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斂集》的回顧

收到通知，二月一日起這「論壇版」試新意，《還斂集》要停筆了。年多前改版，我恐怕《還斂集》不適應，要停筆，公佈後智英老弟促我繼續，寫到今天。

是四年多前董橋邀請我寫此「專欄」的，說明每篇約一千字，題材一律不管。我覺得奇怪，因為當時此「欄」是放在重要的第二頁，在《蘋果》主筆之下，不管題材，自由發揮，天下報章沒有見過。我見董橋自己在同一位置寫文學，說典故，論詩畫，也就見怪不怪，跟著他「自由」起來了。於今回顧，董橋的想法有意思：香港的時事新聞無奇不有，上頭主筆要發牢騷，有董橋和我在下面談天說地，給讀者鬆弛一下，不是沒有道理的。

原定約一千字，我左嘗試右嘗試，最後穩定下來的約一千三百。是奇怪的發現。中文用單音字，一千三百翻為英語大約七百，而後者是西方專欄的一般字數。某種專欄要這樣寫：拿著一點動筆，簡潔地分析、發揮一下，不悶，有點說服力，中文大約一千三百字。字數減半讀者透不過氣來，不可讀；字數倍之，只一點是拖得太長了。

《還斂集》寫了四年多，約四百篇。非閒話家常，是很多的文章了。這樣的訓練非同小可，寫了百多篇知道漸入佳境，得心應手，就是發表後自己也反覆重讀，太太以為我發了神經。互聯網的普及也讓我高興一下。無數網站轉載。起初，某網站有一百五十次點擊，贈一把「火」，達一千了不起。今天，只一站動不動逾萬，最高是一天十三萬多，所有網站加起來不容易算。鬥不過某些明星，也不一定鬥得過教人炒股票的，但比起西方的名家專欄，容易勝出百倍。中國人多，滿佈地球，是命中注定了。不值得沾沾自喜，因為中國學子用電腦的起步不久，斗讀者多，日暮黃昏的寫手容易遭淘汰。

無心插柳，寫《還斂集》有兩項事前意料不到的收穫。為了搜集題材，這幾年我回復到八十年代初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這關注與跟著的調查研究，使我寫出兩個系列的重要經濟文章。其一，主要在《南窗集》發表，是關於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一國之內，這地區激烈競爭只在中國出現過。苦思兩年，左查詢右查詢，終於找到答案，寫了出來。答應了高斯用英文再寫一篇長的。今天，地區競爭的研究不少人跟進，雖然主要是炎黃子孫，但老外產生興趣應該是早晚的事。

其二是關於人民幣的匯率與貨幣制度，除了最長的一篇在《信報》發表，其他主要發表於《還斂集》。我對人民幣的分析起於八十年代中期，跟著斷斷續續，個人的思維從傳統的幣量理論與匯率浮動開始，沒有成見，不斷地修改，到今天不少朋友說是在貨幣理論上劃上句號了。這理論起自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其後大師不少。說由我劃上句號有點誇張，但我不會站起來反對。中國的觀察使我想到只要不推行貨幣政策，集中以貨幣穩定物價，任何國家都可以用一個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固定指數為貨幣之錨，政府的成本微不足道。貨幣的思維被搞得一團糟，因為專家們忘記了貨幣的基本用途。眾人皆醉我獨醒也。

我正在考慮把二十多年來的四十多篇關於人民幣的文章結集，按著發表時間排列，每篇加上「引言」，解釋為什麼當年自己那樣想，哪裡出現了問題，後來怎樣改變了想法。好幾位同學見我的《經濟解釋》沒有涉及「宏觀」（卷三的《失業的理由》是宏觀從微觀看），建議這結集，作為《經濟解釋》的卷五。起名《五常說貨幣》吧。若如是，其他多篇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精選約一半，下註釋，編為卷六，稱《五常論中國》。都是經濟解釋，科學也。

人民幣的「困境」要解決

最近國內的銀行收到通知，從今年二月一日起有兩項新規限。一、目前外幣戶口每月限兌換不超過五萬美元的人民幣（或其他外幣每月限不超過兌換值五萬美元的人民幣），二月一日起這上限改為每年兌換五萬美元的人民幣。這是減了十二分之十一。二、目前外幣戶口可以無限量地提取外幣，二月一日起每天不能提取超過一萬美元所值的外幣。這二者都是史無前例的外匯管制，與通常的匯管倒轉過來，但算是匯管增加了約束。

原因明確。人民幣上升的壓力增加，央行要以壓制人民幣的需求來把這壓力降溫。加強限制在銀行以外幣兌換人民幣是直接地壓制這需求；限制提取外幣是希望約束在街坊市場兌換人民幣。

人民幣兌美元上升壓力增加，有幾個原因。其一是格林斯潘猜中的：人民幣與一籃子外幣掛鉤，籃子內的美元成分下降了。其二是北京當局的言論，杯弓蛇影。其三是美國最近在伊拉克增兵——這場仗是打得太貴了。

以壓制人民幣的需求來舒緩上升壓力，不容易見到功效。不是不可能，要看你怎樣壓制，而如果壓製成功，對經濟為禍不淺。說過了，一隻貨幣的幣值要下降與要上升是不對稱的。幣值要下降，政府沒有能力把貨幣收回來，麻煩兼頭痛；但如果幣值要上升，要之不升易過借火：多印鈔票放出去，外匯進帳如豬籠入水，不喜歡有那麼多外匯大可到澳洲把鐵礦或其股票買下來。（蒙代爾曾建議買礦藏多的加拿大；我曾建議買農地相宜的新西蘭。一笑。）

是的，打開大門，取消匯管，大手把人民幣放出去，不僅國家賺大錢，而絕對肯定的是人民幣的上升壓力會煙消雲散。只有一個大問題：國內的通脹會因而捲土重來嗎？答案是：如果人民幣的貨幣量急升，主要用於國外，國內是不會有通脹效應的。問題又來了：取消匯管，央行無從控制人民幣量的急升是用於國外還是國內，如果通脹重來，外匯儲備多得很，收回人民幣是舉手之勞，問題是西方的經驗說，幣量上升與通脹效應有一段頗長的時日分離，而減少幣量與通脹收斂也有一段頗長的時日分離——怎麼辦？

西方的不良（甚至慘痛）經驗，源於他們的（fiat money）貨幣制度沒有一個固定的錨。以通脹率或失業率等目標為「錨」，經驗說很頭痛。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好一點，但會因為外間的波動而波動。最可取的辦法，是我曾經多次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只要這籃子內的物品夠廣闊，選擇得宜，下了這個錨物價就會一次過地穩定下來了。守錨是守著那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買賣人民幣是按這指數算出來的匯率成交，政府無須提供籃子內的物品。守錨是擔保持有人民幣的可以在批發市場或期貨市場，按著指數購買該籃子物品。人民幣兌所有外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守錨調控，央行或增加人民幣的發行量，或以儲備收購人民幣——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是萬無一失的。還有，以一籃子物價指數為錨，該指數可以隨時調整。略為調高是微通脹；略為調低是微通縮。毫無調整幣量與物價變動的時間差距，因為指數的本身就是物價。當然，籃子內的物品的相對物價可以變，而不在籃子內的物價更可以變。

貨幣大師佛利民的思維錯了一個重點：他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他那篇有名的支持匯率自由浮動的文章寫得好，但因為貨幣沒有一個固定的錨，基本上是錯了。本著佛老的無錨貨幣思維，我批評過朱鎔基。一九九七年我認為朱老可能對，五年後肯定他對，佛老錯。

