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影響力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歐元之父蒙代爾，對神州大地情有獨鍾，最近勞師動眾，搞一個「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排列。朋友說，一個令人失望的含意，是中國的經濟學人材凋零。相對之下，印度的經濟學近於人材鼎盛，曾經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的，整個亞洲的經濟學，印度佬跑先幾個馬位是毋庸置疑的。

講到曹操，曹操就到。一位曾經有一面之緣的印度經濟學教授，從加州大學不遠千里而來，與我共謀一醉，暢談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大事。此談也，使我覺得在炎黃子孫中不容易遇到一個像他那樣優越的經濟學人材：反應快，思維清晰，簡單的理念掌握得好，而更重要是懂得以普通常識推理。印度人的經濟思維很有兩手是行內公認的。

這位仁兄十分欣賞中國的經濟發展，頻稱奇跡。話題當然轉到印度，他說印度比中國慢了十年。「只是十年嗎？」我問。他顯得有點尷尬，大家再把話題轉回中國那邊去。二十多年前，印度的人均收入遠超中國，但今天倒轉過來。如果我們把印度與中國的經濟學人材及經濟發展速度來一個統計分析，其連繫肯定是負值！

經濟學人材凋零的國家經濟增長得快，經濟學人材鼎盛的國家的經濟增長卻輸了幾條街，說明了什麼呢？不能說經濟學毫無用處，因為這門學問可以推斷，有很強的解釋力。可惜說到以經濟學影響政府改進民生，就不容易拿出證據來。

我不懷疑在人口的百分比上，日本與韓國的經濟學者比中國的多，但這兩個民族的經濟思維也不見得有過人之處。然而，與今天的中國一樣，他們的經濟發展也把印度比下去了。自一九六九年諾貝爾開始頒發經濟學獎至今天，獲獎者絕大部分是美國的經濟學家。但美國搞反托拉斯九十多年，堅持最低工資，七十年代大搞價格管制，而近來屢次反對廉價產品進口，使我們看不到他們的經濟學大師的影響力在哪裡。

凱恩斯認為經濟學家的思想影響政策，我認為他的大政府思想是被利用了——影響與被利用是兩回事。眾人皆說佛利民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促進自由經濟的思想家——為了恭維我也曾這樣說。但佛老屢次說，他的影響是零。

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氣象學家說有溫室效應，將來會水浸地球，不知是真是假，但各國政府無不關注，考慮應對。世衛組織指出禽流的殺傷力，其實可能是故老相傳的雞瘟，數以萬計的雞隻立刻遭殃，雞價上升逾倍。如果我說中國政府壟斷電訊會妨礙重要的商業發展，其可靠性毫無疑問，一字都冇咁淺，但有誰會聽我的話而取消這壟斷權呢？

我們找不到證據經濟學家可以影響政策，不是因為經濟學胡說八道，也不是經濟推理湛深難明，而是因為經濟政策的改變會有受損的人，壓力團體爭取利益無日無之。識時務的建議被接受，不識時務遭淘汰，而那所謂「接受」，通常是被利用罷了。

回頭說蒙代爾發起的「影響力排列」遊戲，我認為雖然難以量度，經濟學者可以影響思想：你讀我的文章，或多或少——是好是壞——你的思想被我影響了。但說到影響政策，蒙老兄恐怕要拿出顯微鏡來！朋友問：他不是影響了歐元的成立嗎？我回應道：一九八五年我在北京首鋼建議把所有權與使用（經營）權分離，推行國有的私產制，偶一命中，但可能北京老早就這樣想。

九寨黃龍攝影記（二之二）

九寨溝的瀑布雖然不大，但多而精，是搞攝影藝術的神品了。困難有二，都不容易過關。其一是水要夠多。雖然九寨的瀑布長年有水，但多水只出現在一連幾天雨後，雨停兩三天就差很遠。涓涓流水的山溪可愛，潦水盡而寒潭清也可愛，但瀑布水不多就不可愛了。九寨的瀑布攝影作品雖多，但大水的少見。

第二個困難是陽光的問題。沒有陽光也可以攝得好的瀑布作品，但美中不足。強烈的大側光把瀑布照得通透，水花彷彿白霧飄浮，疑是銀河落九天，有點瀟灑，有點無奈，才是瀑布的感情所在。九寨的困難，是山高樹多谷窄，稱意的瀑布陽光為時短暫，加上要有雨後大水的合併，很有點苛求。我一連兩個早上遇到那一百分的景象，雖然有點手忙腳亂，確也不枉九寨之行。

話說十月八日早上攝完了珍珠灘的瀑布，到箭竹湖的比較平凡的瀑布攝了一陣。小姐說，還有一個精彩的，在熊貓湖，但下午才有陽光。回到酒店用膳休息後，到熊貓湖已是下午三時了。陽光只剩少許，趕攝幾幀可取的就沒有陽光了。我的心還在珍珠灘，考慮所有選擇之後，九日的清早再去。可惜不僅沒有陽光，水量也大幅度地減少了。

珍珠灘攝不成，跑到九寨盡頭的荒草湖碰運氣。湖不可觀，但上頭有山溪，太陽在雲中微露，淡淡的日影在溪中浮現，襯托著溪旁的灌木與亂草，詩意盎然。我和太太沿溪步行了個多小時，佳作信手拈來，俯拾即是。

前文提及，九寨不容易拍攝，但為什麼我會那樣豐收呢？瀑布的奇光幻影是意外的收穫，後來在黃龍遇到的雪景也是意外的收穫。人有我有的彩樹倒影攝了一些；人有我有的蘆葦也攝了一些；較多的是溪旁或湖邊的樹影與亂草。這些之外，最重要還是第一天的晚上，覺得拍攝不易，想了一整晚怎樣處理九寨的水。我想到一九六五年自己發明的一套印象與抽像之間的攝影方法，把今天的科技加進去，再組合而成新法。胸有成竹，結果攝得二十多張自己感到稱意的抽像作品。

不管他人怎樣說，我認為藝術的重點是表達作者的感情。這方面攝影格外困難，因為一按快門山是山，水是水，感情安在哉？我不喜歡整古做怪，但很喜歡讓感情奔放，亂來一下。說到亂來，攝影不困難，但要很熟知鏡頭的性能與光在不同情況下會產生怎樣的不同效果。

