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燈集》目錄

前言

《挑燈集》序

一、燈下思維
思如泉湧
奇妙的自由思想
回答幾位天真少女
你可能是天才
成名說
爭取第二生命
對工作的恐懼感


二、中國事
天可憐見
蕭秧
成都點滴
重慶獲奇書
上海名不虛傳
經濟革命功敗垂成
也評毛澤東
千島湖與統計局
我看席揚事件

三、藝術篇
攝影與藝術
人格與藝術──試談王鐸現象
印象派
富而後工
莫扎特的旅程
莫扎特的音樂與中國的書法
《少女的委屈》
仿與創
造園林
畢加索與維斯
似非而是──為林風眠畫展序

四、朋友
從李超鵬的畫說起
朱屺瞻與黃貴權
為朱老賀
陳復禮的攝影藝術
四年一度燕歸來──為永玉賀

五、學術閒話
港大的經濟金融學院──廣告一則
香港讀者的品味
學術高下是怎樣衡量的？
莫把學者超然化
今天的香港學生及其它
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談「退休金計劃」

六、阿團及其它
雄軍盡墨話當年──憶容國團
與永逸名留千古乎？
《信報》現象
基爾·莊遜
筆
免費午餐
墨國行
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MY FAIR LADY
能飲一杯無？

挑燈後記

挑燈後記

寫專欄的人，在久經訓練之下，有一種特異功能。比如出版商指定每篇要寫一千五百字，他寫了幾篇之後就會「校」得很準，到千二、三字左右其思路就自動轉向收筆那方面去，完稿的字數就大約是一千五百了。要增加或減少字數，再嘗試幾篇又會「適」而「可」止。不管是哪一個題材，文字的長短一「校」定了，作者就可發、收自如，不覺得字數的規限是一個約束。

對我來說，這種特異功能延長至結集成書的習慣上。每篇二千字的專欄，寫到五十篇（大約一年）時就可以結集，於是時間一到，意興闌珊，自動收筆。很不幸，這回寫《挑燈集》卻打斷了我積習上的「功能」，因為中途我抽起了十二篇，用來出版《中國的經濟革命》那本小書。這樣，到了要收筆時，屈指一算，才發覺差了一大截！

這好比一個長途賽跑的人，計「准」了氣力去跑習以為常的五公里，殊不知跑到氣力將盡時，發覺竟然還有兩公里的路要跑，怎會不嚇了一跳，手忙腳亂？我為此思量了好一陣，然後吸了口大氣，賈其餘勇，才不致有虎頭蛇尾的收場。

本來，在《隨意集》後，我不打算再寫此類文章。後來我決定「東山復出」（當時是收了「山」，不是收了「檔」），主要是因為黃永玉。他說：「你叫我給錦玲畫人像，我立刻照辦，畫了兩天；為什麼我叫你再開專欄，你卻左推右擋？」

永玉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自己怎樣對待朋友，就毫不客氣地要朋友同樣地對待他。我沒有理由反對這種永玉哲學，只得唯命是從；他沒有收我的畫錢，我把稿費捐出去。可以說，永玉和我一比一打成平手。

事實上，一比一平手只是表面上的事。我很懂得佔人家的便宜。就是寶詠琴也送了紅酒給我喝。永玉不可能是例外：他送給我的「紅酒」，是他兒子黃黑蠻的藝術——黑蠻老弟替我畫的插圖，點止插圖咁簡單！這些插圖製版後，我都珍藏起來，視為至寶。

詠琴名不虛傳。這個女人果真厲害：她也看中黑蠻的「插圖」，要我送她一幅。我說：「你來選吧，選後我可以叫黑蠻照樣多畫一幅給你。」她回應道：「那不成！我要的是孤本，不能再畫。」我想，既然喝了她那麼多紅酒，孤本也不能不割愛了。

永玉是給我佔了便宜，但詠琴技高一籌，竟然真的與我一比一打成平手。這樣算起來，墨蠻一幅插圖的價值，是八瓶名貴紅酒——雖然不是《壹週刊》所說的「一滴千金」的那一種，但黑蠻老弟還是足以自豪了。

說起來，我以中文下筆發表拙作，已有十年半了。起初是山木兄的鼓勵及錦玲替我修改文字。後來讀者越來越多，我就決定奢侈一點，說服舒巷城替我修改。到了《壹週刊》時期，我變得更加放膽，向文字質量需求較高的散文那方面下筆。

舒巷城和我有四十五年的交情。我這個人的本質怎樣，性格怎樣，他瞭然於胸，有時甚至比我自己還要清楚。我行文時想說什麼，認為什麼是過癮的用語，和某些地方對「平仄」計較的習慣，他似乎都瞭如指掌。我喜歡套用中國的詩詞與古文，間中加上一兩句廣東俗語使之生活化——這些，是我少年時受到他的感染而「養」成的風格。百鳥歸巢的文字本來不可取，但香港的文化很特別，既然有讀者喜歡看，就如此這般下筆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我開始寫《再論中國》，而至今天收筆的《挑燈後記》，歲月匆匆，八年又半矣！在此期間，舒兄在盡量保留「五常風格」的原則下，替我每篇原稿上的文字過目、修改。保留原貌、風格不是我的要求，而是他認為是應該保留的。

在人的短暫生命中，四十五年的交情難能可貴。舒巷城和我都在西灣河長大，一起在太寧街度過大段日子，也一起結交過好些市井之徒。我們於是對世事的看法大致相同，也有類似的價值觀。然而我們的天分不同，性格也大有差別：我沒有他的才華，他不及我那樣古靈精怪；他為人慎重，我則喜歡「鋌而走險」。這樣的「雙劍合璧」，就是金庸的小說也沒有分析過！

我常對外間朋友說，舒巷城是我的文字「槍手」。但舒兄極力反對，說文章是我自己寫的——文責也由我自「負」——他只是略加潤色而已。要是我和他為這點「不同意」而打起官司來，即使包青天也審判不了。

當然，在那漫長的歲月中，舒兄和我偶爾也有其它甚不同意的觀點，但時日的消磨勝於試金石，好些昔日的「不同意」，早已煙消雲散。例如，是他說服我李賀的詩與辛棄疾的詞，為詩詞中的極品；是我說服他，共產制度行不通。我認為李白遠勝杜甫，到今天，他仍然很不同意，說是各有千秋。這卻是求同存異之例了。

認識《壹週刊》的黎老闆五年，他說過一句我特別喜歡聽到的讚賞我的話：「張五常，你一世夠運，有那麼多真的關心你的朋友！」黎老闆看世事，特別準確是這一次。

有人說，朋友不用多，真實的一個就夠了。我的真朋友，何止一掌之數？這算不上是世界紀錄，但我的真朋友來得很「雜」，卻是奇跡。這些朋友有學術上的、有下象棋的、有打乒乓球的、有從商的、有文化界的、有攝影的、有擅書法的、有繪畫及搞其它藝術的、有長於政治或法律的、有金融界的、有擔瓜賣菜的，也有在報章上把我痛罵過的。

孤燈挑盡，想著朋友，心中為之大慰。此刻是凌晨三時了，幾分鐘後帶著疲倦之身往床上躺下來，大概只消默數幾下，就可安然而得美夢了。

富而後工

歐陽修寫《梅聖俞詩集序》，推出了後來膾炙人口的「窮而後工」的理論。他說世上的人認為詩人大都是貧窮的，但這不是因為「詩之能窮人」，而是因為「窮者而後工也」。

他的理由是，一個詩人因為窮，就「多喜自放於山顛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

我認為歐陽前輩這套理論，似是而非，大有問題。「詩」是可以窮人的——任何沒有市場價值的玩意，從事者不顧一切地專心投入，怎會有不窮之理？而假若作品有市場價值，有天分與興趣的投入者既可過癮，又可賺錢，怎會不精益求精？又或說，以市值論英雄，其作品豈不是失去了藝術價值，不可取也？這也不對。雖然有些作品過於商業化而缺少了藝術性，但好的藝術可以價值連城。

「窮而後工」的大錯，是與史實不符。在歷史上，窮的藝術高手不是沒有，但整體而言，藝術的興盛，是毫無例外地與經濟繁榮掛鉤的。

先以中國為例吧。魏晉、唐宋、明代、清初是中國人民生活得較好的時代，而同時也是中國的藝術人材輩出的時代。但在不幸的太平天國、悲慘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藝術大家則乏善足陳矣。

要說詩人嗎？李白對酒當歌，「天子呼來不上船」，而且「千金散盡還復來」，實在比一般老百姓富有得多了。李後主長於宮中，不用說了；李清照「淒淒慘慘慼慼」，「人比黃花瘦」，但「莫道不銷魂」，倒是宋代的一位大收藏家。蘇東坡被貶惠州，聽來慘不堪言，但還有人力、物力去重建惠州的西湖。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唐宋八大家之中——連歐陽修自己在內——有哪一位不是生活得比一般老百姓好得多的？

寫得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樣擲地有聲之詩句的杜甫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窮得可憐。「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這應該是杜老甫的無「病」呻吟吧。他當過官，而任何在今天到過成都杜甫草堂的人，會意識到，如果昔日的草堂有今天十分之一的規模，其主人也算是富有了。

「為作新詞強說愁！」是的，自古以來，不少詩人是喜歡「強說愁」的。假若我作詩，寫下什麼「勞斯萊斯風馳去」，或「今夕鮑參兼翅肚」，怎可使讀者認為我有「詩意」？欣賞詩的人很浪漫，往往喜歡憂怨。他們熱愛白居易的「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或辛棄疾的「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或李商隱的「蠟炬成灰淚始干」之類——與勞斯萊斯或鮑參翅肚之境相去甚遠！

詩人喜歡「說愁」，其中一個原因，是讀者喜歡他們那樣做，非窮而後工也。

去年十一月，我有機會與一位來自紐約而大有名望的畫商進晚膳。席上大家談到歐洲繪畫藝術的盛衰，一致地認為重要畫家的出現，一個畫派的發揚光大，必定是在經濟大有可觀或大有改進的時代。那是說，窮的大畫家不是沒有，但以整個社會而論，歷來一起一落的規律是：藝術的盛衰與經濟的盛衰是一致的——富而後工也。

達芬奇、米開蘭基羅時代（文藝復興）的意大利、格萊科（EGreco）時代的西班牙、朗勃倫時代的荷蘭、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都是富而後工的藝術時代。至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法國印象派，除了雷諾阿、梵高外，其它十多位高手都是富家子。

俞伯牙遇鍾子期的故事，假若是真的話，應該是一個例外了。藝術的發揚是不可以沒有市場支持的。莫扎特的重要樂曲，絕大部分是為賣錢而作的。窮畫家梵高，有他弟弟與朋友的支持，他的畫雖然在生之時賣不出去，但當時法國的畫市非常蓬勃，使梵高在失望中充滿希望。

與上述那位紐約畫商一席談後，大家都同意：中國大陸今後二十年中會出現幾位國際性的大畫家（指從事油畫的）。可不是嗎？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之速前所未見，油畫家數以百計地湧現，而近數年來，中國油畫已成行成市。所有造就大畫家的客觀條件，似乎都具備了。大師級油畫家的產生，應該指日可待吧。

對那些喜歡投資買油畫的人來說，上述的「大前提」很重要。倘若能在今天選中將來會成為國際大師的油畫家，那麼在今天搶先下注，肯定有大利可圖。然而很不幸，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有哪幾位今天的中國油畫家本身有足以成為國際大師的條件。

要成為這樣的大師，必備的條件有六。他不僅思想創新、風格突出、感情豐富、技術高明，而且同時要有一些大而重要的代表作，以及筆下的題材要很全面（無論人像、人體、花卉、靜物、風景，樣樣皆能）。

以上六項應備的條件，若缺其一，就不可能成為國際大師。綜觀今天得享盛名的中國油畫家，我找不到一個是六項俱備的。（一位畫家朋友見我批評一位名家沒有畫過靜物，就說那是學生習作的小玩意，是不重要的。這位朋友是在說笑了。塞尚、馬蒂斯、畢加索等大師的靜物，深不可測也。）

我倒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中國開放了十多年，油畫家蜂擁而出，但還是沒有兩三個可以稱得上有國際大師風範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今天中國油畫家的學問根底不足。是的，歐西的繪畫大師，都一致地很有學問。他們不一定進過大學，但我意識到他們都是准史學家或准哲學家。像黃永玉、黃苗子那樣老一輩的，飽讀詩書的，今天年青一輩的中國油畫家之中實在不多見。這應該是文革十年的後遺症了。

另一個（可能是合併）的解釋，是今天油畫市場的中國人顧客，對西洋油畫的傳統所知甚少。從佳士得的中國油畫拍賣可見，俗不可耐的商業性油畫，竟然可賣數十萬港元；而去年一幅——黃黑蠻老弟形容得很恰當的——像「月餅盒」上的「公仔」那樣的油畫，竟然以數百萬港元成交！

富而後工，難道中國的油畫家要向「月餅盒」的品味而「工」之？

印象派

在人類的視覺藝術史上，繪畫中成就特大的應該是法國的印象派。是的，我認為此派的作品，光芒不可方物。身為畫家的可能不同意，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看法。但一般懂畫而非畫家的朋友，想來大都有同感吧——雖然他們可能沒有我「評」得那樣高。

至於市場的評價，肯定支持我的觀點。在今天，市場上出售的印象派名家作品，絕大部分是「次貨」——上品大都被博物館收藏了。我想不到世界上有哪一家有份量的藝術博物館，不收藏著一些印象派的佳作。

是的，在今天的市場上，印象派的次貨，動不動就是數百萬美元！要買平價貨嗎？一幅塞尚的十八吋水彩畫，只畫得一小半，沒有簽名，市價港幣二百萬元！真可惜自己不富有。兩年前我看到一幅二十四吋的莫奈油畫——有資格被一家二等的博物館收藏的——是跳樓貨。畫主以八百萬美元買回來，願以五百萬美元出售。梵高的一小幅「人像」，幾年前以八千多萬美元成交。要是博物館肯割愛，把他的《麥田上的烏鴉》試之於市，兩億美元是不成問題的吧。

可憐梵高，他在生時只賣出過一幅畫。（一說是他弟弟暗中捧場購買；另一說是梵高收到微不足道的畫錢後，飢寒交迫之際，見到路旁有個比他更可憐的老婦，就把錢送上，掩面狂奔而去。）

我們不要低貶或否定市場的品評。藝術往往引起人類的內心共鳴；市價的付出，是人類對某物喜好的表達方式之一。除了藝術之外，名牌在市場有價，但歷久不衰的名牌，自有其因。另一方面，印象派的畫算不上是古畫（其出現之年只不過是我們清末民初的「近代」），沒有什麼「古」值可言的。

今天，稍懂藝術的人都對印象派鼓掌，但在十九世紀的中後期，該派在法國開始大放異釆之際，卻是被專家們嘲笑的對象。百多年來，一般評論給這派別的「定義」，是以光作畫。但我認為這派別還有另一個比較過癮的「定義」。那就是：十多個有新意的天才，其畫風不被當時法國的學院派沙龍接受，每次作品參選，大都名落孫山，評論者見他們畫的似乎與實物無關，就取笑地稱之為「印象派」。這可見一個派別的發揚，在開始時不一定受到歡迎。但印象派一開始成立時就有兩個重要的成功條件：一、其藝術實在好，有深度而耐看；二、幾乎同時有十多位天才會合一起高談闊論，互相感染，大家不倦地畫、畫、畫。

