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戴維德

戴維德（Aaron Director，一九○一——二○○四）謝世了，享年一百零二歲。他是二十世紀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太太的哥哥。佛老曾經對我說：「從來不敢說自己的思想比得上戴維德。」沒有聽過佛老這樣高舉一個學者。

對今天的「學術」是很大的諷刺。戴老只有一個學士，不喜歡發表文章，在香港的大學不可能找到一份教職。但他不僅曾經教於哈佛，而且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中堅人物。戴維德創立了法律經濟學，主導了反托拉斯案例的研究，而一九五八年起由他主編的幾期《法律經濟學報》，水平之高前無古人。沒有戴老當年的準確判斷，今天可能沒有「高斯定律」。就是名氣比他高得多的海耶克也曾經得到他的提拔。在芝大的法律學院教經濟多年，桃李滿門，美國不少大法官是戴維德教出來的。

純從法律與經濟的學術思維衡量，以影響論英雄，整個二十世紀沒有一個學者比得上戴維德。這個家中沒有電視，衣著差不多天天一樣的人，追求真理的堅持與沉著是我平生僅見。思想清晰，不知為不知，但一旦肯定了答案寸步不移。巴賽爾曾經說，經濟學行內可以拿一百分的學者，只有一個戴維德。

我是因為接受了戴維德的傳統而從來不用銜頭，沒有半張名片。這傳統說，學問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用不著任何粉飾。

進入研究院的第二年（一九六二），我開始注意戴維德的思想。他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深深地吸引著我，使我廢寢忘食。萬國商業機器強迫租用電腦的客戶購買當時用電腦必需的紙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說萬國意圖把電腦的專利伸展到沒有專利的紙卡那邊去。戴老認為專利不可能從一種產品伸展到另一種產品。他認為捆綁紙卡是為了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而這樣做是為了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十九年後，戴老問我對捆綁銷售的看法，我說他的「量度」思維是天才之筆，但價格分歧卻是錯了。他同意，說自己從來不認為價格分歧的假說是對的。這是大師的風範了。

不容易找到一個像捆綁銷售那樣精彩過癮而又需要解釋的實例。這現象清楚明確，而萬國機器之外還有其它行業有類同的行為，但為什麼當時所有的經濟理論都提供不出解釋呢？

當年我想，微觀經濟只有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部分，加上時間就是利息理論，再加上貨幣就叫作宏觀，但捆綁銷售這類行為要放到哪裡去呢？想來想去找不到安置的地方。這使我意識到經濟學的整體有一個很大的缺口，而如果這缺口不好好填補，微觀與宏觀加起來是一座沒有完成的建築物，很容易會倒塌下來。

戴維德的思維影響了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的出發點。捆綁銷售顯然是另一種價格安排，而佃農分成用一個百分比，沒有價，也顯然是另一種安排。因為沒有價，使我想到合約結構那方面去。愈想愈清楚，除了一次買斷，所有合約都是結構性的，而捆綁銷售只是電腦租用的合約結構中的一部分。這樣推下去，每種合約安排都是一種制度，解釋一張小小的合約與解釋一個國家制度的整體是類同的現象解釋。這樣看，合約的安排是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之外的另一組重要現象，是需要填補的大缺口，不填補我們根本不能真的明白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現象或行為。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有好幾種版本，其中用上機會主義或博弈理論的我不苟同。但從分析合約安排的角度來處理這門學問，卻起自區區在下——在《佃農理論》之前沒有經濟學者對合約有興趣。只是我自己清楚知道，我的合約分析源於戴維德的捆綁銷售的啟發。這條路我走了四十年，其中一九八一年以這分析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認識戴維德。該年底我探討佃農分成與固定租金的選擇，六八年的春天寫好了《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的選擇》的文稿。史德拉（G. J. Stigler）說有趣，要將該文在他的工作室（workshop）討論。在座數十人，其中十多位是頂級人物。前排正中坐著的是高斯與戴維德。我注意戴老，因為該文的思維是來自他的影響。他木無表情，兩個多小時半句話也沒有說。過了一天，在教授用膳的地方，戴老慢步向我走來，在我面前停步。我立刻恭敬地站起來，他只說一句：「你昨天的文章是幾年來我讀到最好的。」然後轉身而去。我還站著，禁不住流下淚來。

戴維德就是有這種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他讚一句，我就如中巨彩；他提出質疑，我幾個晚上睡不著。我的每一篇英語文章他都讀，只要他不說話，我就知道過了關。是的，每篇英語文稿，下筆時我老是想著不知戴維德會怎樣說。

不一定要把文章寄給戴老閱讀的。他不喜歡寫，但喜歡讀。一篇不大重要的小品，分析優質座位的票價為何偏低，解釋是如果優質座位不先坐滿，購買低價座位的會在開場後坐到優質那邊去，所以東主的訂價，要讓優質座位的票先賣出，因而票價偏低。文章發表後我收到一封無名又無信的「信」，內裡只有兩丁方吋的雜誌報導，剪下來的，說某君買了廉價票，偷偷地坐到貴價那邊去。我一看就知道是戴老寄來的。

八二年回港任職後，過了幾個月到洛杉磯加大為戴老的八十大壽祝賀，見到他。那是最後一次。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是自己稱意的文章，很想知道戴老怎樣想。不敢寫信去問他（他不會喜歡我這樣做）。等呀等，沒有收到奇怪的信。大約五年後，一位訪港的學者朋友帶來一個口信，又是一句。戴老說：「公司的解釋終於被史提芬找到了答案。」

一九九三年帶佛利民再到中國一遊，勞師動眾，其實是希望戴維德一起去，因為早幾年聽到他希望我能帶他到中國一行。寫信邀請他，回信使我傷感。他說老了，眼睛看不見，還是讓米爾頓到中國後向他細說一番吧。高斯與戴維德都沒有到過中國，是中國的不幸。他倆是那樣關心中國的人，只聽我和米爾頓說是作不得準的。

戴維德沒有孩子，但很寵愛朋友的孩子。他是個了不起的木匠，喜歡親自設計、製造拼圖玩具給孩子們。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九月二十七日《蘋果日報》有這樣的大字標題：《長三角大勝珠三角》。內文說中國國家統計局以三項準則來衡量國內一百個強縣的經濟發展，前十名長江三角洲獲八席，珠江三角洲只得兩席，而在百強中，長三角的強縣多達四十七個，是珠三角的三倍。曾幾何時——只不過十年前吧——珠三角遙遙領前，而今天反過來，一敗塗地。

