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導的指數

中國發展得快，加上外人不瞭解情況，這些日子有不少鬼子佬以指數給中國打分，錯得離譜，把事實說歪了。



二○○四年一月，以維護自由市場知名的美國傳統基金公佈一年算一次的自由經濟指數，一百五十五個國家香港連續十年排第一，而中國則排一百二十八，近於包尾。我當時發表《侮辱自由經濟的指數》，力斥其非。香港早就大搞福利經濟，自由經濟是多年前的事；中國大陸市場的自由，是我平生僅見。傳統基金核算自由指數的目的，是要證明自由經濟是發展的重點。當時香港的經濟節節敗退了六年，自由指數卻排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人類紀錄，自由指數卻近於包尾——整個傳統基金的報告只是否決自己的信念！



二○○五年二月，世界銀行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三年，農民更苦，要求中國改變制度。又是發神經。別的專家得把口，但周其仁和我不斷地跟進，知道十多年來世銀指的三年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改善得最快的。



二○○五年十二月，聯合國公佈中國人民收入的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開始不能接受，是指貧富懸殊開始惡化。怎麼可能呢？農民的收入上升得快，在人口流動變得自由的情況下，好些地區出現民工荒，不可能帶來堅尼係數的上升惡化。



從一些簡單數字說起吧。中國自中至東的農村，五年前聘請一個耕田種菜的農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幣二百，三年前是三百，今天近五百——較好的要六百——城市同期沒有那樣急速的百分比增長。農民兼職工業的愈來愈多，使農業本身出現了人手不足的現象：荷蘭豆成熟時農民請我自由採摘，免費，因為豆主付不起工資收成。是比較極端的實例，但由於工資過高而棄置田野的現象開始出現了。



工廠最低的每月市場工資（連包食宿的費用），今天大約是人民幣七百，是指沒有技術的工人。一位朋友以此工資聘請了三十個，過了幾天二十五個跑掉。據說可以使工人比較安定地留職的每月最低市場工資（也包食宿費用），大約人民幣九百。聯合國指中國下崗工人多，處境極苦云云。又是誤解的胡說。下崗工人的確多，因為他們頻頻走位，另謀高就。話走就走，過不到兩天就在待遇較佳的上工。一家工廠說每年的工人流動量超越百分之一百，另一家沾沾自喜，說他們每年只流失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員工。



北京說：人口百分之六十是農民，產出的原料與農產品的所值只佔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點一。農民兼職工業的數據重要，但沒有誰知道。不管怎樣說，農民繼續轉往工業去還有一大段路程吧。



今天，可以勞動的農民在勞作上的金錢收入大約低於工業的百分之三十，算是打平了，因為農作的生活比工業的舒適，有天倫之樂，而瓜瓜菜菜之類低於市價。這打平是因為人口自由流動，好！目前中國勞動農民的實質收入，大約等於工業的最低市場工資，可惜這工資不易提升，因為受到外間多個廉價勞力國家的約束。要怎樣發展下去呢？有三方面值得拍掌：



一、讓工業的工人增加知識而加薪，使最低市場工資的工人的百分比愈來愈小。二、到了某一點，中國會像香港當年，放棄那些不需要技術或知識的工業，讓落後的國家做吧。這樣，最低的市場工資會提升。三、農民的人均耕地增加，農產品的市價上升，使農民的人均實質收入與工業的打平。到那時，中國的人均實質收入會與日本的看齊，但那是十個日本，天下無敵矣！

北京要處理黃永玉的畫

最近黑蠻送我一本他親自炮製的題為《黃永玉八十》的畫冊，是巨冊，甚重，可以一次過壓死五隻蟹。編得好，當然是精裝，售價人民幣七百，好此道者非收藏不可。過了幾天才翻閱——那麼重，我要找時間坐下來，把畫冊放在台上翻。此翻也，是難忘的經歷，初看大喜，繼而大驚，最後大叫，跟著對坐在身旁的太太說：「如果永玉不是藝術天才，天下間沒有藝術天才這回事。北京當局要好好地處理永玉的畫。」



說初看大喜，因為這本將會傳世的巨冊，第一幅是一九八九年我替永玉拍攝的照片。無端端「與有榮焉」，能不喜哉？繼而大驚，因為永玉今天的畫作比十六年前我欣賞的高出相當多。最後大叫，因為畫冊近尾之處的雕塑作品，絕對是大師級，畢加索後期搞雕塑不比永玉高明。



以宣紙作畫的名家無數，但論變化，論氣勢，沒有一個比得上黃永玉。變化多得離奇而風格（面目也）一致的藝術家，百年難得一見。永玉顯然是一位個性極強的人，不甘於寂寞，有創意，喜歡亂來一下。這是畢加索現象了。這種藝術家要付出的代價，是作品的水平參差不齊。



比方說，我認為永玉的漫畫太多，不是畫得不好，也不是不夠過癮，而是從藝術的角度衡量，漫畫不夠深度，不容易打進歷史去。當年讀西方藝術史，以漫畫見經傳的只遇到一個，英國的，較為嚴謹的藝術史此君不入圍。以書法文字補於畫上是國畫的傳統，有協助構圖之效。永玉的行書寫得好，很懂得分佈，但我嫌他有時文字太多，過了頭。有時為了創新，永玉的隨意之作有些偏於怪，刻意地亂來有些偏於亂。



藝術創作就是這樣。在險而不怪的追求中免不了有些作品不容易被觀者接受。我想，永玉走這追求的路恐怕走了六十多年了。黑蠻說冊子裡的作品都是這幾年的。得天獨厚，八十出頭永玉的素描與白描功夫還處於頂峰狀態，不可思議！真替他高興，追求了那麼多年他終於達到前無古人之境。



我要特別提出的是永玉畫的大畫，很大的，氣勢磅礡，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來。這些作品顯然是經過深入的想像與思考才動筆，畫得用心。每張題材有別，構圖各異，畫法不同，有深度而又風格明顯。每張都給我震撼良久，雖然看畫冊怎樣也比不上看巨幅原作的本身。我想，如果永玉能把二三十幅這樣水平的作品在一個巨廳展出，點綴些精彩小品與雕塑，光線一流，花一千元在那裡呆坐半天是相宜了。



集中一個大畫家的傑作於一巨室之內，持久甚至永遠地展出，對作者對觀眾都重要。你說張大千怎樣了不起我無從衡量，因為大千的作品賣散了，我見到的精品只是每件看，而就是說明是大千的什麼紀念大展，總是不夠全面，只展出幾天。莫奈的蓮塘巨作永久地展於一室，任何人走進去不會走出來而忘記莫奈。我深信，趁永玉的重要代表作還沒有賣散的今天，北京當局以巨室，高而大的，永久地保存展出，會比莫奈的蓮塘有更大的震憾性。這會是中國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衡量一個作者，作品集中非常重要。梵高死後，如果弟婦沒有把他的作品集中保存，我們不會聽過這個人。可惜後來梵高不少作品賣散了，而今天還集中的又分藏於兩間博物館中。可幸鬼子佬對藝術作品的處理遠比我們認真：梵高所有遺傳下來的作品都有著錄。若干年前在倫敦巧遇Turner畫作大展，很全面的，我看了半天，對太太說：「沒有想到Turner那樣了不起，的確名不虛傳。」



多年以來，外人對我的經濟學評價有爭議。心中有氣，我花了年多時間整理好英語論文結集，最近出版了，自己多次翻閱後，心安理得，定過抬油，知道達到的水平再不會有爭議了。攝影可沒有那樣幸運。黃貴權屢次催促我選出二百精品，花錢精印巨冊，但印製與原作相差不少，左試右試也找不到滿意的效果。展覽呢？原作質量高，但只幾天的展出不值得大費心機。作為藝術媒介，攝影是彫蟲小技，沒有誰會那樣傻，為我的攝影原作設立永久的展覽廳！黃永玉是另一回事。



