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協議的壓力

久聞樓梯響，今見人下來！

中國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話題，吵了好些年了。年多以來，看似事在必成，找我分析中國入世貿的傳媒或機構，數以百計，而最近幾個月邀請我講話或發表意見的，差不多沒有世貿之外的興趣。

我的回應是世貿的分析不容易拿得準。協議的內容沒有可靠的闡釋，而協議與履行是兩回事。網上找到的英文版本是一年多前的。數之不盡的評論文字，都戴著有色眼鏡看協議，不值一讀。美國克林頓總統是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的：他旗下機構所作的報告或評述，都說中國做了很大的讓步，條件是美國佔優。反對中國入世貿的，大都是所謂人權支持者。

一九九三年，美國的人權組織極力反對把中國列入貿易優惠國家，反對與中國貿易。我對弗裡德曼（M. Friedman）說：「我不知道人權與貿易扯上什麼關係，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抵制中國貿易，得益的是中國的特權分子，怎樣看對中國的人權都沒有好處。」 弗老同意我的觀點，以之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支持對中國貿易開放。

回頭說世貿協議的內容，我不僅要讀最新的原文，也要看中文的版本。幾經查詢，得到的回應是中文版要到協議正式簽訂後才公佈，據說是因為北京恐怕事前公佈會引起國內的不同意的人的反對聲浪。這是道聽途說，作不得準，但我認為是可信的。我認為可信是因為美國的輿論說中國做了很大的讓步，而好些自以為懂經濟的評論說入了世貿中國的失業人數會以千萬計。

讓步有兩個闡釋。其一是中國減進口關稅，美國不減，因而讓也。另一個闡釋，是世貿協議指定的中國減進口稅，減到盡也不及美國的進口稅低。這闡釋是說，美國先讓步，中國繼之，但讓來讓去也不夠人家讓得多。至於中國將會因為世貿而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失業，則是胡說八道。轉業早就在神州大地迅速發生了，世貿會使轉業加速一點。

雖然手頭上沒有世貿協議的詳盡版本，但大致內容我是知道的。作大略的分析，應該不會大錯。這篇文章發表時，世貿協議應該公開了。有時間的約束，預先下筆要避免所有細節上的數字：但求大概地對，避免精確地錯。

我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只有一個重點，那就是協議的履行會迫使中國的特權利益加速瓦解，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壟斷權。一九八一年我寫的一本小書，推斷了中國會走向私營（國內稱作民營）與自由巿場的路。當時我提到中國改革最困難的一關，將會是比較容易壟斷的國營企業的特權。

一九八八年我與弗裡德曼暢遊中國時，就向他解釋中國南方的發展比北方快，主要是因為前者沒有後者那麼多的龐大國營企業。我們大家都知道國營企業的不濟是因為用他人的錢永遠不及用自己的錢來得小心謹慎。但我指出國企本身的不濟是一回事，要維護自己的不濟而阻礙私營的參與競爭，是更重要的一回事了。我當時也指出，香港的商人要在廣東的東莞設廠，申請許可只是幾天的功夫，但在上海就遠為困難。弗老同意我的分析，八八年的中國之行，遇到幹部高舉國企的優越性時，我們的回應都是一樣：既然國企優越，何妨讓私營的參與競爭，比賽一下？

那是十三年前的事。曾幾何時，上海自鄧小平於一九九二年南巡後，突飛猛進。這迫使我在三年多前公開認錯，說上海勢將超越香港！不相信的朋友，要到上海去走走。事實上，雖然一九八二年弗裡德曼讀到我對中國的推斷就說我是世界上對中國最樂觀的人，今天回顧，當年我怎樣也想不到中國的改革會進展得那樣快。我當年的推斷沒有錯，但在時間上我說制度的轉變是以歷史的時間來衡量的，而二十年算不上是歷史！

是的，無論我怎樣批評中國的發展，不管中國大部分的老百姓還是一窮二白，但私下裡弗老和我都同意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人類歷史的奇跡。一九九七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夏保加講座，我就以《鄧小平的偉大改革》為題，申述中國的經驗。那次講話的文稿，在美國兩處發表，獲得頗大的反響。我批評北京的領導人還是左管右管，對巿場運作信心不足，但讚賞他們的清廉意識，佩服他們能成功地壓制通貨膨脹。我也指出老問題驅之不去：國企的壟斷特權怎樣處理了？白紙黑字，二十年前我認為這將會是中國改革最頑固的障礙。很不幸，今天我還是那樣看。

世貿的重點，是無可避免地讓外來的壓力與國企的特權較量一下。朋友，你要賭的錢放在哪一邊？讓我從四個行業的角度告訴你吧。



（一）農業

農產品要自供自給的經濟觀點，是二百五十年前的歐洲看法。今天，先進之邦再不那樣看（日本「保護」農業，是因為大地主好些是國會議員，要維持高地價。這是日本十多年來經濟持續不景的主要原因）。中國放寬農產品進口是正著。不久前我作過大略的估計，今天在中國，工業用地的回報率比農業用地的回報率高出十倍以上。另一方面，我曾多次指出，沒有任何供應能比讓他人賺錢的供應來得可靠。

雖然中國今天還有農產品自供自給的意識，但我認為這保守意識起不了作用。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農民從來都沒有什麼壟斷特權。其二是某程度上持有土地特權的地方政府，不會維護農業。正相反，地方政府為了經費，要在土地上賺點收入。既然工、商、住用地的回報率比農地的高出那麼多，地方政府的選擇是不言自明的。



（二）工業

工業我只談汽車工業，若有類同的讀者可如此類推。近幾年來，中國出產的汽車的質量進步得非常快，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不僅外資投產的如是，國產的也如是。世貿之後，進口汽車減稅，若今天在中國出產的外來品種的零件及配件的進口稅跟著遞減，外地出產的汽車進口不會大幅上升。上升的進口只是一些名貴或特別的品種。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的勞力實在便宜，其質量看來比墨西哥等地的為高，若干年後，在中國出產的外來品種出口，甚至賣到先進之都，是很可能的事。

困難還是國產的品種。這主要不是國營的問題（國營可以股分私有化），而是國產的在設計與科技兩方面都落後於外來的。是外資的多年研究，其所得好些有專利保障。國產的在研究上要急起直追既不容易，也不值得。人家花了巨資發明了的，就用人家的算了。這樣，國產汽車若要不被淘汰，其出路是向廉價的、大眾化的那個方向走。

中國大陸汽車行業的發展，不選走台灣的路是正著。台灣以奇高的汽車進口稅維護台產的汽車，經過那麼多年，台產的還是不成氣候，到今天香港一輛也沒有見過！保護工業會有反結果，這就是例證。



（三） 資訊業

資訊可分通訊、傳媒與出版。這三者都有國企的壟斷權，非同小可也。通訊說之不通也。在香港打個電話到深圳，其費用比打到美國高出好幾倍！打到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說了。這個與現代化脫了節的現象，顯然是國企壟斷的結果。

我認為在世貿之後，通訊壟斷不容易守得住。外資參進越多，需求廉價通訊的壓力越大。北京的執政者不可能不知道，通訊費用若能大幅度地下降，對工商業的發展很重要。他們也應該知道通訊費用下降所帶來的其他收益，會遠比通訊的壟斷收益為高。

傳媒方面雖然最近大陸的電視對外資的參與明顯地開放了一點，但那裡報章的廣告收費，比香港的高出四倍。這是牌照管制的結果。

出版行業與傳媒類同。外資不能在國內辦出版社，是維護特權所致。我很懷疑是要控制言論所以不讓外人搞出版的說法。我不相信某北京出版社說我的書要經北京有關部門的批准才能在大陸出版。我的書根本不重要，而大陸每天出版的書無數，有關部門不會給我那樣大的面子，花時間去審閱我的書。



（四）金融業

我認為金融業的轉變或不轉變將會是整個世貿協議的重心所在，雖然在協議中金融問題不是重點。我的觀點有如下的論據。第一，金融業的開放是中國今後經濟發展成敗得失的關鍵。第二，這行業的壟斷特權龐大，也最頑固。有關國家貨幣的事，其重要性怎會不自成一家？第三，外資的參進永遠看著外匯的兌換與進出口為一項重要的指標。我因此認為世貿協議所帶來的壓力與壟斷特權的抗拒，會在金融這個行業上爭持得最激烈。

且讓我先說一個大前提。中國是一個佔有世界五分之一強的人口的國家。若要成為一個經濟強國，中國不能沒有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這金融中心的一個必需條件是不能有外匯管制。那是說，外匯要可以自由兌換，自由進出口。但沒有外匯管制只是必需的，並不足夠。還需要的是讓外國的銀行、股票經紀、投資顧問等到中國自由做生意。這一切與今天中國所容許的相去甚遠。

回頭說世貿協議的內容，外匯管制的問題並沒有提及。十三年前北京的看法是要盡早解除外匯管制，但後來只是放寬了一點。去年又說於年底會有新例再放寬。但總結來說我的印象是到今天還是只聞樓梯響。就是六個月前，北京的朋友還在對我說十多年前我聽到的話：解除匯管時機未到，中國有特別的情況，外人不明白。十多年前我的回應是匯管是為維護特權而設，今天我還是這樣看。

協助中國的金融發展，世貿協議中只有一項非常重要。那就是讓外資銀行在中國做人民幣的生意：兩年後可與中國企業進行人民幣業務；五年後可與中國人民進行人民幣業務；地方的限制也將會放寬。

目前在中國可做人民幣生意的銀行，全部是國營的。撇開國營的效率問題不談，外資的銀行若參與競爭，在三方面會有很大的優越性。其一是一般而言，外資銀行的財力比較穩健，顧客會較有信心。其二是外資銀行在保密上比較可靠，這對顧客是重要的。其三是外資銀行有國際聯繫，客戶存款的調動比較容易地有跨國之能。

銀行這個行業，一般而言，是顧客要轉戶易如反掌，而若對某銀行較有信心，或認為資金的調動較為方便，他們取捨的決定只是分秒之間。一些國企銀行，例如中國銀行，辦得相當好，就是在香港也是競爭中的佼佼者。有這樣水平的國企銀行，在國內與外資銀行競爭應該可以站得住腳，但次一級的恐怕會遇到困難。我因此認為外資銀行兩年後在國內做人民幣生意，會遇到阻力：分行的數量可能被管制，牌照的規限、手續，來往賬的法例等，都可能是頭痛的事。

還有一個有趣而重要的話題：外資銀行在國內做人民幣生意，外匯管制會怎樣了？我的看法是：要是外資銀行在國內做人民幣生意的運作與國外銀行一樣自由，外匯管制怎樣也守不住！人民幣若可以經過銀行自由地進出口，存戶在國外提款提什麼貨幣都可以，因為外間的市場一定有自由匯率。這是說，你有你管，我有我換！

匯管的特權利益要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將會是相當精彩的演變。政府與市場永遠都是各有各法。外資銀行可以搞內放外存（客戶在國內放錢進去，戶口在國外），也可以搞內存外借（存款在國內，國外不可以提款，但可以國內的存款作抵押在國外借錢），等等，不一而足。當然，最理想的發展，是兩年之後中國再沒有外匯管制了。

關於開放金融這個重要話題，我認為世貿的發展是會有間接而重要的幫助的。中國的進口增加，金融的開放（包括解除匯管）會導致外資進口急升，足以補償物品進口（外幣流失）的增加而有餘。中國幾個商業重點的商業樓宇賣不起錢，開放金融會有起死回生之效。這些利益是會給目前的金融壟斷特權很大壓力的。

最近香港貿易發展局的梁海國在報告上說上海可能在十五至二十年間超越香港，被政府的一位高官痛罵，說是荒天下之大謬。那就讓我來說吧。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國大事開放金融（這是一個大「如果」），從開放後算起，上海會在五年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從大事開放金融後算起，上海一帶會在二十年後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誰敢跟我賭一手？

求學的方法（遼寧大學講演）

記錄者按：2001年9月23日下午，張五常先生及夫人蘇女士於遼寧大學禮堂講演，以下根據他的夫人的普通話翻譯的錄音整理，有不清楚的地方用_或（ ？）標示。我聽不懂粵語,所以不能精確反映他的重複、停頓、省略，進而反映他的思路。其中問答部分由於現場沒有給問者提供麥克風，加上有些聽眾狀態不好，現場噪音很大，難免有疏漏和錯誤，望諒解。終於整理完，很累。之所以費這麼大氣力，因為我覺得這是篇對很多學人都有啟發的講稿，希望更多的人受益。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降低信息費用、促進共同發展的行動中。聽講演時能感受到他真誠的赤子之心，他給我的印象與媒體和論壇中間接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我想這篇講稿可能改變一些人對張五常先生的偏見及消除一些誤解。當然，看文和臨境的感覺是不同的，希望不會弄巧反拙。正文如下，請分享。


各位同學，在我還沒來遼寧大學之前，你們說沒有指定題目給我說，昨天晚上我跟同學聊天時，他們說希望我今天能夠講「新制度經濟學」這個題目。可是剛剛吃中飯的時候，我跟你們的同學和老師再談起來的時候，他們說今天來的有很多都是本科生，對本科生來說我花一兩個小時也不見得把新制度經濟學講得很清楚。後來我們研究的結果，半個小時前我們決定了題目是「求學的方法」。（掌聲）

求學的方法和讀書的方法是有點不同的，我今天要談的是求學的方法，求學的方法跟讀書的方法是有點不同的。我今天要談的是求學的方法，求學的方法跟思考的方法也不一樣。

我曾經寫過文章談過思考的方法，還有讀書的方法，這兩種方法我都談論過，但是有關求學的方法我卻還沒有寫過文章發表。在許多外人的眼裡，我本人在很多方面都少有成就。問題就是很多人不明白，我這個人一生前三分之一是一事無成的，唸書不成，沒有什麼事是做得成功的。我被學校趕出學校有兩三次。（笑聲）

我留級的次數也比我所認識的朋友都來得多（笑聲），我在中小學的考試差不多每次都是不及格的（笑聲）。但是後來進了大學以後，我差不多每次考試都是考第一的。（掌聲）我的論文也得過獎，差不多什麼獎都是我拿的（掌聲）。

同一個人，我所做事情的方法從來都沒有改變過，我一向都是如此，我並沒有想去刻意地去考第一，也從來沒有特意地要去拿什麼獎。同樣的人在某種情況下可以一事無成；而在不同的情況下，可以做出許多令人羨慕的成就。我當教授當了這麼多年，我對學生的成績並不是太重視。學生念不成書，我從來不會看不起那個學生，因為這是很難預測的，因為那個念不成書的同學突然之間會變成很厲害。我有一個外甥，在中學時唸書是很不錯的，起碼要比我做中學生時念得要好，比我好得多，但是他在香港的時候沒有一間大學要他，所以他的成績進不了大學，這是1970年代的事。那個時候我是美國大學教授，我那個時候認為我這個外甥是有前途的，我就寫了一封信去給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香港大學我是不敢寫的，因為香港大學是絕對不會收他的，香港大學是世界上二流的大學，那個時候中文大學屬於差不多是四流的，那時侯我就寫了一封信請中文大學。我親自用教授的名義寫，我通常很少用教授的名義寫的。我說我這個外甥唸書是可以的，可不可以給他一個機會。校長親自回信，他說我不是說你的外甥唸書念不成，但是是不夠好，我們中文大學不能收他。（眾嘩然）那我這個外甥就1970到美國來跟我讀書。那個時侯1970年他是進大學一年級，1976年拿博士，現在是世界上的大名家，他姓趙，趙成英，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當教授，任何人假如是做有關細胞研究的話，全世界任何研究細胞的人沒有人不認識他的。（掌聲）

我記得幾年前，大概是五年前吧，香港大學要招聘大學校長，他們提名一位在華人中算是最有名氣的生物學家。我為了好奇心，我叫我的同事們查查看，他這位學者的文章被人家引用的次數，每年給人家引用多少次，查的結果：他的作品每年被人家引用大概三、四次之多，這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我又為了好奇心，去查查我這個外甥，而他的文章每年被人家引用150次之多，（笑聲、掌聲）像這樣的例子，就可以告訴各位同學：假如你們唸書念得不好，並不代表你們是沒有希望的。我自己教我自己的兒女，假如他們的成績在中學稍稍好一點的話，我就罵他們的。（笑聲）因為求學就像長途賽跑，一開始你就跑在前面是很不聰明的，一定要到最後的時候你才發勁。我跟我兒子說得非常清楚，我說你要正式發揮你自己的潛在力的話是要在25歲之後開始，可是沒想到他18歲進大學的時候，他問我說我是不是現在可以發揮我的潛能了（笑聲），我說可以少稍發揮一點，可是沒想到他一發就發過了頭，每樣學科都差不多考滿分。（笑聲）我又把他訓了一頓，後來我就跟我的兒子君子協定——考試的前一天晚上不准看書。我對我兒子的教育，我只是以我個人的經驗來教他，我說假如這門科是六十分及格你能考到75分就是最好的，假如你考到90分的話，就是多讀了浪費了，（笑聲、掌聲）浪費了。

後來我看到我兒子唸書，他說他考80分，他說他要考80分，他就能考到80分，他說要考70分，他就可以考到70分附近，那時候我就開始放心了，那時侯我就知道我的兒子知道怎麼把握了。100分是滿分，你要考到100分是很容易的，100分是滿分，你只考80分就表示說你能控制自如，就是說你唸書念到有80分的把握你就停了，這算是一流的讀手。（掌聲）所以我個人認為，你們作為學生的是很難知道你個人的潛智（質）_在什麼地方，怎麼樣去嘗試地找呢？（思考）第一個問題你就要問自己：你對這門課有一個興趣。但是你對這門課自己到底有沒有興趣有時候是很難知道的，你沒有真正嘗試過，你是不知道的。你可能對很多東西都很有興趣的，但你沒有試過你是不知道的。有些東西我是毫無興趣的，比如說要去念會計，會計這門課我是完全沒有興趣的，因為我覺得會計就是把數字掰來掰去，也許現在的會計跟我那個時候念的會計不一樣，因為現在有電子計算機，所以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念會計就是把數字掰來掰去，非常沉悶。我對很多學問都是很有興趣的，但是你要自己問問你自己你對某門學問是不是有興趣，你要比較客觀。

第二個，你自己需要衡量的，你就要問問你自己你是不是有機會念得很好做得很好，你自己要能夠判斷，別人不能夠告訴你的。你為一個興趣去做某件事，假如你自己知道你對這門沒有什麼天分的話，就不要勉強。你就可以繼續為興趣而做，但是不要勉強，因為你自己知道沒有那個機會的話就不要勉強。人要有自知之明，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能夠有自知之明。在這方面我本人算是蠻厲害的。我看到有很多東西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沒有可能有什麼成就的，我就不會花功夫下去。有興趣的去研究一下可以，因為自己知道是不可能有什麼大成就的。

我小的時候，打乒乓球，我在學校裡面拿冠軍。後來在香港某一個機構裡面，我看到一個年輕人，那個時候我13歲，那大概十、十一歲左右，他比我小兩三年左右，他完全不會打，我就教他打乒乓球。我教了他三兩次以後，我就知道我的天分不夠了，很明顯的。他那個時候還不能夠勝過我，但是我看得出來他是打乒乓球的天才，後來我教了他兩三個月而已，我就完全輸給他了。我就知道我在乒乓球方面絕對不可能有什麼大作為，去玩玩是可以的，娛樂是可以的，但是想要在乒乓球上有點成就的話，我就知道我是不值得考慮的，因為你看得到有的人是可以比在乒乓球方面你厲害得這麼多，你只要跟他玩兩三個小時就知道了，很明顯他的天分是比你高很多，這個年輕的小伙子的名字就是容國團（掌聲、嘩然）。

有一些玩意兒，我自己知道我是行的，並不是我沒有興趣，而是我不喜歡那種感受，譬如說下中國象棋，我認為假如我繼續下象棋的話，我應該可以下得非常好。問題是象棋這門玩意兒，假如你是跟一位真正是高手下象棋的話，你下完那盤棋以後你整晚都睡不著覺，因為我的腦子裡面就會不斷地想到那盤棋，你們下過象棋就知道了，假如你們真的是花過心機去下一盤棋，你走的每一步你都會記得住的。假如是跟一般的人下象棋，你贏的話你沒有什麼滿足感；假如是跟一個高手下的話，你用心機下一盤棋，對我來說我是睡不著覺的，因為有這種情況存在我就放棄了下棋。

有些東西我是沒有興趣的，我自己可以做的非常好。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打橋牌，我也可以打得非常好，但是我卻沒有興趣，因為我覺得打橋牌是蠻簡單的，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那麼我就沒有繼續學下去。你首先你們要問自己你對某樣東西有沒有興趣，然後再問自己對這門東西有沒有天分。假如你有興趣，沒什麼天分，那就不要勉強，你就往其他有興趣的方面發展；但是假如你有興趣，但是沒有天分，那也不要勉強，所以要對自己有客觀的衡量。我認為每個人只要你嘗試得多總可以找到幾樣東西自己是有能力的，每個人都可以找得到，每個人都會有的。當這樣東西是你自己覺得有興趣又有天分的時候，你要學任何東西，你真的是要走進去的，你是要真正要專心走進去的，一定要專心投入不要只學個皮毛，一定要投入的。怎麼投入呢，那就要講工夫了。譬如說十年前我決定要開始學書法。我花了兩三個月我就全盤投入了，就進入書法的境界。就像我唸經濟學，我本科念到第三年的時候我就整個人投入經濟學的領域了。怎麼樣走進它的領域呢？換句話說就是怎麼可以登堂入室呢？真的是有這個現狀的，假如你不走進去，不投入的話，是沒有多大希望。你把書背得滾瓜爛熟都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投入。我有個朋友，他的身體不好，是外國人，因為他腰骨扭壞了，有問題。他打網球，一開球就上網，任何人一看，就認為是大家風範，每個人都會說怎麼打成這個樣子。他的球藝並不是很好，參加比賽多數是贏不了的。但是他一開球你就知道他是好手，這叫登堂入室，他做到這一點。那時侯我就問他，我說你的網球真是登堂入室，你為什麼能夠登堂入室，他說：「我是美國加州長大的，在我周圍跟我打網球的一些朋友們，那些小時侯跟我打網球的朋友們都變成了美國的職業球手」。這就叫登堂入室。就像我沒下象棋很久了，我都幾十年沒下過象棋了，當然是下不過很多人了。假如你找個中國冠軍和我下象棋。我只要走幾步棋子，在任何外人眼裡面，都會看得出我的象棋是登堂入室，因為我曾經在年輕的時候下過工夫。那個時候有一個跟我下棋的就是後來代表香港象棋的，我從小就和他下象棋。我那個時候不過十幾歲，他比我還小，他是神投來的，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下象棋，無形之中我就差不多曾經是登堂入室。投入過一點，只要投入過就不一樣，曾經投入過真的是不一樣。就像我的打網球的朋友，他雖然打得不好，比賽是輸的，但是只要他打兩手你就知道他曾經是厲害過的。你們必須明白我說的這個很重要的問題。就像我第一次跟弗裡德曼爭辯經濟問題的時候，那個時候我第一次碰到他。他開始問我的時候，我只是回答了他幾句，他就知道我是登堂入室的，他知道我曾經是投入過的，他一聽我說就知道我在價格理論下過很大工夫。因為他看得出我所明白的經濟學並不是那些考試考得好的明白的經濟學，而是我真正下過工夫研究過，所以我的對答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你們想學東西一定要走進去，這是很重要的。可能表面上你們的成績非常好，但不代表你們真正投入過的。你真的是進去過的話，你未必真的是大師級的人物，也許連小師級都達不到，但是假如你曾經進入過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是不一樣的。這是很簡單的事。在我臨走的時候，在我1957年要離開香港的時候，那時侯容國團還沒有回到中國，他說：「張五常，我跟你做了這麼多年的朋友，我也沒有錢送禮物給你，你到我打球的地方來，我只要教你一手怎樣開球，這個開球的方法是我想出來的。」因為在容國團之前，沒有人懂得怎麼開球，我心裡想我都要到外國唸書了還學乒乓球有什麼用呢？沒有什麼用的。可是盛情難卻我就到他那去，他教了我一手反手開球，一種開球，可以兩種旋轉，他把那個道理說出來，但是他開球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是登堂入室的，完全是不一樣的。後來我的乒乓球技巧算不上什麼的，但是我到了加拿大，我拿了加拿大的乒乓球冠軍（笑聲、掌聲），並不是因為我會打乒乓球，而是因為容國團教了我一手開球的方法。（掌聲）所以我對你們後學的年輕人，你們想學什麼東西，覺得自己有興趣的，考慮你們自己有（？）學的天分，一定要走進那門學問。一天不能登堂入室，多學也是沒有用，成績再好也沒有用。在某些方面，登堂入室的那種感受是很難形容出來的。就好像你跟某一個人談戀愛，一天不見都不行，（笑聲、夫人笑得沒說出話）一分鐘不見都不行，因為你整天都在想著你那個心上人。就像我學書法，吃飯的時候想書法，睡覺也想書法，走在路上的時候那個手也是揮來揮去的（笑聲），也是在寫書法。我的書法老師是在上海的周惠君老師，是個女人，是個身體有缺陷走路不方便的女老師，你們聽過沒有？周惠君，上海書法協會會長。周老師說，她說：「張教授，真是奇怪。」她說看我寫字的手的動作，假如不看我的字，我的字還不行，只看我手的動作，是100分（笑聲）。她說你來我們上海的電視台表演一下好不好（笑聲），那我怎麼能去表演呢，難道只看我的手的表演而不看我的字嗎？那麼手的動作是100分，為什麼我手的動作是100分呢？因為我學書法的時候，隨街走手就不停地在那寫呀寫的，我的手一直是動來動去的，動到100分為止。（笑聲）當你一進入的時候，當你登堂入室的時候，你們必須聽我說這是很重要的，千萬不要以為你們唸書你們唸書念得好，就已經是登堂入室，但是假如你真正有一招能登堂入室，你自己會有感受，你自己會知道的，那感覺是不一樣的。你會覺得自己好像似乎有一點孤獨，有一點寂寞。當你進去的時候，你可以跟大師們溝通，你就知道你已經是進入了。有一種寂寞得來的高傲的感受，成就未必可以，可能需要很久的時間，但你一進去就是進去了。在經濟學方面，我是（？？）（好像是「百里鰲」），我當然選讀的都是高級的經濟理論，我的成績非常好，全班可以說是最好的，可是我那時候還沒有登堂入室，還進不了，真的是進不了，後來我自己知道我那個時候真的只是皮毛而已。我是到了博士班大概是二年級的時候知道自己大概是進去了，因為遇到的老師不一樣，你自己的感受不一樣，你拿起哪本課本來看你都可以發現很多錯誤，譬如說在攝影方面，我在加拿大自己一個人坐在那邊拿了部相機，那個時候開始知道自己是走入攝影這一行的。問題是在某種造詣上，假如你曾經進入過，你要能在另外一種造詣上你要是能進去或者是登堂入室的話是很容易的，因為方法大致是一樣的，所以說，我學書法都不需要怎麼摸索，一進去的話就知道自己可以進去得很快。比如說我1983年才開始用中文寫文章，以前從來沒有用中文寫文章，我開始用中文寫文章是讓人家笑的，然後突然就步進寫中文的天地，一走進去以後，所有的風格都改變了。

現在談談怎麼樣能夠進去，能夠投入呢？（思考）首先你有了興趣對不對，自己還知道自己還有一些天分。進去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有好的老師，這個幫助是很大的，不需要很多好的老師，一個就好。沒有一個好的老師的話是很難進去的。所謂的有好的老師指點迷津，就是說這個老師會告訴你怎麼樣才能進去。我念了三年，拿了碩士，我的成績都是滿分，都沒有進去的感覺，後來我碰見好的老師，他把我帶進去的，一把我帶進去的時候我自己就感受得到，自己是知道的，這種登堂入室的感覺自己是知道的，感受得到的。有的時候你的感覺是這樣子的：你自己進去了，你可以看到外面還沒有進去的人，你可以看得出來，在你自己達到某種成就的時候，你就會看到許多還沒有進去的人，譬如在三角上在那邊摸索。你好像自己在高山上往下看的時候已經看得到的。所以有的時候人家說張五常為什麼這麼驕傲，有時候我看到大學名教授說的一兩句話，我可以感受到他們還是在三角上摸索，要什麼時候才能摸上來呢？所以你真正進入的話，你自己是知道的，第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有好的老師，能夠指點迷津。我這一生是非常幸運的，我各方面都碰到好老師，攝影方面碰到好老師，書法方面碰到好老師，我寫文章也碰到好老師，我詩詞歌賦碰到好老師，經濟學方面也碰到好老師，不用說了，每樣都碰到好老師。有好老師稍稍帶一帶路，差很遠的。這些年來我碰到好多好的中國青年，都非常厲害，非常好學，可惜沒有人指點他們。所以我常說如果我再年輕20年，我一定回中國大學來教書，我覺得只要給我稍稍指點一下，就可以了。你要登堂入室去學東西，說容易很容易，說難好難。你摸不到門路就是進不去。這是第一點。