慘敗不等於不濟。這些年珠三角的發展其實非常快，只是技不如人，三幾個回合就被殺下馬來。一九九二年，我可能是第一個說長三角（當時我稱上海一帶）會超越珠三角。當時長三角還是不毛之地，沒有人同意我的看法。我是在珠三角土生土長的，心偏哪一方不言而喻，但見到長三角的驕人成果替他們高興。

好幾個原因我當年看好長三角。這裡要談此前沒有說過的。不久前，一位在東莞設廠的朋友到昆山一行，是他視察昆山的第一次。回來後對我說，昆山的工廠美輪美奐，環境可人，遠超東莞甚至整個廣東的。我說他應該再到蘇州的工業園看看，因為那裡一些工廠的外表彷彿五星酒店，環境的整體比美國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長三角的私營工業起於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下之後，有政府的策劃，公路、環保、配套等絕對是先進之邦的水平。珠三角呢？早起十多年，當時沒有誰管什麼綠化、環保，各自為戰，今天看來真的亂七八糟，烏煙瘴氣，與長三角比較是相形見絀了。

是明顯不過的有政府策劃遠勝毫無策劃的自由發展的例子，不知佛利民會怎樣回應，也不知阿康、何洋等奉信政府不干預的會怎樣回應。他們可能說：綠化、環保，井井有條的烏托邦，是騙人的假現象，經濟發展要講賺錢，要講收入有所增長才作得準的。這答案拿個零分，因為投資到長三角，在政府有嚴格規劃的情況下設廠出租，其私人投資回報率比珠三角的大約高兩個百分點，而政府的每畝土地收入也比珠三角為高。政府策劃怎可以把自由市場殺下馬來呢？

我的解釋，是二十多年前珠三角開始急速發展時，土地還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到了一九八六年，深圳政府還在邀請我到那裡解釋土地的產權處理。是的，有超過十年的日子，珠三角的工廠因為土地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而搞得一團糟。一些是地方政府興建而後承包的；一些土地是由政府按年收租的；一些私相授受，另一些檯底交易處理。是的，八十年代，不識時務的廠家會遇到停電、斷水的問題；就是郵差送信也要付錢。

產權不明確的「自由」發展，比不上產權較為明確但有政府策劃的發展，不難理解。但如果土地的產權界定得一清二楚，有轉讓權，政府的策劃就不容易比得上私人發展商的策劃了。沒有發展商會那樣傻，認為完全不講環保，不搞綠化，建築物亂七八糟等會帶來較大的收益。

今天珠三角的工業環境被長三角的比下去，輸了幾條街，是頭痛的問題。土地賣散了，不容易「捲土重來」。可以告慰的，是沒有珠三角的經驗，沒有那麼多港商先在那裡與政府及貪官鬥個焦頭爛額，作了重要的示範，長三角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Grand Prix!

上海舉辦國際賽車大比拚，盛況空前，收入可能破了世界紀錄。門票賣出十六萬張，收入人民幣三億。門票要賣五個億不會困難，因為場地可容二十萬，為恐交通擠塞只售十六萬，而與此同時，佳座黃牛票從三千七炒到一萬大元。

地球上的賽車名牌，首推法國的Grand Prix與美國的Indiapolis 500。今天上海殺進，鼎足而三是可以肯定的吧。這樣一下子就成為國際賽車名牌，皆因炎黃子孫人多勢眾，門票與廣告的收益非同小可。是的，任何有商業價值的體育項目，只要錢夠多，或收益夠大，跑個地球第一不困難。上海要成為賽車頭頭是有機會的。但我認為以F1（一級方程式）為名不妥。人家稱Grand Prix，稱Indiapolis 500，大有經典味道。我建議上海的國際大賽車選名為Shanghai Formula，或Race of the Bund，才有點引人入勝的感染力，使外人多想像一下。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句中國的搞笑老話不是全無道理的。好比北京的網球公開賽，這幾年愈搞愈出色。他們起名中國公開賽（China Open），對了；如果名為北京公開賽（Beijing Open），其號召力就要打個折扣。看今天的形勢，只要有闊佬提供巨大獎金，年年如是，過得十年八載這「中國公開」可能與澳洲、法國、英國、美國等重要國際網球公開賽並駕齊驅，使目前的四大滿貫改為五大了。

還有兩個困難。其一是網球今天在中國不普及——網球場不多，普及遙遙無期。其二是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重要的國際賽事辦得不好，有失體面，不容易翻身。但中國有一項得天獨厚的本錢：十三億人口，廣告收益不僅龐大，而且與日俱增。這龐大的廣告收益可以大幅地增加獎金，而此獎也，對Grand Prix級別的競賽項目如有神助。

兩個例子可以說明。其一是今天的郭晶晶獲得的跳水金牌，還比不上昔日的伏明霞。論風采，前者或可與後者打個平手，不能言勝。但說到廣告收入，郭晶晶的整生所得會超越伏明霞。理由是今天中國的經濟有了長進，廣告的價值隨之而增也。

第二個例子是姚明。姚明的球技好，但職業兩季之後還是明顯地比不上四十年前我在洛杉磯加大作助理教員時的一位身高七呎三吋（姚明七呎六）的學生。這學生的名字是Lew Alcindor，第一天打校際賽就鋒芒畢露。然而，論身價，昔日的Alcindor不可與今天的姚明相比。這是因為姚明每次上陣，電視觀眾五百萬！當然，這天文數字的觀眾，絕大部分是中國人。

經濟理論是這樣說的。體育明星的演出是共用品（public goods），可以同時讓無數的人欣賞。門票收入是來一個收一個，但不進場的觀眾就要靠間接的廣告來搾取了。共用品可以讓無數的人一起享用，而體育演出，享用者免不了有民族的情意結。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單是公仔面每天吃五千萬包。人多勢眾，經濟速升，加上共用品的特徵，是製造體育明星的最佳條件了。

上海的賽車一起筆就有Grand Prix的威勢。其它的走著瞧吧！

香港的迪斯尼樂園

讀何洋寫香港政府的迪士尼樂園投資，他不以為然，我以為然。認識何洋，欣賞這個青年，認為他讀書讀得好，有原則，是難得一見的年輕學者了。問題是世界比他想像的複雜。原則重要，但要有彈性才算高明。何洋堅守的經濟原則與我的沒有兩樣，只是我多活了一些日子，重視真實世界的局限，喜歡看天下大勢。

幾年前曾蔭權提出香港興建迪士尼樂園，由政府參與投資，阿康及好些輿論反對，認為政府不應該插手市場的私人投資。我力排眾議，贊成。這使一些人以為迪士尼樂園是我的建議，不對，是聖誕權之作也。

