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序

這是一本書的序言，是一本專欄文章的結集。不是百鳥歸巢那種，而是刻意地在專欄寫一系列有連貫性的文章，然後結集成書。二十多年前我有兩本這樣以一個大題材寫一系列文章而結集的書：《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文章是先在《信報》發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滿意，暢銷，認真讀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認為對中國的經濟改革起了點作用。其後一九九三年，要帶佛利民到北京會見江總書記，那裡的朋友要求我寫一系列評論中國經改的文章，帶到北京去。我於是寫了《中國的經濟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這本小書價格相宜，銷量高，但因為迫著動筆，時間不夠，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兩本了。

《中國的未來》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發表的關於中國的一個大題材的系列文章的結集。動筆前就有這樣打算，但不敢肯定，因為文章不易寫，沒有信心可以寫出一個可讀的整體。畢竟寫完了，而考慮到題材的困難，自己滿意。原來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發表《扶農大綱說》，認為有關而重要，於是編為十八，原來的十八改為十九。此外，這結集加了一個附錄，是二○○四年一月初寫好、二月十六日在《信報》發表的《還不是修憲的時候》。這篇長文重要，因為有先見之明，首先提到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獨步天下。

我為解釋這地區競爭制度花了兩年多的時間，而終於得到完整的解釋，要靠兩個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問必答，絕不隱瞞，有關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經濟學上作過研究的學問，剛好與今天的中國地區制度有關。沒有作過類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釋這制度。

在「中國未來」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釋上述的地區制度的。不厭其詳，用不同的角度反覆申述。侯運輝與蕭滿章等懂經濟學的朋友投訴有不明之處，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釋。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譯了一篇給他看，他認為重要，要求我詳述。其後他兩次要求我用英文寫出來。七十歲還能解通中國的達文西密碼，寶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說過多次，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妙絕天下。讀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區的一些建議，感受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搞出來的制度是那麼優越。以五篇文章解釋，最後一篇寫得蕭滿章說完全明白，於是心安理得。解釋得清楚，北京當局應該知道哪方面可以改進，哪方面不要動，算是作出貢獻了。至於北京的朋友讀不讀我的文章，或聽不聽我的解釋，則不能顧及。不應該顧及：北京要怎樣做是他們的決定，書生之見只是書生之見而已。

不是書生之見那麼簡單。是科學之見。經濟是一門科學，可以解釋現象。解釋現象的發生——即是解釋為什麼會發生——與推斷或推測現象的發生是同一回事。說過了，預測與推測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風水，後者則要指明在怎樣的情況下某些現象會出現。簡言之，這裡說的「情況」就是經濟學說的局限條件了。科學邏輯稱「驗證條件」，經濟邏輯稱「局限條件」。

我堅守的從史密斯傳統發展下來的經濟學，指定局限條件的轉變是推斷現象發生必需的。很困難，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局限條件的變化多而複雜，不容易簡化，更不容易拿得準。其二是局限條件的轉變要與真實世界發生著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虛烏有地作出來。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實世界的局限轉變的重點，基礎理論——主要是需求定律——運用得宜，經濟解釋或現象推測可以很準確。原則上可以萬無一失——實證科學應該這樣——但面對世界的複雜，拿不準局限轉變的要點，理論掌握不足，失誤頻頻似等閒也。我自己是幸運的。過於高舉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經濟現象的推斷上，我對自己的準繩有點自豪。不是沒有失誤，而是命中率高。對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無古人，而對真實世界的局限變化的觀察，不遺餘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反對的行內朋友屈指難算。最親近的巴賽爾也反對，但認為我的理論天衣無縫，半點錯漏也沒有（見拙作《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第三章）。問題是當時我對中國的局限轉變是否看得準。一天晚上，無意間，我把中國改革制度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知道市場運作的訊息費用與說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費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這二者正在下降，沒有理由不繼續下降。

重讀當年對中國改革的推斷，給自己打一百分。可惜當時不同意的師友那麼多，自己不敢推斷細節。話雖如此，當時我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之處，是有壟斷權的國營企業。

今天看中國未來，遠比二十五年前複雜了。形勢好，發展動力九十分。然而，明顯地，一兩步大錯會敗下陣來。地區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這方面我有信心。貨幣制度大致上要堅守朱鎔基劃定下來的，千萬不要改走歐美的制度。這是說，人民幣要堅守一個固定的錨（雖然我認為以一籃子外幣為錨不是最佳的選擇），不能讓人民幣大幅升值。這方面，雖然支持升值的言論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寫了數十篇文章解釋，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幣大幅升值，農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來。改善農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點。說過了，這方向不可能錯。不能大搞福利經濟：小搞可以，大搞完蛋。這方面也不會是大問題：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區不會接受。

國際政治不論，戰爭或恐怖活動我是門外漢。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說的：中國不搞政改，早晚會有大動亂。佛老沒有跟進這些年中國地區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壞，好多於壞，我不是專家，不敢多說。要說的是外人看中國的政治制度，永遠只看北京，是大錯。權力下放了那麼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著。說過了，中國的制度自成一家，我們不應該戴著有色的「民主」眼鏡看。

今天最頭痛的問題，是宏觀調控。這個通脹低（約年率百分之二）的經濟「過熱」的頭痛，除了中國，歷史沒有出現過，其它國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謂經濟過熱，但北京的處理手法多而常變。老實說，他們的經濟專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過我這位大師）的分析與言論難以恭維。有點搞笑，有點發神經。會另文跟他們搞笑一下，與這結集無關。有關的是北京的宏觀調控會不會把中國的發展殺下馬來。機會不高，因為北京不會那樣蠢，見勢頭不對還要調控下去。問題是一不小心，「調控」過度，把經濟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動不動就宏觀調控，調來調去，對投資者的意圖與信心肯定有不良影響。這是影響了投資者的前景預期，對經濟可以有很大的殺傷力。困難是預期的形成，經濟學到今天還沒有掌握到解釋。如果北京的宏觀調控重複又重複，甚或變本加厲，促成了無可救藥的不良預期，經濟一蹶不振，翻不得身，會是見笑天下的大悲劇。經濟邏輯說可以發生，雖然歷史沒有出現過。

為恐讀者不買《中國的未來》這本書，書內的重要推斷，這裡不談為上也。

佛山試制大頭佛

本文題目刻意搞笑，有點挖苦的味道。選佛山落筆，原因有二。其一是「佛」與「佛」對得工整，畫面生動。其二重要。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年，我在佛山文昌沙的華英中小學讀了三年，罰企時間加起來破了世界紀錄，罰到被逐出校園為止。奇怪他們沒有在今天我還認得的罰企之處，立一石碑，刻上「張五常在此打破世界罰企紀錄」，勒碑誌之也。真的，我對佛山有感情，雖非信佛，也算一家；既為一家，挖苦一下也無妨。

最近佛山與廣州推出限價賣地政策，算是價格管制，別開生面的。那是某地點的房屋土地出售，佛山限樓價三千一平方米，廣州限價六千。有說此限可能高於目前的市價。問題是如果樓價限於市價之下，競投土地之價不限，效果將會如何？如果有考官出此題考香港的中學生，他們會否及格呢？答案如下。

（一）限樓價而不限競投地價，地價會比不限樓價為低，但會高於一般以利率折現算成本。這是因為地產商懂得偷工減料。香港昔日的短樁新聞震撼世界，佛山可能發明無樁建築。沒有那麼嚴重吧，但屋漏更兼連夜雨，樓主鬼殺咁嘈可斷言。換言之，樓宇有限價與無限價的選擇，選購有限價的是傻瓜。

（二）發展商售樓有限價，但購入後再沽出的二手樓價不限，二手新樓之價會高於一手新樓之價嗎？答案是，如果樓價一般上升了，二手新樓之價會上升，使佛山的限價意圖成為大頭佛，得個桔。但如果樓價不升，二手新樓之價不會高於一手新樓的。這是因為發展商偷工減料之後，一手新樓之價是競爭下的自由市價，轉手出售沒有著數也。