（中國政策的困擾，之二）

生命時間的盤算（三之三）

第三項我認為走到了自己盡頭的造詣，是中語文章。不論內容，只論文字與文章。沒有作過策劃，沒有盤算過，但中語文章是寫到自己的盡頭了。

算是哪種文章呢？搞不清楚。說是「專欄」不太像，因為半點也不「專」。說是「隨筆」不對，因為既不「隨意」也不「隨便」。是散文嗎？散文專家會反對。是什麼呢？英文稱essay，錯不了。翻閱字典，essay譯作「文章」，說了等於沒說。

大約三年前，無端端地發覺自己在中語行文上跑出一項造詣，有機會立竿見影的。幾位同學說，國內一些大學的國文老師建議同學們讀我的中語「散文」，要他們參考一下。後輩倣傚我這個老人家的文體早有所聞，但由國文老師推薦有點不尋常，有點受寵若驚了。自己於是寫得用心一點。今天重讀舊作，兩年來沒有寸進，因而知道這項玩意是走到自己的盡頭了。

回顧一下這項「文字遊戲」的發展，對後學的可能有點啟發。說過了，少小時我背過不少中國的詩詞與古文，但一九八三之前，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七九年的一篇由我口述，朋友筆錄，再由我修改）。八三年十一月，《信報》林山木邀請我寫專欄，由他起名為《張五常論衡》，文字（主要是別字）是山木親自修正的。開頭的十篇八篇，讀者認為我是先用英語下筆，然後翻譯成中文。這不對，但既然讀者這樣看，我知道文體要更改。此改也，主要是盡量放開來寫，這裡那裡把自己背得出的古文放進去。

突破是《論衡》的第十一篇：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發表的《鄧家天下》。那天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跟著讀者來信紛紛，罵的讚的打個平手。顯然，文體是找到了好去處。該文有三個特徵，都是自己的個性。其一是放開來寫，絕不拘謹。其二是與讀者平起平坐，不以教授之身向學生說話。其三是不經意地轉來轉去，過癮一下。後者可見於該文起筆閒話家常，不半途反手一刀，斬「剩餘價值」。是新發現。你咬實牙根批評這樣那樣，讀者會有反感，但無端端地反手一刀，他們會叫出聲來。認為上述三點是自己的個性，當然樂得把自己寫進文字中。

大約一九八五年，三位香港的文字大師給我的中語評價對我有大鼓勵。一個是胡菊人。他說我的古文根底好，而更重要的是文章寫得「停當」。到今天我還不肯定「停當」何解，但菊人顯然認為是好的。一個是戴天。他說我的文字風格突出，化了灰也認得。這不奇，奇就奇在他說如果我生在宋代，會是另一個蘇東坡。不可能比得上蘇子，但戴天看得起，非同小可，下筆信心爆棚矣！一個是岑逸飛。他說我的文章有文采，可讀。文采多少錢一斤我不知道，但「可讀」是無價寶。當年學寫英文，但求可讀，下過的心機不足為外人道。中文那麼容易就寫得可讀，是從英文搬過來的寫法吧。

《論衡》的第一本結集是《賣桔者言》，其暢銷出乎意料，不可能重複。記得出版後兩天的晚上，銅鑼灣的報攤小販迭得數尺高，叫著「賣桔者言」，我看得呆了。幾年後四川出簡體版，拿起了部分文章（包括《鄧家天下》），高踞暢銷榜首，一下子賣清光，被禁。如果不禁，銷一百萬本不足為奇。香港賣了數十版。

《賣桔》的文字比不上今天的，其暢銷是因為書名起得好，教授街頭賣桔夠新奇，文章深入淺出，有趣味，而作為一本百鳥歸巢的結集，組織結構完整。可遇不可求，如果國內把我的作品開「封」，銷量上可與《賣桔》一較高下的，恐怕只有數卷本的《經濟解釋》了。

一九八五年，聘請舒巷城替我修改中語文字。每篇只改十多個字，但他的指導與鼓勵使我把中文寫得有節奏。九九年舒巷城謝世後，吳順忠與葉海旋替我執別字，朋友竟然一致認為文章有進步。舒巷城在時怕我闖禍，揮灑之處總是要我收斂一下。一九四九開始認識他，喜歡他的教誨。他去後，我是依著他的「保守」作風再大膽地放出去。語病少了，文字簡潔了，但比舒巷城時期來得放。

這幾年知道不少同學研讀我的文體，就認真起來，留心一下。回顧巷城之前之後，知道自己的文章重視五點。一、音律重要：注意平仄與長短句的字數。用逗號有時只是要讀者停一下（也是為了音律）——英語不能這樣用。二、除非音律需要，可以減一個字就減一個。三、古文隨意放進；廣東話則「刻意」一下。後者要用得少，目的是把文字搞起一點波浪。四、變化非常重要，最好是自然的「突如其來」。五、要生動過癮，絕對不要有半點磨斧痕跡。以上說的，不是為文時的策劃安排，而是重讀自己寫得比較滿意的，可以數得出這些要點。

多年以來，友儕中大部分認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今天他們倒轉過來，選我的中文勝出。這轉變使我意識到中文其實很優越，比英文容易學，但要學砌字的功夫。兩種語文都精彩，只是天南地北，各走各路。一點相同：兩種文字都要直寫才有機會到家。矯揉造作是文字的大忌。

這兩三年中語文字沒有寸進，不能不說是寫到自己能力的盡頭了。老人家是有特權的：某些旅遊點不收門票；後生小子的漫罵鄙而視之；寫文章還有什麼新法奇方可以聽而不聞。

書法應該是第四項要試走盡頭的玩意。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專攻一體——行草——我還有時間。基礎近一百分：古往今來的書法哲理全都讀過；前人的作品盡皆品嚐；用筆、用墨、用紙的法門學滿了師；西方的藝術觀點可以招之即來。我的書法困難是寫得不夠熟。這幾年少寫，但思想繼續，因而知道不夠熟是餘下來的困難。

盤算盤算，得到的結論相當肯定。我需要六個月的集中時間，天天寫，每天大約寫六十張宣紙，可達。我的算法是這樣的。一首一百個字的詞（困難程度高），目前寫十張可以選出一張交得出去。如果練習到寫兩張選一張有今天十選一的水平，那麼十選五，其中有三四會超於今天的十選一，再其中有一二達到自己的盡頭。

不是胡亂算出來的。自己當年進度的經驗，與跟老師周慧珺多番研討，知道這算法可靠。幾年前一位朋友通過我向周老師要一幅字，八呎大紙（紙厚難寫），寫一首一百四十多個字的詞（難、難、難）。她交出來的了不起。想想吧，八呎大紙，一百四十多個字擺佈得天衣無縫，大小、變化、行氣等無不恰到好處，這是到家。我問老師：「有沒有人替你拉紙？」答曰：「有。」「有沒有先折紙？」「沒有。」「有沒有算過字數與紙位？」「沒有。」「寫了多少次？」「兩次。」「一張比另一張好很多嗎？」「都差不多。」這是到家。
讀者須知，要折紙才寫出行氣不是真的行氣，要策劃字數與擺佈不會安排得自然。到家的只要看看紙張大小，知道字數，沉思一陣，拿起筆就一氣呵成了。書法藝術是要這樣才寫得出氣勢與感情的。給我六個月的集中時間吧。

