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製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學術比賽敗下陣來！

上期分析國際體育比賽，論中國選手獲亞運金牌大有瞄頭，雖然以人口比例算還落後於不少其他國家，但今天看，中國人多勢眾，國家出資培訓，在可見的將來奧運金牌雄視地球可以斷言。也因為人口那麼多，只要今天的培訓制度繼續，一旦奧運金牌拋離對手，這優勢恐怕會持續到無盡期！

解釋過，因為在國際體育比賽中，大部分的項目沒有多少商業價值，政府不出資培訓不可能獲得那麼多面金牌。值得嗎？那要看北京的體育總局每年花多少錢。明確數字沒有公佈，幾個我不敢賭身家的數字相差很遠。體育總局說的，二○○○年總支出在人民幣十六億「以上」，之後至○四年每年加一億，○四至○八每年加兩億。不久前另一篇文章，作者不支持巨資培訓，說目前的每年總支出達五十億。

先說一點，就算每年花五十億巨資培訓，體育上北京可沒有做蝕本生意。他們發行體育彩票，生意興隆，去年只三個月銷售六十億。如果每年銷售二百四十億彩票，而彩票的回報率通常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那麼體育總局的支出得可償失矣。

讓我假設國家的體育支出是每年五十億吧（可能高估，而北京奧運後可能下調）。算永久如是，不加不減，那麼以年息五厘算，每年五十億到無盡期加起來，其總現值是一千億。這是說如果有大富豪願意一次過地捐出一千億，年息五厘每年有五十億收入，中國可以每屆亞運及奧運拿得最多金牌，直到永遠。找不到這個富豪嗎？中國人口十三億多，每人大約出七十五元就湊夠一千億了。很多貧困人家當然不願意出那七十五元。朋友，你呢？願意出多少？我自己不認為金牌永遠雄視地球有意思，但受了那麼多年鬼子佬的氣，願意出一萬。那是替一百三十多個不願意樂助的每人出七十五元了。

這種數字遊戲永遠作不得準，也無從估計。高斯曾經說過如下的不能反駁的話：不真的要求消費者自願付錢購買，我們不可能知道某事某物究竟值多少錢。話雖如此，我認為上蒼有知，只要炎黃子孫不搭順風車（no free rider），衷心地隨緣樂助，湊夠一千億不困難吧。願意出萬元以上的同胞應該不少，湊夠一千億輪不到我那一萬元了。

回頭說上述估計北京體育總局每年花五十億的那篇文章，作者把幾年花的加起來，除以上屆奧運中國拿得的三十多面金牌，每面花錢七個億，認為不值。可是，炎黃子孫一般不那樣算。他們不管金牌數字的或大或小，只管誰最多！說實話，每年五十億，多想幾次，不難想出有其他更值得花錢的地方。然而，北京奧運在望，要花的花得七七八八了，覆水難收，上蒼保佑，過一次最多奧運金牌之癮再說吧。

花錢值不值得是一回事，花了錢而見不到可觀成績是另一回事了。就算○八奧運中國拿不到最多金牌，成績驕人應無疑問。這些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在學術的發展上，如果有國際大賽，中國會輸得一塌糊塗。開放改革了二十七年，發展之速舉世嘩然，什麼世界第一的數之不盡，但學術的發展卻不成氣候。那是為什麼？

從天生條件衡量，炎黃子孫的體力說不上是人類中的表表者。是的，體力上，與西方或黑人相比，中國人略嫌不足，但國際體育還是搞出可觀的成績來。學術講智力，中國人的天生智力怎樣了？艾智仁與高斯認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最高。數十年前以發明半導體而拿得諾貝爾獎的那位仁兄，後來著書立說，以資料支持中國人智商最高。美國的兒童智力測驗，跑在前頭的通常一半以上是中國血統。再者，中國人在西方搞學術，說得上是有成就的為數不少。身在外地可以，在本土不成，那是為什麼？

是悲劇。人口那麼多，經濟發展得那麼快，天生智力絕不後人，開放改革了那麼多年，稱得上是思想大師的我們到哪裡去找？困難有好幾方面，不難指出，但要怎樣處理很頭痛。

首先要說的，是學術成敗的衡量，可不是體育比賽那樣簡單或客觀。今天的中國，連判斷學術高下的人材也不容易找到。這方面，有市場或有商業價值的研究（可算學術）遠為容易衡量，而我不懷疑這類研究中國會發展得可觀。事實上，在商業上的R and D投資，這幾年在中國飆升。繼續改善知識產權或專利權及商業秘密的保護，我們不用擔心中國的產品不會成功地提升科技。要擔心的是那些沒有商業價值的學術。後者在中國發展得差勁，但從人類文明的發展看，這後者比有商業價值的知識重要。

沒有商業價值的學術知識，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根源。歷史上差不多所有大思想家都走這條路，但因為這類思想是軟性的，著重於概念及哲理，不容易拿得準，商業價值於是談不上。然而，長遠一點看，所有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或服務，比較硬性而又明確的，都是從某些軟性的理念變化出來。

以自然科學為例，牛頓的三大定律，孟德爾的遺傳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本身都沒有商業價值。但如果沒有這些人，今天的世界會怎樣了？社會科學、哲學、文學等更為軟性，離商業價值之途更遠，然而，回顧歷史，大思想家在這些學問上出得最多。說一個文化的發展不要過於俗氣，不要過於重視金錢，說來老土，但歷史上我們找不到一個沒有上述思想家的國家，可以持久地繁榮的。

二十多年前我批評北京急功近利，今天有了改進，還是急功近利。他們對沒有商業價值的學術沒有多大興趣。更嚴重的，是他們對社會科學、哲學、文學等的發展，有或明或暗的言論約束。我不反對某些言論需要約束，但在中國，需要的界定不清楚，於是成為大問題。我自己曾經滄海，被封封閉閉過無數次，摸不準，莫名其妙。可幸我這個老人家早就有了一家之言，封之不閉，錘之不爛，自己要收也收不回來。但我想，後學的年輕人要走軟性思想的路，要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左顧右忌，豈非路不通行哉？

如果學術的發展可以像體育培訓那樣，政府重手下注有可為。要為學術研究大手下注，每年用不上三幾天的外匯進帳。問題是有真意的學術進境不易量度，不是花錢那麼簡單就可以買到。想當年，美國的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我用過不少，衷心感激，小心謹慎，但撫心自問，用得效率不夠理想。香港政府資助的研究金不少，我不懂的學系無從判斷，但懂得的大部分是浪費了。

回顧歷史，學術思維發展得最精彩的多個片段，那些後來被認為是重要的學派發展，我想不到有哪一「派」是由政府資助搞起來的。需要的是言論氣氛好，有足夠共同興趣的人，其中有三幾個天賦格外高，聚在一起吵呀吵的，足以傳世的學派就吵起來了。

愚見以為，不管中國的發展有多快，也不管亞運、奧運等金牌贏得多少，學術思維搞不上去，農民生活搞不起來，整個國家變得俗不可耐，有一天會見笑天下。

攝影藝術的悲哀

攝影究竟是不是藝術有爭議。我自己搞藝術攝影，當然認為自己的作品是藝術，了不起的（一笑）。然而，不認為攝影是藝術的藝術家不少吧。不好意思說出來，他們明裡暗裡嗤之以鼻！

