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可以訓練出來嗎？

原則上，一個人的智商是天生的，與後天的訓練扯不上關係。然而，數之不盡的研究報告說，後天的環境、教育等，對智商測驗的分數有很大的決定性。原則上後天的際遇對智商應該沒有影響，測驗成績的反證是說測驗本身有問題。因此，專家認為，智商只能在兒童測試才可靠。

但嬰兒一出生就是後天，父母從第一天起的愛與關懷或多或少會影響兒童的腦子。這樣，天下間不可能有可靠的智商測驗了。把道理推到盡，我們可以說，除了腦子天生有缺陷，我們無從肯定人與人之間的先天智商有所不同。說不定，所有腦子正常的人的天生智力差不多，後天不同全是後天的際遇使然。

問題是，有些聰明顯然是遺傳的，後天的際遇怎樣也不能圓滿解釋。中國的蘇東坡一門三傑，英國的赫胥黎也是一門三傑，其它看來是由父母遺傳給子女的聰明例子多得很，違反了先天沒有決定性的或然率。

無論怎樣說，我認為後天的際遇對智力影響很大。不是專家，我的感受，是莫名其妙的天才是遺傳的，但一般的聰明卻主要是後天的影響。我沒有見過一個以前不幽默而後來變得很幽默的人，也沒有見過一個以前毫無文采而後來變得大有文采的作者，但我見過不少以前不聰明而後來變得聰明的。

幾年前張滔和我忽發奇想，考慮做一盤前所未聞的小生意。起因是一份報告，說從小多聽古典音樂的孩子，長大後比較聰明，而古典音樂中莫扎特的「聰明」效果最大。我們相信，因為音樂的節奏與旋律是一種思維，而莫扎特的作品是最清晰地有邏輯性的。我們早就知道數學與音樂有連帶關係，而莫扎特在數學上的天分有記載。

張滔的智商了不起，而他和我對莫扎特的音樂歷來偏愛。我於是建議，讓他和我選出一些最有清晰思維的莫扎特代表作，加起來兩個小時的幽美音樂，出版一小套「聰明」唱片給孩子們聆聽。後來因為獲取版權的手續麻煩而打消主意。

想到上述的玩意，因為自己曾經有一次智力急升的經驗。那是一九六二年，我花了三天時間細讀費沙的《利息理論》，只讀開頭的一百五十多頁，反覆重讀。讀後覺得自己明顯地聰明起來。費沙的名著不湛深，但文字的清晰與分層推理的緊密是我前所未見。讀後再讀其它論著，哪些清晰有理，哪些模糊不清，哪些大有問題，我可以容易地作出判斷。去問當時比我知得多的教授，他們的判斷與我新學得的看法大致相若。這是說，在很短的時期內，我的思維從一個學生的模糊躍升為一個教授的清晰，所欠的只是學問還差一大截。

思想是一條路，你沒有走過不容易知道怎樣走。胡亂地摸索是愚蠢狀態。如果你跟一個思想大師走過一次，走通了，學得怎樣走，就聰明起來。但好些稱得上是大師的，其思路並不清晰，你跟他走了一次或多次也不一定知道怎樣走才對。費沙的思路清晰得奇怪，又或者與我的腦子有格外適合的地方，我只跟他走一趟就增加了智商。當然，我也學過其它大師的走法，只是費沙那本書最快見效。

聰明可以學，能學多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造化。但聰明與創意是兩回事，與想像力也是兩回事。創意與想像不是兩回事，也不是一回事。讀者想想吧。

要冷靜地處理中國農民問題

這些年來很多青年要求我分析中國的農民問題，提出些建議，希望改善農民的貧困生活。不久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陳桂棣與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洛陽紙貴，其中描述安徽農村的故事，很具震撼性。與此同時，溫家寶對農民的關懷，溢於言表，而最近又提出五年後取消農業稅。

我不懷疑，從國務院到小學生，他們對農民的熱情是真實的。事實上，神州大地沒有出現過像今天那樣濃厚的對農民的關注。手頭沒有足夠而又可靠的中國農業資料，自己的觀察很片面，不能作出有份量的分析。幾天前太太的弟弟，一個四十六歲的飽學之士，給我電話，說他讀《中國農民調查》，哭了，要求我立刻為改進中國農民的生活下筆。可惜感人的故事對經濟分析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不要告訴我中國農民的苦況——我可能比所有的人都清楚。二戰期間我在廣西的農村生活一年多，記得只吃過一碗飯，稀粥一兩個月才能品嚐一次，蕃薯是上品，十來天才吃一次，主要食品是木薯，有毒的，要在水中漂洗幾個星期才能吃，也吃不飽。骨瘦如柴，餘下的皮肉因為營養不足而腐爛，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還見痕跡斑斑。

重要的是，當時的農民說，他們的苦況不是二戰使然——歷代相傳也如是。今天中國的人口比六十多年前上升了兩倍，而農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進。還是困苦，但平均壽命不到四十的日子是過去了的。

拙作《佃農理論》對中國農業有深入的分析，曾經在芝加哥大學教過農業經濟，不是個門外漢，加上二戰時的經歷，可以冷靜地看問題。我要在這裡提出三項原則，漠視其中一項中國農民的生活不會有大作為。

原則一。農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棄農轉工商。華中的張大哥培剛五十多年前就為這問題大聲疾呼，而去年謝世的芝大農業經濟大師D. Gale Johnson關心中國，為這個問題寫過好幾篇文章。想想吧，在美國，一個以農為業的小康之家，需要擁有的一級農地大約是中國的三百畝。我不知道今天中國一戶農家的耕地是多少，還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棄農從工，中國的農民不可能有小康之樂，永遠不能。

另一個現象同樣有說服力。個人的隨意觀察，以年息五厘算，今天中國的工業用地的現值比農業用地的大約高二十倍，住宅用地則大約高六十倍——雖然工、住用地有轉用途的開發成本。這龐大的差距代表著龐大的浪費。人口不大量由農轉工，土地相對較少量轉用途，這差距是不會大幅收窄的。