我是用膠卷的。雖然今天的處理是沖洗後以掃瞄起筆，但昔日的黑房訓練使我能一看現場景物就知道用怎樣的攝法會有怎樣的效果，今天依然可用。所以雖說亂來，其實是嚴格的操縱，毫不碰巧，半點也不亂。

搞攝影，看景物時我幻想著曝光後的作品會怎樣，改變曝光的方法效果會怎樣改變，而這些幻想永遠是受到一個技術框框的約束，技術的變化所知愈多，幻想就可以愈奔放。不知道效果如何我是不會按快門的。這樣，一張自己認為可以出版的攝影作品，平均只用大約三張膠片。

九寨之行，因為際遇實在好，我們提早一天去黃龍。十月九日下午離開九寨時，有微雨，黃昏到達離黃龍一個小時的酒店，飯後睡覺去也。清早上路，為安全計款待的朋友換了一部可坐三十人的旅遊車。駕駛員老馬識途，說昨夜下大雪，多半不能通過海拔四千零七米的必經之路，但還願意一試。勉強通過，但路上有雪，車慢行，抵黃龍已是早上八時三十分了。

要步行四點二公里的路，是向上走，氧氣不足，我們坐轎子上去。雪停了，有太陽，一半路程後，雪景明艷不可方物。下轎攝影，我感受到缺氧是怎樣一回事。不能走，快步行也有困難。不容易遇到那樣美麗的雪景，而在太陽下雪在溶化，到處閃閃生光。有這樣的環境，攝影實在容易。上轎走一段，下轎攝一段，攝了大約兩個小時，盡皆精妙！後來大部分雪溶了，不好看。是的，沒有雪的黃龍不是攝影的好去處；有大雪的黃龍妙絕，但汽車怎可以過高山之關呢？

沖洗後看，黃龍的雪景作品，有個人出版水平的，共二十八張。書紙十六開，每十六頁有兩頁不斷橫過，可用大場面作品過頁，剩十四。一頁文字，一頁留空，剩十二。雪景分兩組，共二十四，要淘汰四幀。

問題是，九寨本身的作品可分八組而有餘。這樣，全書作品十組，連文字與留空要用十一個十六開，共一百七十六頁。十組作品一百二十，十一張過頁大場面，加起來是一百三十一。這是比我以往的每本攝影集多了大約六十幀作品。

提到這些，是要向讀者說一個問題。搞藝術的人很主觀，而這是應該的。主觀的作者當然愛自己的作品，淘汰要割愛。這不容易。如果是純文字的書籍，增加數十頁不需要考慮很多。但精裝的彩色攝影集成本高，是另一種考慮了。

如果真的不管成本來過癮一下——我很有意圖這樣做——那麼四天的攝影操作，出版一本有一百三十一幀風景作品的書，簡慶福一定破口大罵。他是大師，我怎可以比他快一百倍呢？另一方面，比福哥快一百倍，想來也開心。他在罵，我在偷笑，豈會不傳為佳話哉？

正經一點說，九寨與黃龍大名遠播，到過那裡的攝影家無數，作品騙不得人。鐘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是王勃說的。

黃山歸來不看山，九寨歸來不看水。如此類推，以我來說，九寨與黃龍是不需要再去攝影的了。一口氣出版八本攝影集，作品大約共六百五十幀，沒有誰發過那樣大的神經。是封機的時候了。

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比較（二之二）

我說過，觀察到的經濟現象要合乎情理。不合情理的現象，反映經濟出現了問題，可大可小。如果你沒有很好的判斷是否合乎情理的直覺，不管你名頭多大，博士是什麼名牌，你不可能是個有份量的實證經濟學者。



不合情理與令人震驚是兩回事。炎黃子孫每天吃公仔面五六千萬包，是驚人的數字，但合乎情理。從香港打長途電話到深圳比打到加拿大的費用高八倍，不合情理，反映中國政府維護通訊的壟斷，是嚴重的問題。最近國內二手新樓的叫價差距甚大，不合情理，反映宏觀調控使一些業主周轉不靈，問題可大可小。



一九七五年在日本見到，一隻蕃茄零售五美元，一個午餐二百美元，一部彩色電視機與一條法國領帶同價等，皆不合情理，加起來反映經濟大難將至矣！



日本的困難源於有悠久歷史的大地主制度。歷代相傳，這些地主不少是國會議員，對經濟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要維護高地價，而一個有效的辦法是禁止農產品進口。這做成農產品價格奇高，不僅農地值錢，而因為農地不轉作工商業用地，後者更是寸金尺土。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房地產價格與租值冠於地球。後來支撐不住，一瀉千里，導致銀行的壞帳破了紀錄。



經濟學傳統的邊際生產理論有一個不大不少的漏洞。說工人的邊際產出所值等於工資沒有錯，但工資是可以由生活費用推高的。這是說，邊際產出所值可以因為生活費用的上升而逼提升，但這提升不可以永無止境。到某一點生產力不再提升，或緩慢下來，整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就會遇到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八十年代日本的廠家紛紛跑到泰國等地投資設廠，跟大舉進軍中國。如果日本堅持外匯管制，不容許日資外流，後果不堪設想。



說到人口眾多的國家以工業為重，有一個問題國內的讀者不容易接受。那就是日本的工業大都是自己的，而中國今天令人刮目相看的工業發展，主要來自外資的推動。在這種族之分的話題上，我的觀點是世界大同，只要工業在神州產出，就是神州的，老闆的膚色如何無關宏旨。恐怕老外在中國賺到錢而把資金調走嗎？如果沒有外匯管制，本地人也大可把資金調走。資金的去或留，讓國家的投資環境及生活的吸引力決定不是很好嗎？



有一方面炎黃子孫怎樣也比不上日本仔，使我感到面目無光。那就是日本人的習慣是非常清潔，各家各戶清早起來灑掃庭除。日本的任何小溪流水，大都清澈見底，或起碼沒有污染的跡象。這就帶來經濟學者歷來漠視的一個重要問題，這裡要說一下。



清潔是一種產品，是重要的收入，但政府統計的國民數據從來沒有算進去。糊塗得很，因為不清潔而引起的疾病的醫療服務的收入，卻算進國民收入之內。這樣，看國民收入的數據，上帝也不容易作出中肯的闡釋。風俗習慣使然，炎黃子孫就是不喜歡付出清潔衛生的行為代價。