一個從來不用計算機的人，四項玩意有兩項因為計算機的存在而成為大贏家。其一是攝影。今天計算機「造片」，光暗的加加減減只要按幾下，當年要在黑房搞半天。其二是寫文章。北京雖然禁禁閉閉，但「網」開一面！文章刊出，立刻在互聯網擴散，讀者之多十年前無法想像。伯牙與子期的時代是過去了。

（三之三）

薄熙來的看法不對

貝加可能對，但不能讓他對。這解釋了為什麼我要重複以前說過的，以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組合再說。如果北京的朋友清楚明白我說什麼，但不同意，選走我反對的路向，我不會再說什麼。問題是好些時說來說去他們還是不明白，或懂得不通透，要再說。我的經濟思維永遠淺白，但可能正如四十年前史德拉說的，淺白的困難是往往沒有人相信。

兩年前貝加不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認為一個發展得了不起的國家，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做出一些蠢事來。他舉出德國與日本的經驗。這些今天算得上是先進的國家，在經濟政策上的確犯了大錯，一蹶不振有二十年了。不是那麼蠢，因為他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壓力團體的左右。目前，中國的團體壓力看來不嚴重，應該比較容易處理。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還遠不及二十年前的德國或日本，但有點未富先驕，或給外人讚得飄飄然，在經濟政策上有點亂來了。

近來北京提出的政策，使我心驚膽戰的不少。這裡選薄部長熙來起筆，主要是我欣賞這個人，不容易破口大罵（一笑），可以心平氣和的說一下。最近他主張人民幣升值，認為可以協助美國改善貿易逆差。如果人民幣升值真的可以改進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容易反對。兩年前我說人民幣升值多半不會改善美國的逆差，有很大機會適得其反，把逆差增大。果然，年多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八，美國的逆差增加了。人民幣再上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多半再會加大。

當然，如果人民幣不斷上升，到某點美國人不會買中國貨，而中國人會搶購美國的，中美的貿易逆差會倒轉過來。然而，美國在國際上的貿易逆差會否改進，還有疑問。這是因為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在瑞典對佛利民說過的：中國、前蘇聯、東歐、印度等地一律搞開放，整個地球一下子多了近二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貿易競爭，凡搞福利經濟、最低工資、工會林立之邦，會有大問題，除非他們能修改傳統的經濟結構，或有豐富的天然礦物賣給廉價勞力之區，又或者知識資產的出口可以賺大錢。這些推斷都應驗了。

人民幣升值，協助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機會不大。這是價格彈性係數的問題。老友夏保加算出六個相關的彈性係數，方程式複雜，這裡不詳述。只以其中一個係數示範就足夠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中國貨出口美國之價上升，以量算會下降，但如果美國人對中國貨的需求彈性係數低於一（多半會是），他們對中國貨的總消費會不減反加，導致美國的逆差增大了。還有其他好幾個有關係數，皆可如此類推。

美國的經濟大師多得很。他們當然知道人民幣升值不容易改善貿易逆差。格林斯潘早就知道。美國議員要爭取的，看來不是改善貿易逆差，而是要「保護」工人的就業。但說要保護工人就業，說出來享受廉價中國貨的美國人不會拍掌。說要改善逆差較有說服力。他們沒有面對基本的問題：舉世廉價勞力暴升，是大轉變，美國早就要以修改政策的方法來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

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科技超凡，美國不容易在競爭中敗下陣來，但他們的經濟結構一定要修改一下。以吵來吵去的紡織品為例，美國如果不取消最低工資，本土的一般紡織行業要放棄。禁絕中國紡織品進口沒有用，因為還有數之不盡的可以代替中國的廉價之邦。

回頭說彈性係數這回事，實際上無從量度，所以人民幣的升值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有什麼效果不能事前直接算出來。我是從另一個角度估計這些係數的。過後會解釋，但要先說比較重要的困難。

（中國政策的困擾，之一）

Virtuosity

Virtuosity這個字很難譯。中文似乎沒有同義的字，而英文的解釋也不大清楚。英語字典說，再不通用的解法是「對藝術有興趣」，或「收藏藝術品的熱情」，但今天的一般解法，是great technical skill in some fine art。也不很對，因為西方朋友說到某人是彈鋼琴的virtuoso，是很特別的讚譽，不僅技術了不起那麼簡單。再者，今天，virtuosity是不限於藝術或演奏的。

我們可用幾個或一連串的中文字來形容virtuosity。說到音樂演奏，這個字是說演奏者可以予取予攜，隨心所欲，虛無飄渺，出神入化。這樣看，virtuosity是指在技術上達到了化境。也不是那麼簡單。好比彈鋼琴，有些人的技術高得難以置信，但音樂感（musicality）平平無奇，沒有誰會用virtuoso來形容這個演奏者。當然，技術出神入化，演奏者要怎樣就怎樣，感情的表達就來得遠為容易了。另一方面，好些感情表達屬於一等的演奏者，技術不完美，出錯頗多，或困難度高的奏不出來，非virtuoso也。

不容易說得清楚。以經濟學為例，佛利民天才頂級，所有需要的條件都擁有，無疑是大思想家。但我不會用virtuoso來形容佛老。經濟思想史上，我認為李嘉圖是virtuoso，馬歇爾是virtuoso，費沙也是virtuoso——只此三君子而已。不是說他們對，而是他們的作品有一種予取予攜的大氣。是的，技術之外，virtuosity含意著一種排山倒海而來的大氣。這裡說的經濟學的技術，與數學無關，而是處理問題上述三君子有自己的一套，答案是對是錯是另一回事，只是像演奏音樂的virtuoso那樣，彷彿斬瓜切菜，處之泰然。這可見中文把virtuoso譯作「名家」或「巨匠」，不一定對。

不容易說一個人在某造詣上達到了virtuoso之境。天才多得很，大師有的是，但virtuosity是一種境界，古往今來稀有。不一定是在某造詣上最好的，但達到的予取予攜的層面，外人看來不費吹灰之力，是一種現象，彷彿上蒼刻意地造出三幾個這樣的人。

書法藝術我算是專家吧。明清兩朝的書法高人甚眾，但稱得上是virtuoso的只有兩位：一個是董其昌；一個是王鐸。你可以說倪元璐、黃道周、張瑞圖、祝枝山、陳淳、徐渭、傅山等大師都有獨到之處。然而，從virtuosity的角度看，董其昌與王鐸——尤其是王鐸——是在另一個層面：任何字體皆可一揮而就，外人看來容易得很。

今天的書法家都有錄影或影碟傳世，我都看過，判斷是較為容易了。以我之見，當代書法家中，達到virtuoso之境的只有上海周慧珺。她的書法藝術如何，見仁見智，但用筆的確予取予攜，要怎樣就怎樣，瀟灑自然，半點困難也看不出來。這是天賦。

大家都知道，任何造詣說得上是有成就的人，背後免不了有一段辛酸的苦練日子。一個稱得上是virtuoso的與眾不同之處，是我們看不出他或她曾經辛苦過。我們感受到的是一個淺問題：就是那麼容易嗎？我們當然知道不可能那麼容易，但內心深處還是要這樣問的。

這裡寫virtuosity，說來說去有理說不清，為的是要說一件事。幾天前的晚上我有機會聽到李傳韻的小提琴演奏，是第一次聽到他。他說身體不適，而鋼琴伴奏也有點不對頭。但我坐在那裡想：這個二十六歲的青年是小提琴的virtuoso，百年幾見！