支持政府參與投資，因為香港絕大部分的空置土地在政府之手，沒有地產商可以在適當地點提供需要的龐大用地與其它數之不盡的有關設施，尤其是交通問題。政府可以提供，也可以整套賣出，但迪士尼不願多付錢，也許財政有困難——法國的投資中計，集資不易也。另一方面，香港的海填之不盡，政府的土地機會成本遠低於估價，其分析牽涉到不簡單的價格分歧的學問，這裡不說了。我不知道當奴的上頭與同事對迪士尼的合約協議的貢獻多少，但認為達成的協議很好，對香港有利。

這就帶來重心問題。商業機構決定不全部下注的投資項目，政府應不應該插手呢？如果世界上有多家像迪士尼那樣的遊樂場機構，答案是清楚的：政府以有配套的土地招標為上。但像迪士尼那樣特別的機構，手上持有數之不盡的專利註冊的，不肯獨自出資下注，政府參與就要考慮。

縱觀天下大勢，當時我考慮兩個要點。其一是一九九六年末，香港還是欣欣向榮、地產急升之際，我意識到經濟會遇上很大的困難。這大難將至的觀點在報章上說了，沒有人相信。吸引遊客是迪士尼的強項，而經濟分析說，如果吸引遊客夠多，政府的投資虧蝕一點對社會經濟的整體也有利。當時我也贊同在大嶼山開高檔娛樂賭場，以招標形式處理，因為拉斯維加斯是美國搞得最成功的會議中心。

第二個要點，是炎黃子孫莫名其妙地——有點發神經地——喜歡有規模的遊樂場，而迪士尼是一等一之名牌也。君不見，深圳的世界之窗一開檔就人山人海，歸本奇速，而迪士尼是另一個檔次，不可相提並論的。

我個人對迪士尼的玩意是提不起興趣的。然而，一九六六年，在加州的長堤大學任教職，自己的眾多學生在暑期到鄰近的迪士尼樂園工作，帶香港朋友到那裡當然要付錢，但往往與收票的學生打個招呼就不用排隊。消息傳開，要求我作導遊的香港客不計其數，逼著要謝絕應酬。今天國內的朋友，顯然比昔日的香港朋友對迪士尼樂園的狂熱還要大。

何洋說，一九九二年法國迪士尼樂園開幕之日，估計五十萬遊客，結果不到五萬。看來法國佬的遊樂品味與我的類同。但我是炎黃子孫中的怪人，是例外。

有自由行的幫忙，加上一家視一孩如國寶，明年啟業的香港迪士尼樂園生意滔滔，應接不暇，可以斷言。不知聖誕權有沒有聽我這個老人家昔日對他說的話：在迪士尼海旁設大碼頭，讓船隻從珠江各支流滿載自由之行客直抵樂園上岸，岸上設行李保管處，也有入境事務處頻頻蓋章。

國企十點

關於國營企業的話題，近來在國內的網頁吵得很熱鬧。同學們紛紛要求在這重要話題上澄清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從來不變，但可能此前表達的不夠簡單，或不夠清楚。這裡試以分點的形式說說吧。

（一）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國企的主要困難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錢不會像使用自己的那樣小心謹慎。一九八八年弗裡德曼會見趙紫陽，提出這點，說是經濟的黃金定律。因為這定律，與私企相比，國企的成本較高，或同樣成本，產出的物品或服務較差。不肯定千篇一律，但我們的賭注永遠是這樣下的。英諺云：不一定是強者角力勝，或快者賽跑贏，但我們是這樣下賭注的。

以股分制把國營改作私營，企業的資產也不是私人獨佔的。但股民有權監管，表現欠佳的主事人可以通過投票被解雇，更重要是善於經營的人，可以收購，而不滿意的小股民可以把股分出售。股分的轉讓權重要，因為收購或沽出是最有力的表達方式。

（二）從經濟效率那方面看，只要企業是私營的，股權誰屬不重要。舉個例：廣州的白天鵝賓館可能是國內管理得最好的酒店。兩年前期滿，東主把業權交給國家。管理效率下降了嗎？沒有，因為國家把整間酒店以一個固定租金租給原來的東主繼續經營。今天的白天鵝賓館，是私營的「國企」。由此可見，效率不要從所有權誰屬那方面看，而是要從經營收益權誰屬那方面看。

（三）幾年前，國內有些國企，就是免費送出去也沒有人要！是的，到國內投資設廠的朋友，選擇自起爐灶，不考慮以廉價購入同行的有國家職工制的爛攤子。最近幾年國企賣得出去，是因為地方政府保證轉手後買家可以隨意解雇職工。這是說，解散職工的補償由地區政府負責。這也是說，購買這些國企的人其實是購買房地產。

（四）如果在市場自由競爭下，國企可以不用補貼而生存，我想不出反對國企存在的理由。然而，今天不用補貼的、有錢賺的國企，主要是靠政府維護的壟斷或專利而生存的。金融如是，出版如是，通訊如是，鋼鐵、石油，等等，皆如是。這樣，國企存在的社會成本高得很。

（五）一九八一年我以白紙黑字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之處，是那些政府可以容易地維護壟斷或專利的行業。不幸言中！五年前我說，國企的長遠困難不是虧蝕，而是賺錢，因為虧蝕遲早要收檔，但賺錢就鼓勵政府繼續把壟斷權維護下去。也不幸言中。當然，如果國企能於毫無政府維護的競爭下勝出，我會衷心拍手。

（六）政府維護的壟斷對經濟整體的禍害眾所周知，不用細說了。少人知道的是這是印度選走的路，而朝著這方向走，對社會經濟有害無益的管製法制會驅之不去，甚或變本加厲。管製法例是貪污的主要原因。二十年前我首先提出——跟著重複了很多次——一旦貪污的權利有了界定，制度化了，改革就嗚呼哀哉。中國不要拜印度為師。

（七）以股分或其它方法把國企改為私營（國內稱民營），除了用自己的錢比較小心謹慎這黃金定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不會再興高采烈地維護國企的壟斷權利。以發明專利或註冊商標或商業秘密或優質名牌等而獲得的壟斷，經濟分析可以接受，但政府以牌照或法例維護的壟斷，早除早著。

（八）如果政府不再維護國企的壟斷權，廢除所有維護國企的法例——包括取消牌照的限制——讓國企與私營的在市場自由競爭，經濟分析不容易反對。但分析又說：在自由競爭下，國企的資產不會流失，但會輸光。那麼多年的經驗，數之不盡的例子，還不夠說服力嗎？所以十多年前我說，不要改進國企，要放棄。