以集中作品來衡量一個藝術家，目的是要衡量這藝術家的整體。不這樣做我們無法知道一個天才達到的境界。有人讚傅抱石，有人讚林風眠——我也贊——但除了林風眠與朱屺瞻，中國的國畫家中我沒有機會很全面地在一次的展覽中感受到一個大師的斤兩。就是不久前參觀的大事宣傳的吳冠中畫展，失望，不是說吳大師的畫不好，而是不夠全面，展出的精品不多。



要把一個藝術家的多方面的精選作品集中，也要一次過地看，我們才有機會領悟這個人的藝術境界是在哪個層面。每次的吸收不同，重要藝術家我們要欣賞多次。芝加哥某博物館，奇怪地有相當全面的法國印象派畫作的收藏與持久展出。我看過無數次，領悟到該畫派的哲理與精神。這是學問，跟著自己的攝影風格就改變了。



不是所有大名的藝術家都可觀。浪得虛名的不少。較為全面看，有些我只看一次就覺得花巧庸俗；有些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大名可能是皇帝的新衣；有些初看不對，但愈看愈妙；也有些初看可取，但經不起多看的蹂躪。



回頭說永玉，如果他的作品經不起多看或時日的蹂躪，那麼在這裡建議北京當局處理他的作品，有一天會見笑天下。這是說，不是要替黑蠻炮製的父親畫冊賣廣告，而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是的，在近代數之不盡的中國視覺藝術家中，將來有機會打進世界藝術歷史的，我的首選是黃永玉。

何不早聽老人言？

中國最近重估國民總收入，提升了百分之十六點八。這是說，以復息算，自開放以還經濟增長率大約提升了半個百分點。十多年前我就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相當大幅地低估了，其後再說了好幾次。何不早聽老人言？



我認為這次重估的調高還不夠。報道不詳盡，但農民兼職工業看來是算了進去。還沒有算進去似乎是好些個體戶的收入增長，而更重要是產品與服務質量的提升。後者不容易算進國民收入的增長內，近於不可能。其他先進之邦的產品質量變動不大，而質量提升通常附帶價格上升，自動算了進去。然而，九十年代的中國，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上升，但價格上升甚微，好些甚至下降了。



舉個例，一九九八年國內一家小房子裝修人民幣七十萬，二○○三年同一小房子裝修是五十萬，而且材料與手工的質量較高。同一時期，廁所用的搪瓷，同牌子，一九九八進口的與國產的價格是三千與一千之比。二○○三這牌子不再進口了，國產的與此前進口的分不開來，價格還是一千。說這質量的改進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是指如果按舊價看，國民收入其實是增加了很多。就是質量的提升導致價格提升，以舊價看應該是從一升至三，但現價只是從一升至一點五，國民收入的升幅也是低估了。



朋友，到國內數之不盡的建築材料的供應商場走走吧。無論是搪瓷、瓷磚、地板、玻璃、燈飾等，其質量之高你不容易相信，一般不比進口的差，而價格往往低於十年前的。外資的參與及指導重要，也有些是進口後依樣葫蘆地仿製。後者往往見於傢具，仿得八九成，價格不到三分之一。國產的外資汽車五年前質量跳升，兩年前一家日資車廠對我說造得比日本還要好，可能有點誇張，但比起八九年前產出的肯定是兩回事。



服務的改進也明顯。酒店與餐廳的服務最難管理，但今天國內的與香港的水平差不多。私營郵遞的服務可能冠於地球。當然，我不敢替國營的服務賣廣告。



最近北京的公佈，以美元算，國民總收入中國排第六。如果算進上文提到的，我不懷疑會跳升至第三，在美國與日本之後。但日本的物價比中國高很多，以實質總收入算，中國應該已經超越日本，排第二。只要能維持發展速度，總實質收入超越美國指日可待。以美元算，國民總收入要趕上美國還有一段長時期，而人均收入，不管是實質的還是金錢的，要追上美國則遙遙無期了。



足以慶幸，但實際還差很遠。中國那麼大，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是美國的四倍多，國民總收入跑個世界第一沒有什麼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口那麼多的國家可以像中國那樣迅速地發展起來。是的，今天國內的消費市場大得鬼子佬張大了口。繼續下去，大事開放進口，再來一個鄧小平南下至今的十三年多，那才過癮。



回頭說九十年代的中、後期，中國有百分之二的通縮率。當時我察覺到，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上升得非常快。這是說，當時中國的通縮率其實遠高於百分之二。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三點二，穩定的。這使我意識到傳統的貨幣理論出現了問題，跟對西方的貨幣制度有懷疑，於是重頭衡量三十多年前佛利民與蒙代爾的貨幣爭議，最後想出了自己的理論來。當年批評過朱鎔基，但愈想愈佩服。經濟學可以解釋世事，這方面我是專家，得心應手，但說到改進一個國家的經濟，這門專業學問不重要。

扶貧何價？（三之三）

說過了，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自成一家，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縱有沙石，對人民生活的改進了不起，不要胡亂動之，也不要管外人怎樣說，要自己繼續發展下去。擺明是天才成績，但歷史說世界上沒有出現過那樣大的天才——這是中國之謎。區區在下有十八般武藝，但沒有能力改造世界，只喜歡在旁大聲拍掌，或大聲疾呼，熱鬧一下。時來風送滕王閣，我是王勃，可惜垂垂老矣！



淺說扶貧吧。如果政府從富人或其他渠道拿取一元交給窮人，沒有任何其他影響，社會的扶貧成本是一元，窮人的利益是一元，打個平手，我稱之為「中性」扶貧。沒有理由反對，就是銀碼相當龐大也不容易反對。如果政府弄得一元，交到窮人之手只得三毫——福利員工與壓力團體分剩之數——社會成本一元，窮人利益只三毫。這是「負性」扶貧。負性扶貧的社會成本可以很大。被抽取的人會減少產出意向，以通脹抽取有另一種社會成本，受惠的窮人樂得窮下去，可以工作但不工作，甚至刻意地費心扮窮，皆社會成本也。是的，通過政府使窮人獲一元，其社會總成本超越十元不足為奇。這種負性扶貧我們容易反對。



最後一種是「正性」扶貧。這是協助增加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增加勞苦大眾的知識與生產力。原則上，社會成本的投資一元，窮人殺出重圍會有好幾元的回報，也就是社會受益的回報了。顯然，正性扶貧是上上之選，中性扶貧可以接受，負性扶貧不可取，但某程度無可避免。扶貧之道，是要爭取正性而減少負性。



目前中國扶貧的當務之急，是不讓人民幣升值，因為這是最廣泛最有效的正性扶貧。經濟邏輯同樣簡單：



（一）說過，在國內下了注的外資、有專利的廠商及有錢人，人民幣升值對他們有好處。這裡要加上國內薪酬或收入可觀的人。人民幣升值，這些人到外地旅遊及在國內購買外國貨，皆獲甜頭。這幾種人的言論受到重視，影響力不少。但他們的觀點短視，因為長遠一點看，勞苦大眾的生活有改進，消費增加，他們獲益會更大——這些將來而又間接的利益他們不會管。我自己眼觀六路，人民幣升值不會執輸行頭，但自己歸自己，社會歸社會，永不混淆，是四十二年前老師艾智仁教的第一課。勞苦大眾呢？他們做夢也沒有想過到歐洲旅遊，外國貨不敢奢望也。



（二）人民幣升值會削弱勞苦大眾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因而減少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一個月前與幾位經濟學教授傾談，過半贊成人民幣升值，說作過回歸統計分析，認為升值百分之二十不會削弱競爭力。他們一家工廠也沒有調查過，只搞些廢物進去廢物出來的回歸分析，我問：「你們學的是什麼經濟學呀？」



