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的日子（求學奇遇記·之三）

香港淪陷，到大陸逃難的人不少。三年八個月光復，劫後餘生的一般認為不逃會較好，生存的機會也較高。不知道他家逃難的想法，當年聽到父母商討，是不要把所有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內：有十個孩子，分散一下不會全軍盡墨。父親留在香港，有長子與兩個女兒陪伴；母親帶著我的四個姊姊、小哥哥、我和比我小四歲多的妹妹（共七個孩子），逃難廣西去也。



不是有計劃的安排，而今天追蹤昔日的逃程，很有點莫名其妙。記得先坐船到澳門，跟著在惠州——父親的故鄉——住了一晚。跟著輾轉一些日子，抵曲江——今天統稱韶關——那是直上北行。去年為了攝影夜宿韶關，找到一九四二年我們三個最小的因病而住過的河西醫院，重建兩次了。奇怪，當年逃難的人大都問津韶關。



母親的分散逃策不改。最年小的三個跟著她到曲江，其他的不知到了哪裡，後來在桂林會合，後來又分散，又會合，散合散合的亂逃一通，戰後竟然沒有一個死掉，堪稱奇跡。



奇怪是曲江之後我們轉走西南，略為安定下來的是桂林與柳州。幾位姊姊進入桂林醫學院，三個小的在桂林停了一段日子，隨母親到柳州。柳州住沙街，我和哥哥進入了那裡的中正中學附屬小學，讀小四。沒有什麼讀的。老師要逃難，頻頻轉換，而小同學也要逃難，頻頻改變。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同學餓死很多。圖案一樣：先是手足肌肉腐爛——是營養不足的證據；繼而全身黃腫——是無可救藥的象徵。我自己的手足腐爛了兩年，達不到黃腫之境，生存下來。



今天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明天死掉，一個又一個。這些日子我無法忘記。後來在美求學有成，意識到中國的青年如果有機會，或大或小也會有成。再後來我為這點希望以中文動筆了。



中正附小幾個月轉讀桂林真光小學，一個人去寄宿。幾位姊姊當時在桂林醫學院，原則上可以照顧，但幾個月後的桂林大疏散，各散東西，委託一位朋友帶我到柳州會合母親，朋友沒有出現。我是見到校中空無一人，才獨自走到火車站，爬上車頂。是最後一班車，停柳州時只落三幾個乘客。柳州擺空城計，找到沙街住址，母親與哥哥妹妹仍在，恍若隔世。是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歲半。



從柳州繼續逃是坐船的。一程一程地換船走，媽媽每程議價，有其他乘客分擔費用。這些船程往往有多個苦力在岸上用繩索拖船行，有監管的拿著鞭子。媽媽說苦力是散工，組合分帳，而監管的也分帳。二十三年後研究佃農分成，思往事，我分不開誰是僱主，誰是被雇。一九七○年，多倫多大學的J. McManus到西雅圖找我，研討他正在動筆的公司理論，我提出廣西的拖船例子，說揮鞭而下的監管者可以看為是苦力聯手聘請的。他把這例子寫進文章，說是我提出的。後來這例子在有關公司的文章出現過多次，有說是McManus的，有說是我的。十多年前見到一位澳洲教授寫的關於誰是僱主的文章，題目竟然用上我的名字。我不認為誰是僱主是個值得花時間探討的問題：法律上有鑒別，但這鑒別在經濟學上不重要。



長姊離開桂林直走貴陽，後來在那裡的醫學院畢業。其他三位姊姊在途中與我們相聚，是母親的安排。記得我們到過洪秀全起義的桂平，跟著到了今天地圖還可找到的平南。平南再逃是向山間步行十個小時，來到一個今天無法找到的名為拿沙的小村落，在那裡住了一年多。不到數十伙人家，沒有紙筆，飛機火車村民沒有聽過，只有隆重如婚禮才吃一頓飯，蕃薯是頂級糧食，木薯是中上之家。



拿沙的沒有學校的日子對我後來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其一是說過的，因為沒有紙筆我在晚上跟一位也是逃難到那裡的八股先生背誦古文與詩詞，不知何解，但遺傳了母親過耳不忘的本領，背很多，是今天寫中文的本錢了。其二也說過，因為染上瘧疾，有幾個月媽媽要我每天下午到山間走，對夕陽的光的變化有研究，是今天搞攝影藝術的本錢了。



其三是媽媽知道她有的不足以養活所有孩子，讓我背著一位桂林醫生曾經說不可能活下去的三歲妹妹，到田野走，希望能找到些什麼可以養活自己。廢田的零碎農植，山溪的小魚與蝦，原野的草蜢與不知名的小動物，生火烤煮後皆可吃。妹妹今天還活著。



這些在田園荒野覓食的日子，使我對中國的農村生活與農植操作知得多而深入。後來寫《佃農理論》時，我對中國農業資料的處理駕輕就熟。想想吧，中國農業的文字描述與數字統計圖書館可以找到，但只讀這些不容易體會實際情況。拿沙的經歷，使我參考這些資料時得到自己記憶的印證。差不多沒有一種中國的農作物我不知道種植與收成的過程。是的，當年覺得自己比一般寫中國農業的作者知得多。



後來《佃農理論》出版的第八章，我用年幼時獲得的農植知識想出一套處理統計數字的方法，艾智仁與H. G. Johnson讀後皆說該章偉大。最近高斯為我寫前言，對助手說，作為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我的《佃農理論》與《蜜蜂的神話》的水平不可能被超越。蜜蜂與果樹都屬於農業。這可見牽涉到農業的經濟研究，拿沙的田野培養出一個專才。



與外間的消息隔絕多時，過了大半年，日軍不利有所聞，再沒有聽到日本仔在拿沙鄰近出現了。再過一些日子母親說可以出平南，但恐怕拿沙的一些村中人要拿我們作人質。她叫今天活在多倫多的姊姊（後來是家中的第二個醫生）到平南去，說是購物，其實是向縣長求救。縣長派來幾個士兵，帶我家到平南。日軍投降的消息是到了平南才知道的。



該平南縣長的名字叫歐陽拔英。解放前逃到香港，父親感激，照顧著他。後來這位歐陽先生教了我很多，是這《奇遇記》中的一個人物了。



（求學奇遇記·之三）

格林斯潘寶刀未老

快要退休的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六月二十三日發表了一次關於中美貿易與人民幣率的意見，顯得寶刀未老。我有同意與不同意的地方。格老的論點頗多，這裡只略談幾個要點。



格林斯潘認為，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美國的貿易逆差與就業不會有大改進。起初我以為他說的是我作學生時讀過的供求彈性係數的問題，但讀下去他的見解是另一套，有份量。他說自二○○○年起，美國從中國進口急升，但從亞洲其他國家的進口卻平坦下來。以他之見，這個轉變是因為其他亞洲國家把原料或零件運到中國加工，所以雖然美國從中國進口大幅上升，其實主要是增值（value added）的那部分。他於是指出，如果人民幣兌美元大幅升值，效果是逼使亞洲的國家回復到二○○○年之前的貿易圖案，對美國的就業與貿易逆差幫助不大。



我自己沒有考慮過格老提出的「增值」理論，應該對，佩服佩服。他跟說的我考慮過，也說過好幾次。那就是約束或禁止中國的貨品進口，只會鼓勵美國的進口商人轉到亞洲的其他地區去，進口的質量會低一點，價格會高一點，違反了國際貿易互相得益這個黃金定律。顯然，格老是反對約束中國貨品進口美國的。在目前糾紛頻頻的形勢下，老人家站出來這樣說，是把政治置諸度外了。



格林斯潘認為，讓人民幣浮動或增加彈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有幫助。這一點，我不同意，因為浮動的看法不同。說過多次，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有錨：多錨不成，但一隻錨是要下的。目前人民幣以美元為錨，久非善策。這個錨要換，但要平手地轉到另一隻錨去才讓人民幣兌美元自由浮動。選錨是一回事，下錨的方法是另一回事。後者，中國的方法是用一個市場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十多年了，行得通。我建議人民幣轉用一籃子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平手從目前的美元指數轉過去，然後讓人民幣對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有關的分析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在《信報》以《怎樣處理人民幣才對？》為題解釋得清楚。



美國的貨幣是fiat money，給人的印象是沒有錨。這是不對的。美元有錨——不能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失業指數等——不容易處理，而五十年來佛利民只認為格老處理得比較好。今天人民幣很強，偏低相當多，一旦轉用英美的貨幣制度，浮動人民幣，不知會被炒到哪裡去，災難性的發展機會甚高。這是說，朱鎔基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下錨之法）不可大動。換錨是另一回事。



儘管我不同意格老提出的浮動人民幣的建議，我毫不懷疑他對中國是善意的。炎黃子孫要感謝這個老人家。



數千年一見的經濟發展，樹大招風，像格老那樣誠懇地對中國的彷彿越來越少了。好比目前一家中國石油公司要購買美國一家石油公司，出價一百八十五億美元，是高價，可能偏高。一位美國軍事學者竟然說：「我對賣給將來可能與我們打仗的共產國家有疑問。」賣就賣，不賣就不賣，怎可以想到中美大打出手那方面去呢？中美開戰，兩敗俱傷，不可能有贏家。既然沒有哪一方輸得起，還是集中於經濟合作互利那方面好了。

從千篇文章想到的

為自己的英語文章結集寫一個中文長序（是倣傚《佃農理論》再版加一個中文長序），提到自己的中語文章近千篇，跟算清楚一點，是逾千篇了。這些是三卷本《經濟解釋》之外的中語文章。是不是散文很難說。有些肯定是，有些自己不知道是哪種文體。



以香港的寫稿準則衡量，一千篇是細數字。陶傑可以一年逾二千！林山木一年二百五，寫了數十年，萬篇也！不能說這些君子粗製濫造：可能發了神經，但世界上真的有天才這回事。然而，從自己出身的西方學術傳統衡量，一千篇絕對是多產。佛利民當年為《新聞週刊》寫專欄，寫了多年加起來不到千篇。貝加更遠為不及。



任何算得上是「寫手」的，下筆成文沒有問題，只是找題材非常頭痛。救我一救是當年讀書讀得雜，什麼題材都可以寫。話雖如此，找題材不容易。想到了題材，禁不住要動筆，思如泉湧，一揮而就——這樣的文章最稱意，可惜如此這般的際遇不是那麼多。