放棄國企有兩種辦法。其一是不再維護，讓國企在競爭市場自生自滅。但這種輸光淘汰是國家的損失。其二上算：以股分或其它辦法把國企改作私營。這樣，企業在競爭下生存的機會較大，因而在廢除政府維護壟斷的情況下，能減少國家的損失。

（九）經濟分析說，只要能清楚地界定資產的權利，怎樣去界定是次要的問題。股分制是一法，整間國企出售是一法，送出去給員工或幹部也是一法。方法不同有倫理上或公允上的問題，但要點是把資產的權利界定清楚為誰屬。首次界定，資產的權利可能落在不善經營者之手，但只要資產或股分有轉讓權，生意可為，過了不久就會轉落在善於經營者的手上。

（十）國企資產的私有化分配，倫理或公允的問題很容易吵起來。私相授受、上下其手的可能不能低估。怎樣分配，以什麼價格或準則分配是頭痛的話題。一般而言，以股分出售頭痛最少。但我認為一家國企的多年成員是應該有點優惠的。二十年前我建議，不妨倣傚美國棒球大決賽的分帳方法，拿出國企的一部分股權，讓成員互相投票決定免費或低價的分配。

提出了上述十點，我倒要發一下牢騷。中國開放改革了二十多年，網上的言論怎還可以是那樣不成氣候呢？不管支持或反對國企，言論還是像文革期間那樣偏激，還是糾纏著模糊不清的術語，對世事一無所知。國企的問題不是湛深的學問，用不著讀書識字才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從香港打電話到深圳，其費用比打到加拿大去高出六七倍？為什麼今天的上海還出現白米短缺？為什麼買個「書號」要兩萬元，而自由經濟從來沒有聽過要買書號這回事？為什麼電力供應一時過剩，一時短缺？為什麼同樣水平的私辦小學，國內的學費比香港的高兩倍？

對支持國企的人是很大的諷刺。今天的中國有世界工廠之譽，當之無愧，因為中國的製造品滿佈地球。難道這些貨品是國營企業產出的嗎？

奧運精神與奧運經濟（三之三）

太空船神舟五號成功地把楊利偉送上太空，前前後後的研究及製作共耗資人民幣一百八十億。朋友問：沒有看得到的經濟回報，政府應否花那樣大筆的錢呢？我數一下手指，說沒有問題吧。這把朋友嚇了一跳，因為政府投資與我歷來的經濟觀背道而馳。但我是個市場經濟專家，深知市場之能與不能。



我的解釋，是就算太空船毫無可以看得到的利益，但中國人喜歡見到這科技上的成就，驕傲一下。炎黃子孫十三億，平均每人是否願意出十三元八角過一下這驕傲之癮呢？不知道李嘉誠、霍英東等富君子願意出多少，但區區在下願意出二千，足以補貼一百四十多個不願意出一分錢的人。



問題是這種驕傲之癮是共用品，有搭順風車（free ride）的問題，拿個袋子去募捐不會有好結果。還有，第二艘太空船的驕傲價值下降得很快（雖然再造的成本不到十億），而繼續製造下去就要論過癮驕傲之外的經濟收益了。



奧運的經濟收益與太空船有類同之處。雖然神舟五號我數幾下手指就夠膽說博得過，但一般而言，驕傲過癮的價值只有上帝才知道。中國的政權有好大喜功的傾向，對奧運金牌與北京奧運的投資，受到非議不難明白。霍英東先生的私人贊助救一救，神舟五號的經濟觀也救一救，但能減少多少非議不得而知也。



上期提及，中國政府是賺了姚明、劉翔等體育明星的錢，但我相信，整體培訓的總收入是低於總成本的。奧運這回事，不容易讓私營培訓參與比賽，而就算可以，要賺錢不容易。美國職業體育的私營培訓可以賺錢，但不是從奧運中賺取。換言之，從社會經濟收益的角度看奧運的培訓投資，像神舟五號那種大眾過癮、驕傲的價值要算進去。但這種價值有多高只有天曉得。神舟五號我敢與上蒼賭一手，但奧運培訓的成本沒有數據在手，不敢說。



讀到的數字可能印錯了，但一上一下地除一下，北京舉辦奧運的總投資額比雅典的高六倍！有冇搞錯？不管是真是假，奧運賺錢不容易。歷史上似乎只有一九八四年洛杉磯的奧運賺過大錢，其他的不容易打個平手。數字的真真假假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北京的奧運投資不菲。收益呢？除直接的門票外，其他有四項，每項都比門票為高。



一、無從估計，但神舟五號那種驕傲價值，奧運也不低。要靠王岐山市長把奧運辦得有聲有色。如果搞得錯誤頻頻，笑話百出，就會有神舟五號上不到太空就掉下來的效果。二、廣告收入，北京奧運有條件打破歷來的紀錄。要聘請國際專家協助辦理才對。那樣大的投資，出點小錢求教於人沒有面子的困難吧。三、旅遊、外資引進等界外效應（國內稱外部性），可以是很大的社會經濟收益。這方面，王市長不要單顧北京本身，而是要從整個神州大地作衡量。看來市長要召集各地的有關人士洽商合作的安排。四、北京投巨資建設的奧運場地，將來可以再辦奧運而再用。八四年洛杉磯辦奧運賺大錢的一個原因，是該市曾經舉辦過奧運，不用再多建造。



北京二○○八的奧運，社會整體的收益會高於投資成本嗎？有可能，但無從估計。如果兩屆後有機會再辦，直接與間接的收益加起來，有利可圖的機會是較高的。

奧運精神與奧運經濟（三之二）

奧運經濟是重要話題，奇怪沒有聽到學子為此寫博士論文。讓我隨意說一些吧。



記不清楚時日，但七十年代之前，奧運規定是業餘的。一九一二年，美國一個印第安人（Jim Thorpe）在奧運獲五項全能與十項全能兩面金牌，後來被發現曾經在夏天參加棒球賽，賺過小點錢，金牌被奧運委員取消了。該全能英雄受到大打擊，酗酒，鬱鬱而終。這是有名的悲劇。謝世後二十九年，奧運委員承認當年看錯了規例，再次頒發兩面金牌給Thorpe的靈魂。曾經有小點商業化，就害了今天不少人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體育家的一生。