為什麼中國人不重視清潔，不願意多付清潔的產出成本，是複雜的話題，一言難盡，這裡不多說。個人通常反對政府干預，但在清潔這話題上，我勸北京重抖擻，大事「調控」一下。

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比較（二之一）

幾位教授朋友說，今天國內的網頁有一條規律：凡是讚賞政府的必遭痛罵；凡是批評政府的必被讚賞。是無聊的網上文化，希望主要限於網客，否則很頭痛。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五十五週年有感》，樂觀地看中國，朋友說，網客把我罵得厲害。不懂禮節。是一國之慶，該文我刻意地報喜不報憂。任何人生日，你可以什麼也不說，但如果說總要說點好話。這是禮貌，中外皆然。但在罵我的言論中，一些網客認為我說的—只要政策上不大步行差踏錯，中國大約會在十八年後追上七十年代後期的強盛日本—不可能對。他們提出種種理由，皆屬無知。讓我在這裡澄清吧。



首先要說的，是以國際幣值算國民收入作比較，沒有意思。這種比較胡來，而匯率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是複雜的學問，這裡不說了。要說的是北歐的餐館，一杯白開水收費五美元，那麼他們的收入，以今天的匯率算，高出中國那麼多，是代表什麼呢？你願意讓我替北京「出術」嗎？如果讓我更改人民幣的匯率，讓我更改中國的稅收制度，也讓我更改國民收入的算法，以美元算，我可以容易地在一夜之間把中國的國民收入提升五倍！



一九五七年，赴北美途中，經過日本，代表父親的公司與日本仔談生意，因而參觀了當時工業正在起飛的大阪。與今天的長三角工業相比，當年的大阪遠為不及。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磯加大，老師艾智仁授課時望出窗外，見到一輛停泊的小汽車，問：「那汽車是什麼牌子呀，不知有沒有股票出售？」一位同學跑出去看看，回報是Honda（本田），班上沒有人聽過。一九六七年，多倫多大學的一位助理教授到芝加哥大學造訪，在飛機場租了一部本田。他和我一致認為世界上不容易找到更劣質的汽車。一九七六年，不少美國朋友說本田最耐用最可靠。去年聽到本田的人說，廣州產出的本田比日本的還要好。



一九五七年日本的製造業比不上今天的中國是沒有疑問的，而二十年後的一九七七，日本製造業雄視國際也沒有疑問。以人口算，日本是大國，而大國的經濟發展，重點永遠是製造業。一九七七年的日本，怎樣算也是經濟先進國家，先進之邦的國際機場滿是日本小孩子的旅行團。日本在二十年內追近美國的經濟水平，佛利民說過不知多少次，以之反證所有的經濟發展理論。一個眼睛看不見的日裔美國名教授（Walter Oi）當時對我說過如下的笑話故事。一位教授在課堂上講解比較優勢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一位學生問日本的比較優勢如何，該教授衝口而出：The Japanese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



既然在製造業上，今天的中國比一九五七年的日本高出那麼多，而日本能於一九七七年追近美國的經濟，我說中國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錯，十八年後會追近一九七七年的日本，不可能是水晶球出了毛病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日本，在國際上的相對優勢勝於今天。但日本是不幸的。一九七五年我帶孩子游該國，見到一隻蕃茄零售五美元，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就知道他們的經濟政策有大失誤。也是那一次，帶還不懂事的兒女在日本進午餐，是有花園的餐館，坐下來，看菜譜的價錢，立刻離開。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這樣，也只有那一次。一九八六年，我說日本大勢已去。

九寨黃龍攝影記（二之一）

經不起朋友的邀請，也推不掉那些認為我的攝影手法最適宜處理九寨溝的景物的攝影愛好者的催促，太太和我終於最近到九寨與黃龍走了五天，其中四天集中於攝影，加起來操作了二十多個小時。六十八歲，天還未亮就起床，氣溫寒冷，氧氣不足，而在光線可取的時刻聚精會神地拚搏，苦不堪言，無恙歸來是大幸了。

衷心感謝成都的朋友與九寨的管理局。沒有他們鼎力協助不可能有那樣豐富的攝影收穫。他們在費用上的客氣是一回事，而在適當時刻送我們到景點是更重的一回事了。要在日出之前抵達景點，沒有他們的幫忙是不能辦到的。

謀事在人，人可以做到的做足了。成事在天，天助我也。差不多每個攝影時刻都遇上最理想的光線環境。不止於此也。因為到九寨之前下了幾天雨，拍攝的頭兩天瀑布的水特別多。還有，去黃龍前的晚上那裡下大雪，到景點拍攝的晨早是有陽光的妙絕雪景。可能不幸的，是明知十月十五左右九寨的樹會變得色彩繽紛，但我們偷步，早到了一個星期，葉色並不華麗。後來看到他人攝的九寨的深秋色彩的作品——鮮黃及鮮紅的葉，鮮藍的水——覺得過於誇張，近於怪，就不埋怨自己早到一個星期了。

沒有嘗試過心理壓力那麼大的攝影操作。這是第一次還沒有見到場景就決定以一趟之行而出版一本有七十多幀作品的攝影集。朋友勞師動眾，奔走安排，但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跌個四腳朝天自己面目無光尚在其次，要怎樣對朋友交代呢？面皮再厚也不敢要求再作安排吧。

張家界我攝了兩天，陽朔三天，皆不夠作品成書，要在其它地方補攝。徽州三天足夠，但那是景物變化很大的地方，加上有黃山坐鎮，是不可多得的攝影環境了。這次九寨之行，我破例地預備了五天攝影，但時來運到，四天就足夠有餘，佳作逾百，攝影集可能要加厚了。

十月五日我們飛成都，六日飛九寨，飛機因霧誤時，下機後還有近兩個小時的車程，下午四時抵九寨，決定先入溝看看才到酒店。一看之下，心裡涼了半截：九寨與後來的黃龍一樣，不容易拍攝藝術作品！悶在心頭，當晚九寨管理局的副局長請吃飯顯得鬱鬱不樂，這裡謹向局長小姐致歉。晚上睡不著，老是想著要怎樣處理九寨的水才對。

早上六時三十分出發，還沒有太陽，山色水光可人，但四圍皆山，很暗，不用三腳架只能勉強攝兩三張，快門太慢多半不管用。抵諾日朗瀑布，水很大，還沒有太陽，但夠光拍攝了。遠不及尼加拉瓜瀑布那樣宏偉，但可以走近，有草樹襯托，比尼加拉瓜幽美得多，攝影遠為可取了。

