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喜洛陽

沒有意圖替洛陽的旅遊局賣廣告。我這個人不擦鞋，不賣帳，意之所之，說的永遠是衷心話。曾經是十三朝（今說十六朝）帝都的洛陽，到過的朋友說不怎麼樣，我到洛陽卻驚喜。可能是這幾年大有改進之故吧。

首先，洛陽是我到過的最清潔的中國城市，汽車明顯地見到顏色，與日本的清潔水平相若。發生了什麼事？左問右問，答案是二○○一年起，市委書記孫善武上任，手起刀落，把洛陽的景觀清洗一番。品味好，大手清除不雅陋屋，洗陳出新，開頭一兩年有怨聲，跟著孫書記的政績有口皆碑。一個月前這位書記被調作河南政協副主席。政治我不懂，政協也不熟，卻想，孫書記調職是管清潔或環保乎？

開放以還，神州發展奇速，但骯髒則知名天下。我想，何不設立一個國家清潔局，委任孫先生這種人主理，授予生殺大權，把神州大地清洗一番？這樣想，因為一個慣性骯髒的民族，持久清潔難於登天。一個城市可以花幾個月清洗得面目一新，但以中國而言，爛泥扶唔上壁，過了不久就依然故我。洛陽是例外：清潔長達五年之久！如果洛陽辦得到，其它城市為什麼辦不到呢？整個國家為什麼辦不到？洛陽的居民無疑練得以清潔為榮，學得一點自尊，其它地區的市民為什麼不懂得自尊一下？

游洛陽，我們一行只有一天時間。首先游龍門石窟，值得去。數以千計內裡原本有佛像的小石洞，大部分佛像被盜一空。可幸遺留下來的，最大最重要的一個，由武則天下命刻成的，還在，門票八十看一眼不會覺得是中計。傳說則天以自己的相貌刻在巨佛上，不知是真是假。我站在那裡幻想，如果自己遇上這樣的女人……

次訪白馬寺，建於東漢，是中國第一間佛寺，不知重建過多少次。走馬看花，因為對佛寺毫無研究。有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的書法大師王鐸。覺斯的故居在鄰近的孟津（今屬洛陽市）。像南陽劉子驥，聞之，欣然規往。離洛陽市中心只半個小時車程，是窮鄉僻壤。王鐸是高官，怎可以住在這樣的地方呢？殊不知走過一行小農居，王鐸的巨宅出現眼前，佔地一百八十畝，大部分重建過（小部分原建還在）。一時間我想到劉禹錫寫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王鐸因為迎接清兵入關而被看作千古罪人，以致他的書法遭到貶低。他無疑是北宋米芾之後九百年最偉大的書法家，創意綿綿不絕，而能把楷書、行草、小草、大草四種字體寫到頂級的，藝術歷史上只有他一個。日本仔不管什麼反清復明，稱他為「神筆鐸」，把他放在二王之上。今天中國的書法家再不講什麼千古罪人，重視王鐸，而王鐸的故居經過隆重整理後，據我所知，沒有一個書法家受到這樣的待遇。覺斯地下有知，當可告慰。

故居可見，覺斯書法被處理得最重要的一幅，是他三十七歲時寫的《再芝園詩》（從北京回家，他發現原本有一棵靈芝的後園，多了一棵，故名）。這幅書法，今天的故居複製了六種不同款式陳列。說來湊巧，我見過這幅書法的真跡，臨摹過不下百次。

要推薦讀者到洛陽走走，我想到在台灣故宮見到的另一幅書法，是南宋大家吳琚的翰墨，精彩。寫不知是誰作的七絕。朋友說可能是米芾。風格真的像米芾，但更像蘇東坡。詩云：

橋畔垂楊下碧溪，君家元住北橋西；
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鳥啼。

來時不似人間世，是洛陽之行給我的感受。

（十月二十六日於鄭州）

與始皇結下不解緣乎？

我真的跑到西安去！不用替我擔心，此行與我建議打開始皇陵墓無關：決定西安行之際，做夢也沒想到那幾篇秦陵文章會吵得那樣熱鬧——據說新加坡也見報了。

到西安是要到那裡的交通大學給同學們講一次話，是毛遂自薦的。幾年前他們邀請好幾次，時間安排不成，這次倒轉過來，是我求他們給我講。他們高興，但行程緊湊，只能安排在星期天（即寫此稿的今天）的晚上講。高斯一次來信，兩次通過他的助手，要求我對中國的經濟學子做好一件事。他對美國的經濟學發展悲觀，寄望於中國，要我想辦法。我回信說自己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在中國讀者多，如果集中於推銷經濟學的解釋方法，或有可為，但在數學與博弈理論大行其道的今天，推廣經濟解釋是逆水行舟，成功機會很渺茫。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求對自己與高斯作個交代，不算無聊吧。所以不久前浙江大學邀請我講話，我答應，立刻建議講題是《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今天晚上到交大講的，當然又是此題——昨晚睡不著，想著怎樣改進內容的結構才可增加一點說服力。幾天後到鄭州大學講話，也是此題。「疲勞轟炸」是母親當年教我的法門。今天輪到自己老了，教學子要學她老人家。

其實我原來要去的是開封，因為欣賞宋徽宗的藝術品味（尤其是他對五大名窯的影響）。朋友說，宋代的痕跡，開封所餘無幾，再過幾年可能一絲不存了。找朋友陪伴，有人建議去洛陽。想到杜甫寫「人道洛陽花似錦，我到洛陽不遇春」，那麼可憐的，就同意了。既然要到洛陽，何不加上西安？西安十一年前到過，這幾年屢聽那裡發展神速，也同意。

計劃是先飛西安，然後乘車走洛陽、少林、鄭州、開封……西安下機後，款待的朋友都提到因為我而吵得火熱的秦陵——據說早一天某大網站把我那三篇文章作為頭條新聞，評論數千個。

說到始皇陵墓，西安的朋友當然耳熟能詳。跟他們談及開墓與保護文物，我不認為技術上有不可以接受的地方。要做到開墓後文物沒有絲毫影響，當然不可能。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們要考慮維護文物的邊際成本與增加維護的邊際利益。以氧氣侵蝕為例，用透明的氮氣箱子或小房子保護可以近於完善，但成本不僅高，而且氮氣可以殺人。成本過高，輕微的損害要接受。是不好想的不幸：我們有理由懷疑，打開陵墓比不打開，對保存文物比較優勝。何況今天數碼錄像那麼方便，成本那麼低，將整個開墓過程及首見的文物錄像下來，永久傳世不是很有意思嗎？

說到打開陵墓，一位朋友說應該先開武則天的乾陵。後者無疑萬分精彩，但有兩個問號。其一是該陵據說有被盜痕跡，打開來如果被盜一空，那盆冷水炎黃子孫受不了。其二是秦始皇在西方的名氣大得離奇，那裡的中學歷史課本往往提到這個人。先開秦陵是爭取震撼性。

武則天，武則天，雖說心狠手辣，頂級才女無疑問，而在中國的舊禮教中能真真正正地做到一個女皇帝，功績顯赫，不容易想像！提到武則天，我想到英皇伊利沙伯一世。後者被公認為大英帝國歷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也是女人。品性與武則天很不一樣，本領卻可相提並論。傳說中則天美若天人，一世則高貴端莊。論才華文采，則天無疑佔優；論管治打仗，一世所向無敵。女人女人，我鬥她們不過。

