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前途》目錄

增訂本序

一九八五年結集前言

前言：為一絲希望寫文章

第一部分：《論衡》二十篇（寫於八四至八五年）
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原因
從李子樹看大陸的產權轉變
從「大鍋飯」到「大包干」
中國農業制度何去何從？
大搬遷的壓力
馬克思奄奄一息
城市改革的困難
鐵飯碗與國家職工
葛氏定律與價格分歧－－評一國二幣
外匯管制的謬誤
貪污的後患
價格是為誰而被管制的？
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
一幣二率的困擾
要一步解決匯率困擾
官商的天堂
知識是維護政制的代價
中國大酒店（之一）
中國大酒店（之二）（附後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迷途已遠，回頭非岸，來者可追乎？
作者後記

第二部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寫於八一年）
一九八二年原序
一九八三年譯序
一九八五年結集序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大陸制度改革的困阻
第三章：制度轉變的經濟理論
第四章：大陸制度改革的費用正在不斷下降
第五章：共產主義為何失敗了？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九八五年結集序

只不過是四年前的論著，今天讀來，恍若隔世！讀者們閱讀關於現代中國的文章，要注意日期，就是書寫與發表的日期也應分清楚。因時而變可能誤導；因地方不同而異也是一個困難。雖然我不斷地查詢各地的發展情況，但不能多花時間親自到各地觀察，是引以為憾的。

重讀四年前所寫的文章，看今日的中國，我對自己昔日的推斷在大致上是滿意的。但假若我能預先看到今日的中國，然後回到四年前再寫這論文，會有什麼不同呢？答案是：理論不用改變，事實發展的推斷在大致上也不用改變；但因為我忽略了兩個要點，有些地方是要補充的。這兩個要點，在當時我應該是可以看到的，但卻被忽略了。這說明用經濟理論作推測可以做得很準確，問題就是有關的局限條件及假設想得夠不夠周全。

我第一個重要的忽略，是在當時我沒有問：假若中國要走向近乎私產的制度，農業與工商業哪一樣比較容易改革？前者遠為容易是很明顯的（見《城市改革的困難》）。要是我在四年前對自己提出這個問題，我就不會低估了中國改革的速度，不會忽略了環繞城市的農民生活的特別改進，也不會漠視了未來的大搬遷的壓力。

當時我問：在工商業的改革中哪一種最困難？答案是：政府容易掌握壟斷權利的行業。我於是推斷了郵局、電話、石油、交通等行業不會迅速地私產化。這觀點現在仍然適用。在當時我也問：土地與勞力，哪一樣較為容易私產化？答案是：勞力。這觀點也是對的——勞力的轉讓權在中國已開始浮現了。但我沒有問農業與工商業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困難。一個顯淺而又順理成章的問題被忽略了，推測就有失誤。我希望學生們能從這一個例子中體會到「淺問題」對思考推理的重要（見《賣桔者言》內的《思考的方法》）。

第二個重要的忽略，是四年前我沒有問：在共產與健全的私產制度之間，有哪一種界定權利的制度可以持久地存在？答案是：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印度之路。我一向知道在共產與私產之間是有著多種不同的管制及福利制度；我明白混亂不能久持，也清楚地指出了中國在可見的將來會走向近乎私產的路，而在當時，我以為多種管制是在過渡期中無可避免的——這觀點也對了。但我忽略了因管制而起的貪污可以被用來界定權利，可以治亂。我現在不敢肯定中國是向這方面走，但認為這可能性是不小的。

在《貪污的後患》一文內，我指出政府管制會為利便貪污而起，而貪污亦會阻礙管制的解除。這觀點，一九七一年我跟史德拉（G.Stigler）辯論管制的成因時就曾提及。但在四年前我卻沒有想到貪污的權利可以被界定。這個要點是我在寫《貪污的後患》時突然間想到的。想到了這一點，再想想中國近來的發展情況，就擲筆興歎！

本譯文的重印，讓我有機會大幅度地修改了文字，但這修改還是以原譯為本。我希望將來能將關於制度轉變理論的那一部分重寫。到那時，中國的經驗會給我新的啟示。

《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年結集前言

這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我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信報》「論衡」發表的關於中國前途的二十篇文章（其中一篇分兩期刊登）。其後在五月三十日我發表了《為一絲希望寫文章》——我把這篇「後記」放在本書之首以為「序」。

我本來打算在這書裡將文章的次序按題材編排，使讀者能作較連貫的閱讀。但細想之下，我認為依照文章在發表時的先後次序，雖然在題材上有兩三處是不連貫的，較能反映中國在這一段時期內的轉變。為了要使將來研究中國發展的人能較容易體會到今日中國轉變的速度及混亂，我就決定不將發表時的先後次序更改了。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八二年發表）所寫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這中譯最初在八三年一月發表。這次重印，我把文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英譯中很難，譯理論更是難上加難——原譯中的最重要的關於制度轉變理論的那一章，讀者一定難以明白。作者自己修譯有較準確的理解，所以我希望這次重印能使讀者較易明白——關於制度轉變的理論是很艱深的。

在修改這中譯本時，我當然保持原文的內容不變。但細心重讀自己在幾年前所寫的推斷中國前途的文章，我恨不得在那時我更能有先見之明。因此，在這結集中我為該論文寫了第三個序，向讀者指出我在一九八一年作推斷時所忽略了的兩個地方。

整體而言，這本書是比去年的「論衡」結集——《賣桔者言》——難讀的。雖然我力求淺白，但因為題材預先被決定了，我不可以見有關的理論不適合大眾讀者就避而不談，也不可以見內容困難就不寫某些文章。但我認為一般沒有學過經濟學的讀者，若能細心地將這些文章多看幾遍，他們是可以明白的。偶然見到有不明白的理論，置之不理也無傷大雅。

自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在六十年代興起後，經濟學者對不同經濟制度的認識一日千里。可惜的是，這新學說的演進只能在專業的學術雜誌上見到，而關於經濟制度比較的課本還是墨守成規，不知所云。《中國的前途》雖然不是長篇大論，不是有系統的論著，也不是一本專業的學術作品，但因為我重複地用產權及交易費用來分析中國的制度轉變，可以說，這本書應該是以這新基礎來分析不同經濟制度的作品中最詳盡的。

中國人寫書，一向喜歡邀請讀者批評指正。我最不愛說這些客套話：批評是例行公事，無須邀請！外國作者的慣例，是向曾經幫忙的人表示謝忱。這是應該的。《信報》將《論衡》隆重其事地發表，不敢言謝。林山木的編輯，趙士英的校對，都會令其它作者羨慕。每篇《論衡》都經蘇錦玲過目。她有不明白的，我就重寫。

一九八五年六月

《中國的前途》原序：為一絲希望寫文章

七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午夜思回，想著些什麼，無法入睡，索性從床上起來，走到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一口氣在稿紙上寫下了二十個關於中國前途的題目。此後我每晚花三個至五個小時書寫。原本打算在五個月內完工的一系列文章，結果寫了七個月。在這期間我斷稿九次（其中三次我以其它文章補上）。每次斷稿，老編都登啟事，說我事忙。這是例行的客套話——其實斷稿是因為我日趕夜趕也趕不起。

平均每六小時寫一千字，以香港一般寫作的速度看，是很慢的；但從學術文章的角度看，卻快得驚人！雖然我這些文章算不上是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因為內容是關於中國的前途，馬虎是不能的。所以除寫作的時間外，七個月來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雖然如此，我仍覺得時間不夠。但二十篇文章總算是發表了。最近幾天，我從頭到尾把這些文章翻閱了好幾次，感到很滿意。

從實證經濟學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哪一個題目能比中國的制度改革更重要。關於今天中國的題材，我可以天天寫，寫之不盡。二十多年來我從事的研究，都是毫無例外地關於經濟體制運作的各種含意。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對我所學可算是正中下懷。我想，一個專於產權及合約理論研究的人，懂中文，住在香港，看到佔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在改革，要寫文章的理由總要多過王勃到了滕王閣！

大約一年前，港督尤德告訴我，在目前研究中國的經濟是不可能的，因為轉變得太快了。尤德年青時曾在燕京大學唸經濟，人既聰明，對中國的認識也深入，他的觀點是不能被輕視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卻不同意。我想，「不同意」容易，要寫出有份量的文章就困難了。我又想，中國在轉變，我們在香港的如看走馬燈，花多眼亂，今天所見的，明天可能變了，若作者舉棋不定，拿不準重心，今天寫來頭頭是道的文章，明天的讀者可能不知所指，作者又怎敢將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呢？

對這個難題，我選取了的解決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論上，我找出幾個重點，半步不變地反覆運用，將任何事實的演變以同一理論基礎來衡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家職工到合同工，從外匯管制到價格管制，從等級特權到貪污，從外資到香港的影響力，都以同一理論作分析。因為這個緣故，讀者可能覺得這些文章有不少重複的地方。

在寫作過程中，原定的二十個題目改了三個。我多寫了兩篇關於一國二幣及外匯管制，多寫了一篇關於貪污與官商；三篇比較次要的文章被抽起了。其它的都照原定計劃。抽起了的三篇是：《于飛要更勇敢一點》（評論佛山市長于飛發行股票，持股的人沒有投票權，不能作決策，股權也不能轉讓，是美中的大不足）；《第一的代價》（批評中國的執政者歡喜樓要高、路要大、車要怪、科技要新、體育要第一，而不計成本利害的意向）；《且莫談主義》（其中一部分內容放進《迷途已遠……》一文內）。

當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表了這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觀點，很多讀者反對。事實上，差不多每次我指出較為樂觀的一面，都有人反對。我想，讀者要不是希望我繼續寫，他們可能已破口大罵了！共產的經驗就是那樣可怕——很多人不相信「共產」會有好轉的機會。但我不為所動，照原定計劃一篇篇地寫下去。我這個堅持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既然理論推理不變，結論就不是由我來決定的；在邏輯上我不能容許矛盾的存在。第二、任何事情都可從悲觀或樂觀兩方面看。在中國前途的問題上，假若我凡事都強調悲觀的那一面，作為中國人，文章就不容易寫出來。

說實話，我怎會不知道在目前的中國，說不通或弄得一塌糊塗的事還是很多的？要謾罵共產政制，何難之有？遠的不談，單是鄧小平認為是足以炫耀的深圳，外人去走一走，就可罵上半天。一位朋友幾天前從上海回港，斷言中國沒有希望。另一位朋友在兩個月前訪昆明，表示很失望。有一個在台灣長大的朋友，聽到國內幾年來有良好的轉變，在半年前就回到長沙老家看看，出來後經香港，在電話上述長沙的情況，泣不成聲，哭得很淒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看。中國人民本身顯然是抱前所未有的希望。六、七年來，種種明顯的改進是不能抹殺的。我認為這些改進，不是多年來將人民弄得死去活來，然後稍為放寬一點的效果。我沒有理由懷疑中國的主要執政者要大事改革制度的誠意，因為在事實的發展中我找不到矛盾。但我認為這些執政者過於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見，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缺乏認識。我也認為幹部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既得權力；在半開放、半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就變成官商。中國會走上印度的歪路的機會很大。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刻，要寫一些有建設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對開放拍手，見到走向歪路，就站起來大聲疾呼。不樂觀，從何建設？

當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議的會被接受，也絕不相信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可以改進社會。中國將來的演變怎樣，與我的文章無關。我既沒有雄心，也沒有野心——一點關心卻是有的。我明白經濟體制的運作，受過分析的訓練，有能力作解釋。面對中國的制度改革，機會難逢，不厭其煩地解釋一番是很自然的。中國的執政者要選走哪一條路是他們的事；但我想，假若我所知的能增加他們的訊息，他們的選擇範圍是會擴大的。

幾個月前，在一次《明報月刊》舉辦的座談會中，我坦言對中國的前途是比在座的人樂觀。在結論中，我指出雖然不能說是形勢大好，但二百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假若時間的巨輪能向後轉——假若時光可以倒流——讓我們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個年代，然後向前看，有什麼希望可言呢？中國的形勢不是大好特好，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二○○一年後記

上海從烏雲一片到一片繁榮只用了六年時間（大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七），而今年（二○○一）九月我有機會到長沙一行，發覺那裡的市容比我在此文內提到朋友所說的好上不知多少倍，把我嚇了一跳。昔日當地人說長沙是不毛之地，今天卻說是魚米之鄉。何前恭而後倨也！

長沙的岳麓書院請我以書法題字。前賢的名家書法滿掛牆上，我有點心怯，但見到中國的希望如斯，就沒有顧忌地寫下自己於今年四月在大連所作的一副對聯：

學問有如天上月
文章彷彿馬行空

迷途已遠，回頭非岸，來者可追乎？

不久前，在一次關於台灣的談話中，鄧小平說「三民主義」在中國推行了幾十年，證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義」是空中樓閣，是否可行只有天曉得。但要說大陸在解放前的「資本主義」行不通，卻是對的。問題是，共產制度在中國也推行了幾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實。

中國的執政者喜歡將共產的失敗歸咎於文革，文革的失敗歸咎於四人幫，但文革之前又怎樣了？一九五八年興起的大鳴大放、人民公社、大煉鋼，比起文革的恐怖，難分上下。在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又何嘗是一個足以炫耀的制度呢？在哪一個年代，哪一個地方，我們可以找到有良好經濟表現的共產政制？若說共產制度時日方淺，那麼要等多久才能表達它的「優越性」呢？若說中國的情況特別，私產制度是行不通的，那麼特別的地方又在哪裡呢？就算不談經濟，純以主觀的倫理及公義的角度去看，共產政制又有什麼可取之處？


理想與絕望相同

很多人——每一個人，連我自己在內——都有自己的理想，往往不滿現實。不滿現實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長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要改進生活並不是走向理想之邦，也用不著不著邊際的口號。奈特（F.H.Knight）說：「理想的社會是沒有希望可以達到的。」布格南（J.M.Buchanan）說：「沒有希望可以達到的就算是理想了。」我說：「理想與絕望相同。」

在表面上，歷久以來，中國的老百姓在大字標題的理想主義下偷生。說什麼三民主義，什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什麼幸福社會，所贏得的何嘗不是一窮二白？一個知識落後的民族會較為容易被口號誤導，但我不相信有先天智慧的中國人可以被空泛之辭欺騙了幾十年！在革命的初期中國某些執政者可能是有善意的，但其後的種種演變不外是權力鬥爭，將人民的生活視如糞土。

最近幾年，情況是好轉了。我從不懷疑目前中國的幾位主要執政者對人民的善意。但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仍是重理想而不重實際。到今時今日，難道中國人受「主義」的迷途之苦還不夠嗎？香港人不知「主義」為何物，不足為奇，但世界上有哪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是以「主義」掛帥的呢？我不知「主義」所指是什麼，即使是「資本主義」也不清楚。經濟制度的分別是以權利界定的辦法作準則，與「主義」無關。社會的經濟運作是不能用一個信念來推動的。


理論不談也罷！

我不僅反對以「主義」作經濟策劃，就是以「理論」為基礎我也不贊成。這不是說理論中沒有真理，而是因為理論五花八門，魚目混珠，我們不能期望執政的人能分辨真與假，懂得孰是孰非。以理論辯證是科學上的事，好的執政者是不需要明白的。更何況在一般的報道中，一個理論究竟是說什麼，誤解的成分遠超正確。任何好的理論都需要假設，非行內的人不容易有深入的領悟。我批評馬克思的理論，不僅是因為它邏輯不通，而且其理論所需的假設沒有人知道是什麼。不幸的是，對一個知識低落的民族，模糊不清的「理論」卻大可被執政者利用，加上各種口號來增加自己的權力。

假若我要跟一個共產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會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了！若說人是不自私的，那麼人的出發點是怎樣的呢？說人不自私並沒有說人是怎樣的。若說人是有時自私，有時不自私，那又從何而定？不自私的地方在哪裡？若說人是可被改造成大公無私，為社會謀福利，拾己為人，那麼人怎可以生存呢？若說人是可被改造到唯命是從，半點改造費用也沒有——那就是說，假若執政者有上帝之能——那麼一個標準的人是怎樣的呢？如瓜似菜？如計算機？如科學怪人？若說人是半點主意也沒有，那麼又何必談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

假若人是自私的——就是幫朋友、教學生、捐錢、為孩子勞碌，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我們就要問：哪一種權利界定的制度，能使自私給社會帶來利大於害的最大差距？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文內，我用產權經濟學推斷，結論是，同樣的國民收入，私產制度因為交易費用最低，這利害差距會最大。共產制度的理論失敗，是因為忽略了交易費用（非生產費用）的存在。我可以說，明確地指出交易費用的存在，可將理想的理論帶到實際中去。


不會走回頭路

四年前（三年前發表）我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近乎私產的制度。在大致上——尤其是農業——這推斷是實現了的。但「私產」有不同的程度，辦得不夠健全就有問題。國民黨時期的「資本主義」是前車可鑒！目前中國正在轉變中的產權制度，與「及格」的私產相去仍遠。但中國目前的制度，因為過於混亂，是不會久持的。向前看，中國可選走的路只有三條半，而其中的一條半她是不會走的。餘下的路只有兩條。

中國不會走的一條路是回頭路——重開大鍋飯，鞏固鐵飯碗，增加階級特權鬥爭。當我在一年前說中國走回頭路的機會很小，很多人不同意。但這些不同意的人是越來越少了。一般對共產政治比我認識得多的人，認為共產制度反覆無常，寬緊不一，上落難測，所以中國走回頭路的機會是很大的。他們向我提出不少共產國家以往的經驗。但我認為這「以往是這樣，以後也是這樣」的觀點，沒有明確的假設，算不上是推理。這正如一些人看股市，見有上有落，認為既然上升了，就一定會跌下來——這也算不上是辯證。在股市上，我當然不能斷定上升了的股市不會再下降至某一個指數（否則發達可期）。這是因為推斷股市所需的假設及局限過於複雜。

要推斷中國不會走回頭路是比較容易的。我的結論是基於五個因素。第一，絕大部分的農民與耕地都有了包干合約，走回頭路就要解約，政府要失信於天下；解約會引起暴動的可能性姑且不談，大饑荒是無可避免的。第二，雖然中國的市場仍然是受到多種管制，但畢竟稍具規模的市場是被推動了。市場的威力大得驚人，斷不是一些禁止黑市的口號所能壓制的；我懷疑中國有足夠的不貪污的「幹部」資源去大事壓制已被推動了的市場。第三，外資在中國施展了競爭的壓力，也促長了不少為外客而設的服務及供應；中國沒有足夠的資金用正當的途徑去解散外資，若強行取奪，有誰會再跟中國協商呢？第四，外間的訊息在國內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強「思想改造」，舊的口號不管用，新的有效口號難以發明。第五，中國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善的。要他們放棄既得的利益，可能比要幹部們放棄特權更難。

要壓制以上五點其中之一已極困難，要一起向後轉就無法辦到。走回頭路是需要再來一次像四十年前的革命。當年，農工的生活苦不堪言，「喚起民眾」的口號有效率。在今天，雖然農工的生活還是貧苦，但老調難以重彈，經驗不容易忘記，而中國外鄰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有些人以為中國會走社會福利的路——像某些國家的所謂「社會主義」。這只是半條路，因為福利的「免費」午餐算不上是一整個制度。雖然中國的憲法大事宣揚多種福利，我以為這半條路是不會施行的。理由很簡單：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國太窮，要大量費用的「免費午餐」只能是畫餅充飢，說說罷了。

