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的故事——與貝加商榷

認識貝加（GaryBecker）四十多年了。歷來欣賞他的分析力。他關心中國，對中國的評論客觀，善意明確。二月二十二日他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好些觀點我不同意，認為不是實情，他是被訊息誤導了。分兩篇文章說說吧。

我最不同意的，是貝加支持美國財長蓋特納之見，說中國操控人民幣的匯率，導致龐大的貿易順差。故事的發展可不是這樣的。曾經說過，因為中國發展得快，我要不斷地跟進才能掌握其經濟脈搏的跳動，才能體會到發生著的是什麼事。三十年來，我曾經兩次停止跟進約半年，之後要好幾個月的努力才能再走進中國的脈搏中去。這些日子不少在國內不同地區的朋友，久不久會收到我的電話。問長問短，為的是要保持這脈搏跳動不會中斷。這是我研究中國經濟的主要法門，讓我反應得快，也推斷得准。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南島，那天人民幣的黑市匯率是一元五角兌一港元（兌美元是十一元七角兌一）。這是人民幣在歷史上最不值錢的一天，之前之後都沒有見過。消息傳來，兩天後朱鎔基會執掌人民銀行，也就是今天的央行了。

早些時（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那是一篇重要的文章。當時中國的通脹惡化，一般輿論主張約束人民幣的增長率，是貨幣學派的老生常談。我力排眾議，說當時國內的銀行是出糧機構，有權有勢的高幹及他們的子弟皆可以權力「借」錢，與銀行的職員一起上下其手，什麼約束幣量云云，根本辦不到。於是建議：對權力借貸的行為一定要手起刀落，要杜絕，而人民銀行要改為一間正規的中央銀行，不作任何商業或個人貸款。

朱鎔基執掌人民銀行後的處理方案，跟我建議的差不多，但他用上直接管制投資與消費的方法，我不以為然，批評了他，想不到，他做出來的效果，使我公開道歉幾次。一九九五年，朱老把人民銀行改為正規的中央銀行，再不作貸款生意了。

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從一九九四至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以美元為錨，匯率守在八元二角四仙兌一美元與八元二角七仙兌一美元之間，守得穩如泰山。這是官價匯率，跟起初的黑市及跟著的灰市及再跟著的近於白市的匯率是不同的。

從一九九四到二○○六這十二個年頭，是中國經濟奇跡中最奇的了，我說過不止一次。當然有其它重要因素，而這裡要指出的，是該十二年人民幣鉤著美元（雖然二○○五年七月轉鉤一籃子外幣，但在轉鉤初期匯率的變動顯示美元還是該籃子的絕大部分），對中國的發展有助，炎黃子孫應該感激。另一方面，二○○一的九一一事件與二○○三開始的伊拉克之戰，美元保持穩定，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早就有了實力的人民幣，緊鉤美元，把後者穩定著。今天遇上金融之災，沒有誰知道何時方休，美元會有不小機會因為人民幣不再緊鉤著而出現對美國經濟為禍不淺的波動。這樣看，幾年前美國的議員迫使人民幣與美元脫鉤，是美國在政策上的一項大錯。如上可見，說北京操控人民幣的匯率是沒有根據的：緊鉤美元不可能有操控的空間。要操控人民幣匯率的是先進之邦，尤其是美國，而中國貨在上述的十二年間滿佈地球，協助了美國減低通脹，是我要說的故事的另一面了。

一九九七年初，因為要寫夏保加（ArnoldHarberger）的首屆榮譽講座的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我考查當時人民幣的貨幣制度。這考查使我對貨幣制度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層面：無錨的貨幣制度不可取，下錨不妨用一個可在市場成交的指數，央行用不著提供實物。這些就是後來我屢次建議人民幣轉用一籃子物品為錨的基礎。

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個多月後一些北京朋友約我到深圳會面。他們看得很悲觀。言談間我突然樂觀起來，心想，朱鎔基了不起：他把三年前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率，在三年後的一九九七下調為零，而又因為市場的勞工合約夠自由，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增長率保八。當時國際上的金融機構及大師們對亞洲金融風暴的解釋，我一律不同意，而在那次深圳聚會中，卻想到一個圓滿的解釋。沒有說出來，因為恐怕擾亂市場。

我的解釋，是當時亞洲多個小國的貨幣，皆或松或緊地鉤著美元。緊鉤美元的人民幣一下子把通脹下調至零，這些小國的貨幣都一起偏高了，於是紛紛脫鉤。從那時開始我知道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不是先進之邦，而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亞洲的小國因為那次金融風暴，他們的幣值來了一次大調整，與人民幣之間達到了一個新的均衡點。這就是後來我極力反對人民幣兌美元獨自升值的原因。

還有另一個我要到二○○四年底才找到圓滿答案的重要因素。這就是我高舉的、人多資源少的、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制度，一九九四年初開始形成及運作。北京的朋友無疑清楚這制度是怎樣運作的，但重要的含意他們不知道。其中一個重要含意，是縣制度的運作是以速度來增加縣幹部的收入。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在國內投資的人，不被縣幹部趕得近於發神經。趕快十分之一的時間容易，如此一來，先進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很不錯，在中國的制度下就變為百分之十三了！我因而反對什麼經濟過熱之說，反對要搞宏觀調控。朱鎔基當年的調控是對付權力借貸需要有的手起刀落，但在縣制度運作得宜之後的調控，則起於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驕，對自己的制度運作的含意沒有足夠的體會。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雖然人民幣的黑市匯率還低於官價，我認為人民幣是強幣。到了二○○二，雖然黑市匯率還低於官價，我說人民幣是地球上最強的貨幣。還是以八元二角多兌一美元，但到了二○○三至二○○六這期間，浮動人民幣很可能使匯率市價升達四兌一甚至三兌一的水平。如果中國的國際競爭對手只是先進之邦，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一倍對炎黃子孫有著數，但中國的競爭對手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帶來災難。君不見，二○○五之後，人民幣兌美元升約百分之八，接單工業紛紛輸錢，訂單轉到其它發展中國家去。日本起飛時可沒有這樣的困境，雖然後來還是中了大計，但那是另一個比較複雜的故事。

我跟得緊：二○○三年蘇浙一帶的一個全職農工每月的薪酬只人民幣三百，還需要有大量的農民轉到工業去才有作為。當時我意識到，五千年來中國的農民第一次看到曙光，不同意盛行的農民愈來愈苦或貧富急速兩極分化的謬論。

人民幣緊鉤美元十一、二年，官價八元二角多不變，一九九三年的最低黑市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而如果自由浮動二○○五可能是三或四兌一！從一隻貨幣轉強的速度衡量，這可能是史無前例的，反映著中國的勞苦大眾的生產力增長驚人，也反映著在縣制度的運作下，外資對中國青眼有加。

目前的形勢是，因為這些年落後之邦發展得非常快，先進之邦如在夢中，從匯率的角度衡量，前者與後者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斷層，連接不上了。上層之間有競爭，下層之間也有競爭，但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競爭是脫了節的。北京的朋友認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騰籠換鳥，失之輕浮。治安轉劣，是騰籠換賊乎？回鄉歸故里是連籠子也換了嗎？

近幾年人民幣升值闖禍，新勞動法殺傷力強。幾個月前人民幣的強勢已去。地球金融大亂，朋友傳來的國際文章無數，沒有一篇提出我認為是可取的建議。看來經濟學也完蛋了。一時間我想到明人徐渭寫葡萄的一首七絕。詩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