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四）

一個國家由盛轉衰而甚至沒落，歷史的例子有的是。但這些不是小國，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書特書的。中國是一個例外。這不是我個人之見。老外學者朋友，一提到中國的歷史，都為我們從極盛下降至極衰的這一千年搖頭歎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國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國也曾經有經濟大衰退。但這些都不像中國的例子：從雄視天下到民不聊生；從道德倫理到腐化入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炎黃子孫受到了什麼詛咒？

維持一個民族的尊嚴，文化是極為重要的。英國本土算是小邦，但因為文化有厚度，其尊嚴歷久不衰。我們的文化曾經高不可攀，但尊嚴也曾跌到無影無。這悲劇之悲，應該破了世界紀錄。

說中國有優良的文化傳統，老生常談，但還是把我們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來，神州大興土木，推土機第一次普及運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館的專家從來沒有見過的。為了好奇，我曾經在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過功夫，所得的結論有二。其一，中國古代的文化，比我們歷來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騷人韻士怎樣哭呀哭的，我們曾經相對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顧，我們不難發現，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們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零零碎碎的近於科學家的人物是出現過的，但一個傳統就談不上。在歐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學天才的崛起，其傳統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得（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科學發現——半導體與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頓及達爾文。為了應用科學，訓練工程師的學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國開始了。

我們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國人的數學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沒有連結隊，近數十年來我們拿得科學諾貝爾獎的也有好幾個。科學天分我們有的是，但為什麼我們沒有科學的傳統呢？

這個老問題不是我發明的。我個人發明的答案，是歷史上我們沒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從來不論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師這個行業，在二十世紀之前我們是沒有的。在歐洲，法律學院始於羅馬帝國，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國之道是講倫理（不是法理），論風俗（不是前案例）。我們試行孔夫子的理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我們論孝，也高舉儒家學說。不要低貶這些事。以論理、風俗治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費用低廉。昔日包公審案或鄭板橋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師、法庭，其費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不要忘記，鄭板橋是個詩人，精於書畫；只因為讀過書，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倫理治國費用低廉，在一個不變、安定或緩進的社會中，大有可取。但說到日新月異，風起雲湧，倫理治國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價。

第一方面，在倫理治國的制度下，以讀書識字來考什麼進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職。歷史上，從陶淵明到蘇東坡到鄭板橋，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算是有學之士是沒有做過官的。那是說，求學是求官，求生計及一點「治」權。倫理學問可治，科學學問不可治也。讀書識字的，或多或少要向倫理那方面下功夫，論什麼君子、小人，科學的興趣也就不容易培養出來。要是我們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師專業處理，懂得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蘇東坡，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是的，我們歷來科學人材的缺少，不是沒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講倫理，談詩論詞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會造成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歷史上，我們從商的可能富有，為官的學者生活挺不錯。餘下來務農或工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用不讀書識字。以學問治國就有這樣的一個困難：沒有一個純以學問生產而謀生的空間。

第三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沒有彈性。倫理、風俗、習慣，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歐西法律那樣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與戴維德（A. Director）論法律，他的高見是英國始創的普遍法的費用，比歐洲大陸的成文法為高，但較有彈性。相比之下，我們的倫理治國費用最低，但彈性最少。

彈性不足的倫理，遇到日新月異的發展，風起雲湧的演變，就應付不了。我們要搞一個革命才能把辮子割下來！歷史上，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要是倫理治國有足夠的彈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驚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說一次：二百年來，我們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北京的領導人要放棄成見，大膽地引進老外可取的法門，用之於炎黃子孫的天才上。這樣，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

（四之四)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三）

話說十八世紀後期，西班牙的不斷戰爭使英國商人不容易找到銀兩到中國換取絲茶，他們就以生產於印度的鴉片代替。走私鴉片，英商與行商皆有暴利可圖。乾隆謝世後的十九世紀初期，鴉片進口的急升導致銀兩外流。



林則徐說銀兩外流會窮國，是不對的。問題是銀兩是當時中國的主要貨幣，這外流使貨幣量減少，導致通縮與經濟衰退。要是當時中國懂得改變貨幣制度，像太平天國那樣大的災難可以避免。當然，我不是說鴉片進口是不應該禁止的。



上述的衰退是現代貨幣理論的重點。以我所知，第一個中國人清楚明白這重點的，是宋子文。這個以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對國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確大有才華。他在一九三四年為經濟學大師費沙（I. Fisher）榮休而寫的一篇關於中國財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陳述銀兩外流對貨幣供應及經濟衰退的關係。有資格為費沙榮休下筆的人不多，而費沙是貨幣理論的大宗師，宋先生若不是胸有成竹，怎敢班門弄斧？