正在拍攝，陽光突然湧現。那是在前山後樹之間的縫隙斜射而下，光極強，把瀑布照得雪白通透，奇景也。奇怪在他人的九寨攝影作品中沒有見過這樣的瀑佈景象。後來細想原因，認為一般旅遊的攝影者不會被容許那麼早到該瀑布，而那來自縫隙的陽光只維持大約十五分鐘，加上機緣巧合，幾天雨後水特別多。這些合併可遇不可求。我身在其中，身經百戰，當然立刻奔跑，可惜預料不到那奇妙的陽光只有很短的時間，動作不夠快，只按了六七次快門。

過了一天的早上，心有不甘，再按時到諾日朗瀑布。抵達後管理局派來的美貌小姐說，還有另一個更美的瀑布，陽光的效果大致相同，建議先試那處。我見該小姐把陽光的角度說得頭頭是道，依她前往，心想，明天早上還可以再來諾日朗。

去的地方是珍珠灘，沒有小姐指導不會知道灘下是瀑布。太陽從山下上升，把水灘照得如白銀瀉地。我一看就知道大難臨頭，因為光與影轉變得非常快，秒秒不同。那是一個廣大的平面斜灘，水在灘面石上急流，太陽從右下方上升，斜照灘面，只上升一小點，整個水灘的景觀全變了。事實上，我見到灘上的石影與樹影不斷移動，快於步行。

同行的助手替我背著兩部照相機，也拿著遮光的傘子。一時間我迅速奔跑，手忙腳亂，在水聲震耳的情況下大聲呼叫。看官要知道，我那部較大的照相機每膠卷只能拍四張，換膠捲起碼分多鐘時間。是沒有時間換膠卷的了，餘下還未曝光的一兩張要看得準，但光與影變得那樣快，又是此前沒有到過的地方，要怎判斷才對呢？

水聲隆隆中聽到小姐大聲說：「先到瀑布去，那裡的光也變得快。」「哪裡有瀑布呀？」我奇怪地問。她向左方一指，說：「直走，很近的，轉彎就是了。」是神奇的九寨，不百步瀑布奇觀就在眼前，猛烈的太陽斜光把水珠照成白霧一片。瀑布之旁有木梯，拾級而下，是從瀑頂下至瀑底了。光線一百分，我每下幾級就按一次快門。很近瀑布，水花飛來，衣服與相機盡濕。我只顧鏡頭，不顧其它，每次以手帕抹乾鏡面，一舉手就立刻把快門按下去。不能通過鏡頭細看構圖，因為不到幾秒鐘鏡頭盡濕，看不見景物。

沒有遇到過更為緊張刺激的攝影經驗。攝到瀑布底下時，我對太太說，九寨這本攝影集會有足夠的作品，不用擔心了。

三十多年前，一個寒冬的早上，在華盛頓州一條小河之旁下釣，意外地鉤上一尾二十多磅的三文魚。但魚絲說明只可支持十二磅。我拿著魚竿在河旁跟著三文魚狂奔，搏鬥了半個小時而獲魚。興奮之後才發覺褲子被河旁上長得密密的灌木割碎了，雙腿血流如注。

有些人就這樣：為了追求，在重要時刻可以不顧一切。

何處覓徽州

一個大半生沉醉於經濟解釋的人，不容易把腦子的思考機器關掉。是的，多年以來，凡是遇到與經濟有關的現象，可以觀察到的，總要把自己掌握了的理論解釋一下。四十多年差不多天天如是，理論變得愈來愈簡單，工多藝熟，不容易找到有新的現象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熟能生巧，假說推理愈來愈快，有時差不多連想也不用想。就是日暮黃昏的今天，這速度毫無緩慢下來的跡象。困難是，腦子似乎產生了一種自動運作的機能，就是喝了大半瓶紅酒也不能停下來。有時更奇哉怪也：我是可以在夢中推理的。

行內朋友認為是湛深的現象，幾秒鐘我可能提出可以驗證的假說。這與智商毫無關係——四十年前與我速度差不多的大有人在。只是自己凡見新現象必試作解釋的習慣實行了那麼多年，是對是錯的假說不計其數，朋友提出認為是難明的，我只把以前想過的再組合一下就提供答案。當然，這裡說的現象，不是物理、化學那種高深學問，而是日常生活遇到的經濟現象或行為。

很相熟的幾位行內朋友，深知而又相信我差不多想也不用想的本領，但外人不免覺得有點輕浮，或信口胡謅，於是惹來非議。我不跟他人研討，或不評論他人的文章，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還沒有聽完就說人家錯了，很有點那個。困難是腦子停不了，任何擠不進去的現象或假說會立刻被彈出來。

年多來在神州大地搞攝影，湊夠了作品出版七本攝影集。過程中當然遇到不少新人新事，對中國的文化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可能人老了，看中國的文化我喜歡從欣賞的角度看。這與年輕時喜歡批評是不同的。

這裡要談的，是徽州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徽州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文化重點，曾經騷人雅士雲集，而文房四寶的產出知名天下。沒有記錯，徽州位於安徽省的南部，是皖南的文化勝地。奇怪的是，到徽州一帶攝影，幾張現代的地圖竟然找不到徽州。這是要解釋的現象了。

不嚴謹的考查，昔日的徽州包括今天的三個名勝地區。其一是今天位於江西東北部的婺源及鄰近的古村落；其二是黃山一帶的風景區；其三是黃山腳下以黟縣為重心的古村落。其它還有些縣、鎮，比較次要。我認為因為上述三個地區成了旅遊勝地，經濟利益各顧各地爭取，每區要在名稱上獨自成家，徽州就在地圖上消失了。

先談婺源吧。這個今天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古村落，在江西的東北部，原來是屬於安徽的，是徽州的一個重點。不知何解，一九四九年被撥入江西。然而，入了江西不等於不屬徽州。問題是，這幾年婺源的遊客數字急升，從一間酒店也沒有變作酒店一條街，旅行社林立。為了招徠，他們怎還願意寄於徽州的籬下呢？婺源今天的確大名，鬼子佬朗朗上口，但老外不會知道，這就是中國文化歷史上的徽州。