六十年代初期，蘇聯雄視奧運，美國的評論說蘇聯的運動員是國家養活的，非業餘也。蘇聯強迫有天賦的接受培訓不對，但美國的運動員也不是業餘的。當時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打散工，替大學的運動員補習，每小時學校的體育部給五美元。那是四十二年前，五美元一個小時是相當高的薪酬了。補習過程中，我知道不少大學運動員的生活情況。免費補習外，他們免學費，免食宿費，有少許零用錢，而校際球賽，或要買門票的賽事，他們都獲得校方分配一個定額的免費門票，可以轉手出售。規例說大學運動員不可以有薪酬，但間接酬報的方法多得很。說是業餘，其實是職業。



易憲容說體育商業化不智。怎麼可能呢？體育如果有商業價值，禁止商業化要拿出機關鎗。別的不說，當年洛杉磯加大的籃球隊，連年美國冠軍，其打法與戰略比職業的還要精彩。門票大炒黃牛不在話下，電視廣播的收入近於天文數字，校方為了爭取收入，競爭招收體育天才。既然規例說不可以「職業」聘請，多種法門就發明了。雖然如此，每三幾年總有一家大學的某些項目，因為犯了規而被罰停賽一段時期。可幸沒有聽過有人因為出體育商業化之術而被鎖進獄中去。



憲容老弟可能不記得，到了七十年代，一些奧運能手在電視或其他廣告賺很多錢。這是上帝也禁不住的奧運商業化，憲容老弟是否反對運動員作廣告而賺取收入呢？經濟大師森穆遜曾在電視替一家運輸公司賣廣告；區區在下也曾經有幾家廣告商招手，只是怕害了人家，沒有答應。不反對運動員賣廣告，就是認同奧運商業化。後來奧運委員容許職業運動員參賽。



以運動的成果或名氣賺取收入是職業，只是收入的形式五花八門，而廣告只是其中一種而已。體育職業化防不勝防、禁之不了。職業者，商業也，憲容老弟究竟反對哪一種呢？



不同形式的收入，不管直接還是間接，怎樣算也是收入。不明白這顯淺道理的人，例如多年前奧運委員的「業餘」堅持，免不了給人有偽君子的形象。沒有任何市場價值的運動，不可能商業化；大有市值的，商業化要禁也禁不住。既然禁不住，何不開而放之，甚或鼓而勵之，好叫參與的人能因為收入會增加而格外用心。



政府應該補貼運動員的培訓嗎？很難說。奉信自由市場的人當然反對，是淺見，因為事實上，中國政府（包括國家體育局）是賺了姚明與劉翔的錢（有稅收及分帳合約的安排）。如果所有運動員都有羅雪娟的過癮水平，國家體育局大可搞公司上市，我會是第一個搶購。



補貼培訓要虧蝕怎樣看呢？下回分解。

資興攝霧記

資興是個小鎮，不見經傳，只是幾年前被一個攝影者發現了秘密，傳開了，一舉成名。位於湖南之南的郴州市之東二十五公里，從廣州去五個小時車程。朋友，你喜歡搞攝影嗎？如果沒有識途老馬指點迷津，你跑到資興不會找出這個秘密。



故事是這樣的。三年前，一些熱心人士搞扶貧運動，要改善資興一帶的食水質量。找水源，尋尋覓覓，遇到一條水深且冷的江，早上有霧。一位搞攝影的，拍得一幀霧景，比賽獲獎，秘密就公開了。今天還是秘密，因為沒有識者帶路，外來的人不可能找到那個地方。



是個奇特的景點。識者雲，每年七、八、九三個月，每天早上必定有霧，風雨不改。我是為了第七本攝影集——《山一程水一程》——的一些作品不滿意，要改進一下，才跑到資興去的。黃昏到了資興，進酒店後，趕到景點視察形勢。不起眼，有點失望。江不大，在峽谷之間，水冷而清，怎樣看也不是絕妙佳景。但我知道，霧可以改變一切。



兩岸山高，太陽出得遲，翌晨我們六時才出發，十五分鐘後抵達場地。沿江開頭一段沒有霧，見到霧就是景點了。已經有數十位攝影者在那裡等候，三腳架滿佈大約五十公尺寬的岸台。他們在等。等什麼呢？等他們聘請的兩艘漁艇。據說每艇六十元。姍姍來遲，兩艇六時四十分才到達。我一看就知道適者生存：艇形十分好，一隻艇上一個人穿上蓑衣，頭戴草帽，另一隻有兩個人，都戴著帽子，一個手持漁網，腰扎魚籃。應有盡有，無所不合。我想，這些就是演員了，道具齊備，設計得好，顯然是經過兩年的操作，受到眾多攝影者的建議與修改，才達到這個勝於亂真的境界的。



我從來不搞舞台攝影，但絕不反對。好作品就是好作品，沒有誰管是怎樣拍得的。我的困難是一個懶人，永遠提不起勁去安排什麼，只是拿起照相機，見到稱意的，就把快門按下去。我的專長是看光看得快，構圖掌握得快，而又因為四十多年前在黑房下過苦功，一看景物就知道相片的效果會如何。用負片，自成一家，發明了在曝光上「出術」，昔日在加州拜師者眾。



這次到資興攝霧，作為主角的兩艘漁艇不是我付錢的。不好意思叨他人的光，躲到一個沒有人的角落去拍攝。殊不知膠卷用完了，太太到汽車替我取膠卷，聽到眾多攝影者中有人說：「這位是白頭教授的太太呀，教授是攝影老前輩，五十年前與簡慶福一起搞攝影的。」真的是五十年前嗎？是四十九年前，而今面對一個陌地的晨曦霧景，生命是四十九年後的黃昏，不勝感慨。



正在遐思，聽到遠處的影友大聲說：「讓他指揮漁艇，讓教授指揮好了。」怎麼可以呢？我處身的地方與他們的是兩回事，角度不同，適合我的不適合他們。漁艇是他們聘請的，不敢指揮，但還是拍得十來幀可取之作（兩幀刊登在這裡）。



攝影者喜歡攝霧，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霧的本身如夢如幻，有詩意。其二更重要：霧可以掩蓋著難看的景物。少年時，我曾經攝得一幀獲獎的、全是白霧只有一小黑舟的作品。這次在資興景點的早上，霧不多，但不多有不多的好處——若隱若現的背景別有一番滋味也。資興的霧，好處有三。其一是季節適合時，朝朝有，不用碰巧。其二是霧夠白，空氣清新使然也。不夠白的霧，處理很麻煩，有時我要提升四個光度才可以勉強矯正。其三是那裡的霧飄忽無定，散集不常。變化多，看到不合意的稍等一下可能驚喜。



這就帶來資興攝霧最奇特的地方。一個完全不懂攝影的人，第一次初學，可以到那裡亂按快門，十多卷膠片後總會有一兩張可以入選國際沙龍的。這位初學者的困難不是攝不到，而是不懂得怎樣選出來。是的，懂得怎樣選就算是懂得一點攝影藝術了。