一八三四年，當鴉片進口與日俱增之際，一件少受注意但極為重要的事發生了。英國政府取締了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專利權。自公行在一七二○年成立後，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只由東印度公司一家包辦。雖然走私的英商不計其數，但他們不敢明目張膽，費用當然較高。



合法的一家公行對一家東印度公司，專利對專利，相安無事百多年，而東印度公司賺錢所付給政府的稅，達英國庫房的十分之一。問題是，走私的英商越來越多，而他們又要付走私費用，所以他們連手迫使英國政府在一八三四年取締了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



這專利取締之後，此前的專利對專利變作英商自由競爭對一家行商的專利。這家行商當然大發其達，左推右擋，使英商「冇啖好食」。英商於是從東印度公司遷怒於公行，不斷地建議政府要設法廢除中國的公行制度。



一八三八年，見外交途徑無效，怡和的James Matheson上書英皇，主張出兵，以武力強迫中國開放貿易。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加大圖書館的陳年檔案中讀過，過癮精采，今天記憶猶新。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英國是以一些雞毛小事為借口而派軍艦的。炎黃子孫為了面子，就推到燒鴉片那方面去。其實，人家長途跋涉、糧食不足的一小隊軍艦，就把我們的天下大國殺下馬來，還有什麼面子可言呢？（一九○五年，俄國也如此這般地攻打日本，話都冇咁快就全軍覆沒。）



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一開頭就廢除公行。港島及界限街以南割讓，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城市外貿開放，也是在這條約之內。當然，鴉片隻字不提。



一八五八年，見地方不夠用，英國以天津條約租用了香港的新界。那時太平天國（一八五○-一八六四）搞得天翻地覆，英國要怎樣就怎樣。他們當時不「割」而「租」，是因為見到俄國在北方虎視眈眈，一「割」起來，中國給外人瓜分，貿易之計豈不是廢了？



是的，大英帝國是個「殖民地」老手。他們在印度中過計，知道要「殖」中國那樣大之「民」，蠢事也。既不能「殖」整個中國，為了貿易，他們不要外人佔領中國的土地，是不難理解的。


說起殖民，英國對香港的處理有九十分。他們不像康熙那樣重視中國的文化，但重視香港人的知識。他們顯然認為，香港人增加知識會減低他們對中國貿易的交易費用。

大約一百年前，先父從惠州到香港來，在街上被一個鬼佬以午餐為誘，進入灣仔書院學英語、數學。其後到天祥洋行作學徒，獲授當時算是高科技的電鍍之法。滿師後先父要自立門戶，鬼佬老闆認為對香港會有貢獻，大事嘉許，多方協助。戰前的香港，這樣的故事多的是。

戰後，港英出了一個郭伯偉。在我認識的朋友中，維護香港最甚的是郭伯偉、夏鼎基與彭勵治這三位連任的財政司，期長共四分之一個世紀。此三君皆是老香港，懂經濟而又智力非凡。「東方之珠」可不是浪得虛名的。

太平天國的動亂起自銀兩外流而導致的貨幣減少及經濟衰退（我可能是這個論點的始創人），長達十五年，是中國的又一個致命傷。自相殘殺三千萬人（從比例算，大約是今天的兩億人）！太平天國中斷了茶葉供應。嗜茶如命的英國佬，見中國缺茶，就試在錫蘭（今天的斯里蘭卡）種植。一試成功，之後到今天鬼佬所喝的大都是非中國的紅茶了。

太平天國後，神州大地更乏善可陳。一九○○年的義和團，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跟而來的軍閥時代，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三反五反，百花齊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把炎黃子孫弄得死去活來。神州大地不是風雲色變，而是烏煙瘴氣。

一九八五年我白紙黑字寫得清楚：二百年來，中國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兩年多前鄧小平先生謝世，我破例地穿上黑西裝，結好黑領帶，也要太太穿上全黑的，一起到新華社鞠躬。一位朋友嘲笑我這樣做，我說：「你沒有讀過中國的歷史吧！」