（三）限樓價不限地價，地價受到影響，擾亂了地價變動作為土地使用分配的訊息傳達。

同學們要嘗試另一試題嗎？準備好沒有？給你二十分鐘作答。題如下。

北京考慮約束百分之七十的新建樓宇的單位面積在九十平方米以下，超於九十平方米的只准百分之三十。可能正在推出：最近廣州的國土局公佈，兩塊住宅土地拍賣，規定建成的單位是九十平方以下。問：如果中國所有新建樓房單位，百分之七十要在九十平方以下，效果如何？十分滿分，五分及格，你拿得多少分呢？

（一）如果上述政策全面推出，中小型（九十平方以下）單位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下降，大型（豪宅）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上升。對，給你三分。

（二）地價會下降，國家的整體財富也會下降。這是因為違反了市場的供求規律，土地不能達到善用之境。也對，給你加兩分，共五分，強可及格。

（三）因為相對價格的轉變，原來打算建七十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九十平方，打算建百二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二百五十。於是乎新建樓房三極分化：豪宅、中等人家的九十平方、貧民的白鴿籠。對、對、對，對得過癮，再給你三分，共八分。

（四）樓房三極分化，長此下去，市容一望而知（香港一九六三之後四年所建的樓宇今天我可一望而知）。於是，友儕間只問一句居所就互相知道收入是哪個層面的人，階層變得稜角分明，促成了令社會不穩定的財富歧視與階級劃分。也對，但絕不過癮，給你兩分吧。共十分，滿分。你的經濟學畢業了，因為開始掌握需求定律。

同學撫心自問，可以拿得多少分呢？不及格不要放聲大哭，可以自我安慰，因為今天的新潮經濟學博士多半不能拿多過五分。

福利經濟影響性情

二十年前兒子在香港求學，十四歲，暑期到海運大廈一間玩具店打散工。三個原因老闆喜歡他。其一是工資低：下午工作五個小時只五十元；其二是兒子英語流利，招待外籍小友是專家；其三是兒子與兒童合得來。今天兒子長大了，研究專於癌，習醫專於兒科。是的，我的兒子與兒童結下不解緣。

鼓勵兒子打散工是不容易的決定。有危險的：推介玩具要用梯爬上爬落。再者，那份工消耗體力，放工後兒子到麥當勞等食肆大吃，賺來的五十元不夠。我要補貼，連交通等費用每工作天補百元。為父者補貼也是福利經濟，但與政府補貼有大差別：兒子不工作沒有得補。政府補貼卻相反：不工作才有補貼，有工作則不補。

二十年前的香港，政府禁止兒童在街上擦鞋了。如果政府容許兒童在街上擦鞋，而兒子要嘗試的話，我會容許。比較頭痛，因為要親自替兒子選擇地點，也要注意兒子在街上結交的小朋友。

只有一個兒子，說不寵愛是謊話。但我認為在暑期打散工，貴賤不論，對兒子日後的發展有好處。工作是一種鍛煉，可以培養一個少年的責任感，增加耐力，而更重要是看到一點自己做出來的成績，或大或小有點滿足感。後來兒子在美國進大學，讀得好（本科畢業的總成績是三點八五），讀過的書是全新的（彷彿沒有翻過），懂得透徹，耐力強，有好奇心，有想像力。我當年的教導還可以吧。

百多年前，我自己的父親在灣仔書院讀了幾年書，午餐政府供應牛奶，是補貼。輪到我一九四八進入灣仔書院，開頭幾個月偶有免費牛奶，跟著取消了。當年的香港，私立與官立的學校平分秋色，後者免費，是補貼。醫療也有公立的，也是公私抗衡，與今天一面倒的醫管局相去甚遠。當年沒有什麼綜援，天天聽到的是人浮於事，找工作。我的家在西灣河，非富有之區，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工作，不少打散工，殺出重圍不容易，但這是生活，有血有肉也有淚。這些舊朋友的後一代都比他們生活得好，不少大學畢業，富裕得多了。社會的進步應該是這樣的吧。

最近在這裡發表《肥妹之死》與《迷惘之境》，發牢騷，得到讀者廣泛的共鳴。於是想，歸根究底，肥妹死自何因呢？答案是死於香港有很多青少年無所事事。我不知道打死肥妹的那一群有多少是生長於政府綜援之家，但絕不懷疑他們友儕中不少是受到綜援的培養。綜援左右工作的意圖，天下皆知。不工作，無所用心，於是陷於迷惘之境，肥妹當災是自然的倒霉了。

讀書不成沒有什麼大不了。有碗可洗，有街可掃，收入多少總可以練出一點真功夫。然而，這些機會，香港政府二話不說就抹殺了。今天一些議員竟然要推出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強逼無所事事的去掃街不是高明得多嗎？

想當年，自己求學不成，或無心向學，獨自跑到當時四顧無人的柴灣去釣魚，有所事事也。爬上離岸不遠的巨石上，用手把魚絲一次又一次地拋到海中去。根本沒有魚，就是有也要好幾條才湊夠一兩。一次一次地把魚絲拋出，拋出無數次，幻想著有大魚光顧。永遠落空，永遠失望。但就是這樣，我培養出好奇心，培養出想像力，培養出鍥而不捨的性情。八年前艾智仁把我在他教過的學生中排第一，說因為我永遠比同學多走幾步。

今天我認為，昔日到柴灣釣魚的鍛煉，可能比在學校考個第一對我後來的學問發展更重要。

經濟研究：實地觀察不可或缺

史密斯的《國富論》，發表了二百三十年了。要是今天讓經濟學者投票，此巨著還高居首位應無疑問。更神奇是經濟作為實證科學，這本書的思維今天還適用。也是今天，如果門外漢只選讀一本經濟學的書，我還是推薦《國富論》。

是長達千頁的經典大作，文筆頂級，觀察入微，思想縱橫，影響了一個大時代。這樣的書，起筆時作者理應介紹一下書中策劃，或申述一下自己的雄才偉略。但沒有。史氏起筆是描述一家制針工廠。一般的處理是書到中途，寫到產出理論才把工廠放進去的。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思想家，史氏起筆是一間制針工廠，細說其產出程序。作者顯然在工廠現場參觀過，寫下筆記，認為極端重要，以之起筆。

工廠的實地觀察放在書中哪個位置本來不重要，但從第一頁的第一段說起影響了我。去年出版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曾任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的朋友贈該集數言，說我堅守史密斯的偉大傳統。說得對，奇怪這位仁兄看得出來。

是的，作經濟研究，我喜歡從一個現象入手，跟著實地調查，無可避免地牽涉到其它有關現象，然後試以理論把這些現象砌成一幅完整的圖畫。《國富論》之後，影響我這樣處理學問的人有老師艾智仁，以及博士後才認識的高斯。後者與我格外談得來，因為大家同意，以理論解釋世事，首先要知道世事為何，而實地觀察是大家認為不可或缺的。這樣的研究取向昔日行內少見，今天變得絕無僅有了。

一九六九年開始調查件工合約，到香港的工廠實地觀察：怎樣算一件，工人動作多少次，用的材料、工具是什麼，怎樣檢驗質量等。斷斷續續地調查了十多年，一九八二以搜集得的資料，寫成了《公司的合約性質》。後來戴維德說該文為公司何物這個老話題劃上句號。這裡要說的有兩點。其一是如果沒有作過件工的實地調查，該文不可能寫出來。其二是以自己的理解對照，行內分析件工的朋友不知件工是怎樣的一回事。說是以每件產品算工資，香港中學的經濟考生需要知道，但只知那麼多是不足以寫研究文章的。

回顧平生，只有兩項正規的經濟研究沒有作過實地調查。其一是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當時是學生，經費不足，不能花幾個月跑到亞洲的農村觀察。然而，如果二戰時沒有在廣西的農村住了一整年，天天在農村到處跑，對各種農植耳聞目染，佃農理論的驗證不可能做得那樣詳盡，那樣有說服力。數字資料是從圖書館找到的，但如果見到數字而沒有記憶中的廣西農村的一幅一幅的畫面的協助，我不會懂得怎樣用那些數字，更勿論用得變化生動，使艾智仁頻說孺子可教了。

