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師別矣！

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謝世了，享年七十九。他是我的老師，是第一個認為在學問上我可以作出貢獻的人。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這幾年赫師和我與太太常有聯繫，談情問好，信後大家必用的字是love。兩年前他患上前列腺癌，擴散了。曾經好轉，半年前他說情況不妙，但當我邀請他和太太到神州一遊，他高興，說要考慮時間。這使我覺得病情不太嚴重。



與赫師通訊頻密的一個原因，是他的經典名著——《價格理論及其應用》——的最後一版（第七版）已完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處理。我要替該書搞一個很好的中譯本，選了佛山大學的李俊慧與中山大學的周燕作這艱巨的翻譯工作，由我親自審核。目前只譯了兩章。



兩星期前，俊慧同學說在英語原文中看到一些錯漏，是校對出錯，問我怎樣處理。我電郵赫師，奇怪地收不到回音（通常他是立刻回郵的），感受不好，太太再電郵赫師：「收不到回音，身體還好嗎？」過了一天，太太收到我的一位學生的電郵，還沒有打開，見到標題是「赫舒拉發」，說一定是壞消息。不幸言中。



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開始旁聽赫師的高級價格理論。永遠是晚上，每課三個小時，中間休息十五分鐘，每星期一次。老師與學生的關係要講緣分。只是旁聽生，赫師從第一課起就對我關心。此後每星期我都等著享受赫師授課的那一晚，享受了三年。



講緣分，也講化學作用。當年求學，我很有點亂來，有點發神經。上課提問從來不舉手，有時老師還沒有說完我就打斷話題；答問題喜歡天馬行空，為了過癮無奇不有。這樣的學生——尤其是旁聽生——不容易受到教授歡迎。但赫師走到另一個極端。有時他無端端地說：「史提芬，你要提問嗎？」又或者說：「史提芬，你有答案嗎？」這樣的鼓勵，使我如魚得水，過了不久赫師的課成為他和我的對話。本來是發神經的脫韁之馬，但無論我怎樣提問，怎樣回應，赫師皆以他的敏捷的思想，客觀的衡量，廣博的知識，說：「你的問題重要」，或說：「你的答案奇特，我要多想一下」；而當我胡說八道，他會說：「史提芬，你要回家多想一下吧。」



是這樣的教導，這樣的循循善誘，在不知不覺中我的思想走進了一條有嚴謹邏輯規格的路。奔放依然，但思想進入了軌道了。



三個月前，赫師要求我為他的《價格理論及其應用》的新版本的背面寫幾句評語。我寫了，赫師很高興，但劍橋的老編反對，說這樣寫不能用。赫師不同意，給老編回郵，說：「Omitting Steve's endorsement would be a bad, bad mistake.」不知該書出版時老編會不會用，但我是這樣寫的：



「I was a student of Jack Hirshleifer. I wrote my dissertation on sharecropping under him. Then I wrote on externalities, fisheries, concubines and blind marriages, apples and bees, price and rent controls, patents and trade secrets, theater-ticket pricing, contracts and the firm, and then numerous articles accurately predicting and effectively explain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Can you imagine all these were germinated from auditing Jack's evening price-theory lectures in a small room at UCLA, forty-two years ago? The lecture notes he prepared then laid the foundation of 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There was magic in those notes.」

感謝林行止

那天跑黃姚，早上五時三十分起來攝晨曦，拚搏兩個多小時，趕路，回到家中是晚上七時三十分了。六十九歲，天大熱，朋友等晚飯，吞喝半瓶紅酒鬆弛一下，天旋地轉，太太卻催促再起飯程。就在那時在傳真機見到林行止轉來的文稿，是一位北京朋友邀請他為我七十生日動筆的。



五千多字，寫得用心，說往事，從一九七八年大家開始交往說起。急讀一遍，飯後再細讀，感慨萬千，想立刻給行止兄回信，但實在太累了。過了兩天，拿出稿紙給林兄回信，要說的實在多，索性改為寫這篇文稿。我想，公開感謝是應該的：生日文章用不公開感謝，但該文提到的《論衡》三部是另一回事了。



行止兄對我的文章，無論中或英，都知得清楚。他認為我最重要的一組作品是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這三年在《信報》以《張五常論衡》（他為我起的專欄名目）發表的文章，跟由信報分三部結集出版：《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其中包括一九七九年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與一九八二年發表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



絕對不是因為這組文章由信報發表及結集出版，林社長就這樣說——當時我自己不認為怎樣，只是寫得辛苦，但今天回顧，同意社長把《論衡》三部放在我所有作品的前頭。想當年，以中文動筆，行內的朋友無不非議，說我放棄了學術，浪費了天賦。我沒有使命感，不相信可以改進社會，但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有跡象開放，我看好，認為可能是五千年一見的機會，而自己對制度經濟學的所知信心十足（後來巴賽爾在他的回憶文字中說一九六九年我已是行內的第一把手了），時來風送滕王閣，不由我動筆作解釋不會有第二個人。



這項工程得到三方面的協助。其一是美國的師友同意，我要怎樣用他們的名字都可以。我當時認為解釋是一回事，說服是另一回事，而後者切忌孤軍深入。以鋒利清晰的文字針對中國當時的政制，眾人皆欲殺不難理解。把師友拉近身旁，意思是殺我要殺一村人，都是世界級的學者。其二就是林行止了。可以說，沒有林社長的鼓勵與協助，《論衡》三部不可能寫出來。信報是當時香港唯一的百無禁忌的「地盤」，而再深入的文字照登無誤，加上學用中文下筆，行止兄竟然親自編輯、修改。



其三，《論衡》三部是非常艱巨的工程。中國的問題複雜無比，每星期要交出數千字，天才也困難。記得《中國的前途》那系列發表後，筋疲力盡，不打算再寫了，但查濟民先生給了一點研究金，而深圳又選出兩位助手，答應我要什麼資料都可以，決不隱瞞。後來他們真的言而有信。得到這些協助我賈其餘勇，寫成了《再論中國》。好些北京朋友認為後者是對中國改革貢獻最大的書。



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真的有影響嗎？很難說。一方面，我想不出北京的某項政策是依照我的某篇文章—也懶得管。另一方面，這幾年能一口氣讀完《論衡》三部的國內朋友，沒有一個不認為這三本書是中國經改的藍圖。



二十年過去了。當年讀《論衡》的國內青年今天四十多歲，一些成為高干，一些發了達，這是我今天在國內到處有免費晚餐的原因，吃之不盡。《論衡》三部由信報再版了不知多少次，幾年前轉由花千樹增訂再版。今天讀者千辛萬苦地找我簽名的，多是信報舊版，有些是從二手市場高價炒回來的。



中國的經濟畢竟搞起來了，是人類五千年的奇跡。功臣當然是北京的領導者。行止兄的文章在北京早就有口皆碑，我們兩個傻佬在後面排隊，熱鬧一下，不亦快哉？

從多倫多到洛杉磯（求學奇遇記·之七）

我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坐郵輪到北美去的。船程十八天，加五天火車到多倫多。是替父親遺留下來的生意去商談看似重要但後來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留在多倫多是要補修一下中學課程，希望拿得一紙商業的什麼文憑。空餘時間到那裡的公立圖書館去，因為該館有非常齊備的關於攝影大師的書籍。