我的英語文章只有三十多篇，在正規學報發表的不到三十，認真動筆的不到二十，而自己稱意的不過十五。不算是少產：多產的經濟學者存在，但拿得出三幾篇有少許重量的不多見。



這就帶來我要說的話題。在自己的千篇中語文章中，大約一半論經濟，其中總有三幾十篇的論點與思維不會在自己稱意的十多篇英語文章之下。思維可比，但如果以英文動筆，要打進名學報，每篇起碼要多花一百倍時間。不是英語的困難，而是學報的要求，要發展擴充，要反覆辯證，也要加進細節資料、引經據典。思維與要點差不多，多花一百倍時間值得嗎？這是問題。



如果要在大學為生計，要拿得終生僱用合約，或要升級，這一百倍時間非花不可。打不進正規學報在大學不會有前途。如果要名留青史，或者說要文章傳世，這一百倍時間也是要花的。這是因為如果精彩的思維只說三幾句，自己不把這幾句發展得洋洋數十頁，反反覆覆地左證右證，那思維會被他人抄襲，被他人發展，傳世的是他人。



如果只為自己的興趣思想——彷彿陶淵明的每有會意，欣然忘食——不管其他，那麼一百倍的時間就不值得花了——三幾倍也不值得花。



學術世界既不公平，也不清高，往往醜陋。有些「學者」得過且過，認為抄襲不言出處可以「過關」，他們會這樣做。創意貧乏的學者甚眾，瞞天過海的不少。也有些學者非常敏感，動不動說他人抄襲，吵將起來。有些為恐自己的思想不能傳世，重複又重複自己說過的，其實思維不怎麼樣，說一次已經太多。



衷心佩服戴維德、艾智仁等人。他們的口述傳統知名行內，但永遠不計較他人抄襲。高人之見，可用則用，我當然抄而襲之，只是永遠說明出處。不相信多說幾句感激之辭他人會小看我。



至於他人抄我而不言出處，我計較嗎？想計，但懶得計。

地價的爭議

何鴻燊說香港要高地價；曾蔭權說地價要由市場決定。朋友，你說哪個對哪個錯呢？不要管自己的得失，從香港的經濟看，你站在哪一邊？我自己答不出來。



首先，曾蔭權不可能對，也不可能錯！市價？哪個市價？香港的空置土地由政府操縱，少放出來價高，多放出來價低，而如果修改建築條例，容許增加plot-ratio（國內稱容積率），地價樓價或升或降。市價不是沒有，但因為政府控制土地供應，可以有無數個。那一個是真的市價呢？個個都真！因此，從一個固定供應看市價，曾蔭權不可能對；但從無數市價看，個個都是價，曾蔭權不可能錯，只是說了等於沒說。



早知如此，悔不當初！不能否認，香港政府操縱土地供應。不能否認，賣地是政府的一項重要收入，要多花錢，會抬高地價——一位舊同事的博士論文就提供了證據。也不能否認，政府樂善好施，要壓低地價：什麼廉租屋、居屋、租務管制，又或者來一招八萬五，都是低地價政策。



那邊廂要高，這邊廂要低，加上什麼六七暴動、八三中英、九七風暴，還不夠過癮就派高官政要出來唱衰唱好，香港的樓價豈會不發神經地坐過山車哉？我從一九二一香港第一次推出租務管制起，斷斷續續地跟蹤香港的地價樓價波動，看得差不多自己也發了神經。



在工業早就北移的今天，香港最有價值的資產是房地產。這一點，何鴻燊說得對。歷史的規律，凡是香港的地產市價暴跌或下跌得多，經濟一定不景。這一點，何先生也對。當然，我們不容易肯定，是經濟不景導致樓價下跌，還是樓價下跌導致經濟不景。很顯然，兩方面都可能。香港比較特別：因為房地產占國民財富那樣重的一個百分比，其價大跌經濟一定不景——不需要提到負資產這話題了。



問題是，遠一點看，房地產之價太高對經濟整體不利。但怎樣才算是太高呢？很難說。何鴻燊會同意，香港要有一個穩定的樓價市場，不要發神經地大上大落。問題有二。一、我們要找哪個價位水平才對？二、怎樣才可以大略地穩定這水平呢？第一個問題我沒有答案，雖然大略的可取水平可以不離譜地衡量。



最困難是第二個問題：怎樣大略地穩定樓價水平呢？這方面，香港政府歷來的處理考個零分！姑勿論政局或其他因素，一個困難是樓價有很大的預期決定性。比方說，如果一個經濟有一百個人，一百間屋，因為某些預期樓價可以很高，財富上一百個人都發了達，你望我，我望你，只要沒有人拋售，樓價高企，多幾個買家其價急升。但預期一改，有人拋售，沒有買家，樓價會跌得頭破血流。



當然，長線地看，樓價會由租金收入決定，而又長線地看，租金的回報率會與利息率相同。但正如凱恩斯說：長線地看，我們不免一死。是的，租值的回報率可以與利息率脫節，甚至脫節很長時間。因為市場預期而引起的這些困難，不容易解決。



回頭說曾蔭權，我認為他要說的，是政府希望能穩定樓價。

幼年的回憶（求學奇遇記·之二）

我是在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二樓出生的，這條街早就消失了。那時用「接生」，媽媽用不著到醫院去。太富街的幼年生活，我一絲印象也沒有。



有一天我彷彿突然睜開眼睛看世界，清楚記得那一天，而從那天起很多往事都記得。那天我穿上唐裝衫褲，坐在一張小凳子上看著媽媽監管水泥工人建造石屋。她要我坐著不許走動，數著三鏟沙要一鏟水泥，不要給工人騙了。是春天三月，清楚記得頭頂的大樹只有小量的葉，鮮花怒放——長大後知道該老樹每年三月開花。是一九三八年——長大後看到該石屋頂上的水泥浮雕是「一九三八」四個大字。我懂事的第一天是一九三八年三月。



我是十二月一日出生的。出生紙戰亂遺失了，戰後補領。長兄與長姊說我生於一九三六，媽媽說一九三五。兩個原因媽媽對。其一是天下間不容易找到一個記憶力比媽媽更強的人。其二是如果生於一九三六，那麼媽媽叫我數鏟數時我只有十六個月，不可能。



父親是商人，當年在西灣河算是富裕的了。石屋建在西灣河一個山頭上，戰後稱奧背龍村。地大七千呎，媽媽說是祖傳的。祖傳不等於有地權，二十年前給政府拆除興建了高樓大廈。戰前，那山頭只有五六間石屋，住著十多伙人家。我們的石屋最大，門前的院子與屋旁的果樹是我的天地了。



父母兒女多，我排第九。排第八的哥哥比我大十六個月，各有各的保姆。帶我的叫群姐，是第一個對我的思想有深遠影響的人。群姐晚上對我說故事，晚晚不同，有些長大後知道是典故，但大部分是群姐自己隨口作出來的。她也喜歡在黑夜中與我坐在院子看星星，說什麼牛郎織女，而月亮的故事不僅多，而且長，永遠說不盡。



三歲跟哥哥到鄰家讀幼稚園。老師叫吳姑娘，很美麗，脾氣好得出奇。學生三個：哥哥、我、吳姑娘的妹妹。我年紀最小，吳姑娘百般遷就。我對上課沒有興趣，老是要求早放學，要爬到桑樹上摘桑葚吃。



年幼時，哥哥比我大十六個月是大很多。媽媽作了一項錯誤的決策：為了上學方便她要我跟哥哥一起上小學一年級。是西灣河電車路的永光小學，老師姓葉，用彎成了角的手指敲學生的頭是他的專長。哥哥五歲多一點。我不到四歲，讀書考試不及格是從那時開始的了——小一沒有升過班。比一般同學小兩歲，鬥不過，但年紀也算偏小的哥哥一開頭就讀得好。長大後才知道，哥哥讀書了不起（一九五六年在美國賓州大學，他的成績是全級數千學生之冠）。表面看，小哥哥很蠢，但音樂與繪畫天分奇高。後來一九五八年染上精神病是我最痛心的事。想當年（從幼年到一九五四輟學），我每試失敗，家中人說沒有希望，哥哥在場會力排眾議，說老師太蠢，不懂得教，或說如果弟弟每天讀十分鐘，考個第一易如反掌。



是舊禮教家庭，重男輕女，媽媽生了長子後跟著六個女兒，輪到第八是個男的，聽話，讀書鋼琴繪畫無一不精，是家中最受寵愛的人。然而，這位哥哥重視的是讀書不成的弟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時（我六歲又七天），日機轟炸啟德機場，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起初以為是演習，收音機證實是轟炸。早上穿好了校服，但不用上學了，被關進屋內，足不出戶一段日子。待到容許外出時，支離破碎的屍體隨處都有，而家養的狗喜歡把骨頭帶回家。



香港淪陷了，市場用日本的軍票，港幣的市值急瀉直下，而因為找贖有困難，票額越大的港鈔跌得越厲害，五百元面值的沒有人要。媽媽於是收購五百元面值的港鈔，很大張的，以小鐵箱裝好埋在地下。媽媽說，如果香港有光復的一天，英國政府不會不承認舊港鈔。這項投資後來賺了不少錢。



與富豪相比，我家差很遠，但當年西灣河是平民區，我家比下有餘，余相當多。父親張文來是大好商人，誠實節儉，在中環永樂街二十號經營文來行，信譽極佳。而一九五四謝世後，父親的生日被電鍍行業訂為師父誕。媽媽姓蘇名紅，又名燕琦，貌美，極具貴氣，只進過三個月小學，不識字，但因為每星期天上教堂，過耳不忘，可以把整本《聖經》讀出來。她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投資如有神助。父親對任何人的評價苛求，但對媽媽辦事從來不幹預。



日軍攻佔香港不是突如其來，大家早就預料有這個可能性。媽媽早就購買黃金，說可防身，又儲存大量的食鹽與花生麩。食鹽重要大家都知道，媽媽說花生麩可以久藏，可以充飢，而搾了油後的麩還有油質存在。戰後父親說，媽媽帶著一批孩子逃難廣西後，她儲存下來的食鹽與花生麩，很大量的，救活了山頭不少人。



在日軍佔領下，香港晚晚戒嚴，盟軍飛機要炸就炸，目標不分，日本仔要殺就殺，好歹不辨。替日軍工作的稱漢奸，友儕中大家左猜右疑。市場當然有價格管制，排隊輪購、搞關係、炒糧票、炒黑市，每天都聽到。那時我六歲開頭，耳聞目染，記得清楚，對三十年後寫《價格管制理論》有很大的幫助。這篇文章一九七四年發表，雖然石沉大海多年，今天不少行內朋友說會傳世。



