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知識不是力量——為中國的農民說幾句話

中國的農民很不幸，多少世代以來他們是被壓迫的一「族」。太平天國的前前後後，死人三千萬，死者絕大部分是農民。毛澤東當年打江山，身先士卒的不是毛澤東，也不是那些後來被舉為「民族英雄」的樣板戲中的主角，而是前仆後繼的農民。換言之，在中國歷史上，農民所扮演的角色，是香港人俗語所說的「茄喱啡」：行就行前，企就企邊，死就死先。

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為人民謀幸福」這句話怎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出來呢？

少小時，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廣西的農村度過一年多的艱苦日子，今天想來，歷歷若前日事。中國的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不敢奢望什麼，只求餬口，過著簡單而辛苦的生活。有時我在想：世世代代地過著只為生存而工作、沒有火花、沒有希望的生活，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活下去？是的，中國的農民善良，堅忍，沒有機心。但貧窮之外，他們還有另一個困難：他們知識低落，對世間的事一無所知。那是說，中國的農民不是住在桃花源之內，但對外邊世界之事連一知半解也沒有。

誰說知識不是力量？沒有知識的中國農民，半點力量也沒有。數千年來，中國凡有什麼政變，凡有什麼風吹草動，農民就被煽動，出來打生打死。打而不死的回到家園後，連稀粥也沒有得吃。歷久以來，中國的執政者是搞愚民政策的高手。究其原因，是農民沒有知識，文化落後，易「愚」之極也。

要爭取知識而又難於獲得，是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但知識的增長可不是免費午餐：不足餬口的生活，知識是過於奢侈的「東西」了。無知令人貧窮，貧窮令人無知——這是中國農民的惡性循環！

很顯然，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首先不是要增加知識，而是要使他們有較「好」的生活。當然，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使農民富裕起來，但設法使他們的生活有所改進，是不難辦到的。

還是給北京政權一點功績吧。自「解放」後，中國農民的生活確是有了改進——比國民黨後期有了改進，但比不上國民黨的初期：根據一項有權威性的研究報告（John L. Buck做的）：一九五七年（大躍進之前的「黃金」時代），中國農民的食物卡路里（calorie），大約是一九一一年的一半。五七年末搞的大躍進，使中國的總人口下降——這樣悲慘的事不用再提了。但從七九、八○年間推行農戶承包制起，農民的生活大有起色是事實。然而，我們常聽到的農民暴發戶或富戶，絕大多數只是在大城市（尤其沿海城市）鄰近的鄉、鎮中才找到，在農民的比例上是微不足道的。

整體而言，在中國十多年來足以驕人的經濟革命中，農民還是被壓迫的一族。可不是嗎？論價格管制，農產品被「高舉」為「必需品」，管得最嚴最久。論抽稅，農民似乎是「肉在砧板上」，任刀割削。更不幸的是，承包了的農地，年期短暫，有時就算未期滿亦被幹部收回，建什麼華廈、別墅而向外資招手。

倘若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化，真的要來一次徹底的革新，數千年來不幸的農民故事，是應該一次過地把它改寫的。那就是要一次過地給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只要北京能把權力向農民下放，農民真實的生活大躍進就易如反掌。

上述的「下放」只有三點。其一，放開所有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其二，廢除一切「上繳」，而代之以百分之十左右的簡單稅制。其三，把農地「批」給農民為私產（若不是永久年期，五十年或以上也差不多），准許農地自由轉讓或買賣。這三法一行，農民就會笑逐顏開，尋求知識、文化去也。沒有價格管制，稅低而簡單，有長久的年期，農地的價格豈有不暴升之理？農地有價，有了轉讓權，要到城市謀生的農民就可以把土地「出售」，拿著一點小本錢到城市去碰碰運氣。另一方面，要繼續耕耘的農戶，可以土地的轉讓權把農地合併而大展拳腳了。

無論怎樣說，中國若要成為經濟強國，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人口，起碼要下降至百分之三十左右！這大搬遷若不成事，中國的經濟革命是不會有大成的。日本昔日的明治維新，是土地的自由轉讓權促成大搬遷，使經濟增長一日千里。美國的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卻是農產品出口的第一大國。台灣的經濟起飛時，農民在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上，其下降的速度驚人。