據說今天中國的農民人口是九億，大約是總人口的六成九，比以前的八成五有改進。我認為六成九是高估的，因為很多農民今天半農半工。正確的數字我不知道。同樣，我不大相信很多地區的農民的人均全年收入不及人民幣四百——工業及其它外快應該沒有算進去。低收入卻是毋庸置疑的。要使農民一般達到小康之家，以全職農業算（full-time equivalent），其人口比率要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政府幫助任何人是干預市場，但為了幫助農民而干預一下不容易反對。問題是，你可以幫助農民而鼓勵他們留於農業，也可以幫助農民而鼓勵他們轉到工業去。前者錯，後者對。縱觀今天北京幫助農民的策略，是選錯了方向。正確的方向明確，但路要怎樣走，我要多作細想才說。（我需要中國農地的頗為詳盡的產權與分配資料，希望讀者可以提供。）

原則二。一定要放棄農產品自供自給的保護主義。中國人多地少，加上大量棄農轉工的需要，農產品不可能自供自給而有大成。我多次說過，歷史上沒有任何供應，能比讓人家賺錢的供應來得可靠。要讓農產品自由進出口才可把農民的生活搞起來。稻糧今天有進口，是正著，但最近北京決定補貼鼓勵稻糧種植，是劣著。

大量放開農產品進口，市場的發展會轉向勞力密集的農產品那方面去。例如同樣農地面積，蔬菜種植所需的勞力大約是穀稻的八倍，而飼養行業與溫室培植所需的勞力，以土地面積算，也多。需要勞力密集的農產品，每畝的產值相應上升。開放農產品進出口，中國的農業會向這方面發展。以養牛為例，美國養一頭牛所需的土地面積大約是中國的三十畝。讓自由市場發展，中國肯定不會選這種養法。市場的發展，要不是牛只進口，就是學日本神戶的飼養：種植名貴飼料，以人工替牛按摩，像服侍父親似的，炎黃子孫出不起錢購買，就賣到外地去。

是的，中國要放棄二百多年前歐洲的重農主義的糊塗思想，開放農產品進出口。需要勞力密集的農產品與工業皆有可為，可以出口交換地多人少的農產品，由市場處理。

原則三。中國農民的困難不單是地少人多，而更重要的是知識不足。沒有任何資產能比知識資產來得穩定可靠，而不像土地，只要願意付出代價，知識資產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

要干預市場來幫助農民嗎？聽我說吧：大量向他們廉價供應知識教育。有多種通過媒體（例如電視）及其它廣及形式的教育方法可以選擇，而天天為中國農民哭哭罵罵的大學生，不能自食其言，臨陣退縮，要站出來作點義務工作了。我建議國內的大學採用美國的每年四學期制，學生選修三個學期，輪更地抽出一個學期到農村作教育工作。這經驗對大學生自己也是一種好投資。

兩年多前在成都幾家大學講話，聽到大約百分之三十的大學生是農村子弟，很高興。當時我說，這個數字使我對中國農民的前景看到一線曙光。萬事起頭難，今天農民求知的意欲明顯，政府要干預，不妨順水推舟，把補貼稻糧種植的錢轉往種植知識於農民的腦子中去。

我既欣賞也擔心溫總理的仁慈。國家負擔得起，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反對幫助農民。但幫助要講戰略，要論投資的社會回報。我認為上述的三項原則是要堅守的大方向。

出術的遊戲

兩年前女子足球世界賽，決賽是美國對中國，中國負一比零，原因是一個十二碼罰球中國射不入。電視慢鏡看得分明：美國的女門將搶先離開球門界，犯了規，但球證看不到。美國隊勝後狂歡慶祝，女門將成了英雄，被問及是否過早離開球門界，她說：「當然啦，但球證看不到，我贏了。」訪問的記者臉有怪色，門將補充說：「那是足球遊戲的一部分呀！」

真的是遊戲的一部分。體育遊戲，只要瞞得過證人，出術是容許的。我不明白為什麼當年馬納當拿的「上帝之手」，會受到那麼多的非議。如果球證無能或偏袒，責罵球證好了。這是說體育，不說其它。

經濟研究，出術的行為也不少。一般不是刻意的。主要是事實引證那方面。有意無意間，研究者往往重視支持的證據而漠視反證。尤其是統計分析，有意或無意的出術，方法多得很。然而，學術要忠誠才可以滿足自己。多年以來，多次在夢中驚醒，問：我有沒有在無意間欺騙了自己呢？這方面，先進之邦的高級學府，其忠誠意識一般令人拜服。

政治投票出術的傳言，就是公正嚴明的國家也時有所聞。這次台灣大選，一千三百萬票中陳呂險勝連宋僅二萬九千票。但「無效」的廢票達三十三萬七千多張，高出上次大選的十二萬很多。更令人懷疑的，是阿扁的家鄉有廢票十七萬。這些是明顯地違返了統計學的或然率。投票不是足球比賽，如果來一次法律容許的重點票數，連宋「翻案」的機會不低吧。

問題是：陳呂那一邊有否刻意地出術呢？很難說。一九五四年的夏天，我代表父親的公司，作為購買數十噸凡士林的秤重量公證人。賣方出一個胖子，買方出我，一個對一個，在烈日當空的曠地上過磅。天大熱，鐵桶桶桶漏油。我方是重量愈小愈有利，對方當然相反。我要磅上的秤桿升得高一些，對方要低一些。但大家有講有笑，而他是胖子，烈日下不耐煩，又見鐵桶漏油，老是讓秤桿高一些。結果是，父親的公司兩個月後把整批凡士林賣出去，竟然多了三噸﹗

很可能，台灣這次大選點票，偏於阿扁那方的工作人員較多，見略有疑問的投連宋的票，則廢之，同樣略有疑問但投陳呂的，則受之。當年買凡士林，賣方沒有要求再秤。如今連宋要求再秤凡士林，不知要選哪種秤子才對？如果廢票像一個台灣朋友所說，有兩個印章，雙方皆選，則審死官矣。

最後說一下大選前一天的槍擊事件，嚴重的。疑點不少，大家都讀到。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人提到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陳呂車上擋風玻璃的彈孔，是否在槍擊之前就存在呢？那麼多途人在拍攝，不應該沒有彈孔出現的先後證據。

如果彈孔在事發前出現，那是預先的安排，是出術的騙局了。但如果事發前玻璃沒有彈孔，那就應該是真的行刺。安排做戲，陳呂不會那樣傻，叫人真槍實彈地向著他們開兩槍。朋友，就是土炮你也不願意作總統吧。