其二，寫中國的傳統婚姻及兒女產權，當然參閱資料，但該文成事，主要靠自己的母親生長於三從四德的舊禮教，盲婚，重男輕女，曾經一次又一次地對我細說了不少陳年舊事。母親聰明絕頂（沒有讀過書，但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觀察過癮精彩，敘事有條有理，清晰絕倫，把我多次帶到我出生前三十年的中國社會去。

分析香港的租金管制，如果不作實地觀察，我不會知道分租嚴重（五百平方呎可以住上數十伙人家）與天台木屋（是的，屋頂上可以有街巷與小食店）等過癮現象，從而推翻了傳統的租值消散理論，寫出巴賽爾拍案叫絕的《價格管制理論》來。

關於座位票價的分析（為何優位票價偏低？），我花了好幾個晚上在香港當時座位分等級的電影院巡視，站在售票窗前，像傻佬一個，細看座位表的出售情況，樓下的前、中、後座怎樣，樓上的超、特二等怎樣，樓下與樓上相比又怎樣。跟著凡遇爆場好戲，我必定到電影院後門試炒黃牛，不是真的去看電影，而是要知道不同等級的黃牛票價與原價的不同差距。後來只一個週末寫成了文章，結論重要，可惜只幾句了事。這結論是後來行內「效率工資」理論的前身，一位拿得諾獎的提到該文給他的啟發。

自己從實地觀察作研究最成功的例子，可能是到華盛頓州的果園調查，寫成了《蜜蜂的神話》。曾獲諾獎的米德爵士也算倒霉。其實他是謙謙君子，學問了得，但沒有作過調查，不知實情，只憑道聽途說，以養蜂者不需要付錢給果園主人購買花中蜜漿，果園主人不需要付錢給養蜂者以蜂傳播花粉，寫成了一時傳為佳話的經典文章。其實養蜂者與果園主人之間有合約，花中蜜漿有價，花粉傳播的蜜蜂服務也有價，價來價往，過癮精彩。明知米德是上上學者，在外貿理論與國際收支平衡表作出過重要的貢獻，但蜜蜂與花粉的事實錯得那樣離奇，行內竟然一律相信，引用無數，我禁不住手起刀落，斬得讀者嘩然。

記得《蜜蜂》一文完稿後，發表前寄給多位師友。大名鼎鼎的《美國經濟學報》的主編不知從哪裡弄得一稿，見而愛之，來信要求讓他發表（我已答應了給高斯）。奇怪是該主編在邀請信中，要求我取消細說蜜蜂怎樣飛，怎樣生活，蜂箱的設計，殺蟲對蜂的損害，花粉與蜜漿的季節等等的詳述。這些細節主要得於實地調查，而忽略了我們無從理解為什麼合約會是那樣寫，價格為什麼會是那樣變動。該文今天傳世，肯定是因為上述細節的保留。

今天經濟學的發展是另一個世界。方程式滿紙皆是，但問及某符號在真實世界代表著什麼，作者多半答不出來。所謂實證研究，通常用某機構發表的數字，從何而來，怎樣量度，有關的現象究竟是怎樣的，一般沒有說明，而在「逼供」下，沒有一次得到令我滿意的答案。這些是什麼實證研究了？

這幾年常到國內的農村跑，知道讀到關於中國農民的報道，錯得一塌糊塗。最近一項統計，說中國自二○○○年到今天，六年，國民總收入上升了一倍以上。那是年均增長率百分之十二強。同一時期，報道的年均增長率約百分之九，相差很大，加不起來。另一報道說，今年上半年的增長率特別高，達百分之十點九。然而，幾天前，報道說同期有二十三個省的增長率逾百分之十二，只三個省略低於百分之十點九（但高於百分之十點五）。前後加不起來，不能自圓其說。你說過癮不過癮？用這些數字資料分析宏觀經濟，正如佛利民說的：廢物放進去，廢物跑出來。

數字資料可信嗎？信錯了，寫錯了文章，解釋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見笑天下。人的生命那樣短暫，翻身不容易啊。自欺欺人，不是有意的，在名學報發表幾篇文章，為米折腰，養妻活兒，也算是生命吧。

迷惘之境

上期寫《肥妹之死》，見報只兩個小時網上客就熱鬧起來了。絕大部分同意我的觀點。文中自己認為重要的是結段中的兩句：「政府花了那麼多錢搞教育，搞醫療，搞綜援，換來的竟然是一群一群的陷於迷惘之境的青少年。是悲劇，悲也，能不悲乎哉？」

用上的「迷惘之境」一詞，私下間有個典故。一九九三年，要出版《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在書首要引用愛倫坡說的我很喜愛的兩句話，第二句說：「Even with the utterly lost, to whom life and death are equally jests, there are matters of which no jests can be made.」當時要翻為中語，utterly lost一詞很難譯。舒巷城和我商量了一陣，大家同意譯為「完全陷於迷惘之境」。譯得不錯吧。

肥妹之死，打死她的青少年不是一兩個，而是十多個（最後判罪八個）——不是神經不正常。無怨無仇，也毫無利益衝突，只是為了過手癮——人命大事，視若等閒。打了十一個小時，打打停停，停後再打——如果讀書這樣用功，不中狀元不遠矣！這樣的行為，不是utterly lost是什麼？

何謂utterly lost（完全陷於迷惘之境）呢？愛倫坡的解釋也精彩。那是to whom life and death are equally jests（覺得生與死同樣可笑）。補充一下：英語jest這個字，指嘲笑，輕浮的笑，無聊的笑，鄙視的笑，戲謔是也。視生命如糞土，沒有半點值得珍惜的，是utterly lost，完全陷於迷惘之境是也。

昔日我們的王羲之寫《蘭亭集序》，其人生哲理觀絕不下於愛倫坡。右軍認為生命是真實的，有意思，重要。他認為像今天的張五常，人有時豪情頓發，有時感慨萬千，放心不下，因為知道生與死是兩回事，生命是不可以嘲笑的。結論中他寫道：「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故知一生死為虛誕……。」這是說，因為人的行為有時喜樂，有時悲傷，放心不下，所以我們知道生與死沒有分別之說是無稽的。主觀的哲理，用上客觀的邏輯分析，逸少真才子也。

羲之所說的「昔人」，知道「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不會有無端端地打死肥妹的青少年在其中。今天的世界真的是變了。

幼年時在廣西逃難，這裡那裡上幾課，戰後是佛山華英及香港灣仔書院，轉校頻頻。每次轉校，或升一級，或降一級，或留一級，不同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永遠免不了《我的志願》。當年我想，此題那麼老土，那麼俗氣，老師食古不化！無可奈何，還是胡亂地把自己的《志願》交出去。寫《肥妹之死》後，我想，出《我的志願》為題的國文老師有點意思。我真的很想知道，打死肥妹那一群青少年，如果要寫《我的志願》，會怎樣寫呢？毫無志願，覺得生與死同樣可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吧。

今天晚上與一位朋友談到肥妹之死，說到那些陷於迷惘之境的青少年，論及大家少小時面對的《我的志願》的作文題目，該友說：「如果打死肥妹的青少年說志願是打家劫舍，也應該及格吧！」

再敬語特首。上文引用愛倫坡最後說的有意思：There are matters of which no jests can be made（有些事物是不能嘲笑的）。我們要把陷於迷惘之境的青少年帶到真實世界中去，帶到不能嘲笑的事物那裡去。

肥妹之死

讀《壹週刊》敘述肥妹劉美英給一群青少年活生生地打死的故事，心境難平久之，想，香港的社會變成怎樣了？

我自己出身不清高。二戰時在柳州，七歲，為了自保差不多天天跟廣西仔打架，還活著算是有點真功夫。一九四八年進入了灣仔書院，是名校，但當年的灣仔自成一家，龍蛇混雜，爛仔、黑幫所在皆是，什麼三角銼、西瓜刀之類時有所聞。當年灣仔的同學後來都成為專業人士，養妻活兒，是出淤泥而不染吧。