（三）人民幣升值，工人加薪肯定會緩慢下來。於是，他們在實質收入上的增長，主要是靠國內的物價下降——通縮是也。人民幣升值很多，通縮一定會出現，但達到那一I，中國的接單工業會因為國際競爭力的煙消雲散而變得潰不成軍，工資會相應地下降。



愚見以為，這些年北京搞出經濟奇跡，橫看直看都比經濟學者高明，既然走上了一條別開生面的路，知道不足之處，繼續摸石頭過河算了。我只是覺得自己有時旁觀者清，這裡那裡提點一下。

珠峰哲理的經濟分析——為王石序

說過了，海明威在他的名著《雪山盟》的開頭有這樣的故事：在非洲的一個很高的雪山頂上，當地的土人發現一隻死去了的黑豹，那黑豹明知那雪山頂上沒有食物可尋，為什麼要跑上去呢？



王石很有點像海明威筆下的黑豹，還活。兩年多前，五十二歲，他攀登珠穆朗瑪峰，到峰頂就立刻下山，死不掉，瘦了二十多磅。我問他：「為什麼你要做這種傻事呢？」他回應：「沒有為什麼，只是喜歡這樣做。」



我自己沒有他那樣傻，但有類似的行為。好比午夜夢醒，想些什麼，禁不住爬起床來，走到書桌前，在文稿上改一個字，然後回到床上去。那個字可改可不改，無關重要的，只是把仄音改為平音，或這句加一字那句減一字。沒有任何回報，讀者看不出來，但改了對自己增加一小點滿足感。當年寫博士論文，及跟寫學術文章，老師通過，或編輯接受，我往往要他們多等一下，因為覺得這裡那裡要加一個註腳。無關重要，但沒有做彷彿欠了些什麼。你問我欠什麼，我會答：「沒什麼，只是喜歡這樣做。」



是的，一個人為了滿足自己，會做一些沒有任何回報，甚至沒有外人欣賞的事。這是創作的本質，只要自己欣賞，要做，於願已足，不需要任何來自外間的回報。王石攀登珠峰是一種創作吧。



大約十年前，記不得是在西安或哪裡，我和太太參觀漢代將軍霍去病的墓，見到陳列一系列巨大的動物石雕。是古物，很古的，不能肯定是哪幾種動物，藝術品味奇高，今天看是了不起的抽像藝術了。



我在那裡癡立良久，想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位雕塑大師不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上去呢？創作這些巨石雕塑為時甚久，有沒有金錢回報無從考究，但名字不刻上去顯示為了創作這位大師不斤斤計較。



宋代或以前的畫作，很多既沒有簽名，也沒有印章，害得今天的鑒證專家大吵大鬧。我不懷疑這些無名畫作中有些是毫無金錢回報的，甚至沒有旁人拍掌，但作者就是喜歡畫，為了創作的需要不管其他。



王石和我沒有那麼偉大吧，因為我們的工作是有人拍掌的。王石比我偉大。他是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事人。那公司是今天國內最大的房地產發展機構，資產二百億，今年銷售額一百三十五億，利潤十四億，皆約數。一九八三由王石創辦，是國營，一九八八上市。王石佔有的股份只是萬分之一點六九，薪酬起初微不足道。兩年前他的年薪是人民幣八十萬，也微不足道，今天年薪二百三十萬，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吧。王石住自己購買的房子，請我吃晚飯不用公司錢，用自己的，吃剩的他要打包帶回家。不要忘記，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中的最大行業的房地產的最成功的機構的最高總裁。有五個世界之最，皆珠峰層面，兩年前王石的薪酬遠不及一個香港高級公務員。給他一個諾貝爾獎吧！



除了傻里傻氣的創作可以給予作者很大的滿足感——我稱之為珠峰哲理——經濟學無從解釋王石這種人的行為。驟眼看，這種人是稀有動物，而如果世界上只有王石一個，經濟解釋實在困難。是中國之幸，這種人今天在國內愈來愈多，我自己就遇到幾個，讓我衡量他們之間的共同局限，推出一個前所未聞的經濟假說來。



一位在江蘇作縣長的朋友，到處跑為該縣招商發展。年多前收到他的電話，說要到我家造訪，進入門來，斜臥沙發疲態畢露，休息片刻，說：「教授呀，可不可以給我一杯酒。」我明白，當我在創作累極時，也要一杯酒。幾個月前再遇該縣長，他很喜歡我戴的手錶，左看右看。那手錶有點怪，對我來說太大，十多年前以二千港元購得，常用的手錶失靈，胡亂找這個沒有用過的戴上。己所不欲，可施於人，我見縣長的金色手錶有銹跡，太不成話，要把自己的送給他。他推卻，後來我千方百計也送不出去。



這位縣長教了我很多關於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我很想知道他為什麼那樣拚搏。要陞官嗎？要發財嗎？不便直問，旁敲側擊。他知道我的意思，最後說：「教授呀，我就是要為國家做點事。」



幾天前與國內某城市管理土地多年的頭頭進晚膳。此君身居要職，每天過手天文數字，要得「好處」應該不困難。早就認識他，屢次要求跟我比賽書法。始終沒有比，看來他其實怕比，而我又樂得手下留情。這次見到他，見他穿上的西裝不合身，多半是街邊貨。問起生活，他說二十年來住在七十平方的公寓，兩房一廳，晚上謝絕應酬，寫書法。閒談中他說在他的城市，清廉而又本領比他高的幹部不少。



在杭州遇到一群年輕商人，賺錢的，工作起勁。他們給我的感受，是把生意作為一項創作，其中一位對我說得清楚：「大家都希望打上去，做出一點成績來。」顯然地，金錢之外這些青年都有一點珠峰哲理。



可能機緣巧合，或者概率中了邪，這幾年我在國內遇到的，不管是官還是商，都給我一點為創作而大幹一手的味道。問一位新相識認不認識某某人，他可能說：「我認識，不怎麼樣。」或說：「我聽過，還可以。」這些是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術全盛時期常聽到的話，是創作者在競爭中的知己知彼的言論了。



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重要，因為界定了資產或物品的權利，容許市場以價格為競爭的準則，減低租值消散。但金錢財富之外，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個創作者，創作的本身是回報，而創作是不限於藝術或科學的。生意、政績、管理，都有金錢不可以量度的成就滿足感。要鼓勵這些非金錢的成就——要啟發珠峰哲理——清楚的成就界定與熱鬧的競爭氣氛不可或缺。這兩方面，中國今天有看頭。創作的競爭氣氛凝聚不易，可以風吹而散。七十聚會那天我說，撇開沙石，中國正在冒出的制度是我知道最好的。我是制度專家，早就達到珠峰境界，不說假話，但之後又說紅燈亮了，因為知道這制度還沒有穩定下來，有搖搖欲墜之勢。



回頭說王石，兩年多前他攀登珠峰後我送他一幅書法：山不在高，到頂則名。見者無不哈哈大笑。我要跟王石過癮一下，但他不笑，把該幅書法掛在自己辦公室的牆上。他顯然明白，創作這回事，山不在高，到頂不易，到了大有滿足感。這是珠峰哲理的均衡點吧。



