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簾集》目錄

前言
原序

一、六十有感
恐龍一族
兒童的玩意
懷古說
「教授」之謎（附後記）
煉仙趣談
時間的感受
退休之「價」

二、經濟雜談
唯利主義的另一面
報業淘汰賽的經濟分析（附後記）
也談蓋茨
通訊與交通的發達時代
缺糧說（附後記）

三、仰慕的人
初遇佛利民
再遇佛利民
佛利民與二十世紀
蘇學士
史學士
悼深泉

四、學術正邪說
從戴維德看香港的學術準則
八卦經濟學
趣味與學術
俗氣與造作的經濟學
學術思想
走火入魔的「風水派」

五、天才與碰巧
漫談寫詩的天分
說亂來
情似梵高、才勝梵高的徐渭
心手兩忘
奇異的層面
周老師的書法
神來之筆

六、創作與文章
創作雜談
古文今用
浪得虛名
清楚的文章
董橋的功力

七、子女的教養
中西合璧難於上青天
春花秋月何時了？
背誦大有裨益
無法趕得完的工作
教養趣談
與兒子一席話

八、不是專家談教育
「公立」兵敗如山倒
為聯招奔命
從一個學生的一個問題說起
不是專家談教育
反對強迫母語教學

九、書生論政
台灣行
戰爭與統一
看奧運有感
特區首長應有條件
仰天大笑出門去
九七後的言論問題
二十世紀的一號人物
政治人物多受批評
小人蛇的權利
一籮小問題是大問題

十、藝術正面觀
從大海撈針看羅中立
從張愛玲的起落看中國文藝市場的盛衰
陳衍寧的肖像油畫
喜見覺斯神品在
中國藝術為何節節敗退？
要「解畫」的藝術
六十賣字一幅

十一、論收藏
上海博物館
思宋有感
書法贗品
狂熱與虧本
中外油畫的價格差距
漫談鑒定
古書畫的價值
書法收藏記
石
從印象派的畫價說起

十二、結廬在人境
悠然見南山的嚮往
陽朔山水甲桂林
西安游
美國西北部
海
住
觀其姿而不忍殺其生也

十三、人多事也多
畢發德的悲劇
從梁天偉事件說起
言論自由的世界紀錄
也談香港樓市（附後記）
徐稚下陳蕃之榻（附後記）

時間的感受

六月九日（九七）下午二時我從香港飛西雅圖。這是我第二次環球之行，目的地是布拉格、維也納及嚮往已久的莫扎特故居。本來我是打算從香港飛布拉格與兒女會合的，但兒子要在六月十日在西雅圖考醫科會考，內子決定留在美國「陪太子讀書」，我就不能不「犧牲小我」，飛到西雅圖去與他們會合，再一起飛布拉格。

這個「犧牲小我」的決定，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環繞地球一周的飛行，頭等機票格外相宜。從作經濟研究的一九六一年起，我就認為機票價格的釐定，有數之不盡的難明之處。我的老師、我自己、我的學生、我的學生的學生，數十年來，還是解釋不了機票價格的好些莫名其妙的現象。要知道多一點，我曾經幾次向一些飛機公司的高級職員求教。他們應該是專家，但細問之下，他們也像我一樣，對機票價格的好些變化不明白。

還有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要在兒子大試前夕，親自去為他打打氣。做父親就是這樣放心不下：曾經對兒子說過數十遍的考大試的秘方，還是要向他再說一次。那就是，考試前的一晚千萬不要讀書，想也不能多想，一定要早睡。這樣，進試場看試卷時，學過的會很容易記起來。我沒有向研究腦子的專家研究過這個現象，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兒子這次考試，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那是美國全國的醫科會考，在意識上總是比較重要的。一連考兩天，每天考六個小時，這比起我考博士筆試時，四天之內考十六個小時不相伯仲，打個平手。這種考試緊張刺激，兼而有之，不是讀書之樂，但可算是讀書的過癮之處。

話說這次從港飛美，是我經歷過數之不盡的次數中時間最短的。飛行時間十一個多小時，不算短，但進、出機場關口的時間，加起來只有幾分鐘。屈指一算，從踏進機場到走出機場，只有十二個小時。另一方面，我坐的樓上機艙只有三位乘客，大家全程把窗關著，不見陽光。我是吃了午餐才上機的，所以一起飛就對空姐說要睡覺，睡了兩個多小時。醒後看了兩套電影，吃了一點東西，翻閱一下雜誌，又再睡個多小時，飛機就著陸了。

西雅圖天氣清爽而晴朗，氣溫是攝氏十六度，與香港完全是兩回事。我是九六年九月初從西雅圖回港的。相隔九個月，西雅圖半點也沒有變。可能是因為飛機座位舒適、時間不長而在機上又見不到陽光，我覺得自己好像在香港睡了一小陣午覺，醒來卻是西雅圖。相隔九個月的經歷，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當然，我是很清楚記得九個月所發生的事，但奇異的感受，是我可以將這九個月的經歷抽起，把九個月前的西雅圖與今天的連接在一起。

愛因斯坦說時間是「相對」的。他為此而創立的「相對論」，深不可測，不是我這個凡夫俗子可以理解的。這次飛美的經驗，使我意識到，在感受上，時間的長短是心理或是印象的問題。同樣的時間，我們有時覺得很長，有時覺得很短。其中的關鍵所在，是我們能否把一些時間的片段，從中抽起。

在心理上或腦海中能把一些往事的片段抽起，放在另一個地方，然後把餘下的片段連接起來，時間就過得很快。我自己年長了，覺得時間過得越來越快——比年輕時的感受快得多——是同一理由。年長後，有好些所見所聞是重複又重複年輕時所經歷過的。重複的經歷，沒有新鮮感的，腦子沒有新印象，懶得去記一下，於是這些重複的片段，就不經意地被抽出來了。

你試過步行旅行嗎？步行而去，步行而歸，你會覺得歸程的時間比去程的短，雖然在回歸時你比較疲倦，手錶上的時間較去時長。我對這歸程在感受上時間較短的解釋，是因為在去程中你見過的景物，回歸時你重看，新的印象就不深刻了。

心理上，完全沒有印象的時間，算不上是時間吧！

從一個學生的一個問題說起

在港大招收新生時，一個學生問：我們在中學幾年的校內成績，是不是完全不計的？我答道：完全不計！肯定地答了這一句，我不禁悲從中來。驟然聽來，這學生提出的似乎是個無知的問題，但其實是點中了香港中學教育的致命傷。

我對該學生解釋說，那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我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可能改變這個制度。對我來說，要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像美國那樣，一間有份量的中學的校內成績，當然比會考成績重要得多，而一個有份量的中學老師的推薦信，比所有考試成績更有說服力。問題是今天香港的中學，不容許一個老師發揮個人的學問或設計自己獨有的課程，使我們無從判斷一個有真才實學的老師或他任職的中學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別無選擇，墨守成規的會考就成為唯一的準則了。

一時間我想起在美國任教職時的一些往事。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招收研究生的評審員。評審的有作助理教授的五個後生小子，由年長而又大名鼎鼎的路易斯（Gregg Lewis）作評審主席。我們這幾位「後起之秀」也真的可憐，每人花了近一百個小時來審閱大約有五呎高的學生申請資料。我們精心選擇，每人把最可取的前五十名學生的高下排列出來。跟著就與路易斯開會議。

路易斯把他對學生的排列名次給我們看，竟然與我們所排列的完全兩樣。他不讓我們的選擇有絲毫重量：學生名次排列要依他的而行，一個也不能改。我們當然一肚氣，心想，近百小時的工夫，付諸流水，那委任我們作評審是搞什麼鬼的？

路易斯見到我們的臉色，解釋說：請你們作評審，不是要聽取你們的意見，而是要給你們一個機會，學習一下衡量學生的準則。他跟著說他作過統計，大學會考（GRE）的成績，與學生後來的表現沒有可靠的關係。他又如數家珍地例舉哪一間大學的成績，再好也是三流，而哪一家成績平平的，卻非同小可；哪一位寫推薦信的人絕不可靠，而哪一位只說半句不錯的話，就言出如金，可以肯定。

後來校方依照路易斯的排列，先通知前十一名學生，給予最高的獎學金。但這十一位學生中，答應到芝加哥大學深造的只有一個。其它都給芝大之外的名校「搶」去了。

最令我佩服的，是路易斯排名第一的學生，是以色列一間大學的，成績只是中上。這學生什麼會考成績也沒有，不在我所選的五十名之內。後來我才知道，這學生被美國最高的五間學府爭相取錄，其中三間把他排名第一。這可見美國的頂尖學府都有像路易斯那樣的高人，對會考成績視如糞土的。

一九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職，替學生寫推薦信時慎重處理。過了幾年，有兩間大學來信，請我多作推薦，又說明只要有我的認可信，他們是不用看成績的。

在美國，中學會考成績（SAT）比大學會考有較重的份量，但通常只是以某一個分數作為起碼的要求，其它就是按不同中學的成績及推薦信，把學生作個別處理。在洛杉磯，Fairfax與Beverly Hill兩所中學的學生，歷來都有優先權；西雅圖的Lakeside（Bill Gates之中學也）也有類似的份量。不要低估香港中學昔日的國際地位。一九六三年，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收生主事人告訴我，香港培正中學的學生申請，他們不用看成績，照收無誤。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俱往矣！

香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學生從小就單為考什麼會考而讀書。一位有創意，有啟發力的老師，不會被容許以自己的所長，針對學生的趣味而授課。一位有真才實學的老師的獨得之見，對會考成績不好，該老師可能連飯碗也保不了。

這悲劇的場面廣大。香港的中學，課本要由官方機構批准。官定課本說這樣，老師不會教那樣。課本說「莫須有」是解作「不需要有」，老師不會說應該解作「可能有」；課本說「怏然自足」，老師不會說應該是「快然自足」。

既然中學老師在課堂上不能對官方的規定視若無睹，不可以在任何課程上選用自己喜歡但不被批准的書，而又為米折腰，不敢暢所欲言，以自己的學問心得在學生面前發揮己見——這樣一來，就算老師是個天才，他要增加自己學問的意向也就談不上。

為聯招奔命

最近同事和我舉辦了我們港大經濟金融學院招收新生的巨大工程，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眾志成城，「招」來熱鬧之至！

說香港發明的聯合招生制深不可測，絕對沒有誇張。我和幾位同事事前要像考博士試那樣，細心研究這聯招制的各種含意、數之不盡的可能性及陷阱。我們要審查以往的數字，本年度學生申請的各種數字，又要猜測有關當局知道但卻不讓我們知道的數字，然後像經濟推測那樣來詳加分析。

本來，聯招制的大概我們是知道的。實行了幾年，我們怎會一無所知？問題是一般的認識不管用：一不小心，我們很容易給比我們知得多的競爭對手殺下馬來。所以這次我和一些同事發奮圖強，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行不得也，然後入鄉隨俗，用上今天在經濟學上大行其道的博弈遊戲來「博」一下。

這遊戲可不簡單：我們若走這一著，對手甲可能會走那一著，乙可能會以那一著響應，而丙則可能……但假若甲不走他們應該走的那一著，乙卻走他們應該走的，我們又要……讀者不相信嗎？那你不妨請一個聯招專家來，讓我考他一考。

不要以為我小題大做。據我所知，一校之內，七校之間，沒有哪一個院系不在這個時期在博弈遊戲上大傷腦筋的。去年我們就是因為對遊戲規則知得不夠而敗走麥城。

其中的奧妙所在，是聯招制容許不同校或同校而不同院系，各出各的收生方程式。每校或每院系都有收生的限額，由一個某些項目可以做但另一些又做不到的計算機軟件來同時處理。這樣一來，就算你聰明絕頂，遊戲玩來總是有點天馬行空，不知會走到哪裡去。

比我們對這制度知得更少但卻有十二個選擇的學生，天可憐見，根本不可能明白這制度的運作。兩年前，有一位成績不俗的學生，十二個選擇中，竟然無一取錄，變作無主孤魂。後來我替這學生向校方高層查詢，他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學生會成為漏網之魚。

可以這樣說吧。一小撮近於狀元的學生，是不需要明白聯招制度的運作的。他們要選哪一校哪一系，凡選必中，只在申請表上填寫一個選擇就夠了。但其它的學生——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好的——就沒有這種權利了。他們要學我們那樣，玩博弈遊戲。問題是，學生沒有我們可以取得的資料，對聯招制的運作比我們知得更少，所以充其量只能糊塗地「博」一下。

我們作收生的，是要盡量爭取近於狀元之外的優質學生。這爭取的學問，有研究的人大可以著書立說。這一次，我和一些同事花了個多月的時間研討，其間與校方高層開了幾次會議，然後定下了策略，創立了一條新的收生方程式。

有備而戰，我和同事們一起用了四天的時間，接見了近千名學生。我自己每天開六場（共二十四場），女秘書在旁協助；其它職員發信的發信，聽電話的聽電話；所有同事謝絕應酬，整天坐在辦公室裡接見個別學生。幾天之內，一院之間，彷彿有聯合交易所之勢。但這也真的是聯合交易了。

在這次聯招中，我們對香港納稅人作了一點貢獻。我們向學生公佈了我們的收生方程式——一條簡單而又容易明白的方程式——說明收生限額，又讓他們參閱我們以往的收生數據。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要在那深不可測的聯招制度中，盡可能讓學生明朗地知道他們被取錄的機會。經過了半年的查詢，我得到的結論，是這「明朗化」對學生的選擇有決定性。