餘下的只有兩條路。其一是走向私產制度，推行法治，更大膽地放寬市場。其二是印度之路；增加分類管制，讓幹部們各據一官，劃分固定的貪污權利。以這二者選擇的相對機會大小來評判中國的前途，我今天的推斷是三、七開：前者占三，後者佔七。為什麼呢？


音樂椅的困擾

我屢次強調，中國要走向私產制度的路只有兩個障礙。其一是訊息不足，其二是幹部們不肯放棄等級特權的利益。在訊息不足的問題上，因為中國把對外的大門開放了，再也關不起來，我們是有理由樂觀的。共產制度難以在有了真理訊息的情況下久持。但一個界定了貪污權利的制度，卻可以長久地與真理抗衡。這是因為分門別類的固定貪污權利既可「治亂」，也有彈性。很多種貪污——尤其是為利便貪污而管制所引起的貪污——往往沒有受害人，雖然管制的本身對社會有害。又因為貪污是在台底避去了管制，賄者與受賄者互相得益，大家就不會理會解除了管制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偶然有幾個有能力足以反對的人，就不難被「拉下水」，分享一點甜頭，心安理得，什麼社會貢獻也就拋諸腦後了。真理的訊息重要，但利用訊息是要有利可圖的。因私利而不用或甚至壓制訊息的例子多的是。有能力利用訊息改進的人成了貪污者，改進就會半途而廢。

說到幹部們不肯放棄等級特權的障礙，我曾經建議將某些資產乾脆地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作為放棄特權的交換（其後在私產制度下的競爭，會再將財富分配）。這個建議，在倫理上是說不過去的。但在現實的角度看，其它的辦法有一個嚴重的隱憂。中國的希望，是要將一個以等級特權界定權利的制度——即共產制度——轉為一個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即私產制度。但在這兩個制度之間，卻存著一個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制度。三者都是可以減少混亂的。但當共產制度保不了——要放棄等級特權——若中央的政策不是一步跨到私產那一邊，幹部們就會設法霸佔貪污的權利。中國人一向都是貪污的老手。幹部們會鼓吹管制的需要及好處（事實上，他們正在這樣做），增加貪污的機會。一旦各項管制的貪污權利被佔有了，有了界定，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進就困難了。

有一個兒童的遊戲，叫作音樂椅（Musical Chair）。多張椅子放好了，音樂在響著，一群兒童繞著椅子轉。音樂突然停下來，兒童們就搶著霸佔椅子，找不到椅子坐的就算是輸了。中國目前正在改革——音樂正在響著。一旦音樂停下來，幹部們所霸佔了的椅子是怎樣的呢？這是中國前途的問題所在。


音樂不要停下來

假若音樂現在就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說，每一張椅子都是一項管制的貪污權利。所以我不僅反對音樂的停頓，也反對音樂緩慢下來——中國不能讓幹部們有找尋「貪污椅子」的機會。中國的希望，是要將音樂繼續不停地奏下去——雖然在急速的轉動中混亂在所難免——讓中央的執政者體會到現有的椅子是要換的：推行法治，推行私產，放寬市場——使椅子脫離了貪污權利。到了那一天，音樂會自動地緩慢下來，因為法治、私產與市場是會治亂的。

我反對目前很多人所提出的較為緩進的或較為中庸的改革辦法。主要原因，是我肯定中庸之道是印度之路！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可以大膽地對中國的前途作如下的推斷。在目前，唱中庸、管制的調子正在興起，音樂有跡象緩慢下來。假若在五年之內中國再沒有動盪性的改革，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我所指的動盪性改革，是例如解除外匯管制、解除出入口管制、取締國家職工制、讓土地自由轉讓、廢除國營市場、將國營企業私產化、政府大量將土地拍賣等。若這些改革其中任何一種被施行，整個制度的改進就會繼續。這是因為一個有動盪性的改革會將緩慢了的音樂加上活力，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它的改進就會被帶動了。

幾個月前，在一次對中學生的演講中，一個學生大聲問：「中國可以在二十年內追近經濟先進的國家嗎？」我答道：「機會很小。」他再問：「我不是問會不會，而是問有沒有可以追近的辦法？」咄咄逼人，後生可畏。我站起來，答道：「假若中國真的能撇開面子，摒除成見，推行明確的私產制度，那就易如反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香港與中國之間歷來的關係，是少有的傳奇故事。但可能因為香港是彈丸之地，既無可戰之兵，亦沒有在國際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歷史學者總認為香港不值一提。外國的小說作者倒是不肯放過香港的。但小說歸小說，奇的不傳，不奇的卻傳得奇哉怪也。


香港的神話

甲午（鴉片）戰爭前後史實的資料，在美國某些圖書館內是極詳盡的。在大學唸書時，我曾經花過三個月，用這些資料寫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鴉片戰爭是因為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而起的，與鴉片無關。這件事，東印度公司的年譜及怡和公司兩位始創人之一的JamesMatheson給英國政府的信，解釋得很清楚。林則徐若不燒鴉片，那場仗也是一樣會打的——這並不是說英國是做對了。廣州幾間「公行」壟斷了中國的外貿，而多個英商只能與一間公行貿易，英國的商人就紛紛建議政府用武力強迫中國開放。鴉片呢？在南京條約後，鴉片進口暢通無阻，競爭激烈，利潤就直線下降。到了國民黨時期，中國的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無利可圖，鴉片於是又再被「嚴禁」。

中國在第一次（南京條約）開放後，外商搶先與中國貿易而弄到焦頭爛額，跟最近幾年來的第二次開放後，外商與中國貿易的經驗，有很多相似之處。要寫一本有趣味的書的人，不妨考慮去翻閱舊載，以生動的文字敘述第一及第二次開放後的無知而樂觀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以外，香港在戰前的發展史是不容易寫的。這是因為在淪陷期間，日軍將絕大部分的檔案毀滅了。

自光復後，香港就進入了另一個傳奇時代。幾十年來，大量難民的湧至及迅速的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界內有名的以資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發展有很多地方是被人誤解的。例如許家屯不久前在國內的一次講話中，認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水平跟大陸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長是七十年代的事。這觀點是不對的。在解放前香港與廣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經濟增長就遠勝中國。國內的人很喜歡以高樓大廈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許社長可能是被大廈的多少誤導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兩間建築物（如舊的上海銀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後才准許興建五層以上的樓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築法例又犯了大錯，使不少大廈建了一半就停止下來。雖然我找不到許社長那次講話的全文，我認為他言下之意是對的：假若中國能將制度現代化，其經濟增長率會很驚人。

舉另一個例。多年以來，我們聽過不少關於香港因為各種「特殊情況」而有驚人經濟發展的神話。年多前，中國的經濟學者錢俊瑞到香港視察後，也就將這些「特殊情況」重述了（見《賣桔者言》內的《評錢俊瑞的香港觀點》）。但畢竟這些神話近十年來是越來越少聽到了。這不是因為香港的情況不「特殊」，而是因為這些情況的轉變，比起其它地方類似或不同的經驗，人們都體會到香港的發達是不可以「特殊情況」來解釋的。這不是基於什麼理論，而是事實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是誰影響誰了？

自鄧小平復出後，香港與中國之間的傳奇故事更是說之不盡。在一方面，中國要搞統一，引起了九七問題。因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將來演變得怎麼樣，學者們是不會放過的。在另一方面，中國開放後香港能對她所作出的影響，也是引人入勝的。今天大字標題的「一國二制」，九七之後，會不會變成一國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國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財富卻達六分之一。將來被影響了的究竟是哪一邊？

在兩三年前，一般人認為香港對中國的主要貢獻，是替後者賺取外匯。在當時，估計中國經香港而得的外匯數量是一個熱門話題。但這個老生常談的觀點，是越來越少有被提及了。這顯示大家都體會到香港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是多方面的。外匯是次要的。假若中國還是閉關自守，堅持共產政制，外匯再多對她的經濟也推動不了。但假若中國推行經濟開放，改革制度，重視市場，那麼她就要走任何開放經濟所走的路：依賴他人而專業增產。說得好聽一點，就是要經市場而與外人合作。「合作」與「依賴」是同一回事。香港的發達，就是制度促長了依賴他人而圖利的機會。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英文並重的大城市，且剛好在中國的隔鄰。中國要找外貿的中間人，要引進科技及外資，要招用人才，香港都擔任重要的角色。昔日重視外匯的觀點日漸式微，反映著中國的經濟開放。又因為中國對外間封閉了幾十年，對市場也封閉了幾十年，一旦推行經濟開放，在開始總會有一段長時間是要多「依賴」外人的。因為地利人和之便，香港能作出比其它地方有更大的協助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國改革制度的過程中，香港在訊息上所能作出的影響力，可能比貿易合作更重要。

遠在五年前，我就認為若中國能堅持門戶開放，外間的訊息就會使她難以維護共產政制。香港是最重要的示範單位。這個被佛利民認為是世界上市場最自由的城市，被一般經濟學者認為是經濟成功的突出例子，與中國不僅是近，而且是親。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有親戚在國內。近幾年來，單是新春時節，就有數十萬港人回國省親，錦衣日行！

親朋戚友的聯繫，可能是傳達可靠訊息的方法中費用最小的。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執政者要用多種的恐嚇手段來加強竹幕的封閉——我們都記得十年前跟國內交流的書信是怎樣寫的。在今天，雖然還有不少人因為以往的經驗而不敢直言，作繭自縛，但中國對外間訊息的開放是確實的。這訊息之門開得很大，轉眼之間，已是六、七年了。要將大門關閉既不容易，就算能辦到，也絕不能洗卻這幾年間國內的人對香港的所見所聞。我以為中國對外的訊息大門是不會再被封閉的了。


不是制度是什麼？

從來沒有一個共產國家能像中國那樣將訊息的大門開放，也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能像香港對中國那樣有說服力。這不僅是因為「親」、「近」的緣故，不僅是因為香港也有人滿之患，而更因為過半的香港人是從大陸出來的。將香港與中國相比無可避免。三年前，有四位知名的經濟學者訪中國後路經香港。我問他們：「怎麼樣？」大家相對無言，過了良久，他們不約而同地輕歎：「不是制度是什麼？」因為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區別，可不是只有經濟學者才能體會到的。一個「世界級」的經濟學者到國內講學，可能比不上一個在幾年前偷渡來港的散工回鄉省親來得有說服力！

近兩年來，中國著實是發了香港熱。研究香港經濟的組織如雨後春筍；到香港視察的大陸人比比皆是（讀者不妨在星期天的下午到山頂看看）。香港兩間大學要招呼的國內團體，差不多是無日無之。因為工作關係，我自己也接待過不少。在跟這些新朋友閒談中，我發覺他們對香港的經濟衷心佩服——香港哪樣工商業是世界第一，哪樣是第二、第三，他們比我還清楚！（正如美國遊客比我清楚虎豹別墅是怎樣的。）更重要的，是他們顯然開始知道生活水平的不同，主要原因是經濟制度不同。

當然，關於香港制度的訊息，國內人所知的不一定準確——香港本身的居民也大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一個知識落後的民族，從早到晚仍然被政府大事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可靠訊息的蔓延就需要長久的時間了。但理論歸理論，理想歸理想；活生生的事實所給人的印象是驅之不去的。關於中國訊息不足的困擾，我實在想不到有哪一種辦法能比香港更有說服力。假若香港的示範對中國起不了重要的訊息作用，其它辦法就不用談了。

我一向認為中國在制度改革的路途上只有兩個障礙。第一個障礙是既得益的幹部不會輕易地放棄他們的特權；第二是缺乏不同制度的訊息。在後者的問題上，因為香港的存在，我們是有理由樂觀的。我常說，共產制度從來沒有跟真理開過戰；假若這二者能有一次面對面的較量，我要賭的錢是放在真理那一邊的。對中國，香港閃著一點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國大酒店（之二）

在經濟學上有一個熱門題目，是關於因行為引起的目的以外的副作用。經濟學者把這些副作用加上了好幾個不倫不類的「學術」名詞（例如externalities,technological spillovers），聽起來深不可測，說穿了就不過如此而已。一間工廠為了生產而污染了鄰近的物業，是一種有害的副作用，要怎樣處理才合乎經濟原則呢？一個農民種果樹，使隔鄰養蜜的人增加了蜜糖的生產，是一種有利的副作用，又要怎樣處理呢？關於這些副作用的處理問題，高斯所創的定律石破天驚，但這與本文無關，按下不表。


其它有利的副作用

跟本文有關的，是經濟學者一向都擅於指出多種有害的副作用——除了蜜蜂採蜜的例子，有利的副作用差不多是一片空白。這是那些不著重實際觀察的純理論家要付的代價。

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我花了兩期的篇幅寫中國大酒店，目的是要指出外資在中國不只是圖利那麼簡單——副作用的影響可能比生產及賺錢更重要。我要強調的是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資所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國大酒店為例是頗為明顯的選擇，但這只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當然，外資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是有利的——欺騙的行為是一例——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是比有害的大得多。

以中國大酒店為例，它的服務起了矚目的示範作用，促長了競爭的壓力，而它所訓練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雖然國內的國家職工的工資增加了彈性的發展，是起於中國大酒店之前，但這鐵飯碗軟化的現象，卻是在外資興起之後。在經濟學上，估計副作用的價值在目前仍無法辦到，但對正在改變制度的中國，外資所引起的有利副作用對中國的價值，很可能是遠超生產的直接貢獻。

令人感歎的，就是中國的執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視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為有著多種的管制，他們在有意無意間將有利的副作用壓制了。舉一個例。中國大酒店一向都是門戶開放，歡迎本地人光顧。本地人光顧酒店內的飲食的自由，是有著重要的傳達訊息的副作用。但因為外匯管制及一國二幣的存在，他們在酒店內支付人民幣，是要在外匯券的價格上加百分之五十，雖然比起目前的黑市匯率，這「加五」仍是較低的付價。最近中國政府要加強禁止外匯黑市，宣佈了酒店不准用二幣二價，「加五」變成了非法。假若這個政策是被嚴厲地執行，只准二幣一價，那麼中國大酒店對本地人的光顧就不會笑口常開了。就算酒店是非讓本地人光顧不可，酒店當局怎會不將付人民幣的視作二等顧客呢？換言之，在有外匯管制及一國二幣的情況下，禁止二幣二價就壓制了一個有利的副作用。

半年前林行止曾經為文批評中國大酒店用二幣二價的辦法，認為是有失國體。但他忽略了二幣二價是同價（或是使價格接近），也忽略了若二幣二價被嚴禁，本地人就會被歧視——國體何在？國體之失，不是因為二幣二價，而是因為促成二幣二價的外匯管制。面子的爭取是不能強人所難的。

在目前，中國大酒店的應付辦法，就是將白色的二幣二價市場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幣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發出「按金」收據，指明顧客在將來若能交還外匯券，酒店就會依收據交回外匯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幣。中國政府若真的要杜絕二幣二價，是可以的，但這不僅是阻礙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範副作用，也會被削弱的。

我在上文所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針對對中國本身改革的影響。對外資或外商的影響也是值得一談的。中國大酒店的成就，跟幾年來我們常聽到的外資「焦頭爛額」的故事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中國大酒店對外資的示範，影響了後者到中國投資的意向。當然，近一兩年來我們常聽到外資或外商在國內賺到錢的例子，也察覺到跟中國做生意是有著頗為明顯的改觀；但近年來在我多次跟外商傾談中，說到比較成功的例子，他們總不免要舉中國大酒店。

中國大酒店對外資的示範，是有兩方面的。第一方面是建築與裝修；第二方面是經濟的收益。在美國時我對建築很有興趣，所以當我住該酒店時，我對它的建築與裝修是特別留意的。這酒店不是一間突出的建築物，驟眼看來甚至是平平無奇。但細察之下，我就越想越覺得不簡單。這建築物既沒有「花招」，也沒有不倫不類的「藝術」設計，而是在平穩中將瑣碎的東西做得很好。例如房內大衣櫃的門被拉合後不見空隙，浴室牆上的瓷磚井然，浴缸與牆之間的灰泥闊度平均而沒有裂痕，大廳的花崗石平坦而色澤一致——這些瑣碎工程的難度，一般人是不容易明白的。我更聽到不少人稱讚該酒店的冷氣及泳池的水——我從來沒有見過水轉得那樣快的泳池。


港商衝鋒陷陣的貢獻

中國大酒店的建築與裝修，要是在美國，是不值得書寫的；但將它放在「共產」中國，就稱得上是鬼斧神工。我們不妨考慮如下的困難：該酒店是一座西式的建築物，中國的工人有技術問題；裝修所用的絕大部分是舶來品，進口有多種管制，而忽略了一項或計算錯了又要再辦進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國內僱用，香港去的與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才能；廣州電力不夠，電話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決。據說中國大酒店的總建築費用大約是一億一千萬美元，跟香港差不多。雖然國內的工人工資遠比香港低，但考慮到種種困難，這成本實在難以苛求。這酒店的建築與裝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曾幾何時，幾位在中國設製衣廠的外商不約而同地告訴我，要在中國出產合乎規格的成衣難於登天。中國大酒店的建造，卻顯示事有可為。形容這些港商是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應該是適當的。

中國大酒店是由六位港商合資，都是甲級的生意人物。要是他們在這項投資上損了手，其它的外資豈會不望門興歎？大致上，該酒店的中港合約為期十五年（啟業後起計），其後港方就要將酒店交還中國。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現金，其餘的資本是借來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歸還本息。在一年前的估計，將全部本息歸還（連港商的現金本息）大約需十至十一年。餘下年期的盈利，中方與港方平均分帳。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資都是好投資。港商明白這一點，但我卻不同意他們的觀點，認為在五年前這項投資是上算。這是因為任何投資都有風險，而在中國投資的風險要比其它地方大得多。息本歸還是十年後的事，依照中國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經驗，血本無歸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就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約的簽訂日期是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國的萬無一失的除去通脹的實質長線年息利率高達十至十二厘！中國大酒店怎能勝過當時的美國債券？所以港商在當時的決定，總是給我一點「愛國多於愛錢」的感覺。

以目前的形勢衡量，這項投資是上算的（雖然仍是及不上在當時買美國的長期債券）。這是因為有三個比預期好旳因素。第一，比起幾年前，利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第二，酒店範圍內的辦公及公寓大廈（尤其是辦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預期好。第三，因為客似雲來，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預期的快。假若現在的形勢不惡化，歸還本息的日期大約可減少了兩年。

對外商而言，有錢可賺的訊息，是遠比任何口號有說服力。這是中國大酒店及其它賺錢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我認為中國的執政者應該從中國大酒店及其它外資的經驗中體會到寶貴的啟示。他們應該體會到國家職工制的一無是處，應該開始明白自由選業及轉業所含意著的勞力私產化的重要。他們應該瞭解到國營能勝私營的生產或服務，是很少的。他們也應該考慮若將土地租出或賣出給外商，合約容易處理，而外商更能盡展所長。地租或地價的收入，就會因為交易費用的下降而比他們現在所預期的收入高。解除外匯管制，減少入口及其它限制，讓勞資雙方議定福利，不僅會增加職工的利益，土地的價值也會因而上升。左抽右抽的瑣碎收入的總和，遠不及租地或賣地的收入可觀，而後者更遠為乾脆。但土地是不應該由政府待價而沽的——政府要盡可能讓資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若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來的補地價政策，經濟就不會有今日的成就。）將土地私產化，讓投資者在市場上競爭，得益的是消費者。

