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五）

各位同學（續前文）：

執筆寫這最後一節時，佛利民謝世幾天，而再幾天我七十一歲了。光流水逝，歲月無情，今天的經濟學已經不是佛老和我熟知的傳統了。回顧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奇怪地發現，可以憩息或流連一下的、有整體架構的作品，大約三四十年出現一次。武斷地排列，可舉史密斯（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李嘉圖（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米爾（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馬歇爾（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魯賓遜夫人（Mrs.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1933），佛利民（M.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等。我自己的三卷本《經濟解釋》二○○二年完工，與佛老之作剛好相隔四十年，是傳統的時距，但因為用中文動筆，能否成為「憩息」之所恐怕要多年後才知道。不是沒有機會的。一脈相承，《經濟解釋》是「古文」，雖然大手改進與補充了，但沒有自立門戶，有傳統的支持。另一方面，讀經濟的中國學子實在多，人多勢眾，說不定其中有興趣的會把我的思想發展下去。

樂觀地看，雖然那三卷本還沒有在國內出版，但學子從網上打印下來閱讀的無數，而好些大學已經指定為需要的讀物了。悲觀地看，雖然從傳統發展出來，但今天的「主流」脫離了傳統，與我主張的學問格格不入。我不想在這裡批評我知得不多的新潮學問，但認為如果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再感興趣，他們總要回到我這邊來——真理站在我這邊。

不容易明白發生了些什麼事。十多年前與一些年輕的經濟學教授傾談，或接見一些求職的經濟學博士，我發覺沒有一個讀過馬歇爾！想來他們的老師也沒有讀過。是自然科學的不良影響吧。自然科學，學理論要學今天的，不用管前人怎樣說。四十五年前作學生時，經濟老師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後來到了芝加哥大學，身為價格理論大師而又是經濟思想史泰斗的史德拉，說研究思想史只是為了興趣，理論學今天的算了。

問題是雖然科學方法相同，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很不一樣。前者，實際可用的理論不多，說來簡單，但千變萬化，基礎不容易掌握得通透，而略有差池，變化就不容易搞上去。搞經濟分析主要是搞變化。以我之見，當我們說前輩經濟大師錯了，主要因為概念拿不準，變化搞錯了。但某變化錯，不等於所有變化皆錯。好比李嘉圖，今天不少學者認為，除了比較優勢定律，李前輩的其它理論全盤皆錯。真的嗎？三十年前我寫知識產權與發明專利，就用上眾人皆說是錯了的李嘉圖的「差別租值」（differential rent）理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八二至五八九頁），巴賽爾識貨，頻呼精彩。又好比Cournot的雙頭競爭（duopoly）理論，一般學者早就認為過了時，不中用。一九六九年我推出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理論，同事們無不嘩然，說天才了得，可惜讚聲未了，自己卻發現該理論是Cournot的雙頭競爭的另一個版本（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一八二至一九○頁）。

經濟學要用簡單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界。這樣看，簡單的理論要搞出精彩的變化來。像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人，其天才不會在佛利民之下，比起今天的經濟學新秀，相差何止八千里路雲和月！是我之幸，懂得佩服天才，所以當年拜讀前賢之作，懶得管是對是錯，只跟著他們的變化思維，跟著他們想。後來學滿了師，放膽地走自己的路，把前輩的分析修改得近於面目全非，意之所之地加進自己想出來的變化，大部分來自街頭巷尾的觀察給我的啟發。但因為傳統不變，今天我還是個古人。

同學們讀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要注意到我刻意地淘汰了所有我認為用場不大的複雜理論，集中於把簡單而又不可或缺的，在變化上發揮。我認為只有這樣，同學們才有機會可以不拜讀古書而還能學得一些經濟解釋的法門。不是說古人之作不需要讀了，但投資成本高，而在漠視傳統的「新潮」下，要求同學拜讀李嘉圖，甚或近如馬歇爾，很有點苛求。

我的《經濟解釋》堅持驗證假說要用上可以觀察到的變量，對均衡理念提出一個新闡釋，需求定律從頭用到尾，從價格到利息到成本到租值等概念，翻來覆去地陳述，而何謂「量」的多種變化，也是不停地變下去。最重要的改進，是加入了交易費用，從而引進當年我創立的合約安排的選擇的分析。這改進幅度很大，同學們恐怕一下子不容易接受，因為從合約的角度看市場，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不容易分開來。

傳統的價格理論，或不大正確地稱為微觀經濟學的，集中於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制度何物要不是胡說八道，就是作為另一門學問看。引進交易費用作為無可避免的一種局限，所有制度上的安排都是因為交易費用而起，而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再不能獨自處理，要與制度的選擇一起看。史密斯當年知道要這樣看世界才對。但跟著的發展，為了理論的處理需要簡化，經濟學者在有意或無意間假設交易費用是零。再後來搞出笑話：以Walras為首的一般均衡理論分析，因為明確地假設拍賣（交易）費用是零，邏輯上不僅不可能有生產要素市場，產品有多少種類根本無從界定，而嚴格來說這樣的世界是不會有任何市場的。方程式好看，內容空洞，半點解釋力也沒有，Walras與追隨者搞的是藝術作品，科學怎樣也談不上。

上述的發展與我選走的路不一樣。他們以複雜的理論為起點，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把理論簡化。我則以簡單的理論為起點，加進交易費用而使變化複雜起來。對我來說，經濟解釋要選走哪一方是明顯的。

自《經濟解釋》完工後，不少同學要求我繼續寫宏觀經濟。然而，我掌握的經濟學，沒有微觀與宏觀之分。永遠起於個人的選擇行為，局限下爭取極大化，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約束。看社會整體就是宏觀，我們要懂得怎樣把社會成員的個別行為加起來，從而達到一個經濟理論可以推斷的整體效果。至於一般人認為是宏觀經濟的數字，例如通脹、失業、經濟增長等，這些年我的推斷比一般的「宏觀」大師準確，准很多——我的加法顯然比他們的加法高明。就是沒有深入地學過的貨幣「理論」，這幾年為了人民幣匯率的困擾，我提出的貨幣觀也比較優勝。可見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有優、劣之別，卻沒有微、宏之分。

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搞得差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從事者對價格理論的掌握不足，於是，加上去作宏觀加得不對。凱氏無疑是天才，但他對價格理論一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讀他的《通論》時我就這樣說。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觀學者恐怕也要補習一下。其二，像傳統的「微觀」那樣，宏觀學說忽略了交易費用與合約安排的選擇。這失誤對「微觀」已有大害，對宏觀更顯得是災難性了。

中國的經驗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鎔基把急速通脹控制為零，跟著有通縮，而考慮到物品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很嚴重。當時國內的房地產價格暴跌。一九九七年春天，幾位來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問我意見，說中國的發展看來要完蛋了。我說：「會完蛋的是香港，你們吉人天相，中國還會繼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的制度與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觀理論來推斷中國呢？發神經！後來香港得到北京協助（可以看為當年香港協助中國改革的回報），死不掉，但這是政治，我的推斷可沒有算進去。

高斯認為西方的經濟學發展入了歧途，無可救藥，希望我能為中國的學子設想一下，救一救。本來是在三間大學的講題，簡略而又是沒有準備的。想到高斯的話，一連五期，我用心地寫了一萬三千字。

（之五，完）

學術上的集中與搏殺

要寫一篇關於佛利民在經濟學術上的貢獻，但這裡的篇幅不夠，又不想切斷該文，還是轉向《南窗集》那邊打主意吧。正在猶豫，卻想起當年佛老對經濟問題的思想集中，有點怕人。跟他交朋友可真不易，因為除了經濟話題沒有什麼可以引得起他的興趣。也是當年，高斯說到馬歇爾對經濟學的思想集中，很佩服，而高斯自己的集中，不在佛老之下。

我的老師艾智仁，當年是行內公認的絕無僅有的經濟學天才。但他喜歡打高爾夫球，又多花時間修改他的經濟學課本，行內朋友有微辭，認為艾老的成就低於他的本領。他當然不同意，孰是孰非只能讓歷史作判斷了。我知道，艾師從事經濟學也是集中的。