我想到自己的母親，埋怨上蒼不讓她讀書識字！

品味趣談

品味何物不容易說清楚，真的不容易。然而，你說這個女人可愛，他說崇拜某君子，皆品味也。這裡要談的品味，不是男人對女人的品評，也非論酒樓菜式，而是造詣上的品味。是的，任何造詣，成敗得失，或多或少要講品味。算你技術超凡，或天才絕頂，如果品味塵下，或俗不可耐，你的成功機會近於零。

主觀的品味，要來一個客觀的分析，不容易。但這是個重要話題，要嘗試分析一下。首先是大家同意真的有品味這回事。不能說是風格——風格主要是作者個性使然，個性不夠獨特明確的，不會有自然流露出來的風格。刻意地自創風格的藝術家不少，但一般是做作，令人反胃。

品味是作者取捨的效果。題材要取捨，有了題材其中內容細節要取捨，而細節之間的轉接也要取捨，皆有品味的成分。以我熟知的經濟學文章而言，取捨要講重要性，要講趣味性，而後者則包括生動過癮了。不容易。奈特一九二四年發表的關於社會成本的鴻文，其思維非常重要。無疑是大師手筆，但奈特的品味有不足之處：過於湛深，選擇的例子不夠清晰，而轉接之間不夠生動精彩——捉到鹿不懂得脫角也。到高斯一九六○年發表社會成本，思維與奈特的極為相近，但高斯的處理，品味明顯地勝了一籌，得到足以傳世的高斯定律。

寫這篇文章的起因，是我認為品味這回事，很可能不是天賦，而是後天學得的。起碼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可從後天學得。若如是，分析一下品味，對後學的會有助。首先是我察覺到品味的高下與智商無關。數之不盡的聰明人，品味平平，其作品不能令人耳目一新。高品味的作品，不會令人感到俗不可耐，容易記得，傳世的機會就提升了。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另一個重要發現：品味奇高的作品，其作者可以是個粗俗的人。歷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莫扎特。考粗俗試，莫扎特可得九十分，但他的音樂作品的品味之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昔日在西灣河太寧街認識的沒有讀過多少書的朋友，考粗俗試大部分及格，但於今回顧，品味一般是中上之選。品味與文采應該有點關係：粗口說得流利的人，多多少少有點文采。

是奇怪的現象。任何作品，不管哪門哪類，只要有「俗氣」呈現，高品味就談不上。然而，以莫扎特為例，毫無俗氣的高品味之作，作者可以是個粗俗的人。我想，粗俗與庸俗應該有分別：前者可以講品味，後者不成。我們大概可以將俗氣與低品味掛鉤：高品味的俗氣作品不存在。這裡要回頭說奈特一九二四的鴻文。該文品味不高，但沒有俗氣。這可見沒有俗氣是高品味作品需要的，但不足夠。

記得十六年前初學書法，拿起毛筆不知從何著手。啟蒙老師黃苗子堅持我寫給他看。只寫了七八個字，苗子說：「你可以學書法，因為沒有俗氣。」後來上海的一些書法前輩與老師周慧珺都那樣說，我就用功學下去。這幾年練習少了，有空閒日子一定捲土重來。

我為書法上何謂「俗氣」這個問題下了心機研究，可以意會，不容易說得黑白分明。研究的方法是花數千港元買了一整套書法大全，其中包括了所有前輩書法家的作品，細心品嚐，然後向周老師求教。得到的結論，是沒有俗氣的書法，多多少少有點天真，而天真者，只不過是一種不做作的自然表達。

這就帶來一個關鍵性的話題。有些人容易自然表達，另一些怎樣嘗試也免不了有點做作，俗也。問題是天真自然這回事，是天賦的嗎？還是後天可以學得？思量良久，我認為可以學得，雖然有些人學得困難，有些學得容易，而有些奇怪地不需要多學。後者彷彿有點天賦，但也可能是從小就受到某些外來的「天真」影響，長大後，只要有高品味環境的培養，天真之意就來得方便了。

我於是想到詩詞那邊去。詩詞是最著重表達感情的文字，而迫出來的感情表達，是做作，俗品無疑也。這方面，詩是最容易使人感受到天真之意的。我想到李白，那個天真瀟灑、掉臂獨行的天才。跟著想，一個衷心欣賞李白的人，背得出他的詩，不會大有俗氣吧。結論頗為明顯，或起碼有點可以接受的吸引力。這結論是：雖然無數寫詩的人寫得俗氣沖天，但懂得欣賞詩的人，知道何謂詩意的，不會俗到哪裡去。如果這觀點是對的話，那麼天真的品味是可以在後天培養的了。

藝術與科學有不同之處，但論到品味高下，我不認為藝術與科學有什麼不同。品味本來就是藝術！我於是認為，要培養品味，比較容易是從藝術入手。藝術，甚至被認為是藝術大師的，可以有俗氣，品味不可取也。回顧歷史，俗氣不論，怪誕不經的藝術家可以成名。無數的人天天看到皇帝的新衣。於是，以不同為創見，以做作為風格的藝術家也可以賺大錢。然而，人類的內心深處有共鳴，這些刻意「發明」的作品不能持久地被接受，歷史不知重複過少次了。皇帝沒有新衣，假以時日，總會有人大聲叫出來。

轉談科學——我熟知的經濟學——已故的史德拉的文字品味實在好。這個人是思想史學家，懂得欣賞藝術。對題材選擇的品味，我認識的有水平的經濟學者，沒有一個是毫無天真個性的。從我很相熟的經濟學者看，最天真莫如自己的老師艾智仁。選擇研究題材，我主要是受到艾師的感染。後來遇到不少天下高人，或多或少對我都有點影響，但艾師先入為主，就是四十年後的今天，遇到認為值得動筆的題材，很多時我還是幻想著艾師會怎樣說。至於分析文章的細節與轉接，數十年前，每一處我會無意識地為這位那位老師或朋友下筆。今天自己老了，旁若無人，隨意揮灑，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從來沒有嘗試過做作，今天要做也做不出來。

說一件作品的品味好，是說有趣味，變化生動，天真自然。這也是說，任何作品，不管是哪行哪業，可喜的，多多少少有點藝術成分。如果要成為大作，則要加上重要性。後者是另一回事，是本文的題外話了。

學問無界說——我可沒有帶著鋤頭跑到西安去！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一連三篇關於秦始皇陵墓的文章——建議打開該陵墓——傳到不少網站，其中一個點擊四十八萬，吵、吵、吵，罵、罵、罵。一些媒體要訪問，皆謝絕。不知受了什麼詛咒，我老是無端端地惹來爭議。不始於今天，三歲起有什麼風吹草動，家中人都指著我，罵個半死：「阿常？一定是阿常那個衰仔！」進入了大學本科，同學說，整個女生宿舍天天在談史提芬——可惜沒有一個曾經看我一眼。進入了研究院，一次考試弄錯了題目，答非所問，是大試，考生用號數，不落姓名。一位教授讀卷後，說：「這個考生從腰間開槍，一定是史提芬，給他個『A』吧！」