為什麼攝影受到這樣貶低是有趣問題。一個三流畫家，作品動不動可沽數萬元。不知所謂或區區在下沒有能力看得懂的新潮油畫，動不動數十萬元。美觀之極的攝影作品，動不動要免費送出去！書法作品曾經賣不起錢，要送出去，但畢竟被認為是純真藝術，今天寫得不怎麼樣的，名氣夠大，動不動也逾萬元一幅了。只是攝影作品依然故我，很可憐的。

論困難程度，攝影可以很困難。這要看作者選走哪一條路。我選走的路，是拍攝時易過借火––只按一下快門，豈不易哉？但我的基礎來得不易：多年的黑房工作，深入研究光的處理，多方面的藝術哲理探討過，而中國的詩詞背不出一千也有數百首。數十年學問，古今中外來去縱橫，換來懂得怎樣看才按一下快門，說易甚易，說難極難也。沒有相近基礎的攝影者怎樣也看不到，於是「按」不來。問題是不懂的不那樣想。他們會認為自己也看得到，只是懶得嘗試罷了。

有時攝影可以發神經。完全不懂的初哥，可以糊裡糊塗地按一下快門就贏得攝影沙龍比賽的一個獎牌。據說真有其事：一位不懂的弄錯了，不小心重曝光，獲得比賽金牌大獎，傳為佳話。完全不是為表達感情的「弄錯了」，獲大獎，藝術安在哉？

是真問題。曾經寫過，在湖南南部有一個叫資興的地方，有一條不容易找到的小江，夏天數月每天晨早必定有霧，霧夠白，而為了招徠攝影生意，地方人士安排了「上鏡」的小漁艇與演員，每小時六十元一艘。沙龍沙龍，懂的不懂的差不多凡去必中！我到過那裡一次。早上六時攝影者雲集，熱鬧過癮。一見場面，知道有可為，因為那些年輕人不是老手，站錯了位置。後來自己攝得的有一幀拿了七八個獎，還有三幾幀會有相近成績。這些作品美觀，但有點老土，有點俗氣，看不出感情流露，而我不懷疑完全不懂攝影的也可以碰巧碰出來。我只是佔了先機，拿了七八個獎，有需要可以再拿二三十個，過癮一下，沒有想過到資興去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

藝術是要表達作者的感情的。攝影可以做到。這樣看，攝影是藝術。攝影不被認為是藝術，主要是風格問題。每個人的感情不一樣，藝術的表達應該自然而然地有個人的風格，但攝影要搞出個人的自然風格極端困難。山是山，水是水，拿同樣的照相機，站在同樣的位置，大家把快門按下去，作品一樣，個人風格安在哉？

五十三年前，簡慶福攝得的《水波的旋律》，精彩絕倫，獲國際獎牌無數。當時另一個攝影家陳致遠站在福哥旁邊，照相機用的底片較小，按快門慢了兩秒鐘，作品輸了一個馬位，但風格一樣，上帝也分不開來。這樣，搞其他藝術的會認為攝影不是藝術了。

為了爭取個人風格，數十年前攝影者整古做怪，搞什麼中途曝光，色調分離，但求與眾不同。今天有電腦協助「造片」，攝影作品何止整古做怪，簡直光怪陸離。掙扎掙扎求風格，但你有人有，來來去去都是怪鬥怪，看來「風格」不同，其實只是此怪不同彼怪也。

我早就想出自己的攝影法門，不做作的感情表達，風格獨有。但我知道，隨時隨地有人會想出我的攝法，風格類同，這裡那裡差一點只有上帝才知道。這是攝影藝術的悲哀。梵高呀，救救我們吧。

《五常學經濟》目錄

序

第一章：求學奇遇記
第二章：老師的啟發——艾智仁
第三章：老師的啟發——赫舒拉發
第四章：《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
第五章：七十自述：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
第六章：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


附錄：米爾頓·佛利民

他是還會站在那裡的——悼佛利民
佛利民的學術貢獻

民主與貪污

不知其他專欄作者怎樣盤算，我自己寫專欄最頭痛是要想出一個題材，有少許重量的話要說。近來江郎才盡，這兩天搜盡枯腸。柳暗花明，突然想到個多月前《壹週刊》的兩篇專欄。其一是《壹觀點》的《中國有民主、法治：在台灣！》，其二是黎智英寫《Bravo，台灣！》是同一期，說同一回事：總統夫人吳淑珍涉嫌貪污被起訴，證明台灣司法獨立，民主萬歲也。

難以自圓其說。總統陳水扁及其夫人究竟有沒有貪污今天不能說，但陳總統是台灣民主的產品卻無疑問。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正常省份，阿扁是省長，他可能早就被「雙規」了。雙規是說在規定的時間與規定的地點，被扣查者要從實招來。是北京的發明，天下獨有，聽來不怎麼樣，但國內的朋友提到雙規，皆談虎色變。

《壹週刊》早一期，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才子詹宏志寫《世界旋轉吉他哭泣》，寫得感人，描述他嚮往的台灣六七十年代。那是蔣家的大獨裁時期。蔣老頭有多清廉我不知道，但說蔣經國這個大獨裁者比所有亞洲民主國家的頭頭清廉得多，沒有誰會不同意吧。記得報道說，經國先生謝世後，他的遺孀沒有錢買飛機票去旅遊。好些年前，道聽途說，宋美齡貪污貪得成為世界女人中的首富。但幾年前我稱為二十世紀的第一夫人謝世，近於一貧如洗，沒有誰指出她的貪污錢躲在哪裡。正相反，所有輿論都說美齡女士在可以工作的歲月為貧困的兒童做很多義工，親力親為，令人佩服。

我不是今天才察覺到民主政制的頭頭貪污自成一家。十多年前就察覺到，所有的亞洲民主國家都有從上而下的貪污問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講話，我提出如下語驚四座的觀點（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九十四頁）：

「我相信任何人，連我自己在內，只要貪污的成本或代價夠低，會貪污。在民主制度裡，最高的領導人的貪污成本比一個獨裁製度的為低。權力本身是一種經濟物品。貪污可以終結權力。民主制度的權力是過渡性的，所以領導者的貪污代價比較低。獨裁的權力可以終身享用，貪污的代價於是提升了。這觀點與亞洲的經驗是一致的。有普選的亞洲國家，貪污從上而下；獨裁的國家，貪污從下而上。中國的貪污行為雖然普及，但今天還沒有擴散到最高層。」

儘管現代歷史說得清楚，東南亞一帶的民主頭頭差不多一律貪污，貪到出汁，我不認為香港走普選的路，會選出一個貪污特首。這是因為香港公佈的財政歷來清晰，雖然這些年是一點一點地加進了模糊。值得擔心的，是今天已經搞得難以收拾的福利經濟，引進民主只會加大，不會縮小。所以我認為一個明確保護個人財產的憲法，或類似的不容易更改的權利界定法例，是民主投票的先決條件。這是十分艱巨的工程，正如佛利民說的：拉丁美洲的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沒有一個不搞得一團糟。