批評我在經濟學上的天賦遠高於我在經濟學術上的成就的行內君子無數。皆胡說八道。這些人可能見我不務正業（其實我是在各行各業調查研究），或興趣多多（攝影、書法、散文、收藏等，下文會解釋），又或者見到回港任職後我少有發表英語文章（跟蹤中國的經改，提出建議，不能不全力以赴）。然而，我的英語論文結集長達八百頁，還有人記得的作品逾十篇，而中文則二百多萬字，文章千篇，其中一半以上是關於經濟的，怎樣看也算是多產了。你要不算中文嗎？讀了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再說吧。

不能否認，在經濟學行內——或任何學術行內——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興趣更多而每項走得那麼盡、那麼痛快的人。我處理經濟研究的法門，不是不斷地集中或專注，而是搏殺。搏殺是需要久不久脫離學術，鬆弛一下的。

記得作研究生時，費盡心機，花了年多時間也找不到自己滿意的論文題材。於是把心一橫，索性拿著照相機，天天靜坐園林三個月，任何有關經濟學的問題也不想。是在這三個月中，我想出前所未見的攝影法門，天下獨有，一九六七年在加州搞起風浪，最近在上海及杭州舉行攝影個展，風浪也見。是奇怪的品性。一連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後，兩年前說封機就封機；今天，杭州後，說封展就封展。

想當年，園林攝影三個月，再在校園出現，捲土重來，找論文題材拚命六個月，找到足夠的關於台灣土地改革的資料，決定以佃農理論的分析處理，跟著八個月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完工。這是搏殺。

一九六九年開始調查香港的租務管制，每次回港度假一定到處跑，什麼天台木屋，什麼租客吵罵，而租務法庭見我是常客，拿著他們的廢紙慎重影印，以為我發神經。一九七二年認為自己知得足，想得夠，動筆寫《價格管制理論》（七四年發表）。此寫也，驚天地，泣鬼神，只數十頁紙寫了一年，易稿十餘次。這是搏殺。

《公司的合約性質》是一九八三發表的。從一九六八開始想，為此題一九六九年開始在香港跑工廠，調查件工合約。想，想，想，想到一九八二年初，為高斯的榮休動筆，不分晝夜，不記得有沒有睡過覺。記得是不停地寫下去，用手寫，稿紙不知多少頁，時間不知多少天。完稿，還沒有重讀，還沒有交給打字員，我知道該文可以傳世。於是站起來，仰天大笑。這也是搏殺。

學術之道，人各有法也。沒有興趣的不應該搞。可惜為米折腰，今天的後起之秀逼著要在什麼水平的學報發表文章，既非為興趣而集中，也非為過癮而搏殺。這是把他們可能有的天賦抹殺了。能不悲乎？

佛利民活到九十四歲；艾智仁九十二，高斯九十六，還健在。搞學術，他們集中，不搏殺。搏殺者的壽命會較短吧。難道我要去學打高爾夫球嗎？

佛利民的辯才

佛利民謝世，評論及追悼文字不少提到他舉世無匹的辯才。與佛老相交四十多年，辯論或討教過無數次，說一些我知道的有趣往事，好叫同學們能得到一點啟發。

佛老的辯才究竟有多厲害呢？早就知名天下，三位朋友的評語可見端倪。一九六七年的春天，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度瑪（E. Domar）談到佛老的辯才，他說：「如果我面對死刑審判，找辯護人我不要律師，要佛利民。」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與夏理·莊遜（H. Johnson）談到辯才，他說平生所遇，只有兩位大概可以打個平手：一個是凱恩斯，一個是佛利民。一九六九年佛老到洛杉磯加州大學訪問了兩個星期，我問該校自命天才（其實確是天才）的湯遜（E. Thompson），佛利民給他的印象如何。他用兩個字回應：Greased lightning（塗了滑油的閃電）。閃電還不夠快，要塗上滑油來形容！

一九六三年的暑期，艾智仁靜靜地對我說佛利民會在Santa Barbara的加大分校講話，不公開的。我駕車個多小時赴會，是個小室，在場僅十多人，都是該校的教授，學生只我一個。佛老準時進室，說只答問題，不講。問題紛紛提出，佛老斬瓜切菜，見血封喉，令人歎為觀止。當時他五十一歲，如日方中。中途他突然談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剛好作過研究，指出該維新主要是私有土地加上轉讓權，使大量農民遷往都市，經濟增長於是一日千里。那是我第一次與佛老交手。他問我什麼名字，我說了。當他知道我只是個學生，問我的老師是誰。我說是艾智仁。他說：「怪不得！」

一九六七年的聖誕前夕，在芝大蒙代爾之家酒會後，與佛老步行回家（他的公寓在我住的宿舍隔鄰），辯論了大約十五分鐘。知道我的博士論文是佃農理論，他一連串地提出多個問題。該題材我剛下了年多工夫，對答如流。跟著整晚睡不著，試圖理解佛老怎可以想得那麼快。想通了大概，之後與佛老辯論就懂得怎樣應付了。當時我是得到芝大的一個博士後獎金才到那裡去的。兩天後舒爾茲召見，說要聘請我為助理教授。我當然高興。舒老補充說：「兩天前的晚上你跟佛利民辯論，他推薦聘請你。」

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成了名的T. Saving從老遠跑到芝大要跟佛老辯論一個貨幣理論上的話題，約好了時間。事前此君與我吃午餐，我說：「佛利民太快，你沒有嘗試過不可能應付，還是用書信辯論好了。」他說不能臨陣退縮。大家約好事後在咖啡室相聚，說說戰果。兩個小時後見到他，我問：「戰果如何？」他答：「應該聽你的，以書信跟他辯論。」

博學多才，技術了得，智商超凡——當年可以出入芝大經濟系這個少林寺的，都有這些條件，佛老更不用說。他與眾不同之處，是想得快，快得離奇，不親眼見到不容易相信。其它的優勝條件都有關：基礎理論他掌握得通透，辯論時永遠用最淺的分析（朋友，相信我吧，深容易，淺困難），效果是他的論點清晰絕倫。加上有恃無恐，於是客觀，這就成為一個現象了。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不久，同事陳坤耀說他聽到佛利民好勝，辯論時不肯認錯。我說：「不可能對。佛老認錯快過閃電，認了錯對手也不知道。」不止此也。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佛老認為你的觀點比他的好，他會立刻站在你那邊，替你發展下去。你怎麼辦？如果你好勝，會被迫走上與自己相反的方向，而佛老則拿著原來是你的論點，勝了你。

與佛老交手，我堅守自己的思想與研究所得，而他比我知得多的題材，我求教。是的，當年與佛老口辯，好勝必敗！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四）

各位同學（續前文）：

凱恩斯曾經說：「比起其它科學，經濟學困難嗎？不難，是容易的學問，但傑出者甚少。」我同意這判斷。凱氏認為經濟學難以傑出，因為某程度上從事者需要是個哲學家、史學家、數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週身刀的。這觀點我不一定同意。我認為經濟學難達大成，主要是概念不容易掌握，理論太多，搞得太複雜，而最大的困難是從事者對真實世界知得少，知得太少了。像戴維德、高斯那種人，不懂或不用數，理論知得不多，但他們對基礎理念有充分的掌握，對世事知得多，足夠。

我們不需要有這些大師的天賦才可以達到師級的層面，但要懂得學習的方法。我自己走過不少冤枉路，誤入歧途好幾次，可幸及時驚覺，回頭是岸，再走。嘗試又嘗試，終於找到自己的路，打上去。教同學，我只能把自己的經驗申述一下。

我認為重要的起點，是入門者要知道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架構，跟著是掌握這架構中的概念與簡單理論。有了基礎，不妨嘗試比較複雜的理論。天賦奇高可以不管複雜的，但我的經驗，是猛攻一陣複雜的，再回到簡單的基礎會有新的理解。三十歲前，我來來回回好幾次，到三十五歲，知道基礎架構的掌握充分，概念的理解通透，就再不管複雜的理論了。