要替中國農民寫下光輝的一頁，北京政權是沒有其它選擇的。問題是在於他們肯不肯放棄現有的「壓迫」農民的權力。


二○○二年後記

目前中國的農民應該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自開放以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不上升一倍以上（深圳上升了十多倍），從事工商業的大約增加了三億人。這些是我個人的約略估計，錯的機會不少。我認為這轉變還是不夠快。

金融制度與體制改革脫了節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在《壹週刊》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所說的其實沒有什麼新意，不值得大驚小怪。這可見舉世的中國問題專家的所知平平無奇，有點令人尷尬。

我說沒有新意，是因為一九八八年，佛利民和我就已對此清楚明白，而當我們在該年九月間見趙總書記時，他也對此清楚明白。在那次會面中，佛老與趙公有如下的對話——

趙公：「中國的銀行制度改革剛剛開始，因此很難像西方那樣通過銀行抽緊銀根……。抽緊銀根可能會抽緊農業，而重複建設並沒有抽緊。」

佛老：「這是因為權力在上層，上層完全控制了權力。」

趙公：「兩個問題都有，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控制，另一方面是銀行本身性質不合理。」

佛老：「我理解，因此提出建立互相競爭的體制……。」

這幾句話，聽起來好像是閒話家常，或朋友之間閒談天氣。我後來沒有在這個今天成為熱門的話題上發表文章，是因為趙公似乎比我知道得多，我是不應該班門弄斧的。

然而，到了今年春天，中國通脹惡化，人民幣外匯值猛跌，而五年前趙公所說要改革的銀行制度，還是「依然故我」。幾乎所有的評論都是用上大學二年級的貨幣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困難，實在有點那個了。我於是發表上述的《權力》一文，其內容是基於五年前的所知而加上一點變化。

大陸的國營銀行，歷來都是出納機構。「六四」之前，這些機構主要的出納，是「資」援國營企業及地方政府財力之不足。權力較大的可以多要一點錢，順理成章，而以低息貸款給有人事關係或有權力的「干」商，換取一些甜頭，雖然時有所聞，但卻不是明目張膽，不是大借特借。「六四」後一年多，情況有了新的發展，以權力借錢投資或炒買炒賣之風變本加厲，到後來掛起十號風球來了。

人民銀行分行的儲備與借貸的比數，下降至近於零。又因中國流通的貨幣大都是鈔票而不是支票，所以據說印鈔票的機器忙得日夜不停。我認為這一回合，中國的通脹還沒有達到嚴重的惡性，原因之一是，人民幣鈔票最高面額只是一百元。若最高的是一千元，機器印一下就等於印十下，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國民黨當年印一下就是一億）。

朱鎔基於七月初接管人民銀行，可見北京體會到事態的嚴重。但我有兩個憂心的問題。其一，朱鎔基是個很有素質的人材，在中國領導人材凋零的今天，他能屹立不倒是重要的事。問題是：人民銀行是一個爛攤子，一旦接管後而沒有大作為——這可能性不小——朱副總理說不定會自身難保。公佈他接管的前幾天，我聽到消息（很多人也聽到），就說：「為什麼他不派代表去接管？」

其二，人民銀行跟著公佈的十六點「約束」大計，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在短期內這十六點對通脹有和緩一下之效，但長遠來說，治標總非善策。治本的辦法，是徹底地改革銀行及金融制度。困難是，在幾方面既得益分子的虎視眈眈之下，大事改革會有「頭崩額裂」之虞。

我可以舉出幾個理由為什麼人民銀行一定要大事改革（應該瓦解然後重組），但最重要的理由是：給有權貪污的人以貪污的機會，無論怎樣約束他們還是貪污的；要免除貪污︵及因而引起的通貨膨脹︶，治本的辦法是撤消貪污的機會。要人家不好女色，卻又把美女赤裸裸的放在他面前，那怎成？

