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穆遜（Paul A. Samuelson，國內稱薩繆爾森）謝世了，享年九十四。三年前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國內稱弗裡德曼）謝世，也享年九十四。米爾頓我很熟，保羅只是認識，不熟。兩個多月前在廣州與森大師的最佳弟子蒙代爾把酒話舊，提到保羅，蒙兄說正在考慮怎樣處理保羅本人不大喜歡舉行的九十五歲生日的大慶。天公不作美。
不打緊吧。論到經濟模型的創造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森穆遜。桃李滿門，他起碼有五個學生拿得諾貝爾獎，可能還有幾個，芝加哥的奈特比不上他。佛利民與森穆遜的爭論是二十世紀經濟學的熱鬧話題。大家在生時佛老的聲望佔了先機，但最近森老謝世，排山倒海而來的追悼文字卻比三年前佛老謝世時的轟動強一點了。我對二師的相對形勢在他們身後倒轉過來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麻省理工的經濟學人馬來得一致、均勻，且歷久不衰。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出現後凱恩斯學派再抬頭，而森氏是這學派的中堅人物。話雖如此，我認為佛、森二師孰高孰低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輿論上誰勝誰負要看世界怎樣發展來決定了。
無數評價森氏的文章，頌讚無疑是大多數。有兩篇唱反調，很難拆解。這兩位作者指出森氏平生對宏觀經濟（森氏的專長）的推測，錯的多，對的少，其中一位直指森氏沒有對過一次︰his predictions have invariably been wrong（他的推測毫無例外地錯）。他們引經據典，下足註腳，真的水洗不清。尤其是，森氏歷來看好昔日的蘇聯與東歐的發展，說一九九○年蘇聯的人均收入會追及美國。就是到了蘇聯解體前兩年的一九八九，森氏還認為那裡的經濟前途無量。早幾年的一九八五，蘇聯的經濟潰不成軍，但森氏寫道：「不要被他們的不足之處誤導。任何經濟都有它的矛盾。重要的是效果。毫無疑問，蘇聯的計劃制度歷來是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這樣的話，類似的說過幾次，白紙黑字地發表了，怎還可算是經濟大師呢？經濟學的重點是解釋現象，而解釋與推測是同一回事——雖然有事後與事前之分。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不少讀者及朋友要求我表達對森氏的評價。我認為天才是沒有疑問的，說是經濟大師也當然。但我認為森氏不是搞經濟解釋的。他本人認為是，我認為不是。在一門複雜的學問的一條路上他走得很遠，遠過歷史上的任何人。為此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過我的仰慕。然而，經濟學有好幾條路可以走，走其一而又要佔有其二、其三會惹來麻煩。四十一年前，在芝大，夏理．莊遜（H. Johnson）催促我多學數，認為走森穆遜的路我也會走得很遠。細心考慮後我選走另一條路。我認為經濟學需要有森氏那樣的學者，可惜他對後學的影響一般不是那麼好。搞純理論能搞出大成的歷來不及一掌之數，不自量力的多若天上星。能在名學報多發表文章不等於在思想史上會有半點立足之地。搞純理論不容易搞出可以傳世的貢獻來。
跟無數學子一樣，作本科生時我也讀森氏的《經濟學》。這本最暢銷的教科書出了十九個不同的版本。我認為最好是第四版，今天還珍藏著兩本。這本書創立了教科書的典範，仿而效之的作品擴散到所有科目去。初級課本，概念的處理不深入，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沒有寫出來的侷限假設與真實世界大有分離，誤導了學子。但學子容易學，老師容易教，於是暢銷。
作研究生時我喜歡讀森氏的專業文章。他推理清晰，邏輯前後一貫，永遠不拖泥帶水，在當時的讀物中是表表者。雖然我不同意他或明或暗的侷限假設，但有新意而又邏輯井然的理論讀物不容易遇上。後來在西雅圖華大跟巴賽爾談及森穆遜，大家同意讀森氏的文章不用擔心邏輯出錯，或假設轉軚，或前言不對後語。換言之，讀森氏的文章，只要知道他的假設，讀者不會中計。一九四八年森氏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滿是方程式，幸或不幸，是二十世紀後期數學經濟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森氏的其它文章就遠沒有今天見到的後學的那麼多方程式了。森氏不論，滿是方程式的經濟文章的普及發展，有幾個原因，我認為決定性最大的是這些寫手寫不出好英文！好些人不知道，非經濟的散文，森穆遜寫得非常好。高傲，鋒利，幽默，但寫起散文森氏有情感。
毋庸諱言，我認為《基礎》一書引起數學方程式在行內普及是不良效應。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優質學生被史德拉（G. J. Stigler）賞識，要請他到芝大去，說要監管他學數。該學生問：「數學對經濟真的那麼重要嗎？」史氏回應：「只有傻子才會這樣問。經濟學行內不用數而還能站得住腳的只有艾智仁、高斯、張五常這三個人，你把自己放在哪裡？」該學生對我說了，心中有氣，我說：「史德拉的數學水平是不需要怎樣學的。」
最近讀到關於森氏的評論，其中提及盧卡斯（R. Lucas）大讚森氏的《基礎》對他的影響，跟著說沒有方程式的經濟文章得個講字，廢物也。盧兄是過於高傲了。不知他會把史密斯放在哪裡呢？十九世紀的理論第一把手馬歇爾與二十世紀的第一把手費沙，皆數學出身，但他們的經濟論著很少用數——基本上不用。
一九六九年，後來獲諾獎的V. Smith對我說，沒有方程式他不懂得怎樣想。這是他的法門，但我認為以方程式思考是多了一個框框，不宜用於道理不深但變化複雜的經濟學。當年在西雅圖華大，諾斯、麥基、巴賽爾等同事認為我的思想變化自如，無須學數，是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選。當時我可以自己發明數學。想通了問題，要加進方程式來粉飾一下，自己可以發明，再不然找些數學書參考。可惜自己發明的方程式雖然對，但不雅觀，被一位數學同事指責了，於是再也懶得發明。後來巴賽爾在文章中提及，當年他教我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只教了兩個小時，說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這些是說，除非選走阿羅、森穆遜等人的路，數學用於經濟不是那麼重要。但要走阿羅及森穆遜的路，談何容易？天賦需要上蒼賜予，不是數學懂得多就會有作為的。然而，阿羅應該知道，他用數推出來的我不用數也可以推出來。不知有誰敢賭身家，讓老人家表演一下（一笑）。實不相瞞，經濟推理鬥快，斗准，用數的鬥不過我。
人各有法，如果要用數我是先想通了，有了答案，才考慮要不要用。我的經驗說，想通了再用數證是多此一舉。楊小凱曾經把我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翻為方程式發表，後來知道史提芬.張就是張五常，嚇了一跳。究竟是誰先拔頭籌了？是我的文字公司還是小凱的數學公司有機會傳世呢？
小凱曾經指出，一位森穆遜教出來的名家把我一九六九發表的《合約選擇》翻為方程式表達，說如果我懂得用數會獲諾獎。小凱可不知道，那篇數學譯作是經我評審而發表的。評審時我察覺到該文的數學在概念上有一個嚴重失誤，無可救藥，但錯得有趣，就對學報的老編說了，建議發表。後來陳坤耀推薦一位韓國仔到港大經濟系講話，講的又是佃農分成合約的選擇，上述的名家的錯失頻頻出現。我指出，說他的整篇文章完蛋了，舉座嘩然，韓國仔講了十分鐘就鳴金收兵，很尷尬。可見數學用錯是連普通常識也沒有的。
這就帶來本文的中心話題：一個賣橘者怎樣看森大師的經濟學貢獻呢？先從科學方法衡量吧。森氏曾經與佛利民大吵科學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過。我的科學方法師從R. Carnap 與K. Brunner，也加進自己的，認為上述三師的爭議原則上沒有衝突，只是重點的處理有嚴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賣橘者的堅持：解釋現象要從調查真實現象入手，要知道現象的細節，雖然有時我投訴高斯花太多時間於不大重要的細節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測某現象的出現，我們要調查有關的侷限轉變，而細節也儘可能要顧及。換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場，是解釋或推測世事我們首先要從調查真實世界入手。
森穆遜的立場，是作為一門科學，論方法，經濟與物理（後者是他早年的興趣）沒有兩樣，理論可以推測還沒有發生的現象，略知真實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創造理論來推出其它或整體。在科學方法上我認為他的想法沒有錯，只是他忽略了經濟科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而自然科學的卻有人造的實驗室。一個經濟學博士從來沒有進過人造的實驗室，對真實世界的認識很皮毛：讀讀刊物，找些機構發表的數據作統計分析，就算是對真實世界有所認識了。我認為沒有作實地調查的經濟實證，遠為不足，是經濟學對世事的解釋或推測頻頻出錯的主要原因，而為彌補不足，動不動創造新理論，是錯上錯。
是的，我認為森前輩在經濟推斷上的失誤，起於他對現象的細節知得少，何況數學的思維永遠要把世界簡化。我不是說不應該簡化世界──任何理論的本質是簡化世界──而是我認為這簡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實世界的細節調查。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森氏不知世事。他知很多，記憶力上乘，但需要落手落腳的實地調查他沒有做，重要的細節他往往忽略了。
舉個例。森氏高舉昔日的蘇聯計劃制度：那裡的政府發表的增長數字歷來可觀。一九六九年，西雅圖華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發覺那裡賓館內的檯燈重得拿不起，推不動。原來蘇聯當時對檯燈產量增長的統計，以重量算！又例如，森氏當年高舉瑞典的福利經濟，指出那裡的人均收入不下於任何先進之邦。一九九○年我到瑞典時，找那裡唐人餐館的老闆細問，知道他們的層層抽稅加起來的總稅率奇高，而政府樂善好施的社會福利，對國民收入貢獻的算法是由政府主持。看看那裡的物價，看看那裡的食品市場，我認為那裡的居民不容易吃得飽。
我們不容易在森穆遜的作品中衡量他對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價格等──的掌握達到哪個水平。他的暢銷課本沒有提供深入的討論；他的《基礎》經典滿是方程式；他的學術文章著重於創造模型。我認為森氏高舉的凱恩斯對經濟學的掌握不到家。
曾經說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這是客套話。凱氏對不可或缺的價格理論沒有足夠的掌握。例如他假設工資下調有頑固性。工資下調當然比工資提升困難，但最低工資法例與工會勢力的左右，是不應該忽略的侷限。更重要是除了政府的機構僱用員工，自由市場的工資合約很少採用老生常談的時間工資合約：件工、分成、時間工資加分紅或加佣金，等等，皆普及，而這些合約的工資下調是沒有困難的。凱氏顯然也不明白，邊際產出等於工資的均衡，是競爭下的後果，不是他筆下的假設。凱氏也漠視了那所謂「均衡」只是一個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說理論的假說沒有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更難明的是：凱氏說的儲蓄（saving）有儲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錢放進撲滿（piggy bank）的味道，使無數學子以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魯大學的費沙與凱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儲蓄及投資的理念遠為優勝。這兩位大師各走各的路。
可能受到他的老師森穆遜的影響，最近克魯格曼發表的專欄，直指美國削減最低工資不會對就業有助，對經濟無補於事云云。克大師顯然不知道最低工資的規限是一種價格管制，不知道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是同一市場，只是合約的安排有別。我的意識是麻省理工的經濟系教深不教淺。
沒有誰會那樣傻，認為政府大手花錢毫無效應，或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對經濟不景的幫助是零。佛利民那邊反對，因為認為這類政策治標不治本，浪費多，惹來的大政府後患無窮也。財政政策容易被接受，因為表面上有淺道理，也容易獲得壓力團體的支持。知識上的影響也厲害：前有聰明蓋世的凱恩斯，後有智商頂級的森穆遜。這兩位鋒芒畢露，是二十世紀經濟學者中足以把行家們嚇破膽的人物。可惜天賦高不一定對。
金融危機以還，中國的經驗也誤導了地球人類。中國復甦得快，地球的人類頻頻指著北京的四萬億花得快。我是不同意這觀點的。我也認為跟三十年代不同，大政府今天不容易捲土重來。今天，地球上要活下去的窮人太多，哪個國家推出大政府，哪個國家在競爭下會敗下陣來。
回頭說那天晚上在廣州跟蒙代爾煮酒論英雄，談到森穆遜，他認為保羅的模型創造技巧天下無匹，缺少了的是有廣泛深遠影響的思想（no sweeping idea）。這評價應該對。若如是，森氏在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上不會有一章的篇幅吧。
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Friday, December 25, 2009
張五常教授答讀者關於書厚及新書
首先要說的，有些朋友及讀者投訴《多難登臨錄》這本書太厚。這投訴有道理，而我和出版商這邊有另一個麻煩。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將會更厚。《登臨》400頁，《貨幣》500多頁。我們嘗試加大版面，但出版商認為成本會升很多，因而書價也會升很多。我也曾建議分上下兩冊出版。但出版商說一起這樣出版很少有，不應該嘗試。結果我們決定保持書的版面大小，但減了12篇文章，也把字體調校小了兩級。這才把書的厚度減至500頁多一點，否則近600頁。真的沒有好辦法，因為我的書是為同學們寫的，售價不高重要。
剛剛出版的《五常學經濟》的情況是較好了。書厚250頁，售價仍能保持在25元。零售商會再打多少折扣，我不知道。
關於《五常學經濟》這本書，我很滿意，因為沒有時間性，有機會銷售很長很長時日。這是我在不同日子寫下來的、關於自己求學經歷的文章，結合起來是一部很完整的求學傳記。歷史的經驗說，這類傳記可以在市場生存很多年。英國的經濟學天才米爾（J. S. Mill）的自傳，也是寫自己的求學經歷，初版於19世紀中期，今天還在發行。我的智商當然遠不及米爾，但我經歷過的變化比他多。說得不好聽，是我的經歷比他多災多難；說得好聽，是我的經歷比他多姿多彩。所以我認為，《五常學經濟》有機會比米爾的自傳賣得好。
說到關於求學及研究經歷的記載或傳記，我這本書是沒有機會比得上James Watson於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關於基因結構、題為《雙螺旋》的故事，雖然作者只敘述幾年的過程。那本書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緊張刺激勝於頂級的偵探小說，而神秘趣味高於金庸作品，銷售逾千萬本，是應該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可能還在熱賣吧。
剛剛出版的《五常學經濟》的情況是較好了。書厚250頁，售價仍能保持在25元。零售商會再打多少折扣，我不知道。
關於《五常學經濟》這本書，我很滿意，因為沒有時間性，有機會銷售很長很長時日。這是我在不同日子寫下來的、關於自己求學經歷的文章，結合起來是一部很完整的求學傳記。歷史的經驗說，這類傳記可以在市場生存很多年。英國的經濟學天才米爾（J. S. Mill）的自傳，也是寫自己的求學經歷，初版於19世紀中期，今天還在發行。我的智商當然遠不及米爾，但我經歷過的變化比他多。說得不好聽，是我的經歷比他多災多難；說得好聽，是我的經歷比他多姿多彩。所以我認為，《五常學經濟》有機會比米爾的自傳賣得好。
說到關於求學及研究經歷的記載或傳記，我這本書是沒有機會比得上James Watson於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關於基因結構、題為《雙螺旋》的故事，雖然作者只敘述幾年的過程。那本書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緊張刺激勝於頂級的偵探小說，而神秘趣味高於金庸作品，銷售逾千萬本，是應該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可能還在熱賣吧。
Tuesday, December 22, 2009
《千字文》想像考
故老相傳的《千字文》是一篇文學傑作。很有點發神經，因為要用一千個不重複的字。年幼時我背誦過，比我年長的讀書識字的炎黃子孫沒有一個不背誦過吧。歷代書法家試書《千字文》是慣例。故事說南朝的梁武帝命才子周興嗣作《千字文》，一夕寫好，鬢髮皆白，當然不可信。找到的記載說：
「相傳，梁武帝蕭衍命周興嗣從打取王羲之一千字不重者編為四言韻語而成。《尚書故實》稱：『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既要不用不相同的字，又要從王羲之遺書中打出的千字組成，還要使之成韻，一夕而就，恐難盡信。許是讚揚周興嗣過人智慧與出眾的才華，才有此說。
「周興嗣（？——521）南朝梁陳郡項（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篆。」
我賭讀者猜不中為什麼一時間我對《千字文》有興趣，要考查該文的來歷。據說《千字文》歷來有多篇，我的興趣是周興嗣那篇膾炙人口的名著。事情是這樣的，不久前我見到一個玉壺，很大的，自己認為不可能錯的判斷，該玉壺屬漢朝文物。絕對是：開門見山是漢白玉之作，舊了色暗，雕工精美，風格無疑問是漢，也篆刻說是漢。奇怪，壺上有非常到家的篆書刻上一副對聯，右刻「劍號巨闕」，左刻「珠稱夜光」。這是周興嗣的《千字文》的其中兩句，但漢朝的末日要比周才子早上五百年，是搞什麼鬼的？
當然，周氏大可套用五百年前的古人之句，譜入他的傑作，但我想到一件事，可能重要，就把這發現對一位也稱得上是小才子的江小魚說了，請他追查《千字文》來歷的典故。過了半天，小才子傳來他找到的數據，如下：
「有個流傳下來說是王羲之的書法，《王羲之臨鍾繇千字文》，真偽一直有爭議，八十年代中國還組織過鑒定，基本判斷為後人偽造。
「鍾繇是東漢三國時代的人物，漢朝滅亡十年後，他也死了。如果刻有『劍號巨闕，珠稱夜光』的對象是漢朝的，應該是東漢末期造的。
「那個書法上的千字文，有這樣的句子『宇宙玄黃。歲盈餘昃。列宿調陽。昆崗珠劍。垂蒙瞻眺。』我認為也是後人偽的。『宇宙玄黃』就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昆崗珠劍』是合『金生麗水 玉出昆岡 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幾句的。
「但很可能鍾繇是寫過千字文的。而他的千字文，就包含『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兩句。後來的周興嗣編寫千字文，就用到了前人一部分語句，包括鍾繇的。
「所以，這個對象說不定和鍾繇有關係。」
說到鍾繇，又是一個才子，了不起。這判斷是基於唐初高傲不群的孫過庭，在他的名著《書譜》中幾次提到鍾繇。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又有：「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是頂級的頌讚。伯英是張伯英，即張芝；元常是鍾元常，即鍾繇。我們今天沒有機會見到鍾繇的書法——打本不怎麼樣，不可靠。但鍾是漢朝末期的大家，名重一時，寫得出《千字文》不難相信。
問題是，小才子提出的可能是鍾繇的《千字文》，跟周興嗣的在風格與理念上格格不入，這裡變不出來，那裡擠不進去。我認為周才子的大名版本起筆絕妙，但愈寫愈差勁，到最後來得牽強，才子不才也。
這裡我要讀者品嚐周氏千文的第一段：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秋收冬藏
閏余成歲 律呂調陽 雲騰致雨 露結為霜 金生麗水 玉出昆岡
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 果珍李柰 菜重芥姜 海鹹河淡 鱗潛羽翔」
你道寫的是什麼？是寫大自然的規律。從二十世紀西方的科學方法看，寫的是經驗的規律，empiricalregularity是也。反覆重讀這段，你會覺得作者觀察力強，品味高逸，風格一致，而不論平仄只論韻腳的文體，是近於漢而不近於右軍之後的南朝，與周氏千文的後部的文風相去甚遠。所以我認為周氏千文的頭一段，可能大部分甚至全部是從漢人之作抄過去的。
這樣說當然是猜測，是想像，但如果猜中，其含義重要。早五百年是早很遠：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達芬奇是五百年前的人，你說遠不遠？這顯示著炎黃子孫的科學天分老早就了不起。我說過，中國因為「學而優則仕」，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但沒有說過中國人缺乏科學的天賦。胡錦濤先生推出科學發展觀，從炎黃子孫的天賦看，有得搞，只是目前的教育制度不成氣候罷了。今天西安兵馬俑展出一把鍍上鉻的劍，那是比漢還要早的秦，而《千字文》的第一段，教的是科學方法的第一課。
為什麼我見到的漢玉壺會篆刻著「劍號巨闕，珠稱夜光」這八個字呢？巨闕是最好的劍，夜光是最好的珠，那麼漢代的玉雕當然是天下無敵的了。又是當時的經驗的規律！
「相傳，梁武帝蕭衍命周興嗣從打取王羲之一千字不重者編為四言韻語而成。《尚書故實》稱：『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既要不用不相同的字，又要從王羲之遺書中打出的千字組成，還要使之成韻，一夕而就，恐難盡信。許是讚揚周興嗣過人智慧與出眾的才華，才有此說。
「周興嗣（？——521）南朝梁陳郡項（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篆。」
我賭讀者猜不中為什麼一時間我對《千字文》有興趣，要考查該文的來歷。據說《千字文》歷來有多篇，我的興趣是周興嗣那篇膾炙人口的名著。事情是這樣的，不久前我見到一個玉壺，很大的，自己認為不可能錯的判斷，該玉壺屬漢朝文物。絕對是：開門見山是漢白玉之作，舊了色暗，雕工精美，風格無疑問是漢，也篆刻說是漢。奇怪，壺上有非常到家的篆書刻上一副對聯，右刻「劍號巨闕」，左刻「珠稱夜光」。這是周興嗣的《千字文》的其中兩句，但漢朝的末日要比周才子早上五百年，是搞什麼鬼的？
當然，周氏大可套用五百年前的古人之句，譜入他的傑作，但我想到一件事，可能重要，就把這發現對一位也稱得上是小才子的江小魚說了，請他追查《千字文》來歷的典故。過了半天，小才子傳來他找到的數據，如下：
「有個流傳下來說是王羲之的書法，《王羲之臨鍾繇千字文》，真偽一直有爭議，八十年代中國還組織過鑒定，基本判斷為後人偽造。
「鍾繇是東漢三國時代的人物，漢朝滅亡十年後，他也死了。如果刻有『劍號巨闕，珠稱夜光』的對象是漢朝的，應該是東漢末期造的。
「那個書法上的千字文，有這樣的句子『宇宙玄黃。歲盈餘昃。列宿調陽。昆崗珠劍。垂蒙瞻眺。』我認為也是後人偽的。『宇宙玄黃』就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昆崗珠劍』是合『金生麗水 玉出昆岡 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幾句的。
「但很可能鍾繇是寫過千字文的。而他的千字文，就包含『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兩句。後來的周興嗣編寫千字文，就用到了前人一部分語句，包括鍾繇的。
「所以，這個對象說不定和鍾繇有關係。」
說到鍾繇，又是一個才子，了不起。這判斷是基於唐初高傲不群的孫過庭，在他的名著《書譜》中幾次提到鍾繇。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又有：「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是頂級的頌讚。伯英是張伯英，即張芝；元常是鍾元常，即鍾繇。我們今天沒有機會見到鍾繇的書法——打本不怎麼樣，不可靠。但鍾是漢朝末期的大家，名重一時，寫得出《千字文》不難相信。
問題是，小才子提出的可能是鍾繇的《千字文》，跟周興嗣的在風格與理念上格格不入，這裡變不出來，那裡擠不進去。我認為周才子的大名版本起筆絕妙，但愈寫愈差勁，到最後來得牽強，才子不才也。
這裡我要讀者品嚐周氏千文的第一段：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秋收冬藏
閏余成歲 律呂調陽 雲騰致雨 露結為霜 金生麗水 玉出昆岡
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 果珍李柰 菜重芥姜 海鹹河淡 鱗潛羽翔」
你道寫的是什麼？是寫大自然的規律。從二十世紀西方的科學方法看，寫的是經驗的規律，empiricalregularity是也。反覆重讀這段，你會覺得作者觀察力強，品味高逸，風格一致，而不論平仄只論韻腳的文體，是近於漢而不近於右軍之後的南朝，與周氏千文的後部的文風相去甚遠。所以我認為周氏千文的頭一段，可能大部分甚至全部是從漢人之作抄過去的。
這樣說當然是猜測，是想像，但如果猜中，其含義重要。早五百年是早很遠：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達芬奇是五百年前的人，你說遠不遠？這顯示著炎黃子孫的科學天分老早就了不起。我說過，中國因為「學而優則仕」，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但沒有說過中國人缺乏科學的天賦。胡錦濤先生推出科學發展觀，從炎黃子孫的天賦看，有得搞，只是目前的教育制度不成氣候罷了。今天西安兵馬俑展出一把鍍上鉻的劍，那是比漢還要早的秦，而《千字文》的第一段，教的是科學方法的第一課。
為什麼我見到的漢玉壺會篆刻著「劍號巨闕，珠稱夜光」這八個字呢？巨闕是最好的劍，夜光是最好的珠，那麼漢代的玉雕當然是天下無敵的了。又是當時的經驗的規律！
Tuesday, December 15, 2009
貨幣分析餘波未了
這些日子整理自己的論著，動工只幾個月就感到天旋地轉了。寫下的文章實在多，要整理得有規有矩不容易，加上這裡用繁體那裡用簡體、鬼子佬人名的翻譯等，是艱巨工程了。
上期寫《人民幣︰再與大師們商榷》，本來很滿意，但有些讀者提問，要澄清。跟著到廣州講話，因為不習慣對著數十張圓桌講，不稱意，雖然聽眾客氣地放我一馬。也要再澄清。分點說吧。
（一）一種貨幣在國際上有強勢，通脹大幅復甦不容易，而就是出現為禍是遠為輕微的。嚴謹的理論分析很複雜，還有沒想好怎樣動筆。這裡要作補充的，是通脹可以在貨幣強勁的情況下出現，而此現也，如果遇到這貨幣在國際上轉弱，可以是災難。從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人民幣轉弱的機會不大，但北京的朋友還是要未雨綢繆，小心一點。
一個頭痛問題。這些年中國的投資者對調控很敏感，就是「微調」的言論也可以導致股市及樓市的暴跌。在神州，這類消息的洩漏歷來如家常便飯，炒「內幕」者眾。北京要處理好這個問題。
（二）目前央行的處理手法，是走上格林斯潘的路，動不動以利率調控經濟。基本上這是劣著，劣得很。然而，除非採用以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可靠的好辦法不多。今天，遠為富有的先進之邦也承受不起貨幣政策的蹂躪，何況中國沒有他們的豐富經驗。
（三）很難說目前的樓價是否偏高了。一般看，中國的樓市是回覆到兩年前政府刻意地「打死」樓市的水平，間有不及，間有過之。兩年前看，與先進之邦相比，我不認為神州的樓價是偏高的。目前樓市大幅回升，主要因為三點：一、新勞動法的放寬導致廠房的租金收復了一半失地；二、央行把利率大幅下調了；三、不少外資到中國來找避難所。我的直覺是明年上海推出的世博可能搞得很大，有聲有色，為期長達六個月，對樓市會有支持，但這類推斷有好幾方面的假設，我拿不準。
（四）新勞動合同法導致的大量工人回鄉，今天很多不回頭，使工業區再出現民工荒。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政府「四萬億」工程的推出所致，應驗了我說過的擠走（crowdingout）現象。北京的朋友要記住，擠走之外，那所謂財政政策（fiscalpolicy）一般只增加暫性的收入（transitoryincome），對重要的固定收入（permanentincome）幫助甚微。另一方面，這類政策容易促成大政府的發展，埋沒市場的運作。我認為如果北京恐懼通脹重來，減慢或減低四萬億的大花錢是正著。九個月前我發表了《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
（五）上文提到先進之邦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斷層，也提到如果逼使人民幣再大幅升值，發展中國家這下一層會再斷，變為三層。有讀者要求澄清。我的意思，是如果人民幣兌美元升至四、五兌一左右，先進之邦是上層，中國是中層，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屬下層了。這會是一個災難性的發展：先進之邦把較為富有的或有學識的炎黃子孫拉上去，而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會把中國的勞苦大眾拉下去，結果的貧富兩極化無可救藥！今天墨西哥是這樣的悲劇。
無可置疑，人民幣兌美元大幅上升對某些中國人有利的——對區區在下也有利！我們要問：國家是為了誰而改革的呢？當然不是為我，也應該不是為那些穿得好、住得妥、游得起歐洲的神州君子士女們。國家的改革是為勞苦大眾而改的，為什麼這麼快那麼多人忘記了？
（六）最後一點要說的，是當一個國家的資產持有者大量地到外地投資下注，這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上升值對這些人有助。這些投資外地的「資本家」，在自己本土往往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貨幣在國際上升值容易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這是日本當年的不幸經驗，而今天看，韓國出外投資多，也選走自己貨幣升值的路。看來韓國的發展是走向一個死胡同了。
人類歷史的經驗，滿是因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損害了勞苦大眾的例子。到今天，雖然可以批評的還多，北京的朋友還是以大局為重。鼓吹、鼓吹，炒、炒、炒之風冒起，不知他們還可堅持多久？
五常按：
《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經張教授再精心篩選，開度不變，精裝依然，書厚減至約五百頁，因製作成本下降，定價調整至港幣一百二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已訂購者可聯絡花千樹，選擇退款三十或張教授攝影作品檯歷一個。
上期寫《人民幣︰再與大師們商榷》，本來很滿意，但有些讀者提問，要澄清。跟著到廣州講話，因為不習慣對著數十張圓桌講，不稱意，雖然聽眾客氣地放我一馬。也要再澄清。分點說吧。
（一）一種貨幣在國際上有強勢，通脹大幅復甦不容易，而就是出現為禍是遠為輕微的。嚴謹的理論分析很複雜，還有沒想好怎樣動筆。這裡要作補充的，是通脹可以在貨幣強勁的情況下出現，而此現也，如果遇到這貨幣在國際上轉弱，可以是災難。從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人民幣轉弱的機會不大，但北京的朋友還是要未雨綢繆，小心一點。
一個頭痛問題。這些年中國的投資者對調控很敏感，就是「微調」的言論也可以導致股市及樓市的暴跌。在神州，這類消息的洩漏歷來如家常便飯，炒「內幕」者眾。北京要處理好這個問題。
（二）目前央行的處理手法，是走上格林斯潘的路，動不動以利率調控經濟。基本上這是劣著，劣得很。然而，除非採用以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可靠的好辦法不多。今天，遠為富有的先進之邦也承受不起貨幣政策的蹂躪，何況中國沒有他們的豐富經驗。
（三）很難說目前的樓價是否偏高了。一般看，中國的樓市是回覆到兩年前政府刻意地「打死」樓市的水平，間有不及，間有過之。兩年前看，與先進之邦相比，我不認為神州的樓價是偏高的。目前樓市大幅回升，主要因為三點：一、新勞動法的放寬導致廠房的租金收復了一半失地；二、央行把利率大幅下調了；三、不少外資到中國來找避難所。我的直覺是明年上海推出的世博可能搞得很大，有聲有色，為期長達六個月，對樓市會有支持，但這類推斷有好幾方面的假設，我拿不準。
（四）新勞動合同法導致的大量工人回鄉，今天很多不回頭，使工業區再出現民工荒。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政府「四萬億」工程的推出所致，應驗了我說過的擠走（crowdingout）現象。北京的朋友要記住，擠走之外，那所謂財政政策（fiscalpolicy）一般只增加暫性的收入（transitoryincome），對重要的固定收入（permanentincome）幫助甚微。另一方面，這類政策容易促成大政府的發展，埋沒市場的運作。我認為如果北京恐懼通脹重來，減慢或減低四萬億的大花錢是正著。九個月前我發表了《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
（五）上文提到先進之邦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斷層，也提到如果逼使人民幣再大幅升值，發展中國家這下一層會再斷，變為三層。有讀者要求澄清。我的意思，是如果人民幣兌美元升至四、五兌一左右，先進之邦是上層，中國是中層，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屬下層了。這會是一個災難性的發展：先進之邦把較為富有的或有學識的炎黃子孫拉上去，而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會把中國的勞苦大眾拉下去，結果的貧富兩極化無可救藥！今天墨西哥是這樣的悲劇。
無可置疑，人民幣兌美元大幅上升對某些中國人有利的——對區區在下也有利！我們要問：國家是為了誰而改革的呢？當然不是為我，也應該不是為那些穿得好、住得妥、游得起歐洲的神州君子士女們。國家的改革是為勞苦大眾而改的，為什麼這麼快那麼多人忘記了？
（六）最後一點要說的，是當一個國家的資產持有者大量地到外地投資下注，這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上升值對這些人有助。這些投資外地的「資本家」，在自己本土往往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貨幣在國際上升值容易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這是日本當年的不幸經驗，而今天看，韓國出外投資多，也選走自己貨幣升值的路。看來韓國的發展是走向一個死胡同了。
人類歷史的經驗，滿是因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損害了勞苦大眾的例子。到今天，雖然可以批評的還多，北京的朋友還是以大局為重。鼓吹、鼓吹，炒、炒、炒之風冒起，不知他們還可堅持多久？
五常按：
《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經張教授再精心篩選，開度不變，精裝依然，書厚減至約五百頁，因製作成本下降，定價調整至港幣一百二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已訂購者可聯絡花千樹，選擇退款三十或張教授攝影作品檯歷一個。
Friday, December 11, 2009
張五常談中國的經濟制度
採訪者：上海《東方》早報「書評」欄目記者吳慧
這是冬天，張五常赤腳穿一雙拖鞋，捧一隻不銹鋼茶杯，頭髮比從前更花白，永遠保持著怒髮衝冠的姿態——的確有怒要言，雖然剛剛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國經濟制度》。但張先生說讀這本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時間、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讀得明白。美麗的張太常常嗔怪他說得太直白，但到底誰能真正讀懂這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呢？有關中國的經濟制度，有關《新勞動法》，有關中國農民……他總說：「我是老人家了，沒有工夫再做周旋。」
您將這本《中國的經濟制度》作為學術生涯的終結，可以視為一種功成身退吧。
張五常：解通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我跟進中國發展三十年，才寫出這本書。解釋的過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開始能夠解釋得出來的時候，我就意識到這是很重要的。怎麼能夠解釋得到呢？中國經濟三十年發展那麼快，當然是個奇跡。但中國的奇跡不是像有些經濟學家說的——不是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時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跡發生的年代。
任何國家，只要過去是吃大鍋飯的，經濟轉為有了些私營的市場的性質，急速增長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相較現在可以說是近於零，從零這樣的低水平上升個百分之幾百，也算不了什麼。1984年左右南中國的有些地方，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長。那個時候，美國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國一些地區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驕傲。從無到有，有了些小的變化，就上升得很快。你們太年輕，不知道以前的國家職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塊。廣東一開始有合同工的時候，從三十六塊錢一個月升到一百多塊錢一個月，是很容易的事。
1980年代的增長，主要是權利界定這個問題的轉變。那時候的中國，通過承包責任的合約，由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也就是當年中國的幹部按照資歷級別的排列）逐步轉型成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這一點我認為是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發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時候，我就大聲疾呼：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所有權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鋼做報告，說承包合約制要將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當時很多人都批評我，事後聽眾還受到警告。但那時候我就知道這是沒問題的，我已經從事了那麼多年的研究，哪有那麼容易錯的。英雄所見略同，後來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提出了這麼個兩權分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
1981年的時候您就說中國經濟的大變革不可避免了。
張五常：我在1970年的時候就已提出兩權分離這個問題來了，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法律書籍這麼重視所有權，因為私有產權不應該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承包合約，原則上是可以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開的，承包合約可以是無限期的。我在1969年寫的、1970年發表的文章說得很清楚，私有產權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的，那個時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說法。
那種大鍋飯的制度，是會引起租值消散的（編者註：租值消散指有價值的資源或財產，由於產權沒有界定清楚，在競爭中出現價值下降或價值消失），這方面的理論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減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約束競爭。為了要約束競爭，改革前中國用論資排輩的等級來界定權利。那時行政分十級，每一個行業都有級別，連買一個雞蛋都要講級別。這種排列的原因就是要減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麼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樣；你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唸書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麼念都不行；有的人是運氣好一點。但我們無從分辨運氣的問題呀、本領的問題呀，你說李嘉誠是運氣好，還是本領好？這很難說。想約束運氣的話，就會傷到本領方面。上帝就是這樣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的問題就是，如果在一個「無產」的社會中每個人要產權平等的「無產」，人享受到的權利（比如級別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會的均衡。要麼是產權平等，要麼就是人權平等，隨便你挑一樣，不可能都要。改革前產權是平等的，那麼用等級來界定權利就是必須的了。現在的中國是產權不平等，但改革前那種等級不平等消散了，你可以不喜歡，革命年代過來的老幹部可能也不喜歡，但你不可能兩樣東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轉變，主要是由等級界定權利轉到由資產界定權利，沒有經過動盪實現這種轉換是不容易的，承包責任合約的出現幫了大忙。
大的社會變革總會損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吧。
張五常：向資產界定權利的轉變意味著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難接受的。我曾經建議北京出錢買斷之前的等級權利，當時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顯，這很難做得到。結果當時貪污就作為另一種補償方式出現了。怎麼買斷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貪污是一種辦法，是一種不明顯的買斷。1984、1985年貪污開始出現的時候，我很高興，因為這是無可避免的過程，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由資產界定權利，難於登天，怎麼過去啊？貪污一出現，說明正在過了。
但除此之外貪污對中國是沒有利益的，有害無益。一些經濟學家以為自己很厲害，說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換句話說，對真實世界不瞭解的經濟學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經濟學論著，大部分都是廢物；你看看現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學者言論，大部分沒有解釋力。
1985年的時候，北京建議要把產品分類，進行分類管制，我大聲疾呼：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從事分類管制，本來是要從等級來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但中間還可以用管制來界定貪污的權利，那就是當時印度的制度、巴拿馬的制度。譬如說你負責女人的皮包，那個人負責男人的皮包，另一個人負責外匯管制，各有各貪，這種制度是可以界定貪污權利，寫在遺囑中傳給後代的。巴拿馬海關的那些官員，你貪一三五，我貪二四六，這些都是界定的，我說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之路了，所以我當時大聲疾呼。因為一旦走上印度之路，貪污制度就固定下來了，你就界定了貪污的權利，改革就會停頓了。還好最後分類管制沒有施行。
中國經濟能有今天的奇跡，是有很多好幹部的。你說他們有貪污我承認，你說他們有不好的我也承認的，但大部份是好的。開玩笑!假如大部分人都胡作非為，哪有今天？
同樣，沒有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跡，也就沒有今天。
張五常：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急速增長，就是權利界定轉變的問題，排列權利的方法不同，並不是什麼偉大的奇跡，是理所當然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那就真的是奇跡了。1993年人民幣崩潰，朱鎔基執掌經濟，中國經濟從高通脹變成通縮，樓價跌了四分之三，上海的高價樓房，從二萬五千塊一平米，跌到七千塊一平米；深圳也跌了百分之八十，高爾夫球場的會員證，沒人要。破產之聲到處都是。
就是那時，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開始直線上升，八年之間就超過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這個才是奇跡。從2000年開始，幾年之間，農民的收入爆炸性上升：從2001到2007年，農民的實質收入每年增長20%。所以我很反對、非常反對寫中國農民的那兩位（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2004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說農民怎麼慘，我非常反對！有人說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些都是胡說八道，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事。貧富分化收窄得很快，農民增長每年百分之二十，城市增長百分之八，收入差距遲早要拉窄的。所以新《勞動合同法》一提出來，我就大發脾氣，這麼好的形勢，卻給了它一棍子，一億勞工回去鄉下，到現在很多就不肯出來，工業也鬧民工荒了，為什麼會引進這種東西呢？那麼大的損失，誰負責得了呢？
回到九十年代的奇跡上去。在中國這麼困難、有嚴重通縮的情況下，如果把產品質量上升也算進去的話，這個通縮是非常嚴重的，樓價跌得那麼厲害，為什麼會有爆炸性的增長呢？和現在一樣，九十年代也是要保八的，怎麼保八？一片叫救命的聲音，中國能夠保八，這就是奇跡。跟著農民有爆炸性的收入增長，這也是奇跡。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人裡面有三個人離鄉，都出來工作了。
怎樣解釋這樣一個近乎於絕地反擊的奇跡呢？
張五常：怎麼解釋？解釋就是，中國縣的競爭制度。這個制度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到了1994年開始固定下來。這個縣的競爭制度，就是經濟的奇跡所在。經濟的奇跡就是在鄧小平南下以後，1992年的春天、1993開始發展，那個時候縣的競爭制度開始形成，到了1994年，增值稅開始全國統一化，百分之十七你們都知道的。但我的問題是：你發現這其中的制度了嗎？我能夠發現這個制度跟別的國家、別的地方不同，是很困難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呢？
我從1985年就開始跟進這種層層承包的轉變了，國內的朋友對我很好，我要什麼資料他們都給我，派了三個助手幫我研究，我要拿任何承包合同文件都沒問題，他們知道我是學者。可是資料給我歸給我，中國的轉變你到底怎麼看呢？天才也沒有辦法。也算是有天意，你去看看其他外國朋友的說法，一九六零年代後期，行內一些同事認為我是最好的制度經濟學家、交易費用的專家了。諾斯、科斯、巴塞爾，他們都那麼說，所以1982年回到香港的時候，我對制度方面的掌握，再加上國內的朋友幫我的忙：我要承包合同，一個電話就送到；我要去什麼地方調查，馬上送我去；他們送我去首鋼，在宿舍住了幾天；又送我去溫州。現在有人批評說：「張教授的文章怎麼不提我寫的溫州模式、不提我呢？」你讓我怎麼提啊，溫州模式是我當年跟那裡的朋友研討的！我不是一個領功的人，我也不是一個改革者，我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世界，我只是關心中國而已。你問我呢，我就照實講，我不會講半句假話。我不一定對，但我自己不相信的，我不會說，除了應付喜歡欺負我的孫女兒,我從來沒說過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話，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
很多地區的幹部朋友幫忙，很多商界的、企業的朋友幫忙，所以才能夠解釋這個制度。我解釋得相當艱難，同時我認為自己解釋得非常圓滿的，看不到一個缺環，當然有些部分我不能寫得太仔細。其實這等於是一篇長文章，整個問題其實應該用一本厚書來處理，但是我是老人家，過了七十歲怎麼寫厚書呢？所以只寫了一篇文章。我對這篇文章很滿意。
您提到，縣的競爭制度就是中國經濟的奇跡所在，乍一看縣挺不太起眼的，平時大家都說北京上海。
張五常：我是在1997年發現這個重要性的，也就是地區競爭的問題。地區競爭全世界都有，但中國不同。寫這本書的第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發現中國的地區競爭是不同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發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徵狀？這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就是，到了2003年，我才知道縣是競爭的主角，才發現這個是通過承包合約的擴張，把八十年代開始用的承包責任制度，轉到地區上面去用的。事實上，在試行於農業成功之後，承包責任制引入國有企業是失敗的，之後通過層層承包引入到地區而不是個別企業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這是很難發現的，假如我不是從1979年開始就跟進的話，想不到這一點。再加上增值稅，其實就是佃農裡面的分成，稅其實就是租金，這也是很難看到的。最難的一點，就是這個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全國都是一致的，怎麼會有效率呢？這一點我想了八、九個月。我在書裡面提到了馬歇爾的一個註腳，就是因為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半睡半醒，突然想到幾十年前看到的這個註腳，馬上把它找出來，才解通了。縣政府可以通過低價或免費提供改進後的土地這樣一種「負地價」來進行調整。
十年以後，縣的競爭力可能會減弱了。昆山就是個例子，昆山現在基本上是沒有空置的土地，發展再沒有以前的彈性。這樣政府要鼓勵工業盡量往高科技發展，高科技發展了增值稅就高了。搞土地使用改革不可能是永久的，總有一天會用光的。但你把土地搞好了，就解決了最大的難題。九十年代後期到2007年經濟發展得非常快，就是用縣際競爭的制度。土地的競爭使用改革還要再搞十年吧，而中國獨有的縣際競爭的制度要堅持很久。
2007年後呢，您最反對的新勞動法出來了。
張五常：我對勞動法的立場是對的，毫無疑問。我拿一百跟你一塊錢賭，都肯定你會輸。現在應該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了。我對邊際產出理論的研究，四十多年前發表的《佃農理論》寫得很詳盡。勞動法說的是合同，我怎麼會不懂合同？我曾經有篇文章在美國法律界拿到最佳文章獎，寫的就是合同。支持新勞動法的說法，一看就是亂七八糟。任何地方的幹部都知道，所有的工廠都知道。我相信政府也已經知道了，但既然推出來了怎麼辦呢？
新勞動法的出台至少會幫助一些低收入者提高待遇吧。
張五常：我把研究精力集中放在窮人身上。中國最窮的農民有飯吃的話，其他的就不用擔心了。但是政府不應該去補貼他們，他們不能依靠福利生活，因為不可能持久，中國人太多，金礦鐵礦太少。澳洲可以派錢，人少，礦藏多。新西蘭可以派錢，加拿大可以派錢，俄羅斯都可以派，但中國不可以。中國窮人的唯一出路，是要有一個制度能給他們每個人有自力更生的機會。
中國現在這個情況，不能靠福利經濟養人，最低工資幫不了他們，反而會害了他們。窮人要想辦法增加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是唯一的辦法，沒有別的辦法。本來中國的發展是蠻好的，2000年到2007年，發展得非常好。2000年開始的時候，農民的收入只有兩百塊一個月，現在一千塊左右，相當於城市收入的兩千塊，因為農民住房便宜，食品也便宜。假如農民人均收入可以增加到兩三千塊一個月，那形勢就很好了，這一點應該不會太難。
您這麼肯定農民的收入有了大的改進？
張五常：因為我曾經到貴州以及很多貧困的農村調查，工作年齡的人真的是走了四分之三。農民收入的上升，我怎麼會不知道？工業、農業、商業，我都有自己查詢站，這是我的歷來的方法，不是看數據看報告。我不是說中國官方報告刻意不准，只是很難準確，流動人口這麼多，怎麼統計？所以你要出去跑，出去觀察。農產品怎麼樣啊，價錢怎麼變動啊，我都一直跟進。我每隔幾個月就去問一問。我相信自己的調查。
怎樣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呢？
張五常：關鍵是農產品價格一定要上去，農民的知識一定要提升。千萬不要壓低農產品價格。要提高農民收入，禁止農產品進口就可以了，但這是劣著。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因為禁止農產品進口，西紅柿零售價曾到過五美金一個。現在中國的農產品價格正常地上去了，還是便宜，應該再上去，但千萬不要學日本。我有個果園，好幾年了，都沒辦法打平手：荔枝批發出去是兩塊半一斤，你怎麼做，成本都不止兩塊半一斤，又要殺蟲，又要施肥，又要修剪，請人家去摘。賣兩塊半，怎麼賺錢？前兩年魚的價格上升，因為政府收購，現在又不收了。前兩年蓮藕價格漲得很快，現在又跌下來了。你買青菜，三四塊錢一斤，農民就開心了。你買魚，十塊八塊一斤，農民也開心了。這樣的價格大家都可以接受。我在1996年寫過一篇文章《缺糧說》，那裡面講的推斷，現在都中了。農產品的價格還要上升的，是好事。
可以這麼說，等到中國最窮的農民都有不錯的收入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改革就算圓滿的成功了。
您反對中國搞福利經濟，但現在這也算是全世界的潮流啊。
張五常：美國現在很好嗎？德國的工人很好嗎？法國現在很好嗎？他們自己都搞得一塌糊塗，他們有工作嗎？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現在開始失業了，我們還去學他？美國的土地一片平坦，農田開幾天車都還是農田。人家這麼優越的條件，搞勞動法、福利制度、最低工資，現在都遇到問題了。
中國憑什麼學美國，中國有什麼？西部這麼大，地高缺氧。新疆這麼大，缺水。桂林風景是夠漂亮了，這麼多山，怎麼耕田？都是靠石頭石礦啦。但我們中國有一樣東西，是美國和歐洲沒有的，中國人多。還有一樣，中國人聰明，吃得了苦，這些都很值錢的。
學人家外國那些幹什麼，人家那麼好的條件，我們也學不來。我年輕時在那邊唸書，每個星期起碼花一百個小時工作、讀書。我兒子在美國做醫生，每個星期工作八十到一百小時。為什麼中國工人做工不能超過四十多個小時？我們有這麼了不起，這麼寶貝，這麼矜貴？這些都是發神經。搞新勞動法的專家關心中國工人比我張五常關心自己兒子還要多，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那些經濟學家，關心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多過關心自己兒子？沒有可能的事。都是假動作，我不能不發脾氣。
包括對新勞動法的爭論在內，近些年您的論敵的確有不少。
張五常：我不知道這些海歸派在搞什麼，中國近幾年推出的不成功的經濟政策，基本上都是來自這些海歸派的憑空想像。他們對制度有什麼認識，對中國有什麼認識，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本人的確在中國發展問題上花了好多功夫，甚至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說張五常放棄學術了、不寫英文文章了。我永遠直面中國的情況，以前我是從中國的饑荒時代度過的，也受過苦。現在有個機會讓我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制度，我哪還有時間來寫英文文章啊？現在行內對經濟學的評價，要看發表多少英文文章來評分。我曾經在香港拿零分！我沒話可說。這是誰發明的，中文不算學術？寫英文才算？可惜那些大言炎炎的後起之秀，英文寫不到家。
現在的確很多人說張五常放棄學術，連外國人都這麼說。外國人這麼說，是他們不知道實情；中國人自己也這麼說，是看輕中國。像我寫好的《經濟解釋》三卷本，多少人希望我能翻譯成英文啊，科斯要幫忙把它翻譯成英文。巴塞爾也說，為什麼你不翻譯啊？你寫中文算是什麼貢獻啊？我說我當年學你們的西方經濟學，我要學英文；你們現在想學經濟學，就應該學中文。
外國人挺推崇中國模式的，您好像不太說這個詞。
張五常：外國人懂什麼中國，中國有什麼中國模式啊？很多寫中國文章的外國學者，什麼都不知道，從政府那裡拿來數據就堆砌一些東西出來，做一些回歸分析，再不夠的話加幾條方程式，那些算什麼學問？
這是冬天，張五常赤腳穿一雙拖鞋，捧一隻不銹鋼茶杯，頭髮比從前更花白，永遠保持著怒髮衝冠的姿態——的確有怒要言，雖然剛剛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國經濟制度》。但張先生說讀這本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時間、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讀得明白。美麗的張太常常嗔怪他說得太直白，但到底誰能真正讀懂這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呢？有關中國的經濟制度，有關《新勞動法》，有關中國農民……他總說：「我是老人家了，沒有工夫再做周旋。」
您將這本《中國的經濟制度》作為學術生涯的終結，可以視為一種功成身退吧。
張五常：解通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我跟進中國發展三十年，才寫出這本書。解釋的過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開始能夠解釋得出來的時候，我就意識到這是很重要的。怎麼能夠解釋得到呢？中國經濟三十年發展那麼快，當然是個奇跡。但中國的奇跡不是像有些經濟學家說的——不是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時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跡發生的年代。
任何國家，只要過去是吃大鍋飯的，經濟轉為有了些私營的市場的性質，急速增長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相較現在可以說是近於零，從零這樣的低水平上升個百分之幾百，也算不了什麼。1984年左右南中國的有些地方，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長。那個時候，美國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國一些地區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驕傲。從無到有，有了些小的變化，就上升得很快。你們太年輕，不知道以前的國家職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塊。廣東一開始有合同工的時候，從三十六塊錢一個月升到一百多塊錢一個月，是很容易的事。
1980年代的增長，主要是權利界定這個問題的轉變。那時候的中國，通過承包責任的合約，由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也就是當年中國的幹部按照資歷級別的排列）逐步轉型成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這一點我認為是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發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時候，我就大聲疾呼：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所有權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鋼做報告，說承包合約制要將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當時很多人都批評我，事後聽眾還受到警告。但那時候我就知道這是沒問題的，我已經從事了那麼多年的研究，哪有那麼容易錯的。英雄所見略同，後來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提出了這麼個兩權分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
1981年的時候您就說中國經濟的大變革不可避免了。
張五常：我在1970年的時候就已提出兩權分離這個問題來了，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法律書籍這麼重視所有權，因為私有產權不應該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承包合約，原則上是可以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開的，承包合約可以是無限期的。我在1969年寫的、1970年發表的文章說得很清楚，私有產權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的，那個時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說法。
那種大鍋飯的制度，是會引起租值消散的（編者註：租值消散指有價值的資源或財產，由於產權沒有界定清楚，在競爭中出現價值下降或價值消失），這方面的理論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減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約束競爭。為了要約束競爭，改革前中國用論資排輩的等級來界定權利。那時行政分十級，每一個行業都有級別，連買一個雞蛋都要講級別。這種排列的原因就是要減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麼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樣；你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唸書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麼念都不行；有的人是運氣好一點。但我們無從分辨運氣的問題呀、本領的問題呀，你說李嘉誠是運氣好，還是本領好？這很難說。想約束運氣的話，就會傷到本領方面。上帝就是這樣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的問題就是，如果在一個「無產」的社會中每個人要產權平等的「無產」，人享受到的權利（比如級別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會的均衡。要麼是產權平等，要麼就是人權平等，隨便你挑一樣，不可能都要。改革前產權是平等的，那麼用等級來界定權利就是必須的了。現在的中國是產權不平等，但改革前那種等級不平等消散了，你可以不喜歡，革命年代過來的老幹部可能也不喜歡，但你不可能兩樣東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轉變，主要是由等級界定權利轉到由資產界定權利，沒有經過動盪實現這種轉換是不容易的，承包責任合約的出現幫了大忙。