這架構就是前文說過的：一、人的行為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二、選擇的第一個公理，是在局限下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三、量度極大化的價值概念與局限概念皆重要，掌握不能有差池；四、局限轉變引起的行為轉變，要受到約束，而這約束主要是需求定律。

這就帶來我個人認為是經濟學最難處理的地方。局限轉變帶來的行為轉變，要受需求定律的約束。需求定律是約束價格的轉變與需求量的轉變。因此，要解釋行為，任何局限轉變，處理的人必須或明或暗地把局限的轉變翻為一個價的轉變。不容易。更頭痛的是，很多行為不通過市場，需求量不一定是市場成交的物品。可幸的是，需求定律的用途，不限於市場物品。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這定律都可以用，包括聲譽、友情、信仰等。不在市場成交，沒有市價或價格，用需求定律可以不用市價。非市場的物品，價格變為代價，也即是成本了。

「成本」是cost的中譯，不大正確。較佳的譯法是「機會成本」，有點不妥，因為經濟學沒有不是機會成本的成本。最好的譯法應該是「代價」，但說「生產代價」中文不容易接受。比起其它科學，經濟學是格外重視概念的，而其中最難掌握得好是成本的概念。懂得把任何局限轉變翻為成本轉變，也即是翻為代價轉變，需求定律的運用就過了最困難的一關。可以相當複雜：一項局限的轉變可以牽涉到好幾方面的需求，因而牽涉到好幾方面的代價轉變。學而時習之，熟能生巧，我自己到四十歲後，得心應手，任何局限轉變，想到與某方面的需求有關時，代價的升升降降立刻知道。

《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對成本有詳盡的解釋，而卷三（《制度的選擇》）分析產權與制度，帶到社會成本（代價）那方面去，也說得詳盡。同學要注意，有些價值，可以倒轉過來看為成本，例如租值。又例如利息是收入，轉換角度可以作為成本看。三十年前，與老師艾智仁研討某話題，書信來來回回好幾次，其中一次我寫道：「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cost, but the whole of cost）」他回信大讚，顯然認為我學滿了師。

成本的正確概念本來就不容易掌握（見《供應的行為》），而加上產權問題、交易費用、非市場物品等，「成本」或「局限」的轉變來得更複雜了。然而，要通過需求定律來解釋人的行為，我們一定要把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或代價的轉變。要記著，凡是轉變，不管是代價還是行為，一定是「邊際」的，所以解釋行為或現象要從邊際轉變的角度入手。這又帶到序數量度或排列選擇給我們的方便了。那些批評交易費用難以量度或無從量度，因而沒有用場的眾君子，是經濟解釋的門外漢。

有一件事不妨一提。楊小凱曾經批評我不懂得邊際分析，但巴賽爾卻說邊際分析我用得出神入化。二者有衝突嗎？不一定。小凱是搞數學經濟的，沒有作過實證經濟研究，從始至終停留在象牙塔內。我是搞實證研究的，數學的邊際分析只學幾天就認為足夠（考理論當年永遠第一），早就跑出象牙塔，走到真實世界中，落手落腳地搞起來。在真實世界看邊際轉變，可以小若沙塵，可以巨似泰山。數學的邊際分析與驗證的邊際處理是兩回事。

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實踐經濟學的重點。要解釋行為，局限的轉變不可以子虛烏有，其轉變一定要有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支持，而如果交易費用等轉變不容易一分一毫地量度，以序數排列轉變的或大或小有可為。然而，局限轉變不易體會，翻為一個價或代價的轉變也困難。可以做到，不易。這裡要說的重點，是處理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一般不是一個市價轉變那麼簡單，絕大部分不可能從課堂上學得，也不是博士之後坐在辦公室內可以知道。同學們從開始學經濟時就要走到真實世界去，在街頭巷尾到處跑，好奇地觀察，不斷地試行以學得的簡單理論解釋，即是要試行推出假說，然後把觀察到的現象作驗證。要多做，甚至天天做，開頭會覺得經濟理論沒有什麼解釋力，但堅持下去，「破案」的實例會愈來愈多，過了幾年會覺得複雜的世界一般有簡單的理論解釋。

是難以自圓其說的現象。所有實證自然科學，不管是物理、生物或化學，學生從中學起就要做實驗室工作。經濟也是實證科學，但就是進入了大學也沒有實驗室課程。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大家生活在其中，但大學的教授可沒有規定學生要到處觀察，不斷地試行解釋，而那些所謂「實驗」課程，只不過拿著些不知怎樣弄出來的數字，作些什麼統計分析。

一個真實的故事支持我的投訴。二十世紀的價格理論大師史德拉（G. J. Stigler），是魯賓遜夫人（J. Robinson）之後的高舉以不同的需求彈性係數解釋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的專家。有一次，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教價格分歧時，史德拉說：「我們不可能在一間商店內，同時同地，同樣物品，找到兩個不同的價格。」一位坐在課室後排的同學，舉手說：「就在校園鄰近的那間電影院，說明普通人入場二元二角半，學生一元二角半，同院同時間，電影一樣，座位是先到先選的。」史德拉無法回應，在講台上行來行去，行了幾分鐘，突然大聲對該同學說：「告訴你吧，今天晚上我會把該電影院燒掉！」

同學們都知道，在任何顧客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店內，價格分歧是必然的效果。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史德拉怎可以不知道呢？事實上，一九八三到八五，連續三年的年宵我帶學生到香港的街頭賣桔，試行價格分歧，因而知道，雖然不同彈性係數在邏輯上支持價格分歧的行為，但實際上不同顧客有不同的訊息費用，也有不同的討價還價的時間成本，而這些局限的不同，對價格分歧的決定性比彈性係數的不同重要得多。

一篇今天還很大名的文章，寫於七十年代後期，三位作者在原稿中舉出石油運輸的例子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他們說：「石油公司擁有自己的輸油管，不租用，但運油船卻租用，不擁有。」我當時是幾家石油公司的顧問，寫信給作者，說：「所有石油公司都擁有自己的油船隊；租用輸油管在行內盛行。」文章發表時，三位作者只取消了石油運輸的例子，原文的理論假說不改！這等於史德拉把電影院燒掉了。捆綁銷售是大題目，沒有一個作者真的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全線逼銷也精彩，但除了區區在下，沒有經濟學者知道這種逼銷只限於生產商或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而且一定是短暫的。Signaling也是曾獲諾獎的題材，其理論卻解釋不了最明顯的有關現象：玉石原件出售，購買者要看石皮而猜其內——賣家不把原件切開，增加了訊息費用。睜大眼睛看世界，signaling這項胡鬧經濟題材不會存在。

真實世界的現場觀察與探討，是經濟學最有趣的地方，也是對經濟解釋幫助最大的。二百多年前，史密斯是這樣搞起經濟學的。同學們要回到史前輩的傳統去。

（之四）

他是還會站在那裡的——悼佛利民

沒有誰不希望他長生不老；沒有誰不知道哀傷的一天會來臨。凌晨五時電話鈴響，我感受不好。是自己太太的聲音，更不對頭。「什麼事？」「米爾頓去世了。」靜寂了好一陣，太太說：「你的朋友都要知道你怎樣想。」早一天她飛到上海去辦點事。

消息來得有點突然。兩星期前我們還跟米爾頓通信，他還是那樣清晰。五年多前在他三藩市的家相聚，我說他的智力還高人幾級。他說：「史提芬，不要說言不由衷的話，教了你那麼多次還不記得。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當年是怎樣的。」我當然知道。認識佛老時他五十出頭，行雷閃電，如神似鬼。二十多年後帶他暢遊神州，相聚了兩個星期，感受上他的思想依然不凡，但沒有把我嚇得要命，不知是我有了長進，還是他緩慢了下來。當時他七十六歲，做過兩次心臟大手術，對我說：「史提芬呀，思想是腦子運動，跟任何運動一樣，幾天不思考腦子會退化。」佛老樂天知命，但歲月無情，五年前的他，與四十年前的神鬼說不可同日而語。