黃山是另一個故事。徽州在地圖上消失，一個重要原因是黃山要突出自己，而徽州不可以沒有黃山。據說八十年代黃山要脫離徽州吵得厲害，而後來搞出好幾個以黃山為名的不同地區來。今天黃山大名遠播，山的本身的旅遊收入，從十多年前的每年兩百萬上升至今天的幾個億，十多倍。以前是到徽州游黃山，今天是游黃山。

沒有黃山那樣重要，但最神奇還是黟縣的故事。該縣有幾條古村，在黃山腳下，到黃山的遊客有些順道一遊。雖然有八百年歷史，其名並不遠播。在收入不足、淪落不堪之際，熱心人士大叫挽救，惹來聯合國的「干預」，於四年前封黟縣的兩條村——西遞與宏村——為「世界文化遺產」。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遊客數字急升，黟縣怎還願意寄身於徽州的籬下呢？徽州的存在已經若有若無，黟縣有了個新名堂徽州就失蹤了。

神奇是黟縣的名堂可能自身難保。靠西遞與宏村起家，後者的古跡勝前者。命中注定，兩年前獲四項奧斯卡金像獎的《臥虎藏龍》，其中飛簷走壁的武鬥是在宏村拍攝的。一夜之間，宏村的遊客變得遠多於西遞。我到宏村時，問及哪裡是哪裡，導遊小姐說：「我們是宏村，不是黟縣。」

上述含意著一個頗為有趣的土地劃分的經濟假說，前人似乎沒有說過的。政治上的地區劃分不論，經濟的劃分，除了管治財政的考慮，名牌效應看來重要。一村或一區之內的居民，對本區的經濟收益有某程度的優先權利，中外皆然。如果居民認為爭取得名牌對自己的收入有助，他們一定爭取。一村獲名牌，鄰近的會有些界外收益，所以通常不反對。名牌愈多，整個大區愈有利，但原來的大區牌子會保不了。從管治財政那方面看，一名之下的地區是容易擴大的。但爭取名牌效應的利益，地區一般會縮少。如果只考慮這兩方面，地區劃分的或大或小，是從一方面要擴大另一方面要縮小的相對壓力來取得一個均衡點。這樣看，因為管治財政可以變動，名牌效應也可以變動，地區的劃分在歷史上就常有變動了。

有悠久歷史的大名牌徽州，二十年來遇到兩個名稱上的打擊。其一是因為旅遊的迅速發展，徽州之內出現了三個名牌，於是受到「拆骨」的蹂躪。其二是不幸的。今天到徽州的遊客，一般對徽州的文化知得很少，對什麼文房四寶沒有興趣。他們到徽州去是為了看風景名勝，或看足以令他們嘖嘖稱奇的古跡，聽一下導遊小姐的介紹。他們於是認為徽州的文化是過去了的文化，看一下、聽一下就足夠有餘，不會下功夫去體會徽州的文化是偉大的。

徽州已矣！何處覓徽州？

處理古跡是頭痛問題

一個國家的文化古跡應不應該保護呢？一方面看當然要保護，另一方面中國的古跡那麼多，保之不盡也。美國受到嚴格保護的「古」建築物，以中國的情況衡量，一般不值得保。神州是那樣龐大的古國，如果採用美國的準則，到處都不能動，經濟怎可以搞起來呢？一個取而保之、捨而拆之的準則是需要的，但應該國國不同。我不是專家，沒有理由懷疑或反對今天中國採用的準則，不是這裡要說的話題。

這裡要說的是因為種種原因，古跡的價值不容易由市場決定，而以市場處理古跡，很容易搞得面目全非。是一門湛深的學問，我沒有作過研究，只憑自己肉眼所見說一下吧。

（一）福建的泉州是個古城，盛產石頭，而以石頭建造的歷久猶存。那是馬可勃羅離開中國的城市，阿拉伯人留下不少古跡的地方。一九八五年到那裡去，覺得整個城市古得可愛。幾個月前再去，面目全非，而一些被政府保護的建築物及場地，為了增加門票收入，大加粉飾，也有新的仿古，使訪者無從判斷孰新孰古。

（二）水鄉周莊今天每年遊客三百萬，門票每人百元，發了達，於是購買古亭古塔之類，每三幾年相貌不同。但一些比周莊還要古、更有文化價值的水鄉，因為地點較差而門前冷落車馬稀。收入不足，維修不善，漸趨淪落了。好些公園也如是：門票收入好的愈來愈美觀，收入差的野草叢生，一片荒蕪。這些使我想出一個兩極分化的經濟理論，還沒有想好細節寫出來。

（三）聯合國手指一點，說一句「世界文化遺產」，被點中的如中巨彩，考慮建機場去也。遊客湧至帶來的經濟收益可觀，應該高於商業化的負面作用。問題有二。其一是聯合國的桂冠會增加上述的兩極分化；其二是聯合國的專家雖是專家，但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不夠深入。從中國專家的角度看，聯合國點錯了的機會不少，但也可能比較客觀。

（四）把名山勝水撥入為需要保護的項目我沒有異議——聯合國也認為是要保護的自然遺產——但今天的中國，凡是頂級的名山勝水，皆由政府壟斷，服務欠佳，收費亂來的例子不少。黃山頂上的四星酒店，不可能達二星水平，而食品低檔價高，也反映著政府壟斷的效果。千山萬水而來的遊客，為什麼要受這種苦呢？

沒有人不反對在名山勝水之間建造醜陋或與景色脫節的建築物，但山水無論怎樣大名，可不是文化古跡。適當的有中國文化藝術品味的建築物，多一些招待遊客也無妨，總要比目前的不倫不類、不新不舊的殘破建築物好。更想不通為什麼在張家界的天子山頂上，以賀龍為名的小公園竟然放著一架戰鬥機及一輛坦克車。

（五）這些年中國的旅遊行業上升得非常快，為了招徠各出奇謀，盜人耳目的廣告或宣傳不少，而出術行騙的行為也不罕見。處理這些問題最好以清楚界定權利、放開私營導遊或旅行社在市場競爭，政府的職責專於治安與修橋補路等工作。

我們不應該有幸災樂禍之心，但世界各地的恐怖事件對中國的旅遊生意可能有助。事實上，只要能改進衛生、交通與服務，神州大地的確是旅遊的絕佳去處：物價相宜，風景秀麗，古跡奇山隨處可見，加上農民純樸，既有晨曦霧景，也有漁舟唱晚。