大的社會變革總會損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吧。
張五常：向資產界定權利的轉變意味著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難接受的。我曾經建議北京出錢買斷之前的等級權利，當時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顯，這很難做得到。結果當時貪污就作為另一種補償方式出現了。怎麼買斷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貪污是一種辦法，是一種不明顯的買斷。1984、1985年貪污開始出現的時候，我很高興，因為這是無可避免的過程，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由資產界定權利，難於登天，怎麼過去啊？貪污一出現，說明正在過了。
但除此之外貪污對中國是沒有利益的，有害無益。一些經濟學家以為自己很厲害，說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換句話說，對真實世界不瞭解的經濟學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經濟學論著，大部分都是廢物；你看看現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學者言論，大部分沒有解釋力。
1985年的時候，北京建議要把產品分類，進行分類管制，我大聲疾呼：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從事分類管制，本來是要從等級來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但中間還可以用管制來界定貪污的權利，那就是當時印度的制度、巴拿馬的制度。譬如說你負責女人的皮包，那個人負責男人的皮包，另一個人負責外匯管制，各有各貪，這種制度是可以界定貪污權利，寫在遺囑中傳給後代的。巴拿馬海關的那些官員，你貪一三五，我貪二四六，這些都是界定的，我說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之路了，所以我當時大聲疾呼。因為一旦走上印度之路，貪污制度就固定下來了，你就界定了貪污的權利，改革就會停頓了。還好最後分類管制沒有施行。
中國經濟能有今天的奇跡，是有很多好幹部的。你說他們有貪污我承認，你說他們有不好的我也承認的，但大部份是好的。開玩笑!假如大部分人都胡作非為，哪有今天？
同樣，沒有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跡，也就沒有今天。
張五常：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急速增長，就是權利界定轉變的問題，排列權利的方法不同，並不是什麼偉大的奇跡，是理所當然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那就真的是奇跡了。1993年人民幣崩潰，朱鎔基執掌經濟，中國經濟從高通脹變成通縮，樓價跌了四分之三，上海的高價樓房，從二萬五千塊一平米，跌到七千塊一平米；深圳也跌了百分之八十，高爾夫球場的會員證，沒人要。破產之聲到處都是。
就是那時，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開始直線上升，八年之間就超過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這個才是奇跡。從2000年開始，幾年之間，農民的收入爆炸性上升：從2001到2007年，農民的實質收入每年增長20%。所以我很反對、非常反對寫中國農民的那兩位（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2004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說農民怎麼慘，我非常反對！有人說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些都是胡說八道，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事。貧富分化收窄得很快，農民增長每年百分之二十，城市增長百分之八，收入差距遲早要拉窄的。所以新《勞動合同法》一提出來，我就大發脾氣，這麼好的形勢，卻給了它一棍子，一億勞工回去鄉下，到現在很多就不肯出來，工業也鬧民工荒了，為什麼會引進這種東西呢？那麼大的損失，誰負責得了呢？
回到九十年代的奇跡上去。在中國這麼困難、有嚴重通縮的情況下，如果把產品質量上升也算進去的話，這個通縮是非常嚴重的，樓價跌得那麼厲害，為什麼會有爆炸性的增長呢？和現在一樣，九十年代也是要保八的，怎麼保八？一片叫救命的聲音，中國能夠保八，這就是奇跡。跟著農民有爆炸性的收入增長，這也是奇跡。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人裡面有三個人離鄉，都出來工作了。
怎樣解釋這樣一個近乎於絕地反擊的奇跡呢？
張五常：怎麼解釋？解釋就是，中國縣的競爭制度。這個制度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到了1994年開始固定下來。這個縣的競爭制度，就是經濟的奇跡所在。經濟的奇跡就是在鄧小平南下以後，1992年的春天、1993開始發展，那個時候縣的競爭制度開始形成，到了1994年，增值稅開始全國統一化，百分之十七你們都知道的。但我的問題是：你發現這其中的制度了嗎？我能夠發現這個制度跟別的國家、別的地方不同，是很困難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呢？
我從1985年就開始跟進這種層層承包的轉變了，國內的朋友對我很好，我要什麼資料他們都給我，派了三個助手幫我研究，我要拿任何承包合同文件都沒問題，他們知道我是學者。可是資料給我歸給我，中國的轉變你到底怎麼看呢？天才也沒有辦法。也算是有天意，你去看看其他外國朋友的說法，一九六零年代後期，行內一些同事認為我是最好的制度經濟學家、交易費用的專家了。諾斯、科斯、巴塞爾，他們都那麼說，所以1982年回到香港的時候，我對制度方面的掌握，再加上國內的朋友幫我的忙：我要承包合同，一個電話就送到；我要去什麼地方調查，馬上送我去；他們送我去首鋼，在宿舍住了幾天；又送我去溫州。現在有人批評說：「張教授的文章怎麼不提我寫的溫州模式、不提我呢？」你讓我怎麼提啊，溫州模式是我當年跟那裡的朋友研討的！我不是一個領功的人，我也不是一個改革者，我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世界，我只是關心中國而已。你問我呢，我就照實講，我不會講半句假話。我不一定對，但我自己不相信的，我不會說，除了應付喜歡欺負我的孫女兒,我從來沒說過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話，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
很多地區的幹部朋友幫忙，很多商界的、企業的朋友幫忙，所以才能夠解釋這個制度。我解釋得相當艱難，同時我認為自己解釋得非常圓滿的，看不到一個缺環，當然有些部分我不能寫得太仔細。其實這等於是一篇長文章，整個問題其實應該用一本厚書來處理，但是我是老人家，過了七十歲怎麼寫厚書呢？所以只寫了一篇文章。我對這篇文章很滿意。
您提到，縣的競爭制度就是中國經濟的奇跡所在，乍一看縣挺不太起眼的，平時大家都說北京上海。
張五常：我是在1997年發現這個重要性的，也就是地區競爭的問題。地區競爭全世界都有，但中國不同。寫這本書的第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發現中國的地區競爭是不同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發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徵狀？這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就是，到了2003年，我才知道縣是競爭的主角，才發現這個是通過承包合約的擴張，把八十年代開始用的承包責任制度，轉到地區上面去用的。事實上，在試行於農業成功之後，承包責任制引入國有企業是失敗的，之後通過層層承包引入到地區而不是個別企業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這是很難發現的，假如我不是從1979年開始就跟進的話，想不到這一點。再加上增值稅，其實就是佃農裡面的分成，稅其實就是租金，這也是很難看到的。最難的一點，就是這個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全國都是一致的，怎麼會有效率呢？這一點我想了八、九個月。我在書裡面提到了馬歇爾的一個註腳，就是因為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半睡半醒，突然想到幾十年前看到的這個註腳，馬上把它找出來，才解通了。縣政府可以通過低價或免費提供改進後的土地這樣一種「負地價」來進行調整。
十年以後，縣的競爭力可能會減弱了。昆山就是個例子，昆山現在基本上是沒有空置的土地，發展再沒有以前的彈性。這樣政府要鼓勵工業盡量往高科技發展，高科技發展了增值稅就高了。搞土地使用改革不可能是永久的，總有一天會用光的。但你把土地搞好了，就解決了最大的難題。九十年代後期到2007年經濟發展得非常快，就是用縣際競爭的制度。土地的競爭使用改革還要再搞十年吧，而中國獨有的縣際競爭的制度要堅持很久。
2007年後呢，您最反對的新勞動法出來了。
張五常：我對勞動法的立場是對的，毫無疑問。我拿一百跟你一塊錢賭，都肯定你會輸。現在應該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了。我對邊際產出理論的研究，四十多年前發表的《佃農理論》寫得很詳盡。勞動法說的是合同，我怎麼會不懂合同？我曾經有篇文章在美國法律界拿到最佳文章獎，寫的就是合同。支持新勞動法的說法，一看就是亂七八糟。任何地方的幹部都知道，所有的工廠都知道。我相信政府也已經知道了，但既然推出來了怎麼辦呢？
新勞動法的出台至少會幫助一些低收入者提高待遇吧。
張五常：我把研究精力集中放在窮人身上。中國最窮的農民有飯吃的話，其他的就不用擔心了。但是政府不應該去補貼他們，他們不能依靠福利生活，因為不可能持久，中國人太多，金礦鐵礦太少。澳洲可以派錢，人少，礦藏多。新西蘭可以派錢，加拿大可以派錢，俄羅斯都可以派，但中國不可以。中國窮人的唯一出路，是要有一個制度能給他們每個人有自力更生的機會。
中國現在這個情況，不能靠福利經濟養人，最低工資幫不了他們，反而會害了他們。窮人要想辦法增加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是唯一的辦法，沒有別的辦法。本來中國的發展是蠻好的，2000年到2007年，發展得非常好。2000年開始的時候，農民的收入只有兩百塊一個月，現在一千塊左右，相當於城市收入的兩千塊，因為農民住房便宜，食品也便宜。假如農民人均收入可以增加到兩三千塊一個月，那形勢就很好了，這一點應該不會太難。
您這麼肯定農民的收入有了大的改進？
張五常：因為我曾經到貴州以及很多貧困的農村調查，工作年齡的人真的是走了四分之三。農民收入的上升，我怎麼會不知道？工業、農業、商業，我都有自己查詢站，這是我的歷來的方法，不是看數據看報告。我不是說中國官方報告刻意不准，只是很難準確，流動人口這麼多，怎麼統計？所以你要出去跑，出去觀察。農產品怎麼樣啊，價錢怎麼變動啊，我都一直跟進。我每隔幾個月就去問一問。我相信自己的調查。
怎樣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呢？
張五常：關鍵是農產品價格一定要上去，農民的知識一定要提升。千萬不要壓低農產品價格。要提高農民收入，禁止農產品進口就可以了，但這是劣著。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因為禁止農產品進口，西紅柿零售價曾到過五美金一個。現在中國的農產品價格正常地上去了，還是便宜，應該再上去，但千萬不要學日本。我有個果園，好幾年了，都沒辦法打平手：荔枝批發出去是兩塊半一斤，你怎麼做，成本都不止兩塊半一斤，又要殺蟲，又要施肥，又要修剪，請人家去摘。賣兩塊半，怎麼賺錢？前兩年魚的價格上升，因為政府收購，現在又不收了。前兩年蓮藕價格漲得很快，現在又跌下來了。你買青菜，三四塊錢一斤，農民就開心了。你買魚，十塊八塊一斤，農民也開心了。這樣的價格大家都可以接受。我在1996年寫過一篇文章《缺糧說》，那裡面講的推斷，現在都中了。農產品的價格還要上升的，是好事。
可以這麼說，等到中國最窮的農民都有不錯的收入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改革就算圓滿的成功了。
您反對中國搞福利經濟，但現在這也算是全世界的潮流啊。
張五常：美國現在很好嗎？德國的工人很好嗎？法國現在很好嗎？他們自己都搞得一塌糊塗，他們有工作嗎？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現在開始失業了，我們還去學他？美國的土地一片平坦，農田開幾天車都還是農田。人家這麼優越的條件，搞勞動法、福利制度、最低工資，現在都遇到問題了。
中國憑什麼學美國，中國有什麼？西部這麼大，地高缺氧。新疆這麼大，缺水。桂林風景是夠漂亮了，這麼多山，怎麼耕田？都是靠石頭石礦啦。但我們中國有一樣東西，是美國和歐洲沒有的，中國人多。還有一樣，中國人聰明，吃得了苦，這些都很值錢的。
學人家外國那些幹什麼，人家那麼好的條件，我們也學不來。我年輕時在那邊唸書，每個星期起碼花一百個小時工作、讀書。我兒子在美國做醫生，每個星期工作八十到一百小時。為什麼中國工人做工不能超過四十多個小時？我們有這麼了不起，這麼寶貝，這麼矜貴？這些都是發神經。搞新勞動法的專家關心中國工人比我張五常關心自己兒子還要多，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那些經濟學家，關心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多過關心自己兒子？沒有可能的事。都是假動作，我不能不發脾氣。
包括對新勞動法的爭論在內，近些年您的論敵的確有不少。
張五常：我不知道這些海歸派在搞什麼，中國近幾年推出的不成功的經濟政策，基本上都是來自這些海歸派的憑空想像。他們對制度有什麼認識，對中國有什麼認識，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本人的確在中國發展問題上花了好多功夫，甚至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說張五常放棄學術了、不寫英文文章了。我永遠直面中國的情況，以前我是從中國的饑荒時代度過的，也受過苦。現在有個機會讓我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制度，我哪還有時間來寫英文文章啊？現在行內對經濟學的評價，要看發表多少英文文章來評分。我曾經在香港拿零分！我沒話可說。這是誰發明的，中文不算學術？寫英文才算？可惜那些大言炎炎的後起之秀，英文寫不到家。
現在的確很多人說張五常放棄學術，連外國人都這麼說。外國人這麼說，是他們不知道實情；中國人自己也這麼說，是看輕中國。像我寫好的《經濟解釋》三卷本，多少人希望我能翻譯成英文啊，科斯要幫忙把它翻譯成英文。巴塞爾也說，為什麼你不翻譯啊？你寫中文算是什麼貢獻啊？我說我當年學你們的西方經濟學，我要學英文；你們現在想學經濟學，就應該學中文。
外國人挺推崇中國模式的，您好像不太說這個詞。
張五常：外國人懂什麼中國，中國有什麼中國模式啊？很多寫中國文章的外國學者，什麼都不知道，從政府那裡拿來數據就堆砌一些東西出來，做一些回歸分析，再不夠的話加幾條方程式，那些算什麼學問？
Tuesday, December 8, 2009
人民幣：再與大師們商榷
先說兩件事。其一是瑣事。本來打算多寫幾篇類似《打假貨》及《炒黃牛》的文章，用以加強《新賣橘者言》的陣容。但經過一星期的細心挑選，文章足夠有餘，用不著多寫了。不是說以後不會寫這類讀者愛讀的街頭巷尾，而是不用急著寫。其實我最喜歡寫這類文章，表演功夫最容易也（一笑）。這樣說，是要同學們知道有趣的經濟話題俯拾即是，而這類題材是寫學術論文的金礦所在。深入一點地調查，成功地把論點一般化的，有機會成為重要的貢獻。當年我寫座位票價，問為何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也是街頭巷尾之作。據說今天盛行的「效率工資理論」的思維出自該文，可惜大師們誤解了我。說真話，如果我還年輕，要在學府升職，像《打假貨》及《炒黃牛》那類文章，每篇只要多花幾個晚上，擴展一下，修飾一下，是不愁沒有國際名牌學報收容的。
第二件事是比較重要了。不少讀者關心通脹會否在神州捲土重來，北京一些朋友也如此關心，而央行的退市或微調言論導致有害無益的股市波動。我的觀點是目前的中國還不是要防範通脹的時候，還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理由有二。一、只要人民幣在國際上持續有強勢，通脹不易重臨，而就是重臨我們可以接受較高的通脹率。二、國際的經濟形勢還是不妥，雖然外間的報喜消息屢有所聞，我認為去年金融危機惹來的禍，地球整體看還沒有過關。這裡牽涉到的幣值強勁的通脹理論很複雜，我要多想一些日子才有膽動筆。我擔心的是一些對貨幣理論與宏觀現象一知半解的人，把二十世紀貨幣大師佛利民提出的流行觀點看得太簡單，從而影響了北京作出錯誤的判斷。
二○○八年十一月四日，我發表的文章說：
「不久前說六個月後中國可能出現通縮，這推斷今天不變。最近的觀察，認為北京剛公佈的百分之四點六通脹率是比實際偏高了。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的國際災難形勢下，通脹率回頭上升一點不是壞事。賭他一手吧：央行要設法把通脹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間。試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勢下，央行會發現不是那麼容易。」
央行的朋友當時可能讀到，若如是他們今天應該同意經濟學推斷的準確性跟自然科學沒有兩樣。說過了，經濟學是淺的，但往往複雜及難以處理。大師佛利民當年的幣量理論在基礎上沒有錯，但複雜的國際情況與金融局限的演變使他的理論無從墨守成規。九十年代初期起他的貨幣理論就遇到國際複雜演變的蹂躪，謝世前兩年他知道這蹂躪不容易解拆。要是佛老活到今天，見到雷曼兄弟之後的風暴與聯儲局的應對，他可能同意我的觀點：他支持的無錨貨幣（fiatmoney）制度可以不用不要用。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話題。蕭老弟滿章傳來兩篇最近發表的博客文章，都是關於人民幣值偏低、應否調高這個老話題。作者皆師級人馬：貝加（G.Becker，國內稱貝克爾）及波斯納（RichardPosner）——後者之文是回應前者的。兩位我都認識，前者很熟，後者不很熟，一九七六年時大家在一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中共事過一段短日子。首先要說的，是這兩位老朋友對中國沒有敵意，論調客觀。比不上克魯格曼，他們沒有資格拿得諾貝爾政治學獎（一笑）。
篇幅所限，不容許我詳述貝、波二師提出的觀點。簡述一下吧。貝大師認為人民幣是刻意地偏低了，而這偏低是因為鉤著美元。他認為對美國有利，因為美國的平民能廉價享受中國貨。他認為這享受的利益是遠高於美國因而減少就業機會的害處。他認為中國不智，尤其是二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國資產。他也認為持有那麼多的美國債券作為政治武器可以適得其反，因為美國出現通脹及美元下跌，人民幣鉤著美元中國會受到損害。波斯納大師之見有不同之處。他認為偏低的人民幣增加中國廉價勞力的就業機會，提升人民幣值會導致中國轉向自己的市場發展，這調整要付出失業的大代價。他也認為中國購買那麼多的美國債券，使美國的財赤增加，早晚會害了美國的經濟，而美國欠中國那麼多錢，在政治買賣的遊戲中會輸一著。
上述的大師之見當然不俗，我的投訴是他們對實情知得不多。讓我分點簡說，其中不少此前說過，這裡加點補充吧。
（一）人民幣從一九九四到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鉤美元，二者的匯率不變，中國不可能有刻意地貶低幣值的空間，其後轉鉤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政治壓力逼出來的。我們要注意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今天是六元八角兌一，而如果兌美元自由浮動，人民幣會升到哪裡無從猜測。這反映著十多年間，中國工人的生產力大升，而美國則裹足不前。
我認為美國的朋友要反省一下，為什麼在國際競爭下，自己的生產力增長會是如斯不濟呢？沒有誰不希望可以廉價買到美國貨，而我主張中國撤銷進口稅不止一次了。貝、波二師懂經濟，不會反對美國撤銷最低工資及撤銷工會約束工人自由競爭的權利。我敢賭十對一，只要撤銷這兩項，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急升，美國的失業率會急降，而目前還存在的金融困擾，會有很大的轉機。
（二）美國目前的最低工資，大約是中國的十三倍，而中國的卻比其他較弱的發展中國家高出約一倍。地球於是出現了一個很闊的斷層。美國與其他先進之邦是一層，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另一層。貝加提出的國際匯率變動顯示，人民幣鉤著美元，其幣值兌先進之邦的貨幣是下降了。他可沒有指出，人民幣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可沒有下跌。這斷層明顯地存在，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哥，人民幣的幣值是斷層的分水嶺。
（三）今天的世界，與三十多年前的很不相同。當年美國施壓逼日圓升值，日本當時用不著跟那麼多的廉價勞力國家競爭，日圓升值幾倍其產品在國際上還賣得好。日本的經濟於是被先進之邦拉上去，雖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被拉壞了，一蹶不振，以迄於今。也是當年，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等人口不多的地方，某程度也被拉上去。今天的中國是人口太多了，加上印度及其他落後之邦皆參與國際貿易競爭，人口約三十億，先進之邦是拉不上去的。
（四）說過多次，中國的貿易產出不是跟上層的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幾年的經驗，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百分之十左右，神州大地的工業訂單就跑到越南等地區去。今天先進之邦的商場，再不是中國貨的天下。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中國要把發展中國家都殺下馬來。我曾經指出，一九九七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起於朱鎔基迅速而又成功地把通脹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控為零，跟著出現通縮。這風暴後幾年，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幣值大致上找到了自己那一層的貿易競爭均衡點。中國發展得比他們快，佔了甜頭，主要因為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有過人之處。如果人民幣被迫大幅升值，下面的斷層會再斷，變為三層！
目前的斷層是不可以持久地永遠不變的。上層不能把下層拉上去，我們的希望是下層能發奮圖強，逐步爬上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希望下層把上層拉下來，雖然個人認為今天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很不適合大家面對的大時代的地球一體化的轉變，被拉下來的機會不小。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我對佛利民解釋清楚我對世界大變的推斷。他當時不是不同意，而是有點輕敵。
（五）貝、波二師和我都是佛利民的好朋友，大家都受到佛老的貨幣分析的影響。因為兩件事我跟佛老在貨幣上的研討得到的觀點，貝、波二師可能不知道。其一是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的財政司考慮用貨幣局制鉤美元，我作中間人與佛老及去年謝世的A.Walters研討。其二是八十年代後期起，人民幣有困難，我跟佛老談了多次關於貨幣的事。支持無錨貨幣的佛老，不反對貨幣先下一個固定的錨才讓匯率自由浮動。他當時認為中國太大，人民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我是後來跟進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才想到人民幣可以下一個以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然後兌所有外幣的匯率自由浮動。中國的央行是不需要儲存籃子內的物品的。這個下錨方法我建議過多次，也解釋過多次，不再說。要說的是如果央行不這樣處理，縱觀今天的地球局限變化，將來的歷史可能說是大錯。今天的歐美，因為制度的局限有別，不可以採用這制度，但中國是可以的。
（六）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以（甲）調升人民幣，或（乙）讓美元下跌。二者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我反對，因為對下層的其他幣值也調升了。後者我不反對，但堅持人民幣要先以一籃子物品的市場成交指數下一個固定的錨。
這次貝加寫的文章，顯示他做過功課。他知道人民幣兌美元二○○五開始脫鉤上升，跟著逐步上升，今天又再緊鉤美元。他可能不知道，他說的逐步上升是因為人民幣逐步減少鉤著的一籃子外幣的美元成分。這也是說，人民幣今天緊鉤美元是保護著美元不大幅下瀉的主要原因。好人真的是難做了。客觀地看，人民幣脫離美元而與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是需要的，早晚都要做。政治上需要，上海搞國際金融中心需要，而加上放開所有外匯管制，中國的廠家可以容易地在外貿上用人民幣結算。重要是要先以一籃子物品下一個固定的錨。
（七）一個頭痛問題。人民幣兌美元脫鉤而轉鉤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成交指數，讓美元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可能輸很多錢！解決的辦法是先將美債沽出，或先在市場沽空美債。這一點，不僅有政治上有困難，而如果處理不慎，會導致美債暴跌，孳息率暴升，樓房的借貸利率跟著暴升，再跟著的可怕效應我不好寫下去了。
波大師似乎不知道，中國購入那麼多的美債，主要是政治壓力促成的。不少外人以為北京傻，購買了那麼多的美債。六年前我就建議北京要把外匯進帳多購外地的礦場、油田、森林，總之多購國家需要的原料或實物為上。北京不傻，不需要我教。可惜國在江湖，身不由己。中國持有的美債不是二萬億美元那麼多。前幾年是六千億左右，後來減至四千億，今天在政治壓力下又升至八千多億。這些不是秘密。
（八）最後一點，是波大師說人民幣升值會害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導致失業上升。我的觀點，是只要人民幣能維持著目前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幣值均衡，美元下跌對中國的工業影響不大。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不管升到哪個價位，美國的貿易與就業情況不會有大改善。這是因為那裡的訂單會轉到其他發展中國家那邊去。目前的斷層是有著那麼大的分離，我的判斷是人民幣獨自升值，美國的貿易逆差會再上升。
最後順便一提。波大師看來不大理解炎黃子孫的能耐。中國人捱得：他們吃得苦、抵得冷、頂得餓，只要北京不引進西方的什麼勞動法或福利經濟等蠢政策，這些人是不會失業的。
就讓這篇文章作為《貨幣戰略論》的壓軸吧。
五常按：《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濟》十二月出版。此書收錄張教授跟進中國貨幣發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組合有序，用價格理論打開貨幣分析的新通道。精裝巨冊，書厚逾五百六十頁，定價港幣一百五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
第二件事是比較重要了。不少讀者關心通脹會否在神州捲土重來，北京一些朋友也如此關心，而央行的退市或微調言論導致有害無益的股市波動。我的觀點是目前的中國還不是要防範通脹的時候，還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理由有二。一、只要人民幣在國際上持續有強勢，通脹不易重臨，而就是重臨我們可以接受較高的通脹率。二、國際的經濟形勢還是不妥，雖然外間的報喜消息屢有所聞，我認為去年金融危機惹來的禍，地球整體看還沒有過關。這裡牽涉到的幣值強勁的通脹理論很複雜，我要多想一些日子才有膽動筆。我擔心的是一些對貨幣理論與宏觀現象一知半解的人，把二十世紀貨幣大師佛利民提出的流行觀點看得太簡單，從而影響了北京作出錯誤的判斷。
二○○八年十一月四日，我發表的文章說：
「不久前說六個月後中國可能出現通縮，這推斷今天不變。最近的觀察，認為北京剛公佈的百分之四點六通脹率是比實際偏高了。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的國際災難形勢下，通脹率回頭上升一點不是壞事。賭他一手吧：央行要設法把通脹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間。試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勢下，央行會發現不是那麼容易。」
央行的朋友當時可能讀到，若如是他們今天應該同意經濟學推斷的準確性跟自然科學沒有兩樣。說過了，經濟學是淺的，但往往複雜及難以處理。大師佛利民當年的幣量理論在基礎上沒有錯，但複雜的國際情況與金融局限的演變使他的理論無從墨守成規。九十年代初期起他的貨幣理論就遇到國際複雜演變的蹂躪，謝世前兩年他知道這蹂躪不容易解拆。要是佛老活到今天，見到雷曼兄弟之後的風暴與聯儲局的應對，他可能同意我的觀點：他支持的無錨貨幣（fiatmoney）制度可以不用不要用。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話題。蕭老弟滿章傳來兩篇最近發表的博客文章，都是關於人民幣值偏低、應否調高這個老話題。作者皆師級人馬：貝加（G.Becker，國內稱貝克爾）及波斯納（RichardPosner）——後者之文是回應前者的。兩位我都認識，前者很熟，後者不很熟，一九七六年時大家在一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中共事過一段短日子。首先要說的，是這兩位老朋友對中國沒有敵意，論調客觀。比不上克魯格曼，他們沒有資格拿得諾貝爾政治學獎（一笑）。
篇幅所限，不容許我詳述貝、波二師提出的觀點。簡述一下吧。貝大師認為人民幣是刻意地偏低了，而這偏低是因為鉤著美元。他認為對美國有利，因為美國的平民能廉價享受中國貨。他認為這享受的利益是遠高於美國因而減少就業機會的害處。他認為中國不智，尤其是二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國資產。他也認為持有那麼多的美國債券作為政治武器可以適得其反，因為美國出現通脹及美元下跌，人民幣鉤著美元中國會受到損害。波斯納大師之見有不同之處。他認為偏低的人民幣增加中國廉價勞力的就業機會，提升人民幣值會導致中國轉向自己的市場發展，這調整要付出失業的大代價。他也認為中國購買那麼多的美國債券，使美國的財赤增加，早晚會害了美國的經濟，而美國欠中國那麼多錢，在政治買賣的遊戲中會輸一著。
上述的大師之見當然不俗，我的投訴是他們對實情知得不多。讓我分點簡說，其中不少此前說過，這裡加點補充吧。
（一）人民幣從一九九四到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鉤美元，二者的匯率不變，中國不可能有刻意地貶低幣值的空間，其後轉鉤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政治壓力逼出來的。我們要注意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今天是六元八角兌一，而如果兌美元自由浮動，人民幣會升到哪裡無從猜測。這反映著十多年間，中國工人的生產力大升，而美國則裹足不前。
我認為美國的朋友要反省一下，為什麼在國際競爭下，自己的生產力增長會是如斯不濟呢？沒有誰不希望可以廉價買到美國貨，而我主張中國撤銷進口稅不止一次了。貝、波二師懂經濟，不會反對美國撤銷最低工資及撤銷工會約束工人自由競爭的權利。我敢賭十對一，只要撤銷這兩項，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急升，美國的失業率會急降，而目前還存在的金融困擾，會有很大的轉機。
（二）美國目前的最低工資，大約是中國的十三倍，而中國的卻比其他較弱的發展中國家高出約一倍。地球於是出現了一個很闊的斷層。美國與其他先進之邦是一層，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另一層。貝加提出的國際匯率變動顯示，人民幣鉤著美元，其幣值兌先進之邦的貨幣是下降了。他可沒有指出，人民幣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可沒有下跌。這斷層明顯地存在，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哥，人民幣的幣值是斷層的分水嶺。
（三）今天的世界，與三十多年前的很不相同。當年美國施壓逼日圓升值，日本當時用不著跟那麼多的廉價勞力國家競爭，日圓升值幾倍其產品在國際上還賣得好。日本的經濟於是被先進之邦拉上去，雖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被拉壞了，一蹶不振，以迄於今。也是當年，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等人口不多的地方，某程度也被拉上去。今天的中國是人口太多了，加上印度及其他落後之邦皆參與國際貿易競爭，人口約三十億，先進之邦是拉不上去的。
（四）說過多次，中國的貿易產出不是跟上層的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幾年的經驗，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百分之十左右，神州大地的工業訂單就跑到越南等地區去。今天先進之邦的商場，再不是中國貨的天下。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中國要把發展中國家都殺下馬來。我曾經指出，一九九七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起於朱鎔基迅速而又成功地把通脹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控為零，跟著出現通縮。這風暴後幾年，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幣值大致上找到了自己那一層的貿易競爭均衡點。中國發展得比他們快，佔了甜頭，主要因為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有過人之處。如果人民幣被迫大幅升值，下面的斷層會再斷，變為三層！
目前的斷層是不可以持久地永遠不變的。上層不能把下層拉上去，我們的希望是下層能發奮圖強，逐步爬上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希望下層把上層拉下來，雖然個人認為今天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很不適合大家面對的大時代的地球一體化的轉變，被拉下來的機會不小。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我對佛利民解釋清楚我對世界大變的推斷。他當時不是不同意，而是有點輕敵。
（五）貝、波二師和我都是佛利民的好朋友，大家都受到佛老的貨幣分析的影響。因為兩件事我跟佛老在貨幣上的研討得到的觀點，貝、波二師可能不知道。其一是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的財政司考慮用貨幣局制鉤美元，我作中間人與佛老及去年謝世的A.Walters研討。其二是八十年代後期起，人民幣有困難，我跟佛老談了多次關於貨幣的事。支持無錨貨幣的佛老，不反對貨幣先下一個固定的錨才讓匯率自由浮動。他當時認為中國太大，人民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我是後來跟進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才想到人民幣可以下一個以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然後兌所有外幣的匯率自由浮動。中國的央行是不需要儲存籃子內的物品的。這個下錨方法我建議過多次，也解釋過多次，不再說。要說的是如果央行不這樣處理，縱觀今天的地球局限變化，將來的歷史可能說是大錯。今天的歐美，因為制度的局限有別，不可以採用這制度，但中國是可以的。
（六）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以（甲）調升人民幣，或（乙）讓美元下跌。二者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我反對，因為對下層的其他幣值也調升了。後者我不反對，但堅持人民幣要先以一籃子物品的市場成交指數下一個固定的錨。
這次貝加寫的文章，顯示他做過功課。他知道人民幣兌美元二○○五開始脫鉤上升，跟著逐步上升，今天又再緊鉤美元。他可能不知道，他說的逐步上升是因為人民幣逐步減少鉤著的一籃子外幣的美元成分。這也是說，人民幣今天緊鉤美元是保護著美元不大幅下瀉的主要原因。好人真的是難做了。客觀地看，人民幣脫離美元而與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是需要的，早晚都要做。政治上需要，上海搞國際金融中心需要，而加上放開所有外匯管制，中國的廠家可以容易地在外貿上用人民幣結算。重要是要先以一籃子物品下一個固定的錨。
（七）一個頭痛問題。人民幣兌美元脫鉤而轉鉤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成交指數，讓美元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可能輸很多錢！解決的辦法是先將美債沽出，或先在市場沽空美債。這一點，不僅有政治上有困難，而如果處理不慎，會導致美債暴跌，孳息率暴升，樓房的借貸利率跟著暴升，再跟著的可怕效應我不好寫下去了。
波大師似乎不知道，中國購入那麼多的美債，主要是政治壓力促成的。不少外人以為北京傻，購買了那麼多的美債。六年前我就建議北京要把外匯進帳多購外地的礦場、油田、森林，總之多購國家需要的原料或實物為上。北京不傻，不需要我教。可惜國在江湖，身不由己。中國持有的美債不是二萬億美元那麼多。前幾年是六千億左右，後來減至四千億，今天在政治壓力下又升至八千多億。這些不是秘密。
（八）最後一點，是波大師說人民幣升值會害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導致失業上升。我的觀點，是只要人民幣能維持著目前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幣值均衡，美元下跌對中國的工業影響不大。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不管升到哪個價位，美國的貿易與就業情況不會有大改善。這是因為那裡的訂單會轉到其他發展中國家那邊去。目前的斷層是有著那麼大的分離，我的判斷是人民幣獨自升值，美國的貿易逆差會再上升。
最後順便一提。波大師看來不大理解炎黃子孫的能耐。中國人捱得：他們吃得苦、抵得冷、頂得餓，只要北京不引進西方的什麼勞動法或福利經濟等蠢政策，這些人是不會失業的。
就讓這篇文章作為《貨幣戰略論》的壓軸吧。
五常按：《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濟》十二月出版。此書收錄張教授跟進中國貨幣發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組合有序，用價格理論打開貨幣分析的新通道。精裝巨冊，書厚逾五百六十頁，定價港幣一百五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
Thursday, December 3, 2009
《多難登臨錄》（神州大地版）目錄
神州版序
原序
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
北京要重視經濟解釋學
地球風暴與神州困境
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
經濟學者的反對信
互不相干二三事
金融災難的核心問題——與貝克爾商榷
浮沙指數：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
保零也艱難！
向格老致意
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
北京不要拜凱恩斯學派為師
經濟解釋會成為中國學派嗎？
人民幣與中國工業
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
奧巴馬與通用汽車
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
從蠶食理論到效率工資
亂花錢必闖大禍
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
新勞動法別無選擇
何日君再來？
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
科技轉型談何容易！
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
經濟學淺而不易
金融困境再剖析
思想不滅與封路遊戲
人民幣匯率的科學觀
美國救災會搞出高通脹嗎？
再論人民幣下錨的幾個重點
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
經濟是老人的學問
人民幣的故事——與貝克爾商榷
保護主義及其它——再與貝克爾商榷
風險的回憶
美國出現蕭條的機會怎樣看？
無錨貨幣與金融之災
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
什麼是經濟學？
科學研究知難行易
湯姆遜的金融災難分析
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金融中心上海將遠勝香港
金融救災大點兵——順復浙大同學
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再評新勞動法
毒資產是一頭怪獸
醫療改革是大難題
給中國醫改的一些建議
中國醫改要純從病人的利益著手
金融中心：北京還在等什麼？
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語周小川先生
鼓勵市場專業分化是中國醫改的主要出路
通用汽車的悲劇
原序
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
北京要重視經濟解釋學
地球風暴與神州困境
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
經濟學者的反對信
互不相干二三事
金融災難的核心問題——與貝克爾商榷
浮沙指數：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
保零也艱難！
向格老致意
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
北京不要拜凱恩斯學派為師
經濟解釋會成為中國學派嗎？
人民幣與中國工業
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
奧巴馬與通用汽車
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
從蠶食理論到效率工資
亂花錢必闖大禍
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
新勞動法別無選擇
何日君再來？
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
科技轉型談何容易！
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
經濟學淺而不易
金融困境再剖析
思想不滅與封路遊戲
人民幣匯率的科學觀
美國救災會搞出高通脹嗎？
再論人民幣下錨的幾個重點
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
經濟是老人的學問
人民幣的故事——與貝克爾商榷
保護主義及其它——再與貝克爾商榷
風險的回憶
美國出現蕭條的機會怎樣看？
無錨貨幣與金融之災
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
什麼是經濟學？
科學研究知難行易
湯姆遜的金融災難分析
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金融中心上海將遠勝香港
金融救災大點兵——順復浙大同學
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再評新勞動法
毒資產是一頭怪獸
醫療改革是大難題
給中國醫改的一些建議
中國醫改要純從病人的利益著手
金融中心：北京還在等什麼？
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語周小川先生
鼓勵市場專業分化是中國醫改的主要出路
通用汽車的悲劇
Tuesday, December 1, 2009
炒黃牛的經濟分析
（五常按︰二○○五年九月二十日，我發表〈黃牛也有道〉，過於簡略，內容遠為不足。這裡再寫，是要加強構思中的《新賣橘者言》的陣容。）
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經濟含意，而如果政府不明道理，只管採取同樣的政策或法例來處理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闖禍。
不久前我發表的〈打假貨是蠢行為嗎？〉是個例子。一些假貨無疑對真貨有害，但名牌手錶、手袋之類，假貨的普及宣傳可以幫真貨一個大忙。如果政府立例「打假」，把假貨杜絕，不僅會損害真貨的老闆，數以十萬計的製造假貨的工人也會受到損害，無數的消費者少了享受也。
同樣，排隊輪購這現象要怎樣解釋才對呢？傳統的解釋是因為有價格管制，售價被約束在市價之下。價管無疑可能導致排隊輪購，然而，沒有價管的超級市場，在繁忙時間一般有排隊輪購的現象。後者的可能解釋有好幾個︰超市頻頻調整價格的費用可能太高，或引起混亂的代價可能太高；在短暫的繁忙時間增加收錢的服務可能不划算，顧客寧願多等幾分鐘；有人龍出現，收錢的服務員會見形勢而提升工作的速度。這些及其他的解釋都有可能。跟自然科學一樣，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可教如何取捨解釋，如何決定是哪幾個解釋的合併，也教怎樣從幾個有關的合併中衡量彼此之間的輕重。
炒「黃牛」一詞據說起自二百年前上海出現的「黃牛黨」，以「黃牛群之騷然」來描述該現象。其中那個「黨」字近於不可或缺，因為下文可見，要炒得有利可圖，聯群結黨而炒之往往需要。一般之見，是「炒黃牛」通常是把原訂的物價或票價炒上去而圖利，但今天神州大地的經驗說，把原價炒下去也時有所遇。炒黃牛因而不限只炒上，而是有時炒上有時炒落。我曾經說中國的市場比西方先進之邦的來得自由，來得精彩，黃牛之價往往炒落是西方經濟學者不容易想像的玩意了。
不成氣候的課本說的炒黃牛，其實是指炒黑市。這是要在有價格管制的情況下才出現的。黑市的存在可以減少在價管下因為要排隊輪購或花時間搞關係等行為必會導致的租值消散。黑市是非法行為，破壞了價管的目的。其實價管的目的為何是深不可測的學問。我認為在私營運作下政府推出價格管制，主要是滿足某些人的政治要求。歷史的經驗，很難找到勞苦大眾能因價管而獲益的證據。
跟八十年代的中國相比，西方的價格管制屬小兒科了。當年神州大地的價管，主要用於國營企業的產品。此管也，容易推行，因為有國營幹部的支持。當時在價管下的炒黑市稱為倒買倒賣，誰是獲益者清楚明確。今天回顧，國企的大事價管幫助了經濟改革。這是因為價管無可避免地帶來的國企財政損失，要政府上頭負擔。上頭負擔不起，是促成要虧蝕的國企加速私有化或民營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世紀轉換時地價開始上升，國企因而賣得出去，有足夠的資金遣散國家職工。是的，當年賣要虧蝕的國企其實是賣地產。
轉談大家熟知的炒黃牛，其實主要是炒票：戲票、球票、車票、糧票、劇票、音樂會票、運動比賽票等。黃牛黨賣的稱黃牛票。炒黃牛門票有兩個特點，增加其生動性與過癮度。其一，票是小小的紙張，黃牛老兄攜帶方便，一夫之勇可以隨身帶很多。其二是門票的使用一般有時間性，過了開場或開車的時間，票的使用權一般作廢。炒票的繁忙時間通常是使用前的短暫時刻。要急切地推銷，否則作廢，這樣的局限逼使黃牛老兄們要有很高的效率才可以賺錢。他們要聯群結黨，互相呼應。黃牛「黨」於是成立，大家互傳信息的法門是個現象了。今天手提電話普及，使國內黃牛黨的運作快若閃電，令人歎為觀止。
國企或公立的服務的票價往往偏低——例如新春期間的火車票價——黃牛當然大炒特炒，而我們不用懷疑這偏低的票價會使有權發票的人獲利。公立出售的車票或門票鼓勵炒黃牛容易解釋，不用細說了。困難是私營牟利的企業也屢見炒黃牛的現象。為什麼呢？有幾種原因。
想想吧，一間私營的電影院，老闆不可能不知道怎樣訂價才對，或起碼知道價位大概應該為幾。黃牛老兄要從中取利，談何容易？大手購入一批電影票，猜錯了市場的需求，只賣出其中一小部分豈不是血本無歸？這就帶來黃牛老兄們要與電影院的售票員串謀行動之舉：賣不出去的可以靜靜地退回給票房。這是香港五十年代的經驗，導致電影院的老闆們到警署投訴，促成政府立法禁止黃牛行動。這可能是炒黃牛一般屬非法的主要原因。今天的電影院一律以計算機處理票房操作，炒黃牛近於絕跡了。
今天，國內的音樂演奏會、體育比賽等項目，皆有黃牛黨的存在。那是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這些節目的票價夠高，炒上炒落都有點油水。另一個原因，是這類演出，在國內通常有免費的贈票送給達官貴人，而這些君子們往往不知莫扎特是何許人也，黃牛老兄於是把這些懶得出現的君子的門票弄到手。再另一方面，任何演出，總有些購買了門票的人因為某些事故而不能參與，於是通過黃牛老兄放出去。炒贈票或因事故而不參與的票，往往炒落——即是黃牛票價低於原訂的票價。當然，有了黃牛老兄的存在，購買了票的顧客可能見黃牛票價大升了而放出去。
有一次，在上海要參觀世界乒乓球決賽，黃牛老兄擔保一定有最佳座位，說明票價大約會高出原價百分之五十。到那天，知道決賽的全是中國球手，該老兄說不用急，票價一定會下跌。我和太太等到開場前二十分鐘才抵達，結果以半價得票。
兩年前在廣州聽某鋼琴演奏，在演奏廳門外有兩位黃牛老兄求票。以為一定爆滿，殊不知進場後，竟然發覺三分之二的座位是空置的。我立刻考查，發覺黃牛老兄要炒落。他們要以廉價購入因事故而不能參與的棄票，賺一小點錢但以低於原訂的門票之價出售。那時該演奏廳的售票處還在賣票，但票價是硬性規定了的，不能改，售票員於是眼巴巴地看著黃牛老兄在面前割價搶生意。
最困難的解釋可能還是英國倫敦音樂劇的黃牛安排。這些音樂劇一般上演好幾年，而往往未來一年甚至兩三年的門票一早就全部賣清光。短暫的低估了需求可能，但那樣長線甚至永遠地低估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一位外來的遊客要看任何音樂劇，只要出得起錢，有黃牛組織可以光顧，而最方便是名牌賓館的服務處了。屬非法，沒有告示說有票出售，但如果輕聲地問服務員，他會拿起電話，讓你討價還價一下，門票在半個小時內送到。票價比原價高很多，但頂級的座位隨時可獲。十多年前在倫敦，我們一家炒了兩場，其中一場的頂級座位從原價的五十英鎊炒到二百英鎊，太貴，只讓兩個孩子去看。倫敦的黃牛黨也神乎其技，只開場前幾個小時購得黃牛票，價夠高座位果然絕佳，而令人佩服的是這樣的黃牛處理，兩場皆坐滿了觀眾，空座一個也見不到。（我沒有去的那場，叫兒子數空座回報。）
我想到的解釋是價格分歧。音樂劇的老闆及他們的票房無從判斷誰是本地人，誰是願意出高價的遊客。他們於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地讓黃牛組織先購入一兩年的門票。黃牛組織有不同的等級層面，可以鑒辨不同類別的顧客，價格分歧於是出現了。有了這價格分歧的處理，音樂劇的老闆以不分歧的票價出售給黃牛組織，其總收入是會高於不容許這些組織存在的。這是經濟學。
相比起來，香港的迪斯尼樂園就顯得愚蠢了。幾年前啟業後不久，一些買了門票的國內客不光臨，托黃牛在園外出售。樂園報警，拘捕了一男一女，輿論嘩然。蠢到死，出售後容許黃牛轉讓的門票，其原價當然比出售後不容許轉讓的賣得起錢。這也是經濟學。
（五常按：拙作《多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的神州簡體版已經出版，400頁，零售32元。）
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經濟含意，而如果政府不明道理，只管採取同樣的政策或法例來處理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闖禍。
不久前我發表的〈打假貨是蠢行為嗎？〉是個例子。一些假貨無疑對真貨有害，但名牌手錶、手袋之類，假貨的普及宣傳可以幫真貨一個大忙。如果政府立例「打假」，把假貨杜絕，不僅會損害真貨的老闆，數以十萬計的製造假貨的工人也會受到損害，無數的消費者少了享受也。
同樣，排隊輪購這現象要怎樣解釋才對呢？傳統的解釋是因為有價格管制，售價被約束在市價之下。價管無疑可能導致排隊輪購，然而，沒有價管的超級市場，在繁忙時間一般有排隊輪購的現象。後者的可能解釋有好幾個︰超市頻頻調整價格的費用可能太高，或引起混亂的代價可能太高；在短暫的繁忙時間增加收錢的服務可能不划算，顧客寧願多等幾分鐘；有人龍出現，收錢的服務員會見形勢而提升工作的速度。這些及其他的解釋都有可能。跟自然科學一樣，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可教如何取捨解釋，如何決定是哪幾個解釋的合併，也教怎樣從幾個有關的合併中衡量彼此之間的輕重。
炒「黃牛」一詞據說起自二百年前上海出現的「黃牛黨」，以「黃牛群之騷然」來描述該現象。其中那個「黨」字近於不可或缺，因為下文可見，要炒得有利可圖，聯群結黨而炒之往往需要。一般之見，是「炒黃牛」通常是把原訂的物價或票價炒上去而圖利，但今天神州大地的經驗說，把原價炒下去也時有所遇。炒黃牛因而不限只炒上，而是有時炒上有時炒落。我曾經說中國的市場比西方先進之邦的來得自由，來得精彩，黃牛之價往往炒落是西方經濟學者不容易想像的玩意了。
不成氣候的課本說的炒黃牛，其實是指炒黑市。這是要在有價格管制的情況下才出現的。黑市的存在可以減少在價管下因為要排隊輪購或花時間搞關係等行為必會導致的租值消散。黑市是非法行為，破壞了價管的目的。其實價管的目的為何是深不可測的學問。我認為在私營運作下政府推出價格管制，主要是滿足某些人的政治要求。歷史的經驗，很難找到勞苦大眾能因價管而獲益的證據。
跟八十年代的中國相比，西方的價格管制屬小兒科了。當年神州大地的價管，主要用於國營企業的產品。此管也，容易推行，因為有國營幹部的支持。當時在價管下的炒黑市稱為倒買倒賣，誰是獲益者清楚明確。今天回顧，國企的大事價管幫助了經濟改革。這是因為價管無可避免地帶來的國企財政損失，要政府上頭負擔。上頭負擔不起，是促成要虧蝕的國企加速私有化或民營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世紀轉換時地價開始上升，國企因而賣得出去，有足夠的資金遣散國家職工。是的，當年賣要虧蝕的國企其實是賣地產。
轉談大家熟知的炒黃牛，其實主要是炒票：戲票、球票、車票、糧票、劇票、音樂會票、運動比賽票等。黃牛黨賣的稱黃牛票。炒黃牛門票有兩個特點，增加其生動性與過癮度。其一，票是小小的紙張，黃牛老兄攜帶方便，一夫之勇可以隨身帶很多。其二是門票的使用一般有時間性，過了開場或開車的時間，票的使用權一般作廢。炒票的繁忙時間通常是使用前的短暫時刻。要急切地推銷，否則作廢，這樣的局限逼使黃牛老兄們要有很高的效率才可以賺錢。他們要聯群結黨，互相呼應。黃牛「黨」於是成立，大家互傳信息的法門是個現象了。今天手提電話普及，使國內黃牛黨的運作快若閃電，令人歎為觀止。
國企或公立的服務的票價往往偏低——例如新春期間的火車票價——黃牛當然大炒特炒，而我們不用懷疑這偏低的票價會使有權發票的人獲利。公立出售的車票或門票鼓勵炒黃牛容易解釋，不用細說了。困難是私營牟利的企業也屢見炒黃牛的現象。為什麼呢？有幾種原因。
想想吧，一間私營的電影院，老闆不可能不知道怎樣訂價才對，或起碼知道價位大概應該為幾。黃牛老兄要從中取利，談何容易？大手購入一批電影票，猜錯了市場的需求，只賣出其中一小部分豈不是血本無歸？這就帶來黃牛老兄們要與電影院的售票員串謀行動之舉：賣不出去的可以靜靜地退回給票房。這是香港五十年代的經驗，導致電影院的老闆們到警署投訴，促成政府立法禁止黃牛行動。這可能是炒黃牛一般屬非法的主要原因。今天的電影院一律以計算機處理票房操作，炒黃牛近於絕跡了。
今天，國內的音樂演奏會、體育比賽等項目，皆有黃牛黨的存在。那是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這些節目的票價夠高，炒上炒落都有點油水。另一個原因，是這類演出，在國內通常有免費的贈票送給達官貴人，而這些君子們往往不知莫扎特是何許人也，黃牛老兄於是把這些懶得出現的君子的門票弄到手。再另一方面，任何演出，總有些購買了門票的人因為某些事故而不能參與，於是通過黃牛老兄放出去。炒贈票或因事故而不參與的票，往往炒落——即是黃牛票價低於原訂的票價。當然，有了黃牛老兄的存在，購買了票的顧客可能見黃牛票價大升了而放出去。
有一次，在上海要參觀世界乒乓球決賽，黃牛老兄擔保一定有最佳座位，說明票價大約會高出原價百分之五十。到那天，知道決賽的全是中國球手，該老兄說不用急，票價一定會下跌。我和太太等到開場前二十分鐘才抵達，結果以半價得票。
兩年前在廣州聽某鋼琴演奏，在演奏廳門外有兩位黃牛老兄求票。以為一定爆滿，殊不知進場後，竟然發覺三分之二的座位是空置的。我立刻考查，發覺黃牛老兄要炒落。他們要以廉價購入因事故而不能參與的棄票，賺一小點錢但以低於原訂的門票之價出售。那時該演奏廳的售票處還在賣票，但票價是硬性規定了的，不能改，售票員於是眼巴巴地看著黃牛老兄在面前割價搶生意。
最困難的解釋可能還是英國倫敦音樂劇的黃牛安排。這些音樂劇一般上演好幾年，而往往未來一年甚至兩三年的門票一早就全部賣清光。短暫的低估了需求可能，但那樣長線甚至永遠地低估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一位外來的遊客要看任何音樂劇，只要出得起錢，有黃牛組織可以光顧，而最方便是名牌賓館的服務處了。屬非法，沒有告示說有票出售，但如果輕聲地問服務員，他會拿起電話，讓你討價還價一下，門票在半個小時內送到。票價比原價高很多，但頂級的座位隨時可獲。十多年前在倫敦，我們一家炒了兩場，其中一場的頂級座位從原價的五十英鎊炒到二百英鎊，太貴，只讓兩個孩子去看。倫敦的黃牛黨也神乎其技，只開場前幾個小時購得黃牛票，價夠高座位果然絕佳，而令人佩服的是這樣的黃牛處理，兩場皆坐滿了觀眾，空座一個也見不到。（我沒有去的那場，叫兒子數空座回報。）
我想到的解釋是價格分歧。音樂劇的老闆及他們的票房無從判斷誰是本地人，誰是願意出高價的遊客。他們於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地讓黃牛組織先購入一兩年的門票。黃牛組織有不同的等級層面，可以鑒辨不同類別的顧客，價格分歧於是出現了。有了這價格分歧的處理，音樂劇的老闆以不分歧的票價出售給黃牛組織，其總收入是會高於不容許這些組織存在的。這是經濟學。
相比起來，香港的迪斯尼樂園就顯得愚蠢了。幾年前啟業後不久，一些買了門票的國內客不光臨，托黃牛在園外出售。樂園報警，拘捕了一男一女，輿論嘩然。蠢到死，出售後容許黃牛轉讓的門票，其原價當然比出售後不容許轉讓的賣得起錢。這也是經濟學。
（五常按：拙作《多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的神州簡體版已經出版，400頁，零售32元。）
Tuesday, November 24, 2009
構思《新賣橘者言》
一九八四年經《信報》出版的《賣橘者言》是我平生最暢銷的書，重印或再版的次數算不出來了。同學們喜歡讀。幾年後四川的國內版刪除了好些文章，幾萬本一下子賣清光，是什麼原因不再印我懶得聽，也懶得管。據說四川之前國內曾經有手抄本，也據說曾經被選為若干本影響力最大的書之一。
當年的《賣橘者言》今天有著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再管不著了。彷彿長大了的孩子離家而去，為父的怎可以管呢？該書的名字取自明人劉伯溫的〈賣柑者言〉，改一個字。劉前輩沒有真的賣過柑；我卻真的賣過橘。〈賣橘者言〉是書中一篇文章的名目，選出來作為書名。雖然書中的文章一般可讀，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讀者最喜愛的還是那篇〈賣橘者言〉。有點新鮮感吧：一位大教授帶著一群學生在香港街頭賣橘，有證有據地推翻了經濟學傳統的大名鼎鼎的價格分歧理論。你說過癮不過癮？
〈賣橘〉一文對同學們的感染力使我意識到經濟學應該那樣處理才對，而這些年我也往往朝著這方向動筆。然而，有不少其它較為迫切的話題——例如關於中國的經改——〈賣橘者言〉那類作品就少寫了。有時為了一舒胸懷，我喜歡寫些與經濟扯不上關際的散文。今天回顧，在專欄這玩意上我下的棋子是走錯了一著的。
不久前，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學（下稱博管）被邀請到四川一個名叫自貢的地方講話，講我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事後告訴我，自貢很多青年學習我的經濟學，因為認為可以用。聽來有點誇張，但博管跟著在網上發表她的自貢之行後，其它地方的讀者的一般回應也說在學張五常的經濟學，又是因為認為可以用。
這就帶來一些重要的問題。學經濟不是為了可以應用嗎？不是有數之不盡的書的名目說是「實用」或「應用」的經濟學嗎？為什麼博管的自貢行惹來的迴響，只是區區在下的經濟學可以用，沒有提及其它？我自己當年學經濟當然希望可以用，而跟著老老實實地用個不停。但我只管用自己學得然後改進了的，沒有考慮他家的可不可以用。本是同根生，怎麼會在應用的實踐上我走的路跟行家們走的有那麼大的分離呢？
為這些問題我想了幾天，得到的解釋是大家在科學方法上有分歧。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行內眾君子寫的「實用」或「應用」經濟學，一般是以理論分析為起點，然後引用真實世界的例子作示範。我是倒轉過來，先以一個自己認為是有趣的真實世界現象為起點，然後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看似相同，這二者其實有大差別。前者是求對，後者是求錯。換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論，然後找實例支持。這是求對。後者呢？先見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真實現象，然後以理論作解釋，在思考的過程中作者無可避免地要找反證的實例。這是求錯。找不到反證的實例，理論就算是被認可（confirmed）了。理論永遠不可以被事實證實（cannotbeprovedbyfacts），只可以被認可（canbeconfirmedbyfacts）。找不到事實推翻就是認可，這是科學方法的一個重點，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有詳盡的解釋。我要讀到博管同學的自貢行帶來的迴響，才察覺到「求對」的科學沒有多大實際用場。不是完全沒有，而是有了理論之後才把實例塞進去，這樣處理的工具同學們很難學得怎樣用。不客氣地說，寫「實用」或「應用」經濟學的君子們，大多數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用。先搞理論然後找實例支持算不上是用理論作解釋。