這次「墓」中闖「禍」，雖然風水先生說是大吉大利（一笑），但無妄之「災」來得那樣神奇，恐怕上帝也解釋不了。建議打開始皇陵墓是個人之見，邏輯井然，但有個人的祖先價值觀存在，看法各各不同，我看我的，你看你的，我可沒有帶著鋤頭跑到西安去！

然而，同學說，某市（可能是洛陽）某報寫道，我的「開陵」建議引起考古界發生地震，有考古先生批評我撈過界云云。我當然不是考古專家，嚴格來說沒有一門專業。搞藝術，知道其中有法門，有哲理；搞科學，知道其中也有法門，也有哲理。二者是提供兩個角度看人類的智能。搞了二三十年後，五十多歲時，知道二者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法門與哲理可以一般化。分門別類的學問各有各的細節，掌握了一門的細節就成為專家，但這不是學問的大道。

考慮打開始皇陵墓，是重要話題，技術的細節我不懂。我只是假設技術上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大突破，再假設該陵墓早晚要打開。在這兩個假設下，回顧歷史，今天打開是最佳時機。再從經濟利益那方面衡量，扣除所有成本純利益肯定是正數，而推廣到「界外效應」，對國家整體的利益有機會極為可觀，但不打開陵墓，估計整體利益只是紙上談兵。

關心中國的發展多年，不敢胡亂建議什麼。我認為考古專家要站出來，考慮上述提出的第一個假設：技術上，在可見的將來會否有大突破？如果沒有，今天的技術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這些問題專家們應該知道答案，可惜到目前為止，我偶爾讀到的專家言論，一般沒有說服力。

說學問無界，是衷心話。身在其中，胡亂摸索，人類的知識無疑是汪洋大海。但如果我們能置身其外，把學問的整體濃縮起來看，不論細節，人類積累下來的智能其實不多。求學問，我們有時要跑進去，有時要走出來。進進出出了若干年，最終的體會是學問無界。

細節是有界的，大道沒有。十多年前在一個小拍賣的預展中，場地簡陋，有三個老頭子在細看一幅據說是明人徐渭的書法。這類小拍賣贗品甚多。老頭子們認得我的白髮，問：「大教授呀，這幅徐渭是不是真的？」我細看了一陣，說：「是真的，假不了。」原來他們早就知道是真貨，要考我一下，很有點不相信一個經濟學教授可以一眼看出來。他們跟著解釋如何鑒定，細節學問的深入令我拜服。他們是專家，我不是。我是跑了出去再回頭看：那幅書法有明人味道，而亂寫一通的書法，寫得那樣自然的，整個明代只有一個徐渭。

非常佩服那些在學問上深知細節的人。最近知道一位對某種古物的細節知得多而深入的老頭子，天下可能只此一人。很想請他到我家小住數天，求教求教。回應是太老了，行動不便。他住在遙遠的地方，不知有沒有機會讓我找上門去。

求學問，論細節要分門別類，說大道則沒有派別之分。

何謂自由經濟？（二之二）

前文可見，「自由經濟」一詞，嚴格來說，沒有什麼意思，因為在局限下「自由」選擇，四海皆准，只是局限不同，生活各異，自由的感受有別而已。「積極不干預」一詞，更是混淆不清，因為凡有政府，必有干預，而「無政府主義」是空中樓閣，盤古初開可能出現過，不是文明之物，除非我們能找到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至於香港糊里糊塗得享大名的「積極不干預」，我是個「專家」。提出與推行這政策的三位財政司——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我都認識，曾經與他們談及該詞何解。其實他們不求甚解，只說大意：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這說法有兩大問題，前者界定不清，後者難以自圓其說。先說前者吧。

「交易費用」這個重要的局限理念，在經濟學起自三十年代或更早的，要到六十年代中期才進入制度運作的思維，而傳到香港已是一九八二年了。原則上，市場沒有什麼辦不到，就是法治也可以通過市場成交，無需政府。但原則可以，實際困難的例子不勝枚舉。不干預政策於是成為：市場處理的交易費用比政府低的項目，政府不干。事實上，上述的三位財政司都是聰明人，沒有聽過交易費用也知道這些費用是考慮重點。困難是好些項目判斷不易，於是舉棋不定。

最明顯的困擾是土地使用那方面。香港的土地歷來「官」有。一方面政府要把土地放出去發展；一方面賣地是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不能賤價而沽；再另一方面地價太高，窮人住不起，於是搞出租務管制、廉租屋、居屋等——皆大干預政策也。我曾作過好幾年研究，發表過兩篇關於香港租務管制的長文，說管情亂七八糟，見笑天下，積極干預之致也。

貨運碼頭是另一個有趣例子。據我所知，當年香港打算由政府處理貨運碼頭，但後來的決定，是市場可以做，於是政府不干。記不起與哪位財爺吵了起來：我認為貨運是香港的重要命脈，政府要大量把可作貨運碼頭的海岸放出去。但政府顯然要把岸地賣得起價，不多放，害得今天被深圳迎頭趕上。停車場是另一個故事。也記不起跟哪位財爺爭論：我說要讓地產商處理，他說政府處理有成功先例，又恐怕私營會亂收費。

何積極不干預之有耶？這就帶到我要說的後者：難以自圓其說。土地政策之外，最明顯的市場可以辦得比政府好，但政府偏偏要干預的例子，有兩項：其一是教育，其二是醫療。上文提到的三位財爺，沒有一個不同意，這兩項，市場處理的成本比較低，而效果也較好。但政府干預這些，是為了收入的再分配，蠶食私產。今天這兩項「公立」當道，是大干預，郭伯偉當年的「誓章」，早就火化了。

回頭說佛利民批評曾蔭權，前者說後者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雖然後者彷彿親自這樣說——是不對的。佛老沒有跟進香港的史實，不知香港的租務管制起於一九二一，遠在曾老弟出生之前，而八十年代後期有了大干特干，老弟還沒有作財政司。我認為老弟的初步失誤，是作為財政司，明知政府的樂善好施過於誇張，應大手削減，他沒有做。做不到吧：上頭髮神經，下面皆壓力，而到了他的年代財政司的權力所餘無幾矣。

佛老批評得對的，是曾特首不應該說「市場機制明顯失調時」政府要考慮採取行動。老弟一世聰明，這次咬著舌根。市場機制就是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是兩回事。把兩種機制混在一起，怎會不天旋地轉了？

學習的態度

前些時在這裡發表《是非成敗轉頭空》，結尾提到我肯定可以名垂千古的、清人孫髯翁寫的昆明大觀樓長聯，讀者歐陽湜傳來幾頁關於該聯的典故資料，其中不少好事之徒仿而效之，像填詞那樣以其它題材再寫，雖然不倫不類，倒也不乏搞笑過癮之作。令人反胃的倒是那些自命才子的幾位「高人」，竟然替孫髯翁修改該聯，思維塵下，俗不可耐，不知天高地厚。

一九五○年，十四歲，舒巷城向我推薦該聯，聽了兩次背得出來，也體會到髯翁的功力高不可攀。此後半個多世紀，每次想到該聯都擊節讚賞，半個字不敢動，只是久不久想一下為什麼孫前輩會在這裡用上那個字。後來自己以中文動筆，這裡那裡套用或借用前輩一點文采，不知多少次了。