假如沒有好老師怎麼辦呢，沒有的話是不能強求的。那麼你就要自己去找書讀，要選書讀看，是很重要的，大部分書都是不值得看的，99%的書都是不值得看的，99.9%的文章都是不值得念的，但是有些是值得念的。我做學生的時候，我選書念是非常厲害的。（磁帶翻面，空一句）不讀則已，一讀驚人。假如我找到一篇我認為值得讀的文章，我會把那篇文章讀得紙都爛掉，我才停手，這不需要太多篇的。一兩篇文章的啟發性，你的思維就會馬上全都變了。你問我念過的經濟文章最好的有多少篇，我數來數去也只不過十篇八篇而已，因為有幾百萬篇文章存在，很多是不值得念的，但是我認為值得念的，對我的啟發力大，對你的啟發力未必有對我的啟發力那麼大。我的老師阿爾欽，在1950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作《進化論與經濟理論》，我看完那篇文章之後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幾晚都睡不著覺！那篇文章裡面的內容是有問題的，有的地方是錯的可是無關重要。但是他的觀點是非常先進（明）_的，有創意，你念完了你會覺得他為什麼會這樣思考。那我就不需要考慮了，我本來想轉去芝加哥大學，我馬上不轉學了，我知道阿爾欽會回到加州大學教書的，我就等他回來，我就跟著他。所以有些文章，是值得讀的。我說要看文章念文章不是讓你們相信這篇文章，你要考慮，要衡量，要跟著作者的思路去想，值得這樣讀的文章不是很多，值得這樣看的書也不是很多，但是你想要登堂入室的話，你一定要能夠找到那些好的書來看。第一點要找到名師指導，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當然不如我那個時候機會來得要好。但是關於第二點，找到好書看，你就要找人推薦，可是在這方面有很多人自己是可以知道的。雖然中國的言論還是有管制，但是大致上都已經相當開通了，所以在這方面很多同學都能拿到好書看。

還有第三種方法，幫你們登堂入室，當然最好是幾種方法都一起來。第三種方法就是找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大家走在一起，大家走在一起。這一點對我個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年我們聽阿爾欽的課，一班有四、五十個學生，我認為最好問的幾個學生，大概有七、八個之多，大部分都是旁聽生來。那個時候我們真的不明白阿爾欽講的是什麼，他講完課以後我們七、八個人還是留在課室裡面，自己一再討論，研究阿爾欽到底說了些什麼。假如阿爾欽提到一篇文章，馬上就會有其中之一個人跑到圖書館把那篇文章找出來大家輪流看，看完以後大家討論那篇文章，有什麼重點，或是決定那篇文章整篇都是廢物，所以我那七、八個朋友常常都是這麼研討的。我們那時這個小組維持了有三年之久。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老師是不可能教你這麼多東西的，所以你要大家一起研討，一起登堂入室。（思考）當你已經進去的時候，那你就要為興趣繼續做，但是坦白的說，既然已經登堂入室了，你為興趣再進行研究，總是希望自己有一些成就的。那怎麼樣才可以有些成就呢？（思考）我只能講我自己的做法，其他人我不太清楚。我認為要能夠有稍許成就是相當容易的事。第一就是在基礎上下很多的工夫，基礎是很重要的，而最簡單的基礎，你要問清楚什麼是重要的基礎，別人告訴你什麼你不要相信，也就是在經濟學方面，就是說本科生的第一年，一年級的經濟課我本人是非常厲害的。因為在最基本的經濟學上面我本人搞得非常透徹。50年代、60年代我從事黑白攝影，我在（？？？？）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對光的處理非常熟悉。我寫中文文章，我對古文詩詞的背誦，還有晉朝的文章我能背得很多。我寫英文文章，我是背《聖經》的，《創世紀》，第一章《創世紀》，要背的，我選好的文章來背。我有個基礎，這個基礎是不急不來的，假如你是集中做這個基礎的話，所需要的時間不是那麼長久，但是你一定要集中，在最淺的地方下工夫，一定要集中注意力，集中精神。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給你們聽，在加州大學，當年，我拿了碩士以後。那時我要參加一個口試，決定這個學生應不應該繼續念博士，一般來說幾乎任何人考這個口試，都是及格的，沒有人試過有不及格的。我當時，已經拿了碩士，我是當時唯一4.0，就是考滿分的學生，那些高深的理論，我都是考最高分的。這個口試，任何人都會通過的，我考的時候，三個老師坐那兒，赫舒拉發在場，他是主考官，其他還有兩位教授在坐。那時候我的成績是非常好的，可是我那時還沒有達到登堂入室的境界，我那時侯在加州大學算是明星學生，因為很多同學都要請教我的，那我進去口試，他們竟問那些經濟理論，我對答如流。赫舒拉發就翻我的資料，他說：「哇，你每一科都考滿分！你這個人很厲害，我們不需要再考你高深的理論，我問你最淺的。」（笑聲）他不問你高深的，他問你一條最淺的，那什麼最淺呢？他說：「你知道競爭市場，沒有人能賺著錢的，那既然是沒有人能看到錢，為什麼還要去參加競爭呢？」一時之間我答不上來，其實我也答對了，我把成本的定義答給他。其實已經答對了。我說：「成本，就是他們能夠做得多好就做多好，就是所謂的機會成本。」其實我算是答對了，但是其中有一個教授不肯放過我，因為那個時候我答的不是很準確。我就在這條淺的問題上面，我不及格，這可以說在美國加州大學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試過考這個口試不及格。所以你那個時候我就很灰心，幾乎打算不再繼續念博士了。學校和教授都來求我重新再考一次，（笑聲）可是歷史上這個口試是沒有補考機會的，但後來我為什麼答應再去重考呢？因為在我考試失敗的那個週末，經濟系的老師和學生開了一個雞尾酒會，就是博士生和教授們開了一個雞尾酒會。因為我太沒面子了，我就沒有去參加。後來同學傳話來給我——有一個很厲害的學生的太太問赫舒拉發，就是那天的主考官：「在你眼中哪一個學生最厲害？」赫舒拉發說：「我教過那麼多學生，沒有碰到這麼好的學生。」他說：「你的先生是很好的學生，我真的是很難選哪一個是最好的學生，假如你一定要逼我選一個的話，我選那個中國學生。」（掌聲）把這句話傳喚給我的時候，因為我想到他不讓我及格，都說我是最好，所以我就答應重新再去補考。我要求他給我三個月時間。在那三個月時間裡面，我開始登堂入室了。因為我知道高深的理論不能夠留難我，你的方程無論怎麼複雜我都可以應付得了，但是在最淺的概念裡面我不紮實。所以那三個月時間我全部花在最淺的理論上面，自己以為自己懂的重新再考慮，所以我經濟學的基礎就從那來得。你們可以看到我任何有關經濟的論著，沒有用過任何高深的理論，完全沒有用高深的理論，完全是本科生第一年所學的，因為我的基礎弄得好。後來那個口試，因為我考不及格的緣故，過了幾年學校就取消這個口試了。（掌聲）所以第一步——登堂入室以後，要把基礎打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樣，在技術的運用方面無論是任何道路都好，一定要下起碼三幾年的苦工，沒有什麼捷徑的，不需要太多，差不多三年就可以了。書法是如此，攝影是如此，寫文章是如此，經濟學也是如此，也許有些比較容易的花一兩年就可以，難的大概三年就可以了。這個苦工一定要下的，不過你要已經進去了才開始下苦工，你還在外面下苦工是沒有用的，要進去了再下。你知道你已經進去了，你有了基礎了，基礎可能三兩個月就可以。你一定要下苦工。很多讀者朋友，看我寫文章，又說歷史又說藝術，什麼都不說，應該，有些東西我是說錯的，我沒有可能記得那麼多。所以有人說張五常是在搞學問，可是事實上我真的有幾年是睡在圖書館裡面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有些東西是記不住的，有的時候記錯了，寫錯了日期那是可能的，但是你只要曾經經過一段時間把整個人投入的話，你已經記住的東西是會慢慢消化的。譬如說對中國的歷史，我幾十年前念過，但是我現在的看法，跟我幾十年前的看法是沒有變的。因為我沒有重新再看中國的歷史，但是我四十年前念過的，到今天我還是記得，我還是依稀記得，大致的架廓還在那，所以要慢慢消化。我大致的想法，所以想要成就一定要花幾年的工夫，這是無可避免的，假如你過得了這一關，如果你在技術上，在知識上可以操縱自如。再進一步的觀點，我自己在這方面是特別的。很多人都說我不對，但是我自己還是要堅持這麼做。我知道我在某方面下了適當的苦工之後（思考），我就不再學了，我就完全不再。我只是思考而已，1969年到現在，經濟學方面的書和文章我都沒看過，我自己寫過的，從事研究過的企業理論，我寫過文章，有朋友寫同樣的文章寄來給我，我都不看的，我完全不看。我當然不好意思告訴他們我不看，我就左右推脫，我並不是看他們不起，很多人說我看不起他們，我不是看不起他們，我只是不想再看，假如我考慮做某項研究，假如你們告訴我某些人也作過類似的研究，我不想看他們的文章，你寄給我我也不會看的，我跟本是完全不看，我跟人家說得很清楚，我三十年來都沒有看過經濟學的書。因為我不想知道他們說什麼，一個人總有讀書的時候一個人總有自己思考的時候，總有自己天馬行空的時候，世界上的書我不可能全部都看的，我曾經在圖書館裡面住了幾年，我認為我那個時候已經讀夠了，我就認為我自己要有一個思想的空間。我喜歡自己思考，任何新的問題，我就用我以前的基礎，加上自己的想法，自己再重新發覺。我寫了某一題目的文章的時候，或者給同事們看，問問他有沒有其他的文章是和我講得差不多的，就給
我加一些註腳，這也只不過是裝飾的問題。就像我學書法是一樣的，所有歷史上有關書法理論的書我都看過了，99%都是廢物，有1%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現在不再看了，我對書法就自己思考了，自己練下去。當你有了基礎以後，你曾經下過苦功以後，你已經吸收了前輩的東西以後，你走到最後一步的時候，就是要有你自己的時候，那個時候是最過癮的時候。那個時候你可以天馬行空、獨自雲遊，一片海闊天空，自己喜歡想什麼就想什麼，喜歡不想就不想，沒有人能管得了你。但是突然之間，在黑暗中，大海茫茫，你可以看到一點火花的，那種雀躍的心情，是很難形容的。可是當我自己在外面雲遊的時候，在大海裡面獨自浮沉的時候，我希望我能站在一塊很堅固的石頭上面。所以我今天的經濟學，我在報紙上每個星期發表的《經濟解說》是我完全自我發揮寫的。但是只要你們仔細念的話，你們就會發現我對經濟學的基礎，是多麼的穩固，像鐵柱一樣，我不管怎麼樣雲遊，我都不會離開那個基礎。但是我雲遊的時候，我用的那些方法都是我曾經下過苦工的。現在到了我雲遊思考的時候，我真的不願受任何人影響。世界上多一個張五常不算什麼，少一個也沒什麼了不起。為什麼不給我自己有一個獨自思考的機會你有人批評我，說張五常非常高傲，他思考的時候不考慮其他人的想法。我是曾經考慮過的，六十年代我考慮科斯的學說，我考慮弗裡德曼的學說，我考慮斯蒂格勒的學說,所有大師的學說我都考慮過。在六十年代我認識的朋友們，除了我之外，幾乎所有人都拿過諾貝爾獎了。到了我這個年紀，我不需要看看我身邊的同事們在研討些什麼。花那麼多時間去掙扎，就是為了我今天少少的能夠獨自雲遊的樂趣的爭取，換句話說假如你能夠達到我這個境界，不管你做得好還是不好，你總是有點成就的，你想說沒有成就也沒有人相信的。謝謝各位。

蘇女士：張教授說，歡迎你們問問題，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問。

蘇女士：大聲一點，一個問題清楚一點。不要傳紙，因為傳紙很難看清楚的，就大聲一點簡單一點，張教就聽得懂的。

一個男生：我想問張教授一下，你為什麼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你認為還有獲得的希望嗎？（眾人笑）

蘇女士：他問你為什麼沒有拿到諾貝爾獎，他說：「你還有希望嗎？」蘇女士：你們認為他應該拿到嗎？（笑）

張五常：有人說我說過：「諾貝爾獎給我，我都不要。」我沒有說過這句話，（大家笑、掌聲）假如諾貝爾獎要頒給我的話，我不會感到驚喜，我會感到驚喜的，我不會說我不好意思而不接受的。（笑聲、掌聲）有一點是事實，曾經有一位和諾貝爾很有關係的人，他要我把我寫過的論著整理一下，或者把我的思想寫成一本英文書，去增加那個拿諾貝爾的機會。這件事那個人已經說了十多年了，也都有很多朋友是這麼做的。我個人認為諾貝爾這個獎項，是這麼高尚的，不應該是要去爭取的。所以我自己就說過一句話：「我不會做任何的事情去增加自己能拿到諾貝爾獎的機會。」文章已經發表了，這些文章的價值，我也不知道。可是假如你要我刻意做某件事的話，我就覺得這不是我的個性。（熱烈的掌聲）

一個男生：您講過需求定律這個問題呀，您說如果需求曲線上升就不是需求定律，您在《經濟解釋》中說：經濟學來源與現實生活，（組織者沒給提問準備麥克）生活中我們有買漲和買跌的經歷，有時持幣待購。（現場爆發出巨大的噪音，淹沒了問者的聲音）

蘇女士：對不起，因為我不是學經濟的，我完全跟不上你在說什麼，簡單一點。

那個男生：需求定律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限制，（又一陣巨大的噪音，淹沒了問者的聲音）

蘇女士：請問能不能有哪位老師解釋一下，有一些國內的名詞，不能完全理解。

一位老師：他是說有沒有違背需求曲線的，世界上有沒有越漲越買的東西。

蘇女士：需求曲線有沒有向上這麼一回事？

張五常：這個問題，我答一次，我已經回答很多次，我的答案永遠都是一樣的，幾十年來我的答案都是一樣的。我知道汪丁丁對這個需求曲線的說法，我知道黃有光對它的說法。可是，你們聽我說：第一，需求曲線和需求定律是不一樣的，曲線走哪個方向都可以。需求定律呢，也就是說需求曲線一定是向下傾斜，這是第一點。

第二，這條需求曲線可不可以向右上升，邏輯上，可以，絕對可以。但是呢，那就不是需求定律了。可不可以往右上升，可以。但是呢，好的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包括弗裡德曼，包括阿爾欽，包括科斯，所有二十世紀好的經濟學家，知道它邏輯上是可以往上升，但是我們不讓它往上升。為什麼不讓它往上升？因為你假如讓它上升，需求定律就不存在。沒有需求定律的時候，任何行為都可以解釋得到，也就是不能夠被事實推翻，也就是說沒有了解釋的（？？）（可能是餘地或意義）。換句話說，你讓它上升就廢除了整個經濟學。經濟學不能讓它上升，就是這麼簡單。（掌聲、笑聲）你要讓它成立，就沒有了經濟學，任何一個有份量的學者都會同意我剛才說的話。（掌聲）

一個男生：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請問市場經濟體制，它的的歷史依據是什麼？

張五常：歷史依據呀？

那個男生：再有......

蘇女士：先答一個問題好不好？

張五常：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蘇女士：他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歷史依據是什麼？你是說市場經濟是從哪來的？

那個男生：它存在的定義吧，或者是它道德上、哲學上的...吧

蘇女士：是不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什麼？

那位老師：就是什麼情況下才有市場經濟？

張五常：噢，你們要小心得聽著，要聽得很小心。這個問題很複雜，而我的答案呢，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只能很簡單地說，交易費用，就是在魯濱遜一個人的世界裡不存在的費用。

交易費用一定要在兩個人以上的社會中才能產生。在魯濱遜一個人的世界裡不可能存在的，就叫做交易費用。所以作為交易費用呢，應該叫做制度費用，但是已經改不了了。因為這個名詞是1937年提出來的，1960年科斯又再提，已經落地生根了，該不了了。這個交易費用包括了所有的社會制度費用，分不開的。完全沒有交易，都有交易費用的存在。譬如說在毛澤東時代，沒有什麼交易沒有什麼市場，但是那時侯的人都拿一本毛語錄背誦。在魯濱遜一人的世界裡面，你不能強迫他背毛語錄的。所以這種也算是交易費用。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假如交易費用是零的話，就不需要有市場，任何制度都會有同樣的效果。所以，科斯定律，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假定有私有產權，又假定交易費用是零，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交易費用如果是零就不需要有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的存在就因為交易費用不是零。市場的存在，因為交易費用不是零。所以經濟學者不能像以前那樣（？？？）有沒有市場，市場上有沒有成交，經過斯密的無形之手，又假設交易費用為零，這是錯的，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交易費用為零就沒有市場，市場的存在，就是因為交易費用不是零。那麼為什麼市場能夠存在呢？簡單地說，交易費用是有很多種的。市場的存在，主要就是因為信息費用的問題。信息費用，就是很多交易費用的種類之一。假如是沒有信息費用的話，中央指導生產，中央分配，可能要比有市場還要好，中央指導專業生產，中央分配產品可以比有市場做得還要好，但是問題就是信息費用太大，你政府請個智商再高的也不行，你把我張五常請去也不行，就算我張五常是出了名最厲害的，也沒有辦法。因為我不可能知道那麼多，我怎麼可能每個人的長處是什麼，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知道，我不可能知道那麼多我怎麼代理你們生產呢？，我怎麼知道這塊地種蘋果好還是種桔子好呢？到底是種多一點蘋果好還是多一點桔子好呢？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算那個人再怎麼厲害也沒有可能知道得那麼清楚的，因為市場是以數以百萬計的人組成的，你通過市價，市價就是個指引，經過市價，市場把所有信息彙集在一起，所以市場就減低了信息費用。換句話，假如我是上帝的話，我知道你們每個人都喜歡什麼，我知道你們每個人的性格，那當然是中央比較厲害。因為市場是很複雜的，很多費用的。可是我對市場進行分析呢，並不是把所有信息彙集起來那麼簡單，因為信息裡面有很多是假信息，有很多欺騙的行為。所以市場雖然把信息費用減低，可是信息費用還是相當高的，所以市場要這麼看。

一個男生：（沒聽清）

蘇女士：就是什麼減低私有產權的交易費用？

那老師：（沒聽清）

張五常：1982年我出了一本小冊子，我那時的題目就是《中國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嗎？》，這是1982年出版的，我在那本小冊子裡就推斷了中國會發生的情況。我寫完了以後，準確得不得了，100%給我講對了。我唯一的錯誤，是我沒有想到中國會改進得這麼快。所以你們要想要知道程序是什麼樣的，應該想辦法看那本書。我的那本書裡面說得很清楚的，好像把那個歷史預先寫出來。我寫那本書的兩個失誤的地方：第一，我的推斷，猜不到中國能夠改得這麼快。第二，我那時不相信我的理論這樣精確，所以在很多細節上我應講得更清楚，在那本書裡面，很多方面我都說得很清楚了，譬如關於人類的資產會首先轉成私產化，跟著是土地，然後國營企業和特權利益就比較麻煩一點，我已經在那本書裡面說得很清楚了。可是我當年應該說得更詳細。只是我當時對我的推論不是太有信心，不敢賭得太大 。

一個女生：在場的同學，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可是前幾個問題都是男生問的，我想代表女生問一個問題。社會上把人分成三類，我感到非常奇怪啊：男人、女人和女博士。我不知道我們是應該發展成女人還是女博士。這是個社會學或者是教育學問題，請張教授回答。（一片騷動）

蘇女士：你問什麼，你問...

那位老師：（聽不清）（現場噪音很大）

蘇女士：聽不見。女人要不要選擇變成女博士。

張五常：當然要了。我講一個現象給你們聽，你們聽清楚，雖然我常常批評中國，很多方面我都批評，我對中國的前途非常樂觀，主要就是因為中國的青年。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是刻苦耐勞，中國人聰明大家都公認的，而且中國人口非常非常多。這個古老的文化大國，五千年來，就是現在這個時刻，真真正正五千年來靠知識能找到工作的就是現在這個時刻。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清朝以前的歷史，士農工商，農夫不需要認識字，工人搞技藝的也不需要認識字。商人賺錢也不需要識字，士就是要考進士，要作官的。中國沒有司法制度，像鄭板橋都是去作官的，連蘇東坡也是作官的，因為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空間是說讀書人可以因為有知識而能賺到錢的，因為除了你是士作官以外根本沒有人因為你是有知識而找到飯吃的。然後是軍閥時代、國民黨、中日之戰、國共之爭、大躍進時期、文化大革命，什麼時候中國人是我只要書念得好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的？在台灣的中國人在外國非常有成就，香港的中國人在外國也都非常有成就。庚子賠款時有少數的人是，但是真正因為唸書而會有好工作的，知識是值錢的，應該算是1995年才開始的。你們看看現在有多少的大學生，你們問的問題我都知道你們是看過我的文章的，我隨便提幾篇英文名字的文章你們也一定都看過。換句話說，就是現在學生的求學意識，跟我四十年前一模一樣。我突然在四十年前，我到美國之後，我看到這一點，只要我書念得好的話，我就有前途，我看到知識是值錢的。然後我就發勁了，知識從此滾滾天上來，幾下子我就變成有知識的高手。你們現在的際遇，不如我當年，但是你們求知的際遇，跟我四十年前一模一樣，當然各方面還是有缺陷的，但是你們年輕人現在自己去求知識，讀書館裡面找書，電腦上面看。師資已經是很有改進了，我看到教授們的薪水也增加得很快，我看到這方面我都非常開心。主要是你們求知的學生是成千上萬的，你們想想這個情況，雖然大家都在摸索中，可是你們衝鋒陷陣，這麼多人，所以不可能是屢攻不下，所以我看得很好。你們都知道所有經濟學者都同意，我的回答，所有經濟學者都同意，最值錢的資產就是知識資產，沒有東西比它更重要。中國的發展繼續下去，十年、二十年以後是不可預測的。所以要一定勁量爭取求學的機會，不管是什麼博士，有機會唸書就要唸書。語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中英文都很重要，你假如寫得出來文筆好的話。電子計算機你們每個人都很厲害，我年紀大了我就不會了。所以，你的答案是非常明顯的。我到深圳見到的那些幹部幾十個人來招呼我，每一個都是最高學府出來的，每一個人的頭銜都很多，不是MBA，就是博士。這個新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看好中國，所以我認為應該解除所有的管制，放我們這班青年到外國跟人家競爭。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是不需要受到政府保護的，不需要任何人保護的。假如中國政府全盤開放的，放你們到世界市場上競爭，我所有的賭注都放在中國上，我們一定贏的，我們不可能輸的。（掌聲）

一個女生：張老師，您剛才告訴我們要讀一篇好的文章，我讀過您的《賣桔者言》，覺得它很好，你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那篇文章的寫作思路嗎？順便請您再對這篇文章進行自我評價，可以嗎？謝謝！

蘇女士：《賣桔者言》，是那篇文章還是那一本書。

那個女生：那篇文章。

蘇女士：你好像覺得那篇文章寫得怎麼樣，是不是？

那個女生：我們大家過那一篇文章，覺得它寫得都很好，想介紹一下那篇文章的寫作思路嗎？順便請您再對這篇文章進行自我評價，可以嗎？謝謝！

張五常：談到寫文章，我的處理方法很簡單，我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但是有個很重要的重點，你寫文章時的心態就要象和朋友談話一樣，就好像你是在跟朋友聊天。你可以很高傲，因為你在朋友面前可以很高傲，但是一定是對著朋友在談話。假如你心裡想著：我是教授，我現在以教授的身份跟你學生講話，那麼那篇文章寫出來是不會有人看的。很多青年人想要學，但是他們不是說想要人家教。我寫文章就是要跟那個讀者平起平坐。寫的時候呢，我的腦海裡就有個目標，我就看準那個目標寫。就像我寫《再論中國》的時候，那篇書寫得是深了一點，我那本書是寫給趙紫陽先生的，或者是寫給北京某高干看的，解釋給他們聽。我寫《賣桔者言》的時候，我是對著一個高中生寫的，或者是大學一年級的同學寫的。我現在寫的《經濟解釋》，不是現在已經出版的那本《經濟解釋》，是在二十一世紀報上轉載的那篇，那篇文章是曾經念過一科經濟學的學生是我的對象，我的要求就這麼多。當你有了目標以後，你就知道怎麼寫了。平著手講，要不然的話那篇文章是很難被人接受的。要很誠懇，可以很高傲，要很誠懇，照講。我現在開始寫文章呢，因為我是用中文寫《經濟解釋》，就是寫給你們看的，我沒有機會親自來教你們，所以我剛剛開始寫的時候就希望寫得清楚一點，希望你們能跟著我思考。在網上有些中國青年他們說張五常講得對，有的說張五常講得錯，假如你們以這樣子的角度看我的文章的話，是不行的，學不到什麼的。我沒有要求你們同意，我只是希望你們能夠考慮和衡量。我沒有要你們同意或不同意我說的。我說對或者是說對是不重要的，假如你說：「啊，張五常是錯的」，那有什麼用呢，你說張五常是錯的；你說張五常的對的，也沒有什麼用的。所以你們要跟著我的思路去思考，因為我寫就是希望你們能看，我是這麼想東西的，看多了你就會學著我思考了。但是我不是說我是思想大師，我不是說要你一定學我思考的方法，我只是一種思想方法，是屬於我張五常的思考方法，我是從世界上其他大師學來的，所以我照樣希望給更多人。你們喜歡學的話，就跟我的方法學；假如你不喜歡學的話，你就不要看我的東西，無所謂的。但是你唸書求學的時候，我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同樣的課我聽了再聽，我不是想學那個老師的經濟學，我只是要學那個老師思考的方法。所以假如是當著那個老師的話，你聽他講書，跟著他思考的話就會容易很多。比如像弗裡德曼的思考方法，阿爾欽的，赫舒拉發的思考方法，我都很明白他們的思考方法，他們的各種方法，我都學到了，然後再加上我自己的。那麼我寫文章解釋的時候，就是利用經濟學在紙上表達我的思考方法的時候，希望你們能夠照我的思路去看，所以我寫的時候寫得非常詳細，所以我想的時候常常改來改去。為什麼我寫的時候從這邊跳到那邊？就是因為我想的時候就是這麼思考的，而我的這些思考方法也是從其他大師身上學來的，你假如有機會和這些大師接觸的時候，你假如不是為了學習他的思考方法，你還學他什麼呢？因為他們所說的經濟學在文章裡面已經談到了，所以我看科斯的文章，我看他的文章就知道科斯定律講得是什麼，但是科斯是怎樣思考的，你們不知道。因為我跟他做朋友很多年，我常常問他你在1930年想的是什麼，我想知道他怎麼能想出那些題目來。到現在，我到了退休年齡，我寫文章的時候，我寫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們跟著我思考去，去想東西。可是假如你們覺得我的想法不好的話，就不要跟我學；假如你們覺得我的思考還可以的話，你就學我思考的方法，不需要考慮我說得對還是錯，這是不重要的。（掌聲）

一個女生：（聽不清）戶籍制......

蘇女士：進口管制，要取消？

張五常：中國有好幾個很明顯的問題，是大家都同意的，100%的同意，但是沒有人肯去做。

第一個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的了，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是個經濟發展很快的國家，佔有世界1/4人口的國家，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不可以沒有一個金融中心，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很多人喊同意）但是你們要想有一個金融中心，一定要取消所有的外匯管制，不取消外匯管制，沒有可能有金融中心的存在，邏輯上辦不到，你不能像耶穌升天那樣子，不可能的。所以你們是同意要有一個金融中心，一定要取消外匯管制，這是沒有辦法的，一萬年也成立不成，一億年也成立不了，這是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問題，只要有管制，就要有貪污，貪污主要是因有管制而起的。有價格管制，就有倒買倒賣；有出入口管制，就是有走私。凡是有管制，必有貪污，同不同意？（許多人喊同意，掌聲）要廢除貪污的辦法，只有唯一的辦法，取消管制，同不同意？（一些人同意，掌聲）

第三個問題，所有經濟發達的國家，不可能農民的成分是80%，現在中國的農民人口大約是60%左右.假如中國想要變成經濟發達的國家，農民人口一定要降到20%左右。美國的農民人口是7%，台灣是15%左右，你們同不同意農民的人口一定要減少？（掌聲）

這個農民人口的減少，並不是中國政府說得那麼困難。所有中國歷史上的經驗，都是非常簡單的。以日本明治維新的例子來看是最簡單的，1868年，五歲大的皇帝簽了一個字，允許農地自由轉讓，農民大量湧入城市，明治維新時代的經濟增長率，是在歷史上是最驚人的。當完全沒有管制的時候，沒有戶口管制，政府事前完全不知道會有這種現象發生。香港戰後，這麼多難民逃去香港，也沒有混亂的情況。假如城市的房子是私有產權的，也不要搞什麼管制，市場一定運作得來。問題是怎樣把農地給農民，賣了農地，然後有一點本錢到城市去謀生，然後他們假如要再合併的話再說。

一個男生：張老師，您認為哲學和你現在的經濟學成績是一種什麼關係？

蘇女士：他自己本人的哲學？

張五常：我對我的兒子曾經說過一翻話，有的人不以為然。學術上的成就，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你寫一篇文章，發表了，那篇文章可以流傳，是有很頑固的存在性的，你這個人是什麼樣的，沒有人理你的，沒有人理你。你看看蘇東坡，寫前後赤壁賦，永遠流傳下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但是逃來逃去逃不出蘇東坡。在有的時候，我非常羨慕，向科斯寫的那篇文章，它發表之後，好像石碑已經樹立在那兒，那種感受，那種高傲之情。 （思考）

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就是希望我們發表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可以永永遠遠地流傳下去。我自己應該大概有七、八篇文章可以維持三十年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我認為試金石，算得上傳世的作品，應該要有五十年。三十年沒有問題，我的有些文章是沒有問題的。一般有些文章一開始發表的頭幾年是非常紅的，隔了幾年就沒有人看了，三十年的文章我有幾篇，至於能不能再流到五十年，我就不太肯定了，因為我未必看得到了。所以說，（思考）這就好像想要釣到一條大魚的心理。每次坐在那邊想要下筆寫的時候，總是有這個幻想的，總有這個幻想的。我記得1968年的時候，我重新考慮科斯的《企業的性質》那篇文章，我知道他的答案是有問題的，我就跟他研討為什麼會想到那方面的問題，跟他研究了一年的時間。

我1969年離開科斯的，我就回香港去做建工合約的研究，希望由此可以理解契約的性質，到了79年，很多人叫我把我的研究寫出來。80年又有人叫我寫，81年也有人叫我寫。但是科斯是要退休年齡，到82年初我開始把這些研究寫出來，就是說跟我當年想契約這些問題的時候已經隔了13年。我是不停在想的，那個時候我還不太清楚自己已經有資格可以寫有關企業本質的文章了。那個時候我就坐下來，起了一個題目，叫作《企業的合約組織》，然後一直寫下去，不停地寫，都不曉得寫了多少篇。我是用黃色的稿紙寫的，用墨水寫的，當我一寫完的時候，我還沒有往頭重新再看，我那時就知道我那篇文章是會傳世的，我知道我這篇文章是可以傳世的，我還沒有重新再看一遍。我的女秘書還沒有把我這篇文章打出來，我那個時候我就站起來，仰天大笑（我聽粵語發音像是「長嘯」）。（笑聲）你們明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就是說研究學術，就是為了哪（nei三聲)點（好像是這個音）。（半晌，掌聲響起）

一個男生：WTO......