歷史上，可以借鑒的銀行金融制度有好幾種。但綜觀今日天下大勢，中國可行的只有兩種。

第一種是我在《權力》一文中提出來的：走歐美之制。那是要把中央銀行向市場借貸的權力廢除，讓各分行轉為商業銀行，賣出去，實行私營化，利息率由市場決定。中央銀行的主要責任，是控制銀根。這種改制會有既得益分子的反對，但在政治意識上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種，連政治意識也成問題，接受上難乎其難也。不過我認為第二種在「實用」上更適合中國的國情。那就是：行香港之制。香港沒有中央銀行，幣值與美元掛，現金鈔票以美元儲備保障，監察的是鈔票管理局。這制度於大國不成，小國則可。中國是大國，要分省或分區各自處理。各省或各區大可各自發行貨幣，以一籃子的外幣為儲備而與之掛。（這「一籃子」內可包括黃金及有期貨市場的物品。）各自為「戰」之下，各區貨幣的外匯「鉤」值可以大致彼此相等，而任何一種「區幣」可以在各區自由流通。在這制度下，中央銀行要改為中央的鈔票管理局，只有監察權而沒有貨幣量的控制權。

這個「四兩搏千斤」的分區制度，有兩個妙處。其一，北京當局只要招標下放每區發行貨幣的權力，不用拿出分文資本。今天的中國，在幣值穩定的貨幣制度下，存款利息每年四、五厘，貸款可達十厘以上。這樣，其它的人不談，李國寶怎會不身先士卒呢？香港及外國的其它大財團，又怎會不蜂擁而至？

其二，與外幣掛鉤而又沒有中央銀行的制度，權力絕無「用武之地」，銀根是多是少由市場控制，中央只要把每區的銀行按外匯儲備發鈔管理得沒有「出錯」，就可高枕無憂矣。

權力所在，如上提出的兩種銀行制度，都是難以成事的。中國體制改革十多年，大有可觀，可喜可賀也。惟銀行制度尚未針對權力而改之，所以跟體制改革脫了節。這是美中之大不足也。

中國不要讓印度之路從銀行制度中另辟新徑。在朱鎔基接管之前，這新徑已開了一大半。我們要拭目以待，看看朱老闆在這方面的本領。

是坐言起行的時候了

上文提及，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是要從「論資排輩」的、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論產排富」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我曾說這轉變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其一，前文分析過的：其間必經之路是「論管排貪」——即以管製法例而界定了貪污權利的制度。我稱之為「印度之路」：此路一旦走定了——制度化了——就嗚呼哀哉。

第二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是從「排輩」到「排富」的轉變中，其排列次序會有所變動，使「排輩」中的既得權益者極力反對。舉一個例：假若「排輩」的權利大小依次為甲、乙、丙，而「排富」的排列是A、B、C，而從「排輩」到「排富」的轉變後，甲不一定是A，乙不一定是B……這就成為難題。

我們可以肯定，把「排輩」制度改為「排富」後，國家整體可以大大增益。但整體的增益並不等於每個成員在生活上都有改進。假若甲在轉變後成為B，而B的生活比未轉變前的甲為好，那麼甲當然不會大力反對。但假若轉變後的B不及甲，那麼甲就寧願「依然故我」了。

我在一九八五年曾經談及，中國農村的改革一開始就搞得很順利，主要原因，是甲、乙、丙與A、B、C的排列大致相等。昔日人民公社的大隊長（甲）、隊長（乙）以至農民（丙），在承包土地的分配中，大致上是A、B、C的排列。但說到城市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那樣順利了。在城市中，有大權的幹部，與土地及其它資產不一定有關係，分配起來就困難了。

八十年代中期，中、下級幹部的權力紛紛瓦解。我的解釋是，不管這些幹部在改革後的排列次序如何，大致上他們的生活大有改進。當時，棄「干」從商的例子多的是。但高級幹部卻是另一回事了。高干在舊制中得益甚大，轉制後可能使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我認為主要是這個原因：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們聽說過，在體制改革上，中國的情況是「兩頭熱，中間冷」；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我意識到改革的情況卻是「中下熱，上頭冷」。