說起來，印象派畫風的始創人可不是法國的天才，而是英國的端納。這位高手在英國一士諤諤，竟能卓然而成大家，可謂異數。端納是多產的畫家，生平作品七千幅，據說其中有好些是由眾門生協助「趕工」而成的，這就難免有點粗製濫造之嫌了。但粗製歸粗製，天才歸天才，到今天，端納在藝術史上的地位，可與塞尚、莫奈、梵高等人相提並論。幾年前我到倫敦一行，機緣巧合，能躬逢其盛地參觀當地舉辦的端納大展。其處理的隆重，其場面的壯觀，其畫作之氣吞牛斗，使我留連忘返達半天之久！

端納於一八五一年謝世，其後法國有幾位擅於繪畫的富家子弟把印象派畫風發揚光大。較早的有畢沙羅、馬奈、德加，跟而來的有莫奈、塞尚、雷諾阿——後者是印象派開始時的高手中唯一的窮家子，再跟有高庚，也有窮漢梵高……都是百年僅見的藝術天才。這只是當時眾多志同道合的天才的一部分，也可見印象派之所以盛名不衰，上帝之功不可沒也。

在藝術史上，一八七七年不可或忘。是年，十八個同派畫家拿出二百四十一幅作品，舉辦一次全面性的印象派展覽。這展覽震動巴黎，倒不是因為觀眾欣賞，而是傳媒以之為嘲笑對象，大書特書！印象派於是被嘲笑而成了名，這可見不利的宣傳有時也會帶來「有利」的好處。

真羨慕塞尚。這個可能是歷史上最有天分的畫家，因為賺不到錢而要靠父親支持的流浪漢，到了五十歲之後，搶購他的畫作的人有德加、雷諾阿、莫奈、畢沙羅。這好比明末的中國書法全盛時期，王鐸、倪元璐、黃道周、張瑞圖等四大高手搶購另一書法家的作品，是不可想像的事。以絕頂高手搶購同行的作品那點來說，塞尚大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說印象派以光作畫，沒有錯，但那不是深入的闡釋。較為深入的闡釋有兩點。其一，此派要以光及色彩來「隱去」物體——略如我們蘇東坡所說的「游於物之外」的哲學；其二，此派要以「無物」來表現物體的真實性——他們認為物體究竟如何，是觀感的事，所以真正的寫實是應該以觀感為出發點。

與印象派相異而倒轉過來看世界的，是今天還健在的美國「寫實」派大宗師懷斯（Wyeth）。他以精細的寫實來表達自己的觀感，使觀者感到絕不真實。這與印象派顯然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二者對藝術有同樣的哲理。

藝術是要表達作者個人對「物」的觀感。這表達可以從物「外」而描述物「內」（印象派）；或從物「內」而描述物「外」（寫實派）。能使觀者有共鳴的藝術不可以亂來一通，所以好的藝術作品應該是「內」、「外」俱備的。

人格與藝術——試談王鐸現象

風格與藝術，常見於談論中，但品格或人格與藝術卻較少被提及。這後者其實很有趣味，大可一談也。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從事藝術的人，若他的人格大有問題，令人鄙視，那麼他的藝術作品是否可以卓然而成大家呢？換句話說，假若我們不喜歡某一藝術家的為人，我們是否跟著不喜歡他的作品？有這樣的說法：「相由心生。」藝術也如是乎？

認為正得正，負得負——人格與藝術同起同落——的人有的是。我聽過郭沫若的例子。他被認為是一個沒有骨氣的人，是「巧言令色則恭」的那一種。郭氏是一個書法家。一些鄙視郭某的人，認為他的人格反映在他的書法上，不可取也。以個人之見，郭氏的書法寫得很熟，但的確有點問題，令人看得不舒服，至於是否與其人格有關，我就不得而知了。

廣泛一點說，「負」而得「正」的例子也不少。毛澤東是否千古罪人，眾說不一，但他「整人」成癖，其心胸狹窄是沒有疑問的。但老毛的詞與書法皆有成就，且顯得胸襟廣闊，與他的人格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明朝的書畫大家董其昌，好些人說他恃勢凌人，欺善怕惡，人格不可取也。我認為董氏的書法有媚態，不是一般人所說的那麼高。當然，我怎麼看作不得準：兩年前美國出版了一套（共兩冊，千多頁）名為《董其昌的世紀》的書，認為他的書畫雄視明代近一個世紀，無與倫比也。

民國以來，鄭孝胥被認為是漢奸，但鄭某的書法確實不弱——雖然說不上是大師級。古往今來的中國畫家中堪稱一代大師的，張大千可以當之無愧。但大千居士的「人格」曾屢遭非議。這是由於他憑著自己的曠世奇才，仿製八大、石濤等高人的畫，不僅「仿」得維肖維妙，且造詣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也以如此這般的仿製品來騙取過達官貴人的錢。不過另一方面，大千居士對朋友的慷慨與關懷，是有口皆碑的。

毋庸諱言，我認為張大千先生的「騙術」是趣事，算不上是「人格」上的大污點。以仿製假畫為業當然見不得光，不可以勒碑誌之；但以天才絕頂、巧奪天工的本領來難倒或瞞過專家及達官貴人，這樣過癮的事怎可以不嘗試一下？幾年前黃老弟黑蠻給我看一篇文章，其中描述大千居士壯年時如何把「專家」們玩弄於「指掌」之上，不禁叫絕，怎樣也沒有想到他「人格」有問題那方面去。

此文以《人格與藝術》為題，是因為最近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托簡慶福帶給我兩大本王鐸的書法。王鐸是明末清初的大師級的書法名家。以我之見，他的書法沒有王獻之那樣瀟灑；沒有米芾那樣變化萬千；沒有張旭、懷素那樣狂放；也沒有倪元璐那樣耐人尋味。然而，從全面性及氣勢這兩方面來品評，王鐸應該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頂級高手，可以雄視百代。

很不幸，在書冊上評介王鐸的幾篇文字中，作者們差不多一致地認為他是「千古罪人」。原來王鐸是明末的重臣而投降滿清。他不作「完人之道」——沒有自殺——而轉作清朝的官。既為降官，他當然沒有權勢，但他食得好，住得好，最好的紙筆招之即來，加上無「權」一身輕，王鐸在死前的七年，專於書法而大放異釆。

是的，在科技、傳媒發達的今天，不忠於舊主沒有什麼大不了，可以一笑置之。要是我們今天的價值觀還像二百多年前那樣，好些香港的行政、立法局議員，到了九七時要作「完人」之舉了。但在王鐸那個時代，不跟著皇上「自縊殉國」之類，是失節也，可鄙也。那麼，王鐸可算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吧。但正因為他這樣做了「千古罪人」，我們今天才可以看到他後期的書法，在他的筆墨中大開眼界。

年多前謝世的書法家沙孟海，認為王鐸失身於滿清，後人對他的書法評價就打了一個大折扣。這是不應該的。人格歸人格，藝術歸藝術，才是品評之道。以今天的準則衡量，王鐸的人格不一定有大污點，但在當年，王鐸必定感到慚愧不堪，無地自容，迫著把愁懷寄之於書法，以書法作為一個避難所，在不經意間登峰造極。

是的，人格有問題而藝術大有成就的例子多的是（法國的高庚就是例子之一）。另一方面，奸險之輩或鬱鬱不得志者，好些時會將自己的品性或感受流露於其藝術作品上。但每一個人，不論如何險惡，或是怎樣「小人」，總會有他可取的一面。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創作時可以忘卻自己的污點，或忘卻自己的時運不齊，而向可取的一面，或有希望的一面邁進。這樣的作品不一定甜美（甜美的作品，一般而言，不是好藝術），但可以氣度儼然，或帶著一點令人感到苦盡甘來的苦味（只得一個「苦」字的作品，不可取也）。

好的藝術，不應該有任何造作，而在世事的感染中總要帶著一點童真，一點人類天生下來就有的靈性、情感。除技巧或技術以外，好的藝術家往往會像范仲淹所說的那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內心深處的一點人類的共鳴，不渲不染地表達出來。因此，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作品，應該是與他被世俗污染了的人格沒有必然的關係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談「退休金計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孟子說的。翻成白話文，大致可以引申為這樣的意思：「我們不僅要照顧自己家中的老人，也要照顧他人年老時的生活。」這句話聽來何等慷慨，何等感人！我想，香港的立法局議員絕大部分是會贊成的，因為他們若投反對票——即是贊成讓與己無關的老人自生自滅——豈非大逆不道，甚至壓制「人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似乎是香港政府將要大事推行的「退休金計劃」的八字真言。這「八字」是受到孔子的影響，說來可真擲地有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大同」思想，比馬克思的共產思想早了二千多年。跟著而來的是更迷人的理論：「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浪漫如斯，也難怪我們的孫中山高舉這一段話，使中國老百姓稱他為「國父」。

不過，孔子或其門徒的「大同」，只是一個理想，一個烏托邦，而實際上可行的，是「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後者是近於以私有產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了。想不到，一向以私產、市場而知名天下的香港，在九七之前要搞「天下為公」，要強迫市民「不獨親其親」而且「以及人之老」，煮其「大鍋飯」也。

不久前，《壹週刊》舉辦了一個研討會，邀請三位高手來評論港府建議的「退休金計劃」。這三君子來頭不小：艾禮智（Issac Ehrlich）在十八年前以經濟理論分析「死刑」而震動國際；王於漸是我們港大經濟金融學院的人，其功力不在話下；華樂思（Sir Alan Walters）是當世最有份量的政府經濟顧問——我在七十年代初期認識他時，他只是一位知名教授，後來戴卓爾夫人委以重任於英國危難之際，使他有機會大顯身手。

在上述的研討會上，這三君子從頭到尾把港府的「計劃」批評得一無是處——不是有意針對港府，而是依據他們所知的發言：舉世類似的「計劃」都毫無例外地帶來經濟大災難。

且讓我先在這裡簡略地複述他們的要點（有些地方略加修改），然後再以自己的觀點補充一下。

（一）醫學發達，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因而在養老制度下，「供養比率」不斷下降，以致「供養」他人的就業者叫苦連天。

（二）隨著強制而帶有「大鍋飯」性質的「養老」計劃，其它的政府「福利」項目必定與日俱增（這是外地的規律）。這使政府的負荷大大加重。

（三）由於以上的兩個原因，美國於一九三七年開始強迫「養老」時，政府只抽工資百分之二（勞資雙方合計），但從今年起則升至百分之十六點二！

（四）就業者自己私下積蓄養老，其回報率比政府抽稅所得起碼高出十倍！

（五）港府建議的百分之六（勞資合計）徵收，是「水出魚，魚飲水」，事實上全是由勞方支付。這大約等於薪俸稅在一夜之間提升百分之六十七。

（六）除了新加坡外，所有強迫性的抽稅養老制，在某程度上都是「大鍋飯」——「以及人之老」——而港府建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鍋飯！（只有香港的建議是，不管就業時的工資如何，六十五歲後每人同樣收取二千一百元。若六十五歲去世，則供款數十年者得個「桔」罷了。）

如上六點是事實，都很重要，但我認為還不夠說服力。那是因為這六點雖非老生常談，但很多人都知道——在香港作出該「計劃」建議的人是專家，當然不可能不知道。問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可運於掌。」——是一個甚具政治吸引力的烏托邦概念。有關人士明知此路不通，也還要冒險而行的。

三君子以博學知名，口才了得；他們辦不到的，我也辦不到。但我不妨在這裡補充兩點，以供參考。

（一）養老抽稅開始後，因為是「政府」決策而又是「強迫」的，市民大眾就心安理得地依靠政府。他們為養老而私下積蓄的熱情就會直線下降。歷久以來，香港人的平均私下（自願）積蓄率，大約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美國則不到百分之五，新加坡百分之三——皆賴政府「強迫」與「保證」所賜也。

是的，有了強制性的養老抽稅，市民不僅大減私下積蓄的「數字」，而還會不斷地要求政府增加其它福利。「是你保證我老有所終的呀！今冬大寒，二千一百元怎能溫飽的？」你怎麼辦？

（二）據我所知，所有政府的劣策中，只有強迫養老抽稅一項是可發而不可收。什麼價格管制、進出口管制……都可以見勢頭不對而鳴金收兵。唯獨養老抽稅一旦開始了，不僅欲罷不能，還會變本加厲。這是因為抽稅養老這回事，是代代相傳，是一項不能有時間規限的政府承諾。要是政府一旦把它作廢，失信天下，大暴動在所難免。美國於六十年代初期就知道他們的強迫「養老金」是一個爛攤子，只是欲罷不能，到了今天，其強迫性的徵收率被迫而再上升兩倍。

好些熱心於公益的朋友，認為外地的強迫養老有難，不等於香港的也會有難，更何況香港大可吸取他國經驗，以專家深入研究，或可化險為夷，真到不成時再作打算。這樣的想法行不通，因為養老抽稅一開了頭後，就只能勇往直前，沒有轉彎或後退的餘地了。贊成港府建議的朋友，真要好好地想一下自己的兒子的兒子……的生活。

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以斷言。


後記

「強積金」制度幾個月前在香港開始了，其形式比本文所說的好一點，因為「大鍋飯」的成分比較少。但另一方面，近幾年來香港的福利措施大幅上升。這些及其它因素，使我在九六年末說香港的經濟會有十年不景，很可能不幸言中。

幾個月前遇到一位國內高干。他對我說：「教授呀，我真的不明白，世界輪流轉，今天中國正大步走向資本主義，你們香港卻大步走向社會主義。那是為什麼？」

莫把學者超然化

週末早上醒來，太太讓我看一專欄（可能是因為文內提及我的名字），是潘國鍵寫的《莫悔進入研究院》。該文是回應天恩寫的《懊悔進入研究院》。顧名思義，此二文的觀點不同。我沒有機會讀過天恩君的《懊悔》，但從潘君的《莫悔》中可略知一二。

天恩君似乎是說，他在研究院生活不好過，就業機會沒有肯定性，前路茫茫也。潘君的回應是：從事學術的人要甘於澹泊，不應該因為受到挫折而放棄自己的理想。雙方所提出的都是重要的問題，雙方都對，但雙方都有商榷之處。我是過來人，想在這裡談一下自己的觀點，希望對後學的青年有點幫助。

我在研究院「混」了三十三年，到今天還沒有後悔，可能因為我是比較幸運的一個。當年我決定深研經濟學，是因為在幾種自感興趣的學問中，認為經濟學的謀生機會最高。但在當時，從個人興趣那方面說，經濟學只排在第三位置——與哲學邏輯相若，但卻次於人類學及藝術史。我算不上是一個很市儈的人（不能也，非不欲也），但「飯碗」卻不能不顧。一九七六年，有了兩個孩子，眼見美國每年有兩位數字的通脹，而薪金的升幅遠為不及，就逼著要局部放棄學術研究而做了幾年收入高出好幾倍的顧問工作。