不修邊幅的天才

上期提到作石油顧問時，僱主要求寫一篇關於期貨市場的文章，聘請了一位同事教我期市的運作。我說這位同事絕對是個天才。很少說一個人是天才——有時客套地說，但這次是衷心話。這位同事的名字是L. Kochin，在行內有名，名不大，但與他很相熟的都同意我的看法：Kochin是個天才。

先談他教我期市時大吵大鬧的那十多天精彩日子。他要向我解釋期市的運作，但我堅持不聽他的解釋——我要知的只是期市運作程序的事實。這樣傳授動不動會吵起來：我問一個事實，他答了要補充解釋，或附加他認為有關的事實，我都反對。他對期市知得很多，一開口就如長江大河，但我堅持不讓他說下去。好幾次他大發脾氣，說：我怎可以教你呀！

我的堅持是要維護自己腦子有一片空白。作研究生時我讀過幾篇關於期市的文章，湛深難明，沒有受到「污染」，但要「破案」卻如臨大敵。我要在一片空白中把一些事實放上去，然後試以一個理論架構把事實砌成一幅圖畫。砌了幾項，再去問新的事實，砌不上就要把理論修改了。這樣砌砌改改的，過了十多天一幅完美的圖畫出現了，再沒有放不進去的事實。

我第一次見到Kochin，是一九六八年，在芝大經濟系舒爾茲（後來獲諾獎）的農業研究工作室。該天一位研究生講述他博士論文的大綱，在座有四五位教授與二十多位研究生。不記得因為講者說了什麼，我突然問：「一家當舖出售的是什麼？」在座的師生鴉雀無聲。我再問，後排一位研究生縱聲大笑，笑個不停。打量這個人，見他衣履不整，頭髮凌亂，很胖。我見他笑得那樣開心，忍不住跟他大笑起來，跟著全室皆笑。

舒爾茲問：「史提芬，當舖出售些什麼呀？」那胖子與我一起衝口而出：Liquidity！胖子就是Kochin。我是先有答案才發問，他竟然在數秒鐘內想出答案來。研討散場後我跟他握手，介紹自己。

在芝大我喜歡在辦公室工作至深夜。晚上十時左右，Kochin往往跑來與我聊天。那是他在圖書館讀書後的休息時間。天馬行空，無所不談。他是一套百科全書，古靈精怪的數據或歷史，滔滔不絕。他想得快，說得也快，但沒有組織，推理跳來跳去，我也要跳來跳去才能跟進。是的，與Kochin對話彷彿是智力測驗。

一九六九年到了華大，系主任諾斯（後來也獲諾獎）要我推薦聘請新秀的名字，我當然首推Kochin，但說明智商不高的學生不會知道他在教什麼。諾斯既然聘請了我，當然喜歡多聘怪人，Kochin也就到了華大。

我還記得芝大寄來的兩封推薦信，是大師寫的，可圈可點。一封是L. Telser寫的，大略說：「你們都知道我很少說一個人是天才，何況是一個學生。但這一次，以天才來形容Kochin是恰當的。」第二封來自佛利民，也簡短。信說：「他是一塊未經雕琢的鑽石（He is a piece of diamond in the rough）。」說得好，三十四年後的今天，Kochin還是一塊未經雕琢的鑽石。我想，既然這鑽石難得一見，為什麼要雕琢它？

此前我寫過一位朋友遺失了（不是被盜了）汽車。那是Kochin。最近我那關於期市的文稿失而復得，巴賽爾在電話上頻稱奇跡，因為是Kochin找到的。我拿著文稿，很有點激動，只見第一個註腳寫道：「此文獲益於多次與Kochin教授研討。」

詠梅記

古人詠梅的詩詞歌賦多矣。儘管張炎高舉姜白石的《暗香》與《疏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我個人還是選陸游以《詠梅》為題的《卜算子》居首。梅花任何人都可以寫，歷來的詩詞數以千計，但不會有很多人反對我把放翁的《詠梅》排第一——其意境之高遠超世俗：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近人毛潤之和陸游，也以《詠梅》為題寫《卜算子》，也寫得好得不得了：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雖然感情的表達比不上放翁，但瀟灑如斯，古往今來潤之可以排第二。眾所周知，我不同意潤之先生的經濟分析，少人知的是我衷心欣賞他的才華。

提到這些，因為不久前要去拍攝梅花。我的習慣，是攝影前要有前人的詩詞佳句在腦子中打轉。一位同學要找些關於梅花的詩詞給我先讀，我說不需要了。雖然還背得出的只有十多首，但我想，既然自己多年來為陸游的《詠梅》著了迷，本錢足夠，不需要再加些什麼了。

要攝梅花，因為要出版一本關於江南的攝影集，而江南不可以沒有梅。梅花的集中地是南京與蘇杭一帶，最具代表性的江南名勝。影友們說攝梅不容易，但我只求大約六幀作為一組，兩三天應有所獲。殊不知拿著上述的放翁與潤之的詞句作為本錢，我只花了幾個小時就攝得大約八十幀有出版水平的梅花作品。

在已經出版的《荷鄉掠影》中，我說想不出有其它的花，可以單為之而出版一本攝影集。但該集只有三十四幀荷花，六幀荷葉，要以其它田園作品湊夠所需的七十四幀。攝影梅花是意外的收穫：大約八十幀可出版而又有足夠變化的全是梅花。這意外使我要更改預算。我本來打算花一年時間出版五本攝影集：兩本已出版，第三本——《武陵散記》，攝張家界——已付印；第四本是江南，第五本是九寨溝。於今梅花殺進，九寨溝可以不去了。江南一集是零散題材，要費時湊夠作品，目今所得近八成，不用梅花，要再想題材了。

今年可說是梅花年，因為很多影友要去拍攝梅花。大家都知道位於南京的梅花山是最多梅花的地方，但我沒有到過。大家都探聽花開時日，互通訊息。大家都說今年天氣冷，梅花會開得遲。大家都在等。

一位風情萬種的女性朋友，愛梅花，有研究。她工作天在上海，週末在南京，每隔兩三天給我報告花開的訊息。她又說南京的梅花山雖然地廣花多，但品種不及位於上海的面積不大的莘莊公園。等花開，等來等去還未開。二月十九日，她給我太太電話，說：都開了。福哥與黃醫生等影友同樣收到情報，大家趕到上海，打算從蘇州攝到無錫攝到南京。