要轉談一下阿康，因為他的立場很具代表性。代表什麼呢？代表著除了馬丁等三幾個，我無從判斷自己的朋友是站在哪一邊。阿康看來高舉民主，但他推崇備至的六十年代財政司郭伯偉，是大獨裁者：人類歷史不容易找到一個財政司比當年的郭伯偉有更大的獨裁權力。阿康曾經大讚余若薇，但見她高舉福利經濟又把她罵得狗血淋頭！阿康不可能不知道，沒有上佳的憲法或類似的約束，民主投票一定走福利經濟的路——除非倣傚「亞洲民主」，上頭貪污把公款偷光了。

想當年，Barry Goldwater競選美國總統，起用佛利民為顧問，說明要大手削減福利，結果輸得一敗塗地。後來史德拉在我面前搖頭歎息：要大手削減福利，競選時怎可以說出來！

國際體育比賽的經濟分析

動筆寫此文時，還有一天就閉幕的亞運比賽，中國切菜斬瓜，遙遙領前。早一天，英國《泰晤士報》為中國抱不平。該報見外間對中國選手拿得金牌嗤之以鼻——認為金牌來來去去給中國人奪得是悶局——責為不當，因為國際比賽主要是比個人成就，而中國選手的奮鬥可歌可泣云云。

《泰晤士報》又指出，二○○八在北京舉行的奧運，將會是中國選手的天下：領獎台將會被他們獨佔了。我不那樣看，但因為在北京舉行有「主場」之利，○八奧運中國不奪得最多金牌我會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這次亞運中國的金牌只是日本的三倍多，從人口比例看還是落後的。再另一方面看，印度的人口僅略低於中國，寫此文時只九面金牌，中國一百五十八面，相去甚遠。這顯得中國確是有了長進，炎黃子孫可仰天長嘯一聲也。

曾幾何時，是一九五九年吧，我的朋友容國團獲得世界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不是亞運，也不是奧運，但那是中國人第一次拿得一項在體育上的世界冠軍。要是阿團今天還在（會是六十八歲），見到獲金牌的炎黃子孫左一個右一個，不知會怎樣想。

為什麼以金牌論英雄，中國選手會站起來呢？先說一些先天條件吧。中國人生得靈活，個子不高。這些有利於跳水、體操、舉重等項目，但游泳、籃球、田徑等就比較困難了。另一方面，中國人多地少，對需要用大場地練習的項目不利，例如足球、網球等。一勝一負，以項目數字結算，很難說哪邊佔優。我是偏於中國略占甜頭的。例如籃球以身高勝，金牌只一面；舉重以身矮勝，卻有多面金牌。

不論經濟效益，今天中國鼓勵國際體育比賽的制度，比西方的優勝。這是由國家出錢訓練人材，拿得金牌後有商業價值的收入與國家攤分。國家栽培的運動員算是職業了。其實美國的運動員也是職業性的，只是前者明碼實價，後者卻或明或暗。想當年，美國的運動員由學校出資培訓，有約束，不會一律公開。六十年代初期，我在洛杉磯加大替運動員補習功課，每小時五美元，當時是可觀的「時薪」，由校方出錢。容易賺，因為約好了時間運動員很多時不出現，而我則按約照收可也。坐在助理教員的辦公室讀自己的書，補習生出現就教，不出現更好！

開放以還，中國的體育培訓制度有兩方面的大改進。其一，最重要的，是運動員有權自由選擇接不接受培訓。有些人不認為有這種選擇自由，但我問清楚一位曾經拿得幾面金牌的，這自由確實存在。其二，在不苛刻的條件下，運動員成了名可以攤分廣告錢。雖然沒有經過國家培訓不容易參加國際賽，問題不大，因為一般有天賦的恨不得國家招手。

在國際賽中獲獎牌的有可觀的直接獎賞。霍英東先生的慷慨毋庸細說，地區的獎賞往往可觀。獲得金牌的賞獎，這裡那裡加起來，遠比銀或銅的為高。這局部解釋了在國際賽中，中國選手獲金的比率特別高。是有趣而又重要的現象，下文會用數字說明。

這裡先要說的，是出資培訓而後與運動員分帳的安排，外國也有，是私營的。網球、高爾夫球、花式溜冰等有這樣的安排。要注意，私營出資培訓而後分帳是一門生意，只能在幾項有市場收益預期的運動出現。這就是中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能多獲金牌的第二個原因。中國培訓運動員不著重於政府的金錢收益，而是著重於獎牌。西方，一項體育有大成的人如果不能轉為職業，或廣告商不問津——即是說觀眾不多的項目——私營培訓不易，大學也不關心。例如美國，校際籃球、美式足球等的電視收入，往往天文數字，校方於是高「價」招兵買馬，明裡暗裡出巨資「培訓」。有時近於使「黑錢」，校與校之間常有吵鬧，犯規而被禁賽的時有所聞。

有誰願意買門票去看舉重呢？射擊也沒有什麼看頭吧。然而，這些沒有商業收益的項目，中國一視同仁地出資培訓。這是國家培訓能多獲國際獎牌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田徑項目中，因為好看而廣告收益最高的，是男子跨欄。兩年前劉翔獲奧運金牌，我立刻為文說他發達可期，要聘請經理人也。

在兩年前的奧運中，我察覺到一個奇怪現象：中國選手獲金牌相對銀與銅牌的比率特別高。這現象重要，是中國體育國際賽的關鍵。沒有奧運的牌數資料在手，看這次亞運閉幕前一天的成績吧。先讓我用中國自一九七四至二○○六的九屆亞運贏得的牌數說明。與銀、銅牌相比，中國獲金牌的比率不斷上升。我用金牌數字除以銀牌加銅牌的總和，所得如下：

一九七四（0.444），一九七八（0.510），一九八二（0.663），一九八六（0.734），一九九○（1.158），一九九四（0.828），一九九八（0.890），二○○二（0.949），二○○六（1.097）。上面括號內的數字，如果是一點零，中國獲得的金牌數量與銀、銅牌加起來相等。數字上升代表著金牌比率上升。是明顯地不斷上升了。一九九○年的比率格外高，是例外，因為該年亞運在北京舉行，有主場之利也。

同樣算法，我們再看這次亞運的不同國家的不同獎牌比率，知道中國獲金牌的比率遠高於其他國家。排名首十位國家或地區的比率如下（不要多算下去，因為獲少牌的比率會誤導），是閉幕前一天的數據：

中國（1.097），韓國（0.397），日本（0.352），哈薩克斯坦（0.397），泰國（0.293），伊朗（0.323），印度（0.214），烏茲別克斯坦（0.333），中國台北（0.250），卡塔爾（0.40）。平均分帳，或由概率決定，括號內的數字應該是零點五零。中國拿了一點零九七，害得其他競爭者被概率否決了。

上列可見，中國獲金與銀銅的比率，比其他國家或地區高出很多。解釋是上文說過的兩點：一、感謝霍英東先生與地方人士，獲金牌的獎賞特別高；二、中國培訓一視同仁，有沒有商業價值也照訓可也。上述的比率高重要：參選的中國選手志在淘金，水平全面提升是必然的後果。

英東已矣，震霆識做乎？我賭他識做，於是推斷，儘管二○○八的北京奧運有多個西方強國參與，上述的金與銀銅的比率，中國有機會高達一點二。一點零以上我勝，有誰敢跟我賭一手？