經濟學就是這樣奇怪的學問。你遍讀群書關於價格管制的描述與數據，對這管制的認識比不上身在其中生活過一段小時日。太多的看似無關重要的細節，加起來很重要，但文字和數據不會盡納其中，就是記載得詳盡也不容易體會。親歷其境有真實感，不容易忘記。



不管對或錯，我的媽媽對任何觀察都有自己的見解。如果當年問她價格管制會有什麼效果，她說的會把一個教授嚇一跳。她是個盲婚的聰明女人，幼年纏過幾天腳，非常守舊、迷信，很固執的。她對中國傳統婚姻與三從四德知得多而深入，啟發了我於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兒女產權與婚姻合約》。



富裕浮雲，悲慘的日子開始了。群姐帶了我六年，給了我無限的愛，因為戰亂回鄉了。日軍佔領香港不到一年，媽媽帶著七個孩子過逃難的生活。那時我不到七歲。



（求學奇遇記·之二）

愛莫能助肅然起敬

跟一位在廣東設廠的朋友談及國內的勞工生活情況，問及「無技」工人的待遇如何，他搖頭歎息，說：「最低的工資是每天十二元，公司供食宿，食料成本每天每人大約六元，算是食得好。」問：「為什麼不給他們多點工資，讓他們食自己的呢？」答：「困難是給錢他們自食他們不食，要積蓄寄錢回家，在工廠餓倒於地，很頭痛。其實給他們煮食也頭痛，一些來自湖北，一些來自四川，一些是廣東人，一些食辣一些食不辣，往往吵起來。」問：「每星期工作七天嗎？」答：「七天，少給一天工作他們會另謀高就。」



浙江的工資高一點。類同的「無技」工資大約每月六百，但工人「食自己」，算出來工資大約比廣東的高百分之十。可能是這點差距，今天廣東有不少勞工外流，加重了那裡「民工荒」的情況。



有剝削工人的證據嗎？沒有，因為最明顯的反證，是上述的兩個地區的工人可以隨時離職他往，用不提早通知，而任何時刻離職，僱主也要付清最後工作天的工資。管理人員，解雇或離職，要給一星期通知，但一般工人要走就走。我訪問的一家浙江工廠，做得成功，說每年離職他往的工人大約占總員工的百分之二十，是相當高的數字。廣東的朋友也說轉工數字高，可能每年不止百分之二十。



我和廣東的朋友研討了好一陣怎樣可以幫助一下勞工，增加他們的收入。我是經濟學者，懂得看經濟整體；朋友是商人，懂得計算生存之道。但我們就是想不出可以改進勞工的收入而又兩全其美：老闆可以生存而經濟整體不會受損。



如果政府推出明顯地高於市值的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多項研究早有定論。鼓勵工人組織工會嗎？當年新加坡全市罷工記憶猶新。要公司老闆少賺一點嗎？原料價格上升了那麼多，從何少賺呢？事實上，另一位在廣東設廠多年的朋友，最近因為原料價格急升而關門大吉。



可不可以提升產品的出口價格而補貼工人的收入呢？國內自己的競爭不容許加價，而更頭痛是印度等地的工資遠比中國的低，你加他不加，過些時日你就會被殺下馬來。



前思後想，我認為最好的希望——最有機會做到的——是假以時日，「無技」的工人變為「有技」，而「有技」的工人知識增加，結果是產品的質量上升，生產力也加強了。於是，同樣工作一小時，產量增加，質量改進，價格對外對內因為質量的上升而上升，結果是在市場競爭下提升了工人的收入。這是中國工人唯一的可取發展，但如果政府樂善好施，左管右管，結果是害了工人。



技工的收入當然較高。今天國內的建築技工大約每天六十元。爭取這收入不易。他們的刻苦耐勞令人感動。只為每天六十，他們從清早鑿、鑿、鑿，除了進膳鑿到晚上睡覺。他們永遠住在工地，在那裡煮食，零下二度沒有暖氣，單衣薄被，竟然死不掉。



中國的農民更不好過，雖然這幾年他們生活改進了不少。我搞攝影所到之處，遇到很多艱苦農民，奇怪他們笑口常開。



我佩服、欣賞上述的同胞，認為自己沒有他們的能耐。我的生活比他們好得多，但對他們的困境我感到愛莫能助。但我想，國家就是這些人建造起來的，不由得肅然起敬。

集中行業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出路嗎？

在今天中國的熱鬧發展中，有些地區發展得好，快得神奇，另一些平凡得很，荒地遍野，房子破落。是的，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很不平均。不是指沿海勝於內陸這個老生常談，而是同一省份，甚至同省的同一部分，不平均的發展不難見到。有些擺明地點較為優勝，卻落後於位置較差的。



兩年來為了攝影在神州到處奔跑，所到之處，凡與地區官員傾談，他們老是問怎樣可以把經濟搞得好一點，彷彿我是個無所不知的經濟專家。搞得頭頭是道的我容易回應：「你們辦得很好呀，應該你教我！」但不成氣候之區，彷彿考試不及格，我就不容易回應了。



寫這篇文章，因為察覺到一個圖案：考試及格之區必定有行業集中的發展。先舉一些例子吧。



水鄉周莊集中於搞旅遊，搞得成功。每年遊客三百多萬，連入場票，每客平均消費二百可能低估，加起來是六億多人民幣了，而周莊面積不大，鄉人不多。昆山、東莞等集中於工業，成功有口皆碑。溫州更神奇，據說平均樓價高於杭州。集中於工業再集中，溫州的皮鞋產量（不是名牌之量）打遍天下無敵手。廣東好些工業區也是集中再集中——中山燈飾、東莞塑膠、樂從傢具、番禺首飾等。



以神奇集中論英雄，浙江的義烏可能冠絕天下。這個小商品市場十多年前由擺地攤起家，後而簡陋房子，今天大有規模。我沒有機會到過，但朋友皆說非看不可，有趣之外物價低得離奇。不少外商跑到那裡批發採購。今天義烏每天到訪買家十五萬，每天出口貨櫃一千個，每年生意總額美元二百億。



中國的情況，成功的行業集中可分四類：商業、工業、旅遊、銷售。搞到成行成市的例子不少，而每類中可再分類。一個成功的大城市通常由幾類行業集中組成。農業集中當然有，但沒有聽過經濟搞得矚目的例子。集中於教育的大學城有嘗試，但到今天還搞不起來。



看不到有明顯行業集中的地區，經濟搞不起來。



這就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以集中行業起家，是否需要地區政府主導與協助呢？還是讓地區本身自由發展？是重要問題，觀察到的兩方面都有支持。



首先要說的，是沒有任何地區是毫無政府策劃的，所以自由發展與政府指導不是黑白分明。東莞、溫州等的工業發展，偏於自然，因為看不出政府當年有龐然大計。另一方面，昆山的工業發展一開頭就由政府策劃，以低地價及強迫工業投資起家，不能不說是成功例子。義烏的崛起肯定發於自然，雖然多多少少政府加以協助。大學城絕對是政府的策劃，尚未成功，同志是否仍須努力是個大問題。



要集中行業發展，政府的參與策劃應該是多還是少呢？很難說。自由市場發展起來的肯定不會有大錯；政府主導搞起來的有成功的實例。政府可以搞出大錯。市場搞不起應否由政府搞起呢？我不知道。



另一方面，解釋集中行業為何成功不困難。兩個因素。其一是本科一年級教過的，專業有比較成本優勢之利。其二更重要：集中行業可以大幅地減低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



集中行業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出路嗎？以上述兩個因素推理，從一個人口無數的大國看，應該是。

求學奇遇記（之一）

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的編輯與校對工作做得七七八八了。消息傳來，高斯（R. H. Coase）已為這結集寫好了「前言」的初稿。本來是要寫「導言」（Introduction）的，但他對助手說我的好些文章不容易一下子消化，改為寫「前言」（Foreword）。我搞不清楚導言、前言、序言（Preface）與序詞（Prologue）有什麼分別——這種古怪學問友儕中可能只有張滔才知道。高斯是我認識的最傳統的英國紳士，當然知道，但我不便提問。我的意識是導言長一點，前言短一點，只此而已。九十四歲的高斯還在細讀我昔日的文章，幾番與助手研討，對我來說，無論他為我寫什麼都是一字千金，感激無限，於願已足矣！



這結集的正文長達六百多頁。少寫英語文章被朋友罵了數十年，竟然那樣洋洋大觀，應該氣煞巴賽爾（Yoram Barzel）！是《佃農理論》一書之外的可以拿出來表演一下的英語論著。有兩篇太短，高斯建議拿開。有兩篇發表過的因為包括在一篇沒有發表過的長文之內，取後一者而棄前二者。有兩篇題材一樣，長短不同，都發表過，捨短留長。除此之外，一篇內文重複前文的一部分，刪除一節。這樣處理，不同文章的思維還有不少重複的地方。不精簡刪改，因為看似重複，其實每次重複都加了一點變化，讀者按腳注說明的日期分先後，可以跟蹤作者的思維發展。除了這些，原文一律保留，就是今天認為應該修改的也保留不改。一篇寫於一九八八年，介紹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學說的，找不到文稿，成為漏網之魚，滄海遺珠也。最可惜是二十多年前替石油公司作顧問時寫下的兩英吋厚的研究報告，艾智仁（Armen A. Alchian）認為是我的平生代表作，是僱主之物，不能發表。



學問這回事，一個人窮畢生之力，所得甚少。但少少的新意，只要有重量，大可勒碑誌之。是的，思想可以比萬里長城有更頑固的存在性。我是個講究說明影響我的思想來源的人，有些朋友說我「感謝」得太過分了。但我總是覺得有少許關連還是大方一點為上。可惜四十七歲後，文章寫好我懶得自己引經據典，只請同事或助手替我填補有關的文章腳注，到後來索性天馬行空，連腳注也懶得下了。



這本文章結集的英文名目是《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Steven N. S. Cheung》。中文附題不敢再用「經濟解釋」，只是《張五常英語論文選》。有個中文附題是因為舉世選修經濟的中國同學多，賺不賺錢也希望多賣幾本。目前的計劃，是先在香港出本地版，繼而出大陸簡體版，以後有機會才殺到西方去。