我是先試莘莊才考慮去南京的。到莘莊公園的第一天，天陰有雨。攝了一個小時，趕著拿膠捲去沖洗，看看效果。效果好得出奇，於是對太太說，不用去南京了，但要等太陽。翌日醒來，窗外陽光普照，但天氣報告說過一天會下雨。我想，這就是了。上一天見到的梅花，有些已開始凋謝，今年的花開盛日，有陽光的，恐怕只有這一天。我知道自己，攝影時集中而陶醉，不能自已，在感情與動作的融合中只可以維持三個小時。天上沒有雲，還有陽光時間，我決定下午才往莘莊。

是奢侈的攝影玩意。有助手背著三部照相機（其中一部很笨重），太太拿著傘子遮光，而自己左肩有肩周炎，左手要人協助才能托起相機。收穫甚豐，三個小時攝得的，沖洗後看，竟然有五十多幀可以出版——天助我也。其中在一個多小時內，快門曝光四十次有三十多幀可以出版。這是不容易相信的攝影際遇了。

過一天的早上，果然下雨。我對太太說：看來已有足夠作品出版一本很好的梅花攝影集，但為安全計，要「保險」，下午我們要到莘莊再走一趟。到莘莊補攝一個小時，與前天一樣，天陰有微雨。後來發現一件奇怪的事。這天與前天的作品中，竟然有三幀相同：花枝相同、角度相同、裁剪也相同！怎麼可能呢？莘莊公園的梅花不下百株，花枝數以千計，自己只在園林中隨意觀覽，意之所之地把快門按下去，一個小時只曝光大約二十次，怎會相隔兩天而前後有三幀作品完全一樣呢？唯一的解釋，是個人的風格特別，而又主觀明確，所以喜歡的有固定性。

梅花是中國傳統獨有的花，其枝疏而有勢，其花小而高雅，其香幽而遠致；品種、色澤有別，但無不脫俗。花開遠看如雪掛枝，是新春最早開的花，在寒冷的氣溫下，雪與花不容易分開來，詩人就這樣下筆了。花開近看花連枝，彷彿上佳書法，使我覺得中國的書法是受到梅花的影響。

我也覺得生長於其它文化的攝影家不會懂得拍攝梅花。我沒有學過國畫，但看過很多，對這次攝影梅花有助。讀過很多中國的詩詞，幫助更大了。最重要可能還是研習了十多年書法，對書法的欣賞與理解下過功夫。這次攝梅，想著放翁與潤之的《卜算子》，方便地以書法的變化處理。

本來打算把梅花攝影集名為《詠梅》的，但詩人「詠」得太多了，要換點新意。我想，既然自己對梅花的感受欠陸游那麼多，再多欠他一句吧。集子的名字將會是《寂寞開無主》。

失而復得意興闌珊

上期在這裡發表《向曼昆致意》，欣賞美國首席經濟顧問曼昆堅持貿易開放與支持工作外判的立場。之後再細想在世界大變中美國的經濟前景，認為美國的先決條件實在好，在先進國家中應該是最容易適應舉世廉價勞力暴升的局限轉變。打算繼續分析，但理論細節還要多想一段日子，就擱置下來先寫其它的。

話說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間，我作了六年反托拉斯的經濟顧問，其中花時最多的是加州的一件石油大案。我負責研究的是石油交換合約，是難得的顧問工作，何況僱主大量供應外人不容易得到的資料。負面只有一處：研究寫下來的是僱主所有，不能發表。我的老師艾智仁也參與該重要的反托拉斯案，讀到我寫的研究，頻呼精彩，可惜不能發表。

上述顧問期間，僱主要求我寫一篇關於期貨市場的文章，順便分析期市與石油交換的分別。結果我寫了一篇只有十五頁隔行打字的短文，是我在顧問工作中唯一可以發表的，但沒有發表。期市是經濟學上的一個格外困難的題目，有關的文章很多，但眾說紛紜，求學時的老師與後來的同事都說不懂。石油公司替我聘請了一位深知期市的實際運作的同事，教我期市的運作程序。我跟這位同事大吵大鬧。他說我不聽他的解釋。我說不要聽他的解釋，只要聽他知道的期市運作程序。最後大家君子協定：我問事實，他答事實，但他不能提出他的觀點。這位同事絕對是個天才，但我不准他發表意見，是前所未聞的學術研討了。

兩個多星期後文稿寫好了，當然讓該同事先讀。他讀後說：「眾人皆說你是個怪人。現在我才明白，你的創意來自不聽他人之說。這篇文稿是我讀過的唯一清楚地解釋了期貨市場的。」評價傳了開去，其它同事讀後皆說沒有見過那樣簡單的期市分析。

要把自己的英語文章結集好幾年了。還未成事的一個原因，是找不到上述的期市文稿。當年讀過該稿的朋友都說沒有留存。找呀找，幾天前跟巴賽爾通電話，他說：「奇怪的事發生了。我們找到你的期市文稿！」

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完稿的，當時四十二歲。引言一頁多；闡釋期市只有四頁（大約一千字）；分析期市合約與石油交換合約之別四頁多；解釋石油期市難成又四頁；入門讀物介紹一頁。

收到文稿傳真後，好奇地趕著細讀。此讀也，覺得自己今天再不可能寫出那個水平的文章。期市的經濟闡釋是公認為湛深的題材，但我只用了一千字就解釋得一清二楚。不久前林山木說我寶刀未老，說笑罷了。思維能力走下坡明顯，從哪時開始不得而知。再不可以寫出那樣水平的分析文字，不由得意興闌珊！

因為牽涉到一般人沒有聽過的石油交換合約，文稿不易讀。有關的專業人士要閱讀該稿，可以電郵索取。

向曼昆致意

今年四十六歲的哈佛經濟學教授曼昆（G. Mankiw）我不認識。一九九八年他出版了一本教科書，洛陽紙貴，得享大名。後來布殊總統委任他為白宮經濟顧問團的主席，舉足輕重。美國的貨幣政策以格林斯潘為首，經濟政策則以曼昆為首。聯邦儲備局的獨立性強，格林斯潘的自主權比較高。曼昆的顧問團管貨幣之外的經濟多方面，上頭要聽就聽，要不聽就不聽，權力不大。