李傳韻走紅指日可待。不知他有沒有股票出售呢？

生命時間的盤算（三之二）

《經濟解釋》是一九八九開始動筆的，寫了兩個多月，因為母親的病停了下來。捲土重來是二○○○的年底了。這推遲是幸運的：多了十一年的世事觀察，深度增加了不少。還有兩項很幸運，這裡要說一下。

一九八九與二○○○先後兩次為《經濟解釋》動筆，事前我把價格理論的整體反覆考慮，認為除了一個題材，自己的掌握很全面。知得不足——遠為不足的——是「生產成本」這個重要話題。艾智仁當年不斷投訴傳統的分析，發表過一篇題為《生產成本》的重要文章。該文對我有大影響，但艾師的想法不能與傳統的需求分析融合，行內不接受。在芝大遇到高斯，他也屢次投訴生產成本的困擾。佛利民的《價格理論》最有重量的第五章，分析成本與供應曲線，也深深地影響了我，但他可沒有正面地處理生產成本，沒有解釋那條不知何解的碗形曲線。這是我寫《經濟解釋》面對的主要困難。解釋不了生產成本，有樣學樣地劃一條曲線進去，算是什麼？

二○○○再動筆寫《經濟解釋》時，生產成本這個話題我還是無從解決的。我想，是卷二的中間話題，動了筆再算吧。無數個晚上我為該話題睡不著。我又想，關於生產成本的困難，我知得比他人多，沒有解釋但指出困難所在，也算是提升了一個層面吧。

時來真的運到。我抓著傳統的不可能錯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抓著艾智仁從這定律變化出來的「趕工導致平均成本增加」之說，重讀馬歇爾，竟然發覺後者說的「上頭成本」不一定是成本。一時間我想到一九六八年史德拉對我說的：馬歇爾對成本概念的掌握有問題（見拙作《佃農理論》四十二頁，註腳三十八）。難道是因為馬氏對成本掌握不足，使後人漠視了他提出的上頭成本？我立刻引進租值的概念來挽救，得心應手，寫下了《上頭成本與租值攤分》那重要的一節（見《供應的行為》第三章第四節），邏輯上生產成本終於有了全面的滿意解釋。

不放手，我要求花千樹出版社替我找印製書籍的成本數據，要很詳盡的，半點也不能錯，而印製書籍是行內歷來喜歡用的、示範產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的例子。分別是行內的朋友喜歡講，只憑想像，沒有見過詳盡真實數據。我有真實數據在手，是一本三十二開的平裝書，成本分九項之多，細看之下，與自己推出的生產成本分析完全吻合。是大突破：四條碗形的成本曲線在出版行業冒出來。這經驗支持著高斯的哲理：要解釋世界，我們要知道真實世界是怎樣的。

寫《經濟解釋》的第二項幸運，得來容易。與傳統理論無關，有朝一日會被重視（可惜以中文下筆，被他人抄襲而用英文發表的機會增加）。那是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佛利民的九十大壽），我無意間寫下了《合約的一般理論》那一節（見《制度的選擇》二一○至二一八頁）。嚴格來說，合約的經濟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的《合約的選擇》與一九七○的《合約的結構》，之後行內的合約文章無數，但沒有一個全面的一般合約理論。這理論顯然重要，但從何入手呢？從經濟的角度分析合約，應該有一個一般理論，但要怎樣推出來呢？我是無意間推了出來才知道，才把那一節定名為「合約的一般理論」，淺而完整，擺明是對，具備了好理論的所有特徵。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對我來說，《經濟解釋》三卷本完工是自己在經濟學上走到的盡頭。過些日子我還會全面修改一次。最近加上了卷四《五常學經濟》，還會考慮幾位同學的建議，把數十篇關於人民幣的分析文章結集為卷五：《五常說貨幣》，而不久前出版的《中國的未來》，包括著關於中國獨有的地區制度分析，也重要。最近高斯要求我用英語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好讓他們能在一個關於中國發展的會議上作為主題討論。我答應了，提出的名目是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要等他們決定了會議的日期才動筆。我會寫得很用心，用盡自己還沒有退化的智慧。這一切，只是自己在一門學問上走到了盡頭的餘波。餘波未了，白浪滔天，難道是迴光返照，又或者是自己曾經厲害非凡（一笑）？這是生命，有意思的。

朋友，你猜第二項我要走到盡頭的是什麼？是攝影，比經濟學容易得多，二○○三年五月起步，十八個月後就走到了盡頭，於是封機。幾個月前在杭州歷史博物館搞攝影個展，聽說有十多萬觀眾，於是封展。自己的攝影藝術是劃上了句號了。

其實我要在攝影藝術上走到自己的盡頭，是經過了數十年的盤算的。《經濟解釋》完工後只半年就先處理攝影，是體力考慮的決定。攝影需要體力：太陽未出要起程，可能很冷，某些地區有缺氧的問題，而在光線理想時要拚搏奔跑。後者是我的攝影方法，與眾不同，體力欠佳是不成的。二○○四年十月我在九寨溝與黃龍搏了四天，收穫甚豐。如果是兩年多後的今天，我可能搏不來。跟經濟學一樣，攝影上，我對生命時間的盤算與掌握很準確。

有兩個原因我早就認為可以走到自己的攝影藝術的盡頭。其一是一九六五年我想出了一套攝法，天下獨有，只是沒有機會用到盡，尤其是當年沒有嘗試彩色與大手地搞印象與抽像的作品。其二是我對攝影藝術的傳統很不滿意。他家的美觀精品雖然不少，但我看不到作者的感情流露，也看不到自然的個人風格。這兩方面，我認為自己可以做到。

從一九六七到二○○三，基本上我沒有搞攝影。盤算與準備做到足。相機鏡頭十多年前就訂購了下來，久不久想一下攝法的改進，三幾年嘗試幾卷膠片，知道想得沒有錯。電腦協助的技術也研究過，知道大概。問題是何時動工。後來只用了十八個月，知道自己可以做到的差不多了。再拍攝下去會增加作品數量，也會有少許改進，但大致上要走的是走盡了。除非我能想出另一種攝法——體力不逮，不敢再想。發神經，十八個月的操作出版了七本攝影集！有機會我會挑選最滿意的二百幀，精心炮製，出版最後的一大冊。

不要問我為什麼。有些人就是這樣，而在我來說，生命應該是這樣的。陳復禮、簡慶福、黃貴權等影友，數之不盡的，老了，都出版他們的攝影集。我不同之處，是一口氣走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然後封機。除了復禮，其他攝影老頭還在跑。聽說福哥最近在越南跌下山坡，又是跌他不死！真的服了他。這是他的生命，豈敢苟同哉？為什麼人與人之間對生命的看法會有那樣大的差別呢？

（三之二）

秦始皇不敵空城計

意料不到，上期發表的《廣州巧設空城計》，只一天一個網站的點擊達十三萬多。不少網站轉載區區在下的文章，自己不看電腦，同學給我報「數」的當然選一個大「站」了。此前我的個人紀錄是《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同一網站，首天點擊十萬。同學說，《空城計》首天的網上時間較長，但以一「站」一天算，十三萬多是個人紀錄。

《始皇陵墓》發表前，我是知道會有多讀者的，同學說我料事如神。《空城計》卻跌了眼鏡，事前只認為過癮可讀，點擊率不會很高。可見文章的讀者接受性，不容易預測。下筆為文絕不譁眾取寵，只是要寫得暢通可讀，跟著望天打卦，希望讀者光顧一下。說寫文章不望讀者多是謊話。