二○○○年六月我在香港重印《佃農理論》的英語原作時，在《壹週刊》一連了寫了十期（二萬多字）的一個題為《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的中文長序，回顧該論著創作時的前前後後的思維。據說這篇長序在網上轉載無數次。英文中序無疑是個新發明，但反應實在好，後來華中的張培剛大哥重印他的獲獎博士論文，也倣傚了我，以中文寫一個「來龍去脈」的長序。是的，學術思想的回顧，總有好些誇誇其談的話要說。高斯、史德拉（G. J. Stigler）、巴賽爾等朋友也如此這般地寫下他們的回顧文字。這可見搞思想創作的人珍惜自己的思想，不在珍惜自己親生子女之下。



因為《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已經回顧過了，雖是片段，但是自己最有活力的思想時期，今天的結集是沒有什麼值得再回顧的了。然而，幾位同學一致認為，《佃農理論》的原著再版，最成功的地方還是那二萬多中文字的《前因後果》。他們認為可讀，對他們有啟發性。我跟花千樹的老編葉海旋商討，他也認為這本英文結集也要來一個滔滔不絕的中文長序。然而，自己經濟思想發展的主要部分，已經在《前因後果》發表過，又再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作了補充，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套，豈不是老態畢露了？



與葉海旋數番傾談後，大家同意我以《求學奇遇記》為題，發揮一下。二十多年來要求我寫求學往事的讀者無數。我想，平生所遇無奇不有，可讀的文字不難寫，只是與這本結集的文章一般沒有直接的關連。另一方面，說到求學——不限於學經濟——不容易想像會有其它學子碰上我那種神奇際遇，就是金庸筆下的神雕小子也比我不過，何況我要說的是事實，不是虛構。



要寫這「奇遇」還有另一些原因。其一是我不認為把孩子管教得嚴或強迫孩子做功課是明智的教導。我認為只要孩子不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父母要讓孩子自由發展。不良嗜好要管，呆坐終日不成，但任何有創作性的玩意，只要孩子有興趣，都要鼓勵。在思維的發展上，想像力非常重要——愛因斯坦說是最重要的。有這樣的一個傳說。我最欣賞的美國畫家維斯，第一天上小學回家，父親問他喜不喜歡上學，小維斯說不喜歡，父親說：那就不要再到學校去。不是要鼓勵今天的父母這樣做，但維斯的父親（或這傳說）可不是毫無道理的。我少小時的經歷，雖然活過苦日子，但逃學玩耍，父母兒女太多管不著，是我長大後以想像力縱橫學術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求學讀書失敗事小，被老師或朋友看不起事大。我認為一個青年如果看不起自己，萬事皆休。想當年，讀書考試屢戰屢敗，但失望中總是有老師或朋友看得起我。這使我在極端的失敗中尊重自己，對自己有信心，一旦遇上機會，翻身易如反掌。這樣的經歷在《奇遇》中會細說。



其三最重要。這就是多年的思想發展，我欠師友實在多。一般的「鳴謝」，短則數十長則數百言，在我來說遠為不夠。趁這個機會以一篇長文感謝教過或影響過我的人，雖然這樣做不可能提到每一個，但還是要做的。



我要從我記得的懂事的第一天說起。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地點是香港筲箕灣鄰近的西灣河的後來被稱為澳背龍村的山上，今天不復存在了。當時大約兩歲四個月，今天想來歷歷若前日事。

曾蔭權夜宴史密斯

曾蔭權的媳婦在醫科外科考試前夕，老外宴請老外，後者是從英國聘來的院長監考史密斯，於是瓜田李下，涉「行賄」，報章輿論吵了起來。我是過來人，曾經多年在學術與考試上有過很大的權力，行規如何知得清楚，可以說幾句。



先說一個故事。我的兒子作本科生時，要讓父親開心一下，在華盛頓大學選修一科特別處理的經濟學，老師是我的舊同事E. Silberberg，是名家。兒子中期試考個「C」，劣績也。終期大考後，與我通電話，對我說試題與自己的答案。我說：「你的答案都不對，但很精彩，總成績會拿『A』！」後來兒子獲的是四點零，滿分，A加也。一年後遇到Silberberg，談到兒子求學的事，問他是否因為我的關係而給兒子滿分。他嚴肅起來，說：「你的兒子是我教過的最好的學生。」一時間我覺得自己小看了這位舊同事，耿耿於懷久之。



在美國教書時，教授有權推薦學生入學，成績可以差一點，不能差很多。這是行規。回到港大作講座教授，我沒有這種的權力，不苟同，因為學生多幾個不多，少幾個不少，而中學成績不大可靠，作教授的免不了有這種外間要求的麻煩，校方將就一下可以減少頭痛。



在港大任職時，好幾次學生的家長送禮，如名貴的墨水筆。推不掉，就將禮物送到校長室去，讓他們處理。我會因而「優」待家長送禮的學生嗎？作白日夢，任何人這樣想是侮辱了我！

曾經在香港作了多年什麼高考的主考，出試題或研討試題，每年參與的中學老師不少，年年不同，加起來逾百人了。從來沒有出現過洩漏試題，可見老師們都尊重自己。



我數次為香港考試局（今天改了名稱）的一些規定發脾氣，例如在某課題上發表過文章的不能為這課題出題目。發表過文章，算是專家，怎可以不讓專家表演一下呢？如果一個出公考試題的人有作弊的傾向，不管學問如何，不能用。讀書考試這回事，無信不立。



回頭說曾蔭權宴請的監考史密斯院長，應該是我在港大時需要聘請的External Examiner了。此君不可能作弊，或對某考生偏心，因為審核試卷時，他不會知道是哪位學生的試卷，更不可能那樣蠢，對任何人提供某學生的名字。另一方面，你說聖誕權怎樣怎樣我不跟你計較，但這個人不蠢，宴請史密斯，他不會明知偷雞唔到而去蝕把米。可憐史密斯，高高在上的醫科學者，無端端中了瓜田李下之計。這可見香港的傳媒對西方的學術傳統與港大的考試嚴格規例知得不多。



一時間我想起好幾年前我在昆明參觀某大學的還保存得很好的明、清之間的科舉試場。招呼先生解釋說，科舉試，考生被關進小房間考幾天，大解小解不准離開。我又想起好幾年前到國內某大學講話，適逢大考，招呼的先生說，改試卷的教授被關進一所大樓的一層中，試卷沒有改完不准離開。我於是想，科舉作弊的傳統，國內竟然驅之不去，學術要追上西方談何容易。



英國的學術傳統了不起。那是個出現過牛頓、莎士比亞、阿當斯密、達爾文等高人的國家。香港的傳媒要怎樣吵聖誕權宴客是一回事——鬼叫他要去做特首——但我認為英國的學術傳統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天文數字惹來的爭議

中國的經濟發展震動天下，北京當然功不可沒，但外來的協助重要。八十年代，香港的貢獻不可或缺。有三方面。一是提供外間的經濟運作訊息；二是提供管理人材；三是搞起國內的輕工業。是的，今天中國雄視地球的手錶、玩具、成衣、首飾、塑膠、不鋼等產品，皆源自香港廠家的身先士卒，起初碰得焦頭爛額的。



九十年代，台灣、日本、韓國等招牌在神州漸趨時尚，加起來把香港比下去。九十年代後期起，美國對中國發展的貢獻越來越明顯。貝加、佛利民等人說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有利，但倒轉過來也對：其他姑且不論，中國打入世貿是得到美國鼎力支持的。



這幾年，中、美的貿易發展速度驚人。去年的雙邊貿易額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中國從美國進口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出口美國增加百分之二十九。數字龐大，中國進口美元三百四十七億，出口卻達一千九百六十七億。這導致美國對中國去年有一千六百二十億的貿易逆差——橫看直看也是天文數字了。世貿協議吹雞大家一起打衝鋒，怎可以弄出只去年就有一千六百多億美元的順、逆之差呢？這是問題。



看細數，看不出中國犯規：單是去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穀類就比前年上升了百分之一千二百七十七——又是發了神經的增長率。發生了什麼事呢？重點有三。



（一）除了飛機出口，美國的重工業好些在中國設廠，使美國看來不是個重視製造品出口的國家。例如洗衣機與乾衣機，我認為美國產出的最優，但他們就是不懂得把產品的佔地面積縮小，在人煙稠密的國家不適用。又例如音響器材，發燒友都知道美國的產品無敵天下，但又是為大房子設計，亞洲不適用。基本上，以工業製造消費品而言，今天國內很少見到美國貨。



（二）原料出口中國，比例上美國比不上澳洲、加拿大等地方，何況去年中國的鋼鐵（算原料）出口美國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七，礦產品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三）這點最重要。美國十拿九穩的出口殺手，可能因為中國維護國企的壟斷權益，在世貿協議中不夠寬容。這些主要是服務及與知識科技有關的行業。金融與保險等服務，美國有優勢，但中國開放得慢。出版、教育等項目也開放得慢。當國內的「自由行」者湧到香港搶購西藥，我想：這是因為國內市面的西藥假貨多，為什麼不讓美國西藥廉價大量進口中國，或讓美國的西藥公司到中國設廠大量產出呢？西藥與醫療服務，中國早晚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最大市場，而這些供應美國絕對優勝。藥物一般利潤高，美國如果能在中國廉價推銷，大有可為。



這就是了。這些日子美國在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話題上大吵大鬧，看來不明智。早晚守不住的行業，不要堅持守下去。美國要極力爭取的是他們在中國前途無限的市場。但他們要明白，他們最有相對優勢的幾項重要的服務、知識與科技產品，在中國剛好遇上國企壟斷的困難，北京要幫忙也不容易一下子打開。協議歸協議，談判歸談判，如果美國的商務部長穿上中國製造的成衣，到中國來談國企壟斷的障礙，阻住地球轉，才是考一下薄熙來的真功夫。

獨裁、民主、市場——給阿康與何洋上一課

上海發了神經。只三年前他們公佈的令鬼子佬目瞪口呆的建築項目，今年十一月竣工，可以啟用了。是怎樣的項目呢？是一條六線行車、長達三十二點五公里的東海大橋，從浦東的南匯直伸大海茫茫的洋山島，在那裡建造據說是中國沿岸最大的貨運海港。整體三年又五個月完工，動員六千多人，投資人民幣一百四十三億，大橋的本身占一半。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但這紀錄只能保持三年：將於二○○八年竣工的、鄰近的杭州灣大橋長達三十六公里，耗資一百一十八億。