幾個月前美國對中國的外貿有大逆差，議員們大吵大鬧，好些主張壓制中國貨品進口。曼昆力排眾議，高舉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定律，半步不移。算是過了一關。最近曼昆「闖大禍」。在美國製造業有二百八十萬人失去工作的情況下，他公開支持工作外流：產出外判及美商投資到外地設廠。這也是信奉比較優勢定律：美國的產出成本高於外地，那就到外地產出好了。這一回，議員群起而攻，曼昆被罵得厲害。他道歉措辭不當，但堅守原則，半步不移。可幸布殊與格林斯潘都支持他。

相信自己學得的容易，但在政治壓力下要堅持自己的信念非常困難。曼昆是個有氣節的人，我佩服。回想七十年代初期，佛利民作本科生時的老師A. Burns經不起壓力，支持價格管制，弄得他兩師徒反目。

我懷疑曼昆可以堅持很久。他的推理答辯不夠說服力。他可能是第一個美國的首席經濟顧問，意識到一九九一年我在瑞典對佛利民提出的重點：多國開放改革，舉世的廉價勞力暴升，世界的經濟結構將會有大變。這大變今天就在眼前。曼昆堅守的原則只對一大半，錯一小半，所以答辯不容易。

他錯的小半，是在匯率與工資不易迅速調整的情況下，比較優勢定律可以在一段時期失靈。他對的大半是這定律遲早是經濟民生之道，愈早放開，市場調整愈快。如果引進議員們要求的保護主義，痛苦的日子來日方長也。

香港大搞福利經濟，公務員薪酬高企難下，又有聯繫匯率——這些增加了調整的困難。但如果香港的工業不老早就大部分北移，今天在國內賺到錢，效果不堪設想。同樣，台灣不景，但如果十多年前郭婉容不讓台商紛紛到大陸設廠，台灣今天恐怕不容易找到飯吃。

日本糊塗得很，信奉保護，調整期長達十七年。今天有起色，輿論變為感謝中國，也有人提出了我曾經寫過的「日日貿易」論。韓國保護較少，而工資也較低，所以調整得快。朋友說，韓國佬提到中國就笑容滿面了。

不一定要到中國投資才可以賺錢的——廉價勞力之區多得很。俄國的經濟大有起色，印度開始見到一點光澤，東歐據說也有進境——這些都與先進之邦的產出外判有關。落後之區先得甜頭，先進之區要經過一段不舒適的、有爭議的調整期，但以開放加速調整，是正著。

曼昆先生，你的堅持沒有錯。美國不僅地大物博，而更重要的是人材鼎盛：頂級的專材多而精，新興之邦要很多年後才能追近。堅持開放，這些專材會精益求精，發展新行業。廉工外判，腦子我留，是堅持開放下美國會發展的方向。問問日本仔吧。工會的頑固是困難，最低工資也是困難，這些先生是要盡早處理的。

我也有一個夢

不久前讀到馬丁說他有兩個夢——一是民主夢，二是回鄉夢，不勝感慨。

馬丁與我同輩，年齡應該差不多。十年前第一次遇上，他提到一位認識我的忘年交，叫梅常安。梅常安是五十多年前我在灣仔書院時的同學，依稀記得他當時住在北角的清風街，養熱帶魚很有兩手。

大約八年前，太太在美國收到一封不知是誰寄來的信，在電話讀給我聽。筆者的名字是梅常喜。我記得了，梅常喜是梅常安的哥哥，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磯認識他。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不久，中英談判開始。遇到當年在灣仔書院最談得來的同學王柏泉（今已故），談到九七問題，他說一位朋友可能起點作用，那位朋友的名字叫李柱銘，後來我才知道是馬丁。柏泉又提到他在社會福利署工作時認識一位朋友，叫司徒華。華叔可能比我和柏泉年長一點，但也是同輩。不容易想出很多的出自香港、熱衷於國事，而又與我年齡相若的人。李怡應該是一個。他比我大一歲或兩歲。我回港任職後才認識李怡，先聽過他的名字，知道他是香島中學的才子。

我是不熱衷於國事的。對政治一無所知，毫無興趣，要熱也熱不來。我對中國的一點情意結，起於童年時在廣西逃難，認識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午夜思回，老是想著要為中國的青年做一些什麼，廣西的經歷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事前意想不到的原因，是專業上的一點責任感。高斯一九八○年起不斷催促我回港工作，認為我專注的產權理論適用於可能會出現的中國改革，而我又懂中文，天下間再沒有第二個了。八二年回港任職後，近看神州，知道高斯所言非虛。當時專業上要作一個選擇：要繼續在外地發表英文論著呢，還是學寫中文，針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下筆？高斯堅持我選後者。我見創立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幾個人中，只有我一個比較年輕，還有魄力可以持久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我沒有把握引起巴賽爾等人對中國的興趣。我知道自己可以把經濟分析說得淺白。是的，就是非專長的貨幣理論與宏觀經濟，因為屢與幾位大師周旋，我對重點拿得準，可以淺白地言之成理。

也是師友的影響，加上自己的觀察，除了思想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對社會會有什麼影響力。最高的期望，是把經濟分析的文字，多篇地陳列在思想市場上，執政者要選購，可能選中一些。幾百篇中語經濟散文放了出去，這些年來多次依稀地覺得北京的政策彷彿是我說過的，但無從肯定。有幾次肯定他們選的與我建議的不同（例如最近的最低工資），我不高興大約五分鐘。從改進社會的角度看，我不是個人物。

一艘比鐵達尼還要巨大的郵船，在風雨中航行，一個孩子站在船頭，看得清楚到處都是冰山、礁石。船行得快，孩子不禁大聲疾呼，不斷吶喊。明知船長不會管他，但當每次大船及時脫險，孩子開心，想，難道船長真的聽到他的呼聲嗎？最後太陽出來了，見到汪洋一片，孩子更開心了，忘記了自己曾經大叫大嚷。