不少人說我高傲，是狂生，但我欣賞而又佩服的，動不動跪下來。不少人說我學得快，赫舒拉發及巴賽爾等人說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學得那麼快的人。我想，主要是我懂得欣賞，懂得衷心佩服，大開中門，容易接納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信手拈來，佔為己有，這裡拿一些，那裡取一點，混雜起來，亂搞一通，過了不久就搞出自己的風格，走出自己的路，只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這個人喜惡分明，不管何方神聖，不喜歡就不喜歡，不愛就不愛，漠不關心，一於少理。天下的學問說多其實不多，說少其實多到一個人學之不盡。這樣，自己要這些，不要那些，自由自在，沒有誰管得著，久而久之，成為自己的學問倒也洋洋大觀，要勝我你要走過我的路，否則只看一眼就知道你還在山腳底了。

不久前一位讀者來信，長篇大論，一方面大讚我的文章，另一方面教我怎樣寫，教我怎樣改進。不能說該讀者不知天高地厚，但他顯然不明白，我的文章風格是上述的胡亂混雜搞出來的，其中學問說多不多，說少倒也多得離奇。那天到濟南參觀李清照的紀念館，那個我恨不得佔為己有的女人。不知在牆上讀到些什麼，我衝口而出：「啊，蘇東坡死時李清照已經二十一歲，為什麼她不嫁給蘇東坡？」發神經，在旁的復旦韋森嚇了一跳，竟然大讚我博學了得。這可能真的就是區區在下的學問：百鳥歸巢，亂搞一通，融會貫通了，然後用想像力發一下神經。

寫這篇文章，為的是要指導一下網上的青年。我的專欄傳到網上去，回應大約是點擊的千分之三，其中約一半（千分之一點五）破口大罵。說過了，我這個老人家早就煉得刀槍不入，一律無所謂。但我就是關心罵我的青年，因為他們的學習態度不對，不改過來，不可能——永遠不可能——在任何學問上有任何成就。沒有證據他們智商低，更不能說他們火氣不足。肯定的是他們的學習態度不對。一則不知天高地厚；二則想也不想就信口開河；三則以為人身攻擊是天才殺手；四則認為罵教授自己就在教授之上；五則完全不講邏輯，不講道理。是極端無聊的玩意，而這樣搞學問，一萬年也不可能有寸進。

一個學子要成為學問大師不容易，要講點天賦，而更重要的是講際遇了。但搞學問不需要是為了成為大師才搞。書中不一定有顏如玉，更不一定有黃金屋。然而，學問本身，或多或少是一種享受，沒有認真地嘗試過不可能體會到。需要天賦嗎？要一小點，不多，一般凡夫俗子應該有。問題是如果不認真地嘗試一下，你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天賦究竟有多高。不需要是愛因斯坦，而算得上學問有大成的沒有幾個是天才。我提拔過的、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子，約兩掌之數，都有成，其中一位在美國升到正教授，一位是國際大師了。智商嗎？不怎麼樣：下象棋，每個我可以閉目讓雙馬。

搞學問，智商不是那麼重要。我自己拜服的高斯，沒有誰說他智商超凡。人與人之間各各不同，高斯的過人之處，是知道自己與眾不同，於是自我發揮，殺出重圍，卓然成家，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學問人物了。沒有誰不同意佛利民、森穆遜、阿羅等大師的智商超人幾級，得享大名眾望所歸，但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不一定會把他們放在高斯之上。

很多人，數之不盡的，智商平平搞出可觀學問。當然，愚蠢的不可能成為一個史密斯，或一個達爾文，或一個牛頓。何必斤斤計較呢？為了興趣，為了享受，嘗試搞學問，不需要講顏如玉或黃金屋，也不用管什麼一家之言，足以傳世的。學問本身是一種享受，回報足夠，而除非天生白癡，達到足以享受的層面任何人都可以，應該嘗試，認真一下，有驚喜的收穫不困難。說書中沒有顏如玉，也沒有黃金屋，不對。不一定有，但有了學問，多多少少有點顏如玉或黃金屋的甜頭。尤其是神州大地發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不僅知識資產賣得起錢，就是多識幾個英文字，其回報率之高遠超買股票的。曾經遇到幾位力爭上游的國內青年，堅持要用英語跟我對話。不是要在我面前表演，只是知道我懂英語，趁機會練習一番。

說來說去，嘗試學問，或爭取知識，起點是要有可取的學習態度。這態度的基本性質，是大開中門，吸納。這是林則徐說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了。跟著的處理，是要懂得吸納些什麼。很不幸，這方面有高人指導，事半功倍，而這種指導今天的中國遠不及西方。這就帶來客觀衡量的重要性。找不到高人指點迷津，自己客觀地考慮，有不少機會找到好去處。

品味究竟算不算是天賦很難說。無師自通地搜索不容易，比不上有高人指引，但通常比學而無術、教而無方的老師好。自己搜索，自己取捨，成敗得失要講品味。這是一種與智商扯不上關係的天賦，又或者不是天賦，而是受到家庭或朋友的影響。品味重要。不少人拿得什麼名校博士，品味奇差，不可能搞出大學問；有些人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但品味好，只這一點，吸納吸納，嘗試學問早晚有可觀之處。

何謂自由經濟？（二之一）

九十四歲的佛利民，寶刀未老，最近向曾蔭權斬了一刀，用刀背吧（一笑）。功力非凡，只輕輕一刀輿論就吵起來了。要求我這個後一代的老人家表達意見的四方君子甚眾。

事緣曾特首前些時說香港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讀者把「積極不干預」與「自由經濟」劃上等號。二者何解我老是搞不清楚。既然不知所指，說二者相等我無從反對，也無從贊同。

大家都知道，天下間沒有毫無約束的自由，而所謂約束，經濟學稱局限條件。在多人的社會中，有競爭，無可避免地要加上去的局限是產權制度了。佛老當然知道自由不可以沒有局限。他說的是選擇自由，是指在私產權利的界定下，市價與財富是局限，而在這些局限下自由選擇，大致上是他支持的制度。

問題是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局限約束，而在這些約束下每個人都有選擇自由，是另一種自由，說沒有自由選擇是說不通的。一九八三年我用英語寫了一篇題為《Why Is There a Lack of Freedom Under Communism?》的文章，是約稿，忘記了寄出發表，去年收輯於《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七二一至七二七頁），高斯讀後欣賞。該文指出，共產制度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局限有別，自由的性質跟著不同，可惜這局限不利生產，人民生活下降，所以給人的感受是不自由了。記得當年完稿後，第一個大聲拍掌的是Chris Hall，第二個是Yoram Barzel，輪到蕭滿章是第三個了。辯證邏輯不簡單，讀者要找原文細讀才能欣賞老夫當年之功力也。

至於「積極不干預」一詞，也頭痛！不知英語何物，可能是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更是發神經。學者們，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學者，老是喜歡把模糊不清的術語玩弄於指掌之間，自欺欺人，行外不懂的以為高深莫測，使其實自己也不懂的「學者」感到飄飄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我從來不玩那一套。