曲阜行

不久前到山東講學，下機後沒有進入濟南。款待的朋友二話不說送我和太太到曲阜去，住了兩個晚上，先覽而後講也。他們知道我對中國的文化有偏愛，先帶我到孔子的故鄉。山東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點，出現過我最欣賞的辛棄疾與李清照這兩個詞人。

孔子的《論語》四十三年前讀過，是要與孟子比較一下而一起讀的。不是選修，只是在圖書館閒著，好奇翻閱。我對孟子的評價不高：好幾處他的邏輯錯得明確。孔子是另一回事。他倫理歸倫理，推理歸推理，沒有混淆。孔子的倫理好些今天還可教，一些今天不能接受，但推理的水平相當高，邏輯少錯。除了這些印象，我對孔子知得不多。

去曲阜，除了看孔子的遺跡、聽孔子的故事，是沒有什麼值得去的。我們住在闕裡賓舍，要到曲阜敬仰一下孔子的人，應住的酒店只此一家：孔子的故居與後人建造的孔廟就在隔鄰。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人，後人的敬重把他的家擴大了不知多少倍。以書法石碑多而知名天下的孔廟，我要去看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蹂躪。

正如多年前聽到，孔廟的石碑不少給人從中折斷，今天駁接起來。奇怪那些巨大的石碑，會被打斷而沒有粉碎的痕跡。被人推倒看來不容易折斷，怎樣弄斷那麼多是一個謎。後來到孔子的墓，其巨古石碑也曾經從中折斷，後來駁接。在孔廟的石碑中有一塊特巨的沒有斷過的痕跡，石上有人以毛筆黑字大書：「革命無罪……」跟著的不清楚，應該是「造反有理」。

不堪回首的往事，北京為什麼到今天還是畏首畏尾，不勒碑誌之！是的，我認為當地政府要在孔廟與孔墓豎立石碑，刻上文采煥然的釋文，說明那些石碑代表著什麼，在怎樣的情況下被毀折了。這兩面釋文石碑要相當大，因為要加上幾種重要外語的譯文，好叫外來的遊客知道，今天的中國重視自己的文化，文革那種事再不會在神州大地發生的了。

回頭說孔子，在曲阜購買了一些給遊客介紹孔子的小冊，說的故事多半聽過或讀過，但溫故知新，認為孔子確實了不起。二千五百多年前還沒有發明紙筆，竹簡不能多說，竟然出現了像孔子那樣的人。當時的人很迷信，孔子也如是，但他的言論反映著令人拜服的智慧，無疑是一個日思夜想的絕頂天才。

不僅聰明好學，孔子肯定是個偉大的老師。弟子多達三千人，是真是假無從考究，但桃李滿門，歷代不衰是事實。當時沒有什麼大教授，也沒有什麼諾貝爾獎，後人只能給他一個「聖人」的稱呼。中國歷代聖人不少，但如果只說一個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其實這名稱不妥，因為聖人代表著一個沒有瑕疵的人。把一個人神化了是毀滅了這個人的性格，在某方面貶低了他。除了他的學說，我們今天不大清楚孔子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春秋戰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思想時代，心焉嚮往，我恨不得能以今天自己的所知，跑到他們的時代去，與諸子百家比一手。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學問，孔夫子說的。

清晰能增加說服力嗎？

說開中共建國五十五週年，不妨回顧一下自己的「跟蹤」與寫中國改革的分析文字。說過了，是高斯當年極力主張我回港任教職，因為專於產權理論而又懂中文的，當時只有我一個，加上自己在廣西逃難時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很想替中國的青年做點事。我是個討厭政治的人，從來不參與任何的政治活動，更不相信可以左右世界。一點關心，要怎樣表達才對呢？

我可以做到的是闡釋。當年我想，北京要怎樣辦我管不著，但他們要知道效果嗎？如果知道效果還要辦，是他們的選擇，但他們可能因為我的解釋，知道效果，改變了主意。二十五年來，我堅守這約束為中國的改革寫文章，沒有一次越界。我的解釋有點影響嗎？很難說。不少人說有，但自己無從肯定。天下間的確有英雄所見略同這回事。那麼多文章放了出去，中國走開放改革的路，巧合雷同，不可能沒有政策與我的建議是如出一轍的。

這些年我的主要困難是不容易把經濟分析向中國讀者表達得清晰。遠在一九六六年，老師艾智仁就因為我的一段文字看不懂而責罵：「沒有人懷疑你的天分，但這樣的文字天才等同廢物。」兩年後高斯和我討論文字，提到德姆塞茨，對我說：「德姆塞茨的文字那樣清楚，他們不可以忽視。」這裡說的「他們」是指森穆遜等大師，在共用品的話題上與德姆塞茨展開辯論。高斯的意思是說，不清晰的文字沒有說服力。得到師友的教誨，在國際學術上我的文字練得以清晰知名。然而，寫中語文章，讀者的反應就往往顯得他們不明白，誤解頻頻。

我不認為自己的中文表達有所不逮，但有兩個困難。其一是就算到了今天，讀者的回應──尤其是網上的──我很多時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同樣，他們高舉的理論或思想，不管是右是左，模糊不清。毋庸諱言，在社會科學上，中國人是在一些沒有清楚闡釋的理念或術語中培養起來的。

其二也麻煩。比起物理等自然科學，經濟絕不湛深，相對來說淺得很。困難是經濟學不可以公式化地打通經脈，要用上另一種思維。就是頂級天才愛因斯坦，每次論經濟都令人尷尬。以數學方程式處理經濟，任何人下一兩年功夫都有點看頭。但困難不是方程式，而是要把什麼放進方程式之內。倒過來，懂得把什麼放進去，方程式大可不用了。

簡單地說，經濟思維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推理，要憑一個變數推出整個經濟的均衡。要推得快而準，因為一推起來，這裡牽一髮，那裡牽一髮，發展下去可能無從收拾，得到的結論亂七八糟。可取的經濟分析是以簡單的理論處理複雜的世界，牽一髮而推出去，但落雨總要收柴，考慮整體之後要有一個三幾句可以說清楚的結論。佛利民曾經說，複雜的結論一般都是錯的。