當時我想，自己「澹泊」一點不打緊，但孩子們的起居飲食怎麼辦？那時女兒三歲多，進了幼兒班幾個月，某天晚上她不經意地問：「爸，你有沒有替我準備大學費用？」她不可能知道「大學費用」是什麼——她顯然是從幼兒班的老師那裡聽來的。我感到一陣心酸，就決定要多賺一點錢。

學術的確很有吸引力。它很有趣味，也會使略有小成的人對自己尊重而感到驕傲。不過書中也的確沒有「黃金屋」。學術，尤其是深入的學術，很多時是沒有市場價值的。要是政府不「樂善好施」，或富有的人不欣賞學術而隨緣樂助，愛因斯坦的生活會很不好過。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願意為學術作出犧牲。但這犧牲是有限度的。生活很現實。願意為學術而作出某程度犧牲的人，不能不在學術興趣中考慮「現實」的問題。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人誤解，以為學術只是學院或研究院內的事。非也，勸人「莫悔進入研究院」的潘君自怨找不到學術機構容身，但他行文流暢、可讀，比一般學院文人高明，而潘君的例子不算是很特別的例外。

是的，學術與學院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而醉心於學術的人不一定要在什麼研究院謀生。在事物日新月異的今天，由於種種原因，科學的研究大都要進入研究院，但文學與藝術的深造就大可自由「發展」。博學如黃永玉、黃苗子，沒有進過研究院就讀，卻大可在世界級的研究院任教；與市井之徒為友的李碧華、舒巷城，其文學功力在我之上。幾年前香港大學頒發名譽文學博士給查良鏞，有人見他不是學院派而加以非議。我當時的回應是：不頒發給金庸，難道要頒發給我嗎？

長於學術而又能在研究院謀生，是錦上添花。但不能在研究院任職的，只要不被賭馬之類的「閒情」困擾，大可在謀生之業外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每有會意，大可欣然忘食也。

我不同意潘君之處，是我認為從事學術的人，十居其九以上是不甘於澹泊的。我不認識潘君所說的嚴耕望教授與牟宗三教授，沒理由懷疑他們的澹泊。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先生，其給後人的「澹泊」感就不大可靠。起碼，陶前輩「曾」為五斗米折腰，而折腰後還要說什麼「雲無心以出岫」——若真的「無心」，他是不用說出來的。

潘君舉例之歐洲的「澹泊」偉人，我更認為大有問題了。天文學家伽利略很「市儈」——他是與當時的教會「爭飯吃」而被打下馬來的。哲學家羅素，晚年的風流事跡，今天還被知者津津樂道。馬克思生活潦倒，但恩格斯可以作證，他求財不得，是無可奈何的事。莫扎特以錢掛帥，平生賺過很多錢，可惜揮金如土，最後的兩年不好過。畫家梵高癡於畫但賣不出，在生時不及他的市儈之極（近於騙子）的朋友高庚幸運。

人各有「價」，我自己的靈魂是可以「出售」的。友好黃啟阜聽我這樣說時，很不以為然。黃醫生也許錯看我了。不值錢的靈魂，要它作甚？我感到驕傲的，是自己的靈魂價格似乎比一般的行內人高一點。我甚至可能比陶淵明高一點：我不會為五斗米折腰，但五百斗米則作別論。

因為自己不夠澹泊，我從來不鄙視為米折腰的學者。我鄙視的是那些沽名釣譽，在研究院中掛出一個學術招牌，故弄玄虛，「高深」得連自己也不明白的學棍。

學術很有意思，但既不神聖，也不超然。有真材實學的學者值得我們欣賞；但學術是一個行業，從供求的角度看，算是一個市場，也有市場的不幸，而其中的騙子並不比一般市場少見。甘於澹泊是美德，但過於澹泊就往往成為傻瓜了。

墨國行

雖然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我曾經兩次駕車到一個位於加州邊境的墨西哥小鎮勾留半天，但朋友們都說那算不上是到過墨西哥，作不得準也。該小鎮有點趣味，但給我整體的印象奇差。

最近有機會到墨西哥的中心地帶遊覽了六天，走馬看花地到過三大名城，所得的印象出乎意外的好！我不懷疑一般的報道說，墨國的食水可引起河魚之疾；但比起我們的偉大祖國，墨國顯然清潔得多，人民禮貌得多，富有得多。近幾年來，一向被認為是經濟落後的墨西哥，大事推行開放政策，經濟大有改進，變得欣欣向榮，這是我決定在百忙中抽幾天時間到其地一遊的主因。在旅遊中我老是想，假若中國還繼續像今天那樣講呀講的，斗呀斗的，十年之後，炎黃子孫會見到墨西哥的成績而感到尷尬之極。

墨國給我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市面上流行的鈔票，票面額一萬元與十元的價值相等！原來大約兩年前，政府把一千元改作一元，在一夜之間將幣值提升一千倍。但他們懶得取消舊的鈔票，讓舊與新的一起在市場流通，新的只加一個「新」字，其它所有設計完全相同。外來的遊客在開始使用時覺得有點混淆，但幣值相差一千倍，過了兩天，不用看那個「新」字也懂得分辨了。

這裡有兩個有趣的含義，一淺一深。淺的一個是：我們中國的執政者，往往為了面子，要票面幣值提高，或高人一等。這顯然是沒有意思而又輕而易舉的事。如果北京傚法墨國，把面額一百元的人民幣改為一角——升值千倍——那麼一夜之間人民幣就可成為世界上幣值最高的了。

另一個較深的含義，是根據經濟學大宗師費沙的「貨幣幻覺」理論，票面幣值提升是會引起通貨膨脹的。昔日國民黨所玩的銀圓券、金圓券的鈔票面值提升遊戲，不是引致惡性通脹嗎？但費沙前輩的「幻覺」理論顯然是錯了。自鈔票面值提升一千倍以來，墨西哥的通脹率下降，以至匯率節節上升。這可見人民並不是經濟學家或政治家所想像的那麼蠢。在鈔票數字上他們不存「幻覺」。政府若能控制銀根，他們就珍視鈔票，但若政府官員營私舞弊，他們就對鈔票鄙視起來，一到手就放出去。

墨西哥給我印象最佳的城市，是位於南部瀕海的Acapulco。一般人的評價不是那樣高，因為它只是一個旅遊之地，有的是花錢消閒之所，不能代表墨國的文化、特色。但一個從早到晚、日復一日緊張地工作如我的人，若要找一個地方鬆弛一下——什麼要事也不干，什麼要事也不想，好食好住，「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那麼Acapulco是我所到過的一個桃花源了。

Acapulco位於亞熱帶之區，但清風吹來，毫不覺熱。我在那裡住的算是一級房子，竟然沒有任何空調設備，而睡室中的窗戶，沒有玻璃。該市背山面海，海灣多而妙，泳池則數以百計，有高級的百貨商場，也有極具氣氛的夜市。沿岸北上，有盛產海鮮的小市鎮。喜歡釣魚或捕蝦的朋友不應該錯過這個地方。

我沒有到過法國的南部及地中海一帶，但我到過的近海度假勝地，沒有一處可以比得上Acapulco那樣能使我享受一種懶洋洋的舒暢。我不明白為什麼日常生活緊張的香港人及日本人，不蜂擁地到那裡度假。據說今年底，東京會有飛機直達Acapulco——日本人可能已發現了一個「好去處」的大秘密。

與其它類似的度假區相比一下吧。夏威夷大風，吹個不停，又沒有我們香港人所喜歡吃的海鮮；更差的是，那裡所見到的一切似乎是為遊客而設，俗不可耐。海南島熱得離譜（海島怎可以熱得那樣厲害的？據說因為島上沙多，熱氣上下夾攻所致），且水電不足，即使最好的酒店，大熱之後不一定有水「沖涼」。泰國及南洋一帶的臨海名勝，高級的酒店與鄰近的都市環境脫了節，很不協調。

話得說回來，香港人要到Acapulco度假，不能不考慮兩個困難。其一，該地是「在那遙遠的地方」——從香港飛洛杉磯十四個小時，再轉機飛三個小時。其二，要懂得「手勢語」——會說英語的墨西哥人不多。

因為有了新建的公路，從Acapulco到大城墨西哥市只需駕車三個半小時。我們於是臨時放棄了已購的機票而租車前往。途中經過另一城市停下，在那裡舒適地進午餐，暢遊銀器市場，花了幾個小時，到墨城時已是晚上了。由於早上就要離開，我們只能坐在車上瀏覽，覺得大有可觀，但沒有時間多留幾天，到處逛逛，實在引以為憾。據說那裡的博物館與古跡是非看不可的。

由墨城飛往洛杉磯時，我不禁在機上埋怨自己：這次墨西哥之遊，為什麼事前不「多預」一點時間？——六天是很不夠的。作為經濟學者，在回程中我老是想著一個「墨西哥疑問」。這疑問是如此的：墨西哥有歷史，有文化，地大，氣候奇佳，有舉世知名的銀礦、油礦、金礦——這一切，可算是得天獨厚，但為什麼（除了最近的幾年）墨國以經濟落後而聞於世？

墨國的朋友不約而同地給我的答案是：財富兩極分化——歷久以來，那裡有一小部分人是大富，其餘的是大貧（或赤貧），中層的少之又少。但為什麼一個社會缺少了中產階級呢？而就算真的沒有「中層」，經濟不是一樣可以發展嗎？這些問題的答案，似易實難，我是不敢妄下「推斷」的。從事經濟發展研究的朋友，應該放棄他們「空洞」的數學方程式而去想一下這些基本的問題吧。這些似乎是印度的問題，而不久的將來也很可能成為中國的問題。


後記

此文說墨西哥的城市比中國的清潔得多，那是一九九四年的觀察。最近幾年，中國的城市在清潔上有了很大的改進。這可見我們昔日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千島湖與統計局

（編者按：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乘坐遊覽船海瑞號遊覽浙江省千島湖的二十四名台灣旅客，與八名船員及導遊在船艙內被燒死。中國當局最初向外公佈這是「意外事故」，後於四月十七日宣佈破案，並逮捕三名當日搶劫後縱火殺人的疑犯。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同年六月審結此案，三名被告被判處死刑。）

千島湖這個名字，事發前我聽過很多次了。友好簡慶福，曾數次與朋友到那裡及鄰近的麗水拍攝風景，偶得佳作，談得眉飛色舞，多次建議要帶我去，讓我「表演」一下攝技給他看。他見我的風景作品甚少，就要拿什麼黃山、千島湖的名勝來「考」一下我的本領。

想不到，我尚未出師，千島湖就被污染了。看來這點「污染」將留「跡」於史冊——江山如此多嬌，豈不痛哉！

週末很不好過。星期六（四月十六日）早上，我決定抽起已排了版的《我看席揚事件》，使《壹週刊》那方面怪責。他們說這樣臨時抽稿，我的專欄要「開天窗」。我的回應是：那沒有問題，但「天窗」既然為我而開，他們要照常付稿費。

我之所以臨時抽稿，是因為北京突出奇招，以閃電方式重審席揚，使我覺得北京可能還有其它的數據公佈，我應該多等幾天看看。週末就這樣悶悶不樂地過了。

今早（星期一，十八日）醒來，打開《明報》一看，見到「論壇」的標題是《千島湖的事件揭示了什麼問題？》。作者是兩大高手：金堯如與江素惠——算是多年老友了。他們二文各附玉照：金老雄姿英發，江女貌美如花。問題是，金前輩之大作附於江玉照之旁，而江美人的大名卻放在金玉照的頭上。本來，這樣的小糊塗在香港的刊物上是司空慣見的，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在千島夕陽的今天，每天的大事新聞都使人覺得糊塗之極，於是，金、江換「位」就變得很合時宜，相映成趣。

回到大學的辦公室，公事繁多，但我趕著要略改「席」文，填補「天窗」也。同事中有關心其事的，見到文稿中我並不全力支持席揚，就替我擔心起來了。女秘書顯然讀過該稿，也替我憂形於色。這個時代，這個地方，我這個坐言起行的人竟然使鄰近者為我的言論而替我憂心，究竟是誰在搞什麼鬼的？我於是向她解釋說：「作為一個從事學術的人，我不可以說言不由衷的話。」

「席」稿在下午再讀一次，不大滿意也算了。掛個電話給江素惠，想確定哪一篇「千島」文是她的。找她不著。另一位同事拿了一份路透社所發的中國新聞社的報道給我看，我一讀就肅然起敬！

該中國「官方」統計局的報道說，去年與今年首季相比，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二，鄉鎮及集體企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點一，合資及私營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點一。

該報道同時引用統計局發言人的話：「應該死的死不掉，應該活著的活得不好過！」其含意是：國營的應該「收檔」，但卻苟延殘喘；私營的應該欣欣向榮，但卻因政府的貸款集中於國營上，而難以大展拳腳。

如上的報道，清楚明確，沒有煙幕，也沒有神秘感，雖然通脹是困難，國營也是困難，但我不覺得這是國家之恥，反而覺得統計局的辦事人大有英雄本色，君子之風也。

拿「報道」給我看的同事，見我突然站起來喜形於色，以懷疑的眼光望著我。他是研究中國經濟的。我對他說：真是奇哉怪也，千島湖事件的報道左遮右掩，胡說八道，連小孩子也騙不過，但為什麼統計局的經濟報道，在不幸中來得那樣擲地有聲，令人刮目相看？

同事解釋說：北京政權管制政治言論，不管制經濟言論。我回應道：我同意他們處理政治言論與經濟言論的手法截然不同，但我的看法與你所說的倒轉過來，認為北京是管制經濟言論，不管制政治言論！

同事和我於是辯論起來了。到最後，他同意我的看法：北京政權管制經濟言論而不管制政治言論。這個看來是怪論中之極怪論，是有邏輯推理支持的。且聽我道來。

中國統計局的報道，其統計數字不一定準確（在今天，不可能很準確），但沒有誇誇其談，沒有以往的報喜不報憂，沒有斷章取義，而數字大致上與我們所知的大概吻合。這樣的報道，顯示統計局的工作與言論，是走上了國際性的軌道，雖然還說不上是高級國際水平，但進步神速，是可以告慰的。若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管治，統計局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

另一方面，千島湖的不幸，其報道的胡說，只有智商零蛋的政權才會公之於天下。北京政權不可能這樣蠢，不可能不知道那樣的故事連小孩子也不會相信。我於是認為，千島湖把悲劇變為鬧劇，是因為在「政治」言論上「群龍無首」，從一層一層的地方政府而上至北京，官員實行自己顧自己，但求置身事外，所以報道「說」來好像是發神經似的。這樣的「神經」言論，北京不可能不想管，而是管不及也。昔人所說的要倒過來：「不能也，非不為也。」

據說在東歐經濟搞得較好的波蘭，今天「內臟竊賊」大行其道。這些竊賊（也是劫匪）把遊客「俘虜」後，下了麻醉藥，把可以移植的內臟割掉（賣錢），「棄體」街頭。這樣慘絕人寰的事，與千島湖的大可相提並論。但波蘭政府不僅沒有隱瞞事實，還叫遊客小心提防。

沒有誰不知道，或不明白，在經濟改革中的中國或波蘭，悲慘的「劫」事屈指難算。若說清楚這些「過渡」期中的不幸，我們會感到惋惜，感到同情，也會建議改進的辦法。但北京政權就是管不到——連其有關的言論也管不到。