佛利民和我都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政府的存在不可能對社會經濟毫無貢獻。然而，無論政府做什麼，嚴格來說，都算是干預市場。原則上，市場什麼都可以做，只是很多事項，由市場處理交易或社會費用過高，政府從事可以節省這些費用。原則上，政府的成因與公司或企業的成因沒有什麼不同。問題是，一家公司之內的成員的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而推到龐大如政府的公司，其權利界定更不容易清楚了。混水摸魚於是司空見慣。把政府作為公司看，經濟學行內似乎只有高斯和我兩個人。這樣看，高斯和我對政府操作的接受，可能比佛老略多一點。

原則是一致的。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公司代替市場，也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如果二者皆基於私產為局限，私營公司的出現是私產擁有者的選擇結果，要是公司可以節省的交易費用不比市場優勝，他們不會參與公司，就是參與了也可以退出。原則上，政府的成因類同，而美國有好些城市是由私產的擁有者自願參與組合。這也是佛利民所說的自由選擇了。

問題是當政府擴大時，國與國之間（可說是公司與公司之間），各有各的國界與市民國籍。這樣一來，自由選擇參與或不參與變得不容易。沒有國籍選擇的自由，加上龐大的國家公司的市民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一定是為了節省交易或社會費用那麼簡單，而是在壓力團體混水摸魚的影響下，這干預入肉傷身，納稅人叫起救命來。

始皇陵墓的經濟分析

執筆寫此文時，拙作《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只一個網站的點擊逾二十二萬，跟著的《如果我是秦始皇》點擊逾五萬。以為熱鬧過了，寫了兩篇之一的《何謂自由經濟？》，要與聖誕權過癮一下，正要動筆寫「之二」，卻想到自己既然是經濟大師（一笑），竟然沒有提及打開始皇陵墓對西安的經濟有什麼影響，對中國整體又有什麼影響。於是急急腳地掛個電話到佛山給李俊慧，要她在網上找些西安旅遊數字，一些兵馬俑的觀者數字，跟著漏夜趕科場，寫此文，以饗讀者也。

西安無疑是旅遊重點，遊客天文數字。去年二千四百多萬，其中只七十七萬六千是外賓，也了不起。遊客給西安的總收入，去年一百七十八億多，其中神州客每人平均消費人民幣六百二十，外賓人均消費則四千二百。奇怪，兵馬俑的參觀者只有總遊客的百分之八，可能因為變化不多，見面不似聞名也。想來那七十七萬多的外賓，大多數會參觀兵馬俑。這樣算，炎黃子孫對此俑的興趣更少了。

打開始皇陵墓是另一回事。有什麼奇形怪狀的東西在那裡不得而知，但墓地廣大五十平方公里，就算空空如也，在墓內行一遍也值錢。我於是想，進入陵墓，每人收費人民幣五百，偏低的，每年會有多少遊客進去呢？跟著想，人太多，應接不暇，每年可以讓多少人進去呢？我於想到如果安排得好，每年大約可以秩序井然地接待五百萬參觀人次。那大概倍於黃山或周莊。容易達到每年五百萬參觀者，要排隊，而如果我是西安的主事人，會給外賓優先參觀權，再應付不了就加價。

每位入場費五百元，五百萬觀者的每年收入是二十五億，以長線利息率五厘算，陵墓打開了，門票收入的現值是五百億。可觀，但不驚人，比不上半個李嘉誠，何況開發陵墓要費用，保護文物與招待訪客也要費用。但如果我們算進遊客增加對西安帶來的經濟利益，倍為可觀容易。不管怎樣說，打開始皇陵墓給西安帶來的經濟利益，遠超打開陵墓及維修保養的所有費用。

從西安本身的利益看，打開陵墓是一盤了不起的生意。但中國整體又怎樣看呢？遊客到西安的會增加，每位遊客的消費也會增加。然而，大部分是中國本土的遊客，這裡加那裡減，總遊客消費會增加，但沒有只算加不算減那麼高。外籍遊客則加多減少，甚或加了西安再加到中國其它地方，所以應該優先接待，不用他們排隊了。

從國家整體看，打開始皇陵墓的最大利益，可不是上述的加加減減，而是在相對的形勢上，打開陵墓，有不少機會讓西安回復到楊貴妃時代的繁華。唐玄宗地下有知，怎樣想無從猜測，但北京要開發西部，要把西部的經濟搞起來，打開始皇之墓有助，對西部的發展有貢獻。

秦始皇當年做夢也不可能想到——我們今天只略加一點想像力就可以想到的——打開他的陵墓，搞起西安，使之成為一個經濟重鎮，間接地促長了洛陽、鄭州、開封等的活力，因而協助了中國西部的發展。邏輯是沒有問題的，但要達到這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我們的想像力可能有點誇張。

秦始皇真的那麼厲害嗎？有可能，但要打開陵墓，將來的歷史才可以作出判斷。不賭這一手愚不可及！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乎？（二之二）

從經濟持續有可觀增長的角度看，姑勿論像中國今天那樣的高速增長，歷史的經驗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持續增長的時日遠比二戰之後長久。中國漢、唐、宋的經濟史實我們知得不多，但清三代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持續好時光，不是好得不得了，落後於西方的發展，但總算是差強人意的長時期了。

二千年前，羅馬帝國威風了幾百年，但後人有口皆碑的是該帝國的崩潰，梓澤邱墟也。英國二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主要靠紡織機的兩項發明，名震一時，長達半個世紀。日本一八六八年起的明治維新，主要是私有土地引進了轉讓權，經濟迅速發展達四十年，雖然比不上中國今天那樣高速。蒙代爾曾經對我說，算長期好日子，西方歷史沒有長得過一戰前有本位貨幣制度的歐洲。蒙兄會同意，論增長率，昔日的歐洲遠不及今天的中國。

二戰後的經驗不同了：好景不常，盛筵難再。戰後的英國，復甦約十年就被工會拖住後腿，跟著被日本仔殺下馬來。美國得天獨厚，戰後美元幣值偏低（像今天的人民幣），大好時光近二十年。可惜前有韓戰，後有越戰，於今回顧，後者是dollar shortage轉為dollar glut的主要原因。也是二戰後，德國的復甦增長很經典，但也只有二十年——工會為禍也。

近代史實中，經濟算得上是高速持續增長的，最長期是日本，長達三十五年吧。二戰後的日本，經濟與科技的基礎遠超二十六年前開放改革的中國，加上有美國的鼎力協助，而外地的廉價勞力遠不及中國今天面對的那麼多。採用終身僱用制，員工分紅好景時遠高於工資，因而避去了最低工資及工會的蹂躪。可惜他們犯了兩項大錯：接受地主的壓力而禁止農產品進口；接受美國的壓力而讓日圓大幅升值。玩完——二十年前我是第一個說的。

底子不足，技不如人，但追得快，非常快，今天的中國彷彿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了。是奇跡，而考慮到昔日封閉的國家都踢開放波，地球增加了二十億廉價勞動人口參與競爭，這奇跡是奇上加奇了。今後怎樣看呢？我有一個簡單的看法，告訴你吧。

我認為今後十多年，北京的首要任務，是要鼓勵農民自力更生地改善生活，其它皆次要。或者說，只要中國的農民生活能自食其力地大幅改進，一般達到他們應該享有的小康之家，其它行業的發展會自適其適地找到好去處。倒轉過來，如果農民的生活搞不上去，那麼不管長三角與珠三角搞得怎樣風生水起，經濟整體怎樣也算不上有成就。要大幅改進農民的生活，任何人都懂得說，得把口，講了數千年了。