賺錢對社會有貢獻，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國大酒店及其它外資在國內所施的壓力，中國政府是不應該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資的壓力，而是將國營企業私產化，與外資競爭。最近深圳菜農事件的處理，就是一個因小利而反抗外資壓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好處。


二○○二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大約五年，中國大酒店的管理與服務開始走下坡，可能是近墨者黑的緣故吧。然而，近六、七年來，廣州白天鵝賓館的管理搞得非常好。聽說白天鵝是國營的。我有點懷疑，過些時日會去調查一下。要是國營的話，我很想知道是怎樣的安排能使白天鵝的服務有那樣足以令人拍掌的表現。

（按：最近查詢所得，香港的霍英東先生還持有白天鵝的股分，還是董事長。真實的詳情我沒有資料，希望知道實情的朋友有以教我。）

中國大酒店（之一）

在將來的中國經濟歷史上，現在廣州市的中國大酒店會是一個小小的里程碑。這間龐大的酒店（一○一七間房，另加商場、辦公及公寓大廈），可能是目前在中國的唯一以純外資（港資）建造的賓館。中國的參與，就是出了土地，所以這酒店被稱為是中港合作而不是中港合資（在經濟學上，土地也是資產，故應算是合資）。港方贏得近於全權策劃，由香港的新世界酒店負責管理。因為管理得好，建築裝修夠水平，而港商的投資又沒有弄到焦頭爛額，這間酒店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本來對酒店這行業一無所知，但既見酒店管理是一些知名大學的專修課程，又久聞中國大陸的賓館服務「自成一家」，所以在中國轉變的問題上我就對酒店留上了心。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國聽到一位中國同事敘述他在中國多間賓館的歷險記；一九七八年，一對美國醫生夫婦被我介紹到桂林旅遊了三天，他們回美後的面有懼色，令人尷尬。到了一九七九年，為了探親，我就到一般人認為是最好的東方賓館住了幾天。那次的經驗，雖然算不上是臥薪嘗膽，但總令我體會到朋友們是沒有言過其實的。其後北京香山大飯店的故事，舉世知名。我想，酒店管理是一個「關心顧客」的行業，「大鍋飯」或「鐵飯碗」的制度，怎可能不弄到一塌糊塗呢？

去年四、五月間，在中國大酒店局部試行營業之後，我就聽到該酒店服務好的評價；在六月正式啟業後，稱讚之詞更是源源不絕。為了要滿足好奇心，我在八月中抽空到該酒店住了四天。果然名不虛傳，這酒店使我感到賓至如歸，夢裡不知身是客。

到了十一月，美國西區經濟學會的主理人戴伏克教授（E.Dvorak）和夫人來港度假。這對夫婦算得上是酒店專家。十多年來，一年一度的西區經濟學會的三千人聚會，都是由他們主理的。他們二人每年花一個月時間，周遊各地選擇聚會的地方及酒店，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的大酒店待以上賓之禮。我跟他們有二十年交情，無所不談，提起中國，他們要去看看，就被我安排到中國大酒店住了一晚。他們的評價高得出奇，認為該酒店的服務是他們經驗中最好的！這可能是言過其實，但要說這酒店是近於世界一流水平，卻並不誇張。一個以服務困難而獲大學重視的行業，在一個以工作散漫而聞名的國家裡，能在兩三年間有這樣的轉變，是一件要解釋的事。


不是國家職工有決定性

戴伏剋夫婦最欣賞的是酒店頂樓西餐廳的服務。我自己最欣賞的，是吃早餐的地方。在那個茶餐廳裡，顧客多而不亂；女侍應生笑臉迎人，大方得體；咖啡喝了一半，就立刻有人補加（但不需補錢）；久不久侍應生又會來問咖啡是否涼了。這些侍應生制服整潔，分佈位置平均，互相不作閒談，對客人的需求反應快而不操之過急。這一切，比起在七九年時我在東方賓館所見的早餐服務，簡直是天淵之別——雖然侍應生同樣地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究竟是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不敢低估新世界管理酒店的本領。但假若中國大酒店的職員都是國家職工，持有鐵飯碗，尤其是持有鐵飯碗的高干子弟，那就算新世界是管理天才，也一定無技可施。那就是說，假若工資是由國家決定，職工不能被解雇，管理服務的困難就會因為督察費用奇高而無法解決。換言之，在中國大酒店的中港合約中，港商所獲的開除職工及決定工資的權利，使善於管理的能大展所長。

根據我手頭上的資料，在去年年底，中國大酒店所僱用的各項職工共三千零八十三人。分類是：從香港去的一百七十九人；從大陸聘請的「合同工」（即月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臨工」（即散工）三百一十五人；而持有鐵飯碗的國家職工只有十五人。人數最多的合同工及臨工，在昔日是待業青年（或是未畢業的學生），被選中後，肯干，一登龍門，比起國內的一般工資，身價大約是三倍。

最主要的合同工依照合約的安排，可以辭職，也可以被解雇，而工資不是由國家決定的。在八四年全年內，被解雇的合同工共一百五十二人——外間謠傳港方管理不敢開除在中國聘請的職工之說，是不確的。在同一期間，辭職的合同工共二百四十三人。據說在這些辭職者中，大約有一半是因為不慣酒店的工作，或是不滿工作的要求；另外一半，大都是因為有了工作的訓練，找到了類似而薪酬較高的工作。同行搶聘是「資本主義」的競爭習慣，而這是「剝削剩餘價值」的論調所不能容許的。馬克思的觀察力平平無奇。

中國大酒店所聘請的合同工，薪金分六級，從最低的每月人民幣一百一十六元到最高的二百三十二元（小帳不計在內）。這些薪酬中，大約百分之三十四是固定的「基本工資」，百分之二十是「生活補貼」，百分之四十六是「浮動工資」——後者是按職工的個別工作表現而增減的。「浮動工資」最高與最低的差距，大約是百分之四十。


薪酬差距的困擾

在這裡我要順便一提的，就是在國內僱用合同工還要付給政府勞工保險及福利費用。我沒有中國大酒店要付的職工福利費用數字，但據現有的資料，在一九七九年，中國國家職工福利支出比工資還要高——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這種生產未有苗頭而先強調福利的「社會」制度，若被堅持下去，中國的前途就難以樂觀了。富裕如美國，政府只徵收工資百分之七作為福利金，也弄到一團糟。

目前的中國，中國大酒店差不多是最「完整」的私營企業，而中國的前途，就要靠這些企業作榜樣，也要讓這些企業逐漸擴展到其它行業上。在私營企業內，職工的福利及退休處理，是由勞資雙方議訂，而這議訂的條件，是由市場競爭加以約束的。職工的福利，是勞資合約的一部分，與升職、加薪、賞罰、解雇等問題是不應該分開來處理的。若中國政府對外資的私營企業的職工福利大事左右，對勞工與中國的前途都沒有好處。雖然關於這觀點的理論及實證都很足夠，但不簡單，不容易明白。我認為外商到中國投資，合同工的福利很可能會受到政府的干預而阻礙了投資者的意向。

另一項有關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酒店內（及另一間中港合資的酒店，其它的我沒有機會查詢）的國家職工（只有十五名）的工資，規定是要相等於香港去的同職職工的百分之六十。假若香港的同職職工的工資平均是港幣一萬元（這是我個人的大約估計），中國大酒店要付的國家職工的平均工資就是港幣六千元。但國家付給這些國家職工的工資，平均不及二百元人民幣。那就是說，國家職工的工資經國家轉手，被抽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算不算是剝削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國家職工的市值，不一定是超過二百元人民幣。所以一個可能就是國家所抽起的是一種間接稅——不是抽國家職工的稅，而是抽酒店的稅。假若這個解釋是對的話，我認為中方是應該乾脆地抽直接稅。另一方面，因為國家職工不能辭職，也不能跟聘方私議合約，被剝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另一間我已提及的中港合資的酒店，最高的主管是中國人，被抽取後的月薪是人民幣三百多元，而他屬下的的香港職工，月薪是八千至萬多元港幣。雖然上級的工資不一定是要比下級的高，但相去這麼遠，管理總有困難。當然，我們不能建議將月薪三百元的無故提升三十倍。薪金要反映職工的貢獻所值。主管的所值，怎可以遠低於屬下呢？我們也不應建議作主管的一定是要外來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就是主管不應有中外之分，只要有本事，有所值，就可以管。但這是要基於職工有轉讓權——可以辭職，也可以被解雇。換言之，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第一步就是要將勞力私產化。


示範有影響力

因為服務辦得好，中國大酒店的影響是明顯的。這間酒店是在矚目地點，本地人可自由出入，而服務的好與壞是任何顧客都能體會到的。東方賓館剛好在中國大酒店的隔鄰，因為要競爭，前者的服務就比幾年前改進了不少——工資有了彈性，但膠飯碗仍在（我以為東方的地點不比中國差，而園地遠為廣闊，所以東方若改作私營，加以修飾，中國大酒店就會有一個強硬的對手）。事實上，廣州市的酒店及飲食業的服務，在一般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進（例如荔灣及廣州酒家）。我們不能將這些改進都歸功於中國大酒店的影響——將鐵飯碗改為膠飯碗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當我在去年八月中訪廣州的時候，中國大酒店如日中天，而整個廣州市的飲食業都在大唱改良服務的論調，我所遇到的中國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說是中國大酒店之風。有了私營企業的比較，國營的「優越性」就相映成趣地難以自圓其說了。外資在中國就施了這一種壓力，而中國大酒店只不過是外資中最令人矚目的例子罷了。

知識是維護政制的代價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沒有見過像文革那樣摧殘知識的事——就算是在歐洲文藝復興前的黑暗時代，也難以相比。既然沒有歷史的經驗，我們就無法估計文革的後遺症。事實上，中國人的無知，是不能完全歸咎於文革的。自古君主專政，逼令人民奉讀聖賢之書，說什麼三從四德，早就將中國人的先天智慧視如糞土。到了清末民初，梁啟超及胡適等人曾將一潭死水吹動了少許，但跟著就是兵荒馬亂，左革右革的搞了幾十年。

自「解放」以來，中國對思想的約束與日俱增。文革只不過是共產教育推行得最徹底的一次經驗吧了。姑勿論共產制度對經濟的不良效果，單是這制度對知識的禍害，不管我們從哪一個寬大的角度看，都沒有半點可取之處！不僅共產中國如此，所有其它共產國家也如此。在我們現有的日新月異、五花八門的日用品中，重要的科技發明可算包羅萬象，但我總是想不到有哪一樣是在共產國家內發明的。

更不幸的是，當中國閉關自守，推行共產政制，以馬、列、毛的思想大事壓制所有學術的幾十年中，歐美的知識增長剛好是人類歷史上最快的幾十年。到今天，中國的知識水平，比起其它較為先進的國家，差別之大，恍若隔世！不僅是社會科學如此，其它科學及工程學也是如此。共產的「優越性」何在？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約翰遜教授（D.G.Johnson），在四度訪問中國後，路經香港時，對我說：「假若你認為現在中國的知識水平低落，那麼你再等十年吧！」約翰遜很關心中國的前途。他認為十年之後，目前在三、四十年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寥寥無幾的人將已老去，而文革期間的青年卻到了他們的盛年。這其中含意著未來的無知而霸道的恐怖，很多外國學者都有同感。

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人滿之患並不是人多，而是多而無當。知識低落是中國的人口困難所在。在該文我又指出，中國目前的「一家一孩」政策，若再堅持下去，將來就會有無法補救的「舉目無親」的後患。以經濟制度的改進來提高父母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積極普及知識教育，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最可靠辦法。


自由選業可助知識投資

關於知識貧乏的困擾，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幾年來他們將門戶開放，引進外國科技。經過三年的研究及修改，保障科技發明的專利法已開始在今年四月一日實施。同一期間，中國大量增加了大學的設立，容許了不同觀點的書籍在市場出售。佛利民的某些著作的中譯本，沒有被刪改（雖然在國內的一般書店不易找到）；而我自己的《賣桔者言》，在國內也可閱讀（據說要公開發行仍有困難）。大學學位的爭取已不再以政治背景為準則；交白卷的人早已無用武之地了。不久前北京又公佈任何可自費出國留學的人，出境不會受任何限制。這些轉變，是令人欣慰的。

但要推廣教育，要廣泛地提高知識，談何容易！因為資源不足（包括師資）而引起的種種困難，是不能在短期內解決的。令人感歎的，是目前在國內仍然有著多種人為的障礙，使貧乏的資源在教育上得不到有效的運用。這些人為的障礙一日不除，要在二三十年內將知識現代化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為的障礙分為兩類。第一類就是在共產制度下，人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知識的投資就不能依照市場的指引而自動自覺地發展。這個困難我曾屢次分析，而我自己認為說得最清楚的一篇是《知識與共產政制》（見《賣桔者言》一書）。這裡不需要再談了。在這問題上，我要在此順便一提的，就是雖然我在國內曾遇到不少無心向學而又夜郎自大的青年，但求知若渴的青年倒也大不乏人。曾到國內講學的朋友跟我自己的經驗一樣，就是在某些場合內遇到的一些中國青年，他們所表現出的求知態度，令人欣賞。可見中國只要能有自由的競爭環境，勤奮好學的青年就會大量湧現。


不要再搞思想教育了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另一種人為的知識障礙，是所謂「政治改造」或「思想教育」。因為要維護他們所推行的政制，執政者就將「思想教育」作為大前提，強迫人民接受。當然，假若推行的政制是受一般人民擁護的，這些「教育」就是多此一舉。我認為要衡量一個政制的好壞，在大致上是可以用政府的「思想教育」多少來排列的。一個政制沒有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是因為政制本身不是眾望所歸。

雖然近幾年來中國是比以前開放了很多，但到國內走走，跟學生或教師們談談，買報紙或開電視看看，我們就發覺到政治意識的「思想教育」，還是極其顯著。經過了這麼多年的不成功的「改造」，中國的執政者似乎仍然是相信人是可以被「教育」改為大公無私，仍然相信統戰會對生產有貢獻。不久前讀到齊辛在《信報》寫的《中國新十二誡》——五講、四美、三熱愛——令人啼笑皆非。

我對政治一無所知，不能對愛黨愛國的各種「正確思想」與政權鬥爭的關係下評語。但在知識增長的問題上，「思想教育」有三個明顯的害處。第一，人的腦子對知識的容量很奇特。它可能容納得很多，多得驚人；也可能容納得很少，有如石頭。將一些與知識格格不入的東西塞進腦子裡，腦子的容量就小得出奇。相反地，若放進了與知識相通或能起共鳴的東西，腦子的容量就會擴大。在這問題上，我不是根據什麼生理學的見解，而是任何從事教育多年的人，都會同意若要教出好學生，第一步就是要將他們腦子裡的廢物除去。成功的知識教育不是要將大量的東西放進腦子裡，而是要考慮放進去的是什麼。要維護政制的「思想教育」與知識格格不入，對後者的不良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第二個害處，「思想教育」是要人未經考慮就相信。這些強迫教育，與靈活思考水火不相容。有了不思而信的習慣，腦子就會硬化，比較深入的見解就無法領悟，創見更不用談了。我不妨舉一個我們熟知的例子。香港的學生良材美質，狀元之材比比皆是，但因為自小受了硬性的「考試」教育，所以在國際學術上能佔一席的香港學者就不多見。在一個以自由聞名的社會尚且如此，中國的「思想教育」怎會不抹殺了知識的增長呢？

第三個害處，「思想教育」是要花費資源的。國內的課程還有非選不可的「政治」課。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傳播媒介——電台、電視、報章——還是被用作政府的宣傳工具。在目前的中國，人的普通常識可能比學術或科技知識還重要，而在資源貧乏的情況下，大眾傳播媒介是最有效的教育資源。在要急起直追的今天，中國怎可以還將宣傳放在知識之上呢？

經濟制度會影響知識的增長。這方面的改進，是改制度，要急也急不來。但知識卻又是維護政制的代價。在原則上，只要執政者能決定不再以「思想教育」來維護政制，一個莫大的障礙就可以立刻清除。要改進制度，又要維護制度，這豈不是有矛盾嗎？或曰：中國現在的「思想教育」，並不是維護制度，而是要維護制度的改進。但假若制度真的被改進，又何需要用「思想教育」來維護呢？胡耀邦及其它執政者堅持黨教育的重要，但他們又顯然有誠意推廣知識。難道他們真的是不知道「思想教育」對知識的禍害？


二○○○年後記

此文發表於十五年多前，以今天國內學生求學的情況來品評，算是過時了。但我把它保留下來，好讓我們能衡量國內十多年來的改進，也體會到好些無謂的約束還是存在的。


二○○二年後記

大約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國學生的學習氣氛非常好，我平生所遇，只有美國在五、六十年代可以相提並論。雖然師資不足，讀物難求，但因為有計算機網頁的協助，中國學子的知識增長真的是一日千里。這是我近三年來對中國的希望向上提升的主要原因。

官商的天堂

任何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的人，都會發覺官商多如天上星。我早想以官商為題而論中國的前途，但見既然也發表了《城市改革的困難》及《貪污的後患》，又屢次提及中國可能走上印度的歪路，就不打算再論官商。最近幾天，我一連讀到幾篇有關中國官商的文章，不勝感慨，就只好把其它一些朋友等了很久的文章再押後了。

許行最近在《爭鳴》發表了《全官皆商與整黨》，舉出了很多因經濟開放而產生的官商橫行的實例，而中國正在以整黨的辦法來壓制這些行為。問題是，整黨又怎能清除官商呢？以半開放、半管制的制度來促長了不少令高干及高干子弟大可圖利的機會，又要這些人有利而不圖，怎麼可能呢！另一些有關官商的文章，是《信報》的林行止及其它一些雜誌介紹了最近在美國出版的《宋王朝》，報道了在中國大陸國民黨時期，宋蔣孔陳四大家族的發達史。作為官商的巨型班，這四大家族很可能破了世界紀錄！我想，要在目前的物價指數下「刮龍」相等於百多億的美元，再沒有任何家族能在任何現有的國家辦到。

鄧小平最近堅持他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另一方面，他又說要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其中是否有矛盾呢？假若鄧小平所反對的資產階級是指像四大家族的那種人，老實說，在我所知的贊成私產及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中，沒有一個不同意。但我們也反對像毛澤東、江青那樣以等級特權而大獲享受的「資產」階級，亦反對官商的叢生。我想，特權享受或利用特權圖利，鄧小平也是反對的。

但在香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反對李嘉誠、包玉剛、嘉道理等人的富有。有的只是一些羨慕，或甚至把他們作英雄式的崇拜。這些富有的商人，跟我們在香港的不富有的人一樣，都是「資產階級」。鄧小平所反對的究竟是哪一種？很不幸，歷久以來，中國的階級、等級不勝枚舉，但卻沒有出過像李嘉誠這種人。道理很簡單，在近代歷史上，中國沒有正正式式地推行過明確的私產制度。鄧小平——及其它中國的主要執政者——從來沒有經歷過以健全私產制度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經驗，他們怎可以反對他們不知道是什麼的制度呢？而他們有實際經驗的各種制度，他們應該是全部反對的——我們也是全部反對。鄧氏所贊成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只是一套理想，跟他一向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有出入的。在今日的中國，鄧小平深得民心；他改革不了的，其它人也改不了。難道中國的命運，就真的繫於執政者是否知道私產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所謂「官商」，並不是指一些做官的人，身兼二職，做政府以外的私營生意。在很多先進的國家，如美國，一個政府的官員在業餘時間從事其它謀取私利的生意或投資是容許的。美國一般小市鎮的市長，每月收入只得幾百美元，要靠其它的職業或生意謀生。無論從經濟或道德的角度來衡量，官職以外的其它名正言順的收入，我們是難以反對的。假若一個政府真的是要杜絕官員職外的其它收入，他們所能聘用的官員恐怕沒有過人的本事了。