笑塵埃四十九年非，我想到四十九年前到香港沙田拍攝霧景的往事。想當年，沙田是香港影友的最佳去處，暇日之朝，活像今天的資興霧點，堤岸滿佈攝影者。昔日沙田的場面比資興的大，可取的景物比資興的多，而霧也夠白。困難是，到沙田十次八次沒有霧。有時見到霧了，以為執到寶，但清風徐來，只數分鐘就要鳴金收兵。資興的霧在峽谷下，江上只有微風，把霧吹得飛來飛去，不散。

奧運精神與奧運經濟（三之一）

易憲容寫《奧運為強身但「奧運經濟」商業化不智》，顧題知義，說奧運精神是鼓勵強身健體，友誼萬歲，但今天變成爭取獎金，走上了歪路，不可取也。



不知憲容老弟從哪裡聽來他的希臘神話。我的理解，奧運的前身起自公元前四九零年，一個名為Pheidippides的兵差從馬拉松跑到雅典報告希臘戰勝波斯的消息，奧運大拚搏就為紀念這兵差的長途奔跑而舉辦了。是為了強身健體嗎？胡說八道。該兵差跑到筋疲力盡，報捷後立刻暴斃！奧運鬥個你死我活，以搏到盡來定勝負。強身健體是清早起來耍太極，或漫步山頭，充其量是慢步跑。任何劇烈運動對身體有害無益，而奧運者，烈中之最烈也。參賽者想盡辦法勤修苦練，然後在決賽時孤注一擲，試圖把自己的生命推到暴斃的邊沿。



不要問我為什麼，但人類的進步往往靠難以解釋的「去到盡」的品性，可能是基因使然吧。學術的追求一般不會暴斃，但學府裡的朋友都知道，鬥個你死我活的行為司空慣見。學術上，我從來不參與這種競爭，因為出道後幾個月就無職可升，沒有敵手。然而，數十年來，每次動筆寫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文章，禁不住去到盡。這是今天的自己與昨天的自己競爭，沒有金錢回報，但日思夜想，苦不堪言。從來沒有試行解釋為什麼自己要這樣做，但如果是為了與其他學者競爭，我的學術文章不會寫得那樣毫無顧忌的。



經濟學說，因為資源缺乏，每個人天天都在競爭。這種競爭的效果，是一個人贏得多一點，另一個或另一些人會少一點。雖然競爭可以帶來進步，增加整體的收益，可以使每個人多了收入，但勝者多得的永遠是從負者拿過來。這是說，競爭可以互利，但勝與負的分配不同。



上文提到的以今天之我勝昨天之我的自我競爭，是另一回事。基因使然，有些人就是喜歡這樣做。可能為了自己喜歡誇誇其談，或博取別人讚賞幾句，但無論怎樣，看到自己有點進步會增加一點滿足感。這種自我競爭對外人毫無損害，雖然無能之輩心理不平衡，往往大叫葡萄是酸的。



奧運的競爭究竟是哪種呢？兩種都存在。我獲金牌而你得不到，是我從你及其他競爭者拿過來的。這是經濟學分析的競爭了。但我認為無損他人的自我競爭也存在。主要的證據，是奧運重視紀錄——世界紀錄，奧運紀錄等。大家都知道，所有紀錄——時間、高度、遠度、重量等——遲早會被打破，而破了紀錄的人一般沒有特別獎金，就是有也不是從鬥輸的拿過去。要決定勝負排列，根本不需要顧及紀錄，但每項每次奧運比賽，有紀錄可言的，必定有世界與奧運紀錄預先說明。我因此認為重視紀錄是人類的本性，不是要把競爭者殺下馬來，而是要知道自己有沒有長進，長進了多少。



現代的奧運起於一八九六年，歷久不衰。得到人類這樣重視，其精神絕對不是為了強身健體，而是人類要知道自己有沒有長進，可不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點傻里傻氣，而以競爭來促長進步，暴斃的可能存在，或起碼對身體有害無益。這是人類進步的代價了。

從劉翔的啟示說起

雅典奧運結束，中國獲三十二面金牌，加中國台灣兩面，共三十四，僅次美國一面矣。不要誤會——不要把我扯到政治那邊去。我這一輩的人，凡是聽到炎黃子孫考個世界第一，都要把手指屈一下。

是那麼困難的進程，那麼辛酸的回憶。一九五九年，我的童年好友容國團在匈牙利贏得世界男子乒乓單打冠軍，害得我一連幾晚睡不著。不是奧運金牌，但那是中國人在任何體育上第一次拿個世界第一。當時有誰會想到，四十五年後的今天，半個月之內我們就拿得三十四個。人口那麼多，多獲第一理所當然，但不知受到什麼詛咒，要等到二十一世紀才可以把手指多屈幾下。

這次奧運過程中，一些項目中國應勝卻敗，另一些應敗卻勝，使大家看得一時歎息，一時驚喜。從今後影響的角度看，我認為最重要是劉翔贏得的一百一十公尺跨欄。絕對不是爆冷，但贏得那樣乾脆利落卻把我嚇了一跳。十二秒九一（平世界紀錄）是很快的時間。作本科生時，十四秒會見報。

田徑以飛快論英雄，重要項目首推一百公尺與一百一十公尺跨欄。後者是體育運動中最具爆炸性的。參賽者要能跑、能跳，而如果飛躍不夠流暢，取勝的機會近於零。這解釋了跨欄是田徑中最賣得起廣告錢的項目。看來劉翔要找個經理人替他應酬廣告商了。

三十多年前在《時代週刊》讀到一篇文章，分析為什麼短途賽跑黑人優勝。內容說，黑人的腳筋天生格外宜於短跑，故勝也。文內舉東方人不善跑為例。沒有什麼可以反駁的，因為在劉翔之前沒有聽過亞洲人在世界田徑賽跑拿過什麼牌，而在短跑能進入奧運決賽也絕無僅有。個人不相信「腳筋」理論，但對韓國與日本人不善於賽跑倒有自己的解釋：他們天生扁平足（flat-footed）的比較多。扁平足不可能在任何田徑上有大成，但這缺陷中國人不多見（我的母親及兒子有此缺陷，而自己是左扁右不扁）。