（四之三）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二）

千年以來，中國最好的皇帝是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毛潤之在他的《沁園春》低貶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等人，但卻沒有提到康熙。要是提到康熙，他應該不敢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康熙是個獨裁者，對政敵或爭位的人絕不手軟。但他對人民的生活與自由，永遠放在第一位置。這個皇帝聰明、勤勞、客觀、好學。凡有傳教士不遠千里而來，他必虛心求教，要多知一點怎樣才可以改進人民的生活。後來慈禧太后動用海軍軍餉來建頤和園，是因為差不多二百年前康熙訂下「永不加稅」。

一個明智的獨裁者，當然理解繼承問題的重要。康熙看中不是長子的雍正，也看中年僅幾歲的孫子乾隆，使清代能連貫地有三個好皇帝，國泰民安一百三十多年。這是個歷史奇績。

我認為康熙最聰明的地方，就是作為外族管治神州大地，他重視中國的文化。這與元代是截然不同的。自康熙到垂簾聽政的慈禧，每個清代的統治者都學中國的書法。雍正的書法最好，有近於書法家的水平。不是皇帝的成親王算是個書法家。乾隆寫得笨，而其詩俗不可耐，但他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慈禧的書法很難看，但她的畫「了不起」，顯然是槍手代筆的。喜歡「請槍」而把自己的印章蓋上去也算是重視中國的文化了。

令我拍案叫絕的，是納蘭容若（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這個早逝的滿族皇室子弟的詞品，可與宋代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大師平起平坐。精於騎射的納蘭容若肯定是個天才絕頂的性情中人，但他的詞藝能雄視神州七百多年（稼軒之後到今天)，顯然是自小父母就要他在中國的文學上痛下功夫。

乾隆之後，繼位的幾位皇帝不是暴君，而是庸材。這是中國二百年前開始走下坡的一個原因。然而，與歐洲相比，我們給老外節節追近，在相對上步步敗退，卻起自康熙。最好的皇帝也保不住我們的相對優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們歷來科學落後於人；其二是歷來閉關自守的意識，應付不了無可避免的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後者起於歐洲工業革命之前，讓我先談吧。

一六六四——康熙登位後兩年——大約一公斤的中國茶葉運到英國去。茶杯也同時運到。老外不懂得用，把保熱的杯蓋放在杯底下，後來演變成為今天我們喝咖啡的杯與碟。但茶老外不僅懂得喝，而且認為是天下妙品。

半個世紀後，一位英國紳士說：「中國有天下最佳的飲品，茶；最佳的糧食，米；最佳的衣料，絲。有這一切，他們是不需要與我們貿易的。」據說這是當時老外的一般意識。他們渴望與中國貿易，屢派說客到中國來，要求貿易開放。但康熙與他的孫兒乾隆一樣，對老外的產品沒有興趣。

這個後來被歷史學者笑掉牙齒的「沒有興趣」、「夜郎自大」的意識，其實有點道理。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強迫中國開放貿易後，老外商人到中國大力推銷刀叉、鋼琴之類的產品，與中國的文化格格不入，力竭聲嘶也賣不出去，又使歷史學者笑掉牙齒。

康熙為了應酬，謝世前兩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了「公行」，起初是七家，後來增至十三家。這就是今人在廣州的老人還依稀記得的、曾經是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一八四二年取締，但地區之名解放後仍在。）一家公行的主事商人叫作「行商」，每家公行指定與一個老外國家貿易，有絕對的壟斷權。對中國貿易最有興趣的是英國，而成交量也最大。英國方面的中國貿易也是有壟斷權的，由東印度公司御准主理。因為有大利可圖，英國到中國的走私商人不計其數，而其中最有名的走私英商是今天香港怡和的創辦人。

公行於一七二○年成立後，與老外相安無事大約半個世紀。中國的茶與絲在歐洲大行其道，但老外商人卻沒有什麼產品是廣州的行商樂意接受的。行商最喜愛的，是金與銀，尤其是銀兩，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是以銀為本位的。

以銀換絲、茶，皆大歡喜。說當時主要是英國人喜歡喝中國的茶，是不對的。一七七四年數以噸計的茶把美國的波士頓海港染了色（美國歷史上著名的Boston Tea Party），全部是中國的茶葉。

不幸事情的發生，起於一七八○年的前前後後。英國老早就禁止本土的銀兩出口。英商運到中國的銀兩，是從歐洲大陸搜集的。主要是西班牙，因為該國與盛產銀的墨西哥有密切關係。但一七七六起，西班牙有一連串的戰爭，又與墨國不和。這導致銀兩的供應短缺。