官商的禍害

一般人反對的官商，是那些當官的人，利用「官」的權力，去增加自己從商或其它職業或投資的利益。這種以官職的權力去圖私利是很自然的事，在某程度上是任何社會也會產生的。撇開道德問題不談，純以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衡量，這種官商有什麼害處呢？

害處有三種。

第一，假若官的權力可帶來額外的私利，那麼很多人就會花費資源或勞力去謀取一官半職。但這些資源，因為不是用在生產上，對社會沒有貢獻。因此，爭取官職的費用，以社會的角度看，是被浪費了的。

第二，假若一個官的權力可謀私利，那麼其它市民的權利就會變得模糊不清了。私有產權的界定，是不能在貪官污吏的情況下得到保障的。昔日「四大家族」的胡作非為，營私舞弊，中國人民的產權就沒有保障可言。所以我說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所推行的不是正式的私產制度。當年的不堪回首的制度，只可算是「中國式的資本主義」！

第三，為圖私利，官商們會搞規例，增管制，去利便他們自己的壟斷或貪污。他們又會極力反對管制的解除。管制跟市場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但對貪污卻是如魚得水，我在《貪污的後患》一文內已作了解釋。

在極端的共產政制下，官商是不會產生的。這是因為在那制度下只有官，沒有商。在有明確界定及保障的私產制度下，官商也是不會產生的。這是因為官商所圖的私利，必定是侵犯了他人應有的權利而得來的。在一個不湯不水的「混合制度」下，官商叢生在所難免。這是因為半管制半開放，權利界定不清楚，為官的豈有不混水摸魚之理？

官商是經濟制度促成的。以「整黨」的辦法來清除官商，治標不治本，中聽不中用。清除官商的辦法是要大事推行法治，明確地推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旨。在這個原則下，除了一些公眾福利事項，其它政府沒有「優越性」的事項就要靠私產的明確界定，讓人民自作決策，使市場發揮自由競爭的功能。對市場競爭有礙的管制都要一併廢除了。當然，另一個清除官商的辦法，是走回頭路，重開大鍋飯，以至無商可言。

我們清楚地知道就算是在發達的先進私產國家，在某程度上官商還是存在的。香港的某些議員或區議員，又何嘗不表現著「准官商」的姿態？法前平等及私產保障，是不容易做到十全十美的。但稍有苗頭的成就，國富民安是可斷言，這是推翻不了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稍有苗頭的共產政制，民不聊生是可斷言，這也是推翻不了的歷史經驗。以近代興起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經濟理論作解釋，邏輯井然，半點不明白的地方也沒有。

不管用的是什麼名稱，近幾年來中國的改革是走向私產的路。但這路只走得一小段，就遇上種種的困難。中國的知識不夠、訊息不夠、法治的資源不足，而既得益分子又各有各的主意。共產中國一向都是官階林立。在改革的過程中，幹部等級的特權漸減，資產的權利逐漸浮現，貿易增長但管制繁多。有權抓權是人之常情，在這過程中，官商叢生在所難免。以樂觀的角度來衡量，我們可以說官商的路是中國改革的必經之路。但我們要問，今後的路是向哪一方呢？


首次私產分配的處理

基本的問題是這樣的。在共產制度下的等級特權，是以政治手腕的準則，在權力鬥爭下贏得的。在私產制度下的資產權利，是以生產及貿易的貢獻為準則，在市場競爭下贏得的。因為在兩種制度下的遊戲規則截然不同，優勝的人就跟著不同了。但在共產轉向私產——改變遊戲規則——的過程中，首次的權力轉換——從特權轉向產權——顯然是不能以舊的或以新的競爭準則作為分配產權的決定。那就是說，第一次推行私產制度，資產的權利是要用哪一種準則分配，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若這問題解決不了，既有等級特權的幹部，就當然會用這特權去爭取資產。但這些資產卻又不是清楚地分配了給他們的。在舊的特權不清除而新的產權不明確的情況下，這些幹部就變成官商。

轉向私產制度的首次產權分配，一定是要用某些武斷的準則來決定。純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衡量，用哪一種準則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分配了的私有產權要明確，要有保障，也一定要有轉讓權。首次產權分配後，以後的再分配就要由生產力與市場來決定了。那就是說，以武斷的辦法分配了私產之後，新的遊戲規則就會被採用，而市場就會獎賞那些善於生產及貿易的人。只要產權可以轉讓，勝負雙方就會以買賣的方法將產權再分配。

在所有武斷的準則中，絕大部分的經濟學者都會贊成產權的首次分配，是應用招標競投的辦法。這辦法比較公正（尤其是以分期付款的辦法去協助財資不足的競投者），能使政府增加一點作為儲備或基建的收入，又會有較大的機會使資產的使用權落在善於經營的人的手上。但這個「競投」準則有一個重要的困難，那就是在目前仍擁有特權的幹部，會見這準則對自己毫無益處而極力反對。

我以為中國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益的幹部於不顧的——不是因為在經濟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所以我認為一個可行的折衷辦法，就是乾脆使某些幹部先富起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但卻要他們棄官從商。

一國二制，以地區分劃，各自為政，有適當而可信的保障，是一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但最近中國大陸所倡導的一國二制，似乎是要將「資本主義」混合在「共產主義」之內。此法一行——其實正在施行——中國就變成官商的天堂了。我衷心希望這「天堂」只是中國改革中的必經之路，只是過渡性的。


二○○二年後記

十七年過去了。因為產權的結構有了大幅度的改進，昔日的官商自九三年左右起大都被視為貪污者。朱鎔基的大事整頓對大貪有成效，但小貪卻變得極為普遍。這些都是改進，但一日管制繁多，貪污是驅之不去的。

要一步解決匯率困擾

雖然我接二連三地寫了幾篇關於現在中國的一國二幣及一幣二率所引起的困擾，各方面有興趣人士的疑問還是源源不絕。一般的反應，都認為目前的情況是非改不可的；在大致上他們都明白我的分析。但他們對我的建議——解除外匯管制及由中央銀行約束人民幣的增長率——認為是不夠現實，過於苛求。在很多人的心中，要中國解除匯管簡直是異想天開，就算是真的實施經濟開放，也不會開放到連外匯也不管制。

他們反覆地問，有什麼折衷的辦法呢？解除匯管會否使人民幣的幣值不斷下降？會不會引起更大的混亂？特區貨幣是否明智？中國禁止黑市買賣，行得通嗎？最近推行的禁制令，不是走回頭路是什麼？對這些問題，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作為一個以實事求是為至上的經濟學者，我當然知道我建議的解除外匯管制是富於想像力！但中國近幾年來的經濟政策，又何嘗不是富於想像力呢？在中國的匯率困擾問題上，我反覆推斷了兩個多月，總是想不出一些比較緩進而又是可靠的辦法。我可以說，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進，比較容易改的在大致上已改了；今後幾年的改革要遠比以往幾年的困難。要有更大的改進，中國的執政者就非走幾步更富「想像力」的大刀闊斧的政策不可。明顯地以資產界定權利，推行法律代替紀律，容許物質與人力資產自由轉讓——都是例子。但這些改革費用不菲，要急也急不來。解除匯管所需的，就只是一念之差。


再澄清八點

且讓我在這裡以總結的方式，把我的觀點再說一次。

第一，中國若要走回頭路，並不是禁制黑市或懲罰一些謀取暴利的人那麼簡單。走回頭路是再將大門關閉，再搞階級鬥爭，重開大鍋飯。據我的觀察，這些跟現在的情況相去甚遠。在推行經濟開放的過程中，某程度的混亂是難以避免的。既有混亂，禁制是自然的反應。問題是，這些禁制有沒有可取的效果？

第二，黑市的形成是價格或匯率管制的結果，與經濟開放是有衝突的；禁制黑市更是與經濟開放背道而馳。市場的發展是要基於權利的界定，而是不能被一些沒有清楚權利界定的禁制所左右的。在他們最近建議的禁制黑市的言論中，中國的執政者顯得對市場沒有深入的理解。

要用武力去減少或甚至杜絕外匯的黑市買賣，是可以的，但有什麼益處呢？造成市場混亂的主因不是黑市買賣的本身，而是一幣二率——黑市匯率的存在。杜絕外匯的黑市買賣，黑市匯率是不會消失的——這是價格原理的第二課——正如沒有成交的股票，市價仍在。既有黑市匯率，其它有關的貿易市場就會有混亂。武力所能禁止的是黑市成交，不是黑市價格或匯率，這對經濟半點益處也沒有。正相反，黑市成交也是成交，對貿易的推進是有幫助的。禁制黑市只能禁有益的成交，禁不了一幣二率所引起的混亂。

中國的執政者可能是誤解了。他們可能把禁止黑市與禁止販毒或禁止賣娼連在一起，在概念上有混淆。毒、娼是被社會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禁毒、禁娼的主要目的，就是禁止成交，價格禁不了無關重要。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外匯或一般商品是不道德的東西，所以禁止成交有害無益。世界上從來沒有以管制價格來促長社會經濟的先例，雖然這些管制能令某些壓力團體得益。

第三，中國的執政者又可能認為禁制黑市在共產政制下是有著很多成功的先例，他們現在就大可故技重施。但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他們可能不知道市場一旦被推動了，就威不可擋。以國營生產，以大鍋飯分配，價格管制易如反掌，而政府所訂的價格也沒有什麼訊息傳達的功能。但在近來漸有苗頭的私營或甚至官營的市場內，要管制黑市談何容易？要成功地大事壓制黑市匯率，就非走回頭路不可。這包括要壓制一切與匯率有關的私營或官營的貿易，再高舉國營及大鍋飯的「優越性」。

第四，在目前的情況下，一個幹部被派去調查拘捕買賣黑市外匯的人，豈有不貪污之理？另一方面，以多種管制的辦法來管制各種間接或直接與外匯有關的貿易，是可以減少黑市外匯的盛行。但多種的管制就會引起多種的貪污，市場也會有多種混亂。要在有多種管制的情況下減少混亂，界定貪污的權利是一個辦法。這是印度所走的歪路，一無是處，但總可算是治亂的一種辦法。

第五，匯率與貨幣制度息息相關，是應該相提而並論的。中國太大，外匯及黃金儲備不足，是不能用金本位或外幣本位來固定匯率的。貨幣的供應量也難以用「本位」制來加以約束。另一方面，一日有中央銀行的存在，「本位」制匯率就難以持久；這是因為有了中央銀行的干預，貨幣供應的增減就不能自動地跟著外匯的需求的減增而調整。但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是不能取締中央銀行的。

換言之，考慮了我們所知的所有貨幣制度，中國在目前唯一的選擇就是沒有「本位」的中央銀行制。我在前文曾指出，在改革的過渡期中，採用十足儲備的銀行制似乎是較為高明。但不管是哪一種，中央銀行一日存在，以自制的方法來約束貨幣增長是唯一可以避免通脹及匯率貶值的辦法。

第六，十多年前，不少有中央銀行的國家曾經不用外匯管制而固定了匯率。但後來這些國家因為對貨幣的增長控制不當，經不起市場的壓力，外匯及黃金儲備減縮，久不久就來一次貶值。固定不了的「固定」對預期有不良影響，而政府本身亦難以下台（或非下台不可）。因此，沒有匯管的中央固定匯率制是被遺棄了。另一方面，一日有嚴謹外匯管制的存在，黑市匯率就無可避免。

第七，《一幣二率的困擾》最初在《信報》發表時，編輯加上「應逐步解除外匯管制」這個小標題，與我的主張不符，可能因當時未加明言而生誤導。我是反對「逐步」解除的。香港在一九四七年施行新的租管法例，要逐步解除管制。三十八年後，這管製法例越改越長，今日仍然存在！逐步解除管制給壓力團體很多機會。在重要的關鍵上，中國的改革是要一步跨過去！

第八，特區貨幣是不能解決人民幣一幣二率的困擾的。只要人民幣一日有外匯管制，人民幣對外幣及特幣就各有各的二率。

特區貨幣搞得好，就會像澳門或甚至像香港的貨幣一樣，這對特區的發展是有幫助的。但這對中國整體的發展就會有不良的影響了。這是因為特區不用人民幣，跟母體在某程度上就少了溝通，而人民幣與特幣的黑市匯率是禁不了的。中國又何必走東、西柏林的路？（幾天前我跟宋恩榮吃午餐。他認為這可能是好主意，因為好的特幣可助長特區對中國的示範作用。我以為中國若要看「示範單位」，到香港看看就已足夠了。）

假若特區貨幣搞得不好（這可能性是不低的），特幣就會有它自己的黑市匯率。人民幣及特幣各有各的二率，相加起來就不只四率了（因為二幣間必另有二率）。那豈不是更加一團糟？結論如下。

中國在近幾年來所推行的經濟開放政策，有成就，是值得稱讚的。這開放帶來某程度的混亂，無可避免，不值得大驚小怪。但這「搞活經濟」的政策，終究是明顯地與多種管制起了衝突，導致很多複雜的問題。混亂是不能持久的。要減少混亂，走回頭路是一條路，走界定貪污權利的歪路是一條路，走繼續推廣開放，解除管制，利用市場的自動調節來減少混亂，也是一條路。

哪一條路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我以為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但在選走繼續開放的路途中，他們對自由市場認識不夠，缺乏信心，他們於是就試圖以複雜的方法去處理複雜的問題。此法一行，走歪路的機會就大了。在處理複雜的外匯問題上，簡單而有效的辦法是控制貨幣增長，徹底地解除匯管，讓匯率自由浮動。


二○○二年後記

一九八八年九月我與佛利民到北京會見趙紫陽，在和洽的談話中，趙總書記同意應該盡快取消外匯管制。其後於一九九一年我聽到匯管將於一年內取締的消息。很不幸，匯管今天仍在。事實上，自一九九二年起，中國的匯管放寬了很多，而匯率的管制是黑市不黑，有名無實，為禍不大了。要不是有這些發展，中國今天的經濟不會那樣繁榮。

然而，以我之見，匯管還是非去不可。理由很簡單。中國是那樣大的國家，人多而又刻苦耐勞，大有資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沒有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一日有匯管的存在，這金融中心不可能成事。解除匯管只是其中一個重要條件，但不足夠。還需要的是，開放其它金融事項，例如讓外資銀行、外資股票經紀行到中國自由地做生意等。

我可以斷言，要是中國全面開放金融，上海會在五年之內超越香港。我也可以斷言，金融若全面開放，上海一帶在二十年之內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

大約一九九五年起，中國的學習氣氛非常好，而中國的青年學得快得離奇，且人多勢眾，工資價廉物美。上海一帶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只欠金融開放而已。所以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一幣二率的困擾

在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六日之間，我在《信報》發表了三篇關於外匯及價格管制的文章，而其中我最重視的是外匯管制。這些文章都不容易看，但讀者的反應卻很熱烈。從一國二幣（人民幣與外匯券）起，我談及二幣二價（是同價），二幣一價（是價格分歧）及一幣二率（人民幣有官價及黑市兩種匯率）。這些「一、二」，「二、二」，「二、一」的混淆，連我自己也要一心二用才能分清楚。

香港商人的鬥志令人佩服。在目前的四種貨幣（二幣加港元及美金）及有各種管制的情況中，他們還是前仆後繼地跟大陸做生意。別的姑且不談，單是因為混亂而引起的交易費用，就足以建造成千上萬的工廠。在這混亂的情況中，我們也看到不少有趣的現象。例如跟大陸做生意，賺到人民幣，怎麼辦？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在國內購貨，運到香港廉價出售。這使一向跟大陸做生意的「正規」商人，束手無策。又例如某些在經濟特區的餐廳，將食品及服務分級，付外匯券及港幣的得到優待——當然，有地位的幹部付人民幣也可得到優待。

關於中國因外匯管制及一國二幣所引起的各種問題，任何稍有觀察力的經濟學者都可寫上幾十篇文章。但這些只是中國前途問題的一部分，若繼續寫下去，我這一系列文章就變得無限期了。所以到了二月十四日，我就轉了話題，發表了我在去年底已起了腹稿的《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但到了二月十九日，兩位商界知名人士跟我一起進午餐，他們問及中國一幣二率的困擾及解救的辦法。我當時作了很簡陋的分析，但因為問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重要，我就答應了他們在這方面再多寫一篇。


回答讀者的問題

從去年八月至今天，人民幣的黑市匯率由每百元港幣兌四十五元人民幣下降至每百元兌八十五元——僅六個月，貶值幾達一倍！美元在國際上的強勁是因素之一，但人民幣的貨幣增長可能還是主因。我在手頭上沒有可靠的人民幣供應量數據，所以對它近來的急速貶值，難作有份量的解釋。至於其它的問題，我倒可以肯定地作答。且讓我試綜合朋友及讀者們的疑問，以問答的方式解答如下——


問：人民幣的官價與黑市匯率差距，只是一至二倍之間，比起蘇聯及東歐等國家的三至五倍，相形見絀，但為什麼蘇聯及東歐國家的一幣二率少人注目，而中國的卻成大新聞呢？

答：蘇聯及東歐仍是閉關自守，而中國正在推行開放政策。經濟開放有了苗頭，國內國外的人就為了謀私利而生產，為私利而合作，也為私利而貿易。匯率的不同，對營利上的得失有決定性；高明的投資或貿易，可能因匯率的差距而得不償失。雖然外商可用外幣為議價單位，但成交雙方各用各的匯率計算；今日算得準，難保明日不會一敗塗地。換言之，經濟開放，外人的貿易及到國內投資增加，成敗得失，入肉攻心，豈有對黑市匯率不重視之理？

反觀蘇聯及東歐等國家，外貿主要還是國營，更談不上與外商合資或合作了。在這些不開放的共產國家裡，不同匯率的差距再大，受直接影響的就只是遊客及走私商人。


問：目前的情況會持久嗎？

答：混亂是不能持久的。今後兩三年的發展，是中國前途的關鍵所在。他們會走較為「安定」的路，但這種路有好幾條，走錯了就難以再談什麼現代化。第一條就是增加管制，壓制貿易，使一幣二率無足輕重。但這是走回頭路，可能性極小。第二條就是走印度的路，將管制權利界定，貪污叢生，官商橫行。這是走歪路，可能性頗高。第三條路就是解除外匯管制，取消一國二幣，利用市場的自動調節來減少混亂。


問：在目前，中國會否選擇解除外匯管制的路？

答：短期是不會的。他們目前正考慮第四條路——發行特區貨幣，或一國三幣。單看報章上的報道，中國的執政者顯然認為一國多制既可行，是漸進的方法，那麼一國多幣也應可行，也是漸進的方法。他們可能認為先將一種特區貨幣搞好，可以自由兌換，沒有管制，然後將這種貨幣區域擴大，或使其它特區各有各的特幣，就可減少混亂，促長市場。但他們可能忘記了只要人民幣有外匯管制，不管特幣搞得怎樣好，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易就有問題。換言之，人民幣的一幣二率是不可以由特幣解除的。特幣搞得好，某些現有的混亂會減少，但某些現在仍未有的混亂卻會產生，此消彼長，難有大改進。特幣搞得不好，就會弄到一團糟，難以下台！發行貨幣不同兒戲，我認為在特區貨幣的問題上，中國要再慎重考慮，不要以為是「特別」的，是「中國式」的，就是好的。