（五常按：王石即將出版的書名為《道路與夢想——我和萬科二十年》）

扶貧何價？（三之二）

二十年前鄧小平說要讓一小撮人先富起來，是對的。經濟發展走市場的路，資金集中會鼓勵較大的投資，雖然基本上國家是靠勞苦大眾落手落腳地建造起來。今天國家是建造起來了，還遠為不及，但有看頭，個別地區看頭了不起。貧富懸殊的情況無可避免地出現。沒有像印度等地區來得嚴重，而我自己的調查，中國窮人的生活不是某些誇張的報道說得那麼差。不管怎樣，協助勞苦大眾——尤其是協助他們自力更生——是重要的工作。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今天中國以縣為經濟核心的體制，是我知道的體制中最可取的。沙石仍多，說不通或很有點胡來的困難存在，但撇開沙石，正在冒出來、開始形成的體制實在好。沙石當然要清理，不少細節要修改，但基本上是執到寶，千萬不要讓不知就裡的「專家」左右，把寶物作廢物處理。



（二）這制度促成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對扶貧有一種自動機能，作出大貢獻。是的，在地區競爭下，有土地但人手不足不容易發展起來，於是大家招兵買馬，爭取人手，地區政府對居民重視。個別的不良例子是題外話。



這些年，北京上頭早就隻眼開隻眼閉，容許人口自由流動，是經濟增長奇速的一個主要原因。最近某些地區開放戶籍申請，做得對。兩年來廣東出現頗為嚴重的民工荒，一方面起於外地的廉價勞力國家多，工資不易加上去，另一方面是地區爭人手，月是故鄉明，廣東鬥不過。廠商競爭加上地區競爭人手，雙管齊下，我對中國扶貧的前景有理由看好。（最近聯合國說中國貧富懸殊惡化，不可能對，我會另文斥其非。）



（三）經濟學說，人窮主要因為知識低。今天，地區政府在競爭壓力下提供工藝訓練，而較有規模的搞文化、建大學。目前中國的教育與醫療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是私非私、公非公，混淆不清，混水摸魚的行為不少。是的，教育與醫療這兩方面，北京要慎重地清理現有的混淆情況。我要多作理解才為文分析。



（四）農業用地轉作工業用地給予農民的補償，地區稅收的分帳，稅收後對個別地區的回補，方法對，但在數字與施行上有不少問題，也不容易處理。好比補償農地的下限夠高——可能太高——但好些地區政府不夠錢，有拖冇欠引起糾紛。以五厘年息算，我的估計是這補償大約是農地所值的五倍。很難說是否過高——這裡說「過高」是指對扶貧有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轉用途政府要作大投資，搞什麼通什麼平的，地點較差的地區要先蝕頭注，希望工業發展後的稅收分成得可償失。我懷疑他們有沒有考慮過採用與農民分股權的方法處理。



牽涉到金錢數字，私相授受的行為不難想像，但大致上有了明顯的改進。考慮釐定與執行上述三項——補償、分帳、回補——是扶貧自力更生的一個重點，分析真的要懂一點經濟學，或對經濟運作要有很好的感受。北京要派出清廉而又能幹的頂級人材了。



（五）最重要顧及的是那些天生有缺陷，或後天遇到不幸，那些沒有協助不容易生活下去的人。處理這些無法自力更生的弱者，我的建議是由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處理。政府要嚴格地審核那些假冒為善的，選出及格的不僅鼓勵，適當的補貼值得考慮。我相信世界上有衷心地要做點善事的人。讓私營或民營處理，義工來得比較容易，而鑒別是否需要協助的真真假假，私人的錢會用得遠為慎重，遠為細心。

扶貧何價？（三之一）

幾個月前貝加（G. Becker）發表文章，論中國經濟前景，不樂觀，或有保留。我在《信報》以長文回應，行家說行話，大家的看法略為不同。



貝加的要點，是當一個國家搞起經濟時，會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經濟搞垮了。這觀點似乎是歷史規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自成一家，應該可以避過這無情的規律蹂躪。其後想，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二十四年前貝加反對我對中國的樂觀看法，錯了，我當然希望他再錯一次，但當我衡量今天外地對中國頻頻施壓，見到央行彷彿要拜美國為師，見到溫總理為人民的生活流下淚來，不由得心驚膽戰。



貝加擔心中國會引進對經濟有不良影響的政策，首要應該是福利經濟吧。是非常頭痛的問題。沒有一個有良知的人會反對幫助那些沒有幫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壞罷了。有幾個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長貧難顧。賑濟窮人一般會鼓勵他們繼續窮下去。好比香港的發神經的綜援，不工作有錢可收，受援者縱有絕頂良心，發奮自強的意識總會給綜援打個折扣。



因為身體有缺陷而又沒有親友幫助的人應該不多吧。持久地幫助這些不幸的人我沒有異議，困難是我們不容易知道這些不幸究竟是真還是假！



（二）混水摸魚。凡是用上公家錢搞福利，壓力團體湧現是早晚的事。說得擲地有聲的言論不難聽到，但如果細察一下，我們不難發覺這些言論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國加州，社會福利的工作人員的總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個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會福利處工作多年，談起當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糊塗帳，頻頻搖頭歎息，最後此友決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發難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來，而且愈搞愈大的機會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經驗是個好例子。二戰之後與國共之爭，大量難民湧進香港。社會的混亂與治安的問題，導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務管制，跟著是政府供應廉租公屋。原本是暫時性（一年）的租管結果管了幾十年，而當時只為給難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僅今天還存在，而居屋的發展龐而大之。



曾經拜讀過阿康五體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的言論，反對政府擴大資助教育與醫療說得理直氣壯，跟著的夏鼎基與彭勵治是同一傳統，堅守信念不移，我欣賞。問題是教育與醫療這兩項福利開了頭，約之不束，壓之不下，擴張易過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數字了。



從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窮人手上去，對富人的產出意圖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響。我不反對。從富人身上拿取十個億，交到窮人手上去，對富人的產出意圖有不輕微的不良影響，我不贊同，但不好意思說出聲來。我有膽大聲說出來的，是從富人拿取的十個億，沒有一小半交到窮人的手上，不知道窮人是否真的窮，不相信大部分的窮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轉手的過程中，龐大無比的資源浪費明顯如青天白日。殺了我吧，這樣扶貧我反對。

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七十自述之三）

說喜歡在街頭巷尾跑，找資料，求靈感，試驗證，是說喜歡在日常生活的場地觀察，好奇地看世界。一門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不能沒有實驗室。經濟學的實驗室不是什麼政府統計部門，也不是校園裡的辦公室，而是大家日常生活的場地。到處跑的治學態度會使不知就裡的外人誤解，但有三個明顯的好處。



其一，現場考查，細節可以信手拈來，輔以不恥下問，現象的可靠性格外高。好比六九與七五年在香港跑工廠，調查件工合約，得到啟發，八二年寫成今天受到重視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朋友告訴我其它學者對件工的分析，老實說，我認為他們不清楚件工是怎樣的一回事。



其二，考查街頭巷尾的現象成本低，變化多，種類不同，細心觀察不難發覺有趣的現象琳琅滿目。有時不勞而獲。好比七五年在香港，我無端端地察覺到較佳的座位票價偏低，只幾分鐘想出答案。跑了幾晚電影院作驗證，回美後一個週末完稿。這篇有趣文章七七年發表，今天行內朋友認為是珍品，一些說是後來有人獲諾貝爾獎的效率工資理論的前身。



其三，街頭巷尾的現象一般是小現象，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解釋了小現象可以用同一解釋推到大現象去。很多很多的小現象，加起來是一個小世界，放而大之，就成為自己的宏觀經濟學，與學院教的是兩回事。比方說，九六年末我說香港會有多年的經濟不景，九七年說香港的失業率會從百分之二升到百分之八以上，此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推測過無數次，很少錯，而這些是用上自己從小世界推出來的大宏觀。