我說上述的公佈對納稅人有點貢獻，是因為一年之內，立竿見影，其它院校或院系也會跟著我們那樣，盡量把學生被取錄的機會明朗化。這樣一來，香港發明的聯招制就命不久矣！

還是向國際學術看齊吧！讓學生個別選擇學校及學系，然後由每校及每學系把學生個別處理——一個學生可向幾家大學個別申請；幾家大學可以收同一學生而由學生選擇。既有前車可鑒，而國際上的「前車」又是那樣一致的，我們何必獨出奇制，使大學員工及被招收的學生，付出數以千萬元計的時間所值？

從印象派的畫價說起

九十年代初期，由於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印象派油畫市場大幅下降。近三年來，該派的作品有大幅回升的跡象。

黃黑蠻在兩年多前介紹朋友買一幅Alfred Sisley的油畫。今天該畫之價上升了一倍多。在印象派大師中，Sisley的排名比較低，但還算是一級人物。早一年，頂級大師莫奈的一幅油畫，算是精品，由開價五百萬美元減至三百八十萬。據說半年前該畫在紐約以八百萬美元成交。

藝術有價。好藝術就是好藝術。好藝術罕有。印象派是大好藝術，毋須永遠地欺騙所有的人。今天其價回升，應該是意料中事。三年前印象派的畫價已跌「定」了一年多，但我遲疑不決，不敢替一個基金下注，走寶之至也。

最近美國兩家大甩賣行寄來了五本快要拍賣的印象派畫作目錄。我是個印象派迷，怎能不花幾個為之醉心的晚上，仔細地翻閱一下？西方人對藝術的尊重，處理的細心，比我們炎黃子孫高出不知多少倍。雖然我在大學時選修過三科藝術歷史，而其後數十年來，見到有關印象派的書我都要一睹為快，但還是覺得這次翻閱了那幾本拍賣目錄，獲益良多，算是老老實實地上了一課。

拍賣目錄所包含的數據，有兩點與學術性的藝術書籍不同。第一，是目錄中對作者的記錄、展覽的記錄、出版的記錄等，都應有盡有。第二，目錄中有估價。此外，比較重要的作品，目錄中會介紹作者當時的生活，風格的去向，及例舉同時期的其它作品。

看了幾晚拍賣目錄，其大概是值得向讀者報道的。

首先要說的是：次一級的印象派高手（說是高手，因為在藝術歷史書上他們的名字屢見不鮮），一幅佳作今天價格大約在五十萬港元左右。這些二級高手的作品美觀，功力不凡，而風格也是明顯的。他們的作品與一級大師的唯一不同處，就是沒有革命性的創新思想。只差這一點，一級與次級的畫價相去大約二十倍。

是的，百多年前的二級印象派高手的畫價，在今天比不上我們的陳逸飛、吳冠中等人。陳兄與吳老的藝術當然有份量，但一百年後，他們在世界藝術史上的地位，能不能與上述的二級高手相提而並論，是個有趣的問題。更何況前者的畫作，大都是百多年前之物，所以從投資的角度看，選取哪一方似乎不太困難。

第二點要說的是，印象派的畫價顯然是按作者對藝術的貢獻來排列的，而這貢獻的衡量，又要按藝術理論為依歸。以畫作平均計，今天最值錢的畫家，首推塞尚，梵高次之，莫奈又次之，跟著是高更、德加，再跟著是雷諾阿，這六個最值錢的藝術家，竟然都是同期的印象派！

有趣的是，也是在同一時期，比上述六大高手的作品美觀的——掛在客廳上一般人認為美觀的——大有人在。但因為在西方藝術理論的範疇內，美觀本身說不上是重要的思想，功夫再高也被降級了。

最後值得一說的，就是前文所述的大甩賣行對西方畫作考證的詳盡，使我們對這些作品的可信（真實）性沒有懷疑。相比之下，在同級的拍賣行中，中國的書畫作品，其可信程度相去甚遠。這倒不是因為拍賣行故意賣偽作，而是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下，藝術家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以致考證的功夫做得差勁。

拍賣行的專家是不可能對每個藝術家都做過深入的研究的。舉一個例，西方畫作拍賣目錄經常提及某某專家為鑒定人。這種做法中國的書畫拍賣很少見。最近北京的一些拍賣行試行此法，提出某某專家鑒定為「真」云云，但問題是，我們的專家樣樣皆「專」，家家都懂，又怎可以說是「專」家呢？

藝術作品，凡是偽作多而又可以魚目混珠的，真作之價必定下降。近人林風眠的作品如是，朱　瞻的作品也如是。馮葉是林風眠專家；黃貴權是朱　瞻專家。馮、黃是生存於西方人不容易明白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他們不願意開罪朋友，或甚至不願意開罪自己不認識的賣偽作的人。

私下裡，專家朋友樂意對我坦言相告，但公開直說不容易。我自己對某些書法的鑒定頗有把握，但肯定某作是偽作時也往往不好意思公開直說。我想，這是我們社會的一種陋習，是不可取的。

走火入魔的「風水派」

《信報》五月三日的社評，題為《墨守成規不可取，離經叛道有可為》的，題目有吸引力。細讀內容，是描述一套走火入魔的新經濟學，忍不住要回應一下。

該社評的內容，是關於美國的一個名為聖信德（Santa Fe）的小市，創立了一個新的聖信德經濟學派，高手開始雲集，包括了曾經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羅。這些都是聰明之士，IQ爆棚的。他們利用先進的計算機科技，高級的數學方程式，構成「非常」的「武器」，來對付「非常的課題」。社評又說，這「非常課題」的答案，是「千百萬股民夢寐以求」的。「求」什麼？求發達也。聖信德學派的天才高手，當然也是股民，也想發達。

據社評所說，對那「非常課題」，「聖信德有了初步解釋」！據我所知，可惜的就是「初步」，因為到今天，聖信德的天才，離發達之期尚遠！我個人的估計，大約還要等三億年。

有了答案就可以大發其達的「非常課題」是什麼呢？是「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無法理解的一些現象，如股市投機泡沫的出現和破裂等」。類似的「非常課題」，三十四年前我和幾位同學也研究過。今天重聽，忍不住哈哈大笑，曰：「字都冇咁淺也！」我這樣說，是有不膚淺的哲理的。

一位IQ爆棚的朋友，凡事都說淺、淺、淺的，有一次我考他一考，問：「『壹』字是什麼字，其意為何？」他想了很久，想得面紅耳赤，總是答不出來。我以安慰語氣對他說：「『壹』者，『一』也；《壹週刊》之《壹》也；『一字都冇咁淺』之『壹』也！」

「一」字當然是淺的。但假若你走火入魔，用上連字典也不容易找到的「壹」字，那麼就算你天才絕頂，充其量只可以自欺欺人，說穿了，既不高深，也不絕妙，只能令人啼笑皆非而已。

經濟學上有好些不能（其實是不容易）解釋的「非常」現象，可不是因為這門學問的理論中看不中用，要「發明」新的，而是因為世間的局限條件千變萬化。經濟學理論的有效運用，是先要準確地把有關的局限條件研究、調查、鑒定、簡化。這是很艱巨的工程，與方程式的多少或深淺扯不上關係。就算是一些不是「非常性」的、微不足道的經濟現象，一個經濟學高手，往往要窮一生之力，才能稍懂其局限條件的結構。阿羅等人是數學天才，也是理論天才，但他們對世間的真實局限條件，卻沒有下過什麼功夫。

六十年代興起的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學說，是一個革命性的發展，因為交易費用是最重要的局限條件。為什麼在此之前經濟學界對之視若無睹，是另外一個話題；而後來經濟學界懶得去考查交易費用的局限條件，轉向博弈理論（Game Theory）那方面的數學發展，又是另一個話題了。我認為，「懶」是人之常情，而這「常情」是這兩大話題的答案。

回頭說聖信德學派的「非常現象」，其解釋的困難，真的是「一字冇咁淺」。市場的訊息不僅費用奇高，而且訊息有真有假；更過癮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權利，而不同訊息會落在有不同權利的不同的人的手上。

有一次，我與佛利民挑燈夜談，對他說：「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觀察，我對你多年來所倡導的控制貨幣發行量的政策，有所懷疑。我今天認為，回復昔日的金本位制或採用其它本位制，是可取的。你的貨幣理論絕對一流，問題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訊息費用，而準確的訊息差不多免費地落在有權力的人的手上，使他們可在市場大賭幾手而成大富，外間的人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無可奈何，這些人不賭才怪！而這一賭也，可以使市場大起波動，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我跟著舉出匯率波動的例子，利率波動的例子，股市波動的例子，指出在這些市場中，某些人可以有利可圖，因而增加了我們在外間認為是莫名其妙的大波動。

讀者不相信嗎？如果鄧小平還健在，大家一起在香港的股市上大賭一手，你要買聖信德的眾多天才再加十倍勝出，還是買鄧小平這個連一條方程式也不懂的人勝出？

我們不容易解釋市場的好些現象，尤其是宏觀性的某些暴升暴跌的現象，是因為世界的局限條件太複雜，而在這複雜的情況下，有些人在訊息上處於有利位置，可以預先知道一些訊息而在市場大賭幾手而風花雪月去也。有些人處於另一種有利位置，可以製造新的局限條件，或刻意而又成功地誤導市場。一些市民或股民，以為自己有先見之明，又或者以為自己掌握到一些內幕消息，糊里糊塗地下注；而其它的好些股民，本著那所謂「牛群直覺」，一窩蜂盲目地炒上炒落。

如果我們能知道複雜無比的訊息局限條件的大概，而又知道這些訊息對不同的人的分佈，那麼「非常性」的市場現象，大學一年級的經濟學理論就可以解釋得很清楚。但假若有無足輕重的人能深知上述的局限條件，因而可以推斷市場的去向而準確地下注，市場的走勢就會由於這「準確下注」而改變了。

在市場因為沒有人能知道局限條件的整體而引起的波動中，或然率往往使某些數據有連繫性的出現。這使好些人認為他們可以按這連繫下注便有利可圖。歷史上，好些人以這種下注方式賺過大錢，但其實是或然率讓他們在某波動時期吃到甜頭。但歷史上，這些「高手」也往往因或然率而破產收場。

股市上的所謂圖表派，是因為或然率容許有不盡不實的數據連繫而促成的。歷久以來，我稱「圖表派」為「風水派」。

聖信德學派是圖表派的絕頂高手。因為計算機的功能越來越了不起，市場的數據可以大量搬進計算機去，一按掣就大有可觀。這些高手不僅懂計算機，且數學高不可攀，又用上巧妙的假設，於是使人看來更是敬畏有加了。

問題是，這些天才忘記了科學方法的第一課。不管計算機如何了得，不管方程式如何深湛，他們是以市場的數據來解釋市場。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了。在邏輯上，這是不可能的。

一百年前，英國經濟學大師馬歇爾說得清楚：最魯莽、最不負責任的研究者，是有意或無意地以事實來解釋事實的那一類。此乃聖信德之類也。

石

自古以來，文人愛石。北宋的米南宮拜石；蘇東坡喜集奇石；李清照藏石；近代齊白石自稱是「百石富翁」。我沒有作過考究，不知傅抱石、齊白石、吳昌碩此「三石」是否因為好石而有其「石」名。我算是「文」人，好石不足為奇也。

假若蓮是「花之君子」，那麼在自然界中，石應該比蓮還要君子的。可不是嗎？石逾億年而不變，淨而堅，穩而重，不渲不染，完全沒有媚態。花的凋零使人傷感；樹的蒼老使人感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水會消逝；雲會變幻無常；生命的短暫，使我們不能不同意李太白所說的「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只有石，以及石中所含的金屬，可以持久不變。

石的「君子」與持久性，對我當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石有軟、硬之分。硬石——像花崗石與玉石——我雖然愛，但不及軟石——例如中國的印章石。

先談硬石吧。在美國工作時，我喜歡建造園林。這玩意的要點，是把巨大的硬石安放於適當的位置，然後以軟性的花草樹木及水池，把硬石在觀感中軟化。石是園中的重點，放置得不夠「舒適」，就算是敗筆了。在園林中放置巨石，日本人很了得（比我們中國的高明）。我曾經因為要研究日本園林中放置石件的藝術，三訪京都。

我在美國造過三個園林——最後一個獲取華盛頓州的大獎。這個獲獎的園林，與「日式」的只有一點重要的不同：我多用柳樹，使巨大的硬石看來更有「軟化」感。我不明白，為什麼以巨大硬石為骨幹的日本園林，竟然完全不用柳樹。他們喜歡用比較「硬」的竹與松，但沒有柳。中國的園林喜歡用柳，但石是多以小石堆砌，而放置的藝術也遠不及日本的。

園林中的硬石雖然大小不一，但在主要的位置上，石頭是越大越好的。我曾經安放過一塊重達四十噸的巨石，在搬運途中，一輛專用來搬運重物的貨車，其車架竟然中斷，而在安放巨石時，兩部小型起重機毀壞了一部。埃及金字塔所用的巨石，大約五噸，而在數千年以前其搬運的辦法，屢有經傳。在日本園林中我見過的最巨大的石，大約二十噸，在沒有機械的數百年前，我想：二十噸的巨石怎樣搬運及放置的呢？

玉是極硬的石，但中國之玉，給我有柔軟與溫暖之感。這是玉石的可愛處。自中國開放以來，出土的古玉，所在皆是。好些朋友見古玉那麼便宜就認為是假的。大約六、七年前，在上海的路旁小販攤檔中見到不少古玉小件，討價還價之後每件大約一百元。朋友見那麼相宜，就肯定是假貨。雖說是假，但眼見那樣可愛——設計藝術甚高，且各各不同，而刻工又非常精美，我就認為「假」的也不妨多買幾件。後來經過幾年斷斷續續的追查，才知道大部分是真的古玉。