家庭複雜，香港寄來的錢不足餬口，作了幾個月攝影師，是在當地最大名的攝影室，工資低得很。內心深處我希望能在北美自謀出路：香港的家有那麼多的成員，而自己是幼子，夜長夢多。



後來決定認真地求學，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多倫多當時有近五百個從香港去的學生，只有我一個沒有大學收容。應該有自卑感，但覺得如果真的用功讀書，我不可能讀他們不過。為了好奇我要嘗試一下。其二是很大的不幸。一九五八某天晚上，收到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我深愛的小哥哥——在賓州大學讀得很好的——患上精神分裂症，達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晴天霹靂，我跑到圖書館翻閱醫學書籍，所有報告都說哥哥的情況藥石無靈。上蒼無情，這位哥哥是張家的兒子中唯一可以搞出學問的那一位，父親對我說過的希望豈不是空空如也？我想，那就要由我披甲上陣了。



第三同樣重要：就在那時我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王子春結了婚，有個可愛的小女兒。他拿了碩士，記不得是文學還是歷史，英語好而大有文采。只見了幾面，他肯定我是個頂級的求學人材，於是鼓勵我，教我，給我介紹讀物，對我說了很多學問的典故。他也教我寫英語文章。我還記得他給我一封論文章之道的信，結句說得清楚：「Either a man makes sense, or he doesn't. You do.」



我說求學屢有奇遇不是誇張吧。如果當年在多倫多有大學收容，我不會遇到王子春，就是遇上他也不會教。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在寫文章這重要話題上，王子春只一句我就終生受用了：寫文章要make sense！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但做到的人稀有。我是因為得到王子春畫龍點睛，下苦功，做到。



加拿大的大學當時享譽國際，但收生保守，王子春要我嘗試美國的大學。當時我不知道，美國好些大學收生對超齡的比較寬容。我超齡，到了洛杉磯加州大學才知道超相當多：同學平均十八多一點，我差三個月二十四。急起直追，是打衝鋒的時候了！



一九五九年秋季入本科，一九六二年六月獲碩士。勢如破竹，卻給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來一個下馬威。當時加大經濟系的規定，碩士後攻讀博士的要考一個口試，決定學生可不可以繼續。是例行公事，這口試在我之前沒有一個不通過。有恃無恐，因為凡遇理論難題同學喜歡求教於我。是一九六二年底，這口試考官三個，赫師是主考。



口試問的當然是經濟理論，我對答如流。不到一個小時，赫師說：「差不多吧。」然後翻閱我的檔案，說：「全部是A？我沒有見過。高級理論是難不倒你的了，讓我問初級的吧。在競爭市場上，行內的產出者不會有盈利，為什麼他們還要競爭下去呢？」我回應：「因為成本是最高的代價。」赫師說：「對！」站起來，要走了。殊不知另一位教授（R. Baron）說：「等一等，我要問為什麼在最高的代價下會有競爭？」這問題難倒了我。其實答案是淺的：最高代價是說競爭者不會另謀高就。當時我答不出來。



該口試不通過，沒有補考這回事，要離校了。同學嘩然，幾位教授找我，希望我留下來，說他們決定讓我補考。後來我在初級理念上痛下三個月功夫，補考是談天氣，說家事。據說幾年後因為我的「典故」，加大經濟系取消了那個口試。好些年後遇到赫師，談往事，說到我那個口試，他感慨地說：「當時大家覺得你鋒芒畢露，希望你能收斂一下，但我們是做得太過分了。」



回頭說加大的本科日子，為求學問，打衝鋒我要找到大師才沖。大學校就有這樣的方便：雖然教授的水平參差不齊，但夠多，容許臥虎藏龍。所以在滿足選科的規限內，我走遍校園，左問右問，要找到大師教授才下注。藝術歷史教授教的是理論，之前之後我沒有聽過；人類學教授是大名家；生物學教授是物理學家，後來被認為是物理生物的一個創始人；哲學邏輯是跟卡納（R. Carnap）學的。



本科的經濟科目，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個：W. R. Allen與W. C. Scoville。前者後來與艾智仁合作名著Production and Exchange，授課幽默精彩；後者教經濟歷史，學究天人。Scoville有的是一種難度極高的學問：十年窗下只寫一本歷史書（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註腳的文字遠比正文多，其考查的嚴謹與詳盡真的一絲不苟。得到感染，一絲不苟是我自己後來的治學之道，只是四十七歲後，累了，下筆只著重自己的思維，不管他家之說。



我有機會問Scoville：「十年窗下一本歷史書，值得嗎？」他回應道：「我那本書的題材其實不是那麼重要。我只是要回答一個問題。眾人皆說昔日法國逼害新教徒（Huguenots）對法國經濟有很大的不良影響，我研究的結果說沒有。最近一位法國史學家評論這本書，說在我之後法國這個老話題是不需要再研究了。學問的發展，總要有些人花時間去回答一些問題。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後人不需要在同一問題上再下功夫，應該是值得的。」這是學問的真諦，深深地影響了我，雖然後來作研究時，見到生命那麼短暫，我要考慮很久一個問題的重要性才動工。



學問茫茫大海；學者滄海一粟。一個學者希望爭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發出一點光亮罷了。



（求學奇遇記·之七）

古鎮黃姚

中國的古文化不容易明白；就是近文化也不容易明白。今天位於廣西賀州的據說有近千年歷史的黃姚古鎮是個不容易明白的地方。知道取名黃、姚二姓兩家人，其他可以考究。我刻意地不做功課，以個人的直覺感受說一下，提出疑問。



本來少為人知，只是幾年前香港某電視劇在那裡拍攝，跟著製片商絡繹不絕，傳了開來，遊客多了，好搞攝影的奔走相告。為了好奇，我和太太與三位朋友最近也到那裡走了一趟。



首先要說的，是不要給招徠的廣告照片誤導：那是用電腦砌成的。今天國內不少旅遊點的廣告示範皆由電腦砌成，中計甚易。但黃姚是我到過的最完整的古鎮，還沒有受到為遊客出術而左塗右改的蹂躪，還沒有被聯合國封為什麼世界文化遺產的。比一些我到過的、曾經被「封」的遠為可觀，值得一遊。



遊客不是那麼多，雖然一些數十元一晚的小酒店最近開始做生意，留宿者可以不住農家。有了大名而遊客不多，主要因為不容易去。車路不好走，從賀州市或鐘山出發，數十公里，車行兩三個小時。無疑是窮鄉僻壤，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怎會有那樣完整而又有規模的古鎮屹立那裡呢？好幾個世紀之前，黃姚肯定繁盛過，而近代也應該繁盛過，因為今天在那裡還可以見到廣西博物館與什麼劇場等遺跡。



除了賀州用顯微鏡放大的地圖，一般地圖找不到黃姚這個名字。朋友，只要你去走一趟，知道多麼難走，知道多麼難找，你不會相信黃姚曾經繁盛過，但古跡卻讓你想到曾經繁盛，然後歷盡滄桑。



