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29

紐約留學生 問：



個人拜讀過張教授每一篇專欄文章和一些英文論文， 您提到中英文寫作水平幾乎一樣，你的中文著作裡面有一些比較口語的用法，類似「手起刀落、沙石無數、得個講字」等用法。你在寫英文的時候有可能不費吹灰之力想到equivalent的expression嗎？或是說，你有另外一套藏在腦中的英文非正式詞彙備用？




答紐約留學生：



嚴格來說，我沒有受過正規的語文教育，中文英文也沒有。絕大部分是自學的。你要明白我的背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才開始用中文寫作，那時差不多四十九歲了。少小時我對中國的詩詞與古文背過很多，也讀遍了金庸的武俠小說。更重要是一九五七出國之前，我在香港的西灣河長大，結交的是低下階層。可幸當時的窮朋友不少是能人異士，其中不乏中文水平極高的，受到他們的感染。同時，算得上是粗俗的朋友也不少，所以對廣東話的俗語很熟（這些與今天的香港俗語不同）。以中文下筆，借用中國的古詩詞或古文是「馬死落地行」，因為自己的白話文不夠用。我也偶爾用一些廣東俗語，增加文字的生動性，不多用，但這裡那裡點綴一下是無傷大雅的。



我的英語文字倒轉過來，完全不用俗語——不懂得用——因為我認真地自學英文時是大學生，倣傚的不是什麼粗人，而是大學教授或英文大師。是的，我的英文是學院裡的文字。少用英文多年了。最近為高斯寫那篇很長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用英文，發覺退化了不少。可幸文氣依舊，雖然沙石多，但文章的本身還是好的，請朋友代為修改一下就是了。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十二）

不愉快的後記



上文寫於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銀行把朱鎔基的貨幣制度左改右動，我當時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週年有數之不盡的理由要大事慶賀一番。我沒有注意到新勞動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沒有徵求過縣政府的意見。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內裡的九十八條就知道是災難性。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通脹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機會評論該新法。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第一篇，批評該法的文章，支持的聲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個政府性質的部門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反對我的說法。我前後寫了十一篇評論文章，主要是解釋北京不明白的市場與機構或公司之間的關係。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有關當局顯然固執地要推行該法。



基本上，新勞動合同法說，僱用勞力或員工的合約再不能自由了。這些合約要服從政府規定的嚴格條件。超時及假日工資加倍，僱主提供的食宿不能從工資扣除，合約要用文字寫出來，員工的假期及福利要這樣那樣，工會受到鼓勵，革職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也引進了近於美國大學的終身僱用制：一個員工在一家機構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職，直至退休。



雖然時間剛好吻合，我不敢說中國股市的暴跌是新勞動法與北京的三月會議引起的。正如牛頓所說，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變動（注四十八）。我也不敢說二○○八年頭兩個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與成衣，是新勞動法的效應。雪災是記憶中最嚴重的。可以說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區，約一百二十家韓國人擁有的工廠，在春節假日中悄悄地關閉，員工假後回來見大門鎖上，內裡無人。該新法對舊機構的損害比新機構為甚，成千上萬的在舊工業區的工廠關門，骨牌效應推到工業的後援行業去。員工被革職的無數，不少舊工業區的食肆破產。工人有聯群上街的行動。



見到工業的發展一時間轉暗，北京某部門認為次貸風暴與美國不景是原因。不對，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輸出是上升了。沒有疑問，新勞動法觸發了工業轉移到其它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好些檔次較低的在中國的工業投資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興建工廠，可開工時會把客戶一併帶去。



不能想像北京不知道這些事。他們一定知道。為什麼呢？為什麼到了二○○八年三月，負面效應那麼明顯，他們還在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呢？除了律師與一小撮勞工，所有的人都受損。廣東的省長說，政府的政策要考慮到員工、僱主與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勞動法對這三方面都有損害。明顯地，北京的三月會議這位省長之見沒有受到歡迎。



我看不到有什麼壓力團體會因為新勞法而獲益。幾位律師朋友也反對該法，說預期的生意增加補償不了處理員工問題的麻煩。考慮到該法在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及北京奧運的大日子推出，難以明白。



我有三個可能的解釋，最可能是三者的合併，雖然經濟邏輯加不起來。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開始，中國的貧苦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迅速增長。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幣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報稅，流動的勞工一般不報，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計。更重要是農村的戶籍人口依然多，雖然不少流動去了。如果以農戶的總收入除以戶籍人口，一個不實的低數字會出現。



二○○四年一月，兩位中國作者出版了一本贏得國際讚譽的書。這本書提供資料，說中國農民實在苦（注四十九）。一年後，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中國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農民的生活轉壞了。這些言論，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的生活改進得最快的時刻說出，是不負責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會議講話，說中國的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合理。這是他的報告主題（注五十）。毅夫是負責農業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農民的日子從來沒像今天那麼好？他怎可以不知道從百分比的增長看，中國的貧富差距這幾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新勞動法的意圖是幫助窮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發表文章，推斷中國貧民收入的直升線，會因為此法而折下（注五十一）。這折下是明顯地開始出現了。



第二個推出新勞動法的可能理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了要優化結構的觀點（注五十二）。沒有人有理由反對，但不幸地，這觀點被不少人闡釋為要取締低科技、勞工密集的行業。我們不要忘記經濟改革的主旨，是要使貧苦大眾脫離飢寒交迫的困境，而在人口那麼多的中國，科技的發展是要讓低下階層在下面競爭而把上層的科技推上去的。



最後一個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經濟學的不良影響。那所謂效率工資理論，其可靠性有疑問（注五十三），但回歸的經濟學博士闡釋為工資愈高，工人的產出愈多。如果說有兩組生產力完全一樣的工人，工資較高的一組會產出較多，我可以接受。這只不過是說如果刊物的老闆把我的稿酬加倍，我的文章會寫得可讀一點。但一個僱主究竟要員工在哪個水平操作呢？工資較低的那一組怎樣了？為什麼最低的工資要讓置身事外的政府來決定？



回到這篇文章的主題，我們要問：正在競爭的縣的權力怎樣了？雖然通過新勞動法之前沒有徵求過他們的意見，但我說過，他們對中央上頭的不當干預有頑固的彈性抗拒力。他們會怎樣應對呢？目前，大部分的縣對新勞動法忙顧左右。可惜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新法之前有舊勞動法，軟性的，基本沒有執行。新勞動法引起人們注意違反舊法的舊帳。其二，因為新法中的第十四條（終生僱用條款），僱主與員工要回頭看十年的已往。最後，北京建議如果員工起訴僱主，政府提供律師費。一團糟！