想當年，灣仔的青少年「開片」，要不是為了報復，就是爭地盤，或爭女仔，或爭錢，總有點東西要爭。今天打死肥妹的青少年呢？據說不喜歡她，但無怨無仇，沒有利益衝突，只是拳腳交加，用上什麼啞鈴，再不夠就性虐待一番。為的是什麼？細讀報道，為的只是要過一下癮！香港的青少年怎會變得這樣沒出息了？

九個被起訴，八個定罪，大多數的罪名是誤殺。誤殺？從晚上九時打到早上八時，共十一個小時，打到死為止，何誤之有？一位朋友替青少年解釋，不是不停地打下去，而是停一陣，再打一陣，停停打打的。這是想後再打，何誤之有？法律當然有誤殺的定義，我不懂。不知道這樣打會打死人嗎？是蠢？於是誤殺？不知上帝會怎樣判。

自己不清高。五十多年前在香港被逐出校園，無課可上，流浪西灣河街頭。該區滿佈打工仔，散工者眾，黑幫卻少見。塘中無魚，蝦仔為大，我的家在那裡算富有。擠身打工仔群中，沒有以富家子自居。後來到美國求學，少用家中的錢，課餘之暇，洗碗、剪草等工作可做則做。不偉大，只是西灣河的朋友賺一餐吃一餐，美國的同學企檯、洗碗，自己也就跟著做了。這是風氣。

比較幸運，後來在好萊塢傳授燈光人像攝影，每小時可得五元，洗碗只二元，讓同學們羨慕。也算得準：拿一個「A」可節省的學費或可獲的獎學金大約美元三百，好賺，把心一橫，成績一律是「A」。看到了機會，於是斬瓜切菜。

香港今天的青年沒有機會嗎？一個中小學教師的薪酬比國內的大學教授起碼高出五倍，教育免費，再不夠父母去拿什麼綜援金。機會如斯，為什麼香港的青少年或則有書不讀，或讀而不成，卻有閒情逸致去把肥妹活生生地打死呢？讀書不成，難道香港沒有洗碗工作嗎？我的兒子當年在香港求學，暑期不是到玩具店打散工嗎？今天香港的一些議員要推出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難道無所事事的青少年打死一個肥妹沒有半點啟示嗎？這些問題，思之愴然。能不愴然哉？

肥妹之死，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水洗不清的。那就是香港的社會風氣已經腐爛到核心那裡去——英語所謂rotten to the core是也。有誰敢站起來反對我這指控呢？打肥妹的青少年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十多個，一些過了手癮離開，最後定罪的只八個。八個也是一群，在我年輕時，這些只為過手癮而打死人的青少年半個也沒有。

敬語特首：論含意，今天香港吵呀吵的項目或題材，皆不及肥妹之死的含意來得嚴重。政府花了那麼多錢搞教育，搞醫療，搞綜援，換來的竟然是一群一群的陷於迷惘之境的青少年。是悲劇，悲也，能不悲乎哉？政府不一定要負全責，但難辭其咎！

創意思維逼不出來

在《還斂集》寫了兩期《發表或滅亡》，批評今天的大學對發表文章的硬性約束。學術研究有多方面。在自然科學中，一個有啟發性的思想出現後，往往需要很多驗證工作跟進，而這後者可以是在「被迫」的情況下做出來的。但有新意、有啟發性的思想，說易甚易，說難極難，其出現一般起於好奇心與從事者鍥而不捨的追尋。兩樣都需要：好奇心的驅使為先，有了創新的理念，跟進的工作「強逼」一下也無妨。

是不幸的問題。學術英雄一般是思想的創新者，跟進的工作，雖然在自然科學上有機會拿得諾貝爾獎，大英雄怎樣也算不上。是的，跟進的實證研究容易吃力不討好，但總要有人做。有些人的想像力有所不逮，難以創新，老老實實地花整生工夫作跟進實證，我佩服。問題是以強逼的方法催促研究，得來的結果可能不是刻苦耕耘所應得，而是廢物。鼓勵甚或強逼學術研究是頭痛話題。一方面，要促長研究，政府或大學可以「強逼」一下，或以什麼研究金鼓而勵之；另一方面，好奇心之外的物質驅使，逼出來的廢物甚多。

同學們告訴我，今天國內的抄襲行為嚴重，主要的研究學報都間接或直接地受到政府左右，而大家知道，出版刊物有大約束。這些皆不幸。另一方面，北京當局當鼓勵學術研究的意圖明顯。申請研究金不困難（中國可能是今天最容易獲取研究金的國家），研究項目稱「課題」，政府資助絕不手軟。可惜效果平平，學術研究搞不上去。

一言難盡，讓我從一些實例說說吧。

百多年前奧國有一個和尚，叫孟德爾（1822-1884），不知為什麼想到在教堂的後園種豆作實驗：以不同顏色的豆花與不同高矮的豆苗混合培植，種了很多年。控制要小心，記錄要詳細，然後這個和尚用自己無與倫比的天賦，想出今天所有大學還在教的、遺傳學中的孟德爾三大定律。

這個和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小書，手寫的，跟著手抄了幾本寄給當時歐洲的知名科學家。只有一個回信，說他的研究有意思，要繼續。是客套話，而和尚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經做到盡頭，遺傳定律就只有他提出的三個。他繼續種豆，到死為止。死後五十八年，另一個科學家無意間在舊書店買到一本孟德爾的手抄本，驚為天書，傳開了，舉世嘩然。

當時遺傳學說在歐洲搞了很多個世紀，後來的思維集中於達爾文（1809-1882）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進化論尋求解釋。遺傳是極端重要的問題，參與者無數。依照達爾文的理論，研究者認為，老鼠的長尾巴顯然沒有大用場，把老鼠的尾巴切短，一代一代地切下去，後代的老鼠尾巴應該變得愈來愈短。但沒有，老鼠尾巴的長度依舊。達爾文的進化論顯然解釋不了遺傳——那籍籍無名的和尚手稿，當時給科學界帶來的震撼，可想而知。

沒有孟德爾在後園種豆，後來的生物學家不會想到有DNA這回事；找不出DNA的結構，今天的生物學決不會是那樣光芒萬丈的。不容易想像有比孟德爾更重要的科學貢獻。作學生時我老是問：為什麼那個和尚會花那麼多年在後園種豆呢？絕對不是為了名望——要死後五十八年才有人知道——半分金錢酬報也沒有！答案只有一個：和尚種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的成功當然不可以沒有天賦，但比天賦更重要的是他執著，不放手。朋友，一個社會在學術研究有成就，不可以沒有孟德爾這種人，而明顯地，這種人是不能強逼出來的。

感謝孟德爾，他的行為深深地影響了我對經濟研究的意識：以好奇心出發，然後鍥而不捨地追尋。不只孟德爾，在他之前的經濟學鼻祖史密斯（1723-1790）也是一個。史前輩花了十二年寫《國富論》，不為名頭，生活有富人幫助，但富人是不管他搞什麼的。當年讀《國富論》，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十二年怎可以寫得出這樣的書？一個四十三歲的人怎可以發表這樣的巨著？作為教授，史密斯早就以心不在焉而名滿英倫三島，後來辭去教授之職，索性心不在焉到底，到處觀察，參考數據，作下筆記，於是學富五車，寫成了《國富論》。我敢十萬博一，在今天大學的「發表或滅亡」的約束下，這樣水平的書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像孟德爾一樣，史密斯也是為了好奇，也執著，不放手。

我也好奇，也執著，不放手，六十五歲退休後動筆，寫成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有人說我說這三卷《經濟解釋》高於《國富論》——胡說胡說，從來沒有說過，但其它的經濟巨著我有沒有如此這般地說過我就不敢擔保了（一笑）。好奇、執著、不放手，殺出重圍之後誇誇其談一下用不著殺頭吧。討厭那些自己在學問上一無成就而批評我早就放棄了學術的人。在「發表或滅亡」的局限下，這些人變得麻木，不知學術的真諦是什麼。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我是過來人，對整個發展的來龍去脈知得詳盡，何況在極盛的六七十年代，前後左右的師友皆一時才俊。今天回顧，我想不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發展中，有哪一項比較重要的思維是因為迫著要發表而想出來的。