不要一竹竿打一船人。今天中國人的思維宜於文學與工程，以簡單理論處理複雜的變化他們不容易接受。另一方面，簡單的結論他們不相信，總要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術語來混淆一下。

這解釋了為什麼同一問題我往往轉來轉去，再三申述。原則上，高斯認為清晰會增加說服力不可能錯，只是用於中國的思維傳統比較困難。好些時覺得自己的闡釋如石沉大海，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又彷彿見到這裡那裡撒下的種子長出一些小花來。

逆來大可順受

報載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訪中國，要求依照在世貿協議的規定，於明年一月一日撤銷紡織品配額制度後，中國自動限製成衣出口。報章又載，西班牙排華，發生了華人鞋店被焚燒事件，而較早時港商在德國參與鞋展受到侮辱。

何前倨而後不君子也！不明白西方國家的頭頭為什麼那樣短視，更不明白他們的經濟大師顧問為什麼不張大眼睛看世界。十八年前我說得清楚：因為中國開放改革，世界上多了很多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生產競爭。跟著東歐的發展與蘇聯瓦解，而印度、越南等地也要過一下開放賺錢之癮，一九九一年末在瑞典我對佛利民說：一時間整個地球多了數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競爭，世界將會有巨變，大搞社會福利、最低工資、工會林立的國家將會大難臨頭矣。

當時佛老問：「真的多了數十億嗎？」我在他面前數手指，減除了老人家、小孩子之類，國際廉價勞力暴升二十億是起碼的了。佛老當然同意我對社會福利、最低工資等的看法，但認為經濟學有一條比較優勢定律，廉價勞力暴升對先進之邦有好處。我同意「有好處」之見，但認為有早晚之分。過度調整不容易處理，而如果讓政治及壓力團體多加左右，適當的調整遙遙無期。

後來我的思維有了長進。比較優勢定律這回事，只是在貨品換貨品的國際市場才正確無誤。一旦加上貨幣，不同貨幣之間的匯率可以使該定律失靈。更麻煩是今天西方國家盛行的完全不以實物為錨的fiat money制度。這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以控制貨幣量的增減來調控國家經濟，不容易顧及對外貿易的匯率與比較優勢定律的所需。

想想吧。今天一個工程師在中國大約是月薪美元四百，印度是美元七百，美國是四千。工廠技工的差距更大。連食宿費用算，中國一個普通技工是每月美元八十，印度的我沒有數字，而美國政府規定的最低月薪是一千三百，通常更高。論技工的質量高下，我不懷疑要講體力及知識的，西方優勝，但從手工藝那方面看，中國的了不起。手指靈活、吃得苦，是中國人的本質。設廠的朋友說，中國的女工可能無敵天下。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紡織品、皮具品等項目上，中國產出的價廉物美，這些年使外國的廠家叫救命。

我是個重質量但不論牌子的人。太太給我購買的衣服，要先把牌子割掉才給我穿上。質量的感受，我一試而知。這些年來，不管有沒有通脹，同樣感受、耐用的衣著，價格下降了大約八成。是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我那樣不管牌子，名牌可以休矣。

回頭先說美國要求在撤銷紡織品配額後，中國自動限製出口。如果中國唯命是從，要怎樣辦理才對呢？世貿協議的一個主要目的，是撤銷配額。自動限制，難道要把配額放回去嗎？重施配額，豈不是違反了世貿協議？我曾經解釋得清楚，成衣配額是出口成衣質量提升的主要原因，弄巧反拙，當年的配額使香港的成衣質量急升，把美國的成衣商逼得節節敗退。目前中國的紡織業因為撤銷配額的期待而增加了不少競爭者，大家磨拳擦掌，如果配額重臨，成衣的質量再會提升，美國還生存的一些名牌恐怕守不住了。

如果不配額，自動限製成衣出口要怎樣處理才對呢？增加成衣出口稅是違反世貿協議的基本原則；由政府分配誰可出口多少，必會帶來嚴重的貪污問題；由政府約束成衣製造商的牌照數量是叫中國走回頭路。事實上，成衣這個行業，歷來外判盛行，一個牌照可以供應全世界。

從今天世界的局限看，以保護主義來抗拒價廉物美的產品進口的確是短見。有四個難關。

（一）滿是廉價勞力的國家多得很，中國只是較早開放改革，首先獲得「世界工廠」之譽，於是首當其衝地受到外地的留難。但抗拒了中國貨，其它的怎樣抗拒呢？事實上，我認為北京今天的政策有不是之處：他們開始搞勞工福利、最低工資等，是過於自滿、有點輕敵了。

（二）就算一個先進之邦成功地禁止廉價產品進口，保護自己的同行，但這同行的貴價產品，怎還可以出口競爭呢？沒有出口，只供應自己的國家，今天的世界不容易有名牌製造商可以生存。

（三）為了爭取廉價勞力，外資到中國及其它地區設廠愈來愈多。難道這些外資的國家要反對自己投資的產品進口嗎？前些時在這裡發表《日日貿易的啟示》，說日本的經濟輿論對中國愈來愈客氣，因為日本的出口是運到身在中國的日本人與日本廠家，而進口的是日本廠家在中國的產出，使日本的經濟有了生機。保護主義會扼殺了日本仔這項日日貿易的發明。

（四）守得第一關守不了第二關，轉口貨可以暗渡陳倉。舉個例，如果美國成功地限制中國的成衣進口，但加拿大不限制，中國的成衣先由加拿大進口，然後轉銷美國，多一重手續費只害了美國的消費者，對美國的成衣廠家不會有大幫助。可以成功地禁止中國的成衣從加拿大賣到美國去嗎？嚴加禁止，在美加交界的加境之內，會出現中國成衣商店林立，美國人過境入貨可也。這不是我的想像力：美加之間的越境購貨促成邊界商店林立，屢有前科。

因為以上種種，在今天的國際壓力下，我認為北京不需要回應什麼。中國要走的是自己的路，讓市場的廠家找自己的好去處，在自生自滅的情況下他們總有辦法生存。這是說，逆來大可順受，守得雲開見月明。

五十五週年有感

中共建國五十五週年，屈指一算，發覺近於一半一半——前一半關閉，後一半開放。不容易界定哪一年是分水嶺。以毛澤東逝世的一九七六算，前是二十七，後是二十八；以鄧小平復出的一九七八算，前是二十九，後是二十六；以開始有開放跡象的一九七九算，前是三十，後是二十五；以我個人說不會走回頭路的一九八四算，前是三十五，後是二十。