問：台灣及日本不是有外匯管制嗎？他們的外貿發展不是很好嗎？

答：貿易開放與外匯管制背道而馳，要減少因衝突而引起的混亂，二者要去其一。我曾在《外匯管制的謬誤》一文內指出，在有直接或間接的金本位的制度下，外匯管制有少許用處。事實上，台灣及日本的經驗也正好說明外匯管制的一無是處。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速度，是因減少管制而提升。假若台灣老早用上香港的制度，東南亞的經濟領導地位就很可能不是香港了。我曾在一次演講中打趣說，香港的經濟能在東南亞耀武揚威，是因為其它地區愚蠢之故！


問：香港沒有外匯管制，卻能將匯率固定了。中國能否照樣固定匯率而又解除管制呢？

答：不能的。香港現行的不是固定匯率，而是以美元作為香港鈔票的本位，使港幣與美元掛，但港幣對其他所有貨幣是自由浮動的。中國太大，在政治上是難與美元或其它有份量的外幣掛，而外匯的儲備也不足以用作「本位」的單位，就是以黃金或石油作本位也是不足夠的。看來中國若要解除外匯管制，人民幣的幣值保障就要靠中央銀行（人民銀行）的節制，使貨幣的供應量適可而止。


問：在歐美的先進國家，控制貨幣供應往往是有著技術上的困難。中國的貨幣制度比較落後，控制貨幣不會是過於苛求嗎？

答：正因為貨幣制度比較落後，控制幣量就容易得多。目前國內用支票戶口的很少，所以只要控制發行的鈔票數量，貨幣量大致上就被控制了。若中國廣泛地推行用支票，他們宜先採用「十足儲備制」（100% Reserve），等到經濟有了安定而可觀的進展再考慮更改。在這「十足儲備制」下，控制幣量易如反掌，半點技術困難也沒有。


問：但為什麼那麼多落後的國家——甚至是早期的台灣——卻控制不了貨幣的發行量？

答：他們是營私舞弊，以通脹的辦法來徵收重稅。到今時今日，若中國的執政者對貨幣量的約束仍沒有分寸，還搞什麼現代化！


問：中國每年的貨幣增長率應是多少？

答：這就要看他們經濟進展的速度而定了。假若他們能解除外匯管制，繼續開放，鼓勵私營企業，他們就大可鋌而走險，讓貨幣供應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


問：中國若取消外匯券，實行一國一幣，但不解除外匯管制，行得通嗎？

答：幫助很小，起不了大作用。一國二幣是要靠外匯管制來支持的；取消一國二幣，匯管的需要就減少了，但外匯管制一日存在，一幣二率的困擾就難以清除，經濟開放就難有大成了。取消外匯管制，讓匯率自由浮動，二幣就變得是多餘的；外匯券會自討沒趣地被取締。


問：蔣文桂先生說中國目前是不會取消外匯管制的，因為中國人的收入還很低，時機未到，這看法對嗎？

答：中國會否在不久的將來取消外匯管制，蔣先生當然是比我們局外人清楚。但時機未到的論調卻是說不通的。香港戰後一窮二白，沒有外援，沒有被戰爭破壞的房子很少，而跟著又有大量難民湧至，社會情況很混亂，但香港政府就沒有考慮外匯管制。若香港政府當年用上蔣先生現在的觀點，香港的經濟哪會有今天？中國還是很窮是對的，但世界上從來沒有因匯管而致富的國家。


問：假若中國解除外匯管制，讓匯率自由浮動，人民會否因搶購外國貨而更加貧窮，而人民幣的匯率會否更一瀉千里？

答：第一，心有餘而力不足，窮人怎可能多購外國貨？第二，輸入比中國便宜的產品，對中國的經濟民生有利無害。第三，假若中國真的要壓制入口，直接的入口管制要比外匯管制高明得多。第四，解除外匯管制後，只要中國能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自由浮動的人民幣匯率一定會較目前的黑市匯率強勁。這是因為中國有很多產品是比外地的便宜，但目前的一國二幣制度是壓制了外人對這些產品的需求，使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能充分地在外匯市場發揮功能。


問：阻礙中國解除外匯管制的因素是什麼？

答：訊息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困難——跟任何價格管制一樣——就是得益團體的壓力。在這些壓力團體中，中國銀行可能是最有份量的了。外匯管制的權力甚大；這權力價值連城；有這權力的人的圖利機會屈指難算。歷久以來，中國銀行的權力是龐大的，而外匯管制是他們權力的主要所在，他們怎會輕易放棄？自中國推行經濟開放以來，中國銀行又利用外匯管制的權力，壟斷了外貿及外資的交易活動。這與經濟開放是有衝突的。

無論中國將來走哪一條路，人民銀行及中國銀行所擔任的角色都是重要的。若他們能專心於自己的任務——控制貨幣增長的任務——而放棄有利可圖的權力——讓貿易及投資的人去圖利——中國的前途就會有一個新的里程碑。

結論是很明顯的。中國要走經濟開放的路，徹底地解除外匯管制是必須走的一步。無論是經濟原理，普通常識，及事實經驗，都支持著這個結論。匯管早一天解除，大量浪費的節省就早一天。中國若能解除匯管，保持人民幣每年的增長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中國的外貿及外資的增長一定會遠超以往幾年的成就。

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

近幾年來，中國實施嚴厲的生育管制，希望能減少人口的增長。據我個人訪問所得，外間傳說關於中國強迫節育的極端手段，大都是真實的。在中國，除了在很特別的情況下，一對夫婦只能有一個孩子。被強迫墮胎的例子多的是。長此下去，二十年後，中國的青年都沒有兄弟姊妺。再過些時日，所有的人都沒有叔、伯、姑、表——除父母以外，每個人都是舉目無親！

我對心理學一無所知，因此不敢推論一個在成長時沒有兄弟姊妺、長大後舉目無親的人會是怎樣的。我對社會學也沒有研究，所以不敢對中國將來男多女少的社會問題下判斷。因為重男輕女的舊習仍在，父母對女嬰缺乏照顧而造成有意或無意的殺嬰的例子很多。

這個「一家一孩」政策，若被堅持下去，是有著一些明顯的長遠效果：例如孤兒院及老人院將來會在中國林立，是可以肯定的。我本想找一些人壽保險的數據，給將來中國孤、老院的數量作估計，但因為時間不夠，就擱置了。


血濃於水減少交易費用

我不明白為什麼研究人口的經濟學者，到今時今日還不對中國的人口政策作些有份量的分析。雖然在職業上的研究我從來沒有涉及人口問題，但一想之下，我發覺沒有兄弟姊妺對經濟的不良影響，可以寫一本書。因為篇幅所限，在這篇文章裡，我只能大要地用交易費用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

且讓我首先指出，經濟學上所用的自利假設，是不僅限於個人本身——親屬的照顧也是「自利」。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及現代的貝加（G.Becker, 1930-），都同意血濃於水的重要性。父母為自己的孩子前途苦幹，可能比為自己更甚；兄弟姊妺之間的關心，一般而言，要比朋友之間的來得密切。正如史密斯所說，我們不能長久地靠兄弟的援助生活，但短暫的依靠，卻是可以的。

在社會裡，生產需要合作，交易需要信用，資本不足需要支持。但在我們所知的任何社會裡，合作的人可以卸責，訂了合約可以反悔，籌資可以賒借無門。這些困難，都是因為有交易費用的存在而起的。一個孩子長大了，要找一點本錢，做一點小生意，雙親不在或是貧困，難道銀行會借錢給他嗎？虧了本又怎麼樣？到兄弟姊妺或親戚處求援，往往是最有效的辦法。一個青年要求學，學費何來？就算是政府免了學費，日常的生活費又怎麼辦？若要政府供給一切，「大鍋飯」的經驗又怎樣了？親屬照顧不了，難道可以靠朋友嗎？親屬的協助，是不可忽略的。

一個人要靠任何人的長期經濟援助，難有什麼大作為。但假若一個人知道自己若是作了錯誤的判斷，失敗了，可以暫時依靠一個親屬的援助，因而還有翻身的機會，他的上進心態就大為不同。一些值得冒險的生意或專業投資，有了一點血統關係的依靠，嘗試的機會就大了。這好比一個跳高的人，知道跌下去時有軟墊，不會死傷，他是會跳得較高的。

假若社會沒有交易費用，情況就不同了。借錢的人一定言而有信，做生意或專業投資的成敗可以買保險，周轉不靈的人就大可以跑到銀行或朋友那裡借錢。因為還債有了保障，將錢借出的也就樂於賺點利息。親屬的援助就變得無足輕重了。但交易費用往往是高昂的，所以親屬的暫時援助就成了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血濃於水的關係的形成，並不是因為人一生下來，就懂得怎樣分辨誰是兄弟、誰是朋友。這關係的形成，是因為父母對自己的兒女有偏愛，希望他們長大後能有較安定的生活，所以在教育兒女的過程中，就強調了兄弟姊妺要互相扶助，彼此照顧。血統的區別也就有了界定。當然，一般的父母是不知道交易費用的各種含意；他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懂得兄弟姊妺互助的好處。久而久之，「血統教育」就成了社會習慣。


家庭公司是重要的制度安排

在一個理想的共產制度裡，互助團結的教育是被推廣到同志之間。事實上，為了要將互助團結「社會」化，毛澤東不惜將家族關係粉碎！其效果怎樣是不堪回首的。要父母視他人的孩子如己出，已是無法辦到；要國家、幹部推行人民的互愛互助，更是無稽。也許在「文革」之後，中國的執政者忽略了家族關係的重要性，所以為了要管制人口，一家一孩的政策就被嚴厲地推行。

高斯始創的公司原理，在近代經濟學大行其道。這原理有一個重要而常被忽略了的含意：家庭是一個可以大量節省交易費用的生產單位。簡單來說，高斯指出市場上的交易費用，尤其是議訂價格的費用，是不小的。公司的形成，以主事人決定及指導資源的使用，可以避去用價格的直接指引。公司於是就代替了市場。在私產制度裡，每個人都可選擇自行生產，利用市價的訊息，或跟他人組合而成公司，讓他人指導或指導他人。公司與市場的選擇，決定於那一種安排能有較低的交易費用，使生產收入增加。家庭是一種公司的形式。多了這一個選擇，交易費用就多了一個可以被節省的機會。假若每家只有一個孩子，這個「公司」選擇就少了一種極為普遍而重要的形式，社會的交易費用就會被提高了。

我們不要以為大公司、大企業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現象，就把家庭式小公司的價值低估了。在經濟發達的香港，家庭式小公司不計其數。每一間大公司的成員，大都同時是一間或幾間家庭式小公司的成員。這些小公司本著血統關係，省去了很多手續，連合約也免了，所以在表面看來是沒有公司的存在的。但家族關係其實是一種合約關係。因為血濃於水，心照不宣，議定合約的交易費用就一概免了。假若香港的大公司沒有無數小公司的輔助，其效果是不堪設想的。


人口論的大錯

毛澤東一句「人多好辦事」，國家就大事獎賞生兒育女，使中國人口暴增。雖然「大躍進」及「文革」害死了很多人，但中國現在的人口還是要比一九四八年多了一倍以上。既來之，則安之。但人口的增長是否要控制呢？若要控制，又應該要用什麼辦法呢？

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脫不了馬爾薩斯（T.Malthus）的範圍，一無是處。這一個「僧多粥少」的老生常談，有兩個大漏洞。第一，知識資源（human capital）的增長，可使「粥少」變成「粥多」。第二，生育多少是一個選擇，而決定這選擇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所要付出的代價。

我在《賣桔者言》中曾屢次強調，人類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人，而在人之中，除了相貌及勞力外，所餘的重要資產就是天分與知識。天分是與生俱來——在這方面中國人絕不後人——要加以發揮就要藉一個好制度。知識是投資所得，而促長知識投資也是需要有一個好制度。

很明顯，中國目前的人滿之患並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天分受制度所限而不能大量發揮。要是中國的人能有香港人的知識，再多一倍又何足懼哉？日本的人口密度，雖比不上香港，卻超過中國。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是遠超馬爾薩斯及馬寅初所能想像的。

我也曾屢次強調，在以私產為基礎的自由市場下，每個人都可利用自己的天分，按照比較優勝定律，在專業知識上投資。香港的經濟成就可不是僥倖的。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個以人才鼎盛而創造經濟奇跡的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從大陸出來的。在知識投資上，制度不同就有天淵之別。


代價提升自然節育

中國若能徹底地改革了制度，知識投資的增長會暴升。同樣重要的，就是改了制度，使時間的價值提升，生育孩子的代價就增加了。因為時間的市場價值提高，增加了父母生育的「機會成本」，使他們自動節育，是最理想的節育辦法。美國及香港都有同一的經驗——雖然這些地方因為移民多而大量增加了人口。

徹底地改革制度，中國的人口問題就會自動地解決。在改革期間，政府若要施行過渡性的節育管制，「一家一孩」是下策。若中國的執政者認為人口增長是非管不可，他們不妨考慮向要多生孩子的父母徵收教育金，指定這些父母要將這教育金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這項徵收會壓制生育的意向，會減少政府的教育負擔，也會促長了孩子的知識資產。

要取締目前的「一家一孩」政策是迫不及待的。這政策若再施行幾年——最多不會超過十年——上文提出的因為沒有兄弟姊妺而引起的不良效果就難以補救。「一家一孩」是一個有著長遠潛伏性的惡疾：目前的惡性效果並不明顯——在短期內甚至還有可取之處——但若干年後疾發，就無藥可救了！

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是一個勇敢的新世界！比起赫胥黎（A.Huxley）筆下的《勇敢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可能還要恐怖！


附錄：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覆讀者

拙作《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發表後，引起相當廣泛的議論，反應之熱烈，僅次於《貪污的後患》。在眾多的讀者反應中，《信報》於四月十四日刊登「說真話」和「鍾老九」的批評，顯然是對該文有誤解。這裡附錄當時回答二位讀者的主要論點，希望有助其它讀者較全面地理解《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一文的原意。

一、我從來沒有建議中國要增加人口，也沒有反對若有妙計，人口是不妨減少的——雖然我認為「僧多粥少」的論調是淺見，也是大幅度地言過其實。我反對的是「一家一孩」的政策，因為我肯定一個舉目無親的社會是不堪設想的。更令我擔憂的，就是這個無藥可救的「無親」後患，要到若干年後才會顯現出來。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要大聲疾呼。

二、我想不到有什麼直接控制人口的辦法是可以接受的。困難的所在，就是人還是人。要是人是畜牲或是植物，解決的辦法多的是：選出「不良」的一刀殺了，乾淨利落！我也不能同意新加坡的優生學觀點，反對或禁止學識低的人生育孩子。說真話先生用畜牲所作的比喻，我是不敢苟同的。

三、間接的控制人口辦法，例如我在五年前提出的買賣生育權及最近提出的徵收教育金，都遠比「一家一孩」或任何其它直接控制的辦法好。這是因為在間接的控制下，人民還可以作選擇——「愛」還可以被選擇！說先生所提出的老人院辦法，忽略了老人院是要費用的。

四、我不是贊成我自己提議的間接人口控制——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況下，這些「間接控制」可以考慮。我贊成的是加速改進制度，增加父母生育的機會成本，讓他們自動選擇生育較少的孩子。鍾先生顯然是不同意生育孩子是一個選擇決定。但關於這個選擇的分析與實證，近二十年來傑出的文章不勝枚舉。自由選擇可決定生育多少是不容再爭辯的。

五、說先生以為資本主義是「個體化」，社會共產主義才是「集體化」，所以「一家一孩」是沒有不良的經濟影響。這觀點是不對的。任何社會都一定是「集體」的，問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要怎樣處理。市場是處理這關係的一個有奇效的辦法。很多人認為我是信奉市場的完善。這也是不對的。從事市場研究二十多年，我深知市場的缺點。我不是因為市場之能而反對控制人口，而是因為市場之不能而反對沒有兄弟姊妺的社會。

六、鍾先生的人口數字沒有錯，但忽略了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奇高，是因為中國曾經大事獎賞生育兒女，也忽略了在七九至八一年間中國試行的人口管制及政策言論，風聲鶴唳，使人民有搶先生育的意向。在五年前我就推斷了中國會有有意無意地殺嬰，會有男多女少，及在短期內人口會不減反升的現象。

七、我以為說、鍾二位讀者跟我的觀點最基本的不同，可能是因為大家有著不明言的不同假設。他們似乎是假設了共產還是共產，或是假設中國的制度就是現在的制度。我寫的文章，是假設中國現在的制度只是過渡性的，有可能變得遠比現在好。假若我是假設中國的制度是不可能變得更好的話，我這一系列文章就一篇也寫不出來了。


二○○二年後記

有這樣的一個真實故事。一九九五年六月，我和太太跟周安橋到西安去。天大熱，到了武則天的干陵，我們跑到一處有帳蓬的地方歇息，買汽水喝。我正在喝，一位大約七歲的女孩，蓬首垢臉，伸出滿是污泥的小手，向我要錢。雖然她面上也全是污泥，但笑得天真，使我看得出洗乾淨了會是一位聰明美麗的女孩子。

我給了她五元人民幣。她拿去交給父母後，又跑來向我伸出那污黑的小手。我說：「不是已給了你五元嗎？」她搖搖頭，用手指著我喝的汽水。我於是買了三罐給她，是要請她的父母一起喝的。她把汽水交給父母，又再跑到我的面前，指著我手上的汽水。我問：「還要我多買嗎？」她搖搖頭，手還是指著。

我不明白了，望著她的父母。做母親的說：「她要的是你喝完汽水的罐子，可以賣一角錢。」這樣，我和太太就與女孩的父母傾談起來了。太太說女孩洗乾淨了會很漂亮，殊不知父親回應道：「我們有八個孩子，這是老六，你們喜歡可以拿去！」周安橋在旁聽著，很以為然，要帶女孩到酒店洗個乾淨。

女孩的父親見我太太有點心動，堅稱送「禮」是誠意，不取分文。我想到收養的手續繁複，就婉卻了。回香港後，太太用她取得的女孩地址（是小村屋要經轉遞的），寫了一封信，附著一百元人民幣，寄給女孩。沒有回音。後來太太在上海再寄一信，也沒有回音。再後來地址遺失了。

中國推行的一家一孩政策，今天仍在，但從上述的故事可見，不同地方的約束，寬、緊不同。這些年來，城市管得比較緊，農村管得比較寬。長此發展下去，孩子的教育在比例上是不利的。

目前的情況還有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那所謂比較「寬」的處理，是鞭長莫及，或走後門，給地方官員一點好處而作看不見。但據說這樣「寬」生下來的孩子是拿不到「戶口」的。沒有戶口，求學無門，醫療無著，而孩子長大後行動不便。不准生的靜靜地生了下來，是生命，難道政府要殺了這些無「戶」之人？若讓這些人活下去，怎可以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給予中國人應有的利益或權利？

價格是為誰而被管制的？

價格管制是經濟學上的一個比較困難的題目。我在這題材上下過幾年工夫，深知有關的文章不易寫。我本打算在《中國的前途》這一系列文章發表之後，花多點時間，慢慢地向讀者解釋這個似淺實深的問題。但要談中國的經濟前途，價格管制無法避免。最近《人民日報》幾次強調反加價，要懲罰以高價謀取暴利的人，並建議價格管制。