古鎮當然代表著古文化，但文化怎會在黃姚這個地方搞起來呢？我到過徽州的婺源、宏村、西遞等古村，沒有黃姚那麼古，容易理解，容易明白。徽州位於安徽之南，江西之北，接近江蘇、浙江，曾經騷人雅士雲集，而徽州盛產文房四寶，名動神州。我問黃姚人士他們盛產什麼，得到的回應是：豆豉！既為古鎮，對聯當然隨處可見。在徽州一帶見到的對聯水平不俗，但黃姚見到的一般不及格。然而，這個盛產豆豉、對聯不及格的地方，其古建築與整個古鎮的設計都有心思，明顯地在徽州之上。



風景是好的，比不上廣西好些地方，但算好。水源一流——溪水清澈見底，川流不息，沒有水災為患。農地不俗。這些加起來是聚居成鎮的條件了。顯然，遠在北宋就有人這樣想，把黃姚建造起來。但今天從黃姚到賀州要兩個小時的車程，可以想像，有汽車之前黃姚是個孤立的小村落，彷彿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說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忽發奇想：黃姚的居民可能沒有聽過「文革」這回事。當然不可能，但想是可以這樣想的。



黃姚古鎮的鄰近有一個不古的黃姚小鎮，是農民的交易市場了。亂七八糟，相當殘破。整個黃姚的居民都沒有冰箱，連我們住宿的小酒店也沒有。他們的解釋，是生活還沒有發展到有冰箱的階段。小冰箱只數百元，電費付不起吧。但手提電話的接收信號非常好，想來是為遊客而設的先進科技了。



朋友，要到黃姚走一趟嗎？應該走一趟，但不妨等一下。一條正在興建的高速公路，在很近黃姚的地方通過。該公路通行後，遊客會激增。是考慮保護黃姚的時候了。

沈文裕千萬不要再比賽了

沒有聽過沈文裕的鋼琴演奏，無從評論。兩年前聽到四川出了一個天賦不低於郎朗的鋼琴神童；幾天前在報章讀到一個十六歲的鋼琴天才在美國嶄露頭角，出自四川。我想，雖然歷史上四川盛產天才，但鋼琴天才鳳毛麟角，應該是同一人吧。

天才小友的名字是沈文裕，上月十七日在美國洛杉磯的第二屆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比賽獲第一名，獎金美元三萬，附帶著的更大的獎賞是會被邀請到卡耐基音樂廳演奏。我想，這兩個獎加起來不得了，拉赫曼尼諾夫這個國際鋼琴比賽是有份量的了。

細讀報道，沈文裕這位小友的狂放與高傲竟然在我之上！他說：「莫扎特也是神童，他是有史以來最天才的作曲家，我是最天才的鋼琴家。」高傲是天才的專利權。郎朗高傲，李傳韻也高傲——高傲得不得了，但似乎比沈文裕略遜一籌。我曾經說過，一個有大成的人無論怎樣高傲，總要比一個一事無成的人批評一個有大成的謙卑得多。

寫這篇文章，絕對不是反對沈文裕高傲，而是他說要繼續參加國際鋼琴比賽，彷彿要打遍天下無敵手。我想，一個天才往往有蠢才的另一面，沈文裕還要繼續參加比賽，是反映著他的「蠢才」那面了。理由如下。

（一）音樂演奏比賽這回事，贏得一次有國際份量的冠軍，再鬥下去輸不起！得些好意須回手，如果沈文裕再比賽下去，每賽百分之九十九機會獲第一也博不過。只要有一次碰中那百分之一的第二，沈小友的聲譽就插水下降：天才？天才怎會是第二的？老外的好事之徒可能給他起個別號：第二天才！輸不起，絕對輸不起。

（二）蠢才！小友看來是相信國際比賽是公正嚴明的了。無知透頂：這類比賽歷來是政治與本領平分秋色，一旦被政治殺下馬來，氣他不死才奇怪。

（三）歷史上任何藝術比賽，只鼓勵技術及傳統品味，對個人風格的發展有很大的殺傷力，對創意更是大事壓制。理由簡單不過：藝術比賽必須顧及的，是評審員的品味。如果沈天才認為某曲的某節要如此這般地闡釋較好，前人沒有嘗試過，他敢在比賽時彈出來嗎？要賭一手嗎？得個第三輸身家！藝術比賽從來不鼓勵創意，不鼓勵純真的感情表達。昔日倫敦與巴黎的學院繪畫比賽如是，今天的攝影沙龍比賽也如是。

郎朗十三歲時在日本參加柴可夫斯基少年組比賽，以蕭邦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獲第一名，之後深造跑天下，不再比賽了。不久前讀到一位大師教授的評論，說郎朗做得對的是當年不再參加比賽，因而沒有受到「政治」的蹂躪。這方面，天才對天才，郎朗是勝了一籌了。

以演出難度極高的拉赫曼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而獲大獎，僅十六歲，沈文裕無疑是天才，技術超凡用不著證明書。他需要爭取的是學問與藝術的修養，要從自己有了修養的音樂品味中自然地發展出個人風格。這方面，他的老師應該對他說過無數次了。作為炎黃子孫，我個人的經驗，是把中國藝術文化的深度與品味，融合在西方的藝術媒介中，會有很好的效果。我不喜歡把中國的樂曲譜入鋼琴去，但恨不得聽到莫扎特的音樂能以李清照的詩意感情奏出來。

希望回到田園那裡去

在《南窗集》寫《廣西的日子》，提到七、八歲時在廣西的貧苦農村生活了一年多，對田園的景色與農植的操作有深入的體會。今天老了，很想回到田園那裡去，過些寧靜的日子，寫書法，讀古書——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朋友很少知道，我愛寧靜。是昔日廣西農村的感染吧。我可以一連數天足不出戶，而如果屋外有園林，可以在那裡呆坐半天。我愛農植、果園，喜歡見到生物成長的變化與活力。愛魚塘，喜歡見到塘中的霞光殘照。愛與農民傾談，欣賞他們的天真率直。「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是多麼令人嚮往的氣息——不是比今天報章上的頭條高潔得多嗎？蘇東坡在《超然台記》說的「擷園蔬，取池魚」，對我來說，比什麼豪門夜宴高得多了。



當年在廣西田園過的是逃難生活，衣食無著，苦得很，但多年來我還留戀，記的永遠是那令人陶醉的鳥語花香，雞犬相聞。



今天的生活好得多了，而在國內租用農地與池塘價格相宜。困難是要找到一個理想的地方。可以這樣算吧，在國內長租數十年數十畝農地，有很多果樹的，造魚塘，建三千呎舒適的簡樸房子，水、電俱備，有冷氣——百多萬港元有餘了。僱用一對很懂得農植的夫婦，給他倆一間小房子，每年港元二萬足夠。自己的太太要用電腦沒有問題，長途電話可以打到北極去，放個鋼琴在客廳內，太太或劉詩昆替我彈奏起來沒有城市的噪音——陶淵明怎可以比得過我呢？