我不想在這裡說佛老在貨幣理論上的貢獻，或比較重要的在價格理論上的貢獻，或更上一層樓，說他對人類自由作出的貢獻。眾所周知的事不談算了。外人不知，但今天行內還活著的古人，都知道佛老曾經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統計學天才，也不用多說。說長少之交，說教導之恩，說一點溫馨的回憶吧。

我結婚是由他老人家穿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袍主持婚禮的。他的太太蘿絲代表著我臥病在床的母親。婚禮天下獨有，歷史沒有出現過。請柬由張滔設計。這個鬼才拿著莫扎特歌劇《費加羅婚禮》當年的廣告，照辦煮碗，男女主角改了名字，而導演變為佛利民。艾智仁收到請柬後，給我電話，誇誇其談，說整個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系，只有他一個是天才，解通了那廣告是結婚請柬。

婚禮在我親自設計建造的園林中舉行。你道佛老說什麼？他說：「今天的婚禮史無前例。結婚的一個是佛教徒，一個是基督徒，而我是猶太人。我說你們結婚就結婚！」親吻我的太太后，轉向我說：「你嗎？我不吻！」這是佛利民，言出由衷。

去年我七十生日，廣州周燕提到我教她在學術上不能說半句假話時，聲色俱厲，使她有點怕，而長沙朱錫慶則說因為我永遠不說假話，使他有恐懼感。是佛利民對我的影響，希望會在中國傳開去。衷心話不容易說。形勢所逼，靈魂之價要下降時，我會想到佛利民，於是把心一橫，哪管給人家殺了，說自己相信的。佛老比我高明，他笑口常開，要殺你時先說：「對不起，我懇求不同意……」我可沒有這種禮貌與耐性，會說：「蠢到死！」也是言出由衷，但眾人皆欲殺矣。

十七日清晨太太打電話給蘿絲問候。我卻要撥好幾次，接通已是我們的中午時間了。蘿絲很安詳，九十多歲，記憶好，說話清晰，彷彿是四十年前我認識的她。跟她談了一陣佛老對中國的貢獻，對她說中國的市場比美國的還要自由。她高興，說中國的經濟奇跡她聽到很多。

佛老謝世，整個地球給我有輕微地震的感受。美國的媒體不斷廣播，加拿大的姊姊來電話，說那裡也播個不停。一位同學把我寫過佛老的十多篇文章放到網上去，擴散開來，中國青年的反響感人，一些說要學佛老做人，一些要把他的思想發展下去。

我們不容易想像一個比佛利民更偉大的人生。生於一九一二，他度過的日子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大時代。科技猛進，戰爭無數，什麼主義都出現過。上蒼有眼，看中了一個長得不高的人，把所有應付這些大爭議需要的天賦都給了他。他於是站起來，寸步不移地為人類的生活與自由辯護，到死為止。

二十世紀的主義之爭，不是因為佛利民的存在而起，但卻因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裡沒有誰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會永遠地站在那裡的。

中國不要領導世界

無端端讀到十一月十一日《文匯報》的「中國新聞」，有兩項似佳實劣，不以為然。其一是美國國務卿賴斯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訪問，說中美關係不是零和遊戲。說得對，我贊同。但她又說跟中國做朋友總比做敵人好——這應該是小小失言了。兩個原因。其一，做朋友當然比做敵人好，說了等於沒說。其二，讀者或聽者可能聯想到中國是美國的一個假想敵，就是真的也不應該在言論中有絲毫這樣的含意。我的意思，是任何人對我說跟我做朋友總比做敵人好，我會想：怎可以想到敵人那邊去？

中國當然是美國的朋友，否則或會打將起來，或起碼針鋒相對。當年中國進入世貿，美國的檔案顯示他們幫大忙。當然，他們想不到中國人的生產力那麼厲害，一下子要包辦全世界的紡織品。後來大吵大鬧，配額重溫，而強逼人民幣升值已有三年多了。這是強逼中國貨起價，沒有政客不可能出現。中美之間的沙石還有，恐怕不少吧。這些沙石早晚要清除，可惜今天看，美國的眾多經濟學高人，對政府的影響近於零。

第二項報道，是投資大亨羅傑斯接受韓國傳媒訪問，把中國捧到天上去。使我憂心的，是他說：「中國將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國家。儘管很多人對此不滿意，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大亨先生沒有讀過中國的歷史吧。中國在強盛時，要求國土完整，有時像乾隆皇帝那樣，對外邦有點狂妄自大。但奇怪，中國從來沒有領導或引領他邦之癮。這一回，賴斯說中國已非吳下阿蒙，要在國際上擔當重要角色，而大亨又說中國會引領世界，《文匯報》顯然說得有點自豪了。

自豪是應該的。中國的可觀發展，是由工資二十元人民幣一天的勞苦大眾打上去。炎黃子孫有這些人我感到自豪。一位長沙朋友最近訪美，回來後太太問他紐約怎麼樣。他說：「不怎麼樣，比不上上海。」這判斷是對是錯天曉得，但浦東只用了八年時間，不能不說是奇跡。朋友，你可以想像有人為了多賺數角美元，凌晨時刻在摩天大廈的鋼架高層作焊接嗎？打死我也不會做，但佩服這些「勇士」們。

令我擔心的，是北京可能給外人讚得飄飄然，要嘗試一下領導世界。對所有國家友好絕對應該，認為需要協助的，出錢出力，也應該。但說什麼領導云云，或爭取什麼重要國際角色，容易吃力不討好，可免則免。人家比你有錢，去領導是笑話。人家比你窮，去領導可能惹禍上身。如果貧困之邦見到中國的發展要倣傚，他們大可派專員來考察研究，北京不需要教他們怎樣做。協助他人是好事，但協助之後需要負責的，不妥。後者有點「領導」的味道。經濟發展要各做各的，互相尊重，互相貿易，誰大誰小無所謂，「引領」不談也罷。

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大有改進。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這些日子炎黃子孫到歐洲旅遊，有錢在手，受到的禮待前所未見。據說還有隨地吐痰的，丟架之極也。先敬羅衣後敬人，俗不可耐，但這是真實的世界。

神州大地還有很多問題，還有數之不盡的沙石。然而，這些日子我讚的多，彈的少，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認為北京當局知道沙石的所在，用不著我提點。其二是儘管沙石多多，而天才絕頂如區區在下（一笑），撫心自問，如果二十多年來讓我有改革中國的生殺大權，我不會改得那麼好。自己鬥不過人家，彈來彈去是得把口，見笑天下。

話雖如此，很多時我認為北京知道沙石，但處理的方法不對。於是，把自己的所知提出建議，心安理得，北京聽不聽話我管不著。這裡要說的，是雖然中國的傳統好些我不以為然，但沒有領導他邦之癮的傳統，很不錯，算是了不起的智慧了。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三）

各位同學（續前文）：

不能肯定同學們要花多少時日，才能充分地掌握量度「極大化」的幾種價值，懂得遇上怎樣的問題要選用哪一種。首先是要掌握前文提到的幾種價值概念。我推薦了幾項讀物，而自己的心得都寫進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首兩卷中。不要輕視這些價值概念。西方的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到今天，大致上這些概念可取而重要。原則上，這些概念的正確掌握，幾個月的工夫足夠。困難是不同讀物有不同的說法，而不同教授所說的也往往不同。實在太多不懂的人寫書或教學了。能通透地掌握價值概念的經濟學者不多，而能掌握局限條件（constraints，價值的另一面）的更少。

經濟是一門重視概念的科學。可取的理論不多，也不難，遠不及自然科學那樣湛深，但概念的變化多，一般性大，而概念掌握得稍有差池，簡單理論的威力就發揮不出來。這樣，從事者逼著把理論搞得複雜，用上「拓樸」等湛深數學。是今天的「主流」吧，但我沒有見到這樣的文章，對基礎概念掌握不足的，能成功地解釋現象。同學要掌握正確的概念，但讀物胡說，老師不懂，很麻煩。同學們於是要講一點際遇，明師難求，懂得選擇讀物是起碼的要求了。