如果北京堅持要執行新勞動法，效果會如何？上文說過的不論，兩項發展是肯定的，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了。其一是企業會採取逃避性的合約安排，不僅是員工合約，企業本身的合約結構也會改變。這會使交易費用上升，對經濟發展不利。其二，從事生產的老闆會多置機械，解僱那些生產力較弱的員工。目前的情況，是倒閉的大部分是較小的或在「邊際」的工廠。這可能使北京認為他們成功地推進科技，減少了勞力密集的產出，但實際上，科技的進步會因為少了下層的勞動力支持而轉慢了。



今天，北京當局顯然忘記了鄧小平的對改革過程幫助很大的格言：試一試，看一看。他們應該選幾個縣來試行新勞動法，監管與觀察他們的表現，與沒有推行此法的其它縣比較一下，然後才決定去不去馬。



中國的情況轉變得快，我要指出這後記寫於二○○八年四月八日。



* * *



二 ○○八年五月九日，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規則刊於網上，以五月二十為限期，徵求公眾意見。一些律師認為這些規則是對該法作出修改，希望減少對經濟的衝擊。五月十二日四川地震，經濟問題被擱置了。炎黃子孫的靈氣與大自然的摧毀力交上了手。地球上的人看著，深表關懷，也對一個民族意志的凱旋增加了仰慕。



五常，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四十七　張五常，《新勞動法的困擾》，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四十八　在股市輸掉了身家後，牛頓說：「我可以算出宇宙物體的運行，但算不出人類發神經。」見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0），一三一與一九九頁。



注四十九　陳桂棣與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二○○四年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注五十　《林毅夫稱收入分配不合理越來越明顯》，二○○八年三月七日《新京報》。



注五十一　張五常，《災難的先兆——三論新勞動法》，二○○八年一月十七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五十二　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



注五十三　有些人認為效率工資理論源於我的「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op. cit.，但我的意思可不是該新理論說的。一個批評效率工資理論的分析可見於張五常，《制度的選擇》，二○○二年花千樹出版，一五六至一五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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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完了。羅拔·蒙代爾七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的研討會上給予如下的評價：「一篇強而有力的文章，是三十年來分析中國經濟最具洞察力與魅力的論著。」（A powerful paper, by far the most insightful and charming paper on China's economy in the last 30 years.）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十一）

第十一節：結語



這篇文章我集中於中國做對了什麼來解釋他們的經濟奇蹟，想著到結尾時說些負面的話來平衡一下，但寫到結尾我不願意這樣做。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週年。中國的傳統教我們，一個人生日之際不要把污泥擲到他或她的臉上。也不只是一個人。是一個曾經那麼豐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這文化產出的陶器與玉雕我們今天還沒有本領複製出來。為這傳統我感到驕傲，而任何人研究過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會同意那是人類足以為傲的一個源頭。今天，這傳統是在復興了。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堅信私產與市場對社會的價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從第一天起我反對通過民主投票來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與一群老同志在北京會面時，我不客氣地直言：「你們把國家搞得一團糟，要替我把國家修理好。」我們成為好朋友。傷感的是，他們之中多位已經不在了。他們後來做到的，遠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時我幻想著要是這些老同志還活著，見到今天的中國，會有怎麼樣的反應呢？



中國共產黨做出來的成果令我拍案！政黨歷來有困難，困難多多。黨員八千萬，要怎樣安排黨的職責與執行黨規才對呢？不可思議。



黨領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裡讚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拚搏——而還在笑。二○○四年，在國內的荒山野嶺攝影，太太與一個在田中操作的婦人閒談。這婦人說久不久會有一日有受薪工作，僱主會以大車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業園去作園藝。天還未亮起程，天黑後才回家，帶著面包與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獲七美元。我見她在笑，問她為何這般開心。她說生活改進了，有生以來她的植樹知識第一次有外間的需求，而女兒剛在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這個婦人的人，數以千萬計的，把國家建設起來了。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熱衷地下筆是一九八三的秋天開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幹部與企業家，那時是大學生。很多讀過我寫的，所以這些日子，作為一個老人，在國內所到之處，不愁沒有免費飯餐吃。跟他們當餐對酒是樂事，也從這些聚會中獲得一手的資料來寫這篇文章。這裡我要以深深的誠意感謝他們，也要再感謝他們的工作，把國家從漫長的黑洞推出來，見到曙光了。



流行的報導說中國的幹部例行地貪污，不可能對。他們之中很多有智慧，對國家有貢獻。一種競爭的風氣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學生時的感受。在一組同學中大家知道或聽過誰是誰，對大家的本領互相估計，然後玩那成績排列的競爭遊戲。彷彿沒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誰能爬得高一點。



那位到我家來求喝一杯葡萄酒的縣長是個例子。他工作拚搏，但工資低——每月約三百美元——使我懷疑是些什麼驅使他奔走。是貪污錢嗎？是升職嗎？是聲譽嗎？我試圖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動力根源。過了好一陣他知道我要問的是什麼，說：「教授呀，我只想為國家做點事。」不難想像，氣氛環境適當，可以有很多像這位縣長的人。



回頭說中國奇蹟吧。那史無先例的經濟制度之外，我選兩個現象為奇蹟之首。其一是約一九九三開始，長江三角洲出現了爆炸性的經濟發展，伸延到國家的中西部去。這個現象出現的時期，開頭有人民幣的崩潰，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跟著是百分之三強的通縮，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約二○○○年起，通縮終結，農民的收入開始爆炸性地上升。從二○○○至二○○七，我的估計是農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了。只要這趨勢繼續，十年後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會與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趨勢當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繼續，我的估計是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



結筆之際，我要對一個我批評過的人致敬。他是朱鎔基。老師艾智仁當年屢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熱情──來衡量的。上述我排列為首的兩項奇蹟，都出現於朱先生掌管經濟的時期。將來的歷史不會忘記這個人。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十）

第十節：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



朱鎔基是個精明的人。雖然職位轉來轉去，一般的意見，是從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三年三月，他是中國經濟的舵手。表面看他是個計劃經濟者，是個獨裁者，也是個不相信市場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評他處理通脹的方法，後來以文章及在電視公開道歉：他對，我錯。



我們不能以一個改革者的言論甚至行動來評價他的政績。他的成敗只能以效果衡量。這樣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滿分。看似權力慾強，但在他掌政時中央的權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場，但他在任時國內的市場變得那樣徹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經濟學者也會感動。你可以指責市場有假貨，但產品質量的急升大可與當年的日本一較高下，而市場的合約，無論產品的或勞工的，顯示著的自由其它地方難得一見。