世俗之見不多，對富裕的生活不羨慕。但我這個人不蠢，不會把先進的方便科技埋在泥土中；如果出得起錢，不會反對在毫無雜聲的環境下以高檔次的音響器材播出高手演奏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我不會那樣傻，生病時放棄先進的醫療，跑到田園去採摘生草藥。花不起錢無所謂，但花得起，認為有所值，我是會花的。



對我來說，現代化的陶淵明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了。困難只有一個：我的太太不那樣想。她常說自己是個城市女人。也難怪，她沒有在廣西逃過難。要怎樣才可以兩全其美呢？這是問題。



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快，在鬧市的郊區找數十畝有詩境的田園不容易，就是找到價格不相宜，何況租用農地，政府可以隨時徵用，雖然聽說補償不弱，但三幾年後被徵用，花去了的心血豈不是付諸流水？小鄉鎮的郊區可以找到合意的田園，但很寂寞，恐怕太太受不了。



我於是決定在地圖上印上了名字的鄉鎮入手，不可以滿足太太的城市品味，但有些小食肆與有趣的小店子，要求太太多留兩三天不會吵起來。



最近找到一處地方（絕對是秘密，為恐讀者捷足先登——一笑），還在商討中。不是價格的問題，而是我專長的佃農分成的合約協議。有個不小的果園，收成有收入，我那分多一點或少一點可以不計較，重要的是施肥、殺蟲、剪栽等重要工作要有適當的監管處理。牽涉到果園的佃農分成不多見，而如果管理失當，果樹的命運不堪設想也。

攝影藝術是給誰看的？

六月五日戴天在《信報》發表《珍愛者必非常物》，簡略地評論黃貴權新出版的攝影集，很有意思。評論雖短，卻道出藝術哲理。一般人把攝影視為次級藝術，不難理解，但戴天的含意，是攝影可以是一級藝術：「由『眼中』至『腦中』又至『手中』，是一以貫之的（藝術創作）辯證流程，而畫也好，攝影也罷，倘若都能加以掌握，再益之以情，就無不為佳作了。」



無意說葡萄是酸的，但我總是覺得國際沙龍的攝影作品，雖是藝術，但除了美觀與技術，毫無創意，感情表達更談不上。讀者可能說：「張五常算什麼？沙龍比賽籍籍無名，少說幾句不是很好嗎？」本來是，但香港有個黃貴權，曾經打遍天下沙龍無敵手。黃醫生今天不管沙龍了，如果拿這幾年的心愛新作去「跑龍」，得個桔是意中事。



這就帶來我要說的。如果黃貴權拿出他昔日的沙龍名作出攝影集，戴天不會為之動筆寫文章——可能連看也懶得看。但黃醫生今天脫離了沙龍傳統，以情為事，作品觸動了戴天心底裡的和弦，後者於是引用韓愈說的「珍愛者必非常物」，又引用鄭板橋的從眼到心到手的流程來欣賞。



是個有趣的問題，哲理不淺的。戴天是朋友，沒有聽過他懂攝影，而他對藝術懂多少我不敢發出保證書。但戴兄的文學修養遠在我之上，是個性情中人，沒有疑問。這就是了：藝術作品如果不是為了給戴天這種人看，要給誰看才對呢？黃醫生也是朋友，知道他的背景。他今天的攝影作品可以情動戴天，沙龍卻跑不出來，我們要怎樣看攝影藝術才對呢？一個搞攝影的應該選擇入國際沙龍呢，還是情動戴天？我的選擇明確，黃醫生的選擇也明確，但攝影沙龍的朋友不那樣看。



藝術創作要為作者自己欣賞，但能情動外人也重要。大藝術家的品味可能遠超世俗，或近於發神經，為這些「天才」的品味創作可能「曲高和寡」。戴天沒有領過藝術家牌照，但才情洋溢，不說假話。一個搞攝影藝術的人，在作品滿足自己之餘又能滿足戴天那樣的「外人」，應該沒有矛盾，不是很好嗎？為什麼數十年來，沙龍的攝影作品是另一回事呢？



我絕對不相信沙龍的影友不能攝出情動外人之作，雖然要達到黃醫生的水平不容易。達到一半不難吧——以「情」衡量，與沙龍相比，一半有餘了。不為也，非不能也。



前些時攝得幾幀感情澎湃的梅花，陳復禮見而愛之。當這幾幀作品在電腦上處理時，一位不認識的人在旁觀看，叫絕。我說：「入選沙龍的機會不高吧。」這人罵了出來：「管沙龍作什麼？能攝得這樣感人的作品，十個沙龍金牌我也不換。」



這是困難：金牌不金牌無所謂，為什麼不容許我通過沙龍讓影友們分享一下自己對景物的感受呢？影友們一般喜愛我的作品，但卻說：可惜這類作品沙龍不容易接受。



是個怪現象。影友們喜愛，很喜愛，但認為入選沙龍不易，為了入選他們不會嘗試感情奔放之作。沙龍的評審員也是人，應該也喜愛，但為了尊重沙龍傳統，感情奔放的不敢接受。



不要讓「成見」左右藝術；我建議多讓戴天這種人作國際攝影沙龍的評判。

歐陽拔英與關大志（求學奇遇記·之六）

當年太古船塢為工人住宿在西灣河建造了五條街。太寧是第二街，太富是第四街。太富街十二號二樓是我出生地方，是母親從一個親戚轉讓過來的。這些「太古樓」在六十年代後期拆除了。



救過我們的平南縣長歐陽拔英，解放前投奔香港，父母照顧他，讓他和太太住在太富街十二號。那是離太寧街很近的地方，步行不到三分鐘。太寧街晚上才熱鬧，日間有空我會跑到太富街與歐陽伯聊天。大約是一九五二年開始的了。



平南縣長歐陽拔英是個很有學問的人。讀過古書無數，見解精闢，書法隸書是我見過最好的了。在香港無所事事，他每天早上到太古喝茶，永遠是普洱，一盅兩件，然後閒坐家中。很喜歡見到我，要跟他談多久都可以，傾囊相授。歐陽伯苛求，整本《古文觀止》他只讚賞六篇：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李華的《弔古戰場文》，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知道這些我都背得出，他推薦我去背《東萊博議》。這本書今天的書局不容易找到了。



非常欣賞那些差不多任何中國古字都可以讀得出、解得通的人。平生只遇到兩個：五十年代的歐陽拔英與今天還健在的黃苗子。這可見中國的文字不是簡單的學問。



歐陽伯是個古人，什麼風水八卦掌相之類如數家珍，雖然他自己是信與不信之間。我從他那裡知道中國的古文化重於泰山，要開採談何容易。我也是從他那裡知道前賢之見，就算錯得離譜，總有一些可以啟發我們的地方。我是受到歐陽伯的影響而後來對西方的古文化同樣重視，把古今中外的傳統融合起來。說實話，我對中國古文化的認識很膚淺，但與西方的結合起來，互相映照，夠用。



重視傳統起於歐陽伯的啟發。跟他學書法，談的是哲理，與四十年後拜師周慧珺所學的不同。周老師強調用筆，用墨，結字，變化。那是行草之道。歐陽伯只管隸書，談的是藏鋒儲意。好幾次他跟我坐在電車上，沿途給我品評商店招牌的書法。