一九六八年決定不走純理論的路，因為覺得不容易有大作為。早一年，寫好了論文《佃農理論》，知者嘩然，使我以為是創立了一個新理論。但老師艾智仁說，是傳統的，結論與前人不同，因為前人把傳統的用得不對。沒有錯，我的佃農理論來來去去只用一條眾所周知的向右下傾斜的邊際產出曲線，可以看為是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其它加進去的全部是傳統的局限，沒有新意，我只把這些配合得精確，新的理論驗證含意就跑出來了。後來幾次認為自己是踩中了新理論——例如公海捕魚的租值消散——但細看不是，自己的貢獻只是把傳統的舊物搞出新變化，前人沒有那樣想過，算是創新，但新理論卻談不上。



說過了，比起物理學，經濟學的理論淺得很。經濟學的困難是實驗室只有真實的世界，不容易控制變量，調查不易，而局限條件的考查與處理相當頭痛。然而，考查現象與鑒定局限的困難正是經濟研究的趣味所在。我不傻，不會毫無興趣地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的。



回頭說自己作實證研究的起點，永遠是一個有趣而奇異的實例，以解釋這實例或現象入手。這解釋有時來得容易，有時難於登天。為恐費時失事，我們當然要估計解釋某現象的困難程度，局限考查的時間要多少，想一下找到了答案其貢獻價值為何。說實話，這些估計不容易準確，往往令自己失望。然而，與行內的朋友相比，從命中率看，我又覺得自己可能一馬當先。後來想通了，一個經濟學者窮畢生之力，可以解釋清楚一個有趣而奇異的現象，於願已足。這樣看，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



為一個奇異的現象找到了解釋，其理論假說多多少少有點新意。作驗證，找不到反證的實例，就達到重要的派彩關頭了。自己的思想有多少重量要到這一點才可以衡量。是的，有了足以解釋一個現象的假說，我們要把這假說一般化，推到其它有關的現象去。要講彩數，也要講推理一般化的真功夫。



很多時候是失望的。假說驗證過了關，一般化地推下去，可能被其它實例否決。遇到這樣的不幸，要客觀地考慮，看看自己提出的某方面過關某方面過不了的假說應否保留，或在哪方面可以修改然後再推下去。有時假說容易一般化，找不到反證的實例，但假說的本身不夠新奇，或淺得老土，或他人早就說過了，會有空走一趟的感受，不好過。



成敗得失，思想之外要講自己的品味。選擇需要解釋的例子講品味；有了解釋的假說，一般化向哪方面推也要講品味；要修改假說使之一般化，哪方面要保留，哪方面要放棄，推理本領之外品味也重要。品味這回事，不容易明白，我自己的處理是憑直覺走，那就是自己認為是過癮的方向了。



成功地一般化的思想是否重要，能否傳世，往往要很久之後才知道的。經得起時日蹂躪的思想來得不易。一些思想或假說紅極一時，但過了十年八載不知所終。另一些初看平平無奇，但過了一些時日，注意的人愈來愈多。這方面我也幸運，到今天還沒有一篇認真動筆的英語文章慘遭淘汰，只可惜行內的眾君子不早一點拍掌。



在我這輩子的學術生涯中，碰出大彩的實例，莫如高斯一九五九年考查的音波頻率，一年後他大補一手，寫出後來被稱為高斯定律的大文。雖然今天高斯還在投訴其影響力不夠，我認為他是過於苛求了。想當年，他的大文一出，其重要性我立刻知道，花了三年時間研讀，行內不少朋友也同樣重視。受過批評，遭到漠視，而我自己也曾指出其邏輯有錯，但不管怎樣說，高斯定律會被將來的經濟思想史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維。這裡要說的，是這思維起於一個小而奇異的音波頻率在空中互相干擾的實例。



我自己因為台灣的土地改革，政府管制農業產出不跌反升，想出了佃農理論；因為母親沒有見過父親而嫁給他，使我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了中國的傳統盲婚合約；因為香港戰後的天台木屋怪現象，創立了價格管制理論；因為花中的糖漿可以成交，發表了《蜜蜂的神話》；因為中國不讓恐龍蛋出口，推出了貪污的一般理論；因為公海捕魚的租值沒有全部消散，提出了合約結構的理念……如此種種，以英文動筆的有十多篇，大約十篇看來會傳世。



街頭巷尾數十年，有趣而又奇異的例子實在多。多年以來，我通常有十個八個這樣的實例在腦中轉，一時想想這個，一時想想那個。年輕時，想通了一個，清楚了，可以一般化，認為有重量，就動筆為文。到了中年，解通了的實例愈來愈多，寫之不盡，於是英文按筆不動，等到六十五歲，以中文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選較為重要的一口氣地寫了出來。醫療的發達，使我當年推斷自己六十五歲還健在，果然還健在。



有些朋友說我在六七十年代作出過重要的經濟學貢獻，之後不再。這觀點是不對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近於學生習作，可觀，但不夠大氣，沒有洋洋大觀的經濟範式。六十七歲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融會貫通地提供了一個新而完整的理論架構，示範的實例無數，前無古人，比六七十年代的零散作品高得多了。是從街頭巷尾跑出來的。

崇洋媚外與不懂國情

不少朋友說這幾年炎黃子孫開始崇洋媚外，海龜派當道，希望我為文分析、評論一下。何謂「崇洋媚外」不容易下個定義。我是個不崇不媚的人，喜歡以憑獨立之見來去縱橫，但對西方的文化與科學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愛欣賞，有本領信手拈來佔為己有，但不認為自己是個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讚，五體投地，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大師說的我會多加考慮，但對歸對，錯歸錯，你是你，我是我，從來沒有因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國了不起而把錯的說為對。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說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或毫無研究，見人家有聯邦制就說中國也要搞聯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說得天花亂墜。這樣看，這些年中國的青年彷彿有點崇洋媚外了。



兩年多前，報道說北京通過了反壟斷法，將於該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學傳來通過了的法例，發神經，全部是從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搬過來的，包括禁止價格分歧、捆綁銷售、零售限價等。細讀內容，發覺立例者對美國的反托拉斯案例毫無研究，顯然是從不知所謂的本科教科書抄過來。我曾經在美國作過兩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顧問，知道有關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團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師與經濟學者。



更令我感到困擾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場行為，在國內競爭激烈的市場隨處可見。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絕大部分的商店會受到起訴，排隊候審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顯然不知道國內的市場情況，不懂國情是也。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該法例是起於崇洋媚外，還是起於不懂國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當時我迫著寫了十篇文章解釋反托拉斯。後來該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後推出的反壟斷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壟斷是反對國企壟斷，我沒有異議，但談何容易哉？



在那次經驗中，知情的朋友說，贊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龜派，反對的是土鱉派，而前者聲勢佔優，動不動推出西方的經濟理論來。朋友，理論有好與壞之分，有對與錯之別，加上因為其它法例中西不同，美國與中國的市場行為很不一樣，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當然不應該輕舉妄動。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發展得快，經濟增長了不起，我們真的有本領以法例來改進嗎？自己對市場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說實話，這些年我從國內的市場學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來有浮動匯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認為應該這樣，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樣建議，但當六年前我開始理解中國獨有的貨幣制度，反覆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適合中國制度的整體，就改變了主意。搞學問是不應該有成見的。



不久前讀到《亞洲週刊》發表的郎鹹平教授寫的、題為《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的文章，其中小標題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等，罵得厲害。不懷疑個別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樣不負責任地一般化呢？細讀內文，郎教授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制度架構近於一無所知。難道譁眾取寵真的那麼值錢嗎？



如果今天的中國是郎教授筆下說的，理應民不聊生。或者說，像郎教授說的到處胡作非為，沒有半點做得對，但經濟增長破了人類紀錄，人民的生活與自由不斷改進，那就繼續胡作非為下去好了。



從來懶得批評自己不認識的人。但郎鹹平為了爭取注意，公開地小看了中國的文化，污辱了中國人的尊嚴，禁不住要說幾句。

要求人民幣升值深不可測

美國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已有兩年多的日子了。聲浪來自一些國會議員，代表著一些壓力團體。表面看不難明白，但深入地想則不易理解，因為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的經濟整體有害無益，肯定的。這裡分點說說。