中國大興土木搞改革，只有二十年多一點。歷史時間是很短的，但中國變得舉足輕重了。一位北大朋友對我說，不久前美國某媒體訪問了好幾位經濟名家，問他們七十五年後經濟最強盛是哪裡。佛利民說是中國，高斯說毫無疑問是中國，其它的多選中國，但也有選美國、歐洲的。

七十五年？不需要那麼久吧。不敢貶低歐洲與美國，也不敢說中國的經濟將來一定雄視天下。但我說過，只要中國能大事開放金融，其它政策沒有大步行差踏錯，以實質收入算，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追近美國大約只需十八年。我是把水晶球多擦幾下才這樣說的。最有說服力是日本的經驗，從起飛到人均收入追近美國只用二十年。今天中國的情況不比昔日的日本差，而發展的勢頭略勝昔日的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高，天然資源也乏善可陳，中國要發展到日本在七十年代後期的驚人經濟，從今天算，十八年應該足夠。如果我的水晶球是對的話，到那時，中國會是七十年代後期的十個日本的合併！那應該遠超佛利民與高斯對中國的樂觀期望了。

看水晶球的另一面，預測相同。那是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從零散的國企到今天的私企威勢，只用了十二年，其中好幾年朱鎔基大搞宏觀調控。今天向前看，除非天有不測之風雲，又或者北京在政策上頻頻失誤，目前的增長率可以繼續，甚或過之。這是說，要再來一次以往十二年的發展速度，不苛求。長三角之外的地區怎樣看呢？假設其它地區平均只有長三角一半的增長率，十二年後整個中國都有規模，再加六年有機會多翻一番。

我對共產制度的批評不遺餘力，但於今回顧，毛澤東時代做了三件對今天的經濟發展有助的事。絕對是壞事，代價龐大驚人，但代價付出了，覆水難收，今天的回報倒也不少。

其一是當年的上山下鄉、分派工作等搞得妻離子散。不計以往，好處是促成東、西、南、北的人混在一起，都懂普通話，與昔日的村與村之間的語言不通，互相敵對的情況是不同的。

其二是昔日進大學，選修科目很容易惹禍上身，只有數學及工科最安全。這促成今天不僅多工程師，而且青年學計算機容易，對工業與軟件的發展是大吉大利的。

其三是當年規劃下來的戶籍管治制度，雖然大手放寬了，仍然存在。這制度不僅對瘟疫的控制有助，更重要是對治安幫助很大。說中國治安差的人要到紐約、墨西哥等地方看看，比較一下。人口眾多的城市治安差不多沒法搞。今天一千六百萬人口的上海，治安好得出奇。沒有昔日的戶籍制度的幫忙是不可能辦到的。

一九八四年我寫下：「二百年來，中國最有希望的日子是今天。」朋友，你見過有比我擁有的更靈驗的水晶球嗎？今天這水晶球還是說這句話，只是二百年改作五千年吧了。

電訊服務的捆綁銷售

由於一些地產發展商把電訊服務合併在大廈管理費之內，使業主失卻了不接受的權利，捆綁銷售這話題最近吵得熱鬧。輿論大罵發展商，措辭激動。朋友知道我曾經在捆綁銷售這題材上作了多年研究，要聽聽我的意見。是複雜的學問，讓我分十點說說吧。

（一）捆綁銷售有多種，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有變動比例，另一類是固定比例的。變動比例是指被捆綁著的不同物品的比例，可以由購買者隨意改變。昔日萬國商業機器租出電腦，強逼客戶向萬國購買用電腦所需的紙卡。電腦一部，但紙卡用量可多可少。有時不需要強逼，但顧客沒有其它選擇就成了強逼之勢。例如昔日的寶麗萊照相機，曝光的相片除了寶麗萊沒有其它供應者。

（二）我們日常購買的物品，沒有一件不是固定比例的捆綁銷售。買汽車捆綁著輪胎，鞋子捆綁著鞋帶，維他命丸捆綁著瓶子與多種維他命，月餅捆綁著糖、蛋黃等。通常被捆綁著的可以分開散購。這種捆綁司空見慣，不是經濟學者有興趣研究的。但奇怪有時分明可以方便地散購，但出售者不容許，強逼買家購入捆綁著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全線逼銷，批發商強逼零售商以固定比例購買用途沒有相干的物品。

（三）凡是固定比例的捆綁，其中每部分的個別價格為何沒有意思。二百元一雙鞋，一定要一起買一雙，訂價是二百元一雙，或一百元一隻，或左鞋一元右鞋一百九十九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四）買一送一也是捆綁銷售，蠢人以為執到甜頭，聰明的知道是變相減價。酒家賣一元一隻雞也類同，只是顧客購買食物的比例可變。是捆綁，因為顧客必吃此雞，但不能不吃其它的菜。

（五）任何物品皆捆綁而成，其中一些捆綁之物某顧客可能不喜歡，但非買不可。對抽煙有反感的人可能希望汽車沒有打火機，但所有汽車都有打火機，不僅要與汽車一起買，車價是把打火機的成本算了進去的。

（六）汽車出售者有沒有說明有打火機呢？一時說，一時不說，而事實上要說盡汽車所有捆綁之物，何止數百頁，所以不重要的大部分沒有說。土地發展商應否說明管理費包括電訊服務呢？因為是新潮捆綁，我認為應該說。但不說也無妨。正如買汽車，我付一個價，認為滿意，但購入後發現有重要的捆綁我事前不知道。

（七）購買前捆綁與購買後強逼是兩回事。後者不能接受，而物業轉手後管理要強加於人，須經業主投票通過。投票可能有多數虐待少數的效果。

（八）發展商惹來捆綁電訊服務的非議，不是因為有小部分不說，而是因為大部分說了出來。如果我是發展商，要出術，我不會把電訊服務算進管理費之內，而是出買一送一那一招，說電訊服務十年免費，其實是算進了樓價那裡去。

（九）發展商說明捆綁在管理費之內的電訊服務費是多少，看來是因為業主將來可以投票否決，所以要有一個可以減除的數目。

（十）如果購買的人一般認為沒有所值，強逼捆綁不可能多賺錢。水出魚，魚飲水，來來去去都是物業質量的本身與管理服務的組合決定價值，強人所難是愚不可及的行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