這方面我有兩個建議。一、政府不僅容許，而且鼓勵私人投資於這些項目，讓他們自由收費。不是說政府自己不要做，而是公立有私立的在旁協助，政府的負擔會減少，而有私立的參與競爭，公立的會辦得好一點。二、政府要鼓勵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籌辦這些事項，只要不牟利，要免稅，再不夠就補貼慈善，例如私人捐一元，政府補一元。有政府補貼，私人慈善會風起水湧。意圖做善事的人會比較細心處理，會比較小心花錢。當然，假冒為善的人多得很，但有嚴謹法律約束的慈善機構，例如香港的，不容易出術。

第三個工業將會轉向鄉鎮發展的原因，可能最重要。這是近幾年出現的民工荒（尤其是南中國），一則起於其它廉價勞力國家的競爭，接單工業不能大幅加薪，二則因為月是故鄉明，願意離鄉別井的人愈來愈少了。農民願意轉往工業，或願意半農半工，但不願意離鄉別井，會幫政府一個忙。工業集中於沿海一帶，或近於鬧市，如果繼續下去，邊際產出定律說對國家整體的發展不利。政府要推廣鄉鎮的工業發展，是正著，而月是故鄉明有助焉。二十年前不成，今天可以——我認為是今後十年的大勢所趨。

在廣東設廠的朋友說，從北方南下的工人每年只回家探親一兩次。如果工廠設於離工人老家不過兩個小時車程，工人可以每一兩個星期回家一次，享天倫之樂。有天時（發展得快），地利（交通發達），人和（天倫之樂）這三者的合併，第三階段的工業發展會在鄉鎮出現是不難推斷的。

產品的質量、生產力與科技的改進，是地區之外不可忽略的工業發展問題。產品質量的急升出現於第二階段，尤其是一九九七至二○○三那段時期。生產力的急升最近幾年開始明顯：工業總人口下降了不少（大約從三年前的九千八百萬下降至今天的八千三百萬），農民人口繼續下降，但工業的總產值繼續大幅上升。這其中一個重要含意，是愈來愈多的人轉到商業及服務業去。都是好現象。

至於科技的改進，二十多年來沒有中斷過，但我認為科技的急升會發生於工業發展的第四階段。那是鄉鎮工業的發展有了勢頭，後浪推前浪，科技的需求壓力大幅增加，落在知識分子集中的都市。如果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能持續，中國的科技躍升不出十年。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



《中國未來》系列之九：《讓我先覆高斯》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一：《馬歇爾的註腳與中國的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