說過了，經濟解釋是解釋人的行為，以及人的行為引起的各種現象。史密斯的偉大傳統說人的行為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我們接受，而加上小孩子也能明白的數學理念，「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極大化」這個公理就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這公理直白，淺的，沒有玄機，困難是概念的掌握：極大化的量度價值概念與局限變化的概念。局限是約束，經濟學翻為成本、代價、價格等，牽涉到資源、產出的邊際下降，而在社會中則要加上最難處理的產權及交易費用。

這就帶到經濟解釋的重心所在。所有經濟解釋都環繞著如下一個問題：某些局限變了，人的行為會怎樣變呢？想深一層，人的行為變了，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它局限會變，人的行為又會怎樣變呢？社會的整體又如何？本來是簡單的學問，一下子複雜起來。

局限有變，人的行為跟著變，但要解釋或推斷這行為的變動，行為不可以亂變一通，不可以像阿康那種「無定向風」。要解釋或推斷行為，行為一定要受到約束，而在科學上——任何科學——約束行為的規律就是理論了。經濟學的結構是簡單的：局限怎樣變，人的行為一定會跟著怎樣變，而約束這「一定」的規律，主要是那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經濟學有不少定律，或有不少理論，但大部分可有可無，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沒有需求定律就沒有西方經濟學，事情就是那麼簡單。原則上，所有其它經濟定律都可用需求定律代替，又或者所有其它經濟理論都可從需求定律變化出來。任何理論，不論微觀或宏觀，某一點違反了需求定律，該理論一定錯！所以同學們要學好經濟理論，一半以上時間要集中於需求定律。其它的多知一點無妨，但如果同學對需求定律的理解與體會，可以給我打上七十分，其它的理論一概不知也算到位，是個及格的經濟學家了。

需求定律說，任何物品，何時何地，價格下降其需求量一定上升。不容許有任何例外，因為如果有例外，理論就不可以被人的行為推翻，無從驗證，所以不能解釋人的行為。同學們都知道，經濟課本說有吉芬物品這回事。吉芬物品是指那些價格下降需求量跟著下降的物品，或價格愈高需求量愈大——這是推翻了需求定律。邏輯說，吉芬物品可以存在，正如邏輯說萬有引力可以失靈。這就是困難：如果吉芬物品被容許在真實世界存在，而我們不能事前劃分哪些是吉芬物品哪些不是，那麼人的任何選擇行為都不可能被需求定律推翻，也即是說該定律無從驗證，於是半點解釋力也沒有。所有的經濟學概念及其它理論皆要與需求定律掛鉤，沒有該定律，經濟學的整個架構就會倒塌下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不少價格理論大師嘗試在邏輯上把吉芬物品推出門外，都不成功。我在六十年代搞起了風浪，指出在幾個不同的假設下，吉芬物品可以被拒諸門外，但因為用上無從觀察的變量，不妥。後來還是接納了史德拉與艾智仁的辦法，把需求定律作為一個公理（a postulate），武斷地不容許吉芬物品存在。一九六六年，在加州長堤大學任教職，我對同事E. Dvorak指出，邏輯上，吉芬物品不能在市場成交，只可以在一人世界或永遠不交換的物品出現，把他嚇了一跳，大叫天才。但既然吉芬物品可以武斷地廢除，我的天才不值錢。雖如是，三十多年後我還是把該推理寫進《科學說需求》的第四章第六節。（這裡要向同學解釋一點。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吉芬物品一般存在。教科書是為了賺錢，或起碼要有出版社收容，否決吉芬物品的存在不容易賣出去。可見一般大學裡的教授，對經濟解釋是沒有興趣的。）

回顧平生，在需求定律這個重要話題上，對我影響最大的讀物是佛利民的《馬歇爾需求曲線》（M. Friedman,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雖然有好幾處我不同意其分析，但該文對需求的經濟思維實在好，今天的同學還要一讀再讀。整體而言，需求定律分析得最詳盡的，應該是我於二○○一年發表的《科學說需求》（《經濟解釋》卷一）。該卷分析的何謂價、何謂量、不變量的選擇、品味不變的假設、消費者盈餘、否決剪刀論，等等，大部分不能從其它讀物找到。不全是我的發明，而是經過多年從讀物及師友間的吸納，經過自己不斷地在街頭巷尾找現象印證，左改進右改進，日夕思想到過了退休之年，知道打通了經脈，全盤掌握，毫無沙石，才動筆寫出來的。

這裡有一個要點——非常重要而又頭痛的——同學們要注意。這是需求定律（或需求曲線）所說的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是一個無從觀察的變量（variable），真實世界不存在。我們可以觀察到的變量是成交量（quantity transacted），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一個意圖之量，是經濟學者想像出來的，不真有其物。於是，經濟學分析的短缺（shortage）或剩餘（surplus）都是空中樓閣，真實世界不存在，靠這些理念作經濟解釋不可能不是廢物。

我說過，一個假說（hypothesis）的驗證必定要用上兩個或以上的可以觀察到的變量，但理論的起點往往要用無從觀察的變量，然後通過邏輯，推出可以觀察的變量才能作假說的驗證。這樣看經濟分析，可以避免的話，無從觀察的變量愈少愈好。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無從觀察，但這定律不可或缺，所以需求量是經濟學中唯一的我不能不接受的無從觀察之物。處理經濟解釋的一個重點，是要懂得怎樣把真實世界沒有其物的需求量（一個概念上的變量），按著邏輯的規格，帶到可以觀察的成交量或其它現象那邊去。《科學說需求》的第六章對這個問題交代過、解釋過怎樣處理。

以為需求量可以觀察到，或以成交量作為需求量的研究分析，無數，都是廢物。

（之三）

詩出誰手重要嗎？

最近寫中原之行，引用「人道洛陽花似錦，我到洛陽不遇春」，說是杜甫的。李怡提出質疑。我也有懷疑。記得是杜甫，因為五十多年前王深泉的弟弟禮泉（後改麗泉，今已故）說是杜甫的，我說風格不像，吵了幾句。這次借用，問才子楊智深是否杜甫的，他說是，於是說杜甫。

文稿落在葉海旋手上，他說網上可以找到近似這兩句的，但沒有說出自杜甫。我說：「問深泉嫂吧。」深泉嫂說不知出處，我說：「問照泉，問照泉。」照泉是深泉的另一個弟弟，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粵曲家王君如，又是背誦詩詞無數的才子。照泉說不知，也說風格不像杜甫。他轉求兩位杜甫專家，回應皆說不可能是杜甫，因為風格不像。五十多年前我就這樣說，問了等於沒有問。

從上午十一時查到下午五時三十分，不能再等，就讓杜甫存在了。找不到證據不是杜甫，可能出自他的詩之外的文字。五十多年前的王麗泉不容易錯。

跟著寫洛陽，引用了在台灣故宮看到的南宋書法家吳琚弄翰的一首七絕：

橋畔垂楊下碧溪，君家元在北橋西；
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鳥啼。

好詩，但作者是誰呢？好些年前黃君實說應該是蘇東坡。這次要用，問楊智深，他說記得是米芾。我想：有道理！風格有點像，但更重要的支持，來自吳琚是古往今來唯一的寫米體寫得可以亂真的書法家，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可惜沒有自己的面目。一時間米芾的詩句在我的腦中轉，認為風格接近的有兩句：「昨夜南宮一覺夢，早來堂上看飛鴻。」風格近，但總是有點不對頭。北宋風格無疑問，但除了蘇學士，「來時不似人間世」有誰寫得出來呢？

文稿發表後，一位讀者說詩人是蔡襄。同學替我到網上查，果然是蔡襄！有三個字不同，可能是吳琚改進了。

一首詩的作者為誰，專家也可能搞錯。楊萬里寫荷花——映日荷花別樣紅——起碼有三個著錄說是蘇東坡的。蘇子就是佔了甜頭：好詩，有北宋味道，搞不清作者就有人入了他的帳。

詩或詞或古文佳句的正確出處重要嗎？像我這種人——主要搞經濟，但為了過癮無所不搞——不是那麼重要，情有可原也。寫文章我歷來執著，但一星期三篇上帝也不能擔保，而有時為了一個字改幾次，刊物的老闆也有微辭。