一九五三年我在上環某舊書店見到一古拓本，叫《婁壽碑》，訂價港元八十，當時是非常高的價格了。帶歐陽伯去看，看了良久，他再去看幾次，對我說，是漢碑，宋拓真本無疑，是他見過的最高的隸書了。我買了下來，今天還在。記載說《婁壽碑》拓本早就失傳，最後收藏一個劣拓的是清代的何紹基。何紹基的影印拓本我有，字跡與我的一樣，但石碑破碎很多了。宋拓孤本《婁壽碑》，隸書妙絕天下，不知今天值多少錢呢？



一九五三年父親病重，不工作了，歐陽伯閒著，往往與父親傾談。一九五四年的某一天，父親召我去見他。那時家境回復到戰前的水平，他住養和醫院的一間私人病房。是奇怪的父親，我進入病房，他指著跑馬場對上的青山，問我見不見到那裡有一個農民在工作。跟著他嚴肅起來了，說：「有那麼多子女，整生忙於養家，沒有機會對你多說幾句話。醫生說我全部不妥，活到今天是奇跡，看來只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了。你讀書不成，到文來行（他的商店）學做生意我不反對。但年多來我與歐陽先生談過多次話，每次都是關於你。大家同意，你是我們見過的最有可為的青年。要你到這裡來只想說一句：我平生欣賞的是有學問的人。」



一九五四年離開皇仁後，到父親在中環永樂街的文來行工作。沒有工作可做，賺錢卻不困難。理由簡單。文來行是老字號的電鍍原料進口商，適逢韓戰，在美國的壓力下多類工業原料不準進口——禁運是也。這樣，拿不到進口證就沒有生意，拿到進口證買家排隊搶購，因為在禁運下供不應求。文來行是老字號，申請進口有優先權。賺錢容易，工作輕鬆。禁運電鍍原料怎可以協助美國打韓戰呢？想不通，但一些老字號是得益者。



文來行的隔鄰是涼茶舖，老闆姓高，有攝影作品入選過攝影沙龍。在文來行的閣樓我找到一部舊照相機，試學攝影，作品拿到隔鄰給高老闆指教。在那涼茶舖高老闆介紹一位叫關大志的人。後者替我買了一部戰前東德產出的舊照相機，教了我一個小時就攝得兩幀作品入選香港國際攝影沙龍，而且兩幀都被刊登於該年（一九五五）的年鑒上。



於今回顧，關大志是我知道的天賦最高的攝影家。他自己連照相機也沒有，要借用，往往沒有錢買膠卷。但他判斷景物之精、之準，黑房技巧與戶外人像的卓越處理，不親眼見到不容易相信。五十年代的香港，沙龍攝影名家雲集，熱鬧得很。關大志與我相聚了大約兩年，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跟他傾談攝影藝術的事，晚上我才跑到太寧街去。



是那樣隨意地碰到一個可以教我攝影的人，以為很多專家更高明，但時日的消磨與跟他家比較，關大志的不凡越來越明顯。後來到了北美，研究了西方的所有攝影大師，以天賦論英雄，沒有一個比得上關大志。



光法與黑房的功夫，很多人都可以教，而後來在多倫多作職業攝影，知道技術上那些從攝影專校訓練出來的有獨到之處。關大志與眾不同，是因為他懂得怎樣看，看得快，看得妙，可以解釋得清楚為什麼這樣看不成，那樣看才是好作品。他認為不平凡的景物攝得不平凡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困難是從平凡的景物攝得不平凡的作品。後者要講思想，講內容，而有時略為轉換角度，作品會說很多話。



是不公平的世界。關大志在世界攝影藝術上籍籍無名，只因為他當年沒有照相機，買不起膠卷。後來他在美國發了達，最貴重的照相機買了一整套，但貴人事忙，沒有時間搞攝影了。



我學得快，學盡了關大志對景物的看法。到了北美，要脫離沙龍的老土傳統，掙扎了好幾年，到了一九六五年才想出怎樣把在廣西拿沙體會到的光搞進攝影去。一九六六年在加州見到關大志，展示幾幀自己的新作，把他嚇了一跳。



（求學奇遇記·之六）

貨幣政策與失業問題

歐元搖搖欲墜矣。很多要說的、說之不盡，略說一點吧。



蒙代爾提出歐元的建議有十多年了。一九九六年我與佛利民談到歐元的可行問題，他認為行不通，我同意，但今天回顧，大家的理由不一樣。蒙代爾是個天才，想得深入，他的建議不能漠視。佛利民認為不同國家的政治不同，失業率不同，對貨幣政策的需求不一樣，統一歐元是要成員國家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行不通。



二○○三年歐元表現強勁，佛老的看法受到質疑，他認錯，但認為十至十五年後他的看法還會是對的。該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在這裡發表《歐元高處不勝寒》，指出當時歐元成員國家的失業率有很大的差別：從三點六至十一點四，其中重要的德國與法國分別是十點七與九點三，都是極高的失業率。



傳統理論的看法，是經濟不景、失業率高的國家，可用增加貨幣供應的方法來處理。通縮不利就業，通脹利之，於是帶來佛老的每年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對經濟有利的看法。這一點，歐美有多年經驗的支持。



我與佛老對歐元的看法雖然結論一樣，但細節不同，主要是從中國今天的經驗看到了差別。中國自一九九五年起通脹的跌幅很大，至一九九七近於零，而九八起有通縮，九九的通縮率達百分之三。不止此也，因為物品與服務的質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進，不容易算進去，當時中國的通縮率應該遠高於百分之三。無從估計。一個可能是誇張的實例：上海一間房子一九九八年裝修，人民幣八十萬；同一房子，二○○三年五十萬可以裝修得更好。



有上述的嚴重的通縮，中國的失業率上升了嗎？沒有。一九九七至二○○○皆為百分之三點一，二○○一為三點六，二○○二為四點零——都是不高的數字。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中國與西方不同？想了良久，得到的答案是中國的勞工合約與西方的有很大的差別。中國有的要不是件工，就是低底薪加分紅，此外工人要走就走，僱主也可揮之使去，既沒有工會，也沒有過高的最低工資的政府規限。這是說，中國的勞工合約比西方的自由得多，通縮對失業沒有明顯的影響。



二○○○年的春天，曾獲諾獎的J. A. Mirrlees到港大演講，提出他的失業理論。我指出他的理論是基於傳統的工資合約，但整個中國不容易找到那種合約，而在中國盛行的分紅或件工合約的安排下，他的理論不可能對。兩年後我在《經濟解釋》卷三的第四章第八節發表《失業的理由》，強調合約安排對就業的重要性，可以傳世吧。



回頭說目前歐洲（與歐元）的困境，他們有的是沒有彈性的工資合約，加上工會勢力龐大，經驗是：加薪皆大歡喜、減薪一起反對。不是新現象：工資下降有頑固性，凱恩斯在一九三六年就指出了。但凱氏可沒有說：這是合約安排的問題——分紅合約或件工合約不會有此頑固性也。七十年前，美國在工會勢力下，件工變為不合法。