一九九三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加劇，人民幣暴跌。我在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文章，說控制貨幣量不會有效，因為無法做到（注四十二）。我指出困難所在，是中國的銀行乃出糧機構，有權勢的人可以隨意「借」錢。於是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要負起一間正規中央銀行的職責，不提供任何商業借貸。更重要的是：以權力借貸的行為要杜絕。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鎔基接管人民銀行。掌此職僅兩年，但他創立了中國貨幣制度的架構，並一直監控著這制度的運作，直到二○○三年三月從國家總理的職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銀行轉為正規的中央銀行。他控制通脹的方法，是直接地約束借貸與消費，把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我當時對他的約束辦法有懷疑，但也認為可能是斬斷權力借貸的唯一辦法。受到弗裡德曼的影響，我反對人民幣掛鉤而不浮動。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財政司考慮港元採用鈔票局的制度，讓港元與美元掛鉤，我參與了討論。英國的Charles Goodhart建議港元要下一個錨，而弗裡德曼支持採用鈔票局。人民幣怎麼辦呢？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不少困難，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崩潰。我求教過米爾頓好幾次，遇上任何關於中國的事，他的時間是非常慷慨的。



米爾頓之見，是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國家，不能採用鈔票局制度。他認為我提出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原則上可行，但費用會是高的。他的選擇，是中國採用美國的無錨貨幣制，嚴謹地控制貨幣量，讓匯率自由浮動。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不久，一組來自北京的經濟學者邀請我到深圳會談。他們對中國的前景很憂心。在討論中我突然間樂觀起來，因為意識到朱鎔基做對了。只三年他把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整至零，而當時的產品質量正在急升，通縮一定存在。我於是推論，亞洲的金融風暴是人民幣突然而又迅速地轉強的結果。當時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包括中國，都鉤著美元，所以當中國的通脹驟然間終結，在國際競爭下鉤著美元的亞洲小艇紛紛脫鉤，因為他們的幣值是偏高了（注四十三）。



一年之後，我更為理解朱鎔基的貨幣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為把人民幣下了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為錨。得到朱的啟發，我意識到一個國家的貨幣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用不著要有真實物品的儲備，條件是央行當局要有些外匯儲備，必要時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把貨幣的用途限於貨幣現象，將匯率與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掛鉤是不難維持的。



是市場合約的自由與彈性協助中國在九十年代倖免於經濟衰退的蹂躪。就是不算當時產品質量的急升，通縮率逾百分之三，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增長率約百分之八。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當時盛行，協助了真實工資的自動向下調整（注四十四）。再者，為了確保他要達到的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朱鎔基把市場全部放開，大力推行國企的私有化，拿開約束勞動人口流動的限制，也加速了經濟決策的向下分散。上馬時朱可能是個市場懷疑者，下馬之際他必定轉為信奉市場了。



回頭說中國的貨幣問題。二○○二年在天津南開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我說人民幣是世界最強的貨幣——當時的黑市匯率還低於官價的（注四十五）。到了二○○三年三月，在一篇評論朱退休的文章中，我說人民幣那麼強勁，兩年之內西方的國家會強迫人民幣升值——那時黑市與官價匯率大致打平（注四十六）。這樣用黑市與官價匯率的互相運作來估計一種貨幣的強弱，一九九三與米爾頓研討過，加上我跟進了地下錢莊的非法交易活動。這些活動的存在，北京當然知道。



外國施壓要人民幣升值來了，不是兩年後，而是四個月。我堅決地反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理由是如果要改進農民的生活，他們要被鼓勵轉到工業去。除非農民的生活提升到城市工人的水平，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能說是成功。多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故事永遠是血，是苦，是淚與汗。記憶所及，這是第一次農民看到一絲曙光，而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提升會消滅這希望。



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參加高斯獲諾貝爾獎的盛會，我對米爾頓說世界將會見到十到二十億的廉價勞動人口加入國際貿易，二十年後地球的經濟結構會有很大的轉變。這競爭來臨了，而我關心的是雖然中國的工資低廉，比起印度與越南等地還是高出相當多。這些國家也發展得強勁，我當然高興，理由簡單：他們愈富有，跟他們貿易中國賺的錢會愈多。然而，把人民幣的國際匯值提升是讓賽。很多農民到今天還沒有見過真的飛機在天空飛行，人民幣升值怎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呢？



目前中國有無數的我稱為接單廠家的工廠。他們既沒有發明專利也沒有註冊商標，只靠客戶交來樣板與設計，有單就接。當一個訂購者要求複製樣板及開價，這要求通常寄到多處，到幾個國家也是常有的。我的觀點，有大量的事實支持，是農民嘗試工業一般由接單工廠做起，學得點技術與知識然後向上爬。感謝蒙代爾，他也曾多次大聲疾呼地反對人民幣升值。



要清除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困難。與其愚蠢地壓制人民幣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這樣做——他們大可取消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大量地流進國際市場。一種貨幣的下降與上升的壓力是不對稱的。有下降壓力很頭痛，但上升壓力絕對不壞。讓人民幣外流國家賺錢，而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氾濫，有需要時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幣買回來。通貨膨脹的擔心可以用一籃子物品作為人民幣之錨而解決了。



得到朱鎔基的啟發，二○○三年我建議，也重複過幾次，人民幣轉用一籃子物品為錨，正確一點地說是以這籃子的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央行不需要有這籃子的物品存貨。他們只要擔保一個幣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場購得這籃子物品。



這個可以成交的指數容易調整，即是說物價的水平可以容易地調整。物品的選擇與比重的分配要慎重考慮，做得對通脹再不會是關心的問題。把貨幣鉤著一籃子物品，多年前與米爾頓研討過，而這思維與蒙代爾的貨幣觀是一致的。朱鎔基的經驗顯示，實踐的成本不高，因為貨幣之錨只是個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央行不需要持有這些物品。



北京考慮了我的建議良久，那其實是朱鎔基的貨幣制度加上一點變化。這變化是向旁站開一步，避去與其它國家爭吵，對他們說：「我們是回覆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們用一個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沒有真實物品的儲備。這是我們選擇的確認自己的幣值的方法，與所有其它外幣的匯率是自由浮動的。」當然，要防止通脹，以一個可以成交的實物價格的指數為錨，遠勝一籃子用紙造的貨幣。



央行沒有接受建議我不感到煩擾，但兩三年來他們的操作使我擔心。上述提到之外，我的感受是他們要嘗試美國的無錨貨幣制。貨幣政策早晩會大手採用。這會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到後來可能把縣制度破壞了。