還好，經過數千年的黑夜，中國的農民終於看到一絲曙光。不要相信那些胡說八道的報告。這些年我在國內東奔西跑，左問右問，知道中國農民的生活急速改進，有五、六年的日子了。現場實地的經濟觀察，操練了半個世紀，無敵天下。農轉工或半農半工的非常多，僱用農工與工資皆急升，農地租金與產品物價也上升了，較差的農地常有棄置，而與農民傾談幾句，他們會送我拿不起的瓜瓜豆豆（我和太太當然以鈔票數倍市價回贈，朋友說農民比我聰明，懂得拋磚引玉）。

朋友，你要一下子大幅地改善農民的生活嗎？容易得很，有兩個法門。其一是完全禁絕農產品進口，我擔保其價格在數月內暴升數倍。可惜日本的經驗說，這是死路一條。其二是大手補貼農業。可惜這是擔沙塞海，耗盡外匯儲備也長貧難顧。農民的人均土地那麼少，不轉到工商業去上帝也救不了。

幾年前我寫中國農業政策，提出三個要點。一、鼓勵農民轉到工業去；二、進口農產品；三、增加農民的知識。趙老當時還健在，囑女兒給我電話，說完全同意我的三項建議。英雄所見略同也。

今天我提出第四項重要建議：把工商業的發展推到農村、鄉鎮那裡去。北京二十多年前就這樣說，但辦不到。今天看，成功機會相當高：這是近幾年珠三角出現的嚴重民工荒給我的啟示。想想吧，一年才有一兩次機會敘天倫之樂，願意離鄉別井謀生計的人愈來愈少了。另一方面，農業的工作旺季一年才三幾個月，淡季在農村鄰近兼職其它，何樂不為哉？我因此推斷，「月是故鄉明」是今後十年的中國工商業發展的大勢所趨。在公路等基建那方面，有北京的協助，做得快，做得好。然而，在其它方面，北京彷彿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令人歎息！

沒有奢望，我為中國農民祈求的不敢誇張。以今天的物價水平算，因為農居或住所相宜，一個農戶的小康之家，我要求的，是人均收入每月二千人民幣。只要維持最近三年的增長率，高於城市的，達到我的要求大約需要十五年。到那時，農轉工商，或半農半工商，餘下來的農民，化作全職算，只剩兩億至三億之間。耕者的人均耕地會上升，機械與科技會引進，農業企業化會明顯，而一元一斤蔬菜是買不到的了。物價指數不需要上升，但比起工業產品，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會上升。

不苛求，但可以達到那小康的目標嗎？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錯——如果不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應該可以。但這是很大的「如果」。如下的困擾是現實的。

（一）北京不少智囊與外地的華人經濟學者，雖然一般出自名校，卻沒有學好經濟，尤其是貨幣的本質與理念，他們學深不學淺，沒有上過第一課。他們不知道貨幣的基本用途不是調控經濟，而是倒過來，為了穩定利率與幣值，經濟要為幣值而調整。這些前文說過了，但最近聽到的糊塗言論，是人民幣升值會迫使中國的工業走上高科技的路。發神經：一個工業家要走高科技的路，有本領的隨時可以加價，無須強逼。

今天人民幣兌美元或歐元偏低，而大幅偏低則源於外資湧進。然而，對亞洲一帶的廉價勞力國家，何低之有？中國農民要轉到工業去，競爭對手是那無數的工資比他們還要低的勞力。有一天，上蒼保佑，中國要把廉價勞力的低檔產品讓給他人造。但不是今天，十年後開始吧。到那時，中國的農民增加了知識，後浪推前浪，會把今天的工業科技推上一層樓。

（二）天天大嚷最低工資，而最近又開始學人家搞工會，對農民的自力更生有害無益。北京慈善為懷，喜歡這樣說；利益分子混水摸魚，其它國家早有前科。可憐農民，他們知識低，容易受騙，多半會支持這些會害了他們的政策。

（三）在宏觀調控下，由北京引導而起的某些土地房屋政策，反映著主事者的經濟感受近於零。不久前我分析過的限樓價不限地價、百分之七十限於九十平方以下，以及最近在江蘇推出的以「成本清單」來指導樓價等政策，雖然大有創意，卻沒有普通常識，分析本領得個零分。難道中國真的是那樣人才凋零嗎？我也擔心十多年來搞得了不起的地區競爭制度，會因為北京的土地使用政策亂搞而倒塌下來。

我沒有理由懷疑國務院要改善農民生活的誠意，但有理由擔心他們推出的政策，因為不明白經濟制度的運作與經不起團體或外來壓力，會得到事與願違的效果。

如果我是秦始皇

前文《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發表後，傳到某網站去，只一天點擊逾十萬（據說最熱鬧的一個小時點擊達四萬），創了什麼紀錄云云。可見炎黃子孫關心始皇的——關心自己的傳統，關心中國文字統一的根源——實在多。好現象。然而，同學說，數百個回應，大部分罵我。有些是人身攻擊，不算，但客觀不同意打開始皇陵墓的，有百多個。十多萬中只有百多個表達不同意，本微不足道，但既然大家認為是重要話題，我應該再說說。

反對打開始皇陵墓的聲浪有兩種：其一是我們不應該干擾先人之墓；其二是科技還不到位，不能防止氧氣侵蝕。

不應該干擾先人墓地之見沒有支持。兵馬俑是始皇之墓的一小角，已經打開了，說不干擾已經干擾了，而發現兵馬俑那位仁兄成了英雄。據我的理解，兵馬俑不繼續開發的主要原因，是變化不多，雖然知道還有數之不盡的兵馬，開發下去沒有新意。不難想像，始皇地下有知，翻一翻身，罵了出來：「你們這些後生小子懂什麼？老夫力拔山兮氣蓋世，何止兵馬咁簡單？蠢到死，不打開陵墓怎會知道老夫厲害！」

真的不該干擾先人之墓嗎？這些年神州大興土木，推土車過處，無數墓地被翻得草木淒悲，而盜墓早就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行業，以致一件如假包換的唐三彩，懂得鑒辨的在地攤找到，市價低於一件兒童玩具！

較有道理的反對開墓，是氧氣侵蝕文物。某程度無可避免：可以做到墓中沒有氧氣，但這樣，參觀就頭痛了。為了訊息費用的調查，我研究古物二十多年，知道主要是彩陶的顏色，曝光或遇氧後會變，但適當保護，可以持久。荷蘭三百多年前的大畫師倫勃朗，遺留下來的素描作品，國寶無疑也。今天在該國的博物館展出，燈光非常暗，僅足以令人歎為觀止。

盜墓盜墓，北京當局知道被盜之墓無數，一般不是那麼重要，半管半不管。比較重要的當然管，但今天認為此墓重要，到了明天，更重要的出現，於是昨天的保護免不了鬆弛起來。始皇之墓是另一回事。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遺產，此墓獨一無二也。我深信開發此墓北京會做得好，保護內裡的文物也會做到一流。

不少讀者提出墓內有水銀為河，記載無疑這樣說。但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今天那些水銀應該不存在了。除了黃金，當年沒有其它發明可以盛載水銀二千多年。如果水銀今天還在，我們更要看個究竟了。至於什麼毒氣云云，雞毛小事，容易處理。