愚見以為，北京當局應該把千島湖事件中胡說八道、把事實遮遮掩掩的地方官員，與席揚掉換居住的地方。

我看席揚事件

（編者按：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將當時的《明報》記者席揚逮捕。中國當局指席揚於九三年六、七月間透過朋友取得包括當時尚未公佈的中國人民銀行存貸款利率，和中國人民銀行參加國際黃金交易決策的機密，將資料寫成稿件交《明報》發表。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席揚「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七年一月，中國當局突然宣佈，席揚表現良好，假釋出獄。）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美國總統的「白水門」，竟然也有個「水」字，使人聯想到另一個「水門」那方面去；墨西哥的「必勝」總統候選人，據說被他僱用的保鏢謀殺了；香港政府向市民「保證」，樓宇價格將會下降。……

還有，《明報》記者席揚被「酌情輕判」十二年！

我也許早應寫這篇文章，因為席揚去年在《明報》發表的關於中國利率政策的「獨得之秘」，我以為是公開消息。可不是嗎？去年，朱鎔基出任人民銀行行長的前前後後，有兩位朋友分別向我說及類似而又較為詳盡的中國利率與金融政策，而這兩位學者朋友，對中國經濟是門外漢。他們既然姑妄言之，我就姑妄聽之，沒有把那「消息」放在心上，因為當時中國的通脹問題嚴峻，而「消息」的內容不是問題的重心所在。

話得說回來，我不同意我們香港某高官的觀點，認為一個政府的利率政策不算是什麼機密或秘密。先進之如美國或德國，其聯邦銀行或中央銀行的某些利率升降，在公佈前絕對是機密。這是因為「能知半日事，富貴萬千年」，一旦走漏了風聲，好炒之徒可在市場大炒而獲巨利也。話雖如此，有好些算是「先進」的國家，有關的政府官員，守秘之時親自下注，炒、炒、炒。

要炒國家的「經濟機密」賺錢，有三個條件，但在目前的中國，這三個條件都不存在——以為自己認識某高干或其子弟而有獨得之秘的香港炒家朋友，不可忽略也。是的，我有幾位這樣「自以為是」的朋友，輸得「雞毛鴨血」。

且說第一個條件，是機密或政策在公佈前不能走漏消息。若消息外洩或甚至「內洩」，知者搶先在市場下了注，公佈後往往有相反的效果。這個「守密」條件，今天的中國不可能做到——今後二十年內也絕不可能。是的，凡官皆商的社會，這條件是無法成事的。

我們不要忘記，十多年來，北京的什麼機密、內部文件，與北京稍有關係的香港人唾手可得。而其它什麼絕密消息，高干子弟們無不隨「腦」攜帶，以博港商之器重也。絕密不密，也難怪那麼多以為「執到寶」的港商，投資損手。

第二個先知機密而圖利的條件，是跟著而來的消息公佈一定要在市場意料之外。個多月前美國聯邦銀行宣佈加息，就是這樣的一個意外例子（意外，是因為美國經濟仍然疲弱），但這樣的例子不多見（意料中的加息或減息，造成相反的效果，是屢見不鮮的）。

綜觀今天中國的發展情況，出乎意料之外的經濟政策消息不容易有。我不是說北京政權沒有政策怪招，而是怪招層出不窮，且朝令夕改，久而久之，市場上見怪不怪，就沒有什麼「意外」可言了。

這不由得涉及第三個條件。要先知「機密」而炒市圖利，社會的經濟要相當穩定，有一定的規律可循才行的。今天的中國經濟還遠未達到這個水平，所以單憑一些政策或數字的公佈，即使絕頂經濟學高手也難以闡釋其含意而在市場上「過癮」一下的。

不僅經濟消息如是，即使重大政治消息也如是。君不見，去年年底北京宣佈中、英談判破裂，恆生指數狂升三千點！一位朋友的朋友，據說在此兩天前知道這個重要（「破裂」）消息的公佈，大手賣空期指，飲恨股場！

從以上種種看，席揚所發表的「機密」其實沒有什麼「密」度可言，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北京可能在形式上視之為「機密」。另一方面，席揚的發表對國家肯定沒有害處。假若他自己以為有「獨得之秘」而試行炒市，那麼要賺錢，非得上帝協助不行！

席揚所犯的罪，是以記者身份來採訪他不應該採訪的數據。（我不同意香港傳媒的好些言論，認為席揚應該那樣做。）更重要的，是席揚不應該把數據公開發表。（在這方面，《明報》的編輯應該負一部分責任——尤其是「央行決定拋黃金」那個大字標題。）但席揚很可能不知道是犯法（從《明報》發表的形式看，他顯然是不知道的），而就算是明知故犯，「輕判」十二年又怎樣解釋呢？

在這後一問題上，香港的專家朋友各有各的理論，五花八門，都富於想像力。我不是專家，但也想來猜測一下。以我之見，最可能的解釋，是美國不久前再玩一年一度的MFN政治遊戲，玩得過了火位。北京於是就還以顏色。

我同意李鵬的觀點，認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利益與人權問題不應該相提並論。我更認為，取消中國的MFN資格對中國的人權改進有肯定的反效果。這是因為一旦取消了MFN，中國本身的外貿管制必然增加——對中國官員有增加權力的好處，但人民大眾的權利就會相對地下降了。

好幾年來，北京當局似乎是用著捉、捉、放、放民運人士的辦法，來作為MFN與人權交換的討價還價。這種遊戲實非泱泱大國所應為。李總理既然一刀兩斷，堅持把MFN與人權分開，北京就不應該繼續搞捉放的遊戲。

昔日諸葛亮七擒孟獲。今天，魏京生已遭三擒。如果美國總統繼續玩他的人權遊戲，幾年之後魏老弟就很可能打破孟獲的紀錄。

另一方面，如果以席揚為例，北京動不動就「輕判」十二年，那麼不到三擒，被擒者就可能一命嗚呼，「人權」遊戲變作「人命」遊戲矣！

爭取第二生命

我熱愛生命，可惜在生理上，生命只有一次。誰說死後十八年又是另一條好漢？但創作的生命，卻可以有兩次。且聽我道來。

話說幾個月前，到科技大學作客座教授的葉孔嘉與太太到我家來作客，大家一見如故。葉老兄是我的前輩。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他在鄰近的蘭克公司做研究工作，但咫尺天涯，我沒遇見過他。當年，他的大名如雷貫耳，而我又拜讀過他與劉大中合著的關於中國經濟的書。

想不到，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裡，我們終於在香港會面了。葉兄的太太在香港學國畫，她的老師開師生畫展，我和西崎崇子去剪綵，剪後葉兄走到我的面前，自我介紹，我一聽大名就為之驚喜。當他提到我的恩師艾智仁是他的多年老友時，我有「他鄉遇故知」之感，晚餐之約是很自然的了。

葉兄謙謙君子，也很健談。晚飯時他開始談的，是從我恩師艾老那裡聽到關於我學生時期的往事。這使我感到興奮，因為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作學生時有那麼多「典故」。艾師對學生一向是彈的多，讚的少。我要到博士論文臨近完工時，才聽到他說一句讚許的話：「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所以對你的要求特別高！」僅此而已。想不到，他在我背後會把我捧到天上去，而且還把我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記得那麼多。他日有緣，我會在艾師面前笑談他在我背後說我的話。

葉老兄說罷他聽來有關我的學生時期往事，轉談他來港一年中所聽到的關於我的「近代史」。道聽途說，當然不可靠。而葉兄說的都是「好話」，沒有「壞話」，應該更加不可靠了。一向不滯於物的我，明知不可信，聽來還是感到飄飄然。難怪以隱逸知名的陶淵明，也要想入非非地寫下「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與周旋」。

餐後暢談良久，夜了，大家站起來，向門外那邊走去，葉老兄突然嚴肅地問：「今後你打算做什麼？為什麼不多以英語寫文章，想一下諾貝爾獎的事？」

我想了好一陣，回答道：「我開始老了，科學上的創新我應該無能為力，但好些我在以往想好但還沒有下筆的觀點，我希望能在六十五歲之前以文字表達出來。這以後呢？我打算在藝術上找尋我的第二生命。」

可能是史德拉（G.J.Stigler）給我惹來的「禍」！已故的史氏不僅是經濟理論高手，而且還是經濟思想史的專家。他曾經作過統計，在經濟學歷史上，沒有誰在五十五歲之後能有重要的創新之見。今天我已近耳順之年，即使上帝對我特別仁慈，也不可能還有奇跡。

是的，我少年時的過目不忘，早成陳跡；壯年時在科學上的思如泉湧，近幾年不知躲到哪裡去。在經濟科學上我還可以做出的貢獻，應該只是動筆寫下若干年前我想到了而還沒有寫下來的觀點。

然而藝術卻大為不同，可以到很老的年紀才有大成。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了。朱屺瞻到九十歲之後才在繪畫上得享盛名；今年一百零三歲了，還是「揮毫落紙如雲煙」。法國印象派的絕頂高手莫奈，八十歲以後的作品最值錢。張大千以晚年的潑墨而留名畫史。齊白石六十歲才開始全力以赴地繪畫；黃苗子也是到了六十歲才開始在書法上下苦功。孫過庭說：「右軍之書，末年多妙。」

我認為藝術的生命，可以活到很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藝術不重視記憶力，更不重視邏輯推理；其二是藝術著重感情的表達，而人老了，感情會變得比較穩定，比較真誠，也比較溫暖。比起年青的人，老者的感情表達來得厚而純，好像是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一陽指似的。

我於是認為在藝術的第二生命上，我可以在港大退休後向兩方面爭取。其一是從事彩色抽像攝影。六十年代初期，我始創抽像攝影，搞得很過癮。但那時搞的是黑白，今天彩色的科技比二十九年前進步，大可再嘗試也。其二是向書法那方面打主意。根據幾項統計，書法可以延年益壽，而右軍的「末年多妙」更吸引著我。三年前我就幸運地得到三位大師的指導，勤攻書法，可為退休的「玩意」打好基礎。

我認為人的生命，不是李白所說的「浮生若夢，為歡幾何」，而是很真實，很寶貴的。說來不幸，生理上的生命的確只可能有一次。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創作的生命卻可以有兩次，甚至更多的。

生命既然那樣寶貴，創作的第二生命，是非爭取不可的了。


後記

時光只解催人老！屈指一算，在書法藝術上我已經下了十年的功夫。三年前上海中國畫院封我為畫師，給我一點成就的界定。四年前見自己在書法上的用筆漸趨大成，很想嘗試一下水墨畫，但遍尋高人指導不獲，也就算了。

彩色的抽像攝影呢？什麼計算機、數碼等科技，今天淘汰了我所知的攝影。日漸黃昏，懶得再學新的玩意。

回答幾位天真少女

幾位念中學的少女，天真活潑，她們通過其中一位父親的朋友介紹，到港大來找我作了個多小時的訪問。其實她們不用通過任何人事關係：凡是學生——包括小學生——要約見我，我是有求必應的。這是為人師表「義不容辭」之舉。

少女們事前讀過我的文章，有備而來，但還是問得很天真、可愛，使我一時間喜上心頭，像對自己女兒般地響應。下述記錄是當時的問與答的一部分，在這裡發表，對一般的少年可能有點用處。


問：我們認為你是個天才，你自己是否這樣想？天才的感受是怎樣的？

答：我有時喜歡誇誇其談，過癮一下，但在心內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說我在多方面有點「小成」，是對的，這是因為我的興趣廣泛，求知時盡我所能。如果所有的青年都像我那樣，凡對某事物有興趣就全力以赴，世界上的天才必定多如天上星。不盡力嘗試就覺得自己沒有成就的人，是把自己可能有的天才抹殺了。

我認為自己唯一可取之處，是用功嘗試某一事項一段日子之後，就把自己的「能」或「不能」客觀地衡量，自己認為不能的就不強而為之。以打乒乓球為例吧，少年時對這門玩意很有興趣，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其後我遇到十三歲（比我年輕兩歲）的容國團，見他完全不懂球「法」，但揮手拍球瀟灑利落，就知道自己在這方面的天分有限，要再好就有所不逮，於是轉作鼓勵阿團下苦功，自己打乒乓球就只是為了娛樂。有一些事項，我知道自己是可以的，但因為沒有興趣就放棄了。下象棋和打橋牌是例子。所以我認為年青人要在任何事項上下功夫，首先要認真地嘗試一下，過了一段日子後，自覺沒有興趣或天資有限的，就不應強求。知道自己（能與不能）是很重要的。假若我有什麼天分，是有點自知之明。這本領不難辦到，主要是對自己的評價要客觀地看。


問：你為什麼往往要盡己所能？

答：我自小就熱愛生命，長大後，更有兩個因素加強這「熱愛」。其一是在大學時讀了兩科人類學，知道生命的來源是億中無一的機緣巧合，而有頭腦，可以思想的生命，更是近於不可能的際遇了。其二，我相信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相信死後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這樣，生命本身是比任何可以想像到的更重要。生命既然遠超什麼奇珍異寶，每一天就變得價值連城，我又怎能不用盡每一天？


問：但你寫《隨意集》，為什麼要那樣隨意？你少年時逃學去釣魚，這樣隨意，父母不管嗎？

答：我喜歡不滯於物，認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他人管不著。但少年時的「隨意」逃學，是因為父母有多個子女，對我這個幼子的存在好像是忘記了的。很幸運，在我讀書不成的日子中，結交的三教九流的朋友，大都是能人異士，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重要的是有所用心，不要走向犯法之途，其它的大可隨意學習。後來我在學術上有點小成，就更加隨意了。這是因為一個在學術上經得起考驗的思想，比萬里長城有更頑固的存在性。

我曾說自己「有恃無恐」，是因為覺得自己有幾篇文章，一百年後也會有人讀。從事學術就有一種很特別的權利，外人難以明白。那就是：外人對我的評價怎樣，說到底，還是要看在學術上我有沒有說過幾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話。不久前我教導兒子時就說過：「你發表一個創新而有存在性的思想，達到了某一個地位，天下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將這個地位移動的。這是學術思想的獨特之處。」


問：多方面的興趣，多方面的爭取，是好還是壞？

答：壞的一面當然是不能專於一項而達到更高的境界。我認識好些專於一項而有大成的朋友。我對他們佩服，但不羨慕，甚至有時替他們感到「惋惜」，因為這些高手往往在專業之外什麼也不懂。

我認為人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大的寶藏，而這寶藏是可以予取予攜的。我於是廣而集之，希望自己能成為富有的人。莫扎特等高手的音樂，莫奈、塞尚等大師的繪畫，李白、蘇東坡、辛棄疾等人的詩詞，《道德經》的哲理，海明威、愛倫坡等人的文章，米開蘭基羅的雕刻，甚至蘇曼殊的多愁善感或粵曲中小明星的韻味……數之不盡的，我也要深入地享受一下。少年時的釣魚、彈波子、放風箏……後來搞攝影，嘗試創「光」法，以至今天研習書法、學人家寫散文，也是同樣為尋生命之寶而做的。

回顧平生，雖然度過不少艱苦的日子，但還是覺得在享受上差不多了，沒有什麼大遺憾。悲從中來的是，於今「來日無多」，而還有智力與魄力去盡量爭取的日子更少。向前看，人類積累下來的思想寶藏我只拿得那麼小的一部分，心有不甘，但時不我與，無能為力了。