回頭說中國目今的學術發展，個人認為不對頭的，要怎樣改進不容易。言論與出版的約束肯定有礙，但放寬了恐怕也不足夠。有了創新思維的跟進工作，政府資助會有助，或可強逼一下。問題是創新的、有啟發性的思想或理念，是源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是有錢就買得到，更不容易逼出來。

要培養學子的好奇心，要使他們明白學問的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種回報，而尊重甚至仰慕學者應該是教育的一部分了。這是說，今天中國需要的是風氣的培養，即是學術氣氛的問題。幾年前我贊國內的學術氣氛好，是指本科生的情況。今天國內的本科氣氛還不錯，但研究院很有問題。研究院是龍頭，其學術成就搞不起，沒有啟發性，本科早晚會受到不良影響的。

中國開放改革二十七年了。高樓大廈多得不得了；公路興建得非常快，但還是堵車頻頻；在缺電的情況下工業產出直線上升。孩子們被父母打得在琴鍵上運指如飛；什麼國際入學試考得美國佬不相信成績是真的……。這些逼出來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難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來的。學術思想的源頭逼不出來。與西方的層面相比，這應該是我們今天在國內還數不出幾個思想大師的原因吧。

美國補貼農業對中國有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老朋友，三十多年前就認識他。這位森穆遜的得意弟子，曾經是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多年是世銀的重要人物，知道世界。他有個專欄，可讀，關心中國。他的觀點久不久與我的有出入。最近他對美國補貼農產品的看法我不苟同。

斯蒂格利茨主張國際自由貿易，我沒有異議。但他認為美國補貼農產品出口，尤其是棉花與米，對發展中國家有害。他認為先進之邦補貼農業，落後之邦被迫要跟著補貼，把教育、醫療、基建等錢用於補貼農業，浪費了資源。

愚見以為，美國補貼農業，讓農產品廉價賣到中國，補貼得愈多對中國愈有利：最好是免費把農產品送給中國。中國會被迫跟著補貼農產品嗎？不會那樣傻吧。有廉價農產品進口，大家享受，中國的農民可以遠為容易地轉到工業去。好比進口美國棉花，有美國政府補貼，對中國的紡織工業有助焉。今天中國的紡織業雄視地球，而我參觀過的幾家製衣廠，工人數以千計，大部分是從農業轉去的。如果美國不補貼棉花，甚或大加出口稅，中國的紡織業有點頭痛吧。

中國的上佳農地太少了：農民的人均農地不及美國百分之一。搞攝影的影友們見到梯田認為有詩意，我見梯田則搖頭歎息。家母在生時常說：「雷打拍你識功夫？」耕耘梯田，就是李小龍也耕不出一間小洋房吧。

中國農民有可為的是蔬菜、水果、家畜、漁業等。只要這些產品的市價提升——今天的發展繼續，一定會提升——不難想像這些農民的生活有機會達到小康。

要大量減少農民人口是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已經減少了很多，半農半工的行為普及，還要減下去。目前面對的一個重點，是與其讓內陸的農民放棄田園，一窩蜂地跑到長三角與珠三角，倒不如鼓勵工商業的發展推到鄉鎮去。這樣做不僅合乎經濟學的邊際產出定律含意著的收入極大化原則，而且農民兼職於工商業遠為容易。耕耘有季節性，每年的忙碌時間只有三幾個月，鄉鎮的工商業發展於是重要，何況中國的文化傳統重視天倫之樂。

至於農產品能否自供自給這個老問題，我們不應該有恐懼症。有三點，都說過。一，世界上沒有任何供應，能比讓他人賺錢的供應更可靠。天下供應農產品的地區多得很。二，無可避免的事，要隨遇而安。中國自產的鐵礦不夠，油礦不夠，都要進口，而這些比農產品對經濟發展更重要。三、中國的農業產出其實不錯。經濟發展得那麼快，農轉工的人口那麼多，但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比大家預期的來得慢。這可見進口之外，運輸大有改進，而農業的生產力不斷上升。

除了鼓勵鄉鎮工商業的發展，北京還有兩件事應該做。其一，這幾年興起的，農民以合作的形式把土地合併使用，是好現象，但聽說一些農戶叫價過高，有困難。凡是土地合併，不管利益多大，個別的「勒索」行為可能出現。英國傳統的eminent domain法律處理這種困難，北京不妨研究一下。其二，儘管我認為進口農產品是安全的，但全由國家經營的中糧集團主理，有點不妥。國際政治我不懂，但知道有機會發神經。容許無數小商人進口農產品，就算選擇性地抽進口稅，安全保障會增加。小商人門路多，無孔不入，對任何政局變幻應對得快。這是香港的經驗。

發表或滅亡（二之二）

上文提及，搞學術研究要執著，要有好奇心。然而，七十年代起自美國大學的「發表或滅亡」（publish or perish）的行規，跟執著與好奇混不起來，水火不兼容也。這是悲劇。當時我剛好在那裡出道，親歷其境，知道發生了些什麼事，給讀者說說吧。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大學的市場好，尤其是經濟學。當時一個博士畢業生要在一家不錯的大學獲得一個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職位，不困難。合約一律三年，三年後續約三年，表現差強人意可以過關。問題出現於作助理教授六年後，校方要決定給不給終身僱用合約（tenure contract），得此約者會晉升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不獲此約要離職——炒魷是也。

看官須知，博士畢業約二十七歲，六年後是三十三，多半成家立室，得不到副教授去找工作，沒有誰不知是被炒，名望較高的大學一般不考慮，較差的也不容易，是可憐情況。是的，成家立室，有了孩子，得不到那紙終身僱用合約慘過敗家。重點是爭取副教授的終身僱用合約，會否再升為正教授不大重要：做得好的通常再等六年，有些大學要等一世，有些則認為正教授不重要（例如芝加哥大學），「副」之後一兩年就升到「正」。

災難的出現，是越戰（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該戰對美國的廣泛而又深遠的禍害，罄竹難書。經濟不論，本來發展得非常好的學術氣氛一下子煙消雲散。首先是美國當時還有強逼徵兵制，無端端要青年棄學從軍，去打他們不知為何要打的仗，校園動亂，鎮壓死人。當時美國的「憤青」不少。效果是越戰之後，根據某調查，大學老師迫著「放水」，學生的平均成績上升了不止一個整點（成績及格是二點零，最高是四點零，平均被逼上升了一點以上，可謂慘情）。博士論文呢？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第三十八個經濟學博士，幾年出一個（我是五年來第一個），後來一年出五、六個。

助理教授呢？越戰後期起要獲取終身僱用合約，很困難。當時通脹急劇，大學一般經費不足，不容易通過。是災難！那些平庸正教授否決某子終身僱用，給罵得狗血淋頭不用說，就是真大師也遭侮辱：「你浪得虛名，算是什麼？你憑什麼認為思想比我高明？敢跟我公開辯論嗎？」這些往事我記得清楚，因為當時在系內判斷思想受到尊重，有苦自知。在這形勢下，大學迫著要找出不可能作出客觀衡量學術貢獻的客觀衡量準則，於是，數學報文章、排列學報高下的蠢方法就出現了。這是今天「發表或滅亡」的成因。不是說在這之前沒有「發表或滅亡」這回事。有的，不重視，而重點大學是嗤之以鼻的。

我自己搭上不需要數文章而升到正教授的尾班車，所以能夠發表七八篇足以傳世的文章。以我的脾性，強逼我發表是作白日夢。不會殺了你，但會認為你是「盲毛」，看你不起。一九六八在芝大，前輩基爾'莊遜對我說得清楚：「要升級，不用發表文章，但要把思想寫下來，好叫大教授們可以讀；如果懶得寫，你要多參與研討，好讓人家知道你的思想是在哪個層面。」六九年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職，算是首份正規工作，起筆就是副教授，有終身合約，幾個月後同事給個面子，沒有要求也一致建議升我為正教授。系主任諾斯要我提供發表了的文章作支持，我交出六八年發表了的十多頁。諾斯問：「還有其它的嗎？」我回應：「有的，但那十多頁應該足夠了。」這是尊重芝大的傳統了。