小獎賞與大作為

後天在《南窗集》發表的《國際體育比賽的經濟分析》，出一怪招，瀟灑稱意，先在這裡賣一下關子，讀者不要錯過。
該文分析中國選手在亞運斬瓜切菜，其中提到霍英東先生的慷慨與地方政府或人士的獎賞，加起來獲金牌很過癮。不需要是足以退休的獎金，但掛金牌回鄉何止錦衣日行？在鄉中高視闊步，彷彿關雲長再世，不亦快哉？

沒有任何獎賞，一般人懶得比賽，更勿論痛下苦功了。昔日伯牙遇鍾子期，奏一番高山流水，子期謝世，伯牙碎琴。這故事令人嚮往：子期之前沒有知音，也沒有獎賞，伯牙還是練得出高山流水！別無他求，純為自娛而為之，昔日有伯牙，今天有區區在下。可惜正如范仲淹說的：「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裡要說的，是比賽這回事，好些時小獎賞可以導致大作為。一個人提不起興趣，或缺乏天賦，或個性不喜歡拼搏，還有機會安居樂業，但要考個第一或拿個金牌則免問矣！但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條件，一小點獎賞放在有效率的地方，跳升一級往往不難。

昔日在美國讀本科，不好意思問母親要錢，半工半讀。不需要什麼知識或技術的工作，每小時兩美元當時很不錯。問題是外來的學生要交格外高的學費，除非平均成績超過一個指定關口。我屈指一算，如果每學年多拿三幾個「Ａ」，免了高學費，一個「Ａ」大約值三百美元。那是一百五十個小時的薪酬！明顯地划算，發勁，全部是「Ａ」。至於後來殺進研究院，是額外的收穫，事前沒有想到。

成了教授，提點來自香港及大陸的幾位學生與自己的兒女怎樣讀書考試，法門簡單，結果是這些學子的成績也差不多全部是「Ａ」，或起碼「Ａ」多「Ｂ」少。今天還數得出共九個──教九個，九個皆如是，可見非概率使然，是教頭的功夫了得也。

我對那些學子說，如果進入大學第一個學期的成績全部是「Ｃ」，玩完。慣於拿「Ｃ」的人走進了一個框框，天分再高，用功再大，也不容易走出來。學子要知道拿「Ａ」是怎樣的一回事才有機會不斷地拿下去。倒轉過來，慣於拿「Ａ」的人不容易拿「Ｃ」。這是規律，所以學子起筆要養成拿「Ａ」的習慣，彷彿次一等的成績不存在似的。

是真心話。天生蠢才或無心向學的，上帝也救不了。這種無可救藥的學子不多，餘下來的大部分都可以是「Ａ」級人馬，只是他們慣於徘徊在「Ｃ」與「Ｂ」之間，進入了框框，以為自己屬於這個層面，不作他想。

想當年，到美國進入本科的學子求於我，我首先說：「不要告訴我你的中學成績，是好是壞無足輕重。進入大學的第一個學期你要少選科目，選易的，就是不算學分，夠易就選，先拿幾個『Ａ』，再來找我。」學子再回頭，一看臉色就知道他拿得幾個「Ａ」，於是再幾句：「你現在知道每科要讀到哪個層面可拿『Ａ』，需要的用功時間跟拿『Ｃ』的差不多，只是拿慣了『Ｃ』不知道拿『Ａ』是要讀到那個層面。你知道了，讀到那個層面要適可而止，去釣魚吧。考試的前一晚要早睡，因為考試靠衝刺，要拼搏。三個小時筆試你兩個半小時答完就離場是傻瓜。第一個進場，最後一個離開才對。先細讀試卷，整卷讀，讀兩次，休息五分鐘，鬆弛一下，然後搏到盡。」成績跳升一級往往容易，所以在某些情況下，一小點獎賞可以有大作為。

從聖誕歌想到的

聖誕將至，聖誕歌又在空中飄揚起來了。聖誕歌好聽。不怕莫札特，不怕貝多芬，聖誕歌好聽。簡單的曲調，沒有湛深的樂理，也沒有複雜的變化，但好聽。被譽為歌曲王子的舒伯特，音樂天賦不在任何古典大師之下，平生寫下歌曲數千首，最好聽的是《聖母頌》，今天是一首聖誕歌。

聖誕歌的調子容易記，聽來永遠是那樣安詳，令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舒適感。曲詞永遠是那樣善意，使人聽來感到歡欣，希望自己可以為有需要的人做出一些好事來。如果你在教會文化中長大，到過教堂守禮拜，尤其是童年時進過「主日學」，聖誕歌會給你無限的溫馨回憶。究竟有沒有上帝不要爭議，聖誕歌的確給人有一種靈性感，覺得無情的世界還有真誠的一面，人與人之間還有愛。

我是在一個基督教家庭出生的，小時進過主日學。三歲時在主日學聽到的故事，從牧羊人到瑪利亞到耶穌升天，都愛聽，不記得聽過多少次了。當時奇怪為什麼亞當與夏娃吃的蘋果永遠是紅色的，而公仔紙上描述的耶穌，長頭髮，搞不清是男的還是女的。

也是少小時，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家住西灣河的山上，平安夜的凌晨教堂的詩歌班會來報佳音。進家門之前，穿著白袍的詩歌班必在門外唱十多分鐘的聖誕歌。母親強逼我先睡再起，我不肯睡，恐怕睡過了時，走了寶。詩歌班進門後有母親準備好的熱食品，很多的，在寒冷的平安夜中格外好吃。這邊吃，那邊唱，唱聖誕歌。一時間所有足以令人煩惱的事，大家一起忘記了。

朋友，你相信耶穌升天嗎？相信有上帝嗎？我信不信？朋友，真的，信不信有什麼關係呢？你不需要信上帝也可以享受那個平安夜，可以感受到一個宗教給你帶來的溫馨，可以自得其樂地大唱一番聖誕歌。那些認為宗教或上帝是無稽之談的人，認為不相信就不能藉著聖誕來安息一下的，蠢也。去問愛因斯坦及數之不盡的喜歡到教堂崇拜一下的科學家，問他們信不信有上帝，不管怎樣回應，他們心中多半會像我那樣，想：信不信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問得那樣蠢？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一個問題，重要的。可能是文革的後遺症，北京今天約束宗教，或起碼不鼓勵。我不反對某些宗教需要約束，不否認胡作非為的「邪」教可以出現。我也同意就是有良好傳統的基督教，信得著了迷的可以闖禍。但有悠久歷史的宗教，闖禍的機會不大。任何教育都可以導致某些人發神經，宗教不例外，基督教也不例外。權衡輕重，我們要考慮某些宗教給社會帶來的好處，會高於給社會帶來的害處，然後加以鼓勵。所有先進之邦都鼓勵他們認為是可取的宗教，為什麼中國是例外呢？

宗教是一種教育。教什麼呢？教人與人之間需要有愛！世界上沒有任何大學，設有「互愛」的課程。一個先進的國家，學校沒有這種課程，認為不需要，因為有教會的存在，是教會的工作了。

胡錦濤先生說要有一個和諧的社會，沒有誰可以反對。但當我們打開網頁看看，什麼憤青之類破口大罵，粗言粗語，人身攻擊，譁眾取寵，無理取鬧——和諧安在哉？這是今天的中國。

我不相信，怎樣也不相信，一個受過主日學教育的孩子，長大後會是一個憤青。和諧之道，要基於互愛。不需要肉麻的或婆婆媽媽的，但人與人之間的一點互相尊重是起碼的要求了。愛，政府教不來，學校教不來，應該是家庭與教會的責任了。