第二方面，也關於科學方法，是看不到則驗不著。我喜歡用簡單的經濟理論：一條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轉變化為價格或代價的轉變。只此而已。當然，能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需要花長時日。這裡不細說。要說的，是任何科學推出來的假說——甲的出現會導致乙的出現——甲與乙一定要可以觀察到的才可以驗證。說什麼動機，什麼恐嚇、卸責、偷懶、勒索、博弈遊戲、機會主義，等等，一般不是實物，無從觀察，所以無從以這些術語連篇的理論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來。不是說這些理論沒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於無從觀察的術語或概念發展出來的理論是在說故事，沒有科學的解釋力。
是的，在經濟科學的範疇內，我連行內盛行的「效用」（utility，我喜歡翻為「功用」）也不用。這個邊沁發明的概念，看不到，真實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當然不要用了。專家們無疑可以加進方程式把「功用」分析弄得出神入化，但轉到真實世界他們失誤頻頻，很尷尬的。另一方面，科學的起點總要有些不是實物的概念或假設為起點。多個香爐多隻鬼，經過多年的不斷嘗試，我不能不接受的看不到的概念只是「需求量」（quantitydemanded），沒有其它。拿著自己熟習的需求定律（其中「價」的轉變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概念，非實物也），集中於局限轉變來解釋世事。原則上局限轉變是可以觀察到的。往往不容易，有時很困難，但原則上可以觀察到。
不久前發生了一件有點尷尬的事。倡導新制度經濟學的科斯學會（RonaldCoaseInstitute）的年會今年在廈門舉行，邀請我講話。我回信說：「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非常失望，你們的會員可以接受嚴厲的批評嗎？」對方的回信簡而明：「我們樂意聽到批評。」我於是給他們一個講題：WeCannotTestWhatWeCannotSee:TheDisastrousStateof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翻過來是：「看不到則驗不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性發展。」這是針對滿是看不到實物的術語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了。
想不到，老人家科斯聽到我建議的上述講題時，嚇了一下，幾番叫他的助手來信，希望我能對新制度經濟學客氣一點。老人家恐怕我歷來開門見山的品性，會開罪一些搞新制度經濟的、巴賽爾曾經戲說是寫術語字典的高人。其實任何場合邀請我講學術，我不會想到真理之外的事。在同一天的早上，為廈門大學的同學們講話，我建議的講題是「再談經濟學的窮途末路」。自己老了，還可以指導同學的日子無多，不容許我在真理上左顧右忌，討價還價。
上述的事故的發展，使我對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在《信報》發表的〈賣橘者言〉重視起來。此文從親歷其境的現象觀察起筆，然後帶到有關的經濟理論去。我很有點後悔二十多年來沒有多寫這類文章──雖然寫過不少。我於是想到編一本《新賣橘者言》，選出大約六十篇從觀察現象開始然後引進理論或假說作解釋的文章。這樣的結集應該對用得著的經濟學有興趣的同學們有助。
一九八四初版的《賣橘者言》那本結集，今天還在發行的有五十四篇文章。不是說該結集中的〈讀書的方法〉、〈發明專利〉等文章不可讀，而是與〈賣橘者言〉那篇性質類同的我只能在該舊結集選出七篇有足夠實力。其餘的要保留在舊結集中。換言之，構思一本《新賣橘者言》，我要找五十多篇性質類同的文章加進去。不容易，花了幾天大略地翻閱了二十多年來的文章，認為有機會可以湊夠。
為恐湊不夠有足夠實力的，我希望在一兩個月內多寫幾篇。怎樣想就怎樣動筆，幾天前發表的〈打假貨是蠢行為嗎？〉是一例，可以收進《新賣橘者言》。這也好讓同學們知道，地球上的有趣現象多得很，只要能放開自己的好奇心，沒有成見，可取的題材俯拾即是。需要的理論根底，懂得選讀物兩年的苦學足夠。其實只細讀我寫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足夠，但我打算明年把這套書進行全面大修。需要長時日，近於永遠不夠的時日，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或真實世界觀察，不斷地嘗試以學得的理論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
構思《新賣橘者言》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訓練同學們的觀察力，訓練同學們的想像力，訓練同學們把簡單的經濟理論與概念來解釋表面看是複雜無比的世界。只要同學們能用心嘗試，客觀得像火星人看地球，他們會體會到經濟學是有趣非凡的學問。
五常按：《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濟》十二月出版。此書收錄張教授跟進中國貨幣發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組合有序，用價格理論打開貨幣分析的新通道。精裝巨冊，書厚逾五百六十頁，定價港幣一百五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
當年的《賣橘者言》今天有著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再管不著了。彷彿長大了的孩子離家而去，為父的怎可以管呢？該書的名字取自明人劉伯溫的〈賣柑者言〉，改一個字。劉前輩沒有真的賣過柑；我卻真的賣過橘。〈賣橘者言〉是書中一篇文章的名目，選出來作為書名。雖然書中的文章一般可讀，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讀者最喜愛的還是那篇〈賣橘者言〉。有點新鮮感吧：一位大教授帶著一群學生在香港街頭賣橘，有證有據地推翻了經濟學傳統的大名鼎鼎的價格分歧理論。你說過癮不過癮？
〈賣橘〉一文對同學們的感染力使我意識到經濟學應該那樣處理才對，而這些年我也往往朝著這方向動筆。然而，有不少其它較為迫切的話題——例如關於中國的經改——〈賣橘者言〉那類作品就少寫了。有時為了一舒胸懷，我喜歡寫些與經濟扯不上關際的散文。今天回顧，在專欄這玩意上我下的棋子是走錯了一著的。
不久前，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學（下稱博管）被邀請到四川一個名叫自貢的地方講話，講我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事後告訴我，自貢很多青年學習我的經濟學，因為認為可以用。聽來有點誇張，但博管跟著在網上發表她的自貢之行後，其它地方的讀者的一般回應也說在學張五常的經濟學，又是因為認為可以用。
這就帶來一些重要的問題。學經濟不是為了可以應用嗎？不是有數之不盡的書的名目說是「實用」或「應用」的經濟學嗎？為什麼博管的自貢行惹來的迴響，只是區區在下的經濟學可以用，沒有提及其它？我自己當年學經濟當然希望可以用，而跟著老老實實地用個不停。但我只管用自己學得然後改進了的，沒有考慮他家的可不可以用。本是同根生，怎麼會在應用的實踐上我走的路跟行家們走的有那麼大的分離呢？
為這些問題我想了幾天，得到的解釋是大家在科學方法上有分歧。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行內眾君子寫的「實用」或「應用」經濟學，一般是以理論分析為起點，然後引用真實世界的例子作示範。我是倒轉過來，先以一個自己認為是有趣的真實世界現象為起點，然後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看似相同，這二者其實有大差別。前者是求對，後者是求錯。換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論，然後找實例支持。這是求對。後者呢？先見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真實現象，然後以理論作解釋，在思考的過程中作者無可避免地要找反證的實例。這是求錯。找不到反證的實例，理論就算是被認可（confirmed）了。理論永遠不可以被事實證實（cannotbeprovedbyfacts），只可以被認可（canbeconfirmedbyfacts）。找不到事實推翻就是認可，這是科學方法的一個重點，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有詳盡的解釋。我要讀到博管同學的自貢行帶來的迴響，才察覺到「求對」的科學沒有多大實際用場。不是完全沒有，而是有了理論之後才把實例塞進去，這樣處理的工具同學們很難學得怎樣用。不客氣地說，寫「實用」或「應用」經濟學的君子們，大多數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用。先搞理論然後找實例支持算不上是用理論作解釋。
第二方面，也關於科學方法，是看不到則驗不著。我喜歡用簡單的經濟理論：一條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轉變化為價格或代價的轉變。只此而已。當然，能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需要花長時日。這裡不細說。要說的，是任何科學推出來的假說——甲的出現會導致乙的出現——甲與乙一定要可以觀察到的才可以驗證。說什麼動機，什麼恐嚇、卸責、偷懶、勒索、博弈遊戲、機會主義，等等，一般不是實物，無從觀察，所以無從以這些術語連篇的理論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來。不是說這些理論沒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於無從觀察的術語或概念發展出來的理論是在說故事，沒有科學的解釋力。
是的，在經濟科學的範疇內，我連行內盛行的「效用」（utility，我喜歡翻為「功用」）也不用。這個邊沁發明的概念，看不到，真實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當然不要用了。專家們無疑可以加進方程式把「功用」分析弄得出神入化，但轉到真實世界他們失誤頻頻，很尷尬的。另一方面，科學的起點總要有些不是實物的概念或假設為起點。多個香爐多隻鬼，經過多年的不斷嘗試，我不能不接受的看不到的概念只是「需求量」（quantitydemanded），沒有其它。拿著自己熟習的需求定律（其中「價」的轉變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概念，非實物也），集中於局限轉變來解釋世事。原則上局限轉變是可以觀察到的。往往不容易，有時很困難，但原則上可以觀察到。
不久前發生了一件有點尷尬的事。倡導新制度經濟學的科斯學會（RonaldCoaseInstitute）的年會今年在廈門舉行，邀請我講話。我回信說：「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非常失望，你們的會員可以接受嚴厲的批評嗎？」對方的回信簡而明：「我們樂意聽到批評。」我於是給他們一個講題：WeCannotTestWhatWeCannotSee:TheDisastrousStateof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翻過來是：「看不到則驗不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性發展。」這是針對滿是看不到實物的術語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了。
想不到，老人家科斯聽到我建議的上述講題時，嚇了一下，幾番叫他的助手來信，希望我能對新制度經濟學客氣一點。老人家恐怕我歷來開門見山的品性，會開罪一些搞新制度經濟的、巴賽爾曾經戲說是寫術語字典的高人。其實任何場合邀請我講學術，我不會想到真理之外的事。在同一天的早上，為廈門大學的同學們講話，我建議的講題是「再談經濟學的窮途末路」。自己老了，還可以指導同學的日子無多，不容許我在真理上左顧右忌，討價還價。
上述的事故的發展，使我對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在《信報》發表的〈賣橘者言〉重視起來。此文從親歷其境的現象觀察起筆，然後帶到有關的經濟理論去。我很有點後悔二十多年來沒有多寫這類文章──雖然寫過不少。我於是想到編一本《新賣橘者言》，選出大約六十篇從觀察現象開始然後引進理論或假說作解釋的文章。這樣的結集應該對用得著的經濟學有興趣的同學們有助。
一九八四初版的《賣橘者言》那本結集，今天還在發行的有五十四篇文章。不是說該結集中的〈讀書的方法〉、〈發明專利〉等文章不可讀，而是與〈賣橘者言〉那篇性質類同的我只能在該舊結集選出七篇有足夠實力。其餘的要保留在舊結集中。換言之，構思一本《新賣橘者言》，我要找五十多篇性質類同的文章加進去。不容易，花了幾天大略地翻閱了二十多年來的文章，認為有機會可以湊夠。
為恐湊不夠有足夠實力的，我希望在一兩個月內多寫幾篇。怎樣想就怎樣動筆，幾天前發表的〈打假貨是蠢行為嗎？〉是一例，可以收進《新賣橘者言》。這也好讓同學們知道，地球上的有趣現象多得很，只要能放開自己的好奇心，沒有成見，可取的題材俯拾即是。需要的理論根底，懂得選讀物兩年的苦學足夠。其實只細讀我寫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足夠，但我打算明年把這套書進行全面大修。需要長時日，近於永遠不夠的時日，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或真實世界觀察，不斷地嘗試以學得的理論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
構思《新賣橘者言》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訓練同學們的觀察力，訓練同學們的想像力，訓練同學們把簡單的經濟理論與概念來解釋表面看是複雜無比的世界。只要同學們能用心嘗試，客觀得像火星人看地球，他們會體會到經濟學是有趣非凡的學問。
五常按：《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濟》十二月出版。此書收錄張教授跟進中國貨幣發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組合有序，用價格理論打開貨幣分析的新通道。精裝巨冊，書厚逾五百六十頁，定價港幣一百五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
Tuesday, November 17, 2009
打假貨是蠢行為嗎？
朋友說，因為明年上海大搞世界博覽，估計遊客八千萬，該市不久前開始對冒牌貨、盜版之類進行封殺——罰款奇高、吊銷牌照，甚至刑事處理。是所謂「打假」也。我不懷疑中國的假貨市場龐大，但衷心說實話，也欣賞中國的假貨假得精彩。
縱觀地球的經濟演進，假貨的盛行永遠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國家的發展有點看頭時出現，無可避免。因此，客觀地看是個好現象。不是贊成或同意假貨應該存在，而是當我見到一個貧困的落後之邦產出的假貨來得有頭有勢，會替他們高興，因為這代表著的，是該國的經濟有前途，比政府公佈的任何數字來得可靠。曾經說過，衡量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發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斷是到該國的假貨市場考查一下。
二十年前韓國的假貨質量明顯地高於中國的，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是遠遠地落後了。這幾年中國迎頭趕上，是好現象。兩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購買了一個名牌皮包，是假貨，拉鏈壞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員真、假不分，免費給她換一個數千元真的。幾天前一位女士在國內購買了一隻歐米茄手錶，看似白金鑲著一圈小鑽石，鋼造的表帶精美。三百五十開價，一百二十成交，當然是假貨。一位珠寶專家朋友拿著細看，搖頭歎息，說︰「這麼便宜，怎可以把那些假鑽石鑲得那樣完美呀？」我自己也是個准專家。先父當年從事電鍍原料及拋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廠家有密切聯繫，所以從小我對表殼、表帶的製作過程有深入的認識。看著那一百二十元購得的假歐米茄，翻來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發只不過是五、六十元，物價調整後，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單是表帶也造不出來！在物質享受上，炎黃子孫的確有了很大的改進。
轉談本文正題，問︰上海的政府應該打假嗎？答曰︰無可厚非，因為假貨多可能被認為有辱國體。再問︰明年光臨世博大典的眾多遊客，一般會反對上海假貨多多嗎？答曰︰蒙查查的遊客一般會反對。然而，若再問︰如果外來的貴賓們事前知道哪些貨是真，哪些貨是假，他們會反對價廉物美的假貨存在嗎？答曰︰他們可能不好意思說出來，但沒有理由反對假貨的存在。有真貨、假貨的兩種選擇，當然比只有真沒有假的市場可取。換言之，反對假貨存在的貴賓們，主要是恐怕中計，把假貨當作真貨買。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貨的低廉之價，他們不會反對。君不見，在上海的專於出售假貨的市場，老外雲集是常見的現象。我的太太見到一個長得美麗、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貨店內用很不俗的普通話討價還價。如果上海杜絕假貨，這個討人喜愛的西方女孩是不會出現的。父母給她的零用錢無疑是為買假貨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為愚蠢無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貨當作真貨買的故事。在中國的市場，顧客一般不會中這種計。假貨雖然往往可以亂真，但顧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計。市場的競爭給顧客提供保護。真貨與假貨的開價一般相去甚遠：數萬元一隻的名牌手錶，假貨開價只數百，順口壓一下價可減半，大壓可減三分之二。手錶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這類貨品在店舖出售，以假當真賣的店舖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傢俱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灣，我察覺到一個妙絕的欺騙手法。一間有空調的高檔手錶商店，把鋼造的真的名牌手錶鍍上金，以金錶訂價。機緣巧合，我剛好知道該名牌的該型號是沒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這種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騙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現。這是因為中國對這類騙術的懲罰重而快。不是說中國沒有行騙（其實不少），也不是說中國的法治有過人之處（其實要大改進），但某些事，某些情，他們的打殺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調的手錶商店的老闆要吃了豹子膽才敢把真的名牌鋼表鍍金作金錶出售。
沒有店子的獨行俠出售假貨怎樣了？到上海的外灘走走，你不難遇上一些滿身是名牌手錶假貨的獨行俠，開價也是數百元一隻，大手壓價後一般比店子的略為相宜。我作過試驗，知道獨行俠開價的差數比店子的高相當多。不難理解：不怕顧客回頭算帳，他們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才。但他們不會把假貨作真貨賣：就是真的是真貨也不會有人相信，何必浪費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顧客在外灘跟一位獨行俠以天價購買了一隻他認為是真的假名牌，會是上海奇聞，蠢到死，跳進黃浦江算了。
大略地說了政府怎樣看，遊客怎樣看，顧客怎樣看，店子怎樣看，獨行俠怎樣看。現在輪到名牌真貨的老闆們怎樣看冒牌貨或假貨這個問題。曾經寫過，假貨的出現對某些名牌老闆是大吉大利的。當然，如果你問名牌老闆應不應該打假，他們多半會搶著說應該。一般來說，這不是由衷之言，只是因為同意不打假有機會害了真貨的市價。不出聲，不參與打假行動，是名牌老闆們的默許做法。
我曾指出，勞力士手錶的假貨在中國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賭，該名表的真貨這些年的銷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貨的存在替真貨免費賣廣告。只出得起錢購買假貨的人根本不會問津真貨，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買真貨來過癮一下是很自然的事。這些日子我見到歐米茄手錶的假貨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裡購買歐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種大名鼎鼎的瑞士手錶，國內有假貨，但奇怪地不多，於是想，這名牌還沒有打進神州吧。到幾間大商場視察，果然不見。手錶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君不見，不懂外語的神州女士們，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說得朗朗上口，把我這個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殺下馬來。她們無疑是從假貨中受到教育，學會了。有效果嗎？杭州有一家店子，賣一個假貨滿佈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貨，平均每天銷售進帳逾人民幣五十萬。可能是世界紀錄。沒有聽過該名牌的老闆參與或建議打假。
我沒有說所有假貨皆對真貨有利。影碟、唱碟、書籍之類，假貨為害真貨一般無疑問。重視使用功能的產品，例如照相機，假之不易，市場不見假的。但好些年前還盛行的攝影膠卷，在神州假貨多得很。質量略差，但不俗，因為是從某國以大捲進口後重新包裝的。聽說名牌香口膠也有假貨，我沒有吃過。膠卷與香口膠的例子示範著的，是真假難分、價格不高的產品，不容易處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開說明希望自己的產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幾年前見到市場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師的書法出售，見到周老師時對她說了，她不怒反喜。一時間我自己悲從中來，因為沒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在藝術市場隨處可見，真跡寫得一團糟也有價！
讀者要考慮收藏藝術作品嗎？衡量選擇的準則多多，可靠的無幾。只一項準則差不多肯定可靠：見到某藝術家的作品開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時，下注真貨。當年多被假冒的林風眠、齊白石、傅抱石、吳冠中等畫家，今天他們的「真貨」之價飛到天上去。
打假貨是蠢行為嗎？如果名牌的真貨老闆不反對假貨的存在，或默許，應該是。但更蠢的是手錶、手袋之類的名牌老闆，支持打假貨。這類產品，沒有假貨是不會在神州大名遠播的。
縱觀地球的經濟演進，假貨的盛行永遠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國家的發展有點看頭時出現，無可避免。因此，客觀地看是個好現象。不是贊成或同意假貨應該存在，而是當我見到一個貧困的落後之邦產出的假貨來得有頭有勢，會替他們高興，因為這代表著的，是該國的經濟有前途，比政府公佈的任何數字來得可靠。曾經說過，衡量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發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斷是到該國的假貨市場考查一下。
二十年前韓國的假貨質量明顯地高於中國的，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是遠遠地落後了。這幾年中國迎頭趕上，是好現象。兩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購買了一個名牌皮包，是假貨，拉鏈壞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員真、假不分，免費給她換一個數千元真的。幾天前一位女士在國內購買了一隻歐米茄手錶，看似白金鑲著一圈小鑽石，鋼造的表帶精美。三百五十開價，一百二十成交，當然是假貨。一位珠寶專家朋友拿著細看，搖頭歎息，說︰「這麼便宜，怎可以把那些假鑽石鑲得那樣完美呀？」我自己也是個准專家。先父當年從事電鍍原料及拋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廠家有密切聯繫，所以從小我對表殼、表帶的製作過程有深入的認識。看著那一百二十元購得的假歐米茄，翻來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發只不過是五、六十元，物價調整後，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單是表帶也造不出來！在物質享受上，炎黃子孫的確有了很大的改進。
轉談本文正題，問︰上海的政府應該打假嗎？答曰︰無可厚非，因為假貨多可能被認為有辱國體。再問︰明年光臨世博大典的眾多遊客，一般會反對上海假貨多多嗎？答曰︰蒙查查的遊客一般會反對。然而，若再問︰如果外來的貴賓們事前知道哪些貨是真，哪些貨是假，他們會反對價廉物美的假貨存在嗎？答曰︰他們可能不好意思說出來，但沒有理由反對假貨的存在。有真貨、假貨的兩種選擇，當然比只有真沒有假的市場可取。換言之，反對假貨存在的貴賓們，主要是恐怕中計，把假貨當作真貨買。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貨的低廉之價，他們不會反對。君不見，在上海的專於出售假貨的市場，老外雲集是常見的現象。我的太太見到一個長得美麗、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貨店內用很不俗的普通話討價還價。如果上海杜絕假貨，這個討人喜愛的西方女孩是不會出現的。父母給她的零用錢無疑是為買假貨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為愚蠢無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貨當作真貨買的故事。在中國的市場，顧客一般不會中這種計。假貨雖然往往可以亂真，但顧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計。市場的競爭給顧客提供保護。真貨與假貨的開價一般相去甚遠：數萬元一隻的名牌手錶，假貨開價只數百，順口壓一下價可減半，大壓可減三分之二。手錶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這類貨品在店舖出售，以假當真賣的店舖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傢俱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灣，我察覺到一個妙絕的欺騙手法。一間有空調的高檔手錶商店，把鋼造的真的名牌手錶鍍上金，以金錶訂價。機緣巧合，我剛好知道該名牌的該型號是沒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這種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騙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現。這是因為中國對這類騙術的懲罰重而快。不是說中國沒有行騙（其實不少），也不是說中國的法治有過人之處（其實要大改進），但某些事，某些情，他們的打殺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調的手錶商店的老闆要吃了豹子膽才敢把真的名牌鋼表鍍金作金錶出售。
沒有店子的獨行俠出售假貨怎樣了？到上海的外灘走走，你不難遇上一些滿身是名牌手錶假貨的獨行俠，開價也是數百元一隻，大手壓價後一般比店子的略為相宜。我作過試驗，知道獨行俠開價的差數比店子的高相當多。不難理解：不怕顧客回頭算帳，他們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才。但他們不會把假貨作真貨賣：就是真的是真貨也不會有人相信，何必浪費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顧客在外灘跟一位獨行俠以天價購買了一隻他認為是真的假名牌，會是上海奇聞，蠢到死，跳進黃浦江算了。
大略地說了政府怎樣看，遊客怎樣看，顧客怎樣看，店子怎樣看，獨行俠怎樣看。現在輪到名牌真貨的老闆們怎樣看冒牌貨或假貨這個問題。曾經寫過，假貨的出現對某些名牌老闆是大吉大利的。當然，如果你問名牌老闆應不應該打假，他們多半會搶著說應該。一般來說，這不是由衷之言，只是因為同意不打假有機會害了真貨的市價。不出聲，不參與打假行動，是名牌老闆們的默許做法。
我曾指出，勞力士手錶的假貨在中國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賭，該名表的真貨這些年的銷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貨的存在替真貨免費賣廣告。只出得起錢購買假貨的人根本不會問津真貨，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買真貨來過癮一下是很自然的事。這些日子我見到歐米茄手錶的假貨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裡購買歐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種大名鼎鼎的瑞士手錶，國內有假貨，但奇怪地不多，於是想，這名牌還沒有打進神州吧。到幾間大商場視察，果然不見。手錶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君不見，不懂外語的神州女士們，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說得朗朗上口，把我這個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殺下馬來。她們無疑是從假貨中受到教育，學會了。有效果嗎？杭州有一家店子，賣一個假貨滿佈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貨，平均每天銷售進帳逾人民幣五十萬。可能是世界紀錄。沒有聽過該名牌的老闆參與或建議打假。
我沒有說所有假貨皆對真貨有利。影碟、唱碟、書籍之類，假貨為害真貨一般無疑問。重視使用功能的產品，例如照相機，假之不易，市場不見假的。但好些年前還盛行的攝影膠卷，在神州假貨多得很。質量略差，但不俗，因為是從某國以大捲進口後重新包裝的。聽說名牌香口膠也有假貨，我沒有吃過。膠卷與香口膠的例子示範著的，是真假難分、價格不高的產品，不容易處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開說明希望自己的產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幾年前見到市場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師的書法出售，見到周老師時對她說了，她不怒反喜。一時間我自己悲從中來，因為沒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在藝術市場隨處可見，真跡寫得一團糟也有價！
讀者要考慮收藏藝術作品嗎？衡量選擇的準則多多，可靠的無幾。只一項準則差不多肯定可靠：見到某藝術家的作品開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時，下注真貨。當年多被假冒的林風眠、齊白石、傅抱石、吳冠中等畫家，今天他們的「真貨」之價飛到天上去。
打假貨是蠢行為嗎？如果名牌的真貨老闆不反對假貨的存在，或默許，應該是。但更蠢的是手錶、手袋之類的名牌老闆，支持打假貨。這類產品，沒有假貨是不會在神州大名遠播的。
Tuesday, November 10, 2009
《貨幣戰略論》——序
朋友及讀者要求我把二十多年來以中文寫下的關於貨幣的文章結集成書，有好幾年了。提出這要求的愈來愈多，我也認為應該這樣處理，只是事前沒有想到是那麼龐大、艱巨的工程。先由朋友選出有關貨幣的文章，「邊際」上，他們的選擇互有出入。花千樹的葉海旋接手，採用「有殺錯、冇放過」的原則，凡有提及貨幣的先選出來，共一百九十五篇，再由我刪減。我花了好幾天反反覆覆地考慮，最後選出九十三篇，其中不少話題重複，但順著發表日期的先後次序讀下去，因為連貫性好，讀來有一氣呵成、洋洋大觀之感。其後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昆明講話，憑記憶寫下來，又要跟克魯格曼鬥一鬥，加一篇。共九十四篇，其中十七篇在《多難登臨錄》出現過，為了整體的完整可讀不能不這樣做。
其實，如果我按選出的九十四篇的內容重新寫一本關於貨幣的書，三分之一的篇幅足夠。然而，以重新寫書的方法處理，讀者無從跟進我在這題材上的思想發展。這發展的過程重要，因為每一篇都是基於當時觀察到的真實世界的現象而下筆分析。第一篇發表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今期長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觀察的地方主要是中國，繼而香港，再繼而西方。後者我隔岸觀火，猜測的成分比較多。二十多年來，中國（包括香港）的貨幣及有關的現象，不斷地跟進的經濟學者只我一個。可以說，我是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看貨幣，得到的啟發是美國的朋友沒有機會獲得的。我堅信經濟科學跟自然科學一樣，理論的發展要靠真實的現象觀察的提點，從而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毫無事實根據的經濟理論是紙上談兵，找到用場的概率甚微。西方貨幣理論的發展，無疑是經濟學中最重視實據的學問。然而，只觀察西方，忽略了變化萬千的中國，是嚴重缺失了。雖然大家堅信，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理論可以用諸四海而皆准，但從年多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可見，西方的貨幣理論大有不足之處。我從中國的經驗思考，用上西方的理論思維，得到的貨幣觀這裡那裡跟昔日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
有兩項處理要澄清。其一，如上文所述，文章的先後安排按發表的日期次序，但內容一律不改，就是「前思」與「後想」不同也一律保留。思想有變是學問之道，讀者跟著走會較為容易明白為什麼我會有今天的想法，同意或不同意總會多一點說服力。說內容不改，文字上這裡那裡是修了一下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字，今天讀來沙石不少。不細讀這些舊文，我不會知道自己的中文進步了那麼多。雖然當年有舒巷城替我修改文字，但今天葉海旋說我八十年代寫的有點像英文。是奇怪的現象。我自覺中、英二文的水平一樣，但從來沒有出現過二者水平是同期一樣的。今天多用中文下筆，英文立刻出現沙石，昔日是倒轉過來。中、英二文一起兼精談何容易哉？
第二項要處理的，是在不同的文章中，話題不少重複了。這是頭痛問題。一篇文章好一部分以前說過，但有一些是新想到的，怎麼辦？刪去以前說過的，讀者可能記不起而讀不懂新的想法。可以刪去的「重複」而不會影響文章的可讀性，我都刪了，但合共起來刪去的不多。為何重複那麼多我清楚：我說來說去讀者也不明白。好比我建議的用一籃子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我認為淺而重要，但讀者老是不明白——就是經濟學水平大有可觀的朋友也不明白。重複到他們明白時，他們叫好叫妙，說淺、淺、淺，但我是略為轉換角度地重複了多次！
這本奇特的關於貨幣的文章結集，取名《貨幣戰略論》，是由葉海旋拍板定下來的。這書名取自二○○三年三、四月間我發表了五期的《匯率戰略論》，改兩個字。後來蕭滿章替此集加了一個副題：《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加得好，因為實情確如是。
多年以來，我用「微觀」的價格理論來分析「宏觀」現象，推斷的準繩遠勝漠視微觀的宏觀推斷。二十多年前我開始分析貨幣問題，用的當然又是自己熟習的價格理論。然而，到今天寫此「序」時我才察覺到，分析貨幣的價格理論的出發點我竟然從來沒有細說。可能因為自己認為這出發點是那麼淺，無意識地假設讀者知道。這裡說說吧。
從價格理論看貨幣的出發點是這樣的。如果一個社會毫無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市場半點沙石也沒有，貨幣不會出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會按著物品換物品的相對價格及比較優勢定理的指引來專業產出，然後貿易交換。人與人之間如是，產出單位之間如是，國與國之間也如是。一國之內的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則一樣，沒有交易費用，不需要貨幣，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皆以物品換物品從事，除掉運輸費用一律暢通無阻，是多麼美好的世界。
費沙的偉大論著——《利息理論》——也沒有交易費用，於是沒有貨幣。但為了方便解釋，費前輩用上一個計算單位，這單位用什麼算都可以，不需要貨幣，社會於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財富，也算得出利息。作為當時天下的貨幣理論的第一把手，費沙的利息理論是沒有貨幣的。
貨幣的起因，是社會有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沙石太多。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出現的貨幣也是一個計算單位，協助交易的計算與財富累積的計算。然而，以貨幣作為計算單位，跟費前輩用作解釋的計算單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論的計算單位只是用作示範，口講無憑，不會吵到官府那裡去。貨幣也是計算單位，但不是口講無憑的那一種。是的，作為計算單位貨幣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這樣看，計算之外，貨幣是合約。是的，一紙鈔票或一紙支票，皆合約也。美鈔印上Thisnoteislegaltenderforalldebts，港鈔上印上Promisestopaythebearerondemand，都是合約之辭。人民幣呢？沒有這樣說，但說明是中國人民銀行，是合約式的保證，應該是昔日中國的錢莊或銀號的傳統了。
從合約的角度看貨幣是重要的，而這樣看，通脹或通縮的出現算是毀約——無疑是，絕對是——可惜因為種種這裡不能細說的原因，政府發行的貨幣合約沒有明確的負責人，官司打不起，惹來的是市民投訴與政治行為，增加了社會費用。我們聽到的要求穩定物價的聲浪其實是要求守約。
回頭說那重要的按著比較優勢定理而專業產出，然後在市場交易，貨幣的引進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帶來的沙石。目的當然是要發揮專業產出的功能可以帶來的社會收益。單從一個國家看，只要貨幣作為合約有效，幣值穩定，貨幣可以協助的功能就發揮到盡頭了。因為種種這本結集讀到的原因，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好。這是為什麼貨幣的處理要講戰略的一個原因。
更頭痛的是伸展到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這些方面去。因為種種原因，國與國之間各有各的不同貨幣，有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的局限約束，貨幣與貨幣之間的匯率處理所惹來的爭議，是我這一代記憶所及的近於無日無之的麻煩。數之不盡的政客，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力，喜歡在國際匯率、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方面爭取。經濟學者之見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貨幣的戰略論就變得複雜起來了。
我當然站在中國那邊。這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是在經濟上，我認識的西方學者都站在中國那邊。理由簡單：中國發展起來，以廉價的優質產品推出國際，對先進之邦而言，其好處不可能不遠高於其壞處。倒轉過來，我不會反對老外之邦把他們的高檔產品賤價地傾銷到中國來——免費贈送更好。
是複雜的世界，貨幣的國際戰略當然也複雜起來。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這是多年來我深信的。《貨幣戰略論》提出的分析與建議是簡單的，雖然翻來覆去的分析，表面看有其複雜性。我的主張是北京的朋友不要多管外間的政治言論及壓力，要集中於搞好自己的經濟與民生，要用自己的方法穩定人民幣的幣值。貿易國際化有利，金融國際化也有利，於是要減少關稅，也要把有實力而又穩定的人民幣推出國際。西方的君子們要採取什麼懲罰政策，或什麼政治報復，一律不要管。有誰知道怎樣管才對呢？何況從歷史的經驗看，受損較大的永遠是提出「保護」的那一方。原則上，國與國之間的不同貨幣的匯率要反映著彼此的比較成本優勢，但因為有政治因素的左右，重要的比較優勢定理可以因為有不同貨幣的存在而被違反了。
按文章發表的先後次序編排，但有九十四篇那麼多，要分組，怎麼辦？跟葉海旋商討良久，決定先後次序不變，而分組也按發表時日的先後，各有各的名目。雖然組與組之間的題材有重複之處，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以時日的先後分組也竟然順理成書。可謂神助！
張五常
二○○九年十一月
其實，如果我按選出的九十四篇的內容重新寫一本關於貨幣的書，三分之一的篇幅足夠。然而，以重新寫書的方法處理，讀者無從跟進我在這題材上的思想發展。這發展的過程重要，因為每一篇都是基於當時觀察到的真實世界的現象而下筆分析。第一篇發表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今期長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觀察的地方主要是中國，繼而香港，再繼而西方。後者我隔岸觀火，猜測的成分比較多。二十多年來，中國（包括香港）的貨幣及有關的現象，不斷地跟進的經濟學者只我一個。可以說，我是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看貨幣，得到的啟發是美國的朋友沒有機會獲得的。我堅信經濟科學跟自然科學一樣，理論的發展要靠真實的現象觀察的提點，從而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毫無事實根據的經濟理論是紙上談兵，找到用場的概率甚微。西方貨幣理論的發展，無疑是經濟學中最重視實據的學問。然而，只觀察西方，忽略了變化萬千的中國，是嚴重缺失了。雖然大家堅信，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理論可以用諸四海而皆准，但從年多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可見，西方的貨幣理論大有不足之處。我從中國的經驗思考，用上西方的理論思維，得到的貨幣觀這裡那裡跟昔日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
有兩項處理要澄清。其一，如上文所述，文章的先後安排按發表的日期次序，但內容一律不改，就是「前思」與「後想」不同也一律保留。思想有變是學問之道，讀者跟著走會較為容易明白為什麼我會有今天的想法，同意或不同意總會多一點說服力。說內容不改，文字上這裡那裡是修了一下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字，今天讀來沙石不少。不細讀這些舊文，我不會知道自己的中文進步了那麼多。雖然當年有舒巷城替我修改文字，但今天葉海旋說我八十年代寫的有點像英文。是奇怪的現象。我自覺中、英二文的水平一樣，但從來沒有出現過二者水平是同期一樣的。今天多用中文下筆，英文立刻出現沙石，昔日是倒轉過來。中、英二文一起兼精談何容易哉？
第二項要處理的，是在不同的文章中，話題不少重複了。這是頭痛問題。一篇文章好一部分以前說過，但有一些是新想到的，怎麼辦？刪去以前說過的，讀者可能記不起而讀不懂新的想法。可以刪去的「重複」而不會影響文章的可讀性，我都刪了，但合共起來刪去的不多。為何重複那麼多我清楚：我說來說去讀者也不明白。好比我建議的用一籃子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我認為淺而重要，但讀者老是不明白——就是經濟學水平大有可觀的朋友也不明白。重複到他們明白時，他們叫好叫妙，說淺、淺、淺，但我是略為轉換角度地重複了多次！
這本奇特的關於貨幣的文章結集，取名《貨幣戰略論》，是由葉海旋拍板定下來的。這書名取自二○○三年三、四月間我發表了五期的《匯率戰略論》，改兩個字。後來蕭滿章替此集加了一個副題：《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加得好，因為實情確如是。
多年以來，我用「微觀」的價格理論來分析「宏觀」現象，推斷的準繩遠勝漠視微觀的宏觀推斷。二十多年前我開始分析貨幣問題，用的當然又是自己熟習的價格理論。然而，到今天寫此「序」時我才察覺到，分析貨幣的價格理論的出發點我竟然從來沒有細說。可能因為自己認為這出發點是那麼淺，無意識地假設讀者知道。這裡說說吧。
從價格理論看貨幣的出發點是這樣的。如果一個社會毫無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市場半點沙石也沒有，貨幣不會出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會按著物品換物品的相對價格及比較優勢定理的指引來專業產出，然後貿易交換。人與人之間如是，產出單位之間如是，國與國之間也如是。一國之內的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則一樣，沒有交易費用，不需要貨幣，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皆以物品換物品從事，除掉運輸費用一律暢通無阻，是多麼美好的世界。
費沙的偉大論著——《利息理論》——也沒有交易費用，於是沒有貨幣。但為了方便解釋，費前輩用上一個計算單位，這單位用什麼算都可以，不需要貨幣，社會於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財富，也算得出利息。作為當時天下的貨幣理論的第一把手，費沙的利息理論是沒有貨幣的。
貨幣的起因，是社會有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沙石太多。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出現的貨幣也是一個計算單位，協助交易的計算與財富累積的計算。然而，以貨幣作為計算單位，跟費前輩用作解釋的計算單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論的計算單位只是用作示範，口講無憑，不會吵到官府那裡去。貨幣也是計算單位，但不是口講無憑的那一種。是的，作為計算單位貨幣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這樣看，計算之外，貨幣是合約。是的，一紙鈔票或一紙支票，皆合約也。美鈔印上Thisnoteislegaltenderforalldebts，港鈔上印上Promisestopaythebearerondemand，都是合約之辭。人民幣呢？沒有這樣說，但說明是中國人民銀行，是合約式的保證，應該是昔日中國的錢莊或銀號的傳統了。
從合約的角度看貨幣是重要的，而這樣看，通脹或通縮的出現算是毀約——無疑是，絕對是——可惜因為種種這裡不能細說的原因，政府發行的貨幣合約沒有明確的負責人，官司打不起，惹來的是市民投訴與政治行為，增加了社會費用。我們聽到的要求穩定物價的聲浪其實是要求守約。
回頭說那重要的按著比較優勢定理而專業產出，然後在市場交易，貨幣的引進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帶來的沙石。目的當然是要發揮專業產出的功能可以帶來的社會收益。單從一個國家看，只要貨幣作為合約有效，幣值穩定，貨幣可以協助的功能就發揮到盡頭了。因為種種這本結集讀到的原因，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好。這是為什麼貨幣的處理要講戰略的一個原因。
更頭痛的是伸展到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這些方面去。因為種種原因，國與國之間各有各的不同貨幣，有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的局限約束，貨幣與貨幣之間的匯率處理所惹來的爭議，是我這一代記憶所及的近於無日無之的麻煩。數之不盡的政客，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力，喜歡在國際匯率、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方面爭取。經濟學者之見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貨幣的戰略論就變得複雜起來了。
我當然站在中國那邊。這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是在經濟上，我認識的西方學者都站在中國那邊。理由簡單：中國發展起來，以廉價的優質產品推出國際，對先進之邦而言，其好處不可能不遠高於其壞處。倒轉過來，我不會反對老外之邦把他們的高檔產品賤價地傾銷到中國來——免費贈送更好。
是複雜的世界，貨幣的國際戰略當然也複雜起來。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這是多年來我深信的。《貨幣戰略論》提出的分析與建議是簡單的，雖然翻來覆去的分析，表面看有其複雜性。我的主張是北京的朋友不要多管外間的政治言論及壓力，要集中於搞好自己的經濟與民生，要用自己的方法穩定人民幣的幣值。貿易國際化有利，金融國際化也有利，於是要減少關稅，也要把有實力而又穩定的人民幣推出國際。西方的君子們要採取什麼懲罰政策，或什麼政治報復，一律不要管。有誰知道怎樣管才對呢？何況從歷史的經驗看，受損較大的永遠是提出「保護」的那一方。原則上，國與國之間的不同貨幣的匯率要反映著彼此的比較成本優勢，但因為有政治因素的左右，重要的比較優勢定理可以因為有不同貨幣的存在而被違反了。
按文章發表的先後次序編排，但有九十四篇那麼多，要分組，怎麼辦？跟葉海旋商討良久，決定先後次序不變，而分組也按發表時日的先後，各有各的名目。雖然組與組之間的題材有重複之處，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以時日的先後分組也竟然順理成書。可謂神助！
張五常
二○○九年十一月
Friday, November 6, 2009
《中國的經濟制度》（神州大地增訂版）目錄
神州增訂版序
學術生涯的終結
時代文章
（英文版部分）
I.The『ChinaQuestion'
II.TheImpactofIdeas
III.AGeneralConceptofContracts
IV.Evolu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
V.TheManifesta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sandtheRiseoftheCompetingXians
VI.TheSharecroppingNatureoftheXianSystem
VII.TheSharingFormulaandItsEffects
VIII.EconomicInterpretationoftheXianPhenomenon
IX.SideEffectsofXianCompetition
X.TheMonetarySystemofChinaandtheRiseoftheRMB
XI.ConcludingRemarks
AnUnhappyEpilogue
（中文版部分）
第一節中國的問題
第二節思想的衝擊
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
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
第六節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第七節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
第九節縣際競爭的其它效應
第十節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
結語
不愉快的後記
芝大研討會科斯的前言後語
ConferenceOpeningandClosingRemarksbyRonaldCoase
學術生涯的終結
時代文章
（英文版部分）
I.The『ChinaQuestion'
II.TheImpactofIdeas
III.AGeneralConceptofContracts
IV.Evolu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
V.TheManifesta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sandtheRiseoftheCompetingXians
VI.TheSharecroppingNatureoftheXianSystem
VII.TheSharingFormulaandItsEffects
VIII.EconomicInterpretationoftheXianPhenomenon
IX.SideEffectsofXianCompetition
X.TheMonetarySystemofChinaandtheRiseoftheRMB
XI.ConcludingRemarks
AnUnhappyEpilogue
（中文版部分）
第一節中國的問題
第二節思想的衝擊
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
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
第六節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第七節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
第九節縣際競爭的其它效應
第十節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
結語
不愉快的後記
芝大研討會科斯的前言後語
ConferenceOpeningandClosingRemarksbyRonaldCoase
Tuesday, November 3, 2009
從金融危機看人民幣困境
（五常按︰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在昆明以《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為題講話，內容不少在其它文章發表過，事後讀報，一般沒有誤解，可能因為講得夠清晰。細想之下，這清晰應該源自我把題材的先後安排改變了，於是要憑記憶把這次講話寫下來，作為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的壓軸文章。
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Paul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TheChineseDisconnect，《信報》按內容翻為《中國策動人民幣大貶值》）。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讀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經濟學者罵戰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發一年多了，但經濟學行內還沒有明確地解釋發生了些什麼事。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見過學者之間吵得那麼厲害，互相對罵無日無之。我隔岸觀火，對資料與實情的掌握當然比不上美國的行家君子。然而，我們的蘇東坡曾經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這話題上，我遠看廬山，可能有旁觀者清的方便了。
我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起自他們的貨幣制度與金融制度一起出現了問題。美國的貨幣是無錨的，學術上的稱呼是「法幣」制度，fiatmoney是也。這是說貨幣或鈔票的本身沒有實物本位或外幣本位的支持。歷久以來，在這制度下，穩定物價的調控主要是調控貨幣量，有幾種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師兄AlanMeltzer提出單以調控銀根（monetarybase，有幾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鈔票的發行量）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幣量是包括鈔票之外的支票及其它銀行存款了。那所謂M1、M2、M3的計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們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為幣量調控這個話題，有了數十年的大爭議。師兄一九六三的貢獻，是有說服力地指出，單是調控銀根，貨幣量就會得到適當的操控，因而可以穩定物價。然而，需要的調整時日通常要六個月至十多個月才見效果，所以不管怎樣算幣量，幣量的調控與物價的反應是有著不容易處理的困難。貨幣理論的大爭議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離開美國時還是爭論不休，雖然那時行內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貨幣觀是勝出了的。
大致上，師兄的鴻文發表後幾年，歐洲與美國都接納他提出的以調控銀根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從而調控物價。問題是一九九五師兄訪港，在雅谷跟我進午餐時，對我坦言感到困擾。那是因為美國的貨幣量——不管用哪種算法——相當急速地上升了好幾年，但通脹卻沒有出現。他當時提出的解釋，是美元奇怪地強勁，而強勁的貨幣是不容易有通脹的。我當時的看法跟師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美國顯示的軍力舉世無匹，蘇聯解體，各國爭持美元作為儲備，而這樣促成的美國幣量上升是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換言之，幣量理論（quantitytheoryofmoney）的困難，是當一種貨幣在大量國際化、電匯神速的情況下，調控物價的變動我們不知以哪種幣量算才對。
可能是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轉用調控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美國的經濟。他對多方面的經濟數據掌握得充分，於該年七月把聯儲局的利率下調，二十六個月內一連下調了十八次，跟著是調上七次，調落三次，調上一次，調落三次，調上六次，調落十三次，調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雖然聯儲調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銀行借錢的利率，但有直接的關係。讀者可能記得我說過幾次，這樣把利率轆上轆落早晚會轆出禍來。市場的利率應該由投資的回報率決定，而投資的回報率與市場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個重要的價，刻意地把利率轆上轆落是價格管制，會擾亂市場的運作功能。當然，市場的投資者會看著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個平均利率的預期。事實上，為了賺錢，市場的金融機構利用各種富於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國家債券的買賣，來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幾年甚至多年利率不變的合約安排。問題是，如果市場一般對聯儲利率調控的預期大幅地猜錯了，災難不容易避免。
災難終於出現。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調高利率第十四次後退休，伯南克接掌聯儲，再調高利率三次，然後堅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貸出事才把利率下調。當時大家知道，美國的房價上升了很多，那裡的居民很多以幾年不變的利率購買了房子。這使我推斷，次貸出事起於利率轆上轆落終於使市場的利率預期大幅地出錯，闖大禍。當時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場對這樣的觀點敏感，沒有寫出來。
我可沒有想到，我認為是嚴重的其實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後，才知道通過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借貸與抵押的比率竟然遠高於一；才知道保險的安排把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才知道這種複雜無比的金融體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評級機構維護著。無錨的貨幣制度失敗，在於有關當局逼著要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經濟。金融制度的失敗，在於貪婪的眾君子把它弄得複雜無比，就是經濟專家也搞不清楚如何運作。君不見，金融風暴事發後，美國數百位經濟學者簽名說是偉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複雜難明的證據嗎？
美國的經濟前途怎樣了？復甦的機會是有的，但重振雄風的機會，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這兩點，經濟學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間的理由可不一樣。我自己對雄風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來沒有機會引進。撤銷最低工資會解困，但政治不容許，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美國的最低工資還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脹會有大助，好些美國學者知道，但從伯南克的言論猜測，政治上也不容許。其二是財政赤字的問題。目前美國的財赤只是近於紀錄，但各方面的估計，說未來的財赤會破紀錄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計，但所有估計都高得發神經。