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文學的高尚士，詩出何處，偶然弄錯了，不介於懷。另一方面，為了經濟實證研究的需要，我走的路要對瑣事知得很多。不需要樣樣皆精，但古今中外、文化藝術、各行各業，多多少少要有點認識。試圖一網打盡，然後集中研究一個題材時才向深處鑽。無敵天下的經濟解釋力來得不易。老了，倚老賣老，再提不起勁寫深入調查的文章。想不到，那麼多年海闊天空，積累下來的雜得離奇的知識，協助了今天寫專欄。

專欄無疑是一門特殊學問，嘗試者眾，達者不多。沒有學過，我的經驗是要掌握兩個要點。其一是抓著重點下筆，其二是文章要寫得可讀。後者，我自己的要求，是讀者讀了開頭三幾句，會有興趣讀下去，不停地讀到尾。這要求的困難程度高，而我的處理辦法，是流水行雲之外，轉接之間要有點波濤，很自然的。這是求文字增加變化了。於是，加進古文體，或寫得有點古味，可取；而偶爾用上半句廣東話，夠抵死的，也可取；更一般而言，借用前人的詩詞，用得適當整篇文章會飄起來。

以詩詞佳句點綴專欄文字，久不久弄錯了出處可以接受。

霍英東先生

先生謝世，幾家媒體找我訪問，據說因為讀過我讚揚先生對中國貢獻的一篇文章。為恐我說我的，他寫他的，沒有回應。跟著同學們也要求我說說，那就讓我說說吧。

算不上認識霍英東先生。一九六四年，我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先生的女兒麗萍同校讀本科，修藝術。她對攝影有興趣，我建議到香港找鄧雪峰學習。後來她的攝影作品有水平，簡慶福在我面前稱讚過。記不起是六四還是六五，麗萍一個弟弟進入了南加州大學，我帶姊弟二人到唐人街吃過一頓飯。搞不清楚是先生的哪個兒子，弟弟今天應該近六十歲。

先生的名字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聽到——在西灣河他很大名。可能因為先生曾經在太古工作，更可能因為他喜歡踢足球，而當年的太寧街，半職業的足球手不少。六三年回港度假，在中華遊樂會聽到先生對體育的貢獻，有口皆碑。八四年十二月到北京中英聯合聲明觀禮，天大寒，到酒店的路上與先生傾談了一陣，印象是他不愛說話，愛分析，有了判斷而後言。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先生當上政協副主席！這樣說，因為在中國，先生用不著名頭。五十多年，風風雨雨，一朝天子一朝臣，但霍英東還是那個霍英東，不變。天下間有誰可以做到呢？有什麼百席國宴，先生如果在場，會被安排坐在哪裡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愛國商人說多不多，說少倒也不少。先生的不同之處，是永遠把國家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北京相信先生這個人。

更不明白為什麼多年以來，傳媒說香港政府對先生有所刁難。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大讚亨利霍。八十年代的財政司彭勵治，曾經對我舉出三個他佩服的人：一個是李嘉誠，一個是包玉剛，一個是亨利霍。當年的財政司權力大，舉足輕重，是什麼政府刁難霍先生我不知道，但應該不是香港政府。

一位從祖父那代起就是中國通的香港高官，曾經跟我談及韓戰與禁運的往事。他說香港是自由港，除了毒品，其它物品的進出口一律自由，當年的禁運不是他們的主意。我當時回應：「偷運毒品我不會做，但為了救人命而偷運西藥，我不會猶豫，身家夠多會考慮補貼。」先生說他當年不是走私，而是提供運輸服務。驟耳聽來強詞奪理；想深一層不可能錯！

十年前，在廣州白天鵝遇到趙亮。讀酒店管理出身，她曾經在北京管理過一間大賓館。她說白天鵝肯定是神州大地管理得最好的賓館。之後我凡到廣州，必住白天鵝。這幾年的農曆年初一，我和太太按時到白天鵝看煙花。不愛看煙花，但太太愛看，說那裡燒的煙花無敵天下，逢人推薦。朋友問我太太是否過於誇張，我的回應，是霍英東搞的，不可能偷工減料。辦事認真是先生的一個招牌，四十多年前聽到了。

令我深感遺憾的，是先生等不到兩年後在北京舉行的奧運。不容易想像一個更熱愛體育的人，不可能出現過一個比先生對體育貢獻更大的慈善家，何況兩年後的北京奧運，中國拿得最多金牌的機會存在。天不作美，上蒼是搞什麼鬼的？發神經！

這些年中國的發展使舉世嘩然。漫長黑夜過去，曙光灑遍神州。我很想知道霍英東先生對西方人說的中國奇跡的感受。我知道，為歷史作證，說到先生的貢獻我會站起來。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二）

各位同學（續前文）：

科學是有法則的，邏輯的法則，科學的方法（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是也。邏輯屬哲學系，可能是人類最湛深的學問，深得有點發神經，不主張同學們鑽進去。然而，基本的「方法」邏輯重要，尤其是對中國的青年來說，多多少少總要知一點。

我曾經是二十世紀哲學邏輯大師加納（R. Carnap）的學生，不是入室弟子，但算是得到少林方丈指點過一兩手。是二十世紀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學派的思維，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首卷《科學說需求》中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我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解釋過了。寫於一九八九年，那章寫得稱意而重要，同學們要一讀再讀。說重要，因為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論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哲學邏輯走進了象牙之塔，走進了一個聖殿，其中的大師君子不能分身參與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的研究工作。我學了象牙塔內的一小點就跑出來，作了多年的實證研究，然後回顧塔中所學，以自己的實證或驗證經驗與邏輯哲學互相印證，寫成了該章。

該章很長，這裡不重述。要說的重點，是科學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而是求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科學理論就算是被證實或驗證（confirmed）了。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同學們要記著這句話。Proving與confirming不同，在實證科學中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分別。前者是證實了，不可能錯，正如數學上證實了的定理。後者呢？以中文言之也可說是證實，較為正確是驗證了是對的，沒有錯。但驗證了的對，還可能錯，對了無數次還可能錯。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錯）但沒有被推翻，英文字是confirm——還可能是錯的證實。文化不同，嚴格來說，中文沒有這個字。

我自己在經濟科學方法上的主要貢獻，是指出與堅持，驗證理論一定要用可以觀察到的變量。淺得離奇，對得無話可說，但經濟學者一般不重視。或者說，他們認為那樣淺，是小兒科，沒有想深一層，無從驗證的卻認為是驗證了。說什麼意圖，談什麼意欲，又或者搞什麼博弈、什麼偷懶出術的，在真實世界看得到嗎？不是說人不會博弈，但在觀察上我們怎可以知道？我看著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目不轉睛，意圖相當明顯，但我可沒有動手動腳，你怎可以知道我的意圖是什麼？要以我的行為驗證你的理論，你只能說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個女人，因為是事實，可以觀察到，而如果換了一個男的，我忙顧左右，也可以觀察到，也是事實。如果你發明了一個「異性相吸」的理論，你只能從上述的可以觀察到的行為驗證。我不認為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論是可取的實證科學，因為其中無從觀察的變量太多，不能驗證。

一般而言，科學的起點是一些武斷的假設，稱公理（postulate或axiom）。通常不真實，往往抽像。所謂公理，是參與的人不准在公理上爭辯。經濟學的第一個公理是所有人的行為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跟著的第二個公理，是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的約束下爭取最大的利益——我曾經稱之為「自私的假設」——又稱局限下爭取極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這就帶來一個難題：「極大化」用什麼來量度呢？財富（wealth）、收入（income）、盈利（profit）、租值（rent）、功用（utility）——都有經濟學者採用。

出自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傳統，我首先淘汰了盈利，因為盈利是意外的收穫，邏輯說不可以刻意地爭取。行內最普遍地採用的是「功用」，但我個人從開始就避之則吉。這是因為功用是空中樓閣，二百年前由邊沁（J. Bentham）想像出來，真實世界不存在。功用是個變量（variable），科學理論往往有無從觀察的變量存在。從開始寫博士論文起，我知道驗證只能靠可以觀察到的變量，無從觀察的以少為妙。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多個香爐多隻鬼，可以不用當然不用。