聖誕快樂！謹此向讀者們問好。

聽陳薩與李雲迪聯想到的

中國的地球轉得特別快！經濟增長數字或可爭議，但什麼高樓大廈、高速公路、跨海大橋之類，昨天不見，今天卻突然多了出來。深圳的故事我寫過，不可能過於誇張。十一月二十九日那裡的藝術學校建校二十週年，由他們的學生陳薩與李雲迪舉行鋼琴演奏會，不賣門票，朋友邀請，欣然赴會。

先說這間藝術學校，只二十年，藝術什麼其他的我沒有跟進，但鋼琴教育冠於地球應無疑問。兩個原因。其一是老師但昭義，真英雄也。其二是神州大地學習鋼琴的孩子實在多。六年前但老師的學生李雲迪與陳薩在華沙贏得蕭邦鋼琴大賽的第一與第四之後，鋼琴兒童天才都喜歡跑到深圳去。我不肯定鋼琴比賽是好事，但十年來，深圳藝術學校的鋼琴學生拿得二百六十個獎項，其中五十五項是國際的。

中國的地球轉得快。只兩年多前在廣州聽過陳薩，今天再聽，我聽到生命的活力了。樣子可人，氣質好，台上的儀表有大改進——雖然我認為衣服還要穿得高雅一點。技巧早就沒有問題，但這次她演奏的第二首，有伴奏的李斯特作品，有幾部分樂隊的聲浪蓋過了琴音。女性彈鋼琴看來不要走男性的全面路線。記憶所及，數十年來，女鋼琴家可以彈得與頂級大師平起平坐的，只有日本的Uchida。這位女士專精於莫札特，而莫札特的鋼琴奏鳴曲沒有誰彈得過她。

陳薩能否成為另一個Uchida很難說。不會很苛求吧。重點是要找到自己，彈出自己的風格。自然、可愛的獨特風格，有深度的，所有藝術家皆夢寐以求。不容易。是個性的問題，是學問修養的問題，與天賦沒有多大關係，而我認為參加比賽是個人風格發展的大忌！我沒有學過鋼琴，但想，如果掌握到足夠的技巧，達到隨心所欲之境，我會多讀中國的詩詞與西方的藝術書籍，然後放開來，彈自己的，不管外人怎樣說，也不妨亂來一下，自我陶醉地彈幾個月再作打算。

任何造詣的發展都遇上這樣的困難。基礎技術重要，要苦練，但到頭來可觀的技術是一種約束，從事者要怎樣殺出重圍，要怎樣跑出去才能找到自己的天地呢？奇怪地困難，但這種追求是我自己的一生。今天老了，回顧平生，經濟學我跑了出去，攝影跑了出去，寫文章也算是跑了出去吧。書法還不成，說不定某夜醒來，若有所悟，禁不住爬起床來，走到書台前揮毫直下，寫出自己要寫的書法。這裡要提點後學一下。跑了出去，找到自己的天地，不一定值錢，市場不一定接受。不要管這些。自得其樂是足夠的回報。

是第一次聽到李雲迪現場演奏。唱片聽過，作不得準，因為錄音可以反覆重錄。影碟看過他贏得蕭邦那場，是六年多前的事了。今天他判若兩人，達到另一個層面。羨慕這個青年。只二十四歲，就明顯地進入了自己的天地，有市場，很大的。說實話，天下間沒有什麼比得上自己喜歡做的事，為了興趣享受沒有金錢回報也要做的，但做起來可以賺很多錢。這樣看，大富豪的生命比不上郎朗，比不上李雲迪——也不一定比得上區區在下，雖然我的攝影與書法作品是免費送出的。

在我繼續贊下去之前，要先給李雲迪一個小小批評。那是安排好的樂曲演奏後，聽眾要求再奏（encore）不要吝嗇，不要給聽眾有半點秘技自珍的感受。演奏要把聽眾作為朋友，把他們拉近身邊來。要求再奏，千呼萬喚始出來會給聽眾有擺架子的感受，不可取。聽到要求再奏的掌聲，出來就彈，不要行出行入幾次，彷彿在賣關子。要彈到自己真的累了，或掌聲的熱烈有下降跡象，才有禮貌地以動作表示不再彈了。

今天外國有好些地方，因為有工會的存在，彈得過時有問題。但四十年前，在美國，大師們回應再奏要求一般慷慨。魯賓斯坦的再奏格外賣力，當時他八十歲了。基辛曾經再奏十多次，汗如雨下，彈到沒有熟習的曲子為止。不記得是哪位大師，索性要求樂隊跟他一起再奏協奏曲的最後一章。

其實最近我聽過李雲迪兩次。上述的校慶免費演出外，十二月七日再聽他演奏了兩首協奏曲，比較新潮的。新潮的「古典」缺乏曲調，非我所愛，但困難程度高。李雲迪彈得好，非常好。六年苦練，他顯然是從一個蕭邦專家發展為一個全面的演奏者。

我要特別指出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他演奏的Gregg Concerto。這首耳熟能詳的協奏曲，我沒有聽過比李雲迪彈得更出色的了。滿是活力，爆炸與幽怨的交替扣人心弦。不是傳統的闡釋，這裡那裡有點誇張，但我喜愛。

這就使我想到不久前一位朋友傳來的外國評論者給李雲迪的評價。好評當然不少，也有貶低的。後者主要是批評他彈得與傳統不同，或有點怪。那是批評闡釋那方面了。歷來討厭那些批評闡釋的人。演奏其實也是創作。曲譜不能更改，是十八世紀的不能彈為二十世紀的爵士音樂。但除了這些約束，演奏者要彈出自己的闡釋、自己的風格，在約束下有相當大的自由。你不愛聽我的闡釋不聽好了。說我的闡釋不好，你要指出在哪方面我違反了音樂的真諦。事實上，除了曲譜上作者指定的，有誰知道莫札特或貝多芬當年是怎樣闡釋自己的作品呢？也是事實上，他們當時的鋼琴遠不如今天的那樣完美，難聽的，就是天才絕頂也彈不過今天的李雲迪彈今天的鋼琴。

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是鋼琴大師眾多的年代，我差不多全都聽過。跟著走下坡，到了九十年代，稱得上是大師的不及一掌之數。是鋼琴與西方古典音樂之幸，中國的天才跑出來。專家們要罵就罵吧，從全面演奏的角度看——即是任何作曲家的作品都可以演奏的角度——我認為六十年代的大師沒有一個彈得過今天的郎朗與李雲迪。

不知是真是假，應該假多於真，報道說中國學彈鋼琴的孩子的數字太大，不可信。然而，算得上是天才的總有數十個吧。問題是，鋼琴演奏是經濟學上說的共用品，市場不會容許數十個天才每個賺很多錢。好些天才會很失望——除非各有各的獨特風格，各有各的可愛。於是，還未成名的天才只有一條明路可走：要找到自己，要用學問培養自己的品味，要不造作地彈出自己的風格。原則上，以人口的比例算，中國昔日有多少個被認為是傑出的詩人，今後的中國就可以有多少個被認為是傑出的鋼琴家。