網上客喜歡破口大罵，司空見慣，還是希望多點讀者熱鬧一下。《始皇》一文吵得天下皆知，被罵的有兩處。其一是罵我不應該建議打開先人之墓。見仁見智，如果我是秦始皇，地下有知，會恨不得後生小子把陵墓打開，看看老夫二千二百年前的本領。其二是罵我不懂開陵技術。我當然不是專家，但見不到有「專家」說得出有說服力的技術困難。

《空城》一文，被罵的也有兩處，皆莫名其妙。其一是罵我這個經濟學大教授不知產出與收入的分別，即是分不開product與income。我真的分不開。二者皆收入，有幾種算法，略為不同，寫《空城》這些分別是不重要的。幾個月前到廣州，住白天鵝，早上七時在珠江上見到有十多位泳客。昔日的臭江今天可泳，市政府不知花了多少錢清理，應該算作GDP的一部分，也是收入——泳客的收入，我見而喜之也算是收入了。問題是這些收入加起來，究竟值不值政府花的錢？十四年前寫過，瑞典抽稅奇高，政府大手花錢於福利與公共項目上，算是國民產出，也是國民收入。

當年讀本科宏觀經濟，什麼GDP、GNP、NI之類，都在National Income Accounts那一章。天下間沒有更沉悶的學問了。可能我當年讀時睡著了，管不著哪項是哪項。奇怪不少讀者認為product與income是兩回事。更奇怪是不久前讀到北京的宏觀言論，竟然還有人相信據說是凱恩斯學派的、以儲蓄等於投資為均衡點的無知分析。不好意思說天下蠢人無數，但好意思說無數聰明人看到皇帝的新衣。

《空城》第二處被罵的，是說我小看了廣州，貶低了羊城。一位同學指出今天國內網上客的情意結：批評國家必獲掌聲；批評地區必遭責罵。我在哪裡開罪了廣州了？說得清楚，當局沒有隱瞞實情，而我想出「空城計」（戶籍人口遠比實際人口少，前者可說是「空城」），說明是要跟廣州的朋友開一下玩笑的。一九四五至四八在佛山唸書時，週末及假日住在父親設在廣州海珠中路的分店，十一歲那年贏得該市的跳棋公開賽，風箏名店朱七記的老闆高人，界風箏是我的手下敗將。有這些陳年典故，我對羊城的感情總要比今天的網上客厚一點吧。

《廣州巧設空城計》受到讀者歡迎（罵的也被我算進歡迎行列，因為他們可以不讀），除了想出諸葛孔明之計，主要是寫出變化來。拜蘇子為師，動筆前沒有打算怎樣寫，但「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轉來轉去，事前自己不知會轉到哪裡，讀者無端端地被我放進過山車。

本來只幾句就說盡的題材，我轉出一千二百字！寫到三分之二，說盡，字數不夠，突然想到高小勇，想到小勇大勇，於是想到也是中國獨有的「空村計」，救我一救！

廣州巧設空城計

顧題思意，這篇文章是要跟廣州的朋友開一下玩笑的，而其中「巧設」二字是為了音律的需要，要用仄音，也要七個字才有「三國」的味道。

話說最近報載，去年廣州的人均收入是全國之冠，逾一萬美元，把我嚇了一跳。物價調整後，論實質收入，廣州與美國相比如何？拿起筆，在衣、食、住、行這四方面的兩地物價水平大略算一下，跟著估計廣州的衣、食、住、行的大概比重，算算廣州的一萬美元消費等於美國的大約多少。「衣」包括所有日常用品；「食」考慮了雙方的街市物價與食肆收費；「住」算美國大都會的樓價與廣州的相比，以呎價算；「行」則衡量雙方的車價、汽油價、保險、修理、公共交通等。與幾位朋友對照一下，整個計算用了兩個小時，當然不精確，但應該不會太離譜吧。

算出的結果，是在廣州花一萬美元消費，大約等於在美國花二萬五千。美國的人均收入大約三萬五千（有幾個不同數字，美國商務部公佈二○○五年是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六）。這樣算，廣州的實質人均收入達美國的七成多。相差那麼小？不可信。

真相終於大白。原來廣州有三項人口統計。其一是戶籍人口，有戶口的，約七百三十萬。其二是常住人口，五年統計一次，算在廣州住半年以上的，約九百九十多萬。其三是實際人口，包括著三百多萬流動人口，約一千三百萬。二○○六年廣州市的地區總產值約人民幣六千億強。以戶籍人口算，人均收入逾一萬美元，但以實際人口算，人均收入只美元五千九百。物價調整要乘二點五，等於美國的一萬四千多，實質人均收入約美國的四成多，減了三成，合理可信。

廣州以戶籍人口算出人均收入逾萬美元，是擺空城計。當局沒有隱瞞實情，空城之計是報道渲染出來的。但某報道又說當局考慮用常住人口算人均收入——多放一些老百姓進去，好叫諸葛孔明在城頭上奏琴時不會彈得太亂了。

中國的經濟發展奇速，人口四處奔跑，地區變化複雜，過癮的數據與故事天天有，各各不同。北京上頭莫名其妙地低估增長率，跟省與省的個別統計低很多。地區要誇誇其談，拜孔明為師也無不可。

過癮過癮，不久前高小勇到國內某農村調查，得到的結論是年輕力壯的都跑掉，餘下來的人口不多。小勇大勇，估計農民只剩人口的兩成，周其仁不同意，吵了起來。

其實今天中國的農村是擺另一種空村計，跟廣州相反，但比較高明。農村的戶籍人口依舊，但不少跑到廣州等城市去，從工為生。這樣，農村的人均收入，以戶籍人口算，低得可憐。是否因此而贏得國務院取消農業稅，不得而知。如果是，我這個老人家會站起來大呼精彩。不要忘記，月薪人民幣一千六百以下是不用報稅的。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其他國家，人口統計會分那麼多類，何況是天下人口最多的大國。寫到這裡，忽發奇想。如果中國的十三多億人口有十二億是流動的，那麼城市以戶籍人口算人均收入，農村則以實際人口算，一夜之間整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會暴升十倍！

生命時間的盤算（三之一）

其實這裡要寫的不是生命時間的盤算。生命可長可短，雖雲死生亦大矣，有誰知道自己可活多久？生命時間無從盤算——人算不如天算也。要盤算的是假設自己壽長無限，但歲月無情，智力及體力早晚會退化，要做什麼時間的先後總要盤算一下。七十一歲，體力退化了不少，但智力還奇跡地近於頂峰。這個層面的智力還有五年嗎？還有十年？都不重要。重要是自己首先知道，及時放棄寫文章，轉到書法那邊去。

不是胡說的。在我這一輩走史密斯與馬歇爾的經濟學路線的人中，最年輕可能是我。還健在的師友，今天都是老頭子，其中不少智力早就退化，外人可能看不出來，圈內大家都清楚。輪到我自己不出三五年吧。搞經濟學術，不是要腦子清醒那麼簡單。需要的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一小點本領。人家看不到的問題，你看得到，推出的新意有少許重量，邏輯井然的，嚴格來說，是經濟學術搞得有貢獻的起碼要求。其他學術我管不著，但經濟學搞不出貢獻我不會搞。自己的興趣多方面，此處再搞不出貢獻，還有其他好去處。