在經濟學上，價格有幾種含意，但沒有「合理」價格這回事。市價就是成交的價格，不是討價還價的價格，也不一定是對消費者的所值。什麼是「合理」，只有天曉得。我們購買的物品所給我們的價值，通常是超過我們在市場所付之價。當然，我們是希望能付更低之價——最好不需要付錢。但若人人都要付低價，物品的供應就少了。這是再淺不過的道理。另一方面，賣家當然是希望以高價出售，但價高就會賣不出或賣出較少。


市價是定勝負的準則

市價是以供求的均衡來決定的。求者要競爭——價高者得；供者也要競爭——價低者勝。就算是在有壟斷性的市場內，供應者仍是要競爭的，只是形式略有不同。成交的市價，是在供求雙方各自競爭下，雙方各自勝出的同一價格。所以在市場交易，買賣雙方是求者勝，供者也勝，互相得益。

任何一樣有價值的物品，供求雙方都想佔為己有。物品數量有限，無數的人都想佔有，就成了無可避免的衝突。這衝突是要解決的。市場如戰場，以價格高低定勝負，是以市價為解決競爭衝突的一個準則。價夠高，某些想佔有的人就決定放棄，或由佔有者變為供應者，或付出代價來從事生產而供應。肯付較高價格的需求者就可佔有。贏者付價勝物；供應者交貨而贏得酬報；鬥輸了的心甘情願，將省下來的向其它物品打主意。

但除市價外，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多的是——包括年歲、相貌，等級、權力、人事、武力、先到先得、排隊輪購及政治手腕等，不勝枚舉。我曾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見《賣桔者言》）一文內指出，在五花八門的各種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浪費。這是因為勝者所付出的市價，是供應者的有利酬報。歷史上從來沒有大事壓制市場的體制能有可觀的經濟發展的。

價格管制是否定市價，將成交價改為比市價高或低——通常是較低，雖然較高的例子也有。這會造成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競爭的衝突，就不能靠市價解決了。其它的競爭準則就一定會出現：要排隊輪購（浪費了時間）、以武力搶購（浪費了血汗）、以年歲分配（浪費了虛報年齡的手續）、以等級定勝負（浪費了權力鬥爭的勞力）、或以美貌取勝（浪費了整容費用）。上述種種，對社會半點利益也沒有。但競爭的衝突畢竟還是解決了的。任何經濟制度都有競爭，分別就是用什麼準則解決。

分析價格管制的困難，是要推斷在有管制下，那一種競爭準則會被採用。這個理論上的困難一言難盡，但對本文是不重要的。

一方面，價格管制導致採用有浪費的準則；另一方面，這管制會影響供應。從社會利益的角度看，價格管制一無是處。但為什麼會被施行呢？答案是，執政者或壓力團體可因價格管制而得益。且讓我舉出三個重要的實例。


三個有趣的實例

實例一。一九七一年，美國通脹開始惡化，尼克遜總統見大選將至，就在該年十一月以特權推行價格管制。雖然這管制並不嚴厲，但美國七十年代的經濟不景，這是主因。表面上，通脹是受管制而緩慢了；但幾年後，這管制經不起經濟的壓力而被解除，通脹就急速上升。

有關本文的是管制商品的價格不易施行。美國雖有健全的稅務及法律制度，但也只能管制大企業而放過了小生意的價格。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要管制國營產品的價格還可以，但若要管私營的產品價格就難以辦到——這一點下文會再解釋。

實例二。一九七三年，中東的產油國禁運，互相協議大幅度地提升原油價。美國在小煉油廠及政府的壓力下，對國內的原油施行嚴厲的價格管制。但管制油價，油的產量及開採的投資就會減少，這是眾所周知的。於是，美國政府就出怪招，將原油分為新、舊兩種。舊油（即在當時已在出產的每日產量）價格受管制，以舊價為依歸；新油（新開採的或舊井增產的）不受管制，跟入口的中東油價掛鉤。但問題又來了。購買「新」油或中東油的煉油廠豈不是吃了虧，難以跟購買低價舊油的競爭？美國政府於是又再出怪招：購入高價原油的可向購入低價原油的取回兩價差別的一半。那是說，假若被管制的舊油價是每桶五元，不被管制的新油及中東油價是每桶十元，那麼購入了一桶高價新油的就可向購入了一桶低價舊油的取回兩元半。

這是美國近代經濟歷史上令人歎為觀止的謬誤。以十元購入一桶中東原油的人，可在國內取回兩元半，他付的真實入口價只是七元半。這就成了變相的津貼入口！在管制前，美國原油的入口量只佔自產油的百分之十；在管制後，這比率就激增至百分之五十以上！而美國購買中東的原油量，達中東總出口量之一半。中東國家也就因為美國原油價格管制所導致的變相津貼而大發橫財。又因為美國入口需求激增，中東的產油國就能容易地遵守訂價協議，成功地提升油價及使油價長期高居。在一九八○年美國解除油價管制後，我立刻推斷中東的原油價會不斷下降，直至油價是以市場競爭決定而非以協議決定為止。外行人看來似乎是神乎其技的未卜先知，其實只是淺顯的推理。

美國的油價管制所引致的其它一塌糊塗的事，且按下不表。在這裡要指出的，就是這管制及其所牽連的法例，洋洋數百萬言。單是購買這一套法例，在一九七七年我就花了三千多美元！中國的執政者一方面推行市場，另一方面要左管右管，他們是否知道管制費用是可以相當驚人的？單是因為中東禁運原油而引起的各種管制，美國政府就要動員五萬人！

實例三。香港戰後的租務管制，始於一九四五年。租管是價格管制中最容易施行的，因為房子不會走動，也不會不翼而飛。但租管所帶來的房子保養問題、分租問題、天台僭建問題、重建問題及租客與業主大打出手問題，不一而足，也令人歎為觀止。

香港的租管，在名義上是要保護住客，但沒有安居之所的市民就叫苦連天了。後來政府迫著要樂善好施，大量供應徙置及其它津貼房屋，種下了今天入不敷出的根源！但香港的租管，主要的受益者不僅是那些在管制時已佔了房子的居民。律師因租管而獲利，也是很明顯的。一九四七年，港督委任五位香港人士組成了委員會，去考慮四五年的臨時租管應否繼續。一看委員會名單，我們就知大局已定：五個委員中，三個是律師，委會主席也是律師。在開會的第一天，租管應否繼續的問題完全沒有被討論到，而討論的就只是要怎樣管！


得益是特權分子

以上提出的三個實例，都是我曾經做過研究的。其它的例子都一致顯示，價格管制的得益者是壓力團體及執政者。當然，任何價格管制都以維護消費者為理由。這是極其好聽的。但消費者卻要排隊，要搶購，要搞人事；又因為供應減少，黑市價也就要比沒有管制的市價高。在價格管制的歷史上，消費者一向都是被利用的，得益者甚少。

在共產制度裡，價格管制是司空見慣的。這是因為價格管制削弱私有產權，在某種程度上是走向非私產或共產的道路。沒有私產，自由市場不可能存在，物價就只能由政府決定，成了一種非管不可的管制。在共產制度下，非市價的各種競爭準則我們是熟知的。

目前中國正逐漸開放，逐漸以資產界定權利，逐漸推行自由市場，但為什麼管制價格的論調還會興起呢？是要繼續堅持共產制度嗎？我認為不是的。若中國要走回頭路，又何必推廣市場？是因為中了要維護消費者的謬誤嗎？可能是的，但這可能性不大。近幾年來，消費者因為價格逐漸浮動而大蒙其利，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過於明顯，難以置信。

我認為最近提倡的價格管制論調，是某些已往得益分子的傑作。在六、七年前，當自由市場還未有苗頭的時候，有特權的幹部不僅可以買到一般市民買不到的物品，而市民要輪購的，特權幹部可以不輪購而付較低的價格購買。近幾年來這些特權是明顯地減少了。在現有的私營市場的自由浮動市價下，特權變得毫無用處。要維護已往的利益，提倡價格管制是很自然的事。

但我又認為在私營的自由市場內，推行價格管制要比提倡的人所想像的難得多。在國營市場內，物品是國家供應的，賺蝕多少無關痛癢，要管制就只是舉手之勞。但假若一個「包干」（私產）農戶的辛勤所得，或一個千辛萬苦騎腳踏車到農村裡買幾條魚，運到市場出售的「待業」青年，政府要管制他們出售的價格，他們豈會束手待管？

結論是明顯的。在私營生產的市場內，管制價格就只能促長黑市——若不勞師動眾就管不了。要維護已往權益的壓力，就會轉移到國營企業那邊去。因此，目前提倡的價格管制，若被推行，是會阻礙國營市場的「自由化」，也會阻礙國營企業的「包干」改革。


二○○二年後記

此文於一九八五年初發表後，中國的國營企業因為產品有價格管制，倒買倒賣盛行。這些行為不僅是貪污，而且促成了國營企業的大量虧蝕。價格管制是有代價、有成本的。可幸的是，價管國企，其成本由政府負擔。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這負擔政府再也負不起。價管於是紛紛瓦解，倒買倒賣的行為就減少了。特權利益下降，轉向私營（又稱民營）或股分制遠為容易。鄧小平先生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南下，之後上海的經濟發展是歷史奇跡。

今天，虧蝕的國企還是數之不盡，但不是因為價管，而是在有私營的參與競爭下，國營的節節敗退。這些有虧蝕的國企不能久持，不是中國今後發展的障礙。困難還是那些因為有壟斷特權而有錢賺的國企。這其中的得益特權分子，會堅持他們既得的利益。金融行業（包括外匯）是一例；通訊行業（包括出版）也是一例。這二者是非常重要的行業，一想到就頭痛。

貪污的後患

貪污是沒有明確定義的。這一點，讀者可能感到詫異。一般人認為貪污是指非法地收受金錢或酬報。但行騙雖是非法，卻說不上是貪污。一間私營企業內的成員，瞞著公司收取回佣，是行騙，不是貪污。行騙與貪污的主要分別，是前者是可以清楚地指出受害人或受騙人。貪污呢？我們不僅是難以指出受害人，而且好些貪污是沒有受害人的。

貪污是與道德無關的。假若社會認為不道德地收取酬報，算是貪污，那麼貪污的概念就更會被弄得一塌糊塗了。事實上，一樣被眾所公認是貪污的行為，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一個監獄官非法地收了金錢，替囚犯加些膳食，不是貪污是什麼？但「不道德」何在？

很多時，非法交易與貪污起了混淆。一個學校老師，違例將試卷題目出售，是否貪污？我個人認為這是一項非法交易，不是貪污。假若賣試題是貪污，那麼販毒也是貪污了。


貪污的定義

以「貪污」為題寫文章，我不能不先給貪污下一個定義。我認為包括下列三項特徵才能構成「貪污」。第一，貪污是違反法律的行為——雖然非法不一定是貪污，但貪污卻一定是非法的（這避開了道德的問題）。第二，貪污受賄者一定是政府或國家的僱員（這避開了私營企業內的行騙）。第三，受賄者所回報的供應，是服務而不是物品（這避開了非法交易的混淆）。我不敢肯定以上提出的「貪污」定義，是正確無誤的。但這是我在短期內所能想出的最清楚的定義。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貪污的行為正在廣泛流行。但我認為這「廣泛性」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那麼嚴重。在目前的中國，政府管制市場的規例舉不勝舉，而政府幹部及國家職工更是不計其數。管制引致貪污，而根據上文的定義，貪污者只限於政府的僱員，中國的貪污豈有不廣泛之理？從這一個角度看，比起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地方，中國的貪污，在管制及政府僱員的比率上，只可算是「小兒科」。天下烏鴉一般黑，在某程度上，貪污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沒有地方沒政府，沒有有政府的地方沒管製法例。


走後門與貪污不同

多年以來，中國的「走後門」是舉世知名的。在《從李子樹看中國的產權轉變》一文內，我指出走後門是一種特權買賣，不算是貪污。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不能確定走後門是非法的。在共產或非私產的制度下，權利的界定是以人或以階級劃分的。一個有特權坐飛機或購買高級物品的幹部，受了恩惠，利用特權協助他人買到這些物品，不一定是犯了法。在美國，國會的議員有不明顯的特權，每年「介紹」兩三個人移民到美國，受的酬報可大可小，但不能太明顯。這是特權買賣，不是貪污。同樣地，在外國，有些大學的教授也有不明顯的特權「介紹」學生入學。要是使用這些特權一點酬報也沒有，特權要來作什麼？但明顯的酬報畢竟是不大雅觀，容易引起外人反感，所以若能不明顯地將特權出售，大家心照不宣，是被容許的。形容不明顯的特權交易為走後門，頗為恰當。走後門不是中國獨有，但因為中國昔日施行共產政制，幹部特權等級繁多，走後門就顯得普遍了。

貪污是沒有法定的權力的。在位有權的人，非法地濫用權力，以服務換取酬報，就成了貪污。我曾經指出，中國從走後門轉向貪污是一個好現象，因為這反映了權利的界定是逐漸地從幹部等級特權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方面去。幹部的特權漸減，而私產的權利漸增，再加上有私產性的市場受到多種管制，走後門轉向貪污是必然的事。又因為中國的制度轉變得快，因此頗為混亂，走後門及貪污並行，一下子難以分辨。


貪污起於管制

市場的交易，不管物品交易還是生產要素交易，買賣雙方都有利可圖，對社會是有利的。但若這些市場受到管制，利益就難以實現。貪污既能在某程度上避去管制，有了管制的存在，貪污也就有利可圖了。事實上，不僅是管制市場會引起貪污，任何管製法例也是會引起貪污的。香港的建築有法例，工務局的僱員就有機可乘；消防有法例，消防員就會打主意；出入口有法例，工商署的僱員就難以自制；賭、毒、娼有管制，警察就成了廉政公署的對象。要完全禁止貪污是不可能的。管制越甚，違法的價值越高，貪污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從社會的角度來衡量，貪污是有利還是有害呢？答案是要看管制的性質而定。有些管制是為大眾的利益（例如某些安全法例），違法會導致害人的效果。但有很多管制，若被違反了沒有人受損，以賄賂來避去管制，對社會是有利的。外匯管制、禁止商品進出口、管制價格，政府官員受了賄，容許了不准許的，使大眾得益，何害之有？因管制市場交易而引起的貪污，十居其九對社會都有貢獻。

在今日的中國，市場是遠比幾年前開放了。但政府對市場的各種管制，比比皆是！在外貿方面，除了外匯管制以外，出口要批文，入口要批文，而大都是要經北京批准的。此外關稅之繁，費用之雜，手續之多，若非親歷其境，聽起來就有點難以置信。外資到中國設廠、建酒店，在僱用勞工及議訂合約的各種問題上，因管制而引起的困難，也是自成一家。其它國營企業，如電話、電燈、食水、原油、公共交通等行業，更是一無是處。「廣州有一怪，電話唔夠單車快」這句話，是對國營企業一個適當的寫照。

在管制繁多的情況下，貪污叢生在所難免。尤其是在經濟開放的過程中，權利逐漸由等級轉到資產上，可以圖利發財的機會激增。管制市場是阻止了這些機會的實現，要打通財路的人就願意花錢，而可以權力來「特許」交易的幹部，就成了貪污者。但這些貪污的行為，畢竟是助長了市場的運作。沒有管制當然是比貪污好，因為貪污的交易費用是遠比自由市場的高。但既有管制，不貪污就妨礙了不少對社會有貢獻的交易。

如果在交易及投資的市場沒有管制，貪污就不可能在這些市場產生了。但在目前正在改革的中國，我們是不能期望政府當局一下子就採用自由市場。我們要記著在不久之前，中國還是一個施行極端共產政制的國家，不僅反對私產，反對市場，就是賺錢也是有罪的。改革任何制度，不僅得益分子會反對，而歷來中國執政者對私產及自由市場的各種謬誤，也是需要時日才能修正的。所以我認為在中國的前途上，我們不能妄下判斷，不能苛求各種管制的急速解除，也不能大事批評貪污的盛行。歷史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比中國開放得更快的共產國家；單是這一點，我就不能不對鄧小平衷心佩服。


管制可能起於貪污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可以說會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不是貪污本身，而是貪污所帶來的一個後患：為了要利便貪污，管制就有了頑固的存在性。有了管制，貪污在所必然，大事壓制貪污對市場的發展不利，但一旦不同的幹部在不同的管制上界定了貪污的權利，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他們就會極力反對管制的解除。到了那一天，中國就會走上印度的路，要有更大的改進就困難了。換言之，在以階級界定權利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的路途上，一個很可能發生的不幸，就是將等級特權改為貪污特權。

在中國前途的問題上，我認為中國走回頭路的機會是很微小的——這個觀點，不少讀者及朋友都不同意；我將會另文解釋。但向前看，我卻不敢肯定中國不會走「歪」了，走向「為貪污而管制」的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個貪污的後患是很現實的。

有不少朋友認為中國是改革得太快了，過於混亂，應該改慢一點。這觀點我是不同意的。改進若是較慢，稍微停止下來，幹部就有機會將管制的權益界定分配，使貪污有了固定的權利，管制也就驅之不去了。改進得快，使目前的貪污難有界定了的特權，逐步減少管制的機會就大得多。

在改革任何制度的過程中，訊息及思想上的謬誤是一種障礙，得益分子要維護權益也是一種障礙。謬誤的障礙，只要中國能堅持門戶開放，假以時日，總是會被修正的。但若幹部的貪污有了特權界定，要剷除就難於上青天了。


二○○二年後記

一九八四年我開始提出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其後再三重提，引起很大的反響。印度之路是把貪污的權利界定了，可以買賣，甚至可以承繼，貪污於是制度化了，改革就不能再進。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起，二十年來，中國有兩三個時期走近於印度之路，令人心驚膽戰。

我認為中國到今天還沒有走上印度之路，主要是因為改革以經濟為先。若先搞民主政治改革，情況可不同了。民主貪污自上而下，獨裁貪污自下而上。後者只要上不到最高層，印度之路是走不成的。民主的頭頭通常只做幾年，貪污的代價小，故自上而下。獨裁的頭頭貪污代價大，故自下而上。

一九九六年我在貪污這題目上作了一次簡短的講話，錄音被整理成短文，在美國發表後受到重視。該文的要點，是指出貪污不僅因為管制而起，而好些管制是因為利便貪污而設立的。

外匯管制的謬誤

謬誤是要付代價的。概念或觀點上的謬誤，可能導致很大的代價。令人感歎的，是導致大代價的謬誤，往往淺顯之極。在中國，跟在其它經濟落後的國家一樣，外匯管制是有一些古老相傳而極其膚淺的謬誤。

在十八世紀初期，歐洲的重商主義者（Merchantilist）主張對外貿易要有盈餘，因為這會引進黃金。但出口的目的是為了要享受入口物品。貿易有盈餘是出口總值比入口的大——外人享受自己產品的總值大過自己享受外人的產品——豈不是吃了虧？雖然盈餘可以積蓄黃金，可為將來進口之用，但黃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會升值，所以在史密斯（A.Smith 1723-90）後的百多年中，重商主義的觀念就逐漸被識者遺棄了。


金本位瓦解的後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多國家的對外貿易以黃金為本位，而很多國家的貨幣也是以金本位保值的。在這情況下，若黃金大量外流，對國家的幣制是會有影響的，所以重商主義的觀點在某程度上驅之不去，不難明白。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凱恩斯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財經專家在美國布烈頓森林開會，翌年簽署了布烈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是間接地用金本位。不管是什麼形式，金本位一旦存在，外貿盈餘的爭取總有點道理。有些國家，因為自己的中央銀行濫印貨幣，引起通脹，黃金外流在所難免。管制外匯是一個以砍頭來治頭痛的辦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少落後國家都因為黃金外流而實施外匯管制。落後國家之所以繼續落後，這管制是一個主要原因。