（一）最可取的理由，是人民幣掛著美元，後者兌人民幣無從貶值，而人民幣掛著一籃子外幣，美元兌人民幣貶值也不易，因為其它外幣貶值，美元兌人民幣會上升。為此兩年前我建議人民幣轉掛一籃子物品，讓美元或任何外幣兌人民幣自由升降。但美國可沒有建議人民幣轉掛任何其它的，只要求人民幣升值是間接地要求人民幣改變貨幣制度。



美國的經濟大師一般同意，朱老設計的貨幣制度是好的，也同意我說的經過多年在國際上調整，人民幣值達到了貿易的均衡點，兌美元向上調整是對所有外幣向上調整，極為不智。



（二）美國的經濟專家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的貿易逆差不一定有幫助，適得其反，增加該逆差的機會不小。熟知史德拉與艾智仁的需求第二定律的會同意，如果今天人民幣兌美元只上升百分之十以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上升的機會是十之八九。這是因為進口了中國的廉價貨品有時有日，美國本土的製造商早就看風駛帆，不容易一下子轉回頭。



（三）為了增加美國本土的就業機會而要求人民幣升值，有點道理，但最近在關鍵的紡織品爭議上，中、美已達成協議，為什麼還繼續要求人民幣升值呢？不要說我擦鞋，但這裡要贊薄熙來一句：中國與歐盟及美國達成紡織品協議，是此君之功，條件對中國不俗，橫看直看是不簡單的本領。



（四）這點最重要。美國幾年前遇到九一一的不幸，跟著是伊拉克的麻煩，但美國的經濟近於奇跡地穩定，通脹率不高，而物業之價大幅上升了。美國的經濟學者朋友提出好幾種解釋，皆不合情理。



我的解釋，是這些年價廉物美的中國貨進口美國急升，使那裡的家庭日常用品的價格急速下降，一方面壓制了通脹，另一方面增加了美國家庭的儲蓄空間。再者，中國貨進口美國的收入，絕大部分落在美國商人與專利持有者的手上。據說一部中國產出的DVD機，有碼必解的，美國零售三十元，中國所得只三幾元而已。



不要看中國貨進口美國的總值只是美國國民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不重視，因為價格那麼低，不容易占美國國民收入的一個可觀的百分比。重要的是美國家庭節省的錢比進口的中國貨價高很多。絕不誇張，中國購買一架波音飛機，所付之價不會低於一個不大不小的美國城市所有居民的全年日用品消費。朋友說，不容易在美國見到一般的日用品不是中國製造的。



奇怪沒有人提出過中國製造的廉價日用品救救美國經濟這個重要觀點。不可能錯，只是救救美國的同時，也救救中國的勞苦大眾。這是史密斯二百多年前劃定下來的黃金定律了。你嚇我，說要徵收懲罰進口稅，說人民幣偏低是陰謀，要訴之於法；我嚇你，只說一句禁止中國貨出口美國就足夠！何必嚇來嚇去呢？互相交易圖利不是過癮一點嗎？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是要求中國貨加價。朋友，你有沒有要求過任何你光顧的商店對你加價呢？如果有，我這篇文章作廢！政治深不可測，可以信矣。

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七十自述之二）

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用選修微積分而拿得經濟學博士的人。今天數學用於經濟大行其道，但此行也，歷史不是那麼久。我作研究生的六十年代初期，代數不成而還讀出成績的，幾何一定好得出奇。想當年，幾何曲線我可以多條用得到處飛。



然而，寫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整個結構與答案我先用腦子想出來，以幾何證之只用了一個晚上。後來赫舒拉發說我的理論應該可用微積分證出，找數學書翻閱，再證出來。後來又用另一套幾何曲線再證。心底裡有點不服氣，既然腦子可以想出來，何必用數學證來證去，多此一舉？跟著一九六九寫成今天還受到重視的《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想得通透，整篇寫好了初稿，手癢起來，要學人家加些方程式進去，於是自己發明。華大同事E. Silberberg見到，說：「這樣難看的方程式，你從哪裡找來的？」我問：「數學對嗎？」他答：「對是對，但那麼難看，見不得人。」我說：「是我自己發明的，你不妨替我改進。」他改了，美觀得多，但細想後我還是用自己難看的，因為要保存自己的發明。一九七二寫好了《蜜蜂的神話》，為了解釋方便用了一幅幾何圖表。高斯說：「這樣漂亮的文章，為什麼你要用幾何污染它？」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為高斯的榮休而作，半個符號也不敢用。後來楊小凱把該文翻成數學發表，竟然批評我不懂得用數。思想是我的，半點也沒有想錯，小凱的數學證來證去只證明我對，就想不出理由自己要用數學了！



有些人——百年一見——像阿羅，數學經濟神乎其技，在我面前表演過，天才無疑問。我認為阿羅值得拿第二個諾貝爾獎。但如果把一個經濟難題放在面前，想鬥想，他不一定想得比我快，或比我深入。有些人，像V. Smith，曾經對我說沒有方程式不能想，拿得諾獎是他的本領，替他高興，但我自己推理時是不用方程式的。



毫無疑問，思想的方法因人而別，達者為師，很難說哪種方法比較優勝。七十年代中期我寫過一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供應需求變化複雜，彈性係數記不起多少個，很適宜用方程式處理。但我就是不用，單憑文字思想一個週末完稿。後來一位同事用數學證來證去，找不出錯處。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H. Johnson說我是發展經濟理論的希望，但要多學數。一位數學教授跟著自薦，要教我數，細想後沒有學。當時決定了走實證研究的路，理論愈簡單愈好，用不著數。後來我把用得著的經濟理論簡化為一條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把所有局限作為價格處理，變化萬千，困難是局限變化的考查。到了西雅圖華大，同事巴賽爾（Y. Barzel）更不鼓勵我學數。他認為要用數我可以發明，而以方程式思考不可能想得像我那樣生動過癮，變化自如。



經濟研究，思考方法不同要用不同的工具，而研究目的有別，理論的掌握有不同的重點。有時同一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入手，或用上不同的工具，分析會不同，但大家處理得對，結論應該一樣。科學邏輯使然也。高斯喜歡從成本入手，我永遠是需求定律，結論若有分歧，一般是因為大家的假設不同。



搞理論經濟是怎樣入手的？我不是專家，你要去問阿羅，或問森穆遜。福利經濟呢？我勸你不要搞。不可能有客觀結論的經濟分析，無聊玩意而已。搞實證經濟——經濟解釋——回報率最高，也用不著天才，但要在真實世界到處跑。實證經濟我是專家，告訴你怎樣入手，怎樣發展下去吧。



搞實證經濟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或例子。一定要是實例，雖然在推理時想像的例子可以用。這入手的實例要有趣味，要奇異，要沒有人成功地解釋過。實例是否重要不要管，因為開頭看似不重要的，最後推出的理論假說可能有重要的一般含意。



奇異與有趣重要，因為推出新意比較容易，而完工後的文章有吸引力。困難是研究的人對選出來的實例要知得很多，有關的其它行為或現象也要跟進。對實例一知半解，容易誤導，解釋的假說跟著錯。昔日M. Burnstein解釋全線逼銷，G. J. Stigler解釋電影套售，L. Telser解釋零售限價，皆有趣而又奇異的上佳實例，可惜這些大師調查得不夠詳盡，忽略了實例的一些重要細節，分析於是出錯。然而，錯歸錯，他們的思維對我有啟發，我是感激的。這樣看吧，搞純理論，弄錯了拿零分，見笑天下，但搞驗證或解釋，大錯特錯也有機會獲五十分。