佛利民當年認為財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國家負擔得起，對經濟不會有大影響。他可能沒有想到今天美國面對的未來財赤會是那麼龐大的吧。未來的龐大財赤，會使市民擔心抽稅會增加，或債券之價會下跌，使聯儲無從約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負債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稅收打主意，或美元會暴跌，導致通脹與利率上升。無論哪一項，市民採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沒有一項防守對經濟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九十四歲的大師森穆遜（PaulSamuelson）在《紐約時報》為文，重複了他不久前說過的觀點。主要提到兩方面。一方面他認為他的孫子那一代會見到中國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於美國，成為地球上的經濟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暴跌，導致災難。我不認為中國當上地球上的經濟一哥是好事：這幾年北京已經未富先驕，樹大招風可免則免吧。客觀地看，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出那麼多，物價調整後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過美國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過美國則遙遙無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氣地指出「人均無期」這一點。在美元可能暴跌這話題上，森前輩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還沒有呈現大弱勢，主要因為人民幣鉤著美元！
後者的經濟邏輯是簡單的，用不著多說。我的本領是可以提出證據。有經濟觸覺的人，如果跟蹤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轉變，會察覺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從單鉤美元轉鉤一籃子外幣之初，該籃子內的美元含量應該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比重其後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近年來，我的觀察是人民幣再加重以美元為錨的成分，有時甚至全鉤美元。有重要的經濟原因，過後再說，但絕對不是因為什麼陰謀或什麼「格格不入」。是的，我認為人民幣加重鉤著美元是幫著美國一個大忙，克魯格曼的惡意言論是淺見。他在專欄的最後說：「一個大國向鄰國行乞的行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對中國的貨幣做點事。」說得瀟灑，但要對人民幣做點什麼事，才有利於美國呢？此君在國際貿易的分析上拿得諾貝爾獎，堪稱奇跡！
克魯格曼認為美元下跌對美國的經濟有利，因為可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聖的經濟學了。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這個話題是本科三年級的學問，而美元暴跌會使美國債券之價暴跌，等於美國利率暴升。與債券之價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聯儲局無技可施，房價不知會跌到哪裡去。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經驗——債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經驗——怎會這麼快就忘記了？
在同一文內，克氏提出一些其它美國經濟學者的看法：因為中國購買外地的資產，促成美國的樓市泡沫，帶來金融危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年外資湧進中國，比中國投資到美國去的錢，多出很多，北京可沒有哭出來。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黃子孫能投資一點錢而把美國的經濟搞垮，將來的歷史學者怎會不嘩然大叫，心臟病發呢？
這裡順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認為北京蠢，購買了那麼多美國債券。這可能又是克魯格曼認為中國擾亂美國經濟的原因。我不會為北京朋友的智商辯護，但他們多買美債是源於不好寫出來的政治壓力，神州大地一些擔瓜賣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說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應貝加（GaryBecker）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的謬誤。人民幣從一九九四至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鉤美元，不可能有操控匯率的空間。其後人民幣轉鉤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議員逼出來。不知是誰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師們，少說幾句不是較好嗎？要向克魯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今天沒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兌一。這反映著些什麼？反映著這些年中國的生產力增長，遠超美國的。雖然伊拉克之戰對美國不利，但人民幣兌美元的大強勢始於二○○三年初，在伊戰之前。除非是蠢才，沒有誰不希望美國的經濟繼續強勁，但事實是在地球一體化這個嚴重關頭上，美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是出現了不少問題。他們不應該嚮往著昔日的雄風，漠視了落後之邦的人也有頭有腦，有手有腳。這一點，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我跟佛利民解釋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當時也有點輕敵。但我深信，如果佛老還健在，他會支持我的看法。
回頭說人民幣的困境（是的，人民幣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勢下，還要鉤著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兌美元的匯率。這不是要向美國行乞，而是因為中國的工業產出外銷主要還是用美元結算。說過了，基本上中國的產出不是與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後者競爭大致上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如果中國的產出外銷以美元結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讓其它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殺下馬來。千夫指著罵中國，只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哥。所謂樹大招風也。
要脫離使用美元結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種費用最低，麻煩最少。這是撤銷還餘下來的不成氣候的外匯管制，把人民幣自由外放，從而使中國的廠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幣結算。這簡單的處理有複雜的一面。解釋過多次，撤銷匯管給中國帶來的利益數之不盡，這裡不再說。這裡要說的一個重要的複雜點，是撤銷匯管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人家要搞你，或聯手來搞你，有得搞。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堅持人民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的其中一個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經驗應該教訓了大家，以任何外幣為錨，或以一籃子外幣為錨，皆非善策。中國的央行要選貨幣以外的實物為錨，然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說過無數次了，這裡只再說其中一點︰依我的建議，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實物儲備的。轉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人民幣之錨，對央行的君子們只有一個不利之處。那就是他們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權力會大減。但貨幣政策是不應該用作調控經濟的。每次我聽到周小川先生說他的貨幣政策是多目標的，必搖頭興歎。貨幣的基本用場是什麼我解釋過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標也闖大禍。
放開匯管，採用我建議的下錨之法，聰明的發展中國家會知道怎樣做才能發揮他們的比較優勢條件。這對中國有利。先進之邦呢？他們會考慮作為人民幣之錨的一籃子物品來選擇他們的策略。北京不用管這些。富有的老大哥們要怎樣做是他們的選擇。
我很欣賞森穆遜十月二十四日說的兩句話︰「當一個工資低、可以學習的民族能倣傚先進之邦的科技時，他們會倣傚。這是為什麼保護主義像皰疹毒素，我們一定要預防染上。」這才是經濟學。
（五常再按：區區在下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增訂版已經出版，印製精美、價格相宜，只在神州大地銷售。一百元買四本送給親友吧。）
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Paul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TheChineseDisconnect，《信報》按內容翻為《中國策動人民幣大貶值》）。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讀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經濟學者罵戰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發一年多了，但經濟學行內還沒有明確地解釋發生了些什麼事。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見過學者之間吵得那麼厲害，互相對罵無日無之。我隔岸觀火，對資料與實情的掌握當然比不上美國的行家君子。然而，我們的蘇東坡曾經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這話題上，我遠看廬山，可能有旁觀者清的方便了。
我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起自他們的貨幣制度與金融制度一起出現了問題。美國的貨幣是無錨的，學術上的稱呼是「法幣」制度，fiatmoney是也。這是說貨幣或鈔票的本身沒有實物本位或外幣本位的支持。歷久以來，在這制度下，穩定物價的調控主要是調控貨幣量，有幾種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師兄AlanMeltzer提出單以調控銀根（monetarybase，有幾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鈔票的發行量）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幣量是包括鈔票之外的支票及其它銀行存款了。那所謂M1、M2、M3的計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們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為幣量調控這個話題，有了數十年的大爭議。師兄一九六三的貢獻，是有說服力地指出，單是調控銀根，貨幣量就會得到適當的操控，因而可以穩定物價。然而，需要的調整時日通常要六個月至十多個月才見效果，所以不管怎樣算幣量，幣量的調控與物價的反應是有著不容易處理的困難。貨幣理論的大爭議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離開美國時還是爭論不休，雖然那時行內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貨幣觀是勝出了的。
大致上，師兄的鴻文發表後幾年，歐洲與美國都接納他提出的以調控銀根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從而調控物價。問題是一九九五師兄訪港，在雅谷跟我進午餐時，對我坦言感到困擾。那是因為美國的貨幣量——不管用哪種算法——相當急速地上升了好幾年，但通脹卻沒有出現。他當時提出的解釋，是美元奇怪地強勁，而強勁的貨幣是不容易有通脹的。我當時的看法跟師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美國顯示的軍力舉世無匹，蘇聯解體，各國爭持美元作為儲備，而這樣促成的美國幣量上升是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換言之，幣量理論（quantitytheoryofmoney）的困難，是當一種貨幣在大量國際化、電匯神速的情況下，調控物價的變動我們不知以哪種幣量算才對。
可能是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轉用調控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美國的經濟。他對多方面的經濟數據掌握得充分，於該年七月把聯儲局的利率下調，二十六個月內一連下調了十八次，跟著是調上七次，調落三次，調上一次，調落三次，調上六次，調落十三次，調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雖然聯儲調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銀行借錢的利率，但有直接的關係。讀者可能記得我說過幾次，這樣把利率轆上轆落早晚會轆出禍來。市場的利率應該由投資的回報率決定，而投資的回報率與市場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個重要的價，刻意地把利率轆上轆落是價格管制，會擾亂市場的運作功能。當然，市場的投資者會看著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個平均利率的預期。事實上，為了賺錢，市場的金融機構利用各種富於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國家債券的買賣，來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幾年甚至多年利率不變的合約安排。問題是，如果市場一般對聯儲利率調控的預期大幅地猜錯了，災難不容易避免。
災難終於出現。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調高利率第十四次後退休，伯南克接掌聯儲，再調高利率三次，然後堅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貸出事才把利率下調。當時大家知道，美國的房價上升了很多，那裡的居民很多以幾年不變的利率購買了房子。這使我推斷，次貸出事起於利率轆上轆落終於使市場的利率預期大幅地出錯，闖大禍。當時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場對這樣的觀點敏感，沒有寫出來。
我可沒有想到，我認為是嚴重的其實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後，才知道通過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借貸與抵押的比率竟然遠高於一；才知道保險的安排把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才知道這種複雜無比的金融體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評級機構維護著。無錨的貨幣制度失敗，在於有關當局逼著要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經濟。金融制度的失敗，在於貪婪的眾君子把它弄得複雜無比，就是經濟專家也搞不清楚如何運作。君不見，金融風暴事發後，美國數百位經濟學者簽名說是偉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複雜難明的證據嗎？
美國的經濟前途怎樣了？復甦的機會是有的，但重振雄風的機會，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這兩點，經濟學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間的理由可不一樣。我自己對雄風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來沒有機會引進。撤銷最低工資會解困，但政治不容許，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美國的最低工資還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脹會有大助，好些美國學者知道，但從伯南克的言論猜測，政治上也不容許。其二是財政赤字的問題。目前美國的財赤只是近於紀錄，但各方面的估計，說未來的財赤會破紀錄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計，但所有估計都高得發神經。
佛利民當年認為財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國家負擔得起，對經濟不會有大影響。他可能沒有想到今天美國面對的未來財赤會是那麼龐大的吧。未來的龐大財赤，會使市民擔心抽稅會增加，或債券之價會下跌，使聯儲無從約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負債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稅收打主意，或美元會暴跌，導致通脹與利率上升。無論哪一項，市民採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沒有一項防守對經濟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九十四歲的大師森穆遜（PaulSamuelson）在《紐約時報》為文，重複了他不久前說過的觀點。主要提到兩方面。一方面他認為他的孫子那一代會見到中國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於美國，成為地球上的經濟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暴跌，導致災難。我不認為中國當上地球上的經濟一哥是好事：這幾年北京已經未富先驕，樹大招風可免則免吧。客觀地看，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出那麼多，物價調整後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過美國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過美國則遙遙無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氣地指出「人均無期」這一點。在美元可能暴跌這話題上，森前輩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還沒有呈現大弱勢，主要因為人民幣鉤著美元！
後者的經濟邏輯是簡單的，用不著多說。我的本領是可以提出證據。有經濟觸覺的人，如果跟蹤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轉變，會察覺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從單鉤美元轉鉤一籃子外幣之初，該籃子內的美元含量應該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比重其後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近年來，我的觀察是人民幣再加重以美元為錨的成分，有時甚至全鉤美元。有重要的經濟原因，過後再說，但絕對不是因為什麼陰謀或什麼「格格不入」。是的，我認為人民幣加重鉤著美元是幫著美國一個大忙，克魯格曼的惡意言論是淺見。他在專欄的最後說：「一個大國向鄰國行乞的行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對中國的貨幣做點事。」說得瀟灑，但要對人民幣做點什麼事，才有利於美國呢？此君在國際貿易的分析上拿得諾貝爾獎，堪稱奇跡！
克魯格曼認為美元下跌對美國的經濟有利，因為可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聖的經濟學了。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這個話題是本科三年級的學問，而美元暴跌會使美國債券之價暴跌，等於美國利率暴升。與債券之價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聯儲局無技可施，房價不知會跌到哪裡去。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經驗——債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經驗——怎會這麼快就忘記了？
在同一文內，克氏提出一些其它美國經濟學者的看法：因為中國購買外地的資產，促成美國的樓市泡沫，帶來金融危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年外資湧進中國，比中國投資到美國去的錢，多出很多，北京可沒有哭出來。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黃子孫能投資一點錢而把美國的經濟搞垮，將來的歷史學者怎會不嘩然大叫，心臟病發呢？
這裡順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認為北京蠢，購買了那麼多美國債券。這可能又是克魯格曼認為中國擾亂美國經濟的原因。我不會為北京朋友的智商辯護，但他們多買美債是源於不好寫出來的政治壓力，神州大地一些擔瓜賣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說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應貝加（GaryBecker）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的謬誤。人民幣從一九九四至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鉤美元，不可能有操控匯率的空間。其後人民幣轉鉤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議員逼出來。不知是誰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師們，少說幾句不是較好嗎？要向克魯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今天沒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兌一。這反映著些什麼？反映著這些年中國的生產力增長，遠超美國的。雖然伊拉克之戰對美國不利，但人民幣兌美元的大強勢始於二○○三年初，在伊戰之前。除非是蠢才，沒有誰不希望美國的經濟繼續強勁，但事實是在地球一體化這個嚴重關頭上，美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是出現了不少問題。他們不應該嚮往著昔日的雄風，漠視了落後之邦的人也有頭有腦，有手有腳。這一點，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我跟佛利民解釋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當時也有點輕敵。但我深信，如果佛老還健在，他會支持我的看法。
回頭說人民幣的困境（是的，人民幣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勢下，還要鉤著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兌美元的匯率。這不是要向美國行乞，而是因為中國的工業產出外銷主要還是用美元結算。說過了，基本上中國的產出不是與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後者競爭大致上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如果中國的產出外銷以美元結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讓其它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殺下馬來。千夫指著罵中國，只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哥。所謂樹大招風也。
要脫離使用美元結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種費用最低，麻煩最少。這是撤銷還餘下來的不成氣候的外匯管制，把人民幣自由外放，從而使中國的廠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幣結算。這簡單的處理有複雜的一面。解釋過多次，撤銷匯管給中國帶來的利益數之不盡，這裡不再說。這裡要說的一個重要的複雜點，是撤銷匯管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人家要搞你，或聯手來搞你，有得搞。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堅持人民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的其中一個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經驗應該教訓了大家，以任何外幣為錨，或以一籃子外幣為錨，皆非善策。中國的央行要選貨幣以外的實物為錨，然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說過無數次了，這裡只再說其中一點︰依我的建議，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實物儲備的。轉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人民幣之錨，對央行的君子們只有一個不利之處。那就是他們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權力會大減。但貨幣政策是不應該用作調控經濟的。每次我聽到周小川先生說他的貨幣政策是多目標的，必搖頭興歎。貨幣的基本用場是什麼我解釋過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標也闖大禍。
放開匯管，採用我建議的下錨之法，聰明的發展中國家會知道怎樣做才能發揮他們的比較優勢條件。這對中國有利。先進之邦呢？他們會考慮作為人民幣之錨的一籃子物品來選擇他們的策略。北京不用管這些。富有的老大哥們要怎樣做是他們的選擇。
我很欣賞森穆遜十月二十四日說的兩句話︰「當一個工資低、可以學習的民族能倣傚先進之邦的科技時，他們會倣傚。這是為什麼保護主義像皰疹毒素，我們一定要預防染上。」這才是經濟學。
（五常再按：區區在下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增訂版已經出版，印製精美、價格相宜，只在神州大地銷售。一百元買四本送給親友吧。）
Thursday, October 29, 2009
[五常問答室]克魯格曼抨擊中國不是學者所為
網友問：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尖銳抨擊中國的貨幣政策。無論人們贊同與否，他的觀點表明人民幣再度成為世人關注焦點。請問張老有何評論？
答：
2009年10月17日我在昆明講話，事後讀報，一般沒有誤解，可能因為講得夠精闢。我於是決定憑記憶把這次講話寫下來，作為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的壓軸文章。殊不知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10月23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下。
我很少寫批評他家之見的文章，歷來不喜歡在文字上罵人，雖然認為如果自己要做，文字上要寫得有千鈞之力，我是可以的。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為此，老人家發了脾氣。上述的要寫的瀟灑文章，一動筆就寫了四千多字。下星期二（11月3日）在這裡刊登。讀者到時來熱鬧一下吧。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尖銳抨擊中國的貨幣政策。無論人們贊同與否，他的觀點表明人民幣再度成為世人關注焦點。請問張老有何評論？
答：
2009年10月17日我在昆明講話，事後讀報，一般沒有誤解，可能因為講得夠精闢。我於是決定憑記憶把這次講話寫下來，作為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的壓軸文章。殊不知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10月23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下。
我很少寫批評他家之見的文章，歷來不喜歡在文字上罵人，雖然認為如果自己要做，文字上要寫得有千鈞之力，我是可以的。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為此，老人家發了脾氣。上述的要寫的瀟灑文章，一動筆就寫了四千多字。下星期二（11月3日）在這裡刊登。讀者到時來熱鬧一下吧。
Tuesday, October 27, 2009
歐風歐雨話當年──代序
關兄愚謙來信，要求我為他的新書──《歐風歐雨》，遊記也──寫個序言，卻之當然不恭了。他可不知道我是個不喜歡遊覽的人！天下間不喜歡遊覽的可能只我一個，說來恐怕話長了。
簡略地說幾句吧。我六歲開始逃難，九歲在佛山寄宿，十二歲回港後東住一下西住一下，二十一歲赴北美後還是居無定所，要到三十三歲才在西雅圖安定下來。我於是怕搬，怕走，可以十多天足不出戶。在家中我既不讀書，也不看電視。做什麼呢？行來行去，想看些什麼。房子要大的，窗外要有可觀之景，其它一律無所謂。
愚謙兄比我年長幾歲，說風談浪，他生長的時代不會比我的安寧。事實上，他寫自己的生平以《浪》為題，也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讀《浪》，知道他少小時的奔走沒有我那麼多，但遇到的風浪卻比我的大。我想，一個從小走得多的人長大後不喜歡游，但慣於驚濤駭浪的，年長後則喜歡多游一下。遊覽可以一舒胸懷，是中國騷人雅士的傳統了。
自己不喜歡游，但還是到過歐洲三次：一次是學術會議，一次是替科斯在瑞典講話，最後一次真的為遊覽而去。後者是帶著孩子們去見識一下，而自己作為一個准導遊的本錢，是在洛杉磯加大唸書時，作過短暫的歐洲藝術史的助理教員。恨不得當時愚謙兄已經出版了《歐風歐雨》這本書，能讓我讀後才去。今天，神州大地的炎黃子孫有點錢，聽說到了歐洲受到禮待，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禮儀」可不是神州獨有。
話得說回來，儘管今天高樓大廈滿佈神州，公路、天橋車水馬龍，炎黃子孫跑到歐洲去不可能沒有劉姥姥走進大觀園的感受。歐洲的文化水平了不起，不同地區變化多，可以誇誇其談的典故所在皆是。幾年前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到歐洲一遊後，對那裡的建築物歎為觀止。
遊覽遊覽，究竟覽些什麼呢？一曰風景名勝，二曰文化品味，三曰歷史留痕。關愚謙這本書對游歐者的貢獻，可不是風景名勝的介紹──這些一般旅遊刊物提供無數──而是歐洲的文化與歷史，二者加起來是文化歷史了。愚謙兄的書當然也提及他擅長的政治知識，但政治這回事，可以讀到，可以聽到，卻不可以看到。個人認為，只為看風景是不值得遊覽的：沒有誰可以學王石，爬到珠峰之巔去拍照留念。餘下來的游歐重點，是體會一下他們的文化歷史，大開眼界之餘會變得謙虛一點吧。
我認為在人類五千年的文化發展中，只有兩個時期，兩個地方，出現了足以雄視百代的光輝。其一是從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到宋徽宗（一○八二──一一三五）那段時期的中國；其二是從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到畢加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段時期的歐洲。不是沒有戰亂動盪，但說這兩段時期與地方是人類文化的光輝是沒有疑問的。奇怪，二者皆各自馬不停蹄地走了大約四百八十年。更奇怪的是，上面提到的四個人都是藝術天才。宋徽宗、達芬奇、畢加索的藝術成就眾所周知。唐太宗呢？他的書法絕對一流，而如果不是此公慧眼識英雄，我們今天可能不知道曾經出現過王羲之這個人。
雙方各自走紅地發展四百八十年，中國是比歐洲先走八百多年的。後者遲了很久才起步，加上他們對文物保存得好，遊覽歐洲的確大有看頭。中國的文化古跡呢？太久，保存不易，可幸有以物品陪葬的風俗，中國的文化遺物被埋在地下，保存得好的無數。可惜北京的朋友棋差一著：他們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國內的市場出售，但盜墓者眾，大量文物賤價外流。我幾番建議北京盡早打開秦陵與乾陵，指出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讀者多，私下間一律支持，但北京的朋友忙顧左右。
雖然我不喜歡遊覽，但○三至○五年大搞攝影，加上久不久到各地校園給同學們講話，再加上要作實地調查來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年我和太太差不多走遍神州。
要怎樣欣賞中國的文化才對呢？沒有歐洲那麼多的保存得好的文化古跡可看，以遊覽的方式來欣賞中國的文化，你要讀很多古文及古詩詞。我曾經說過，西方的景物不容易讓我們看到一個李太白或一個蘇東坡。中國的江山自成一家，有點苦味，有點古意，不華麗，但幽美。昔日李白見到的江山，大致上我們今天還可見到。不讀古人的文字，遊覽神州不容易體會到中國曾經有偉大的文化。這是說，遊覽神州不容易「看」到中國的文化，而是可以讓我們「懷古」，而懷古是深一層的欣賞了。昔日蘇子寫《赤壁懷古》是一例，清人孫髯翁在大觀樓寫「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也是一例。我們歷代讀書識字的人，沒有誰不懷古一下。
要懂得怎樣懷古才可以在遊覽中深入地欣賞到中國的文化。這方面，來自西方的遊客是不容易體會的了。另一方面，倒轉過來，炎黃子孫遊覽歐洲，欣賞他們的文化歷史是遠為容易的。介紹歐洲文化的中語書籍多得很，而到了那裡近數百年的文化遺物，還留在地上的多得很。這數百年是歐洲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
國內的朋友要游歐洲嗎？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可能是先讀《歐風歐雨》這本書。愚謙兄對歐洲很熟；他的記憶好，觀察力強；文字可讀，而更重要是他很懂得掌握著有趣的話題下筆。後者是天賦。炎黃子孫不容易找到另一本遊覽歐洲的書可以學得那麼多。
是為序。
張五常，二○○九年九月
簡略地說幾句吧。我六歲開始逃難，九歲在佛山寄宿，十二歲回港後東住一下西住一下，二十一歲赴北美後還是居無定所，要到三十三歲才在西雅圖安定下來。我於是怕搬，怕走，可以十多天足不出戶。在家中我既不讀書，也不看電視。做什麼呢？行來行去，想看些什麼。房子要大的，窗外要有可觀之景，其它一律無所謂。
愚謙兄比我年長幾歲，說風談浪，他生長的時代不會比我的安寧。事實上，他寫自己的生平以《浪》為題，也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讀《浪》，知道他少小時的奔走沒有我那麼多，但遇到的風浪卻比我的大。我想，一個從小走得多的人長大後不喜歡游，但慣於驚濤駭浪的，年長後則喜歡多游一下。遊覽可以一舒胸懷，是中國騷人雅士的傳統了。
自己不喜歡游，但還是到過歐洲三次：一次是學術會議，一次是替科斯在瑞典講話，最後一次真的為遊覽而去。後者是帶著孩子們去見識一下，而自己作為一個准導遊的本錢，是在洛杉磯加大唸書時，作過短暫的歐洲藝術史的助理教員。恨不得當時愚謙兄已經出版了《歐風歐雨》這本書，能讓我讀後才去。今天，神州大地的炎黃子孫有點錢，聽說到了歐洲受到禮待，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禮儀」可不是神州獨有。
話得說回來，儘管今天高樓大廈滿佈神州，公路、天橋車水馬龍，炎黃子孫跑到歐洲去不可能沒有劉姥姥走進大觀園的感受。歐洲的文化水平了不起，不同地區變化多，可以誇誇其談的典故所在皆是。幾年前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到歐洲一遊後，對那裡的建築物歎為觀止。
遊覽遊覽，究竟覽些什麼呢？一曰風景名勝，二曰文化品味，三曰歷史留痕。關愚謙這本書對游歐者的貢獻，可不是風景名勝的介紹──這些一般旅遊刊物提供無數──而是歐洲的文化與歷史，二者加起來是文化歷史了。愚謙兄的書當然也提及他擅長的政治知識，但政治這回事，可以讀到，可以聽到，卻不可以看到。個人認為，只為看風景是不值得遊覽的：沒有誰可以學王石，爬到珠峰之巔去拍照留念。餘下來的游歐重點，是體會一下他們的文化歷史，大開眼界之餘會變得謙虛一點吧。
我認為在人類五千年的文化發展中，只有兩個時期，兩個地方，出現了足以雄視百代的光輝。其一是從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到宋徽宗（一○八二──一一三五）那段時期的中國；其二是從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到畢加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段時期的歐洲。不是沒有戰亂動盪，但說這兩段時期與地方是人類文化的光輝是沒有疑問的。奇怪，二者皆各自馬不停蹄地走了大約四百八十年。更奇怪的是，上面提到的四個人都是藝術天才。宋徽宗、達芬奇、畢加索的藝術成就眾所周知。唐太宗呢？他的書法絕對一流，而如果不是此公慧眼識英雄，我們今天可能不知道曾經出現過王羲之這個人。
雙方各自走紅地發展四百八十年，中國是比歐洲先走八百多年的。後者遲了很久才起步，加上他們對文物保存得好，遊覽歐洲的確大有看頭。中國的文化古跡呢？太久，保存不易，可幸有以物品陪葬的風俗，中國的文化遺物被埋在地下，保存得好的無數。可惜北京的朋友棋差一著：他們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國內的市場出售，但盜墓者眾，大量文物賤價外流。我幾番建議北京盡早打開秦陵與乾陵，指出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讀者多，私下間一律支持，但北京的朋友忙顧左右。
雖然我不喜歡遊覽，但○三至○五年大搞攝影，加上久不久到各地校園給同學們講話，再加上要作實地調查來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年我和太太差不多走遍神州。
要怎樣欣賞中國的文化才對呢？沒有歐洲那麼多的保存得好的文化古跡可看，以遊覽的方式來欣賞中國的文化，你要讀很多古文及古詩詞。我曾經說過，西方的景物不容易讓我們看到一個李太白或一個蘇東坡。中國的江山自成一家，有點苦味，有點古意，不華麗，但幽美。昔日李白見到的江山，大致上我們今天還可見到。不讀古人的文字，遊覽神州不容易體會到中國曾經有偉大的文化。這是說，遊覽神州不容易「看」到中國的文化，而是可以讓我們「懷古」，而懷古是深一層的欣賞了。昔日蘇子寫《赤壁懷古》是一例，清人孫髯翁在大觀樓寫「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也是一例。我們歷代讀書識字的人，沒有誰不懷古一下。
要懂得怎樣懷古才可以在遊覽中深入地欣賞到中國的文化。這方面，來自西方的遊客是不容易體會的了。另一方面，倒轉過來，炎黃子孫遊覽歐洲，欣賞他們的文化歷史是遠為容易的。介紹歐洲文化的中語書籍多得很，而到了那裡近數百年的文化遺物，還留在地上的多得很。這數百年是歐洲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
國內的朋友要游歐洲嗎？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可能是先讀《歐風歐雨》這本書。愚謙兄對歐洲很熟；他的記憶好，觀察力強；文字可讀，而更重要是他很懂得掌握著有趣的話題下筆。後者是天賦。炎黃子孫不容易找到另一本遊覽歐洲的書可以學得那麼多。
是為序。
張五常，二○○九年九月
Thursday, October 22, 2009
[五常問答室]回應批評是創作的大忌
讀者問：
我在您的博客文章《風俗習慣與國慶閱兵》後留言表示質疑意見，包括「北京這次演出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嗎？並提出這次演出預算不公開等幾個問題。
很不幸的是，我的留言不僅沒有答覆，還迅速被管理員刪除。於是我再次留言，請問張教授是不是只接受仰慕，不接受質疑。再次被刪除。如果這是您張教授本人的意願，我無話可說，只能從此不再看您的文章。所謂非凡之人必有其非凡之度量。如果連這麼一點點質疑都忍受不了，又何必表現地狂傲？
答：
博客不是我管的。回顧平生，讚的彈的從兩歲起無日無之，一律不管才活到今天。我只希望自己的思想能給中國的同學一點啟發，可惜餘下來的日子不多了。四十多年前發表《佃農理論》後，反對或不同意的無數，我一律不管，其實一律不讀。其後惹來爭議的學術文章差不多篇篇皆是，也一律不管。可以說，經濟學的題材，經過我處理的沒有一項不被改變了。昔日GeorgeStigler對我說，不要管他人對你的批評，因為在思想史上沒有誰可以從回應批評中贏得些什麼。也是昔日，後來是林毅夫的導師的GaleJohnson對我說：你的新意那麼多，賣五仙一個可以發達，不要浪費時間作回應。
其實，說穿了，我這個偉大天才不值錢！我有的只是一種其它人沒有的奇特功能。那是在思想時我可以在一秒之內關上鐵閘，不讓他家之見參進。不是不知道有他家之見，而是鐵閘要開則開，要關則關，關得密不透風的。這是說，要接受或要不接受影響由我決定。這樣，毫無外間影響的思想，要不創新也艱難。
這樣吧，我會把你的電郵及我這回郵貼到博客上去（先把你的名字刪除），希望對同學的思想發展有助。同學們要明白，關上鐵閘的秘方的第一步，是一絲成見也沒有。成見是沙石，只一小點鐵閘就關不起來。
我在您的博客文章《風俗習慣與國慶閱兵》後留言表示質疑意見，包括「北京這次演出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嗎？並提出這次演出預算不公開等幾個問題。
很不幸的是，我的留言不僅沒有答覆，還迅速被管理員刪除。於是我再次留言，請問張教授是不是只接受仰慕，不接受質疑。再次被刪除。如果這是您張教授本人的意願，我無話可說，只能從此不再看您的文章。所謂非凡之人必有其非凡之度量。如果連這麼一點點質疑都忍受不了，又何必表現地狂傲？
答：
博客不是我管的。回顧平生，讚的彈的從兩歲起無日無之，一律不管才活到今天。我只希望自己的思想能給中國的同學一點啟發，可惜餘下來的日子不多了。四十多年前發表《佃農理論》後，反對或不同意的無數，我一律不管，其實一律不讀。其後惹來爭議的學術文章差不多篇篇皆是，也一律不管。可以說，經濟學的題材，經過我處理的沒有一項不被改變了。昔日GeorgeStigler對我說，不要管他人對你的批評，因為在思想史上沒有誰可以從回應批評中贏得些什麼。也是昔日，後來是林毅夫的導師的GaleJohnson對我說：你的新意那麼多，賣五仙一個可以發達，不要浪費時間作回應。
其實，說穿了，我這個偉大天才不值錢！我有的只是一種其它人沒有的奇特功能。那是在思想時我可以在一秒之內關上鐵閘，不讓他家之見參進。不是不知道有他家之見，而是鐵閘要開則開，要關則關，關得密不透風的。這是說，要接受或要不接受影響由我決定。這樣，毫無外間影響的思想，要不創新也艱難。
這樣吧，我會把你的電郵及我這回郵貼到博客上去（先把你的名字刪除），希望對同學的思想發展有助。同學們要明白，關上鐵閘的秘方的第一步，是一絲成見也沒有。成見是沙石，只一小點鐵閘就關不起來。
Tuesday, October 20, 2009
《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前途
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小書——其實是一篇很長的英語文章，加上很長的中譯，再加上四篇有關的中語文章，共二百頁——要在國內出版了。個人重視這作品，認為是自己的正規學術論著中的「封刀之作」。通過香港花千樹，由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他們隆重其事，希望神州普及，稱為「假精裝」（香港的過癮說法）的訂價只人民幣二十五元。這個零售價香港無法辦到。
這是第一本我親自協助的在國內出版的書，修改主要只是簡體字用的一些與香港不同的標點，及鬼子佬人名的翻譯，其它一律不改。但為了高斯（國內稱科斯）未來的美國版作了最後的修訂，這次國內版是未來的美國版了。
跟我們接洽的兩位中信小姐很執著，很認真，花千樹也執著，也認真，大家一字不苟地商議，來來去去花了兩個月。不值得的，但身為作者我不能說不要那麼執著，不妨苟且一下。我堅持文字的風格不能改，偶爾為了要生動一下而用上的廣東話也要保留。他們依我的。
跟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是淺的，非常淺，但分析起來難度高。自然科學是深的，天下看來沒有深而容易的學問吧。奇怪是，淺學問可以非常困難。我的意思，是當我的外甥及兒子向我解釋他們專研的物理生物及化學生物，我聽不懂，認為深不可測。然而，在經濟話題上，當我對某現象找到自己滿意的解釋，向行外人細說，只要沒有成見，他們明白。這是淺。說難，因為淺答案不容易找到，好些顯淺不過的解釋我要花上十多年的工夫。回顧平生，我沒有遇到過可取但湛深難明的經濟解釋。
這就是問題。經濟學的可取解釋既然永遠是那麼淺，為何那麼困難才能找到答案呢？這問題我解釋過一下，將來有機會再會詳述。多年以來，同事朋友聽到我提出一個解釋，會說：「是那麼淺，為什麼其它人沒有想到？」當我聽到同事朋友提出一個解釋時，可能說：「那麼淺，應該對。」也可能說：「那麼深，應該不對吧。」我這種以直覺感受作出的回應，命中率甚高。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上述經濟學的獨特處的一個好示範。創作此文非常難：要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資料要有各方君子的協助，自己所學剛好全部用上，機緣巧合讓我在昆山發現了新大陸——中國的地區之間的競爭天下獨有。有了這一切，我還要細想三年。如果不是某天晚上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到作學生時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腳注，可能到今天也想不出解釋。
這本小書容易讀嗎？高斯說難度高，但他細想後說這難度是需要的。我認為文中的每個論點都不難，淺的，但整件作品有著多個不同論點，要組合，加起來成為一體就不易讀了。我花了長時日向淺中求，盡可能簡化，但最後得到的還是一篇不易懂的長文。高斯翻來覆去地考慮那些地方可以簡化，提出建議，到後來他認為我修改得好，滿意，但也認為其難度不能不保留。同學們購買這本書，我當然高興，但閱讀時千萬不要見難而退。要記著文中每點都淺，有些需要學過——如果沒有學過，假設我說的對就可以過關。把各點加起來，見到一個完整的大場面的整體就算是讀懂了。可能要多讀一兩次吧。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篇長文的前途將會怎樣呢？如果北京的朋友悉心地改進這制度，繼續發展下去，此文傳世可以斷言。但如果他們把這制度的關鍵損害了，不斷地引進西方的與中國的局限條件合不來的政策，那麼我這個老人家比不上昔日的王勃：楊意不逢、鍾期難遇，高山流水不奏也罷。
我為國內版寫了一個簡短的序，謹錄如下：
神州增訂版序
回顧平生，在學術研究上我老老實實地走了一段漫長而又艱苦的路。一九六七寫好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二○○八寫好《中國的經濟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傳世，思想史上沒有誰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頂峰維持那幺久。上蒼對我格外仁慈，給我有得天獨厚之感。
也回顧平生，自己認為足以傳世的英語文章約九篇之譜。一般朋友舉《佃農》為首，科斯選《蜜蜂的神話》，阿爾欽選《座位票價》，而巴澤爾則肯定《價格管制理論》是無與倫比的。我自己呢？選《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寫好初稿時我那樣想，兩年後的今天我還是那樣想。似淺實深，這裡獨立成書的《制度》一文牽涉到的話題廣泛，細節多，史實長達三十年，合約理論的分析達到了一個前不見古人的層面，而其中好幾處要靠機緣巧合，或時來運到，才找到答案。沒有任何「缺環」，完整若天衣無縫也。讀者要記住，《制度》一文其實寫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之前的經濟奇跡。
學術過於專注有機會發神經，而我的集中力驚人，往往一發難收。我因而喜歡這裡那裡分心一下，於是搞攝影、練書法、寫散文、好收藏，嘗試過的投資或生意無數。這些行為惹來非議，而我喜歡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使一些無聊之輩認為我早就放棄了學術，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張云云。這些人不知道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不多到那裡觀察算不上是科學。至於那些認為我轉向研究中國是浪費了天賦的眾君子，屬坐井觀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是的，我這一輩在西方拜師學藝的人知道，在國際學術上中國毫不重要，沒有半席之位可言。也怪不得，在學問上炎黃子孫沒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發覺那裡的經濟大師不怎麼樣。不懂中國，對經濟的認識出現了一個大缺環，算不上真的懂經濟。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英、中二語的書，在香港出版過三次。這次攻進神州，應該有點前途。為此我補做了兩件事。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進兩篇有關的文章，介紹正文的重要性。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補充。此文早就修改過無數次。科斯要把該文與其它文章一起結集在美國出版，問我還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反覆重讀，找不到有什麼地方要改，但有幾處不妨多說幾句，尤其是在第八節之後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就讓國內的同學先讀這些補充吧。
是為序。
張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
這是第一本我親自協助的在國內出版的書，修改主要只是簡體字用的一些與香港不同的標點，及鬼子佬人名的翻譯，其它一律不改。但為了高斯（國內稱科斯）未來的美國版作了最後的修訂，這次國內版是未來的美國版了。
跟我們接洽的兩位中信小姐很執著，很認真，花千樹也執著，也認真，大家一字不苟地商議，來來去去花了兩個月。不值得的，但身為作者我不能說不要那麼執著，不妨苟且一下。我堅持文字的風格不能改，偶爾為了要生動一下而用上的廣東話也要保留。他們依我的。
跟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是淺的，非常淺，但分析起來難度高。自然科學是深的，天下看來沒有深而容易的學問吧。奇怪是，淺學問可以非常困難。我的意思，是當我的外甥及兒子向我解釋他們專研的物理生物及化學生物，我聽不懂，認為深不可測。然而，在經濟話題上，當我對某現象找到自己滿意的解釋，向行外人細說，只要沒有成見，他們明白。這是淺。說難，因為淺答案不容易找到，好些顯淺不過的解釋我要花上十多年的工夫。回顧平生，我沒有遇到過可取但湛深難明的經濟解釋。
這就是問題。經濟學的可取解釋既然永遠是那麼淺，為何那麼困難才能找到答案呢？這問題我解釋過一下，將來有機會再會詳述。多年以來，同事朋友聽到我提出一個解釋，會說：「是那麼淺，為什麼其它人沒有想到？」當我聽到同事朋友提出一個解釋時，可能說：「那麼淺，應該對。」也可能說：「那麼深，應該不對吧。」我這種以直覺感受作出的回應，命中率甚高。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上述經濟學的獨特處的一個好示範。創作此文非常難：要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資料要有各方君子的協助，自己所學剛好全部用上，機緣巧合讓我在昆山發現了新大陸——中國的地區之間的競爭天下獨有。有了這一切，我還要細想三年。如果不是某天晚上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到作學生時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腳注，可能到今天也想不出解釋。
這本小書容易讀嗎？高斯說難度高，但他細想後說這難度是需要的。我認為文中的每個論點都不難，淺的，但整件作品有著多個不同論點，要組合，加起來成為一體就不易讀了。我花了長時日向淺中求，盡可能簡化，但最後得到的還是一篇不易懂的長文。高斯翻來覆去地考慮那些地方可以簡化，提出建議，到後來他認為我修改得好，滿意，但也認為其難度不能不保留。同學們購買這本書，我當然高興，但閱讀時千萬不要見難而退。要記著文中每點都淺，有些需要學過——如果沒有學過，假設我說的對就可以過關。把各點加起來，見到一個完整的大場面的整體就算是讀懂了。可能要多讀一兩次吧。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篇長文的前途將會怎樣呢？如果北京的朋友悉心地改進這制度，繼續發展下去，此文傳世可以斷言。但如果他們把這制度的關鍵損害了，不斷地引進西方的與中國的局限條件合不來的政策，那麼我這個老人家比不上昔日的王勃：楊意不逢、鍾期難遇，高山流水不奏也罷。
我為國內版寫了一個簡短的序，謹錄如下：
神州增訂版序
回顧平生，在學術研究上我老老實實地走了一段漫長而又艱苦的路。一九六七寫好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二○○八寫好《中國的經濟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傳世，思想史上沒有誰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頂峰維持那幺久。上蒼對我格外仁慈，給我有得天獨厚之感。
也回顧平生，自己認為足以傳世的英語文章約九篇之譜。一般朋友舉《佃農》為首，科斯選《蜜蜂的神話》，阿爾欽選《座位票價》，而巴澤爾則肯定《價格管制理論》是無與倫比的。我自己呢？選《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寫好初稿時我那樣想，兩年後的今天我還是那樣想。似淺實深，這裡獨立成書的《制度》一文牽涉到的話題廣泛，細節多，史實長達三十年，合約理論的分析達到了一個前不見古人的層面，而其中好幾處要靠機緣巧合，或時來運到，才找到答案。沒有任何「缺環」，完整若天衣無縫也。讀者要記住，《制度》一文其實寫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之前的經濟奇跡。
學術過於專注有機會發神經，而我的集中力驚人，往往一發難收。我因而喜歡這裡那裡分心一下，於是搞攝影、練書法、寫散文、好收藏，嘗試過的投資或生意無數。這些行為惹來非議，而我喜歡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使一些無聊之輩認為我早就放棄了學術，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張云云。這些人不知道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不多到那裡觀察算不上是科學。至於那些認為我轉向研究中國是浪費了天賦的眾君子，屬坐井觀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是的，我這一輩在西方拜師學藝的人知道，在國際學術上中國毫不重要，沒有半席之位可言。也怪不得，在學問上炎黃子孫沒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發覺那裡的經濟大師不怎麼樣。不懂中國，對經濟的認識出現了一個大缺環，算不上真的懂經濟。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英、中二語的書，在香港出版過三次。這次攻進神州，應該有點前途。為此我補做了兩件事。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進兩篇有關的文章，介紹正文的重要性。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補充。此文早就修改過無數次。科斯要把該文與其它文章一起結集在美國出版，問我還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反覆重讀，找不到有什麼地方要改，但有幾處不妨多說幾句，尤其是在第八節之後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就讓國內的同學先讀這些補充吧。
是為序。
張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
Thursday, October 15, 2009
[五常問答室]我對日本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抱疑
問：最近日本提出想與中國合作，組成一個類似歐盟那樣的「東亞共同體」，張教授認為如何？
答：
我不知道「共同體」是什麼意思，所以無從反對，也無從贊成。我認為競爭對經濟的發展有好處，不管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又或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如果共同體是削弱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我是反對的。另一方面，互相競爭與互相協助是沒有矛盾的，這觀點在中國很多的工業區的經驗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現在日本提出與中國搞共同體，我不知道所指的是哪種。再另一方面，在競爭下的互相協助經常是在私營企業之間出現的。國與國之間，由政府處理，我覺得是有疑問的。
答：
我不知道「共同體」是什麼意思，所以無從反對，也無從贊成。我認為競爭對經濟的發展有好處，不管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又或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如果共同體是削弱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我是反對的。另一方面，互相競爭與互相協助是沒有矛盾的，這觀點在中國很多的工業區的經驗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現在日本提出與中國搞共同體，我不知道所指的是哪種。再另一方面，在競爭下的互相協助經常是在私營企業之間出現的。國與國之間，由政府處理，我覺得是有疑問的。
Tuesday, October 13, 2009
舊文新譯：一九九七回顧中國的貨幣發展
（五常按：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宣讀了《鄧小平的偉大改革》一文，是為第一屆夏保加（ArnoldHarberger）榮譽講座而作，下了心機，大約九七年八月完稿，其中第三節題為《中國的金融改革》，簡略地回顧及分析人民幣的發展過程。可能忘記了，這篇自己稱意的長文沒有中譯。最近大興土木，要為自己二十多年來以中文寫下的無數關於貨幣的中語文章悉心整理，結集成書，希望傳世。
是在這大整理中我發覺《鄧小平的偉大改革》沒有中譯，而其中關於人民幣的第三節重要，因為寫這節時我對貨幣問題得到新的啟發，其後再多想幾年，得到自己認為差不多可以劃上句號的貨幣分析。這後來的分析跟影響我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因為我用上的全部是價格理論，沒有其它。
幾天前我把上述的第三節翻成中文後，決定先在這裡刊登。國慶節日剛過，我卻刊登一篇回顧昔日風風雨雨的文章，是不識時務嗎？不是的。有兩點。其一是希望中國的青年知道他們今天的機會得來不易，要好好地珍惜。其二是起自去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少人說是沒有見過那麼嚴重的，但回顧九十年代初期中國遇到的金融困境，解救的難度絕對不在年多來的國際危機之下。當時北京的應對，用上的方法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在那艱苦的日子中，經濟繼續急速上升，只八年長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雖然當時在股市及樓市受損的人無數。是的，如果昔日中國拜西方的經濟專家為師，今天北京何來國慶大典那種歡欣了？
有一點我要給自己打個滿分。一九九三的前前後後，我認識的所有關心中國的朋友都持著悲觀的看法。只我一人對中國的前景繼續看好，而一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事發後，我看得更好。這裡刊登的「第三節」寫在亞洲金融風暴事發之際，但沒有提及，因為我對中國的樂觀當時是升了一級的。）
中國的金融改革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宣稱兩種貨幣中的外匯券將被取締。兩個月後公佈十月停止發行外匯券，十一月停止使用。該年九月我發表了一篇分析長文回應，結論是如果外匯券被取締，中國要不重施廣泛的物價管制——走回頭路——就要取消外匯管制了。我不應該發表該文，因為北京的朋友讀後擱置了取締外匯券的決定。外匯券終於取締是七年後，那時他們有了另一個策略的安排。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始打開門戶，遊客湧進。這些遊客有特許的權利在友誼商店購買最高檔次的物品。渴望獲得優質物品的本地中國人於是托遊客朋友購買。為了堵塞漏洞，一九八○年四月外匯券就發行了。作為唯一的可以在高檔賓館及商場購物的貨幣，外匯券不僅是一種貨幣，也是購買被約束著的物品或服務的許可證。
外來遊客可以自由地以他們帶來的外幣兌換外匯券，或以外匯券兌換外幣，其匯率與人民幣的官價匯率看齊。從官價看，外匯券與人民幣有相同的幣值。但因為外匯券的用場比較廣，過了不久此券的幣值較高，往往比人民幣高出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本地人要在市場換取外匯券是沒有困難的。只要他們願意付出一個額外之價，他們可以找到途徑去購買友誼商店的物品。不出兩年，有關當局知道約束本地人購買高檔次的物品非常困難，這約束於是放棄了。
然而，外匯券還在，與人民幣一起並存。此券繼續比人民幣值錢，因為可以按官價兌換外幣。即是說，以市場流通的黑市匯率算，人民幣的市值是較低的。有兩種貨幣一起流通，官價一樣但其實外匯券比人民幣值錢，如下的情況出現了。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的人，知道同樣的物品或服務，拿出外匯券可以獲得一個可觀的折扣。兩種貨幣各有各的價，其實是同價。但那些無知的遊客，把外匯券以人民幣之價使用，效果是價格分歧。