話雖如此，同學們對功用的理念是要深入認識的。不需要用，但要知道其中玄機。這是因為功用理論經過多年發展，帶來了兩方面的重要思維。其一是以數字排列選擇。不管用什麼名目來排列，這排列重要，而熟知功用排列的哲理，對極大化的思維有助。其二是近代的功用排列，用序數（ordinal numbers）。序數是以數字分高下，不比較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即是說數字不可以加起來。從選擇的角度解釋行為，選擇的排列重要，而從邊際轉變的角度論選擇，我們是不需要顧及數字之間的差距的。

用上功用理論的理念，卻放棄了以功用作為量度選擇的工具，在經濟學行內不止我一人，但恐怕不及一掌之數。我認為功用量度在行內盛行，主要是數學方程式可以寫得漂亮。我的興趣是理論的實用性。真實世界不存在的變量，以少為妙，可以不用不應該用。在從事解釋行為或現象的經濟學者中，喜歡以功用量度而又用得最出色的，應該是貝加（G. S. Becker）。個人認為，貝加可以解釋的，我可以不用功用方程式也解釋得到，而用上功用量度，好些時會中套套邏輯（tautology）之計，高明如貝加也不一定避得開。

方程式，方程式！同學們要用我當然不反對，但千萬不要因為好看或顯得有學問而用之。好看，卻比不上流暢的文字。學問嗎？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方程式是不能把學問加上去的。同學們要學數，花一兩年工夫值得。一般學子沒有戴維德或高斯或奈特的天賦，數學於是對思維有助。如果有史密斯的天賦，學數更是多此一舉了。

量度極大化，我有時用財富，有時用收入，有時用租值。各有各的方便之處，也各有各的困難。「財富」的困難是要靠利息率的存在，而沒有市場則沒有利息率。「收入」的困難是秒秒不同，這秒高那秒低，不一定是選這秒的。「租值」的困難是要在特別情況下才可以用。我自己三者皆用，看情況而定，而如果集中於邊際轉變來處理選擇，大有可為：解釋行為只須從邊際看。這些我在《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分析得清楚，這裡不說了。在量度極大化這個話題上，於今回顧，當年有三項讀物給我深遠影響：A. A. Alchian，The Meaning of Utility Measurement；R. Strotz，Cardinal Utility；I.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後者開頭的一百五十多頁最重要，非讀不可。

同學們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去掌握量度極大化的幾種價值選擇。不是價（price），而是價值（value）。價是另一回事，屬於局限那邊，是後話。

（之二）

中原復興說

那天晚上在鄭州大學講話，氣氛好，講後同學提問長達一個又半小時。最後一題是主持先生提出的。他問我在中原走了幾天（跑了西安、洛陽、少林、鄭州），對這一帶的經濟前景怎樣看。我毫不猶豫地回應：「只走了四天，還沒有資料數據，但我的直覺感受很少錯。可以說，中原正在復興了。自徽宗、岳飛之後，中原衰落了近九百年，這復興是個奇跡，把秦始皇的陵墓打開吧。」最後一句贏得掌聲雷動，歷久不絕。

是令人感慨的故事。中原在古代的繁華起於中國的第一個皇帝——秦始皇。此公統一了文字，從他到宋徽宗的一千三百年間，無論是經濟或文化的發展，中原無疑是地球上的一朵奇葩，風風雨雨還是人類的驕傲。跟著南宋遷都杭州，中原一直走下坡，不堪回首。十一年前到過西安，市區破落，除了幾項古跡沒有什麼看頭，使我聯想到在日本複製的京都，相差那麼遠，悲從中來。

十年人事一翻新，今天的西安繁盛了不知多少倍。可能因為發展得太快，舊的還有古味，可取，新的有氣象，也可取，但半新不舊的很有點亂來，難看。工資是低廉的：指導交通的員工月薪五百，大學的清潔工人月薪三百。沒有聽說有什么工會投訴，好的，自力更生，他們會打上去。

從西安到洛陽，右邊遙見武俠小說中的華山，極具氣派，希望有一天到華山去走走。洛陽我讚過了，不再說。從洛陽到鄭州繞路，經過少林寺。又是發神經！據說不是少林和尚經營的，那裡有少林武術學校八十三間（教讀書識字的，也教武術），學生五萬多，其中二千多來自外國。到過少林學武，就是沒有進入過寺廟，沒有跟和尚握過手，也可在名片上說功夫出自少林，那些動不動需要數百功夫臨記的電影，會優先考慮吧。中國的功夫有沒有實際的打鬥用場，眾說紛紜，但好看卻是事實。看奧運的什么拳賽、劍擊、摔跤之類，難看之極，悶得怕人。只有中國的功夫瀟灑利落，比花式跳水還要好看。

鄭州的樓價比洛陽的剛好高一倍。只聽這個數字，我就知道鄭州是今天中原的經濟龍頭了。據說是交通總匯使然。鄭州人口九百多萬，清潔，是大都會，高架道上的多彩燈色，彷彿走馬燈，可以參加世界賽。

不幸的是開封。北宋時，開封（稱汴州）是地球上最繁盛的城市，人口一百五十萬。同樣的市區面積，今天人口只七十五萬（十年前不到五十萬）。發生了什么事？解放前，黃河歷代氾濫為患，自南宋起防災不力，以致昔日的宮殿不僅埋在地下，再因為經過盜者挖掘，今天在湖下了。

這些日子鄭州的興起靠交通中樞，但西安、洛陽、少林等地方的急升，古文化與古跡有大助。《清明上河圖》不是胡亂畫出來的，開封今天落後於人，顯然因為黃河無情，水患把那裡的古跡淹蓋了。結論清楚不過。中原的復興要靠古文化與古跡。人類不容易忘記以往，更可以因為以往的文化有厚度而感到驕傲，對自己尊重一下。算我孤陋寡聞，論文化厚度，我想不到地球上有哪一處比得上神州大地的中原。

所以我認為，秦陵打不打開由讀者爭論下去，但其它的古跡要盡量發掘，悉心保護。要知中原不是沿海地帶，水源遠不及長三角或珠三角那樣充足，冷熱氣候也非上乘。有的是古文化，深不可測的。文化是人類的智能，足以炫耀的感受是一種生產力。

人類歷史上，衰落了多個世紀而復興的，有其它例子嗎？有的：意大利的文藝中興。也是古文化救一救！

秦始皇大戰迪士尼

發神經！區區在下建議打開秦始皇的陵墓，是小孩子也懂得提出的。毫無創意，吵得那麼熱鬧是奇跡。朋友們說，主要是我一針見血：「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或有等於無，問題是什麼時候打開才對。」他們認為不容易反對這觀點，也同意二千多年來，打開秦陵最適當的時機是今天。

那天跟一位古書畫鑒證大師及一些朋友喝咖啡，談的當然又是秦陵。大師的太太反對打開，他卻極力贊成，認為打開秦陵西安要多建一個機場了。過於誇張吧。閒談中一位來自西安的朋友說，打開陵墓，某些文物會化為灰，我不相信。殊不知大師說：「看到灰也不錯呀；不打開連灰也看不到！」說我們自私吧，大師和我都是熱愛中國古文化的老頭子，多多少少對中國的文物有研究。不為我們這些老頭子打開秦陵，將來要為誰打開呢？別的不說，鑒證古書畫的專家死完一個又一個，加上文革為禍，今天近於後繼無人，思之能不愴然哉？

中國的文化與西方的不同。前者保守，變化微妙，且歷史悠久，所以厚度驚人。後者呢？驚天動地的發展起於文藝中興，只有五百年歷史，但變化多，理論縱橫，令人拜服之餘，我們看不到有中國文化那種厚度。厚度以微妙變化累積而成，研究難度高，打開有肯定時日的陵墓，有大助。