東海大橋的設計與算盤打了好幾年，層層拍板拍得快，施工也快。這樣的速度只有獨裁決策才可以辦到。年多前姊姊從多倫多飛訪神州，讀到正開始動工（數月前啟用）的位於浦東的東方藝術中心，美輪美奐，有所感慨，說：「多倫多要興建這樣的文娛中心，規模沒有那麼大，說了十多年，還是遙遙無期，中國是搞什麼鬼的？」

中國是搞獨裁之鬼。當然不是一個人拍板，有專家，有委員，也要層層交代。沒有的是民主投票，也沒有徵求民意。要建公路嗎？中國給外人的印象，是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筆，在地圖上劃一下，然後動工去也。這當然不是實情，但印象如斯也。記得美國要建公路，單是吵鬧、論經費就花上好幾年，環保更頭痛，徵用土地也麻煩，而過了十年八載的議決，動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會鬧事，就是壓力團體反對，或訴之於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經費不足，最後要更改設計，或索性停工不干，使中斷的懸空公路高架彷彿巨型新潮雕塑，默默無言地屹立數十載。

說獨裁決策比民主決策快，竣工快，很少人不同意——阿康與何洋也是會同意的。問題是，獨裁會作出錯誤的決策嗎？這一點，阿康與何洋會立刻舉出浦東機場的「磁懸浮列車」的例子，花了巨資建造，今天血本無歸。該列車起於這裡說的獨裁決策，怎可以算錯那麼多不容易理解。從南京到上海的滬寧公路也算錯：啟用只幾年就要加寬了。我當然不敢擔保，東海大橋的算盤沒有打錯。獨裁當然可以錯，可以大錯特錯。但問題應該不是獨裁可不可以錯，而是錯的機會會比民主投票高嗎？從判斷錯誤的概率看，像賭馬那樣下注，以較少錯為贏，我的錢會押在獨裁那一邊。

寫到這裡，機緣巧合，讀到阿康寫《學券五十年》，說佛利民建議的教育學券制今天有起色。（也是寫到這裡，發覺壹周欠我版稅，因為阿康的大文刊登的看來是一本書的封面的佛利民照片，以及學券建議五十週年大宴的入場券印上的佛老夫婦照片，皆為區區在下於一九八八年所攝。睹照思情，索版稅是說笑了。）美國政府大事資助公立教育，使佛老提出的學券製成了名。但美國的公立教育是怎樣搞起的呢？起於民主投票！說浪費，與美國的公立教育相比，浦東的磁懸浮列車是小巫見大巫了。

阿康的大文的確有點啟發性：《學券五十年》！沒有算錯吧，五十年是半個世紀呀！學券制擺明是政府資助教育的上選辦法，為什麼五十年還不被廣泛採用呢？又是因為民主投票！今天，美國採用學券制的實例不多，而在佛老定居的加州，以民主投票取捨此制起碼兩次，兩次皆被否決，不是輸幾個馬位，而是輸幾條街。壓力團體奔走相告，廣告不盡不實，連思想清晰絕倫與口才雄辯天下的佛利民，身在其中也輸得面目無光。這是民主。

民主的問題不少，而關於決策出錯這個話題，其困難在於投選票而不是投鈔票。投鈔票，投者入肉傷身，不能不慎重考慮切身代價與切身利益；投選票不需要從袋中拿出錢，只模糊地希望他人的錢可以投到自己的袋中去，或模糊地期望某些利益。沒有明確的代價與肯定的回報，不會慎重考慮，容易受到煽動與誤導。

我曾經說過，在某些公共事項上（例如大廈外牆要塗什麼顏色），民主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我也說過，獨裁的交易費用最低，但可以錯估了公眾的一般取捨。這裡的問題是，建造東海大橋可不是大廈塗外牆，資金與效益遠為龐大之外，這大橋的興建不是品味那麼簡單。社會的整體經濟收益要精打細算。大橋要塗上什麼顏色大可民主投票，但應不應該建造是另一回事了。全不負責的政府，萬事皆休，但受到適當約束而負責的政府，獨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費時失事，其決策不會因為要討好多方而右搖左擺，或要分餅仔而作出錯誤的判斷。當然還可能錯，可能大錯，但錯的機會比在有團體壓力與影響下的投票為低。當然，官員上下其手時有所聞——這方面，我看不出獨裁與民主有什麼分別。

說到判斷經濟投資的準確性，獨裁與民主皆遠不及市場。市場也可能錯，但投鈔票的市場是直接的價值量度，其準確性考第一是毋庸置疑的了。這裡的問題，是像東海大橋那樣龐大的公共項目，交易費用的存在不容許市場處理。土地與大海的徵用，私人發展商就是有政府的協助也不容易。政府如果處理了這些，可讓發展商競投，而事實上東海大橋的多項工程是由商人競投處理的。問題是：東海大橋的興建與否，怎可以由市場決定呢？如果交易費用是零，或夠低，所有未來的大橋使用者可以預先出價，簽訂未來合約（forward contracts），私人發展商於是獨資或合資地競投，政府只協助徵收土地與提供海域就是了。還可能出錯，但錯的機會甚少，因為所有未來使用者簽上forward contracts，大橋的價值為何極為可靠。困難是交易費用存在，這些合約可想而不可求也。

我是四十年前在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接受經濟學訓練的。這兩處當時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的聖殿。於今回顧，當年的師友差不多包括二十世紀的信奉市場的所有大師了。離開這兩所聖殿一兩年內，我在想，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不要干。後來改變了主意，同意郭伯偉、夏鼎基等人的看法：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再後來的想法——今天的想法——是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要考慮幹不幹，甚至考慮大干特干。這觀點的轉變，是經過多年在公司理論上的苦思而得到的結果。公司與政府的性質相同。既然市場不能辦到的公司可能辦到，政府也有類同的職責了。只要記著郭伯偉還是對：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

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啟示

世界大吵矣！這些日子外國的刊物與電視，天天大談中國，有聲有色。可惜在國際貿易那方面是罵戰，互不恭維也。那邊廂說人民幣要升值，這邊廂說要不升就不升；那邊廂要回復成衣限額，這邊廂鬥不過，忙加出口稅應對。還有其他吵鬧，可幸全是經濟的，多半不會拿出機關鎗。



值得下筆的經濟題材多得很，只是懂中文的經濟學者忙於搞方程式，我這個老人家只好披甲上陣了。讓我從昔日作本科生時學過的國際收支平衡表起筆吧。



國際收支平衡表叫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帳目有左右之分，而二者是永遠相等或平衡的。左右平衡，不可能有虧蝕或盈餘，這大名鼎鼎的平衡表的唯一用途，是讓識者從表中的不同項目判斷一個國家的國際經濟問題。是診症，其中學問不簡單。曾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米德爵士為之寫下數十萬字，悶得怕人，作研究生時我讀不到幾頁就睡了。



大致上，國際收支平衡表分兩類項目。其一是經常項目，又稱貿易項目（trade account），左右一般不平衡。這些是指貨品出入口與服務出入口。出口多於入口，稱順差；入口多於出口，稱逆差。其二是資本項目（capital account），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投資——投資設廠、買賣房地產、買賣股票債券等。資本項目也是一般左右不平衡。但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整體永遠左右平衡，於是，如果貿易項目左高於右，資本項目一定是等同差額地右高於左。（還可以有其他瑣碎項目，這裡不管。）



手頭上沒有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數據，但耳聞目染，知道大略，可以把脈診症矣！



（一）中國的貿易項目大致左右相等——去年有少許逆差，目前有少許順差，大致相等。這可見人民幣的強勢，不可能源於貿易項目。



（二）不能否認人民幣有強勢，甚強，但那是全部來自資本項目：鬼子佬要到神州投資設廠，或為經商買房地產，或要多持人民幣。既然目前貿易項目大致左右相等，鬼子佬看好中國，資金湧進，大部分成為中國的外匯儲備——持外幣，持外國債券、股票，持外地的其他資產等。



（三）中國對美國的貿易有大順差。既然中國的貿易項目在國際上大致左右相等，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項目一定有逆差，而這逆差總額應該與對美國的順差總額大致相若。



（四）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對所有國家的貿易順差與逆差會怎樣變動，要看好幾個國際之間的需求與供應的彈性係數——作學生時我用尺度過，加起來整條方程式大約六英吋（後來才知道是老友夏保加的發明）。只有上帝知道彈性係數為幾，所以我們無從預測人民幣升值會否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或增加中國對日本、德國等地的貿易逆差。當然，如果人民幣升得夠高，中國的貿易出口會下降至零，皆逆差也。



（五）人民幣升值，看資本項目的變動，以美元算，外資進入的或升或降也要看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彈性係數，但外資機構的踴躍參與一定會冷下來。人民幣升得夠高，外資進入會下降至零。



最有趣而對美國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間的貿易項目中的貨品與服務的不同際遇。下期我會試為美國建議平反之道。

中國能繞過歷史規律持續發展

貝加對中國長遠前景的懷疑，一個重點是不斷上升的，早晚會掉下來—這似乎是個歷史規律。他舉出戰後的德國及日本的例子，二者曾經像中國今天那樣，出現經濟奇跡，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就黯然失色了。凡升必降可能沒有錯，但歷史的經驗是可能繁盛三幾百年，也可以像德國與日本那樣，風生水起只得三幾十年。中國要爭取的不是永遠只升不降，而是要盡量延長繼續攀升的時日，這是要懂得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轍了。

一九九○年我到德國的法蘭克福住了一晚，進酒店後不到半小時就對太太說：「德國的經濟會有大麻煩，看來上帝也救不了。」為什麼這樣武斷呢？因為是星期天，除了酒店所有餐館都休息。我問侍應：「是工會搞鬼吧。」他答：「當然啦，凡是假日餐館不許做生意。」假日是親友出外進膳最適當的日子，喜氣洋洋的，餐館最可為，但卻被逼休息，其工會勢力之大令人咋舌，不需要調查了。

一九八二年路經日本的大阪，在市中心的兩幢大廈之間的一幅小地，有人小心翼翼地種滿了西紅柿。到市場問價，一隻西紅柿美金五元！這比美國高十倍，比東南亞高二十倍，而西紅柿可以在轉紅前採摘，船運相宜。我立刻想到嚴禁農產品進口是當時日本地價奇高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的，日本的經濟政策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禁止農產品進口，其二是在國際壓力下，日圓從經濟開始起飛時的三百六十兌一美元上升至八十兌一美元（今天大約是一百一十兌一美元）。一個發達國家的幣值上升了，在得益者的維護下不容易大幅向下調整。