有好幾年，北京的朋友認為這分歧會給國家帶來較多的外匯進帳。我對他們說不一定，因為牽涉到幾個價格彈性係數。這係數問題夏保加是天下權威，但北京的朋友不容易明白。他們終於信服的原因，是察覺到愈來愈多的外來遊客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無論邏輯或事實，劣幣會驅逐良幣的葛氏定律是全盤錯了的。
要注意的重點，是同一物品，兩種貨幣各有各的物價，含意著的是一個黑市匯率的存在。這是合法的，因為該黑市匯率沒有表達出來。換言之，外匯券的存在是掩飾著一項非法活動。另一方面，如果一個購物者先在黑市兌換人民幣才購物——雖然跟用外匯券討價還價是同一回事——非法的行為就變得明顯了。
這帶來一個關鍵問題。取消外匯券之後，外地的貨幣可以在中國流通嗎？（我的估計，一九八六年大約有三十九億港元在中國。）如果外幣不准在中國流通，黑市匯率會大升，壓制這非法活動需要引進對改革不利的管制。如果容許外幣在中國流通，市場的成交會按市值匯率從事，使官價匯率成為紙上談兵的玩意。杜絕後者，北京要禁止市場討價還價，於是，再全面地施行物價管制是需要的了。兩個選擇的任何一個，取消外匯管制的壓力一定上升。
北京選擇保留外匯券。當一九九三他們終於決定取締外匯券時，中國已經出現了災難性的金融危機。通脹年率百分之十七（是當時官方的數字），還在上升，而黑市的人民幣匯率，從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四角五仙兌一港元，下降至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一元五角兌一港元。貪污，一九八五開始普及，一九九○廣泛地攻進銀行的領域去。一種做法，是國營的銀行以官定的利率借錢出去，但其實檯底的利率加倍，再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投資盈利（如果有盈利的話）給銀行的主事職員。有專利的國營企業的產品還有價格管制，繼續是貪污的一個大源頭，而為了資助這些企業，人民銀行的鈔票印製得不夠快。
國內及國外的評論都呼籲北京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一九九三年初這樣的呼聲天天有。我不同意，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我的論點，簡單而又有說服力，使約束貨幣供應量的呼聲一下子靜寂下來。
我的解釋，是人民銀行及屬下的分行是出糧機構，不是商業銀行，到了八十年代後期這出糧機制伸展到投資那方面去。有權有勢的國企或高幹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銀行唯命是從，而貪污只不過是火上加油而已。對中國人建議需要約束貨幣的供應量是天真的——自國民黨時期起，他們對這話題的知識天下無可匹敵。我的論點，是那龐大的貨幣需求不是來自一般的銀行客戶，而是來自有權有勢的人，其中有些可以把銀行關閉。建議約束貨幣量不是無聊之舉嗎？就是銀行願意約束也無法做到。約束中國的通脹，北京要切斷以權力借錢的要求。這是說，權力的貨幣需求非去不可，要一刀切。
在該文的結語中，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制要從頭建造。人民銀行要負上一家中央銀行的職責，控制貨幣的供應增長率每年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依照佛利民之見，經濟增長得快這百分之二十不算高），但央行本身不要有在市場貸款的權力。所有人民銀行屬下的分行要轉為商業銀行，最好是出售給資格足夠的買家。改進抵押與破產的法律，讓銀行按著健康的經濟及會計原則貸款。把國營企業私有化，可以通過股權的發售，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撤銷所有外匯及價格管制。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鎔基接掌人民銀行。兩個月後他提出的銀行制度改革跟我建議的差不多，但他後來做的卻不一樣。朱不是個自由市場的信奉者。他愛操控。他有剛強的個性，聰明，沒有傳言說他曾經貪污。在朱的掌政下，人民銀行轉為一間中央銀行，但與其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他以限額的方法直接壓縮借貸，讓國營企業吃不飽，使失業增加。以權力借錢的要求急跌，通貨膨脹迅速地下降了。今天（一九九七），中國的通脹率剛好是零。
肯定地，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外匯券停止使用後，人民幣的黑市生意終結，因為北京把市場匯率代替了官價匯率。跟著是近乎奇跡地，有三年長時間（即到本文完稿之日）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在狹窄的一元零五仙與一元零九仙之間浮動。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同樣穩定。明顯地，在通貨膨脹迅速下降而外匯儲備迅速上升的情況下，維護一個穩定的匯率是容易的。
其實，朱鎔基與他的同事是創立了一個獨特的貨幣制度。名義上外匯管制仍然存在，但可以通過漏洞，繞道而行——我的估計是繞道走要付百分之零點二到百分之一之間的額外費用。外來的人可以在國內的銀行儲存外幣，也可用外幣與國內的人成交，但國內的人與人之間不可以那樣做。最有趣的是，本地的機構收到外來的直接投資，規定要轉為人民幣。這是國內的人民幣量的主要增加途徑。兌換了人民幣的外幣要交到政府那裡去，導致一個現象性的外匯儲備增長——從一九九三年的二百億美元增至今天（一九九七）的一千三百億美元。
我們不能否認這個貨幣制度，雖然有點怪，卻是天才之筆，給某些目的提供好服務。然而，有模糊不清的外匯管制存在，加上外地的銀行不能真的在中國做生意，就是上海也不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了。要發展金融中心匯管一定要撤銷，銀行需要私有化及參與國際競爭。
我相信市場的壓力將再會發揮作用，在五年之內打開中國的金融行業。過去五年，上海興建的商業高樓大廈跟香港五十年建造的數量相若。這些建築物目前是空置著，一年來租金減半，仍在下降。不少是利益人士的投資，有點政治肌肉，不放開金融，這些商業大廈是永遠不會租滿的。
是在這大整理中我發覺《鄧小平的偉大改革》沒有中譯，而其中關於人民幣的第三節重要，因為寫這節時我對貨幣問題得到新的啟發，其後再多想幾年，得到自己認為差不多可以劃上句號的貨幣分析。這後來的分析跟影響我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因為我用上的全部是價格理論，沒有其它。
幾天前我把上述的第三節翻成中文後，決定先在這裡刊登。國慶節日剛過，我卻刊登一篇回顧昔日風風雨雨的文章，是不識時務嗎？不是的。有兩點。其一是希望中國的青年知道他們今天的機會得來不易，要好好地珍惜。其二是起自去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少人說是沒有見過那麼嚴重的，但回顧九十年代初期中國遇到的金融困境，解救的難度絕對不在年多來的國際危機之下。當時北京的應對，用上的方法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在那艱苦的日子中，經濟繼續急速上升，只八年長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雖然當時在股市及樓市受損的人無數。是的，如果昔日中國拜西方的經濟專家為師，今天北京何來國慶大典那種歡欣了？
有一點我要給自己打個滿分。一九九三的前前後後，我認識的所有關心中國的朋友都持著悲觀的看法。只我一人對中國的前景繼續看好，而一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事發後，我看得更好。這裡刊登的「第三節」寫在亞洲金融風暴事發之際，但沒有提及，因為我對中國的樂觀當時是升了一級的。）
中國的金融改革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宣稱兩種貨幣中的外匯券將被取締。兩個月後公佈十月停止發行外匯券，十一月停止使用。該年九月我發表了一篇分析長文回應，結論是如果外匯券被取締，中國要不重施廣泛的物價管制——走回頭路——就要取消外匯管制了。我不應該發表該文，因為北京的朋友讀後擱置了取締外匯券的決定。外匯券終於取締是七年後，那時他們有了另一個策略的安排。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始打開門戶，遊客湧進。這些遊客有特許的權利在友誼商店購買最高檔次的物品。渴望獲得優質物品的本地中國人於是托遊客朋友購買。為了堵塞漏洞，一九八○年四月外匯券就發行了。作為唯一的可以在高檔賓館及商場購物的貨幣，外匯券不僅是一種貨幣，也是購買被約束著的物品或服務的許可證。
外來遊客可以自由地以他們帶來的外幣兌換外匯券，或以外匯券兌換外幣，其匯率與人民幣的官價匯率看齊。從官價看，外匯券與人民幣有相同的幣值。但因為外匯券的用場比較廣，過了不久此券的幣值較高，往往比人民幣高出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本地人要在市場換取外匯券是沒有困難的。只要他們願意付出一個額外之價，他們可以找到途徑去購買友誼商店的物品。不出兩年，有關當局知道約束本地人購買高檔次的物品非常困難，這約束於是放棄了。
然而，外匯券還在，與人民幣一起並存。此券繼續比人民幣值錢，因為可以按官價兌換外幣。即是說，以市場流通的黑市匯率算，人民幣的市值是較低的。有兩種貨幣一起流通，官價一樣但其實外匯券比人民幣值錢，如下的情況出現了。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的人，知道同樣的物品或服務，拿出外匯券可以獲得一個可觀的折扣。兩種貨幣各有各的價，其實是同價。但那些無知的遊客，把外匯券以人民幣之價使用，效果是價格分歧。
有好幾年，北京的朋友認為這分歧會給國家帶來較多的外匯進帳。我對他們說不一定，因為牽涉到幾個價格彈性係數。這係數問題夏保加是天下權威，但北京的朋友不容易明白。他們終於信服的原因，是察覺到愈來愈多的外來遊客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無論邏輯或事實，劣幣會驅逐良幣的葛氏定律是全盤錯了的。
要注意的重點，是同一物品，兩種貨幣各有各的物價，含意著的是一個黑市匯率的存在。這是合法的，因為該黑市匯率沒有表達出來。換言之，外匯券的存在是掩飾著一項非法活動。另一方面，如果一個購物者先在黑市兌換人民幣才購物——雖然跟用外匯券討價還價是同一回事——非法的行為就變得明顯了。
這帶來一個關鍵問題。取消外匯券之後，外地的貨幣可以在中國流通嗎？（我的估計，一九八六年大約有三十九億港元在中國。）如果外幣不准在中國流通，黑市匯率會大升，壓制這非法活動需要引進對改革不利的管制。如果容許外幣在中國流通，市場的成交會按市值匯率從事，使官價匯率成為紙上談兵的玩意。杜絕後者，北京要禁止市場討價還價，於是，再全面地施行物價管制是需要的了。兩個選擇的任何一個，取消外匯管制的壓力一定上升。
北京選擇保留外匯券。當一九九三他們終於決定取締外匯券時，中國已經出現了災難性的金融危機。通脹年率百分之十七（是當時官方的數字），還在上升，而黑市的人民幣匯率，從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四角五仙兌一港元，下降至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一元五角兌一港元。貪污，一九八五開始普及，一九九○廣泛地攻進銀行的領域去。一種做法，是國營的銀行以官定的利率借錢出去，但其實檯底的利率加倍，再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投資盈利（如果有盈利的話）給銀行的主事職員。有專利的國營企業的產品還有價格管制，繼續是貪污的一個大源頭，而為了資助這些企業，人民銀行的鈔票印製得不夠快。
國內及國外的評論都呼籲北京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一九九三年初這樣的呼聲天天有。我不同意，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我的論點，簡單而又有說服力，使約束貨幣供應量的呼聲一下子靜寂下來。
我的解釋，是人民銀行及屬下的分行是出糧機構，不是商業銀行，到了八十年代後期這出糧機制伸展到投資那方面去。有權有勢的國企或高幹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銀行唯命是從，而貪污只不過是火上加油而已。對中國人建議需要約束貨幣的供應量是天真的——自國民黨時期起，他們對這話題的知識天下無可匹敵。我的論點，是那龐大的貨幣需求不是來自一般的銀行客戶，而是來自有權有勢的人，其中有些可以把銀行關閉。建議約束貨幣量不是無聊之舉嗎？就是銀行願意約束也無法做到。約束中國的通脹，北京要切斷以權力借錢的要求。這是說，權力的貨幣需求非去不可，要一刀切。
在該文的結語中，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制要從頭建造。人民銀行要負上一家中央銀行的職責，控制貨幣的供應增長率每年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依照佛利民之見，經濟增長得快這百分之二十不算高），但央行本身不要有在市場貸款的權力。所有人民銀行屬下的分行要轉為商業銀行，最好是出售給資格足夠的買家。改進抵押與破產的法律，讓銀行按著健康的經濟及會計原則貸款。把國營企業私有化，可以通過股權的發售，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撤銷所有外匯及價格管制。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鎔基接掌人民銀行。兩個月後他提出的銀行制度改革跟我建議的差不多，但他後來做的卻不一樣。朱不是個自由市場的信奉者。他愛操控。他有剛強的個性，聰明，沒有傳言說他曾經貪污。在朱的掌政下，人民銀行轉為一間中央銀行，但與其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他以限額的方法直接壓縮借貸，讓國營企業吃不飽，使失業增加。以權力借錢的要求急跌，通貨膨脹迅速地下降了。今天（一九九七），中國的通脹率剛好是零。
肯定地，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外匯券停止使用後，人民幣的黑市生意終結，因為北京把市場匯率代替了官價匯率。跟著是近乎奇跡地，有三年長時間（即到本文完稿之日）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在狹窄的一元零五仙與一元零九仙之間浮動。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同樣穩定。明顯地，在通貨膨脹迅速下降而外匯儲備迅速上升的情況下，維護一個穩定的匯率是容易的。
其實，朱鎔基與他的同事是創立了一個獨特的貨幣制度。名義上外匯管制仍然存在，但可以通過漏洞，繞道而行——我的估計是繞道走要付百分之零點二到百分之一之間的額外費用。外來的人可以在國內的銀行儲存外幣，也可用外幣與國內的人成交，但國內的人與人之間不可以那樣做。最有趣的是，本地的機構收到外來的直接投資，規定要轉為人民幣。這是國內的人民幣量的主要增加途徑。兌換了人民幣的外幣要交到政府那裡去，導致一個現象性的外匯儲備增長——從一九九三年的二百億美元增至今天（一九九七）的一千三百億美元。
我們不能否認這個貨幣制度，雖然有點怪，卻是天才之筆，給某些目的提供好服務。然而，有模糊不清的外匯管制存在，加上外地的銀行不能真的在中國做生意，就是上海也不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了。要發展金融中心匯管一定要撤銷，銀行需要私有化及參與國際競爭。
我相信市場的壓力將再會發揮作用，在五年之內打開中國的金融行業。過去五年，上海興建的商業高樓大廈跟香港五十年建造的數量相若。這些建築物目前是空置著，一年來租金減半，仍在下降。不少是利益人士的投資，有點政治肌肉，不放開金融，這些商業大廈是永遠不會租滿的。
Thursday, October 8, 2009
[五常問答室]張五常說凱恩斯
同學問：
我看到張教授與蒙代爾的對話錄，裡面說到你最想見到的已故經濟學者是凱恩斯，這是為什麼呢？以前你又曾經在文章裡說過，你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那又是為什麼呢？
答：
我想認識凱恩斯的原因，是他的思想速度當年把其他經濟學者嚇得要命。羅素曾經說凱恩斯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人。那我當然想見到這樣的一個聰明人了。我更欣賞凱恩斯的另一面，是他在好幾項玩意上都有興趣，都了不起。例如他打橋牌是國際級水平，桌球打得好，收藏藝術作品，也是一個芭蕾舞的欣賞專家。據說投資也有兩手，雖然曾經差不多輸清光，但後來反敗為勝。
我自己也有多方面的嗜好。而在已故經濟學者中有多方面能耐的，似乎只有凱恩斯與費雪這兩個人。我認為經濟學的水平是費雪勝出，投資賺錢的本領費雪曾經比凱恩斯高出很多，但不幸因為經濟大蕭條而近於破產收場。在經濟學之外的多方面之能，費雪的興趣與我不相近，但凱恩斯是相近的。我也懂得打橋牌，也懂得打桌球，也收藏藝術作品。還有其它很多我認為是有趣的，都要嘗試一下。
我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是因為我認為他對價格理論的掌握達不到我們後學的水平。例如儲蓄的概念，他說的似乎是把錢留在家裡不用，不放進銀行或借出去生息。所以我認為不容易明白。我個人是喜歡費雪對投資與儲蓄的理念。奇怪，凱恩斯與費雪是同時期的人，但這兩位天才看來是沒有互相影響的。另一個問題，是我認為凱恩斯對邊際產出理論掌握不足。這理論是《通論》的一個關鍵基礎，但他從來沒有以這理論作過任何驗證工作，不知道這理論的主要用場是解釋市場運作的效果，而不是用作解釋市場是怎樣運作的。
我看到張教授與蒙代爾的對話錄，裡面說到你最想見到的已故經濟學者是凱恩斯，這是為什麼呢？以前你又曾經在文章裡說過，你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那又是為什麼呢？
答：
我想認識凱恩斯的原因，是他的思想速度當年把其他經濟學者嚇得要命。羅素曾經說凱恩斯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人。那我當然想見到這樣的一個聰明人了。我更欣賞凱恩斯的另一面，是他在好幾項玩意上都有興趣，都了不起。例如他打橋牌是國際級水平，桌球打得好，收藏藝術作品，也是一個芭蕾舞的欣賞專家。據說投資也有兩手，雖然曾經差不多輸清光，但後來反敗為勝。
我自己也有多方面的嗜好。而在已故經濟學者中有多方面能耐的，似乎只有凱恩斯與費雪這兩個人。我認為經濟學的水平是費雪勝出，投資賺錢的本領費雪曾經比凱恩斯高出很多，但不幸因為經濟大蕭條而近於破產收場。在經濟學之外的多方面之能，費雪的興趣與我不相近，但凱恩斯是相近的。我也懂得打橋牌，也懂得打桌球，也收藏藝術作品。還有其它很多我認為是有趣的，都要嘗試一下。
我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是因為我認為他對價格理論的掌握達不到我們後學的水平。例如儲蓄的概念，他說的似乎是把錢留在家裡不用，不放進銀行或借出去生息。所以我認為不容易明白。我個人是喜歡費雪對投資與儲蓄的理念。奇怪，凱恩斯與費雪是同時期的人，但這兩位天才看來是沒有互相影響的。另一個問題，是我認為凱恩斯對邊際產出理論掌握不足。這理論是《通論》的一個關鍵基礎，但他從來沒有以這理論作過任何驗證工作，不知道這理論的主要用場是解釋市場運作的效果，而不是用作解釋市場是怎樣運作的。
Tuesday, October 6, 2009
風俗習慣與國慶閱兵
拙作《國家六十有感》在《信報》刊登時，編輯加上「閉關鎖國誤事」這個小題。無傷大雅，但我可沒有那樣說。我的意思，是以家庭為產出單位的舊社會，道德倫理管治可取，因為費用遠比司法管治為低。從客觀的科學角度看，我們不要因為大家把三從四德罵了兩代就認為是壞事。好或不好的判斷是價值觀，而價值觀會因為時代的轉變而轉變。
篇幅所限，《國家》一文過於簡略。有關的話題需要一本書來處理。這裡略作補充吧。我認為，儒家學說在神州大地歷久不衰，不可能沒有經濟利益存在。這利益是減低社會費用。困難的出現，是科技工業的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把舊禮教的家庭拆散了。以司法取代頑固的禮教不僅有轉接的困難，社會費用也高出很多。這些我說過了。
想深一層，昔日的中國不僅國家有閉關的傾向，地區之間，甚至村與村之間，也有明顯的「閉關」意識。我的解釋，是整個國家的禮教風俗有了一個相同的大概後，地區之間也各有各的禮教風俗作補充，由家族傳統釐定。有關的問題我在一九七二的一篇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分析過。當時我用上的資料，一方面來自美國大學的圖書館，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跟我的出自舊禮教家庭的母親談了半個暑期。我沒有遇到過一個比我母親更聰明的人。
昔日中國的地區性的禮教風俗當然也講三從四德，當然也是為了減低社會費用，但地區之間的互相封閉，不論婚嫁，口音不同，也是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這利益也是節省管治費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經濟條件或局限，不同村落的祠廟所拜的往往不同，互相歷久不變，不可能沒有經濟因素的考慮。每隔十天有墟市，村與村之間從而交易，也是為了經濟的需要而在各自封閉中打開一個口。我認為，歷久的封閉一定是為了經濟利益而封閉，而這封閉的利益不要從產出或收入增加那方面看，要從減低管治（交易或社會）費用那方面看才容易推出假說，可以驗證，但深入調查是免不了的。
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以專業分工合作及科技發明的空間不多，收入增長有著很大的約束。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派就為此而中了計：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因為中計而錯得離譜。另一方面，從農業與手工藝的發展看，昔日的舊中國比同期的歐洲的經濟水平高出很多。馬可孛羅見到的中國是元代，失去了宋代的光輝，但經濟的繁榮還是把他嚇得要命。無可置疑，以農業及手工藝作經濟大比拚，昔日的中國是把歐洲比下去了。以道德倫理治國的經濟優勢，昔日是明顯的。
西方的宗教也有不同的類別，從經濟角度入手解釋的論著無數，可惜當年我有機會讀到的分析，不重視交易費用（我稱社會費用），一般不可觀。以減低社會費用為基礎來解釋風俗習慣是有趣的學問。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認為我提供的解釋有商榷之處，你不會否認我一九七二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是學問，比虛構的小說精彩（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三八九至四一三頁）。幾年前遇到一位來自中國某少數民族的女孩子，跟她談及該族的婚姻風俗，恨不得自己還年輕，還有魄力去作深入考查，為文發揮一下。這類題材有趣的俯拾即是，可惜今天從事經濟研究的沒有興趣。為米折腰，今天的經濟學子走上味同嚼蠟的數學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路。我認為，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以交易或社會費用的轉變來分析風俗習慣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困難是需要深入考查，其方便處是可以譜入價格理論作分析，可以推出科學驗證的假說。
轉談十月一日的天安門廣場大閱兵，我當然看電視，看了幾次。正在等待有影碟出售，要購買幾隻寄給北美的親友。尤其是，我要六歲的孫兒與三歲的孫女看。他們的父母在美國工作，不能搬到中國來吸收炎黃子孫的文化。很可惜，文化這回事，要從小學起才可以深入地體會。今天在美國，兩個孫子按時上中語補習課，孫女還沒進入正規的小學，每星期學普通話十多個小時。我沒有見過比這個孫女更聰明的孩子——是我的母親隔了兩代的基因相傳吧——但年多下來，普通話她只懂得聽，不懂得說。朋友問她：「你懂普通話嗎？」她用普通話回應：「你好！」只此而已。
稱讚自己的孫子們聰明是作為祖父的責任，但我那個三歲的孫女不僅聰明，而且大勇。她早就說明不喜歡我，凡事跟我作對。她無疑盤算過，只有這樣，親我一下她要求什麼必如有神助。有一次，她在商場見到一隻會行會叫的玩具小狗，愛不釋手，我故意視若無睹。離開商場時我對她說：「你要那隻小狗嗎？我買給你吧。」她立刻奔跑，從架上把小狗拿下，我太太結帳。過了幾天，一位朋友見她拿著那小狗，問：「是誰給你這小狗呀？」她答：「是我自己拿到的。」「是誰出錢買的？」「是另外一個人。」「是婆婆嗎？」「是呀，是婆婆。」我的太太在旁插口說：「不是我出錢的。」她才勉強地說：「那就是公公吧。」沒有說謊，但不是被逼到盡頭她不會給我半點功績。說她聰明因為她想得快，好比下快棋她沒有走錯半著。
我要讓孫兒孫女看北京大閱兵的影碟，是希望他們長大後能記得這樣的中國：哥哥姊姊們步操是那麼整齊，那麼好玩，那麼瀟灑。是的，我認為在整日的節目中，操兵最好看：每組的高度一分不差，相貌均勻，體重一樣，操行直如尺畫，步法的轉換與敬禮的姿態半點瑕疵也沒有！
我對武器的展出沒有興趣：一則不懂，二則不好看，三則記得幼年時跟小朋友下看不到棋面的海、陸、空戰鬥棋時，老是喜歡把殺傷力最強的棋子藏在對方想不到的位置。另一方面，當我聽到演出的一百五十一架飛機皆屬國產，立刻把水晶球拿出來擦一下。水晶球說：不出十二年中國製造的商業貨機會打進國際市場；不出二十年中國製造的商業客機也會打進國際市場。
從國家六十大閱兵的整體看：動員十八萬，其中八萬躲著頻頻換字，孩子們一時歌唱，一時奔走，竟然從頭到尾沒有一次失誤。我真擔心五千個孩子跑過橋時有一兩個會跌倒，但沒有。有哪個國家可以做到呢？我想到朝鮮，但他們的規模遠沒有那麼大，而我注意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是愉快地在笑，真的笑。我也想到一定有不少的操練了長時日但只能作為後備的人，替他們惋惜，認為胡錦濤先生說要獎賞，這些下了苦功而沒有機會出場的要獎賞加倍。
整個演出使我想到一件事：一個與中國敵對的國家，他們要擔心的不應該是武器或人多，而是中國的組織能力。我不同意香港的某些評論，說這些那些項目有點俗氣。項目為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演出所見，其組織力令人觸目驚心。人多辦不到，強權施壓辦不到，金錢再多也辦不到。那是源自一個慣於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本領吧。就是在不再強迫的今天，這組織能力仍在。看來人民自願地接受有組織性的指揮，比昔日有強迫性的更為容易處理。
歷來認為大閱兵是為了展示軍事實力。這看法我今天改變了，認為大閱兵的阻嚇作用主要是組織力的演出：所有國家都重視閱兵的整齊與動作的一致。這樣衡量，北京這次演出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
篇幅所限，《國家》一文過於簡略。有關的話題需要一本書來處理。這裡略作補充吧。我認為，儒家學說在神州大地歷久不衰，不可能沒有經濟利益存在。這利益是減低社會費用。困難的出現，是科技工業的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把舊禮教的家庭拆散了。以司法取代頑固的禮教不僅有轉接的困難，社會費用也高出很多。這些我說過了。
想深一層，昔日的中國不僅國家有閉關的傾向，地區之間，甚至村與村之間，也有明顯的「閉關」意識。我的解釋，是整個國家的禮教風俗有了一個相同的大概後，地區之間也各有各的禮教風俗作補充，由家族傳統釐定。有關的問題我在一九七二的一篇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分析過。當時我用上的資料，一方面來自美國大學的圖書館，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跟我的出自舊禮教家庭的母親談了半個暑期。我沒有遇到過一個比我母親更聰明的人。
昔日中國的地區性的禮教風俗當然也講三從四德，當然也是為了減低社會費用，但地區之間的互相封閉，不論婚嫁，口音不同，也是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這利益也是節省管治費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經濟條件或局限，不同村落的祠廟所拜的往往不同，互相歷久不變，不可能沒有經濟因素的考慮。每隔十天有墟市，村與村之間從而交易，也是為了經濟的需要而在各自封閉中打開一個口。我認為，歷久的封閉一定是為了經濟利益而封閉，而這封閉的利益不要從產出或收入增加那方面看，要從減低管治（交易或社會）費用那方面看才容易推出假說，可以驗證，但深入調查是免不了的。
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以專業分工合作及科技發明的空間不多，收入增長有著很大的約束。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派就為此而中了計：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因為中計而錯得離譜。另一方面，從農業與手工藝的發展看，昔日的舊中國比同期的歐洲的經濟水平高出很多。馬可孛羅見到的中國是元代，失去了宋代的光輝，但經濟的繁榮還是把他嚇得要命。無可置疑，以農業及手工藝作經濟大比拚，昔日的中國是把歐洲比下去了。以道德倫理治國的經濟優勢，昔日是明顯的。
西方的宗教也有不同的類別，從經濟角度入手解釋的論著無數，可惜當年我有機會讀到的分析，不重視交易費用（我稱社會費用），一般不可觀。以減低社會費用為基礎來解釋風俗習慣是有趣的學問。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認為我提供的解釋有商榷之處，你不會否認我一九七二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是學問，比虛構的小說精彩（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三八九至四一三頁）。幾年前遇到一位來自中國某少數民族的女孩子，跟她談及該族的婚姻風俗，恨不得自己還年輕，還有魄力去作深入考查，為文發揮一下。這類題材有趣的俯拾即是，可惜今天從事經濟研究的沒有興趣。為米折腰，今天的經濟學子走上味同嚼蠟的數學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路。我認為，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以交易或社會費用的轉變來分析風俗習慣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困難是需要深入考查，其方便處是可以譜入價格理論作分析，可以推出科學驗證的假說。
轉談十月一日的天安門廣場大閱兵，我當然看電視，看了幾次。正在等待有影碟出售，要購買幾隻寄給北美的親友。尤其是，我要六歲的孫兒與三歲的孫女看。他們的父母在美國工作，不能搬到中國來吸收炎黃子孫的文化。很可惜，文化這回事，要從小學起才可以深入地體會。今天在美國，兩個孫子按時上中語補習課，孫女還沒進入正規的小學，每星期學普通話十多個小時。我沒有見過比這個孫女更聰明的孩子——是我的母親隔了兩代的基因相傳吧——但年多下來，普通話她只懂得聽，不懂得說。朋友問她：「你懂普通話嗎？」她用普通話回應：「你好！」只此而已。
稱讚自己的孫子們聰明是作為祖父的責任，但我那個三歲的孫女不僅聰明，而且大勇。她早就說明不喜歡我，凡事跟我作對。她無疑盤算過，只有這樣，親我一下她要求什麼必如有神助。有一次，她在商場見到一隻會行會叫的玩具小狗，愛不釋手，我故意視若無睹。離開商場時我對她說：「你要那隻小狗嗎？我買給你吧。」她立刻奔跑，從架上把小狗拿下，我太太結帳。過了幾天，一位朋友見她拿著那小狗，問：「是誰給你這小狗呀？」她答：「是我自己拿到的。」「是誰出錢買的？」「是另外一個人。」「是婆婆嗎？」「是呀，是婆婆。」我的太太在旁插口說：「不是我出錢的。」她才勉強地說：「那就是公公吧。」沒有說謊，但不是被逼到盡頭她不會給我半點功績。說她聰明因為她想得快，好比下快棋她沒有走錯半著。
我要讓孫兒孫女看北京大閱兵的影碟，是希望他們長大後能記得這樣的中國：哥哥姊姊們步操是那麼整齊，那麼好玩，那麼瀟灑。是的，我認為在整日的節目中，操兵最好看：每組的高度一分不差，相貌均勻，體重一樣，操行直如尺畫，步法的轉換與敬禮的姿態半點瑕疵也沒有！
我對武器的展出沒有興趣：一則不懂，二則不好看，三則記得幼年時跟小朋友下看不到棋面的海、陸、空戰鬥棋時，老是喜歡把殺傷力最強的棋子藏在對方想不到的位置。另一方面，當我聽到演出的一百五十一架飛機皆屬國產，立刻把水晶球拿出來擦一下。水晶球說：不出十二年中國製造的商業貨機會打進國際市場；不出二十年中國製造的商業客機也會打進國際市場。
從國家六十大閱兵的整體看：動員十八萬，其中八萬躲著頻頻換字，孩子們一時歌唱，一時奔走，竟然從頭到尾沒有一次失誤。我真擔心五千個孩子跑過橋時有一兩個會跌倒，但沒有。有哪個國家可以做到呢？我想到朝鮮，但他們的規模遠沒有那麼大，而我注意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是愉快地在笑，真的笑。我也想到一定有不少的操練了長時日但只能作為後備的人，替他們惋惜，認為胡錦濤先生說要獎賞，這些下了苦功而沒有機會出場的要獎賞加倍。
整個演出使我想到一件事：一個與中國敵對的國家，他們要擔心的不應該是武器或人多，而是中國的組織能力。我不同意香港的某些評論，說這些那些項目有點俗氣。項目為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演出所見，其組織力令人觸目驚心。人多辦不到，強權施壓辦不到，金錢再多也辦不到。那是源自一個慣於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本領吧。就是在不再強迫的今天，這組織能力仍在。看來人民自願地接受有組織性的指揮，比昔日有強迫性的更為容易處理。
歷來認為大閱兵是為了展示軍事實力。這看法我今天改變了，認為大閱兵的阻嚇作用主要是組織力的演出：所有國家都重視閱兵的整齊與動作的一致。這樣衡量，北京這次演出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
Thursday, October 1, 2009
國家六十有感
不少讀者期望我寫這篇文章，應該寫。不易寫，但應該寫。中國是個古國，其歷史複雜無比，文化的演進沒有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的閃閃生光，但純而厚，是好於學問的人的一個好去處，我是著了迷的。歷史說，解放立國到今天是六十週年了。北京要大事慶祝，顯然因為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能拼出六十個不同的組合，六十年是一個循環。為何有這樣組合的安排我可沒有考究，但中國的傳統是以六十為大壽。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對一個國家久不久應該發一下神經，你不能不承認中國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奧運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覽會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開電視看看吧。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WarrenScoville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跡。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麼都有，對西洋鬼子的產品毫無興趣，而作為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我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為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眾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扎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著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著西方的眾君子終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產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高、高庚、畢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談，但不對。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麼聰明，那麼吃得苦、有幹勁，為什麼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裡，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專業。也因為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為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產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為生計的社會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為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餬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制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產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操作。這樣，以家庭產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著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為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為基礎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於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為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裡不同那裡，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麼合作產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為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價。為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為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為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為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孩子們佔了先機，因為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呢？鄭康成云：「耳順，聞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為北京的朋友賀。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WarrenScoville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跡。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麼都有，對西洋鬼子的產品毫無興趣，而作為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我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為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眾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扎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著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著西方的眾君子終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產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高、高庚、畢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談，但不對。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麼聰明，那麼吃得苦、有幹勁，為什麼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裡，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專業。也因為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為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產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為生計的社會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為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餬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制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產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操作。這樣，以家庭產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著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為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為基礎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於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為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裡不同那裡，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麼合作產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為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價。為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為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為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為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孩子們佔了先機，因為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呢？鄭康成云：「耳順，聞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為北京的朋友賀。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09
張五常與蒙代爾：兩位大師的對話
時間：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地點：廣州海珠區香格里拉酒店
人物：蒙代爾（RobertMundell,歐元之父）、張五常（合約經濟分析和經濟解釋創始人，英文名字StevenCheung）、蘇錦玲（張五常夫人，英文名字LindaSu）、向松祚、石佳靚
背景：廣州某單位舉辦「亞太論壇」，邀請蒙代爾和張五常同台演講。蒙代爾接受邀請時問：「史蒂文去嗎？他去我就去」。張五常接受邀請時說：「鮑勃如果去講，我當然要去看他。」二師四十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是同事，又曾先後榮獲芝大地位崇高的博士後獎金，相互欣賞。
當日，蒙代爾參加深圳一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小型會議之後，驅車前往廣州，入住香格里拉酒店，與蒙代爾相約共進晚餐。把酒言歡之餘，意猶未盡，起身到一樓酒吧。音樂美妙，夜色宜人。品酒專家蒙代爾仔細研究一番，選好兩瓶上好紅酒。頻頻舉杯，海闊天空個多小時之後，精彩的大師對話終於上演。
蒙代爾：「史蒂文，你有科斯最新的消息嗎？」
張五常：「這幾天沒有，不過我們經常通信，他最近身體相當虛弱，好可憐。哎呀，99歲了！」
蒙代爾：「喔，朗奴（註：朗奴就是RonaldHCoase）,馬上要慶祝99歲生日了！是啊。去年7月芝加哥大學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國際研討會期間，我極力鼓動他到中國來看看，看來沒有機會了！」
張五常：「我和琳達勸他不知道多少次。他想來中國，醫生不讓他走，太太身體不太好，朗奴要照顧太太的感受。琳達和我多次給朗奴講：只要你來，怎麼都行，把飛機頭等艙全部包下來，請幾個保姆跟著。哎，朗奴最看好中國和中國人，可是至今沒有到過中國！鮑勃，我見過的大師人物裡面，最看好中國的就是朗奴、米爾頓（米爾頓．弗裡德曼）和你。」
蒙代爾：「我很喜歡朗奴。你們怎麼打算慶祝他99歲或100歲生日啊？告訴你一個故事吧。我們打算給薩繆爾森慶祝95歲生日。我請哥大的同事愛德．菲爾普斯（EdmundPhelps,2006年諾貝爾獎得主）來張羅。愛德滿口答應。我告訴保羅，保羅當然高興，非常感謝。不過後來保羅告訴我，他似乎對生日慶祝會之類的活動提不起太大興趣了。史蒂文你知道，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大張旗鼓給我慶祝65歲生日，我很高興去了，結果並沒有覺得多麼特別和享受。我想保羅類似的經驗比我多得多。所以我們給保羅慶祝95歲生日的計劃可能要泡湯。不知道朗奴對慶祝100歲生日怎麼想。」
張五常（低頭若有所思，稍後）：「我也不知道，只有朗奴自己知道吧。鮑勃，提到保羅，我想問你：他有幾個學生贏得諾貝爾獎？」
蒙代爾（略想了想）：「起碼有三個吧。搞經濟計量模型的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RKlein)、斯蒂格利茲、我自己。喔，還有阿克諾夫，他和斯蒂格利茲2001年一起獲獎，是保羅的學生。或許未來還有好幾個。史蒂文，你知道，保羅經常說我和克萊因是他最棒的學生。從數學技巧、構造模型、創造經濟分析工具幾方面看，我的老師可能無人能出其右，絕對頂級。他創造出工具，卻沒有繼續深入去運用，別人拿去用，用得比他自己還好，比如我就是善於運用保羅發明的各種分析工具（一笑）。史蒂文，我給你講一個關於保羅的故事吧。1948年，那時他33歲，保羅是1915年生人。已經發表了好幾篇著名文章了，至少有了四、五篇吧。劍橋大學邀請他去訪問。主人問他希望見誰。保羅說想見庇古。你知道的，庇古是劍橋經濟學掌門馬歇爾的接班人。庇古比凱恩斯大6歲，是1877年生人，凱恩斯生於1883年。馬歇爾選擇庇古接班，沒有選擇凱恩斯。1948年，庇古已經71歲了。保羅拿著自己的文章去見庇古，庇古看完後對保羅說：這是數學啊，不是經濟學啊，我要找一個數學家來幫我看。保羅說，我就是數學家啊。庇古說，我要找一個英國數學家來幫我看。哈哈，庇古就是這樣一個人。」
「保羅聰明絕頂，技術高超，構造模型沒有人比得過他。不過他缺乏宏大深刻的思想創造（Hehasnosweepingidea）。米爾頓弗裡德曼呢，我覺得他主要是一個社會哲學家，他對經濟學並沒有多少原創性的貢獻。時來運轉，人類思潮處於一個轉折點，米爾頓恰好順應時代潮流，他辯才過人，著作等身。不過論對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他沒有多少。2002年米爾頓90歲生日，很盛大的慶祝派對，我去了，和他辯論匯率問題。你知道，我自始至終主張固定匯率，批評浮動匯率，米爾頓跟我正好相反。從1960年代開始，我們辯論了四十多年時間，似乎誰也沒有說服誰。那次生日派對上，見到我們辯論，有人開玩笑說：鮑勃和米爾頓兩人一人主張固定匯率，一人主張浮動匯率，看現在地球的局勢，你們似乎各自擁有一半的世界。我和他兩人的辯論後來以《諾貝爾獎得主之對決》發表。松祚應該看過吧？（向松祚：是的，我讀過。）」
「史蒂文，我問你一個問題吧。逝去的經濟學家裡面，假若你要選擇與他們見面，最希望見的人是誰？」
張五常（不加思考）：「凱恩斯。」
蒙代爾：「第二個想見的又是誰呢？」
張五常：「列昂羅賓斯」
蒙代爾：「喔，和我感受一樣。羅賓斯絕對一流。」
張五常：「你和羅賓斯很熟悉嗎？」
蒙代爾：「非常熟悉，我非常熟悉他，他是我老師，我們也是好朋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有那樣的地位，經濟學上主要要歸功於羅賓斯。他有一種奇特的個人魅力，很高超的學術領導能力，很了不起。我覺得羅賓斯離一個偉大人物只差那麼一點點，就那麼一點點，那就是對學術本身的貢獻不是那樣偉大。」
張五常：「芝加哥大師裡面，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你熟悉嗎？」
蒙代爾：「我1965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很快就和奈特成為好朋友，我們經常見面，差不多十多天就要見面，一起午餐或晚餐。奈特是那種世外高人。」
張五常：「他沒有贏得諾貝爾獎，可惜。我覺得他應該獲得諾貝爾獎。1924年他發表的那篇《社會成本闡釋的諸般謬誤》（SomeFallaciesintheInterpretationofSocialCost），應該獲獎。」
蒙代爾：「當然啦，他有許多深刻思想。」
張五常：「鮑勃，我真不明白，今天的經濟學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我非常失望。」
蒙代爾：「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走向極端，就會開始改變，物極必反嘛。經濟學現在的狀況我也非常不滿意，倒沒有那麼悲觀，潮流總會開始改變，經濟學會重新關注最根本的現實問題，不能老是像現在這樣太注重模型，太形式化，與真實世界脫節。史蒂文，我知道你現在是中國的一個領袖人物，不僅是經濟學方面的領袖人物。你打算將中國引導到什麼方向上去？」
張五常：「我只是希望引導年輕人去從事經濟解釋，去解釋現象。全世界重視經濟解釋的，好像就我一個人，我的老師艾智仁和赫舒拉發提倡經濟解釋，但他們自己並沒有真正去搞，米爾頓搞實證研究，算經濟解釋，不過與我倡導的經濟解釋有所不同啊。其他人都不搞。我的想法很單純，卻很堅定，經濟學不去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是沒有前途的，不要這門學問算了。過兩天重慶大學80年校慶，請我去講話，我告訴他們一個題目：經濟學已經走向窮途末路！校慶是喜慶日子，我卻講窮途末路，不知道他們是否顧及，結果主人說沒有關係，張五常講什麼都行！想了想，我加了兩個字：經濟學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了嗎？哈哈，過癮一下吧。」
向松祚插話：「空洞無物的經濟學走向了窮途末路，您開創的經濟學解釋卻正在深入人心。」
張五常：「鮑勃，你對中國貢獻很大，幫助很大，我很感激你，中國人應該感謝你。」
琳達插話：「史蒂文寫文章，經常提到鮑勃。」
向松祚插話：「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起頭就提到鮑勃。我推薦好些搞企業的人讀《中國的經濟制度》，他們讀後讚歎不已，說張五常對中國經濟的觀察非常正確，非常精闢。說教授的確破解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那就是分稅制和土地制度所激發的地區競爭。沒有一個企業家沒有感受過激烈的地區競爭。」
張五常：「那是我非常用心寫的著作，非常重要。不容易，應該可以傳世。」
琳達插話：「博客管理員告訴我，說一個銀行的處長，要求下屬對任何項目和研究，都要採取張五常的經濟解釋辦法去搞，哈哈，聞所未聞。所以朋友們說：中國大學還沒有完全接受張五常的經濟學，反而是實際部門的人在非常熱心地研究和運用。」
蒙代爾：「非常有趣。我讀過史蒂文的大作，非常棒！去年科斯的芝加哥中國會議上，我專門評述過史蒂文的文章。當時我說，那是幾十年來我讀過的關於中國經濟的最精彩的著作。史蒂文，美國針對中國的輪胎特保案搞得沸沸揚揚，下午在車上我問松祚，假若中國兩國貿易完全斷絕，誰的損失更大？我建議是中國不要和美國打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好，對中國更不利。美國保護主義是一種政治勢力，沒有經濟基礎。中國不需要大張旗鼓報復，美國也不會得寸進尺。史蒂文，你怎樣看？」
張五常：「哈哈，鮑勃，我剛剛寫完一篇文章，題目是《閉關自守也無妨》，還沒有發表。我同意你的意見，鮑勃。中國應該大度，讓美國去保護好了，終究他們自己吃虧。我們這麼大的市場，怕美國保護嗎？完全不用擔心！提高對美國貨的進口關稅沒有必要，要讓中國人享受一下外國的高檔貨嘛，大家辛苦了那麼多年，該享受一下了！我不主張中國大張旗鼓進行報復，不需要報復。」
地點：廣州海珠區香格里拉酒店
人物：蒙代爾（RobertMundell,歐元之父）、張五常（合約經濟分析和經濟解釋創始人，英文名字StevenCheung）、蘇錦玲（張五常夫人，英文名字LindaSu）、向松祚、石佳靚
背景：廣州某單位舉辦「亞太論壇」，邀請蒙代爾和張五常同台演講。蒙代爾接受邀請時問：「史蒂文去嗎？他去我就去」。張五常接受邀請時說：「鮑勃如果去講，我當然要去看他。」二師四十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是同事，又曾先後榮獲芝大地位崇高的博士後獎金，相互欣賞。
當日，蒙代爾參加深圳一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小型會議之後，驅車前往廣州，入住香格里拉酒店，與蒙代爾相約共進晚餐。把酒言歡之餘，意猶未盡，起身到一樓酒吧。音樂美妙，夜色宜人。品酒專家蒙代爾仔細研究一番，選好兩瓶上好紅酒。頻頻舉杯，海闊天空個多小時之後，精彩的大師對話終於上演。
蒙代爾：「史蒂文，你有科斯最新的消息嗎？」
張五常：「這幾天沒有，不過我們經常通信，他最近身體相當虛弱，好可憐。哎呀，99歲了！」
蒙代爾：「喔，朗奴（註：朗奴就是RonaldHCoase）,馬上要慶祝99歲生日了！是啊。去年7月芝加哥大學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國際研討會期間，我極力鼓動他到中國來看看，看來沒有機會了！」
張五常：「我和琳達勸他不知道多少次。他想來中國，醫生不讓他走，太太身體不太好，朗奴要照顧太太的感受。琳達和我多次給朗奴講：只要你來，怎麼都行，把飛機頭等艙全部包下來，請幾個保姆跟著。哎，朗奴最看好中國和中國人，可是至今沒有到過中國！鮑勃，我見過的大師人物裡面，最看好中國的就是朗奴、米爾頓（米爾頓．弗裡德曼）和你。」
蒙代爾：「我很喜歡朗奴。你們怎麼打算慶祝他99歲或100歲生日啊？告訴你一個故事吧。我們打算給薩繆爾森慶祝95歲生日。我請哥大的同事愛德．菲爾普斯（EdmundPhelps,2006年諾貝爾獎得主）來張羅。愛德滿口答應。我告訴保羅，保羅當然高興，非常感謝。不過後來保羅告訴我，他似乎對生日慶祝會之類的活動提不起太大興趣了。史蒂文你知道，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大張旗鼓給我慶祝65歲生日，我很高興去了，結果並沒有覺得多麼特別和享受。我想保羅類似的經驗比我多得多。所以我們給保羅慶祝95歲生日的計劃可能要泡湯。不知道朗奴對慶祝100歲生日怎麼想。」
張五常（低頭若有所思，稍後）：「我也不知道，只有朗奴自己知道吧。鮑勃，提到保羅，我想問你：他有幾個學生贏得諾貝爾獎？」
蒙代爾（略想了想）：「起碼有三個吧。搞經濟計量模型的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RKlein)、斯蒂格利茲、我自己。喔，還有阿克諾夫，他和斯蒂格利茲2001年一起獲獎，是保羅的學生。或許未來還有好幾個。史蒂文，你知道，保羅經常說我和克萊因是他最棒的學生。從數學技巧、構造模型、創造經濟分析工具幾方面看，我的老師可能無人能出其右，絕對頂級。他創造出工具，卻沒有繼續深入去運用，別人拿去用，用得比他自己還好，比如我就是善於運用保羅發明的各種分析工具（一笑）。史蒂文，我給你講一個關於保羅的故事吧。1948年，那時他33歲，保羅是1915年生人。已經發表了好幾篇著名文章了，至少有了四、五篇吧。劍橋大學邀請他去訪問。主人問他希望見誰。保羅說想見庇古。你知道的，庇古是劍橋經濟學掌門馬歇爾的接班人。庇古比凱恩斯大6歲，是1877年生人，凱恩斯生於1883年。馬歇爾選擇庇古接班，沒有選擇凱恩斯。1948年，庇古已經71歲了。保羅拿著自己的文章去見庇古，庇古看完後對保羅說：這是數學啊，不是經濟學啊，我要找一個數學家來幫我看。保羅說，我就是數學家啊。庇古說，我要找一個英國數學家來幫我看。哈哈，庇古就是這樣一個人。」
「保羅聰明絕頂，技術高超，構造模型沒有人比得過他。不過他缺乏宏大深刻的思想創造（Hehasnosweepingidea）。米爾頓弗裡德曼呢，我覺得他主要是一個社會哲學家，他對經濟學並沒有多少原創性的貢獻。時來運轉，人類思潮處於一個轉折點，米爾頓恰好順應時代潮流，他辯才過人，著作等身。不過論對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他沒有多少。2002年米爾頓90歲生日，很盛大的慶祝派對，我去了，和他辯論匯率問題。你知道，我自始至終主張固定匯率，批評浮動匯率，米爾頓跟我正好相反。從1960年代開始，我們辯論了四十多年時間，似乎誰也沒有說服誰。那次生日派對上，見到我們辯論，有人開玩笑說：鮑勃和米爾頓兩人一人主張固定匯率，一人主張浮動匯率，看現在地球的局勢，你們似乎各自擁有一半的世界。我和他兩人的辯論後來以《諾貝爾獎得主之對決》發表。松祚應該看過吧？（向松祚：是的，我讀過。）」
「史蒂文，我問你一個問題吧。逝去的經濟學家裡面，假若你要選擇與他們見面，最希望見的人是誰？」
張五常（不加思考）：「凱恩斯。」
蒙代爾：「第二個想見的又是誰呢？」
張五常：「列昂羅賓斯」
蒙代爾：「喔，和我感受一樣。羅賓斯絕對一流。」
張五常：「你和羅賓斯很熟悉嗎？」
蒙代爾：「非常熟悉，我非常熟悉他，他是我老師，我們也是好朋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有那樣的地位，經濟學上主要要歸功於羅賓斯。他有一種奇特的個人魅力，很高超的學術領導能力，很了不起。我覺得羅賓斯離一個偉大人物只差那麼一點點，就那麼一點點，那就是對學術本身的貢獻不是那樣偉大。」
張五常：「芝加哥大師裡面，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你熟悉嗎？」
蒙代爾：「我1965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很快就和奈特成為好朋友，我們經常見面，差不多十多天就要見面，一起午餐或晚餐。奈特是那種世外高人。」
張五常：「他沒有贏得諾貝爾獎，可惜。我覺得他應該獲得諾貝爾獎。1924年他發表的那篇《社會成本闡釋的諸般謬誤》（SomeFallaciesintheInterpretationofSocialCost），應該獲獎。」
蒙代爾：「當然啦，他有許多深刻思想。」
張五常：「鮑勃，我真不明白，今天的經濟學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我非常失望。」
蒙代爾：「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走向極端，就會開始改變，物極必反嘛。經濟學現在的狀況我也非常不滿意，倒沒有那麼悲觀，潮流總會開始改變，經濟學會重新關注最根本的現實問題，不能老是像現在這樣太注重模型，太形式化，與真實世界脫節。史蒂文，我知道你現在是中國的一個領袖人物，不僅是經濟學方面的領袖人物。你打算將中國引導到什麼方向上去？」
張五常：「我只是希望引導年輕人去從事經濟解釋，去解釋現象。全世界重視經濟解釋的，好像就我一個人，我的老師艾智仁和赫舒拉發提倡經濟解釋，但他們自己並沒有真正去搞，米爾頓搞實證研究，算經濟解釋，不過與我倡導的經濟解釋有所不同啊。其他人都不搞。我的想法很單純，卻很堅定，經濟學不去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是沒有前途的，不要這門學問算了。過兩天重慶大學80年校慶，請我去講話，我告訴他們一個題目：經濟學已經走向窮途末路！校慶是喜慶日子，我卻講窮途末路，不知道他們是否顧及，結果主人說沒有關係，張五常講什麼都行！想了想，我加了兩個字：經濟學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了嗎？哈哈，過癮一下吧。」
向松祚插話：「空洞無物的經濟學走向了窮途末路，您開創的經濟學解釋卻正在深入人心。」
張五常：「鮑勃，你對中國貢獻很大，幫助很大，我很感激你，中國人應該感謝你。」
琳達插話：「史蒂文寫文章，經常提到鮑勃。」
向松祚插話：「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起頭就提到鮑勃。我推薦好些搞企業的人讀《中國的經濟制度》，他們讀後讚歎不已，說張五常對中國經濟的觀察非常正確，非常精闢。說教授的確破解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那就是分稅制和土地制度所激發的地區競爭。沒有一個企業家沒有感受過激烈的地區競爭。」
張五常：「那是我非常用心寫的著作，非常重要。不容易，應該可以傳世。」
琳達插話：「博客管理員告訴我，說一個銀行的處長，要求下屬對任何項目和研究，都要採取張五常的經濟解釋辦法去搞，哈哈，聞所未聞。所以朋友們說：中國大學還沒有完全接受張五常的經濟學，反而是實際部門的人在非常熱心地研究和運用。」
蒙代爾：「非常有趣。我讀過史蒂文的大作，非常棒！去年科斯的芝加哥中國會議上，我專門評述過史蒂文的文章。當時我說，那是幾十年來我讀過的關於中國經濟的最精彩的著作。史蒂文，美國針對中國的輪胎特保案搞得沸沸揚揚，下午在車上我問松祚，假若中國兩國貿易完全斷絕，誰的損失更大？我建議是中國不要和美國打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好，對中國更不利。美國保護主義是一種政治勢力，沒有經濟基礎。中國不需要大張旗鼓報復，美國也不會得寸進尺。史蒂文，你怎樣看？」
張五常：「哈哈，鮑勃，我剛剛寫完一篇文章，題目是《閉關自守也無妨》，還沒有發表。我同意你的意見，鮑勃。中國應該大度，讓美國去保護好了，終究他們自己吃虧。我們這麼大的市場，怕美國保護嗎？完全不用擔心！提高對美國貨的進口關稅沒有必要，要讓中國人享受一下外國的高檔貨嘛，大家辛苦了那麼多年，該享受一下了！我不主張中國大張旗鼓進行報復，不需要報復。」
Tuesday, September 22, 2009
閉關自守也無妨！
去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提名時，說如果他獲任總統，會杜絕中國的玩具進口美國。據說不安全是原因。後來他認說錯，有歉意。(想深一層，美國本土的玩具工業早就移師中國及工資較低的國家，去如黃鶴，沒有什麼可以「保」的。)最近九月十一日美國宣佈對中國輪胎徵收懲罰性的進口稅，三年加三次，每次加得厲害，得到奧巴馬批准。奧氏之前，布殊執政時，美國的壓力團體多次提出對中國貨進口徵收懲罰稅，據說有六項通過有關當局，皆被布殊否決。
有一個嚴重問題。這次在懲罰中國輪胎進口的言論中，沒有提到像玩具那樣，被指有危險成分。中國製造的輪胎顯然被認為是安全的，只是價格相宜，導致美國的輪胎工人失業，所以要懲而罰之。既不危險，也非傾銷，只是價格過低。這樣，將來反對中國製造品廉價進口的聲浪會不絕於耳，奧巴馬不容易厚此薄彼，輪胎的命運會成為保護主義捲土重來的先驅。不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選擇。