蘇女士：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我看他們的那些文件都沒有提外匯管制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都沒有提到。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可能加入WTO逼得中國取消外匯管制，但是我在幾個月前的文件裡完全沒有聽到外匯管制。

一個男生：張老師，我提一個教育方面的問題吧學生炒老師對不？在大學時期，如何找到一個帶你登堂入室的老師，並得到他的指點？

張五常：這是靠運氣的，很難講的。你找到時你自己知道的，中國是臥虎藏龍的，有很多高人的存在，要你自己去發覺。

一個男生：張老師，我想問一下，中國是否需要進行徹底的私有化變革。

張五常：你是說在經濟繁榮方面對不對？這一方面中國已經做了很多了，現在基本上有些特權利益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可能進了WTO會有幫助的。

一個男生：我想問，共產主義什麼時候能夠實現？（笑聲）

蘇女士：共產主義實現的先決條件。

張五常：就是有高不可攀的信息費用就可以。

一個男生：您能不能用經濟理論來解釋美國發生的恐怖事件的原因嗎？張五常：世界上還沒發生過這麼厲害的一件事情，沒試過。這個事情搞得美國經濟停頓了一個多星期。這種事情，假如繼續發生的話對中國是沒有好處的，因為再過十年八年中國也會成為最大的目標，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非常眼紅中國的發展。這種事情應該要斬草除根，要不怎麼解決呢？如果一個人可以犧牲生命，不怕死的話，那麼有很多可怕的事可以做得出來的。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對未來報有不穩定的心態。

一個男生：張老師，現階段的道德問題......

蘇女士：聽不見。經濟發展與道德的關係。

張五常：對不起，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男生：請問張五常先生，您認識宋則行（編者註：他是遼大經濟學科的元老，早年在劍橋師從凱恩斯）先生嗎，你們各屬於哪個經濟學派？（唏噓一片）蘇女士：對不起，那個人是誰呀？（哄笑）

張五常：（想了一會兒，搖了兩下頭）對不起，我不認得？這時站起兩個人，一起問。

蘇女士：（大家都笑，蘇女士笑著說）兩個一起問不曉得聽哪一個呀。讓他先問好不好，他沒問過？

一個男生：......

蘇女士：全世界是不是都應該取消海關？要多少年才能夠實現？

張五常：當然了，全世界取消海關對中國最有利。

蘇女士：大概要多少年才能夠實現？

張五常：（聳聳肩，兩手一攤，搖搖頭）（眾人笑）

蘇女士：那要看看水晶球。（笑聲）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對不起，請你們安靜一下。

一個男生：他說在汪丁丁的文章裡面看到你說要把香港大學的經濟系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繫掛鉤，相提並論。

張五常：我沒有說過，而且是沒有可能的，水平相差太遠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張五常笑著重複），不可能的，希望！一個男生：怎麼樣成為一個理性人，什麼樣的人是理性人。

蘇女士：什麼樣的人是理性人？理智的人？（用粵語向張五常重複「理性」）

張五常：這個概念沒有什麼用的，沒有用的。（掌聲）

那個男生：......

蘇女士：聽不見。

那位老師：如何理解經濟學基本假設？

蘇女士：（重複）

張五常：不需要理解的，這是公理來的，所謂公理就是說你不可辯駁的，講得出來，這公理成立了，你就不可以再反駁他。

一個男生：您說過博奕論是沒有用處的，能詳細解釋嗎？蘇女士：什麼論？張五常：我沒有說過博奕論是沒有用的，我只是說博奕論可以解決某些問題，但是不能解釋行為，對解釋行為沒有用，解釋現象沒有用，對解決某項問題很有用。因為想出博奕論的這個人是個天才，那個人是發明電子計算機結構的。所以博奕論是可以解決某些問題的，不可以解釋行為。

一個男生：（跑到台前）張五常，我想問你（太吵，聽不清）

蘇女士：你是說他下苦工是不是？

張五常：下苦功，是聽不知音，食不知味，晝夜不分，要連著幾個月都這個樣子。（掌聲）

一個男生：（從外面跑到講台前）（聽不清）

蘇女士：他說如果中國和全世界都取消海關，那麼中國用什麼辦法怎麼抵制瘋牛病和口蹄疫。（笑聲）

張五常：就好像毒品，毒品是要控制的，傳染病也是要控制的。可是很多時候特權分子就是因為對某些東西有控制，來維護自己個人的利益，那麼就要取消那種控制。我雖然贊成取消海關，但譬如說毒品的控制我是不會贊成取消的，你要麼就完全不要進口，要麼就進了來完全不要抽稅。

蘇女士：校長說今天的會要到此為止。

一個男生：（跑到講台前）蘇女士：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男生：最後兩個問題。（一拍腦門，忘了）（笑）

蘇女士：那就說第二個，描述一下思想的方法

張五常：思考的方法我已經寫過文章談過好多次了。數學方面呢，數學是很重要的，但數學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內容還是靠思想，數學是幫不了內容的，數學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因為數學錯就是錯對就是對，很清楚的。所以它可以用來證明某種邏輯，那麼你要唸經濟學的話，一定要多學點數學，但是要記住數學是工具，不能用它來代替思想。思想歸思想，內容歸內容，數學歸數學，（翻帶空句）我已經說過，用學習的時候，有想的時候，我現在是思考的時候，已經很少用數學。但是你們年輕的一代要多學數學，但不要受誤導。

一個男生：（跑到台前）大師，大師，請等一下啊，茫茫人海，世紀眾生，我們今天相見比較有緣，你千里迢迢從香港而來......再給我一個機會。）（旁邊一個人：這種人就得管制！）

蘇女士：你說！

那個男生：經濟學產生的根源在於資源的稀缺性，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才產生了經濟學這門科學，既然在當今世界知識也可以算是一種資本，我想問一個人的成功，他的習慣、個性是否也能成為一種知識，進而成為一種資本？

蘇女士：一個人的習慣個性是否對一個人的成功有影響。

張五常：我也不知道。（掌聲)很多人覺得我性格很個別，我自己也覺得我的性格很特別，我覺得性格跟我不一樣的人都很個別。（掌聲）但是，有時候，假如我客觀地分析自己，當我覺得自己有少許成就時我很喜歡誇誇而談，我喜歡過癮一下。但是我很客觀地告訴你，假如我的人不是虛心的話，我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的。換句話說，我雖然喜歡好像很自傲地誇自己的成就，實在我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你們要問問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爭先恐後地想要教我張五常這個人。譬如我要學書法的時候，黃永玉說要教我，黃苗子也說要教我，周惠君想要教我，每個人都搶著做我的老師。我在芝加哥說想要學一點數學的時候，所有的數學大師都說我來教你，為什麼這麼多人想要教我，因為他們知道我是好學生，他們知道假如我要學東西的時候，我會跪下來向你求學，我是很謙虛的，問題就在這裡。（掌聲）

關於產權理論的演講（深圳大鵬證券演講）

8月4日，應大鵬證券邀請，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及夫人，在深圳迎賓館為大鵬證券深圳地區員工做了關於產權經濟學的講座。本文根據張五常教授演講錄音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



產權理論，大概是在1960年開始在美國盛行的。我那時剛好在美國做學生，所以，在產權理論獲得很好發展的年代，我是身在其中。今天，我們將用一個小時時間來談談產權的問題。這個問題相當複雜，但我要把它說得很簡單。


使用權是私有的

我先講講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的定義是什麼呢？1969年，我把私有產權的定義寫下來，現在大部分私有產權的定義，基本上就是我當時寫下來的定義。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義，跟法律上的定義是不同的。它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使用權是私有的，它的意思就是決定怎麼樣使用的權利是私有的，怎麼樣使用就怎麼樣使用，這個決定權是私人使用的。我有權決定說不用，也可以決定讓你使用，這個使用權是我自己的。假如說有兩個人，一個人占60%的股份，另一個占40%的股份，他們可以說由其中占60%的那個人決定，而擁有60%的那位可以說，我不決定，讓那個占40%的人來決定。決定權一定要有明確的界定，不可以模糊不清，這個是私有產權性質上的第一個條件。

還比如說，這個房子是屬於我的，我有權不讓你進來，我把傢具怎麼擺是我自己的事，我把房子都拆了，也是我自己的事。決定怎麼樣利用的權利，是由一個人決定的，或者是由兩個人決定的，這個決定權，或者說「話事權」，一定要界定得很清楚。

在一個私人的商業機構裡面，股份的劃定也是這樣子的，股份的發行決定「話事權」有多大。前幾年當中國說要把國有企業改成股份制企業的時候，政府還是抓住股票的大權，我說這樣子是行不通的，政府到底是誰呢？因為政府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假如你把這絕大部分的股份給路邊的乞丐，我不會反對，因為是由他來決定。問題是，政府到底是什麼呢？政府不是具體的某個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好像香港大學的問題，政府花了那麼多錢，到底誰有「話事權」？沒有人知道誰有「話事權」。美國的大學就非常清楚，學術歸學術，行政歸行政，河水不犯井水。

你們知道香港政府花了多少錢來辦大學教育？一個香港大學生每年的費用，可以把這個學生送去史丹佛大學，可以送到美國哈佛，可以給他一間很漂亮的公寓，可以買一輛很靚的跑車，可以有三個女朋友，他還是可以省下錢來寄給父母！一個學生每年花費政府70多萬港幣，一**塗！這完全是因為「話事權」不清楚，因為它不是屬於私有的，是納稅人的錢，而納稅人卻沒有權力過問。我看內地的大學，雖然師資是不夠，因為大學教授只有4000多塊錢一個月的工資，師資當然稍微差一點，4000塊錢怎麼請得到一個好點的教授？可是我看內地大學的希望比香港的大學要高得多，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政府對每個大學生的資助一年只不過6000塊錢。學生自己還要交學費，要交寄宿費，要交膳食費，還要買書。雖然內地大學生的費用比香港大學生少得多，但是在比例上，內地大學生自己出錢的比例要比香港大學生高得多。出錢的那個人就有權話事，這很簡單。

比如到餐館吃飯，夥計拿一盤雞出來，我只要說聲不好吃，那個老闆就會緊張了。因為我下次就不會再回這個餐館，錢攥在我的口袋裡面，這是很簡單的事，我只要說聲不好吃，老闆就得馬上給我換了，還得打躬作揖。

所以，我看到內地的大學生，很辛苦地自費來上學，政府只資助6000塊錢一年，他自己要交相當大部分，那麼大學生的「話事權」就非常大了，這是很簡單的。我交了那麼多錢來讀書，這個老師不知所云的話，你這個老師沒有學問，我就不上你的課，就等於你送上一盤雞不好吃，我不要。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使用權的問題。


收入的享受權

第二個問題，私有產權的必備條件是收入的享受權，這是我在1966年領悟出來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這塊地是我的，我把它租出去，租金是我收的，我可以自己放入自己的口袋。假如租金我不能夠放入自己的口袋的話，那麼，就有問題了。舉個例子，30%的租金是要交給政府的稅。政府抽稅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問題是，政府抽了我的稅，政府又是誰呢？你告訴我政府是誰呢？

政府抽稅對經濟會有不良的影響，不是因為抽稅，而是抽了稅的政府，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誰，政府收了那些錢，它是不需要負責的，就像香港抽的稅，每年給70萬港幣給大學生，不需要負責。

我在1966年的時候開始寫佃農理論，佃農理論是兩百多年前的傳統。佃農是什麼意思？就是說農民跟地主分成，土地收穫的60%是屬於地主的，40%是屬於佃農的。兩百多年來，傑出的大經濟學家說，政府如果抽稅抽10%，都會有不良影響，但地主卻要抽稅60%，40%歸佃農，那佃農他還有什麼動力勤奮工作呢？所以，許多人認為，與佃農分成的問題引起了浪費，沒有效率，所以政府要出來干預，要廢除這種佃農制度。我有個學生呵，大罵這些人是神經病。抽稅的是地主嘛，這個地主是私人來的嘛，它又不是政府。假如我抽了你60%，你卻散漫不做事的話，我60%就那麼點兒，我不要再跟你分成，我要你交固定租金，我還能收更多！或者我會請其他人給我耕地，再不成我自己來耕，這地是我的嘛！這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政府抽的稅，是沒有清楚的權利界定的。這是抽稅的問題，不是因為政府抽了稅，而是因為政府抽了稅不需要負責任。市場上，有非常明確的規則。弗裡德曼曾經和我開玩笑講到產權這個事情，就是說任何人都不喜歡認錯，做錯了不承認，市場就不是這樣，你做了錯誤的決策，你不需要認錯，但就沒人光顧你了，那你就破產了，這個懲罰是立刻的。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政府抽了稅，去做什麼大工程，錯了也不需要認錯，做錯了也不需要破產，這是個問題。所以，當年弗裡德曼說：有一條非常簡單的規則，就是花別人的錢，怎麼樣都比不了花自己的錢來得小心，就這麼簡單。假如是花自己的錢，就比較小心，交易費用比較小，假如我是花別人的錢的話，你要監督我，要我小心點，交易費用就比較大。香港大學要花錢，要控制也不是說不可以，可是交易費用非常大。

抽稅的問題，主要是抽稅的不是私人。這跟佃農問題不一樣。因為對地主來說，這塊地是我的，我收你60%的租金，我不是政府呵，你做得不好馬上就換人。這就是第二個定義，就是說，收入一定要有私人的享受權。

到了價格管制的時候，還會變得更複雜，而且變得更有趣。1971年我分析價格管制，1974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問你一個非常簡單的題目：租屋管制。這一層樓，租金值10000塊錢，但是政府說，我是業主，只准你收2000塊，那還有8000塊，那8000塊是屬於誰的呢？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8000塊錢是誰的？不是我的，因為我無權收一萬；也不是租客的，這樓不是他的；那這8000塊是誰的？我為這問題花了三年時間，我看了香港的法律，改了40多次，次次都不同。所以，我認為，我那篇文章非常重要。為什麼我對自己那篇文章非常滿意呢？因為我解釋到一個現象，從來沒有人解釋過，但是很可惜一般的人現在還不知道，只有幾個人知道。我解釋了什麼現象呢？價格管制的問題。

外面所謂的價格管制是需求量和供應量之間的變化。需求量是一個抽像的東西。真實的世界裡沒有這個東西。供應量也是抽像的東西，世界上也沒有這個東西。供應量比需求量小，中間那段叫短缺，也是真實世界上沒有的。這所謂的不均衡的現象，世界上也沒有這樣東西。這就是說，有價格管制的話，我們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價格管制的時候，有很多問題，你們可能比我更清楚。明明是值10塊錢的東西，價格管制說，它是兩塊，大家都去搶購，它就不夠了。它只值兩塊錢，大家就只能考慮別的辦法了，比如排隊去輪購。記得在我們小時候，每天早晨四點鐘就開始排隊買魚。但如果你是高干子弟的話，你就不需要排了。你們聽說過以前的走後門吧？你們不記得了？你用錢買不到。不給你用錢買，要用其它的準則。如果我知道其它準則的話，我可以馬上告訴你。你如果說要排隊，我可以馬上告訴你，怎樣排隊。價錢只不過是一種準則，你要說價錢，那就是價高者得。你說要論資排輩講政治的話，那就是政治資格高的人得。那麼所謂價格管制，就是說，這個物品不能完全以市價決定，一定要由其它準則來決定。假如你能夠告訴我能夠採用什麼準則，我一定會覺得易如反掌，一般的大人都會找到答案。但困難的地方在於你有價格控制的時候，你知道是用排隊的方法呢還是走後門？還是講政治手法？還是講年紀大小？選擇很多，你不知道是哪一種，那麼就解釋不到問題，知道是哪種的話，易如反掌。

我的價格管制的文章是1974年發表的，27年前了，實際上卻是很簡單的，我給出了一個理論的架構，解釋他會選哪一種準則來代替這個價格。這個出發點，就是在租金管制這裡，就是說租金市值是10000塊錢，但是政府說，只能收兩千塊，那8000塊是誰的？那8000塊錢不清楚的時候，就是等於這個物業這層樓不是真正的私有產權。至於我那篇文章，詳細講就太長了，我現在告訴你們，如果是私有產權的話，收入的享受權一定要是私有的。

政府抽稅的問題，在於拿著稅的那個人，不是私有的。你看一下中國的歷史，或者是歐洲的歷史，如出一轍。在古時候，歐洲和中國是一樣的，租和稅是同一個字。以前的大郡主，是收租的，如果郡主很大的話，租就變成稅。歐洲也是。你看以前的書，稅和租是分不出來的，現在，租是屬於私人收的，稅是政府收的，在歷史上沒有這個分別，你去看一下中國的古書就可以了。在美國，有很多城市的政府是私人的，警察是私人僱傭的，馬路是私人修建的，消防是私人督辦的，城市和學校也是收了稅辦起來的，它們都算誰的？你們又說，政府抽稅就一定不對！也未必！因為很多政府去抽的那個稅，就是租金。

我曾經對你們的官員建議：把城市改成公司，每個市民都是會員，你把權力下放呵，省歸省，市歸市，權力下放無所謂的。你攬著大權幹什麼？你做中央的有錢收就行了，不用搞這麼多事情。如果是公司，就用公司法，美國有很多城市是用公司法來運作治理的，城市公司化，對錢的運用就會負責很多。我在台灣講過這個問題，我在北京也說過這個問題。

我個人認為，只要中國開放，經濟開放，金融開放，人民可以自由流動，不統一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經濟上統一，就可以了，問題在於收入的權利方面，你要讓資源發揮效用，就需要界定得清楚一點，以市或區來走向逐步的自治，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自由的轉讓權

現在談第三個有關私有產權的問題，就是要有自由的轉讓權，這是很重要的，非常地重要。自由轉讓權就是所謂的自由買賣，或者是我們可以自由地訂合約，我租給你也可以，租和買賣是不一樣的，我租給你的話，我會寫我要你怎麼做。

這個所謂的自由轉讓權有很多人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就是說如果有自由轉讓的話，會有大地主出現，這是有可能的。有大地主出現將使他們能夠合併使用資源。大農場是有很多人以股份制來擁有的，股份是有轉讓權的，轉讓權這點非常重要。你公司管得不好，我拿著你的股份，我不需要跟你爭吵，我就把我的股份賣出去，或者我喜歡這公司的話，就把這股份都買下來。我不需要留住50%的股份，我只要有相當大的部分，我就可以要求股東開會，把經理炒魷魚，由我自己來做，或者請別人來做，所以轉讓權的威力很重要的。

最明顯的就是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此之前，日本的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權，也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權，但是沒有轉讓權，這是為了要保持大地主的固定性，這是種封建的制度！封建！所謂的封建制度是很難解釋的。我問你們，中國以前也有封建，什麼叫封建制度？你答不上來。你問政治學方面的人，他們說不出來，你問社會學方面的人，他們也說不出來，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1965年，我對封建制度想出一個界定，我的老師阿爾欽，最初聽我說出我的定義，拍案叫絕。我當時對封建制度的界定是這樣的：就是說，那些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權，有收入的享受權，但是沒有轉讓權。當沒有轉讓權的時候，人民就不能隨處自由地流動，人民就要附地而生。以前我們中國人打得死去活來不也就是要爭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海內之士，莫非王臣。為什麼拚死拚活地就是要搶那塊土地？因為你擁有那塊土地，你就擁有了那塊土地上附著而生的人。但是假如土地有自由轉讓權的話，那麼那個封建制度就散了。因為你綁不住那個人，他把地賣了，他就走了。或者我是地主，你在幫我耕地，一向是我養你的，我把這地賣出去了，新地主不一定有責任要養你。

所以，明治維新，是一場非常精彩的經濟改革。那個皇帝，明治皇帝，才不過五歲，聽了宰相的解釋後，就在那張紙上簽了字，准許土地轉讓。突然之間，日本的經濟獲得了極大的動力。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之快，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發展相似。我還認為，中國80年代的所有經濟增長的數字都被低估了。80年代我常常跟國內的高級幹部們討論經濟問題。我曾經問他們，你們以前的機制中，有沒有私人的使用權，有沒有私人收入的享受權，有沒有自由的轉讓權？但如果突然間要照這樣改的話，那改革是非常大的。日本的明治維新只不過是改良，每年以15%的增長率，累積了幾十年的功力，日本的實力非常強。而中國的情況，說中國經濟增長每年20%也是很小的，美國只不過是3-4%，我們是11-12%，你們要明白，從零，上升100%，都還是等於是零，你們想想中國20年前的制度，每年上升百分之百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在佛山，看到那些食街裡的大魚大肉，與往昔真是大大不同。你可以隨意選了東西讓他們給你煮。那條食街，有蔬菜部，有小炒部，有湯水部，有雞鴨部，有海鮮部……連蝦都有６種。但是，20年前，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你們還記不記得？你們大概都太年輕了。那時候，買一隻雞蛋都買不到。沒有飯吃，你們相不相信？因為飯都賣完了。糧食是配給的。你們知道要花多少薪金才能安排到一頓好的飯？這是20年前，滿街都是乞丐。20年，現在你工作了20年，你什麼都可以擁有，不需要什麼後門，不需要論資排輩，不需要排隊，只要把錢包拿出來，只要有錢就能夠買到了。

這個進步，甚至快得離譜，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在這進步之中，我個人認為，走錯了很多的路，假如能夠完全聽我講的話，還要快得更多。到現在還是不肯聽我講。我叫得喉嚨都啞了，要中國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沒可能那麼大方，有錢都不要？完全沒有理由說不開放。有些高干跟我說：張教授，你不知道的了，我們中國有特殊的情況，你是外面的教授，你不瞭解那麼多的。我說，你熟悉不熟悉蘇東坡？我對蘇東坡瞭解得比你厲害！到底對於中國的傳統，是你知道的多還是我知道的多呢？我這麼說，當然是有些強辭奪理啦。我跟一些國內的幹部吵架的時候，有時候是亂來的。因為他們亂來，所以我也亂來。

給中國的同學們

各位同學：

可能你們知道我這個老人家既不看電腦，也不讀文章，這些日子我收到好些由你們傳來的「道聽途說」。據云：張五常在大陸的網上不僅有名，而且有爭議，同學們因為我的存在而熱鬧起來了。這類傳言我從小聽慣，數十年如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令我稍為安慰的，是蘇東坡當年也遭受到類似的「爭議」困擾。但我怎可以與蘇子相比呢？

幾天前一位朋友給我看一連兩期的《經濟學消息報》，每期有一整版的所有文章都是關於我的爭議。我衝口而出：「看來當年的馬克思比我不過！」當然，我是在說笑，但整個現象來得不尋常。我關心的不是我自己會怎樣：餘下來的日子不多，學問再難有大進了。我關心的是近來聽到的及幾天前看到的言論，覺得你們的求學意識跟我年青時很不一樣，希望在這裡給你們指導一下。

首先要澄清的，是你們之間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傳言，說汪丁丁和我在論戰、吵罵。我從來不參與這種無聊的玩意。你們知道嗎？丁丁是我的朋友。他曾經是我的學生的學生，也是我作本科生時的一位老師的學生。追溯起來，淵源遠達四十多年，你們的爸爸媽媽還是小孩子。後來丁丁受聘於港大，是由我親自打長途電話到夏威夷大學找我的學生，問個清楚才拍板的。好些年沒有見到丁丁了，不知他今天是春風滿面，還是像我那樣，「塵滿面，鬢如霜」？

回頭說由我而起的同學們吵鬧怪現象，起於這幾年電腦十分普及。每星期我在香港刊物發表的兩篇文章，聽說不幾天就出現在你們能看到的網頁上。加上近兩年我到大陸講話多次，有自己的太太用普通話翻譯，使我有如虎添翼之感，講來刻意地與同學們過癮一下。

然而，主要的導火線，還是香港《蘋果日報》連載的《經濟解釋》。有兩本名為《經濟解釋》的書。其一是我大部分的英語文章的中譯結集，由北京商務出版。我沒有讀過這譯本。其二是今天還在連載的《經濟解釋》：打算寫三十多萬字，寫兩年，分三卷。卷一名為《科學說需求》，已在香港出版了。卷二暫名《供應的行為》，要到明年初才出版。卷三暫名《制度的選擇》，是明年的工作了。

同學們對連載中的《經濟解釋》反應嘩然，認為我所說的與同學們認為自己熟知的，全不一樣。這是個好現象。記得一九六三年我開始旁聽艾智仁的價格理論，當時在研究院內成績冠於同窗，同學有什麼理論難題都求教於我。但艾師的課把我嚇得清醒過來。他不用黑板，不用術語，更莫論什麼方程式了。在課室內行來行去，自言自語，時而停下來細想，時而輕笑幾聲。艾師講的都是研究生熟知的題目。我聽得一頭霧水，完全不懂！說也奇怪，就是在那個時候起，我覺得自己開始掌握經濟學。

連載中的《經濟解釋》是我最後的一本經濟學論著，所以下筆很用心。以中文下筆，是專為你們寫的了。你們最好先修一科本科生一年級的經濟學，或讀過一本有幾條什麼曲線的經濟學入門。學得再多可能有害無利。先入為主，除非你所學的是馬歇爾、弗裡德曼等人的傳統，你可能覺得《經濟解釋》與你所知的格格不入。

以中文下筆與中譯的作品不一樣。翻譯十分困難。我在國內翻閱過幾頁有名的經濟學課本的中譯，不以為然。不一定是譯得不好，但讀者會很容易曲解作者的原意。我又刻意地多用中國及亞洲一帶的例子示範。我用很多實例，比我所知的任何經濟學書籍都要多。多用例子十分重要，而在經濟學行內，瑣碎的現象我知得比任何人多。不是弗裡德曼所知的天下貨幣大勢，而是街頭巷尾的實例。外國的課本就有這樣的困難：好些例子你們不會知道是什麼。

與所有經濟學書籍不同的，是《經濟解釋》集中在解釋行為或現象的分析，其他什麼也不管。這應該是你們感到所學全非（指不同也）的一個原因。我剷除了所有我認為對解釋行為無關痛癢的理論，把餘下來我認為是重要的大事修改、補充。這樣，同學們可能覺得《經濟解釋》是怪書一本了。

還有一點要提的，是這本書似淺實深，但你們若能細讀、細想，反覆重讀，總可以明白。我一向堅持解釋世事要用簡單的理論，但世界非常複雜，簡單的理論一定要經過複雜的蹂躪才有解釋力。是的，可用的簡單理論要有深度，要有複雜的層面。

我給你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聽到或看到你們對《經濟解釋》的評語，一般地有一個嚴重的錯失。你們喜歡說：張五常對了，或張五常錯了。這樣讀，這樣想，你們不容易在我的論著中學得些什麼。我絕對不要求你們相信我說的，也不要求你們同意，而是要求你們衡量與考慮。

我也不認為你們一定要學我的經濟分析，但如果真的要學，那麼讀《經濟解釋》時你們就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次又一次地跟想，考慮為什麼我說這點重要那點不重要，為什麼例子時假時真，為什麼推理這樣轉，又突然那樣轉。整本《經濟解釋》，從頭到尾，下筆時的意識就是要在紙上想給你們看。你們記得嗎？這本書開始時，我望出窗外，見到風搖翠竹，就一路想下去。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我是什麼思想大師。但我自己的學問，是跟老師或朋友的思路想出來的。這學問不一定可取，而老師或朋友的思路有些我不喜歡，有些與我格格不入。但當年我跟得上而又影響了我的，不下一掌之數。你們今天沒有我昔日的際遇，也不能像我當年那樣，可以方便地向這些師友發問。要補救這最後一點，下筆寫《經濟解釋》時我盡可能把思路寫得清晰，而又恐怕有所誤導，盡量保持思路的真實性。

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是蘇東坡說的。中國今天學術思想開放。在學術的汪洋大海，你們之中將會有幾尾大魚跳出來。我逢場作興，免不了興風作浪，下筆為文是要早點把大魚趕出來。

也曾為米折腰

前期在這裡發表《有賭本的經濟研究》，抨擊今天的經濟學發展，寫到最後，很有點感慨，因為覺得自己也走錯了路：雖然一開始就獲得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有賭本，但還是操之過急，頻頻失誤。

於今回顧，要是一九六八年初我聽夏理·莊遜（H.G.Johnson）的話，在經濟學術上選走理論的路，後果如何倒是個有趣的猜測。夏理當時一半時間在芝加哥，一半時間在倫敦，他讀到我《佃農理論》及跟的有關租值消散的文稿，認為在經濟理論上好些難題（例如共用品的理論）需要由我來解決。他建議我立刻補修數學。