成名說

古時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收音機、電報之類，也沒有報章、雜誌。那麼當時的人是怎可以成名的？

古代的皇帝，有生殺大權，一下詔書，快馬傳達，於是舉國知聞；又例如，要犧牲誰，一下聖旨，誰就得「臨危受命」。這樣，皇帝成名不難理解。話雖如此，好些皇帝確實有點真才實學，非平庸之輩也。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一般皇帝的平均本領，可比老百姓高得多。另一方面，平庸的皇帝，在今天大都不見經傳。這可見皇帝之所以成名，不是單靠皇位那麼簡單。

但李白、蘇軾等騷人韻士，在當時怎可以成名的？一個解釋，是這些韻士個性突出、可愛，而又總有一官半職，不是一窮二白。然而，整體來說，古代要成名，若非大富大貴之人，主要是靠真才實學。有真才實學不一定可以成名，但沒有真才實學，在古時，聲名是非分之想了。

在傳媒發達之前的歐洲，生時最負盛名的音樂家應該是莫扎特，科學家應該是牛頓——但那時的歐洲已有報章了。這兩位本領超凡，成名理所當然。令人惋惜的是，藝術天才梵高、科學天才門德爾（Mendel，1822-1884），在生時卻籍籍無名（門德爾的重要貢獻在他死後五十八年才被發現）。這可見有本領是成名的必需條件，但不一定足夠。

在傳媒發達的今天，情況卻有點改變了。今天，有實學的天才不一定可以成名，但平庸之輩卻可以靠機緣巧合而變得大名鼎鼎。當然，這後者的「大名」難以持久——將來的歷史書籍是不會記載的。但傳媒的發達，可以使好些沒有天分的人過一下成名之癮。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今天，有那麼多人向傳媒招手。

有時我想，古代的謙謙君子比現代的多，可能是因為沒有傳媒，就索性做謙謙君子了。孔子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要是夫子今天還在，他可能會收回這句話。

成名很奇怪。在傳媒發達的今天，一傳十、十傳百，名家在成名之際，其聲望以幾何級數急升，要壓也壓不住。經濟學者高斯（R.H.Coase）其實沒有什麼「高斯定律」。二十五年前，當這個「定律」在行內不脛而走時，高斯反對，我也反對，我們二人雖合力壓制，但半點效果也沒有。過了幾年，他和我也跟著大家說「高斯定律」了。

成名這回事，對藝術家顯然比科學家重要，名望雖然對科學家也有利，但可以為此而增加財富的機會不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沒有市場價值的。但藝術家卻大為不同，籍籍無名的畫家，其作品再精也不值多少錢，而若有了大名，劣作也有人搶著要。

我這個人喜歡誇誇其談，過癮一下，但對「大名」是衷心厭惡的。這是因為我認為，背著個大名行動諸多不便，多了一種無謂的約束，以致不能來去自如。可是，我嘗試過一次大名來無影、去無蹤的有趣經驗。

是在攝影那方面的。一九六四年，我的攝影開始自成一家；六五年的作品更令自己滿意了。也是六五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開了一次攝影展，引起一些人的興趣，僅此而已。六六年，我再於加州的長堤博物館開個展，為期一個月。首兩星期反應平平，但到了第三個星期傳媒突然大事報道，每天都有。到了最後一個星期，觀眾擠得水洩不通。跟著，我被邀請在美國各大城市的博物館舉行個展。適值那時，我的博士論文有了苗頭，就決定棄攝影而攻學術了。

八年之後，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算是職位不俗的教授了。該校有一規模很小的藝術館，籍籍無名，但常搞攝影展覽。展出的作品，一律是三流貨色。

一位經濟學系的同事，知道我八年前在加州時的攝影「大名」，就極力推薦，介紹我給該館的主事人，希望我的作品能在那裡展出。我帶了多件作品去「求」展，但該小型藝術館的主事人半點興趣也沒有。他自稱是研究近代攝影歷史的，說出不少他佩服的攝影家的名字，其中有好幾個是我在加州時的攝影學生，但他對我的「影名」就是沒有聽見過。

莎士比亞說：「人的生命中會有潮漲時候，若能把握時機，就可以乘潮而起。但若一旦錯過了，就會擱置於淺水中過著悲慘的命運。」是的，要成名，就必定要把握潮來的時機。這一點，要賺錢的藝術家要好好地記著了。

我自己對聲名毫無興趣，所以樂於擱置在沙灘上，在某些「造詣」上過癮之後心安理得，越少人知道就越覺得舒服。在傳媒發達的今天，在人煙稠密的香港，這點享受可不容易。傳媒要訪問，十推其九，但由於人情難卻，有時不能不「接受」其一，但後果還是難於應付的。


後記

關於知名度這回事，對我來說是非常矛盾的。如果你問我：大名鼎鼎要不要，免費的，要不要？我會肯定地回應：不要！如果你再問：大名鼎鼎過癮不過癮？我會肯定地回應：過癮之極也！

兩年來我到國內的大學演講十多次，所到之處，聽者甚眾。去年到武漢中南財經大學，下午二時半的講話，早上十一時就有學生排隊了。可容三百人的講場，到會者七百多。其後簽名一個小時，回港後那裡的學生很多來信。這樣英雄式的款待，說是不過癮是言不由衷了。佛利民多次對我說，聽眾不要多，但一定要濟濟一堂，搞得水洩不通的。像我一樣，他也要過一下英雄之癮。但如果你問佛老：大名鼎鼎要不要？他會像我一樣肯定地回應：不要！

這樣的矛盾怎樣解釋呢？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的：英雄之癮很刺激，但很短暫，事過之後就再沒有英雄感了。大名呢？其麻煩慘過擔泥，且永遠不散。

今天的香港學生及其它

不久前，在港大教「產權經濟學」那一課，在座的大都是快將畢業的三年級學生，我提到R.H.Tawney所著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理論，發覺沒有一個學生聽過Tawney的名字。我跟著提到Max Weber，也沒有一個學生聽過。我於是提出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Arnold Toynbee的觀點，也沒有學生知道Toynbee是誰。

我於是轉了話題，問道：有誰可以背誦幾首蘇東坡的詩詞？沒有人舉手。有誰讀過一篇愛倫坡的散文？有誰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有誰聽過莫扎特《彌撒曲》的Lacrimosa那樂章？……在座的學生都是毫無反應。

天啊！今天的香港學生在課餘時間是做些什麼的？我於是問：你們天天在打麻雀嗎？他們搖頭。在唱卡拉OK？他們也搖頭。學人家賭馬？也搖頭。那麼一定是玩「閃咭」了？哄堂大笑！

香港學生真的是奇哉怪也。他們對課外的學問一於少理，但又似乎對賭馬、打牌之類沒有興趣。另一方面，從讀書考試成績的角度看，港大的學生是世界級。起碼，他們當中有機會到外國深造的，成績都很好。

課堂上的學問，與課外的一般學問往往是兩碼子的事。香港的學生優於前者而劣於後者。然而，學問的真諦，是以後者為依歸的。課堂上的學問再高，充其量，也只可以算是一個書獃子。

我自己的求學過程，與今天的香港學生剛剛相反。少年在香港念中學時，我對課堂上的讀物毫無興趣，但「旁門左道」的學問卻超人幾級。後來在美國進了大學，才逼著學人家讀課程上的書。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學校內的學問不重要。學校——尤其是好的大學——的學問是極其重要的。但大學對思想啟發能起重要的作用，可不是由於課本或考試，而是因為可以找到高手老師指點迷津。好的大學的好處，是一個學生能在同時同地找到多個高手老師指導。

是的，在大學唸書要追求，要忙得不可開交地找高手，拜師學藝。但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拜高手為師，他們絕少要我讀課本。他們鼓勵我提出問題，然後指導我去找課本之外的讀物來尋求答案。

我是要到了研究生階段時才知道，寫課本的人大都是不見經傳的低手。以經濟學為例，自馬歇爾之後，寫過「課本」的經濟學高手只有一掌之數。這是因為課本上所說的大都是老生常談的事，少有新意，創見更談不上了。然而在課堂上，一般的學生見到沒有「常規」的課本就不滿意，認為難學，所以教授們為了避免學生的「煩擾」，就把課本規而定之。

在大學唸書時，我讀過的書籍數以百計，但認為可以一讀再讀的「課本」只有四本半。最高的是佛利民的學生為他所記錄的講義——那只能算是半本；次高的是人類學者Simpson所著的《The Meaning of Evolution》，其次的是Johnson的《藝術歷史》，又其次的是Stigler的《The Theory of Price》，又再其次的是Samuelson的《經濟學》。至於我在研究生時期，高手老師艾智仁寫的課本，到今天我還沒有讀過。作為艾老的入室弟子，他的書我是不用讀也可以替他寫出來的。

是的，即使在大學生時期，我的閱讀興趣往往集中於課本之外的讀物上。從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到Toynbee的《歷史論》；從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到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從老子的《道德經》到Wolfgang的《A Theory of Art History》；從Watson的《The Double Helix》到Dawkins的《The Selfish Gene》；從史密斯的《原富》到費沙的《利息理論》——我都讀得廢寢忘餐。假若我算是一個有點學問的人，那麼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學問是從課外讀物學得的。

身為學生而攻讀課外的書，當年我還要工作賺錢，以為生計。上課期間，每星期要工作二十小時，暑假則每星期工作五十小時。今天的港大學生，好些要替中學生補習而幫補家計的——這是他們值得讚賞之處。但他們課外的空餘時間，應該比我當年為多。為什麼他們對課外讀物不感興趣呢？

既不打牌，不賭馬，又不玩「閃咭」，難道他（她）們天天「拍拖」去了？不是的。我認為港大的學生只顧「課內」而不顧「課外」的意向，是因為從小就受到什麼教育署、什麼考試局的約束，使他們養成單為考試而讀書的習慣。單為考試而讀書，是要花很多時間死記的。

還不止此也。他們從小要學「捉」考試題目，要學「試」考，也要坐什麼地鐵、巴士等等到老遠的地方，找「名師」補習去也。從學問真諦那方面看，這一切都是世界奇聞！只不過人們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罷了。

攝影與藝術

攝影是否藝術？這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好此道者當然說是，但門外漢卻不會這樣肯定了。

否定攝影是藝術的人，多少有點道理。一個閉著眼睛的人，拿著相機按「掣」（快門）就可得畫面，何藝術之有？這當然算不上是藝術，不過否定攝影是藝術的人，往往在魚目混珠之下，把藝術與技術混為一談。一個畫家寫仿畫，仿得以假亂真，是技術而非藝術也。但否定攝影是藝術的人往往把仿畫作藝術看。

是的，攝影就有這樣的不幸：盲目按「掣」的攝影者，可以連技術也不用就得到一張畫面清楚的照片，使外行人把攝影小看了。

在這個有趣的問題上，我為了過癮，曾誇誇其談地跟朋友打賭。當朋友說某幀作品很不錯時，我不以為然，就說：「我可以閉著眼睛攝得比這作品好！」要真的跟我打賭嗎？我感到勝券在握，是因為知道在盲目按「掣」之後，我大可在黑房中大展拳腳而獲得一幀似模似樣的藝術作品。這可見攝影不是按「掣」那麼簡單。

但有一些攝影家，其藝術卻談不上。不久前與黃貴權談「攝道」，他說好些大名鼎鼎的戰地攝影家，在槍林彈雨之下，拍攝時不敢抬頭，只是把相機高舉，按「掣」，偶一命中，佳作天成，就成了名。這樣的攝影，究竟算不算是藝術呢？

與黃兄閒談中，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叫他學書法。我的理由是書法比攝影過癮，因為練書法是一層一層地「練」下去，自覺日漸進步，而攝影在學會了之後，作品大可增加，但進步的成績不一定可見。簡慶福一九五三年「時來運到」所攝得的《水波的旋律》，比他後來所攝得的風景佳作更強。這樣的情況，書法是不會出現的。

是的，攝影大師在成果上可以完全沒有什麼進步。人像大師卡殊（Yusuf Karsh）成名時所攝得的《丘吉爾》，數十年後他也沒有超越該人像的作品；美國的阿當斯（Ansel Adams）的大場面精品，絕大部分是早年之作；其它「不進則退」的例子多的是。

然而藝術家怎可以沒有進步的呢？無論雕刻、繪畫、書法、文學、音樂等等藝術媒介，從事者大多數的進步都是與日俱增。這不單指技術上的進步，而風格的形成、感情的表達、思想的新意都可以進步（當然也可能退步）。攝影既有那麼多「不見進步」的例子，藝術又從何說起？

是的，攝影佳作的數量可以因為用功而增加，但作品的質量不一定有進步，未免使人覺得攝影畢竟還是攝影，偶然碰巧，佳作天成，算不上是藝術的。這是一個尷尬的問題。事實上，有很多、很多從事攝影的人，拿起照相機，不到三幾個月，就認為自己是藝術家。其中一些要老師把相機「擺位」，自己按「掣」後要老師挑選「成果」、放大照片，能入選沙龍就心滿意足；另一些只求與眾不同，但求作品的題材前所未見，就儼然以大師自居了。

我認為攝影可以是藝術，也可以是非藝術，而那些所謂藝術攝影，被外行人視為非藝術，主要是攝影家之過。太多的攝影家漠視攝影媒介千變萬化的功能，但求機緣巧合，偶有佳作，就不在變化上多下功夫。一些好搞變化的，集中於鏡頭與黑房的取巧，但求古靈精怪，就算是「藝術」。

我認為若要攝影成為藝術，攝影者選取題材時，首先要重視構思，知道自己要說什麼，要有怎樣的畫面，而跟著以那媒介的變化功能把要「說」的表達出來。簡慶福的東填西補、何藩的佐拉右縮、陳復禮的上加下減……都是為一些構思而進行工作的。這樣的攝影家雖然不多，但也不算少了。

我自己的攝影意向，主要是從光的變化上打主意。在個人最稱意的一九六五年的抽像作品中，我顧及的只是光的變化與思想的表達，被攝的實物是什麼無足輕重。拍攝時是以光塗在底片上，而放大時再以光塗在相紙上。有了構思，先在園林，後在黑房，以光塗來塗去，寫意之極，與繪畫沒有多大分別。這樣，我覺得自己一天比一天進步，而又是表達自己。這樣產生出來的作品，不一定是好藝術，但再劣也算是藝術了。

藝術的真諦不是要譁眾取寵，也不是要刻意地觸及觀者的心弦。藝術，往往是作者通過自己的構思，使感情有一個發洩的去處。這樣做，若能觸動他人內心的和弦，誠錦上添花也。

作為一項媒介，攝影也有類似的情形吧？

經濟革命功敗垂成

十多年來，外國的經濟學者朋友認為我是世界上對中國經濟前景最樂觀的人。但不久前，我在香港的一次國際性學術聚會中，講了二十分鐘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話，說得頗為悲觀。這些話傳了開去，好些外國的行家奔走相告，其中有些人感到難以置信，問道：「你真的是改變了你對中國的預期嗎？」

是的，近幾年來，表面上，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大好；外間傳媒的報道加油添醬，說得好到不得了。而一下子，我這個以看好知名的人轉了軑，朋友們豈不嘩然？