我也有一個夢，夢見一個孩子在風雨中站在船頭，不斷地吶喊——這孩子是我。

再覆小凱

兩星期前在這裡發表《覆小凱》，此覆也，是基於幾位同學在網上讀到的楊老弟小凱品評區區在下的文字，澄清一些不對的但頗有新意的傳言。後來才知道，小凱的長文是在大名鼎鼎的《南方週末》發表的，怪不得吵得那樣厲害。通常不讀他人對我的評論，但這次為了好奇，找到原文讀了。

可能我見「彈」就跳讀，見贊就重讀，只覺小凱之文是小彈大讚，讚得我臉紅耳熱！他沒有說我是什麼天才，但重複地說我的思想重要。算得上是天才的人多得很，但重要的思想天下間到哪裡去找呢？可幸在《覆小凱》一文內我沒有罵他，否則不知要躲到哪裡去。事實上，任何知道小凱的經歷的人，不能不佩服，更不容易罵出口。

這裡《再覆》，我倒要罵一下。（此前有人說我罵小凱，我只能說不是由我白紙黑字寫下來的，皆不可信。）

要罵的是關於吉芬物品的話題。有些吉芬專家以為我這個教了數十年價格理論的不知吉芬物品為何物——不知需求曲線可以向右上升。小凱沒有那樣低檔，但他認為問題不重要。非罵不可。真實世界如果有吉芬物品的存在——需求曲線向右上升——否決了需求定律，依照我所知的科學驗證的方法，任何行為都不可能被事實推翻，經濟學就會變得完全沒有解釋力了。玩數學遊戲我不管，但如果要以經濟理論解釋行為或現象，需求定律——需求曲線一定向右下傾斜——不可或缺。

大家都知道，邏輯上需求曲線是可以向上的——邏輯上吉芬物品存在。要怎樣處理這個頭痛問題呢？有三種辦法。

第一種是佛利民的發明：他從可變量與不變量的角度入手，指出在一般均衡的情況下吉芬物品不存在。是天才文章，可惜不能否決在個別的特殊情況下，吉芬物品還可能存在。第二是艾智仁、史德拉、赫舒拉發等大師的辦法：他們武斷地不容許吉芬物品在真實世界存在——邏輯可以，但實際沒有。第三是我的發明：邏輯上吉芬物品可以在一人世界存在，但不能在有多人競爭的社會存在。是二十多年前想到的，三年前才寫進《經濟解釋》卷一之內，識者無不叫絕。但我認為這發明不偉大，因為邏輯說不存在與武斷地不容許存在，在解釋行為的應用上沒有什麼不同。說來說去，如果要以經濟理論解釋世事，否決吉芬物品是重要的。

罵完了小凱，要跟他說說個人思想發展的問題。上星期在這裡發表《讀書戰略論》，解釋了刻意不讀書是一個思想戰略。人各有法，那是我自己選擇的方法。這裡要談的，是提出了一個新思想後，作者要不要自己繼續發展下去呢？我的習慣是在一個題材上開了頭，見到去路，自己不再管，讓他人發展算了。可能因為他人的發展我往往不滿意，所以他人怎樣說我懶得管。

給小凱說個故事吧。作研究生時讀E. Chamberlin的大名鼎鼎的博士論文——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很有反感。這是因為在該名著的書後索引中，作者羅列了數百篇與作者的論文有關的文章：是他人的回應，作者自己又回應，回來回去的。Chamberlin的整個學術生涯就是這樣過日子，沒有其它。

後來我到了芝大，認識了Z. Griliches，成為好友，對他說Chamberlin不應該重複又重複地關注及回應自己的博士論文。殊不知Griliches說：「史提芬，不容易脫離自己的博士論文呀！我博士後發表的文章，來來去去還是在自己論文的範疇內打轉。你不妨試試看。」與此同時，史德拉告訴我，在經濟學歷史上，沒有誰可以在回應的行為上贏得些什麼。

我從來沒有在自己的博士論文或其它學術論著作任何回應，上述的經驗是原因。有時覺得讀他家評論自己的作品，可能忍不住要回應一下，於是連讀也懶得讀。不是高傲，或看人家不起，而是發表了的文字，是對是錯也成了定局。如果自己是對的話，外人怎樣批評終究也會是對；如果自己錯了，有機會自己會改錯，但回應辯護是大傻瓜。

小凱可能會問：為什麼我不繼續把自己開了頭的發展下去呢？答案是我有發展下去，但是向橫發展，不向直發展。例如我從合約的角度推出佃農理論之後，再沒有研究佃農合約，但其它合約與有關的價格安排我研究過不少。事實上，博士後的研究發展與Griliches所說的差不太遠：來來去去都是合約，是不同的合約安排。可幸的是，合約的範圍非常廣泛：蜜蜂、石油、件工、婚姻、租務、戲票、發明專利、商業秘密等研究，都是合約的橫向伸延。至於以合約組織看公司與國家，是把幾種或多種合約組合來看罷了。

是的，我認為最精彩的學術生涯，是把思想隨處點火，把一片大地照得明亮。合約研究是個大金礦，或是一望無涯的肥沃土地——當年高斯和我都這樣看。可惜自己本領不夠，只點得六七處火頭就筋疲力盡了。在我之後搞合約研究的學者，大都是以數學分析我順便帶過的incomplete contract、implicit contract、contingency contract等話題，搞得複雜無比，那才是不重要了。

作合約研究是要搜集很多合約的——助手看不懂，要自己親力親為地審閱，還有什麼閒情去讀書呢？我還有十多箱合約沒有機會打開，觀之無力，人老了，棄之不會覺得可惜。不知高斯自己搜集的怎樣處理了。他今年九十三歲。

再衷心慰問小凱的健康。

馬丁一子錯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是不容易明白的香港政治：為什麼馬丁要走那一著棋呢？

我認識馬丁，不同意一些人給他扣上的帽子。說什麼「漢奸」、「賣國」皆不對：馬丁不是那種人。可不是嗎？作漢奸與賣國皆要秘密從事，而馬丁歷來擺明車馬。但我認為跑到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為港人爭取民主，是劣著。他說要反映香港的情況，但其它渠道那麼多，加上香港的「民主」新聞無日無之，外間不可能不知道。