我的數學基礎不足，眾所周知。但夏理聽說我曾經在兩個星期內強吞了兩年的微積分課程，就建議我花一個暑期補數。兩位數學大師聽到有我這樣的一個怪人，毛遂自薦替我修補。

一九六八年暑期過後，夏理問：「數學畢業了吧？」我說：「還沒有動工。」他很失望，於是建議我跟他到倫敦經濟學院去，由他親自監管我的發展。後來我也沒有到倫敦去。

要是當年我選走理論的路，一年寫六篇左右的名學報文章不會困難。寫理論就是坐下來，關在房內，可以不知世事，但要天天想。一般書本的理論錯失或空缺觸目皆是，修之不盡，改之不盡，補之不盡也。

然而，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響，我選走了事實驗證的路。那是基於傳統的理論，選出可取的，修改一下，補充一下，加點變化，以假說來解釋行為或現象。不管傳統的理論廢物，不刻意創新，但求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

高斯的觀點很有說服力。他認為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但我們首先要知道真實世界是怎樣的。聽來容易，過了幾年就知道是中了計，因為要稍知世事我們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中計的主要原因，是高斯自己有一個不言自明的極具說服力的例子。那就是他調查真實世界的廣播音波頻率，推出了應該輕而易舉地拿得諾貝爾獎的高斯定律。當時我想，這定律那樣重要，但淺得連小學生也能明白，然而，若不從真實世界中得到啟發，沒有人可以想出來。

決定了走驗證研究的路，每次作了一項調查，有了結論，我總是學高斯那樣來「一般化」一下，希望時來運到，發現了什麼張氏定律。這樣的一般推論，找出些什麼定律不大困難。問題是推出來的要不是平平無奇，就是眾所周知，或不大重要，不容易令人歎為觀止。自己認為最有份量的，是那研究了香港租務管制數年後才寫成的《價格管制理論》（1974）。可惜落筆打三更，易稿十多次還是辭不達意，讀者不容易明白，以致發表後石沉大海。當年夏理?莊遜讀該文稿後，說我以價格管制為中心分析是浪費了重要的思維，要我轉用另一個中心題材來示範，但其他同事卻認為我選價管很適當。今天回顧，我應該聽夏理的話。

花了幾年時間調查租管，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雖然三十多年來反響平平，但將來還有起死回生的機會，不應該耿耿於懷。但用了更長的時間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因為題材過於湛深，收穫近於零，就真的是血本無歸了。然而，選錯了題材是任何作研究的人都可能遇到的，這是不幸，沒有什麼值得大怨特怨。

八二年回港任職後，好些行內朋友認為我不應該以中文下筆來分析中國的經濟演變。我認為沒有做錯。中國的經濟改革史無先例，千載難逢，我當然見獵心喜。作了調查，可以動筆，你認為我要用中文還是用英文書寫呢？為了中國的同胞可以讀，我選中文。但這樣一來，文字就缺少了國際名學報的學術性。要是我寫得術語連篇，中國的讀者不明白，那我就更沒有理由下筆了。

當年就是這樣的想法，務求淺白通俗，寫成了《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三岸情懷》、《存亡之秋》等結集。外國的學者朋友見到我少用英語下筆，但聽到我轉用中文，就找中國學生口譯給他們聽。倒是那些香港本土的後起之秀，說我放棄了學術，走下坡，再不是學者了。中國的學者呢？他們說我發明了經濟學散文，影響了神州大地的思維與文體。

我感到惋惜的可不是上述種種，而是有兩項為米折腰，加起來大約花了八年的時間。其一是七六至八二年間，我為一件重要的反壟斷案作顧問，深入地作石油工業的研究。這研究的報告分析是我做得最好的實證工作，但賣斷了，不能發表。不發表不是那麼重要，問題是石油工業太複雜，太特別，不容易搞出什麼「定律」來。很有趣味，十分精彩，但要花很多時間在油田及煉油廠，審閱文件及數字資料無數，才贏得一小點有一般性的啟發來。

其二是自己的研究思維全盛之際，好些時見文章出得太慢，又見有那麼多的學報邀請，我就半應酬地交文章出去。這些都不算是劣作，但打斷了比較重要的研究。半應酬學報，另一半是應酬校方每年加薪時的要求。這是為米折腰了。

要是我能從頭做起，我的研究策略會是很不同的。從頭做起，我絕對不會申請什麼研究金。研究金在美國不容易拿得，雖然我從不失手，但寫申請報告要花很多時間，而事後又要對基金會有所交代。研究金可有可無，因為自己的收入可以應付。為了研究金而花了無謂的時間，又或選題材時要考慮基金會的喜惡，也是為米折腰。

從頭做起，要寫些什麼呢？最理想是寫書，完全不寫文章。像《佃農理論》那樣水平的書，三年寫一本我沒有困難。書高於文章，是因為一個重要的思維可以發展得洋洋大觀。不重要的不值得寫，重要的要使出渾身解數。

然而，昔也如今，同樣的時間投資，寫文章的金錢回報率遠比寫書為高。因此，選寫文章是為米折腰。要是從頭做起，被迫棄書選文章，我會一年只限自己寫一篇，完全不應酬。這樣的文章，每一篇都有機會立竿見影的。

要把壹出版殺下馬來！

阿康讀到本文的題目可能心臟病發，但其實我是要替他旗下的壹出版捧捧場，宣傳一下，當然也替出版我的書的花千樹捧捧場。可以這樣說吧：整篇文章是一個大廣告。《壹週刊》的讀者數十萬，真的是「廣」而「告」也。

其實這樣做很無聊，也有點那個。然而，朋友，告訴我吧，今天的香港有什麼可以做而又可以賺點錢的？除了肥佬黎的傳媒行業，還有哪一個行業可以賺點錢？回報率不用高，每年有五厘就心滿意足了。學肥佬搞傳媒嗎？一將功成萬骨枯，你敢不敢？鄭大班是有膽的，但願他吉人天相。

朋友，你聽過無聊經濟這門學問嗎？讓我告訴你吧。無聊經濟是指你選做甲事，其邊際功用（marginal utility）是零；選乙，其邊際功用是零；選丙、丁……等，邊際功用也是零。這樣的世界很理想，因為理想是指再沒有希望。沒有希望與絕望相同！奈特（F.H.Knight）與他的入室弟子布格南（J.M.Buchanan）每人說過一句倒轉過來的話。一個說：What is hopeless is ideal；另一個說：What is ideal is hopeless。這些乃名言也。我補充說：無聊、理想、絕望，盡皆相同。

如上可見，無聊的經濟情況絕對符合柏拉圖的至善點（Pareto optimality）。問題是，無聊與至善的境界絕不過癮，要找些什麼來過癮一下呢？不是要爭取功用升為正數，而是希望能以零的平線為中，上上下下地波動一下。時來運到，書展的節日又來了。

信不信由你，今年的書展特別熱鬧，搶租場地的出版商無數，而大出版商動不動要租十個攤位。展銷會的主辦人決定誰有優先權的準則，可不是價高者得，而是用一條高深莫測的方程式。第一個回合攤分後，餘下來的貨尾又有第二條方程式。最好一層的場地考不及格，就要更上一層樓，跟孩子們放飛劍去也。

無聊的經濟，怎會有這樣熱鬧的場面呢？我為這個問題調查了一下，得到的結論，是有江湖地位的出版商不是因為有錢可賺而搶租場地，而是他們今天的存貨功用指數是負值，希望能在書展賭一手，搏搏懵，把這負值提升至零！是的，他們都說出版市場形勢不對，存貨太多，要在書展大出血云云。

我不明白為什麼經濟學教授考學生，從來沒有出過如下的試題：在經濟不景、購買力弱的情況下，試舉三個市場熱鬧非凡的實例。（已有一個，我在三十秒鐘內想多了兩個，讀者的智商如何？）

年年難過年年過，今年書展又重來。去年花千樹參加書展，只租了一個小攤位，因為是新入行，被安排在不毛之地。我刻意捧場，每天下午坐在那裡簽名，幾天下來簽了四千本書。連上款計，每本大約寫十個字。四萬字，半瓶墨水，其金錢回報率遠不及寫文章。然而，我因此能見見讀者，傾談一下，拍張照片，倒也不負此生。

今年我的書多了好幾本，可能要簽八千。這要寫八萬字，是著書立說的份量了。幾天寫一本書？寫言情小說是可以的吧。但肥佬就是不讓我寫言情小說，認為我這個人什麼都可以，就是不懂得言情。

參加書展，簽呀簽的，簽得多了其邊際功用就低於零。為了振作一下，花千樹要找一個賣書斗多的對手。我問花千樹的老總：假想敵是誰呀？他想了一陣，說：壹出版！這把我嚇了一跳。壹出版曾經滄海，關門大吉，一年前捲土重來。我想，花千樹的老總少不更事：肥佬幕後，阿康掛帥，花老總是有點糊塗了。

我於是對花老總說：人家財雄勢大，速銷輸了十億面不改容，更何況肥佬禮賢下士，單是一個康哥出手花千樹就「更吹落，星如雨」。我跟著問：「你有什麼招數應付呀？」花老總想也不想就回應：「我老早就想過了。我們有兩個絕招。其一是美人計：一個大眼妹梁芷珊，一個奧運之花顧紀筠，一個香港小姐梁佩瑚，她們都會坐在書展簽名，康哥何足道哉？我們的第二招更厲害，是老人計。」

中國文化傳統的三十六計中，可沒聽過有老人計。我想，老人者，區區在下也。日暮黃昏，老師傅還被重用，可以告慰矣！

實不相瞞，那所謂康哥的阿康，曾經是老師傅的准徒弟。准者，quasi也。問題是青可以出於藍。所以一提到賣書比賽，阿康欣然於色。他似乎不知道，老師傅是炎黃子孫，依照傳統，怎會不留下幾招散手，秘技自珍？

記得年多前，阿康和我以讀者品評來比文章高下，在網上大戰數十回合。結果如何？我在《考試四情》一文內報道過了，這裡不好意思重述。

文章歸文章，銷路歸銷路。這次壹出版與花千樹的書展大比並，當然是比銷路，書本好壞在所不論，黃色、黑色一律照算。是無聊中的無聊玩意，但總比沒有玩意優勝一點。最近阿康大有長進：他的新作曾排在某暢銷書榜之首。可能是因為我替他的書題字，人家買的是我的書法，但排在榜首還是不容輕視的。

今天的香港，要搞出版容易，但要賺錢卻難於上青天。香港的書籍市場小，據說能賣一千本的書已是難能可貴，而若花點心機製作，只賣一千本會血本無歸。壹出版有點莫名其妙：聽說他們旗下的作者隊列中曾經有張小嫻、梁芷珊、李敏，以及不是聽說的張五常。

有賭本的經濟研究

回頭說四月在廣州遇到的那位青年，替我八十多歲的老師艾智仁翻譯巨著，閒談中他提到一些有趣的故事。該青年說，事前他翻譯了艾老的一些文字，寄給艾老看。老人家倒也不蠢：他在美國請人將該青年的中譯翻回英語，認為可以，就讓該青年翻譯他的書。

蠢的是我。我不敢閱讀他人替我的英語論著所作的翻譯，因為恐怕讀後稍作修改，就會被說是我修改過而批准了的。翻譯難得不得了，比寫原文困難得多。我的《佃農理論》及大部分的英語文章論著，都被翻譯成中文面市。據說賣得很好，但我就是不敢讀，是所謂「吾不欲觀之矣」！

那位翻譯艾老巨著的青年，說他曾經到美國拜訪艾老，在洛杉磯加大艾老的辦公室內傾談。傾談之際，Harold Demsetz走了進來，手中拿一篇文章給艾老看。那是一篇中文英譯、中英對照的文章，是我以中文下筆而被翻譯了的。你道是哪一篇？是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我在《壹週刊》發表的《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不知是哪位好事的中國學生，譯成英語給Demsetz看，後者讀後又傳給艾老。顯然地，這些人不認為我那篇文章是胡說八道，甚至可能認為有點見地。

發生了些什麼事？我說過好幾次了，經濟學在走下坡！怎麼可能呢？今天研習經濟的人，比我當年多出很多，而經濟學報的增幅以倍數計。論人多勢眾，論數學的根底，昔不如今。但從解釋現象的角度來衡量，今天的乏善足陳。解釋現象是唯一衡量實證科學的準則，經濟學怎可以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了？要是價格理論真的「失傳」，經濟學是要從零開始的。

好些時，一門學問會誤入歧途，或走進一個死胡同，搞了好一段日子，而其中參與的不乏聰明才智之士，但當局者迷，莫名其妙地胡混了一輩子。一九四八年興起的經濟發展學說就是例子。這門學說大約終於六十年代末期，壽終正寢也。有些中了計的學者堅持下去，再多搞十多年。

經濟發展是我考博士試其中一項。當時明知這學問胡說八道，選修是要體會一下胡說的理論，與艾智仁及赫舒拉發所教的價格理論有什麼分別。不僅我那樣想，幾位其他同學都以同樣的看法來選修。

後來我在《佃農理論》書後的一個附錄中手起刀落，用了四頁的篇幅把當年經濟發展學說中最有名的兩個理論殺下馬來（見該書的Appendix A）。這樣做是因為自己花了時間研讀胡說，廢物不妨利用一下。那是一九六九年才發表的。倡導經濟發展學說不遺餘力的度瑪（E.Domar）讀到，給我電話，說要是那附錄早發表十年，我會知名天下！（度瑪後期的作品大有可觀。他發表的一篇關於農村「公社」的文章，結論可商榷，但十分精彩。）

有時一門有建樹的學問，做得好，但做到盡頭，再不能有重要的新意，但還有學者繼續努力，以至虛度時光。經濟學上的傳統對外貿易理論就是例子。這門學說曾經有多位高手雲集於斯，但森穆遜一九四八年發表了「生產要素價格相等」理論（其實Abba Lerner一九三三年作學生時早就寫過一篇有同樣結論的習作），登峰造極，之後這學說就再沒有重要的貢獻了。

「生產要素價格相等」這個理論，相當了不起。它是說，國與國之間的產品交易，在某程度上是代替了生產要素的移殖——代替勞工的移民、地產的跨國轉移等。天才之筆，是在多個假設下，森穆遜證明國與國之間的產品交易，可使國與國之間的勞工、地產等的生產要素之價相等。雖然大家都明白那多個假設有點過分，不切實際，但在程度上外貿代替移民之說是重要而又正確的。不幸的是跟走這路的經濟學者，都是加加減減其他的假設，再沒有重要的新發現。（十多年來，對外貿易有另一套新發展，這是後話。）

今天經濟學的天下大勢，是走數學、術語、博弈理論、數量統計的路。這些學問絕不簡單，而所需的智力也不平凡。問題是從解釋世事那方面看，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到有什麼值得拍案叫絕的。這顯然是因為後起之秀不重視解釋，選走理論的路。這是急功近利的意向：可能是要爭取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或者是爭取有大名的學報發表，又或是爭取諾貝爾獎。

要解釋世事，我知道的最可靠的辦法是用簡單的理論，概念與重心要拿得準，然後深入地調查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有系統地加以簡化。只要做得適當，簡單理論的解釋力非同小可。困難是真實世界的局限不容易調查，有時花上幾年時間調查不複雜的局限也一無所獲。要走這路來獲取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tenure）是冒天下之險，賭不過，更勿論諾貝爾獎了。

不管文章發表，單看研究工作來評審一個助理教授應否獲終生僱用合約的大學，當今之世絕無僅有。三十多年前的情況似乎不同。當年我沒有要求，但第一份正規的美國大學教職，就是終生僱用合約。這等於在研究時，給我一個免費的大賭注，讓我不管有沒有把握發表文章也有膽去馬。做了幾年，我知道調查真實世界的任何一項局限條件，可以血本無歸。我於是不把所有的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內。永遠有幾個項目一起調查，久不久有一項略有收穫，看得準了，猛攻幾個月就寫一篇文章發表。

話雖如此，我曾經有一項調查研究，是猛攻幾年而一無所獲的。撇除這項及其他的一些不幸，因為一開頭就有賭本，我是行內比較幸運的一個。

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因為替一個大富貴族（Duke of Duccleuch）的兒子補習了兩年，獲得非常優厚的終生退休金（每年五百英鎊，是二百三十多年前！），用了十二年的時間寫成了《原富》。這是經濟學之幸。

我很懷疑當今之世，公立的學校那麼多，影響了學術發展應該走的路。我們要細心地回顧一下，昔日李嘉圖、米爾、馬歇爾、費沙、凱恩斯等人的巨著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

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三）

上文談及的三岸大勢有兩個局限重點，這裡要重複再說而又補充一下。

（一）三岸文化語言相通，只要大陸一律開放，經濟統一無可避免。這是因為大陸的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今天大約是香港或台灣的四分之一。促成這價格分歧結構的延續有兩個因素。其一是匯率不自由浮動：港幣與美元掛，人民幣與台幣有政府的干預與維護。其二是大陸還有數之不盡的管制。單論設廠生產成本，驟眼看來大陸的數字十分可愛，但一旦下注，其手續、關係費用不菲。新加坡在蘇州搞的工業村全軍盡墨，是另一個故事，但也是與這些費用有關的。此外，出入口管制、外匯管制、來料加工等規例，都是延續價格分歧結構的因素。

（二）香港盛產金融人才，但大陸的青年今非昔比，一旦解除匯管，開放金融市場，他們會學得很快。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訓練可要比金融人才困難得多。科技人才是台灣的優勢。七、八十年代，在美國學成的科技人才大量地回流台灣，促成了台灣大有看頭的科技工業發展。今天，美國加州硅谷的華裔科技人才，絕大部分是台灣人。是的，出自台灣的科技人才多而精，長遠來說，這是中國之幸。

且讓我先談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吧。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定律，叫作比較優勢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這定律說，兩個分隔之區，兩種物品，若一區生產甲物品的成本較低，那麼另一區生產乙物品的成本就必定會是較低的。這樣，每區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產品，不可能有一區所有產品的成本都比較低。在物品換物品（barter）的情況下，這定律一定對。

問題是若不同之區有不同的貨幣，而不同貨幣的匯率違反了購買力相等（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準則，那麼一區可能沒有成本較低的產品。驟然提出，這觀點不容易接受。但不久前張滔給我看一篇三十年代倫敦經濟學院L.Robbins教授的講義，也類似地這樣說。

香港有聯繫匯率，與美元掛；大陸的人民幣匯率有政府左右。這樣，香港與大陸的物價與生產成本的大差距，是不能以匯率調整來減少的。餘下來的調整只有兩條路。其一是香港的物價有通縮（目前正是這樣），但這種調整為時甚久，代價也大。其二是香港的工商業與人口北移。香港有人口北移，大陸也有人口南下，是否打個平手我不知道。商業也有北移及南下，但工業北移卻是一面倒的。

君不見，今天香港數之不盡的工業樓宇，其市價低於建築成本！昔日香港稱霸天下的幾類產品——成衣、手錶、玩具、首飾等--今天蕩然無存。印刷香港也曾稱雄於世，要不是一些印刷在香港從事比較利便及不用審查，這行業也應盡去。

台灣呢？那裡的工業北移比香港來得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台灣人投資大陸沒有香港人那麼方便，而對大陸的手續運作香港比台灣人多知一點。其二——這點重要——是台灣的科技工業遠超香港。科技工業北移是比較困難的。要在大陸訓練高科技人才需要長時間，而要台灣的科技人才北上，其工資不能下降。這是因為台灣的科技人才不難在美國找到高工資之職。那是說，在目前，大陸工業羅致高科技人才，要與美國競爭。

我不懂科技工業，不知道在大陸搞高科技產品所需的專業人才的百分比。可能在這行業中低職的也需要有長期的訓練，又或者科技所需的文化與氣氛不容易搞起來。數之不盡的地方也想搞一個硅谷，但搞得起來的絕無僅有。若台灣的高科技工業大量北移，對台灣的打擊甚重。

如下的結論應該是對的：

（一）大陸若解除匯管，開放金融市場，上海會在十年之內超越香港。大陸若大事開放，台灣的科技工業大量北移的機會不小，但因為人才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科技文化與氣氛的培養，台灣有機會維持中國硅谷的地位。機會存在，但因為台灣是一個島，要打個折扣。

（二）我們不能希望大陸不懂得怎樣做，繼續左管右管，來維護香港與台灣的利益。這種想法是望天打卦，蠢也。

（三）要是大陸今天一律開放，迫使三岸經濟統一，香港及台灣人的實質收入應該上升。不少大陸朋友今天的生活很不錯，而經濟統一後他們的收入會急升。另一方面，香港及台灣人有資產，大陸全放後資金的回報率會相當可觀。我認為，大陸以全放而促成的經濟統一，對香港及台灣來說，會比今天的情況好。不能肯定的因素，是大陸全放後三岸的匯率怎樣算。香港的聯繫匯率可以守得住，但要等到香港人的資產跌得七零八落時才經濟統一就太遲了。

（四）今天的情況若繼續下去，台幣的匯率會永無寧日。台灣不適宜採用聯繫匯率，更不應該以外匯儲備支持台幣。以後者從事，有什麼風吹草動，外匯儲備可能在幾日之內輸清光。英國的經驗是前車可鑒。目前的形勢，台灣應該採用佛利民（M.Friedman）多年來的建議：劃定一個固定的貨幣增長率，大手地簡化金融、貨幣政策。這簡化政策不能穩定匯率，但可以減少大幅度的波動。

（五）政治統一我既不懂，也沒有意見。但台灣要盡早考慮與大陸經濟統一。舉棋不定會是一個致命傷。無可避免的事，早點決定是上策。當然，話事權不在台灣。但台灣今天似乎還有一點政治本錢，找北京的頭頭談談是上策：談經濟統一，政治統一過後再談吧。我認為台灣今天的政治本錢是靠經濟本錢支持的。到了本錢盡失就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最後，讀者很想知道的，是肥佬黎的命運將會如何？答案是：若中國真的全放，肥佬會是個大發其達之人。《壹週刊》進軍大陸，第一期不賣三百萬本才怪！

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二）

概括而言，中國大陸開放，香港與台灣所遇到的困境，是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出現了問題。一九九○年起我看三岸大勢，就以這局限為出發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到瑞典參加高斯（R.H.Coase）的獲獎典禮，遇到佛利民（M.Friedman），在這個價格結構的問題上與他談了兩個小時。像我一樣，他認為三岸的經驗史無先例，不容易推斷會怎樣發展下去。

試看下列的幾個論點：

（一）大陸人口比香港多二百倍，比台灣多五十倍。要是人口自由流動，隨意定居，香港與台灣可能在地圖上消失。

（二）三岸是同一民族，文化語言相通，只要大家一起全部開放，經濟統一立刻成事。這是說，三岸經濟不統一，是因為有管制：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他管他的。問題是，要是大陸一律開放，在經濟壓力下香港及台灣要管也管不了。這是因為大陸的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只有我們的四分之一。

（三）如上所述，經濟統一是可以由大陸單方面決定的。而只要經濟統一，你說三岸是一國、二國、三國、三十六國都沒有多大關係。前年在北京講話，被問及統一的問題，我說只要大陸廢除所有外匯管制，開放金融，取消關稅，採用簡單的低稅制，取消所有無謂的工商業管制，讓台灣人自由到大陸定居，那麼台灣人會怎樣做，資本會向哪方面走，毋庸細說。這樣，北京要怎樣統一就怎樣，沒有誰管得。這分析贏得掌聲雷動，顯出聽眾都明白了。

從上述看，今天香港及台灣的生產成本及生活物價與大陸的大差距，主要是政府管制促成的。八十年代中期，這差距在十倍以上，今天大約是四倍。按照原則，若中國開放得快，這差距收窄得快；開放得慢，差距收窄得慢。可是，這原則在八十年代有一個特別的因素，使香港人受寵若驚。這就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人因為服務中國的改革發展而增加收入。金融是一例，管理是一例，資訊也是一例。可以說，沒有香港，大陸在那個時期的發展不會那樣快。香港人賺錢是應該的。這樣，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的差距，怎樣收窄香港人可以承受而有餘。換言之，當時物價與成本的大差距對香港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是因為香港有的人才大陸沒有。

我第一次感到香港的形勢不妙，是一九九○年。該年我到上海南京路某大廣東菜館進晚餐，味道不及香港，但菜式陳列大有可觀。我問該菜館的老闆是不是香港廚師，他說不是，所有職員都是本地人。「有多少個員工呀？」我問。「六十五個。」「總工資每月是多少？」「大約三萬五千元人民幣。」這把我嚇了一跳，因為一個香港到大陸工作的廚師或菜館經理，工資是二萬五千加一萬住宿津貼。那剛好是三萬五千。一個等於六十五個，那是怎樣的市場均衡了？

讀者會記得，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菜館經理及廚師到大陸工作的不計其數，而不少大陸菜館高舉香港廚師為招徠之道。一九九○年在南京路所見，我想，大陸學得八成就「炒」得你！不出所料，一九九一年起，香港的酒家經理及廚師大量班師回朝，如喪家之犬。

一九九三年我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雖然對香港服務中國發展有錢可賺還看好，但提出香港廚師的不幸，然後問：香港金融資訊等行業人才今天那麼值錢，會不會有一天遇到廚師的命運？

老實說，我當時認為廚藝大陸的人不難學，但金融與資訊是不同的。後二者要識英文，懂電腦，知世事，有學識，明白市場。這樣的人才香港盛產，大陸要追上談何容易？

殊不知到了一九九六年末，我遇到的中國青年迫我改變了想法。大約是一九九三年起，不知是哪家機構樂善好施，出錢給港大每年邀請數十位優秀的大陸學子到香港訪問。那些學子往往要求見我，大家傾談一下。我這個老教授，見到後生學子，大喜之餘，有意無意地考他們一下。偶爾說幾句英文，拋兩個英語字彙，看看他們懂不懂。又或者舉出一些西方經濟學必讀的文章，問他們有沒有讀過。九六年末那一次，大陸優秀學子的回應使我意識到大陸優秀的比我們平均的高得多。我問：「你們是被選出來的數十個大陸狀元吧。」回應道：「不是的，有我們水平的為數不少。」「你們拿碩士後的工資多少？」「留在大學工作大約二千元，外間市場有三千多。」

百年樹木，十年樹人。近十年來，雖然大陸對「思想」還有管制，但只要不談政治或宗教，不低貶某些重要人物，思想大可自由。大陸的學子，不十年就「樹」起來了。君不見，今天的上海，西裝筆挺，英語流利，一表人才的青年絕不難找。君不見，電腦上的所謂「個人主頁」（HomePage），大陸數量之多應該是亞洲之冠。

十年前我想，工資的分歧不論，要是人才我有你沒有，你怎樣也要給我賺點錢。然而因為電腦的發達，今天大陸的資訊人才有的是。金融呢？大陸的金融行業不夠開放，訓練人才總有困難。但有英文根底、懂電腦、有學識、讀過外間的財經刊物，只要金融大事開放，在市場補課只是朝夕之間。

我有你也有，你的工資比我的低得多，是一件很頭痛的事。

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中國大陸會走資本主義的路，舒爾茲（T.W.Schultz）讀文稿後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可以推斷制度轉變這種事。後來我還是讓文稿在英國以小書的形式發表。

一九八六年我在香港某刊物發表《日本大勢已去》。那時日本的股市與地產如日方中，不少讀者朋友說我發神經。不久後日本某大報章譯了該文，放在頭版，股市下跌，在日本有投資的朋友歸咎於我（其實跌勢已成，與我的文章無關）。

一九八七年一位加拿大女記者以長途電話問：「加拿大的經濟何時才會復甦？」我回應道：「可能要等到下個世紀！」這句話發表後，加拿大的朋友罵我一頓。

一九九七年初香港某報章訪問，那時香港的股市樓市皆達頂點。我說香港的經濟會有十年以上不景，但那與幾個月後的「回歸」無關。觀點刊登後，一些讀者從那天罵到今天！有幾次輿論說香港經濟怎樣急速回升，地產怎樣見底，我被批評為「冇料到」；跟不靈，又說我不應該「唱衰」香港。

說好言不由衷，說壞招來非議，最高明還是不說。說實話，我事前意料不到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自己也規避不了，中了計。但我想，要是我看股市有看經濟大局轉變一半的準確性，今天用不寫稿賣文章。

是的，市場或股市的走勢，短線的局限條件太多、太複雜，不可能搞清楚，而若真的有天才能把所有局限因素譜入電腦，算出有錢可賺的方程式，大手下注，市場的走勢就會被改變了。另一方面，一個制度的大勢轉變，沒有誰可以左右，而有關轉變的局限往往簡單得多。這不是說我們一定可以把大勢轉變的局限拿得準，容易地作出轉變的推斷，但有時是可以的。一九八一年我對中國大陸的大勢發展作出準確的推斷（連小節的發展也準確地推斷了），是因為當時看得清楚局限轉變的重心所在。這些年來，中、港、台三岸所走的大勢，其局限息息相關，而又是比較簡單而清楚的。主要的是：在文化語言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出現了問題。這是後話。

《壹週刊》進軍台灣，黎智英親自指揮，一起步就搞得滿颱風雨。只出了兩期，肥佬給我電話，說阿扁訪美回台後說了幾句搶救台灣經濟的話，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希望我為文回應，並作些建議，救救台灣。我想，肥佬搞週刊搞得思維不清，誤把我看作上帝。他跟傳真來一些台灣的刊物報導，我告訴他的女秘書傳真讀不清楚，無從評述，不寫了。跟阿康又傳來數十頁關於台灣經濟的文字。我問太太：可不可以說傳真機壞了，收不到！