讓我重複上文說過的一個重點。互相競爭的縣的權利結構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縣的利益而縣有權說話的，我不擔心。例如我不擔心價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這些管製出現，我敢打賭要不是不被執行，就是執行也不會持久。我擔心的是縣無權過問的政策。這方面，貨幣政策居於頭痛項目之首。







注四十二　張五常，《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壹週刊》，轉刊於張五常，《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花千樹出版，一七五至一七九頁。



注四十三　當時我沒有發表這個解釋，因為恐怕擾亂外匯市場。當這解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時，一位曾經專注於該金融風暴的北京朋友驚叫，說我的解釋一定對。該風暴出現時，他和同事狂熱地找解釋，但後來回顧所有解釋都不對。見張五常，《鐵總理的故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四十四　分紅合約有工資自動向下調整的機能。件工合約有同樣的彈性，因為有新訂單時件工之價往往由勞資雙方再洽商。見張五常，《制度的選擇》，第四章，第六節，二○○二年花千樹出版。



注四十五　張五常，《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四十六　張五常，《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二○○三年三月十一日發表於《蘋果日報》。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九）

第九節：縣際競爭的其它效應



這些日子，讀中國媒體報導的經濟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說謊，但往往誤導，因為他們一般不理解中國的經濟制度。縣有相當大的經濟決策自主權，好些時沒有執行北京公佈的政策。最低工資的引進，不同的縣有很大的時間差別，而一些縣只說他們有最低工資但不強迫。當北京宣稱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單位要約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區公佈有一兩個這樣的項目，其它地區則置之不理。報章的頭條說一個外來的人不能購買超過一個住宅單位，深圳目前執行，上海說沒有聽過（注四十）。



這不是說北京失控。他們是控制著的，但地區幹部知道哪些真的要執行，哪些只是投石問路。他們懂得衡量上頭傳達下來的文件有多認真。北京徵求地區的意見常有，而推了出來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沒有公佈。有些村落有民主投票，有些沒有，而有投票的引進的時間很不相同。



我認為上述的混亂畫面可不是真的混亂，而是起自地區的自主權與他們之間對政策的取向有別。一個縣是否把一項政策用作粉飾櫥窗，考慮的是這政策會否有助他們的競爭。為了增加縣的產品增值稅收，為了生存，縣的幹部要引進投資者，他們知道劣政策會把投資者趕走。如果北京堅持要執行一項政策，縣會接受，但如果這政策有損地區的利益，他們會投訴。投訴夠多往往有效。



發展到今天，縣制度的權力結構是不容易拆除的了——這是支持著可以樂觀地認為快速的經濟增長還可持續一段長時日的主要原因。困難在於地區無權過問的事項：貨幣制度，外匯管制，對外政策，言論與宗教自由，國家操控的教育與醫療，傳媒通訊，以及龐大的有壟斷性的國企。



我擔心北京對這個經濟制度的運作理解不足，因為有跡象顯示，他們正在嘗試改動這個制度（注四十一）。我認為只要把這制度精細地調校一下，就會變得堅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長文指出，層層承包以分成合約串連，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個單位或份子的界定權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個連串的所有份子都要付出這侵犯的代價。



因為地區或縣的競爭，中外合資的合約發展成為一種特別的專利使用合約，每件算的使用費可以不受管制地匯到外國的銀行。我曾經研究過發明專利的使用合約好幾年，知道監管這些合約的履行很困難，但以合資合約從事，有外來的作為董事在場監察，收錢就容易得多了。這是外資蜂擁到中國來的其中一個原因。周燕奇蹟地拿得一批合資合約的真版本，贏得一篇不錯的博士論文。我邀請了她為這個會議寫一篇摘要，這裡不多說。



因為縣的競爭，工業類聚的集中發展非常顯著。中國的產品今天氾濫地球，但外間的人很少知道工業的地區集中與專業的程度。佛山的陶瓷產出歷來有名，我邀請了李俊慧為工業類聚提供一文。



因為縣的競爭，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受到壓力要加速。世紀轉換，地價的上升大大地協助了這私有化的進程。較高的地價讓地區政府有錢補償解散國家職工，拿開了最大的障礙。國企的買家會把原先位於市區的物業出售，搬到地價較低的工業區去。長沙的國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紀錄。我安排了那裡的副市長劉曉明寫有關文章，因為是他主導這發展的。



縣的競爭也協助了減少貪污。有同樣條件的地區，只有無知的投資者會到一個貪污知名的縣下注。有經驗的投資者知道賄賂是一項成本，早期在南中國的廠家例行地把這些成本算進產品售價之內。不是所有貪污都消失了，而是與九十年代初期相比，減少了很多。跟我談過的幹部都同意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有助減少貪污。



最後，我認為過去十至十五年的合約選擇的高度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區承包合約的串連——也是縣際競爭的效果。合約選擇的彈性夠高，使九十年代的中國免於經濟衰退。



餘下來還有一個問題：總有一天，農地轉作工商業用途的邊際價值會下降至均衡點。可能十年之後吧。今天我們見到的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會消失嗎？答案是這競爭的轉弱會出現。然而，有縣制度的存在，競爭會轉到其它方向去。最可能的新競爭目標是科技的發展。為此我曾建議北京的朋友要緊握增值稅，因為科技的引進是最有效的增值法門。







注四十　二○○七年十一月，上海也引進這規定，但該市的不同地區各自有法避去。可以說，上海沒有真的執行這個規定。深圳起初是嚴厲執行的，過了不久可以用大約四千美元購買另一條通道，後來樓價大跌，政府忙顧左右。



注四十一　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給縣增加了兩項規定。其一是顯著地提升了收回農地時給農民的補償。這是判斷性的。其二是出售任何用作建築的土地，要通過拍賣。原則上，這後者對縣制度的運作不利，但有躲避之方。縣會把土地的投資項目寫得特別，廣告若隱若現，通告時間縮短。這樣，洽商好了的投資者通常是拍賣的勝出者。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八）

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



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不尋常。我認為那是中國在困難的九十年代還有急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大約二○○四年越南把這中國制度抄過去──有人說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點──那裡的經濟也起飛了。這制度不難抄襲，但需要地區沒有頑固的利益階層，也要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來推行。像北韓與古巴那樣的國家，要嘗試成功機會很不錯。



不難抄襲，但解釋卻非常困難。不容易明白為什麼這制度運作得那麼好。我只一個晚上就打開了佃農分成之謎，卻要三年的長日子才能解通中國的密碼。困難所在，是我們面對的是個複雜的合約制度，此前沒有見過。演變迅速，過程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塵埃漸定才依稀地見到一個可以理解的圖案。要長時日才能看到關鍵的要素，而當我認為找到了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還是缺少了。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學得很多，使我對合約與交易或制度費用的理解提升到一個新層面，讓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論去找尋那些缺少了的，然後把碎片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圖畫。