秦始皇花了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加三十九年心血，建自己的陵墓，無疑是相信死後再有來生。一千三百年後智力超凡的蘇東坡，多多少少還相信會有來生。這樣的文化不是中國獨有，解釋了為什麼以文物陪葬的行為，我們的過去是那樣普及。時代改變了，知識增加了，加上墓地昂貴，今天盛行火化。偉大如鄧小平，墓地有資格不小於始皇的，卻選火化，讓骨灰隨風飄散，使我這個仰慕的人無緣到墓前深鞠一躬。

如果我是秦始皇，地下有知，知道沒有來生這回事，但自己畢竟建造了那個舉世無匹的大陵墓，放了那麼多的好東西進去，我會恨不得二千二百年後的好奇之士，把陵墓打開，讓我對他們說：「進來看看吧。墓內是你們先人的文物，要感謝我當年發神經才保存下來。」

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

秦始皇帝這個人不容易明白：一方面有豐功偉績，另一方面發神經，很大的神經。不知是真是假，記載說，十三歲即位就開始建造自己的陵墓，建了三十九年，動員七十多萬人，為了守秘，最後不少建墓者被殺掉，或被迫陪葬。焚書坑儒何足道哉？

發神經，墓地面積達五十平方公里，今天被譽為天下第八奇跡的兵馬俑，只是其中一小角而矣。我到過西安，兵馬俑變化不多，一目瞭然，奇就奇在中國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傻皇帝。但當我見到墓地主場的外觀，是大山丘，很想知道內裡的設計如何，放著些什麼？是二千二百多年前的天下無敵的大玩意，墓中文物可以教我們很多的，為什麼不打開來看看呢？我願意花起碼二千元進去勾留半天，細看一下炎黃子孫二千多年前的真實文化，而願意花錢更多的君子數之不盡吧。賺這種錢對社會有利，對世界有利，說不定西方的君子會多一點敬重我們的以往。起碼在感受上，始皇之陵，對人類文化的啟示，應該超於埃及的所有金字塔。

眾人皆說，不打開始皇之陵，因為打開會受到氧氣的侵蝕，部分文物會受損。問題是如果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或有等於無。這是愚蠢的浪費。早晚要打開才有價值，才能對社會作出貢獻，問題是何時打開才對。

我認為今天打開秦始皇之墓是大好時機，二千多年來最適當是今天，不要再等了。想想吧，兩個世紀前科技不足，打開與保護皆有困難，而跟著兵荒馬亂，打開了慘過敗家。毋庸諱言，最忌打開是文革時期，不知死活的紅衛兵跑進墓內搗亂，可能把始皇氣得從棺中跳起來。

俱往矣！今天科技沒有問題了，可以做到應有的保護。更重要是向前看，雖然沒有保證書，我們看不到兵荒馬亂的將至。是的，打開始皇的墓，不僅可在地球上炫耀也下，也間接地公佈，中國是個有恃無恐的國家。只兩年北京辦奧運，再兩年上海搞博覽，不知可否趕得上把始皇的墓一視天下，熱鬧一下呢？

寫到這裡，我想到作研究生時老師艾智仁給我為難的一小段往事。讀利息理論，我向他求教財富定義的一些小節。他打趣說：「他們說你是天才，要讓我考你一題嗎？」我說：「問吧。」他問：「如果你有中國人說的萬兩黃金，收藏好了，是你的。有人把你的黃金全部偷了，你自己不知道，永遠不知道，有什麼分別呢？」我答：「我會認為自己還是那樣富有，消費繼續以富豪姿態從事。問題是這樣的消費不能持久，早晚要把黃金拿出來。如果借錢消費，銀行老兄會要求我以黃金抵押，或起碼要給他看一眼。如果他相信我，不用看，早晚中計。訊息不足的自我安慰的消費行為，不能持久。我的母親久不久要到保險箱去看一下。自己相信有但其實沒有的財富，不能真的算是財富。如果可以算，假設自己有錢的人多得很。有這樣的人，喜歡自我安慰的，但不是那麼多吧。如果我有萬兩黃金，我會放在床下，自己睡在床上。」

秦始皇的陵墓，猜想猜想，打開何止值萬兩黃金，值百億兩也不止吧。墓陵不打開，等於沒有，或等於艾師提出的例子，有萬兩黃金，給人全部偷清光也不知道，只是幻想自己有黃金萬兩，看不到，用不得，自我安慰地誇誇其談。究竟是否那樣富有？打起官司法官會說是沒有的。

始皇陵內之物是炎黃子孫的公共財富，沒有誰可以佔有，但看一下不是很過癮嗎？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乎？（二之一）

（按：不久前在北京與濟南以此題作了兩次講話，本文集二者之要點，加補充。）



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是奇跡，全世界都這樣說，但奇在哪裡不容易說出來。以一九八○為經濟改革的起點，北京公佈的增長率顯然是低估了。最近一項數字，說二○○○至今，六年，國民總收入增長了一倍多。這是每年復息增長百分之十二強。然而，同期北京市公佈的增長率，只百分之九左右，相差頗遠。就是以高不可攀的每年百分之十二增長率，改革二十六年，復息率，國民總收入上升十八倍。何止十八倍呢？一九七九年到廣州，飯店沒有米，姊姊的家有頭有面，找隻雞蛋也要走後門！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不多說了。

二十六年，高樓大廈滿佈，公路車水馬龍，所有貨運港口排隊──是否奇跡天曉得。由區區在下審批、親自發出證明書的經濟奇跡，起於一九九三的朱鎔基時期，其中長江三角洲的發展，怎樣看也神奇。首先是朱老在三幾年間，成功地把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率減為零，然後有百分之一至三的通縮。在這巨變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竟然還能保八，失業率只百分之四。不止此也，同期產品與服務質量，上升得非常快，但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這是說，如果質量的改進算進去，通縮會增加，收入增長也會增加。當時國內各地的樓價下跌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實在慘情，但經濟增長率，如果把質量提升全算進去，應該在百分之十以上。

經濟學嗎？很尷尬！上述的現象顯示，那所謂宏觀經濟學，一無是處。當年讀「宏觀」，讀一句，罵一句。看中國我只用本科生應該知道的理論看，勝出行家幾條街。昔日我讀的是經濟科學，與今天教的是兩回事。這裡說奇跡，挖瘡疤是發神經。我們要說中國在哪方面做得對，非常對。

一九九七年我注意到，自己曾經批評過的、朱鎔基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批評錯了。歐美的貨幣制度，脫離了金本位一直都有問題。黃金不足夠，或供應量波動太大，本位制有問題。想當年，沒有誰不同意貨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只是找不到理想的錨可以下。以幣量理論推出來的觀點，支持著以不容易捉摸的物價指數及就業指數為目標，其所形成的貨幣制度，牽涉到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美國的經驗，是這樣的制度有不少困難。六十年代蒙代爾與佛利民的意見有分歧，我在場。佛老認為找不到可取的單一物品為本位，而以一籃子物品為錨，運作費用過高，所以要接受以目標為錨，無可避免地帶出各種貨幣政策。