曾經說過，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如此類推，發生過的事我們不容易看得準，看錯了重要的細節，受到誤導，推理出錯，與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只是遠近之分。這解釋了為什麼我那樣執著，堅持對世事的調查要徹底，親自跑到街頭賣桔、賣玉。可以說，凡是動筆分析的現象，我的所知一定達到專家水平，往往比行內的人知得還要多。



是非常頭痛的學問。現象或行為的重要細節稍有差池，為之解釋而推出來的理論假說可以因為一小點誤導而鑄成大錯。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從來不用訪問或民意調查那類資料，而當我深入調查某行業時，口述提供的資料我要再三地從其它渠道審核才相信。七十年代後期研究石油工業，獲得的關於石油的質量與價格的數據絕對是頂級、可靠，但以這些作統計的回歸分析，我對這技巧抱懷疑，要從其它角度再考證。政府或機構提供的數據，是怎樣搜集而獲得的，我必定查根問底，他們不從實解釋我會把數據丟進廢紙箱。人的生命短暫，中計幾次就日暮黃昏。



曾經提及，一九六九年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任職，之間的暑期空出兩個月回港度假，看看母親。當時已經發表了今天被譽為是應用價格理論的經典之作的《佃農理論》，又在芝大的經濟研究院教過理論，怎樣打折扣也算是個經濟學專家，應該有本領解釋一般的市場現象。然而，當時在香港觀察到的，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釋。我想：物理學家不會這樣尷尬吧。結論只有兩個。其一是經濟理論根本不管用，若如是，我要另謀高就了。其二是經濟理論其實可作解釋，只是經濟學者對世事知得不多，理論太複雜，是以為難。若如是，我要多到街頭巷尾跑，不斷地把理論簡化。



後來在街頭巷尾的真實世界跑了三十多年，把經濟理論簡化得只剩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解釋現象得心應手，引以為傲。這發展過程不幸地惹來非議。不少人說我放棄了學術，到處跑街賺錢，或說我的數學不成，沒有學報發表我的文章。皆胡說八道。

不要忘記貨幣的基本用途

貨幣的基本用途是減低交易費用，沒有其它。想想吧。沒有貨幣，市場以物品換物品，兩隻雞蛋換一杯咖啡，麻煩兼頭痛。積累財富，股票之值以貨幣算，房子搞按揭也以貨幣算，比沒有貨幣是另一個天地了。



因為貨幣的存在而節省的費用——交易費用——大得驚人。昔日國民黨營私舞弊，關金、金元券、銀元券之類搞得一團糟，通脹天文數字，但市場還有人採用。一九四八的廣州，小面額的鈔票稱「濕柴」，一小箱才換得一碗飯，市場還流通著。早些時中日之戰，在廣西，一張鈔票可以撕開為二，半張作半價。這些例子說：沒有貨幣，市場的交易費用非常高。



說過了，專業產出然後在市場交換，獲利甚巨，因而容許很大的交易費用存在，就是政府胡作非為的鈔票也有用場。也說過，只要制度能減少一點交易費用，經濟就會有急速的增長。是一九八一年說的，準確地推斷了中國後來的經濟演進。這是經濟學。



人類追求一種穩定的貨幣制度，有數千年的歷史了。無可置疑，歷史上最可取的貨幣制度是金本位或銀本位——用紙鈔也指明可以換取的金或銀的重量的制度。歐洲從羅馬帝國到世界大戰之前的所有成功經濟例子，不是金本位就是銀本位；中國經濟成功的清三代，皆用銀本位制。困難是這種本位制，在經濟發展得快或遇上戰爭，金與銀的供應量不夠彈性，而更頭痛是遇上金或銀大量外流的情況。一百五十年前神州大地因為鴉片進口使銀兩外流太多，引起了人死三千萬的太平天國之亂。



二戰後，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個國家要統一國際匯率，於美國一個名為布列頓森林的城市達成協議，共識是每盎士黃金三十五美元，參與之邦皆以此金價釐定幣值，但國與國之間的黃金結賬只能由國家央行處理。後來美國出口的黃金過多，反對，該協議於一九七一年瓦解。



十九世紀末期，一位英國爵士提出了鈔票局（currency board）制度，為殖民地而設。記不起香港何時用上，一九七二取締，一九八三再用，稱聯繫匯率制。七二之前港元與英鎊聯繫，八三起聯繫美元。這是以英鎊或美元作為香港鈔票的本位保值，不保支票，而原則上幣量供應要被動，不能用幣量變動來調控經濟。七二之前差不多不用人手操作，但八三之後若干年，任老弟作了我沒有跟進的修改，使今天香港的金管局變為龐然巨物。可幸他沒有手癢地以貨幣調控經濟。



如上可見，貨幣制度的要求主要是穩定幣值，愈穩定對市場的交易費用節省愈多。絕對不是為調控經濟而選擇貨幣制度的。然而，自布列頓森林協議起，幣值不容易穩定，而該協議瓦解後，多國走上fiat money之路，穩定幣值更困難。經濟大波動出現，貨幣政策迫著要用作調控經濟了。



八十年代中期，佛利民和我研討中國應該採用的貨幣制度。大家同意中國太大，不能倣傚鈔票局。Fiat money與浮動匯率看來是唯一的選擇了。當時大家沒有想到，朱鎔基後來推出的、以一個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不僅行得通，而且對經濟的穩定發展有奇效。



結論明顯。以貨幣供應或利率變動來調控經濟，主要起於貨幣制度的本身出現了問題，把經濟弄歪了。上佳的貨幣制度，是不需要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朱老發明的庶幾近矣！只有一個大問題：掛錯了鉤，不讓美元兌人民幣自由貶值。

經濟紅燈終於亮了！

最近美元呈強勢，但人民幣兌美元卻上升，破了八兌一的關口。這顯示著人民幣不再與一籃子外幣掛勾。央行說要放寬人民幣浮動的上、下限，也不對，因為他們不會不知道在人民幣期貨幣值遠高於現值的今天，該幣只會「浮」到上限，不會浮到下限那邊去。這些跡象顯示，央行是脫離了朱老十多年前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轉走美國的fiat money的路向。是嚴重的問題，希望自己看錯了。



不少朋友說周小川先生要做中國的格林斯潘。最近讀到周先生的言論，以貨幣調控經濟的意圖明顯，支持著朋友的觀點。不難理解。任何人，連我自己在內，見到中國的發展，希望自己可以作出更多的貢獻。但我只是個老書生，縱有雄才偉略，也只是書生而已。周先生舉足輕重，是另一回事。



說過了，以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貨幣之錨，穩守，對中國目前的發展非常重要，而在這制度下，央行對經濟整體的調控範圍不大。換了像英美那種不易觸摸的失業指數、通脹指數等為貨幣之錨，央行的職責與權力上升好幾倍，要顧及調控經濟的整體。不容易，闖大禍的機會不小。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的應對一流，但高明如格老，美國的利息率一輪上，一輪落，輪來輪去，考試打分是不及格的。



在fiat money制度下，貨幣問題很複雜，天下第一貨幣高人佛利民兩年前也搖頭歎息。既然十多年來中國用上了遠為簡單而又可靠的貨幣制度，經濟發展出現了人類奇跡，動之愚不可及也。我絕對同意在貨幣話題上可與佛老平起平坐的蒙代爾對堅守人民幣制度與匯率的看法：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十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周小川的職責與格林斯潘不同》，起筆指出周先生說的（可能是他手下的傑作）關於人民幣上調百分之二的彈性分析，邏輯大錯。北京趙曉為之辯護，拿出鞋油，說周先生「優秀」，人民幣升值已見「佳」效云云。我沒有說過周先生不優秀，但錯得那樣離譜的分析是不應該維護的。