讓我從一九六九的春天說起吧。當時高斯和我到溫哥華參加一個漁業研討會議。在座有人提出，因為公海的魚一般游很遠，漁業私產化公海要獨佔，所以要有壟斷權；這樣，市場的魚價會是壟斷之價。我立刻回應：「如果地球上所有的農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給無數的農戶耕耘；農戶之間會競爭，所以農產品之價必定是競爭市場的價格。」



名義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擁有中國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權。他們把土地以五十年長約租出，二○○七年公佈租約期滿後自動續約，指明政府有特別需要時可支付補償來收回土地。他們接受了使用權要清楚地界定為私有，也知道要廣泛地這樣做，於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權下放，達到每戶每家。為了維護有秩序的權利下放，他們知道承包合約可行，在經濟壓力下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就出現了。今天一個局外人拿著不同地區層面的文件研究內裡的法規條文，很難看得出字裡行間含意著的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這些文件其實是早前的承包合約經過了修改而演變出來的。



不同的地區層面是垂直或上下串連，同層或左右不連。這是同層的地區互相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而由於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一層的競爭最激烈。火上加油，權利的界定的原則無處不用。縣的地理界線劃分當然清楚，而縣幹部的權力與責任的劃分來得那麼清晰，今天的縣無疑是一級的商業機構了。性質類同的商業機構互相競爭，是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另一個理由。



再火上加油，縣幹部的獎賞按成績算。政治遊戲與貪污無疑存在，但這些行為，就是先進之邦的市場經濟中的大商業機構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獎賞方程式，縣幹部的應酬費用相當慷慨，視乎那個縣能賺多少錢。每個幹部可以按建築成本作價購買一間住所，而工作成績好有機會升職。有一個流行的「五十六歲的假說」：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積蓄不夠，幹部貪污的傾向上升。他們也告訴我，能幹的縣幹部不難有外間的商業機構招手，因為管理一個縣其實是管理一盤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進的產品增值稅，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農分成。我早期的論著指出，在佃農制度下，地主關心農戶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為甚，因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農的工作表現（注三十八）。一個鮮明的例子可以示範縣與縣之間的熱烈競爭。那是購物商場。一個縣可以視作一個龐大的購物商場，由一家企業管理。租用這商場的客戶可比作縣的投資者。商場租客交一個固定的最低租金（等於投資者付一個固定的地價），加一個分成租金（等於政府收的增值稅），而我們知道因為有分成，商場的大業主會小心地選擇租客，多方面給租客提供服務。也正如商場給予有號召力的客戶不少優惠條件，縣對有號召力的投資者也提供不少優惠了。如果整個國家滿是這樣的購物商場，做類同的生意但每個商場是獨立經營的，他們競爭的激烈可以斷言。



比起上述假設的購物商場，縣的制度對鼓勵競爭猶有過之。這是因為縣要對上層作交代或報告。上層不僅鼓勵競爭——他們強迫這競爭的出現。說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稅是上層收的。這是層層承包促長競爭的激烈性的原因。



讓我們回到承包責任這個制度去深入一點地理解縣與縣之間的競爭。這個制度演進時，使用權的界定——因而有私產——是織進了市場合約中。從高斯的定律看，市場的運作分兩步。第一步是界定私有產權，我的看法是以合約來約束資源使用的競爭。第二步是市場本身的出現，通過有市價的合約來交換資源的使用或產品的權利。



承包責任制是另一種安排。使用權的界定與市場成交是結合在同一合約中。一個投資於縣的人，通常只簽一份幾頁紙的合約，裡面說明土地面積、地點與地價，他的權利和義務，以及雙方履行責任的期限。地產證或地契要等投資者的錢匯到指定的銀行幾個月後才拿得。簽好了的合約可以轉讓，但如果投資者要到銀行借錢，有地契在手就比較方便了。



問題是為什麼跟高斯的分兩步處理相比，把產權織進了市場合約會增加競爭的效應呢？答案是在織合的安排下，投資者要履行責任。付錢之外，投資者要在合約指定的期間履行指定的項目才能獲取土地的使用權。這是說，付價之外，承包合約是授予值得的優勝者。錯誤的判斷當然可能，而取巧的投資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圍牆而不再建什麼。地價下跌之際縣幹部可能忙顧左右，但當經濟轉熱他們會收回不履行合約的土地。當大跌了的地價在二 ○○○年掉頭上升時，不少投資者哭出聲來，但履行合約的卻在偷笑。



上述的織合安排不是中國獨有的。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國家的租約或僱用合約往往有類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購物商場的合約安排很類似。我也曾指出，中國的縣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新而重要的是這些部分的組合，通過承包責任合約的擴張：使用權的授予是換取履行，而這基本原則到處用。尤其是，在工業發展中，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合約安排，通過上述的織合、佃農分成與層層承包的串連，是令人敬畏的經濟力量帶來的效果，在一個有超過十億貧困人口的時代，領導者既有勇氣也有智慧去執行「試一試，看一看」這個原則。



通過串連承包合約而形成的權利結構，使我聯想到一個國家的憲法，但在中國，這合約結構中的條件可以商討，所以安排的彈性比較高，而一般來說，中國的安排的市場傾向，遠比我知道的其它國家的憲法明顯。二○○四年二月，我發表了《還不是修憲的時候》那篇長文，試圖阻止當時正在進行的修憲工作（注三十九）。當時我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既特別而又重要，北京要先研究這制度的性質，指出重要的環節，然後寫進憲法去。北京沒有接受我的建議，而他們跟著修改了的憲法，與他們的經濟制度的結構是扯不上關係的。北京顯然沒有充分地賞識他們自己做得對，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注三十八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p. 72-79.