工資下降有了頑固性，貨幣政策對處理失業是大有用場的。增加貨幣供應，搞起通脹，效果是增加消費外，實質上減了工資。這對失業會改善，但怎可以說是上選的經濟政策呢？還是回到經濟學的第一課吧：市場的運作要讓合約自由選擇，要讓價格或工資有自由浮動的彈性。歐盟如果做到這一點，蒙代爾的思維沒有錯。

太寧街的日子（求學奇遇記·之五）

皇仁書院大名鼎鼎，今如昔也。那時剛好換了學班制：以前是從大數字升到小數字，進皇仁時轉為從小數字升到大數字。一九五二入皇仁讀第三級，今天的Form III是也。第一年留級。自己沒有用功是實情，逃學依然故我。班主任悶得可憐，見我提問必定罰企或留堂。可幸他深近視，逃學不上課他不知道。也不是毫無建樹：在同學李家倫的指導下，口琴比賽代表皇仁拿過獎，而校刊《皇龍報》發表過我兩篇中語文章。



留級的第二年有點火花。班主任是黃應銘。跟此前的呂老師與郭老師一樣，認為我自成一家，逃學理所當然。記得有一次，班上一位同學獲全校象棋比賽冠軍，大家在課室慶祝，黃老師進來，問慶祝什麼，回應是一位同學拿了象棋冠軍。老師說：「不是張五常？我敢跟你們打賭，張五常沒有參加比賽。」八二年回港工作後，我見過黃老師幾次，也感謝了他的知遇之恩。



被逐出校門可能是我平生的最好際遇。如果華英沒有把我踢回香港，在華英升級讀下去，我可能像當時的幾位同學那樣，在後來的韓戰醉臥沙場。如果皇仁的第二年不是作文考試差一分，被逐離校，我不會因為求學無門而天天跑到太寧街去。



太寧街早就在地圖上消失了。當年是西灣河向海的橫街，又稱第二街，門牌二十八個，最近海旁的二十七號是一九五四年我失學後天天必到的地方，到我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北美為止。我第一次到太寧街是一九四九年。在灣仔書院認識一位姓王名柏泉的同學，他的家是太寧街二十七號。我的家在鄰近，到了柏泉的家流連忘返，因為那裡的奇人異士屈指難算，吸引著我。在灣仔與皇仁讀書不成，花太多時間在太寧街是一個原因，但後來在美國讀書大殺三方，太寧街給我的智慧有大幫助。



介紹一下當時太寧街二十七號的常客吧。首先是柏泉有三個哥哥，加起來是四個才子。長兄名王深泉，當時寫文章的筆名是秦西寧，後來是名詩人舒巷城。二兄王照泉，寫粵曲的筆名是王君如，沒有懂粵曲的人不知道他。三兄王禮泉，書法清秀，智力過人，下象棋瀟灑利落。柏泉是小弟，樣樣皆能，無一不精。踢足球有幾個香港甲組球員與後來成為國腳的黃文華，打乒乓球有我帶去的後來獲得世界冠軍的容國團，下象棋有代表香港出賽的神童徐道光，玩粵樂有師傅黎浪然，打功夫有教頭陳成彪……這些人的生活都不好過，但不容易找到那麼多的不同行業的天才或怪傑聚在一起，談天說地。我躋身其中，聽得多關於他們的造詣的古怪法門，組合起來自己隨意揮灑。



於今回顧，太寧街昔日的能人異士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沒有一個算得上是受過高級教育。不值錢的十八般武藝了不起，但法門全部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好比王君如，粵曲填詞寫到大師水平是毫無疑問的了，但他沒有中學畢業。好比容國團，乒乓球的第一課是我教他的，但打到世界冠軍的法門是他自己想出來。沒有阿團當年日思夜想，中國的乒乓球今天不會雄視天下。好比徐道光，當年十五歲，傻頭傻腦，不可能正規地學過下象棋，但多次與他傾談，知道他有一套下棋理論，博大湛深，棋書沒有說過。



是的，無錢求學就有這樣的好處：你要逼著自己想出來。這是創作，不一定比專業訓練的好，但沒有成見的左右，新意來得容易。從廣西逃難的日子起我是個我行我素的人，為了與妹妹活下去自己想辦法。後來的玩意大都是自己想，自己發明或改進。太寧街遇到的怪才都是這樣的人。武藝不同，他們談得來是因為大家都達到很高的境界。大門常開，來者不拒，有不少好奇或要偷師的人混集其中，當年太寧街二十七號是個很熱鬧的地方。



今天不少經濟學的朋友認為我是他們知道的最有創意的人。如果是對的話，那麼我的秘方是先學創作然後求學，不是先求學然後嘗試創作。求學一般求成見，是創作的大忌。



在太寧街的日子中，對我影響最深遠的是舒巷城（王深泉）。深泉是戰前香港英文中學畢業的番書仔，是當時太寧街唯一的算是受過正規教育的人。打工，深泉業餘搞文藝創作，我認識他時他剛發表了後來膾炙人口的《鯉魚門的霧》。深泉也寫詩——古詩、新詩、打油詩等無一不精；填詞——長短句的規格與聲韻熟如流水行雲。他也懂得唱粵曲，唱得如怨如慕。他是太寧街的文豪，是公認的才子，所有的人都尊敬、仰慕他。



深泉少說話，但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我是當時太寧街的唯一敢與深泉辯論的人。水平相差十萬八千里，年齡相差十四載，我老是跟他吵起來，而他永遠是奉陪到底的。什麼都吵，最通常是吵文學。留級小子與文豪吵文學，沒有人覺得奇怪，因為在拿沙時古文與詩詞我背過很多，戰後白話文又背過很多。不是真的懂，但深泉提到什麼名章佳句我都可以背出來。三十年後寫中語文章，深泉替我修改，感慨地說：「天下間沒有誰可以那樣隨意地套用古人之句吧。」



我拜服深泉，因為他對文學的見解是他自己的發明，與學校老師教的是兩回事。老師教平仄，教來教去我也不懂，但深泉只教一分鐘我就掌握一百分。他對中外的文學創作知得很多，評論別開生面。我當時想，這些是學問了，但為什麼學校老師不懂呢？



本來是脫韁之馬，但遇到深泉後我知道山外有山，知道學問這回事不可以完全不學。



（求學奇遇記·之五）

不要讓經濟氣氛消散

編輯、校對自己的英語文章結集，重讀二十多年前發表的一篇關於香港租務管制的長文，結尾提到，該管制一無是處，搞得一團糟，對經濟為禍不淺；然而，香港的經濟，除了六七暴動這類大災難，還是大有看頭，工商業的發展了不起。我於是說，一個搞起了的經濟，可以承擔得起相當大的風浪，容許得相當多的政府錯失。



搞起經濟要靠市場運作，而市場運作則要靠資產有清楚的權利界定——私產是也。資產權利不明確，或政府的諸多管制把這些權利弄得不明確，經濟不會搞起來。佛利民當然同意這看法，但三十多年前一次跟他研討，他提出了社會氣氛的重要性。這是說，一個搞起了的經濟，欣欣向榮的，總有一種競爭產出的熱烈氣氛。