一九七一年，布烈頓森林協議終於因為受不起壓力而瓦解。因為金本位被廢除了，更多國家的政府難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貨幣發行，引起了十多年來的舉世通脹。這個趨勢，近幾年有好轉，雖然這好轉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來安定物價，有好處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了的一個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價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黃金外流，外匯管制的機會就增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問題而引起港元匯價的大幅度波動，於今思之，猶有餘悸！香港政府最後決定所採用的所謂「聯繫匯率」，其實就是以美元代黃金，將鈔票以美元為本位（七二年之前香港是以英鎊為本位）。這制度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沒有中央銀行，讓港幣的供應在固定了的匯率下，按市場對外匯的需求增減而自動減增。有驚無險，外匯管制是被避免了的。

自布烈頓森林協議瓦解之後，金本位不再存在；沒有了黃金外流的恐懼，外匯管制就少了一個大壓力。有些以前沒有外匯管制的國家，在脫離了金本位之後，就讓匯率自由浮動。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減少了管制，也讓匯率自由浮動。有些地方（如台灣），因為官僚貪污仍存在，管制雖然是減少了，但仍具規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貪污無日無之，外匯管制就驅之不去了。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會因為貪污而增加了頑固性。

在評論中國的「一國二幣」的文章內，我指出要保存現有的二幣制度，外匯管制是需要的。姑且不談貪污，一國二幣的制度會加強外匯管制的頑固性。表面上是要外來客付高價，多賺一些外匯，但效果卻是引狼入室。外匯管制所帶來的不良經濟效果，罄竹難書，這裡不便詳述。我們要問，除了利便貪污，除了一國二幣有大可懷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匯管制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的答案是，半點好處也沒有！有的就是一些膚淺的謬誤。


匯管不能提升幣值

有人認為若中國一旦解除外匯管制，人民幣值大幅度下降，這對國家的面子是有損害的。但幾個月前黑市匯率是一百港元換四十五人民幣，幾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在幾個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說，我又有一個「張氏定律」：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公價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後幾個月的轉變，不幸被我言中！

三年前，佛利民訪中國之後，我寫信向他請教了一個我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問：「根據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國解除外匯管制，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市價會比黑市價高，但這顯然是跟書本的論點不同，為什麼呢？」他回信說：「這是因為在公價匯率下，中國仍有很多物品是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這些物品所含意的高值匯率就會生效。」名家所見，果然不凡。

有人認為外匯管制可協助政府積蓄外匯。暫且勿論這積蓄是否明智，我們可肯定的，就是若要積蓄，比外匯管制好的辦法不勝枚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任何人會跑到銀行裡說：「請你們禁止我提款，因為我會因此而增加積蓄。」

另一個謬誤，是認為外匯管制可約束入口消費，可鼓勵國內的工業發展，及可減少中國對外的依賴。這些觀點，不僅是違反了經濟規律，絕不明智；就算是要達到這些目的，直接以關稅或限制入口數量，比外匯管制高明得多。

最無稽的謬誤，莫如那認為在外匯管制下，人民幣的價值會較高，因而表達了經濟的強盛（一說人民幣比台幣值錢，所以中國的經濟比台灣的好！）。姑勿論目前黑市匯率的尷尬情況，若中國真的要加強人民幣的幣值，將現在的一百元改為一元，還不容易嗎？

在金本位制度下，以外匯管制來阻止黃金外流，雖是下策，但為了要「安定」幣值，下策也是無可奈何。沒有金本位或「外幣」本位，中央銀行自行約束貨幣數量，是唯一可以安定幣值的辦法。外匯管制要來作什麼呢？除了利便貪污及以一國二幣來推行價格分歧，我實在想不到外匯管制有強可成理的用途。說是要使外商付較高的物價，也是錯得離譜。人民幣的公價高、市價低，外商迫以外幣議價，利益何在？若要收高價，直接提升物價簡單得多。


匯管不能減少外貿赤字

在五花八門的謬誤中，我以為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就是外匯管制可減少外貿赤字，因而會給社會帶來利益。但問題是，若沒有外資進口，外貿怎可能有赤字呢？貿易赤字是因進口大過出口而起的；但若要進口，就非有出口不可。沒有管制，不談資金流動，赤字何來？正如在香港做生意，或甚至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長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長久地做到入不敷出——他的享受能長久地大過他的生產貢獻——何樂不為？赤字何害之有？對外貿易並不是政府財政，可以長久地以賒借渡日，先花未來錢。

假若我們考慮到資金的進出口，情況就不同了。舉一個例。近幾年來美元在國際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國的外貿赤字激增。這龐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間美國有龐大的外資進口，在高息下，在美國存款、買股票或債券。列根總統幕下的經濟謀士所擔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資進口，而是這些進了口的外資，大部分不是投資在地產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賺取利息的財務投資。他們擔心的重點，就是這些外資可以急去。若這些極易流動的外資一旦大量撤離，怎麼辦？


匯管阻嚇外資進口

資金的進口，是可以支持外貿赤字的。但除此以外，貿易赤字就難以產生。中國若解除外匯管制，取締一國二幣，讓外匯自由浮動，情況會怎樣呢？答案是，人民幣會有一次貶值（其下跌幅度是會小過黑市匯率），其後中國政府若能約束貨幣的增長率，更大的貶值就不會再發生。外貿是否會有大赤字，就要看外資的進口多少而定了。解除外管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屈指難算。

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要投資在中國財務上賺取利息的人，顯然是少之又少。要爭取這種外資，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才能做到，更何況在有外匯管制的情況下，進了口的外資不一定能出口，有誰會對中國打主意？但因為中國是百廢待舉，只要市場繼續開放，利潤比外地高，投資到中國設工廠或建酒店，雖較冒險，也有所值。中國的執政者顯然是極度歡迎這種投資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場經濟外，引進外資還起碼有五個困難。

第一，外匯管制顯然是一個重大障礙。這一點，任何到中國投資的人都知道的。

第二，中國的執政者受了馬克思的污染，對市場運用的功能知得很少。他們一方面談合理價格，另一方面談合理利潤。他們認為外資到中國，能賺到與利息相若的利潤，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們是忘記了做生意是很容易虧大本的，相等於利息的利潤之所以「合理」，是指在競爭下的平均利潤。生意既然可以虧大本，要引進外資，就必須給投資者一個可以賺大錢的機會。堅持「合理」利潤，還有什麼投資者會冒風險去下注？

第三，中國的執政者一方面歡迎外資，另一方面卻反對外貿赤字！這是說不通的。在一般情況下，若資金是進口大過出口，外貿赤字就會產生。當然，中國政府跟一般自由企業的政府不同，喜歡由政府本身積蓄外匯。但積蓄了的錢還是要用的。有錢而不用，要錢來作什麼？花錢不僅是為消費，也可以是為生產賺錢。換言之，要大量引進外資，外貿的赤字就不應反對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國，權利的界定仍然很不清楚。別的不談，單就是因為權利不清而引起的龐大交易費用，就足以使外資卻步。在商討投資時要跟誰談判，要由誰批准，及其它種種因為權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種疑問，曾與中國洽商投資的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最後一個引進外資的困難，就是中國不肯將土地出售。禁止將「國土」出讓給外籍人士，也是基於一些古老相傳的有關土地謬誤，將來有機會我會再向讀者解釋。在引進外資的問題上，禁止土地出讓或長期租出，就會迫令外商跟中國合資或合作。但在投資上，合不合作是一個重要的選擇。有權不合作（獨資）是可以減少合作者的不合作行為。因此，不僅是被迫與國家政府合作是一個投資的大障礙，就算是被迫與其它私人合作也是大有問題的。

在這篇文章裡，我指出在沒有金本位或「外幣」本位的制度中，外匯管制是沒有任何可以說得通的經濟理由。中國目前的「一國二幣」制，是一個很特別的支持外匯管制的因素；但我曾指出，以「二幣一價」的辦法來施行價格分歧，所獲甚少而代價甚大。難道中國的命運，就真的是被某些古老相傳而極其膚淺的謬誤所連累了？

但外匯管制或任何管制，都會增加執政者的權力，也會利便貪污的行為。這一點，我會在下一篇文章再作分析。


二○○一年後記

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帶佛利民（M.Friedman）到北京會見趙紫陽，相談甚歡，而佛、趙二老交換意見的客觀與誠懇，令人感動。更難得的是，二老的經濟分析有很高的水平。佛利民是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大師，高水平理所當然，但趙紫陽沒有被比下去，是不容易相信的。

二老在中國改革的政策上只有一點的重要不同。他們大家同意外匯管制要盡早解除，但佛老要立刻解除，而趙老則認為應該等到中國的內部物價解除管制後才解除匯管。趙老的觀點（相當湛深，翻譯員翻得不好，佛老聽不清楚）是這樣的：中國（當時）的內部物品，大約一半還有價格管制，所以內部的管與不管的相對價格是不合理的；外間的國家沒有價格管制，其相對價格合理；若解除匯管，合理與不合理的相交起來，對中國可能有不良的效果，所以中國要先解除所有內部價格管制才解除外匯管制。佛老的觀點，則是要先解除匯管，讓外地的壓力逼使中國的價格放開。

這是十三年前的故事了。當時大家都同意外匯管制應盡早解除，而中國的內部物價在今天之前早已放開了，但為什麼外匯管制（雖然是放寬了）今天還在呢？十三年前說時機未到，只差少許時間；今天北京的朋友還是這樣說。很明顯，匯管的頑固存在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得益分子或壓力團體的傑作。

不要再說我是外人，不懂中國的國情。

鐵飯碗與國家職工

在走向一窮二白的路途上，「大鍋飯」與「鐵飯碗」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大幅度地增加了監察費用，以致生產下降。大鍋飯的主旨是要分享他人所得，而自己的生產亦要給他人分享；鐵飯碗的主旨就是無論工作人員是否勤奮，僱主（或國家）不僅不能解雇，還要給他們提供起碼的生活保障。二者都是在非私產制度下才會存在的安排。

從比較舊的經濟學看，「勞力給別人分享」及「不做也有收入」都會削弱工作者的勤奮意向。這觀點是對的。但因為「意向」不可以被見到或被量度，我們從事研究的，若要用「意向」的概念去推出可以被事實考證的含意，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是科學方法論中一個重要而複雜的問題，若不是做過多年的理論考證工作，這困難是不容易被體會到的。


交易費用是大前提

自交易費用的概念興起後，「意向」的概念就顯得不重要了。監察費用是交易費用其中的一種。假若監察費用是不存在的話，因為「大鍋飯」或「鐵飯碗」而引起的散漫工作態度，可以用大量的監察指導而改正，生產就不會受到散漫行為的影響了。但監察需要可觀的費用。若因為「大鍋飯」或「鐵飯碗」而要增加監察，那麼所需的費用是社會的耗費，浪費了資源。若監察不足或不善，散漫的行為就會直接地使生產下降，這也是浪費。二者都是因為有監察（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引起的。

幾年來我不斷強調，以經濟效益來衡量，共產與私產的主要分別，是同樣的生產價值前者的交易費用比後者的高很多——共產制度下的民不聊生，基本上，是交易費用過高的緣故。以這角度來衡量經濟體制的運作，是比較新的經濟學（我可能是第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以此分析共產政制），一般的讀者可能要多花一點思考才能明白。我希望上文的例子能使讀者多些瞭解為什麼我堅持私產制度的經濟優越性。

農業大鍋飯；工商業鐵飯碗！將來要寫共產中國經濟史的學者，這兩章是免不了的。在《從『大鍋飯』到『大包干』》一文內，我指出農業的大鍋飯已被取締了。當然，目前中國農業制度還有不少可以改進的地方，但大鍋飯的取締總可算是一個大躍進。在工商業上，鐵飯碗還是存在的。近兩年來，在某些國營機構內，鐵飯碗變成了「膠」飯碗，有了一些彈性。但國家職工仍然是被政府分派工作，仍然是難以被革職，仍然是難以辭職不幹。

在某程度上，鐵飯碗不是共產政制所獨有的——在其它地方，只要是非私產的機構，鐵飯碗就容易出現。例如在香港，試用後而被正式聘請的政府公務員，都是有鐵飯碗的保障。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很少聽到香港的警察或公務員有特別好的禮貌或工作表現。假若香港的工商業也是有鐵飯碗的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得到今日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了。

老實說，我在大學裡的職位，也是個鐵飯碗。在美國，有很多大學——尤其是州立的大學——都會頒給某些研究成績較好的教授鐵飯碗的（即tenure，除非犯了天大過失，校方不能解僱有tenure的教授）。因為這鐵飯碗能引起散漫的工作行為眾所周知，要在較好的美國大學獲鐵飯碗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香港的大學批准鐵飯碗之易，令人尷尬）。在學術上，有些學者的工作行為是不受鐵飯碗影響的。這是因為研究所得，或教出一些好學生，本身就是一種「報酬」（有些政府公務員顯然也是因為金錢以外的「報酬」而苦幹的）。當然，也有些學者是希望獲得較高的薪金（在美國，通常是以其它大學搶聘的薪金為準則）而苦幹。


鐵飯碗破裂的原因

為什麼政府或政府資助的非私產機構會有鐵飯碗的盛行呢？這是一個經濟學上的老問題。我自己的答案，是這些機構所供應的服務是沒有市價的。在這情況下，一個被雇者在機構內的工作貢獻，就會因為沒有市價而難以衡量；另一方面，因為這些非私產機構不是圖利的，主事人就沒有意圖去按經濟的利害作決策。那就是說，假若在這些機構內的職工是沒有鐵飯碗的，可以被上級解雇，而上級又因為機構的非私產性而不按經濟的利害作決策，濫用權力的行為就會很容易發生了。換言之，給予這些機構內的職工一個鐵飯碗的保障，是約束上級濫用權力的辦法（在共產制度下，鐵飯碗的成因不同）。

在中國，城市內的工作人員，一經政府分派了工作單位，就成了國家職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是一般人描述國家職工的本質。雖然近兩年來在賞罰方面增加了彈性，但鐵飯碗仍在，轉工不易，辭職亦難。更重要的，就是中國的國家職工制並不只是限於「政府服務」，而是被伸展到所有的國營工商業之內。

近兩年來，情況在基本上有了重要的轉變。中國國家職工受到了兩方面的壓力，而這些壓力顯然與日俱增。這個發展，促使我在兩個多月前推斷了現有的國家職工制是不能持久的。

第一方面的壓力是外來的。香港的企業家到國內投資設廠或開酒店，大都盡量避免僱用國家職工。他們喜歡找「待業」的青年，以私定合約的方法僱用。這些「合同工」或「臨時工」，在外資的機構內，有漸趨「成行成市」之勢。這其中最重要的含意，就是外資增加了競爭的壓力，帶來了兩個效果。第一，外資的產品或服務，遠比國營的優良，所以後者若不改善就會遭淘汰。這改善是很明顯的，而其中的一個更改就是將鐵飯碗加上了彈性。以我自己的觀察所得，凡是多有外資競爭的國營機構，這彈性的增幅最大。第二個效果，就是以往無所適從的待業青年，如今若肯勤奮好學，得到外資者的賞識，就可出人頭地。合同工的收入，在大致上是遠比同業的國家職工為高。長此下去，不准國家職工辭職的規例，會經不起競爭的壓力而被取締。

第二方面的壓力，是由中國本身的經濟現代化所促成的。要多賺錢是現在一般的國營生產機構的目標。但因鐵飯碗而引起的散漫行為，跟多賺錢是水火不兼容的。這一個「內在」的壓力，目前只是僅見效果。這是因為在現有的國營制度下，賺的錢仍未能清楚地界定為私有，所以除了「台底交易」及某程度的獎賞之外，賺錢的「壓力」還未能大量發揮。未來，若工商承包制能有可觀的成就，國家職工的鐵飯碗就保不住了。

結論很明顯。鐵飯碗加上金錢物質獎賞來鼓勵生產，遠勝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口號。但若職工不能被解雇，獎賞的辦法就總要付出較高的交易費用。選用不同的支付工資形式——例如某些國營工廠已改用件工（工資以件數計）——是會有幫助的，但這些或其它安排的功能，取締了鐵飯碗會更顯著。我有權不用你，是保障你對我的承諾的最簡單而費用又是最低的辦法。我以為中國的執政者已開始體會到這一點。

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衡量，「難以辭工」或「難以轉業」對社會的損害，比鐵飯碗更嚴重。粉碎了鐵飯碗可以鼓勵勤奮，但勤奮要有所值，而若要勤奮的價值有大幅度的增加，就要按「比較優勝定律」（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行事。我曾屢次強調，每個人若能專於發展自己費用比別人低的行業，經濟奇跡就會出現。「比較優勝定律」所能帶來的生產費用下降，是遠超一般書本所描述的。自由轉業是實踐這個定律的先決條件。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落後國度裡，這個定律的驚人效果是不明顯的。但要搞經濟現代化，要促進科技，沒有自由轉業的權利，就難有大作為了。

但自由轉業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不直接，且須等一些時日。中國的執政者是會較難領悟的。話雖如此，我仍認為缺乏自由轉業的制度，在中國難以持久。這是因為在外資的合同工及自由市場的擴展下，競爭的壓力非同小可。

兩個多月前，在一次《信報月刊》的訪問中，我就推斷了自由轉業是會在不久的將來被許可的。一星期前，我們看到在廣東省有兩個國家職工申請辭職被批准的消息。我們不僅希望這批准會成慣例，而更希望轉業的自由會跟解雇的權利並用。假若國家職工是可以辭職但卻不能被解雇，那麼將來中國的政府職工，都會是些專長於睡午覺的人。


二○○一年後記

十七年後的今天，「大鍋飯」已成陳跡，而離職轉業再沒有困難了。這是說，今天在中國，勞力是私產。然而，在國營企業中，「鐵飯碗」仍在。重要的是，在一個國營職員的收入中，「鐵飯碗」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以今天大陸的大學教師收入來說，因為有好些「其它項目」可讓教師賺錢，校方提供的薪酬不及教師收入的一半，而「鐵飯碗」的固定工資大約只有教師總收入的八分之一。其它的國營行業我沒有查詢過，但據說「鐵飯碗」的比例也是越來越小了。

世界輪流轉，今天香港的大學的教師收入，「大鍋飯」的工資比例近於百分之一百！我在一九九六年末推斷香港大難將至，會有起碼十年的衰退，這是原因之一。

葛氏定律與價格分歧——評一國二幣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兩種貨幣：人民幣和外匯券。根據幾星期前的行情，港幣兌換人民幣的公價是每一百元換三十五元；港幣換外匯券的公價也是一樣。但在「灰」色的市場裡（即不被嚴禁的黑市），兌換率是一百港幣換六十三人民幣。換言之，在中國，港幣的灰色市價是比公價高出百分之八十。