重罰中國輪胎進口，美國還存在的輪胎製造商會得益，但沒有誰會在那裡興建輪胎工廠。這是因為懲罰關稅這回事，既可來，也可去，設廠造輪胎是蠢行為。其它發展中國家呢？大量產出輪胎，廉價輸美，也會同樣地遇到懲罰關稅，所以也不會那樣傻，見到自己的國家還沒有被點名就趕著去設廠產出輪胎了。如此類推，明智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會選擇不走廉價輸出美國的路，轉而謀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相貿易，地球一體化會變為地球兩體化。
上述是我持有的水晶球的看法，可能想像力過高，但邏輯是對的。中國可以報復（retaliate）嗎？當然可以，而縱觀今天中國持有的籌碼，容易。我反對。曾經說過，無論外間怎樣懲罰中國貨進口，北京的朋友不要採取任何報復行動。協商不成，他們要懲罰，一笑置之是上策。何況今天遇上金融危機，此報復也，將會導致保護主義地球化，對中國半點好處也沒有。是的，協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來順受。尤其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閉關自守，有得守，守得雲開見月明。
我要從史密斯的《國富論》起筆的制針工廠說起，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簡單的分析。史前輩的制針工廠，因為工人分工合作，每人的平均產量，比獨自操作的產量高出數百倍。我曾經指出，因為專業而分工合作，其產量可以容易地上升逾萬倍。這是史前輩指出的「國富」的主要原因。他跟著翻來覆去地指出，要鼓勵專業分工產出，市場貿易不可或缺，因為沒有市場無從專業。這就帶來史前輩的一個重要格言：「專業產出的限度是由市場的廣闊度決定的(Specializationislimitedbytheextentofthemarket)。」
這裡我要用一些真實的數據來示範市場廣闊度對生產成本的重要決定性。二○○一年為了寫《供應的行為》的第三章──《生產的成本》，我要求一家印製商提供印製書籍的成本數字，由花千樹的葉海旋核對，說明一分也不能錯。是一本三十二開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平裝書，以港幣算，時間是二○○一年七月。眾所周知，印製書籍是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我獲得的數據，印製五百本的平均成本是每本五十七元二毫九分，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七元五毫三分。資料顯示，開頭平均成本跌得急，到了八千本就跌得遠為輕微。當時我算過，考慮到倉庫的租金，無限量的不急銷售，以香港而言，每次印製八千本最著數。
在香港要出書過癮一下的君子們知道，因為市場小，要銷售五百本不容易。二○○一年的市價，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書每本約四十五元，批發六折，是二十七元。沒有算進編輯、設計費用，五百本的平均成本五十七元多，要過癮不能不入肉傷身。要真的過癮，二千本（印製成本平均約十七元）是起碼的要求了。
市場銷量夠大是利用專業分工產出而減低成本的主要法門，也因為這法門的存在，基於私有產權的經濟就可以誇誇其談了。印製書籍是量愈大產出平均成本愈低的一個好例子，可能有點誇張，但我們不難想出更誇張的其它實例。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所謂私產）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這是科斯定律。但有私產，市場的銷量不足，算你是絕頂天才也只能大歎倒霉了。
神州大地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二百倍。要出書過癮一下嗎？國內今天的書價比香港的大約低一半，成本也大約低一半，銷售二千本當然遠不及香港那麼困難。書籍如是，其它產品也如是。外間多購中國貨是擴大市場，有助，但自己既然有那麼大的市場，他們要保護什麼的，讓他們保到夠算了。不容易明白，美國在消費指數一蹶不振的今天，他們會推出保護主義。難道輪胎之價大幅提升，那裡的市民會多購汽車嗎？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
美國推出保護主義，對中國當然不利。但此不利也，在發展得有頭有勢的神州大地來說，因為本身的市場夠大，用不著哭出來。報復還擊，怎樣算我也算不出對中國本身有好效果。中國的勞苦大眾拚搏了那麼多年，站穩了腳，讓他們享受一下外間的名牌貴貨不是很好嗎？索性取消所有進口關稅吧！是站起來表演一下真功夫的時候了。
我曾經指出，中國要大事發展的是內供，而不是內需。只要內供發展得好——主要是撤銷所有約束內供的管制——內需的威力會隨之而來。外需無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經不是炎黃子孫的生存命脈了。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國，要靠出口換飯吃，或靠開賭，或靠旅遊，或靠碰中了些什麼天然礦物。但中國不是小國，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場大得驚人，而工業的確是發展起來了。人家要保護，中國在不利中可以穩守，而長此下去，最大的輸家一定是推出保護的那一方，因為在保護中市民是買貴了貨，資源的使用也被誤導了。日本保護農產品的經驗是災難性的。
我感到惋惜的，是美國懲罰中國的輪胎進口，在過渡期間中國的輪胎製造商會受到損害。中國自動提升出口稅會打上交叉，也會與目前的出口稅制有衝突。自動約束出口量是配額制度，麻煩多多，紡織品的前車可不鑒乎？然而，輪胎出口配額會減少甚至彌補製造商的財政損失，而更重要是會大幅提升出口輪胎的質量。如果美國可以接受這配額而放棄懲罰稅，對中國來說是比較上算的。我可以保證，如果懲罰稅換作配額制，而商務部懂得容許配額以市價自由轉讓，中國產出的輪胎的質量會冠絕天下。這是價格理論的推斷，其準確性與牛頓推斷樹上的蘋果會掉到地上相若。
有一個嚴重問題。這次在懲罰中國輪胎進口的言論中，沒有提到像玩具那樣，被指有危險成分。中國製造的輪胎顯然被認為是安全的，只是價格相宜，導致美國的輪胎工人失業，所以要懲而罰之。既不危險，也非傾銷，只是價格過低。這樣，將來反對中國製造品廉價進口的聲浪會不絕於耳，奧巴馬不容易厚此薄彼，輪胎的命運會成為保護主義捲土重來的先驅。不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選擇。
重罰中國輪胎進口，美國還存在的輪胎製造商會得益，但沒有誰會在那裡興建輪胎工廠。這是因為懲罰關稅這回事，既可來，也可去，設廠造輪胎是蠢行為。其它發展中國家呢？大量產出輪胎，廉價輸美，也會同樣地遇到懲罰關稅，所以也不會那樣傻，見到自己的國家還沒有被點名就趕著去設廠產出輪胎了。如此類推，明智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會選擇不走廉價輸出美國的路，轉而謀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相貿易，地球一體化會變為地球兩體化。
上述是我持有的水晶球的看法，可能想像力過高，但邏輯是對的。中國可以報復（retaliate）嗎？當然可以，而縱觀今天中國持有的籌碼，容易。我反對。曾經說過，無論外間怎樣懲罰中國貨進口，北京的朋友不要採取任何報復行動。協商不成，他們要懲罰，一笑置之是上策。何況今天遇上金融危機，此報復也，將會導致保護主義地球化，對中國半點好處也沒有。是的，協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來順受。尤其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閉關自守，有得守，守得雲開見月明。
我要從史密斯的《國富論》起筆的制針工廠說起，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簡單的分析。史前輩的制針工廠，因為工人分工合作，每人的平均產量，比獨自操作的產量高出數百倍。我曾經指出，因為專業而分工合作，其產量可以容易地上升逾萬倍。這是史前輩指出的「國富」的主要原因。他跟著翻來覆去地指出，要鼓勵專業分工產出，市場貿易不可或缺，因為沒有市場無從專業。這就帶來史前輩的一個重要格言：「專業產出的限度是由市場的廣闊度決定的(Specializationislimitedbytheextentofthemarket)。」
這裡我要用一些真實的數據來示範市場廣闊度對生產成本的重要決定性。二○○一年為了寫《供應的行為》的第三章──《生產的成本》，我要求一家印製商提供印製書籍的成本數字，由花千樹的葉海旋核對，說明一分也不能錯。是一本三十二開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平裝書，以港幣算，時間是二○○一年七月。眾所周知，印製書籍是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我獲得的數據，印製五百本的平均成本是每本五十七元二毫九分，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七元五毫三分。資料顯示，開頭平均成本跌得急，到了八千本就跌得遠為輕微。當時我算過，考慮到倉庫的租金，無限量的不急銷售，以香港而言，每次印製八千本最著數。
在香港要出書過癮一下的君子們知道，因為市場小，要銷售五百本不容易。二○○一年的市價，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書每本約四十五元，批發六折，是二十七元。沒有算進編輯、設計費用，五百本的平均成本五十七元多，要過癮不能不入肉傷身。要真的過癮，二千本（印製成本平均約十七元）是起碼的要求了。
市場銷量夠大是利用專業分工產出而減低成本的主要法門，也因為這法門的存在，基於私有產權的經濟就可以誇誇其談了。印製書籍是量愈大產出平均成本愈低的一個好例子，可能有點誇張，但我們不難想出更誇張的其它實例。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所謂私產）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這是科斯定律。但有私產，市場的銷量不足，算你是絕頂天才也只能大歎倒霉了。
神州大地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二百倍。要出書過癮一下嗎？國內今天的書價比香港的大約低一半，成本也大約低一半，銷售二千本當然遠不及香港那麼困難。書籍如是，其它產品也如是。外間多購中國貨是擴大市場，有助，但自己既然有那麼大的市場，他們要保護什麼的，讓他們保到夠算了。不容易明白，美國在消費指數一蹶不振的今天，他們會推出保護主義。難道輪胎之價大幅提升，那裡的市民會多購汽車嗎？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
美國推出保護主義，對中國當然不利。但此不利也，在發展得有頭有勢的神州大地來說，因為本身的市場夠大，用不著哭出來。報復還擊，怎樣算我也算不出對中國本身有好效果。中國的勞苦大眾拚搏了那麼多年，站穩了腳，讓他們享受一下外間的名牌貴貨不是很好嗎？索性取消所有進口關稅吧！是站起來表演一下真功夫的時候了。
我曾經指出，中國要大事發展的是內供，而不是內需。只要內供發展得好——主要是撤銷所有約束內供的管制——內需的威力會隨之而來。外需無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經不是炎黃子孫的生存命脈了。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國，要靠出口換飯吃，或靠開賭，或靠旅遊，或靠碰中了些什麼天然礦物。但中國不是小國，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場大得驚人，而工業的確是發展起來了。人家要保護，中國在不利中可以穩守，而長此下去，最大的輸家一定是推出保護的那一方，因為在保護中市民是買貴了貨，資源的使用也被誤導了。日本保護農產品的經驗是災難性的。
我感到惋惜的，是美國懲罰中國的輪胎進口，在過渡期間中國的輪胎製造商會受到損害。中國自動提升出口稅會打上交叉，也會與目前的出口稅制有衝突。自動約束出口量是配額制度，麻煩多多，紡織品的前車可不鑒乎？然而，輪胎出口配額會減少甚至彌補製造商的財政損失，而更重要是會大幅提升出口輪胎的質量。如果美國可以接受這配額而放棄懲罰稅，對中國來說是比較上算的。我可以保證，如果懲罰稅換作配額制，而商務部懂得容許配額以市價自由轉讓，中國產出的輪胎的質量會冠絕天下。這是價格理論的推斷，其準確性與牛頓推斷樹上的蘋果會掉到地上相若。
Friday, September 18, 2009
[五常問答室]香港漠視中國發展是愚蠢的
（續上兩期「五常問答室」《我不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和《民主是導致香港經濟前途困難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香港經濟要面對的困難，是他們的官員及議員一般不相信中國會不斷地改革，或是他們假設他們見到的中國會停留在他們見到的。如下兩方面他們的看法是大錯。
其一，他們不相信中國會解除外匯管制。十多年前，我對當時作為財政司的曾蔭權說，中國早晚會解除外匯管制，如果他們這樣做，上海會很快成為一個國際級的金融中心，香港會遇到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搶了不少金融生意到上海去。曾兄當時的回應是北京不會容易地解除外匯管制。不少我認識的對政策有影響的香港人都這樣看。今天看來他們是對了大部分。然而，我的看法是北京早晚會解除匯管，上海早晚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競爭下香港鬥不過。種種原因我解釋過了。我早就認為中國會在不太長遠的將來解除外匯管制，因為80年代中期起，我就跟北京的朋友談到這件事。大致上他們同意我的分析，只是這裡那裡他們有點顧忌。現在看，上海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會等到北京說的2020年。
第二項重要的香港漠視中國發展的困難，是他們不相信北京會取消進口稅。他們認為香港永遠是個進口自由港，中國則永遠不會是。所以香港會持久地成為提供舶來品給國內人的地方，可以持久地賺他們的購物天堂的錢。香港的商場租金奇高，比深圳的高出4倍以上。香港售貨員的月薪一般是8000元以上，比深圳的高出約6倍。更頭痛是香港目前正在考慮推出最低工資。這方面香港要面對的難題是，如果中國取消消費品的進口稅，那麼所謂自由行再不是由大陸行到香港，而深圳會成為香港的購物天堂了。這就是問題：北京如果取消消費品的進口稅，香港的商場租金會暴跌，而在最低工資的引進下，在香港領取救濟金的人會暴升。
上述可見，我認為香港的有關人士假設中國永遠不會放開匯管，也不會大減或撤消進口關稅，這些想法是愚蠢的。
（本題目回答完）
第二個香港經濟要面對的困難，是他們的官員及議員一般不相信中國會不斷地改革，或是他們假設他們見到的中國會停留在他們見到的。如下兩方面他們的看法是大錯。
其一，他們不相信中國會解除外匯管制。十多年前，我對當時作為財政司的曾蔭權說，中國早晚會解除外匯管制，如果他們這樣做，上海會很快成為一個國際級的金融中心，香港會遇到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搶了不少金融生意到上海去。曾兄當時的回應是北京不會容易地解除外匯管制。不少我認識的對政策有影響的香港人都這樣看。今天看來他們是對了大部分。然而，我的看法是北京早晚會解除匯管，上海早晚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競爭下香港鬥不過。種種原因我解釋過了。我早就認為中國會在不太長遠的將來解除外匯管制，因為80年代中期起，我就跟北京的朋友談到這件事。大致上他們同意我的分析，只是這裡那裡他們有點顧忌。現在看，上海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會等到北京說的2020年。
第二項重要的香港漠視中國發展的困難，是他們不相信北京會取消進口稅。他們認為香港永遠是個進口自由港，中國則永遠不會是。所以香港會持久地成為提供舶來品給國內人的地方，可以持久地賺他們的購物天堂的錢。香港的商場租金奇高，比深圳的高出4倍以上。香港售貨員的月薪一般是8000元以上，比深圳的高出約6倍。更頭痛是香港目前正在考慮推出最低工資。這方面香港要面對的難題是，如果中國取消消費品的進口稅，那麼所謂自由行再不是由大陸行到香港，而深圳會成為香港的購物天堂了。這就是問題：北京如果取消消費品的進口稅，香港的商場租金會暴跌，而在最低工資的引進下，在香港領取救濟金的人會暴升。
上述可見，我認為香港的有關人士假設中國永遠不會放開匯管，也不會大減或撤消進口關稅，這些想法是愚蠢的。
（本題目回答完）
Tuesday, September 15, 2009
中國的石雕藝術與林清卿之謎
曾經說過，除了書法與詩詞，其它藝術如繪畫、雕塑、音樂、文學、建築等，中國比不上源於歐洲的西方藝術。我沒有提到陶瓷，其實是重要藝術，宋代的五大名窯光芒不可方物，西方是沒有這種大場面的。我曾經提到以重要的繪畫而言，宋代的水平遠超當時的歐洲。然而，起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了不起。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我們的八大山人與荷蘭的倫勃朗同期，藝術理念的深度勢均力敵。跟著就是歐洲勝出了。作學生時讀歐洲的藝術史，我對他們十六世紀起的理論演進很佩服。
這些年我有機會從幾個有份量的收藏中見到不少近於不見經傳的中國石雕作品，細心品嚐，反覆推敲，認為是頂級藝術。從厚度衡量，說勝於西方的雕塑藝術是有支持的說法。不是完全不見經傳，網上可以找到一些資料，可惜好些不可靠。為什麼這樣重要的藝術，沒有論著有系統地處理一下呢？為什麼博物館不重視？中國石雕藝術的內容永遠是神州大地的文化傳統：描述一首詩，或說個典故，又或者是傳說中的怪獸或人物。始盛於清，止於文革，開放後捲土重來。
我說的是壽山石雕。除了印章篆刻，所有名家一律是福州一帶的人。歷代相傳都是個小圈子，加上作品一般不大（小如石章大可達數百斤），可能是多年沒有受到廣泛注意的原因。這幾年開始受到廣泛注意，是好事。
大致上，壽山的石雕藝術分五類。其一是印章篆刻。這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雖然當代的篆刻大師我認識幾個。其二是圓雕。這是用一塊石頭雕出人物整體或物品整體。其三是鈕。通常是印章上頭坐著的一頭怪獸，多半源自古代的神話，作者可以發揮而加上變化。鈕雕其實是一種圓雕。其四是薄意。這是在石上用刀刻出一幅畫。其五是深雕。這是薄意加深，使物體及人物浮現起來，往往是相當「浮」的浮雕了。
今天，壽山石雕的師級人物無數，可能因為酬金直線上升吧。這裡我不論今天的，只選五位作了古的石雕英雄談談吧。
一、楊璇，又名楊玉璇，生卒年日不詳。證據是生於明末（他的一件作品上刻「康熙元年」）。全盛時期屬康熙年代無疑問。沒有證據他活到雍正。楊璇是圓雕聖手，而算是圓雕的鈕雕他獨步天下，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他。楊璇的鈕雕本錢是想像力強，技術超凡，懂得怎樣這裡那裡誇張一下，很自然的。我見過他的一件深雕作品，不怎麼樣，但意境高逸。
二、周尚均，又名周彬，生卒年日也不詳。奇怪，差不多所有記載都說他與楊璇同期，也是康熙時代的人。不可能對。他有一件作品上刻「乾隆三十年」，而在三希堂收藏的石雕作品中，有一件是尚均雕乾隆皇帝。尚均的全盛時期是乾隆無疑問。雍正在位十三年，尚均認識楊璇的機會不高，而有些記載說尚均師從楊璇不可能對。楊璇的作品影響了尚均是明顯的。尚均以鈕雕知名天下，但我認為比不上楊璇。鈕之外，尚均的圓雕與楊璇的神技相若，而尚均的深雕在他之前沒有誰比得上。
三、林元珠（一八六四——一九三五）。雖然此公師從東門派的鼻祖林謙培，但師傅不及徒弟。元珠是把東門派發揚光大的主要人物，而雖然此派以圓雕見長，我認為他的重要作品主要是深雕。
四、林清卿（一八七六——一九四八）。世稱西門清，是我這篇文章的主角，要過後再談。
五、林友清（一八九四——一九七○）。世稱東門清，是林元珠的次子，深雕、圓雕、鈕、薄意等皆精。他的父親比不上他。
寫這篇文章是為了一個困擾著我的問題。最近讀到韓天衡的一篇論芙蓉石的文章（天衡兄的文字寫得好，謹此致意），其中提到「巨匠林清卿也少有在作品上署款」。這是第三次我在資料中讀到林清卿很少在作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其它兩次我可以不管，但天衡兄是篆刻巨匠，也是壽山石的收藏大家。他這樣說，我感到有點奇哉怪也。壽山石雕的作者有時沒有署名，但林清卿是我知道的比較喜歡署名的一個。
作者沒有署名，我們怎可以知道作品是誰的呢？可從風格與技術水平鑒別，不是十拿九穩，但林清卿是風格與技術皆突出的巨匠。然而，不久前見到一本刊物，登著一件不小的田黃薄意，估價不菲，作者沒有署名，刊物說是林清卿之作。我一看就叫出聲來：「這不是林清卿呀！」
我認為林清卿的作品大部分刻上自己的名字，怎可以肯定不是他人偽作而署上他的名字呢？因為清卿的風格與技術皆有獨到之處，加上署名，我就沒有疑問了。我見過兩件作品看來是後人刻上他的名字，但風格與技術都是他的，於是不懷疑。見過一件刻上他的名字，字體對，風格與技術不俗，但不對。
林清卿大名鼎鼎，以薄意作品名重百年。他的薄意當然了得，我也不懷疑是此君把薄意藝術發揚光大的。但林氏在石雕藝術的主要成就，是深雕，不是薄意。為什麼在我讀過的所有評述林氏的作品中，沒有人提到他的深雕呢？他從來不作圓雕，也從來不作鈕。我認為他的薄意多是應酬之作，賺點錢，但他是個整生追求藝術表達的人，精力集中於深雕上。是的，清卿深雕的刀法之精，思巧之妙，構圖與情感結合的澎湃，不僅前無古人，也應該後無來者了。上蒼有知，以雕塑藝術而言，西方的大師們沒有誰比得上清卿的深雕吧。
我對上述的林清卿之謎的猜測，是深雕的操作時間長，加上通常要用比較大的石，為時甚久。想當年，在林清卿生存的時代，恐怕只有達官貴人才有本領請他動刀作大石深雕。我也認為是這些達官貴人及他們的親友，見過林氏的作品後誇誇其談，傳了開去，但外人只是聽到，沒有見到。外人見到的只是他的薄意小品，不知道他的真功夫所在。傳統上，壽山石雕的收藏者不輕易地把作品示人。今天為恐天下不知的壽山石雕展出，林清卿時代沒有出現過。
要收筆了，順便一提：在《壽山石》雜誌第十七期的六十七頁，刊登著一件芙蓉石方章，是韓天衡的收藏吧。該石章上的鈕雕作者沒有署名，但從刊物看風格與技術，應該是楊璇之作。在楊璇時期，質量檔次那麼高的芙蓉石民間少有，應屬皇宮之物。那是康熙時期，可能是康熙皇帝的閒章。若如是，則屬國寶矣。可惜刊出的照片看不到石章底下的篆刻。如果看到，一個特點或可譯碼。讀者能猜中這特點是什麼嗎？
這些年我有機會從幾個有份量的收藏中見到不少近於不見經傳的中國石雕作品，細心品嚐，反覆推敲，認為是頂級藝術。從厚度衡量，說勝於西方的雕塑藝術是有支持的說法。不是完全不見經傳，網上可以找到一些資料，可惜好些不可靠。為什麼這樣重要的藝術，沒有論著有系統地處理一下呢？為什麼博物館不重視？中國石雕藝術的內容永遠是神州大地的文化傳統：描述一首詩，或說個典故，又或者是傳說中的怪獸或人物。始盛於清，止於文革，開放後捲土重來。
我說的是壽山石雕。除了印章篆刻，所有名家一律是福州一帶的人。歷代相傳都是個小圈子，加上作品一般不大（小如石章大可達數百斤），可能是多年沒有受到廣泛注意的原因。這幾年開始受到廣泛注意，是好事。
大致上，壽山的石雕藝術分五類。其一是印章篆刻。這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雖然當代的篆刻大師我認識幾個。其二是圓雕。這是用一塊石頭雕出人物整體或物品整體。其三是鈕。通常是印章上頭坐著的一頭怪獸，多半源自古代的神話，作者可以發揮而加上變化。鈕雕其實是一種圓雕。其四是薄意。這是在石上用刀刻出一幅畫。其五是深雕。這是薄意加深，使物體及人物浮現起來，往往是相當「浮」的浮雕了。
今天，壽山石雕的師級人物無數，可能因為酬金直線上升吧。這裡我不論今天的，只選五位作了古的石雕英雄談談吧。
一、楊璇，又名楊玉璇，生卒年日不詳。證據是生於明末（他的一件作品上刻「康熙元年」）。全盛時期屬康熙年代無疑問。沒有證據他活到雍正。楊璇是圓雕聖手，而算是圓雕的鈕雕他獨步天下，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他。楊璇的鈕雕本錢是想像力強，技術超凡，懂得怎樣這裡那裡誇張一下，很自然的。我見過他的一件深雕作品，不怎麼樣，但意境高逸。
二、周尚均，又名周彬，生卒年日也不詳。奇怪，差不多所有記載都說他與楊璇同期，也是康熙時代的人。不可能對。他有一件作品上刻「乾隆三十年」，而在三希堂收藏的石雕作品中，有一件是尚均雕乾隆皇帝。尚均的全盛時期是乾隆無疑問。雍正在位十三年，尚均認識楊璇的機會不高，而有些記載說尚均師從楊璇不可能對。楊璇的作品影響了尚均是明顯的。尚均以鈕雕知名天下，但我認為比不上楊璇。鈕之外，尚均的圓雕與楊璇的神技相若，而尚均的深雕在他之前沒有誰比得上。
三、林元珠（一八六四——一九三五）。雖然此公師從東門派的鼻祖林謙培，但師傅不及徒弟。元珠是把東門派發揚光大的主要人物，而雖然此派以圓雕見長，我認為他的重要作品主要是深雕。
四、林清卿（一八七六——一九四八）。世稱西門清，是我這篇文章的主角，要過後再談。
五、林友清（一八九四——一九七○）。世稱東門清，是林元珠的次子，深雕、圓雕、鈕、薄意等皆精。他的父親比不上他。
寫這篇文章是為了一個困擾著我的問題。最近讀到韓天衡的一篇論芙蓉石的文章（天衡兄的文字寫得好，謹此致意），其中提到「巨匠林清卿也少有在作品上署款」。這是第三次我在資料中讀到林清卿很少在作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其它兩次我可以不管，但天衡兄是篆刻巨匠，也是壽山石的收藏大家。他這樣說，我感到有點奇哉怪也。壽山石雕的作者有時沒有署名，但林清卿是我知道的比較喜歡署名的一個。
作者沒有署名，我們怎可以知道作品是誰的呢？可從風格與技術水平鑒別，不是十拿九穩，但林清卿是風格與技術皆突出的巨匠。然而，不久前見到一本刊物，登著一件不小的田黃薄意，估價不菲，作者沒有署名，刊物說是林清卿之作。我一看就叫出聲來：「這不是林清卿呀！」
我認為林清卿的作品大部分刻上自己的名字，怎可以肯定不是他人偽作而署上他的名字呢？因為清卿的風格與技術皆有獨到之處，加上署名，我就沒有疑問了。我見過兩件作品看來是後人刻上他的名字，但風格與技術都是他的，於是不懷疑。見過一件刻上他的名字，字體對，風格與技術不俗，但不對。
林清卿大名鼎鼎，以薄意作品名重百年。他的薄意當然了得，我也不懷疑是此君把薄意藝術發揚光大的。但林氏在石雕藝術的主要成就，是深雕，不是薄意。為什麼在我讀過的所有評述林氏的作品中，沒有人提到他的深雕呢？他從來不作圓雕，也從來不作鈕。我認為他的薄意多是應酬之作，賺點錢，但他是個整生追求藝術表達的人，精力集中於深雕上。是的，清卿深雕的刀法之精，思巧之妙，構圖與情感結合的澎湃，不僅前無古人，也應該後無來者了。上蒼有知，以雕塑藝術而言，西方的大師們沒有誰比得上清卿的深雕吧。
我對上述的林清卿之謎的猜測，是深雕的操作時間長，加上通常要用比較大的石，為時甚久。想當年，在林清卿生存的時代，恐怕只有達官貴人才有本領請他動刀作大石深雕。我也認為是這些達官貴人及他們的親友，見過林氏的作品後誇誇其談，傳了開去，但外人只是聽到，沒有見到。外人見到的只是他的薄意小品，不知道他的真功夫所在。傳統上，壽山石雕的收藏者不輕易地把作品示人。今天為恐天下不知的壽山石雕展出，林清卿時代沒有出現過。
要收筆了，順便一提：在《壽山石》雜誌第十七期的六十七頁，刊登著一件芙蓉石方章，是韓天衡的收藏吧。該石章上的鈕雕作者沒有署名，但從刊物看風格與技術，應該是楊璇之作。在楊璇時期，質量檔次那麼高的芙蓉石民間少有，應屬皇宮之物。那是康熙時期，可能是康熙皇帝的閒章。若如是，則屬國寶矣。可惜刊出的照片看不到石章底下的篆刻。如果看到，一個特點或可譯碼。讀者能猜中這特點是什麼嗎？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09
[五常問答室]民主是導致香港經濟前途困難的一個原因
（續上期「五常問答室」《我不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
香港今後的前途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它們的政治體系正在向民主投票那方面走。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民主投票，而是肯定地認為，如果民主投票沒有一個上佳憲法的維護，會帶來不少困難。
美國的民主政制曾經有百多年的光輝日子。我認為這難得的成就是源於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說來也奇怪，當年美國總統傑弗遜起草憲法時竟然忘記了把權利法案放進去。後來還是當時的前總統華盛頓在歐洲知道，立刻提醒，權利法案於是補加。
權利法案的主要功能，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包括產權，要有清楚的界定及保障。這是說，票不可以亂投，因為投票可以剝奪他人的權利。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什麼事項可以通過民主投票決定，什麼不可以，是重要的學問。可惜之後的數十年，因為不同闡釋的演進，權利法案的功能是被削弱了。好些半個世紀前在美國不能投票的事項今天可以。
沒有明確權利法案保護個人權利的憲法，民主投票我是反對的。這是因為投票會導致分餅仔的效果，把某甲的權利轉移到某乙那方面去。以香港為例，雖然今天還沒有普選，但那所謂功能組別的議員取捨，有如下的大問題。你問一個議員他是代表著哪些人，他立刻答得出。你問他是否要爭取這些人的利益，他會答當然是。很不幸，這是說他是一個爭餅仔的代表了。如果民主有明確的權利法案的保障，這種代表不會存在。
重要的科斯定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及維護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民主投票，如果沒有一個清楚的權利法案執行與維護，市場的運作一定會受到損害。弗裡德曼曾經對我說，憲法是一回事，怎樣履行是另一回事。他說，拉丁美洲的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但搞得一團糟。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亞洲的國家推行民主政制，效果一般是令人尷尬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極力反對中國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這絕對不是因為我贊成獨裁，也不是因為我認為北京是一個獨裁政制。我沒有跟進中國的政治體系，就是今天也不大清楚。我當時肯定的，是如果中國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一定不會有好效果。
香港前途的另一個大困難，下次再談。
（本問題的回答未完，下期待續）
香港今後的前途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它們的政治體系正在向民主投票那方面走。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民主投票，而是肯定地認為，如果民主投票沒有一個上佳憲法的維護，會帶來不少困難。
美國的民主政制曾經有百多年的光輝日子。我認為這難得的成就是源於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說來也奇怪，當年美國總統傑弗遜起草憲法時竟然忘記了把權利法案放進去。後來還是當時的前總統華盛頓在歐洲知道，立刻提醒，權利法案於是補加。
權利法案的主要功能，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包括產權，要有清楚的界定及保障。這是說，票不可以亂投，因為投票可以剝奪他人的權利。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什麼事項可以通過民主投票決定，什麼不可以，是重要的學問。可惜之後的數十年，因為不同闡釋的演進，權利法案的功能是被削弱了。好些半個世紀前在美國不能投票的事項今天可以。
沒有明確權利法案保護個人權利的憲法，民主投票我是反對的。這是因為投票會導致分餅仔的效果，把某甲的權利轉移到某乙那方面去。以香港為例，雖然今天還沒有普選，但那所謂功能組別的議員取捨，有如下的大問題。你問一個議員他是代表著哪些人，他立刻答得出。你問他是否要爭取這些人的利益，他會答當然是。很不幸，這是說他是一個爭餅仔的代表了。如果民主有明確的權利法案的保障，這種代表不會存在。
重要的科斯定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及維護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民主投票，如果沒有一個清楚的權利法案執行與維護，市場的運作一定會受到損害。弗裡德曼曾經對我說，憲法是一回事，怎樣履行是另一回事。他說，拉丁美洲的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但搞得一團糟。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亞洲的國家推行民主政制，效果一般是令人尷尬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極力反對中國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這絕對不是因為我贊成獨裁，也不是因為我認為北京是一個獨裁政制。我沒有跟進中國的政治體系，就是今天也不大清楚。我當時肯定的，是如果中國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一定不會有好效果。
香港前途的另一個大困難，下次再談。
（本問題的回答未完，下期待續）
Tuesday, September 8, 2009
豬價與樓價︰評中國的土地政策
中國看來在國際上有點舉足輕重。不久前北京說要微調一下，股市應聲下跌，八月二十六日美國《華爾街日報》評雲︰泡沫的新跡象正在中國出現！沒有那麼嚴重吧。曾幾何時，中國民不聊生《華爾街日報》不認為是新聞，但今天中國的股市下跌數百點他們卻認為是地震。
為什麼北京要在這個時刻提出「微調」不容易猜測。一個看法是中國的貨幣量增長得快，有效應，為恐通脹復甦他們未雨綢繆。個人以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未散，央行的朋友不妨多等一下。我也認為他們把微調的意向說出來是錯的。不久前美國的聯儲主席伯南克發表《退出戰略》，錯得更大。金融危機的陰影猶在，市場很敏感，他說有收縮之計市場不會向好的那方走。此君的職位不值得羨慕。大熱獲續任後，有份量的劣評立刻出現。我讚過他在雷曼兄弟出事後的果斷，但賭他在下屆任期內會被罵得厲害。經濟奇跡不容易在美國出現，英雄難做，有什麼風吹草動評論會入他的帳。
北京說要微調，也可能因為見到兩個價格上升。一是豬價，二是樓價。先談豬價吧。
這幾年做豬也艱難。是奇特的動物。兩年前豬價大升，跟著下降，但最近又升，升得相當急。還是那個老故事︰養豬的飼料昂貴。問題是，飼料不是豬才吃的，為什麼其它家畜沒有類同的市價急升呢？我胡亂猜測，得到一個近於怪論的答案，有點新意，說出來給讀者們吵一下吧。
不久前得到一項資料。在塘中養魚，一斤八兩的正規飼料可獲養魚增重一斤。養豬，一斤八兩的飼料所獲可能遠不及一斤。魚在塘中還有其它食料。牛、羊等有草原飼養；鴨、鵝、走地雞等，飼料之外還可各自覓食。豬呢？蠢到死，單靠飼料來增加體重。究竟今天的豬吃什麼的料我沒有研究。記得七十年前母親養豬，用的飼料是蕃薯苗，不值錢的。此法失傳，多半因為昔日是饑荒時代，種蕃薯的農地無數，而今天炎黃子孫有飯吃，少種蕃薯，受害的是豬。
轉談樓價。這幾個月中國的樓價上升了不少，也升得急。主要是商業地區。工業區的樓價還不怎麼樣。兩個原因。其一是利率下降了不少，而樓價歷來對利率的變動很敏感。其二，在國際金融危機下，外地的投資者要找避難所，跑到他們認為是比較安全的神州看看，見到大城市的樓價比國際大都市的還算偏低，就下注了。可喜的是，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中國放寬銀根就容易地見到樓市大升。這可見神州還沒有大中毒資產之計，也可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了很不錯的基礎了。
樓價的經濟分析是深學問。篇幅所限，這裡只能分點略說。
一、樓價上升主要因為地價上升。人口密度、經濟情況、土地供應等因素皆老生常談，而遠為複雜的是政府的土地政策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財富增加總要找些投資項目放進去。一般而言，土地或樓宇是最可靠的財富累積的選擇。房地產本身有用途，有租值或使用的收入，遠沒有股市那樣難於調查，難以明白，受騙的機會大減。有誰不知道房子是可以住的？
三、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收入增加，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也跟著增加。人民把財富放進房地產去是自然的選擇。原則上，樓價的上升等於租值上升的折現，而租值上升是反映著生產力的上升，價格理論中的邊際產出理論分析可以推得邏輯井然。然而，在本文的第十點可見，政府操控利率可以嚴重地擾亂這個重要的經濟規律。另一方面，政府的土地政策、貨幣政策及其它政策，可使房地產之價急升或暴跌，無端端地發達或破產的人無數。我們喜見因為經濟上升而樓價上升，但政府的政策處理失當可以是悲劇。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樓價暴跌，破產者無數。但我解釋過，那是朱鎔基要杜絕權力借貸的宏觀調控的效果，大家要接受。然而，跟著的樓價還繼續大幅波動，除了國際的不良影響，北京難辭其咎。
四、香港選走高地價路線，有他們的原因，是玩火遊戲，這裡不評。中國大陸的局限條件與香港的是兩回事，不應該搞高地價政策。問題是，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人口怎樣分佈有關鍵性。如果珠三角及長三角的樓價夠低，人口會密集在這兩個區域，對國家的經濟整體可有大害。原則上，這兩區還可以大量地增加樓房的土地供應，或提高容積率，壓低樓價。這兩區的人口密度是應該比較高的，樓價也應該比較高，但從整個國家的利益看，這兩區的樓價應該高多少，我想了很久也沒有簡單的答案。複雜的答案我是有的，但歷來不喜歡複雜，而簡單答案的我還沒有找到。不管怎樣算，不同地區的房地產之價的或高或低是重要而又可靠的處理人口分佈的法門，可惜這問題不能單由市場處理。政府的策劃是需要的。市場不是萬能的，有些事，有些情，市場無價——這是科斯和我的公司理論中的一個要點。
五、原則上，樓價上升是好事。這反映著經濟的財富或租值上升，人民的生活有了改進。除了處理人口分佈，這原則不容許土地政策刻意地推高樓價，也否決政府壓制樓價的上升。同樣，政府抽物業的資產增值稅有壓制樓價的效果，屬不智。這種稅香港從來沒有，美國有，知道是劣著，改不過來。奇怪目前的美國還不撤銷此稅。那裡的樓市跌了那麼多，撤銷此稅不會大減稅收，但會讓他們目前極為需要的樓市上升見到一點光明。
六、中國可以在撤銷資產增值稅的前提下，考慮每年抽百分之零點五的物業稅，抽樓不抽地，以政府估計的物業所值為依歸，為了避免爭吵要以估價打個八折。這類稅收政府要說明用途，也要與其它稅項分開處理。最適當的用途是城市的治安與清潔。其它稅收應該因而遞減。我曾經建議抽樓宇空置稅。此稅會壓低樓價及租金，但鼓勵使用沒有違反經濟發展的原則。另一方面，何謂空置不容易界定，實施起來可能很麻煩。
七、樓價上升，窮人怎麼辦？歷史的經驗，是樓房的出租市場會解決這問題。我反對政府提供廉租房，理由解釋過了。如果政府一定要出手助窮人，出售近於免了地價的居屋是較佳的選擇。也頭痛，因為貪污的行為難免，而這類房子的建造一般偷工減料，天雨屋漏，而短樁等故事會傳遍天下。說到底，協助窮人的最佳法門還是盡量提供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外地的經驗說，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有成功的協助窮人居住的例子。另一方面，廉價樓房，不管是誰提供的，可以擾亂國家應有的人口分佈。
八、沒有好理由禁止或約束外籍人士在中國購買房子。中國人是賺了他們的錢，賺了他們帶來的知識，而炒買炒賣對賭，一般而言老外鬥不過炎黃子孫，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是也。日本仔當年不是在美國的房地產損手頻頻嗎？
九、還有一個重要但難度極高的土地政策問題。經濟原則說，條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報率應該相等，也即是說地價應該相等。這是指以發展或改進之前的地價算。不同用途土地的發展成本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我們要從還沒有發展的土地衡量。這個重要的衡量有一個大麻煩，因為土地使用的界外效應（國內稱內生外部性）可以有不能漠視的社會成本的分離，在實際運作上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往往因為交易費用過高而得不到市場運作的指引。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條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報差距很大：用作工、商業的回報率遠高於農業的。可幸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後期，縣際競爭制度的普及發展，帶來了驚人的改進，是大中國經濟奇跡出現的一個主要原因。縣幹部很懂得衡量界外效應，雖然不容易算得算準。整個問題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中有頗為詳盡的分析。在土地使用這個話題上，兩年多前北京上頭增加了對縣的約束，不對，但最近有轉機。我打算再作一次調查。
十、今天看，最頭痛是央行拜美國的聯儲局為師，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見人家闖了大禍，我們為何還不痛改前非？利率是應該由市場決定的。央行或政府不要管。只有讓市場決定利率，土地使用及其它投資的回報率才有機會持久地大致上與利息率相等。這是重要的經濟原則。近幾年央行處理與操控利率做得不對。在無錨的貨幣制度下，原則上央行可以單控幣量。不調控利率是佛利民多年的主張，而聯儲局曾經偏於這樣做。後來格林斯潘轉向調控利率，今天看當然是大錯了。
無錨貨幣的確有很大的問題。在國際相對上，美國當年非常富有，輸得起，今天還算是富有的。但他們遇到很大的麻煩，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容易知道利率這只棋子要怎樣走才對。
為什麼北京要在這個時刻提出「微調」不容易猜測。一個看法是中國的貨幣量增長得快，有效應，為恐通脹復甦他們未雨綢繆。個人以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未散，央行的朋友不妨多等一下。我也認為他們把微調的意向說出來是錯的。不久前美國的聯儲主席伯南克發表《退出戰略》，錯得更大。金融危機的陰影猶在，市場很敏感，他說有收縮之計市場不會向好的那方走。此君的職位不值得羨慕。大熱獲續任後，有份量的劣評立刻出現。我讚過他在雷曼兄弟出事後的果斷，但賭他在下屆任期內會被罵得厲害。經濟奇跡不容易在美國出現，英雄難做，有什麼風吹草動評論會入他的帳。
北京說要微調，也可能因為見到兩個價格上升。一是豬價，二是樓價。先談豬價吧。
這幾年做豬也艱難。是奇特的動物。兩年前豬價大升，跟著下降，但最近又升，升得相當急。還是那個老故事︰養豬的飼料昂貴。問題是，飼料不是豬才吃的，為什麼其它家畜沒有類同的市價急升呢？我胡亂猜測，得到一個近於怪論的答案，有點新意，說出來給讀者們吵一下吧。
不久前得到一項資料。在塘中養魚，一斤八兩的正規飼料可獲養魚增重一斤。養豬，一斤八兩的飼料所獲可能遠不及一斤。魚在塘中還有其它食料。牛、羊等有草原飼養；鴨、鵝、走地雞等，飼料之外還可各自覓食。豬呢？蠢到死，單靠飼料來增加體重。究竟今天的豬吃什麼的料我沒有研究。記得七十年前母親養豬，用的飼料是蕃薯苗，不值錢的。此法失傳，多半因為昔日是饑荒時代，種蕃薯的農地無數，而今天炎黃子孫有飯吃，少種蕃薯，受害的是豬。
轉談樓價。這幾個月中國的樓價上升了不少，也升得急。主要是商業地區。工業區的樓價還不怎麼樣。兩個原因。其一是利率下降了不少，而樓價歷來對利率的變動很敏感。其二，在國際金融危機下，外地的投資者要找避難所，跑到他們認為是比較安全的神州看看，見到大城市的樓價比國際大都市的還算偏低，就下注了。可喜的是，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中國放寬銀根就容易地見到樓市大升。這可見神州還沒有大中毒資產之計，也可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了很不錯的基礎了。
樓價的經濟分析是深學問。篇幅所限，這裡只能分點略說。
一、樓價上升主要因為地價上升。人口密度、經濟情況、土地供應等因素皆老生常談，而遠為複雜的是政府的土地政策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財富增加總要找些投資項目放進去。一般而言，土地或樓宇是最可靠的財富累積的選擇。房地產本身有用途，有租值或使用的收入，遠沒有股市那樣難於調查，難以明白，受騙的機會大減。有誰不知道房子是可以住的？
三、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收入增加，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也跟著增加。人民把財富放進房地產去是自然的選擇。原則上，樓價的上升等於租值上升的折現，而租值上升是反映著生產力的上升，價格理論中的邊際產出理論分析可以推得邏輯井然。然而，在本文的第十點可見，政府操控利率可以嚴重地擾亂這個重要的經濟規律。另一方面，政府的土地政策、貨幣政策及其它政策，可使房地產之價急升或暴跌，無端端地發達或破產的人無數。我們喜見因為經濟上升而樓價上升，但政府的政策處理失當可以是悲劇。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樓價暴跌，破產者無數。但我解釋過，那是朱鎔基要杜絕權力借貸的宏觀調控的效果，大家要接受。然而，跟著的樓價還繼續大幅波動，除了國際的不良影響，北京難辭其咎。
四、香港選走高地價路線，有他們的原因，是玩火遊戲，這裡不評。中國大陸的局限條件與香港的是兩回事，不應該搞高地價政策。問題是，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人口怎樣分佈有關鍵性。如果珠三角及長三角的樓價夠低，人口會密集在這兩個區域，對國家的經濟整體可有大害。原則上，這兩區還可以大量地增加樓房的土地供應，或提高容積率，壓低樓價。這兩區的人口密度是應該比較高的，樓價也應該比較高，但從整個國家的利益看，這兩區的樓價應該高多少，我想了很久也沒有簡單的答案。複雜的答案我是有的，但歷來不喜歡複雜，而簡單答案的我還沒有找到。不管怎樣算，不同地區的房地產之價的或高或低是重要而又可靠的處理人口分佈的法門，可惜這問題不能單由市場處理。政府的策劃是需要的。市場不是萬能的，有些事，有些情，市場無價——這是科斯和我的公司理論中的一個要點。
五、原則上，樓價上升是好事。這反映著經濟的財富或租值上升，人民的生活有了改進。除了處理人口分佈，這原則不容許土地政策刻意地推高樓價，也否決政府壓制樓價的上升。同樣，政府抽物業的資產增值稅有壓制樓價的效果，屬不智。這種稅香港從來沒有，美國有，知道是劣著，改不過來。奇怪目前的美國還不撤銷此稅。那裡的樓市跌了那麼多，撤銷此稅不會大減稅收，但會讓他們目前極為需要的樓市上升見到一點光明。
六、中國可以在撤銷資產增值稅的前提下，考慮每年抽百分之零點五的物業稅，抽樓不抽地，以政府估計的物業所值為依歸，為了避免爭吵要以估價打個八折。這類稅收政府要說明用途，也要與其它稅項分開處理。最適當的用途是城市的治安與清潔。其它稅收應該因而遞減。我曾經建議抽樓宇空置稅。此稅會壓低樓價及租金，但鼓勵使用沒有違反經濟發展的原則。另一方面，何謂空置不容易界定，實施起來可能很麻煩。
七、樓價上升，窮人怎麼辦？歷史的經驗，是樓房的出租市場會解決這問題。我反對政府提供廉租房，理由解釋過了。如果政府一定要出手助窮人，出售近於免了地價的居屋是較佳的選擇。也頭痛，因為貪污的行為難免，而這類房子的建造一般偷工減料，天雨屋漏，而短樁等故事會傳遍天下。說到底，協助窮人的最佳法門還是盡量提供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外地的經驗說，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有成功的協助窮人居住的例子。另一方面，廉價樓房，不管是誰提供的，可以擾亂國家應有的人口分佈。
八、沒有好理由禁止或約束外籍人士在中國購買房子。中國人是賺了他們的錢，賺了他們帶來的知識，而炒買炒賣對賭，一般而言老外鬥不過炎黃子孫，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是也。日本仔當年不是在美國的房地產損手頻頻嗎？
九、還有一個重要但難度極高的土地政策問題。經濟原則說，條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報率應該相等，也即是說地價應該相等。這是指以發展或改進之前的地價算。不同用途土地的發展成本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我們要從還沒有發展的土地衡量。這個重要的衡量有一個大麻煩，因為土地使用的界外效應（國內稱內生外部性）可以有不能漠視的社會成本的分離，在實際運作上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往往因為交易費用過高而得不到市場運作的指引。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條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報差距很大：用作工、商業的回報率遠高於農業的。可幸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後期，縣際競爭制度的普及發展，帶來了驚人的改進，是大中國經濟奇跡出現的一個主要原因。縣幹部很懂得衡量界外效應，雖然不容易算得算準。整個問題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中有頗為詳盡的分析。在土地使用這個話題上，兩年多前北京上頭增加了對縣的約束，不對，但最近有轉機。我打算再作一次調查。
十、今天看，最頭痛是央行拜美國的聯儲局為師，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見人家闖了大禍，我們為何還不痛改前非？利率是應該由市場決定的。央行或政府不要管。只有讓市場決定利率，土地使用及其它投資的回報率才有機會持久地大致上與利息率相等。這是重要的經濟原則。近幾年央行處理與操控利率做得不對。在無錨的貨幣制度下，原則上央行可以單控幣量。不調控利率是佛利民多年的主張，而聯儲局曾經偏於這樣做。後來格林斯潘轉向調控利率，今天看當然是大錯了。
無錨貨幣的確有很大的問題。在國際相對上，美國當年非常富有，輸得起，今天還算是富有的。但他們遇到很大的麻煩，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容易知道利率這只棋子要怎樣走才對。
Thursday, September 3, 2009
[五常問答室]我不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
默讀黃昏 問：
香港近來很不妥。什麼示威，罷工，連公務員也參加。再加上現在搞環保搞的風聲鶴唳。教授，你認為香港經濟還有救嗎？
答：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尤其是一九九三左右，我對香港的經濟前景看好，相當好。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快，而它們需要的人才很多是香港提供的，例如管理、金融、英語、科技、信息等。數之不盡的香港人，尤其是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都跑到國內去賺錢了。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突然間對香港的前景看淡，認為它們的人才優勢將會消散得很快。我的主要證據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北京每年都派大約三十個精選的學生到香港大學訪問，而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一九九六年那一次與三十位中國學生會面，他們的知識與思考能力明顯地超過香港大學的學生。雖然，這三十位學生是精選出來的，但我們港大的學生也算是香港的精選，香港的學生是給比下去了。第二方面，大約一九九五年起，跑到國內賺錢的專業人士不少回歸到香港。主要是那些受聘的，因為薪酬過高而被解雇了。
九十年代後期，同樣水平知識的青年或專業人士，香港的薪酬比國內的高出起碼五倍，高出十倍的也常見。這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底在一家香港報紙的訪問中直言香港大勢已去的原因。跟著我見香港的公務員及教師們，那些由政府支薪的，薪酬一律高企不下，我就對香港政府的朋友力諫是大錯，因為政府發出的薪酬對市場有誤導作用。
不管香港的從政人士怎樣說香港與大陸之間互相協助，怎樣互輔相成，二者之間在市場上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的。一九九六年底，我說香港將會有十年或以上的不景，後來還是北京推出的「自由行」及類同的政策幫了香港一個大忙。自由行當然是應該的，不僅對香港有好處，對大陸也有好處，是早應推出的事。
今後我怎樣看香港呢？我認為不妥。下次再談。
（本問題的回答未完，下期待續）
香港近來很不妥。什麼示威，罷工，連公務員也參加。再加上現在搞環保搞的風聲鶴唳。教授，你認為香港經濟還有救嗎？
答：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尤其是一九九三左右，我對香港的經濟前景看好，相當好。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快，而它們需要的人才很多是香港提供的，例如管理、金融、英語、科技、信息等。數之不盡的香港人，尤其是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都跑到國內去賺錢了。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突然間對香港的前景看淡，認為它們的人才優勢將會消散得很快。我的主要證據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北京每年都派大約三十個精選的學生到香港大學訪問，而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一九九六年那一次與三十位中國學生會面，他們的知識與思考能力明顯地超過香港大學的學生。雖然，這三十位學生是精選出來的，但我們港大的學生也算是香港的精選，香港的學生是給比下去了。第二方面，大約一九九五年起，跑到國內賺錢的專業人士不少回歸到香港。主要是那些受聘的，因為薪酬過高而被解雇了。
九十年代後期，同樣水平知識的青年或專業人士，香港的薪酬比國內的高出起碼五倍，高出十倍的也常見。這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底在一家香港報紙的訪問中直言香港大勢已去的原因。跟著我見香港的公務員及教師們，那些由政府支薪的，薪酬一律高企不下，我就對香港政府的朋友力諫是大錯，因為政府發出的薪酬對市場有誤導作用。
不管香港的從政人士怎樣說香港與大陸之間互相協助，怎樣互輔相成，二者之間在市場上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的。一九九六年底，我說香港將會有十年或以上的不景，後來還是北京推出的「自由行」及類同的政策幫了香港一個大忙。自由行當然是應該的，不僅對香港有好處，對大陸也有好處，是早應推出的事。
今後我怎樣看香港呢？我認為不妥。下次再談。
（本問題的回答未完，下期待續）
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通脹何害？
前文論及，通貨膨脹含意著物價上升，但物價上升不一定含意著通貨膨脹。這裡先談說過的。貨幣的用途是協助市場貿易及協助財富累積。這是說貨幣的主要用途是作為一個計算單位（unitofaccount），不應該牽涉到其它方面去。如果有通脹或通縮的物價變動——不是前文提到的一次過的變動——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功能一定會受到影響。貨幣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通脹或通縮會擾亂貨幣的運作，使交易費用增加，嚴重的擾亂可以是災難。昔日國民黨在大陸時的經驗，是市場拒用信不過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國家貨幣，轉為使用港元、美元、黃金白銀，甚至以物品換物品的途徑成交。這是悲劇。
無錨貨幣（fiatmoney）是指貨幣沒有用上一些有價值的實物作為貨幣的本位。這制度今天盛行，很頭痛，因為要頻頻調控貨幣的發行量，經驗說很難持久地調控得恰當。我多次建議採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此法也，今天的一些先進國家不容易改用。中國可以，為什麼不採用我不知道。
在無錨制度下，調控貨幣量的困難是愈來愈嚴重了。有三個相關的原因。其一是在無錨制度下，今天沒有誰可以肯定貨幣量要怎樣算才對！其二是地球一體化，一個國家的貨幣如果大量外流，其行蹤與用場皆無定案，幣值可以變幻莫測，對這個國家的物價變動的影響難以捉摸。其三是無錨制度需要的幣量調控遠甚於有錨的，導致的經濟波動需要頻頻採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管理貨幣對操控經濟的權力於是大升。今天，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穩定物價，而是涉及經濟整體的多方面。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維護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用場，而是變為經濟政策了。權力大升，有誰不喜歡權力呢？我們今天聽到的美國聯儲及中國央行的言論，有理由相信他們忘記了貨幣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更頭痛是從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衡量，傳統的貨幣政策觀失靈。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美國的聯儲局反應快，夠狠。我當時給他們的大手放寬銀根八個月時間生效，是佛利民的六個月時間表加一點。今天十一個多月過去了，效果使人失望。我不懷疑堅持下去早晚會有明顯的效果，但時間差那麼遠，佛老如果還健在不知會怎樣想。
貨幣政策一方面要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要調控經濟，價格理論的邏輯說是不容易兩全其美的。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解釋過多次）可以解決這些困難——我也相信有朝一日會被採用。然而，貨幣政策的權力擴散得那麼大，政治遊戲變得那麼複雜，好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因而改變了，要回頭可真不易。希望還在中國。如果北京採用以實物為錨的貨幣制度，有很大機會帶動其它發展中國家跟隨，地球一體化會有一個新面目。
上述可視為我要向讀者淺談通脹何害的引言。首先，大家要記著兩個不可能錯的經濟原則。一、物品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及其變動，是通過市場引導資源使用的重要法則。這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重點，歷史的經驗說是經濟效率不可或缺的，而價格管制——即干預市場的相對價格——是犯了經濟運作的大忌。二、市場是為了減低社會的交易費用而存在，然而，市場的交易還是費用不菲的。物品換物品也是市場，二戰時我在廣西的農村遇到過，牽涉到的麻煩不難想像。作為計算單位來協助交易的貨幣有數千年的歷史，其減低交易費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今天的社會，沒有貨幣一定出現災難。有貨幣，但有急劇的通脹，也屬災難。通脹是貨幣本身貶值，處理不當會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物品的相對價格。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近於廢除貨幣的功能。這類通脹在國民黨時期的神州出現過好些年，貨幣品種轉來轉去，但因為官員腐敗怎樣也壓不住。惡性通脹的基本困難，是市民花錢的速度（velocity）太高，錢一到手就立刻花掉。最嚴重的情況，是市場無從決定一個可靠的高利率來約束這立刻花錢的行為。到了這一點，貨幣的功能全廢，物品換物品的情況會普遍地出現。
佛利民當年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年率對社會的經濟有助，但再高就不應該接受了。我同意通縮不妥，因為會減少消費與投資，而工資是易加不易減的。說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有助，不僅是給需求增加一點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給工資的調整多了一點空間。佛老可沒有察覺到中國九十年代後期的經驗。那時的神州通縮達百分之三，加上產品及服務質量的急升，真實的通縮率應達兩位數字，而樓價下降了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這個奇跡的主要解釋，是當時中國市場的合約選擇——尤其是員工合約——有西方見不到的彈性。走計劃經濟路線的朱鎔基，知道市場可以處理的他一律不管。二○○七年十月讀到新《勞動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罵。懂經濟的學者不會支持該法，而我罵個不停，是因為認為如果該法嚴厲執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約選擇的約束，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會毀於一旦。
上述含意著一個頗為重要的張氏定律：凡是市場的合約選擇較為自由——尤其是生產要素的租用或僱用合約較為自由——通脹或通縮的波幅可以較大而對經濟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這定律可以倒轉過來：通脹或通縮對經濟的不良影響，是與市場合約的自由度負面聯繫的。這是價格理論的伸延了。
佛利民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對經濟有助，是指美國而言，不一定適用於中國。我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及分析，不敢武斷。我說過，年多前中國的百分之八的通脹不嚴重：一則我喜見農產品之價上升是主要的通脹因素，二則我認為原料進口價的大升大跌，不應該算進中國本身的通脹或通縮率。
還有另一點我舉棋不定。這就是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某程度的通脹對農民實質收入的增長會高於城市的居民，從而加速收窄這二者的差距。這是因為農民的土地分配大約以人頭算，在住房與食品這兩方面農民佔了甜頭，而流動人口的結構含意著的，是通脹會加快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我喜歡為農民說話，但舉棋不定，因為通脹過高會給經濟整體帶來不容易處理的麻煩。我只能說，個人認為，中國應該接受的通脹率，可以安全地比佛利民說的高出兩個百分點。這不是說中國應該搞起通脹，而是如果有此需要中國的通脹容忍度可以比美國的高一點。
上文提到的惡性通脹當然不可以接受。但遠不及惡性的、百分之十左右的通脹率，有害嗎？我不要在這裡重複同學們可以在書本讀到的答案，而是要申述書本奇怪地忽略了的重要話題。篇幅所限，只能略說。
我認為非惡性但相當高的通脹帶來的最大麻煩，是利率的處理。通脹是說貨幣會隨著時間貶值，市場的利息率一定要提升。利息是購買消費或投資的時間提前之價。如果幣值隨著時間下降，這個價的提升理所當然。但利率要怎樣提升才對呢？正確的做法是由市場處理。然而，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一個市民借錢的利率一般高於貸款出去或存款於銀行的利率。這差距往往相當大，導致市民不願意或不能以貸款出去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財富，轉向以改變消費或投資來保護自己。這改變是違反了有效率資源使用的基本原則。同學們不要忘記，利息是一個價，一個把時間提前之價。通脹無可避免地會影響這個價。如果交易費用不存在，借錢的利率與貸款（或存款）的利率永遠相等，通脹為禍不大。但交易費用存在，二者有了不能漠視的分離。通脹率愈高，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交易費用也愈高，借錢與貸款的利率分離跟著愈大。這樣，通脹就會導致一種近於價格管制的效果，而又因為有很大的一般性，可以嚴重地損害了有效率的資源使用。這也是價格理論的伸延。