昨天肥佬再給我電話，說台《壹》已為我開了天窗，要我在星期一交稿。老闆有命，為米折腰，就作一次今天的陶淵明吧。

我坐下來，翻閱那近半英吋厚的傳文，三十分鐘就不再看了。這些文字對台灣經濟困境的分析都有水平，但沒有分析大勢所趨的局限。另一方面，我不可能在短期內對台灣的經濟有深入的瞭解，細節更不用說了。然而，大勢我還是可以一談的。三岸大勢的局限，十多年前我認為自己看得準，現在補充一下，試把三岸混為一談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今天的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說什麼美國經濟不景、什麼核電風波、什麼陳師孟一言喪邦，只反映久病體虛，到今天虛不受補。十多年來，台灣的經濟政策，除了在一九八九年大手放寬外匯管制外，其他的大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效，但只是短暫地買時間。台灣沒有正面地接受中國大陸開放的必然影響。統一問題吵啊吵的，說來說去都是政治統一或那所謂國家統一的問題，漠視了與大陸經濟統一隻不過是或早或遲的事，基本上無可避免。

是一九八八年吧。在台北我遇到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她的名字是郭婉容，大家暢談甚歡。她問我對台灣與大陸的經濟關係怎樣看。我回應道：「生產的成本相差那麼遠，台灣的工業北移勢在必行。要是政府禁止他們去，他們就坐以待斃。權衡輕重，還是讓他們北上吧。」郭女士不僅明白，而且同意。我當時的感覺是，郭女士名不虛傳，這問題她想得比我還要清楚。

困難是，這邊廂讓他們去，那邊廂要他們留；這邊廂放開匯管，那邊廂維護匯率。工業發展政府領導；金融方案五花八門。

台灣的基本問題只有一條：怎樣應付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文化語言的交易費用是零，經濟統一的話事權在北京（見本文之二），台灣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是買時間，但要買多久呢？要怎樣處理才對？我自己沒有高明的答案，但我認為台灣政府低估了商人的智慧。

不是有意低貶美麗之島，但拿同樣資金，今天的生活享受與工業生產，美麗之島比不上蘇浙一帶。後者天氣好，交通發達，名城古跡所在皆是，菜式可口，而生活費用與生產成本不到台灣的三分之一。大陸目前的困難是還有外匯管制，其他規條數之不盡，貨品進出口要講章法，買「好處」要知門路。這些若一旦清除，人們就會想：

江南江北舊家鄉， 五十餘年夢一場。

衡量經濟科學只有一個準則

前些時到廣州中山大學的嶺南學院講話，遇到一位青年，是在深圳大學的經濟學系畢業的。他說已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翻譯我老師艾智仁的一本書，快譯好了，洋洋近百萬字，是艾老以自己的舊作經濟學課本改寫的。青年說，目前還未譯完，因為艾老還在左改右改，改之不盡，不知要改到何年何日才算是完工。艾老八十七歲了，還有這樣的精力與興致，真令我羨慕。

奇怪，艾老沒有向我提及他還在動筆寫巨著。前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見到他，相聚了幾個小時，暢談甚歡。他的智力顯然還是超人一等。今年初在舊金山與佛利民相聚，他八十八歲了，智力不如往昔，但也還是超人一等。這可見幾年前佛老對我說過的「智力理論」是可靠的。他的簡單理論是：思想是一種運動，要是一個人不停地想，智力的退化會退得很慢。當然，患上了什麼老人癡呆症是例外。

佛老的「運動」見解對我是有鼓勵的。我什麼其它運動也不做，只是天天不停地想。想了那麼多年，成了習慣，要停也停不了。我認為艾老與佛老也像我一樣，不是刻意地要去想什麼來運動一下腦子，而是思想成了習慣，要停也停不了。高斯今年九十一歲了，還是天天想，也是停不了。我希望這個應該是對的觀點能給年青的學子一點啟發：試行天天想，養成一個思想不停的習慣。

回頭說那位翻譯艾老的書的青年，要求中譯本出版時我能替該書寫個「序」。我一口答應了。替人家寫「序」我是老手，但往往勉為其難。這一次會是例外地容易。我不僅是艾老的學生，而且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不僅對他的學說瞭如指掌，也衷心地歡喜這個人。十多年前英國出版的經濟學百科全書，關於艾老那個項目是由我執筆的。

在廣州那次講話，一位學生問我對今天經濟學盛行的博弈理論怎樣看。我的響應，是經濟是一門科學，目的是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但我就是看不出博弈理論是解釋了些什麼的，沒有人能給我一個例子，一個博弈理論解釋了的現象實例。我不要多，只要一個。要是一個例子也沒有，我就無法衡量博弈理論的科學用場。

我要求一個博弈理論可以解釋的實例，是因為你若能舉出來，我會立刻用傳統的經濟理論試行解釋。如果我解釋不了，而我又滿意你的解釋，那我就會同意博弈理論有科學的內容。但要是我的傳統解釋比你的解釋簡單，那我就勝了。然而，你連一個實例也舉不出來，尷尬之極，那我就只能說你搞的是遊戲，與科學無關。

幾經轉折，數天前收到兩位大陸同學傳真來的信，有好幾張紙，是關於他們讀了中譯《佃農理論》的一些質疑。我沒有細讀，因為發表了的文字我是從來不作響應的。論著發表了，有它自己的生命，於我何干？這好比自己的兒女長大了，離家而去，有著他們自己的生命，偶爾傾談，互相慰問，皆大歡喜，我還能再作什麼干預呢？

但那兩位大陸同學，提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內的一個例子。那是我小時在廣西逃難，在江上坐的船是由多個勞工在岸上以繩拉著行，有個拿著鞭子的人在約束拉船者的行為。我說拿鞭子的人可能是勞工聘請的。這個例子在國際上成了名。兩位同學說，依照他們的博弈理論分析，拿鞭子的人應該不是勞工聘請的。

問題是，誰聘請誰只有天曉得，不是一個真實的現象，無須解釋。我們知道的事實，是有人拉船，有人拿鞭，有人付錢，有人收費，有白紙黑字或口頭上的合約，而船行載客是多人組合的生產。我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生產那樣組合（什麼情況組合會不同），為什麼有人拿鞭子（什麼情況下拿鞭子的人會不出現）等現象，而不是誰是僱主，誰是被雇，因為這些不是現象。

我說勞工是僱主，不可能錯；你說拿鞭子的是僱主，不可能錯；他說某第三者是僱主，也不可能錯。究竟是一間大學的校長聘請教授，還是教授聘請校長？就是教授的聘請信上說明教授是被雇，我們要解釋的是該信為什麼那樣寫。說不定，是教授們聘請校長，授權於他寫聘請信。

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主旨是解釋現象。要解釋現象，我們首先要肯定現象的存在。我說過了，最蠢的學者，是那些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同學們要記著這一重點。

很不幸，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主要不是要解釋現象，而是要怎樣改進社會。「改進」是倫理或工程的問題，任何人都可以問，可能也應該問，但這樣的工程與科學所問的「為什麼」無關。純從科學那方面看，「改進」社會是經濟學之外的事。話得說回來，我自己寫過不少文章，建議中國的改革應該怎樣做。但那些是經濟科學工程化的言論，不是經濟科學的本質。是相關的，但我們要分清楚。

學經濟的重點，是問「為什麼」，那是解釋現象了。有了這個基礎，你要改進社會可能比較有份量。表面上，這關連頗為明確。問題是我生活了那麼多年，見過那麼多的經濟學者參與政府的顧問工作，認為大部分都是為私利發言。這是人之常情，難以厚非。

衡量一門科學的準則只有一個：解釋了什麼現象？至於什麼算是解釋，我在《經濟解釋》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說得清楚了。

五十年代起，得到芝加哥學派的啟發，從古典及新古典的理論基礎上，經濟學轉向解釋現象那方面發展，盛行了二十多年。這是經濟科學的黃金時代。今天，我愈來愈不清楚後起之秀是在解釋什麼。不僅博弈理論如是，數學方程式如是，術語一大堆的也如是。

博弈理論的爭議

一個多月前，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講了一次話，惹來意想不到的非議！主要原因，是一個學生問及博弈理論（theory of games），我說還看不到這理論對解釋現象有什麼用處。
　　
那次講話被整理後（我沒有看過）在《21世紀經濟報道》評論版分上下兩期發表，後來被轉載到北大的網上論壇，跟著的爭議風起雲湧，罵我的及替我辯護的大約一半一半。
　　
首先要說兩件事。第一是我認為學生罵我是很好的現象。幾年來我屢次說內地的學生了不起，但私下裡每次都受朋友質疑。這次內地的學子反對我的觀點，是很明顯的進步。這不是我認為他們對，而是他們不管我是什麼教授。
　　
第二件事是不幸的。那是在這次爭議中，有些學生說我是憑著大名發言，有點浪得虛名也。這不對。我最討厭大名。我的「大名」是你們學生強加於我的，我啞仔吃黃蓮，有苦自知。這裡我要鄭重聲明：任何學生若再說我憑什麼大名，就是看我不起。
　　
學術上的行規你們怎可以不知道。你要批評我的學術，找我發表了的學術文章來出氣好了。我是不會回應的，但文章既然發表了，你們大可手起刀落——不要斬我，要斬就斬我的文章。不要斬他人對我的引述或詮釋，翻譯的也作不得準，要斬我親手寫出來的才算是英雄好漢（一笑）。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說我不懂博弈理論，雖不中亦不遠矣！我只是在1962年花過幾個星期的時間研讀J. von Neumann與O. Morgenstern的名著：《博弈理論與經濟行為》。不是我喜歡讀，而是在研究院內選修的一科規定要讀。其後在有關博弈理論的幾個題材上跟了好一段日子，一無所獲。這後者是我今天不認同這理論的一個原因。且讓我舉出四個我「跟」過的例子。
例一是duopoly與oligopoly，即所謂寡頭（指三幾個賣家）競爭。這是博弈理論的大題目。只幾個人競爭，各出其謀，不是博弈是什麼？問題是，雖然只有看得到的兩三家在生產出售同一物品，但可能有數以千計的在旁觀望，見有利可圖才加入。博弈的不單是看得到的三幾個人，而還有看不到的數以千計。競爭從來不是指看得到的競爭者，而是包括所有可能的競爭者。博弈理論要算多少個？
　　
大約是1966年吧，我從賭城拉斯維加斯駕車到舊金山去，路經之地全是沙漠。天大熱，攝氏40多度，汽車沒有冷氣，口渴之極。車行了很遠都四處無人。後來到了一個地方，見有五六人家，其中一家門前掛著可口可樂的招牌。我急忙跑進去，買了一瓶冰凍的可樂，只25分錢。我想，要是賣者叫價5元一瓶，也是相宜之極，為什麼只售25分？
　　
離開時，我見到有幾個鄰家的孩子在地上遊玩，恍然而悟。我想，要是賣可樂的人把價格提升，這些孩子就會叫父母替他們購置冰箱，大做可口可樂的生意。
　　
例二是Hotelling paradox，也是有名的博弈遊戲。這個怪論說，一條很長的路，住宅在兩旁平均分佈。要開一家超級市場，為了節省顧客的交通費用，當然要開在長路的中間點。要是開兩家，為了節省顧客的交通費用，理應一家開在路一方的1/3處，另一家開在另一方的1/3處。但為了搶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結果是兩家都開在長路的中間，增加了顧客的交通費用。
　　
這個兩家在長路中間的結論有問題姑且不談，但若是有三家，同樣推理，他們會轉來轉去，轉個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罷。這是博弈遊戲了。但我們就是沒有見過永遠不停地搬遷的行為。
　　
例三是市場的討價還價。經濟學的課本是不容許討價還價的，但這種行為觸目皆是。怎樣解釋真的是頭痛了。1963年我開始想，好幾次認為得到答案，但還是兩年前想到的答案算是滿意的。我的答案姑且不論，傳統上有些朋友試以core theory作解釋，也有以博弈理論作解釋，都沒有收穫。我自己的解釋是一個大秘密，想了30多年，讀者要再等幾個月，讀完我正在《21世紀經濟報道》連載的《經濟解釋》才知道。到時你可能不同意，但我可預先告訴你，我的解釋不用博弈理論。是的，討價還價是最常見的博弈行為，要是博弈理論連討價還價的存在也不能解釋，那又怎能自圓其說？
　　
例四是我在1969年推出的「卸責」問題了。這是博弈理論捲土重來的導火線。我不認為「卸責」及好些有關或類同的概念，在解釋行為上有大作為。我自己的老師及一些朋友不同意這個觀點。我曾經幾次細說我的立場，不再說了。不同意是很有趣的事，就讓大家不同意下去吧。
　　
例子歸例子。我不走博弈理論的路，不是因為我認為人是不博弈的。人當然會博弈，但我們要怎樣解釋人的行為呢？我不走博弈理論的路，是因為我認為在科學方法上這條路走不過。那是維也納學派傳下來的科學方法。可能不對，但那是我所知的而又認為是可取的。這些年來，我自己想來想去，認為驗證理論的含意時，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的才算是事實，而驗證一定要以事實從事。我因此在抽像理論與事實驗證的轉接中下了多年功夫，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博弈理論的困難，是太深奧了。我看不到，或不能肯定，博弈專家所說的事實是事實；看不到，或不能肯定，博弈理論有什麼含意可以明確地被事實推翻。
　　
以科學解釋現象或行為，我說過了，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而是求可能被事實推翻。被推翻的可能要很明確，被推翻了就是推翻了的，然後我們把手指打個「十」字，跪下來禱告，希望上蒼保佑，事實不會推翻那驗證的含意。

集中於解釋的經濟學

顯然是因為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受到廣泛的網頁傳播（其中不少是大陸網頁），這些日子我被邀請在香港及大陸作了多次講話。單是四月間就講了十一次，從西南的昆明到東北的大連到廣州到北京鄰近的保定、石家莊等城市的大學。好些講話是沒有預定講題的，但被要求的講題，要不是「經濟解釋」，就是「暢談經濟學」、「什麼是經濟學」之類。這些是與以往的要求不同的。講後的聽眾發問，不少是關於《經濟解釋》的內容。

《經濟解釋》引起那麼大的反響，一個解釋是唸經濟（工商管理或金融之類等學系也要選修一些經濟）的學生非常多。但這只能解釋那「反響」的一部分。經濟學的書籍多如天上星，為什麼偏偏選我的《經濟解釋》來大興質疑？讚賞的話不用重複了，但概括而言，有兩項質疑很有趣，也頗為重要，我應該澄清一下。

第一項質疑是從大陸到外國讀經濟、拿得了博士或作了教授的兩三位後起之秀提出來的。據我所理解，是他們認為我寫的不是傳統的經濟學。這是個奇怪的看法。《經濟解釋》只寫完了需求，而我的需求分析是根深蒂固地建立在馬歇爾、費沙、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發等前輩的傳統上。說我把前輩之見作了修改，作了補充，是對的，但我的基礎不僅傳統，而且「正規」之極。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的需求分析完全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演變出來的。

我曾經談及，創新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傳統之見，可以不改當然不改，可以不補充當然不補充，但若可以簡化，我是會做的。在《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一文內（見《學術上的老人與海》），我指出今天的後起之秀完全沒有讀過馬歇爾、費沙等大師的作品，而近人如史德拉與佛利民的價格理論，他們也知之不詳。所以當他們其中兩三位說我不依傳統，我就不明白他們所指的「傳統」是些什麼？難道博弈理論是經濟學的傳統嗎？

在任何學問上，要走非傳統的路而又要走得有點看頭，有點用處，是要有大天才才可以辦到的。在我研讀經濟學的四十多年中，非傳統的發展我見過四、五次，但自己就是不敢參與。只是六十年代初期，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剛開始，我就奮不顧身地跳進去。這個決定可不是因為有什麼新的理論，而是產權及交易費用是現實世界的局限條件，被漠視得太久了，我們總要想辦法把這些局限加進傳統的理論中。後來我寫佃農理論就是那樣做了。我可以肯定地說，在我那被認為是創新的佃農理論中，你不可能找到一句理論分析是不依傳統的。

第二項質疑，是學生提出的。他們的質疑有兩部分。其一是他們認為《經濟解釋》所說的，與他們曾經讀過的不同，但搞不清楚不同之處在哪裡。其二是他們認為自己明白了的經濟學，讀了《經濟解釋》就覺得以前「明白」的有點糊塗。這些都是好現象。

遙想自己當年攻讀經濟學，無論怎樣猛攻，其進度總是一層一層地進。初時自己認為是懂的，過了一段日子，聽到老師的一些話，或讀到一些有啟發性的文字，就覺得自己所知的不盡不實，或大可商榷，甚或全盤錯了。就是那眾所周知的等優曲線，我的理解也轉了五、六次。起初認為過癮，其後是精彩，其後是深奧，其後是平凡，其後是可有可無，到最後是不用算了。實不相瞞，那三十多年來我再不問津的等優曲線，我曾經花了好幾天的時間，糊里糊塗地依照傳統，試把兩個人的不同等優曲線相加，要找尋那不可能的社會等優曲線。俱往矣！

《經濟解釋》不是課本。要是它的存在能使學子們省卻一兩層的理解功夫，我就心滿意足了。

回頭說《經濟解釋》被後起之秀認為是「非傳統」，及被學子認為與他們學過的不同，想來有一個簡單的原因。那就是《經濟解釋》是集中在解釋行為或世事那方面，完全不顧其他。經濟學課本以解釋現象而下筆的內容不多。課本重於技術，也教學生什麼是有效率，什麼是無效率，那一種稅制比較好，經濟學者怎樣神通廣大，可以改進社會云云。這一切是會使學子分心的。

後起之秀呢？他們技術超凡，於是就在技術圈內打轉，而又因為出自神州大地，愛國愛民之心溢於紙上，希望自己所學的能使祖國富強起來。他們於是不問「為什麼？」只問「好不好？」或「怎麼辦？」這是赤子之心，難以厚非。要是我像他們那樣年輕，經歷過他們的際遇，我對經濟學的看法很可能會像他們一樣。

集中於解釋的經濟學，說是非傳統，是對的。在佛利民及他的芝加哥學派之前，傳統的經濟學不重視解釋。可幸的是，不重視解釋的傳統，倒遺留下來一部分足以解釋世事的理論基礎。我選出這一部分，加以修改、補充，然後盡量簡化，以實例示範。

在傳統理論中，選擇哪些對解釋大有用場，哪些不大重要，哪些可以廢除不用，好於解釋的經濟學者的看法並不一致。大家一起重視的是需求定律，但細節上的取捨有分歧。這顯然是因為個人的經驗有所不同，自己用慣了的工具當然會多用一下，或重視一點。同樣，成本的概念與局限的處理，大家都重視，但處理的手法也有分歧。我很佩服好些師友的分析，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不少。然而，《經濟解釋》的內容，是我自己的選擇。

學問就是那樣迷人，而除了自己的時間，其他學費差不多永遠是零。學問的天地是今世還存在的唯一的桃花源，像那個武陵人，四十多年前我無意間走了進去。

大陸文字行業的發展

先此聲明，我不是什麼文字行業專家，對中國大陸的情況更是一知半解。但畢竟我是寫稿的人，靠賣文度日，所以比行外的知得多一點。最近我到大陸講學八次，去了六個城市，遇到的是文化人士，傾談的是大陸文章市場的發展，因而知道多一點。很明顯，近兩年來，大陸的文字行業有急速的轉變。再過幾年，今天我知道的應該大為不同了。正因為如此，寫下今天的情況，雖然不一定可靠，他日回顧會有一點依憑來比較一下。



此前我提及，在大陸私營出版是不可能取得牌照的，今天也如是，而什麼買書號或其它非正途的出版，雖然有的是，但不是可取的辦法。此外，盜版或未經許可而轉載的行為不少，所以香港的寫手要在大陸賺點錢，絕非易事。這些是負面。



另一個更為嚴重的負面，是言論還受管制。比起十年前，言論是自由得多了，但管制仍嚴重。最頭痛的地方，是作者或搞出版的不容易知道什麼可以寫，什麼是大忌。明顯的「可」或「不可」是知道的，但灰色地帶很大，一不小心就會被「點名」或被封閉。據我所知，北京當局是有給搞出版的人一些指引的。問題是「指引」得不夠清楚，或根本不能夠說得太清楚。



我很懷疑在正規的刊物上，一個作者會刻意地違反北京的指引。這是因為一旦被點了名，或刊物被封閉，要重見天日並不容易。問題是灰色地帶那樣廣，而在這地帶下筆讀者會增加。



最後的一個負面，是刊物的售價是有管制的，據說通常是以紙張的頁數來定一個價的上限。這解釋了大陸出版的書籍的質量為什麼那樣差——紙質與設計皆乏善足陳。書價有上限，質量怎可以有看頭的？



還是轉談正面的新發展吧。最明顯的是近兩年來，大陸出版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越來越多。這反映兩個正面。其一是言論有了較大的自由，文字因而較為可讀。其二是大陸搞刊物有錢可賺。大陸的讀者市場甚大，只要文章可讀，賺錢似乎比香港容易得多。據說一些報章的廣告收益非常好。



有錢賺這個正面，是正、正、正！報章或週刊之類的刊物，因為有廣告的收益，價管的約束不大。這解釋了為什麼近兩年來，大陸報章的設計與紙質皆直線上升，比較高級的絕不在香港之下。另一個賺錢帶來的正面，是為了爭取可讀文章，作者的稿酬也直線上升。據說今天較高的稿酬，每千字達五、六百元人民幣。（與香港的工資調整後，大約等於香港每千字四千元。）雖然這是最高的稿酬，但這幾年來的急升應該在五倍以上。



想不到，文字有價竟然會在中國大陸出現。這是個可喜可賀的現象。價是最有效的鼓勵：今天大陸較為成功的報章，其文字流暢的水平不僅高於香港，也高於台灣。更令我驚喜的，是一些作者確實有才華，而文字也寫得過癮生動。這發展若繼續下去，不出數年，文字精英會雲集於神州大地矣。



在這個可喜的發展中，我自己也有一點小功勞。據說是受到《賣桔者言》的影響（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那樣說），經濟學散文今天在大陸大行其道。經濟學以散文體表達，是十七年多前我被《信報》所逼而寫出來的。歷久以來，經濟學被稱為「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 ），其文字讀來苦悶，絕不過癮。但若以散文體處理，時而談天說地，時而閒話家常，時而睹物思情，時而公孫舞劍……加上生動的變化，文章有趣味，大眾讀者就可以接受了。愚見以為，所有學問都可以這樣處理的。



今天大陸的經濟散文越來越多，其中不少大可一讀。老實說，政治散文也可以寫，但不容易。昔日香港的三蘇與哈公，寫政治是寫怪論，寫得好，但算不上是散文。政治易寫怪論，難寫散文；經濟易寫散文，難寫怪論。這是我發現的一個定律。為什麼會是這樣，讀者想想答案吧。



我也認為，要是大陸容許政治怪論的自由出現，言論就真的是開放了。其實北京當局所擔心的，是自由的言論可能推翻政權，或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我個人當然不是那樣看。可能我這個人對政治毫無感受，但我就是看不出今天北京的政權有什麼不穩定之處。只要經濟有長進，言論越自由應該越增加政權的穩定性。當然，有些作者在自由中會痛罵政府，或要平反這樣那樣的。但這樣的文字不容易有價，而就算有價，為害不大。七十年代台灣數之不盡的地下書店出售的刊物，罵政府的激烈不親眼見到就不會相信。但當時台灣的經濟增長大有可觀，這些刊物起不了半點作用。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罵了好幾年，來來去去都是那樣的，刊物再也賣不出去，不寫了。



我自己的文字，對中國的政權從來都沒有惡意。我的困難是在言論管制下，瑣碎的詞或句不能用：「私產」一詞有問題，「共產」一詞也有問題；不能說馬克思「蠢」，更勿論毛潤之了。這些瑣碎的約束不足以影響我文章要說的內容，但因為下筆時要左顧右忌，影響了文氣與文采，寫來難以流水行雲。



在我寫過的多篇經濟散文中，自己比較喜歡的是一九八四年初在《信報》發表的《鄧家天下》。這篇文章不容於大陸。該文以閒話家常起筆，跟談毛潤之的文采，贊鄧小平的開放，但主角是鄧麗君。入了正題，我突然反手一刀斬馬克思，瀟灑利落，讀者嘩然。



經濟散文是應該那樣寫的。我刻意地把該文放在《賣桔者言》之首。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那「反手一刀」會被禁。說「蠢」不容，說「錯」也不容嗎？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

記得在加州大學考博士筆試，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當然是經濟理論了。一科考三個小時，理論那一科題目五條，沒有選擇，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學。進入了考室，大家有說有笑。監考的教授進來了，一手拿著試卷，另一手拿著一本小說。



派了試卷，我坐在那裡讀題目，讀完一遍又一遍，讀呀讀，讀了三十分鐘，墨水筆還沒有脫套，還不打算寫什麼。讀清楚了題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來，走到監考面前，輕聲地問：「我要出外喝咖啡，回來才作答，可以嗎？」他在看小說，連看也不看我一眼，輕聲地回應：「當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鐘後才回考室。還有兩個小時，答了三題，只用了四十分鐘。餘下兩題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考最重要的一個筆試的情況。監考的教授當然知道，考博士理論的準備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時要作弊根本不可能。要是考生準備不足，拿試捲回家作答，翻書參考也無補於事。請高人代筆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試捲回家。但兩年前兒子在美國考試，其中一科有了進步：考生可拿試捲回家作答。兒子回家後卻去看電影，比我當年喝咖啡勝了一籌。



不久前太太買了一套《雍正皇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舉的過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監管如囚犯，而洩露題目的要被殺頭。我想，不可能吧！中國的科舉試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夠，讓你先知題目又怎樣了？殊不知我以為是拍攝影集的人的誇張，原來真有其事。



最近到昆明一行，到雲南大學講話，校長帶我去看校園內的明代考舉樓，據說是整國尚存的三間中保存得最好的。



朋友，你道科舉是怎樣考的？一間一間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間大約 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張，桌、椅各一，馬桶一個。一個考生被鎖進這樣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來。



俱往矣，但小程度上舊習仍在。幾年前在大陸訪某大學，改試卷的老師要被關進樓中一個星期，卷改好後才能離開。這與美國的情況有天淵之別。香港的情況比較自由，但港大考試，考生的座位皆有編號，不能亂坐，監考的有好幾個人，而考前主監者要宣讀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奇怪，我參與香港中七經濟學會考出試題的工作，凡十八年，從來沒有遇上試題外洩的事。（考試局本身曾經闖過禍，但與出試題的無關。）我說「奇怪」，是出中七試題的有好幾個人。我那一組就有四個中學老師協助，而他（她）們的協助是重要的。試想吧，除我以外，中學老師是常常更換的。十八年換來換去，那麼多的參與者，而試題沒有外洩。這是一種文化，或一種習慣，大家互相尊重，知道職責所在，看得起自己。（試題若外洩，考後不難發現，要斷定誰外洩是比較困難的。）我還要指出的，是我那一組人從來沒有受到什麼警告，也沒有刻意地秘密從事。不言自明的工作規例，大家都知道，新參與其事的老師是用不提點的。



我為中國古時（清代也算是古了）考科舉的近於無稽的約束這個怪現象想過好一陣，不想了。但最近昆明之行，到那有名的大觀樓一走，讀到樓內關於那天下第一長聯的作者孫髯翁的簡短生平事，知道孫才子因為進科舉考場要被搜身，認為是奇恥大辱，不考，不仕，潦倒落拓以終。我於是又再想到科舉試這個怪現象了。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為什麼要那樣嚴峻？被考的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主考的可能被殺頭？區區考試，怎會搞成這個樣子的？前思後想，我想出如下幾項因素，讓讀者考慮一下——我自己既不肯定，也沒有什麼高見。



（一）歷史上，神州大地考試作弊成風，加上貪污的協助，考生大出其「術」，考官其「術」不正。這個解釋顯然有問題。第一，科舉試考的是文字題，大做文章的那一種。這種考法不容易出術，就是預先知道試題也幫不到多少忙，更何況有三日三夜的時間作答。第二，昔日歐陽修考蘇東坡，皆君子也，不可能是作弊的那種人。事實上，歐陽修見到蘇子的答卷，誤以為自己的門生，為了避嫌而把蘇子降為第二。這是說，昔日參與科舉試的人，可以有高尚的品格，作弊之說是誇張了。



（二）科舉試中了個進士，姑勿論狀元、探花，陞官發小財差不多是慣例。這點比較有份量：牽涉到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隆重其事地處理不難明白。問題是，說比較隆重，可不是說隆重到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今天的社會，考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牌照也牽涉到財富的分配，但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考試有近於昔日考科舉的規限或約束。



（三）這點似乎最有份量，但也最難明白：在中國歷史上，要做官或要走上仕途，除了考試似乎沒有其它的重要準則。以今天的西方學術來比較一下吧。在西方學術上要有一席之位，或要找一份學術工作，考試成績怎樣了不起也幫不到多少忙。名校畢業幫一點，不太多。大教授的推薦信很有用處，但比不上一篇精彩的博士論文，而這二者通常幫助找第一份學術工作。之後要爭取學術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發表的學術文章決定的。不論文章的多少，也不大重視文章發表的學報的名氣——主要的是作者說過了些什麼話，或提出了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觀點。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學術不重視考試，是因為有很多其它的衡量準則被採用了。要是西方的衡量單憑考試，那麼考試就會變得隆重其事，雖然不一定會隆重到要把考生關起來。



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除了科舉試，其它的——通常是遠為可靠的——衡量準則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可能我對中國的文化歷史知得不多，其它多種重要的準則被採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在直覺上少用其它準則是我的感受。



這裡我還有一個疑問。今天我們在西方學術上寫了一篇好文章，大喜之餘奔走相告。然而，昔日蘇學士寫好了《前赤壁賦》，自己明知是神品，但恐怕開罪朝廷而不敢示人。要是因為朝廷的混帳而廢除了文章發表的重要準則，那麼大做文章的科舉試究竟是考些什麼呢？