說我歷來是對中國前景最樂觀的人，非無因也。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近於私有產權的道路，逐步以市場經濟為依歸。一九八四年初，香港因九七問題而風聲鶴唳之際，我放棄大學供應的上佳宿舍，購置房子以作居所。一九八六年夏天，在舊金山的一個高手雲集的聚會中演講時，我指出中國的經改雖然面對種種困難，但前途似錦，是非看好不可的。當時在座的佛利民（M.Friedman）與普納（K.Brunner）聽得不斷搖頭。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過了一年，我又再唱中國的好調。在整個過程中，雖然我多次提及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但也屢次指出官方的統計數字是低估了中國的增長率，而又認為在一些地區，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長率是可以置信的。

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我從樂觀轉為悲觀，是始於去年（一九九三）八月。這個轉變，當時我還不敢肯定，但到了今年初，我就肯定了。如下數點是我觀感轉變的決定因素：

（一）去年五月，我見人民幣的黑市匯價暴跌，而中國的通脹漸趨惡化，就發表了

《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文，指出中國的通脹不是貨幣量增長過多那麼簡單，而是要大事改革中國的銀行制度，封閉時尚的以權力借貸之門。到了六月初，朱鎔基當了人民銀行的行長，也認為銀行制度要大事改革，講得頭頭是道，使我較為安心。但兩個多月後，我發覺朱行長講來講去，還是得個「講」字，使我心裡涼了半截，認為他過不了「權力」——得益分子——那一關。

（二）十月杪到了北京，會見了江澤民及其它朋友，在交換意見中，我意識到今天

中國的三位主要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不僅是工程師出身，而且還要以工程師的方法治國。我沒有理由懷疑這三位領導人的愛國之心，但人民可不是機械，是不能以修理的辦法來改進他們的生活的。

經濟的發展是要「培植」的：搞好了土壤、水分、環境等，讓繁殖的在適當的環境下自由增長。而修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填西補，左錘右釘的辦法，是經濟發展的大忌。這後者分明是北京領導人正在採用的辦法。

舉一個例，去年底，朱鎔基見谷物的價格上升，就呼籲舉國的國家機構連手壓制谷物價格。這顯然是與經濟原則脫了節的「機械工程」。

（三）去年年底，北京公佈將於今年一月一日統一外匯匯率。我以為我的悲觀錯了，情況將會好轉，殊不知在統一匯率的同時，北京宣佈不准國內使用外幣及加上其它管制，真是一塌糊塗。試想，數之不盡的外資在國內協商成交，用的是外幣，而今天在國內的港幣數以十億計，不准使用，又管製出口——這一切，若政府真的要推行，豈不是奇哉怪也？

（四）深圳宣佈要大幅度減低投資增值稅率，北京卻宣佈舉國要大幅度增加。右手畫方，左手畫圓，究竟是搞什麼的？

（五）到了今年二月初，江澤民又大談國營企業的好處，說要怎樣高舉這舊制度的重要性等等；與此同時，李鵬到了廣州，又大讚國營日漸式微的廣州的優點，真是公說公的，婆說婆的。若問：「李子是生的還是熟的好？」他們會答道：「生的爽，熟的甜，各有可取也。」

從以上種種看來，我可以說，中國的發展使我失卻了方向感。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革命風風雨雨，嚴峻的局面此起彼伏，但無論變化怎樣，每一步的倒退我通常都認為是必有的一步，而大致上的動向還是向可取的那一方面走去，是明確而可以肯定的。

只是近今的發展，卻失去了方向。這是走向印度之路——以管製法例來界定貪污權利之路——的最明顯特徵。說什麼改進市場變得誇誇其談；稅項與管製法例有增無減；高干及其子弟依然故我，上下其手；農民叫苦連天；錢財或收入的兩極分化與當年國民黨時期如出一轍。凡此種種，不是印度的路向是什麼？

我在去年十月出版了《中國的經濟革命》。同事王於漸讀了該書後，與我到中國一行時，對我說：「你要多寫一篇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革命只差一步就大功告成了。」

王老弟沒有說錯，但他似乎不知道，要跨過印度之路的最後一步，難於上青天。今天看來，若無奇跡出現，這一步中國是跨不過去的。王老弟，你說的「只差一步」，與「功敗垂成」是可以相等的——你要我寫的那篇文章，在這裡算是有個交代了。


後記

如果我買股票有我對中國前途推測的準確性，我會是一個很富有的人。怎會有這樣大的差別呢？答案有三點。

一、推測不能靠水晶球，而是要指明局限條件的轉變才能作推測的。關於整個經濟發展的動向，指出其局限將會轉變有機會辦到，更何況中國的關鍵轉變是在產權那方面的。股票市場的局限太多，太複雜，加上股民的盲目附從，自己的心大心細，要發達談何容易！

二、因為以上的困難，經濟學者歷來都沒有一套關於股市走勢的理論。什麼「圖表派」之類的所謂理論，是看風水，我稱之為風水派。經濟整體的動向呢？只要我們能指出有關的局限條件（不容易，但可以做到），理論就會浮現出來。

三、任何人有可靠的可以在股市賺大錢的辦法，紙包不住火，傳了開來仿者大不乏人，大家於是就再賺不到錢了。到今天，所有「辦法」都被市場嘗試過。也是到今天，經濟學對股市唯一可取的理論，是除了碰巧，或有獨特可靠的內幕消息，股市投資的回報率不會高於市場利率。

你可能是天才

莫扎特二十一歲那年，一位法國女音樂家從老遠的巴黎到了他的家鄉——奧地利的薩爾茨堡——請他作一首鋼琴協奏曲。這位女士名為MileJeunehomme，是一位鋼琴高手。受到她的感染，莫扎特作了第九首（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即K二七一），石破天驚！從這一曲起，莫氏進入他的創作黃金時期，歷久不衰達十四年（那是說，直到他逝世為止）。

莫氏在幼年時的天分表現，史無先例，但他真正成為一代宗師，還是得力於他二十一歲的「K二七一」及其後創作生涯中的大量作品。如果莫氏沒有這些後期作品，充其量，我們只會記得他是一個神童，而天下的神童何其多也！

我為這曇花突然盛放的現象想了好一陣，所得的結論有三點。一、莫氏自小受到嚴格的訓練，到了十七歲，對各種樂器及作曲的法門融會貫通。二、到了二十歲，神童不再的日子，他的音樂思維進入了自己的廣大原野，自己的世界，四顧無人，可以獨行獨斷地思想。三、某些事觸發了他的靈感，於是創意如潮，一發不收。

得到了以上「三個步驟」的關於天才的結論，我不由得要引證其它天才的經驗來比較一下。從經濟學的史密斯、馬歇爾，到物理學的牛頓、愛因斯坦，到繪畫的梵高、維斯……細想他們的創作歷程，都不謀而合地有同樣的「三步」曲。我自己曾經起碼有過兩次類似的經驗，是值得一談的。

第一次的經驗，是在攝影那方面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對黑白的黑房工作，控制自如，而拍攝時只用一部相機，一個鏡頭，熟能生巧。這做到了第一步。一九六五年，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我自覺不稱意，決定以攝影散散心，於是一連三個月，每天跑到不見遊人的園林中，從早到晚，靜坐遐思，進入了一個四顧無人的廣大原野。這是第二步。在園林中坐了十多天後，突然思如泉湧，如癡如醉之間，佳作信手拈來。這是第三步。

在經濟學上，我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從一九六一年起，我深研價格理論，到了一九六六年就覺得融會貫通。六七、六八年間，我住在芝加哥大學的國際學生宿舍，自覺年齡上比一般學生大上好幾年，就喜歡獨坐於自己的狹窄房間裡，獨自遐思，進入了自己的思想天地。再跟著就是創意層出不窮，不能自已。

假若以上所說的三個步驟是可靠的話，那麼數之不盡的人都可能是天才。但天下的「蠢才」多的是，究其原因，他們沒有真正嘗試過發掘自己的長處，沒有按如上所述的三步行事，甘於以「蠢才」了結一生。

你想不想過一下天才之癮？如果想的話，第一步是要把有關的技術及知識搞得融會貫通。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痛下苦功，再蠢的也有機會辦到。第二步是在思想上能夠走進四顧無人的原野。這一步，說易甚易，說難極難。我自己就覺得易如反掌，因為我可以在幾秒鐘之內變得聽而不聞，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但在另一秒鐘內卻可從自己的世界裡跑到朋友之間，高談闊論起來了。

創作可以受到朋友的感染、影響，但創作時是要在自己的原野上思想的。

來無影、去無蹤的創意層出不窮的第三步，是「天」意了，不可強求。我認為，做到了第一、二步，第三步的事是總會發生的。可能有些人得其一、二而不得其三，但這樣的例子似乎不多見。要像莫扎特那樣當然不可能，但曇花大可半現，過一下半個天才的癮也不錯吧。

世上天才鳳毛麟角。我認為這個現象，主要是因為天下間大多數的人沒有嘗試 過——或沒有機會嘗試過——走上述的第一步與第二步，而這兩步即使非天才也可以辦到的。

是的，你可能是天才。不信的話，你不妨試在某造詣上痛下數年苦功，然後在思想上走進一個四顧無人的原野，把手指交錯著，等待上帝的賜予。

對工作的恐懼感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對工作有恐懼感。奇怪的是，我不算是一個「貪懶」的人，或是對工作沒有興趣的。事實上，我從早到晚都在工作，因為要做的事實在太多，於是身不由己，見一步、行一步地工作下去。說起來，我沒有好好地、真正地過幾天什麼事也不做的休假生活，已有三十多年了。

那為什麼我對工作會感到恐懼呢？答案是：我恐懼的不是日常的例行公事，也不是那些在三幾天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那些要花相當日子才可以略有成就的。我有一個怪脾性：對任何工作事項，一開始之後不到結尾不能停下來，不會半途而廢。問題是，困難程度比較大而又需要長時日干的，在工作過程中苦不堪言，事前未敢言勝，先擔心敗，有了顧慮，於是變得裹足不前，就轉向其它零碎的工作入手了。至於一發難收的艱巨工程，到了中途進既不易，退也不願；硬著頭皮幹下去的滋味，實在不好過，而我有很多次這樣的經驗。

不久前，某次講話後記者訪問，其中有一位問及，四年多前我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經濟解釋》，離「終」篇尚遠時就因六四事件與母親的病而停筆的，為什麼到今天我還不繼續寫下去？這是非常尷尬的問題，因為四年來，有不少讀者曾經這樣問及。

我明白他們的意思。《經濟解釋》我寫來得心應手，算是得意之作。那時候打算寫的是一本非經濟學課本的書，沒有初級、中級、高級之分，與經濟有關的事，只要自己認為是重要的，就不管深淺地細說端詳。我當時「自大」地想，在經濟學上，史密斯（AdamSmith）有他的巨著，李嘉圖（DavidRicardo）、米爾（J.S.Mill）、馬歇爾（AlfredMarshall）等古人也有他們的經濟學巨著，那我又何妨試行復古，寫一本自己的「巨著」來過癮一下！

我當時估計，完成該作需時兩年。兩年痛苦日子，無可避免，但既然開了頭，就不管痛苦這回事了。其後不半途而廢，今天要我繼續，我不能不重新考慮必將遇到的苦處，恐懼之情倏然而生，不敢再「搏」下去了。

七十年代初期，我認為有關價格管制的論點荒謬。我於是苦思兩年才下筆寫自己的《價格管制理論》，寫了一年，易稿十六次，筋疲力盡。夏理必艭飽_HarryJohnson︶當時看了我的最後一稿，來信說：「你的文章很重要，但外人不易明白，你還是多寫一次吧。」我同意他的建議，但實在沒有魄力再寫一次！

後來該文發表了，大多數的專家讀者不明白，於是反應冷淡。那是我寫過的學術文章之中，自己認為是最重要但卻被同行引用得最少的。要是當時我依照莊遜的意見，再多寫一稿，其命運也許會大為不同，然而當時我的確對「多寫一稿」的苦處有恐懼感，就讓表達上有問題的文稿刊登出來了。

一九八二年，為了祝賀高斯（R.H.Coase）的榮休，我完成了《公司的合約本質》。該文的內容我斷斷續續想了十四年，但老是不敢動筆，是因為對下筆期間的苦不堪言懷有恐懼感。但高斯要退休了，我不能不下筆。後來該文只一個多月就寫好了，不過在那個多月中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於今想來猶有餘悸！

是的，在我來說，要有成就是可以的，但我不能不付出一個非天才的代價。這代價是要歷久地全神貫注，晝夜不分地追尋，於是變得像傻佬一名，連自己兒女的起居飲食也顧不了。

我自知有這樣的缺點，所以在大興土木之前就先要有一點心理準備。在這準備中我不免意識到大難之將至，恐懼感隨之而來；若再多加考慮，就真的不敢問津矣。

說有什麼龐然大計，但又裹足不前，是會招來非議的。我同情受到這種非議的朋友，但朋友們卻很少在我那「得個講字」的尷尬表現上多加批評，算是奇跡了。可能是因為他們見我「說得到，做得到」，雖然有時「講而不做」，但從來沒有「講一套，做（另）一套」，就放我一馬。

二十五年前，高斯對我說要為他研究了三十年的「馬歇爾」動筆，又要為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美國野生大水牛動筆；但到了今天，八十三歲了，他還是沒有在這些題材上寫過文章。他是我朋友中對學術工作最熱衷的人，孤注一擲地作了一輩子的研究工作，但還是對自己認為研究有素的題材不肯下筆。

我倒認為，高斯不是不肯下筆，而是不敢也。他似乎像我一樣，預測到「未來工作」之苦，因此望而生畏。

世界上有三種人。一種是天才，是那些看來不大費勁就會有大成就的人；另一種是庸才，是那些怎樣起勁地干也沒有什麼苗頭，於是心安理得的；我認為自己是屬於二者之間的第三種，是最痛苦的那一種人。

羅曼羅蘭說：「人的生命本來就是痛苦的，尤其是在那些不甘於平庸的人看來，生命是無日無之的鬥爭。」


後記

寫此「後記」時，復出的《經濟解釋》在《蘋果日報》已刊登了四期了。奇怪，決定了動筆，恐懼之心就立刻消失了。從恐懼到安寧的轉變，只一夕之間。

我認為這種心態並不特殊，也不是自己發了神經，而是人之常情。作一個比喻吧。槍林彈雨的戰場，你要我跑進去我會嚇得半死，怕得要命。但一旦進了戰場，還有什麼可怕的？倒不如奮不顧身，殺他一個落花流水，過癮一下。

學術高下是怎樣衡量的？

以今天在香港盛行的衡量學術研究的準則來品評，我的經濟學水平根本不及格。

說實話，經過評審才獲得發表的論文，我平生只有一篇半。一篇是一九七二年在英國《經濟學報》發表的《兒女產權與中國傳統的婚姻合約》。另外半篇是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這後者只可算是「半篇」，因為評審員是朋友，還沒有讀清楚就告訴我將會極力推薦。

其它所有在英語學報上發表過的論文，都是應邀而寫，不用評審的。這些對我「免審」的學報，一、二、三流的都有。我不喜歡把論文給人家評審。自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寫出來的文章，評審員只略看一遍就煞有介事地，說要改這裡，要改那裡，真是豈有此理！更何況，高手學者一向都懶於或無暇作評審員，而有時間作評審員的大都是缺乏創作才能之輩。所以若有人邀請文章，我就樂得賣個人情，送稿出去。有好幾年，長期約稿的有幾份學報，我就按自己對各篇文章的評比而分派出去。當然也有時為了朋友的感情難卻，較好的論文會發表在名望較差的學報上。