資產的權利界定是搞起這氣氛的先決條件，但不一定足夠，還需要有其他因素的協助。不容易，要講機緣巧合，要講時來運到。好比要搞起學術氣氛，談何容易？一個經濟學系把多個諾貝爾獎得主放在一起，研究氣氛不一定可以搞起來。這裡要講同事之間的化學作用，說不清楚是什麼，但缺少了就搞不起來。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與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系，是行內有口皆碑的研究氣氛破壁而出的例子，跟雖然能人輩出，但氣氛下降的跡象明顯，化學作用有了變化，不容易解釋。



社會經濟發展的氣氛也類同。目前的中國是把這氣氛搞起來了，可以維持多久是問題。不容易判斷，因為「化學作用」的成因與變化太複雜。一方面，我們知道，搞起了的經濟氣氛不容易被壓下去。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一旦氣氛消散，再搞起來很困難。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與德國的經濟奇跡，風生水起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不再。



我們不容易解釋中國怎樣搞起今天的經濟氣氛（我知大概，這裡不談），更不容易判斷什麼時候會煙消雲散。上升的早晚會掉下來，但我說過，持續的繁榮發展可以長達數百年，也可以曇花一現。我認為北京的職責，不是要超英趕美或是要翻多少番，而是要設法維護目前的經濟氣氛，或加以改進。無從判斷此氣氛從何而散——尤其是有了氣氛的經濟經得起風浪。北京要避免的是做傻事，這要靠參考他邦的錯誤經驗了。



貝加（G. Becker）說——不少經濟學者同樣說——一個走向富裕的國家通常會做出對經濟有害的傻事。這些是指搞福利經濟、最低工資、反托拉斯，等等。我認為目前國內的宏觀調控不明智——今天的中國與一九九三年朱鎔基搞調控的情況不一樣。當年壓制通脹要剷除權力借貸，今天要穩守一個上選的貨幣之錨。我認為目前國內的壓制樓價的措施是做錯了。正確的做法是增加樓宇土地的供應。目前中國的農地、工業用地與居住用地的回報率相差很大，居住的土地供應可以增加很多——多得樓價跌得頭破血流——這回報率還會有大差距。不要管他邦怎樣做——他們有壓力團體的利益要維護。



是非常頭痛的問題。一個搞起了氣氛的經濟經得起風浪，容納得起不少傻政策。但當傻政策夠多，氣氛開始消散時，壓力團體各據一方，要翻身是太遲了。

從佛山華英到灣仔書院（求學奇遇記·之四）

一九四五年從廣西回到香港，九歲半了。戰前的富裕家境，不再，但香港當時滿是商機，父母刻苦耐勞，翻身指日可待。父母重視教育，戰後不夠錢，第四的姊姊考進港大，讀醫，小哥哥先入灣仔書院再升拔萃，其他求學的都回到國內去。我與一位姊姊進入了佛山的華英，在那裡呆了三年。



其實九歲半還是小年紀，不用忙。但姊姊要我考華英中一，不逮，讀小六；升中一，也不逮，再降小六。以頑皮名動華英，一九四八年暑期父親收到華英校長的信，請我「另謀高就」，被逐出校門了。國共之爭風聲鶴唳，回港求學順理成章。進入父親曾經讀過的灣仔書院，讀第八班（第一班最高），十二歲。



不容易明白的是當年為什麼那樣頑皮。華英以記大過、小過來計算週末罰企的時間，每星期的冠軍必定是我。是奇怪的現象，因為我不是個有破壞性的人。正相反，從小自創玩意，無奇不有，但沒有損害任何人，怎會弄得眾人皆欲殺呢？一九五一年，我的一位醫生姊夫到西灣河山頭一行，見到我能把飛鳥招之即來（其實是自己養大的），彈珠子、射雀鳥、擲毫、下棋等出神入化，吃了一驚，奔走相告，只是沒有人相信他。



可能是廣西拿沙培養出來的個性。我喜歡來去自如，獨自思考，老師說的我不喜歡聽就魂遊四方。同學上課，我自己會跑到佛山的田園呆坐到夕陽西下。華英的日子吃不飽，衣服殘破，無錢理髮，提到張五常老師與同學無不搖頭歎息。小六一年升中一，中一一年降小六，還是每試必敗，記過頻頻，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



就是在華英的最後一年中，小六的呂老師給我指出一線生機。一天他帶我到校園靜寂之處，坐下來，說：「我不管你的行為，不知怎樣管才對，因為我沒有遇到過像你那樣的學生。你腦中想的脫離了同學，也脫離了老師，層面不同，有誰可以教你呢？我教不來，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樣說，好自為之，將來在學問上你會走得很遠。」



從那天起我久不久交出一些功課習作，而無論我交出什麼，呂老師一定貼在牆上。有時他需要貼物，就找我寫一篇短日記，使同學嘩然。呂老師是班主任，對我偏心重視，但還是保我不住。記過頻頻，考試不知答到哪裡去，被逐出校門罪有應得。後來讀書怎樣失敗，我還是記著呂老師的話：要好自為之。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進入灣仔書院。那是有悠久歷史的官立名校，當時學位短缺，打進去多多少少要有點來頭。然而，戰後風雲未定，那裡龍蛇混雜，黑社會分子多，而試題出售可以討價還價。教國文的姓王，頭頂有個大疤痕，活像地圖上的非洲，同學們稱他為「非洲王」。沒有誰肯定他識多少字。



有一次，一位同學告訴我非洲王的作文試題是個「火」字，擔保一定中。我找一位文豪前輩動筆，背熟了，考作文一字不漏地背出去。還記得文豪起筆的第一句：「火是物體燃燒所發出的光和熱。」有威有勢，不得了。試題當然是「火」，但我不及格。有三個可能。其一是我的文豪槍手比不上同學的文豪槍手。其二是既然試題可以賣出去，分數也如是。第三個可能最大：非洲王見到我的名字就懶得讀試捲了。



灣仔書院的老師都是性格巨星，老同學今天談起無不津津樂道。我第八班的老師姓譚，同學稱「老坑譚」，用間尺打學生是罵左打右，罵前打後。四十學生我考第十二也要留班。奇怪是開課時，留班沒有位，我被升到第七班去。第七班的老師是Miss Lo，貌美如花，英語流利；第六班是周師奶，好人一個，教得用心。周師奶的妹妹叫Miss刁，教地理，英語了得，後來被人叫「潘師奶」而起訴誹謗，勝訴，傳為佳話。



雖說龍蛇混雜，當年灣仔書院的同學了不起。他們是經歷過大戰亂的第一代，那些逃難饑荒餓不死，或日本仔殺不掉，或盟軍飛機炸不中的生存者。年齡很不平均，財富相當懸殊，但經過刀槍不入的鍛煉，這些同學眼觀六路，臨危不亂，反應快。與他們交往幾年，我對真實世界的各種情況知得多了。