注三十九　張五常，《還不是修憲的時候》，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信報》。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七）

第七節：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二○○五年的一個晚上，一個遙遠的縣的縣長給我電話，說他碰巧到了我家鄰近，要來傾談一下。進門後，他脫掉鞋子，躺在沙發上好一陣，然後問：「教授呀，可否給我一杯葡萄酒？」當然可以。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樣的縣幹部，全國東奔西跑尋求投資者。當一個招商集會在某城市舉行，消息傳出，無數的縣幹部會聞風而至。這些日子一個縣幹部一個晚上吃幾頓晚餐是尋常事。



一個三十萬人口的縣往往有五百個招商員。二○○五年，安徽某縣舉辦選美比賽，要選出美麗、迷人而又懂得說話的女士作招商隊長。輿論破口大罵，縣長回應：「美麗是資產，不利用可惜。」



需要一個商業牌照嗎？縣政府會派人代你奔走。要建築許可證嗎？他們給你擔保。不喜歡那不潔的小溪流過你的場地嗎？他們可能給你建造一個小湖。他們幫你找設計師，找建築商，而準備投產時，會協助你聘請員工，收的費用合理。是的，縣有招工隊，替投資者招工。他們會向你推銷他們的廉價電力，推銷他們的公園與娛樂，推銷他們的方便交通，水電供應，光輝歷史，甚至他們的女孩有多漂亮——我沒有誇張！



中國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外間沒有見過。為什麼呢？一個因素是分成的方程式。這裡談此式，其它過後才說。



說過了，投資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產品增值稅。縣取此稅的四分之一，即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土地出售的收入，如果是正數，縣收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二十五交上頭。這百分率不是一致的：地點較佳的縣，分帳率會較低。我遇到過的縣幹部，沒有誰管上頭層面怎樣分他們交上去的。



土地的成本不低。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農民交出農地要受到補償。用百分之五的折現率，我估計二○○六年這補償是三至五倍農地租值的折現。縣政府與農民的爭吵有所聞，但不是媒體報導那樣普遍。有時縣幹部從中騙取些私下錢，而缺乏資金的縣可能欠農民一段長時日。



把農地改進作工商業用地的開發成本更高。二○○六年，這成本約六萬元人民幣一畝（六百六十平方米），大約比補償農民高一倍。這些改進包括建造馬路，引進電、水、煤氣、排污、電話電視與電腦的線路、路燈、園藝等。這些改進是土地出售之前做好的。今天，就是檔次較低的新工業用地，比我熟識的在美國華盛頓州的好。最高檔次的，例如蘇州工業園，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了。中國的農民是超凡的種植能手——他們往往搬動移植五十年以上的樹——而你無法鬥得過Arthur Lewis說的「無限」人手供應：園藝工人每一長天的工資五美元（注三十七）。



二○○六年我作過估計，用一個發展略有看頭的縣的資料，得到如下的結果。假設一塊工業用地建上容積率零點八的廠房，投產時用上最常見的勞工密度，縣政府每年拿得的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大約是工業用地的總成本的百分之十二。不包括行政費用，但可見一個縣可以把工業用地送出，再補貼投資者一小點，還不用虧蝕。



毫無疑問，在同一縣內，同樣的工業用地同期出售，地價可以很不相同。除了久不久引起非議的偏袒成交，地價不同不代表價格分歧。縣的幹部要選擇投資者。他們要爭取的不單是增值稅，還要顧及的是投資者帶來的聲望，要顧及行業是否與縣裡的其它行業合得來。不難見到，當一個投資者的項目可以引進很多其它好處時，縣政府賣地的負地價可以跌到增值稅的收入低於填補土地成本的利息。



縣的幹部可能貪污，但多年來我沒有遇到一個愚蠢的。他們知道土地與土地之間的邊際社會收益要相等才能為縣及為自己取得最高的收入，如果同樣的土地售價相同，他們的目的不可能達到。他們也知道準確的判斷非常困難，所以常派調查員到有成就的縣去考察。跟縣幹部的多次傾談中，他們的常識與他們永遠關注著互補性、招徠力、交通水電、娛樂等事項的意識，令我印象難忘。我不是說縣幹部從來不貪污，但我沒有遇到過一個投資者不認為自己有特別的關係可以利用。是的，說服每個投資的他或她有特殊關係，縣幹部的本領絕對是世界級！



讓我再說，雖然增值稅率與此稅的攤分率是全國一致的，其它的分帳率並不一致。土地出售所得的分帳率不一。不熱門的縣，此率要高一點才能填補土地的成本。方程式中的分帳獎金也要一提。如果投資者是來自國外的，以他把錢放進指定的銀行算，我知道一個縣的幹部會分得百分之一點五到百分之二。來自國內，獎金是投資的百分之一。這些其實是佣金，由縣幹部分享。早期條件欠佳的縣的獎金高達投資額的百分之五。發展有成逐步減少。有一個熱門地區，獎金是投資額的百分之零點零五。這個獎金分帳率可以商議，正如房地產交易的佣金在中國可以商議。我傾談過的縣幹部多數認為，獎金率足以鼓勵他們東奔西跑。




注三十七　這是二○○四年的數字，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的收入增長得最快的時刻。是日工的工資，二○○七年升至八點五美元左右。這個數字在不同的地區有別，是我到中國農村攝影時的大約平均估計。從二○○三到二○○五年，我攝得的作品讓我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因此，雖然我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衡量與他家的報告相差很遠，其實是基於漫長而又集中的實地調查所得，方法跟一九七二我在華盛頓州調查蘋果與蜜蜂時用上的一樣。見Steven N. S. Cheung,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3), pp.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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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六）

第六節：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中國的經濟改革可分階段看。第一階段大約從一九八○到鄧小平退休的一九九二。這階段的發展，主要是從以前的等級排列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拍賣土地（國家首次）為高峰。這拍賣是出售長期的土地使用合約，沒有私人所有權。該市的幹部說是依照我的建議：早些時，我對他們解釋，出售土地差不多是唯一能讓他們獲取足夠資金來發展該市的辦法，而他們要讓私營的發展商人表演專業的運作（注三十二）。



在這階段，經濟發展集中在中國南部的珠江三角洲。開放改革之前，這地區相對上遭到漠視或貶低，龐大的國營企業或政府保護的壟斷機構寥寥無幾。香港的商人或投資者身先士卒，帶進資金、科技與管理知識。相比之下，當時的長江三角洲，有權有勢的國企抗拒競爭，與南部只需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可以獲得私營的商業牌照相比，是兩回事。



在長三角，市場的衝擊大約始於一九九三。神奇地，只八、九年，差不多所有重要的經濟數字，長三角超越了珠三角。這是中國改革的第二階段，由朱鎔基掌管經濟。從一九九三至二○○○這七個年頭，是中國的困難時刻：開始時通脹如脫韁之馬，貪污廣泛，人民幣崩潰，跟著是嚴厲控制借貸與消費，重擊貪污，再跟著是通縮與房地產市場兵敗山倒。然而，就是在這些困擾的情況下，長三角出現了爆炸性的發展，其效應伸延到內陸的中、西部去。我們或可舉出好些理由來解釋這奇蹟的出現，但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縣的競爭制度剛好在那時形成，開始發揮效應了。