十多年前，我開始收購福建壽山的印章石。其後對青田、昌化、巴林等地區所產的印章石材，也下過一點「心機」研究。印章石是軟石，其佳者溫潤而又顯得通透。玉石接觸人體會增加光澤，印章石也是如此——此乃寶石所不能也。對我來說，印章石上之精品，比玉石還要可愛。今天，一般人以緬甸所產的翡翠玉石為至寶。但翡翠玉——縱使是價值連城的——也有一個大缺點：在晶瑩奪目中沒有溫潤感，可愛之餘是稍嫌其霸道的。

要懂得壽山的印章石，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尤其那所謂石中之王的田黃石，要鑒辨究竟是否真的田黃，十件中總有一兩件連專家也搞不清楚。我認為，懂田黃，就懂壽山。但天下間似乎沒有誰可以百分之百懂田黃，所以壽山石深不可測。

十年前，我細心研究後，認為田黃石是石中的最佳投資。這是因為那裡只有不大的幾塊田地可以找到田黃，數百年來，被人翻來翻去地掘了那麼多次，田黃在產地絕是遲早的事。今天，田黃在產地是真的絕了。田黃之市價急升，是理所當然的。

在印章石的投資上，我是明知而犯錯：明知要集中下注於田黃是正著，但見異思遷，買了好些其它的。壽山產芙蓉石的「洞」，「失」了幾百年，幾年前又再尋找 到——芙蓉之價於是大幅度下降；善伯洞本來越來越少，但舊洞幾年前又發現新去處。昌化的雞血石也是因為有了新洞而市價下降。

以我之見，今天印章石的最佳投資，應該是昌化的雞血石與壽山的芙蓉石。這些石本來就是上佳品種（昌化雞血必定要選軟的），今天的供應增加應該不會持久的吧。

幾年前，為了要在書法上吹吹牛、過過癮，我請譚永逸刻了一方閒章，曰：「石帝」。這比齊白石自刻的「百石富翁」，顯然是更為誇張了。

小人蛇的權利

我不是法律專家，對移民法例毫無研究。但我畢竟讀書識字，文字的清楚與否，可以有哪幾種解釋，總可以應付得來。

近來聽到不少有關小人蛇偷渡來港的消息，以及從傳媒中看到被遣返的小孩子哭哭啼啼的報道，我禁不住問朋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位朋友給我看《基本法》有關的法律，一看就明其理，使我對政府（現任或候任）的言論及處理方法很不以為然。《基本法》內對小人蛇的權利說得非常清楚——應該是不可能更清楚的了。

《基本法》第三章，題為《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第二十四條（該章第一條）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簡稱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為：

（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三）第（一）、（二）兩項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根據以上第三節說得再清楚不過的，凡是一個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中國大陸所生的子或女，只要拿得出證據來，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就算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港人與大陸人合法結婚而生的，有出生證明書及其它文件為證，當然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在原則上，由香港人在中國所生而非「婚」生的子女或「私生子女」，也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這後者要拿出證據來當然比較困難，但科技發達的今天，DNA驗證可靠，法庭應該接受。

九七回歸之後，在適當的地點開一家「DNA驗證中心」應該是一門好生意。而假若香港的人民入境事務處客觀從事，有權來港作「永居」的中國小孩，何止幾萬或十多萬？

是的，《基本法》明確規定，今年七月一日起，香港特區政府不能對港人所生的中國兒童入境，加以配額的限制。事實上，只要有足夠的證明文件，七月一日起，港人在中國大陸所生的子女，再沒有非法進入香港這回事。

七月一日起，香港特區可以阻止或延遲有香港「永居」權利的中國兒童入境的唯一辦法，是要求中國禁止或阻「遲」這些兒童離境。這樣做，有兩個困難。其一，阻止這些兒童離境，是否合法，是一個疑問。當然，中國當局可以做外間認為是不合法的事，然而國際輿論會怎樣說，對中國又有什麼好處，是一個問題。

其二，縱然中國可以名正言順地阻止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兒童出境，但這只會助長邊防幹部的貪污。既然這些兒童有香港的入境權，有權利與生父（亦可能是生母）一敘天倫之樂，邊防幹部則大可為「大義」而大貪其污也。說實話，要是我有機會，這樣的貪污我也會考慮去幹。（將「收穫」所得捐出去作「非法」出境兒童的獎學金，不是很有意思嗎？）

根據以上所述，今天香港的「現任」與「候任」政府的言行，是有兩點值得批評的。

第一，港府在七月一日之前的今天，把非法偷渡來港的小人蛇遣返大陸，於法有據，但於人情是令人反感的。離七．一隻有數十天，而孩子又是那樣年幼無辜，數十天的人情也不放過，怎樣說也不近情理。倘若有一個被遣返的小孩再作小人蛇而途中不幸喪命，被上頭下令押他或她返大陸的仁兄，可能會終生抱憾。就算被遣返的兒童不會再作小人蛇，其心理的影響又怎樣計算呢？

第二，我見到董特首在電視上希望如本文所說的兒童分批來港，以便香港能（有時間）為他們準備一下教育的設施。說得頭頭是道，但於情於理有所不合。於理不合，是因為依照基本法，香港特區沒有權要他們分批來。希望歸希望，法理歸法理，不應該混為一談。於情不合，是假若董特首自己有兒女在內地，他會否贊成分批來，而又是排在第幾批呢？董先生看來是個性情中人，這個「情」字他不可能不懂得。

董先生關心進港兒童的教育，我很有同感。如果他真的關心，他會像我一樣，贊成有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兒童的母親，應被批准來港。

世間沒有任何教育比母親的教育重要！更何況，天倫之樂，父母若缺其一都是美中不足之事。

《基本法》既然那樣說，修改《基本法》既然是那樣不容易，我們不應該在法理上吹毛求疵，「做」出一些令人笑掉牙齒的「新」法；我們應該做的，是在倫理那方面著想。這可使我們心安理得，也可以一博國際輿論的稱讚。至於香港為此而有人滿之患，情之所至，法理所在，是沒有什麼值得後悔的。

政治人物多受批評

從政的人——無論是一般政客或是一國之首——似乎最容易被人批評。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老百姓說「錯」了半句話，會惹來大禍，所以當時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但我認為，令人反胃的歌功頌德，是一種諷刺。我很不明白，算得上是有才華的毛澤東竟會容許那些誇張得絕不可信的吹捧持續了幾十年。

是的，有時被人家大讚幾句，自己明知是假，卻喜歡聽——這是人性的弱點吧。我自己也有這點「不良嗜好」。但同樣的「假贊」，說到第三次我就覺得肉麻，聽而不喜也。我算是個世俗人，所以同樣的「假贊」可以接受兩次。近於「聖人」的毛澤東，怎可以聽幾百萬次的「假贊」還可以那樣欣然自得？

但除了老毛及類似的一些個別例子，從政的人，在言論自由的地方，被人批評的次數特別多。即使算得上是個甚佳的美國總統的列根，在任雖然被贊多彈少，但被彈的次數還是數之不盡。

從政的人是公眾人物，樹大招風，不可能沒有爭議性，被千夫指罵不算是奇聞。問題是：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或歌星，也是公眾人物，也樹大招風，但被大事批評的並不多見。這顯然是因為假若明星的演出奇差，觀眾或聽眾只「虧損」了票價及時間，不入肉傷身，得過且過地罵幾句就算了。從政的人呢？他們的言行可以舉足輕重，間接或直接地損害某些人的生活或自由，其所受的「批評度」超人幾級，是不難明白的。

不容易接受批評的人——或甚至不容易接受胡說八道的「批評」的人——是不應該參政的。話雖如此，好些批評政治人物的言論，深不可測，值得研究、研究。

大約兩年前，老友肥佬黎批評——其實是痛罵——李鵬那篇文章，可說奇文共賞，使全港嘩然。既富有而又大名的黎老弟，為什麼要那樣下筆，是一件不容易明白的事。但後來見到肥佬黎寫新詩，我也不明白。（據說有一位大家相識的文章高手，讀到黎老友的一首新詩，一不小心，把口中的煙斗咬斷了。）

李鵬是一大國之總理，但口才平平，給人批評應該是司空見慣的。不過我認為肥佬黎那篇「奇文」，不應該發表，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該文內容空泛，沒有說服力；其二是批評得不對。

事後我對黎老弟說：「你說李鵬如何如何，我不清楚，但說他IQ零蛋，我就不同意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個適者生存的制度。我自問IQ不算是零蛋的，但如果我是中國的總理，我不可能『生存』超過三天。拙於言辭的李鵬，其政治IQ比我高出何止百倍！」

從肥佬黎痛罵李鵬的那篇奇文中，我悟出「從政多被批評」的另一個哲理來（此悟也，雖然是後知後覺，IQ卻也非同小可）。那就是：除了因切身利益受損而批評之外，好些人認為（其實是誤以為）自己做總理會做得更好。

是的，從政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沒有參過政的總是以為參政很容易。不會唱歌的，總不會說名歌星的歌技不夠他好；不會演戲的，總不會說某大明星要跟他學習演技。我做教授這一行也是「得天獨厚」：從來沒有聽過不識字的人說他教書會比我教得好。但參政呢？街上的人，十個中總有一兩個會認為自己起碼是略高一籌的。

政治工作是世上最困難的行業，但卻被一般人認為是容易不過的，真是奇哉怪也。

不久前我在這裡發表了一篇大讚鄧小平的追悼文章，引起了好些反響。贊同的佔絕大多數，但一位聰明的朋友卻不同意。他認為搞開放是正著：他老早就知道理應如此，所以鄧小平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回應道：「知道很容易，但要做得到卻難於登天。」

我曾經白紙黑字為聰明而又穩重的董特首建華好評過，但近來有關他的民意急轉直下，認為自己作特首會更出色的人，數之不盡。從政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董先生在商場身經百戰，不可能不知道，政壇的代價比商場的大。

本文題為《政治人物多受批評》，在收筆之際，我也要不自量力地認為自己「做特首會做得更好」——以此跟董先生過癮一下。如果我是董特首，我會凡事委任於陳太方安生，自己打哥爾夫球去也。陳太作特首的民意既然那麼高，何不讓她一馬當先，犯了大錯才加以左右？

一位在美國的學者朋友，認為五十年代的艾森豪威爾威爾是大好總統，因為艾氏喜歡委任，也喜歡打哥爾夫球。九七過渡，風起雲湧，大魚皆出，董特首應該學辛棄疾那樣「過危樓，欲飛還斂」的。

神來之筆

位於灣仔北的中國文物展覽館，經常有藝術作品展出，是我常到的地方。那裡的展品通常水平平平，雖間有名家之作，但往往不大可靠。不過，我還是常去參觀，因為他們展出的變化多，五花八門，石頭、古玩、古玉、書畫、水彩畫、蘇聯畫等，好或不好總值得一看。

兩星期前，內子和我到該館參觀，像以往一樣，事前對其所展什麼毫不知情，踏足其間，有什麼就看什麼。（好幾回，到了那裡什麼也沒得看，因為員工正在清理場地，忙於安排「下回」的新展品。）

這次到該館時，見門外大字寫著「明清書畫精品展」，心想：這個地方有什麼精品呢？殊不知進了場中，第一幅見到的是明代張瑞圖的書法。我仔細一看，對內子說：「這幅張瑞圖的書法是真，也算是好的，不知道他們賣不賣？」再看第二件作品，我又嚇了一跳，說：「這是明末黃道周的書法，雖然不算是精品，但假不了，這個地方為什麼突然重要起來了？」

轉看第三幅書法作品，我眼前一亮，驚叫一聲，說：「這書法顯然是大師的作品，但那是誰呀？」心裡暗想，字不是王鐸，不是董其昌，也不是倪元璐的，明清兩朝還有誰有這樣的功力呢？

看下款，署名是白陽山人。那是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是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書畫家。陳道復的書法我見過不少，但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精彩的。那是一件手卷書法作品，大約十五呎長，寫的是草書，有數百字之多，不可能是碰運氣之作。

欣賞良久，我認定那是難得一見的國寶，於是找到一位場內的辦事人，問那陳淳手卷賣不賣的。他笑說不賣，因為場內展出的都是天津博物館的精選作品。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

其後黃君實、陳德曦等鑒賞家都不約而同地大讚陳淳這件作品，說從來沒有想過陳氏寫得出這樣令人拍案叫絕的字。

是的，在中國的藝術歷史上，陳淳重要，是因為他以書法作畫的創意超凡，影響了後來的徐渭、朱耷（八大山人）、鄭板橋等高手。但從書法本身的功力看，陳淳卻稱不上是大師——在行草書法大行其道的明代，陳道復的位置應該在前五名之外。只有這一件手卷，則大可與王鐸、倪元璐等書法大師分庭抗禮。

毋庸置疑，該手卷是神來之筆。不是「碰彩」，而是「神來」。

神來之筆，是任何樂於創作的人夢寐以求的。一些人，像明代的文征明，神來之筆似乎永遠不會出現；另一些人，像徐渭，神來之筆不很多，但也不少。藝術如是，科學亦如是。

天才絕頂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其創立的「相對論」是神來之筆。今天，好些學者認為，愛氏自「相對論」以後，沒有什麼值得令人拍案叫絕的「發現」；另一方面，有些專家不明白人的腦子怎可以把相對論想出來的。這樣的「神來」，史無先例，僅僅一次也足以驚天動地了。牛頓也有類似的情況：他的三大定律，是他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之後就再沒有什麼。

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不會像我們明代的文征明那樣，有「大名」而沒有「神來」的。然而在科學上，筆筆皆「神」的並不多見。我想來想去，歷史上，幾乎筆筆皆神的科學家只有一個：達爾文。有些人認為達氏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我有同感。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專業所在，我對它知得較多。恩師艾智仁出道時的一篇文章，題為《進化論與經濟原理》的，是神來之筆。其後艾氏的佳作不少，但說不上是「神來」。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與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皆神來之作，其它的也就談不上。但已故的夏理必艭像桴h才，佳作俯拾即是，卻沒有一篇神品。一九九一年謝世的史德拉是個天才，妙筆生花，文采為當代經濟學界之冠，佳作甚多，但稱得上是神品的，我卻想不出有哪一篇。五十年後，行內人可能不會記得史德拉的大名。差不多凡作皆「神」的經濟學者，歷史上似乎只有一個：那是四十年多前謝世的、耶魯大學以他而知名於世的費沙。