改革速度快 變化多

貝加對中國的發展是看好的，只是對可以維持多久有疑問。我同意他說的：當一個國家變得富裕時，往往會引進一些妨礙發展的政策。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一孩政策會增加社會負擔。然而，他筆下的中國，一些是二十年前的情況，一些是十多年前的情況，一些是今天的。中國的改革速度快，變化多，不緊密地跟進不會掌握到中國發展的脈搏。


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三年前我在一個問題上打轉：在最廣泛的理念上中國的改革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後來得到的大略，是改革之初權力集中在上頭，整個國家沒有私產可言，改革權利的界定於是從一張白紙起筆。從一個以等級界定權利轉為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北京採用的辦法不是橫過，而是從上而下，把權力層層下放，層層承包，從省到市到縣到村到戶。有一條層層分成的稅收方程式，改過多次，到今天我還摸不準。這樣的發展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產權的結構與維護跟西方的從下而上的發展不一樣。儘管還有數之不盡的問題，但經濟發展的效果有目共睹，不可能是虛假的現象。

這就是了。中國今天的制度，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自成一家，歷史沒有出現過。既然效果可觀，發展還是向好的方面走，我們不要多加左右，以西方的政制強加進去。見到明顯地走向歪路我們不妨大聲疾呼，但一大籮的小問題不要管，因為北京當局比我們知得遠為清楚。你說這裡那裡有貪污，這裡那裡法治糊塗，難道他們不知道嗎？

這個奇特的發展產出了兩種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現象，對經濟發展是明顯地重要的。其一是今天國內市場的自由，冠絕天下。比方說，飛機票價可以分分鐘不同；黃牛票價有時炒上，有時炒落；出租車司機與商店售貨員，每星期工作三天，工作天沒有換班這回事；除了電器用品，差不多所有製造品都可以訂造，價格與現成的通常一樣。

其二更為重要。那就是我說過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的激烈程度，其它國家不可能見到。地區之間的搶生意解釋了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合約安排。比方說，貝加認為，知識產權的維護中國有所不逮。從法律與施行的角度看，這觀點是對的。但為什那多的外資，帶他們的寶貴知識資產湧進中國來呢？兩年前，一位中山大學的同學，姓周名燕，給我提供了答案。不知她從哪裡弄來數十份中外的合資合約，求教於我。我打開看，不到兩分鐘就大聲說：「這些是發明專利的租用合約呀！」

我曾經在發明專利租用合約（patent licenses）與商業秘密、商標等租用合約上花了幾年功夫，看過很多，知道這些合約很難成事，因為監管的困難度極高。想不到中國以合資合約的方法處理，知識產權的擁有者通過公司得到了保障。老外倒也聰明，合資合約中，每件產品的多項專利稅列得清楚，且說明公司有沒有錢賺也要稅金先惠。難怪今天外資可以在中國獨資，但很多可獨不獨。我認為這些合約安排，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迫出來的。

如果民主是指普選投票，我不同意貝加之見，認為中國正在朝這方向走。在權力層層下放的改革中，下層的投票是放寬了，但還沒有下放的權力，上頭拿得緊。他們對群眾集會敏感，重視黨員的辦事能力。地區的書記一定是黨員，是中央下派的監管者，調動常見，可能是避免落地生根，同流合污起來了。


改頭換面引進良策

中央的政治體制的運作外人不容易明白，我知得少，但在沒有民主普選的情況下，他們考慮民意顯然遠多於我知道的任何民主投票的國家。他們不會拜你為師，或直接地對你說接受你的建議，但如果你分析得客觀、清楚、有理，他們一定考慮。沒有普選就有這樣的能耐：考慮不需要顧及還要通過普選那一關。逐層考慮，逐層淘汰，我奇怪他們怎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考慮那麼多的不同之見。

二十多年了。知道他們會考慮我就繼續寫下去。永遠不知道自己的建議曾否被接受，也懶得管，雖然有時他們做的與我說的巧合雷同。我也知道寫得清楚很重要，而從經驗的概率看，在一個重點上重複又重複地用不同的角度作解釋，巧合雷同的機會會增加。

我可以肯定，貝加說的一個走向富裕的國家往往會引進的錯誤政策，在中國今天的政制下，如果有三幾個像貝加那樣水平的人不斷地寫文章反對，不斷地解釋，這些劣策不會被引進。他們有時把政策改頭換面，依了你的你不細察不知道。是奇怪的中國。

《中國的前景》二之二

學術捐贈的處理

李嘉誠捐贈港大十億元，港大以醫學院為李先生命名作回報，一些醫科舊同學反對，非議也。很同情先生受到的尷尬，也明白舊同學為何反對。我是過來人，分點說說吧。



（一）十億港元的學術捐贈，一次過的，是很大的數字。想想吧，一家美國名大學的建築物命名，大約美元五百萬，李嘉誠捐出去的可命名二十六所建築物，「命」將起來很搞笑，不命算了。事實上，港大的建築物命名之價不高。十多年前替家母捐了一點錢給港大，校長問要不要「命名」，嚇得我忙顧左右而言他。



（二）美國名大學的一個永久命名講座教授，大約美元四百萬。那是三十二個永久講座，比命名建築物有意思，但到處都是李嘉誠講座教授，很有點俗氣。



（三）學院命名，三十年前一家美國大名商學院只收美元二千萬，其它有較高的。港大拿出醫學院，是他們的鎮校之寶，對李先生是尊敬了。問題是，港大醫學院的招牌歷史悠久（孫中山曾在該學院的前身就讀），產出名醫無數，這樣的學院是不適宜重新命名的。不難理解舊同學要維護名稱上的歸屬感（佛山的華英改名一中，舊同學——連我在內——都認為失卻了一點歸屬感）。另一方面，有大成的舊招牌改名，新名不值錢。這是說，港大醫學院改名後，過了很久很久外間的人還會照舊的稱呼，無意間對李先生少了敬意。



（四）應該沒有猜錯，李嘉誠捐錢給港大根本不是為了名頭。他大名國際，再多一百數十個名頭其邊際效用也是零。他捐錢顯然是為了鼓勵學術，希望港大能在國際上殺出名堂，而一出手十個億，其學術誠意是沒有疑問的了。



（五）我認為港大的適當響應，是在資金的使用上對李先生作出清楚交代，說明這巨額捐款會怎樣有效地為學術的發展使用。如下是我的想法：



（甲）成立一個李嘉誠學術基金，由港大的財務部管理。港大的管理有不少問題，但其財務部了不起，是我知道的大學財務部中的表表者。這方面李先生可以深慶得人。



（乙）每年只用投資回報或其中一部分，不動用原來的十億基金。回報六厘不苛求，那是每年六千萬，可以做大事矣。



（丙）不花錢作研究資助，不買工具儀器，不搞學術會議，不聘請新教師，不為教師加薪——這些對學術發展的成效永遠有個大問號。搞獎金，獎賞那些在國際上受到重視的學術文章。一百萬港元一篇在國際上受到注意的學術文章，會是很有效的紅蘿蔔。



鼓勵學術研究這回事，有成就才獎賞最高明。文章要發表後若干年才可以衡量其在國際上的地位，所以這基金不妨從獎賞現有的港大教師此前發表過的文章起筆。評審重要文章不困難，但要專業客觀。一間大學每年有二十篇這樣的文章，很了不起。中獎一百萬等於出一年雙糧，教師們怎會不拚搏呢？慎重地處理，除了起初的獎舊作，一年獎不出三千萬。



學術上最大名的獎金是諾貝爾獎。此獎不動用原來基金，只獎成果，不獎其它。如果港大處理得好，李先生可能加碼，那麼有朝一日，獲獎者不限於港大，這基金有機會成為瑞典之外的另一個奇跡了。



是的，處理得當，對症下藥，誠哥一個人可以搞起整個中國的學術水平！

中國的前景——與貝加商榷

一位同學傳來一篇中譯文章，作者是老友貝加（Gary S. Becker，一九九二經濟學諾獎得主），英語題目是Will China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Perhaps Not! 內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讚賞有嘉，但顧題思義，「Perhaps Not」加個歎號，就不能說對中國的前景是很樂觀了。該鴻文的結句：「二三十年後你還活的話，就可知我的懷疑會否被證實了。」



　　是譯文，可能不准，但讀來還是感慨千萬。一九八一年我寫成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初稿，推斷了中國會走今天的路，反對之聲甚眾，而最明確反對的有兩位。一位是貝加，另一位是舒爾茲（T. W. Schultz，一九七九諾獎得主）。後者的來信，直言經濟學不可以作這樣的推斷。但我是搞制度經濟的，於今回顧，當年的思維走得遠，鑽得深，脫離了傳統的層面。一士諤諤，猶疑了幾個月，還是決定把該文稿發表。幾年前讀到巴賽爾（Yoram Barzel）的論文結集的引言，他說在一九六九年認識我時，我已經是產權及交易費用的行內第一把手了。我認為巴賽爾的意思，是當時我開始脫離傳統。離群之馬不一定走得對，不一定可取，只是思維有別，寂寞無人見。



　　貝加與我的經濟基礎訓練大致相同，但發展起來很不一樣。他喜歡看數據，理論以功效函數入手，求均衡，而他的分析能力是行內手屈一指的了。我喜歡在街頭巷尾跑，把有趣的瑣事誇張地尖銳化，論感受，而推理主要靠想像力。這兩種人對世界的看法不同不難明白。如果大家用上同樣的局限，結論不會有別，但大家對局限的看法有時很不一樣。



　　從貝加的鴻文的題目說起吧。Leading Nation可譯作首位國家，也可譯為領導或主導國家。Lead什麼呢？肯定不是斗人多！斗武器軍備也不對—人家星球大戰數十年，中國鬥不過。斗政治領導嗎？也不對：炎黃子孫的歷史從來沒有這種意識或癮頭—文化如斯，不容易新潮起來。





人均收入遠遜美國 震撼指數多不勝數



　　貝加所說的leading應該是說經濟。中國會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的leading nation嗎？是有趣的問題，答案要看你怎樣算。以國民總收入算，是否眾人說的要數十年才可追上美國呢？不對，如果開放金融與取締國營壟斷，實質國民總收入大約五年可追上美國，但追上也不值得勒碑誌之：實質的人均收入還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Leading Nation」不敢說出口。以美元算的國民總收入可以追上美國嗎？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變，十五年恐怕不夠，但如果在國際壓力下人民幣走日圓當年的路，被逼大幅升值，十年追上也有餘。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以國民總收入論英雄，中國勝之不武。然而，從民生最實惠的實質人均收入看，中國可能永遠追不上美國。人均的天然資產差那遠，知識差那多，要追上遙遙無期也。從上述的幾項經濟準則衡量，二十一世紀不會以中國為首。