少讀他家之作，但去年幾位老了的舊同事說，三十年來有啟發性的經濟文章鳳毛麟角。在發表或滅亡的約束下，效果是滅亡！

扶農大綱說

絕對不懷疑溫家寶先生要大幅改善中國農民的生活；沒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他的意圖。方向不可能錯：農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有大成。問題是怎樣做才對。

是極端困難的政策話題。農民貧困的國家，說要改善的隨處都說，不知說過多少次了，但有誰真的辦到呢？今天農民生活過得不錯的國家，農民的生活沒有真的悲慘過。不愚蠢地約束農產品進口，農民的人均土地只一畝多，上帝也恐怕救之不易。華中張培剛大哥六十年前在哈佛獲獎的博士論文，指出農業工業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生機所在。當然對，可惜大哥當年的大聲疾呼如石沉大海。近十年來有轉機了，大哥可以告慰，但農民的生活可否一般地達到小康之家，還是個大問號。

扶助農民或貧民不容易。賑濟、補貼等往往長貧難顧，不容易鼓勵他們自力更生，況且這些「慈善」措施，開了頭不容易收回來。多建公路，鼓勵農村發展工業，提供教育與文化水平，可以做，應該做，但效果多半不足夠。歷史上沒有任何國家能以這些算得上是「正性扶貧」的方法把農民的生活大幅地搞上去。今天北京有錢，可以大花一筆扶農，也打算這樣做。他們下注顯得小心謹慎。不久前讀報道，說北京選數十條格外貧困的村落，給每村一筆錢（記不清楚，不多的），讓他們自己選擇怎樣花，看看效果如何。這是投石問路，不壞。扶貧工作的陷阱屈指難算。

要改進農民的生活水平，六十多年前作小孩子時我就聽到，老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回顧歷史，中國農民的故事永遠是悲劇。近代最悲的故事有五十年代後期興起的人民公社，與早一百年的太平天國，是內戰，據說農民死了三千萬。縱觀世界，資源局限與中國類同的，沒有一處農民生活得好。是多麼令人失望的經驗。

奇跡終於出現了，大約六年前開始的，地點是中國。近三年這奇跡來得清楚，令我舒一口氣。有不少實例支持：成熟了的荷蘭豆因為工資過高而沒有人採摘；較差的農地被棄置；農業僱用農工開始盛行；機械耕耘代替牛力，等等。最明顯有兩項。其一是民工荒在珠三角一帶來得嚴重；其二是蘇、浙一帶，三年多前農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幣三百，今天五百也不易找到。那些說中國進入世貿後農民更苦的言論，要不是刻意中傷，皆胡說八道也。

還有不少支持農民生活開始躍升的例子。三年前近於市鎮的農地每畝年租大約二百五十，今天是四百多——農民工資上升後如是，反映著農產品之價上升了不少。實地調查，我喜歡用推論（infer）的方法，認為最可靠。兩年多前，為了攝影在國內到處跑，凡到農村我必定細看，跟農民聊天，然後draw inference，沒有一次不支持他們的生活正在上升的看法。

大有改進不等於足夠。正相反，這改進是好勢頭，鼓勵我們順水推舟，把握著這機會把農民的生活大手推上去。有機會成功嗎？很難說。這勢頭是史無先例的發展，是個現象，推不上去就讓天下同聲一哭吧。

讓我們冷靜下來，細想為什麼上述的勢頭奇跡地出現了。兩個原因是明確的。其一是我多次提及而又作過深入分析的中國地區的激烈競爭制度。在那土地使用分成的局限下，人手不足土地不值錢，於是，縣與縣之間競爭招商，也迫著競爭招工。加上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國大舉放寬人口流動，農民轉到工業去發展得好。外間報道下崗工人多，其實是轉工頻頻，另謀高就也。不久前帶一位在東莞設廠的朋友到長三角參觀工業區，他看得仔細，說：「這裡是廠家天堂，因為見不到工廠的門前貼著招工告示。」其實長三角招工也不易，只是沒有珠三角那樣緊張罷了。

其二是朱鎔基時代推出的貨幣制度，上蒼保佑，發展為人民幣的幣值在國際上偏低，成為世界第一強幣。二十多年前開放改革之初，有誰想到人民幣會變得那樣強勁呢？八年前我說人民幣是強幣，五年前在南開大學講話，說人民幣大強。不要忘記，那些日子人民幣的灰市匯率低於官價，但懂得掌握基礎經濟理論的不難看出其隱藏著的強勢。二○○三年初我見官價與灰市偶爾打平，就說國際（尤其是美國）將會施壓，逼使人民幣升值。這是經濟學。

人民幣的強勢對農民有大助，因為偏低的幣值可使知識不足的勞力容易賣出去。最明顯是我稱為接單工業的，差不多是農轉工的必經之路，遇到無可避免的國際廉價勞力競爭，人民幣不偏低很頭痛。

上述可見，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與人民幣有大強勢，皆難得一遇的條件：前者妙絕天下，後者是神州數千年一見的。二者雖是人為，但那麼巧合，確屬天意！這也可見目前中國農民的生活開始明顯地有轉機，來得不易。要記著，上述二者都大幅地增加了農民勞力的需求。今天中國扶助農民的要點不是補貼農業，而是要保持及加強這需求的繼續。

向前看，無可置疑，扶助農民要把工商業的發展推到內陸去，推到鄉鎮去。說過了，信奉市場，我是反對凡事市場的。政府的策劃需要，但要明智地利用市場運作的協助。公路的建造，公眾的設施，不可以沒有策劃，而教育、文化、醫療等發展，或多或少要有政府的參與。這只不過是說，很多事項用公司的形式處理，可以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不能否認糊塗帳或見不得光的還不少，但退一步看，看大勢，北京是懂得利用市場運作的。說實話，我沒有見到另一個更喜歡利用市場的政府。

在重要的教育與醫療這兩方面，對農民重要的，不妥，但有改進的跡象。罵過了，走著瞧吧。目前的主要困難，是宏觀調控出現了問題，尤其是房地產那方面。不反對約束炒買炒賣可能引起的樓價狂升暴跌，但反對不容許樓價上升。最近推出投資增值稅，引狼入室，看來是大錯，將另文解釋。不容易判斷怎樣的行為才算是炒買炒賣，也無從判斷泡沫之將至。但如果城市的樓價不反映市場的供求，對扶農有害無益。

道理是簡單的。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上升，需求會轉到鄉鎮去，促長了鄉鎮的工商業發展，從而增加市場對農民勞力的需求。困難是毫無約束的土地使用，就算工業園搞得美輪美奐，市容足以炫耀，工商業的發展會集中於繁盛之區，鄉鎮落後，而不願意離鄉別井的農民會繼續窮下去。因此，土地使用分配的策劃是需要的。決定了這分配（不容易），只要房地產之價反映著市場的供求，樓價再高也要接受。理論邏輯說，如果樓宇的空置率夠低，樓價不容易有暴升暴跌的情況。記著，不同地區的土地使用分配是重點，我期待看看北京表演他們的天才。

中國的農民真的可以殺出重圍嗎？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錯，應該可以吧。是非常困難、近於不可能的希望，但上述有利條件的巧合，也近於不可能，畢竟出現了。

發表或滅亡（二之一）

五月二十九日的《商業週刊》報道中國的學術發展，提到神州大地搞學術的抄襲盛行，而出術提供假的或不盡不實的研究結果看來普及。該報道說這些不幸可能起於大學強逼教師發表文章。後者是美國七十年代初期興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形勢，香港的大學九十年代起仿而效之，今天國內不少大學也有不按期發表文章就「玩完」的要求。