在情在理，在上述的惡劣經濟環境下，長三角要超越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卻發生了（注三十三）。我的解釋，是那一九九四形成的縣制度在長三角運作得較好。在南方，私營的企業已經在早前的合約安排下落地生根。工廠到處亂放，既不整齊也不清潔，但投資者是下了注的。換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調整彈性，減少了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效能。不是說南方的縣不競爭，而是他們沒有北方那種調整土地使用的大彈性。這經驗也教訓我們，不用政府策劃而單靠市場必然較有效率的看法是錯的。世界級的工業園在長三角一帶冒起，美觀的園藝與現代化的設施，是例行地由縣的幹部策劃。他們是為市場策劃的！他們知道好東西會賣得較好。他們也知道，如果策劃的賣不出去，可能被革職。



在縣與上頭之間有一條分配收入的方程式，對鼓勵競爭重要。簡略地說，發展初期，是下面承包的把一個固定的款額交給上頭。往往引起爭吵，因為發展得好而要交得多的地區認為是被剝削了。分成的安排於是引進，爭吵又出現，因為不同的地區要上繳的分成率不同。



這就帶來一九九四的一項重要發展。從那時到今天，一個地區或縣的工業投資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產品增值稅，而這個稅率是全國一致的。縣本身的分成，是此稅的四分之一，也即是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另一方面，一間小企業可以選擇支付百分之四至六的商業稅（視乎企業的性質而定）來代替。利潤或所得稅是有錢賺才交，這裡我們不管。我們的討論也可以不管商業稅——沒有利潤也要付的。增值稅給政府帶來最高的收入，縣幹部最關心此稅。我們的分析集中在增值稅：產出價值扣除原料與其它一些瑣碎費用之後的百分之十七。



問題是增值的百分之十七的抽取究竟是稅，還是租呢？我認為是租而不是稅。有兩個理由。其一是任何投資者，只要用土地或房產從事生產的，都要付此稅。其二是只要有產出，不管有沒有利潤，都要付此稅。



一九八六我寫道：



在古時的中國，正如中世紀的歐洲，「租」與「稅」的意思是相同的。當一個收租的封建地主負上一個「政府」的責任主持正義與提供保護時，收租就稱為抽稅。（注三十四）



爭論是租還是稅有點無聊，問題是在經濟學的傳統中，說爭取最高的稅收必遭批評，但說爭取最高的租金收入則往往被認可。真理是，有經濟效率的土地使用，租金一定要算，不管是由地主還是由政府收取。收得的租金要怎樣花是另一回事。我的論點，是如果土地全部使用，在縣與縣之間的競爭下，爭取最高的總租值是與高效率一致的。這不是說投資者會因而無利可圖。他們預期的收入，除去要上繳的租（稅）之外，要足以彌補利息成本，而如果因為他們的投資而經濟增長了，他們的收入可以高於預期。事實上，大部分的投資者在縣的制度下收穫甚佳，尤其是二○○○年之後。這是說，經濟增長帶來的土地租值上升，含意著的收入增加會落在投資者、勞工與農民的手上。縱觀二○○三開始的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上述的收入增加很有看頭。



全國一致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是多番與不同的地區商討後才達到的。明顯是分成租金，所以明顯地是佃農分成制，一方面是投資者與縣政府分成，另一方面是縣與上頭高層分成。這裡有一個分析難題困擾了我好幾個月。四十年前我發表《佃農理論》，其中偏離傳統的一個要點，是我讓分成的百分比變動來推出有效率的結論。亞洲的農業資料明確地顯示，佃農分成的比率會因為土地的質量與地點不同而有相當大的變化。然而，這裡提到的增值稅，是分成租金，卻是全國用上同一的稅率。怎可以有經濟效率呢？如果沒有，中國的經濟怎可以在這分成安排下加速增長？



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作研究生時讀到的一個馬歇爾的註腳，立刻從床上跳起來去找它。馬歇爾認為與固定租金相比，分成租金無效率。但他補加了一個註腳：



如果佃農分成的地主能自由地為自己的利益調整資本，並且與佃農協商，指明農作勞力的投入量，幾何上可以證明，地主會這樣調整來強迫農戶的耕耘密度與在英國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樣，而地主的分成收入，會與固定租金相等。（注三十五）



這註腳我當年作出如下的回應：



馬歇爾沒有提供幾何證明，如果試證，他會否更改這個註腳是有趣的猜測。這猜測有趣是因為他想像的效果，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是對的，但一般而言卻是錯了。錯了，因為馬歇爾不讓分成的百分率變動。（注三十六）



基於馬歇爾的註腳與我的回應，假設縣政府是地主，我問縣的資本投入，要多少才能擔保一個不變的分成率會一般地達到有經濟效率的情況。二○○四年底我找到的答案，是縣向「佃農」分成的投資者收取的地價，可以是負值！把土地視作地主提供的資本，可以用負地價代表地主提供著無限的調整機能，只要分成的百分率落在一個不離譜的範圍，在這機能下有效率所需的邊際價值相等的條件永遠可以達到。



說負地價，我的意思是當一個投資者到一個縣考慮投資產出，縣政府不僅可以免費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費為投資者建造廠房，或把若干年從投資者交出的增值稅中的縣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給投資者。當然，不是所有的縣都值得投資，例如設廠於荒山野嶺沒有意思。社會利益不論，負地價可以去到的盡頭，是縣的稅收足以填補收回農地與改進為工商業用途的成本利息。這方面，下一節會再分析。



二○○六年北京開始禁止某些縣用負地價，顯示著他們不明白縣的佃農分成制度的運作。也可能不是不明白。一個困難是中國的人口分佈可能過於集中在熱門地帶，而較為長遠的發展，略為平均的人口分佈可能較上算。這話題我寫過，但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案。正如高斯和我在分析公司的本質時提及，有些事情是沒有市場價格指引的，錯誤的決策往往只能事後才知道。

注三十二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發表了一篇分析賣地有三個好處的文章。深圳的幹部喜歡該文，一九八七年的春天請我去商討。張五常，《出售土地一舉三得》，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於《信報》發表，其後轉刊於《再論中國》。



注三十三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帶弗裡德曼夫婦遊覽長三角一帶。米爾頓見到小販在爛泥路上經營是高興的，後來在北京會見總書記時，他對書記說街頭小販要賄賂才能拿得牌照。蘇州的幹部帶我們去參觀那裡的鄉鎮企業，是令人尷尬的。晚宴上，蘇州的一位副市長與米爾頓爭論國營企業的優越性。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再帶弗裡德曼夫婦到中國。上海的一條大街燈火通明，當我們的旅遊大車經過隨行的黎智英的商店時，大家一起鼓掌。弗氏夫婦一九九八再到上海半天，米爾頓不相信自己見到的。