英商與中國貿易，銀兩不足，就想到盛產於印度的鴉片。中國在一七二九年就禁止鴉片進口，但走私易過借火。起自銀兩短缺的英商鴉片走私，廣州的行商有暴利可圖。這暴利與鴉片進口在中國急升的數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任何版本都是驚人的。

以鴉片代替銀兩，中國的銀兩進口立刻減少，理所當然。但過了不久因為鴉片進口量大，銀兩就開始外流。因為銀兩是中國的貨幣，這外流引起通縮及經濟不景。這應該是十九世紀初，乾隆謝世後不久的事。

再過三十年，江河日下，銀兩外流變本加厲，林則徐見勢頭不對，給皇上的陳辭擲地有聲，在廣州大燒鴉片。可惜林前輩不明白一百年後經濟學者才弄清楚的貨幣理論，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是後話。

（四之二）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一）

還有十多天我們就踏進千禧的最後日子。好些刊物、傳媒找我訪問，要看一下我根本沒有的水晶球怎樣說。我不勝其煩，就決定下筆寫一些自己對千年回顧的感受。

千禧之慶究竟是今年末還是明年末，是個有爭議性的問題。我為此作了考查，得到的答案是今年末，因為耶穌誕生是從零開始的。是的，再過十多天，我們就踏進二十一世紀。

拿起筆，想到毛潤之的詞，我就在空白的稿紙上寫下《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這個名目。老毛可不簡單。我只借用他三個字，文采就溢於紙上。

作為炎黃子孫，我要寫的回顧當然是從神州大地那方面看。沒有讀書三十年，而手頭又沒有歷史書籍，要「話千年」不容易。可幸三十多年前我讀書博而雜，為了過癮古今中外無所不涉，且過目不忘（其實細節忘卻了不少）。經過漫長的日子在腦中消化，對歷史免不了有自己的觀點。且讓我憑記憶中的消化所得說一些吧。

一千年前，中國是北宋（九六○——一一二七）時代，很了不起。當時美國有的是「紅番文化」，與我們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差不多水平。歐洲呢？一千年前是那所謂「黑暗時代」，文藝復興還要等四百年。那是說，一千年前，中國的文化與經濟，高出歐西不可以道?計。

北宋的陶瓷藝術，無與倫比。論畫，我們只要看范寬的《溪山行旅》就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米南宮的行書與黃山谷的狂草，就是今天也算是一級的抽像藝術。蘇東坡與李清照等人的詩詞，光芒不可方物；到了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辛棄疾也非同小可。是的，八百年前，中國雄視天下。

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來了一個致命傷。這段時期的困難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視中國文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是毛潤之說的。好些中國文化專家認為元代的文化大有可觀，但文化的發展不是朝夕的事，就是急劇倒退也不是一下子就變得面目全非。

整體來說，比起宋，元的文化跌得很厲害。馬致遠算是高手，但怎可與蘇學士相提並論？鮮於樞的書法大有可觀，但與米芾根本不是同一水平。元代的陶瓷藝術，有青花釉紅的始創，但整體卻是跌得一塌糊塗。宋代五大名中的鈞，起於唐而達於今，從來沒有中斷過。所以我喜歡研究鈞的演變來作一個大略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文化衡量。是的，鈞極精於宋而極劣於元。

話雖如此，元代當時還是勝於歐洲的。馬可孛羅（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可能是當時唯一的主要證人。他的「遊記」把中國捧到天上去，就是將他說的打個八折也勝來容易。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國的一個文藝復興，與歐洲的文藝復興（大約一三五○——一五八○）是同期的。看官要知道，文藝的盛衰永遠跟經濟的盛衰連帶在一起，中外皆然。所以若沒有可靠的經濟數據，以文藝來衡量經濟雖不中亦不遠矣。

明代的文藝復興，主要是先「復古」然後創新。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就是其中幾個代表人物。此「復興」與歐洲的很不相同。明代的有「古」可復——宋代的傳統是一個大金礦。另一方面，起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沒有了不起的傳統的。

大名鼎鼎的達文西（一四五五——一五一九）、米開蘭基羅（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等人，其天才絕頂毫無疑問，但他們對文藝的主要貢獻，是打破了當時宗教的傳統約束。純從藝術本身及其思維哲理來評品，歐洲當時的水平與我們的明代所差尚遠。

以視覺藝術來說，好些學者認為空間處理的思維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衡量。這方面，北宋所達，歐洲要到十七世紀中葉才達到。那是說，一千年前，在藝術的一個重要思維上，中國比歐洲先進六百多年。