學術行內抄襲文章不限於中國。我最欣賞的英國學術傳統也有。那本難得一見地精彩而又可讀的書——J. Watson寫的《The Double Helix》——敘述五十年代初期在英國劍橋發現DNA結構的典故，是英國學術研究的一個黃金時代，研究者勾心鬥角，明查暗訪，令人讀來不忍釋手。對科學有興趣的人此書非讀不可。該書明確地顯示我們敬仰的學者絕不神聖，讀起來比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還緊張刺激，賣得洛陽紙貴。哈佛大學出版社本來決定了出版，跟著因為牽涉到的人事「秘密」太多，過於敏感，推卻了，弄得滿「園」風雨。有些版本細述哈佛「轉軑」的故事，也精彩，讀者不要錯過。

我自己永不抄襲。任何來自外間的啟發，我皆直說無誤。不是天生君子，而是兩個原因。其一是自己「怪」見太多，盡可能入他人之「帳」會減少自己的負擔。其二是提及他人有類似的想法會增加一點說服力，就是說他人錯了這說服力也會增加。不少學者很吝嗇，抄過來的可能性甚大，但不提是他家之說，可能博一博，希望會被認為是沒有關連的獨自發現吧。

至於製造不盡不實的「假」報告，一個可能是愚蠢的行為。經濟學行內，有些「假」貨不是自取滅亡的蠢行為。有兩種。其一是不重要的研究報告，通常沒有誰會去重複研究，就是有人發現是「假」也不會引起注意，作者於是瞞天過海，有文章發表，在大學賺餐飯吃，運情好的得個正教授。其二是不少學者天生低能，用資料犯了規，作出騙人的玩意自己也不知道。

假制重要的發現或研究成果，自取滅亡無疑問。重要的研究往往有人重複再做。在比較重要的題材上——例如佃農理論、蜜蜂傳播花粉、件工合約、租金管制等——我當年盡可能做到沒有人有膽反駁，即是沒有人會指出我在事實上出錯。這裡的秘密是爭取細節。細節愈多愈詳盡，好事之徒愈不敢挑戰。另一方面，不重要的研究不值得做，所以來來去去都是苦工。

這種細節詳盡的研究麻煩兼頭痛，要魄力與時間。唯獨《蜜蜂的神話》一文，詳盡的，調查兼動筆只用了三個月。執到寶。當時要發表該文的學報編輯是高斯，他知道該文重要，委任一個助手從頭到尾覆核該文引用的所有資料，包括我找到的果園主人與養蜂者的合約，文內提及的租蜂收入等，就是碎紙半張都要求我提供，作為校對之用。覆核了整個月，半點錯處也找不到。這是高斯後來評為不能被超越的實證文章。

學術研究也有名牌效應這回事。發表了幾篇細節詳盡的，有了名牌，行內再沒有誰質疑我的資料報道。得到甜頭，但自己知道資料精確的文章不容易，一不小心總要錯一下。這些年老了，易累，分析中國，當然是重要話題，但一星期三篇專欄，資料的錯漏無可避免。於是只求大概地對，馬虎一下，可惜大概地對也愈來愈困難了。這是倚老賣老，後生小子千萬不要倣傚。寄語後學：出道時拚命寫幾篇細節詳盡的文章是好投資。

是的，搞學術是追求真理，要執著，要有好奇心。不執著，沒有好奇心，不要搞學術。搵食的方法數之不盡。

投資增值稅是劣著

為了壓制樓價，北京最近推出投資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與工業的增值稅（value added tax）是兩回事。前者是抽資產的升值，後者是土地使用的佃農分成，是租金。前者的投資增值給人的印象是不勞而獲，應該抽稅，其實是投資風險的回報。投資往往有虧蝕，有capital loss，雖然美國的投資虧蝕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在投資增值中抵扣，但投資減值（虧蝕）的補償歷史沒有出現過。

是狂想曲。如果中國有示公允，同時推出投資減值補償，那麼出售樓宇的人虛報售價，政府會賠到手軟。就是售樓者實收實報，遇上經濟不景，樓價大跌，政府有機會破產。

是不公允的世界。沒有一個香港朋友九十年代初期在國內購入樓宇，借錢的，到九十年代後期不近於輸清光。當時港人的資金大量地轉到國內人的手上，提供資本給後者起家。這幾年港人在國內買樓，應該有點斬獲，卻要面對投資增值稅。

經濟學無從分析公允不公允，說說笑，不是本文要說的。最近國內推出的投資增值稅，針對樓宇增值，出售有所獲，利息成本是不算進去的。出售樓價上升百分之五十抽升值的百分之三十，然後每上升百分之五十加抽百分之十，最高抽升值的百分之六十。購樓三年後出售此稅減半，五年後出售不抽。幾天前再出新招，說是個人投資增值稅，不管何時出售，抽樓價上升的百分之二十。後者與美國抽的百分率一樣，可能是抄回來的。但美國的增值可以抵扣利息及其它有關費用，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抵扣其它投資的減值。

美國有苦自知，幾年前總統布殊要取消投資增值率，但入了位，政府要靠此稅收入的幫助，大搞一輪也取消不了。美國是前車可鑒，而中國推出樓宇投資增值稅後，開了頭，總有一天會伸延到其它投資項目去。中國沒有財政困難，投資增值稅這項引進，北京要趁早臨崖勒馬。

投資有風險——任何交易都有風險，就是買隻雞蛋也是賭該蛋不是壞的。投資增值稅，在不可能有投資減值補償的情況下，是削弱了投資的回報預期，可以看為增加了投資的風險，對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有投資者搏殺，是有負面影響的。

回頭說國內的樓市，朋友喜歡問我對那裡的樓價怎樣看。我的回應，是會上升多少很難說，但大幅下跌的機會不大，因為經濟增長得快，外來的投資者繼續湧進，而國內的樓價沒有發神經地暴升過。會不會有大升幅很難說，因為原則上，樓價早就反映著市場對前景的預期。

可以這樣看吧。扣除了利息成本，不管樓宇土地供應的影響，樓價大升只有兩個可能的因素。其一是市場低估了經濟的增長與外資的湧進，其二是市場發了神經，無端端地把樓價大炒上去。前者的樓價大升要接受，因為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壓制這上升對經濟有害無益。後者呢？炒家或盲目亂炒，或像牛群那樣亂闖一通，有點問題，因為這樣炒上去的早晚會跌下來。願賭服輸，這樣炒得破產主要是財富轉移，對經濟整體不會有大害。我的老師W. Scoville曾經深入地調查過歷史上最有名的「鬱金香危機」，結論是昔日荷蘭舉國把鬱金香的球莖之價炒得狂升暴跌，對經濟沒有多大影響。問題是樓價炒得暴跌，導致銀行壞帳纍纍，可以是大麻煩。愚見以為，壞帳的預防是央行的職責，而減低樓宇的空置率會約束樓價狂升暴跌的出現。

重要的是，市場的炒買炒賣通常不是發神經，而是協助預期訊息的傳達，對經濟有助，政府不要胡亂壓制。

金湖喜雨記

金湖是江蘇省的一個縣，位稱蘇北，其實蘇中，是淮河穿過的地方。此縣面積一千四百平方公里（香港一千二百），其中一半是湖（香港過半是山），平坦，幾尺山頭也見不到，可用作建築或耕耘的土地比香港多出不少，但人口只有三十七萬。地多人少，水源充足，可想而知，金湖的經濟傳統是農業。工業的發展是幾年前才開始的，有苗頭，是我曾經提及的中國工業發展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有代表性的地方。可以這樣看吧：中國今後十年的經濟發展如何，像金湖那樣的地區發展如何最具代表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是關鍵性的邊際地帶了。

三年多前初訪金湖，不是為了什麼經濟研究，而是為了攝影。聽到那裡有一處名「荷花蕩」的地方，荷塘萬畝。那裡的縣長讀過我的文章，以荷花為誘，邀請我和太太到那裡一遊。荷花蕩名不虛傳：一望無涯的荷塘，身在其中四面如是，天下可能只此一處。到那裡跑了兩次就有足夠作品出版《荷鄉掠影》那本攝影集。