縱觀上述及其它我所知的眾多例子，我不妨在這裡為「神來之筆」這個現象作一些總結：

其一，有天才及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會有神來之作，但有神來之作的必是天才。（在攝影藝術上，我常說何藩是個天才，因為他的神來之作最明顯。）

其二，神來之作的完成不是靠理性分析，而是靠一種靈感。這靈感來去無蹤，莫名其妙，但很特別，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到的。

其三，除了達爾文、費沙、莫扎特等很少數的人，有神來之筆的天才，其作品大都很不平均——時而精絕，時而粗疏。那是說，一般而言，有神來之筆的人比較怪異，或起碼勇於嘗試，喜歡在作品上「冒險」一下。

最後一點是：凡是某造詣上有神來之作的人，必定曾經對該造詣埋頭苦幹過。

世界上有三種天才。一種是沒有神助的天才——史德拉是其中一個；一種是偶有神助的天才——陳淳是一例；最後一種屢有神助的天才——像莫扎特——則屈指可數了。

與兒子一席話

是凌晨二時了，拿起筆來，想寫些什麼。久思而文不至，不寫算了。於是掛個長途電話到美國去跟兒子聊天。長途電話費用實在相宜，一分鐘僅付一元八毫多，比在香港打個手提電話幾乎便宜一半，而比起四十年前在加拿大與香港通電話的費用更便宜得多——經通脹調整後計算，今天大約是當時「話價」的七十分之一。

香港星期日凌晨二時，是美國西岸的週六上午十時，兒子不用上課，大可暢談一番。他向來健談，對瑣碎的事知得很多，所以話題一打開，就沒有「悶局」的。

他首先告訴我他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紙的信給高斯（R.H.Coase），一年來只此一封，要向高斯報告一下自己學習的進展。高斯很喜歡我這個兒子，久不久給他寫信。但兒子說，高斯是個諾貝爾獎得主，信上不免要談學術的，但人家是世間學術高人，跟他談學術就似乎有點不自量力，所以下筆為艱。兒子認為這次給高斯一封長信，是因為覺得年來的學習對科學有了多一點領會，可以多寫一點。

大約六年前，兒子進大學不久後，高斯寄給他一本名為The Double Helix的書，促成了兒子有此決定：將來以研究生物的基因為職業。這本書由兩位發現基因結構（DNA）的研究者當中的一位描述該發現的故事，寫得精彩絕倫，過癮得很，是任何對科學有興趣的人非看不可的。我自己早在兒子出生之前就拜讀過，他長大後我曾向他推薦此書，但卻沒有到書店去買一本給他。還是高斯比我細心，親自去買一本寄給小兒，影響了他。

DNA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生物學發現。科學上很少遇到這樣的事：DNA結構發現之前，生物學界很清楚地知道有DNA的存在，一致同意它是生命的基本，也理解到若能知道其結構是重於泰山的。但他們就是不知道其結構是怎樣的。

要尋找的目的物既然明確不過，大家於是競爭去尋找；發現了，大家一看就完全同意是對的。也正如當時的生物學界所料，DNA的結構發現後，整個生物學界就有了革命性的發展。

兒子是讀分子生物學（那所謂基因工程）的，同時也讀醫科。這個（兩科）合併要在大學畢業後再讀八年。人類在這方面的知識的積累，多得離譜。近幾年來，每次與兒子談及他學習的事，我就連個大概內容也聽不明白。

這次與兒子在電話中暢談，當然也談及他的學習大計。也真的是「大」計，因為校方替他和六位同學按期洽商，每個學期學什麼，每個暑期又要跟哪位教授作什麼研究等等。作研究，每星期七天，每天十多個小時。我不由得對兒子說，知識重要，但生命的享受更重要。跟著，我告訴他中國從前有一位陶淵明先生，也對他細說「歸去來兮」的故事。

問題是，二十五歲的兒子，對「歸去來兮」不感興趣。他把話題一轉，轉到複製生物（cloning）的熱門話題上。因為不久前一位生物學者以基因工程複製了一隻完全一樣的羊，兒子就讀那所大學的一位教授請他去講一課關於複製工程的事，所以兒子要準備一下。

我問：「你相信cloning（複製）真的成功了嗎？」答道：「很難說，因為還有好些疑問。但關於複製羊的文章是發表在大名鼎鼎的Nature學報上，可信程度很高。我細續後，認為它的複製方法在理論上是對的。不過，複製者要嘗試二百七十四次才成功，在實驗的控制上總會有一些疑問。」他跟著說了一大堆我完全聽不懂的科技術語，我聽而不敢問也。

等他說完，我想了好一陣，還是這樣問了一句：「如果這次複製真的成功，有什麼你要知道的？」他答道：「爸，你要知道，因子（DNA）是會老化的。從一隻長大了（老化了）的羊取出因子，複製幼羊，這複製品你說究竟是老的還是幼的？」我給他一個不大科學的回答：「應該是幼的吧。不要忘記，我是年長了才生你的。」

兒子接著說，要是羊可以複製，那麼人的複製指日可待。我們於是談到一個可以大量複製人的世界，說了好些關於道德、倫理上的事。

兒子問：「爸，你要不要複製人的世界？」我答：「不要的，因為那世界不可能多采多姿，但新加坡信奉優生學的李光耀，也許會贊成。」兒子聽得哈哈大笑。我說：「假如整個新加坡的人都是李光耀，過癮不過癮？」兒子笑問：「那麼，誰幹洗廁所的工作啊？」他又問：「若科技可以複製張五常，你要不要『多』一個？」我想了一陣，說：「不要，因為張五常獨一無二，應該有點專利權！」兒子笑得很開心，可能因為他不用擔心有兩個爸爸。

內子剛從美國回港，我順便問她：「兒子說不久的將來科技可能把人複製。如果能複製一個張五常，你要不要？」她想也不想就肯定地回答：「不要！」

反對強迫母語教學

在報章上讀到這樣的消息：香港中學將會硬性規定推行母語教學，容許以英語授課的中學只剩九十餘間。我很不以為然。

不要以為我崇洋媚外，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正相反，我對中國文化下過很大的功夫，重視中文，雖然不敢說有李白「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本領，但寫一個字的稿酬，倒可以請李老兄喝一杯劣酒。

我認為在日新月異的今天，香港的中、小學生應該有選擇老師以英語授課的自由，可以有機會在課室裡用英語與老師對答，而同學之間也可以（而且也應該）試用英語交談的。

我是在五十年代到北美留學的。其時，英文沒有今天那樣重要。好些外籍同學，忙著學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顯然是認為這些國家的語文在國際的用途上很重要。到了七十年代，這觀點就不復存在了。今天，真正稱得上是國際語言的只有一種：英語。

為什麼英語會發展成最通行的國際語言呢？七十年代中期，這個發展的趨勢已很明顯。當時我在美國任教職，同事們都喜歡以這發展為話題，常常在茶餘飯後細說一番。其中一點大家都同意的，就是訊息與通訊的發展，風雷急劇，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舉世要尋求一種可以「共通」的語言。至於為什麼英語被選中，其理由就沒有那樣明顯了。（今天我們可能認為選上英語是理所當然的，但在五十年代，好些人認為法語應是首選。）

我不能想像，在可見的將來，英語的國際地位會變弱的。正相反，什麼「傳真」、「上網」之類的科技，其普及一日千里，英語越來越盛行、普遍，是可以肯定的吧。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回歸中國之後，其國際地位對中國的發展更加重要。學生的英語不成是很吃虧的。

我反對強迫母語教學，還有另一個重點。那就是英文很難學，難、難、難，比中文難得多。其困難之處有兩點。第一，英文常用的字彙（所謂「生字」），大約比中文多出五倍。第二，英文的動詞、時態變化微妙，要運用得宜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

是的，英文的表達能力很強，但卻不容易掌握、發揮出來。舉一個例，學英文，在字典上學「識」一個字的意思，跟懂得怎樣用這個「字」，往往相去十萬八千里。懂

其義而不懂得怎樣用，不是真正的懂，是以為難。

是否懂英語，並非與之有關的考試成績好就算是懂的。你可以考什麼「托福」（TOEFL）之類的試得個滿分，但一句像樣的英文也寫不出來。另一方面，你可能像我那樣，見到英文試卷就自知不會及格，但卻寫來流水行雲。

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自修英語，學得很辛苦，差不多毫無進步。是我之幸，我跑去找一位當時攻讀英語碩士、名為王子春的朋友，向他求教。他說：「要學好英語，唯一的辦法是要活在其中。」真是指點迷津，柳暗花明，今天我還是為之感激的。

一位學生問：「學英語，怎樣才算是成功呀？」我想也不想就回應：「如果你睡時以英語做夢，就算是畢業了！」這是我對四十年前王兄子春的「活在其中」的闡釋。

極力主張中語教學的專家，當然是不會貶低英語的。他們可能認為，把英語作為必修科，進大學時英語考試必定要及格，不就可以嗎？不可以的。生吞活剝的學習，考試考一百分，學習一輩子也不會「以英語做夢」的。

以英語教學也不容易使學生以英語做夢——一般不會，但肯定的是，英語的夢境較為接近了。

時移勢易，今天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不管是中或英——大致上日漸下降。當年在皇仁書院的「番書仔」同學——如江潤祥、韋子剛等——其中文水平大有過癮之處：韋子懂得填詞；阿祥以古文著書立說。

話說回來，我認為，香港的中、小學生，在學校之外用的全是中國語文，又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可讀，畢業後寫封中文信雖然可能別字連篇或措辭不當，但讀得「通」還不會是太苛求的事。若改用中語教學呢，寫得出一封說得上是「通」的英文信，則非語言天才不行了。

書法收藏記

就某些文物而言，我是個收藏的「癮君子」！多年以來，我介紹朋友收藏，替一個基金會收藏，自己也收藏——五花八門的。問題是，我的興趣廣泛，收得雜亂無章，算不上是專家。「雜」而不「專」，有其過癮之處，所以我認為因為「雜」而有時中了招，收了「假貨」，還是值得的。有一項我收得不亂，是書法。

收藏對我有吸引力，因為我可以從他人——尤其是前人——的作品中，欣賞他們的智慧，得到一點啟發。到博物館去參觀，走馬看花，而又不能把作品拿在手上，終夜不眠翻覆地鑒賞，那就看過等於沒有看，缺少了痛快感。對我來說，一物在手，比博物館內的百物「遠」觀優勝。

我曾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我是因為有機會細看書法真跡才領會到前賢的用墨之道。是的，我們很難從搨本、印刷本，或甚至幾可亂真的木版水印，而深知前輩高人用墨的方法。但若有原作真跡在手，拿著放大鏡細看其墨色變化，體會自是不同。

收藏，尤其是收藏古物，就有這樣的妙處：一件前人創作的物品，彷彿可以讓觀賞的人直接地體會到作者的構思。即使今人如老友黃永玉，我拿起他贈我的一幀小小的、畫一朵蘭花的畫，對他的思維的感受，似乎比與他挑燈夜談還要來得直接。

我收藏了一些中、外的古畫，但認識甚淺，對畫中的思想不能有深入的體會。深入的體會是要花很多時間的。至於書法呢，我就自覺大為不同了。這顯然是因為親自下筆寫書法，對前賢的書法見解學得特別細心，所以一看作品上筆端的一轉一劃、一提一按，我就對作者的思維有所領悟。

今人的書法，我在學寫之前已收藏了不少，大都是朋友相贈的。學寫之初參閱前人的書法，一律是印刷或複製品。這是很相宜的參閱：數千元就可把一套什麼書法全書買下來。問題是，印製品看得多了，總覺得有點不著「癢處」，不能使我有直達作者的思維的感受。這是我要收藏前人墨跡原作的起因，那大約是六年前的事了。

但我與一些朋友決定有系統地收藏古書法，其實是另有原因。那就是，在研讀中國書法歷史時，我發覺這門藝術有兩個高峰期：其一是唐宋，其二是明末清初——尤其是十七世紀。要有系統地收藏唐宋大師的書法真跡是不可能的：市場流傳甚少，間中有一、二精品出現，也不容易買到。

明清大師的書法，我們今天還可以有系統地大量收藏，其價格往往比今日名家的宣紙畫為低。我見有機可乘，就定下一套方案，有系統地收藏明清的書法。

那方案的第一要點，就是以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明轉清是一六四四年間）為中心人物，神筆鐸是明清兩大朝的書法第一把手，且流傳下來的佳作不少。我作了一個估計，博物館之外，流傳於中外民間的王鐸真跡，大約有三百之譜。這估計不可能大錯特錯，但想不到，收購了四幅王鐸佳作之後，其市價突然急升，跟著就是偽作在市場湧現。

五年過去了。有系統的收藏，大致上可以告一段落。不足之處當然有的是，但我還是頗感滿意。「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是蘇東坡說的。收藏書法亦如是。元末明初楊維禎的作品，我一幅也收購不到。明末清初傅山的一巨幅傑作，我差一口價而敗北，有點耿耿於懷——雖然我已有兩件他的作品；明末倪元璐的作品，我只購得一幅，顯然不夠——倪鴻寶的書法功力，絕對可以與王覺斯分庭抗禮；清代後期何紹基的作品，市場上流轉甚多，但到今天我還找不到一幅是值得收藏的。明末黃道周的作品也只得一幅，但那應該是他的生平代表作，不容易找到更好的，也就算了。還有，老友黃沾最喜歡的鄭板橋，書法作品在市場上有的是，但精品只在周老師家裡見過一件，不收算了。