學生何來免費午餐？——答黃有光大俠

四月十四日到大連東北財經大學講兩天課，十七日飛北京到保定與石家莊再講，上機前王玉霞給我三月二日的《經濟學消息報》，內裡有關於我的文章。僅五十分鐘的飛程，坐的竟然是七四七，機艙空空如也，顯然是飛機周轉不靈，借來一用的。



有關我的文章的題目是《張五常〈佃農理論〉自述的試譯》，作者徐唐齡是湖南大學的一位前輩。徐前輩說讀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反覆讀了幾遍，擊節吟誦，慨歎久之。」讀了他的「試譯」，我也慨歎。我們這老一輩的人，記得中國近代的往事，能不慨歎乎？



徐前輩談及我分析的台灣一九四九年推行的三七點五租管（地主的農產品分成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說在大陸早有前科。那是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大陸提出（可沒有真正推出）的有名的二五減租（地主的市場分成率是百分之五十，減百分之二十五，就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了）。這項前科我當然知道，但地主的市場分成不可能剛好是百分之五十。到了台灣，國民黨認真一點。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平均地主農產品分成估計為百分之五十六點八，管制在三十七點五是減百分之三十四，非二十五。這可見國民黨到了台灣還是亂來：一九二六年說是三十七點五，一九四九推行的就是三十七點五了。



說到卜賽教授的譯名，徐前輩說應該是卜凱。我也聽過卜凱之譯，但既然卜教授的老婆之名（Pearl Buck ）被譯作賽珍珠，我就選「賽」棄「凱」。



最令我慨歎的是徐前輩談到卜賽教授當年在南京領隊而作出的中國農業調查。這個我認為「包括之廣，探討之深，史無前例」的調查，曾經有一巨冊，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載這調查的原本數字數據，稀世之寶也。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機緣巧合，我出高價買到一冊。幾年前南京大學的多位同學到港大作訪問，我就把那巨冊送給他們，要他們放進該大學的圖書館中。隆重其事，我花了一晚工夫在巨冊前的空白紙上寫了一大段回憶，皆慨歎之言也。



徐前輩說當年的南京大學是金陵大學。這是很深的學問了。今天既有「南京」，也有「金陵」。當年究竟用上哪個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因為曾經轉來轉去。英文名字是University of Nanking ，而南京者，金陵是也。



我感到慨歎的，可不是南京不南京，而是我認識而又喜歡的錢俊瑞先生（已故），徐前輩引經據典，說一九三四年錢老大讚卜凱的調查研究，但到了一九八一年，就轉了口，說該調查「抹煞農村階級矛盾，……代表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欺騙是相當大的。」數十人合作的調查，要欺騙實不容易。靈魂何價？錢先生的靈魂何價？



讀完了徐前輩讚我的文章，很有點飄飄然，向右一看，是黃有光專欄，題目是《寫推薦信為何不收費——答熊秉元巨俠》。黃有光說他自己被稱為大俠，而熊卻被稱為巨俠，「巨」高於「大」，似乎有點不服氣。



讀內文，黃寫道：「台大經濟系熊秉元教授，不愧有巨俠的號稱，學生請他寫推薦信，他竟敢問學生願意付多少錢，雖然錢是給慈善機構。他（熊）也膽敢提出：『為什麼土地估價師可以為土地估價收費，而老師不可以為推薦信收費？如果寫推薦信可以收費，老師們會不會寫得更認真一些？』」黃大俠的回應是：不收費是為了避免老師替多給錢的學生講誇張的話。



我自己老眼昏花，思想遲鈍，這爭議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後生一輩發明的新經濟學，我一竅不通，但傳統的經濟學我還記得一點。依照傳統之見，熊、黃巨、大二俠是讀錯了劍譜，練壞了功夫。且聽在下道來。



大學教授或老師的薪酬，是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的。那是說，私立大學所收的私人學費，或公立學校所收的納稅人的錢，購買的是老師的多項職責，其中當然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當然，老師有權像考試評分那樣，對不同份量的學生寫不同份量的推薦信。



一個成績奇差的學生，請教授寫推薦信，教授大可忙顧左右而言他，或婉拒。要是學生不識時務，看風而不懂得駛 ，堅持教授要寫，就會大難將至。是的，教授收了薪酬要替學生寫推薦信，但他有權作很大的分歧。一個好學生他寫得格外用心，甚至滔滔不絕；一般的他就一般地寫；差的最好是不寫，無謂誤人子弟。



在港大作主任時，聘請新教師，我喜歡委託年輕一輩的同事辦理。我給他們一個錦囊妙計（可惜年輕人往往不聽老人的話）：不要看推薦信的形容詞，重要的是看寫信的人花了多少心血來寫那封信。那是說，寫信的人若擺明是花了不少心機，長信而大論，細說他推薦的學生的思維、文章內容等等，就是很高的推薦了。



是的，老師替學生寫推薦信，不僅老早就收了錢，而且好的學生他要付較大的寫信代價。較為用功的學生等於多付了錢，老師當然要寫得精彩、認真一點，甚至誇張一下。這與熊黃二俠所說的有雷同之處，只是熊巨俠說的是收了錢要再多收一次，黃大俠說的是學生應該吃免費午餐。學生何來免費午餐呢？



遙想昔日作學生時，我苦讀，代價不菲也。找工作時請教授寫推薦信，他們不僅樂意寫，而好些我沒有開口邀請的教授，跑來問我要不要他們動筆。我比一般學生付出了較大的求學代價，教授們就要較為落力地給我寫推薦信。這是市場的規律，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吧。



黃大俠似乎不知道，教授替學生寫推薦信，可不限於時間的代價。要是教授誇張得太厲害，或言不由衷，或胡說八道，使聘請該學生的機構中了計，那麼這位教授就會有很大的麻煩。胡亂的「吹水」信會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行業，使下筆者失信天下。



記得在芝加哥大學招收研究生時，我是評審委員之一。差不多所有申請的學生的推薦信都寫得天花亂墜。後來還是經驗老到的G. Lewis 教我們怎樣讀：這封信寫得用心，有斤兩；那封信的作者從來都大讚學生，作不得準。



有一封從以色列大學寄來的信，大名的作者簡單地說他推薦的學生是可以的，而該學生的成績只是中上。Lewis 一讀該信，大聲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位推薦者說一個學生是可以的，於是把該學生排名第一。後來這位學生不到芝大就讀，究其因，是美國幾家頂級大學都給他獎金。



是的，一般而言，名家寫推薦信是否可靠，在行內傳得很快。要是熊巨俠收了巨金而替學生寫得格外「認真」，他可能成為「超俠」，或「原子飛天俠」，但一個回合就玩完了。

科學說需求

那天帶了一位香港大學的美人到雅谷進午餐，遇到了林山木。一如慣例，山木替我付賬，是所謂免費午餐也。



餐後跟山木打個招呼，問他有沒有讀到我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他說想不到我在退休之際，還有興趣參考書籍來寫那本書。我沒有響應，因為不想說出自己的秘密。回家後細想，這秘密是應該公開的。



其實不是什麼秘密。那就是我家中有的只是關於藝術或書法的書籍，一本經濟學的書也沒有。我寫《經濟解釋》完全沒有參考什麼，只是有時記不清楚前賢的論點細節或他們的生卒年期，就掛個電話給張滔。這些瑣碎問題，張滔是有問必答的。我自己老了，記憶力比不上他。



自從作學生時寫《佃農理論》之後，寫任何論著我都不喜歡參考他人之作。寫好後我會「參考」，加些腳注，充充場面。然而近二十年來，我這種事後參考的工作也不干，只是要求讀文稿的同事或行內的朋友提供腳注數據。這種要求往往強人所難，而我的文章愈來愈天馬行空，不容易有參考數據。近十年來，我的英語論著腳注甚少，有時完全沒有。可幸國際上的學報編輯知道我這個人不依常規，放我一馬，沒有腳注也照登無誤。



在《蘋果》發表《經濟解釋》有一個好處，是不需要下腳注。這省去不少世俗的麻煩，再加上不用圖表，不用方程式，寫時就簡直如李太白，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話雖如此，《經濟解釋》是我平生寫得最辛苦的學術論著。困難是有幾方面的。



（一）《經濟解釋》是我要寫的最後一本經濟學論著，絕對不能馬虎。問題是六十五歲了，精力有



所不逮。十年前我可以一坐下來寫盡四枝墨水筆，今天寫盡兩枝也有困難。



（二）人老了，對重點的判斷勝於昔日，但推理的本領江河日下，再不可以暢通無阻。推理的效果雖然不減當年，但卻要分段來想。以前一晚想得通透的小節，今天要好幾晚睡不。寫學術文章，要手起刀落，筆筆見血才是上品。昔日寫時如公孫舞劍，今天用的是大關刀。讀者可能還不會看出我的智力在退化，但那只是因為我往往想了好幾晚才寫一兩段，然後改呀改，改之不盡。



（三）《經濟解釋》是綜合自己四十年來在一門學問上所學到的，但下筆時不管成見，自己認為問題應該怎樣處理就怎樣。好些思想是我三十年前想出來的新意。問題是這些「新」思想是數十年前的思維，今天才下筆，大部分記不清楚。只記得某些傳統之見當年認為大有問題，但問題在哪裡，今天夢裡依稀。於是又要輾轉反側，回想昔日自己想過些什麼。



（四）數十年的專業，與眾不同的思想當然數之不盡。這些思想分割開來，好些論點獨立地不值得下筆為文，但合併起來寫書可能洋洋大觀。問題是這種合併要有系統地處理。先後的安排是個重點。十多年前這種處理我做來容易，但今天我往往要做回顧補加的工作。因為是每星期按時發表一篇，我逼要搶先寫好了六、七期，以免要回顧補加時發覺有關的部分已經發表了。



（五）要是我在經濟學上有什麼過人之處，就是對真實世界的市場現象知得特別多。作過調查，對社會無足輕重，但很有趣味，而自己又成功地解釋過的，屈指難算。每個現象都可以為文發表，但我可沒有下筆。《經濟解釋》的一個重點，是將這些寫出來，算是對自己有個交代。不用大做文章，每個現象簡化地分析一下就算了。問題是這些「項目」實在太多，不可能全部都寫出來，所以在取捨上又要日思夜想。



無論怎樣說，經過了七個月，我發覺《經濟解釋》要分三至五卷，而第一卷的理想分界處我竟然寫到了。從科學的方法到基礎的定理到需求的規律到市場的交易，剛好是一個「段落」，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段落組合，而跟而來的應該是利息與成本的理念，帶到生產、競爭那方面去。以「利息理論」開始的第二卷，意之所之，寫到哪裡才終結，到時再作打算。



第一段落（卷一）共寫了二十八期，每期三千多字，輯而成書，編得易讀一點，有二百多頁，可取也。我為這《經濟解釋》的「卷一」起了一個名目，叫作《科學說需求》，起得恰當。好幾天的晚上，我翻來覆去重讀那二十八期，再修呀修，改呀改，大喜若狂。說實話，這「卷一」比我事前所能想像的好得多。這可能是因為人老了，對自己還可以做到的沒有什麼期望。但《科學說需求》的整體，我很懷疑十多年前我可以寫出來。任何作品都要滿足讀者，但更重要的是要作者自己感到滿足。可能是老了，對自己不再苛求。但重讀又重讀「卷一」，我覺得難以苛求。



讀者可能不明白我這種日暮余功的感受。《經濟解釋》與我以前寫過的《賣桔者言》之類的不同。以前的中語經濟散文，自己認為某論點太深，讀者不容易明白，就說因為太深而不便多談。但《經濟解釋》是自己最後的一本經濟學論著，我不能以「太深」為理由而不論。我認為不重要的可以不論，但重要的我總要說個清楚，或詳加分析。問題是，《蘋果日報》是在街上銷售的大眾刊物，怎樣深奧我也要寫得讀者明白。不可能所有讀者都明白。我選定的讀者對象，是一個香港中學六年級讀過經濟學的中等成績的學生，或是一個沒有讀過經濟的成績比較好的中六學生，或是任何一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一個讀者不一定一讀即明，但細心地多讀一兩遍是總會明白的。



說實話，《科學說需求》可以獨立成書，很有點碰巧，可能是鄭板橋所說的「難得糊塗」的效果。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覺得這卷關於需求的分析，塵埃落定，是一家之言。我曾經深研馬歇爾、費沙、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等「需求」大師的論著，想了那麼多年，替他們整理一下，把重要的與次要的以不同份量處理，然後在自己認為是不足之處作補充，是我的本分。那是說，青出於藍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要做到卻不一定是那樣「理所當然」。



想不到，日暮黃昏，在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題材上，我還可以勒碑誌之。天助我也！

《科學說需求》目錄

前言

第一章：科學的方法
第一節：現象必有規律
第二節：事實不能解釋事實
第三節：特殊理論與套套邏輯
第四節：可能被事實推翻的重要性
第五節：模糊不清與互相矛盾
第六節：非事實與無限制
第七節：理論的真實性
第八節：結論

第二章：從自私說起
第一節：個人作決策
第二節：理論要約束行為
第三節：自私是一個約束
第四節：人的自私本質
第五節：結論

第三章：缺乏與競爭
第一節：物品的定義
第二節：什麼是缺乏
第三節：競爭的本質
第四節：遊戲規則與產權制度
第五節：競爭準則的含意
第六節：經濟分析與價值觀
第七節：經濟學的範疇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第一節：悲哀的發展
第二節：功用是數字的定名
第三節：費沙的貢獻
第四節：替換定理與等優曲線
第五節：內凸定理
第六節：貧窮物品與嘉芬反論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一節：功用理念可有可無
第二節：佛利民的分析
第三節：其他不變量的選擇
第四節：品味不變的假設
第五節：何謂價？
第六節：何謂量？
第七節：消費者的盈餘
第八節：需求的價格彈性
第九節：需求第二定律不能成立

第六章：小試牛刀
第一節：無知的含意
第二節：驗證的條件
第三節：不管成交量的含意
第四節：單質的需求驗證
第五節：多質的需求驗證

第七章：交易理論與市場需求
第一節：交易是上下交征利
第二節：市場需求否決剪刀分析
第三節：交易的局限條件
第四節：共用品的市場需求

後記

《狂生傲語》目錄

序

一、狂言也有道
狂生傲語
如臨大敵
莫扎特的感受
高人的啟發
江郎才盡
鑒證專家的困境
演說的秘密

二、藝術與絕唱
千古絕聯
從鄭美蓮看香港的藝術文化
令人頭痛的唐詩三百首
攝影藝術始於二十世紀終於二十世紀

三、蘇子的風采
赤壁行
學士九百年（二之一）
學士九百年（二之二）

四、文學與文化
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
封艇「慨」論
賣書的經驗
從體育英雄到蠢文化

五、成就新說
成就早遲論
成就的界定
傳世的思想
什麼是想像力

六、高等學府的悲劇
我看鐘庭耀事件
再看鐘庭耀事件
中西兼通何難之有？

七、教育與市場
語言教育病入膏肓
從律師行看學券制的優越性
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要走進學問的天地中
都是傳媒惹來的禍
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八、普通常識論經濟
絕望經濟學
誠哥之言差矣！
為什麼要浮動人民幣？
從淺觀察看深問題

九、三市近行
廣州閒話（二之一）
廣州閒話（二之二）
蚝與蜆的選擇
地震是怎樣的一回事

十、再論臨池
書法十變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一）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二）

《狂生傲語》序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句胡說八道的老話，我每次要起書名時都想到。書不可以無名，但起書名是一件頭痛的事。如果是一本小說，或一本論著，有歸一的內容，起個名字不太難。但若結集成書，內裡的文章百鳥歸巢，那就真的頭痛了。讓我細說一下吧。



替專欄的結集起名目，以我所知，有五種起法，而最後一種是我發明的，《狂生傲語》就是例子。



第一種辦法，是簡單地以欄名作為結集的書名。《憑闌集》、《隨意集》、《挑燈集》等就是例子。這種起名之法很常見，不過不失，但沒有大作為。依照書的銷售經驗來品評，以欄名為書名似乎是最差的。不知何解。這種起名辦法最不可取之處，是出書後要起新欄名。



其二是先想好了一系列有連貫性的文章，專欄發表後的結集以這系列起一個名字。這其實是寫一本論著，起名的困難與一本論著相同。十多年前，我為《信報》的《論衡》專欄而結集的兩系列文章——《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就是例子。銷路很不錯。



其三是百鳥歸巢一番之後，結集時想出一個不是欄名的書名。在我的十多本結集中，《存亡之秋》是一例。書的銷路可以，但比不上《中國的前途》那種起名辦法。



其四是在百鳥歸巢的結集中，選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作為書名。《賣桔者言》與《學術上的老人與海》就是例子。奇怪，這樣起名，書最暢銷。我不知道那是因為名字夠吸引力，還是結集內的文章比較有趣味、比較可讀。



最後的一種辦法應該是唯我獨尊的了。這就是在百鳥歸巢的文章結集中，先想好了一個書名，然後以該書名刻意地寫一篇以此為名的文章。《狂生傲語》就是這樣的嘗試。這結集還沒有收到市場反應，銷量如何不得而知也。



這最後一種起書名的辦法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困難：自己明知書名將會是《狂生傲語》，跟著而來的百鳥歸巢免不了寫得狂放一點！我這個人什麼也有不足之處，只是狂放從來沒有短缺過！《狂生傲語》於是狂上加狂，希望讀者能明白我只是為了過癮一下才這樣做，是不值得破口大罵的。



說起狂放，我倒有一番哲理。狂放與狂妄不同。「狂」不一定壞；「放」可以；「妄」不可取也。



「狂」字其實不易解。壞的一面是指發神經，智商零蛋，很有點亂來。但亂來可亂得非常好。這是不容易理解的天分了。明代的徐渭，書法亂寫一通，妙絕天下，神經發得可愛。另一方面，比較可取的「狂」要有點約束，有點節制，有點原則與規律。張旭與懷素的狂草書法，激動痛快，但細看之下，你會覺得他們法度井然。



無論怎樣說，「狂」是含意激動，不拘小節，不依禮法，旁若無人。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發神經的人，也不算得很激動。我的問題是用腦想時，往往忘記了其它的人與事的存在。



「放」是指不滯於物，自己喜歡做的事，喜歡說的話，不願意多受傳統或世俗的約束。這樣的「放」，我是有的。我是個尊重傳統思想的人。然而，尊重歸尊重，傳統的思想可不能約束我。天馬行空地想，海闊天空地魂遊，這種悠然自得其樂的享受我是不會放過的。



在課堂上教學生，課本說過的我不願意再說一次，雖然為米折腰，好些時我勉為其難地說了。老師艾智仁所寫的著名的課本，我從來沒有讀過。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他的思想我比任何其它人都要清楚，而又受到他的啟發，再讀他的課本可能約束過大了。



至於「妄」，我認為自己怎樣也算不上。主要的證據，是無論學什麼，我必定在基礎上痛下苦功。不一定是一般人所說的基礎，而是左問右問，細心考慮之後，自己認為是重要的。他人看來，我的學問或造詣基礎很偏，近於怪：好些他人必修、必學的，我可能知得很少，或只知大概。但我認為是重要的基礎，我絲毫也不放過。攝影如是，書法如是，經濟學如是，今天寫文章也如是。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一個要刻意地創新而創新的人。正相反，創見的本身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喜歡有時向朋友求教，有時獨自思想，獨自魂遊。魂遊之際，最令我有滿足感的是在茫茫的黑暗中突然間看到一點光。這樣，我不僅有滿足感，而且還可以回到朋友之間誇誇其談一番。



問題是若要有這種魂遊的滿足，外人或朋友的見解越少越好。我求教的永遠是基礎上的事。思想毫無約束是發神經。思想總要有點約束，但我要把這約束限於基礎上。海闊天空，漆黑一片，見到一點光時，我要知道自己是站在盤石上。若朋友給我諸多見解，搞得滿天星斗，那麼魂遊云云，就再沒有什麼意思吧。不幸的是，這種魂遊選擇，往往使朋友覺得是獨行獨斷，不肯接納他們的見解，小看了他們。



創新非常容易，但大都是近於發神經。這是因為創者漠視了基礎或一些正確的傳統之見。接受基礎的約束，創新當然比較困難，但也難不了多少。如果是你能學我那樣，把思想的約束限於基礎上，要不創新反而不容易。但如果他人之見搞得滿天星斗，創新就要靠天才了。問題是，如果你學我那樣，他人之見聽而不聞，然後突然語驚四座，你就會被認為是個狂人。此乃世俗之見也。



他人之見是他人的；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朋友，你要選走哪一條路？



兩年來我出版過十本書，有新的，也有「修訂」或「增訂」的。這些是退休後的整理，「沙場秋點兵」。這十本書的書名全用周慧珺老師的書法題字。一貫的書法風格，很有意思。然而，到了《狂生傲語》，朋友們卻有異議。他們認為周老師的書法雖然好，但不夠狂，於是建議「狂生傲語」這幾個字應該由狂生自己寫出來。我不反對，一揮而就。讀者以為怎樣？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二）

初學書法時，一些朋友及專家建議我要寫自己的字，不用臨摹了。這聽來有道理，但周老師堅持我要從臨摹開始。她說我不妨賭一手，跳一兩級，不臨隸書、楷書，以臨行書開始。這是否決以隸書或楷書作為必需基礎的傳統看法。



周老師建議我先臨宋人張即之的行書，因為比較容易學，但過了兩天她就要我轉臨米芾，而那是最困難的行書了。教學生，周老師一方面是個性急的人，但另一方面她非常有耐心。後來因為她堅持要多臨、多臨，我在一個米帖上下了整整一年的功夫。



臨摹而學的用途眾所周知，但我臨米芾不久後，就發覺眾所周知的不是臨摹的重心所在。書法的主旨是以水墨表達作者的感情，我們說書法寫得好是因為作者能按著人與人之間的內心和弦下筆，使觀者得到感情的震撼。一個不寫書法的人，多看書法，就像多聽古典音樂那樣，漸漸地懂得欣賞。問題是，懂得欣賞一個書法大師的感情表達，不等於懂得這大師的感情是怎樣「流」出來的。學書法你要學感情是怎樣流出來的才對。你不臨摹，就不容易學得這最重要的一點了。



是我之幸，我初學就選上了臨米芾。當時我覺得有點奇怪，不大明白為什麼我一看著米帖下筆，自己就變得心情起伏，很有點激動，而臨他人之帖這樣的感受遠為輕微。若干年後，我試臨蘇東坡、黃山谷，其感情的感受也很有份量。



米芾三年後我臨了兩年王鐸。選臨王鐸，是因為我覺得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與臨米芾很相似。雖然感受程度王鐸明顯地不及米芾，但前者遺留下來的真著甚多，容易選臨。近五年來，在拍賣行鑒別王鐸作品的真偽，我採用的辦法是站在書法作品前，用手指在空間按作品一筆一筆地寫下去。旁觀的人以為我發了神經，但我是在印證王鐸書法的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偽作的字形可以亂真，但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可不一樣。



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性格比較獨特，可能是臨得不夠認真，更可能是臨摹時我集中在感情的「流」法，我臨米芾不像米芾，臨王鐸不像王鐸。但感情的「流」法應該是一樣的。四年多來我不再臨摹，寫自己的字，表達自己的感情。近兩年來，我覺得下筆時的感情流露，越來越奔放。



學書法初期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但六個月後，每幅總有兩三個字看來還可以。這點「小成」給我很大的鼓勵，但更可喜的是上了感情發洩的癮。學書法的方便是紙、筆、墨可以在家中常備，要寫是不需要做任何準備工作的。既然上了癮，每天總有幾段片刻忍不住大書幾筆。



本來打算臨摹兩年，結果臨了五年。這延長是因為脫臨甚難，迫無可奈何地臨下去。有帖在旁，久不久看一眼地寫，可以寫得頭頭是道。寫熟了，記得帖的字，把帖拿開，以記憶下筆，還可以。但轉寫其它的，如某首詩或詞之類，就寫得一塌糊塗。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困難。我求教於周老師，她說她脫臨時也遇到同樣的困難，要好一段日子才能真的離帖。



書法的進步，不是直線斜升的。升一段，平下來，再升一段，又平下來。很多時再寫下去，明顯地有退步的象。每見退步，我就停寫一段日子，轉作參閱前賢的書法。學了大約三年後，我發覺參閱書法對自己書法的幫助，比下筆練習還要大。這顯然是因為懂得怎樣看書法非常重要。不懂得看，不可能學得好。後來周老師說我眼高手低，看書法是懂得通透的，只是寫不出相近的水平。這是很大的鼓勵，因為眼夠高，總有一天手也會被提升了。



用筆、用墨、用紙，是組合性的技術困難。不容易搞得好，但若有名師指導，多作思想、研究、只是時日的問題。要脫臨，也是時日的問題。學看，要看得很多，也要有一點悟性。但學看書法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困難，那就是好些書法名家根本就不懂得怎樣寫，而自己側三本厚厚的前人的書法分析文選，九成以上都是胡說八道。這方面又真的要靠名師指導了。我學看書法大都是以長途電話與周老師研討，也花了兩年睡前在上清除前人論著中的廢物。



技術難，脫臨難，學看難，結字佈局難，但最難的還是寫出變化——不做作，不俗氣的自然變化。自然者，天真也。變化難得出奇：明知要變，但變不出來。你可能沒有聽過如下的書法傳授。周老師在旁邊，我在寫。她不停地說：跟的要大一點，或小一點；重一點，或輕一點；寬一點，或緊一點；濃一點，或淡一點；快一點，或慢一點。有時她會說：不要蘸墨，繼續寫下去；在硯上整理一下筆毛，但還不要蘸墨，寫下去。



脫臨難，脫師更難。沒有老師在身旁，一筆一筆地教變，自己明知要變但奇怪地變不出來。是學書法八年後我才開始掌握到變化之道。那就是，拿起筆來，對著紙、有點激動的感受，一下筆就不斷求變。那是說，感情要與變化融合在一起，由變化把感情自然地表達出來。



上述感情與變化的融合，使我聯想到莫扎特坐在鋼琴前作曲的情景。但有誰是書法的莫扎特呢？今天，我寫得比較好的作品，全部是碰巧而得。十中無一，百中也無一。我不知再要花多少時日，才能達到五得其一的境界。是一種奢望，就是能達到也應該是自己天分的極限了。



在中國的書法歷史上，十得其十的書法家只有一個。那就是北宋的米芾。是的，米元章是書法家中的莫扎特。



十年窗下，說是沒有成績是不對的。三年前上海中國畫院見到我的書法就給我「畫師」之譽，據說不是上海人而得此譽者只有我一個。我從來不論名頭，但這一次倒感到有點高興。



書法如汪洋大海，沒有終點可尋。今後我要走哪個方向呢？一時間我想起啟蒙老師黃苗子十年前對我說過的話。他說：「五常，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既然在學問上我花了大半生，那麼對我來說，應走的方向我是不需要選擇了。



（二之二）

產權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山大學講演）

（1）明晰產權和交易費用是理解中國改革的鑰匙

1979年我來廣州看我的姐姐。那時候廣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沒有燈；市場上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笑聲），我的姐姐在床底下養雞（笑聲）；到外面吃飯很難找到一家好的餐館，有時候叫了菜也沒有白米飯，因為那時候白米是要配給的。那是22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學可能還沒有出世。

兩個多月前的農曆新年，我又到廣州來，到佛山一家酒家吃午飯。那酒家裡有一條食街，你可以隨意選購東西讓他們煮，有湯水部，有海鮮部，有小炒部，有燒臘部……光是海鮮部裡就有六種蝦，任君選擇，琳琅滿目，多得不得了。那酒家全坐滿了人。

22年時間，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產權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如果中國還是70年代那種制度，那就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所以產權對民生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你們要聽清楚，我說的是很簡單的東西，這是經濟學的基礎。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裡是沒有產權的。不需要警察，沒有市場，沒有銀行，沒有貨幣，沒有經紀，沒有公司，沒有律師，只有魯賓遜一個人。魯賓遜的經濟問題是很容易處理的，兩個小時我就可以把你們都教會了。經濟學的困難就在於多加了一個人。多了一個人後，兩個人就成了社會。社會的定義就是多了一個人（笑聲）--我喜歡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問題。

兩個人都想要同樣的物品，競爭就無可避免。有競爭就要決定輸贏，這也無可避免。決定輸贏就要講遊戲規則。你們打網球有遊戲規則，田徑也有遊戲規則，弱肉強食也是遊戲規則，走後門也是遊戲規則（笑聲）。有了遊戲規則後，就可以決定輸贏。比如田徑的遊戲規則是以誰快誰慢來決定輸贏。所以競爭一定要決出勝負。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你一早起來就要開始競爭。你去吃早餐，在這社會裡就得有人吃得少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競爭贏來的。現在的競爭很簡單。我是大教授，但我沒有優先權；即使我的父親是政協委員，我也沒有優先權；我考試考第一也沒有優先權；但我掏出一張鈔票來，我就有優先權了（笑聲）。你想要個蘋果，我也想要同一個蘋果，我拿出2元，你不肯拿出2元，我就贏了（笑聲）。

這個用價錢來定勝負的準則，我們要感謝科斯發明的科斯定律：只有明晰產權，才有這種準則；取消了產權，就不會有這種準則。

你們說我張五常贊成自由市場，但我只是說自由市場對生產增長有利。現在佛山有那麼多東西買就是明晰產權的結果嘛。自由市場究竟好不好就很難說了。我只能告訴你自由市場是對經濟有貢獻的。如果你問我喜歡哪種制度，我喜歡全世界的財富、美女（笑聲），全部要用讀書考試來分配（笑聲、掌聲）。