拍攝荷花，影友要小心了。荷有花，有子，有藕——都值錢——而上蒼造荷，凡重其一必輕其二。金湖是植荷勝地，主要是為藕而植，所以花與子皆不多。然而，在荷花蕩的中央，縣政府為了遊客招徠，刻意地撥出數十畝，培植特別品種，什麼牡丹荷等，花大瓣多，色彩各異，令觀者留連忘返也。有一趣事使我跟太太吵了起來。那是該地每品種有小牌說其名稱，而中名有英譯，譯得一團糟，錯得離譜，也錯得離奇，驟眼看彷彿是拉丁或火星文字，細看用盡智商才知是英譯，懂中英二語者無不哈哈大笑。太太認為是英語水平低落所致，我則認為是刻意地這樣錯的，要跟遊客過癮一下。影友如果有機會找到這個名荷雲集的數十畝，不要忘記研究一下介紹名稱的多個小牌，作個裁判，說說譯名之「錯」是我太太對還是我對。希望荷花蕩的主事人不會因為讀到這篇文章而把那些有趣而經典的小牌子更改了。

為了招徠，荷花蕩的中央又建造了一條很長的曲曲折折的步行橋，點綴著些亭台樓閣，為賞荷者漫步及休憩所用。到那裡觀荷最好是晨曦，荷花盛放於炎夏，太陽早出，加上沒有山，早上五時就旭日初升。看官可以想像，花在清早最有鮮意，而沒有山阻隔，陽光角度低，照起荷花何止楊萬里說的「映日荷花別樣紅」？困難是要碰巧。金湖一帶是湖水之鄉，晨早霧氣厚，陽光不現。早起過六次，只一次見到荷花蕩的旭日荷景，亂按快門成書也。

還要提點攝荷的朋友一個規律。凡是雨水多而荷塘水位高的情況，花一定少，所以攝荷要先問水量，以不多不旱為貴也。曾經中過計。廣西賀州以西半個小時車程，有天下最美麗的荷塘。只數十畝，但品種好，背景是廣西一帶的奇山。晨曦東望，太陽從山後斜射而下，相機對光，薄霧如煙，前景荷葉通透，荷花點點滴滴，豈非人間仙境哉？

首次遇上該荷塘，是兩年前。荷花怒放，可惜是中午時刻，光不予我。心有不甘，去年選定良辰吉日，再去。事前明知該區雨水多，應該花少。電話詢問那裡的旅遊局，卻說花多，違反了自己發現的自然規律。相信旅遊局，前往。清早抵達荷塘，光線與環境一如所料，只是一朵荷花也沒有！話雖如此，沒有花也把快門按下去，美中不足，還成佳構。

回頭說金湖，七年來他們每年舉辦一個荷花節，稱「荷花藝術節」。沒有問過為什麼「藝術」一詞要放進去，但荷花是上帝創造的藝術，名正言順也。早聞那裡的荷花節日的晚上很熱鬧，希望有機會看看場面是怎樣的。今年該縣的荷花節是七月二十一日，被邀請，欣然前往。二十日到了那裡才知道，熱鬧之夜是二十三日，不能留那麼久，但二十一日早上，在一個露天廣場有萬人集會，舉辦一個慶祝儀式，要求我和太太捧場。我們當然樂意。

人算不如天算，早上七時四十五分到場，下雨，愈下愈大，站了半個小時，雨傘終於擋不住，要回到汽車上去。儀式還沒有開始。二十分鐘後，雨停了，跑到台上坐下觀禮，開頭十多分鐘還好，但跟著雷聲不絕，大雨傾盆而下。不容易見到那樣大的雨：一把傘子擋不住，要用兩把，不是一左一右，而是一上一下。雖然如此，半身盡濕無可避免。

儀式程序早有安排，一些是事前錄了音的廣播策劃，不能加速或取消片段。舉行了大約一個小時，是萬人之聚，是露天之舉，雨大平生僅見，可謂緊張刺激兼而有之。在雨聲隆隆之際我還是聽到幾句關於該儀式的重點：金湖縣被升為省級工業區。看官須知，國內喜歡評級：酒店有五星、四星、三星……無星之別；建築有一級、二級……無級之分；公路有國道、省道……；工業區有國級、省級……無級等。沒有查詢過，但昆山、蘇州等工業區應屬國級，與學術上的博士名頭相若吧。省級工業區呢？說是碩士層面不會是大錯。

儀式後金湖的朋友為天公不作美而向我道歉，但我卻想到蘇學士寫《喜雨亭記》。蘇子起筆云：「亭以雨名，誌喜也。」大師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跟著寫道：「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金湖得省，大雨傾盆，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謹借蘇子句為金湖的朋友致意。

中國宏觀調控只要顧兩點

複雜的經濟問題，最忌複雜地處理。最近國內的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逾百分之十，樓價有上升的跡象，固定投資升幅逾百分之三十，對外貿易與生產力的增長皆強勁。這一切，其它國家求之不得，唯獨北京見而生畏，大亮紅燈，提出的宏觀調控措施花多眼亂，也顯得有點手忙腳亂了。

任何經濟問題，找到要點，簡單處理為妙。有些問題，例如今天香港搞得大而複雜的福利經濟，簡單的處理辦法不是沒有，而是辦不到。提出擴大稅基的銷售稅只能把複雜的問題搞得更為複雜。因為經濟增長精彩而帶來的宏觀「頭痛」，是另一回事。

我反覆地拜讀目前中國的「宏觀」報道，認為撥開沙石，只有兩個要點，幸或不幸，可以簡單地處理。說不幸，是這兩點的處理都落在周小川先生（或央行）的身上，責任可謂巨矣！說幸，是過往的經驗說，這兩點的處理周先生（或央行）可以勝任。

第一個重點是通貨膨脹。今天中國的通脹率徘徊於百分之一與三之間，好的，非常好。兩年前曾經達到百分之五點三，央行跟著的處理有兩手，值得一讚。佛利民認為通脹率在二至五之間最理想。但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美國的不同：中國的工會壓力、福利經濟與最低工資的局限，皆不嚴重，我因此認為中國的理想通脹率應該在一至三之間。

目前中國通脹率理想，但不等於明天也如是。處理通脹最頭痛的地方，是通脹的預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一旦形成了，要壓制很麻煩！央行要懂得怎樣判斷與掌握促成通脹預期的資料，未雨綢繆，先發制人是也。我沒有足夠的資料在手，不敢亂說，但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而這衡量說，央行做得好。

曾經與佛利民研討，大家同意中國要控制通脹，最佳的方法是控制鈔票的發行量。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運作與今天的有差別，但我還是認為控制鈔票量是上選。不要多管貨幣量。何謂貨幣很難說，且調控不易。但鈔票是什麼小孩子也知道。經濟學者知道鈔票是銀根（base money），而高明的會知道，目前的中國，鈔票是最重要的銀根。單是控制銀根足以控制通脹，早於一九六三年由我的師兄A. Meltzer指出，所有西方國家的經驗都支持這結論，只是他們的貨幣制度比中國的複雜，銀根有好幾項，調控遠為困難。

中國宏觀調控的第二個重點，是要防止銀行借貸的壞帳比率上升。只要通脹控制得宜，銀行壞帳有適當的約束，固定投資額多多益善。投資是儲蓄，是今天不消費留待明天消費的行為，不要管凱恩斯學派的胡說八道。目今中國的固定投資急升，反映著外資與內資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看好，認為今天不消費明天的消費回報會高於利息率。是好形勢，相信費沙的分析吧。

這裡的主要問題，是通脹不論，銀行借貸投資多，有什麼風吹草動，銀行壞帳纍纍可能出現，把經濟搞垮了。日本當年就被壞帳搞得差不多國家破產，二十年也不能翻身。中國今天沒有日本當年那樣傻，幣值經不起外間的壓力而大升，禁止農產品進口搞得地價天文數字，所以中國的銀行壞帳是遠為容易改進的。

資料不足，不敢多說。敢說的是：只要央行能控制通脹及壞帳，經濟不會有「過熱」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