「上頭冷」是難以促進改革的。一九八七年，我見高干左推右搪出現了數之不盡的管製法例，於是就在文章裡大膽地建議：國家要送資產給高干，或者說，給適當補償他們因改革而受到的損失，「誘導」他們棄官從商。這樣做，在道德上也許說不過去，但就經濟效益而言，卻是大為可取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制度，是資產要有明確的權利界定，而權利誰屬是不重要的。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核心了。

可行的事不一定可觀。明顯地以資產或金錢把既得利益的權力「買」了來取締，的確不大雅觀，社會是不容易接受的。高斯定律為何物，在整個中國能有幾人知道呢？

「六四」後兩年，高干及其子弟在官商勾結或官官相衛的情況下得到不少甜頭，以前的貪污變為明顯不過的「好處」。歷史將不會忘記這財富大轉移，而「好處」從台底轉到台面上成交，大吉大利，中國的增長也就一日千里。自中國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最可觀的年份，是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二年。高斯定律可不是開玩笑的。

問題是，高干及其子弟所盡力獲取的「好處」，似乎是永無止境的。這是因為︰不「好看」的權力買賣，以「好處」成交，權力沒有買斷，是很難做到適可而止的。更不幸的是，「好處」的交易急速地伸展到金融及國營銀行那方面去。銀行的借貸暴升，人民銀行印鈔票的機器印個不停，這導致近於惡性的通脹，而人民幣的外匯幣值跌得焦頭爛額！

不久前，兩位留美的中國經濟學生憂心國事，知道而又同意我提出的「買」特權的建議，也同意我對上述「永無止境」的擔心，就向我提出採用近於捷克所用的辦法。

我認為到了今天，什麼「買」權的辦法是用不著的了。原因是，近幾年來，高干及其子弟所獲的「好處」良多，已經足夠，即使再不給「好處」，他們也不會反對改革開放的。不過，「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可以，他們當然會爭取更多的「好處」。但倘若今天北京的執政者坐言起行，嚴格地約束，「好處」到此為止，他們總不會選取舊制而使已得的「好處」化為烏有的。

如上所述，今天中國若要「清理門戶」，廢除還存在的等級特權，大手筆地推行明確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反對的勢力會遠比一九八八年時為小。今天，再沒有幾個高干或其子弟會認為回復舊制（對於他們）是利大於害的。然而，貪者無饜，人之常情也。在今天不左不右、私產與特權並存的制度中，混水摸魚的機會有的是。所以高干及其子弟要保持——盡量地保持——他們今天的競爭優勢。

是的，今天中國改革的困難所在，是現有的制度是高干的天堂。昔日國民黨「四大家族」的情況，幾可復「識」矣！如此下去，印度之路是會走定的。我說此路大有復辟之勢，並非憑空想像。

權利三制——論產排富、論資排輩、論管排貪

從六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個年頭，我和其它研究產權的經濟學者一樣，認為從「公」到「私」之間有數之不盡的產權或權利制度。但到了一九八六年，我從研究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獲得啟發，意識到——在一般而言——世間只可能有三個不同的權利制度。

一九九○年，我赴瑞典參加諾貝爾基金所舉辦的研討會，發表文章時，就提到了只有三制這個新觀點。我當時指出，毫無約束的公有制是不存在的；凡有價值的資產，其任何現有的權利若被取締，另外一種權利必會取而代之。那是說，凡有價值的資產是不會進入權利真空的狀態的。這些是我從研究中國經濟所得之最重要的發現，今天的經濟學者對之漠視，但我認為總有一天這些觀點會被視為產權經濟學的一個里程碑。

三制之中的第一制，是「論產排富」。這是我們香港人所熟知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在這制度中，一個人的資產多或少，是以自己的生產能力在市場中競爭得來的。

第二制是「論資排輩」。這裡，「資」是指「資歷」或「資格」，以等級的高下而排列輩分。這是我們中國昔日的共產政制。在這制度中，資源的享用是按輩分等級分配；其競爭的準則，不是按市場的生產力，而是政治手法的高下，或「槍桿子裡出政權」。