問題是貨幣的存在是為了減低市場的交易之費用，不應該以貨幣量的增減來調控經濟。幣值與利率要穩定，其它皆次要。當時大家意識到，脫離了本位制，以目標為錨，帶來的幣量政策容易搞得一團糟。後來的經驗確如是。沒有誰想到數十年後朱鎔基推出另一種辦法，可行，使我大開眼界。

記不起一九九七年初蕭耿對我說了一句什麼話，我意識到，如果放棄以貨幣量的增減來調控經濟，只以幣量的增減來維護一個固定的錨，可以做到，絕不困難，但整個經濟的運作要遷就這個錨的幣值來調整。錨可以是外幣，可以是物品，可以是單一的或是一籃子的，穩守根本不需要由政府提供這些為錨之物。這是朱鎔基的貨幣制度，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個主要原因。我佩服。寫過多篇文章解釋，這裡不多說了。

中國奇跡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地區制度。中國獨有，這制度促成了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搶客招徠，工業發展一日千里。無獨有偶，這地區制度也是在朱老時期形成的。我認為將來的經濟歷史不會漠視這個人。寫過五篇文章解釋這地區制度，這裡只大略地說一下。

中國土地的使用權力落在縣的手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主要的經濟權力在縣之手。土地的使用者要交兩項租金。其一是固定租金，那是買土地五十年的使用權，地價也。其二是佃農分成租金，稱增值稅，收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十七。這增值稅率（租金分成）是全國劃一的，不同地區的招徠調整是地價的變動。這是全完合乎四十年前我推出的佃農分成可以達到最高經濟效率的安排。另一方面，一個固定租金（地價）加一個分成租金（增值稅），與世界各地大商場的合約安排是一致的。

中國有二千多個縣，上述的安排使每個縣成為一家商業機構。大地主是北京，大佃農是縣，小佃農是投資於縣的商人。上連串下連串，但縣與縣之間不連，激烈的競爭就在縣與縣之間出現了。這是我知道的最神奇的土地使用制度，妙絕天下。沙石還有，但主要的制度運作功能實在好。

說過無數次，要批評中國制度的很多方面容易。但我是個實踐主義者。英諺有云：我們不能跟成功爭論。經濟發展既然是奇跡，不可能沒有半點做得對。我反對昔日的大鍋飯共產制度，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資產權利要界定得清楚。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也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的改革要由共產黨推行。這方面高斯的看法比我更強烈。這個提出從權利界定的重要角度看私產的一代大師，信奉市場知名天下，對中國共產黨的敬重外人不容易相信。絕對不是擦共產黨的鞋。公司理論由高斯提出，由我劃上句號。我們是從公司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

高斯對經濟制度的看法因此與我很一致。信奉市場，但因為交易的存在，市場不是無所不能。公司或企業的形成自有其因，某些事有形之手要代替無形之手，而政府本身只不過是一家大企業，從上而下的運作通過合約安排。撇開沙石，在中國，上頭大企業（國務院）與下頭中、小企業（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的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辦得好，好得人類歷史沒有見過。然而，問題還是多得很。這可見其它制度的困難更為嚴重了。經濟學者一般不明白制度運作，因為他們沒有從合約的角度看世界。說實話，一貫地這樣看的只有高斯和我兩個人。

開瓊筵以坐花——李白說的。繁華事散逐香塵——杜牧說的。中諺有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不可能錯吧。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永久的持續下去！不要求永久吧。我算過，中國需要的是再持續今天的增長十五年。可以嗎？下回分解吧。

陳潔宗與鄧永鏘

慈善工作有多種，品類各異，手法不同。是不是所有扶助他人之舉皆慈善，很難說，搜盡枯腸，一時間我這個老去了的天才竟然想不出一個明確的「慈善」定義。

寫這篇文章，起於發現了兩位我欣賞的有趣「慈善」人物。不僅欣賞，簡直感激。他們發掘與栽培神州大地的音樂天才小子。說感激絕不誇張。我愛聽古典音樂，更喜見天才小子步步高陞。上述二君子的存在，使我能免費地聽到小子們的演奏，為他們的成長感到驕傲。說慈善，二君子也可說是為區區在下而慈善了。

二君子何許人也？一個是陳潔宗。陳家我認識啟宗與樂宗。潔宗呢？可能碰過頭，記不清楚了。另一個是鄧永鏘，聽過大名，不認識。都是有錢人吧。有錢人說多不多，說少倒也不少。出錢慈善說易不易，說難不難。困難是出錢兼出力，而說到出力培養人才，朋友，你嘗試過嗎？是那麼大的責任，而偶爾遇到一位擺明是天才的，輾轉反側不能避免。

陳潔宗搞一個「晨興音樂橋」，名字有點怪，是從英語翻過來的吧。一九九六年搞起，年年有節目，主要是在暑期把中國的少年音樂天才，與外地的會集在一起，約四十人，互相交流，激勵培訓。十年過去了，最近我有機會聽到其中部分精英的演奏，好，實在好！

知情的朋友說，「晨興」的幕後主事者不僅出錢搞集會那麼簡單，有時提供優質提琴，而大致上，每個被邀請的青年的發展，主事者皆跟進。王羽佳（鋼琴）、倪濤（大提琴）、陳曦（小提琴）等開始嶄露頭角的人物，都曾經是晨興音樂橋的參與者。

不知是誰把一本名為《An Apple a Week》的書放在我的書桌上，作者是David Tang，鄧永鏘是也。發神經，是中文《蘋果日報》的英語專欄結集。難道地球那麼快就真的一體化了？翻閱一下，文章過癮可讀，但這本市價一百五十港元的精裝書，怎會跑到我的書桌上呢？蠢、蠢、蠢，書中首頁寫得分明：For Niu Niu and his parents。我明白了。Niu Niu者，牛牛是也，該書顯然是牛牛的母親送來的：我曾經對她說要為文感謝鄧先生給牛牛的栽培。

牛牛九歲了，鋼琴天才無疑問，問題是怎樣才可以讓這個孩子成長為國際大師。手還小，但長得高，幾年後手增大當然。天真、聰明、有性格，而音樂天賦之高是無話可說的了。栽培得對將來肯定是鋼琴大師，但有誰可以立下保證呢？

是的，對牛牛的成長與發展，我有點不安於心。如果這個孩子將來殺不出重圍，應該是今天的大人教錯了，或栽培錯了。父母從早到晚集中於牛牛的教育與訓練，搏到盡，但是否管得過度了？二百多年前的莫扎特與今天的郎朗，外人看，父親管得很過度。牛牛拜師無數，不少是名家，是否太多了？搞學問，我自己也曾拜師無數，不少也是名家。但當時近三十，知道名家歸名家，自己歸自己，懂得取捨，沒有混淆，終於走出自己的路。九歲的牛牛懂得取捨嗎？要成為大師，他早晚要走出自己的路，要找到自己，可以嗎？不久前我對牛牛的母親說：「基辛只有一個老師，女的，但目前教過牛牛的有十多個，可能很麻煩。這樣吧，一不做，二不休，讓牛牛到深圳找但昭義再上幾課，來個大雜會可能較為容易找到自己。」

鄧永鏘先生對牛牛的栽培不遺餘力。出錢出力替牛牛安排的演奏會，都有份量，有意思。顯然頭痛過：與名家商量後，他認為牛牛這麼年輕，演奏會每年要限於兩三次。我同意這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