　　如果讓我轉換另一個經濟衡量準則，二十一世紀看來是中國的了。那是對世界經濟的震撼性。不容易量度，但古靈精怪的指數容易發明，無論你怎樣炮製這個世界經濟震撼指數，中國考個世界第一是意中事。今天老外對中國經濟的大吵大鬧，看來不是為了什麼國民收入，而是無意識地用上述的今天還沒有炮製出來的震撼指數。



　　想想吧。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起，其製造品把整個西方的行家殺得叫救命。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是日本的二十多倍（實用的看來少一點）。人民的天賦與耐力中國不比日本差。先天後天皆十倍，三十年前一個日本就以經濟左右地球，看中國今天的發展，十個日本的機會顯然存在，到時震撼如何不容易想像，而今天想像明天就預先震撼起來了。不是空穴來風。幾年前中國的水泥要進口，今天是天下第一水泥出口國；十多年前國內電話不足，今天上海平均每人一點三個電話；今年落成的東海大橋跨海三十二點五公里，破了世界紀錄，三年後鄰近的杭州灣跨海大橋三十六公里，再破之；皮具產品，地球上百分之八十多產自中國；ＤＶＤ機是百分之九十；一家鞋廠員工十二萬；一家公司每天產出公仔面三千萬包……姑勿論什麼珠江鋼琴了。無他，人多搏命罷了。北京的豐功偉績，也無他，只是製造了一個讓十三億人拚搏產出的環境。經濟發展就是這樣簡單的事。當年我讀餐死考第一的經濟發展學說，可以作廢。



　　這幾年衡量中國的經濟前景，我老是把日本仔的經驗作比較。先天與後天的條件那樣相近，假設今天的中國是十個當年的日本不會是大錯。日本的經濟開始起飛大約是一九五○年。他們當時的科技基礎勝於一九八○的中國。但時移勢易，這些年世界的科技上升速度破了人類的紀錄，中國可以租之，或買之，或學之，或偷之，而今天一種中國發明的辦法是公而司之（見下文）。一九五七年我替父親的公司到日本大阪作工業查考，記憶所及，認為他們當時的形勢高於一九九○的蘇浙，但遠不及今天的中國。





前車可鑒免蹈覆轍 延長經濟攀升時日



　　兩年多前，我大略地這裡加，那裡減，在好幾方面作了大略的調整，認為日本紅極一時的八十年代初期的形勢，中國大約會在十八年後追上。這是說，中國對世界經濟的震撼如果可以達到日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局面，時間大約是二○二○年。但那是十個日本，就是打個五折也不容易想像了。但日本的經濟政策出了大錯，其震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下降了。前車可鑒，原則上大錯的政策中國可以避免。



　　貝加對中國長遠前景的懷疑，一個重點是不斷上升的，早晚會掉下來—這似乎是個歷史規律。他舉出戰後的德國及日本的例子，二者曾經像中國今天那樣，出現經濟奇跡，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就黯然失色了。凡升必降可能沒有錯，但歷史的經驗是可能繁盛三幾百年，也可以像德國與日本那樣，風生水起只得三幾十年。中國要爭取的不是永遠只升不降，而是要盡量延長繼續攀升的時日。這是要懂得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轍了。



《中國的前景》二之一

要淡化貿易衝突

去年底與一些朋友談及今年初取締紡織品出口配額的問題，大家都意識到開頭幾個月出口會急劇上升。有三個原因。其一當然是配額的取締。其二是去年後期配額的灰色市價急速下跌，反映進出口商可待則待，希望配額取締後能較為廉價地成交。其三最頭痛。這是歐美頻頻說正在考慮各種措施，約束配額取締後的紡織品進口量。有這樣的威脅，機不可失，進出口商當然一開波就踢到盡矣。





政客擾亂市場



　　今年首季中國紡織品出口以倍數上升，何怪之有？行內的朋友沒有一個不事前知道大概，外地的進口商與製造商也應該早有心理準備，只是增幅相當驚人，產生了一種有震盪性的形象，政客可說是擾亂市場也。於是，二月二十二日我在《蘋果日報》發表《翻譯的嚴重失誤》，其實是朋友年多前就告訴我可能有的麻煩。世貿協議中有一條規例，說明如果市場受到擾亂，進口國可以採取「救濟措施」，約束進口。中譯說這措施期限一年，「不得重複適用」，但英語原文是期限一年，「除非再申請」。把「除非」譯作「不得」，很麻煩。這應該解釋了不久前美國商務部提出重施配額，每年中國紡織品進口上升約束為百分之七點五—含意著年年「重複申請」了。看來是這個威脅導致中國大幅提升紡織品出口從量稅作響應的。



　　如今薄熙來手起刀落，取消多項紡織品出口稅。北京做事，取消了的不會加回去，那麼，今後的發展會是怎樣呢？



　　一個可能是紡織品進口國再引進限額。這方面中國最可取的回應，是重施配額。配額的分配由薄熙來處理，適當不過。有三點。一、政府千萬不要出售配額，不要拿一分錢，要讓配額的價值留在紡織品廠商的手中，從而提供以增加成本來提升產品質量的空間。二、要設計一個比香港當年優勝的每年重新分配配額的方程式。三、讓配額在市場自由轉讓。上文說過了，後者會增加配額的市值，而又能鼓勵配額落在善用者的手中。此前中國的紡織配額制度，是不容許買賣或轉讓的。然而，在灰色市場的配額買賣，無日無之，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如果配額再施行，容許自由轉讓是明智的。





從爭取最高總市值入手



　　這裡有一個沒有人提出過的配額黃金定律。不管怎樣安排，不管怎樣分配，有了固定的配額，其總市值愈高，對整個紡織行業與中國的經濟整體愈有利。（這類推理我從來不錯。）所以配額的安排與分配要從爭取最高總市值的目標著手。如果新的配額制實施得當，中國的紡織質量量會再提升，目前的國際一哥位置可以保持。其它廉價勞力地區的紡織業發展，則要看他們有沒有配額或其它出口約束了。如果這些地區毫無約束，他們會攻佔今天中國還有的低價紡織品市場。從國際貿易市場的競爭發展看，薄熙來要擔心的不是上頭的名牌—中國早晚會打上去—而是下面的廉價競爭者。名牌的銷量不多，養不活十三億人。



　　第二個可能的發展是紡織品進口國提升進口稅。這個可能性看來較小。一者是關稅比較明顯地違反了世貿協議；二者是如果進口稅歧視中國，政治上不好看；三者是進口稅是抽了本地人的錢，進口商與消費者的反對不容易處理。是有趣的現象：配額也會損害進口國的消費者，但不明顯，他們一般不知道，而進口關稅他們是容易知道的。





毌懼開放市場



　　第三個可能的發展，機會相當高。那就是紡織或其它中國產品進口多的國家，會討價還價，強迫中國開放對他們有利的市場，例如金融、保險、知識（包括出版）、專利保護等。作為經濟學者，我想不出反對的理由。就是從中國人的立場看，我看不出開放這些市場對中國整體有壞處。問題只有一個，知識產權或專利的保護，例如防止盜版，費用甚巨。這些費用應該由哪方支付呢？



　　布殊總統說在經貿上，美國與中國要有公平的競爭。如果說中國的紡織品價格太相宜，進口太多，所以不公平，我是不同意的。讀書考試鬥輸幾十分，沒有什麼不公平。但如果說美國讓所有中國的製造品自由進口，而中國不讓美國的服務行業自由進口，所以不公平，我就不容易替中國辯護了。這方面，世貿協議怎樣寫下是另一種「公平」約束，我沒有深入研究過。





保護主義難持久



　　自瑞典頒發經濟學諾貝爾獎的三十六年來，獲獎的絕大部分是美國學者。我大約認識一半，沒有一個會反對中國的產品自由進口。歐洲的意識我掌握不夠，但自由貿易是美國根深蒂固的潮流。所以我認為今天大吵大鬧的國際貿易，聲浪多於實際，保護主義的抬頭不容易持久。任何國家，早晚守不住的行業不要堅持守下去。搶佔有可為的市場才是明智的競爭之道。



　　我認為中國要繼續堅持經濟開放，今天的逆來不可畏，大可順受。這是說，中國千萬不要採取貿易上的報復行動，英語說的retaliation避之則吉也。千萬不要報復，但也千萬不要說出來。薄熙來不妨穿上寬衣袖，彷彿其中暗藏八寶，多多少少會有點阻嚇作用吧。



　　本文為昨天「薄熙來『兵三進一』」續篇，提前於今天刊出。

薄熙來兵三進一

在歐美壓力下，幾星期前中國考慮大幅增加紡織品的出口從量稅，五月二十日宣佈將於六月一日施行。這消息害得我整晚睡不著。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影響力，但今年二月七日我在《壹週刊》發表《出口從量稅的經濟分析》，支持當時中國推出不久的、一百四十八項紡織品每件人民幣二毫至三毫的出口從量稅，同時建議，如果先進之邦認為抽得太輕，不妨增加，但要調整紡織品製造商的國內所得稅。



最近公佈大幅提升的紡織品出口從量稅，沒有所得稅抵消的調整，把我嚇了一跳，看來北京的朋友沒有讀過我二月七日的文章，也可能讀過但誤解了我的分析。提出政策建議，我歷來謹慎——人家不聽猶可，但依我而行，闖了禍，水洗不清，我這個老師傅不知要躲到哪裡去。殊不知到了五月三十日，離大幅增加出口從量稅只兩天，商務部長薄熙來突然回手，宣佈取消八十一項紡織品的出口稅，其它詳情我不清楚。這使我舒一口氣！



經濟理論簡單，但分析複雜，讀者要小心了。



首先是前年在報章讀到，依照世貿協議，中國某些紡織品出口取消了配額，但美國考慮把配額放回去。於是，該年（二○○三）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在這裡發表了《配額：前車可不鑒乎？》，是幾年來自己比較稱意的文章。該文指出，六十年代，香港的紡織質量量奇劣，只能在美國的低檔商場銷售，但後來有了配額制，出口紡織品的質量急升，從見不得光的商場地庫升到最高檔的那一層，把老外的貴價牌子殺得叫救命。