明代之前，中國比不上歐洲的，是建築。建築不單論藝術，也論科學工程。科學上，不管我們怎樣高舉自己的傳統，引證於青銅、陶瓷、紙張等的神乎其技，但整體來說，在阿基米得（公元前二八一——二一二）之後我們的科學就比不上歐洲。然而，從經濟那方面看，科學在歐洲要到工業革命（十八、十九世紀）才大派用場。科學在中國為什麼那樣不濟，是個重要的話題，我會在本文的第四篇（四之四）試作解釋。

中國的經濟給歐洲追近，大約是十八世紀中葉，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於歐洲，我個人的估計，大約是始於乾隆下位（一七九五）至鴉片戰爭（一八四○）之間。

從文藝發展那方面看，中國到了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紀，達到了宋代之後的另一個高峰。然而，此高峰在當時只能與歐洲打個平手。我們的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與荷蘭的倫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是同期的人，勢均力敵，各擅勝場！八大推出一百五十年後歐洲才有的印象派概念；倫勃朗則直追我們北宋的范寬，而范寬的氣派與功力，八大是有所不及的。

一踏進十九世紀，無論科學、文藝或經濟我們都給老外比下去，輸得面目無光。神州大地烏雲一片是二百年前開始的了。

「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是稼軒說的。


（四之一）

壟斷可能是競爭的結果——為微軟說幾句話

美國富可敵國的、有金漆招牌的微軟公司，最近在一件被稱為本世紀最大的反壟斷官司案中，被法官殺得落花流水！雖然要待明年才判案，但此判也，凶多吉少，而庭外和解總不會得到甜頭。據說微軟打算上訴，但上訴既不能拿出新證據，成功的機會是不大的。

實不相瞞，我曾經是美國反壟斷官司的專家，在學術上作過研究，而在經驗上也作過兩件超級大案的幕後經濟理論顧問。我贊成競爭，所以從來不反對以競爭的方法去爭取壟斷。因此，在自由市場競爭下所產生的反壟斷案件中，我永遠是站在辯方那一邊。控方請我作顧問好幾次，我都推卻了。

微軟官司的法官公佈他的見解後，好些人大聲拍掌，尤其是那些曾經與微軟競爭的敗軍之將。香港的《南華早報》也站在法官那一邊，認為微軟有所不是。我認為這些人不明白市場，不明白競爭，更不明白美國的反壟斷法例是怎樣的一回事。

說來不容易相信：美國的反壟斷法例是完全沒有法律的，永遠都是武斷，很有點亂來。這法例反對的不是專利，也不是壟斷，而是壟斷的意圖及行動。那是說，這法例反對的不是名詞的「壟斷」，而是動詞的「壟斷」。然而，市場的所有競爭，都是要把對手殺下馬來，不多不少是有點壟斷的「動作」的。

說反壟斷的官司判案歷來武斷，有點亂來，微軟目前的官司就是例子。要不是微軟賺那麼多錢--要不是蓋茨那樣富有--何罪之有？要是你和我在美國試行微軟做生意的手法，但賺不到錢，或虧大本，那麼就算你和我跪地懇求被起訴，美國政府也必定視若無睹。換言之，微軟的問題，是錢賺得「太多」，在競爭中所向無敵。令人費解的是，在反壟斷法例中賺錢多少從來沒有提及。

我認為除了賺錢，今天微軟在這場官司上所遇到的困境，還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他們不選用陪審團。可能今天美國的反壟斷官司，與二十年前我參與時有所更改，但據我當年所知，被控的一方是可以選擇有還是沒有陪審團的。當年，一般律師認為，複雜的案件，陪審團難以明白，所以要選單由法官裁決。微軟的案件極為複雜，但我認為選用陪審團是上策。這是因為好些人買了微軟的股票--或起碼有不少朋友買微軟而賺了錢--而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微軟的形象實在好。這家公司把西雅圖的經濟搞上去，也是美國今天以科技雄霸天下的一個大功臣。

其二，微軟在這場官司中，僱用的律師雖然絕對一流，但經濟理論的闡釋卻是不足。競爭與壟斷的概念，竟然沒有人對法官解釋清楚。

其三，把軟件連帶硬件一起出售，可以防止軟件被盜版或盜用。這是個重點：微軟可以說他們堅持軟、硬搭銷，不是為了壟斷，而是要為軟件防盜。我認為起碼在某程度上，這是事實，但為什麼微軟沒有把這重點說出來？