有系統地把一個時代高峰期的一項藝術作品集中起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說服與之合作收藏的基金會，把這個我認為是比較完整的書法收藏，送到一所博物館去。

古書畫的價值

最近一家大甩賣行寄來他們快要拍賣的中國古書畫目錄，看後對其估價的偏低，不勝感慨。目錄上的估價，當然不是成交價，但這起碼表示物主願意出售而專家又認為是合理的價格。事實上，中國古書畫的價格偏低，由來已久，而這次只不過是一點左證的新資料罷了。

先舉幾位大名家的作品為例吧：

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的《唐生告歸圖》，估價大約港幣四十萬元。這是唐伯虎的佳作，與附帶的書法參證，假不了。

傅山（一六○五——一六九○）的《深山高隱》，估價大約十二萬。傅青主當然是大名家，雖然我對他的畫作認識不多，但畫中的題字顯然是他的手筆，錯不了。畫高六呎，很清雅，而青主遺留下來的畫作不多。

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的《墨花書法》，估價大約四十萬。陳道復不僅是大師，他的書畫對後人影響甚大。這幅手卷是書畫兼佳的。

陳洪綬（一五九八——一六五二）的《群童戲鳶圖》，估價大約二十萬。陳老蓮大名鼎鼎，是近人張大千所拜服的。作品是佳作，有乾隆及三希堂等鑒賞章印在其上，皆名印也。

再看一些小名氣的例子吧：

詹景鳳（一五六七——一五九八）的草書《王維桃源行詩》，估價大約三萬元。作者雖然是小名家，但這幅手卷是超水平之作，足以令我對他刮目相看的。手卷甚長（作品本身二八五吋），今天的裱工費用應在三萬元以上。

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的《草書千字文》，估價大約五萬。書法寫得不好——笪氏的書法本來就不精彩，而《千字文》又是很難寫得好的。但這件作品畢竟是《千字文》，且又經吳湖帆收藏過，非廢物也。

以上所舉的六個例子，作者大部分是四百年前的人，而作品都應該是真。我感到奇怪的，不是大、小名家之作的價格差距。我不明白的，是今天（或近代）的名家作品之價，往往遠比四百年前的大師為高。

蓋棺可以論定。從藝術歷史地位那方面看，近人徐悲鴻是難與四百年前的唐寅、陳淳、陳洪綬等高人相提而並論的。然而徐氏的畫價往往比這些歷史大師高。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反觀歐洲的藝術作品，其古今與名氣大小的價格差距，遠比我們中國的來得有「理性」。今天，一百年前的歐洲大師的畫作，動不動以（港幣）千萬元計，而大、小名家之別，也比我們的大。

我曾研究過歐西畫價的結構，發覺他們定價的準則與我們的有好些不同之處。例如，他們不喜歡以作品的大小而定價（我們，尤其是今天的作品，往往是以方呎定價的）。又例如，他們不重視美觀（我們是重視的），而重視作品的重要性。歐西藝術作品之價特別高的，通常是因為作者的風格正在轉變，或對後人有明顯的影響力。還有另外的一點：歐西的藝術作品，同一作者在不同時期之作，往往有很大的價格差距。

縱觀以上數點，我得出的結論是，歐西藝術作品之價，主要不是論大小或美與不美，而是論作品對藝術的貢獻。因此，在歐西藝術上，我們往往看到對某作品有如下的評論：「這作品重要！」我們呢？是不談作品的重要性的。這也是說，中國的藝術市場是不論作品對藝術的貢獻的。

作為一個文化古國，中國歷代藝術人才輩出，毋庸置疑。然而到了今天，人浮於事，為了生計沒有誰肯多花時間在藝術上下功夫。要當藝術家是苛求，但欣賞藝術這樣過癮的事，我們似乎也懶得去學。

應邀赴會，我曾經到過好些說得上是大富的香港商家的華麗宴客所，見到牆上掛著的，都是一些現今的「名」家的應酬畫。既然是應酬，當然以「意頭」、「風水」為「尚」了。

藝術市場不論藝術的貢獻，是我們的天才前賢的古書畫賣不出好價的原因。這象徵著我們的文化傳統被我們自己小看了。

香港的有錢人多的是。他們要救救我們的文化市場。

董橋的功力

董橋在《明報》的專欄裡與在下論文章，幽我一默，過癮之至。那是大師親自出手與在下較量，正所謂「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我再不自量力也要見招拆招地回應一下的。

董兄與我過招，是由於不久前我發表的《清楚的文章》一文，文內自誇有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長。但董兄指出我較早發表的《浪得虛名》一文的結句：「我是為了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是清楚的反證。他認為這句是曲筆，並不清楚明白，他要想了一陣子才猜到六分意思。一「點」中的，顯然是一陽指功夫！

事實上，另一位文字高人——舒巷城——替我審核《浪得虛名》的文稿時，就曾對我說：「你那最後一句的意思是什麼呀？」我哈哈大笑回應道：「不要問這一句。我想了很久才決定那樣寫的，就讓這句有點不清楚吧。」

是的，有時文字不清楚是作者故意「弄」出來的。我這句寫得「彎」了，一個小原因是結句，為了文「氣」而不能寫得太長。但主要的原因，是董兄所說的「傲氣十足」的我，有時也逼著要自律一點，自謙一點。《浪得虛名》一文，是從如下數點而得出「妄得『虛名』是『莫須有』」這結句的。

（一）我自己最怕「浪得虛名」——這是衷心話。

（二）書法最容易「浪得虛名」，因為一般人不懂得書法，但又喜歡向「名人」求字，書法一塌糊塗而被認為是書法家的「名人」，屈指難算。

（三）我糊里糊塗地被稱為「大教授」，算是個「准名人」，而又癡於書法，所以是個「浪得虛名」的最佳人選。

（四）這點很難說出口——即使「傲氣十足」也難說出口。那就是，就算我不是什麼教授，毫無「名」氣，但自覺在書法的造詣上，說是個書法家也並不誇張。

由於如上的數點，我想了好一陣才決定以曲筆下「結句」，說道：「我是為了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這句話有兩個不同的意思。其一是因為自己是什麼教授才被認為書法不錯，「冇癮」之至也。其二是——當時不便明言——自己書法實在有水平，但因為一般人看不懂，就以為我是由於教授之「名」而浪得（書法）虛名的。

董兄說要想了一陣子才猜到六分意思，「猜」過了一半，是客氣中表現出功力來了。

是的，文字有時寫得不清楚，是因為作者不好意思說清楚。世俗的約束，我這個凡夫俗子是不能全免的。有些人——尤其是學者——的文字不清楚，有時是刻意為之的。他們似乎認為，不清楚是深湛的表現，有學術性，會被人認為有學問，於是高人一等。我自己不僅從來不這樣做，而且很不以為然。

董兄說：「文筆要清楚明白，先決條件不是造句的功力，而是思想的清晰。」這句話當然是對的，但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下。沒有清晰的思想，當然寫不出清楚明白的文字。但清晰的思想只是一個先決條件，卻還不足夠——英語所謂「a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有些人，思想極為清晰，文字的操控亦到家，但不管怎樣用心下筆，文章寫來總是艱澀難明。

已故的經濟學大師奈特（F.H.Knight）——此公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去年初離開港大回美的一位同事，也是類似之例。此子曾經是我的學生，在美國大學任教職時被當世的好些大師認為是經濟學奇才。他寫的書信不僅清楚明白，而且甚有文采，但其論文就真的不容易看得懂了。

這位同事的思維，清楚而又有創見，然而很不幸，寫出來的卻是另一回事。好幾次，我看不懂他的文章，去請教他，他口述解釋，清楚之極，我不由得對他說：「你為什麼不依照你對我口述那樣寫出來呢？」他試做，但寫出來的還是不清不楚。（最近讀到他年多前出版的一本書，其清楚程度大有改進。）

口述能夠「直說」而下筆卻彎來彎去的，例子有的是。有清晰的思想不一定有清晰的文思。

這裡我順便提出另一個重點。那就是：好些時自己認為想得很清楚，但下筆表達時覺得自己想得不夠清楚；有時越用心寫就越覺得自己是想錯了；更通常發生的是，下筆把思想寫出來，思想越寫越清楚。

我認為：思想與文思是兩回事。而文思對思想的清晰有很大的幫助。很希望董橋能為香港的莘莘學子細說一下「文思」之道。

學術思想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在科學上，沒有什麼比想像力更重要。細想之下，我們不難明白，在學術上，沒有想像力的言論算不上是可取思想，學術的貢獻也就談不上。

人云亦云，是用不著想像力的，不算是有思想。指鹿為馬，說黑為白，算是標奇立異，有點新意，但這種胡鬧的言論，IQ零蛋的人也可以在幾秒之內說出來，亦非思想也。

我所說的學術思想，是或多或少有一點新意，也有一點邏輯，是對或錯不重要，但起碼要有少許不平凡之處，使人聽來或者覺得多知道一點什麼，或者認為不同意，而要加以反駁。對知識毫無裨益，又或者歷久也不能引起他人之好奇心的，亦非思想也。

經濟學大師高斯（R.H.Coase）任《法律經濟學報》的編輯時，對我說：有些文章，整篇看來大部分寫得很差，但其中有一小點新意，那我就逼著要把文章發表。高斯顯然認為，有思想的文章難求，既然有機會讀到有一小點思想的，豈能放過？不發表豈不是浪費天物？思想，就算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也是學術上的鑽石，不可遺棄也。

在學術上，自己認為毫無新意之作，我從來不下筆，更不用說發表了。但我所說的所謂「新意」，好些時簡直微不足道，但既然認為是新意，算是思想，就振筆直書，以發表來過癮一下。

試舉一些我自己的例子吧。例一：去聽某名家的音樂演奏，最佳的座位必定是先售一空。較佳座位票價雖然較高，但其實還是偏低。為什麼佳座的票價偏低，而賣不出的劣座票價卻偏高呢？我的答案是，若佳座賣不出去，有剩餘，購了劣座票的人，「開場」之後會偷偷地「轉移有利陣地」，跑到佳座坐下來。為了保護佳座不被侵佔，主事者於是故意「偏低」佳座之價，讓佳座先售一空了。

這論點微不足道，也可能錯，不過，算是有點新意，算是思想。

例子二：星期天帶著一家大小到茶樓飲茶的人，可能要搶座位，其辦法是站在茶客或進膳者的台旁，等著（候位）者站得辛苦，進膳者吃得尷尬。為什麼茶樓、酒家的老闆容許這種搶位之風？我的答案是：以時鐘計算「歎茶」或進膳所用時間多少，按時間收費，其量度時間的費用太昂貴，所以茶樓、酒家就利用等待的客人站在旁「監視」顧客，使「歎茶」或進膳者吃得不舒服，早點「埋單」。

這解釋也是微不足道，可能錯。但它算是思想，有點新意，也算是學術了。

一般而言，思想是有內容的。但有一些思想——如數學——是沒有內容的。沒有內容的思想也是思想。這好比下象棋，想出一招妙著，其內容安在哉？

數學沒有內容，但其思想也可以博大深湛。在頂尖的層次上看，數學是哲學。從思維的困難程度來品評，數學邏輯是高高在上的。

然而，在數學之外的其它學問，思想卻必定要有內容。數學可以協助這些內容的學問推理，但引用數學卻不可以增加內容。這也是說，在數學之外的學問，思想歸思想，數學歸數學，不應混為一談。

在我所知的經濟學上，高斯、戴維德（A.Director）等高手不懂數學，但思想與內容卻令人五體投地。另一方面，森穆遜（P.Samuelson）、亞羅（K.Arrow）等經濟學者可以算得上是數學高手，但他們的思想內容極為可觀，而這些內容的本身與數學是分離的。那是說，經濟學高手用數，是以數為役而非為數所役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我遇到一位大有名望的物理學教授。在傾談間與他談到引用數學的問題，他同樣地強調，物理學的重點是思想內容，而這內容是與數學分離的。

不知是否由於計算機的盛行，學術上的思想近二十年來大走下坡。起碼經濟學可以這樣說。不知是誰作過如下的統計：二十年來，在經濟學的文章上，數學方程式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強，但內容卻下降了百分之七十！

二十世紀的一號人物——鄧小平先生

耶穌基督誕生後的第二個一千年快將結束了。最後一百年——二十世紀——是歷史上最精彩的：世事演變風雷急劇；思想衝擊萬馬奔騰；科技進展一日千里。

這樣的大時代史無前例，之後可能不會重來。時勢造英雄，大時勢造大英雄是理所當然的。在我們的世紀中，科學上出現過一個愛因斯坦；藝術有一個畢加索；哲學有博柏；經濟學有凱恩斯，也有佛利民……若論政治上的一號人物，則應該是我們的鄧小平先生。

是的，我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中，政治上的大英雄以鄧小平先生居首。

先生的成就，說來真的是話長了。在這裡我只想提一點。那就是：以改進人民生活的準則（沒有什麼其它準則更重要吧）來衡量，人類歷史上沒有誰可與先生相提而並論。他不僅大幅度地改進了中國人民的自由與物質享受，也間接地逼使數之不盡的國家革新。我屈指一算，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人口，直接或間接地，因為先生的敢作敢為而生活有了改進。

這樣的一個人竟然拿不到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是該獎的很大失誤了。

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話，想來是對的吧。試想，鄧小平先生創下的豐功偉績，是在他七十五歲之後才開始動工的！將來的歷史學者不知會怎樣看？我自己曾經說過，執政者到了七十五歲就應該退休了，這話顯然是說錯了。（換言之，應該因人而異。）