我認為真正有份量的論文，發表在不見經傳的刊物上也會受到重視；「冇料到」的論文，就算發表於天下第一學報，也只可能是得啖笑耳！高斯（R.H.Coase）那石破天驚而被舉世推崇的《社會耗費問題》，是發表於當時只印行五百本的《法律經濟學報》。維奈（J.Viner）大名遠播，是由於他的《成本與供應曲線》一文。但該文在美國屢投不獲發表，逼著發表在一本德國的學報上；後來在美國轉載而大行其道。

今天，好些學府（很不幸包括香港的學府），衡量教師的學術水平，總是「數」文章的數字，發表的文章是否經過評審，而發表的刊物是第幾流等等；內容如何則置若罔聞。也難怪有幾位求職港大的教師，就力舉自己在一流學報發表過的數字，使我啼笑皆非。

一九六八年，年輕的我，在芝加哥大學向一位前輩教授問及升級的準則。我問：「升級要有多少篇在一流學報發表過的文章？」答曰：「沒有規定，我們主要是看文章的內容。」我再問：「那麼只發表過一篇重要的論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不是的，連一篇也沒發表過的也行。我們只要看還沒發表的文稿內容如何就可以決定了。」

後來我知道，一位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任教職的朋友（A.Leijonhufvud）連博士論文也沒有寫完就連升兩級而成為正教授，這使我心花怒放。那時我剛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幾個月，就申請升為正教授，交出去的支持文章，只有短短的十一頁。系主任（最近獲諾貝爾獎的Douglas North）吃了一驚，跑來問我：「你沒有其它的論文嗎？」我答曰：「有的，但那十一頁應該足夠了。」後來該校的社會科學院院長見我只有十一頁「文獻」，就找一些校外的專家作評審，所得的響應是：「這十一頁足夠了。」

十一年來，我在港大當系主任，同事們的去留、升職，或聘請新人，我的衡量準則，連十一頁也不要。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們有沒有說過一兩句創新而大致上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重要的話。同事們向我推薦任何人，我總是問：「簡單地告訴我，這個人說過些什麼？」

學術的衡量，以任何數字來量度其成績的高下，都會有不良的、引人發笑的效果。要數文章的多少嗎？「粗製濫造」之作會多得污染學術。要以發表的學報高下來「評分」嗎？短而沒有內容，但又似模似樣的文章就會應運而生。要以文章被引用的次數多寡作定奪嗎？縱覽性的文章不脛而走，而教授就會促使自己的學生引用自己的理論寫論文了。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由於關心中國的問題，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經濟文章是以中文發表的。這樣一來，個人在一般衡量學術準則下，更為不及格了。衡量學術的君子們似乎是說，非英語發表的，就與學術無緣！對這種意識，我一笑置之。

但以中文寫經濟論文，讀者大都不是專家，所以我寫來力求淺白。於是有些人認為，不是為專家而寫的文章，非學術也。這樣，我的「不及格」幾乎被降至零分。

不久前我發表了《中國的經濟革命》那本小書，是積聚了個人十多年來對中國改革的研究而一氣呵成地寫出來的，寫得很淺白；因為有整套的綜合性，北京的朋友頗為重視。很不幸，香港的學術界以為那是「非學術」。這也可見用中文寫、淺白、未經評審、由《壹週刊》那樣大眾化的機構出版，是學術的大忌。

一位三十多年前就認識的美國經濟學者朋友，最近退了休，到香港來參加什麼學術會議的，知道我近十年來以中文下筆，就好奇地叫一位懂中文的朋友口譯我的「革命」小書。他聽了一整晚，離港前給我電話，滔滔不絕地為那小書說了個多小時。那真是少「聽」多怪了。


後記

此文發表後，香港的大學變本加厲，教師的研究成就以數文章計，每個學系都由「中央」設立評審委員，把每種學報評高下。

聽說有一年，我的學術成就被香港某委員會評為零分。得個零分，破了世界的學術「成就」紀錄。學術的成就本來只能由歷史判斷。歷史將來怎樣看我，我不知道，但總會看一下的吧。等不了那麼久，先創一項紀錄也心滿意足了。

也評毛澤東

不久前，毛澤東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日，在北京有相關的活動，在香港有不少評論毛氏功過的文章。這個驟眼看來是死灰復燃的毛澤東熱，實際是一點例行公事，即使北京官方的紀念儀式，也僅是公式化地擦一下鞋，使人有冷淡的感覺。看來中國人對高級政要的盲目崇拜，已開始清醒過來，有了進步。

是的，我認為毛澤東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使中國民眾知道：永遠不能再有那樣的領導人。中國人民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思之能不愴然下淚？過去的過去了，還是多點向前看吧。我贊成我們久不久要「紀念」一下毛澤東，好叫我們能追憶昔日盲目崇拜之痛。

今天，有關毛氏的評論，大都說他有功有過。即使對毛氏生平事跡比我知得多的評論者，大都只提十年文革為老毛的大過。什麼三反五反，什麼反右，什麼大躍進，什麼百花齊放，何功之有？連莫扎特、貝多芬也要被毛氏打落十八層地獄，其胡作非為史無前例，也可算是無奇不有。

算我智商低，但毛澤東對中國有什麼功績，我實在想不出來。評論者說來說去的，是毛氏使中國舉世矚目。劣績昭彰的大名，不要也罷。難道沒有毛澤東，外國人就再不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中國？

有幾位可算是中國專家的朋友，力持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是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譽。我問他們：「假若時光可以倒流，讓中國在一九四八年從頭做起，你們要不要毛澤東？」他們一致答道：「不要！」我又再問：「假若讓你們選取一個年份，毛澤東生存時，中國人民的生活大致稱得上是滿意的，你們會選取哪一年？」他們都答不出來。

是的，執政者最需要關心的，是人民的生活與自由。這兩方面沒有改善、改進，什麼國際聲譽雲乎哉，得啖笑罷了。君不信，大可問問香港街頭行乞的人：「你們要聲譽，還是要錢？」其實你不用問，也知道答案是什麼。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遠不及今天香港的乞丐。不顧人民的生活、自由，而「搞」什麼國際聲譽，什麼權力與階級鬥爭，什麼思想正確，什麼紅太陽，什麼大舵手，算是什麼豐功偉績？

毛澤東昔日在中國叱風雲，比紅太陽還要紅，是由三個因素促成的。其一是國民黨往日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反感、痛心；其二是中國老百姓天真無知，容易受騙；其三是老毛確是大有本領，既有文采，也有搞政治的天才。他最大的缺點有二：其一是完全不懂得怎樣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二是他自私，比我這個——在經濟學「理論」上說——以「自私」為榮的人還要自私百倍。起碼，我沒有興趣以「整人」為樂、為過癮，也沒有興趣強迫他人背誦我的文章，更沒有任何幸災樂禍之心。

在大學唸書時，我拜讀過毛氏的「雄文四卷」，覺得說的大部分是口號，用的大部分是虛假的邏輯。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無意間在香港某書店隨便翻閱他的大作，令我欣賞的是文筆流暢；令我不欣賞的，是有關經濟民生的言論，都是不切實際的。

我也曾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今天想來，孫氏與毛氏的言論某些方面大有相同之處：他們都是邏輯低手，大家的語氣都是那樣肯定。不同的是，在文字的操縱上，孫氏比毛氏輸了幾個馬位。

真可憐，在炎黃子孫中，不少人以為作者「肯定」就是對的，寫得有霸氣就是王者之風，而加上一點文采，就比《聖經》更有說服力了。

昔日中國共產政制下的民不聊生，是老毛之過，還是中國人民的無知之過？二者合併是最可靠的答案吧！記得四十年前，香港報章刊登了如下的一段新聞：一個壯年人洗澡後，穿褲子時一不小心，跌在地上，跌死了！朋友們看到這段新聞後驚異地說：天下間怎會有這樣愚蠢的人？君莫大驚小怪！於今想來，在文革期間，數以百萬計的人拿著小紅書大叫大嚷，搞什麼文鬥武鬥的，以致後來餓的餓，死的死，實在比那位因穿褲子而跌死的仁兄還要愚蠢。

是的，在文革期間，炎黃子孫何其蠢也！可不是嗎？如果在文革的瘋狂時期，中國來一次民主投票，每人絕對自由地選中國的頭頭，毛澤東會以一面倒的票數勝出！

政治就是那樣可怕。誇誇其談，甜言蜜語，煽風點火，勾心鬥角，老奸巨滑——這一切，都可以使人民死而不得其解！

我認為，民主投票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根本的辦法是要增加大眾的知識。如果神州大眾有香港人的知識水平，像毛澤東那樣的執政者是不會「產生」的。

毛澤東是一個很好的詞人，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書法家。書生大可論政，但從政卻是另一回事了。

從李超鵬的畫說起

李超鵬是一個畫家，也是我的朋友。我不是因為他是朋友而介紹他的畫，而是因為他在畫壇上「籍籍無名」，使我想到好些要說的話。

在藝術上成名，往往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事。李超鵬從早到晚寫畫，自得其樂，別無他求，是令人欣賞的。然而，客觀一點看，李兄的作品，有條件可以成名，所差的就是欠缺一點運氣而已。

我不是說李兄是大師級，但個人認為，好些算是有名的畫家，與李兄的造詣相去甚遠。我也不是說李兄是二十世紀末期的另一個梵高，懷才不遇；但我們不能不想到像下述的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梵高的畫，任何有感情的人一看就會感到思潮起伏，不能自已，那為什麼在他死後，他的弟弟要把他的畫送出去也沒有人要？在這點上，李超鵬比梵高幸運：他不用著免費贈送，雖然價格相宜。

可能是與生俱來吧，李超鵬有成功畫家必備的三個條件。其一是他的畫有風格，使人一望而知，而這風格不是故意造作的。其二，他的畫有思想。其三，他的畫有感情。我認為，任何藝術，思想最重要，感情次之，風格再次之，技巧又再次之。當然，一幅佳作之成，四者都重要。

我不是畫家，不能親歷其境地體會到技巧上的困難。因此，除了那些擺明是技巧奇高的畫家——例如美國的維斯與法國（去自西班牙）的畢加索——我不能在技巧上多下評語。以個人的感受來品評李超鵬的畫，我認為最突出的是風格，思想次之，感情再次之。大致上，他的畫算是三者俱佳了——這是不簡單的成就。至於李兄的技巧，是我不熟悉的把油彩畫得很薄的那一種。

風格應該是與生俱來的——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可強求。當然，故意「自創」風格的畫家多的是，但這種刻意創立的風格，看來很不自然，有點怪裡怪氣的，令人看得不舒服。在另一方面——可說另一極端——技巧是後天訓練所得，雖然有些人得來容易，有些怎樣「練」也無所得。

思想呢？那應該是天生與後學的合併了。我所認識的有份量的藝術家朋友，大都認為，歸根究底，藝術作品主要是表達作者的「學問」；他們所說的「學問」，其實是指「思想」。可不是嗎？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很難說得上有學問，但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很有思想，也可以成為一個出眾的藝術家。當然，書讀得多，對思想大有幫助，這就是後天的訓練了。據說已故的福建刻石大師周寶庭，不僅沒有讀過書，而且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這可見藝術的成就是靠思想，而不是靠學問那麼簡單。

我高舉思想在藝術上的重要，是因為我認為沒有思想的藝術家，技巧再高也無補於事。我曾說，藝術要美觀，但美觀的可不一定是藝術。沒有思想的畫家，屈指難算——這是藝術的悲哀。

在今天眾多的中國畫家中，有思想的當然不多見，而李超鵬在這方面雖然不算超凡，但他喜歡用腦是很明顯的。另一方而，好些大名鼎鼎的畫家，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令人驚歎的思想或創意——是的，在思想上，他們不及李超鵬。來來去去也是畫那十款八款的畫，畫完又畫，就難以令人欽佩了。此外，有更多的畫家，技巧高超，但其作品看來是「冇腦」的。

個人收藏藝術作品，很在乎作者是否「有腦」，以及是否有感情。沒有腦、沒有感情而有風格和技巧的，充其量我只收藏一「件」。以個人之見，在繪畫歷史上，最有腦 （有思想、創意）的畫家是法國的塞尚（一般評論者會說是畢加索）；最有感情的應該是梵高（這個選擇似乎沒有誰有異議）。很不幸，我沒金錢能力去買塞尚或梵高的一幅畫。高斯（我很佩服的一位經濟學者）曾對我說，五十年前當教授時，他有能力購買幾幅塞尚的畫，但他沒有買，所以今天大歎失策，走寶之至也。

我收藏了三幅李超鵬的畫，是因為覺得很有意思，恐怕將來追悔莫及，走了寶！李兄沒有塞尚的天分（誰有呢？），但有成為名畫家的重要條件。「一將功成萬骨枯」，李兄今天尚未「一將功成」，但將來的機會是有的。

幸得黃永玉提醒——年多前他去看李超鵬的畫展，見到其中一幅作品，對我說：「這作品有點意思。」我就立刻把它買下來。永玉說有點「意思」，是指有點「思想」。對藝術作品，永玉一向嚴格要求，往往彈的多，讚的少。「有點意思」，在我豈不是非買不可了？

為朱老賀

九二年八月間，我帶著相機，飛到上海替朱屺瞻拍攝人像，進入他家門之後，一眼看到這樣的一副對聯：

畫品似優曇花數世紀一見
人壽比靈椿樹八百歲為春

一時間我呆立良久，想到很多的事情，連攝影也幾乎忘記了。

我呆立良久，是因為此聯有三點引起我的注意。其一是書法好，使我這個書法迷一筆一筆地「跟」下去。看下款，原來是沙孟海的墨。真是怪不得——沙前輩是近世的行書高手。其二，此聯在平仄上似乎略欠「協調」（或者是故意的「拗句」？）。

但令我沉思好一陣的還是第三點。該聯以評述朱屺瞻的畫品與人壽來說，實在寫得好，平仄又何足道哉？

據雲，「優曇花」出自佛教傳說的「優曇花」，所謂曇花一現，典出於此也。「靈椿樹」呢？據說是神樹，古有「靈樹一枝老，丹桂五枝芳」之詩句。莊子《逍遙游》說：「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上述兩種植物，在現實世界裡顯然是不存在的。試想，曇花一現已不容易，但添了一個「優」，就只能「數世紀一見」了，而靈椿樹到了八百歲或八千歲才算是「青年」，那麼這二者只可能是前人想像而成的典故。

我實在欣賞沙前輩的「借用」與誇大，因為想到朱老的過百高齡和他的作品，我也有同感。我不可能見到優曇花，也不可能生活數世紀，但若以天真瀟灑、不滯於物來看朱老的作品，在中國畫家中我想不出還有另一人。這樣，說他獨有的畫品「數世紀一見」，就算是誇大，也庶幾近矣！