壟斷的成因有四種。從社會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衡量，只有一種是不可取的。其一是壟斷者有特別的天賦，像鄧麗君那樣的歌星，或多或少有壟斷權。這種壟斷是不應該被禁止的。要是鄧麗君還在，你要把她殺頭，還是讓她笑口常開地唱下去？

第二種壟斷是有發明的專利權或版權，或商業秘密。這種也不應該被禁止。

沒有發明專利，世界上不會有愛迪生，雖然此公最後因為專利官司打的太多而近於一貧如洗。

第三是最難明白的，而也是美國反壟斷法例最通常針對的壟斷。這就是在競爭中把對手殺下馬來。這種壟斷有壟斷之貌而無壟斷之實。一萬個競爭者中只有一個不被淘汰，但這生存的「適者」，分分鐘都懼怕眾多的敗軍之將捲土重來，所以他的產品價格不可能是壟斷之價。這是微軟的「壟斷」，有貌無實，是不應該禁止的。

據我所知，贊成自由市場、高舉競爭的有道的經濟學者，反對的壟斷只有第四種，那就是由政府管制牌照數量，或由政府立法來阻止競爭而產生的壟斷。這種壟斷香港政府是專家，也難怪幾年前消費者委員會提出的反壟斷建議遭到漠視了。

回頭說在微軟這件大案中，控方的主要理論專家是大名鼎鼎的 Robert Bork。我認識這個人。此公神高馬大，聲若洪鐘，思想敏捷而深入。他曾經是芝加哥大學元老戴維德（A. Director）的入室弟子，懂經濟而又當過大法官，是個奇才。他寫過一本經典之作，反對美國所有的反壟斷法例。在這次世紀反壟斷大案中，控方在政府之外的主要公司Netscape聘請了他。

三十年前史德拉（G. Stigler）對我說，人的靈魂是可以出售的。是的，人各有價！

再對中國審慎樂觀

一九八一年，我寫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的初稿，斷言中國會放棄大鍋飯而轉向私產及市場的發展。此稿寄給行內的朋友閱讀，不同意的人不計其數。只有高斯認為我很可能對。巴賽爾認為我的理論天衣無縫，但結論難以置信。佛利民呢？他認為我是世界上對中國的前途看得最樂觀的人。

我硬頭皮送該稿到英國發表，頗暢銷，但讀者大都認為我是作白日夢。三年之後——一九八四年——我對中國的推斷不差毫釐地發生了，好像是預先把中國的經改歷史寫了出來。識者嘩然。

然而，中國的問題很複雜，更樂觀也要有點保留。我於是在一九八五年發表了《我對中國審慎樂觀的原因》，澄清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九九三年，我見中國的經改功虧一簣，裹足不前，就擔心起來了。但那時通脹急劇，要治理。這」治理」來得很有一手，只兩年通脹率下降至零；跟就變為通縮，經濟一蹶不振。數之不盡的法例左管右管，說不通的瑣事無日無之。大貪污日漸式微，但小貪污卻變為例行公事。是的，近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失去了方向，忽左忽右，我不由得悲觀起來了。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公佈了中美達成協議，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消息。晚上鄭大班給我電話，邀請我在十六日早上為世貿之事作電話訪問。我一口推卻，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協議的內容，無話可說。十六日早上，協議內容的大概見報了，我讀了幾遍也不覺得有什麼重大的突破，更何況我期待已久的解除外匯管制，隻字不提。我很有點失望。

同日下午，廣州的劉曉虹到港大，訪問我對中國參加世貿的看法，可能又是要替《經濟學消息報》寫文章。我對她說：「你來得正好，因為我在報章上不明白世貿協議的重點，你比我知得多，可否解釋一下？但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上兩個小時的課，另外安排一個時間可以嗎？」

大家商量時間安排之際，曉虹說：「今天早上中國的金融、汽車、通訊這三類股票大跌！」她有點憂形於色。我一聽，就站起來，說：「你跟我到課室去吧。事情重要，我要你在學生面前跟我談兩個小時關於中國世貿協議的事。」

不要誤會，我不是幸災樂禍，但我認為金融、汽車、通訊這三類股票在中國暴跌，是一項在經改失卻了方向的情況下的好消息。這消息有三個重要的含意。

其一是世貿協議的內容，公佈前顯然沒有外洩，或走漏了消息。含意是，中國官方高層的貪污情況的確有了改進。其二，國內的股市莊家，對世貿協議的闡釋應該比我們外人知得清楚。他們顯然認為世貿協議不是得個」講」字，而是有質有量，足以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其三——這是最重要的——就是暴跌的三類股票的機構，歷來都是受到中央的保護，有壟斷權，是受到政府維護的特權利益。世貿協議最重要的內容，顯然是說中央再不維護特權了。這是我期望了十八年的事。看來中國的經改又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話得說回來，我認為三類股票暴跌，金融那一類是過於敏感的。要是今天國營的金融行業知所適從，他們的翻身機會有的是。