四十年前，在加州大學與一位田徑名教練傾談，提到賽跑天賦的問題。他說短途賽跑是所有體育運動中最容易發現天賦的。一個大有天賦但完全沒有嘗試過的人，第一次嘗試一百公尺會接近十二秒。如果首次嘗試是十五秒以上，怎樣訓練也不會有大作為。這是說，訓練當然有助，但有沒有短跑的天賦很容易知道。後來在報章上讀到一位年近三十的美國醫生，在電視上看短跑比賽，對朋友說看來容易，自己要嘗試一下。果然，只訓練了幾個月就接近世界紀錄。

讓我一下子跳到國際象棋比賽那邊去。美國的天才波比'費沙，七十年代初期與蘇聯的棋王作世界冠軍賽。波比先是發脾氣，棄權讓一局，繼而輸一局，但跟著大殺三方，把對手殺得片甲不留。這是歷史上最過癮精彩的國際象棋大戰，懂的不懂的都天天跟蹤戰果，之後學下象棋者眾，棋書賣個清光。

劉翔一百一十公尺跨欄獲金，勝得瀟灑而又毫無疑問，會帶來兩個必然的效果。其一是中國人賽跑天生不濟這個成見，立刻被打入冷宮。很多人會想，生理天賦不足之謎是騙人的，沒有這回事，何不嘗試一下？其二是不少後生小子會真的嘗試一下，而因為短跑的天賦容易發現，二○○八年的北京奧運將會放榜也。說不定，中國人的短跑天賦其實了不起，只是歷來相信風水先生的話，一般不敢嘗試罷了。牽一髮動全身，只要跑得快，學跳遠等項目易過借火矣。

朋友，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次奧運多獲獎牌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的金牌多於銀牌與銅牌加起來的國家。這是說，要不是不獲牌，一旦獲牌獲金的機會最大。沒有其它國家有這個現象。含意不妥：中國的體育獎賞制度過於重視金而輕視銀與銅。金牌獎賞較多是應該的，但過於重視金牌就失去了鼓勵體育的一般性，因而間接地減少金牌的數量。

從五十年代初期我在西灣河街頭踢小型足球起，霍英東先生對體育運動的贊助不遺餘力。今天中國獲得的金牌數量使舉世矚目，功臣當然無數，但如果只選一個，我投的票是霍英東。希望霍先生能多鼓勵銀與銅，更希望其它富有的人參與其事。個人認為，捐錢給貧困的人比贊助體育重要，問題是捐給慈善機構，經過多人之手，到達貧困的人手上所餘無幾。資料證據一般這樣說。贊助體育是另一回事：只要指明獲獎的準則，拿一元出去，獲獎者得一元。當然，霍英東先生的體育贊助，大部分不是給獲獎者的。

雅典奧運辦得好，非常好。雖然恐怖活動的可能性使觀眾人數大減，但真的不失奧運祖家的風範。他們花了七百多億港元辦這次奧運，血本應該無歸。但有時花錢要發一下神經才過癮。雅典是個不富有的小城市，是奧運的發源地。尊重自己的傳統，大花一筆，使我肅然起敬。

奧運閉幕，我對大導張藝謀主導的八分鐘節目感到失望。不少讀書識字的朋友向我投訴。他們認為拉胡琴的多位美女穿上短袍露出大腿，不知是賣肉還是賣藝，而推出西洋鬼子不知為何物的假太極拳，等等，皆不倫不類，污辱了中國的文化。個人認為，把中國傳統的舞台藝術新潮化不容易，弄巧反拙的機會不少。東是東，西是西，東西大可合璧，但把東方西化就不容易叫人拍掌。

寄語王市長岐山。二○○八年北京奧運開幕，國歌之後的第一個節目，我建議讓郎朗穿上正規的燕尾服，表演鋼琴神技，大動作，把鬼子佬嚇一下，先拔頭籌。這是戰略。演奏的樂曲由我來選最高明！

樹大招風

中國在雅典奧運獲三十二面金牌，樹大招風，在國際上引起震撼。同學傳來網上轉載的外間報道，冷嘲的多，拍掌的少。大部分是中譯，有人懷疑是好事之徒刻意偽作而放到網上去的。我細讀內文，不懷疑。這裡略說幾個例子的內容，附上個人的回應。

（一）《莫斯科時報》說，中國是倣傚昔日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育制度而把今天的俄羅斯殺下馬來的，但其實中國的群眾體育基礎脆弱，早晚不堪一擊。（回應：說中國的體育運動不普及是對的——人煙稠密的國家或地區，普及運動不容易搞起來。另一方面，政府補貼訓練體育人材在中國有悠久的日子，只是開放改革後才有今天的成果。更重要是政府不再強迫有天賦的參與訓練——天生飛人有選擇不賽跑的自由——這與昔日的蘇聯是不同的。）

（二）日本《讀賣新聞》說中國只是女子體育優勝，是一種病態，男子跑不出來就不能擺脫「東亞病夫」的稱號。（回應：中國女子的奧運成績遠勝男子的是事實，但不是因為中國重女輕男，而是外地重男輕女——尤其是日本。外地的女子遠不及男子那樣重視體育，中國的女子就勝來比男子容易了。）

（三）德國《明鏡週刊》說中國走的是一條歪路，昔日東德的金牌數字就曾經超越美國，而東德是靠強迫、剝奪運動員的選擇自由起家的。（回應：強迫體育——除了學校有體育課程——非善策，但今天的中國強迫體育訓練不復存在。政府可能見某人有奇佳的天賦而勸導，或利誘，但沒有東德昔日的「強迫」。最近伏明霞的電視訪問說得清楚。）

（四）美國《時代週刊》說中國的金牌是虛假的繁榮，因為中國人只為金牌而比賽：選非熱門的項目，也不像美國那樣，願意以五面游泳金牌換取一面籃球金牌。（回應：葡萄真的是那麼酸的嗎？難道美國的運動員跑到雅典不是為了爭取金牌嗎？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遠比中國的高，因而對金牌沒有中國人那樣重視。主要的證據，是雖然說願意以五面游泳金牌換取一面籃球金牌，但美國的籃球在準決賽就被淘汰了。怎麼可能呢？美國的籃球水平天下無敵，相近的也沒有。他們拿不到這面金牌，因為高手一般惜身，恐怕受傷而損害收入的前途，不參加。如果由任何稍懂籃球的人替美國選奧運籃球隊，此隊可以讓任何其它國家隊二十分而勝來容易。）

（五）英國《泰晤士報》遠為客氣，說在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中國可能單靠女子就輕易地贏得比整個美國更多的金牌。（回應：不會那樣容易吧！如果真的發生，世界大變矣。不可能，但因為這次奧運成績的鼓舞，多加四年訓練，再加主場之利，二○○八的總金牌數量中國應該超越美國。但人口相差那麼遠，人均體育水平要追近美國遙遙無期。）