後來自己走經濟研究的路，發覺很多行家才智過人，但對世事知得少，以理論推斷容易有偏差。是的，可取的經濟理論不多，也不湛深，只是運用起來可以搞得很複雜。以真實世界為范，我走的路是判斷不同局限條件的重要性及其變化，推理永遠是向淺中求：世界複雜，理論不夠簡單處理不了。另一方面，好些我很敬佩的經濟學者，生活經歷過的變化不多，喜歡假設局限，然後把理論推上去。這種局限簡單而理論複雜的經濟學，與我選走的路是兩回事。他們以猜測局限起筆，理論可以搞得精彩絕倫，但對解釋現象的命中率不高。



多年以來，我堅持一個假說的驗證，一定要有兩個或以上的可以觀察到的變數才有機會成事。無從觀察或看不到的變數，方程式寫得怎樣漂亮也是白費心思。以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起筆，考查雖然不易，但拿得準時對解釋世事如有神助。這是灣仔書院的同學給我的啟發了。高斯完全同意我選走的路，因為他自己也這樣走。他對今天經濟學的發展很悲觀；近來我樂觀一小點，因為感受到自己的堅持在行內開始受到注意。



灣仔書院進入了第五班，老師郭煒民對我有大影響。跟華英的呂老師一樣，郭老師給我很多鼓勵，但不管。逃學釣魚老師不管是奇事，但郭老師在我失蹤時好幾次對班上同學說：「千萬不要學張五常，你們學不來的。他可以在考試前夕翻幾下書就過關，我只擔心到高班時這樣的態度應付不了。」



其實考試前夕我也沒有翻書。一九五二年升上皇仁書院是得到郭老師的推薦。後來在皇仁被逐出校門，也與翻不翻書無關，而是因為一門主要科——中文作文——考五十九分，差一分不及格。同學們都說因為中文老師不喜歡我，故意留難。其實當時自己不是個好學生，離校幾年不無好處。



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後，兩次約見了郭煒民老師，感謝他知遇之恩。三年前聽到他在加拿大。希望他還健在，好讓我能在第一時間把將要出版的英語文章結集寄給他。



（求學奇遇記·之四）

《獨裁》踩中了什麼？

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在《信報》發表《鄧家天下》，寫鄧麗君，為了過癮筆鋒一轉，問：「紅透半邊天的明星可不是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家，也不是大地主，但勞力怎可以賺那麼多錢？若非單靠勞力，那麼這些明星的『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被資本家剝削了呢？」



該文發表當天，辦公室電話頻頻，跟來信紛紛；電話是贊，來信是彈。顯然，無意間我踩中了「剩餘價值」的要害。關於這價值是否存在的爭議，經濟學者不知吵了多久了——天才如費沙也為之大花筆墨。這些加起來何止數十萬言，而我只像小孩子那樣問一句，踩中。



最近在《壹週刊》發表《獨裁、民主、市場——給阿康與何洋上一課》，其反響的熱鬧不弱於《鄧家天下》。沒有來信——過了二十一年，擂台搬到網上去了。同學說，數之不盡的網站轉載該文，吵得天翻地覆，國內是罵的多，支持雖少但強勁；香港當然是支持的多——港大教學十八年，力竭聲嘶，學生逾萬，學生教學生，桃李多於花生也。



開罪民主投票，不被罵個半死才怪。然而，該《獨裁》文章有五點，不知哪一點踩中：



（一）獨裁決策快，動工竣工也快—上海的跨海三十多公里的世界最長的東海大橋，說建就建，三年又五個月完工，民主投票不會有這樣的速度。



（二）獨裁決策可以出錯，但因為不需要顧及分餅仔及投「非鈔票」的誤導，錯的機會應該比民主取捨為低。



（三）天下烏鴉一樣黑，官員上下其手時有所聞，我看不出獨裁與民主有什麼分別。



（四）論投資的準確性，獨裁與民主皆不及市場，因為後者有市價指引。



（五）因為交易費用太高使市場不能處理的項目，政府不妨考慮處理。



給民主鬥士罵的顯然不是第五點：這點與民主不民主沒有關係。應該不是第四點：有市價為依歸的取捨比沒有市價指引的政府投資來得準確，沒有多少爭議的空間。第三點也應該踩不中：印度的烏鴉格外黑，而該國普選投票數十年矣。



是第二點踩中民主投票的要害嗎？不對。這點是湛深的學問，我只憑感受推理，不敢發出證明書。相當直覺，有點武斷，也不夠清楚。不夠清楚是不容易踩中什麼的。



餘下來只有第一點：獨裁決策比民主取捨來得快，動土竣工也快。這點相當明確，容易肯定。說獨裁決策與辦事來得快不是說鹵莽，而是不需要徵求民意，不需要顧忌投票會有什麼效果，不需要遊說，也不需要製造各種「報告」來爭取形象。



不鹵莽、經過慎重考慮的獨裁決策，有速度的方便，加上算錯的機會不比民主投票高，處理市場辦不到的項目豈不是考八十分了？很難說。獨裁有個困難：受損者可能沒有補償，或補償得太少或太多，困難是反對的聲浪被壓下去。民主投票也有受損者，可能更多，補償也不見得一定適當，但反對的聲浪壓不住。聲浪可以誤導；沒有聲浪的誤導可能更大。這主要是界外效應（國內稱外部性）的問題，很複雜，這裡不多說了。

《經濟大觀園》目錄

前言

一、不似人間世
輸入通脹是嚴重問題
換錨不要再等了
何謂浮動匯率
海嘯的啟示
出口從量稅的經濟分析
翻譯的嚴重失誤
中國青年要冷靜下來
日本文化的困擾
經濟大觀園

二、與賴斯商榷
要讓中國走自己的路
從上而下是另一條路
中國改革要順流而下

三、神州事
中國加息是正著
悼紫陽
上海的樓價
中國農民真的更苦嗎？
衡量成功論中國
何必偏偏點中我？
糧食如何算安全？

四、政策篇
政府的職責是什麼？
北京兩會的啟示
樓市：上海不要拜香港為師
相逢一笑泯恩仇
感情把政治殺下馬來！
中國要把地底私有化

五、經濟學人
經濟學需要學嗎
朱錫慶的好文章
從高斯看中國說起
經濟學帝國主義
從高斯定律的瑣事說起

六、經濟與政治
經濟學的系統思維
經濟學的黃金時代
紅灣糊塗與幕後白手
何謂宏觀經濟？
赤字財政的謬誤
凡稅必反乎？
民主是皇帝的新衣嗎?

七、求學也有道
大學三改四後應走的路向
學子語文江河日下
為劉遵義辯
管制言論對思想有損害嗎？
我輩語文將要絕後乎？
試論思想教育
指鹿為馬的悲哀
小朋友，背了再算吧！

八、創作與傳世
最後一城
基礎不足不成規矩
綜合出術事半功倍
傳世文章
最後的衝刺
大道如斯乎？
作品傳世有秘訣嗎？

九、藝術篇
險而不怪的追求
何謂險？何謂怪？
山水話神州
深圳交響樂團
從抽像藝術說余俊偉的畫——代序
黃貴權的攝影藝術——代序
創作與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