追思佛老

佛利民謝世，朋友要在深圳舉行一個追思會，問我意見。當然不反對，而大家知道，在中國追思佛老，不能少了我這個老人家。我是有保留的。北京對任何集會皆敏感，但如果要得到正規批准，可能要等一段時日，這樣，追思沒有什麼意思吧。朋友之間要聚在一起，說一些關於佛老的衷心話，別無其它，可以做，也應該做。

是在一間會所的宴會廳舉行，不大的。環境好，窗外俯視大泳池，水清潔淨可人；仰見世界級檔次的住宅樓宇，設計變化有序。這是深圳，二十年前有誰會想到呢？佛老地下有知，會欣慰。到會七十人，發言十多個，說的都是一些往事，一些個人感受。都說得好，尤其是幾位曾經與佛老碰過頭，或通過信，或上過他的課——今天都不年輕了。是親切的追思，四個小時沒有冷場，沒有爭議，也沒有哀傷——暖暖的，是溫馨的追思了。

侯夫子是從經濟轉行律師的，可能是在香港媒體介紹佛老學說的第一人。那差不多是三十年前的筆墨了。追思後我對夫子說：「佛利民這個人生時多姿多采，有爭議性，所以身後追悼的話容易說，可以說之不盡。我也多姿多采，也有爭議性，如果死後你還在，總有好些話要說吧。」他回應：「你不在，無從約束我說什麼。」我說：「既為律師，你怎會不知道這種事也可以用合約安排。先把悼文寫下來，簽上名字，交給我的子女吧。」阿康在旁聽到，說：「不用擔心我說不好的。」我轉頭對太太說：「阿康是危險人物，信不過（一笑）。」

佛老謝世是代表著一個大時代的終結，另一個大時代的開始。這樣劃分，主要是見到中國的情況。是的，就在佛老謝世的前幾天與後幾天，舉世輿論，要不是說中國再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就是說將來的世界是中國人的天下。我自己不那樣看，只能說炎黃子孫終於走出了漫長的黑夜，見到黎明，是市場經濟高歌凱旋的鐵證。但我是個小人物，怎樣說無足輕重。國際輿論是將來史學家的依憑，而將來史學家回頭看，他們會發現中國熱成為定局之際，剛好是佛老謝世的日子。但願炎黃子孫繼續爭氣，好叫歷來關心中國的佛老，會因為中國復興而劃下來的大時代轉變，使他名垂千古。

人類以思想刻劃時代，而歷史回頭看，時代的劃分反映出影響時代的思想家。近代歷史出現過四個這樣的人，都是經濟學者。第一個是史密斯，從工業革命與資本家崛起之際跑出來，推動了重要的經濟進化思維，貿易於是在國際擴散。第二個是馬克思。此君跑出，因為當時經濟學的思維，被約束在土地與勞力的分析，知識資產——包括資本家的商業知識——被漠視了。這導致古典經濟學有不少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是馬克思的投訴，促使後來馬歇爾及費沙等人重視知識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再後來科技發展大行其道。第三位是凱恩斯。此君是在舉世經濟大蕭條中飛起來的鳳凰。大政府時代隨之而起，市場的運作受到質疑，管制之聲不絕於耳。第四個是佛利民。此君在管制聲中騰蛟起鳳，舌戰群儒，把大政府罵得頭昏眼花，進退失據。

追思過了，感慨萬千，步出會所，無端端地想到蘇東坡的那首七律，詩云：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泥上偶然留指爪，談何容易？佛利民做到了。為人若此，豈止近焉！

龍的故事

不久前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吳友富，建議重新建立國家形象，說「龍」被西方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對中國的形象不利，要考慮修改。一時間網上大吵起來。絕大部分網友反對改變以「龍」作為中國的標誌，但如果一定要改，網友首選鳳凰，次選熊貓，三選雄雞。

朋友，一個國家可以選國歌，或改國歌；可以選國旗，或改國旗；可以選國花，或改國花。如果需要我們可以選國獸，或改國獸。龍老兄可不是國獸，絕對不是，從來沒有人選過。牠是從炎黃子孫的文化發展中自己跑出來的，不請自來也。既非選出，無從取締。昔日文革革之不掉，他朝核彈炸之不死也。只要炎黃子孫沒有死盡，龍會活在他們的腦子中。

吳友富教授應該比我年輕，沒有在西方勾留過很久吧。我曾經在北美生活過二十五年，知道那裡的教育沒有說中國的龍是霸氣十足的。正相反，在無數的卡通電影或手繪漫畫中，中國的龍是可憐蟲：有時搖尾乞憐，有時像小丑，有時被小老鼠追得叫救命，有時是只腹大頭小的蠢東西，在肚子上用正楷大寫CHINA，被紅鬚綠眼的小個子侮辱得欲哭無淚——有時被戲弄得淚如雨下也。永遠是那副可憐相，但西方的孩子們還是喜歡牠，因為牠沒有吃過任何人。

我不想在這裡說不堪回首的往事。炎黃子孫自己不爭氣，龍於是受到無妄之災，被羞辱一番無可奈何，很有點活該。今天，炎黃子孫站起來了，老外於是思龍而生畏乎？若如是，也很有點活該。

龍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代表著一種尊嚴，一種智能，一種活力。上古的龍是一條四腳蛇，在古玉件與古陶器中出現過不知多個千萬次。究竟那四腳蛇的形象從何而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自己「考古」所得，不會被接受的，是恐龍在神州存在到人類文化開始之後，而龍可能從恐龍變化出來。這樣說，與西方恐龍專家之見相差二十萬年。但我曾經見到一件中國的小玉件，很古的，起碼數千年，形像是恐龍，錯不了。

數千年來，龍當然不是真有其物，其形象轉變過無數次。從四腳蛇轉為近於今天的龍，應該起於唐。大約十年前有人要求我鑒證一面銅鏡，圖案是唐，鎏金是唐，所以應該是唐。銅鏡上有條龍，十分精美，長的，瀟灑靈活，頭很小，足有五爪。只一次見到這樣的龍，所以當時我認為很可能是宮中專用的。幾年前有一幅據說是唐宮的書法拍賣，專家說不是唐，因為唐代還沒有那種紙。當我見到紙上淡淡地印著的龍，與那面唐鏡上的一模一樣，叫出聲來。

宋代的宮龍有大頭，還是足有五爪——寫此文時我正拿著一件宋定窯，細看上面的龍。眼睛、口、面皆難看，且模糊不清，想來是龍頭從小轉大的過程中的思維掙扎吧。我們今天常見的龍，大約是元代定形的。元代的龍足有三爪，明代加一爪，清代再加一爪，而後者是我們今天說的「五爪金龍」了。

是奇怪的文化。從上古的四腳蛇到今天的大頭五爪，不管經濟發展如何，中國的龍的形象變化，大變小變無數次，永遠是向威猛與瀟灑這兩個方向走。為什麼這樣，每一變代表著什麼，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

不真有其物，所以龍的形象容易改。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文化歷來均質（homogeneous），保守，可以不改不會改。犀牛是個重要例子。此牛在神州大地絕跡了五千年，但我有一件龍山文化的黑陶犀牛，其形象與清代的瓷犀牛完全一樣，一絲不改。事實上，無論是青銅或陶瓷的犀牛形象，在中國從來沒有改變過。早就絕跡，但保存下來的形像一絲不改。