第三制是「論管排貪」。在這制度下，資源的享用受到多種法例管制。凡有管制，貪污就應運而生。這些貪污不僅可以普及，而且還可以按管製法例而界定了每個官員的貪污權利。這貪污權一旦被界定了，就成了制度化，會變得有頑固的存在性，可以歷久不衰的。這是印度的制度：甲官管制手錶進口而貪之，乙官管制外匯而斂財……。據說在巴拿馬，貪污權利的界定有創新之舉：甲官貪星期一、二、三，乙官貪四、五、六之類。

很明顯，中國十多年來經濟革命的主要取向，是要從第二制——「論資排輩」——轉到第一制——「論產排富」——那裡去。不幸的是，這個重要的大取向，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大困難。

其一，從「二」轉「一」的途中，「三」是必經之路。這是說，從共產到私產的道路中，印度式的制度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因此，當中國在一九八五、八六年間，管製法例此起彼立，貪污觸目皆是時，香港人大聲喝罵，我卻喜悲參半。喜者，貪污來得那樣快，大吉大利也。既然是必經之路，早到比遲到好得多。我當時不由得大聲拍掌。悲者，普遍的貪污一旦被制度化了，中國就會走上印度之路，不容易解救。

一九八六年末，中國要走印度之路越來越明顯，我就屢次大聲疾呼。到了一九八八年，北京的人士開始驚覺，也大談印度之路了。

因為印度之路是必經之路，中國要大步地跨過去。我於是極力反對緩進的改革，因為一旦緩進，印度式的貪污制度化之路是走定了的。我堅持中國的改革要急進，即使這樣做會引起混亂，也要冒「險」而行的。

一九八七年，我見中國的貪污有明顯的制度化趨向，就認為若急進不易，那麼，餘下來避免走「印」路的唯一辦法，是要有震撼性的事情發生。這些「事情」，例如政府突然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大量拍賣國營企業等等，是可以把一個貪污制度化的「程序」搞亂，讓一個明智的領導人另尋生路。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鄧小平與趙紫陽決定硬闖——放開價格——引起震動，中國走向印度之路的形勢明顯地有了變化，使我較為安心。但由於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極為嚴峻的權力鬥爭局面。該年六月初，北京的朋友安排了我在九月間和佛利民去見趙總書記，但過不了幾星期我見形勢大為不妙，就希望佛老能暫時取消中國之行。而佛老的響應是，他已答應了復旦大學的邀請，要到上海去演講一次。既然要去上海，那麼北京之行是不好取消的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通公司的一位新相識的朋友由美返國，路經香港，與我共飯。大家談起權力鬥爭的問題，都同意中國當時的情況甚具爆炸性，是會一觸即發的。四月某日，我在深圳退了房間結了帳，準備午餐後回港。在餐廳裡，一位大陸朋友的兒子跑來，說：「胡耀邦在早上逝世了。」我立刻離開餐桌，到酒店的接待處拿了鑰匙，到房間掛個電話給北京的一位朋友，說北京將會有大事發生，囑他凡事當心。他不大相信，認為我過於敏感。當時我想，這個人自稱是中國專家，怎麼這樣糊塗？但我又想到蘇東坡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是的，我認為跟著而來的「六4」事件，是早一年在北戴河決定放開價格而引起的。我同情北京的青年，但卻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北京的大部分的執政者與我有一半不同：他們既不同情也不同意。

死者已矣！但「六4」事件對中國的改革有很大的幫助：比起放開價格，「六4」是一個更大的震撼。「六4」之後，印度之路——貪污制度化的發展——在中國銷聲匿跡幾達兩年！年多來，印度之路在中國有「復辟」之勢。這是後話。

往事如煙，時光不再。但中國青年在「六4」所流的血，今天想起還是感到心酸。不過，因為衝斷了當時難以避免的印度之路，他們的血可沒有白流。至於那樣慘痛的辦法是否值得，五十年後的歷史學者會有較為客觀的評價吧。