不讓市場調整通脹下的利率，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聯儲或央行調控利率，屬貨幣政策，頭痛問題是增加了的。我說過，美國次貸出事的一個起因，是聯儲局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不是他們喜歡這樣做，而是不知道怎樣以有形之手操控利率持久不變。費沙的分析半點不錯：利息率與投資的回報率相等是市場均衡的規律。今天國際上的貨幣政策是把這重要的規律漠視了。
無錨貨幣（fiatmoney）是指貨幣沒有用上一些有價值的實物作為貨幣的本位。這制度今天盛行，很頭痛，因為要頻頻調控貨幣的發行量，經驗說很難持久地調控得恰當。我多次建議採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此法也，今天的一些先進國家不容易改用。中國可以，為什麼不採用我不知道。
在無錨制度下，調控貨幣量的困難是愈來愈嚴重了。有三個相關的原因。其一是在無錨制度下，今天沒有誰可以肯定貨幣量要怎樣算才對！其二是地球一體化，一個國家的貨幣如果大量外流，其行蹤與用場皆無定案，幣值可以變幻莫測，對這個國家的物價變動的影響難以捉摸。其三是無錨制度需要的幣量調控遠甚於有錨的，導致的經濟波動需要頻頻採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管理貨幣對操控經濟的權力於是大升。今天，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穩定物價，而是涉及經濟整體的多方面。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維護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用場，而是變為經濟政策了。權力大升，有誰不喜歡權力呢？我們今天聽到的美國聯儲及中國央行的言論，有理由相信他們忘記了貨幣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更頭痛是從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衡量，傳統的貨幣政策觀失靈。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美國的聯儲局反應快，夠狠。我當時給他們的大手放寬銀根八個月時間生效，是佛利民的六個月時間表加一點。今天十一個多月過去了，效果使人失望。我不懷疑堅持下去早晚會有明顯的效果，但時間差那麼遠，佛老如果還健在不知會怎樣想。
貨幣政策一方面要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要調控經濟，價格理論的邏輯說是不容易兩全其美的。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解釋過多次）可以解決這些困難——我也相信有朝一日會被採用。然而，貨幣政策的權力擴散得那麼大，政治遊戲變得那麼複雜，好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因而改變了，要回頭可真不易。希望還在中國。如果北京採用以實物為錨的貨幣制度，有很大機會帶動其它發展中國家跟隨，地球一體化會有一個新面目。
上述可視為我要向讀者淺談通脹何害的引言。首先，大家要記著兩個不可能錯的經濟原則。一、物品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及其變動，是通過市場引導資源使用的重要法則。這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重點，歷史的經驗說是經濟效率不可或缺的，而價格管制——即干預市場的相對價格——是犯了經濟運作的大忌。二、市場是為了減低社會的交易費用而存在，然而，市場的交易還是費用不菲的。物品換物品也是市場，二戰時我在廣西的農村遇到過，牽涉到的麻煩不難想像。作為計算單位來協助交易的貨幣有數千年的歷史，其減低交易費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今天的社會，沒有貨幣一定出現災難。有貨幣，但有急劇的通脹，也屬災難。通脹是貨幣本身貶值，處理不當會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物品的相對價格。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近於廢除貨幣的功能。這類通脹在國民黨時期的神州出現過好些年，貨幣品種轉來轉去，但因為官員腐敗怎樣也壓不住。惡性通脹的基本困難，是市民花錢的速度（velocity）太高，錢一到手就立刻花掉。最嚴重的情況，是市場無從決定一個可靠的高利率來約束這立刻花錢的行為。到了這一點，貨幣的功能全廢，物品換物品的情況會普遍地出現。
佛利民當年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年率對社會的經濟有助，但再高就不應該接受了。我同意通縮不妥，因為會減少消費與投資，而工資是易加不易減的。說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有助，不僅是給需求增加一點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給工資的調整多了一點空間。佛老可沒有察覺到中國九十年代後期的經驗。那時的神州通縮達百分之三，加上產品及服務質量的急升，真實的通縮率應達兩位數字，而樓價下降了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這個奇跡的主要解釋，是當時中國市場的合約選擇——尤其是員工合約——有西方見不到的彈性。走計劃經濟路線的朱鎔基，知道市場可以處理的他一律不管。二○○七年十月讀到新《勞動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罵。懂經濟的學者不會支持該法，而我罵個不停，是因為認為如果該法嚴厲執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約選擇的約束，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會毀於一旦。
上述含意著一個頗為重要的張氏定律：凡是市場的合約選擇較為自由——尤其是生產要素的租用或僱用合約較為自由——通脹或通縮的波幅可以較大而對經濟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這定律可以倒轉過來：通脹或通縮對經濟的不良影響，是與市場合約的自由度負面聯繫的。這是價格理論的伸延了。
佛利民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對經濟有助，是指美國而言，不一定適用於中國。我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及分析，不敢武斷。我說過，年多前中國的百分之八的通脹不嚴重：一則我喜見農產品之價上升是主要的通脹因素，二則我認為原料進口價的大升大跌，不應該算進中國本身的通脹或通縮率。
還有另一點我舉棋不定。這就是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某程度的通脹對農民實質收入的增長會高於城市的居民，從而加速收窄這二者的差距。這是因為農民的土地分配大約以人頭算，在住房與食品這兩方面農民佔了甜頭，而流動人口的結構含意著的，是通脹會加快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我喜歡為農民說話，但舉棋不定，因為通脹過高會給經濟整體帶來不容易處理的麻煩。我只能說，個人認為，中國應該接受的通脹率，可以安全地比佛利民說的高出兩個百分點。這不是說中國應該搞起通脹，而是如果有此需要中國的通脹容忍度可以比美國的高一點。
上文提到的惡性通脹當然不可以接受。但遠不及惡性的、百分之十左右的通脹率，有害嗎？我不要在這裡重複同學們可以在書本讀到的答案，而是要申述書本奇怪地忽略了的重要話題。篇幅所限，只能略說。
我認為非惡性但相當高的通脹帶來的最大麻煩，是利率的處理。通脹是說貨幣會隨著時間貶值，市場的利息率一定要提升。利息是購買消費或投資的時間提前之價。如果幣值隨著時間下降，這個價的提升理所當然。但利率要怎樣提升才對呢？正確的做法是由市場處理。然而，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一個市民借錢的利率一般高於貸款出去或存款於銀行的利率。這差距往往相當大，導致市民不願意或不能以貸款出去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財富，轉向以改變消費或投資來保護自己。這改變是違反了有效率資源使用的基本原則。同學們不要忘記，利息是一個價，一個把時間提前之價。通脹無可避免地會影響這個價。如果交易費用不存在，借錢的利率與貸款（或存款）的利率永遠相等，通脹為禍不大。但交易費用存在，二者有了不能漠視的分離。通脹率愈高，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交易費用也愈高，借錢與貸款的利率分離跟著愈大。這樣，通脹就會導致一種近於價格管制的效果，而又因為有很大的一般性，可以嚴重地損害了有效率的資源使用。這也是價格理論的伸延。
不讓市場調整通脹下的利率，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聯儲或央行調控利率，屬貨幣政策，頭痛問題是增加了的。我說過，美國次貸出事的一個起因，是聯儲局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不是他們喜歡這樣做，而是不知道怎樣以有形之手操控利率持久不變。費沙的分析半點不錯：利息率與投資的回報率相等是市場均衡的規律。今天國際上的貨幣政策是把這重要的規律漠視了。
Friday, August 28, 2009
[五常問答室]共產黨員就不能競選香港特首嗎？
香港人問：
最近據說梁振英有意圖競選下任香港特首，但他被指是共產黨員，在香港輿論引發爭議，教授怎麼看這件新聞？
答：
梁振英否認他自己是共產黨員。他斷然否認，我相信他不是。這是因為梁振英是個聰明人，如果他說的不是實話，將來的資料萬一顯示他是的話，對他會有很大的負面效應。曾幾何時，作為共產黨員需要是秘密，我不知道。但我今天的感受，是否共產黨員已經不是秘密。
我反對大鍋飯的共產制度，但從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事實上，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內，我高度讚揚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我有好些朋友是共產黨員，不是秘密，而我不認為他們的品性與能力有什麼不妥。朋友就是朋友，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從來不管他或她是什麼黨的。我也不懷疑，作為共產黨員是經過選擇的程序，他們的能力應該比一般老百姓略勝。
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曾經給外人有一種神秘感，而今天香港市民感到有點那個，共產黨員參選香港特首看來是有些負面的影響。然而，昔日的中國與今天的不同，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應該與昔日的有點不同吧。
讓我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做香港的特首呢？不少香港的朋友可能反對，但我不那樣看。我認為，只要辦事能力強，政治觸覺好，是中國人，可以問鼎特首這個職位。是不是共產黨員，是無關宏旨的。舉些例子吧，如果朱鎔基或吳儀還沒有退休，願意做香港的特首，我會舉手贊成。就是到了他們現在的年紀，願意做特首，我還會舉手贊成。較年輕的，例如薄熙來，更是香港特首的上選人物。我認為，不但是我這樣看，如果上述三位真的願意做香港特首，任何一位都會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雖然香港的基本法看來不容許他們做。難道他們不是共產黨員嗎？我還可以舉出其它名字，這裡只提幾個大家熟悉的。中國的共產黨員八千萬，有一等行政能力的應該不少。
因為上述，我認為香港的特首人選是不應該考慮到他或她是否共產黨員。我也認為，是什麼黨派也不應該受到加分或減分的。關鍵是特首人選要有智慧，要有能力，但不能有私心，也不應該為自己的黨或任何利益團體謀取利益。
最近據說梁振英有意圖競選下任香港特首，但他被指是共產黨員，在香港輿論引發爭議，教授怎麼看這件新聞？
答：
梁振英否認他自己是共產黨員。他斷然否認，我相信他不是。這是因為梁振英是個聰明人，如果他說的不是實話，將來的資料萬一顯示他是的話，對他會有很大的負面效應。曾幾何時，作為共產黨員需要是秘密，我不知道。但我今天的感受，是否共產黨員已經不是秘密。
我反對大鍋飯的共產制度，但從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事實上，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內，我高度讚揚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我有好些朋友是共產黨員，不是秘密，而我不認為他們的品性與能力有什麼不妥。朋友就是朋友，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從來不管他或她是什麼黨的。我也不懷疑，作為共產黨員是經過選擇的程序，他們的能力應該比一般老百姓略勝。
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曾經給外人有一種神秘感，而今天香港市民感到有點那個，共產黨員參選香港特首看來是有些負面的影響。然而，昔日的中國與今天的不同，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應該與昔日的有點不同吧。
讓我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做香港的特首呢？不少香港的朋友可能反對，但我不那樣看。我認為，只要辦事能力強，政治觸覺好，是中國人，可以問鼎特首這個職位。是不是共產黨員，是無關宏旨的。舉些例子吧，如果朱鎔基或吳儀還沒有退休，願意做香港的特首，我會舉手贊成。就是到了他們現在的年紀，願意做特首，我還會舉手贊成。較年輕的，例如薄熙來，更是香港特首的上選人物。我認為，不但是我這樣看，如果上述三位真的願意做香港特首，任何一位都會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雖然香港的基本法看來不容許他們做。難道他們不是共產黨員嗎？我還可以舉出其它名字，這裡只提幾個大家熟悉的。中國的共產黨員八千萬，有一等行政能力的應該不少。
因為上述，我認為香港的特首人選是不應該考慮到他或她是否共產黨員。我也認為，是什麼黨派也不應該受到加分或減分的。關鍵是特首人選要有智慧，要有能力，但不能有私心，也不應該為自己的黨或任何利益團體謀取利益。
Tuesday, August 25, 2009
中國的宏觀調控
中國的宏觀調控起自一九九三年七月朱鎔基執掌人民銀行（一九九五改為中央銀行性質，今天簡稱央行）。當時中國的通脹率高逾百分之二十。朱老一方面收緊借貸與貨幣量，另一方面直接約束消費與投資。我批評過他的直接約束，但後來幾次公開說他對，我錯。
當時國內的銀行彷彿出糧機構，高幹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是「關係」之勞，貪污情況嚴重。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重要的《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於今回顧，權力借貸這回事，除了直接約束，沒有其它好辦法。有效，一九九七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為零，而跟著就有好幾年的通縮了。我解釋過，這近於奇跡的迅速控制通脹，使亞洲鉤著美元的發展中國家的幣值變為偏高，脫離了國際競爭的均衡點，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現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所有外地的專家解釋都錯。這可見經濟解釋是不可以靠一些片面的理論或觀察，而是要對有關的經濟整體有大概的掌握，也要考慮到多方面的局限轉變。可取的解釋通常是淺的，困難是要在經濟的整體中找出一些關鍵因素。經濟學的可靠理論就是那麼多，簡而論之幾個小時可以教完。困難是要掌握得通透，而在需要的多年操練過程中，學子要懂得眼觀六路，對世事的各方面要有大概的認識。
感謝朱老，他給昔日頭痛萬分的「權力借貸」劃上句號。這「歷史」今天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演，但他們可沒有一個朱鎔基。看來要靠上帝祝福了。朱老之後，北京久不久推出「宏觀調控」。局限早就改變了，朱老的手法再也用不著。其實處理手法也有了改變，只是這裡那裡還有朱老的影子。在中國投資的人，每次聽到「宏觀調控」都如臨大敵，彷彿大難將至，叫起救命來。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北京每次宏觀調控，資產之價下跌是必然的後果！只這一點，中國的宏觀調控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
我要先處理經濟「過熱」這個話題。這話題神州獨有。這些年不少西方的行家朋友問我「過熱」何解。我的意識，是先進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算是可觀，發展中國家有百分之六、七左右的增長率算是了不起。相比起來，中國如果出現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長率，北京就認為是過熱了，要考慮宏觀調控。另一個相關的看法，是中國的投資額在國民收入的比例上比外地為高，而此額上升得多北京也認為是過熱。再另一方面，樓價升得快，升得多，也被算進「過熱」之帳。
最近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作最後一稿修訂時，我加進了四段重要的。其中一段說，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組織自成一家，縣與上頭政府及下面的投資者的分帳方程式，顯示縣幹部的收入是與發展的速度直接而又正面地聯繫著。增長愈快，幹部的收入一定愈高。因此，在激烈的縣際競爭下，幹部們不斷地催促及協助投資者動工建造及產出。這是中國的增長率比其它發展得好的發展中國家高出幾個百分點的主要原因。形勢大好，是一個近於奇跡的經濟制度使然，北京動不動就說是過熱，要以宏觀調控壓制。這是不智的。
當然，通脹也是北京要調控的一個原因。這方面，我認為那裡的朋友對通脹沒有足夠的理解。如下數點是最常見的謬誤。
一、通貨膨脹與物價上升是兩回事。舉個例，如果大家一覺醒來，發現物價一律上升了一倍，自己的身家以金錢算也上升了一倍，但沒有誰預料會繼續上升。這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因為沒有誰會採取任何防守行動，行為是不會因為這種物價上升而改變的。通脹要有一個持續不斷的「率」才算：Arateofinflation是也。重點是那個rate字。通脹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度（atimedimension），即是要有arateperperiodoftime。這個「率」的出現，往往導致通脹預期（inflationaryexpectation）的形成。這預期一旦形成了，要修改不容易，而人的行為會因為這預期而改變。通脹預期是通脹持續的一個原因。有多種不同的因素會促成通脹預期的形成，經濟學到今天還拿不準。歷來最流行的看法是貨幣量增加得太快。無疑對，但我認為這看法過於狹窄，過於重視貨幣，漠視了控制通脹往往還有其它比控制幣量較為可取的方法。
二、上述帶來一個重要問題。這些年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得快，而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原料進口國，原料（包括石油）價格好幾年的急升與去年的急跌，是物價的急升及急跌，原則上是不應該算進通脹或通縮去的︰國際原料價格的變動，算進中國的通脹或通縮，可以不幸地誤導。這就帶來一個難題︰原料價格的變動，會否影響通脹或通縮的預期呢？第一個答案是不會的，因為有期貨市場處理原料價格，期貨之價通過折現今天決定，其變動是沒有一個有時間度的「率」的。第二個答案是可能會：如果像幾年前那樣，原料的期市價格不斷地低估了這些價格的繼續上升，可能帶來一個有時間度的上升率，從而影響通脹預期。
三、希望北京的朋友不要隨便地拜西方之見為師。經濟上今天時逢亂世，他們要想出自己的通脹及通縮的算法。我認為北京公佈的通脹及通縮指數應該減除受到國際影響的原料價格，或起碼在通脹或通縮的調控中要減除這些原料價格來考慮。換言之，北京要算出一個不受國際原料價格影響的物價指數來作為調控的指引。再換言之，中國不要管自己無法控制的國際物價變動。如果國際的原料價格大上大落，不減除，依照算出的物價指數來調控經濟，闖禍的機會容易出現。
記得年多前中國的通脹率達百分之八時，我說不嚴重。這是因為主要的物價上升是農產品之價，是好現象：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是反映著大量農民轉到工業去的必然後果，而如果這相對價格不升我們無從協助農民的生活改進。另一方面，當時非農產品之價的升幅只是年率百分之二左右，減除國際原料價格的升幅，其實是下降了，反映著中國本身的生產力有了可觀的改進。
四、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從今天的金融危機中看到，以美國為例，銀根的寬緊與貨幣量的增減對物價變動的關係是不容易掌握的。無錨貨幣的困難我說過多次，而西方的幣量理論出現了問題不始自今天。一九九五年，師兄AlanMeltzer對我直言感到困擾，而佛利民謝世前兩年也直言自己可能錯了。這兩位大智大慧，學富五車，衷心直說的大師風範令人敬仰。他們認為貨幣政策很難處理。央行的朋友看來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或解釋的，篇幅所限，下期再談吧。一個問題是通脹何害之有？另一個問題是房地產之價大升何害之有？此二題也，北京的朋友往往誤解，要澄清。
當時國內的銀行彷彿出糧機構，高幹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是「關係」之勞，貪污情況嚴重。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重要的《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於今回顧，權力借貸這回事，除了直接約束，沒有其它好辦法。有效，一九九七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為零，而跟著就有好幾年的通縮了。我解釋過，這近於奇跡的迅速控制通脹，使亞洲鉤著美元的發展中國家的幣值變為偏高，脫離了國際競爭的均衡點，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現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所有外地的專家解釋都錯。這可見經濟解釋是不可以靠一些片面的理論或觀察，而是要對有關的經濟整體有大概的掌握，也要考慮到多方面的局限轉變。可取的解釋通常是淺的，困難是要在經濟的整體中找出一些關鍵因素。經濟學的可靠理論就是那麼多，簡而論之幾個小時可以教完。困難是要掌握得通透，而在需要的多年操練過程中，學子要懂得眼觀六路，對世事的各方面要有大概的認識。
感謝朱老，他給昔日頭痛萬分的「權力借貸」劃上句號。這「歷史」今天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演，但他們可沒有一個朱鎔基。看來要靠上帝祝福了。朱老之後，北京久不久推出「宏觀調控」。局限早就改變了，朱老的手法再也用不著。其實處理手法也有了改變，只是這裡那裡還有朱老的影子。在中國投資的人，每次聽到「宏觀調控」都如臨大敵，彷彿大難將至，叫起救命來。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北京每次宏觀調控，資產之價下跌是必然的後果！只這一點，中國的宏觀調控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
我要先處理經濟「過熱」這個話題。這話題神州獨有。這些年不少西方的行家朋友問我「過熱」何解。我的意識，是先進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算是可觀，發展中國家有百分之六、七左右的增長率算是了不起。相比起來，中國如果出現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長率，北京就認為是過熱了，要考慮宏觀調控。另一個相關的看法，是中國的投資額在國民收入的比例上比外地為高，而此額上升得多北京也認為是過熱。再另一方面，樓價升得快，升得多，也被算進「過熱」之帳。
最近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作最後一稿修訂時，我加進了四段重要的。其中一段說，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組織自成一家，縣與上頭政府及下面的投資者的分帳方程式，顯示縣幹部的收入是與發展的速度直接而又正面地聯繫著。增長愈快，幹部的收入一定愈高。因此，在激烈的縣際競爭下，幹部們不斷地催促及協助投資者動工建造及產出。這是中國的增長率比其它發展得好的發展中國家高出幾個百分點的主要原因。形勢大好，是一個近於奇跡的經濟制度使然，北京動不動就說是過熱，要以宏觀調控壓制。這是不智的。
當然，通脹也是北京要調控的一個原因。這方面，我認為那裡的朋友對通脹沒有足夠的理解。如下數點是最常見的謬誤。
一、通貨膨脹與物價上升是兩回事。舉個例，如果大家一覺醒來，發現物價一律上升了一倍，自己的身家以金錢算也上升了一倍，但沒有誰預料會繼續上升。這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因為沒有誰會採取任何防守行動，行為是不會因為這種物價上升而改變的。通脹要有一個持續不斷的「率」才算：Arateofinflation是也。重點是那個rate字。通脹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度（atimedimension），即是要有arateperperiodoftime。這個「率」的出現，往往導致通脹預期（inflationaryexpectation）的形成。這預期一旦形成了，要修改不容易，而人的行為會因為這預期而改變。通脹預期是通脹持續的一個原因。有多種不同的因素會促成通脹預期的形成，經濟學到今天還拿不準。歷來最流行的看法是貨幣量增加得太快。無疑對，但我認為這看法過於狹窄，過於重視貨幣，漠視了控制通脹往往還有其它比控制幣量較為可取的方法。
二、上述帶來一個重要問題。這些年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得快，而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原料進口國，原料（包括石油）價格好幾年的急升與去年的急跌，是物價的急升及急跌，原則上是不應該算進通脹或通縮去的︰國際原料價格的變動，算進中國的通脹或通縮，可以不幸地誤導。這就帶來一個難題︰原料價格的變動，會否影響通脹或通縮的預期呢？第一個答案是不會的，因為有期貨市場處理原料價格，期貨之價通過折現今天決定，其變動是沒有一個有時間度的「率」的。第二個答案是可能會：如果像幾年前那樣，原料的期市價格不斷地低估了這些價格的繼續上升，可能帶來一個有時間度的上升率，從而影響通脹預期。
三、希望北京的朋友不要隨便地拜西方之見為師。經濟上今天時逢亂世，他們要想出自己的通脹及通縮的算法。我認為北京公佈的通脹及通縮指數應該減除受到國際影響的原料價格，或起碼在通脹或通縮的調控中要減除這些原料價格來考慮。換言之，北京要算出一個不受國際原料價格影響的物價指數來作為調控的指引。再換言之，中國不要管自己無法控制的國際物價變動。如果國際的原料價格大上大落，不減除，依照算出的物價指數來調控經濟，闖禍的機會容易出現。
記得年多前中國的通脹率達百分之八時，我說不嚴重。這是因為主要的物價上升是農產品之價，是好現象：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是反映著大量農民轉到工業去的必然後果，而如果這相對價格不升我們無從協助農民的生活改進。另一方面，當時非農產品之價的升幅只是年率百分之二左右，減除國際原料價格的升幅，其實是下降了，反映著中國本身的生產力有了可觀的改進。
四、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從今天的金融危機中看到，以美國為例，銀根的寬緊與貨幣量的增減對物價變動的關係是不容易掌握的。無錨貨幣的困難我說過多次，而西方的幣量理論出現了問題不始自今天。一九九五年，師兄AlanMeltzer對我直言感到困擾，而佛利民謝世前兩年也直言自己可能錯了。這兩位大智大慧，學富五車，衷心直說的大師風範令人敬仰。他們認為貨幣政策很難處理。央行的朋友看來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或解釋的，篇幅所限，下期再談吧。一個問題是通脹何害之有？另一個問題是房地產之價大升何害之有？此二題也，北京的朋友往往誤解，要澄清。
Friday, August 21, 2009
[五常問答室]馬英九在台灣風災中的表示令人失望
問：
請問張教授對最近台灣發生的特大風災有些什麼看法？
答：
多年以來我認為馬英九一表人才，既有學識，也夠儀表。可惜今天看，他不是一個上乘的政治人物。最近台灣的「八八風災」，他的表現令人失望。馬先生在台灣大選勝出時，民意呼聲甚高，跟著大跌，跟著又再上升。這次他對「八八風災」的處理，民意竟然從相當高的評分一下子跌到近於零。這是很少見到的現象，記憶所及，那樣的民意急速暴跌我沒有見到過。上星期報導說，要他下台的台灣市民達八成；兩天前報導說，要他下台的達九成；今天香港的報章說，有五成多的台灣市民認為他可以不下台。不管怎樣看，馬英九的民意是跌得七零八落的。
他對「八八風災」顯得反應遲鈍、手足無措，而他跟著的解釋沒有說服力。他說天災這回事台灣有法定的處理方案。然而，風災那麼大，牽涉到的人命那麼多，感情上應該有很大的震撼性，他是不應該推到法律那邊去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幾年前美國南部的風災，美國的總統處理得略為遲鈍，就被人民罵得厲害；也不可能不知道，年多前四川的地震，溫家寶先生是怎樣處理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不贊成政治人物因為天災而乘機拿取分數，但惻隱之心、見死搶救的意識，總要壓制不住的表達出來。馬先生及他的內閣的表現令人失望。他們後來的道歉、認錯，給我的印象是被迫地表達一下，也是無補於事的行為，顯得有點無能了。
台灣推卻外間的援助，難以深究。但他們推卻北京的援助，說是恐怕洩漏軍事機密，卻是胡說八道，是不應該說的話。後來他們又接受美軍的援助，就更難以解釋了。因為不懂中語的外人跑到災區去，可能是種負累。我不要在這裡表揚中國的解放軍，但救災這種事，從四川的經驗可見，他們的拚搏精神是沒有疑問的。
台灣「八八風災」是很不幸的事，馬英九及他的內閣的處理失誤頻頻是難以辯護的。這次風災及雨災合併的殺傷力，是歷來僅見。但也據說，事發時其嚴重性是明顯的。究竟馬英九的反應怎麼會那麼遲鈍、怎麼可以是那麼混亂無章，應該要客觀地調查一下吧。
請問張教授對最近台灣發生的特大風災有些什麼看法？
答：
多年以來我認為馬英九一表人才，既有學識，也夠儀表。可惜今天看，他不是一個上乘的政治人物。最近台灣的「八八風災」，他的表現令人失望。馬先生在台灣大選勝出時，民意呼聲甚高，跟著大跌，跟著又再上升。這次他對「八八風災」的處理，民意竟然從相當高的評分一下子跌到近於零。這是很少見到的現象，記憶所及，那樣的民意急速暴跌我沒有見到過。上星期報導說，要他下台的台灣市民達八成；兩天前報導說，要他下台的達九成；今天香港的報章說，有五成多的台灣市民認為他可以不下台。不管怎樣看，馬英九的民意是跌得七零八落的。
他對「八八風災」顯得反應遲鈍、手足無措，而他跟著的解釋沒有說服力。他說天災這回事台灣有法定的處理方案。然而，風災那麼大，牽涉到的人命那麼多，感情上應該有很大的震撼性，他是不應該推到法律那邊去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幾年前美國南部的風災，美國的總統處理得略為遲鈍，就被人民罵得厲害；也不可能不知道，年多前四川的地震，溫家寶先生是怎樣處理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不贊成政治人物因為天災而乘機拿取分數，但惻隱之心、見死搶救的意識，總要壓制不住的表達出來。馬先生及他的內閣的表現令人失望。他們後來的道歉、認錯，給我的印象是被迫地表達一下，也是無補於事的行為，顯得有點無能了。
台灣推卻外間的援助，難以深究。但他們推卻北京的援助，說是恐怕洩漏軍事機密，卻是胡說八道，是不應該說的話。後來他們又接受美軍的援助，就更難以解釋了。因為不懂中語的外人跑到災區去，可能是種負累。我不要在這裡表揚中國的解放軍，但救災這種事，從四川的經驗可見，他們的拚搏精神是沒有疑問的。
台灣「八八風災」是很不幸的事，馬英九及他的內閣的處理失誤頻頻是難以辯護的。這次風災及雨災合併的殺傷力，是歷來僅見。但也據說，事發時其嚴重性是明顯的。究竟馬英九的反應怎麼會那麼遲鈍、怎麼可以是那麼混亂無章，應該要客觀地調查一下吧。
Monday, August 17, 2009
美國金融難關已過乎？
讓我繼續評論蕭老弟傳來的美國幾位大師對金融危機之見吧。歷來不評論他家之見，但分析這次金融危機不能不這樣做。我手頭上沒有一手資料，要靠讀到的他家之言。不是無法取得一手資料，而是在地球的另一邊寫專欄，不能花太多時間。我察覺到，雖然美國的大師們提供的資料一般可靠，但不一定對，而有時他們彼此之間用上的資料有出入。這次金融危機傳來的訊息相當混亂，事實與道理究竟為何恐怕一百年後還有爭議。我姑妄讀之，姑妄論之，讀者就姑妄考慮吧。
先說MartinFeldstein（此君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八月七日的文章。這位列根時代的政府首席經濟顧問今天老當益壯，觀察力強。他說目前美國有超過三百萬間樓房「斷供」超過九十天，比一年前上升了近一倍，而今年五、六月間的樓房出售，有三分之一是被迫放棄或被拍賣的。這些屬天文數字，而強制性或無可奈何的賤賣對市場樓價的不良影響歷來明顯。Feldstein指出，奧巴馬內閣推出的協助政策，目前只協助著大約二十萬戶，與需要協助的三百萬戶相去甚遠。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不利含意。其一，最近我們聽到美國的樓市有復甦跡象，某些地區甚至有搶購的行為，但Feldstein教授提供的資料顯示，這升市是脆弱的。曇花一現的上升可以因為某些瑣事而回覆跌勢，而樓價再下跌則頭痛萬分。君不見，中國今天的經濟復甦無疑是地球上最強勁的，但幾天前央行說有點過熱，要微調，股市立刻出現跌勢，央行要趕著安撫一下。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央行應該一言不說，靜靜地收回一部分鈔票就是了。（另一方面，縱觀天下大勢，目前的中國還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
其二，據說美國的樓價平均下降了大約百分之四十。以香港及國內而言，這樣的跌幅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大不了。香港的樓價暴跌一半以上出現過無數次，而國內在九十年代後期，跌幅達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還能保八。美國的情況大為不同。這是因為在格林斯潘時期，他們以低息甚至免首期的方法來鼓勵市民購買房子，不是學香港那樣由政府廉價提供居屋，而是以「次貸」從事，促成樓價大升，種下了今天的毒資產。不少美國市民購進房子後，見到升了值，算進自己的退休大計。Feldstein在另一文章（七月二十五日）指出，二○○五至二○○七年，美國市民的儲蓄率不到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今天則升為百分之六點九！這可見樓價對美國市民有遠比中國為甚的一般重要性。這樣看，鼓勵居者有其屋是蠢政策。
其三，可能最重要，是在目前美國的經濟不景下，我們看不到那裡的經濟實力可以支持樓價的大幅回升。推高樓價的政策有的是，但說到底，樓價升後穩企要有經濟實力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搞起通脹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先後次序的約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國的經濟復甦要靠房產市場的復甦。不知格老怎樣想，我認為搞起樓價會替毒資產減「毒」，此關一過，經濟復甦可以預期。以通脹搞起樓價不是實質性的，但對重要的減毒會見效。我認為美國今天面對的困難是不可以先搞起經濟然後讓經濟推動樓價。我曾提出的微觀方案——例如撤銷最低工資——政治上不可行。縱觀上述，餘下來的辦法就是先搞起通脹。後患當然有，善後不易，但博得過。既然沒有其它選擇，非博不可。
轉談盧卡斯（RobertLucas）八月八日的文章，是為回擊七月十八日《經濟學人》（TheEconomist）對宏觀經濟學的大肆批評而寫的。盧兄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宏觀經濟學者。然而，宏觀經濟今天有兩個主流，他可能誤中副車。傳統的主流是凱恩斯學派的，那環繞著「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的政府花錢會使國民收入以乘數上升之說。近來哈佛的RobertBarro及其它學者罵過多次了。這傳統有一個賣點：街上的人往往認為他們明白。我沒有機會讀到《經濟學人》對宏觀經濟學及經濟學整體的批評，但認為盧卡斯不應該為傳統的宏觀辯護，也不應該為這些日子大家讀到的好些經濟言論辯護。他應該為自己及一小撮可取的分析辯護。
雖然我對盧卡斯的智慧歷來欣賞，但對美國目前的經濟我可沒有他看得那麼樂觀。他不是很樂觀，但認為劣境已受到控制，難關已過也。我認為難關未過，也認為再出現大災難的機會雖然不高，但仍然存在。盧兄提出的一個要點我不同意：他認為經濟學無從預測金融資產的價值忽然暴跌。他舉出EugeneFama（芝大同事，此君也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多年前提出的「市場效率假說」（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這個大名鼎鼎的假說有頗大的爭議性，說資產之價是通過市場利用所有有關訊息而釐定的。有點套套邏輯（tautology）的味道，因為理所當然，邏輯上有「定義」性，但驗證起來倒要講點真功夫。問題是，這次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那裡的市場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金融制度是怎麼一回事！最具關鍵性的訊息，市場的參與者不知道，「效率假說」無從引進這訊息，於是定義性地對，但以之作投資指引則非失靈不可。
我堅信經濟學可以解釋任何因為人為而產生的現象，也即是說在原則上金融資產價值的暴跌可以推測。不是可以推測而讓經濟學者大發其達的那種，而是如果我們能事前詳盡而清楚地知道美國金融制度的結構及其運作，我們可以在事前推斷那些局限條件的轉變會導致怎麼樣的效果。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推得萬無一失。實際上，除了碰巧，沒有誰可以因為這種推斷而大發其達，因為可能的局限轉變太多，事前沒有誰拿得準，所以沒有誰敢賭身家。然而，事發後我們可以追溯事前的局限轉變作解釋，可以調查驗證。這解釋也算是推斷，因為同樣的制度，在同樣局限的轉變下，歷史必會重演。
這就帶來我最後要談的KennethE.Scott與JohnB.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約七月二十發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後者是史坦福的經濟教授。他們的文章題目是《為什麼毒資產那麼難清理？》。兩位大師雙管齊下，他們的論點是美國的金融制度複雜無比，要清理必須大幅增加其透明度。這點我早就意識到，但細讀該文我還是感到天旋地轉。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我的猜測沒有錯：借貸與抵押的比率（我稱為浮沙指數）太高，衍生工具與保險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是以為難。
讀者不妨找該文細讀，讀得精神錯亂可不要怪我。這裡要說的，是美國的曾經被認為是偉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應該保留。然而，拆除然後重建會損害很多金融專才的利益，而在這大事改革的過程中可能出現不少麻煩。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場的自由演進，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劃，而是二者混合的驚世敗筆。我恐怕將來美國的經濟史學家要為之而感到此恨綿綿無盡期。
我敢說，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個法律學者與一個經濟學者聯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先說MartinFeldstein（此君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八月七日的文章。這位列根時代的政府首席經濟顧問今天老當益壯，觀察力強。他說目前美國有超過三百萬間樓房「斷供」超過九十天，比一年前上升了近一倍，而今年五、六月間的樓房出售，有三分之一是被迫放棄或被拍賣的。這些屬天文數字，而強制性或無可奈何的賤賣對市場樓價的不良影響歷來明顯。Feldstein指出，奧巴馬內閣推出的協助政策，目前只協助著大約二十萬戶，與需要協助的三百萬戶相去甚遠。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不利含意。其一，最近我們聽到美國的樓市有復甦跡象，某些地區甚至有搶購的行為，但Feldstein教授提供的資料顯示，這升市是脆弱的。曇花一現的上升可以因為某些瑣事而回覆跌勢，而樓價再下跌則頭痛萬分。君不見，中國今天的經濟復甦無疑是地球上最強勁的，但幾天前央行說有點過熱，要微調，股市立刻出現跌勢，央行要趕著安撫一下。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央行應該一言不說，靜靜地收回一部分鈔票就是了。（另一方面，縱觀天下大勢，目前的中國還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
其二，據說美國的樓價平均下降了大約百分之四十。以香港及國內而言，這樣的跌幅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大不了。香港的樓價暴跌一半以上出現過無數次，而國內在九十年代後期，跌幅達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還能保八。美國的情況大為不同。這是因為在格林斯潘時期，他們以低息甚至免首期的方法來鼓勵市民購買房子，不是學香港那樣由政府廉價提供居屋，而是以「次貸」從事，促成樓價大升，種下了今天的毒資產。不少美國市民購進房子後，見到升了值，算進自己的退休大計。Feldstein在另一文章（七月二十五日）指出，二○○五至二○○七年，美國市民的儲蓄率不到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今天則升為百分之六點九！這可見樓價對美國市民有遠比中國為甚的一般重要性。這樣看，鼓勵居者有其屋是蠢政策。
其三，可能最重要，是在目前美國的經濟不景下，我們看不到那裡的經濟實力可以支持樓價的大幅回升。推高樓價的政策有的是，但說到底，樓價升後穩企要有經濟實力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搞起通脹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先後次序的約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國的經濟復甦要靠房產市場的復甦。不知格老怎樣想，我認為搞起樓價會替毒資產減「毒」，此關一過，經濟復甦可以預期。以通脹搞起樓價不是實質性的，但對重要的減毒會見效。我認為美國今天面對的困難是不可以先搞起經濟然後讓經濟推動樓價。我曾提出的微觀方案——例如撤銷最低工資——政治上不可行。縱觀上述，餘下來的辦法就是先搞起通脹。後患當然有，善後不易，但博得過。既然沒有其它選擇，非博不可。
轉談盧卡斯（RobertLucas）八月八日的文章，是為回擊七月十八日《經濟學人》（TheEconomist）對宏觀經濟學的大肆批評而寫的。盧兄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宏觀經濟學者。然而，宏觀經濟今天有兩個主流，他可能誤中副車。傳統的主流是凱恩斯學派的，那環繞著「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的政府花錢會使國民收入以乘數上升之說。近來哈佛的RobertBarro及其它學者罵過多次了。這傳統有一個賣點：街上的人往往認為他們明白。我沒有機會讀到《經濟學人》對宏觀經濟學及經濟學整體的批評，但認為盧卡斯不應該為傳統的宏觀辯護，也不應該為這些日子大家讀到的好些經濟言論辯護。他應該為自己及一小撮可取的分析辯護。
雖然我對盧卡斯的智慧歷來欣賞，但對美國目前的經濟我可沒有他看得那麼樂觀。他不是很樂觀，但認為劣境已受到控制，難關已過也。我認為難關未過，也認為再出現大災難的機會雖然不高，但仍然存在。盧兄提出的一個要點我不同意：他認為經濟學無從預測金融資產的價值忽然暴跌。他舉出EugeneFama（芝大同事，此君也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多年前提出的「市場效率假說」（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這個大名鼎鼎的假說有頗大的爭議性，說資產之價是通過市場利用所有有關訊息而釐定的。有點套套邏輯（tautology）的味道，因為理所當然，邏輯上有「定義」性，但驗證起來倒要講點真功夫。問題是，這次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那裡的市場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金融制度是怎麼一回事！最具關鍵性的訊息，市場的參與者不知道，「效率假說」無從引進這訊息，於是定義性地對，但以之作投資指引則非失靈不可。
我堅信經濟學可以解釋任何因為人為而產生的現象，也即是說在原則上金融資產價值的暴跌可以推測。不是可以推測而讓經濟學者大發其達的那種，而是如果我們能事前詳盡而清楚地知道美國金融制度的結構及其運作，我們可以在事前推斷那些局限條件的轉變會導致怎麼樣的效果。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推得萬無一失。實際上，除了碰巧，沒有誰可以因為這種推斷而大發其達，因為可能的局限轉變太多，事前沒有誰拿得準，所以沒有誰敢賭身家。然而，事發後我們可以追溯事前的局限轉變作解釋，可以調查驗證。這解釋也算是推斷，因為同樣的制度，在同樣局限的轉變下，歷史必會重演。
這就帶來我最後要談的KennethE.Scott與JohnB.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約七月二十發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後者是史坦福的經濟教授。他們的文章題目是《為什麼毒資產那麼難清理？》。兩位大師雙管齊下，他們的論點是美國的金融制度複雜無比，要清理必須大幅增加其透明度。這點我早就意識到，但細讀該文我還是感到天旋地轉。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我的猜測沒有錯：借貸與抵押的比率（我稱為浮沙指數）太高，衍生工具與保險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是以為難。
讀者不妨找該文細讀，讀得精神錯亂可不要怪我。這裡要說的，是美國的曾經被認為是偉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應該保留。然而，拆除然後重建會損害很多金融專才的利益，而在這大事改革的過程中可能出現不少麻煩。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場的自由演進，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劃，而是二者混合的驚世敗筆。我恐怕將來美國的經濟史學家要為之而感到此恨綿綿無盡期。
我敢說，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個法律學者與一個經濟學者聯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Thursday, August 13, 2009
[五常問答室]「省直管縣」可能是中國經濟制度的新發展
網友問：
請問教授對要試行的省直管縣，加強縣的權力有什麼看法？這個政治上的設計是不是和您對中國經濟制度的思考是同一個思路？謝謝。
答：
回應一下「省直管縣」的問題。我還要多做一些調查工作才可以說得有點斤兩。這是一個討論了好幾年的題目。主要的原因是縣的經濟權力比市大，但市的政治與管治權力比縣大。基本上，這是有某程度的衝突或矛盾的。
縣直接或間接地要脫離市的管轄有好些日子了。這個發展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長文的一個註腳中提到過。個人認為，縣由省直轄是不無道理的。如果北京上頭給省有較大的權力，省會因為直轄縣而導致省與省之間增加經濟的競爭激烈性。這會是一個重要而可取的發展。我不知詳情，正在打算奔走一趟作調查工作。可惜年紀老了，這樣的奔走沒有昔日那麼容易。
省直轄縣可以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話題，但也可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發展，問題是北京上頭怎樣處理。近來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發展，是縣的經濟權力彷彿回覆到兩三年前的情況。這兩年來縣的經濟權力是減少了，但最近這權力有回升的跡象。我認為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復甦得快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不能肯定。我要找機會到地區找有關的朋友查詢、研討一下。有了結果，我會為文分析。
我希望讀者能細讀我那篇很長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那是我平生最稱意之作。在學術上的貢獻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科斯、蒙代爾等人也彷彿這樣看。這篇長文的中英二語以及四篇有關的中語文章正在組合起來出增訂版。這增訂版把原文修改了若干處，而在第八節之後補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這本書將在九月由中信出版社在國內出版，比香港的原版好，我希望中信能以廉價在國內出售。同學們如果要明白那非常重要的、中國獨有的縣際競爭制度，要把該文多讀幾次。
請問教授對要試行的省直管縣，加強縣的權力有什麼看法？這個政治上的設計是不是和您對中國經濟制度的思考是同一個思路？謝謝。
答：
回應一下「省直管縣」的問題。我還要多做一些調查工作才可以說得有點斤兩。這是一個討論了好幾年的題目。主要的原因是縣的經濟權力比市大，但市的政治與管治權力比縣大。基本上，這是有某程度的衝突或矛盾的。
縣直接或間接地要脫離市的管轄有好些日子了。這個發展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長文的一個註腳中提到過。個人認為，縣由省直轄是不無道理的。如果北京上頭給省有較大的權力，省會因為直轄縣而導致省與省之間增加經濟的競爭激烈性。這會是一個重要而可取的發展。我不知詳情，正在打算奔走一趟作調查工作。可惜年紀老了，這樣的奔走沒有昔日那麼容易。
省直轄縣可以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話題，但也可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發展，問題是北京上頭怎樣處理。近來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發展，是縣的經濟權力彷彿回覆到兩三年前的情況。這兩年來縣的經濟權力是減少了，但最近這權力有回升的跡象。我認為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復甦得快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不能肯定。我要找機會到地區找有關的朋友查詢、研討一下。有了結果，我會為文分析。
我希望讀者能細讀我那篇很長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那是我平生最稱意之作。在學術上的貢獻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科斯、蒙代爾等人也彷彿這樣看。這篇長文的中英二語以及四篇有關的中語文章正在組合起來出增訂版。這增訂版把原文修改了若干處，而在第八節之後補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這本書將在九月由中信出版社在國內出版，比香港的原版好，我希望中信能以廉價在國內出售。同學們如果要明白那非常重要的、中國獨有的縣際競爭制度，要把該文多讀幾次。
Tuesday, August 11, 2009
美國的近況與伯南克的貨幣觀
美國的金融危機事發近一年，那裡的經濟發展怎樣了？近來「見底」與「復甦」之聲不絕於耳，然而，從蕭老弟滿章傳來的幾篇名家評論看，我還是看不到有突破性的轉機。評論多，觀察眾，老人家一文難盡。其實發展到今天，我的感受是這次金融危機早就成為一個沉悶的話題，是個悶局，失卻了十個月前的緊張刺激。
首先要說一下七月二十三日AlanS.Blinder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評論，有點新意。此君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教授，曾經是美聯儲的副主席，來頭不小。該評論題為《TheEconomyHasHitBottom》，看來是好消息。文中的新意，是好消息與壞消息其實一樣！作者說美國的房地產發展、汽車工業、商業投資等重要項目，一年來下降了大約百分之四十，跌得驚人，只要不繼續下跌，在統計數字上國民收入會止跌回升。邏輯簡而明：經濟數字可以不斷地上升，但不可以無止境地下跌——跌到零也是個止境。如果幾項重要數據一起止跌，以他們的按季算法經濟回升在所必然。該文有一段文字可圈可點：
「現在要說到重點了。上述的事（止跌）不是一種可能，而是肯定的必然。唯一問題是時間，這一點我們只能猜測。如果上述幾項與國民收入有重要關連的數字巧合地一起止跌，我們會見到有一兩季大幅的經濟增長。」
作者在評論的最後提到，美國七十年代的大不景於一九八二終結時，該國一連出現了六季每季的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百分之七點七的復甦現象。這是有名的列根總統掌政下的經濟奇跡，先進之邦的經驗似乎只這一次。Blinder跟著說：「今天沒有誰認為這樣的歷史會重演。」無可置疑，這次因為金融體製出現了大問題而帶來的經濟困境，比七十年代因為越戰及尼克遜推出價格管制帶來的經濟困境來得嚴重。另一方面，一九八○上任的列根，佛利民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的最佳總統。今天奧巴馬只上任了幾個月，作判斷還太早。當年的列根是一個堅守原則及信念的人，在重要的政治人物中百年難得一見。但這不一定是挽救經濟危機需要的條件。
轉談目前的聯儲主席伯南克。此君最近（七月二十日）發表的《聯儲的退出戰略》（TheFed'sExitStrategy）是一篇觸目的文章，顯然是為了回應無數擔心他的貨幣大放政策會使通脹重來的學者。論功過，我認為幾年前伯氏上任後繼續幾次把利率提升，跟著持久不下，是做錯了。雖然我認為當時不提升甚至減低利率，兩年前的次貸之災多半不會出現，然而，美國的金融制度有很大的問題，或大或小的麻煩早晚會出現。另一方面，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後，我認為伯南克的反應快，夠勇，放寬銀根做到盡，也應該那樣做。再跟著伯氏決定由聯儲局提供某情況下的商業借貸，可以爭議，但形勢所迫，出於無奈，難以厚非，問題是要怎樣善後才對。
伯南克最近提出的為了回應不少人認為將會出現的通脹的「退出戰略」，基本上我是不同意的。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需要有適當的通脹。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市場需要有某程度的通脹預期（inflationaryexpectation）的再形成。要壓制通脹不易，也不太難，但要鼓勵通脹重來，鼓勵由通脹預期引起的行為，能適可而止地處理是非常困難的事。是的，我認為在目前的困境下，美國要搞起經濟而沒有通脹近於不可能。某程度的通脹他們應該接受，而更重要的是那裡的市場需要有某程度的通脹預期。此預期也，一旦形成，「退出」談何容易！要適當地操控，操控得准，是大難題。我曾經說過，今天的美國應該接受百分之八左右的通脹，但怎樣推上去才對與怎樣操控通脹預期是深不可測的學問。
不要再管宏觀分析吧。從微觀的價格理論看經濟整體，有關的主要變量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工資、租值、資產價格、經濟增長率、利率、幣值等。息息相關，動其一不可能不牽動其它。怎樣處理要講經濟學的功力了。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國目前需要的是提升房地產的市價，即是資產價格的一種，但因為我提及過的訊息問題，聯儲減息不容易生效。再者，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國的最低工資再提升百分之十一左右。這是雪上加霜，雖然有些地區的最低工資超越了國定的，不受影響。
在上述的情況下，最容易提升資產價值及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方法是讓通脹上升。明顯的升幅會導致美元幣值下降，債券下跌，利率上升。這些不幸近於無可避免。這方面，中國的人民幣再緊鉤美元是幫美國一個大忙。也幫中國自己一個小忙（讀者猜一下吧），雖然長此下去，緊鉤美元對中國是不利的。
幾天前美國傳來一項重要的消息：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明顯地復甦，勢頭很不錯。了不起，因為這現象與最低工資的提升是合不來的。這現象顯然起於聯儲大手放寬銀根終於有了回應。這點重要，因為樓價上升會減低銀行借貸的訊息費用，從而鼓勵銀行借錢出去的意向。市場利率與聯儲利率的差距是會加速收窄的。
美國的樓價上升重要，因為會協助減低毒資產的「毒」性，從而使那裡的金融制度比較容易修改。這方面，從年來讀到的美國數據衡量，我恐怕那裡的樓價要上升百分之二十以上才有作為。是簡單的數字遊戲︰如果樓價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回升百分之二十還是下跌了百分之四十。
我不知要到何年何日美國的經濟學行內的眾君子才能同意我今天之見︰無錨的貨幣制度（fiatmoney）不可取。佛利民當年支持這制度，主要因為︰一、他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二、他反對財政政策（fiscalpolicy），支持貨幣政策（monetarypolicy），而有錨的貨幣制度是沒有多大動用貨幣政策的空間。我解釋過多次，用一籃子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物品的物價指數作為貨幣之錨，是可行的，政府本身不需要有該籃子物品的儲備。這樣下錨，政府也沒有多大的運用貨幣政策的空間。
我反對採用貨幣政策。美國多年來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多次不幸，有力地支持著我的觀點。我也反對政府採用財政政策——這方面，我完全同意佛利民的觀點。是的，我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二者可以不用都不要用。我堅信貨幣的用途是協助市場交易及財富累積，不應該涉及其它。我支持的政策，是政府以修改的方法來搞好經濟制度的運作。這要把市場的運作與政府的職責分清楚，基本原則是務求減低我認為是社會費用的交易費用。這是與史密斯一脈相承的經濟學傳統。北京的朋友不要拜今天的西方經濟學者為師了。
首先要說一下七月二十三日AlanS.Blinder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評論，有點新意。此君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教授，曾經是美聯儲的副主席，來頭不小。該評論題為《TheEconomyHasHitBottom》，看來是好消息。文中的新意，是好消息與壞消息其實一樣！作者說美國的房地產發展、汽車工業、商業投資等重要項目，一年來下降了大約百分之四十，跌得驚人，只要不繼續下跌，在統計數字上國民收入會止跌回升。邏輯簡而明：經濟數字可以不斷地上升，但不可以無止境地下跌——跌到零也是個止境。如果幾項重要數據一起止跌，以他們的按季算法經濟回升在所必然。該文有一段文字可圈可點：
「現在要說到重點了。上述的事（止跌）不是一種可能，而是肯定的必然。唯一問題是時間，這一點我們只能猜測。如果上述幾項與國民收入有重要關連的數字巧合地一起止跌，我們會見到有一兩季大幅的經濟增長。」
作者在評論的最後提到，美國七十年代的大不景於一九八二終結時，該國一連出現了六季每季的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百分之七點七的復甦現象。這是有名的列根總統掌政下的經濟奇跡，先進之邦的經驗似乎只這一次。Blinder跟著說：「今天沒有誰認為這樣的歷史會重演。」無可置疑，這次因為金融體製出現了大問題而帶來的經濟困境，比七十年代因為越戰及尼克遜推出價格管制帶來的經濟困境來得嚴重。另一方面，一九八○上任的列根，佛利民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的最佳總統。今天奧巴馬只上任了幾個月，作判斷還太早。當年的列根是一個堅守原則及信念的人，在重要的政治人物中百年難得一見。但這不一定是挽救經濟危機需要的條件。
轉談目前的聯儲主席伯南克。此君最近（七月二十日）發表的《聯儲的退出戰略》（TheFed'sExitStrategy）是一篇觸目的文章，顯然是為了回應無數擔心他的貨幣大放政策會使通脹重來的學者。論功過，我認為幾年前伯氏上任後繼續幾次把利率提升，跟著持久不下，是做錯了。雖然我認為當時不提升甚至減低利率，兩年前的次貸之災多半不會出現，然而，美國的金融制度有很大的問題，或大或小的麻煩早晚會出現。另一方面，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後，我認為伯南克的反應快，夠勇，放寬銀根做到盡，也應該那樣做。再跟著伯氏決定由聯儲局提供某情況下的商業借貸，可以爭議，但形勢所迫，出於無奈，難以厚非，問題是要怎樣善後才對。
伯南克最近提出的為了回應不少人認為將會出現的通脹的「退出戰略」，基本上我是不同意的。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需要有適當的通脹。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市場需要有某程度的通脹預期（inflationaryexpectation）的再形成。要壓制通脹不易，也不太難，但要鼓勵通脹重來，鼓勵由通脹預期引起的行為，能適可而止地處理是非常困難的事。是的，我認為在目前的困境下，美國要搞起經濟而沒有通脹近於不可能。某程度的通脹他們應該接受，而更重要的是那裡的市場需要有某程度的通脹預期。此預期也，一旦形成，「退出」談何容易！要適當地操控，操控得准，是大難題。我曾經說過，今天的美國應該接受百分之八左右的通脹，但怎樣推上去才對與怎樣操控通脹預期是深不可測的學問。