可能是時勢造英雄吧。鄧先生到了七十五歲時，「大鍋飯」政制的一無是處變得很明顯；大勢所趨，美國的列根、英國的戴卓爾夫人、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因為協助廢除「大鍋飯」而做起英雄來。但英雄有大小之別。相比之下，這些老外算是小英雄了。

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時勢。七十五歲之後為何還有如此深厚功力，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愚見以為，先生的功力來自以下三點（可謂得天獨厚）。其一是他十多歲就成為共產黨員，身經百戰，對該政制的認識前無古人，也可以肯定是後無來者的。因此，一旦要改革共產，先生便駕輕就熟。其二，先生雖然不是大有文采，也說不上讀過很多書，但以我這個小教授來品評，他的思維清晰明朗，是一級的思想家。其三，先生有當機立斷、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

先生創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經濟特區」，一些人認為是故弄玄虛。然而情況複雜如中國，要把論資排輩的得益分子的權力瓦解，大事改革，談何容易？這些招數是過渡期間的「殺手鑭」了。

也有一些人認為，鄧先生高舉「四個堅持」，高舉馬克思思想，是「左」的表現。但先生比這些人高明，知道這些堅持與思想可以有數之不盡的闡釋。既然「闡釋」之義多的是，高舉可以無妨。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先生在中國改革的十多年中所推行的一切，無一不是向自由市場那方向走去，從不出錯。這一點，即使史密斯復生，也會心服口服的。

不記得誰說過：「有贊無彈」的追悼不會有多大的說服力。我對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對民運人士的言行過於敏感。如果他當年不對在合肥大談民主的方勵之「重視」，我們不會聽到方老兄的大名，而六四事件也不容易發生。我也認為，六四鎮壓不當。先生當時應該把天安門廣場的青年抓起來，訓之以話，表達自己的同情之心後，不妨參考一下新加坡的李光耀方式，把民運青年打幾下屁股，以代坦克的出動。先生絕對有資格這樣做：他倡導的改革給青年帶來的自由，比一千個民運人士所能做到的，高出何止十倍！

還有一點我是不同意先生的。他建議自己死後要將遺體火化，把骨灰散於四海。我認為先生的遺體應該完整地安置於北京某處，好讓我有機會去衷心地拜一拜！

清楚的文章

在《古文今用》一文中，我說自己的中文水平有所不逮，於是套用少小時背誦下來的古文、詩、詞以補不足，救了我。《蘋果日報》的臧老兄文仲讀該文後，不同意古文救了我的觀點，但又大讚我的文章了得。臧老兄認為，我的中文可讀是因為我的英文也可讀之故。天下為文之道，殊途同歸，這點我當然沒有異議。我也同意臧老兄的論斷：一個通雙語的人，不可能一語寫得好而另一語卻一無是處。

要不是《蘋果日報》極為暢銷，就是臧兄有名堂，因為臧文發表後我收到好些記者及讀者的來信或電話，希望我能細說一下為文之道，以及介紹一下我提及過的Elements of Style那本小書。

說實話，我的文章沒有什麼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寫得清楚明白。這「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長，在國際學術界也算是略有小名的。但我卻沒有什麼特別的天分——二十九歲之前，我喜歡舞文弄墨，文章寫來九曲十三彎，使人讀來有天旋地轉之感。

是二十九歲某一天，我敬佩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Alchian）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我們（指他和其它老師）絕不懷疑你是可造之材，不過，你的文章不容易看得懂。為文之道只有一個重點，那就是要寫得清楚明白。要記著，不管你的思想如何了得，文章不容易明白就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聽後我想，艾老從不召見學生，這次隆重其事地召見我，就只是說這幾句話，秘籍無疑也。我當時又想，自己是中國人，二十多歲才開始認真地學英語，要成為一個英語文豪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單學寫清楚明白的文字就算了。

決定了要做什麼，就把心一橫地去做，是我天生的個性吧。但要學寫清楚明白的文章，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其中的一個困難，是要「戒除」自己歷來為文的壞習慣。這些壞習慣倒非我所獨有，雖然當年我有的可能特別多。於今回顧，我當時的壞習慣有下述五點。

其一是花拳繡腿，往往跳一下草裙舞。清楚明白的文章是要有話直說。從「花拳繡腿」改為「有話直說」，是最困難的改進——即使到了今天，久不久我還是覺得自己有「花拳繡腿」之弊。

其二是喜歡採用深字，比如幾個有同樣表達能力的字以供選擇，我當年就喜歡選用較深的一個，以為（誤以為）可以此而向讀者表現一下自己是個讀過書之人。自從決定寫清楚明白的文章後，凡有字（或詞）的選擇，我就取其最淺的一個。

（話得說回來，有一些特別的文字——例如三次介紹佛利民——為了加點學術氣氛來過癮一下，我就選用深字，花拳繡腿一番。這樣做，聽眾或讀者究竟明白與否——只要他們知道我是在大讚佛老——則無傷大雅了。）

其三是用長句。清楚的文字要用短句。不僅句子要短，分段也要短。一句說完就用句號或分號；一個小小的論點，說完就要立刻分段。清楚的文字，是不能拖泥帶水地寫的。好些人像我當年那樣，認為懂得用長句才算是文章高手。這是不對的。

其四是著重文法。我不是說文法不重要——更不是說英語的文法不重要——而是下筆寫初稿時要置文法於度外。文法的對或錯，是應該在有了初稿之後才修改的。

如果一下筆就重文法，分了心，「清楚」的問題就打了折扣。（是的，文法錯了的文章有時也可能很清楚。即使在今天，我寫英語文章的初稿，文法往往欠妥，而且錯字連篇。自己時間不足，就樂得依美國的慣例，請他人代為改正。）

其五是誤以為讀者可以明白。好些時，為了文字之美，我們寫些有欠清晰的、以為讀者仔細閱讀一下就會明白的文字。但我們卻忽略了讀者讀文章不是下象棋，肯大費工夫研究你在說什麼。行文之中，認為讀者可能不明白的，就要修改、淺化。好些時，為了達意，寧可多用幾個字，雖用得不大「美」，還是「化算」之舉。

茲謹答覆讀者問及Elements of Style一書之優點如下：這本小書擺明車馬，一、二、三、四……列出規例，英語怎樣寫可取，怎樣寫不可取，不作解釋，沒有哲理。例如，小書上說，一句之中，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不要放在中間。此規其妙無窮也。類似的規則，小書中凡數十，記著即可。對於像我這種懶得研究文字而又想文字寫得像樣的人來說，它是沒有快捷方式的為文之道中的「快捷方式」了。

在此順告臧文仲兄：認為該小書過了時的，並非我港大系內的同事，而是教英語的專家也。

浪得虛名

在學術或任何造詣上，我樂意接受自己有成就但卻籍籍無名；比較頭痛，但還可以接受的，是有成就而又大名鼎鼎；我甚至可以接受自己沒有成就而又籍籍無名。我不能接受的，是沒有成就但卻大名鼎鼎——即所謂浪得虛名也。

不同的造詣，有不同的「浪得虛名」的可能性；而一般而論，時日越久，「虛名」尚能保持的機會就越低。

最不容易浪得虛名的造詣（其機會差不多等於零）是要直接跟對手比賽的那一種。舉一個例，網球手張德培，身材比一般老外短小得多，但仍能持久地排名世界第二。我們根本不用看他出賽，甚至連網球技術也毋須懂得，就知道他不可能是浪得虛名的。

又試舉下象棋的例子吧。一個在大賽中持久地有驕人戰績的棋手，其下棋的風格可能毫無生氣沉悶之極。我們（觀眾）不喜歡他的棋風，可以破口大罵，但怎樣也不能說他是浪得虛名！一位棋手能身經百戰而勝多敗少，怎可能沒有真實的本領？

在自然科學上，浪得虛名的機會總是有的，但這機會不大。在達爾文時代的歐洲，有好幾位生物學家大名鼎鼎，但達爾文一出以及數十年後的門德爾的著作被發現後，這些名家在人們心目中就變得浪得虛名了。話得說回來，在科學上，理論或推斷出錯，是不足以大幅度地影響一個學者的聲望的。上述的「名家」一下子變為浪得虛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理論」是胡說八道，而又不遺餘力替自己大吹特吹。

好些科學家，因為拿得諾貝爾獎之類，一時間大名鼎鼎，但過了一段時期，他們的貢獻被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其聲名就江河日下。然而，這樣的不幸可算不上是浪得虛名。

在社會科學上浪得虛名的機會比自然科學大得多。主要原因在於，從未在學問上問津的人，不會自以為懂得自然科學，但對社會科學他們在某程度上往往覺得自己是半個專家。如此一來，一個社會科學家得享盛名，可能不是在學術上有什麼了不起，而是因為他的言論在某個時代或環境中得大眾的欣賞。這樣的浪得虛名，有識之士早就心裡有數，但一般人則要過一段時期才會明白真相的。

一位寫了一本關於中國土地及農民生活的書的歐洲學者，說農民給地主怎樣剝削、壓迫，五十多年前在中國得享大名。但他的那本「名著」胡說八道，書中大部分的「資料」是「創」出來的。這是浪得虛名了。事實上，在人民無知的中國，浪得虛名特別容易。「國父」孫中山《三民主義》是抄襲亨利·佐治及一位美國牙醫所著的兩本書而成的。這樣浪得虛名而持久不衰，算是奇跡了。

本世紀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例子是另一回事，佛老的名氣，大得不得了。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數十年來在公眾傳媒中維護自由，口才好得驚人。然而，好些人不知道，佛老真的是才高八斗，行外人看不懂的學術著作內容博大深湛。歷史不會忘記佛利民。未蓋棺而可以這樣論定的學者，為數不多吧。

藝術上的浪得虛名，比科學更容易了。法皇路易十四統治下的眾多藝術名家，於今回顧，都是浪得虛名。本世紀的好些現代派藝術大師，紅透半天，但不十年，就不知所終。事實上，在任何時代，浪得虛名的藝術家都不難找到，這是因為藝術沒有「必然」邏輯的依據來品評，怪誕不經之作可能大有新意，於是紅極一時。不過，話說回來，藝術上某方面的進步，有時可能由於這些「搏出位」的仁兄的衝擊而有所推動。

我所知的最容易浪得虛名的造詣，是中國的書法。好些行內人都同意，書法是極為困難的藝術——比繪畫困難。問題是，在中國的書法歷史上，有名氣的書法家往往非富則貴，或者起碼是一個小官。一個普通的平民是不大可能在書法上得享盛名的。這顯然是因為書法不容易懂得欣賞，所以收藏某人、某人的「墨寶」，該某人、某人的名氣或大或小有決定性。這個先論「名」然後再論書法造詣的傳統——市場視墨「跡」而不單論造詣高低的——造就了不少浪得虛名的書法家。今天，這樣的傾向是減少了，但在某程度上還存在。

話雖如此，而本身有名氣的人，因為求字者眾，會在書法上痛下苦功。名人之字，往往好得出奇，非無因也。

我曾見過兩幅清代的字，作者顯然是高手，可是在《中國藝術名家辭典》及其它參考書中，遍尋不見其名，反而歷史上（包括近代歷史上）有好幾位大名鼎鼎的書法家，用筆奇差，作品一無是處，是如假包換的浪得虛名了。

年多前我到了耳順之年，見自己苦學書法數載而略有小成，想到上文所述的事，便對一位朋友說：「我的書法差不多可以交出去，但碰到如下的問題。交出去後，人家說我的書法好我高興，說不好我樂意接受。我不能接受的是：人家說這是張大教授的字，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這樣的書法算是不錯了。」

我是為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

佛利民與二十世紀

佛利民八十四歲了。他曾經做過兩次心臟大手術（第二次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還是精神奕奕的。他今天的智力遠不及三十多年前我所認識的佛利民，但還是高人一等。上帝造人絕不公平，可以信矣。

佛老與我算是知交了。這使我感到不枉此生。幾個月前他來信，說年事已高，將來再不能多作他心愛的香港之行，但會在今年二月初再來一次，應該是最後一次吧。我收到那封信後，高興之中，卻想到王勃所說的「盛筵難再，蘭亭已矣」這句話，不禁悲從中來。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賀說的。米爾頓與我皆是有情之人，怎可能不知道老之已至。我於是為佛老的香港最後之行，「勞師動眾」，花了不少準備功夫，為他搞盛筵、蘭亭之聚。我對內子說，我再沒有魄力為誰搞什麼盛會，就讓我給米爾頓再搞一次吧！

佛利民是本世紀最負盛名而又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者。數十年來他以「自由」掛帥。目今舉世專政的崩潰與自由的普及，佛老之功不可沒也。這是人類之幸，而佛老能成為這個大時代轉變中的一個大英雄，雖然在某程度上可說是英雄造時勢，但主要的還是時勢造英雄。

佛老生於一九一二年，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他還健在。這與我在數年前以九十餘高齡謝世的母親一樣，差不多度過了整個二十世紀。然而不同之處是：先母生於封建的中國，沒有機會讀書識字，思想屬於「不孝有三」的那一套；佛老生於先進之邦，以知識為至上的，其思想沒有約束而游於四海也。

一個學者在思想上有豐功偉績的成就，自己的天分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生長在一個有感染力的時代，有機會汲取他人的經驗或受朋友的影響。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若不是生長於工業革命的十八世紀，不可能寫出《原富》。在史氏之後，若不是生物學家在歐洲都共同追究人類是怎樣的一回事，世間不會有一個達爾文。中國的司馬遷，歐西的牛頓、愛因斯坦等大思想家，一致地是大時代逼出來的人物。

佛利民生長的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熱鬧」的世紀了。這個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有好幾十年發展得一日千里的科技，有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 義……有凱恩斯的革命，也有馬克斯思想，給專政之君利用而試行於實踐之中的。同樣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不聊生的國家多的是。經濟要怎樣發展才對，是一個大熱門的題目了。