馬丁是要求美國干預中國的內政嗎？他說不是。我認為他不會那樣蠢，認為美國神通廣大，有能力左右今天中國的內政。問題是形像上——水洗不清的形像——是馬丁跑到華盛頓去，目的是要求美國協助香港加速普選改革。政治上的言行，孰真孰假只有天曉得，但一般見解，形像就是「事實」。馬丁參政多年，怎可以這樣無知呢？

對民主與普選的看法，馬丁之見與我的不同。君子和而不同，要為香港爭取民主普選是他的選擇，我尊重。他可找《時代週刊》等重要刊物大發牢騷，但不應該跑到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去「反映」。那是美國政府的權力機構，而馬丁是香港的議員，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或大或小馬丁是代表一個中國城市與美國政府對話，談的不是什麼進出口生意，而是政治上的話題。

還有另一個困難。馬丁跑到華盛頓去是不給北京留個情面。馬丁當然不是那樣看，但外人怎樣看呢？國家要有尊嚴，而回顧歷史，中國的政權重視尊嚴。馬丁可能想——事實上差不多說了出來：北京不接見我，我就要到華盛頓去。為什麼那樣重視北京的接見與不接見呢？

大家都知道，北京歷來重視香港的輿論，馬丁的主張，他們當然瞭如指掌。然而，怎樣做是北京的選擇。他們面對的局限，我們知得不清楚，又或者不同意他們認為是要顧慮的。跟進了中國的開放改革二十五年，很多時我不明白北京為什麼要有某些顧慮，或看來不敢這樣或那樣做。為了關心我解釋、解釋、再解釋。但除了解釋我還能作什麼呢？馬丁當然比我重要，但我認為在民主普選這話題上，他可以做而又應該做的也只是解釋而已。解釋不善，或不夠說服力，或怎樣有理北京也不聽，試圖以壓力獲取不是上策。

這就帶來我與好些評論中國的朋友的不同觀點。我認為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而北京不僅知道，且比我們還要清楚。這樣，天天大罵不會罵出什麼來。沒有人會不同意在人民的生活與自由這兩方面，不管如何不足，中國改革的速度與成果，怎樣衡量也是奇跡。不是高估他人的影響力，但邏輯說，如果北京不考慮他人之見，一意孤行，中國的改革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

不久前與一位在某大學作行政的朋友談及香港的民主吵鬧，他突然說：「我們這家小小的大學，行政搞得一團糟，天天開會還是一團糟。中國那樣大的國家，竟然辦得有看頭，不能不佩服。」

我不懷疑馬丁對民主普選的熱情與誠意，但認為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要試從一個旁觀者的距離看中國，試行理解北京擔心的局限，然後心氣和平地多作解釋。

中國青年要學好英文

美國辦軟件程序生意的公司，這些年紛紛把工作外判。受益的主要是印度。專於這行業的朋友說，中國青年寫軟件程序的本領不比印度差，只因為英語水平遠遜於印度，生意大部分跑到印度去。年多來印度的經濟有急速的增長，除軟件程序外，外資到印度設廠也開始見到規模，雖然以製造業而言，比中國還差很遠。

印度的工資比中國的低廉，而英語水平高很多，只因為體制的改革慢了一步，中國先拔頭籌。是的，印度的政府壟斷比中國更甚，而他們的貪污制度化了，要取個商業牌照為時甚久。只不過二十年前，印度的生活水平高於中國，今天倒轉過來，後者遠勝也。這可見改革得法，可以容易地反敗為勝。

時勢所迫，今天印度的改革也有瞄頭。他們人也多，也聰明，也能刻苦耐勞，工資也低。向前看，印度可能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他們明顯地優於中國的，是英語水平。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一個解釋是印度曾經長時期受到英國的管治。另一個可能更重要的解釋，是印度沒有統一的文字。要選一個知識分子共通的文字，他們選中了英語。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英文成為唯一的國際語言，已有半個世紀了。雖然中文愈來愈重要，但世界漸趨大同，今天的青年不能不學好英語。英語表達力強，但不容易學。要學到下筆成文很有點苛求，但要學到說得通、寫得通——足以應酬——是起碼的要求吧。

今天國內青年對中語文字的操縱，明顯地高於香港的。這對學語文有助。另一方面，國內的大學生，為了要考英文公開試（如托福），死記，對英文的字彙知得不少。問題是他們的發音差得離譜，為文不僅錯得厲害（主要是用錯字），而更頭痛的，是寫來不像英語。學語言是要常用的——要生活在語言中。

十年前我和舒巷城有爭議。我認為中國推行的拼音，與英語的字母發音很不同，拼音的基礎對學英語發音可能有大礙。舒兄不同意（我的太太也不同意），但今天聽到國內的青年讀英文，彷彿是拼音讀法，聽不懂。盜版影碟也誤導。這些影碟的中文字幕亂譯一通，不足為奇，奇怪的是英文字幕的英語，竟然與演員口中說的往往是兩回事。你有你講，我有我寫——你說奇不奇？英譯中的書籍也糊塗。我在國內的書局翻閱過些中譯的經濟學課本，不容易找到譯得稱意的。

上述都是困難，要想辦法改進。但最說不通的，是外間的人（例如港人）要到國內去辦學校，不容易獲得牌照。毫無疑問，今天國內的英語教育市場大得驚人。然而，我們聽到的、看到的，好些是不大懂英語的在教。數之不盡的國內青年問怎樣學好英語，我不知從何說起。說難不鼓勵，說易卻不對，我只說：背吧，天天朗誦而背之一個小時。

國內開放英語教育市場是刻不容緩的了。只要課室夠大，廉價收費也是生意。雖然香港大學生的英語水平有點那個，但可以教的還不少。國內一般青年需要的，不是把英語學得可以寫論文，而教師也不用通過什麼基準試。國內需要的是足以應酬的說得通、寫得通，而重點是要普及。

讀書戰略論

六十年代初期我讀過很多書，當然包括他家的文章了。六十年代後期也頻頻走進圖書館，但主要是看資料，少讀論著。一九六九年起，我差不多完全不讀他家之作。間有評審學報文章，過了幾年只同意評審我認為可能是重要的，但後來連評審也謝絕了。數據與文件資料七十年代我看過很多，但八十年代起我用的資料主要是自己的觀察。