《中國的經濟革命》前言

做任何事情我都喜歡一氣呵成，彷彿與生俱來，我是有一股持久耐力的；但不能斷斷續續地做，尤其是一旦洩了氣，我就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難以繼續。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我這個堅強的人倒下來，中斷了我在學術上的兩個項目。其一，我當時正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經濟解釋》，準備寫它兩年，然而只發表了十多個星期就停下來了。這《經濟解釋》看來很受歡迎，因為中斷後《經濟日報》和我都給讀者埋怨不休。四年多後的今天，讀者還來信怪責這件事。

其二，我自回港後所發表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分析的文章，六四之後不久就停下來了。

這後者所以如此，六四使我「洩氣」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使我筋疲力倦。是的，即使在六四之前我已經說得清楚：關於中國的經濟分析，我已盡我所能。

可不是嗎？中國十多年來的變化複雜無比，緊張刺激不在話下，而變化來得那樣迅速，使我這個有心探討的人感到好像永久地在驚濤駭浪中沉浮。

八九年三月，女兒十六歲生日，我帶她到朋友的攝影室去拍攝人像。父女情懷，使攝影室充滿無限的愛。我感到有點迷惘，連「對焦」也對錯了。而女兒看著攝影機後面的父親，柔情似水，拍下來的造像縱不對焦也成了「名作」。

那天拍照後，女兒走近身旁，牽著我的手，輕聲地說：「爸，還是多點休息吧！這幾年來你的頭髮白得很快！」她是在美國長大的，我能怎樣向她解釋中國的問題呢？

去年七月，我到上海一行，見到那裡欣欣向榮的景象，於心大慰；回港後發表了《夜上海捲土重來》，一時間中國的經濟問題又開始在腦子裡集中起來了。

今年五月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是針對中國的銀行制度而下筆的。該文得到舉世的反響，使我興猶未盡，而跟著接受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邀請，到海南島去講一次話。七月一日在研討會上的講話只有腹稿，但時間太短，不能暢所欲言，回港後立刻動筆，一口氣寫下了這本小書裡的一系列十篇文章。此外我加上兩個附錄。其一是今年五、六月發表的兩篇有關的文章；其二是八九年六四後發表的，要澄清一些誤解的兩篇文字，這對將來的歷史學者可能有點用處。

在二十世紀末期，在香港這個地方，我們做炎黃子孫的，雖然豐衣足食，但做得很辛苦。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夠好起來，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我們感到自己是那樣渺小，是那樣無能為力。我們於是逼著要像劉姥姥那樣進入了大觀園，但不幸的是，我們比劉姥姥更加關心。我們見到中國有改進，就大聲喝采；見到幹部腐化，就大聲責罵；見到政策走向歪路，就大聲疾呼。

在喝采、責罵與疾呼的交替中，我們又感到自己的聲浪，似乎只有自己可以聽到。這樣一來，就不免覺得自己是傻佬一名，有點精神錯亂了。

可幸的是，這集子裡的文章安排決定之後，我心平氣靜地重讀一遍，竟然覺得自己還是正常的。


張五常 一九九三年九月於香港

《中國的經濟革命》楊懷康代序

有兩個這樣的老生常談：一是以為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地大物博，得天獨厚，故此中國人是勝人一籌；二是以為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欠缺一股凝聚力，一盤散沙，因而貧窮落後、長期積弱。

凡是老生常談，都總有點道理。中國人有潛能的，遍佈世界各地的華僑，以至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小中國」，都顯示出中國人有點本領的。不少人更不期然想到，倘若整個中國都像這些「小中國」般發起威來，中國又焉會不是拿破侖口中令整個世界震撼的巨人呢？

問題是如何喚醒這個沉睡了百多兩百年的巨人？清末以來，不少知識分子便為這個問題所困擾。大致而言，梁啟超、嚴復等浸過洋水的知識分子，都以為教育是答案；搞好教育，「民智」一開，其它天災人禍便迎刃而解。事實上他們也真的拚了老命，要從教育入手，振興中華——嚴復以其「信、達、雅」的筆觸譯了一本又一本的西方巨著；「欲新一國之民，必先新一國之小說」的梁啟超，則想透過大眾傳媒把中國人洗心革面一番。