在這個千載難逢的大時代的演變中，要成為一個大思想家是比較容易的，但還是需要有百年僅見的天賦與才華，方可脫穎而出。在經濟學上，上帝選中了佛利民。這個人思想深湛而又快如閃電，不在話下，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統計學家、史學家、哲學家。還有，他數十年如一日不斷地思想、工作，而又毫不賣帳，原則所在，說的都是衷心話。

一個偉大經濟學者應具備的所有條件，佛利民都無一或缺，這樣的一個人，生長於各家爭鳴而帶來極大啟發力的二十世紀，可說是異數了。

今天的經濟學者，比起數十年前佛老如日方中之際，人數多出何止十倍。不幸的是，這些數之不盡的後起之秀——好些天分奇高的——由於不能體驗到二十世紀中期的百家思想爭鳴、衝擊，其思想及學術的成就，與佛利民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我自己在經濟學的思想不足道。但奇怪的是，我是最後一代有機會與當年如日方中的佛利民以及同時期的眾多高人接觸過、辯論過的。這樣的機緣巧合，即使與我同輩的、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經濟學者（有此奇遇）也屈指可數。而我是生長在中國戰亂期間，曾經在廣西一帶捱饑抵冷過的。這不由得使我想起王勃所說的「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求全則毀、知足不辱」這句話，不足為信。話得說回來，單是有緣認識佛利民，我也可以「知足」而自豪了。

唯利主義的另一面

實不相瞞，我是個唯利主義者。我認為生命的真諦是要去享受生命。可以這樣說吧：每天從早到晚，我都為爭取生命的享受而打主意。這樣的日子，轉瞬間已近四十年了。

享受是要有策劃的：要享受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選擇，而這選擇並不容易。困難的所在，是一些享受用金錢可以買到，而另一些則是錢再多也幫不到忙。昔人云：民以食為天！金錢能買到的享受的確很重要——沒有誰會衷心地同意「錢財如糞土」這句話的。但物質以外的數之不盡的其它享受，錢買不到，而是要自己花時間、心思去爭取。我們因此要放棄物質上的享受——此乃經濟學上所說的機會成本也。

也是按照經濟規律，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選擇，是以那所謂「替換定律」（convexity postulate）為依歸的。問題是，市場的價格明顯，但爭取非物質的享受，沒有市價，其代價若何我們事前往往不得而知。

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要欣賞蘇東坡的詩詞，要「分享」一下他的性格，那你跑到書店去，花一千數百元買五六本他的著作或與他有關的書，做了第一步的投資。但假若你真的要過一下蘇東坡的癮，這投資可能不及總成本的百分之一。主要的成本，是你要花很多個晚上研讀、探索，不明白的要向朋友等請教。

魏晉文章、唐詩、宋詞，以至後來的納蘭容若、龔自珍等高人韻士的作品都大可享受而又要大花時間的。文字如是，書法、繪畫、陶瓷等亦如是。

假若你不甘於單從欣賞中享受，而要自己「親歷其境」地過一下文學或藝術之癮，或者說，親自嘗試一下創作，那麼其享受當然更高，但時間的代價（放棄物質享受的代價）當然更大了。別的不說，單以我深知的攝影藝術而言，陳復禮、簡慶福等朋友為求一幀上佳之作，天寒地凍時登山涉水的苦處姑且不談，時間與金錢的代價動不動以十萬元計！

藝術的享受（及所付代價）如是，科學的享受更如是。在經濟學的體驗上，我算是過來人，深深地體會到，在科學上能得到一個小小的新觀點，算是創見，而又能引起行內人共鳴的，其享受的快感實非筆墨可以形容。知道自己在思想上進了一個新天地，環目四顧而對自己感到一點驕傲，其享受程度比吃鮑參翅肚高得多了。問題是，比較幸運的我，也要六年窗下才可以在經濟學上說出幾句前人沒有說過而又算是可取的話。

可幸的是，科學上的享受，是不一定要有什麼創見才可以獲致的。讀書明白一位高人的理論，會使求知者大喜若狂。可以這樣說吧：有啟發性的書不一定有黃金屋，也不一定有顏如玉，但對求知若渴的人來說，令人滿足的享受卻有的是。藝術與科學上的享受，其所付的時間或物質的代價甚高。不過好些人像我一樣，願意付出這代價，那顯然是認為其享受之高，可以彌補代價而有餘。

從個人數十年的觀察所得，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來爭取藝術或科學享受的人，一致地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這些人在學習期間，不管能否達到有成之境，但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那是說，這些人認為學習本身就是一種享受。這是五柳先生的唯利主義了。

是的，藝術與科學的最真實的享受是要很投入才可以領會到的。藝術的享受，是要「心」在其中，主觀的感情融會於其間，著了迷。科學的享受，是要「思」在其中，客觀地衡量，也是著了迷。藝術的最高享受，是自己本身能以某一媒介，痛快地表達自己的感情。科學的最高享受，是在眾多言論中悟出一點新意，讓自己在思維或思考上走進一個新世界。

香港的大學今天推行的制度，往往背道而馳，可悲也。這裡的所謂學術研究，似乎是要教師們屈著手指，數著自己在國際怎麼樣的刊物上發表過多少篇文章，不論感情、不論思想、不論創見——事實上，連內容也大可不論。怎麼樣的文章可以發表在怎麼樣的刊物上，可以屈指一算，就決定一切。這是苦不堪言的事，半點享受也談不上。

付出代價只求有學術工作的薪酬，不求學術或思想上的享受，是為物質享受而「學術」一番，學術本身全無享受可言，是只有一面的唯利主義了。

徐稚下陳蕃之榻

唐代初期的才子王勃寫《滕王閣序》的典故，雖然家喻戶曉，但還是百聽不厭。就讓我在這裡再說一次吧。

自小就以文才絕頂而知名（當時交通訊息極差，能「知名」可不簡單）的王勃，恃才傲物，如廣東俗語所云：「得罪人多，稱呼人少。」他的朋友沒有三幾個，又被老闆炒魷，失意之餘，遠道跋涉去找父親，途經座落於洪州的滕王閣。（洪州即洪都，今之江西南昌縣也。）

該閣臨江而立，雕樑畫棟，高聳入雲，為滕王元嬰作洪州都督時所建。後來某閻公（一說是閻伯嶼）繼任都督，成為滕王閣的新主人。閻都督要在該閣大宴僚屬、賓客，有才之士來者不拒。他有一女婿，名喚吳子章，平時喜歡舞文弄墨。閻公有意藉此大宴之機，讓心愛的女婿出一下風頭，就事先叫他連夜不眠也要趕起一篇「頌閣」式的序文；到了大宴之日，閻公會使人拿出紙筆墨來，請在座的嘉賓即席揮毫。眾賓客當然難以下筆或不敢寫，而紙筆墨傳到女婿時，他就大可即席寫出他早已作好而背熟的「頌」文，如此風頭，必然銳不可當也！

王勃本來趕不到洪都去赴閻公之宴，但幸得「時來風送滕王閣」，一日之間舟行七百里，竟然趕到，女婿吳子章這回可倒霉了。據說那年王勃只有十四歲。（多方考證，其時他應為二十六歲，正是他英年早逝的那一年。但王勃文內卻寫上「童子何知，躬逢勝餞」之句，究竟是否因為座中以自己年紀最「幼」而自「謙」，還是當時二十六歲還可以算是「童子」，我就不得而知了。可能王勃的樣子長得年輕，又喜歡誇張一下——當時在場的閻公就不相信他是十四歲。）

話說宴會大開之際，閻都督果然按原定計劃，叫人拿著紙筆墨，輪流地請賓客寫序，賓客一如閻公事前所料，皆辭謝。但輪到王勃，他卻不辭——好不客氣啊！閻公給氣得「紮紮跳」，叫屬下看著王勃寫，寫一句就轉報一句給他，若哪一句寫差了，就把這小子（王勃）侮辱一番。

屬下報上來的第一句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公說：「老生常談。」這倒批評得對，因為這與我們年青時所說的「囉上街在囉下街之上」差不多水平。第二句報上的是「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這句比「囉街」高明得多了，閻公不作回應，但臉色想來還是欠佳的。到了第三句——「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閻公的臉色據說有點改變。

寫不到一半，向閻公報上之句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瞿然而起，說：「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

照事論事，這個被後人嘲笑的閻都督，肯定是一個有實學的人。他能夠聽王勃的《滕王閣序》聽不到一半，就斷言該文可永垂不朽。天下間恐怕沒有幾個人有此功力吧。在下四十年窗下，就沒有這樣的本領了。

我這篇隨筆的題目，取自《滕王閣序》的第四句：「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稚下陳蕃之榻。」王勃這個鬼才可不簡單。他吃了人家一頓免費大餐，大擦一下主人之鞋，是理所當然的。這句他先「擦」洪州，說該地好得不得了。

他說洪州的物品閃閃生光，像天上的寶物，因為在該地埋藏著的龍泉寶劍所發出的龍光，直射天上牽牛星與南斗星之間。這是唐代初期的「風水」了。他又說，洪州因為地靈，所以人材出眾，例如徐稚（徐孺子），是個洪州高士，鄰近的陳蕃太守為他特設一床（榻也），懸掛於屋樑或天花板上。徐稚到訪時就把放下來（今天「下榻」成為「住宿」的代稱，不知是否由此而來）。徐去後，床又再高懸，不讓他人歇息或睡之。徐稚不是人傑是什麼？

冬風蕭索，是凌晨二時了。我坐在書桌前拿起墨水筆，想著要為《捲簾集》寫些什麼。多番搜索而文思杳然，大有江郎才盡之感。

正待鳴金收兵，找周公去也之際，突然間記起昨天午餐時，一位朋友向我提到某事，便想到《滕王閣序》來。朋友當時說，香港因為樓價奇高，有些建築商別出新意，把床懸到天花板上，日間睡房可作廳用，晚上「下」榻而睡。我想，上述的建築商難道讀過《滕王閣序》，要倣傚一下古代的陳蕃？我又想，在香港有點錢買個小單位而「下」陳蕃之榻的，其本領應該與徐稚差不多吧。

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之後，說香港有「龍光射牛斗之墟」的「風水」，是沒有誇大的。事實上，香港比昔日的洪州——洪都——強得多了。而今天香港的中層人士，皆可以作高士徐稚而「下」陳蕃之榻，不是人傑地靈是什麼？

九七新年大吉，九七大日將至，在這裡，我謹以唐初王勃的智慧，為港人賀！


後記

沒有學過看風水，此文把香港的風水看錯了。是賀文，希望有幸言中。另一方面，在此文發表的一九九七年初，我推斷了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

古文今用

楊懷康寫郭伯偉，讀後忍不住打電話去稱讚他幾句。這可不是因為他的《郭伯偉論》有什麼新意——阿康贊郭老讚了那麼多年，再多贊一次，效果也是差不多吧。

這次阿康行文值得一讚，是因為他以《論語》提及臧文仲的故事起筆，引用了如下的句子：「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這句《論語》的話，引用恰當，使那一段的文采在紙上閃閃生光。

是的，我們今天以白話文下筆，文章寫得淡然無味時，若能適當地引用古人之句（文句、詩句或詞句）來點綴一下，往往會有起死回生之效！

回想一九八三年我開始以中文下筆時（以前沒有嘗試過），朋友們都笑說我的中文是從英語翻譯過來的（其實不是）。我一「氣」之下，就隨意之所至，把我在童年時背誦的古文與詩詞引用而融合於文內，以彌補當時個人白話文之不足。過了不久，戴天、胡菊人、岑逸飛等文章高手，竟然對我的文字大讚起來。受寵若驚之餘，我自己不大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文之道，我曾經千錘百煉，但用新的語言下筆，是沒有誰可以速成的。後來還是菊人說穿了我當時也不知道的「秘密」：他三番數次地說我的古文根柢救了我。

菊人可不知道，我是沒有正式地研讀過古文或詩詞歌賦的。我的所謂「根柢」，只不過是在抗戰期間，跟母親逃難到廣西一個沒有紙筆的小村落住下，在沒有燈光的晚上，有機會「暗」隨一位「八股先生」背誦古書——不知所謂地亂背一通，但背得很多。其後在十多歲時，在西灣河遇到舒巷城，不自量力地跟他談了好些詩詞之道。

以古人之句來點綴今人的文章，倒非之乎者也一番就大功告成的。要做到的是，在恰當而又順口的地方，「有理冇理」（放膽）地套用一兩句。這可說是一種不著痕的「拋書包」，要來得自然是要有一點技巧的。

套用古人之句有如下的好處——

其一，是有點「騙」人的：用古「語」會使讀者覺得為文者有點學問。雖說有點「騙」人，但在今天，懂得套用幾句古文也算是有點學問了。

其二，套用古文會增加文字的變化，使文字顯得比較生動。（有時套用廣東話也有類似的效果，但廣東話用得多就不免「老土」了。）

其三，古文有點古味（是懷舊吧？），有時令人嚮往，而有時似通非通，有時又通得朦朦朧朧的，倒也有點趣味性。

其四，我們今天可以信口開河的古人之話，一般而言，都大有文采。以古人的文采取為己用，何樂而不為？

其五，好些人忽略，可讀的文字，平仄很重要。我們今天記得的古人的書面語言（文字），其平仄有一定的規律，念起來有聲韻悠揚之感。

我回港任教職近十五年，難得見到一個學生的文字寫得像樣。香港中、小學的語言或文字教育，大有商榷之處。我曾經建議學生不妨多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但多點背誦古文與古詩詞，其效益可能更大。

其實需要背誦的並不是那麼多。我背過的不少，但用得著的只是一小部分。個人的經驗是：《古文評注》中選背三十篇；《道德經》、《詩經》各背一部分；詩、詞各選背一百首——這樣就差不多足夠了。還有，魏晉文章很重要。（我可以把《孟子》從頭背到尾，但由於不喜歡孟子，絕少套用；至於「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過於「八股」，也不合我意。）