提到這件事，因為我感受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進入了一個「擦鞋」時代。外人要求人民幣升值，手法多種，而最有效的似乎是對中國大讚一番。我擔心的是人民幣繼續升值，擦、擦、擦，頌讚之聲會不絕於耳。首先是中國的統計數字喜歡用美元算。人民幣升值，國民收入以美元算上升得快，頻頻報喜。日本仔當年就中了計。跟著是在中國下了注的外資喜上眉梢，再跟著是有專利性的名牌廠商大聲叫好。有錢的炎黃子孫也過癮。這些獲利者早晚成為壓力團體，擦起鞋來霍霍有聲，人民幣再要下調則破口大罵矣。這樣看，小川先生的皮鞋不夠多。



可憐那些勞苦大眾，或那些沒有見過飛機的農民，要到我稱為「接單」或「邊際」工廠去賺取月薪數百的那些人，那些希望學習一下，午餐兩片麵包，節省點錢寄回家。數千年來神州大地就是漠視這些人，視之如糞土。中國歷史上，這些人從來沒有發言權，是香港人說的咖喱啡：行就行前，企就企邊，死就死先。人民幣升值，他們是主要的受害者，因為這升值會削弱他們在國際廉價勞力市場的競爭力。



愚見以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為勞苦大眾而改，其它皆次要。我反對福利經濟，反對劫富濟貧，但二十多年來力竭聲嘶，極力主張增加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人民幣升值是把這機會扼殺了。

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七十自述之一）

天才的定義，是先知先覺。定義說，我不是天才！我的經濟思想永遠起於外人的感染或提點。後知後覺，本領是「覺」得快，一位高人還沒有說完我就想像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老師說不容易教，但喜歡教，朋友則認為是脫韁之馬，無可救藥，但欣賞我天馬行空。



還有兩項本領。其一是學得快。兩年的微積分課程我曾經在一個星期內自修找到要用的，但用後一個星期就忘記了。學得快，暫時用不著的通常不管，臨急抱佛腳，知道可以這樣過關，求學時只集中於自己有興趣的。



其二是年輕時，記憶力奇怪地可以收發自如——要記久可久，記暫可暫。調查研究記文件，知道只要記幾個月，可以記數以百計的，研究做好後幾天就忘記了。寫論文從來不先作密密麻麻的筆記：腦子彷彿錄音帶，要記得就錄下來，要忘記就洗掉。是說年輕時，五十歲後漸漸退化，今天蕩然無存了。



一九五九年，還有兩個多月二十四歲，進入了洛杉磯加大作本科生，先讀商，一個學期後轉經濟。年歲讓同學五年可不是真的讓：曾經逃過難，捱饑抵餓，也做過生意，對世界的認識比同學高很多。這根底影響了後來選走實證研究的路。不久前高斯對他的助手說，經濟的實證研究沒有誰超越張五常。



兩年本科讀得雜。經濟為主，校方規定起碼要選四科副修。在歷史與數學之間選了歷史。老師W. R. Allen說，一個經濟學者不知歷史是天下奇聞。連經濟史、思想史與藝術史，一共修了十科，比正規的本科經濟還要多。有興趣，過目不忘，歷史讀得比經濟還要好，而在圖書館內喜歡選歷史書籍解悶，加起來是半個史學家。



一九六一進入了研究院，認真學經濟。兩項發展對我後來的研究思維有大影響。其一是高級的理論課程愈讀愈糊塗：老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老師說來說去聽不懂。這使我意識到馬歇爾的新古典理論架構，偉大中有大不足。後來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推翻了該架構，再後來進入了新紀元，以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提供新架構，前後一貫，沒有半點勉強接駁的痕跡。



第二項發展可能更重要。這是科學方法論引起的驗證問題。曾經吵了十多年的經濟科學方法大辯論是老師艾智仁一九五○年的一篇文章搞起來的。更重要是二十世紀的邏輯學大師R. Carnap當年在洛杉磯加大任教，作本科生時修過他的課。經濟系的K. Brunner教授也在旁聽。可以說，當年在該校的經濟研究院，我和幾位同學對科學驗證的方法知得廣泛而深入。



Brunner是了不起的經濟學者，是二十世紀貨幣理論的頂級人物。他處理學問的嚴謹，對邏輯的要求，是我平生僅見。一九六三的春季他教宏觀經濟，我在座，學期中途，投資與儲蓄相等這個均衡老話題吵了起來。書本的解釋，用上ex-ante、ex-post等字眼，無理說不清，同學們給Brunner罵了整個小時。最後教授澄清，看得到的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因為是同一回事，但看不到的「意圖」投資或儲蓄，只在均衡點上相等。我立刻想到「微觀」經濟的需求與供應那方面去：購買量與銷售量看得到，永遠相等，因為是同一回事，但需求量與供應量是意圖之物，看不見，真實世界不存在，說在均衡點上相等只是邏輯上的概念。



均衡只是一個概念，看不見，真實世界不存在，想到這一點，對自己有很大的衝擊。到圖書館考查，知道均衡（equilibrium）是從物理學搬過來的術語。物理的均衡是看得到的，是真現象，但經濟學的均衡是空中樓閣，是概念，真實世界不存在。肯定了這一點，我發覺數之不盡的經濟文章得個「講」字，半點解釋力也沒有。



怎會有那麼多人發神經呢？找老師艾智仁訴苦，原來他對經濟學的「均衡」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早就想過，大家研討後，同意所謂「均衡」者，是指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含意，而「不均衡」則是說理論無從驗證，沒有解釋力。後來自己再想幾年，得到的結論，是不均衡起於局限條件指定得不夠，要達到理論的均衡點，我們要把有關的局限條件加上去，直至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含意——那就是理論邏輯所說的均衡了。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駕車帶高斯從溫哥華去西雅圖，途中他說經濟學的「均衡」沒有用途，應該取締。我對他解釋了不均衡是指沒有可以驗證的含意，而均衡是說指定的局限條件足夠，推得出可以驗證的假說。大家於是同意，只有在這樣的理解下，經濟學的均衡概念可以保留。



經濟科學的進展令人失望。四十年過去了，今天的學子甚至專家有多少個知道經濟的均衡只是概念而非事實呢？前些時寫了兩篇文章批評博弈理論，其中提到需求量只是概念，看不見，不是真有其物，據說傳到北大的網站，同學們把我罵個半死。難道北大的同學戴上新發明的數碼眼鏡，可以看到鬼魂乎？他們的老師究竟是教什麼的？



後知後覺，當年得到老師Brunner的提點，知道重要，做夢也想著什麼看得見什麼非事實，然後推到很遠很遠。理論往往從抽像起筆，但驗證卻要用可以觀察的變量，於是，抽像與驗證的轉接要靠局限條件的引進，是要可以觀察到的局限，其轉變要可以量度，一般需要簡化，至於怎樣選擇局限條件，怎樣算是有關，怎樣算是無關，怎樣簡化，皆要以理論的約束為依歸。



我在何謂「量度」這個話題下過大工夫，對邊際變動的處理有廣泛的理解，比靠數學的邊際分析高出太多了。到後來，怎樣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我想得快，局限條件的加加減減熟如流水行雲。



一九六九年，在研究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這話題上，執到寶，知道這消散可以通過多種競爭準則，知道只有市價這準則沒有租值消散，知道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理論不可能對，再過兩年知道消散的租值一定是在局限下最低的。這些加起來幫一個大忙，很大的。從解釋現象的角度來衡量理論或假說，通不過上述的租值消散的邏輯，一定錯。要知道理論可否解釋世事還要加工，但要知道理論的經濟內容是否錯則易如反掌。惹來非議，因為聽人家的理論或假說，往往只聽幾句就知道是錯，忙顧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