這個數十年不讀書的行為，不是懶得讀，而是刻意不讀。惹來不少非議。但批評的人忽略了我曾經讀過很多很多書，也從來沒有叫後學的不讀。我認為一個學者有讀書的時候，有思想的時候，而如果要獨自思考，最好是不讀他人的有關論著。這是戰略。

上期在這裡發表《覆小凱》，其中提到如下的往事。我想出佃農理論之前沒有參考前人的有關分析。當時不是刻意不參考，而是不知道有前人分析過佃農分成。我的佃農理論只一個晚上就想了出來，完整的。跟著多花兩天反覆審查，找不到錯處。其後知道前人的分析截然不同，就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追尋前人之見與鑒別不同之處，衡量誰對誰錯，而錯的究竟錯在哪裡。

真的，如果當時先讀前人的佃農分析，有九成機會我會跟著他們錯下去。馬歇爾把他之前的百多年的、起自史密斯的佃農無效率傳統，以幾何分析證明了出來。不容易看得出馬歇爾錯在哪裡。如果我當年想不出三十八年後的今天還被一般學者認為是正確的佃農理論，合約理論與公司理論多半不會有今天的規模。

問題是，如果我的佃農理論沒有出現，要等多久才會給他人想出來呢？很難說。我的理論不湛深，而D. Gale Johnson及一些前輩早就覺得傳統的理論有問題，只是找不到錯在哪裡。史密斯的傳統與馬歇爾的分析有說服力，而書本又說佃農與地主一般是五五分成，沒有變化。我的理論肯定分成率是有變化的，而為了這肯定不斷找尋，得到的證據是分成率變化很大：中國一九三二年的地主分成率是由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九到最高的百分之六十九。

不管怎樣說，一個學者是滄海一粟。如果我只是創立了佃農理論，沒有其它，也算是作出了足以對子孫們說說的貢獻。這貢獻來得不難，但要碰巧，而此碰也，主要是碰著我當時沒有讀過前人的有關之說。所以起碼在一個例子上，不讀書是正著。

因為佃農理論而導致的合約選擇分析，算是同組吧。我第二項比較重要的貢獻是推翻了當時盛行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理論。有關這話題的文章，六十年代初期我讀過很多。愈讀愈糊塗，所以當一九六九寫此題時，有佃農理論的經驗可鑒，刻意地不再讀。這一回，讀與不讀的分別不大，因為傳統的論著大部分胡說八道，不像馬歇爾的佃農分析那樣「明顯」地對。胡說八道的讀物有一個好處：不會誤導。

跟著寫中國婚姻要找資料，然後靠自己的想像力，前人怎樣說不需要管。《蜜蜂的神話》，因為事實與米德所說完全兩樣，只花了個多月搜集資料，然後瀟灑一番。是彫蟲小技，可以傳世是意外的收穫了。我用了長時日調查香港的租金管制，然後花了一年多寫出自己認為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也是刻意地不讀他家之說的。想不到，這篇巴賽爾及幾位朋友認為是數十年一見的作品，今天彷彿石沉大海。

一九八二年初動筆寫今天好些人認為是我貢獻最大的《公司的合約性質》，寫前只重讀高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其它的有關文獻我六十年代讀過，之後出現的我翻兩翻，不敢真的讀。至於後來我發表的比較稱意的《新制度經濟學》與《交易費用的範疇》，也是不參考他家論著的作品了。二○○○年以中文動筆寫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綜合自己平生所學，更是刻意地完全不參考什麼。

書是不能不讀的。要讀多少呢？要讀很多。這是肯定的。問題有二：一、應不應該不斷地讀下去；二、在嘗試一個新項目時，除了資料，要不要先參考他家之說。我自己的選擇，是有讀書的時候，有獨自思想的時候，不應該不斷地讀下去。於今回顧，這選擇是對的。但寫新題材，要不要先拜讀他家有關之說呢？這比較困難衡量，因為我闖過一次禍。那是我寫《蜜蜂的神話》時，寫了另一篇關於界外效應的文章，是副產品。巴賽爾認為這副產品比《蜜蜂》一文更重要。闖禍是因為完稿後，一位同事說文內的一個精彩重點，有前人說過！怎麼可能呢？我立刻找到前人之作，重點果然一樣！這是不容易遇到的不幸機會了。結果是我的文稿擱置下來，沒有發表。不久前找到該文稿，出版英語文章結集時會放進去，以前言說明與前人巧合的不幸。

學術研究是不容易的工作，要有創意更困難，而在這困難中要得到重要的創新貢獻，簡直難於上青天。雖然我喜歡誇誇其談，但內心深處知道學問是茫茫大海，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根本無足輕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怎樣蠢我也知道，搞學術的重點是為興趣，要傳世就一定要博幾手。既然自己不重要，博中了可能重要起來。這擺明是無本生意，非做不可的。

朋友，你要不要在學術研究上博一手呢？如果要的話，你要想想自己的讀書戰略。

《世界經濟學》目錄

《世界經濟學》目錄

前言

一、世界經濟學
聘請朱鎔基吧
「自由行」方向正確
兩個費解的重要現象
世界經濟學
配額：前車可不鑒乎？
日日貿易的啟示

二、人民幣的爭議
不要讓人民幣自由浮動！
良幣會把劣幣逐出市場
人民幣的爭議
貨幣不可以沒有錨
怎樣處理人民幣才對？
一籃子物品的選擇

三、交易費用的爭議
交易費用的爭議

四、壟斷與反壟斷
反壟斷誤入歧途
壟斷三罪
以本傷人的故事
何謂串謀訂價？
為何強制零銷價？
超市有壟斷嗎？
何謂價格分歧？
超市有封殺嗎？
專利可以伸延嗎？
反壟斷的一般結論

五、做學問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恐懼是做學問的第一步
從余金之爭看中西學術文化之別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不拘小節的學問
經濟學者的選擇

六、世紀人物
貝聿銘與查良鏞
二十世紀的第一夫人
為什麼我只褒不貶宋美齡？
從溫家寶的哈佛演說看中國新總理的能耐

七、幼年與教育
幼年的回憶
筲箕灣的月色
教育之道是賞勝於罰

八、學問與藝術
郎朗演奏得太多了
顏震東
可愛是好藝術的起碼要求
懂得欣賞才有作為
學問與藝術

九、光的藝術
光的藝術
荷鄉獵影記
張家界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