文章之道，中外殊途同歸。我在美國學習以英語為文時，得到一位美籍選修英語的朋友指點，去背誦《聖經》的︿創世記﹀。不數月，自己為文的句子由長變短，由轉彎說話變為有話直說，文字就變得明朗起來了。後來我又多次朗誦莎士比亞的《西澤大帝》、史密斯的《原富》，以及愛倫坡的一篇很短的小說——Masque of the Red Death。這些都算是古文了。

有一本教人寫英文的書，薄薄的，名為Elements of Style（今天香港一些書店還可以買到），三十多年前我看過十多遍，覺得妙用無窮。幾年前我向港大教英語的推薦這本小書，說經濟系學生應該多讀。他們的響應是，這本小書太古老，不合潮流，今天不能用了。

從不知道為文之道是要以「新」為可取的。

漫談鑒定

我因為要研究訊息費用所引起的各種含義，便去研究須由專家鑒定產品的市場。說起來，由一九七五年開始研究玉器市場，轉瞬二十七年了。在這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日子中，我也曾考究過壽山、青田、昌化、巴林等地區的印章石，以及中國的古玉、古石硯、書法、陶瓷等等。天資所限，我自覺是越學越糊塗，越學越覺得自己不懂。

個人唯一可以說得上有點成績的，是對書法的好或不好——用筆用得對或不對——比較有信心。但若要我鑒定某幅書法是否某古時名家的作品，我就不一定有把握了。我可以分辨好或不好，因為在書法的練習上我下過幾年功夫。懂得分辨好與不好，在某程度上是可以協助鑒定真偽的。

假若你給我看一件明末清初的王鐸書法作品，字極似王鐸，而你的幾位專家朋友肯定是真的，我一看之下，可能說：「不對吧？這裡有幾筆反不過來，神筆鐸不可能是這樣的低手。」我這個推斷，九成機會比你的專家來得準確。但我還不是鑒定王鐸的專家，因為一些仿王鐸者，不一定在用筆上犯了大錯而露出馬腳。

這其中有如下的一個結論：要做一個鑒定藝術作品的專家，自己應該在藝術上親自動過手，下過功夫。例外是有的，但要有可靠的鑒定本領則一定要很專注。例如，攝影大師黃貴權醫生沒有在繪畫上下過功夫，但他鑒定朱山己瞻的畫，十分可靠。黃醫生有藝術細胞，收藏了數百件朱老的作品，與朱老生時交遊甚密，愛朱老的畫愛得癡了。這是一個現代的伯牙與子期的故事，算是罕有的例子了。

多方面都「能」的藝術鑒定專家，而自己又沒有親自動手下過功夫的，都是誇誇其談，不可信也。

大收藏家的鑒定能力，一般地說，似乎比不收藏的鑒定專家高一點。這顯然是因為愛好收藏的人要大量付錢，入肉傷身，中計後痛定思痛，再蠢也學會了一些鑒定之「法」。

友好陳德曦，本人繪畫，也曾作過多年的中國繪畫鑒定研究。他被認為懂得鑒定傅抱石的作品，主要原因，是他曾數次看到傅前輩如何下筆。這算是緣分了。這正如我對書法老師周慧珺的字，說不懂得鑒定是沒有人會相信的。

鑒定藝術作品，有特別「鑒定」天分又是另一回事了。在我認識的朋友中，這方面的天分最高的，是黃黑蠻。黑蠻雖然是一個有成就的畫家，但他對鑒定沒有下過多大功夫。然而，他不學有術，就是看中國的古畫也很有兩手。

有些對象，可靠的鑒定專家多的是，但另一些就難有絕對可靠的專家了。以石為例吧。緬甸所產的翡翠玉石，在認識上，香港的專家很厲害。但福建壽山所產的，世稱石中之王的田黃石，單是要判斷真假，據我所知，就沒有萬無一失的專家。我自己對田黃石的接觸，不比好些專家少，但自問只有七成的鑒定功能。

不同的藝術作品有不同的鑒定困難程度。一般而言，越是複雜的藝術，仿造越困難，因而鑒定比較容易。已故的英國大師William Flint的水彩畫，其技巧甚高，所以很容易鑒定。今天的中國油畫家陳逸飛，八、九年前在美國所作的一系列人物造像，也是因為技巧有獨到之處而容易鑒定真偽的。

自六十年代起，訊息費用是經濟學的一個大熱門題目。我當時認為，與其隨波逐流，在什麼數學方程式上作分析，倒不如在另一方面下功夫：要在訊息費用奇高的物品市場上多瞭解一點。於是，大有鑒定困難的物品市場吸引著我。

二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我對這些市場所知還是不多，但新的問題卻多的是。真實世界的複雜性，不是一般學院中的經濟學者所能想像的。

二十多年的功夫，說毫無所得也是不對的。其中三個結論是比較肯定的。（一）需要鑒定但沒有多個可靠之鑒定家「作準」的物品，很難成行成市；（二）同樣的物品，其價格差距可能很大，而行內的鑒定家若不可靠，這價格差距就會更大。

最令人驚奇的是第三點：除了玉石珠寶外，一般而言，絕大部分的鑒定專家都不大可靠。這解釋了為什麼在古玩、古玉等市場上，差不多是同樣的物品，其價格差距可達百倍以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開門見山的古書畫精品，其價格差距在百分比上是最小的。

周老師的書法

拙作《六十賣字一幅》刊登了一幅自己的書法，讀者嘩然。它引起比較熱鬧的反響，並非因為我的書法有什麼了不起，而是文中數次提到書法老師周慧珺時，所用的代名詞是一個女性的「她」字。讀者顯然認為，「白髮空垂三千丈」的張教授，拜一個女人為師，大有新意，不免要問：周慧珺何許人也？

一些朋友要我立刻替他們介紹，也要拜周慧珺為師。但當我說周老師是上海人，身居上海，他們不免感到失望。

其實，在香港研習書法的人，大都聽過周慧珺這個名字。周老師是位五十七歲、身體有缺陷而行動不便的女士，以書法知名天下。她九年前出版的一本行書字帖，在國內暢銷數十萬本。我拜她為師，可不是因為她的大名，而是我研讀古人談論書法用筆之道，往往感到不清不楚，但看周老師下筆書寫，依稀覺得，她用筆的方法可能就真的是古人所說的那一套。

由於沒有錄像帶給我們示範米芾、黃山谷、王鐸等大師當年是怎樣下筆書寫的，今天的人學書法就如瞎子過河，無從入手。我們根本不能從市場上購得的書法入門書籍學到些什麼。研讀古時的高人偉論有點幫助。不過，那些言論有時胡說八道；有時高深莫測，不可理解；有時高談闊論，哲理多於實踐，真的要怎樣下筆才對，就閣下自理。差不多所有大師都同意，如何用筆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決定一切，但他們可沒有說清楚怎樣「用」。

唐代孫過庭論書法，精彩絕倫，但孫前輩說的是怎樣欣賞書法，用筆之道卻諱莫如深。最有實用性的書法言論，出於米芾，但可惜他說得太簡潔，好像武俠小說中的什麼秘籍那樣，不是絕頂天才是無從問津的。

周老師自己學書的經驗也是如此。但她是個天才，能從古人的墨及言論中悟出用筆之道。不久前她對我說，古時的大師究竟如何用筆不能肯定，但她見以自己的用筆之法可以寫得出古人的字，也就算了。

周老師喜歡用純羊毫，筆毛越軟越好（軟毛變化多），毛身不長不短的。她的手指不把筆桿轉動（指一轉則筆力盡失矣），中鋒與側鋒並用（不用筆桿傾斜的側鋒，放膽下按後筆毛反不過來），八面出鋒——即是說，筆毛的任何一面都用到了。這個辦法讓書者下筆時在紙上把筆毛整理，其效果是有圓而美觀的線條。更重要的是，這樣用筆的重點，是盡量讓筆端在紙上翻騰，及容許筆端在紙上大力「刷」字，從而大幅度地增加了字的氣勢與變化，感情的表達就比較有深度了。

我跟周老師學書法，主要是看她怎樣寫，看得很用心，注意力集中筆端在紙上翻來覆去的變化。翻呀翻，刷呀刷，是很好看的。筆在紙上用力下按，筆毛像八字那樣分開，跟著提筆一拖，筆毛收縮回復原狀；起筆舒暢，收筆自然；一按一提，時快時慢，筆鋒左翻右覆，筆毛開合有節，彷彿是按著莫扎特的音樂在紙上翩翩起舞似的。周老師蘸墨不多，但一連寫十多個字後，墨枯至幾不可見，而筆毛還沒有散亂的跡象。如上的技藝，不親眼見到就不容易相信。我是因為見到周老師可以做得到而有信心學下去。五年後的今天，我自己大致上也可以做得到。

可能是個人的偏見吧。我認為周老師用筆的功力，當世無出其右。至於她的書法是否可以直追古人，卻是見仁見智的判斷了。個人認為，周老師的書法，美中不足之處有二。其一是她寫得太熟練（四十多年的功夫啊），而又對自己那樣苛求，因而缺少了一點「錯有錯著」的驚喜。其二是她不肯「亂」寫一通。本來周老師像我一樣，很喜歡徐渭那種亂來的字，就是不肯（或不敢）嘗試。反觀我自己，藝低人膽大，嘗試亂來，但總是亂得一塌糊塗，連自己也目不忍睹。亂寫一通而又不令人反胃的書法，是要有很特別（不一定是很高）的天分才可以寫出來的。

也談香港樓市

近兩個月來香港房地產價格急升，記憶所及，其上升的速度應該是一個紀錄了。大約有個多月的日子，優質樓宇每天上升百分之一以上，有一位朋友說這是海鮮價錢的表現，倒也不錯。

每次房地產價格急升，政府及壓力團體都以反對炒賣為由來壓制樓市。兩年多前金管局管「金」之餘，還要管「樓」，此乃天下之奇聞也。要是當日金管局不多管「樓」事，今天的樓宇怎會被再炒一次？

若干年前，香港股市暴升，政府就大談要壓制股市。可能後來官員心裡明白，壓制股市又怎能說是自由經濟呢？樓市何嘗不是如此。不過，一般人對樓市往往有所誤解。

其一之「誤」是，他們認為樓價一旦急升，就會有一段時期有升無跌，於是把炒樓視為「必賺」的玩意。他們可能認為恆生指數（股市）可以在數小時之內降一千點，而樓市卻沒有這種現象的。其實，樓市也可以一下子暴跌。問題是炒樓的人遠比炒股的為少，樓價在明顯下降之前有一段有價無市的日子罷了。有價無市，是不明顯的大跌價也。

其二，好些人認為，炒樓賺錢是比較富有的人的「專利權」，下層的人不可問津也。但據我所知，下層者炒股所在多有。既然可以炒股，他們也大可炒地產股，與炒樓異曲同工矣！

好些朋友像我一樣，老早就認為九七後香港的樓價會上升。我自己這樣看的理由，是九七後從中國大陸來港的人會比目前的多，因為總會來得比較容易。而這些「來賓」大部分應是非富則貴的高干及其子弟，買得起樓房之人也。

然而，香港樓價這次暴升，比我事前預料的來得早。我認為其時間超前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董建華當選特首之職。自從他決定參選那一天起，董黑馬就變為董熱馬，而這熱馬的形象穩重，是投資者的最佳人選。房地產價格豈有不急升之理？

董特首也確是穩重。他反對壓制樓市而主張以增加土地供應的辦法來紓緩樓價，是正著。但他可能不知道，歸根究底，香港紓緩樓價的主要障礙，歷久以來，是由於政府要靠賣地所得來作為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部分，而高地價對財政收入是大有裨益的。大幅度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會使賣地的長線收入大幅度下降。

如果賣地的收入多少毫不重要，那麼紓緩樓價還有其它兩個辦法。一個急不容緩的辦法，是引進eminent domain的法例，以法庭裁判的辦法來協助收購破舊不堪的樓宇，作合併而後重建之舉。在港島及九龍的好些地區，目不忍睹的舊「唐樓」多的是。這些樓宇若要合併而重建，收購者出價就算高於市價一倍，也往往因為一小撮「頑固」者而無能為力。如果在法庭協助下以一個合理的高價強迫出售，或迫使聯合重建而各有所得，則皆大歡喜，這樣，樓宇的供應就大可紓緩了。

這個以法庭強迫重建的辦法，還有一個可取的效果。香港這次樓價急升，主要是高級樓宇（高干子弟所好也）的地皮，絕大部分是位於近港九市中心的。應該重建的舊樓，也是座落於這些繁榮地帶。然而，以eminent domain法例來協助的重建辦法，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港府的收入是零——賣地的收入會下降。

還有另一個紓緩樓價的辦法，是港府與深圳洽商，大幅度減少港、深兩地過關的時間。假若這手續時間下降至近於零，香港人大可搬進深圳居住，每天則到港上班、工作。目前，香港樓價大約高出深圳的四倍，假若過關不費時失事，深圳到中環要比元朗到中環更快。更何況深圳的一般物價、女傭工資，都比香港低，何樂而不「遷」也。

可是，以減少「過關」或增建公路的辦法來鼓勵港人搬到深圳去，對港府賣地的收益肯定有負面的影響。

愚見以為，要徹底解決香港高樓價的困擾，首先要解決的是低地價與政府支出的矛盾。


後記

此文發表時，被選中而還沒有上任的董特首建華的確給人有穩重的形象，可惜上任後他來來去去也是說「要團結」、「要有信心」、「要慎重考慮」等空泛的話，樓價暴跌，經濟大亂，失業急升，破產頻頻，瘟疫失控……說香港人「信心」盡失是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