（六）《CNN》的英語原文把中國捧到天上去。不可能是偽作，因為那種寫體育的誇張過癮文筆中國人作不出來。內容說中國有錢，人多，要面子，沒有的他們可以抄襲得精確，或者出錢買回來；又說北京奧運的新面目將會雄視地球：無論經濟、政治，總之要證明中國高得看不見，毫無疑問的。（回應：我今天為中國當年沒有贏得二○○○年的奧運主辦權感到高興。悉尼與雅典的奧運都辦得非常好。如果北京主辦二○○○年的，可能頻頻出錯，見笑天下。多了兩屆的經驗，應該畢業了。）

偉人——紀念鄧小平先生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鄧小平先生的百歲誕辰，國內隆重一番是意中事。有趣的觀察，是一般採用的標語不是什麼「萬歲、萬萬歲」，也沒有像我那樣老土地說先生偉大，而是「小平您好」。紀念的節目，不是軍事大檢閱，見不到戰鬥機在天上飛。有的是文藝節目，要不是歌唱舞蹈，就是鋼琴比賽等。不少城市有新塑的小平造像，也有些廣告般大的照片。這些紀念「碑」前有鮮花。我注意而又重視的，是花堆中有些只是兩三朵的小束，很不像樣，顯然是沒有錢的人放上去的。

對我來說，獻上一條草比獻上一個大花棚重要，因為愈是微小的敬意，愈是代表著小平先生深得民心。這次先生百歲紀念，見到的多是「小平您好」這類自發的敬意。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先生蓋棺可以論定矣：將來的歷史看鄧小平，會像我今天那樣看。歷史是我這種人寫出來的。

我怎樣看呢？朋友要求我寫這篇紀念文章，我應該寫。拿起筆，想到一九九七年我以英文寫下《鄧小平的偉大改革》——《Deng Xiaoping』s Great Transformation》——是第一屆夏保加榮譽講座的講辭（The First Annual Arnold C. Harberger Distinguished Lecture），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於洛杉磯加州大學宣讀。

真的有點榮譽。夏保加曾經作了多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主任，桃李滿門，著作等身，以他的大名舉辦一年一度的講座，第一個被邀請出場的竟然是我（據說是夏老挑選的）。當時不覺得怎樣，後來聽到跟著的有Arthur Burns, Alan Greenspan等人，才知道自己曾經了不起。可幸該講辭寫得用心，其後被轉載了好幾次。

小平先生百歲紀念，我把該講辭的結論翻成中文，好讓中文讀者分享一下我對小平先生的歷史地位怎樣看。該結論如下：

「歷史學者持久地對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這個老問題有爭議。毫無疑問，時勢創造了鄧小平這個英雄。如果歷史不仁慈，鄧老是不會凱旋的。時間無懈可擊：鄧老一九七八年復出再執掌大權之際，蘿絲與米爾頓正在出版他倆合著的《自由選擇》，高居美國暢銷書榜之首一年。跟著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美國的列根，蘇聯的哥爾巴喬夫——都對經濟自由作出貢獻。一九八三年鄧老說，自己平生第一次感到世界和平是可能的事。對一個要帶領一個國家走向人類從來沒有嘗試過的困難改革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卸下了一個重擔子。

「作為一個英雄，鄧小平改造了歷史也是肯定的。一個更有資格改革中國的人不容易想像。十九歲小平成為一個共產黨員，花了六年時間在法國當苦工，然後回到中國坐過山車，在政壇三落三上。因此，對共產政制的理解，他前無古人。少說話，但從聽到的判斷，我認為他是整個二十世紀思想最清晰的中國領導者。是個奇跡：七十五歲才開始推行改革，竟然差不多走足全程。他可能覺得時不我與，因為到後來顯得不耐煩了。我對鄧老的唯一批評，是他對學生及民運人士教他怎樣辦，過於敏感。

「鄧小平決定了中國的偉大改革的去向。他的言論重複又重複地遵守著一個基本原則。他認為社會由民眾組合，如果不鼓勵每個人盡己所能產出，是死路一條。這觀點古舊如中國的老子，也像二百多年前西方經濟學鼻祖史密斯說過的。鄧老的過人之處，是能把這信念付諸實踐，在數之不盡的反對勢力下堅定不移。如果不顧政治口號或術語，我們察覺到自一九七九年起，他選的每一步都朝著經濟自由的方向走。鄧老或者曾經在時間或先後次序出錯，但方向沒有錯過一次。

「如果想到鄧老喜歡打橋牌，我們或許能多一點明白這個人。他的表現是頂級的政治戰略家。高舉毛澤東的四個堅持，但因為概念模糊他隨意作出自己的闡釋。一方面他以維護國家的所有權來給社會主義下定義，另一方面放開了市場的運作機能。他設計了經濟特區，說特區證實可行，於是容許到處特區起來。他說香港是最特別的特區，所以中國要有一百個香港。八十年代他三次推出反資產階級活動，但只是精神上的反對。只有上帝知道精神何物，而每次推出後幾個月，資本家的『精神』再攀高峰。鄧麗君的歌被禁不到一年，在市場更加暢銷了。其實要禁絕鄧麗君的歌易如反掌：只要把幾個賣唱片的人關起來就成，而這樣做在毛澤東時代是會被讚賞為仁慈的。

「稱讚鄧小平，我可能形容得有點誇張了。但如果一個教授一定要給作為改革工程師的鄧老打分，那當然是甲級再補上一個『加』字，雖然這工程還沒有完成。沒有跟蹤過鄧小平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二這十三個年頭的人，會對他的成就不產生敬畏之心。可惜他的巨大工程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餘下來的百分之三十有不少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麻煩。稅項太多又太高；法治不少地方要改進；最近提出的國企股份制距離私企尚遠；國家的壟斷專利，雖然減弱了，仍然存在；外匯管制的存在或不存在常有混淆；金融行業還沒有開放、容許競爭。雖然貪污略為減少了，依然普及——中國走上印度之路還是大開中門的。以美國的水平衡量，我可以說四分之三的中國人民還是貧困的。

「不管將來怎樣，鄧小平的偉大改革一定會被將來的經濟歷史看為最不尋常的一章。聽到捷克與匈牙利的改革可能勝於中國，去年我跑到那裡看看，覺得他們的表現不可與中國的相提並論。布拉格與布達佩斯是旅遊勝地，相比之下，上海是個大都會，其商業與工業的活力使一個腦子驚跳起來。

「先生女士們，你們到過上海的外灘嗎？我恨不得今天晚上可以帶你們到那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