有關的分析是基於三個重點的。第一，配額值錢，出口的同項紡織品，優質與劣質要用同樣值錢的配額，當然是選優質的出口了。經濟理論似淺實深——深、深、深。首先是艾智仁於六十年代初期提出的需求定律的解釋。艾師指出，美國的蘋果與金山橙出口，永遠是質量最佳的。這是因為優質與劣質，每果運費相同，加上運費，優、劣的價格雖然一起上升，但與劣質比較，優質的相對價格是下降了，而需求定律的價格永遠是相對價格。本來是天才之筆，但一九六九年，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以等優曲線證明艾師之見是錯了，錯得清楚。問題是，出口的水果永遠是質量最佳的，千篇一律，顯然與加上運費有關。支持艾師之見，我的一位學生與兩位同事發表了幾篇很好的文章，但答案的邏輯還是有問題。終於五年前由我破案：艾師的結論沒有錯，但邏輯要修改（見拙作《科學說需求》第六章第五節）。



配額導致出口紡織質量量急升的第二個理論基礎是這樣的。有優、劣二質的同項成衣，如果加上夠高的同樣運費，會選優質的出口。問題是，只加運費，成衣商會選現有的優質出口，不會增加成本再提升成衣的質量。配額是另一回事。市場有價，配額的價值代表著一種壟斷租值。這租值放開了一個以提升成本來再增加成衣質量的空間。在市場競爭下，均衡點是在邊際上，質量成本的增加與配額的價值相同。



第三個重點是香港當年容許配額在市場買賣、轉讓。這轉讓提升了配額的價值，也容許配額落在價值最高的使用者的手中。是香港之幸。當年整個亞洲的紡織品出口都有配額，但只有香港容許自由轉讓。香港因而殺出重圍，小小的城市成為舉世無匹的成衣出口「國」。



回頭說出口從量稅。此稅按件算，unit tax是也，與從價稅（advalorem tax）——按價的一個百分率抽——是不同的。前者改變了優、劣二質的相對價格，後者不改。這是說，有優、劣二質的同項成衣，前者會導致選擇優質的出口，後者不會。問題是，加從量稅與加運費對優、劣出口的選擇一樣，沒有配額那種容許提升成本再提升質量的空間。所以在二月七日的《出口從量稅的經濟分析》一文中，我建議把成衣商的國內所得稅取消，把稅收搬到出口從量稅那邊去。處理得當，這會有配額的提升質量的效果。但很不容易處理，而我不懂稅務，不敢多說。



我為中國大幅提升紡織品出口從量稅整晚睡不著，因為這提升沒有其它相應的增加成本空間的調整。這樣，大幅提升從量稅等於大幅提升運費，雖然國家增加了稅收，但在國際競爭下愚不可及。想想吧，中國紡織品的主要競爭對手，不是歐美的世界名牌，而是印度、菲律賓、墨西哥等有大量廉價勞力之邦。只提升從量稅（等於提升運費），豈不是讓這些僅落後中國少許的國家在背後一刀斬過來？



二○○一年四月，我到大連講學，聽到那裡的朋友大讚市長薄熙來，提到他將會轉任省長，沒有一個捨得，說有些市民竟然像杜甫寫的「牽衣頓足攔道哭」，就留上了心。這次他一下子取消出口稅，不知他怎樣想，也不管有批評，認為確有大將之風。這邊廂有協定，那邊廂不協，你走這著，我走那著，是國際的政治經濟象棋。朋友，你懂得下嗎？所以當我讀到薄前市長取消出口稅這一著，比我想得出的高明，不由得對太太說：走得好。



薄熙來走的是閒著，以不變應萬變。朋友，如果你坐下來下象棋，對手說準備了多項殺手鑭，讓你先行，你會怎樣走呢？炮二平五主攻，馬二進三主守，都露了底。薄熙來選走兵三進一！這著棋有兩個名堂：稱「仙人指路」，又稱「投石問路」。這是保持先手，讓對方響應再作打算。



世事如棋局局新，不容易見到更刺激的棋局。會怎樣演變下去呢？明天再談吧。

作品傳世有秘訣嗎？

應該沒有猜錯，搞創作的人總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傳世。傳世者，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經得起無情時日的蹂躪，過了許多日子還有人記得，還有人欣賞，英語說的memorable是也。是很不容易的玩意，而作者往往不在人世，自己不會知道。也有作者在生時知道的，或相當肯定，但相當肯定的也可以煙消雲散。作學生時我讀過不少算是名家的經濟學論著，只四十年，這些作者今天很少人記得了。曾經大名鼎鼎，紅極一時，但時日還是無情地淘汰了他們。

學術傳世，作者要有一家之言；藝術傳世，作者要有獨特風格。這些是起碼的要求，一般不足夠，而何謂一家之言，何謂獨特風格，其界定往往不清楚。數之不盡試創「一家」或「風格」的人，走上譁眾取寵的路，能成功地傳世的例子甚少。有些人，例如畫家高庚，出盡八寶為自己的畫作推銷，希望傳世，但其實此君天賦絕頂，作品絕對超凡，傳世上蒼注定，只是大力推銷可在生時多賣一點。

一般而言，傳世的作品要靠作者的真實本領。功力不到家，怎樣推銷，怎樣宣傳，在生時或可多賺點收入，但傳世一般要講真功夫，也要講一點運情。梵高死後，他的弟婦把他的作品慎重地整理收藏。不這樣，這位大天才的一般沒有簽名的畫作，不容易傳世。整理作品會增加作者的傳世機會。這解釋了略有看頭的經濟學者到晚年都喜歡整理自己的學術文章，結集成書。對我來說，整理結集為自己欣賞重要，但實不相瞞，這些日子我用心整理自己的英語文章，傳世的希望像糖果那樣在腦中跳。

可能發了神經，這幾年覺得自己的經濟學文章可以傳世的機會愈來愈高了。首先是八九年前巴賽爾提點，說我的英語文章被引用，奇怪地毫無衰竭的跡象。留上了心，近幾年發覺數十年前寫下的被引用不跌反升，而一些早就石沉大海的竟然略見天日。跟著是兩年多前寫好的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綜合自己在一門學問上的思維，獲得很大的反響。最近高斯為了替我的英語文章結集寫序言，讀作品後，其評價似乎是說有機會傳世。

這些之前我毫不關心自己的英語作品可否傳世，只為自己的好奇心動筆，希望親近的師友贊幾句。這幾年的勢頭有可觀，本來懶得整理結集也來一次大興土木了。事前沒有想到整理英語文章比整理中語的困難那麼多。一言難盡，但我自己要做的那部分七月可完工，高斯的序言如果及時趕到，那麼十月左右該結集可面市了。

當年寫英語文章我沒有傳世的意圖。後來寫中語文章更說不上。但二十多年前上蒼派出《信報》的林山木，在他的鼓勵下我寫成了《賣桔者言》。跟著寫《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用足心機——今天國內的朋友奉為經典了。其它的中語文章得到提攜，有讀者，而今天數以千計的網頁轉載，要不傳世很困難。是我不理解的先進科技，文章上了網，除非政府出手一般驅之不去，而久不久有讀者光顧某陳年舊作，該文可能翻新，跳到前頭。

有市價的藝術作品，判斷傳世的機會是遠為容易的。不是造價的真價作品，價夠高而又顧客頻頻的，是相當可靠的傳世跡象。捧場客為了維護自己的投資，有傾向繼續捧下去。賣出三幾件甚至三幾十件作品不成，托價或造價往往有反效果，但顧客頻頻而價格堅挺，或跌後回升的，傳世的機會甚大。

寫這篇文章，起於兩年前重施故技，搞攝影，希望自己的攝影藝術也可以傳世。真可憐，自己監督放大，簽上名字，配上鏡框，勞師動眾，只能賣數百元，而搬運往住損壞了，屈指一算，要虧蝕！這可見我的攝影作品不值錢。其它攝影大師的作品也是無價之寶。沒有市價的藝術作品，要怎樣判斷傳世的機會呢？或者說，我要怎樣做才可以增加自己的攝影作品的傳世機會呢？

首先是細算自己的天賦本錢，認為自己於一九六五年想出來的處理光的技巧，加上今天的科技，搞色彩，自成一家，有可為也。跟著是否決搞展覽，要出書。這是因為展覽過眼雲煙，但出書可以留下來。再跟著是出書要有主題，不斤斤計較每幀作品的高下。這是因為歷來張張講究的攝影集，沒有主題的，傳世的機會是零。

這樣，本來想好了的五本攝影集，增加至八本，最後改為七本完工。這些更改是為了主題的更換，這樣處理不對，那樣處理不妥，到最後，七個主題算是有一個加得起來的整體了。

會傳世嗎？很難說。搞攝影要傳世，可能是藝術創作中最困難的玩意。把快門按下去，山是山，水是水，你有人有，再美觀傳世的機會肯定是零。如果整古做怪，把山攝得不像山，水不像水，傳世機會也是零。攝影的傳世條件，要有毫不做作的獨特風格，成功地表達作者的感情，不容易被抄襲。這些加起來有點苛求了。

大致上，我認為自己做到了，但可否傳世還是疑問。黃貴權可能幫一把。他對攝影藝術的看法與我的一樣，但手法不同，而他也出書，也論主題。大家的作品都強調對焦，但對焦中又務求如夢如幻。大家都把感情的表達放在一切之上。有較多的人走同樣的路，傳世的機會是會提升的。

想想吧。如夢如幻的攝影作品，觀者一下子不容易接受，以為作者在發神經，但如果有兩個發同樣神經的人，加起來就有點說服力了。回顧歐洲的藝術歷史，有大成的時代永遠是多個作者走相近或類同的路。競爭與互輔沒有矛盾，可以共存。可以這樣說吧：越是多人走黃貴權和我的攝影藝術的路，我們的傳世機會越大。只希望不要走得一模一樣，觀者分不開來。

作品傳世有秘訣嗎？當然要講點天賦，要講努力，要講拚搏，要講運情，但這些之外有秘訣嗎？應該有，我不懂。只在攝影上刻意地嘗試，自己發明的傳世秘訣是淘汰了所有傳世不成的處理方法。炎黃子孫中搞攝影藝術的何止百萬，但到今天作品足以傳世的看來不到兩個。或然率說，我的秘訣多半不管用，也會遭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