自己會知道江郎才盡的時日嗎？當然知道。有新意的思想來得明確，自己懂得衡量。不是每一篇文章都有新意：很多時是重複以前說過的。但三幾篇總有一篇提出一個新觀點，以前沒有想過，而這些新觀點出現的頻率，到今天還沒有衰竭的跡象。

一個人對自己的客觀判斷是重要的。重讀自己數十年前寫下的文章，思維比今天鋒利，變化比今天靈活，但對重要性的判斷與全面性的看法，今天勝。稱起來哪邊比較重很難說。經濟政策的建議，今天無疑是比較穩重的。不難解釋，政策不能單靠理論，要講經驗。瑣瑣碎碎的舊知識，知道這裡要避一下，那裡可多走半步，加起來就變得穩重了。好比我反對人民幣升值的立場，理論之外有數之不盡的經驗支持。十二年前我還相信佛利民說的，一個大國要讓匯率沒有錨地自由浮動。十年前我認為他可能錯；五年前起我肯定他是錯了。

搞創作是要做出一些可以觸摸到的東西來，不一定要有金錢的回報，但要給作者有滿足感。經濟學者認為自己作出過貢獻的，老來喜歡出版自己的文章大全結集。據說有了經濟學諾貝爾獎之後，結集的人比較多，但「沙場秋點兵」的習慣，遠在諾獎之前就有了。我自己比較特別的，是興趣多，有好幾樣有機會走到盡頭。不是某項造詣的人類盡頭，而是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另一方面，個人的品味與風格與眾不同，狹窄地看，自己的盡頭也就是人類的盡頭了。不少人都可以這樣做，但嘗試的不多。要做到不難，問題是做出來夠不夠大氣，有沒有廣泛的啟發性。為這些我掙扎了半個世紀，有苦自知，但既然走了那麼遠，一不做，二不休，每項都嘗試走到自己的盡頭。

先說經濟學吧。七十年代初期，諾斯與巴賽爾認為我是可以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高斯卻認為我是另一個馬歇爾，要向經濟解釋那方向走。選擇後者，因為七一年我用不上半年時間就寫好了一篇解釋中國婚姻與子女產權的文章，跟著七二年只花了三個月就寫成《蜜蜂的神話》，不困難，自己有興趣，而師友們大都叫好。高斯與夏理'莊遜不喜歡那篇婚姻文章，認為我不應該貶低中國的文化傳統。他們兩位是少數。《蜜蜂》一文則贏得掌聲一片。其中赫舒拉發的來信給我很大的鼓舞。他說：「你不需要問艾智仁和我《蜜蜂》一文好不好。你自己知道該文偉大。這樣的文章不需要外人評價。你不要管艾智仁和我怎樣想。」

只三個月就有一篇這樣的文章，一年可寫四篇，當然雄心萬丈。其實一年寫兩三篇差不多水平的不困難，但我跟著選了三項行內認為重要但題材極為龐大的入手：租金管制、知識產權與石油工業。這些巨大題材，鑽了進去不容易脫身。

釜底抽薪，七五年起我作出如下的決定。文章不用急著發表，也用不著算數量，但真實世界的市場現象要知得很多。我崇尚的馬歇爾傳統，參與的人對真實世界知得太少了。這方面高斯對我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堅持，不知世事，我們無從解釋。論科學方法這觀點不一定對，因為在自然科學中有反證的例子。純從方法的角度看，高斯可能錯，但經濟學界中我仰慕的森穆遜與阿羅，搞純理論，命中真實世界的現象解釋不多。

森穆遜與阿羅是理論天才無疑問，搞純理論自己很大機會鬥不過。這是次要的考慮。主要的是搞理論的天才，可以在一兩年間推出很多，加起來是一整套。人家走過，自己再走可能是蠢事。他們的理論，絕大部分沒有什麼用場，可用的只一小點就了不起。我於是想到要選擇理論，而怎樣選卻要以可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為依歸。一九六九年起我開始在街頭巷尾跑，也跑工廠調查各種合約。一九七五回港近一年，跑街與跑租務法庭是全職了。天台木屋，分租現象，玉器市場等，盡皆精彩。全線逼銷的解釋也是該年想出來的。一九六九開始的件工調查，一九八三才以之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一九七五的全線逼銷與玉器市場，發表是二○○一。至於討價還價的行為，提出是一九六二，答案是四十年後了。

無聊之輩，見我早期發表文章有威有勢，跟著停了下來，不再用英語發表什麼，閒言閒語，對我多有批評。本想回應，但這些後輩還沒有說過半句足以傳世的話，是不值得回應的。

一九八二回港任職，跟蹤中國的改革發展，不能不用中文動筆。於是，除了無可避免的應酬，英語文章索性不寫。還是跑街依舊，加上要到國內跑。跑來跑去，一方面是為了高斯催促而針對中國的改革動筆，另一方面是集中火力，要寫一九七三就決定下來的《經濟解釋》。理論的取捨想了多年，逐步淘汰；理論的簡化想了多年，最後集中於需求定律上的多種變化。馬歇爾的理論結構偉大，但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割開來，是大錯，自己要想出另一個結構。以中文動筆，是為了中國的學子了。

（三之一）

中國制度與貪污問題

是困難的分析，涉及的層面沒有人嘗試過，而筆者還沒有足夠的掌握。

要從佃農（分成）理論說起。一個地主自己不耕耘，可用固定租金合約把土地租給農戶，可以僱用勞工，也可用佃農分成合約租出去。四十年前我推翻傳統之見，以理論證明，在私產與競爭的局限下，上述三種合約安排的生產效率一樣，也與地主自耕相同。支持這結論的實據多得很。

帶出的問題，是上述的三種合約皆存在，地主與農戶有權選擇，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合約選擇呢？提供的答案，是佃農分成的交易（監管）費用比固定租金的為高，但前者可以分擔風險，所以風險較大的種植（例如種麥的風險比種米的為高），從事者會偏於選擇分成合約。雖然由我提出，但從來不喜歡「風險」這概念，後來成功地以訊息費用代之（見《制度的選擇》第四章第五節）。交易費用有幾種，重要的結論，是合約安排的選擇，在私產局限下，主要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

結論沒有錯，但中國的發展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大問題。歷久以來，我認為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局限皆重要，而在這些局限大致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合約安排不會導致很不相同的競爭效果。這觀點被中國的發展改變了。

想想吧。從土地產權的局限看，中國與香港完全一樣：雙方有年期，期長差不多，所有權非私有，但政府「賣」了出去的地，使用權、收入權與轉讓權都是私有的。然而，從政府到地區到「業主」到廠商之間的合約安排，中國的與香港的是完全兩回事。中國的安排世間獨有，其促成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前所未見，是中國經濟發展奇速的主要原因。

解釋過中國的地區制度，這裡只用一個實例來示範大概，不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知道世界各地的大商場或購物中心，業主與租客的合約安排是一個固定租金加生意額的分成。從這例子看中國，北京是大地主，地區是大商場，通過承包的權力下放，每個地區商場發展成為一個佃農分成的「企業」（地價是固定租金，增值稅是分成，跟商場的安排一樣）。這企業由「商場」合約與上頭串連也與下面串連，但左右不連。地區之間的競爭於是激烈起來了。讀者可以想像，每個地區有購物中心或大商場的合約安排，很多的，別無其它，商場（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不可能不打崩頭。這是中國之幸。