夫婦的中國行有兩個插曲這裡要存案。其一是我給米爾頓上了一課中國經濟學。一九八八在上海，在街上走，肚子餓，見到街上一個小販賣餃子。我拿出錢包，但發覺單是錢不管用，還要糧票。一個過路的人見我跟小販爭議，送給我一小疊糧票。我大喜，米爾頓問我為何那麼高興，我說：「那位先生免費地給我這些糧票。你可以想像糧票一文不值嗎？這個城市將要爆炸！」果然爆炸。第二個插曲是米爾頓輸了一次辯論！一九九三年在成都，四川的省長接見我們。米爾頓教該省長怎樣改革才對，說要斬掉老鼠的尾巴，不要一寸一寸地斬，為了減少痛苦，要一次過地把整條尾巴斬掉。省長回應：「教授呀，我們這隻老鼠有那麼多條尾巴，不知要先斬哪條才對。」米爾頓不能回應。傷感的是，那位省長今天不在了。是個勇敢的人，以大膽批評知名，聽說後來他得不到北京的支持了。



注三十四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op. cit.



注三十五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es (8th ed., 1920: London; Macmillan Co. 1956), p. 536, note 2.



注三十六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 45.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五）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



承包合約用於農業是成功的，雖然要好些時日才簡化為今天的可以轉讓的土地租約。在這過程中，執政者逐步減少了他們的操控，偏向於界定土地的使用權利。九十年代初期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取消了，二○○五年取消了農業稅，使農業的承包成為不需要付稅的長期租約。形式上還是承包。就是今天，農地的買賣稱作「轉包」。



把承包合約引用到工業去有困難。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這項目時，主要的困難是工業的資產要折舊。維修保養與再投資的責任誰屬，上頭政府與下面國企之間常有爭吵。我建議過些解決方案，包括發行可以轉讓的股票（注三十）。九十年代後期，發行股票開始實施，但主要是有壟斷保障而有利潤的國企。至於那些要虧蝕的無數國企，他們的資產淨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實上，九十年代，執政的人要把虧蝕的國企免費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困難。九十年代初期起，虧蝕的國企的困難再不是資產貶值——他們沒有什麼還可以折舊的了——而是要吃飯的國家職工沒有補償不能解僱。二十一世紀開始，這些虧蝕的國企成功地近於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協助是地價上升了。這點我將會解釋。



令人失望的工業承包的經驗，到頭來卻提供了一個有巨大價值的主意。大約一九八四年，那所謂「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在工業出現。並不新奇，外間的工業稱作「次承」，或稱「分包」。西方稱subcontracting，而眾所周知，工業或建築業的「subs」往往是好幾層串連起來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國經濟改革中選出一項關鍵的發展，我的選擇是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農業的承包與工業的層層承包組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成就：這組合不是引用到個別農戶或個別國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線劃分的地區去。我認為這是今天中國的經濟制度的重心所在。

一個長期不斷地跟進這個制度的發展的人，可能覺得非常複雜，但到後來塵埃漸定，則可以看到這制度是直截了當而又理性的。沒有在其它地方出現過。雖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組合的方法與形式是創新而又有效能。



承包合約的組合引用到地區去的初期，不同地區的安排往往不同，變動頻繁，要到大約一九九四這制度整體的共同特徵才可以辨識。我開始領略到這制度有超凡之處，是一九九七我到崑山考查那裡的發展。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是我前所未見的。二○○○年通縮終結，地區競爭的驚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四的年底才能解通這制度運作的密碼。



不懷疑執掌政權的人有本領，但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制度不是個別天才想出來的。這制度是被經濟的壓力逼出來——有那麼多人要吃飯，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聾。處理當時的風起水湧，指導的原則可不是鄧小平說過的名句：「摸著石頭過河」，而是寡言的鄧老曾經說的：「試一試，看一看。」



在細說這地區競爭制度之前，我要澄清一些名詞。每個地區當然有它的專有名詞，但它們的普通名詞——市、鎮等——可以有混淆。有些普通名詞不同是因為起名於不同的時間，也有些經特別處理，直接由北京管轄。我喜歡用自己的地區分類，是干部朋友之間一致認同的。



中國的地區從上而下分七層，每層由地理界線劃分，下一層必在上一層之內。最高層是國家，跟著到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最後到戶。這七層是從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約串連起來的。上下連串，但左右不連。地區競爭於是在有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



經濟權力愈大，地區競爭愈激烈。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北京中央與次一層的省政府提供關於土地及其它經濟政策的指導，有權更改地區的劃分界線，有權調動地區的幹部或把他們革職，也可以把不同地區的稅收再分配。



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沒有土地就沒有什麼可以發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運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競爭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經濟是在增長。科技的改進與資產及知識的積累當然重要——目前中國正邁步向這些方面走：私營的科技研究投資的增長率，今天的中國冠於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飽，科技及投資是沒有什麼用場的。處理好土地的使用，讓廣大的群眾脫離飢寒交迫之境，經濟會因為有儲蓄、投資與科技改進的支持而上升。



競爭的激烈程度決定著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與人之間競爭，戶與戶之間競爭，機構與機構之競爭——傳統的經濟分析，這些是所有的競爭了。中國的情況，是在同層的地區互相競爭，而因為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層的競爭最激烈。以我之見，多加了一層競爭是回答我說的「中國問題」的重要新意。



「縣」往往被翻譯為「郡」（county）。這是不對的。在中國，「市」的面積很大。平均一個市有八點六個縣。二 ○○六年底，官方的統計，是整個國家有二千八百六十個縣（或是同等級別的地區），各有高度的關於土地使用及日常經濟決策的自主權。縣的平均面積約三千平方公里，但差異很大。人口稀少的西部，縣的面積一般是龐大的。人煙稠密的東部，縣的面積約一千平方公里。我估計縣的平均人口約四十五萬，差異也是大的（注三十一）。



問題仍在——中心問題仍在：為什麼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會是那樣激烈呢？其它國家不是也有不同層面的地區劃分嗎？在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局面，從而出現了大家都見到的近於奇觀的經濟增長？

注三十　見注二十九的文章，及張五常，《中國的經濟革命》（1993），二○○二年四月增訂再版（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注三十一　通過承包合約而把經濟權力授予縣，這幾年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議論：中國應該取消城市嗎？贊成的認為：經濟權力落在縣之手，但政權卻是城市的幹部較高，衝突不容易避免，這會擾亂整個制度的運作。是複雜的話題，我沒有跟進。二○○七財政年度起，縣直接匯報財務事項到省政府，跳過了市，但其它政權還是市高於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