無巧不成書，戰後經濟學研究的一大發現，正好肯定了教育的積極意義——投資教育的回報率遠勝於投資機器。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經濟建設的角度來看，「讀壞書」的殺傷力也是驚人的。共產制度對中國經濟的摧殘，史無前例；共產黨的頭頭毛澤東便是在長沙師範學校（訓練老師的地方）出身；長時期以來，共產制度的權力核心，也是操縱在像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人的手裡。至於另一個文明古國印度，把它的經濟搞到烏煙瘴氣的，也正是一班在英國劍橋喝過鹹水的計劃經濟學家。故此，教育並不見得就是解決中國積弱問題的獨步單方。

為了國強家富，百多年來中國人其實什麼都試過，要不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行嗎就來個「全盤西化」；再不是便土改、共產、大鑊飯一番，甚至連「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這種有乖天理倫常的辦法都試過了。代價付出了不少，但人民的生活可沒有天天好起來。

喚醒拿破侖所說的巨人，到頭來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恐怕還是從人的本性上入手。鄧小平策動「改革、開放」，顯然就是出於這個機會——何苦要中國人做什麼完人、聖人？只要老老實實地給他們改進一己生活的權利，那還怕經濟不發展起來？這個簡單的體會，一反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國族主義意識，把人而不是國家放在第一位；承認活生生的人，皆有七情六慾、私字當頭。倘若要說張五常這系列有關中國經濟革命的文章，和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有什麼共通之處，那就是這一個「私」字。

早在兩百多年前，經濟學的老祖宗阿當"密斯（Adam Smith）便已確定了這個私字是經濟活動的靈魂，他更體會到只有群體社會，才有經濟活動；只在群體社會，才會有生產分工，提高生產力；只在群體社會，才會有買賣交易，讓人各競所需，創造財富。不過，私心這股強勁的經濟動力，與群體利益之間的矛盾，又如何解決呢？如何讓每個人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私心，而又不同時陷整個社會於一個打、砸、搶，弱肉強食的局面呢？這個問題要等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現代產權理論的出現，才受到應有的重視。

張五常對產權理論的貢獻，是把整個問題倒轉來看：凡人皆私，那麼在什麼的條件下，每一個人才會盡情隨心之所欲、發揮渾身解數，而同時使社會整體得益？「種瓜得瓜」，看起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個道理的背後，其實是假設了社會上已有一系列完整的產權結構——使用、轉讓、享有資源收入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完整，種瓜者也就沒有得瓜的保證；沒有這個保證，可能連種瓜的興趣也沒有，更遑論全情投入、「去到盡」了！人人不是幹勁沖天、「去到盡」，整體經濟又焉能只爭朝夕地發展起來呢？張五常的文章，除了像阿當孕v密斯般確認了人的私心，他更羅列出一系列把這私心納入正軌的條件。他把這些條件應用到中國的國情上去，其用心當然也是振興中華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五常所踏著的，正是梁啟超、嚴復的足。但張五常可沒有像梁啟超、嚴復般整天把國家、民族掛在唇邊；可是從他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的佃農制度——到這一系列圍繞中國經濟的文章，他的「愛國情懷」倒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張五常是有勝過梁啟超、嚴復的地方，那是他採用了現代科學的驗證態度，來看中國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經得起事實驗證的處方，肯定要比純粹憂國憂民的書生之見較有效益吧！

無論是年資、學歷、才智、心胸、見地，張五常都是我的前輩；晚輩替前輩寫序總有點兒那個。但對張五常稍認識的人，都知道他百無禁忌，尤其厭惡論資排輩，故此他叫我寫這篇序，我也就不用客氣了。

有朝一日，在產權明確的中國，華炎子孫能拿出這科學的態度來大干私活，那還怕中國這個沉睡已久的巨人，不會站立起來，令整個世界地動山搖？


楊懷康 一九九三年九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