轉談貪污，有三點。一、我們歷來看貪污，是因為有管製法例的存在。官員協助違反法例而取利是貪污。這些在中國下降了不少。二、曾經寫過，因為國企公非公、私非私，導致無數收取「好處」或找尋「外快」的行為。是否貪污很難說，但普及是明顯的。

獨特而又不易處理的是第三類。上述的地區「企業」近於一種商業機構。西方的法律發展說，企業之外被認為是貪污的行為，在企業之內不一定是。問題是管理地區企業的是幹部，一般是黨員。從企業的角度看可以容許的，黨章說不成。

說過多次，治「污」要從減少貪污的機會入手。取消所有對社會經濟害大於利的管製法例是明智的選擇。中國的問題，是除了「公非公、私非私」要盡早劃清界線，地區制度要很細心地調整。這制度還在改革。目前見到的競爭效果是好的，了不起。如果因為肅貪而削弱了地區制度的競爭性，今天的可觀經濟增長不會持續！

是難得一見的深問題。我拿不準，但認為應該考慮的，是索性把地區制度推盡一點，成為明確的企業機構。目前不夠明確，在模稜兩可的混淆中，出現了不少人認為是不可以接受的行為。

清楚的權利界定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結論中，我對當時盛行的經濟發展學說痛下批評（見一六○頁），指出這門學問的「理論」，漠視了產權的局限條件，胡說八道，不知所云。產權局限對人類行為有決定性，當時是艾智仁與高斯的學問，由我推到經濟發展那邊去。十年後，我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針對中國當時風雨欲來的改革下筆了。跟著在《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等文章結集中，重複又重複地細說產權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

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當年侯運輝問：「你寫來寫去都是那幾句，沒有其他可說嗎？」我回應：「這是秘密，不要說出去。只幾句可以說那麼多遍，次次不同，厲害不厲害？」

幾天前見到高斯的助手，對他說：「論及西方經濟學對中國改革的貢獻，高斯比佛利民重要。當年北京不能接受私有產權，但清楚的資產權利界定他們卻接受了。界定權利其實就是私產，淺的，奇怪人類文化要等到高斯才說出來。」淺得離奇，但以研究經濟思想史而名滿天下的史德拉，曾經說高斯定律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思維。艾智仁被譽為產權經濟學之父，源於他的口述傳統，天天說，有深度，但沒有說出「權利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這幾個字。

一般人把「高斯定律」入了他一九六○的那篇《社會成本問題》的帳。我認為該定律早一點，起自高斯一九五九的《聯邦廣播委員》一文。文到中途，他談及土地種植與泊車的例子。他說，一個人在土地上種植，另一個人在該地泊車，損害了植物。是誰損害了誰呀？要誰補償給誰才對？要泊車者補償給種植者，不是損害了泊車者的權利嗎？究竟是種植者有權種植，還是泊車者有權泊車呢？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種植者，清楚說明，泊車者大可付錢給種植者，讓他泊車。倒轉過來，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泊車者，種植較有利，種植者大可付錢給泊車者，讓他種植。這例子的最後結句就是高斯定律：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

後來（一九六○）高斯寫的《社會成本問題》（獲諾獎那篇）當然重要，我讀過無數次，但先入為主，說到高斯定律我老是想著那種植與泊車例子的結句，可能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想（少人讀那《聯邦》長文，從頭讀到尾的可能不及兩掌之數）。一九六七認識高斯之前，我聽到高斯定律可能是佛利民先說的。一九六八的春天，與高斯在芝大校園漫步，我舊事重提，問及六○年的春天在戴維德家裡的大辯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二七二至二七三頁，行內一致認為是經濟學歷史上最精彩的辯論）。言談中我問及當時在場的佛利民的貢獻。高斯說：「米爾頓的思想清晰絕倫，他發言後我知道自己沒有錯，也知道我是安全地抵達家園了。」我停步，望著他，說：「怎麼可能呢？你在一九五九那篇文章裡，種植與泊車例子之後，你不是說過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定條件嗎？那就是高斯定律，米爾頓怎可以說得更清楚？」他彷彿呆著，無言以對。之前之後，行內似乎沒有誰提到該例子的重要結句。

中國經濟改革，我曾經不遺餘力地以中文下筆，介紹佛利民與高斯的思想。佛老早就大名遠播，差不多用不著我介紹。高斯的思想主要是由我介紹的。可不是嗎？七十年代在美國，高斯認為真的明白他的人只我一個，而八二年回港任職用中文下筆也是由他催促的。下一篇文章，倒轉過來，得到中國發展的啟發，我會提出這路思維的一個重要變化。

聖誕節與大學問

歷來不喜歡評論他人的文章，但最近同學傳來的一篇我倒要回應一下。由國內十間名校的十位博士生署名，題為《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寫得用心，整體寫得好。觀點我不苟同。



該文提出兩要點。一、聖誕節在中國見到的狂歡不對，建議不信「耶教」者，不要慶祝聖誕節。博士同學們慎重地指出，他們尊重信仰自由，只是反對「國人在文化上陷入集體無意識」。二、同學們反對「中國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體性沉淪」，認為要「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中國人的生命世界和意義世界」。



先說第一點吧。事有湊巧，比該文早一兩天我發表了《從聖誕歌想到的》，重視聖誕這個節日。我自己不會在聖誕「狂歡」一番。正相反，我認為聖誕是個美妙的安息日子，朋友之間互相問好，聖誕歌好聽，其善意給我帶來無限的溫馨回憶。同學們是把聖誕誤解了。大家不需要信上帝才能享受這個節日。沒有誰說「恭喜發財」，只是互相問好——我收到的聖誕卡十之七八不是來自信上帝的。親友之間細說家事——佛利民夫婦久不久也寄出一封聖誕信。關心送禮——不是封紅包或送月餅那麼簡單，而是有心思的禮物，代表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我是不贊同「聖誕狂歡」的，但明白，認為無從反對。這幾年中國的聖誕氣氛濃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外國的報道，皆說從大人到小孩的聖誕禮物，一律是中國貨。神州大地的廠家在聖誕前幾個月就趕工產出，當然順便在本土市場大事推銷一番。其二是炎黃子孫開始有錢，聖誕禮物要多送了。這二者給我一個啟示，認為同學們誤解了中國的「聖誕狂歡」：不是你歡我歡，而是無數廠家與員工之狂歡也！



我對宗教的看法是明確的：有些人需要宗教信仰，有些人需要一點心靈上的安息。當年我沒有讀過書的母親如是；今天我那位國際知名的生物學家外甥也如是。數之不盡的有識之士，腦子清醒的，信宗教。另一方面，我認為可取的宗教對社會有重要的貢獻。我也認為佛教與道教過於抽像湛深，基督教比較淺白，容易接受。



同學們似乎是說，基督教（他們稱耶教，包括天主教吧）是外來的，弱化了中國的文化主位。但今天在英美盛行的「耶教」，也是進口的——此教起自中東。無可置疑，有些宗教可以很麻煩，而就是有悠久歷史的「耶教」，信得了迷可以闖禍。但宗教對社會有助，某些宗教是不妨鼓勵一下的。昔日英女皇伊利沙伯一世選基督教為國教，膽大包天。這個被公認為英國歷史上最精明的皇帝，考慮一番之後才這樣選。我自己的女兒是天主教徒，我不反對。