不要再管宏觀分析吧。從微觀的價格理論看經濟整體，有關的主要變量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工資、租值、資產價格、經濟增長率、利率、幣值等。息息相關，動其一不可能不牽動其它。怎樣處理要講經濟學的功力了。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國目前需要的是提升房地產的市價，即是資產價格的一種，但因為我提及過的訊息問題，聯儲減息不容易生效。再者，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美國的最低工資再提升百分之十一左右。這是雪上加霜，雖然有些地區的最低工資超越了國定的，不受影響。
在上述的情況下，最容易提升資產價值及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方法是讓通脹上升。明顯的升幅會導致美元幣值下降，債券下跌，利率上升。這些不幸近於無可避免。這方面，中國的人民幣再緊鉤美元是幫美國一個大忙。也幫中國自己一個小忙（讀者猜一下吧），雖然長此下去，緊鉤美元對中國是不利的。
幾天前美國傳來一項重要的消息：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明顯地復甦，勢頭很不錯。了不起，因為這現象與最低工資的提升是合不來的。這現象顯然起於聯儲大手放寬銀根終於有了回應。這點重要，因為樓價上升會減低銀行借貸的訊息費用，從而鼓勵銀行借錢出去的意向。市場利率與聯儲利率的差距是會加速收窄的。
美國的樓價上升重要，因為會協助減低毒資產的「毒」性，從而使那裡的金融制度比較容易修改。這方面，從年來讀到的美國數據衡量，我恐怕那裡的樓價要上升百分之二十以上才有作為。是簡單的數字遊戲︰如果樓價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回升百分之二十還是下跌了百分之四十。
我不知要到何年何日美國的經濟學行內的眾君子才能同意我今天之見︰無錨的貨幣制度（fiatmoney）不可取。佛利民當年支持這制度，主要因為︰一、他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二、他反對財政政策（fiscalpolicy），支持貨幣政策（monetarypolicy），而有錨的貨幣制度是沒有多大動用貨幣政策的空間。我解釋過多次，用一籃子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物品的物價指數作為貨幣之錨，是可行的，政府本身不需要有該籃子物品的儲備。這樣下錨，政府也沒有多大的運用貨幣政策的空間。
我反對採用貨幣政策。美國多年來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多次不幸，有力地支持著我的觀點。我也反對政府採用財政政策——這方面，我完全同意佛利民的觀點。是的，我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二者可以不用都不要用。我堅信貨幣的用途是協助市場交易及財富累積，不應該涉及其它。我支持的政策，是政府以修改的方法來搞好經濟制度的運作。這要把市場的運作與政府的職責分清楚，基本原則是務求減低我認為是社會費用的交易費用。這是與史密斯一脈相承的經濟學傳統。北京的朋友不要拜今天的西方經濟學者為師了。
Friday, August 7, 2009
[五常問答室]中國不必理會外國歧視性的貿易保護政策
網友問：
有一部分外國人認為中國經濟是靠污染環境而得以發展的，如法國總統就主張要對中國的進口貨開徵「碳關稅」，請問張教授怎麼看這個問題，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指責？
答：
不知炎黃子孫受到了什麼詛咒。二百年來，自乾隆皇帝謝世以後，中國人受到西方的欺負與鄙視是無可否認的。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的歷史，我很熟。八國聯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圓明園的悲劇，在西方的先進之邦是不可能想像的。這些及其它類似的史實的不幸，全部不是由中國人挑釁而起。人家就是要搞你，認為有利可圖，認為容易搞，就隨意地搞了。昔日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說，他看到一份機密文件，說英國要租賃而不拿取香港的新界，是因為恐怕如果英國要割取新界，其它國家會把中國瓜分，對英國不利。上述的史實是沒有爭議性的。
一個問題，是中國人自己不爭氣。隨地吐痰，好賭，沒有科學知識，就是在語言上與西方溝通也不行。美國加州的鐵路，是由中國人建造起來的。同學們可能不相信，在美國的唐人街生活了數十年的中國人，通常是幾句英語也說不出來。他們工作勤奮，開餐館、洗衣店等，與西方人是很少溝通的。他們也在唐人街秘密地開賭，其它見不得光的行為有的是。所以唐人街也是一個被西方人鄙視的象徵。本來在美國西岸最多中國人選擇的地點是西雅圖，但百多年前給白人燒的燒、殺的殺。他們北走溫哥華（稱「鹹水埠」），南走三藩市（稱「舊金山」），這二者的唐人街就興旺起來了。我在北美求學及工作二十五年，為了減少遇上歧視的問題，喜歡躲在大學的校園內。在校園內，作學生時的考試，而後來作教授時的思想，同學與同事們都很怕我。
以上一切，今天看是逐步成為過去了。中國的確是發展了起來，全世界的孩子們都爭著學中文。像上海那樣的大城市，到訪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不被嚇了一跳。年多前德姆薩茨（Demsetz）與另一位我認識的舊朋友到訪上海。是老朋友，跟他們談及他們對中國的觀感。你道他們說什麼？他們說北京是世界政府之都，而上海則是世界資本主義之都。雖然有點誇張，但這樣的改觀，改得那麼快，的確是個奇跡。而北京的朋友今天有一點未富先驕，雖然不對，但我們可以理解。
這個急劇的轉變，其實只有十多年。1993年，我帶弗裡德曼到上海，浦東半座高樓也沒有。令西方人震撼的中國發展，主要是1993至2003這十年時間。那麼短暫有這樣的發展，不可能不說是奇跡。而薩繆爾森不久前說，美國要為成為經濟第二國作一點心理準備。當然又是有點誇張，但我們可以見到西方人是被中國嚇個半死的。是在這樣的驚濤駭浪的發展中，有些西方人看不過眼。他們記得的，還是那些長著辮子、吸鴉片、沒有學識、隨地吐痰的中國人，怎可以一下子站起來呢？
幾年前我在電視看到宋祖英在法國的凡爾賽宮演唱，他們的聽眾激動得流下淚來。但今天的法國總統對中國還是嗤之以鼻。是的，不少國家的某些人還是鄙視中國，還是找些瑣事來刁難炎黃子孫。沒有誰不知道，就是發展到成為世界工廠的今天，以人口平均算中國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污染，還遠不及先進之邦。兩年前科斯就因為西方指責中國造成地球暖化而發了脾氣。不是為北京辯護，但事實上我知道中國政府對減少能源污染的努力與決心，高於我知道的任何國家。除此之外，外間要強迫人民幣升值，反對中國貨，如此種種，在經濟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我在其它文章解釋過了。
我今天認為，北京的朋友不要管外間的言論怎樣，也不要管他們採取什麼保護政策。他們不買中國貨，就不買算了。他們要加中國貨的進口稅，讓他們加算了。根本上這些事，是不值得花時間洽商的。自己處理自己還有那麼多需要處理的問題吧。我深信，只要中國能持續過往的發展十五年，先進之邦的搞事之徒會收口。正如我當年在美國作學生時集中於讀書考試，作教授時集中於思考研究，把同學與同事殺下馬來，於是受到尊重。總有一天，中國會受到同樣的尊重吧。
有一部分外國人認為中國經濟是靠污染環境而得以發展的，如法國總統就主張要對中國的進口貨開徵「碳關稅」，請問張教授怎麼看這個問題，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指責？
答：
不知炎黃子孫受到了什麼詛咒。二百年來，自乾隆皇帝謝世以後，中國人受到西方的欺負與鄙視是無可否認的。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的歷史，我很熟。八國聯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圓明園的悲劇，在西方的先進之邦是不可能想像的。這些及其它類似的史實的不幸，全部不是由中國人挑釁而起。人家就是要搞你，認為有利可圖，認為容易搞，就隨意地搞了。昔日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說，他看到一份機密文件，說英國要租賃而不拿取香港的新界，是因為恐怕如果英國要割取新界，其它國家會把中國瓜分，對英國不利。上述的史實是沒有爭議性的。
一個問題，是中國人自己不爭氣。隨地吐痰，好賭，沒有科學知識，就是在語言上與西方溝通也不行。美國加州的鐵路，是由中國人建造起來的。同學們可能不相信，在美國的唐人街生活了數十年的中國人，通常是幾句英語也說不出來。他們工作勤奮，開餐館、洗衣店等，與西方人是很少溝通的。他們也在唐人街秘密地開賭，其它見不得光的行為有的是。所以唐人街也是一個被西方人鄙視的象徵。本來在美國西岸最多中國人選擇的地點是西雅圖，但百多年前給白人燒的燒、殺的殺。他們北走溫哥華（稱「鹹水埠」），南走三藩市（稱「舊金山」），這二者的唐人街就興旺起來了。我在北美求學及工作二十五年，為了減少遇上歧視的問題，喜歡躲在大學的校園內。在校園內，作學生時的考試，而後來作教授時的思想，同學與同事們都很怕我。
以上一切，今天看是逐步成為過去了。中國的確是發展了起來，全世界的孩子們都爭著學中文。像上海那樣的大城市，到訪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不被嚇了一跳。年多前德姆薩茨（Demsetz）與另一位我認識的舊朋友到訪上海。是老朋友，跟他們談及他們對中國的觀感。你道他們說什麼？他們說北京是世界政府之都，而上海則是世界資本主義之都。雖然有點誇張，但這樣的改觀，改得那麼快，的確是個奇跡。而北京的朋友今天有一點未富先驕，雖然不對，但我們可以理解。
這個急劇的轉變，其實只有十多年。1993年，我帶弗裡德曼到上海，浦東半座高樓也沒有。令西方人震撼的中國發展，主要是1993至2003這十年時間。那麼短暫有這樣的發展，不可能不說是奇跡。而薩繆爾森不久前說，美國要為成為經濟第二國作一點心理準備。當然又是有點誇張，但我們可以見到西方人是被中國嚇個半死的。是在這樣的驚濤駭浪的發展中，有些西方人看不過眼。他們記得的，還是那些長著辮子、吸鴉片、沒有學識、隨地吐痰的中國人，怎可以一下子站起來呢？
幾年前我在電視看到宋祖英在法國的凡爾賽宮演唱，他們的聽眾激動得流下淚來。但今天的法國總統對中國還是嗤之以鼻。是的，不少國家的某些人還是鄙視中國，還是找些瑣事來刁難炎黃子孫。沒有誰不知道，就是發展到成為世界工廠的今天，以人口平均算中國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污染，還遠不及先進之邦。兩年前科斯就因為西方指責中國造成地球暖化而發了脾氣。不是為北京辯護，但事實上我知道中國政府對減少能源污染的努力與決心，高於我知道的任何國家。除此之外，外間要強迫人民幣升值，反對中國貨，如此種種，在經濟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我在其它文章解釋過了。
我今天認為，北京的朋友不要管外間的言論怎樣，也不要管他們採取什麼保護政策。他們不買中國貨，就不買算了。他們要加中國貨的進口稅，讓他們加算了。根本上這些事，是不值得花時間洽商的。自己處理自己還有那麼多需要處理的問題吧。我深信，只要中國能持續過往的發展十五年，先進之邦的搞事之徒會收口。正如我當年在美國作學生時集中於讀書考試，作教授時集中於思考研究，把同學與同事殺下馬來，於是受到尊重。總有一天，中國會受到同樣的尊重吧。
Monday, August 3, 2009
專欄絕技說
不久前一位網上客指責專欄大師林行止抄襲，行止兄怒斥之，知者嘩然，奔走相告，傳為佳話。我也是個專欄寫手，說不是個大師是騙你的（一笑）！當然認為行止兄的脾氣發得有理。說他發神經我不跟你爭辯：他的專欄（不是副刊隨筆）寫了近萬篇，是個世界紀錄！
行止兄的專欄早就寫到化境了。我的篇數約他的六分之一，也達化境。昔日佛利民的專欄在美國掛帥，紅極一時，以篇數算不及我的一半。文人自古相輕，擺起擂台怎樣比我不便說。佛老當年有嚴謹的數百字約束，難以發揮，不可以像我和行止兄那樣隨意揮灑。寫專欄，可以意之所之地這裡那裡「離題」一下很重要。困難是要寫得沒有冷場，可以帶著讀者到處走，但還是從頭讀到尾。這是技術，也是藝術，其中玄機不足為外人道矣。
我認為論專欄，不少中文寫手寫得好，只是一般多產，平均質量守不住。刊物多，稿酬低，是以為難也。我自己從來不為稿酬動筆。行止兄也不為稿酬。他當年為的是要一夫當關地把《信報》寫上去。今天算是退了休，為什麼還要頻頻動筆呢？我認為他希望「香江第一健筆」可以傳世。我也希望自己的專欄可以傳世。寫專欄要傳世很渺茫，但想一下，希望一下，何害之有哉？希望文章傳世的人是不會抄襲的。抄襲的人存在，名家也會抄，但希望文章傳世，抄襲是蠢行為。歷史上出現過抄襲的成了名，被抄者反而名落孫山的例子。然而，歷史是無情的：被後人指出抄襲很尷尬。（某君抄我某文獲某獎，不少人知道，我無所謂，但楊小凱大筆一揮，寫了出來！）
曾經分析過，思想要傳世是非常困難的事。主要因為思想一般賣不起錢，沒有誰會珍而惜之。音樂、詩詞、文學等，要傳世也不容易，但說得上是天才的不困難。畫家比較著數。只要作品賣得起價，得之者會珍而藏之。聽說書法近來市道好，可惜往往要書者死了才生效。總言之，容易觸摸到或感受到的作品傳世較易。文字思想很困難。
這裡我要發的牢騷，是搞思想工作亞洲人歷來被西方小看了。一位朋友算過，在西方的名學報發表文章，水平相若，炎黃子孫被引用的次數明顯地較少。日本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舉世觸目，西方開始有學日文的，但曇花一現，過了不久就失卻興趣。可以說，古往今來，西方重視亞洲語言只是今天：西方重視中文看來已成定局，數十年後中文有很大機會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先敬羅衣後敬人：中國的經濟發展了起來，西方學中文的孩子無數。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寫專欄有機會傳世嗎？微乎其微！學術思想要傳世艱難，專欄要傳世更要多用幾個難字。然而，從目前地球的發展看，炎黃子孫寫專欄的傳世機會「激增」，十個難字減少了五個。這是因為地球開始一體化，中國得到早就應有的重視，寫專欄老外理應寫不過炎黃子孫。這些日子因為金融危機，我讀到不少外國專欄，發覺沒有一個作者懂中國。他們讀不懂中文，對中國文化沒有認識，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知得少不在話下，胡說八道是近於慣例了。
地球一體化，有道的專欄不可以不跟著一體化，不懂中國要怎樣寫才對呢？不需要真的懂，但起碼要知一點，不能再只把中國作為笑話。我賭你找不到一個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沒有聽過莎士比亞，也賭你在一千個西方的大學畢業生中找不到一個聽過蘇東坡。情況是那麼一面倒，老外單是在地圖上找到神州，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寫專欄文字是不夠的。
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林行止專欄是忽中忽西地寫。我一樣。其它香港專欄寫手也一樣。地球一體化，可以忽中忽西地寫佔了很大的便宜。老外歷來不這樣，只是近幾年開始提到中國，內容一般是尷尬的。我不懷疑西方的專欄寫手的學問水平不俗，但寫專欄需要的學問，三幾年的工夫足夠。另一方面，要學好中文，要懂得一點中國的文化，需要的不止三幾年。人家老婆，自己文章，今天讀西方的名家專欄，不認為他們的學問怎麼樣。
我也認為指責林行止抄襲的網上客不知專欄何物。寫專欄，行止兄用上的法門跟我的一樣。那是要先想到一兩點要說的才動筆，然後環繞著這一兩點發揮。這是說，事前沒有一兩點要說的在手，專欄文字寫不出來。有了這樣的習慣，我們事前想的是要說些什麼，有時有點模糊，有時不肯定，動了筆再作打算。既然是專家，我們對「模糊」或「不肯定」的感受了不起，在動筆前知道動筆後可否寫出生機，或寫出變化。有時效果比事前想像的好，有時比事前想像的差，但我們永遠在動筆前知道能否成文，百發百中。這是絕技。採用這種寫法的人不可能在事前考慮抄襲什麼。換言之，對我們來說，抄襲遠比原創困難。
數碼科技與互聯網的大行其道，對寫專欄的人無疑有大助。我從來不用計算機，懶得學。一位同學把我的專欄放到網上去，讀者的熱鬧十年前無法想像。用墨水筆，寫在自己設計的淺黃色的稿紙上，傳真而去，字打好後傳真而回，修改的成本不足道。我喜歡自己想自己的，資料一般憑記憶，偶然需要資料補充一下，掛個電話到這裡那裡就是了。
順便在這裡徵求一個小資料。見到一件頗大的壽山石雕，看來是舊石，屬薄意中的深雕，刻工精絕，古往今來只有林清卿有這樣的功力。作者署名「啟成」，那是誰呀？網上遍尋不獲，希望讀者有以教我。
行止兄的專欄早就寫到化境了。我的篇數約他的六分之一，也達化境。昔日佛利民的專欄在美國掛帥，紅極一時，以篇數算不及我的一半。文人自古相輕，擺起擂台怎樣比我不便說。佛老當年有嚴謹的數百字約束，難以發揮，不可以像我和行止兄那樣隨意揮灑。寫專欄，可以意之所之地這裡那裡「離題」一下很重要。困難是要寫得沒有冷場，可以帶著讀者到處走，但還是從頭讀到尾。這是技術，也是藝術，其中玄機不足為外人道矣。
我認為論專欄，不少中文寫手寫得好，只是一般多產，平均質量守不住。刊物多，稿酬低，是以為難也。我自己從來不為稿酬動筆。行止兄也不為稿酬。他當年為的是要一夫當關地把《信報》寫上去。今天算是退了休，為什麼還要頻頻動筆呢？我認為他希望「香江第一健筆」可以傳世。我也希望自己的專欄可以傳世。寫專欄要傳世很渺茫，但想一下，希望一下，何害之有哉？希望文章傳世的人是不會抄襲的。抄襲的人存在，名家也會抄，但希望文章傳世，抄襲是蠢行為。歷史上出現過抄襲的成了名，被抄者反而名落孫山的例子。然而，歷史是無情的：被後人指出抄襲很尷尬。（某君抄我某文獲某獎，不少人知道，我無所謂，但楊小凱大筆一揮，寫了出來！）
曾經分析過，思想要傳世是非常困難的事。主要因為思想一般賣不起錢，沒有誰會珍而惜之。音樂、詩詞、文學等，要傳世也不容易，但說得上是天才的不困難。畫家比較著數。只要作品賣得起價，得之者會珍而藏之。聽說書法近來市道好，可惜往往要書者死了才生效。總言之，容易觸摸到或感受到的作品傳世較易。文字思想很困難。
這裡我要發的牢騷，是搞思想工作亞洲人歷來被西方小看了。一位朋友算過，在西方的名學報發表文章，水平相若，炎黃子孫被引用的次數明顯地較少。日本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舉世觸目，西方開始有學日文的，但曇花一現，過了不久就失卻興趣。可以說，古往今來，西方重視亞洲語言只是今天：西方重視中文看來已成定局，數十年後中文有很大機會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先敬羅衣後敬人：中國的經濟發展了起來，西方學中文的孩子無數。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寫專欄有機會傳世嗎？微乎其微！學術思想要傳世艱難，專欄要傳世更要多用幾個難字。然而，從目前地球的發展看，炎黃子孫寫專欄的傳世機會「激增」，十個難字減少了五個。這是因為地球開始一體化，中國得到早就應有的重視，寫專欄老外理應寫不過炎黃子孫。這些日子因為金融危機，我讀到不少外國專欄，發覺沒有一個作者懂中國。他們讀不懂中文，對中國文化沒有認識，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知得少不在話下，胡說八道是近於慣例了。
地球一體化，有道的專欄不可以不跟著一體化，不懂中國要怎樣寫才對呢？不需要真的懂，但起碼要知一點，不能再只把中國作為笑話。我賭你找不到一個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沒有聽過莎士比亞，也賭你在一千個西方的大學畢業生中找不到一個聽過蘇東坡。情況是那麼一面倒，老外單是在地圖上找到神州，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寫專欄文字是不夠的。
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林行止專欄是忽中忽西地寫。我一樣。其它香港專欄寫手也一樣。地球一體化，可以忽中忽西地寫佔了很大的便宜。老外歷來不這樣，只是近幾年開始提到中國，內容一般是尷尬的。我不懷疑西方的專欄寫手的學問水平不俗，但寫專欄需要的學問，三幾年的工夫足夠。另一方面，要學好中文，要懂得一點中國的文化，需要的不止三幾年。人家老婆，自己文章，今天讀西方的名家專欄，不認為他們的學問怎麼樣。
我也認為指責林行止抄襲的網上客不知專欄何物。寫專欄，行止兄用上的法門跟我的一樣。那是要先想到一兩點要說的才動筆，然後環繞著這一兩點發揮。這是說，事前沒有一兩點要說的在手，專欄文字寫不出來。有了這樣的習慣，我們事前想的是要說些什麼，有時有點模糊，有時不肯定，動了筆再作打算。既然是專家，我們對「模糊」或「不肯定」的感受了不起，在動筆前知道動筆後可否寫出生機，或寫出變化。有時效果比事前想像的好，有時比事前想像的差，但我們永遠在動筆前知道能否成文，百發百中。這是絕技。採用這種寫法的人不可能在事前考慮抄襲什麼。換言之，對我們來說，抄襲遠比原創困難。
數碼科技與互聯網的大行其道，對寫專欄的人無疑有大助。我從來不用計算機，懶得學。一位同學把我的專欄放到網上去，讀者的熱鬧十年前無法想像。用墨水筆，寫在自己設計的淺黃色的稿紙上，傳真而去，字打好後傳真而回，修改的成本不足道。我喜歡自己想自己的，資料一般憑記憶，偶然需要資料補充一下，掛個電話到這裡那裡就是了。
順便在這裡徵求一個小資料。見到一件頗大的壽山石雕，看來是舊石，屬薄意中的深雕，刻工精絕，古往今來只有林清卿有這樣的功力。作者署名「啟成」，那是誰呀？網上遍尋不獲，希望讀者有以教我。
Thursday, July 30, 2009
[五常問答室]鐵路或許會淘汰飛機
網友問：
近年來中國的鐵路提速很快，請問張教授怎麼看鐵路這種傳統的運輸工具與其它如飛機之類的運輸工具之間的競爭？
答：
不久前，我和太太到武漢去探望張培剛大哥，跟著從武漢到南京，我們是坐「動車」的。這種車沒有污染，快，比傳統的火車舒適得多。說車行的速度快，是大部分時間的速度是每小時250公里，這是比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快的汽車高出一倍。從武漢到南京是2小時55分鐘，包括中途在合肥作短暫的停留。
沒有疑問，動車發展下去，在某些城市之間是會取代飛機的。考慮如下的條件吧。機場一般離市中心比較遠，要提前到達機場，候機時間比較長，而時間誤點在這兩年越來越普遍了。我大約計算過，乘搭飛機除飛行之外所花的時間，比起動車除車行之外所花的時間，大約多了兩個小時。好比從武漢到南京，從市中心到市中心，坐動車所花的時間大約是三個半小時，而坐飛機則要四個小時以上。另一方面，動車的票價不到機票的三分之一。再另一方面，動車是在陸地行駛，可以觀賞風景。
所以我認為，長此下去，好些城市之間，動車的發展會淘汰飛機。我不會選擇從深圳坐動車到上海，但坐動車從上海到北京則值得考慮了。換言之，飛機的飛行時間是在一個小時之內的路程，我會選擇坐動車而不是飛機。一個半小時的飛行路程，我會考慮坐動車。兩個小時的飛行路程，我就會選擇坐飛機了。但我可能是一個特別重視時間的人，所以不能排除好些長途乘客會選坐動車而放棄飛機的。
現在動車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車站辦得不好。尤其是武漢的。不夠清潔，混亂（指示不清），而最頭痛的是要跨越鐵軌，有級數多且陡峭的樓梯要上落，卻沒有提供電梯。所以車站的安排是有關當局要大費思量的。
最後，有一個因素可以救飛機一救。那就是山多的地區，是不容易建造鐵路的。例如，坐動車從武漢到南京，或長或短的隧洞穿過了數十個之多。
近年來中國的鐵路提速很快，請問張教授怎麼看鐵路這種傳統的運輸工具與其它如飛機之類的運輸工具之間的競爭？
答：
不久前，我和太太到武漢去探望張培剛大哥，跟著從武漢到南京，我們是坐「動車」的。這種車沒有污染，快，比傳統的火車舒適得多。說車行的速度快，是大部分時間的速度是每小時250公里，這是比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快的汽車高出一倍。從武漢到南京是2小時55分鐘，包括中途在合肥作短暫的停留。
沒有疑問，動車發展下去，在某些城市之間是會取代飛機的。考慮如下的條件吧。機場一般離市中心比較遠，要提前到達機場，候機時間比較長，而時間誤點在這兩年越來越普遍了。我大約計算過，乘搭飛機除飛行之外所花的時間，比起動車除車行之外所花的時間，大約多了兩個小時。好比從武漢到南京，從市中心到市中心，坐動車所花的時間大約是三個半小時，而坐飛機則要四個小時以上。另一方面，動車的票價不到機票的三分之一。再另一方面，動車是在陸地行駛，可以觀賞風景。
所以我認為，長此下去，好些城市之間，動車的發展會淘汰飛機。我不會選擇從深圳坐動車到上海，但坐動車從上海到北京則值得考慮了。換言之，飛機的飛行時間是在一個小時之內的路程，我會選擇坐動車而不是飛機。一個半小時的飛行路程，我會考慮坐動車。兩個小時的飛行路程，我就會選擇坐飛機了。但我可能是一個特別重視時間的人，所以不能排除好些長途乘客會選坐動車而放棄飛機的。
現在動車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車站辦得不好。尤其是武漢的。不夠清潔，混亂（指示不清），而最頭痛的是要跨越鐵軌，有級數多且陡峭的樓梯要上落，卻沒有提供電梯。所以車站的安排是有關當局要大費思量的。
最後，有一個因素可以救飛機一救。那就是山多的地區，是不容易建造鐵路的。例如，坐動車從武漢到南京，或長或短的隧洞穿過了數十個之多。
Tuesday, July 28, 2009
微觀不足是宏觀失敗的原因
二十年前，一位美國教授到香港大學作學術報告，分析美國的宏觀經濟。不同的變量七個，曲線於是六條。是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加上當時盛行的「理性預期」分析。變量的轉變，通過理性預期的邏輯，該教授把曲線移來移去，「解釋」得層次井然。問題是，他的模型是基於美元在國際上有強勢，到港大講話時美元轉為弱勢三個月了。此轉也，使整篇文章的變量各散東西，很尷尬。可救嗎？不困難，改變一下理性預期，多加一些曲線，重頭砌過，又再會是層次井然的。
這類分析，雖然成行成市，犯了科學方法的大忌，在不經意間作者中了馬歇爾說的posthocergopropterhoc（在這之後這就是原因）之計。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沒有被事實推翻一個假說的可能性，因而無從驗證，算不上是有解釋力的科學。
不是說所有宏觀經濟論著都是這樣的。「理性預期」的引進顯然是因為傳統的宏觀分析有所不達而起。沒有誰不認為盧卡斯（R.Lucas）是當代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學者，也沒有誰否認人的行為可以受到預期的影響。我的保留，是「預期」（expectation）這回事，不是實物，真實世界無從觸摸，只能以其它現象或行為來引申這預期的存在，而預期本身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是非常頭痛的學問。「理性預期」出現之前，我作研究生的日子，宏觀分析的不濟不少學者知道，因而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這些學者認為微觀經濟（即價格理論）的解釋力較強，因而要把微觀的基礎譜入宏觀經濟的分析中。這個microfoundationofmacroeconomics的發展熱鬧過一些日子，卻達不到大有可觀之境。
個人認為（可能只我一個），微觀分析不能幫宏觀分析一個大忙，主要因為價格理論（微觀）本身的發展不是那麼好。正如史德拉（G.J.Stigler）一九五○的鴻文說，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或現象沒有興趣！嚴格來說——這也是我個人之見——價格理論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真的有點真材實料，解釋力才有點看頭，而發展到可以揮灑自如的境界，恐怕要到二○○○年我動筆寫三卷本《經濟解釋》的時候了。不要誤會，我沒有那麼厲害。我只是綜合了六十年代對我影響深遠的三位師友——佛利民（M.Friedman）、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的價格理論的思維，這裡那裡發揮一下自己的。沒有這三位，價格理論止於英國的馬歇爾（A.Marshall）及美國的費沙（I.Fisher），雖然了不起，但解釋力還是遠為不足的。
我不要在這裡表揚我高舉過無數次的史密斯（A.Smith）的《國富論》。史前輩以頂級的感受、觀察、博學與大智慧寫成的巨著，提供了一個有整體性的經濟系統，其中分析資源使用屬微觀，而分析收入分配則屬宏觀了。後者主要是關於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跟著李嘉圖（D.Ricardo）與米爾（J.S.Mill）兩位天才的工作，證明題材很困難。當時沒有明確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工資與租值的釐定很頭痛。另一方面，資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由費沙解釋得一清二楚。以馬歇爾（A.Marshall）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有了邊際產出定律，解通了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而更重要的，是馬氏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架構，其中有經濟內容。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馬歇爾的理論天才在經濟學上前不見古人，雖然他本人也非常重視經濟解釋與科學方法，但在實證工作上他沒有染指。偉大如英國的經濟學傳統，對現象或事實的調查馬虎，不夠執著。後來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Plant及他的學生高斯執著於調查工作，但他們打不進主流。經濟學需要的調查一般是艱巨工程，可以花多年所獲不多，而讓我批評高斯一句，他的調查工作往往過於認真，在不大重要的細節上花上太多時間。這可能是歷史學家的影響，但任何調查都要達到行業專家的水平，我認為不值得。我自己在發明專利與租務管制這兩項調查上也因為過於詳盡而中計。經濟學的事實調查是要找重點而放棄無足輕重的。
價格理論的實證研究，五十年代興起的重鎮首推芝加哥大學，可能是戴維德（A.Director）的影響，其次是我的母校洛杉磯加州大學。想當年，後者遠不及前者。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期，以價格理論作解釋出現了一些好文章。然而，今天回顧，價格理論的大突破，主要是同期出現了上文提到的三個人物。
佛利民的天才眾所周知。少人知道的，是他的天賦主要在價格理論。可惜這方面他的興趣不持久，五十年代中期就轉到消費函數與貨幣理論那方面去。這些年，我這一輩及老一輩的懂價格理論的老人家回顧，沒有一個不惋惜佛利民當年不繼續在價格理論下工夫。
佛老一九四九發表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是重要文章，雖然我認為有不少問題。他在價格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五十年代在芝大研究院的授課講義，一九六二年經他自己修改後出版。那是一本不厚的書，非常湛深。我在美國教的研究院學生說讀得懂，但十三年下來，算得上是懂的只兩三個！如下幾個要點我要讀多遍才能掌握。一、理論要有經濟內容，馬歇爾有，瓦爾拉斯（L.Walras）沒有。二、一般均衡不是由方程式的多少來決定，而是看內容有沒有顧及經濟整體。三、變量與不變量的處理可隨君便，選擇要從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為準則。四、除了「風落」，市場永遠沒有盈利，成本永遠是局限下最低的。五、租值是成本，所以壟斷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成本曲線。
佛老那本「講義」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書後的習作問題是市場觀察到的現象，問何解，但他書中的內容沒有提供線索！是芝大傳統提出的市場現象，沒有解釋，學子自理。在洛杉磯加大考博士試時，我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處理佛老書後的問題，而若干年後我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竟然發覺與戴維德早年想到的不同。
轉談高斯。他一九三七發表的《公司的本質》雖然重要，但不夠清楚，不容易摸得準。二十多年後——一九五九與一九六○——他的兩篇文章，好些要點是舊話重提，但說得清楚了。不明白為什麼高斯老是說只我一個能真的讀懂他。我的闡釋，是高斯重視合約的局限條件，雖然他沒有提到合約。說來說去，高斯重視的局限條件是交易費用。在高斯之前有人提及，但高斯來來去去是說，不考慮交易費用我們無從解釋世事。這一重點，跟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是有了很大的分離。怎樣處理交易費用，怎樣把之引進價格理論來解釋世事，是難度高的學問。我從作研究生起不斷地為交易費用思考到今天。三十年前開始心領神會，一九八一以之準確地推斷中國會走的路。
老師艾智仁對我的深遠影響，主要來自他在課堂上的講話。我旁聽了他三年。兩個極端重要的啟發來自艾師的課。其一是產權對人類行為影響的重要性。其二是需求定律在一方面要墨守成規，在另一方面要千變萬化。說過了，我是個後知後覺的人，但覺得快，可以舉一反三，以想像力推理一個晚上可以推到四顧無人的地方。二十五年後我寫《科學說需求》，其源頭主要來自艾師，其中的多種變化起於自己的想像力與多年不斷地應用而得到的收穫。
寫到這裡，我可以停下來讓讀者想想了。如果沒有出現過佛利民、高斯、艾智仁這三個人，價格理論的解釋力會怎樣了？答案是不怎麼樣，對解釋現象或行為沒有大看頭。這三君子之前的理論架構不俗，概念的發展有看頭，但從解釋行為的角度衡量，一般是使人失望的。是經濟學之幸，這三君子在價格理論上的重要思維，差不多同期在六十年代初一起出現。是我之幸，剛好站在其中，三位都指導過我。一九六六動筆寫《佃農理論》時，我用上的價格理論就有了上述的基礎，其後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觀察，不斷地以理論印證，到六十五歲才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
結論是明顯的。經濟學的微觀與宏觀其實是同一回事，前者的解釋力不足，導致後者的分離發展。然而，宏觀是無從脫離微觀的。以微觀不足的基礎搞宏觀，效果當然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如果微觀（價格理論）真的大有解釋力，宏觀只不過是以微觀逐步加上去，我個人是看不到宏觀經濟學本身是有著些什麼不可或缺的用場的。
這類分析，雖然成行成市，犯了科學方法的大忌，在不經意間作者中了馬歇爾說的posthocergopropterhoc（在這之後這就是原因）之計。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沒有被事實推翻一個假說的可能性，因而無從驗證，算不上是有解釋力的科學。
不是說所有宏觀經濟論著都是這樣的。「理性預期」的引進顯然是因為傳統的宏觀分析有所不達而起。沒有誰不認為盧卡斯（R.Lucas）是當代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學者，也沒有誰否認人的行為可以受到預期的影響。我的保留，是「預期」（expectation）這回事，不是實物，真實世界無從觸摸，只能以其它現象或行為來引申這預期的存在，而預期本身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是非常頭痛的學問。「理性預期」出現之前，我作研究生的日子，宏觀分析的不濟不少學者知道，因而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這些學者認為微觀經濟（即價格理論）的解釋力較強，因而要把微觀的基礎譜入宏觀經濟的分析中。這個microfoundationofmacroeconomics的發展熱鬧過一些日子，卻達不到大有可觀之境。
個人認為（可能只我一個），微觀分析不能幫宏觀分析一個大忙，主要因為價格理論（微觀）本身的發展不是那麼好。正如史德拉（G.J.Stigler）一九五○的鴻文說，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或現象沒有興趣！嚴格來說——這也是我個人之見——價格理論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真的有點真材實料，解釋力才有點看頭，而發展到可以揮灑自如的境界，恐怕要到二○○○年我動筆寫三卷本《經濟解釋》的時候了。不要誤會，我沒有那麼厲害。我只是綜合了六十年代對我影響深遠的三位師友——佛利民（M.Friedman）、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的價格理論的思維，這裡那裡發揮一下自己的。沒有這三位，價格理論止於英國的馬歇爾（A.Marshall）及美國的費沙（I.Fisher），雖然了不起，但解釋力還是遠為不足的。
我不要在這裡表揚我高舉過無數次的史密斯（A.Smith）的《國富論》。史前輩以頂級的感受、觀察、博學與大智慧寫成的巨著，提供了一個有整體性的經濟系統，其中分析資源使用屬微觀，而分析收入分配則屬宏觀了。後者主要是關於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跟著李嘉圖（D.Ricardo）與米爾（J.S.Mill）兩位天才的工作，證明題材很困難。當時沒有明確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工資與租值的釐定很頭痛。另一方面，資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由費沙解釋得一清二楚。以馬歇爾（A.Marshall）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有了邊際產出定律，解通了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而更重要的，是馬氏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架構，其中有經濟內容。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馬歇爾的理論天才在經濟學上前不見古人，雖然他本人也非常重視經濟解釋與科學方法，但在實證工作上他沒有染指。偉大如英國的經濟學傳統，對現象或事實的調查馬虎，不夠執著。後來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Plant及他的學生高斯執著於調查工作，但他們打不進主流。經濟學需要的調查一般是艱巨工程，可以花多年所獲不多，而讓我批評高斯一句，他的調查工作往往過於認真，在不大重要的細節上花上太多時間。這可能是歷史學家的影響，但任何調查都要達到行業專家的水平，我認為不值得。我自己在發明專利與租務管制這兩項調查上也因為過於詳盡而中計。經濟學的事實調查是要找重點而放棄無足輕重的。
價格理論的實證研究，五十年代興起的重鎮首推芝加哥大學，可能是戴維德（A.Director）的影響，其次是我的母校洛杉磯加州大學。想當年，後者遠不及前者。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期，以價格理論作解釋出現了一些好文章。然而，今天回顧，價格理論的大突破，主要是同期出現了上文提到的三個人物。
佛利民的天才眾所周知。少人知道的，是他的天賦主要在價格理論。可惜這方面他的興趣不持久，五十年代中期就轉到消費函數與貨幣理論那方面去。這些年，我這一輩及老一輩的懂價格理論的老人家回顧，沒有一個不惋惜佛利民當年不繼續在價格理論下工夫。
佛老一九四九發表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是重要文章，雖然我認為有不少問題。他在價格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五十年代在芝大研究院的授課講義，一九六二年經他自己修改後出版。那是一本不厚的書，非常湛深。我在美國教的研究院學生說讀得懂，但十三年下來，算得上是懂的只兩三個！如下幾個要點我要讀多遍才能掌握。一、理論要有經濟內容，馬歇爾有，瓦爾拉斯（L.Walras）沒有。二、一般均衡不是由方程式的多少來決定，而是看內容有沒有顧及經濟整體。三、變量與不變量的處理可隨君便，選擇要從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為準則。四、除了「風落」，市場永遠沒有盈利，成本永遠是局限下最低的。五、租值是成本，所以壟斷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成本曲線。
佛老那本「講義」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書後的習作問題是市場觀察到的現象，問何解，但他書中的內容沒有提供線索！是芝大傳統提出的市場現象，沒有解釋，學子自理。在洛杉磯加大考博士試時，我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處理佛老書後的問題，而若干年後我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竟然發覺與戴維德早年想到的不同。
轉談高斯。他一九三七發表的《公司的本質》雖然重要，但不夠清楚，不容易摸得準。二十多年後——一九五九與一九六○——他的兩篇文章，好些要點是舊話重提，但說得清楚了。不明白為什麼高斯老是說只我一個能真的讀懂他。我的闡釋，是高斯重視合約的局限條件，雖然他沒有提到合約。說來說去，高斯重視的局限條件是交易費用。在高斯之前有人提及，但高斯來來去去是說，不考慮交易費用我們無從解釋世事。這一重點，跟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是有了很大的分離。怎樣處理交易費用，怎樣把之引進價格理論來解釋世事，是難度高的學問。我從作研究生起不斷地為交易費用思考到今天。三十年前開始心領神會，一九八一以之準確地推斷中國會走的路。
老師艾智仁對我的深遠影響，主要來自他在課堂上的講話。我旁聽了他三年。兩個極端重要的啟發來自艾師的課。其一是產權對人類行為影響的重要性。其二是需求定律在一方面要墨守成規，在另一方面要千變萬化。說過了，我是個後知後覺的人，但覺得快，可以舉一反三，以想像力推理一個晚上可以推到四顧無人的地方。二十五年後我寫《科學說需求》，其源頭主要來自艾師，其中的多種變化起於自己的想像力與多年不斷地應用而得到的收穫。
寫到這裡，我可以停下來讓讀者想想了。如果沒有出現過佛利民、高斯、艾智仁這三個人，價格理論的解釋力會怎樣了？答案是不怎麼樣，對解釋現象或行為沒有大看頭。這三君子之前的理論架構不俗，概念的發展有看頭，但從解釋行為的角度衡量，一般是使人失望的。是經濟學之幸，這三君子在價格理論上的重要思維，差不多同期在六十年代初一起出現。是我之幸，剛好站在其中，三位都指導過我。一九六六動筆寫《佃農理論》時，我用上的價格理論就有了上述的基礎，其後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觀察，不斷地以理論印證，到六十五歲才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
結論是明顯的。經濟學的微觀與宏觀其實是同一回事，前者的解釋力不足，導致後者的分離發展。然而，宏觀是無從脫離微觀的。以微觀不足的基礎搞宏觀，效果當然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如果微觀（價格理論）真的大有解釋力，宏觀只不過是以微觀逐步加上去，我個人是看不到宏觀經濟學本身是有著些什麼不可或缺的用場的。
Thursday, July 23, 2009
[五常問答室]小學語文應從古文體學起
自由路問：
如果請張教授編一本小學語文教材，會把什麼樣的文章放在裡面？
答：
我認為小孩子開始學語文時，一定要學古文體。不是學古文，而是學古文體。白話文體要起碼到小學四年級才可以引進，這是因為古文體是中國文化的基礎。
記得我在四歲時，入學開始的課本是這樣的。第一課：「日，日出，日初出。」第二課：「起，早起，天明即起。哥哥弟弟，同上學校。」第三課：「今日天氣好，父親往訪友，騎馬去，騎馬回。」這些都是古文體。
到了六歲時，我今天還記得的一篇要背的文章，也是古文體。其文如下：「農人種菜，得一蘿蔔，其大如桶。獻諸國王，國王喜，厚賜之。富人聞之，曰，蘿蔔何足寶，我以寶石獻王，獲賜當更厚。遂以寶石獻王。王曰，汝之寶石誠寶也，我之蘿蔔亦寶也。汝以寶石獻我，我無以為報，以蘿蔔賜汝，可乎？富人不敢違，遂抬蘿蔔而去。」
我認為上述簡單易懂的古文體文字，對初入門的學生的文字意識非常重要。白話文是要有了這樣的根底才開始的。我也認為，簡單易懂的唐詩一開始就要背。開始不要學宋詞，也不要學古文，而是要學古文體，要背簡單的唐詩。
如果請張教授編一本小學語文教材，會把什麼樣的文章放在裡面？
答：
我認為小孩子開始學語文時，一定要學古文體。不是學古文，而是學古文體。白話文體要起碼到小學四年級才可以引進，這是因為古文體是中國文化的基礎。
記得我在四歲時，入學開始的課本是這樣的。第一課：「日，日出，日初出。」第二課：「起，早起，天明即起。哥哥弟弟，同上學校。」第三課：「今日天氣好，父親往訪友，騎馬去，騎馬回。」這些都是古文體。
到了六歲時，我今天還記得的一篇要背的文章，也是古文體。其文如下：「農人種菜，得一蘿蔔，其大如桶。獻諸國王，國王喜，厚賜之。富人聞之，曰，蘿蔔何足寶，我以寶石獻王，獲賜當更厚。遂以寶石獻王。王曰，汝之寶石誠寶也，我之蘿蔔亦寶也。汝以寶石獻我，我無以為報，以蘿蔔賜汝，可乎？富人不敢違，遂抬蘿蔔而去。」
我認為上述簡單易懂的古文體文字，對初入門的學生的文字意識非常重要。白話文是要有了這樣的根底才開始的。我也認為，簡單易懂的唐詩一開始就要背。開始不要學宋詞，也不要學古文，而是要學古文體，要背簡單的唐詩。
Tuesday, July 21, 2009
凱恩斯學派的不幸
在今天的政治人物中，美國副總統拜登是我比較喜歡的，可惜在美國花錢救災的話題上，他明顯地說錯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幾個月前，當美國政府要推出近八千億美元振興經濟，拜登說︰「所有經濟學者都同意要這樣做。」這句話被經濟學者罵個半死。當時，政府本身的人馬之外，極力贊成大手花錢的經濟學者可能只有克魯格曼一個（此君推斷無數，錯得離奇，但大名依舊）。另一個看來不反對的是森穆遜（此君當年紅極一時的課本屬凱恩斯學派，他自己屬哪一派有爭議）。另一方面，從我收到的名家專欄衡量，反對大手花錢救市的經濟學者眾。
拜登說錯的第二句，是不久前說的。他見政府大手花錢而美國的失業率繼續上升，說︰「每個人都看錯了。」區區在下不論，認為大手花錢的就業效果甚微的學者無數。凱恩斯學派的花錢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從我作本科生時聽到的估計為二，到兩年前某教授估計為一點五，到幾個月前一位教授估計為零點八以下，到另一位說可能是負值。皆名家也。
七月八日《信報》頭條報導，奧巴馬總統說美國的失業率近百分之十，考慮再加碼救市。奇怪他的專家們幾個月前認為推出的方案會約束失業率在百分之八以下，而今天則轉為可以高於百分之十。幾個月前我胡亂猜測，寫下美國的失業率會在今年升至百分之十以上。雖說胡亂猜測，但我把自己的名字簽上去。有些數字的大略推斷是不需要有深入的考查研究的。好比去年十月我讀到林毅夫說中國保八以上容易，我立刻於該月二十四日發表《保零也艱難！》。如果北京不立刻大手放寬銀根，跟著大手軟化新勞動合同法，又推出「四萬億」政策（每年兩萬億是中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負增長可以肯定。
我在雷曼兄弟事發前三天（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發表《北京要立刻撒銷宏觀調控！》，可不是因為有什麼數據在手，或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而是憑自己的隨意觀察，記得歷史的經驗，理論的掌握足夠，見市場的形勢不對頭，就拍板動筆了。認為自己不會錯，就把名字押上去。如果北京依我當時說的，立刻一手減息兩至三厘，中國的經濟會較好。他們不聽，可能因為他們沒有我那麼肯定。經濟的準確推斷，主要靠簡單的理論掌握得通透，歷史的經驗記得多而清楚，推論客觀、快而又能顧及多方面。此外，不可或缺的是對經濟觀察的感受好。缺少了後者，學經濟是浪費時光。佛利民多次這樣說。凱恩斯曾經說，經濟是淺學問，但學得通的人甚少。
去年十一月九日，新華社報導今年一月一日起，兩年內北京會推出四萬億人民幣的「額外開支」，挽救金融危機帶來的禍。我不反對，認為上文提到的乘數效應有機會高於一。兩個原因。其一是北京打算下注的項目，大都是有了策劃而又需要做的基建，只是提前及加速進行。這樣，投資的浪費不會很大。其二，新勞動合同法導致失業急升，回鄉者眾，政府提前基建動工會有助。讀者要知道，凱恩斯學派的乘數效應分析一般是假設失業人士無數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明顯地有了轉機，但我看不到「四萬億」的功能。有轉機的原因，是新勞動法不再嚴格執行，人民幣的匯值下調了一點，而最重要的是央行把銀根放寬得快，市場的反應也快。今年初起到目前，人民幣的貨幣量升得強勁，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明顯。這樣的形勢，到今天先進之邦是見不到的。美國的聯儲局把銀根放寬得遠比中國為甚，但房地產市場還是烏雲一片。關鍵所在，是中國受到的金融衝擊不大，遠沒有美國那麼多的毒資產。
現在我們要問：凱恩斯學派的花錢救市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答案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從中國的「四萬億」政策衡量，我們看不到有明顯的正面效果。房地產市場的起死回生是銀根放寬所致，不可能是什麼基建工程帶起的，而工業有復甦的跡象，主要是大手軟化新勞動法的效應。基建工程在目今階段對工業不利。市場的一般消費沒有明顯地上升。話雖如此，我們不能說那「四萬億」政策對經濟沒有影響，只是目前難以估計。導致資源浪費是有的，但隨意的觀察說不嚴重。
第二方面，看美國大手花錢救市的效果，凱恩斯學派是明顯地失敗了。如附圖可見，奧巴馬人才鼎盛的經濟隊對有及沒有振興方案的失業率預期，與實際的失業率相比，恍若隔世。二十一世紀的宏觀經濟學是搞什麼鬼的？
讀《信報》七月八日的頭條報導，奧巴馬的「危機小組」的成員之一的泰森（L.Tyson）講話，認為美國花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救災不足，要加碼。她顯然是堅持著凱恩斯學派的花錢信念。可能我過於敏感，泰森的言論使我覺得美國的大手花錢，中國的「四萬億」政策多多少少有點不良影響。她認為中國有成效，因為北京花錢花得快，而美國是花得太慢了。她又說，再加碼花錢，美國要轉到基建投資那方面去。她似乎沒有想到中國的基建投資是早就定了下來的項目，不是臨急抱佛腳的發明。她似乎不知道中國的樓市大事復甦很重要，但絕對不是「四萬億」的效果。她也似乎忽略了中國不是一個以民主投票作救市決策的國家，因而不僅可以說花就花，更重要是可以說不花就不花，可以見勢頭不對而臨崖勒馬。後者，某程度北京正在那樣做。換言之，北京分出去的餅仔是可以隨時收回的。
提到凱恩斯學派，因為四十多年前我的朋友AxelLeijonhufvud發表《OnKeynesianEconomicsandtheEconomicsofKeynes》那本名著，說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與凱恩斯本人的經濟學是兩回事。前者主要由哈佛發揚，Axel認為不可取，而後者卻屬一等的經濟學。大手花錢爭取乘數效應屬凱恩斯學派。我很難同意Axel的觀點，因為我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是四十多年前吵得熱鬧的話題。想當年，老師艾智仁（ArmenAlchian）天才絕頂，對我坦言，他本來讀不懂《通論》，但讀Axel之作後再讀《通論》，懂了。為此我自己也再讀《通論》，還是不懂！後來接受了高斯給我的安慰：「你讀不懂的，不可能沒有問題。」
那是數十年前的往事了。當時我認為，凱恩斯對價格理論掌握不足，而自己研讀算是由凱氏主導的宏觀經濟學，雖然考試成績好，不同意的地方可真不少。老師怕我提問。博士試過後，我再沒有染指宏觀經濟學。這使不少外人認為我不懂。其實我也真的不懂。我是個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
行內於是傳言：張五常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價格理論了不起；張五常不懂宏觀經濟！奇怪的是，數十年來，我對宏觀現象的解釋及推斷，雖然偶有錯失，大致上比我知道的所有「宏觀」專家來得準繩。不是准一點，是准很多，而我用上的永遠是簡單的價格理論。遠的不說，最近在這裡發表的關於日本數十年來的幸與不幸，牽涉到的全部是宏觀現象。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分析，但你不能不同意，我用上的全部是本科一年級可以學到的價格理論，沒有其它。沒有誰可以因為我的分析簡單就認為我錯。科學的行規說，反對我的分析你要提供你自己的理論或假說來。三十多年前ReubenKessel對我說：如果你什麼都沒有，一定是輸局（Youcanno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
讀者不妨參考多年以來對日本宏觀分析的不少學術文章。模型多多，回歸統計數字密密麻麻。對我來說，這些解釋力絕對是零的學問，令人尷尬。
拜登說錯的第二句，是不久前說的。他見政府大手花錢而美國的失業率繼續上升，說︰「每個人都看錯了。」區區在下不論，認為大手花錢的就業效果甚微的學者無數。凱恩斯學派的花錢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從我作本科生時聽到的估計為二，到兩年前某教授估計為一點五，到幾個月前一位教授估計為零點八以下，到另一位說可能是負值。皆名家也。
七月八日《信報》頭條報導，奧巴馬總統說美國的失業率近百分之十，考慮再加碼救市。奇怪他的專家們幾個月前認為推出的方案會約束失業率在百分之八以下，而今天則轉為可以高於百分之十。幾個月前我胡亂猜測，寫下美國的失業率會在今年升至百分之十以上。雖說胡亂猜測，但我把自己的名字簽上去。有些數字的大略推斷是不需要有深入的考查研究的。好比去年十月我讀到林毅夫說中國保八以上容易，我立刻於該月二十四日發表《保零也艱難！》。如果北京不立刻大手放寬銀根，跟著大手軟化新勞動合同法，又推出「四萬億」政策（每年兩萬億是中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負增長可以肯定。
我在雷曼兄弟事發前三天（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發表《北京要立刻撒銷宏觀調控！》，可不是因為有什麼數據在手，或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而是憑自己的隨意觀察，記得歷史的經驗，理論的掌握足夠，見市場的形勢不對頭，就拍板動筆了。認為自己不會錯，就把名字押上去。如果北京依我當時說的，立刻一手減息兩至三厘，中國的經濟會較好。他們不聽，可能因為他們沒有我那麼肯定。經濟的準確推斷，主要靠簡單的理論掌握得通透，歷史的經驗記得多而清楚，推論客觀、快而又能顧及多方面。此外，不可或缺的是對經濟觀察的感受好。缺少了後者，學經濟是浪費時光。佛利民多次這樣說。凱恩斯曾經說，經濟是淺學問，但學得通的人甚少。
去年十一月九日，新華社報導今年一月一日起，兩年內北京會推出四萬億人民幣的「額外開支」，挽救金融危機帶來的禍。我不反對，認為上文提到的乘數效應有機會高於一。兩個原因。其一是北京打算下注的項目，大都是有了策劃而又需要做的基建，只是提前及加速進行。這樣，投資的浪費不會很大。其二，新勞動合同法導致失業急升，回鄉者眾，政府提前基建動工會有助。讀者要知道，凱恩斯學派的乘數效應分析一般是假設失業人士無數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明顯地有了轉機，但我看不到「四萬億」的功能。有轉機的原因，是新勞動法不再嚴格執行，人民幣的匯值下調了一點，而最重要的是央行把銀根放寬得快，市場的反應也快。今年初起到目前，人民幣的貨幣量升得強勁，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明顯。這樣的形勢，到今天先進之邦是見不到的。美國的聯儲局把銀根放寬得遠比中國為甚，但房地產市場還是烏雲一片。關鍵所在，是中國受到的金融衝擊不大，遠沒有美國那麼多的毒資產。
現在我們要問：凱恩斯學派的花錢救市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答案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從中國的「四萬億」政策衡量，我們看不到有明顯的正面效果。房地產市場的起死回生是銀根放寬所致，不可能是什麼基建工程帶起的，而工業有復甦的跡象，主要是大手軟化新勞動法的效應。基建工程在目今階段對工業不利。市場的一般消費沒有明顯地上升。話雖如此，我們不能說那「四萬億」政策對經濟沒有影響，只是目前難以估計。導致資源浪費是有的，但隨意的觀察說不嚴重。
第二方面，看美國大手花錢救市的效果，凱恩斯學派是明顯地失敗了。如附圖可見，奧巴馬人才鼎盛的經濟隊對有及沒有振興方案的失業率預期，與實際的失業率相比，恍若隔世。二十一世紀的宏觀經濟學是搞什麼鬼的？
讀《信報》七月八日的頭條報導，奧巴馬的「危機小組」的成員之一的泰森（L.Tyson）講話，認為美國花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救災不足，要加碼。她顯然是堅持著凱恩斯學派的花錢信念。可能我過於敏感，泰森的言論使我覺得美國的大手花錢，中國的「四萬億」政策多多少少有點不良影響。她認為中國有成效，因為北京花錢花得快，而美國是花得太慢了。她又說，再加碼花錢，美國要轉到基建投資那方面去。她似乎沒有想到中國的基建投資是早就定了下來的項目，不是臨急抱佛腳的發明。她似乎不知道中國的樓市大事復甦很重要，但絕對不是「四萬億」的效果。她也似乎忽略了中國不是一個以民主投票作救市決策的國家，因而不僅可以說花就花，更重要是可以說不花就不花，可以見勢頭不對而臨崖勒馬。後者，某程度北京正在那樣做。換言之，北京分出去的餅仔是可以隨時收回的。
提到凱恩斯學派，因為四十多年前我的朋友AxelLeijonhufvud發表《OnKeynesianEconomicsandtheEconomicsofKeynes》那本名著，說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與凱恩斯本人的經濟學是兩回事。前者主要由哈佛發揚，Axel認為不可取，而後者卻屬一等的經濟學。大手花錢爭取乘數效應屬凱恩斯學派。我很難同意Axel的觀點，因為我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是四十多年前吵得熱鬧的話題。想當年，老師艾智仁（ArmenAlchian）天才絕頂，對我坦言，他本來讀不懂《通論》，但讀Axel之作後再讀《通論》，懂了。為此我自己也再讀《通論》，還是不懂！後來接受了高斯給我的安慰：「你讀不懂的，不可能沒有問題。」
那是數十年前的往事了。當時我認為，凱恩斯對價格理論掌握不足，而自己研讀算是由凱氏主導的宏觀經濟學，雖然考試成績好，不同意的地方可真不少。老師怕我提問。博士試過後，我再沒有染指宏觀經濟學。這使不少外人認為我不懂。其實我也真的不懂。我是個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
行內於是傳言：張五常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價格理論了不起；張五常不懂宏觀經濟！奇怪的是，數十年來，我對宏觀現象的解釋及推斷，雖然偶有錯失，大致上比我知道的所有「宏觀」專家來得準繩。不是准一點，是准很多，而我用上的永遠是簡單的價格理論。遠的不說，最近在這裡發表的關於日本數十年來的幸與不幸，牽涉到的全部是宏觀現象。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分析，但你不能不同意，我用上的全部是本科一年級可以學到的價格理論，沒有其它。沒有誰可以因為我的分析簡單就認為我錯。科學的行規說，反對我的分析你要提供你自己的理論或假說來。三十多年前ReubenKessel對我說：如果你什麼都沒有，一定是輸局（Youcanno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
讀者不妨參考多年以來對日本宏觀分析的不少學術文章。模型多多，回歸統計數字密密麻麻。對我來說，這些解釋力絕對是零的學問，令人尷尬。
Friday, July 17, 2009
[五常問答室]姚明的腳傷根源在於教練教錯了他
體育迷問：
請問張教授對最近姚明因腳傷而很可能缺席下季NBA、據說甚至危及他的職業生涯有什麼看法？
答：
雖然我不是一個籃球專家，但我在UCLA讀書的時候，那裡的籃球隊差不多年年都是美國大學裡的冠軍。那時有一個很好的球員賈巴爾（Jabbar），不過當時他的名字是LewAlcindor，Jabbar是後來改的名字。我在UCLA做助理教員的時候，他上過我的課，所以我對籃球有些認識。
關於姚明，他的長處是：第一，他射罰球射得好，在NBA的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一個高個子射罰球是這麼好的。第二，他射球射得輕（softtouch），所以球入籃的機會大了。在高個子來說，這兩點是非常特別的天份。
我認為姚明的弱點是集中力不夠。如果他的集中力能提高，以他這樣的高個子，每場的籃板球平均可以增加五個。另一個弱點是他缺乏一個殺手鐧。賈巴爾當年的殺手鐧是Skyhook。張伯倫（Chamberlain）是另一個超高的中鋒，他的殺手鐧是Fall-awayshot。這些殺手鐧隨時可以拿出來用，命中率在五成以上。因為他們有了這些殺手鐧，就能凌駕對手。可是姚明沒有殺手鐧，所以就難以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姚明最失敗的地方，就是教練教錯了他。以他這樣高的身材，是不應該經常跑來跑去，不應該參與搶球。無論攻守，他應該只站在有利的地方。當年的賈巴爾和張伯倫是很少走動的。因為高個子在場的時間越長，就越需要留氣，而他們的動作又相對比較慢，不夠敏捷。我好幾年前就已經說，以姚明那樣高的身材，卻使用這樣的打法，是很容易受傷的。通常有相當高度的人，在進攻時是慢慢走到籃板之下佔據有利位置，然後很少離開，使對方要以兩人看守他，等於是己方以四人打對方三人，這樣己方就大佔便宜。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教練教導這樣的高個子，是像讓姚明走動那麼頻繁的。另外，高個子跌倒時，受傷的機會比常人高。可是你看科比（Kobe），他跌倒是很有技巧的，順著去勢而倒，因此很少受傷。
請問張教授對最近姚明因腳傷而很可能缺席下季NBA、據說甚至危及他的職業生涯有什麼看法？
答：
雖然我不是一個籃球專家，但我在UCLA讀書的時候，那裡的籃球隊差不多年年都是美國大學裡的冠軍。那時有一個很好的球員賈巴爾（Jabbar），不過當時他的名字是LewAlcindor，Jabbar是後來改的名字。我在UCLA做助理教員的時候，他上過我的課，所以我對籃球有些認識。
關於姚明，他的長處是：第一，他射罰球射得好，在NBA的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一個高個子射罰球是這麼好的。第二，他射球射得輕（softtouch），所以球入籃的機會大了。在高個子來說，這兩點是非常特別的天份。
我認為姚明的弱點是集中力不夠。如果他的集中力能提高，以他這樣的高個子，每場的籃板球平均可以增加五個。另一個弱點是他缺乏一個殺手鐧。賈巴爾當年的殺手鐧是Skyhook。張伯倫（Chamberlain）是另一個超高的中鋒，他的殺手鐧是Fall-awayshot。這些殺手鐧隨時可以拿出來用，命中率在五成以上。因為他們有了這些殺手鐧，就能凌駕對手。可是姚明沒有殺手鐧，所以就難以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姚明最失敗的地方，就是教練教錯了他。以他這樣高的身材，是不應該經常跑來跑去，不應該參與搶球。無論攻守，他應該只站在有利的地方。當年的賈巴爾和張伯倫是很少走動的。因為高個子在場的時間越長，就越需要留氣，而他們的動作又相對比較慢，不夠敏捷。我好幾年前就已經說，以姚明那樣高的身材，卻使用這樣的打法，是很容易受傷的。通常有相當高度的人，在進攻時是慢慢走到籃板之下佔據有利位置，然後很少離開，使對方要以兩人看守他，等於是己方以四人打對方三人，這樣己方就大佔便宜。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教練教導這樣的高個子，是像讓姚明走動那麼頻繁的。另外，高個子跌倒時，受傷的機會比常人高。可是你看科比（Kobe），他跌倒是很有技巧的，順著去勢而倒，因此很少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