外匯券如有神助

從香港或外地到中國大陸的人，或要跟中國貿易而不以外幣議價的，在正途上他們是要照公價以外幣兌換人民幣或外匯券的。因為外匯券可以帶出境，而在離境前又可將外匯券以公價換回外幣，所以到中國消費的人，若依公價兌換，都選外匯券。但因為外匯券可照公價換回外幣，外匯券的灰色市價就比人民幣高出很多了。在國內購物，除了在某些特區可以直接使用港幣，一般的物價都是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假若你是外來的中國人，賣物者難以鑒定你是何方神聖，人民幣他們是會照收的。就算他們知道你是外來的，要求你付外匯券，但你若堅持支付人民幣，大多數也能照價成交。當然，假若你見買物處有人龍，或見多人搶購，你只要拿出外匯券，在空中晃幾下，就會如有神助。

在行人較少的地方，或在自由市場內，用外匯券購物是可以大幅度地還低價的。跟街頭小販買荔枝，用外匯券可以照價買多一倍。但外來客坐出租車，到達目的地，難以討價還價，沒有人民幣在身，就要照價付外匯券。雖然司機規定要將外匯券交回公司，而他們所交出的外匯券若是少過一個定額就會被罰（例如罰補輪胎），私藏外匯券而去賺灰色市場的兌換率，是這些司機的一項主要收入。據我個人估計，他們這一份「額外」收入，要比薪金還高。難怪有些司機是樂意被公司罰補輪胎的。也難怪這些司機對外來客不僅是禮貌周到，而他們工作的勤奮，比起香港以「搏命」聞名的出租車司機，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些地方，例如在廣州市的中國大酒店或白天鵝賓館，灰色的市場就變成白色了。為了要爭取「本地人」的生意，這些地方的某些飲食部，肯收人民幣。但價格的單位是外匯券，所以付人民幣的是要照價加三至加五不等。當然，比起灰色市價的加八，付人民幣還是較便宜。

從以上的例子中，我們可見中國當局並沒有大事壓制「非法」市場的存在；而將灰色改成白色的雙重價格安排，在某些地方是許可的。單看這些「混亂」的情況，我們就體會到中國的經濟開放，決不是紙上談兵。儘管我們久不久看到「炒黑市」或「取暴利」的人被逮捕的消息，但我們知道在共產專政下，要以武力或其它「改造」的手段去壓制「非法」的市場交易，其約束力是驚人的。黑市的普及是開放的效果。混亂的市場總要比沒有市場自由得多，而對經濟的增長也是大有幫助的。要大事壓制黑市，是走回頭路。讓市場有更多的自由，黑市就會自動地消失了。到了那一天，一國二幣的制度就不會存在。


葛氏定律大有問題

在經濟學上有一個有名的定律，叫做「葛氏定律」（Gresham's Law，其實不是葛氏始創的）。這個定律說，假若一個社會有兩種貨幣，而這兩種貨幣又有優、劣之分，那麼劣貨幣（價值較低的）就會將優貨幣（價值較高的）驅逐出市場，以致無人使用。這個定律是基於兩種貨幣有著公價兌換率（兌換率不是由市場決定），使兩種貨幣的價值失去了平衡點。在這情況下，到市場購物，每個人都會搶著使用價值較低的劣貨幣，所以優貨幣就不會在市場流通了。按照定義，人民幣是劣貨幣，而外匯券是優貨幣；依照定律，外匯券是不會在市場流通的。但為什麼外匯券能在中國的市場存在呢？葛氏顯然是錯了！但錯在哪裡呢？這是個有趣而頗為重要的學術問題，答案並不簡單。

且讓我首先指出葛氏是忘記了一件事。在有優、劣兩種貨幣的制度下，買物者當然是要用劣貨幣，但至於賣物者肯不肯收劣貨幣，葛氏是沒有考慮到的。當然，賣家是要爭取優貨幣的，但若買家不肯付，怎麼辦？一個解決的辦法，就是同樣的貨品分開以優、劣二幣定出不同的價格，達到了市場的平衡點，那麼買賣雙方對任何一種貨幣都沒有異議。但這是間接地將兩種貨幣自由兌換，公價有等於無，貨幣也就沒有優、劣之分了。在某程度上，中國大酒店及白天鵝賓館所用的二幣二價，正是這種辦法。

但在其它的市場上——例如菜市場或出租車——定價是只用一種貨幣作單位，那麼外匯券（優幣）又怎會存在呢？我們第一步的答案是：中國政府是規定外來客用外匯券的——所以外來客用優幣，本地人用劣幣。進一步的答案是：外來客在入境時經正途照公價兌換了外匯券後，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是不懂得（或不敢）到灰色市場去將外匯券換取「加八」的人民幣，所以他們就要用外匯券了。訊息費用或交易費用的存在，隔絕了外來遊客使用劣幣的門徑，推翻了著名的葛氏定律！換言之，葛氏定律的成立，是要基於某些訊息費用與某些交易費用的不存在的。在葛氏時代（十六世紀中期）的英國，外來遊客少而政府也沒有規定某些人要使用新鑄的金幣。所以在當時，舊而有瑕疵的劣幣就把新的逐出市場了。

再進一步推理，問題並不僅是有沒有外來客這樣簡單。正如上文所述，用優幣的人可以將物價壓低，而用劣幣的人亦可能要加價。討價還價的行為自古皆然，而有了這些行為，用任何一幣也沒有分別。所以我很懷疑葛氏定律是有事實支持的。


價格分歧不一定多賺多匯

今日的中國，外來遊客以公價兌換了外匯券後，不懂得利用灰色市場，在購物時也不懂得討價還價，照定價付出外匯券，他們購物的真實價格就要比本地人所付的高得多。那是說，有了優、劣二幣的存在，二幣二價是同價，而二幣一價就是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後者也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大有名堂的熱門題目。

為什麼中國要保持優、劣二幣這個制度呢？我的答案是，政府希望能利用價格分歧，使外來客在購物或享受服務時，要付出比本地人較高的價格，從而賺取較多的外匯。幾年前，這個答案是難以確定的。這是因為在那時，外來客及本地人的消費地方分得很清楚。例如友誼商店或某些餐館內水平較高的部分，本地人是不能涉足的。較好的消費場所被界定為外來客專用，導至不同國籍的消費者所能購買的物品或享受截然不同。較優良的物品及服務價格較高，價格分歧就很難確定了。在那幾年前的情況下，我的印象是中國政府要禁止本地人購買較高級的物品，而當時禁止本地人收購外幣，也給我一個要禁止本地人托人購買高級物品的感覺。

現在的情況是有了顯著的改進。本地人可隨意坐出租車，可在友誼商店購物，也可坐在飯店最佳的一角。但因為現在有優、劣二幣之分，外來客所付的是外匯券，同樣的物品或同樣的服務，外來客要付優幣，價格分歧就變得明顯了。要將二幣分優劣，政府就一定要在某程度上禁止二幣以市價自由兌換，外匯管制就在所難免。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中，我們知道外匯制的存在並不一定有兩種貨幣的制度，也不一定是為了要推行價格分歧。但若政府要以二幣一價的辦法來推行價格分歧，外匯管制卻是需要的。

我們要問，究竟現在因為二幣一價而形成的價格分歧，是否能帶來較多的外匯呢？答案是，不一定。外來客付較高價能否給中國多賺外匯，是要看需求的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而定。較低的價錢可能賺取更多的外匯；另一方面，在一國二幣的制度中，有四個效果我們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以二幣施行價格分歧是一般性的。某些物品及服務會因而多賺外匯，但某些物品及服務卻會因而賺少了。雖然我們不知道二者的總和是較多或是較少，但若要以價格分歧來賺取較多的外匯，一般而言不是上策。

第二，因為價格分歧的緣故（除二幣以外，外籍遊客的旅遊價是比港澳人士高），很多外來客就會望門興歎而不入。認為旅遊中國物價太高的人不計其數。外來客到中國，是有著重要的傳達訊息的作用；因此，就算是價格分歧能賺較多外匯，可能得不償失。一國二幣與中國目前堅持的開放政策是有矛盾的。

第三，假若一國二幣真的能多賺外匯，這「多賺」顯然是很少很少的。要多賺外匯的主要辦法，是增加出口。但現有的外匯管制及二幣所帶來的混亂，大幅度地增加了外貿的交易費用（任何跟中國貿易的人都有同感），這是會使出口下降的。

第四，要促進經濟發展，外匯管制有百害而無一利（這問題我將會在下一篇文章再談）。要保持二幣的制度，外匯管制就難以解除。換言之，以二幣的辦法來推行價格分歧，一個無可避免的間接不良效果，就是加強了外匯管制的頑固性。

根據以上所提出的四點，我們的結論是：一國二幣是下策。現在中國又打算在經濟特區發行另一種貨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們從事經濟研究的，就算是被好奇心所驅使，很想見識一下一國三幣的情況，也不能不指出在目前因改革而引起的混亂情況中，凡事宜盡量簡化。

（林行止按：「葛氏定律」是與貨幣制度硬幣發行有關的「定律」，它就是大家熟識的「劣幣驅逐良幣」。據十九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麥克洛（Macleod）的考證，此「定律」是一五五八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一世的顧問葛拉森爵士（Sir Thomas Gresham）所「鑄造」。葛拉森覺察重量不足和殘缺的硬幣在市面上流通，但新鑄成的「足金」硬幣卻被收藏、熔化為金條甚至被輸運出口。近代經濟學家對「劣幣驅逐良幣」是否為葛拉森的「發明」，大表懷疑，因為文獻顯示公元前三世紀雅典詩人和喜劇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已有類似的說法。）


二○○一年後記

關於葛氏（又稱格氏）定律的謬誤，我在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發表的《荒謬的「定律」——兼與林行止商榷》一文解釋得更為清楚，是我寫得比較滿意的文章（見《隨意集》）。

中國一國二幣（人民幣與外匯券）的發展，過癮精彩，一九九七年我為「夏保加榮譽講座」而寫的《鄧小平的偉大改革》一文中有頗為詳盡的描述。該文以英語下筆，總結了鄧小平先生的改革成就。北京商務出版的中譯我沒有讀過。

這裡要說的，是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宣佈將會廢除外匯券，兩個月後說外匯券在該年十月會停止發行。我在同年九月十日在《信報》發表《外匯管制可以休矣》（見《再論中國》），引起很大的反響。該文指出，要是中國廢除外匯券，外匯管制會受到市場的壓力而被取締。

北京的朋友說，是因為我那《可以休矣》一文而使北京推遲了廢除外匯券的（這是道聽途說，作不得準）。後來外匯券在六年多後（一九九三）才被廢除，但那時的外匯管制已經改了版本了。如果我的《休矣》文章真的推遲了外匯券的廢除，是不應該發表的。

城市改革的困難

在《大搬遷的壓力》一文內，我指出中國在經濟上若真的是要現代化，在未來的二十年間就必須有大量的農民從農村遷徙到城市裡去。我指出讓資產有自由轉讓權，利用市場的自動調節來指引這大搬遷，是唯一合乎經濟規律的辦法。在該文內我又指出，因為近幾年來中國在農業上的改革比城市工商業的快了一步，所以這搬遷的壓力在目前是不明顯的。

但這並不等於說現在農村的生活水平是比城市的高。我所指的是前者的改進速度較快，原有的搬遷壓力是減少了。根據一項估計，現在城市的生活指數，是要比農村的高出二點四倍；這比四年前的二點八倍是有了進步。不同的生活改進速度可能比不同的生活水平對行為更有決定性；這解釋了幾年前常聽到從農村跑到城市的「黑戶」為什麼減少了。

有很多人——有不少是住在中國的朋友——認為現在中國農村的生活水平是要比城市的高。這是一個錯覺。因為自由市場的發展及運輸的方便，接近城市的農民的生活水平是較高的，但離城市較遠的農民就不可相提並論了。環繞城市的一個「農戶圈子」的生活水平最高，是近兩年來中國發展中的一個有趣現象。

在引導大搬遷的過程中，這個生活比較好的「圈子」是個小障礙，而一般農村的改進速度比城市快也是個小障礙。當然，我們是沒有理由去反對這些因為改進而引起的障礙——這些改進是越大越好。我們希望的，是在今後，中國的城市改進能有更好的表現，使大搬遷的壓力增加。我可以說，目前在中國，城市工商業的制度改進是當務之急；這一點，中國的執政者是體會到的——雖然他們似乎是忽略了大搬遷的重要性。問題是，城市的制度改革要比農村的困難得多。


資產權利分配的困難

在《從李子樹看中國的產權轉變》一文內，我指出從「共產」走向「私產」，是要將約束行為的辦法，從以「人」或以「等級」界定權利轉為以物質資產界定權利。那就是說，在基本上，「共產」與「私產」的不同就是界定權利的方法不同。其它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問題是，假若共產中國真的是要走向私產的制度——假若目前的改革沒有政治、思想及面子上的困難——這改革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呢？我的答案是，從等級權利界定轉為資產權利界定的過程中，後者的權利分配會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引起衝突或紛爭。

就農業而言，這個因為制度轉變而必須有的資產權利分配的處理是比較容易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源是勞力及土地，而這二者的權利界定及分配比較容易。勞力資產歸勞力付出者所有，順理成章，反對的人就會有一個要強佔他人勞力的不良形象。土地的權利分配要比勞力困難，但在所有物質資產中，土地是最容易被劃分及界定的一種。第二個比較容易處理分配的原因，是農業生產是比工商業生產簡單。一個農戶以包合約得到了耕地，不管耕地面積是大是小，他總可自作種植耕耘。當然，土地面積與勞力多少的比例，對生產效率有重要的決定性。但不適當的比例，往往可用選擇品種來調整，而僱用勞力或「轉包」更可以協助合作生產的效能。

這裡我要指出的，是改變制度時的產權分配，若能在某程度上以共產政制下的等級高低為準則，是可以減少紛爭或衝突的。據現有的不詳盡數據所顯示，在農業改革中，以前工分制下的隊長是有較大的機會作為承包者。換言之，昔日職位較高的幹部在改制後獲得較有價值的產權的機會較大。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權利分配的準則可使改革能較為順利地進行，但至於這準則是否合理或公平，經濟學就無法作答了。以經濟的角度來衡量，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這就是在改制中的首次產權界定分配，獲生產資源權利的人若不是善於運用資源生產的人，是會引起浪費的。補救的方法很簡單：產權在分配後要有自由轉讓的權利——這可使不善於生產的產權擁有者將界定了的產權賣給或租給善於運用這些資產的人。

中國要將城市內的工商業機構改為承包制，或要將國營的機構改為近乎私營的機構，困難就要比農業的改制複雜。理由如下：要將一間工業或商業機構內的非勞力資產界定為私有，往往不能像土地那樣劃分界限。一張桌子、一架打字機、一部計算機、一門科技、一宗商業秘密，或一項代理權，都是生產資源。將這些在實物上劃分不僅不容易，就算能成功地劃分了，對生產可能毫無用處。

舉一個例。香港的公司是私人擁有的，其生產資源都是私產。但除非公司是由一個私人獨佔，公司的產權分配是以股份決定的。我們不能在一間多人擁有的私營公司內，指定某一張桌子是那一個人的私產——桌子是公司的。在私產制度裡，一間多人擁有的公司的形成是由股東們合資，購買資產或生產工具，但每一樣工具都不是由個人擁有的。要是每一樣工具、樓宇、專利權，或其它生產要素都由個人分別擁有，然後將這些資產以合約的方法組合，共事生產，交易費用就太高了。以股份來界定資產的權利分配，是可以大幅度地減低交易費用的。


工商業界定權利的辦法

中國要改革工商業的制度，是不能像農業那樣以實物（土地）劃分權利的。可行的辦法只有三種，但優劣不同。我擔心的就是中國當局會採用這三種中最不合乎經濟原則的一種。茲將這三種辦法分述如下。

第一種辦法，就是由有關的地方政府當局選擇承包主事人，將現有的國家工商業機構改為「包」制，每個機構由指定的一個或幾個主事人負責生產。扣除了政府的徵收後，餘下的生產收入就按機構內每個職工成員的貢獻多少分配。我以為這種辦法最有可能被採用，因為它既能在某程度上保持共產及國營的形象，亦能在某程度上維持現有的官僚階級的權利。

但這個改制辦法是有著幾個不良的經濟效果。第一，以政治手法選出來的承包主事人並不一定是善於工商管理的。選錯了人怎麼辦？要按什麼準則及用什麼辦法使他下台？第二，每個職工的生產貢獻由誰而定？以什麼準則而定？有了糾紛怎麼處理？第三，怠工或散漫的職工可否被革職？由誰決定革職？以什麼準則決定？第四，要辭職的怎麼辦？辭職有什麼補償？補償的多少由誰而定，從何而定？這些困難，在農業包制下是不嚴重的。

第二個改制的辦法，就是將股權分配給現有機構內的職工及幹部。每一個成員所獲分配的股權多少，可由機構內的全部成員以投票方式決定（這個以投票分配的辦法，在美國的職業棒球決賽中是常用的）。分配了股權之後，股權應該被准許在市場自由轉讓，而每個成員（股東）可被革職，也可辭職。在這一個新的制度下，機構的主事人不一定是機構內的股東，而主事人的任用（或革職）是由股東決定的。在機構內的職工（連主事人在內）的工資，就可以因為有了轉讓權而由市場決定了。生產所獲，扣除了政府的徵收、工資及一切生產費用，餘下的利潤就可以用「分紅」或「派息」的方式分配給股權的持有者。

這第二種辦法的經濟效果，顯然遠比第一種優勝。但它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缺點，那就是改制時的手續比較複雜。

最完善的是第三種辦法。這就是以招標的方法，將現有的國家機構，由國內或國外的投資者以競投的方式去獲取可以控制該機構而從事承包生產的權利（機構本身的職工也可以組合競投）。任何一間現有的國營工廠、飯店、酒家及其它商業機構，有關的政府當局都可以議訂承包合約的內容，指定年期、政府的徵收、及任何其它管制規例。有了這些合約所指定的局限內容，投資者就可依約出價，以價高而贏得合約的人就是承包者。當然，合約內的局限越少，投標承辦的價格就會越高。

在以招標承辦的改制方法中，承包的人所出的標價是不應該由政府收取的（政府已有在合約內所指定的徵收）。標價的收入是應該分配給現有機構內的國家職工及幹部。有了這些收入分配，職工要辭職或被解雇都不難處理，而辭職及解雇的權利對生產的推進是極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承包合約應該被准許在市場自由轉讓，因為這會使生產機構的管理落在善於經營的人手上。

招標承包的標價，不一定是要一次繳付的。付了有保障性的「首期」，然後分期付款，可以鼓勵較多的人競投。至於那些目前正在虧本的國營機構，也是可以拿出來競投的。只要約定的局限規例少約束，因為資產有所值，投標者總會出價。企業家——尤其是香港的企業家——會有起死回生之能。

在形象上，招標承包的辦法最接近「資本主義」，所以不容易被接受。但以這種辦法改制，就算是馬克思復生也難以指出有什麼人是被剝削了。


二○○一年後記

此文開頭所說的環繞城市生活水平最高的「農戶圈子」，今天已不存在了。生活水平最高轉到城市之內，是因為工商業有了大幅度的改進。話雖如此，國營企業的困難還是解決不了。今天，好些因為虧損太甚，負債纍纍，送出去也沒有人要。國營企業不容易改進，是因為用他人的錢永遠不及用自己的錢來得小心謹慎。但國營企業對社會經濟的禍害，主要不是國營的虧損，而是因為要維護國營的利益（或減少虧損），這些企業反對私營參與競爭，要保存自己的壟斷性。

近十年來，私營（稱作民營）在多種障礙下，不少突圍而出，成功地與國營的競爭。這使後者節節敗退，虧損更甚。最近朱總理說要在三年內清除國營的困難，我衷心希望他能做到，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