這就帶來第二個更為重要的話題。我是不同意同學們高舉「中國文化主體性」或「抵禦西方文化擴張」的。我的立場清楚：中西文化不同，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我們要中西不分，取其長捨其短，綜合起來，創造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新文化。眾人皆說地球一體化就在眼前，若如是，哪一個國家能先把中西文化綜合起來，走在人類文化前頭，才是真正的大贏家。我認為如果北京識做，炎黃子孫率先跑出的機會不小。中國人多，先天智慧高，而鬼子佬學中國文化不容易——雖然今天是一窩蜂地學起中文來了。



不否認某些中國人崇洋媚外：月亮是西方的比較圓。這些人我鄙視。也不否認某些人以為中國的文化比西方的優勝。這些人老土兼俗氣，坐井觀天，見笑天下。



問題是要把中西雙方的文化搞得融會貫通，是艱巨工程。我自己要到五十歲之後才感到兩邊都有足夠的掌握，而我是個學得快的人。想想吧。中英二語都精彩，可以是很優美的文字，但差別大得離奇！沒有什麼捷徑，要融會雙方文化兩樣文字都要好，或起碼及格。中國興起，國際語言再不會被英文獨佔，但中文是不會在國際上淘汰英文的。既然二者存在，二者都要學。



不止此也。中國的文化有厚度，講哲理；西方的文化變化多，講理論。不要告訴我中國的文化傳統怎樣了不起。我是個中國文化迷，下過心機，可以設館授徒，好的不好的知道大概。但我可以對同學們說，西方的文化的確有很多好東西。繪畫、雕刻、音樂、文學、建築等，西方都有大成，不探討一下然後欣賞一番是大傻瓜。人家的科學發展優越，毋庸細說，而他們的哲學邏輯與知識理論皆可教。我恨不得自己還年輕，可以對同學們說說這些學問。



早就察覺到，在過去了的二十世紀，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沒有足夠的體會，搞不出大學問來。好比魯迅，天賦高，對魏晉傳統認識深入，可惜對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文章寫來有點自以為是，磨斧痕跡重，寫不出大氣來。近人錢鐘書搞學問，用盡心機。十多年前讀到他為周南詩集寫的卷後語，用純古文，好得不簡單。他的《宋詩選注》更顯得國學功力在我之上了。但年多前讀到錢先生寫的英文信，文法、字彙可以，可惜過於拘謹，寫不出英語的文采來。知道錢先生讀英語書籍喜歡做詳盡的筆記，不以為然，認為他不應該把中國的治學方法用到西方那邊去。



有一位朋友，姓張名滔，是我知道的對西方文化認識得最有尺碼的中國人。此子可以一目十行，且過目不忘，求西方學問近於亂讀一通。我比他年長十多歲，走在前頭，當年的記憶力不比他低，只是速度不及他的一半。不謀而合，我吸納西方文化也是亂讀一通的。張滔和我逼著要這樣做。



文化不同，上選的治學方法有別。中國的文化重於厚度，治學是向深處鑽，要一層一層地翻下去。這是錢先生的治學方法了。西方的文化變化多，治學者博而覽之，要走馬看花，轉來轉去，務求掌握不同造詣中的一些和弦。中國文化看不到深層面，說不上是到家。西方文化找不到不同造詣的和弦，說不上是入室也。地球一體化，向前看，中國的同學有幸有不幸。幸者，把中西的文化綜合起來，打通經脈，使學問再沒有中西之分，代表人類智慧的大成，多麼精彩，多麼過癮。不幸是這樣做是做大學問，用功之外要講際遇，而在今天國內對學術思維的約束下，大學問是做不出來的。



上文提及，我要到五十歲之後，才感受到對中西雙方的文化有滿意的掌握。今天回頭看，我走了不少冤枉路。從頭再走，用我今天懂得的走法，應該可以縮短二十年。這方面，一個起碼的要求，是國內的學校課程要全面革新。北京有興趣推行地球一體化的學問嗎？敢不敢賭這一手？

新年話神州

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這些日子中國話題在西方熱鬧得離譜。三十年前日本的經濟震撼世界，不及今天的中國熱。其實中國目前的經濟水平遠差於日本當年，但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外人看來，搞起經濟有點不可思議。三十多年前，波音七四七客機問世，一位教授朋友怎樣也不肯坐，說那麼大的飛機不可能飛得起。

我早就認為中國的經濟可以有今天，不感到奇怪，但西方的朋友是驚奇的。最近美國某大學出版了一本書，二十篇文章分析中國奇跡，沒有讀過，但一位同學略說內容，不認為作者們瞭解中國。九十六歲的高斯，要在年多後在美國大搞一個中國研討會議，而另一個類同的可能先在中國推出。外間報道，皆說聖誕禮物差不多全是中國貨──不用說，人造的聖誕樹與聖誕燈飾是由中國包辦的了。

說過了，美國的幼兒班有普通話的，而中文的老師在西方極為渴市。可能又是工會或政客的左右，中國青年要學外語的那麼多，為什麼不送一千萬個到西方去，中文，學西語，互相得益，不亦快哉？

中國奇跡在西方吵得熱鬧，說實話，對中國的發展不一定利大於害。一方面樹大招風，另一方面炎黃子孫開始有點自滿之情。個人認為今天還不是自滿的時候。農民的生活，雖然近幾年改進了不少，與大家期望的相去仍遠。學術的發展我們還要搖頭歎息。農民的困境，這幾年的改進再持續十五年，會解決，但在今天國內的教育制度下，不易看到學術會有大轉機。

這些日子朋友們老是問，中國的經濟增長可否再繼續十年或二十年呢？我的回應，是原則上可以。產品的質量、低技工人的生產力與農轉工的前景，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人的先天智慧只發揮了一小點，一個應有的巨現象還沒有呈現出來。這樣看，除非北京大步地行差踏錯，或無數步小錯，我看不到目前的發展不會繼續。二十七年前我說過，一個發展得大有勢頭的經濟，可以承受得起大量的政府干擾（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五四四頁）。

這就是問題。兩年來北京搞宏觀調控，這裡打一鞭，經濟依舊增長；那裡下一錘，經濟繼續攀升。於是乎怪招愈來愈多，到某一點經濟總會倒下來。到那時，傷痕纍纍，要治療不容易。

中國的經濟人材真的是那麼凋零嗎？是誰想出那些宏觀調控及壓制樓價的怪招了？兩個月前與蒙代爾談及中國的發展，而這些日子我久不久與高斯、佛利民（今已故）、巴賽爾等討論中國，在一個重點上我們這些「古」人的看法一致：既然發展得那麼好，可以不動不要動。蒙代爾的說法是：時鐘還在走動，修理它作什麼？

說過多次，中國的貨幣制度自成一家，地區制度也自成一家。經濟學還沒有學滿師的驟眼一看，可能認為有很多不是之處，要修改。更頭痛的，是中國的制度的確還有好些不是之處，要改進。問題是這些應該改進的，改進起來會不會導致一些副作用，得不償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歷來是處理經濟的大忌。

一個例子可以示範這方面的困難。二十年前我寫了好幾篇批評國內貪污的文章，容易寫，因為當時的主要治「污」辦法是取消促成貪污的管製法例。今天呢？是否貪污的灰色地帶廣闊，什麼算是貪污不容易拿得準。這灰色地帶顯然是中國獨有的制度促成的，可能是制度的一部分。這制度本身是中國發展的根源，不要大動，但貪污不能接受。那灰色地帶要怎樣處理才對呢？當然要界定得黑白分明，但哪些要算為黑，哪些要算為白呢？無論如何界定，對制度本身必有影響。我們要怎樣取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