所以問題在於，決定勝負的準則可以有很多很多，市價只是其中一種。但假如市價不存在的話，或像以前那樣是配給的話，那你們就要走後門，或者要排隊。排隊排上幾個小時，然後花幾毛錢買條魚。你排隊花的時間是浪費掉的嘛，你站在那裡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呢？

但如果魚的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比如說10元一條，你能拿出10元就是你贏了；你拿不出10元的話就算你是高官的兒子也沒用（笑聲）。那你會怎麼樣？你就要去工作，去賺10元來買這條魚。所以你要拿出10元，你就要對社會做出10元的貢獻。

市場是有交易費用的。你說要有明晰的產權，但明晰產權的界定和保障，都是很貴的。市場的交易會引致多種交易費用，比如說信息的費用、律師的費用、警察的費用。

在華盛頓州，一個紅蘋果--我20年前在那裡的時候，如果到果園裡去買，自己摘--5美分一磅。但如果到市場上買，3毛錢一磅。香港出產的產品，在美國賣1元的話，在香港頂多只能賣1毛9分。在這1毛9分裡，其中一半以上是工廠裡的經理、秘書的薪金。所以在美國賣1元的產品，在香港的生產費用最多也就是3、4分錢。大部分費用都是交易費用，所以交易費用是很龐大的，你在交易裡可以賺到很多錢。

市場交易可以賺很多錢，大家都獲利甚豐。不是賺1倍、2倍、10倍、100倍，也不是1000倍，起碼賺1萬倍，可能是10萬倍，也可能是1億倍，我也算不清楚。為什麼能賺那麼多？

舉個例子，1支圓珠筆，1元1支。這支圓珠筆是用塑料製造的，裡面是石油工業的油，還有金屬在裡面，還有一個偉大的發明，那就是有一顆珠子在筆尖那裡，可以有很多顏色的變化。現在國內勞動力工資水平，保守估計，是5元人民幣1小時。就是說一個普通工人工作1小時就可以買5支圓珠筆。

但如果要你自己從頭髮明、製造這支圓珠筆，就算在座的600人全是世界一流的天才，你們窮畢生精力，從一無所知做起--比如說你們是從一個荒島出來的--我要你們製造1支圓珠筆，你們600人窮畢生精力也不能製造出來！但是現在就是一個挖路的工人只要挖上12分鐘就可以買1支圓珠筆。

在交易上賺錢，可以有如此大的利益呀！你看看你自己現在穿的衣服，要是你自己來製造怎麼能行？自給自足在今天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們這個世界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交易上賺很多很多。

為什麼能賺這麼多呢？同學通常會說這是"比較優勢理論"，英文是Comparative Advantage。弗裡德曼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現在他也同意我了（笑聲）。比較優勢理論有點幫助，但第一重要的是專業生產，專業生產使學習費用降到很低。大家各自專業生產，然後到市場上交易，大家的利益都很大。

因為專業化的緣故，就有人去做專業研究。新的發明一出來，幾千年都不會消失。你想到一點，他想到一點，日積月累就是很多。我們現在的日常用品，都凝結了許許多多前人的發明。專業研究、專業思想、專業生產，然後大家在市場上交易，大家都賺很多。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市場；要有市場，就要有明晰產權。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律。科斯定律不是你們在外面聽到的那個，你們聽到的那個是錯的（笑聲）。對的科斯定律就是：沒有明晰產權，就沒有市場。就是這麼簡單。

產權的定義，是我發明的（笑聲），有三個含義：使用權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權要明晰；轉讓權要自由。所謂有轉讓權，是包括出租在內，所以使用權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說使用的決定權是我的。我決定給你用，這也是我的權。當你有了這幾個權利，這就是明晰產權的定義。

舉個例子。假如我這手錶是值錢的，我要拿出來賣，就要價高者得，你給100元，我就賣給你。但是現在我這手錶不賣，你們排隊來拿吧。那得到手錶的人排隊所費的時間就會剛好值100元。但你花這些時間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呢？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呢？

大凡財產任人取用，就會有這種後果：物品或資源的所值煙消雲散。這就是我說的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比如說這個湖裡養了魚，這些魚是我私人所有的，你去釣可以，給錢吧。但假如那個湖任人垂釣，所有人就會都跑去釣魚。結果釣魚所花的時間的價值，等於那些魚的價值，結果魚塘的租值等於零。如果魚塘是公有的話，要不就沒魚在裡面，要不就人人去釣，耗費與魚的價值相抵消。但如果是私人的就不同了。我不會讓那麼多人去釣，我要收租，那就有租值存在。你要給租金我才給你去釣，我不會讓所有人都去釣。

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盡量減少租值的消散。其中一種減少租值消散的方法就是明晰產權。那個魚塘是我的，你要去釣魚就要付租金給我，你不給錢給我，我不讓你釣，這是界定權利的第一種辦法。

第二種辦法呢，取消明晰產權，但資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權利是用等級特權來界定的。縣有縣的特權，隊有隊的特權，行政官員分多少級，老師分多少級，非常複雜。這就是用人來界定權利。

要知道，在這個社會裡，人一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說，這是上帝造成的，怎麼可能平等？每個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在產權明晰的制度裡，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不一樣，有人富一點，有人窮一點。但正因為產權不平均，人權就可以平均；人權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資產不平等，但人權可以平等。

但如果資源以人的特權等級來界定權利，人為界定權利，人權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搞司法制度，可以講紀律，可是不能夠講法律。怎麼可能講法律呢？高官的兒子犯法，跟我的兒子犯法，處分就不同。你不能說這種制度不好，只能說這種制度是與明晰產權制度不同的。

自由市場的交易費用很大，但交易利益也很大。中國改革之前，交易費用很大，雖然沒什麼交易。交易費用是指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裡沒有的費用，所以根據這個定義，搞人際關係是交易費用，走後門也是交易費用，交易費用非常大。

所以在國民收入裡交易費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點點，就會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點點，就會變得很窮。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中國的交易費用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非常高。我1979年回中國時，看到那些人上班時從早到晚就在談論怎麼拉關係，到什麼地方才能買到一隻雞蛋，可見當時交易費用占的百分比一點也不低。所以中國改了一個制度，交易費用百分比減少了，一下子就富了很多。

交易費用對人的生活當然是不好的。我上面那個定義，弗裡德曼看了，也覺得是最好的一個。總之，交易費用占國民收入百分比越低越好。

（2）中國的改革還應該更快些

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把按人的等級來排列的制度改變為按資產排列的制度，這是重點所在。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已經算是做得相當好了。我在1981年寫書推斷中國改革的發生。我知道一定會有這種轉變，但我沒想到轉變會這麼快。但我是中國人，血濃於水，所以再快我也覺得不夠快，我還是希望它能改變得更快。

很多人讚成漸進，比如說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錢穎一都贊成漸進。可是我不同意。他們理論上分析出來要漸進，但他們不明白這個世界。漸進有很大的問題，一定要急進。大致來說界定權利有三種方法，不是兩種。一種是以人的等級特權來界定權利，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那種；一種是以明晰的產權來界定權利，現在中國就是要改為這種情況。

但中間還有一種，就是以管制來界定權利。界定什麼權利？界定貪污的權利！這就是印度的情況。在印度，你管手錶的進口，我管某種外匯管制，他管生產手袋的審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貪污。你貪污手錶，我貪污手袋。這種權利界定得很清楚。貪污權還可以自由買賣，還可以繼承，寫進遺囑裡面。

海關的貪污權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貪污，我星期二、四、六貪污（笑聲），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現在海關貪污權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說走私的權利就界定得越來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拿一張價目表出來給你看，走私有這幾種，你要我擔保安全性有多高？絕對安全的是一個價。各種價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來界定貪污權利的情況制度化了，那就無藥可救。看看印度，無藥可救嘛！（笑聲）

中國的問題是，上面要管，可市場是自下而上的，管制從上面來，又要講市場，所以中間就撞得一塌糊塗。所以中國漸進的話，印度這一關就很難過。你要一步跨過去，所以我就說一定要快，一定要一整套的改革推出。弗裡德曼提出一個"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說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長痛不如短痛嘛！（笑聲）弗裡德曼經常說這個比喻。1993年我帶他去見一位中國的省長。省長說，教授啊，我們中國的老鼠是很多條尾巴纏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條呢？（掌聲）弗裡德曼啞口無言（笑聲）。我當然知道答案了，很明顯嘛，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聲）

如果政策不是配套地一起推出來的話，麻煩就很大。哪樣先做哪樣後做，很難決定，很容易出錯。弗裡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1991年，科斯拿諾貝爾獎，那次是諾貝爾獎90週年慶典，請我代表科斯發表演講。我碰見弗裡德曼，我跟他坐下來喝咖啡。我說，弗裡德曼，我們建議中國取消價格管制，錯了！他說，怎麼會錯啊？

我說，那些國企解除價格管制，價格就會上升，但生產並不一定就會跟著上升，這就麻煩了。工人的工資不夠買生活必需品，因為物價漲了，但生產沒有增加。假如是企業的產權清晰，價格一上升，它的生產也會馬上跟著增加，大家都獲得好處嘛。但國企就不行了，因為國企是不管賺不賺錢的嘛，哪管你價格升不升？所以應該將國企產權明晰與放開價格管制一起進行。弗裡德曼同意了。

（3）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首要的問題是特權階層維護的既得利益的問題。幾個行業都給堵塞住了，一個就是金融。不開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沒有一個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話。剛才我跟你們中山大學黃達人校長說，中國沒有金融中心，不開放金融，怎麼可能搞商學院？學生讀的書，裡面講的制度啊，融資辦法啊，都是外國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匯管制，要允許外國銀行進入，要讓外國的經紀進來。但現在這些全都給特權控制住了。我看中美簽定的世貿協定，看不到取消外匯管制，那怎麼能行？

第二個問題，要讓農村的勞動力能夠轉入城市，已經轉了很多，但遠遠不夠。一個國家的農業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這很容易嘛，取消戶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給農民，界定他們的產權，允許他們把地賣了，拿著本錢到城裡去碰碰運氣，然後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場自然會搞掂。

也不用擔心治安問題，因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會增加，只要不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時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突然之間那個5歲大的皇帝，聽了宰相的勸說，在一紙法令上簽了個名，日本的土地權可以自由轉讓，農民無事可幹，大量湧入城市，政府完全沒有準備，結果什麼問題都沒有。要知道，明治維新是日本經濟大增長的時期。

香港也是一個例子，解放後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時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點問題也沒有。還有深圳，20年來，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麼問題嗎？一點問題都沒有，政府千萬不要管它（笑聲、掌聲）。

第三個問題，要發揮中國最大的長處。最大的長處是什麼？人力資源。中國人努力、勤勞、物美價廉（笑聲）。腦力也厲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腦力就很厲害。怎麼發揮這個長處？取消海關吧！隨他自由進出口。中國人哪裡需要政府來保護？我們跟老外競爭，政府為什麼要綁著我們的手腳？保護我們就等於綁著我們的手腳，那叫我們怎麼去競爭？我認為根本不需要保護，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國絕對開放，取消所有的進出口管制，與外國直接公平競爭，完全不需要什麼世貿組織。中國人怎麼可能輸？不可能的！（長時間的掌聲）

（4）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可以傳世

我對中國只是關心，無意改進社會。我知道自己不行，這是自知之明。假如領導人來問我的意見，我是樂意提意見的。至於他們接不接受，我是不緊張的。所以有什麼會議之類，我從來都不參加。因為參加這些會議的經濟學家都有他們的意圖。很坦白地說，有些人自己買了很多物業，所以他給政府的建議就是要救物業。我絕對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意見。弗裡德曼對世界的影響舉足輕重，可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言不由衷的話。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15年前，諾貝爾獎評委會的頭頭來找我，他叫我把我自己的論文思想寫成一本書，言下之意是如果我這樣做的話，獲獎機會很大。我本來是準備寫的，但你叫我寫的話，我就不寫！（笑聲、掌聲）正如粵語俗話所說"面子是別人給的，臉是自己丟的"

有件事情我是感到很驕傲的，我可以肯定，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讀。沒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敢這麼說的。（笑聲、掌聲）。

關於企業的問題，我想了13年。我是研究計件工資合約的，因為科斯要退休，逼我寫出來。我寫的時候對科斯很客氣，但我認為他是錯的。我對艾智仁和德姆塞茨也很客氣，因為他們那篇著名的文章錯得就更離譜了。

所以你看了我那篇文章，就知道他們是錯的，我那篇文章是1983年發表的，名字是《公司的合約性質》。這是我寫得比較好的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看。企業的問題，那篇文章已經全部解釋清楚了。我做研究是這樣的，自己做過的，認為是滿意的，交了出去，發表了，我就從來不再干預。就像我的"佃農理論"，發表之後，幾百篇文章批評我，也有讚揚我的，很多人要我回應，我從不回應（笑聲）。

關於企業的文章，一年有幾百篇，你問我的話，我就會說，只有我那篇是對的（笑聲、掌聲）。我為什麼這樣肯定呢？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工廠裡，對於那些計件工資合約我瞭解得很詳細，我是拿著事實來分析問題，我不是在數學上繞圈子。所以我知道我這篇文章一定是最對的。

我日日夜夜地寫，剛一寫完，我就知道，這篇文章一定可以傳世。（笑聲）於是我仰天大笑！（笑聲、長時間的掌聲）

（5）對中國年青經濟學家及其方法的評論

現在還有很多經濟學者認為產權不重要，他們搞的是所謂生產函數，英文叫"Production Function"。你說Production Function能解釋經濟繁榮嗎？產權就可以！為什麼今天這麼多學者認為產權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簡單：許多經濟學家是很蠢的嘛！（笑聲、掌聲）

現在很多年青的經濟學家，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架構。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也不是數學遊戲，而是解釋世界的現象。一定要先有一個現象，然後才去解釋，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我所有的論著，都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的，都要先瞭解世界，然後用很基本的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可是現在的博奕論，我不知道它解釋了什麼，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些小年青，像楊小凱這樣的人才，搞什麼超邊際分析，超這超那，是對什麼現象超出來啊？他們算是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了。超來超去，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看來看去也不明白。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子跟這些小年青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對世界的事情認識很多，他們是坐在象牙塔裡，很多數學，很多博奕理論，沒什麼內容。你要解釋世事你就要瞭解世事，最蠢的學者就是解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他們解釋的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幾十年一直坐在玉器、古董市場裡，走來走去就是研究這個東西。我也做過生意，虧本的也試過，這樣才知道外面在發生什麼事情。我和科斯的觀點比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你可以到美國石油公司問，在世界上正式的石油專家中，真的懂的，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是張五常（笑聲）。我做石油研究，花了6年時間，逐個部門，逐個油田（看），那些油是怎麼出來的，我全都知道。

像我的"佃農理論"，就是要解釋為什麼台灣的農產品在管制下產量會增加。我寫關於買戲票的文章，我是要解釋為什麼價格高的座位會先賣完。這全都有現象在那裡。我寫中國的婚姻，為什麼女人會纏腳，為什麼會有童養媳，這些都是現象。

可現在，我看了一百篇文章，看完了連一個現象都不存在，這是什麼？是數學吧？不是經濟學啊！現在這個博奕論，已經搞了20年了，你告訴我吧，它解釋了哪一個現象？給一個我吧，我只需要一個！（笑聲、掌聲）

你說你要搞新理論，你要告訴我你的新理論能解釋什麼現象？你說的現象是不是事實？那些小年青，什麼都沒有，你問他能解釋什麼，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對這個世界不瞭解嘛。現在經濟學家的數學，平均是博士數學家的水平，越來越厲害。但你問他這個符號代表什麼啊？他就說不上了，搞得很抽像。

你說經濟學是藝術，數學寫得很工整，很有學術性，這也是一種遊戲，可以發表，可以拿諾貝爾獎（笑聲），但你能解釋什麼？你能解釋人的行為，我就服你；解釋不了，就是廢物。

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也不是數學遊戲，而是解釋世界的現象。一定要先有現象，然後才去解釋，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我所有的論著，都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然後用很基本的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子跟年青輩經濟學家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對世界的事情認識很多，他們是坐在象牙塔裡，很多數學，很多博弈理論，沒什麼內容。你要解釋世事就要先瞭解世事，最蠢的學者就是解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幾十年來一直坐在玉器市場、古董市場裡，走來走去就是研究這個東西。我也做過生意，虧本的也試過，這樣才知道外面在發生些什麼事情。我和科斯比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

你可以到美國的石油公司問問，在全世界正式的石油專家中，真正懂的，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是我張五常。我做石油研究，花了６年時間，逐個部門、逐個油田看，那些油是怎麼出來的，我全都知道。我有個同事在華盛頓大學研究石油管制問題，他算是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了，但他不懂石油工業，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寫了一本書，所以錯得很厲害。

世界很複雜，不可能用幾條方程式就搞掂嘛，問題在於你有沒有理論能解釋到這個現象，你說你要搞新理論，你要告訴我你的新理論能解釋到什麼現象？你說的現象是什麼？是不是事實？那些年青輩經濟學家，你問他能解釋什麼，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對這個世界不瞭解嘛。

年青輩經濟學家的數學，平均是博士數學家的水平，越來越厲害。但你問他這個符號代表什麼？他就說不上了，搞得很抽像。現在整個博弈理論，我就認為這個概念不好，我過去寫論文是把它放在註腳裡的，現在年輕人反而又翻出來了。你說經濟學是數學，寫得很美觀，很有學術性，也是一種遊戲，可以發表，可以拿諾貝爾獎，但你能解釋什麼？你能解釋人的行為，我就服你；解釋不了，就是廢物。

真正可以做到解釋現象的，全世界數起來也就只有四五個人。所以我跟弗裡德曼這麼談得來就是這個原因，大家一開口就知道對方在講什麼。我是要解釋的，他也是要解釋的。我跟科斯也很談得來，他也是要解釋的，Ａｌｃｈｉａｎ（艾智仁）也是要解釋的，今天沒多少這樣的人了！

我跟弗裡德曼都是從事實出發來研究經濟學的。研究的出發點都是現實存在的東西，不像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他們的出發點是一個方程式。

你要解釋世事，你就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不是那麼容易知道的。像石油吧，是很複雜的問題，一個細節沒搞清就會全盤都錯。又比如說玉器市場，我在街邊賣玉時學過，為什麼那玉石不切開再賣呢？為什麼連著石皮賣？要用燈照著去猜裡面是什麼，那些專家要學３０年才能猜到兩三成，要是切開了就完全不用猜了。那些專家好幾百人，每人花幾十年去學猜裡面的玉好不好，為什麼不切開來賣呢？切開來就不用猜了嘛，大家都不用這麼麻煩了，為什麼就是不切呢？我為這問題搞了好多年。這就是經濟學研究。

事實是不能解釋事實的。比如說天下雨，天上有雲，但不能用雨解釋雲，也不能用雲解釋雨。這裡面有規律，不能自己解釋自己，一定要拿理論去解釋，這就是工夫了。年青輩經濟學家不懂得這個。

我們的理論走到很深的地方，但能用的一定是很淺的理論。你一定要走回來。世界很複雜，深的理論不可能解釋得了，理論越簡單越好。所以我現在用來用去的都是大學本科一年級的理論，但我抓得很準，因為我曾經走得很深。走到深處又走回淺處，這樣來回幾次，用的都是最淺的理論。但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不是這樣，他們惟恐不夠深，越搞越深。

複雜理論是不可能解釋世界的。世界複雜，你又用複雜理論，天才也搞不成。比如說科斯的理論非常淺，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弗裡德曼）是很淺的嘛，Ｓｔｉｇｌｅｒ（斯蒂格勒）也是很淺的嘛，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薩繆爾森）也很淺，就是Ａｒｒｏｗ（阿羅）也很淺，這些全是我的朋友。輪到我，我比他們更淺，我對市場的認識比他們都多。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對於貨幣的認識比我多，但對於市場的認識我就比他多。幾十年了，我就抓著那麼一點理論，我就什麼現象都可以解釋，清清楚楚。所以我跟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很談得來，我跟他講我知道的市場現象，他跟我說他知道的貨幣現象，完全沒衝突，一講就明白了。大家一坐下來，首先就要知道什麼是現象，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分得很清楚。科學的方法，如何假設、如何抽像、如何解釋……都很清楚。

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不知道什麼是現象，全是一堆數學。但像Ａｒｒｏｗ，他也是搞數學的。我跟他說玉器市場的事情，他聽得津津有味啊，因為他搞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信息費用），他覺得玉不切開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老跟著我說：「Ｓｔｅｖｅｎ（張五常的英文名），你跟我說，你跟我說。」像他這樣一個以數學出名的人，對世事還想多知道一點。年青輩經濟學家整天坐在那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電腦）前，就想知道世界、明白世事，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年青人是很聰明的，他的問題是總想刻意創新。但做學問，不要總想著是不是創新，做到最後，是創新的就是創新，不是創新就不要創新。

我是中國人。中日戰爭時候我在廣西逃難，我年青時的朋友全都死光了，我自己腳上還有當年爛的疤痕。

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經常被踢出學校，因為那時我看不到自己有前途啊。

後來我有機會到外國求學，那是１９５７年。那時有美國的學校肯接收我，我看到有知識就會有前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有前途，所以我讀書非常用功。

壟斷的成因有四種。第一種是壟斷者有特別的天賦，如鄧麗君那樣的歌星，她的壟斷權是不應該被禁止的，否則就得割斷她的歌喉。第二種是有發明的專利權或版權或商業秘密，這種壟斷權也不應該被禁止，否則誰還有動力去搞發明創造？第三種是各國反壟斷法律通常針對的壟斷，這就是在市場競爭中把對手殺下馬來，這種壟斷有壟斷之貌而無壟斷之實，「壟斷者」時時懼怕敗軍之將捲土重來，所以不應該禁止。只有第四種壟斷是要反對和禁止的，這就是因政府管制或立法來阻止競爭而產生的壟斷。

微軟顯然屬於第三種所謂的「壟斷」。微軟案子輸了，因為有個很好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微軟卻沒有用到，就是應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分析，把軟件跟硬件捆綁是為了保護軟件產權。

蓋茨不是因為壟斷而輸，而是因為他賺了太多的錢。但是信息產業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是要讓一個人賺很多很多的錢，才能吸引很多人進這個行業。現在把微軟給殺了，那誰還敢去試？所以信息產業就垮了嘛，你看那些告微軟的公司，現在日子也不好過。我一聽是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做控方，就知道微軟要輸了。他們請的是ＭＩＴ一個九流的經濟學家，怎麼能勝過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如果是我做辯方就不同了。實不相瞞，我曾經做過很多大壟斷案的辯方，像ＡＴ＆Ｔ的案子，就是我做的。

所有權不重要。比如說我香港的房子是我的，你說那房子是你的也無所謂，你說它是國家的也無所謂，只要你進來我有權打死你就行。也就是說，明晰產權不包括所有權。要明晰產權，但不要所有權，我一向都是這麼說的。６０年代，我跟科斯、艾智仁他們爭了很久。我問，為什麼法律書上這麼重視所有權呢？他們答不上來。後來我寫文章界定產權，就說得很清楚：不需要所有權。

所謂所有權，英文是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就是遠古時代那些牛羊之類在田野裡走來走去，我要辨別哪隻牛是我的，就燒個鐵印，烙在牛身上，我一看牛身上「張五常」這名字是我的，那隻牛就屬於我。所有權的概念就是這麼出來的。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所有權只是個ｔｉｔｌｅ，名義上的東西嘛。

徹底的承包制，就是明晰產權。你說這工廠是你的，你愛說就說吧，只要我有使用決定權、收入享受權和自由轉讓權，你說這是誰的我都不管。

沒有產權，就沒有市場，這是科斯定律，不可能被推翻的。不講產權，怎麼競爭啊？你沒有市場，因為產權是市場的前決條件，這是真正的科斯定律。所以你不可能不講產權。有些人說只要有競爭環境，不要講產權改革也可以，完全是胡說八道。

英文ｃｏｓｔ很難譯。有時譯成成本，有時是耗費，有時是費用，有時是犧牲，有時是代價。我覺得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應該譯成交易費用，你們譯成交易成本，應該是不對的。

不能將交易費用改成交易成本。交易費用這個詞是我發明的，我想了很久才決定要用「費用」這個詞。成本這個詞是錯的，因為成本有一個歷史的含義在裡面。比如你問這杯子的成本是多少，這杯子已經生產出來了，成本是多少錢啊？你說是１毛錢，但那是你昨天生產它的時候是１毛錢，過了時的成本就不是成本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應該是費用。

交易費用最好的定義就是魯賓遜一人世界裡不存在的費用，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費用。魯賓遜生產要費用；捉魚要費用；他爬上山看雲，猜明天會不會下雨，這種信息費用他也有；他摘了蘋果要搬回山洞裡，那種費用也有。但魯賓遜那種制度裡沒有市場，沒有警察，沒有法官，沒有銀行，沒有走後門，沒論資排輩，全都沒有。這些就是交易費用。

有些交易費用的存在與交易沒有關係。文革哪有什麼交易？但文革時的交易費用很高很高，比如說人們整天學紅皮書、背語錄等等，都是交易費用。問題是，有交易的交易費用與沒有交易的交易費用難以區分，所以只能說是魯賓遜一人世界裡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費用。

絕大部分的所謂創新觀點都是廢物，一文不值。刻意去創新是犯了學術上的大忌。找到一個自己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或問題，翻閱一些有關的論著，就放膽地自己去想，想時要完全不顧及有沒有新意———到最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經濟學的發展在走下坡路！１０多年前我就這樣說。當時持這觀點的有布坎南（Ｊ．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科斯（Ｒ．Ｈ．Ｃｏａｓｅ）、雅倫（Ｗ．Ｒ．Ａｌｌｅｎ）等人；不肯定的有巴澤爾（Ｙ．Ｂａｒｚｅ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認為後生可畏的有赫舒拉發（Ｊ．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今天，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路」這個說法了。

為什麼經濟學會走下坡路呢？這個問題就不容易有一個一致的答案了。科斯認為今天的後起之秀多用數學，以致沒有內容。弗裡德曼也認為數學用得太過分。艾智仁及巴澤爾認為博弈理論過於普及，而這理論其實有沒有可取之處還不知道。貝克（Ｇ．Ｂｅｃｋｅｒ）、德姆塞茨（Ｈ．Ｄｅｍｓｅｔｚ）等人則認為博弈理論是走錯了路，是不應該鼓勵的。

有實用性的價格理論，永遠都是那樣「淺」。問得淺，答得也淺，困難就是要明白重點所在，而這個「明白」是要花很長的時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價格理論之所以是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基礎，是因為一旦掌握得通透，簡單之極。問題是這「通透」來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點要拿得準，引用時要來得活。要達到這樣的水平，我們要由淺入深，由深轉複雜，然後再回到深，又再到淺。我自己來來回回幾次後，３０年來就只懂得用淺的，而忘記了深的或複雜的了。

我這一輩的理念是，理論不是真實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實世界的闡釋。成功解釋所用的理論永遠都是那麼淺，淺得有點難以置信。

一個現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組合。要把整個現象解釋，可用幾個不同的簡單理論，逐部分擊破。在經濟學來說，不同的簡單理論，歸根究底，來來去去都是兩招基本的原理（自利假設和需求定律），活學活用，千變萬化，可以推出數之不盡的理論來。

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有一句格言：大概地對比精確地錯更可取（Ｒｏｕｇｈｌｙ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ｗｒｏｎｇ）。今天，年青的經濟學者似乎不知道這個哲理。他們以高深的數學，複雜無比的統計，「電腦」、「電腦」一番之後，以小數點後三四位數字來表達他們的學術結論。這些精確的錯，是自欺欺人的玩意。他們好像沒有想過，世界複雜無比，而統計學的陷阱多如天上星。

所以今天那些經濟學的後起之秀寫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論就覺得複雜無比，不想再讀下去。

１８、１９世紀英國有個大經濟學家叫馬爾薩斯（Ｔ．Ｍａｌｔｈｕｓ），他說人口是幾何級地增長，所以糧食很快就不夠吃了。胡說八道！中國明朝初期中國的人口是６０００多萬，現在人口上升了２０倍，人均壽命是六七十歲，比明朝時候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但每個人的生活都比明朝好了很多。

馬歇爾（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經濟學原理》裡的理論很多是錯的，但他的架構很好，架構的輪廓很好。他綜合了所有前人的東西，建成這個架構。所以我想問題也是在他那個架構裡想的，他錯的東西我就不管了，我改進了他很多地方。但現在很多年青的經濟學家，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架構，這是一個問題。

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英語原作是我讀過的所有書籍中惟一令我產生畏懼之心的作品。它是經濟學的第一本巨著，但２００多年來，沒有另一本經濟學論著可與它平起平坐：哲理縱橫，觀察入微，博學多識，文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沒有誰讀過《原富》會不覺得自己是渺小的。洋洋近百萬言，其博學多才乃我平生僅見。

斯密的重要結論就是自私給社會帶來好處，他忽略了自私也可能給社會帶來壞處。達爾文講進化論，說進化是根據經濟原則進化的，說進化是一直在改進的。斯密講自私，說人是被迫要自私的，社會制度是逐步改進的。他那社會改進的觀點影響了達爾文，達爾文就有了進化論，所以達爾文的思想是從斯密那裡來的。

我的看法呢，自私會對社會有利，但也可能對社會有害。在某種情形之下，自私的害處可能會將人類滅絕。達爾文研究物種進化的時候，他不知道在幾億年的歷史上有這種事情發生：有些生物曾經很蓬勃，突然之間滅絕了。為什麼會這樣？