曉虹聰明，對中國的事知得很多，所以在世貿協議的闡釋上她是老老實實地給我和我的學生上了一課。她的不足之處，就是相信古老相傳的自供自給的二百五十年前的分謬論，認為若不夠多元化，弱點盡露，有什麼東窗事發，怎麼辦？

我的觀點，是讓他人賺錢的供應最可靠，而若是他國禁運裁製，走私的費用數千年來都是那麼低，何足懼哉？貿易互相得益，大家所賺的倍數高得驚人。多元化，什麼自供自給的，是蠢論。

我對曉虹說，要是中國懼怕在戰爭中受到威脅，就不應該搞三峽工程。這工程搞好後，美國一枚導彈，水淹七州！自供自給的保障沒有什麼意思吧。

我舉出江蘇昆山的例子。那裡的工業用地，是由農地轉過來的。美國同級農地的價格是昆山的十分之一，工業地價卻是昆山的三倍。昆山多加一畝工地，就少了一畝農地。二者不可兼得，你要農還是要工？單看工、農地價與美國之別，昆山選「工」棄農是上策，因為有錢可賺也。

我跟曉虹談了兩個多小時，在世貿協議中關於金融、通訊、娛樂、科技、紡織、農產品及關稅等各項問個究竟，再比對一下目今中國在這些事項上的管制情況，對江、朱二老的觀感有了改變。我想，近幾年來中國什麼也不」放」，難道是要為爭取世貿條件而下的苦肉計？

從蒙代爾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學者

不久前蒙代爾（R.Mundell）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林行止在頌文內談及我知之甚詳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些地方說得不對。我本來不打算回應，但幾天前的晚上我翻閱舊作《憑闌集》，讀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寫的一段話，回味無窮，忍不住要補充一下。那段話是這樣的：

　　「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似乎只有兩個年代，兩個地方，有那樣熱鬧的思想『訓練』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歷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這段文字發表後，再有五個當時在芝大的朋友獲諾貝爾獎，好像是不費吹灰之力似的。

　　記得我在六九年決定要轉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職時，芝大的經濟系主任A.Harberger 對我說：「為什么那么傻，我們現在的經濟系的強勁是史無先例的呀！」我當然知道該系強得厲害，但說是世界歷史高峰，當時有點懷疑。

　　於今回顧，點只高峰咁簡單？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個經濟學者拿得諾貝爾獎，那大概是所有獲該獎的五分之一，而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職於芝大的。從芝大六十年代的經濟英雄榜上看，應該還有兩三位可獲諾貝爾獎。說是史無先例應該沒有人反對，要賭後無來者應該沒有人敢下反對的賭注吧。

　　蒙代爾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傑。我認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後，最值得獲諾獎的人。他是個如假包換的天才，屢有新意，而我們認識時他住豪宅，好開豪華的酒會，衣著時尚，英俊瀟灑，風流倜儻，殊有奇氣。他不喜歡多說話，教書有如天馬行空，而作為本世紀最有地位的經濟學報（JPE）的主編，投訴的人不計其數！

　　這個有時思想難以捉摸、有時喜歡胡說幾個數字的蒙代爾，凡事都看得極為簡單。可能是因為這樣，他的判斷力是我所知的經濟學者中最準確的。

　　他主張貨幣要用金本位制，我問他為什么，他回應道：「古代的羅馬帝國及後來歐美經濟最繁榮的一段長時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國的通脹把經濟弄得一塌糊塗，蒙代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短文，建議以金本位保鈔票的一個百分率。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聯繫匯率的另一個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價由美國規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歐洲建議以紙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問蒙代爾可不可行，他說：「你要紙還是要金？要賺點錢，大手購入黃金吧。」後來在該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見我是經濟學者，問我有什么好投資。我說：「買金吧！」這些朋友買金後，其價下跌了百分之五，他們就把金沽掉，虧了本，把我大罵一場。殊不知罵聲未了，金價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

　　後來聽說蒙代爾賺了大錢。

　　六七年我初出道時，把一篇頗長的關於佃農制度的文章，寄給大名鼎鼎的AER學報。編輯回應，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點，我原封不動地把該文轉交給蒙代爾。