深入地解釋龍的形象變化，會使我們多些瞭解自己的文化吧。

佛利民的學術貢獻

一個幸運的人免不了有些不幸的地方。上蒼給予佛利民的天賦，可與數十人攤分還高人一等，而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他的國際聲譽早晚會超過凱恩斯吧。他的不幸，是這聲譽把他的學術貢獻掩蓋了。純從學術的角度看，更不幸的，是他在政策建議上花時間多，學術貢獻的減少是代價。

千萬不要誤會。從人類整體的利益看，佛老選走的路沒有錯，而我也沒有說他的學術貢獻不大。很大的。但如果你知道他的學術天賦是在哪個層面，而又知道他的精力超凡，你可能會像我那樣，為學術的損失感到可惜。有時我想，如果五十年代的佛利民繼續他的價格理論研究，繼續集中於解釋現象，今天的經濟學發展不會使高斯、貝加、布格南等人那樣失望，而我也用不著那樣勞氣了。

學術上，佛老的最大貢獻是在價格理論那方面，可惜他只下了幾年工夫。一九四八年與J. Savage合著的關於風險的功用分析，解釋為什麼一個人既買保險，又進賭場。有爭議，但無疑是大師手筆，重要地影響了後來金融學說的發展。我的一位師兄把該文的一條曲線切一半，倒轉過來，分析投資理論，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九四九年佛老獨自發表的《馬歇爾需求曲線》，我讀得驚心動魄。好幾處我不同意，但思維那麼深入，變化那麼精彩，歎為觀止，佩服由心底裡發出來。

佛老在價格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價格理論》一書。這本書是他在課堂上的講話，兩位學生寫下筆記，再由他老人家修改一下。早一年，學生筆記的原本我在黑市買下來，非法非法，只能偷偷地讀，因而知道，一九六二出版的正規本修改不多。

這就是問題。筆記簡略，修改了也應該遠不及佛老自我發揮地從頭寫到尾。這帶來兩方面的不幸。其一是在價格理論上，佛老的思維究竟達到哪個層面沒有人知道；其二是該筆記本不夠詳盡，於是湛深難明。後果是佛老的價格理論在學術界的影響不大。

我可能是唯一的把該筆記本讀得紙碎翻飛然後發展下去的人。只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簡略的湛深有大代價。筆記第五章寫成本與供應曲線，最後說：一個壟斷產出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線。有些人說發神經，有些人說打錯了字。我把該章讀了無數次，知道這看法精彩絕倫，不可能錯，因而知道盈利（profit）只可能是風落（windfall）的結果，知道profit theory在邏輯上不能成立，知道租值是成本，也知道租值的理念重要，要再作闡釋。

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中，為了全面闡釋租值，我從史密斯說起。這是佛利民的影響了。需求定律的變量與不變量的處理，我殺出重圍，與佛老的處理不同，但明顯地得到他的啟發。至於我後來在捆綁銷售、全線逼銷與市場多種價格安排的分析，艾智仁的影響外，主要是佛老的筆記本後面提出的問題。是一本奇怪的書。書後提出的所有問題，書中完全沒有提供答案。這些問題是當時芝加哥大學的午餐話題，是戴維德的興趣所在。當時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考博士理論，類似的問題常見，於是跟進。當時我知道，要考個第一，博士理論試不需要答得對，但要有深度。捆綁銷售與全線逼銷等的正確分析，多年後我才在《經濟解釋》寫出來。

佛利民的價格理論走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其貢獻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比起馬歇爾，他把價格理論提升了一個層面。這是希克斯、魯賓遜夫人等大師做不到的。層面升了一級，「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擴闊了我們的視野。得到艾智仁與與佛利民的啟發，加上在街頭巷尾跑了三十年，我寫《經濟解釋》是意圖把價格理論再提升一個層面。佛老的第二項貢獻，是他永遠重視理論的內容。他認為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沒有經濟內容的。走馬歇爾的路，沒有經濟內容的數學方程式他從來不用。我自己呢？加上艾智仁、戴維德、高斯等人的影響，想通了內容我很少用數。然而，堅持理論要有經濟內容，我主要是得到佛老的提點。

五十年代中期起，佛利民再不染指價格理論了（六二年發表的是舊筆記）！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費函數理論》那本小書，是轉到宏觀與貨幣研究的導火線。佛老曾經對我說，該書是他平生的最佳作品。那稱為「固定收入假說」的其實很簡單，從費沙的《利息理論》變化出來，這裡不細說了。困難是怎樣用資料數據來驗證該假說。簡單的理論，邏輯說得通，證實往往難於登天。這一次，史無前例的一次，佛老施出渾身解數，把當時行內早就驚為統計學天才的本領表現無遺。一九六三年我拜讀該小書後，信服經濟是一門實證科學，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

六十年代初期，貨幣理論的大爭議搞起了火頭。當時我是洛杉磯加大的研究生，替另一位貨幣大師普納（K. Brunner）作研究助理，知道佛利民是主角。六七年到了芝大，那裡的「貨幣工作室」已經名滿天下。由佛老主理，是「封閉室」（closed shop），意思是除了教授，不提供文章的不能參與。從六七到六九我在芝大的兩年間，佛老對貨幣的思想集中，同事之間提到都是你看我，我看你，無話可說。

佛老對貨幣理論的貢獻有多大呢？要看你怎樣算。他和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國貨幣史》（連資料兩巨冊），重複又重複地解釋了美國當年的經濟大蕭條，歸根於政府（尤其是聯邦儲備局）的處理失誤，且失誤頻頻。無疑是學術研究巨著。然而，我卻懷疑，雖然題材重要，應不應該花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呢？是一個天才的精力，多花一點在價格理論上不是較好嗎？這一點，我這輩的經濟學者朋友大都這樣想。

至於佛老在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上的貢獻，是費沙方程式的伸延。好是好，天才是天才，可惜脫離了本位制後，貨幣何物是大難題，而這難題愈來愈頭痛了。想想吧。電訊發達，從香港匯錢到美國去，不管多少，只幾秒鐘。這使傳統的貨幣分類變得模糊了。再想想吧。地球一體化，任何一個開放國家可以用任何貨幣作成交或財富積累。對通脹及有關的話題，幣量從何算起呢？

一九九五年，美國的另一位貨幣大師A. Meltzer到香港找我傾談。是我的師兄，相見甚歡。此君信奉佛老的幣量理論，是第一個提出單是調控銀根可以調控幣量的人。在那次傾談中，他表示對幣量理論有懷疑。當時美元的幣量大幅急升了，但通脹不回頭。我的解釋，是九一年波斯灣之戰後，舉世增持美元。

佛利民支持的美國貨幣制度，顯然不妥。數十年來，唯一佛老認許的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任內利息率大幅地輪上輪落，輪了八次之多。可取的市場運作，實質的利息率應該與市場投資的回報率看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市場的投資回報率也是這樣輪上輪落的。因此我認為，美國的貨幣制度有很大的不足之處。

脫離了本位制後，佛老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曾經問他為什麼不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為錨，他說原則上可以，但費用太高。當時他和我可沒有想到，後來朱鎔基推出的中國貨幣制度，也是原則上，貨幣可用一籃子物品為錨，而政府是不需要提供這些物品的。佛利民的影響看來太大了：北京不知道自己執到寶！