寫這篇文章，因為歷來少問世事的書法老師周慧珺也在刊物上讀到我的建議，打電話給我太太，反對。她說我提出的始皇陵墓收入場費五百元，太高，參觀的人不多。太太說香港的迪士尼樂園收三百。老師說：「那麼秦陵收五百是相宜了，我也要去看看。」無獨有偶，不久前在西安，宴請的主人也說秦陵入場收五百太高，但當我指出迪士尼收三百，他又立刻說秦陵收五百相宜。

作為經濟學教授，我提出秦陵入場收五百，每年可以有秩序地容納五百萬參觀者，不是胡亂猜測的。我掌握著西安的遊客數字，兵馬俑、黃山、周莊、香港迪士尼樂園等的收費與人數，左推右推，推了好一陣，認為秦陵入場五百與每年五百萬人次是略為低估，安全可靠，不會見笑天下。

說到迪士尼樂園，我是反對在上海興建的。理由簡單。一九九二年，我推斷二十五年後，以上海為重心的長三角一帶，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十四年過去了，今天上海一帶正按著我的時間表走，分秒不差。作為史無前例的工商業中心，上海放進迪士尼，扶老攜幼的遊客會顯得不倫不類，有傷大雅。

歡迎迪士尼在神州大地興建，但地點應該在哪裡呢？首先想到西安。那裡去年遊客二千四百多萬，天文數字也。但又想，西安夏天大熱，冬天大寒，迪士尼樂園主要是室外活動，西安的氣溫過於極端，不適宜。左衡量右衡量，最後是洛陽跑出，而且認為天下間不容易找到比洛陽更適宜於迪士尼。有兩點。其一是洛陽的地勢特別，夏天不太熱，冬天不太冷——據說整個中原只此一處，當年武則天選中的。其二是洛陽本身去年遊客一千七百萬，與西面的西安與東面的鄭州加起來達六千萬。說洛陽一帶的遊客數字冠於地球，不夠誇張，何況鄰近還有少林寺，還有宋徽宗的汴州（今開封）。

如果西安打開秦始皇的陵墓，而迪士尼又跑到洛陽去，天下遊客大亂矣！秦始皇可以鬥得過迪士尼嗎？我認為勝來容易，何況開陵的費用會遠低於迪士尼樂園的建造成本，而負責招待的人馬也少得多，純利不可相提並論也。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一）

（本文是不久前在浙江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鄭州大學作的講話，講題一樣，處理與內容略有不同。記憶所及，這裡把三次的內容合併，補加一些，較有系統地整理一番。）


各位同學：

今天要跟你們談的是怎樣學好經濟學，把自己當年的經驗擇其優而捨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認為經濟學應該怎樣學才對。首先要說的，是如果你跟著我建議的方法學，在大學考試，或到外地爭取什麼博士，凶多吉少。我走的是實證經濟學的路，著重於理論的實用性，不花巧，寫出來的學術文章不一定可以打進今天的國際學報。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點困難，雖然某些學報編輯記得我這個人，可能給個面子。當年在西方發表的文章，今天還有人記得，但在「格局」與思維上，與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我的經濟學很傳統，從史密斯到李嘉圖到米爾到馬歇爾到魯賓遜夫人到凱恩斯到費沙等，我都讀得認真。跟著是森穆遜、阿羅、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發、普納、高斯等較為近期的，也讀得認真。可以說，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獻我讀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間，我轉攻資料性的讀物。一九六九之後，自己不再進圖書館，要什麼資料由助手替我找尋。大約一九七二起，我謝絕替學報評審文章。行內朋友找我研討，懂得一定奉陪。一九八二回港任職後，通訊沒有今天那樣方便，交談是減少了。喜歡魂遊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談。像巴賽爾那種願意跟著我魂遊的行內君子不多。

我認為一個人在求學時要多讀他家之作，但當自己進入了創作時期，要重視的還是自己怎樣想。我的經濟學底子很傳統，比今天的新秀傳統得多了。熟讀傳統，有欣賞的也有不欣賞的。選擇自己認為可取的發展下去，過程中修改了不少認為有不足之處的前賢之見，而好些認為一無是處的，淘汰了。

這樣的發展不是很有意思嗎？誇誇其談的背後，知道自己滄海一粟，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也不少。一士諤諤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領神會，對自己的進度是挺滿意的。但當我偶爾翻閱今天的經濟學報，不容易見到自己熟知的傳統。術語好些還是以前的，但看不到傳統的思維。新秀們放棄了傳統，我則認為史密斯的傳統怎樣也不要放棄。

回頭說自己的經濟學著重於實用性，是指解釋力，解釋人的行為，解釋因為人的行為而引起的各種現象。我認為解釋現象是經濟學的唯一用途，沒有其它。福利經濟學是廢物。不是說不應該關注社會福利，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是「專家」，不需要讀過經濟。二百多年來，經濟學無法證明，從某甲手上拿了一元，交到某乙的手上，社會福利會改進或改退。

學經濟可以協助賺錢嗎？可以找到一份較好的工作，或減少受騙的機會，但我沒有遇到過一位富豪是經濟學家。我自己母親的投資命中率比我高，但她連書也沒有讀過，不識字。經濟學可以協助政府決策嗎？可以解釋怎樣的政策會有怎樣的後果，但如果關心政府會否接受你的建議，不被氣死才奇怪。

解釋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這裡說的是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門科學往往由一些沒有學過的人想出來。我們是後學，學經濟是學經濟科學了。科學有科學的規格。任何人接受這規格，同意其中的理論，那麼任何人對同一現象的解釋，大致上應該相同。物理、化學、生物學都有這樣的一般性。這方面，經濟學比較麻煩：自稱是經濟學家的五花八門，懂的不懂的各持己見，忽略了經濟科學的規格。史德拉（G. J. Stigler）曾經對我說：「如果你說自己是個物理學家，聽者會回應：『物理學我不懂。』不再說下去。但如果你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聽者會回應：『經濟學嗎？我不懂，但我認為……』跟著滔滔不絕。」

其實作為科學，經濟在規格上與物理或其它自然科學沒有什麼不同。方法是一樣的，而其可靠性也沒有多大分別。後者很多人不同意，認為經濟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not an exact science）。他們認為經濟學的推斷往往模稜兩可，或各各不同，沒有像物理學那種精確的解釋力。

為此我曾經舉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今天一些美國的教授「盜」而用之，使我高興。四十年前在美國教學生時，我說：「如果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在有行人的街道上，沒有風吹，也沒有警察，我敢打賭，這張鈔票會不翼而飛，不見了。有誰敢跟我打賭？一百博一？一萬博一？要賭的請站出來。」這就是了。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化學，都無從推斷或解釋那張百元鈔票為什麼會不翼而飛。在人類發明的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推斷，可以解釋，而其準確性與物理或化學等自然科學是一樣的。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該鈔票可以相當持久地留在地上，正如秋天的黃葉無風自落，但秋風起黃葉卻可飄到天上去。

「某些情況」的指定是重要的。科學方法稱之為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經濟學則稱為局限條件（constraints）。這就帶來推測與預測之分。推測是要指定條件的。條件是真實世界的條件，可以觀察到。條件不對，推測的效果往往不同。推測與解釋是同一回事。在我指定的條件下，推測百元鈔票會在街道上不翼而飛，邏輯說，等於我解釋了該鈔票為什麼會消失。推測是prediction，是解釋，永遠有條件。經濟推測要指明局限條件，有時不言自明，用不著說出來，但有時不說清楚條件為何聽者或讀者會被誤導。不管條件的推斷不是推測，而是預測，forecast是也。這是看水晶球，或者是看風水。不是科學，但相信水晶球的人甚眾。風水先生這個行業有了數千年，歷久不衰。

舉個例子吧。我稱「推斷」股市走勢的圖表派為風水派。什麼三角形呀，什麼雙肩呀，等等，是沒有條件指定的。這是預測。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預測股市的圖表派沒有指明局限條件及局限的轉變。這是看風水，有人為之發達，也有人為之破產，但人還是人，不少相信，所以風水先生有收入。

科學是沒有水晶球的。我懂得的經濟學也沒有。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