斯密與我的觀點最大的分歧就在這裡。我很崇拜斯密，但我認為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只是集中講自私對社會的好處，而忽略了自私對社會的壞處。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解釋不了。

斯密錯得很厲害，但他是一個很偉大的思想家。偉大歸偉大，錯歸錯。有些人也許什麼都對，但我還是瞧他不起。斯密是偉大的思想家，但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個世界都看透了的。我對市場的認識比斯密多，他關於市場的很多說法是錯的。

斯密屢有小錯，但無傷大雅。他的主要論點的整體，不僅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越來越對。大思想家就有這樣的能耐：分拆開來好些地方都錯，但合併起來的整體卻是對的。

人力資本不是新的概念，從１９３０年到現在都有，是Ｆｉｓｈｅｒ（費雪）首先提出來的。他是一個很偉大的經濟學家，但很多人完全不看他的文章，真可惜。你問現在那些搞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他們完全沒有看過Ｆｉｓｈｅｒ。Ｆｉｓｈｅｒ是個天才，我是他的擁護者。我對Ｆｉｓｈｅｒ的理論弄得融會貫通。

我這人是這樣的，我覺得你好，我就會學到你的全套本事。我對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馬歇爾）、Ｆｉｓｈｅｒ的東西很精通，但我不喜歡的人的東西我是完全不懂的。

弗裡德曼永遠喜歡深入淺出，其言論與觀點清楚絕倫。你懂不懂經濟學沒有關係，但總知道他在說什麼。好些行家認為，弗裡德曼在口才上的清楚明確，２０世紀無出其右者。

我是艾智仁他的學生嘛！學生有什麼理由不超過老師？他的東西我都融會貫通了，他的錯誤我都糾正了，怎麼能不超過他？

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超乎常人之意料；事實上，統治我們這個世界者，僅只是這些思想而已。———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經濟學不可以改進社會，怎麼可以改進社會呢？但作為經濟學者，我們被人利用則是可能的。

有很多經濟學者是很蠢的，他被別人利用了，還真的以為自己很有影響力呢。我呢，你們要利用我我也無所謂，但我不信我有什麼影響力。現在市場經濟理論佔上風，我張五常剛好在這裡，那些產權、交易費用理論，剛好是我和科斯他們幾個人發明的，我又會寫中文，那就「時勢造英雄」了。

弗裡德曼５０年代初期寫了一本書，真的是怎麼也賣不出去。２０多年後，１９８０年他又和夫人寫了一本書，其實第二本沒有第一本好，但第二本成了全年美國最暢銷的書，全世界譯了很多個版本，賣了幾百萬冊。我問他，你怎麼現在厲害了那麼多？他說不是這樣，是「時勢造英雄」。

所以我們很自量，講什麼政策，講是講，但你聽就聽，不聽就算，完全無所謂。

我的興趣就是解釋，當我解釋到一件事情之時，自己知道邏輯井然，可以整晚都睡不著，太高興了。那種驕傲之情啊，不到那個境界你是不會明白的。你在科學上的追求，好像爬山一樣爬上去，到了相當的高度，往下一看，看到下面的人還在爬，多少人連路都找不到，你會有一種很驕傲的感覺。

我對凱恩斯是有很大的反感的。１９３６年他寫了一本書很出名，就認為自己很重要。他對經濟大恐慌有很多建議，是大英雄嘛。他明知道所有的人解釋他的理論全都錯了。別人說他是主張大政府的，而他自己說不是。他覺得自己這麼重要，這世界有這麼多人崇拜他，而他們都錯了。但就因為他們都錯了，他就是大英雄了，所以他就不去改正他們。他說等他們搞得更糟糕時再去改正他們。但等來等去，他自己就死了，就沒得改了。我對凱恩斯是很鄙視的。政府想將自己搞大，就把凱恩斯抬出來，捧為宗師。

所以經濟學家的所謂「影響力」，都不過是「時勢造英雄」造出來的。就像現在你們要搞市場經濟，就把我張五常就當成了英雄。其實我什麼影響力也沒有的，但你們喜歡利用我就利用吧。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一）

屈指一算，我研習書法整整十年了。是十年前我決定嘗試書法的，這與我追求其它學問一樣，一決定了，就總要有一個結論。要是我追求某一種學問一段時期後覺得自己天分太差，或培養不出興趣，我會知難而退。但只要有興趣，有希望，我就要有一個「成就」的結論。然而，當年學書法的決定來得不易，因為我有孤注一擲之感。



五十五歲那一年，我認為自己在退休後要在一門藝術上下功夫，因為藝術與科學不同，前者可以很老還在創作。不是任何藝術家都是老而多妙，但先例有的是。中國的張大千、齊白石、朱山己瞻，法國的莫奈等人就是例子。問題是雖然我熱愛藝術，但沒有基礎，而且日常的工作很忙，要找一門藝術入手是不容易的選擇。



我想過搞抽像彩色攝影。這方面我大有基礎本錢。但那時以計算機搞攝影作品開始流行，使我的舊基礎本錢大貶值。學畫嗎？太麻煩。學畫是要按時上課的。想來想去，覺得只有書法最方便：要人教，但不須按時上課；要練習，但可在工作中的休息時間寫十多分鐘，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寫。



我當時的選擇困難是五十五歲了，不能再像年青時那樣，可以多試幾項才選一。我想，不論成就也要學得使自己有一點滿足感，但時間只能讓我選一項藝術來嘗試。選中了書法後，起初的一兩年我每天寫到滿室皆紙。



求學，無論學什麼，我永遠是個幸運的人。學書法，我一開始就有明師指導。黃永玉給我簡述他對書法的看法。跟黃苗子給我示範，也教了我幾課，再跟是周慧珺，一教就免費教了十年。



開始學時我可沒有想到書法是那樣困難的。事前我屢次聽到學書法很難，但自己心底裡總是有點懷疑。我是要到三年之後才覺得自己可能永遠學不成，所以有一段時期停筆不寫，花不少時間去細想困難的所在，然後改變了學習的方法。其後是寫寫想想，想想寫寫，進步快了。要是我今天從頭學起，以自己想出來的學法，可能快一倍。知道怎樣學可以事半功倍，所有學問皆如是，但怎樣學書法是不容易知道的。



高明的老師可以教你怎樣寫，而更重要的是給你示範。問題是怎樣寫與怎樣學是兩回事。後者重要，而其中好些因素因人而異，所以怎樣學有好些地方是要自己想出來的。



除了有明師指導，我還有幾點是比較幸運的。其一是周老師到香港來給我上第一課時，先教我學執筆，說執筆要學一年。我執筆寫幾個字給她看，寫得一塌糊塗，但她卻高興地說：「你執筆完全正確，不用學了，你學書法會比其它人起碼快一年。」



我只是記前人說過的兩句話。一句是蘇東坡說的：「執筆無定法，只要寬而虛。」另一句是米芾說的：「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我當時想，蘇、米不僅是書法大師，而且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最有腦的其中兩個人。他倆是好朋友，曾挑燈夜談書法之道，而他們對執筆的看法一致，我是不用考慮其它的言論了。但他倆執筆也有不同之處：米提筆（即臂離紙），蘇不提。米說要提筆才可以用臂力，有道理，比較一下他倆的字，我就決定要提筆，然後自然地寬而虛之。



第二點比較幸運的，是寫了幾個月後，書法還是難看之極，但苗子與慧珺都說我的字沒有俗氣。這等於老師跟學生說：「可以學下去。」第三點比較奇怪：一開始「行氣」就沒有大問題，其後在行氣上我進步得很快。



我當時的主要困難是「結字」（字的結構）那方面，而這困難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解決。一個書法家對每一個字總要記得有三幾種寫法，寫時不用想筆劃，只是瞻前顧後地選用寫法，然後意之所至地以自然的變化讓感情流露出來。要是你連筆劃的寫法也不知道，要停下來細想一下，或去翻閱書法辭典，那就不能一氣呵成了。要一氣呵成，但若筆劃記得不清楚，字的結構就會有問題。臨老學書，記憶力退化了。要是我能早學五年，結字的困難會遠為容易解決。



說到最困難的用筆，我是得到周老師的首徒李靜的一句提點，才算是大功告成！學書六年，周老師等人認為我用筆全部及格：提按自如，八面出鋒，而手的動作可以拿足分。問題是寫出來的字，撇開結字不談，總是有點用筆的毛病。毛病出在哪裡呢？想來想去也搞不清楚。



有一天，在李靜面前寫書法，一向認為我用筆畢了業的她突然說：「你用筆背時不是真的劃下去。」筆背是指筆毛向外的那一面。得到李師姊的提點，我花了一個月練用筆背。



學書法，跟任何學問一樣，不要集中在自己的長處發展。你要把注意力轉到自己的弱點那方面去。你要衡量弱點是否重要。不重要的可以不理，但重要的就要集中而攻之。



舉些例子吧。「一」字不容易寫。有三種寫法，每種都不易，但只要你能細心研究一下，然後每種寫幾百次，困難就可解決。又例如，「寶」字第三筆的最後一轉相當難，但這一筆很常用，所以重要。你要在那一轉之前把筆輕提轉慢，然後輕按轉快。這一筆你要練上好幾天。再例如，「花」字的最後一筆轉兩次，也不容易。你要在最後一轉之後很自然地向前推，練習幾天，就差不多了。「也」字的最後一筆比「花」字的更難，要再加幾天的功夫。但周老師寫草書「有」字的最後一筆，瀟灑絕倫，我學了很久也學不到。可幸這筆草書不僅少用，而且有其它的代替寫法，所以學不到也就算了。



非學不可的筆劃，加起來所需的學習時間充其量是幾個月。筆劃的本身不是書法的困難所在，孫過庭是說得不對的。



（二之一）

地震是怎樣的一回事

幾位經歷過算得上是大地震的朋友曾經不約而同地告訴我，地震的恐怖不親歷其境不容易想像。既然不容易想像，那我就不想算了。我曾經在美國西岸生活了二十多年，地震的經驗當然是有的，但都微不足道。最近在西雅圖遇到的六點八級地震，是另一番景象，使我能切切實實地體會到朋友們的經驗之談。



是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五十四分發生的，雖然感受到地震的時間僅四十五秒，但我覺得很長，因為在那段時間內我想到很多的事。換言之，在危險時人的腦子想得非常快。這與一般小說所形容的是兩回事。



我當時是在西雅圖市中心、美國西岸最高的七十六層大廈的二十多層，離震央三十多英里。不幸中之大幸，是這震央深於地下三十英里，損毀力大大地降低了，而又因為這深度，餘震甚微。當時是在朋友的辦公室，太太和我二人在一個小房間內。起初的兩三秒，我覺得地面在跳動，以為有工人在下一層大作維修工程。但不到五秒鐘，就明確是地震，大廈開始左搖右擺。我站起來，太太跑到我的身後。我一看形勢，就選站在門框下，雙手緊持門框，而太太在後支持我。我否決太太要躲進底去（這是一般人的做法）的建議，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認為要離開大玻璃窗；其二是我見天花是安全的輕膠之物，沒有燈箱在頭上；其三——最重要的——是我認為站多一點靈活性。



震盪越來越大，搖擺幅度驚人，而以鋼架建造的高廈，金屬磨擦之聲甚響。二十多秒鐘之後，震盪使我覺得整個大廈可能倒塌下來。我想，這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建的先進大廈，有防震措施，其安全總要比較舊的好。我於是不停地向窗外望，看鄰近最舊的兩三間大廈。心想，要是舊大廈不倒，我們就沒有問題了。



有趣的是，朋友的辦公室有許多房間，工作人員不少，但所有的人都鴉雀無聲，絕不像電影中描述的人們大聲尖叫。後來電視播出的這次地震的幾個公眾場面，除了物體碰撞之聲外，所有的人都是鴉雀無聲的。



為什麼地震會有難以形容的恐怖呢？事後我細想這個問題，答案是明顯的。



（一）事發前毫無先兆，不可能有任何心理準備。颱風、水災之類的天災，先兆明顯，而往往有關的部門老早就作了預告。



（二）地震的威力，不經歷過不容易想像。七十六層的大廈，一時間變得像輕舟那樣在大海中浮沉。大地震不是使你覺得如中巨錘，或被大浪沖走，或像香港的十號風球。不是這些感受，而是突然間覺得自己很渺小。



（三）在震盪中，除了迅速地看一下周圍的形勢，在幾步之內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你會感到束手無策，沒有什麼可以做或明顯地應該做的。聽天由命，是大地震的感受。



以上三點加起來，再加上大地震的經驗不容易遇上，第一次嘗試，就更覺得可怕了。六點八級的地震，算大但不算很大，且震央於地深三十英里，損毀不大，但此前朋友說是難以想像的，這經驗使我容易想像。



這次西雅圖地震的震央地點與深度，與五十二年前那裡的七點一級地震是同一震央。這次以後，恐怕要再等半個世紀才有機會「重演」了。然而，專家們可不是這樣說。我不是專家，但不同意他們事後所說的。且聽我解釋一下。



可能是因為大地震很少出現，事後的報道誇大得不得了。電視不停地播，播了好幾天，但如果你細心地觀察電視上的損毀場面，你會發覺來來去去都是那六、七處。更誇張的是，地震專家們群起而出，說西雅圖將會有八級呀、九級呀的超級地震。



我當然沒有資格說八、九級的地震不會在西雅圖那地區出現，但你敢不敢跟我賭一手？我認為地震專家的工作非常沉悶。大地震等來等去都不出現，等了半生，沒有傳媒問他們的意見。這與什麼股票專家、經濟專家或政治分析專家的經驗是不同的。大地震終於出現了，傳媒雲集作訪問、銀燈普照、相機閃閃，悶了那麼久，專家們語不驚人誓不休。





後記



在回港的飛機上看《明報》，讀到華叔在《三言堂》分析一首為岳武穆墳寫的對聯，是乾隆狀元秦大士寫的。聯云：



人從宋後少名檜

我到墳前愧姓秦



華叔提及另一個版本，上聯的「少」字變為「羞」字。問題是應該是「少」還是「羞」。華叔又認為，上聯的「少」與下聯的「愧」同是仄音，「少」字應改為「無」字，以協平仄。



以「羞」對「愧」，無論平仄、虛實，皆極工整，但我認為「少」字不能改。秦大士既然是狀元，當明其理。「羞」字太露骨，且有俗氣。「少」字含蓄，讓讀者多想一下，可圈可點也。「無」字也不恰當，因為過於誇張，難以置信。



上聯的「少」與下聯的「愧」是第五個字。一、三、五不論，同是仄音沒有問題。但我認為秦狀元棋差一：下聯的「愧」字也太露骨，有點那個。我認為「愧」字應改為「懺」字。聯云：



人從宋後少名檜

我到墳前懺姓秦

演說的秘密

我絕大多數的演說是事前毫無準備的。有時預先知道題目，有時幾分鐘前才知道，但要有兩三個選擇。沒有手稿，也沒有腹稿，要講就講。講正題的時間、聽眾發問的時間，任君選擇，我可以校得很準的。這種毫無準備的演說，可以講得掌聲雷動，但也可以大失水平。其中的差別，可不是碰巧使然，而是由一些明確的因素決定的。我經歷過多次的成與敗才找到這些因素。這些是我演說的秘密了。



回頭說，有小部分的演說我是先行寫好了手稿的。這樣的講話，效果永遠不稱意。最差的效果，是拿手稿但不一字一句地讀出來，只是看手稿發揮。效果比較好的是讀出來。我的困難是越讀越快，使聽眾聽不清楚。講得最好的是沒有準備之中的佳作。本文要談的是這後者的秘密，茲點列如下：



（一）講時不能太疲倦，事前要多休息。重要的演說最好先睡一覺。



（二）講前的三幾個小時，腦子要什麼也不想，最好是一片空白。要記，講前受到干擾就犯了大忌。前年在北京演說時（三天講了五次），因為交通擠塞，影響了情緒，就比不上在武漢的表現了。



（三）講前要多喝水，因為講時會大量消耗水分。口乾是講不出來的。



（四）這是最重要的。講場聽眾一定要人頭湧湧；站的擠得水洩不通更妙。千萬不要要求大講場。較小的站滿了聽眾，可取也。當然，大講場站滿了人更好，但這是有點苛求的。



老友佛利民口才冠天下，也是喜歡不準備的演說。他多次告訴我聽眾越擠迫越好，所以他也喜歡選用中、小的講場。佛老大名鼎鼎，就是大講場都有人滿之患。但他就是怕不滿，要選用較小的。



（五）講場不滿，而前面的幾行座位若是空空如也，就可能有災難性的後果。要知道演說是要自然地對聽眾講，好像是對朋友說話。在講台向下望，前幾排若是空了，你就要望天打卦。



（六）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演說，一開口不要先作多項稱呼——什麼校長先生呀、主席呀、先生小姐呀之類的，可免則免。我常用的開場稱呼只有四個字：「各位同學」或「各位朋友」。要是你隆重其事地作幾個稱呼，你就會緊張起來，落筆打三更。



（七）入正題之前最好是先說笑話。聽眾若不笑你就很麻煩！再說第二個笑話，聽眾還不笑你就要忙顧左右而言他，替自己鬆弛一下。若聽眾大笑，那你就「執到寶」，因為聽眾與你一起鬆弛起來了。



（八）這項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那就是一開始講話時，你要在自己目光所到的舒適之處，找三四位聽眾的臉孔來直接地跟他們說話。不要找「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也不要找愁眉苦臉，或心不在焉的。你要找笑容滿面，細心聆聽的，要在不同位置找三幾個。找到之後，整個演說你的目光就集中在這幾個臉孔上，對他（她）們說話。其它的聽眾你是不需要顧及的。（他們不會知道你是在跟選定了的人說話。）



從聽眾中選幾個「目標」不困難，開講後不久你會很自然地找到對象。要點是找到了之後，你要心安理得、時左時右地跟這幾位說話，好像是對朋友閒話家常的。要記，沒有任何演說可以比對朋友說話來得高明。你的「目標」在笑，你不妨說得輕鬆一點；「目標」似乎不大明白，你就多解釋一下。



（九）這最後一點，是講者往往不能控制的。那就是講者要舒適。講台不要太高（俯視而講發音辛苦，過了二十分鐘你就會覺得疲倦）；擴音器的聲浪要清楚自然，使自己聽得舒暢；坐講或站講皆要舒適。演說一、兩個小時——尤其是沒有準備的演說——是一項很集中的腦力活動。外人不容易明白在一兩個小時內講者的精力消耗量可以是大得驚人的。因此，舒適環境的重要性是不能誇大的。



我可以用三次不同的演說例子，來說明上述的可靠性。



例一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高斯拿諾貝爾獎前夕的講話。是晚餐後的演說，在場的諾獎得主二十多人，加上其它重要的來賓，我雖然不用手稿，但腹稿是有的，而且想得用心。殊不知講時一位我敬仰的大名家坐在面前，合眼睛，愁眉苦臉，使我亂了陣腳，講得一塌糊塗。佛利民在晚餐的圓桌上坐在我的右側，我講時他笑容可掬地替我打氣，但我不能常向右看，而又避不了向前看到的大名家，於是飲恨瑞典。



例二是一九九三年。港大校長王賡武搞一系列的「香港演說」，是準備出書面世的。我推卻了那次講話。殊不知事前一日，賡武給我電話，說已發了廣告，不能更改，我是非講不可的。是星期六早上十時的演說，我駕車回港大時掛個電話給女秘書才知道題目，是關於香港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關係的。



會場有三百五十個座位，補加坐椅一百，但坐著的聽眾只有大約三十人。賡武見到我，前來握手，說：「今天聽眾不少呀！」我看到那冷清清的場面，心想，上帝也救不了我。賡武安排我跟他坐在第一排。過了十分鐘，他跑到講台上介紹我。



介紹講者，王賡武是個奇才。他可以不用手稿，恭維的話說得不露痕跡，瀟灑自然，一口氣地說了二十分鐘。到我上台了，硬著頭皮走上講台，聽得背後掌聲雷動。向台下望，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應該有五百人以上，把我嚇了一跳。於心大喜，作一下深呼吸，馬不停蹄地講足指定的兩個小時。



後來這次講話的錄音整理成文，在兩處發表。港大輯而成書是由黃紹倫主理的。後來遇到他，他說想不到完全沒有準備我可以講得那樣好。我的回應，是主要因為沒有準備；有準備反而不成。但其實重要的是聽眾夠多。



更為成功的第三個例子，是去年在武漢中南財經大學的講話。那也是毫無準備的。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但學生早上十一時就輪候。結果是三百座位的講堂擠著七百多人，在講台前站得最近的倚台而立。用廣東話講，太太在旁翻為國語，舒適自然，而太太翻譯時，我有幾秒鐘的時間想下一句。那是最理想的安排了。後來該講話的錄音，整理後成為長文在國內發表，而我是不需要過目的。

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語高行健先生

一百年前，法國印象派大畫師莫奈說過這樣的話：「好些人老是要明白我的作品，要解釋一下。但我的作品根本不用明白，不用解釋。我的作品需要的只是他們的愛。」這是衷心話。莫奈說的是創作的本身不用解釋，繪畫如是，而我認為音樂如是，所有藝術皆如是，科學的創作也如是，而文學則更如是了。



莫奈的哲理有微妙的一面。你問我自己在經濟學上的《佃農理論》是怎樣想出來的，受到哪些影響，有什麼來龍去脈，我可以向你解釋得一清二楚，而外人是不可能比我自己更清楚的。但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在經濟學上搞些創作，那我就無以為應。我搞創作只是喜歡搞，別無其它。要是你逼我解釋為什麼要創作，我可能會胡亂地給你一些答案。不是真的。自己也不知道、不明白的事，怎可以向你解釋呢？



莫扎特是個偉大的音樂創作天才。他應該知道自己受到誰的影響，明白自己每首作品的思維。但為什麼莫扎特要創作，那就只有天曉得。天分奇高，品味如是，朋友欣賞，就忍不住動起筆來了。奇怪，創作的人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做，但外人卻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偉論滔滔。莫扎特自己不明白，外人卻說明白他，對外人的話，莫扎特聽來會怎樣想？



以上的觀點可不是我發明的。作學生時我讀到英國數學大師凱迪（G. H. Hardy ）在三十年代所寫的《一個數學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書中的第一段使我茅塞頓開。這段人類思想史的名言不容易譯得好，故先讓我把英語原文給讀者參考：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譯過來的大意是：



「一個職業數學家寫關於數學的事是悲哀的。數學家的本分是做點什麼，創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數學增加一點，而不是談論自己或其它數學家做了些什麼。政治人物鄙視評論政治的人，畫家鄙視藝術評論者，生理學家、物理學家，或數學家通常都有類似的感受。沒有任何嘲笑，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



當然，凱迪在上文提到的，是數學的創作。他是說創作的人自己不應該評論，無需解釋，而創作的人鄙視解釋的人，是深奧而又合理的。



在我所知的眾多造詣中，大部分既可創作，也可仿襲，或以技術取勝。但只有一項——文學——非創作不行。文學不創作就不是文學。所以我用《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為此文之題，也是說「創作是不需要解釋的」。我本來想用《文學創作是不需要解釋的》為題，但細想之下，「創作」二字可以省去。



高行健先生拿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炎黃子孫，我當然高興。但當我聽到他的諾貝爾演辭題目是《文學的理由》，就嚇了一跳。心想：「糟糕！他怎可以此為題呢？他是要解釋，而更頭痛的是要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做文學創作！」這是犯了創作者的大忌，演辭不可能寫得好，而若一不小心，就不免冒犯了其它的文學創作者。諾貝爾獎是說高行健有一等的腦子了，何必自作解釋，把自己的腦子降為二等？



最近朋友傳真給我高行健先生的諾貝爾演辭，一如所料，是「解釋」之作，犯了創作者的大忌，而以教授的資格來品評，該演辭的水平只是差強人意的學生習作。解釋為什麼要創作不容易寫得有水平，更何況作者是要解釋自己。這樣說，可不是說高行健先生的諾貝爾獎是不值得的——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以《文學的理由》為題是選錯了題目，落筆打三更。文學需要有什麼理由？創作需要有什麼理由？台灣的《聯合報》說得高行健先生的諾獎演辭怎樣重要，但我就是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同意數學大師凱迪的話，認為創作只是要做一點什麼，加上好奇心，就做一些比較新而又過癮的。我自己往往這樣做，因為覺得可以一舒胸懷，有點痛快感，而有時獨自思考，海闊天空，其感受很特別，有點自豪。我認為這是某些人的常情，而另一些人則喜歡做其它的事。我也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框框太多、太緊，使本來有創作之常情的學生，為了考試死記而被迫脫離了創作之途。



不要清高地說創作或文學是與金錢無關的。人類歷史上，創作的盛衰必定與經濟的盛衰有正面連繫的。可悲的是，日新月異的今天，文學創作舉世都在走下坡。這是不容易理解的。炎黃子孫的命運更如是。昔日張愛玲在上海，久不久寫一篇創作文章，生活過得很寫意。其後就賺不到錢，不再寫了。舒巷城曾經告訴我，在報章上發表一首新詩的報酬，只換得一碗魚蛋粉。美國的情況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昔日海明威一篇短篇小說，其價高於一位大畫師的一幅精品。今天在美國暢銷的書，算不上是文學。



文學無價，是文學走下坡的原因。然而，繪畫、雕刻、建築等藝術，今天的市場十分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那是為什麼？

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二月二十日的《蘋果日報》有一個大字標題：《羅范椒芬舌戰張文光》。顧題思義，這是關於政府資助教育應多應少或應加應減的「舌戰」了。羅范椒芬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是政府的人，面對赤字財政，要節省教育資助是很自然的。張文光是教協頭頭，代表教師公會，要增加政府教育資助不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減，毫無原則的爭議，「舌戰」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決辦法。我說沒有原則，是一方面為教師爭取收入，這是與資助教育的本意脫了節的；另一方面要減少支出，也與資助教育的原意脫了節——難道政府大有盈餘，就應該樂善好施，大花納稅人的錢？



衡量政府資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兩個原則是沒有誰可以合理地否決的。



第一個原則是資助教育從來都是指資助學生——尤其是熱衷於求學但出不起錢的學生——而不是指資助教師或學校的。當然，政府資助學生，對學校的員工及教師會有好處。但學校不是出糧機構，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出售知識，學生是顧客。把錢交到學生手上，指明只限於求學的用途，就是資助教育了。至於學生要學些什麼，要進哪間大學，到哪個地方去就學，一般來說，其選擇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況本末倒置，資助的錢交到學校去，學生顧客沒有什麼發言權，而校方出售的知識是否有所值，沒有市場衡量過。要是資助教育的本意是資助學生的話，那麼老實說，張文光先生就沒有什麼資格在這方面發言了。他不是代表學生工會，而是代表教師工會的。但資助教育可不是資助教師，是多是少教師及他們的代表無權過問。



不要誤會，我不是在搞什麼文字遊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認為兒童是應該多喝牛奶的。政府於是資助兒童喝牛奶，把換奶的憑券交到兒童的父母手中。如果當年美國的市政府把資助牛奶的錢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讀者認為會怎樣呢？



要爭取多一點政府的牛奶資助，出聲要求的人應該是兒童或兒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當然，當年在美國，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張文光先生那樣，跑到政府作說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動了。事實上，有些城市中了計，要政府把牛奶錢交到商人的手上，換來牛奶價格管制，一塌糊塗，最後是取消牛奶資助。



第二個資助教育的基本原則，像資助牛奶一樣，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場的判斷為依歸的。教育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場不值錢，說得怎樣高深，怎樣曲高和寡也無補於事。君不見，今天美國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場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愛因斯坦，要研究市場沒有價值的相對論，而你自己又沒有家傳的錢，那麼你要找點外來的研究金是不難理解的。在美國，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設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個研究者的申請，而香港政府對大學所供應的研究金大為可觀，在比例上遠高於美國。但這些是資助沒有（或看來沒有）市場價值的研究，不是資助教育。我們要資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們認為需要購買而又樂意購買教育的人出不起錢，政府就隨緣樂助了。



不要以為有些學問或教育大有意思，對社會大有貢獻，但在市場賣不起錢，所以政府就應該資助這些教育了。你可能認為醫學呀、工程學呀、金融、經濟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學、藝術、歷史之類，很重要的教育，沒有市場，是需要資助的。這觀點不對。要是查良鏞講中國歷史，董橋講文學，黃君實講中國藝術史，黃永玉講中西藝術比較，黃苗子講八大山人——收入場費，你會見到我付錢聆聽。在美國念研究院的兒子告訴我，在他的大學，凡是值得聆聽的學術講話，例必高朋滿座，要收入場費是沒有困難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學教育而言，絕大部分的學系是有市場價值的，但學生上課的習慣非常差。這一則是免費的學習搞不起學術氣氛（據說外間的中學補習社交了錢的學生一定到），二則是老師的教法提不起學生的興趣。香港的大學的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是自然科學（如物理等）的市場需求甚小。這些是我個人最佩服的學問，但在香港的就業市場，一個物理學畢業生不知道到哪裡才能找到與所學有關的工作。



我說過好幾次了：政府應否資助教育，是主觀的問題，我們不能以客觀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們認為必須資助教育，那我們就要按原則從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亂說一通。我們要把研究的資助與教育的資助分開（香港政府是分開的，但到了大學就起了混淆）。我們要明白資助教育，是資助學生，不是資助學校或老師（這一點，香港政府大錯特錯，因為我們採用的是「直資」，把錢直接交到學校手上）。我們也要明白教育或學問是一種產品，其價值是要以市場為依歸的——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聖。然而，在龐大資助下的香港教育，因為市場顧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選擇，教育的概念變得「清高」、「神聖」起來了。



無論怎樣說，來來去去我們只有一個結論：要資助教育，能遵守上述兩個基本原則的可靠辦法，是推行學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