陶傑怪論有真意

那天見陶傑寫《為什麼你不必寫好中文》，題目古怪，好奇讀讀。他提出兩個大調，一明一暗，讓我這位大師翻出來，使讀者們吵鬧一下也好。

第一大調清楚。陶老弟認為，中文不必學好，因為要欣賞優美的中語文字，找幾位今天還活著的高人的作品，品嚐可也。學好中文？發神經！何必有自唔在，拿苦黎辛。

如此類推，我想到一位年輕人要學打高爾夫球，問陶夫子意見。夫子曰：「高爾夫球？容易容易。你只要識得何謂桿，何謂洞，就畢業了。要欣賞高爾夫球技嗎？看老虎活士比賽就足夠，無須自己打得好。」

也如此類推，我幻想自己被聘請為香港某大學的中文教授（資格足夠有餘吧）。課堂上學生舉手問：「大教授呀，有人說你的文章有別字，你自己也說一千個字錯一個，別字重要嗎？」我回應：「別字？讀得出聲就是對！解不通是因為你生得蠢。」

拿著陶傑發揮，因為想到這樣的一個問題，重要的。不久前聽到朋友說，美國不少幼兒班開始教三歲多的孩子學中文，講普通話。這顯然起於炎黃子孫的口袋裡有幾個錢，人口十三多億，西洋鬼子於是看風駛舵，拜秦始皇為師。問題是，中文是上選的語文嗎？比起英文怎樣了？中文可否成為國際大語言呢？

我的看法是：中、英二文皆可以寫得非常優美，二文差別甚巨，但二者都是人類文化中的頂級文字了。相比之下，中文因為沒有文法的約束，而常用的字彙比英文少很多，所以較為容易學。當然，要到家二者皆困難。分別的重點，是中文字單音（逼著常用字彙較少），英文字多音（常用字彙多，字與字之間的變化微妙）。英文的表達能力強，但要學得好難於登天。中文的表達能力，要靠砌字高明，而又因為是單音字，講平仄，讀得朗朗上口的要論長短句的字數。

平心靜氣地衡量中、英二文，我認為達到師級二者皆絕妙，但中文比較容易學（個人認為容易相當多），所以長久一點看，中文要成為國際語言不苛求。二十年前我不這樣想，因為當時中文不能打字，一著之差，輸幾千里。今天中文用計算機打字，可以打得比英文還要快（一位同學一分鐘可打二百個中文字）。

正在為中文的前途偷笑，陶傑卻給我潑一盆冷水，頭痛是他潑得對。這是他提出的第二大調，暗的，愈想愈對。他指出要學好中文不能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傳統，漠視這傳統學不出什麼來。這樣，只知何謂桿、何謂洞就差不多了。陶夫子舉出明人楊慎的《臨江仙》——以「滾滾長江」起筆的那一首。

記得四十多年前選修心理學，有一種測試，是測一個人的第一時間聯想到的。考者出一詞，答者要立刻覆一詞，看看效果。陶夫子之見，是如果你出「長江」一詞來測試我這個老人家，我會立刻回應：「大江東去。」但如果你出「長江」考一個香港學子，他會立刻回應：「李嘉誠！」

一盆冷水，卻是真理。其它語文我不懂，但比起中文，英語是不著重於文化傳統的基礎來協助表達的。中文呢？你不需要像某些寫中國詩詞的君子，只七個字要下三個典故腳注，但某些成語，或某半句典出何處，或多或少你總要學得。不止此也：要用得很熟才可以寫得流水行雲，才有自然的文采。當我寫「去如黃鶴」，淺的，或說「梓澤邱墟」，深的，我是想也不用想就放進去，自然的，但或明或暗地假設讀者知道中國曾經出現過崔顥與王勃這兩個人。英文不用這一套。

陶傑之見，是如果考上述的心理測試，出「黃鶴」，香港學子的第一時間回應，可能是「禽流感」。有這樣的文化，好中文不學算了。高見也。

《五常學經濟》序

幾個月前，在人傑地靈的杭州與一些才俊聊天，一位來自浙江大學的邀請我到那裡講話。正要推卻，想到一件事，立刻答應，建議講題：「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這「變卦」起於高斯的要求。九十五歲的高斯認為歐美的經濟學發展入了歧途，兩次要求我在神州推廣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鼓吹經濟學回復到史密斯的傳統去。

我也不年輕。此《序》發表那天七十一歲了，不可能再有什麼大作為。然而，同學一般知道我是誰，就是把憤青算進去，天時地利看來不怎麼樣，人和卻佔了先機。希望一絲，動起筆來龍精虎猛，瀟灑利落，思路縱橫（一笑）。

浙江大學講話後，朋友相約到中原走走，我破例地毛遂自薦，邀請那裡的大學邀請我講話。於是在西安交通大學與鄭州大學以同一題目講了。沒有準備，三次的內容略有不同。我跟著綜合整理，補充不少，分五期發表，用心地寫了一萬三千多字。

在寫《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的過程中，想到一件事，愈想愈對。那是我發表過的關於自己求學的文章，有連貫性，加起來，編排得好會有一個很理想的整體。這些年同學們認為我寫求學的文字最可讀，但他們投訴，說零散地發表，分開來讀，不夠過癮。同學說，連貫地讀，我的求學經歷讓他們有「驚濤裂岸」的感受。沒有刻意地這樣寫，但自己的求學歷程彷彿坐過山車，不尋常。

跟葉海旋商量了一陣，大家同意如下的次序安排很稱意。結集書名《五常學經濟》，分六章：一、求學奇遇記（十一期，○五年發表）；二、老師的啟發——艾智仁（六期，九○年發表）；三、老師的啟發——赫舒拉發（四期，九○年發表）；四、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十期，○○年發表）；五、我是怎樣研究經濟的（三期，○五年發表）；六、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五期，○六年發表）。

上述的安排，編輯整理後，加上小標題，反覆重讀，覺得天衣無縫，是一本完整的求學傳記了。是的，我認為就是自己刻意地整本從頭寫到尾，不會寫得那麼好。這是因為每一章（每一系列）是自己當時有感而發，思想集中，坦白誠懇。一次過地動筆寫不出現有的焦點來。現有的是經過十六年的分段集中，其間作者的年紀有變，感受有別，而這裡那裡免不了有點重複，但刻劃得深，波濤起伏足夠。我想到米爾的自傳名著，也是寫自己求學的經歷。天才我不及他，但經歷的變化他不及我。論可讀性，我應該佔優。更重要的是他是天才，我不是。米爾的求學法門是天才的專利，沒有誰可以學。我的法門可以學，雖然走過千山萬水，崎嶇不平，但這裡那裡有些憩息之所，同學們細想一下，多多少少會得到一些好處吧。

這就帶來另一個有趣的決定。不少同學認為，讀我的求學經驗，會較為容易明白我在經濟學上的思維。最近幾位讀者說，讀了《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使他（她）們對我那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理解有明顯的幫助——其中一位甚至說使他豁然開朗。靈機一觸，我決定把這本《五常學經濟》編為《經濟解釋》的「卷四」。也是精裝印製，設計及排版與前三卷完全一樣。希望同學們讀了這「卷四」後，得到新的啟發，會有興趣重讀前三卷。

《信報》林山木屢次要求我寫「自傳」，卻之不恭，但寫不出來。《五常學經濟》是另一種自傳，完整的，大可魚目混珠。就把這本結集獻給山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