此前我在《朱屺瞻與黃貴權》一文談及，朱屺瞻要到九十歲才得享盛名。我認為這個怪現象，是與他的「天真瀟灑，不滯於物」的個性有關。他從童年起就癡於書畫，但在那漫長的歲月中，他只是以書為書，以畫為畫，其它的什麼聲名云云，他從來不管。黃貴權說，朱老一向自畫自的，他人對他的評價怎樣，他都置若罔聞。我所認識的朱老，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對自己的畫是否賣得出，或賣得多少錢，他毫不在意。這樣與世無爭的品性，在一方面能使他的書畫看來天真瀟灑，但在另一方面卻使他難以成名。

是的，在今天我們所知的聲名大噪的畫家中，有的要朋友捧場，有的刻意做價，有的奉承達官貴人，有的偉論滔滔。對這一切，朱老是難以想像的。

這樣「不食人間煙火」的純畫家，其畫作的品味有點童真，而這點童真使我覺得容易親近，覺得可愛。那也是說，朱老的純真之情溢於紙上，可以毫不造作地打動我的心弦。我於是認為，朱屺瞻是畫家中的莫扎特。

翻閱評論朱屺瞻的文字，作者們都說朱老是深受了梵高（VanGogh）、塞尚（Cézanne）與馬蒂斯（Matisse）的影響。這點我倒未敢苟同。我認為對朱老有深入影響的歐西畫家，主要是莫奈（Monet）。

可不是嗎？不同時間的光，使莫奈在同一的題材上畫出不同的作品。這是莫奈在法國印象派中的獨特之處。相比之下，朱屺瞻在老來時，也是喜以不同的光，畫出同屺一題材的不同作品。以光寫意，在中國畫家中，朱老獨樹一幟，也難怪重視其畫而為屺之大事宣揚的，是由兩位香港攝影家開始。

莫奈的畫，老而多妙——朱老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我以為以光作畫，是大可畫屺到很老、很老的年紀。手的控制不夠緊密，眼睛看得不大清楚，畫精細的畫會有所欠屺缺，但以光塗畫，手「震震」，眼「濛濛」，卻往往有「錯有錯著」之妙。宋代的書法天才米芾論上佳書法，有「振迅天真，出於意外」之說。這可能是莫奈與朱屺瞻老而多妙的來由或法門了。說起來，張大千的晚年作品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感謝黃貴權與香港藝術館，讓我們可以大飽眼福。從明天（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三月九日止，一百五十幅朱老的作品在該館公開展出——那是從黃兄珍藏的四百件朱老書畫中精選出來的。以個人收藏同一畫家之作而達到這樣有份量的書畫展，歷史上應該罕有先例。這真是可喜可賀了。

莫扎特的音樂與中國的書法

某週末下午，閒著無事，練習書法，狂寫數十大幅，得心應手，倦極而睡。在床上以遙控機開聽莫扎特的音樂，身心舒暢，悠然入夢。這是二十世紀末期最佳享受之一了。

不知睡了多久，在朦朦朧朧中聽到莫扎特的《A Little Night Music》（K525）。這首膾炙人口的名作，我聽過不下百次了。這一次，我的感受卻有所不同。在半睡半醒之間我彷彿覺得自己是在寫書法。如夢如幻，我感到音樂的節奏、風格與書法的大有相同之處。但該樂曲的節奏比書法的快了一點，使我的書法跟不上。「慢一點吧，為什麼不可以慢一點呀？」我夢裡依稀地這樣問。這個快、慢之爭使我清醒過來，知道自己是在聽音樂而不是寫書法。

我於是清醒地以遙控機回放該曲，更用心去聽一次，竟然覺得除了音樂節奏比書法快了一點外，其它的無不吻合。音樂有快慢、有輕重、有大小、有粗細、有寬緊、有濃枯、有危而安，也有綿綿不絕之意。這一切，與書法的上佳行、草是如出一轍的。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我於是轉聽莫扎特的其它樂曲，發覺除了節奏太快或太慢之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一流的「書法」。我再聽其它古典作曲名家的音樂，其與書法的吻合卻不能那麼肯定，有一些不大稱意，而更有一小部分是格格不入的。

還有另一個問題。書法的落筆，其快慢、輕重等等或多或少有一點約束性，因為每一個字怎樣寫總有一點規限。所以若要書寫李白的《早發白帝城》詩，我就不能跟著莫扎特某一首樂曲節奏與音調下筆。但倒轉過來，我覺得，如果莫前輩今天還在，看著我大書《白帝城》，他大可按著我下筆的「調子」變化而寫出美妙的樂曲來吧？

書法與音樂的暗合，使我從另一角度領悟到一點藝術的真諦。是的，天下的各種藝術——好的藝術——必定是殊途同歸。藝術的主要目的，是要觸動欣賞者的心弦，令人覺得作者的感情與欣賞者的感情融合在一起。

黃永玉論畫，說一方面要密不透風，另一方面要寬可跑馬。這與米芾的「寬緊」書法和莫扎特的音樂節奏不謀而合。為什麼會這樣呢？Mondrian所說的構圖法則，與我們《道德經》的哲理也是不謀而合的。又為什麼如此呢？文化背景截然不同，而時代也大有差別，但我們為什麼那樣喜愛梵高的畫？

這些「為什麼」的唯一解釋，是人與人之間的內心深處，有共同的和弦，而這和弦有其規律，是不可以亂來的。以怪招為創作的藝術家，是把人類的共鳴漠視了。這種創新不可能是好的——或感人的——藝術。

像我們的蘇東坡那樣，莫扎特天生就是藝術高手。這樣的人對感情的「規律」不學而知，而又可以毫無困難地自然表達出來。他們拜師學藝，只不過是學一些技術上與形式上的問題。

次一級的藝術家，要在師長或朋友的感染或啟示下，才能發現自己，才能不造作地表達感情，但這樣也算是高手了。再次一級的則不只要學，而且要大下苦功，才可以有成就，技術也可以超凡，但作品分明是以技術為重點，使觀者或聽者欣賞其技術而不能與他們的作品「談戀愛」。餘下來的所謂藝術家，不足道也。

以上的觀察，使我明白為什麼個人所認識的有份量的藝術家，對自己的喜、惡往往是那樣肯定。他們的感情比一般人明確得多——不一定是強烈得多，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情所在。之前我介紹過《莫扎特的旅程》，其中就看到——這裡順便補述——如下的一段趣事。莫扎特的父親認為某作曲名家是高手，要兒子向他學習。兒子於是去聽該名家的樂曲演奏會。只一聽就認為是九流，旁若無人地離開會場。後來小莫在書信中把該名家的音樂大肆批評。該《旅程》影集的評論員跟著解釋說：「歷史證明莫扎特是對的！」

同樣，宋代的書法天才米芾也是旁若無人！他竟然有膽批評王羲之，使我讀來過癮。他也小看所有的書法家，說他們只會用筆毛的一面書寫，只有他一人四面皆用。今天我也認為，歷史證明米芾是對的。

莫扎特的音樂與米芾的書法異曲同工，感染力上如出一轍。他們也同樣驚人地自信。我忽發奇想：如果上帝能把他們「放」在一起交個朋友，不知他們是否會惺惺相惜，還是大打出手？想了一陣，我認為他們——假設能懂得彼此的藝術——惺惺相惜是必然的。真正的藝術高手，在感情的和弦上會融洽無間。依據歷史的記載，莫扎特遇到海登，米芾遇到蘇東坡，他們相惜之情令人感動。

莫扎特的旅程

感謝張滔，他介紹我買了一套名為《莫扎特的旅程》（《Mozart on Tour》）的激光影碟，使我有機會好好地鬆弛一下：在整個星期的晚上放棄一切工作，重複又重複地欣賞它。這套影碟共七張，售價為港幣一千九百六十元，若以「全套只看一遍」來說，每小時的享受費用僅百餘元，而看後加上百看不厭，還可借給朋友分享，實在相宜之極。

這套影「集」詳述莫扎特的生平事跡，以史實為依據，顯然下過很大功夫，作過深入的研究，而其中大部分是介紹莫氏的音樂貢獻。音樂演奏的主要部分，是由今天的多位鋼琴高手完整地演奏了十三首莫氏的鋼琴協奏曲。這個選擇不無道理：莫扎特不僅把這項異常重要的古典音樂形式大事改進而發揚光大，而他自己在這樂式的中、後期作品所達之處，到今天還是後無來者。偉大之如貝多芬，在鋼琴協奏曲的造詣上也顯得有點相形見絀了。但貝氏慧眼識前輩英雄，他說：「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是不能更好的了！」到了今天，專家們似乎還是一致地這樣說。

一個藝術家能在一門困難而又重要的藝術媒介上創新、發揚，而一手把它帶到頂點上，不能再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想來想去，歷史上只有莫扎特一個人能有這樣的能耐。令我潸然淚下的是：留下大量美妙作品的莫氏，「創」來容易，而他死時只有三十五歲！

莫扎特的天才，只有上帝才能明白，我們凡夫俗子只能描述，不能解釋。他遺留下來的音樂作品近七百「件」，書信千多封。此前我不知道的，是他平生東奔西跑，居無定所，為了謀生，到過的城市屈指難算，長途跋涉之中，是在馬車上長大的。過著這種「逃難」似的生涯，生命那麼短暫，還能有那樣驚世駭俗的成就，可謂異數！《莫扎特的旅程》是指他一生都在旅途中，但與他的創作旅程也有相關之意。

影集介紹了好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事，使我對莫扎特更加欽佩了。原來他不僅是音樂天才，而且是多方面的天才。他的書信雖然往往粗俗，但情感豐富，大有文釆。他精通五種語言，對文學、科學、數學有不膚淺的認識。影集中的評論者（Andre Previn）說：「莫扎特凡學什麼，都是記錄時間！」那似乎是說，莫氏三十五年的生命，應該等於一個普通「天才」生活了三百五十年。

說莫扎特是怎樣怎樣似乎也可以，但不可以說他懷才不遇。他三歲鋒芒畢露，九歲就名震歐洲。十四歲，到了意大利，整個國家的評論都說他是天之驕子，達官貴人爭著要聽他的演奏，使他變成了我們《三國演義》中的關雲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然而，好景不常，到了二十歲時，在那開始談戀愛的日子中，他的生活走下坡，要借債度日。究其原因，達官貴人畢竟是達官貴人——他們見到莫扎特再也不是兒童，「神童」之年已過，就不繼續光顧了。

正是在生活走下坡這段期間，莫扎特的音樂創作進入了黃金時期，精益求精而達化境。作品越來越有深度，越來越妙不可言，達官貴人就越來越難以附庸風雅了。

可幸的是，真正的藝術家畢竟是真正的藝術家。屢拍貴人之門而無所獲，靠著教幾個學生與借債度日的日子中，莫扎特的音樂創作卻如行雲流水，又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完全不受到生活困擾的污染。他的生命鬥志高人幾級：每到山窮水盡，他就高高地站起來，凌駕在世俗之上。這樣，他死後的二百年來，以及未來人類有生之日，舉世的人都可以從他的音樂裡得到無以上之的享受。如果莫扎特可以收取這些聽眾自願付給他的錢，他應該是歷史上最富有的人了。

莫扎特「晚年」（二十五歲後）的生活有好轉。到了維也納，這一個音樂水平極高的城市，使他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湛深之作，大放光芒，被捧到天上去。然而，不幸的是，過了幾年後，生活又再走下坡：維也納有政變，新君不欣賞音樂，加上他的妻子有病，誕生的嬰兒又接二連三地死去，更使他耿耿於懷了。他最後的名作——《魔笛》與不能完成的《彌撒曲》——高不可攀。

我常在想，要是莫扎特能多活上三十年，他的音樂創作不知道會高到哪一個層次，而跟著而來的人類音樂的發展，應該是大有不同的吧。

聽完了——看完了——《莫扎特的旅程》，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形容詞可以強調或誇大莫扎特的天分。

上帝分明不相信共產主義：衪造人是不公平的！

朱屺瞻與黃貴權

有這樣一個現代的俞伯牙（一說姓伯名牙，沒有「俞」字）與鍾子期的故事。一個在上海的中國畫家，八歲已善畫，其後日夕不倦於畫道，青年時曾赴日本研習西洋畫，回國後再深研國畫，跟著自創中西合璧之法，風格突出，天真瀟灑，比之古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奇怪的是，這位大師級的畫家，到了八十五歲時僅是略有微名，其畫價當時不及有名的平凡之輩的十分之一。

香港有一位攝影大師，胸襟過人，懂畫，看過那位八十多歲老人的畫後而深愛之，茶餘飯後時總不免要多贊幾句。於是，老人的畫藝就在一小撮的攝影家中傳開來了。

有另一位香港攝影大師，正職是醫生，對國畫頗喜研究，在志同道合的攝影朋友感染之下，對老人的畫著了迷，如癡如狂地收集。老人到了九十歲，因為一次畫展而一舉成名。到了九十四歲，與那位比他年輕四十二歲的醫生兼攝影家相遇，一見如故，跟著，兩人的友情發展成難得的忘年之交，知者無不感動。

今天，老畫家一百零三歲了，還是天天寫畫，還是那樣「揮毫落紙如雲煙」。而那位醫生呢？他收藏老畫家的作品，大大小小不下四百件，日夕觀賞，如數家珍；老畫家身體不適，醫生就飛去上海為他診治；他們每次見面，少的還是不斷鼓勵長的，使後者有返老還童之感。

愛畫的香港朋友都知道，老畫家的名字是朱屺瞻，醫生攝影家的名字是黃貴權。在二十世紀的末期，他們——這兩位知交——把俞伯牙與鍾子期相遇的故事重演，但演來卻比有關伯牙、子期的傳說幸運得多。朱老自小就家境不錯，而老來時，對他的作品驚歎的，又豈只黃貴權一人而已！黃醫生呢？他是香港的一位名醫，門庭如市，是毋須像鍾子期那樣，在傾盆大雨之下，穿著蓑衣，可憐地站在芭蕉樹下聽那高山流水的。

算我孤陋寡聞，很少注意到香港藝術館這個機構。但這機構神通廣大，知道黃貴權擁有獨一無二的朱老寶藏，而又能說服黃醫生以原作的珍品公之於世。在今年新春大吉之際，該藝術館將展出一百五十幀黃醫生珍藏的朱老精品；此外，又以一百九十九幀作品為朱老隆重其事地設計書畫集，精裝出版。

在替該書畫集寫的序言中，朱屺瞻有趣地述他遇到「鍾子期」的往事：

「余與貴權先生神交十年而未嘗試面，乙丑秋，余赴香港，始識先生，溫雅敦靜，真仁君子也。復蒙邀，移榻其別業康樂園，晨夕與共者累月，俱恨相見之晚也。先生以醫名世而雅好書畫，所藏頗富，於拙作則收羅尤伙。余之畫東塗西抹，但適己意，而先生不遺餘力，多方搜求，珍愛如頭目，此因緣何從說起；先生更以暮年相契，若有宿緣，乃顏其室曰：『瞻緣堂』，囑為書額，余不敢應，又不能不應也，遂書之而別。

「庚午春，余再游香港，而先生所藏拙作又數倍於昔矣。…… 故記始末，使覽者知其意之殷，其性之篤，其情之癡也。」

黃醫生最近送給我他剛出版的《瞻緣堂藏朱屺瞻書畫選》。對著這厚厚兩巨冊，精彩絕倫。

「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是王勃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