　　他讀後對我說：「你為什么那樣蠢，把兩篇文章合為一篇？這樣吧，在這裡把文章一分為二，第二節跟第三節調換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給高斯的學報。」

　　我照他的建議修改，不到兩個小時就改好了。後來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錯，但要靠蒙代爾的簡單判斷。

　　六八年，中國文革當道，我搞笑地寫了一篇題為《費沙與紅衛兵》的短文，不打算發表的，目的是讓芝大的同事娛樂一下。蒙代爾看到該短文後，堅持要將之發表。我說：「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應該發表吧。」他道：「你聽過『幽默中有真理』這句話嗎？你若不介意，我就發表。」

　　從蒙代爾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系，是適當的，因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當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爾「怪」得精采，而當年芝大的經濟學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認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當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見大巫，不敢認怪。

　　其二，當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爾是免費大量供應美酒之人。大家於酒後的深夜，創作去也。要說得順理成章，他們就發明了一個「一杯的假說」。那是說喝了小量酒之後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謂「小量」往往不小。夏理·莊遜以半瓶烈酒為小，以一整瓶為一晚之限。後來莊遜因酒謝世，他們就廢除「假說」，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謂芝加哥經濟學派，與眾不同之處，是重於闡釋世事。專於理論的蒙代爾，對歷史知得廣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節。莊遜有時穿拖鞋授課；Uzawa在十個星期的學期內，八個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後要學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個小時地教兩個星期。問蒙代爾借一本書，他不可能記得這回事。

　　是的，說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系很有點亂來，是對的。但要把眾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讓他們亂來一下。井井有條算是什么天才呢？

　　當日認為蒙代爾做編輯做得亂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認為他做得非常好，因為在他的編輯下，精品甚多。

　　我想，學術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點怪，有點糊里糊塗的。

懂深不懂淺的學問

不久前發表了兩篇關於學術的文章——《博士論文是怎樣寫成的》及《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獲得頗大的反響。不幸的是，大聲拍掌的都是學術界外的專業人士，學術界內的半點反應也沒有。

　　最近收到柏克萊加州大學一位研究生的信，說他（顯然是在網上）讀到我的《價格》一文，一方面同意我的觀點，另一方面不同意我主張以簡單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界。這位同學認為簡單的理論不切實際，脫離了現實。他說真實的複雜世界，是要以複雜的理論才能解釋的。

　　我不知道這位同學所學的是哪一個新學派。我這一輩的理念是，理論不是真實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實世界的闡釋。別的學術不說也罷，但就經濟而言，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真實現象能成功地被一個複雜理論解釋過。成功解釋所用的理論永遠都是那么淺，淺得有點難以置信。

　　一個現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組合。要把整個現象解釋，可用幾個不同的簡單理論，逐部分擊破。在經濟學來說，不同的簡單理論，歸根究底，來來去去都是兩招基本的原理，活學活用，千變萬化，可以推出數之不盡的理論來。

　　上述的兩招基本經濟原理，香港唸經濟的中學生都學過，只是功力尚淺，不知道這兩招可以用得威力無窮。我曾說過真正的理解，要由淺入深、由深轉複雜，再由複雜轉深、再轉淺，來來回回好幾次。

　　第一招，自私的假設，是說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皆毫無例外地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的利益。這當然包括那所謂功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了。這函數可以用得很深，但都派不上用場。重要的「用場」是局限條件在真實世界中的變化。

　　數之不盡的變化要怎樣分類、量度、處理，是困難的工程。高手與低手之分，往往在於局限條件的處理手法；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第二招，需求定律，是說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其需求曲線皆毫無例外地向右下傾斜。那是說，若價格（或代價）下降，需求量必定增加。這個只一句話就說完的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我今年在港大教一小組學生要教十二個星期。單論什么是「量」，我說了兩個小時，只能表達一點皮毛而已。

　　需求定律不僅包括需求函數（Demand Function），也包括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認為這二者是兩回事的經濟學者，是讀壞了書，把問題看得太複雜了。

　　（這裡順便一提：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講話中，一位教授堅持需求曲線不一定向右下傾斜，指出好些課本說有時是向左下傾斜的。我說若二者皆可，經濟解釋就不可能錯，所以就不可能有經濟解釋。說來說去那教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科學的假說不是求對，而是求可能錯。）

　　在解釋世界的經驗中，我從來沒有用過上述以外的兩個招式。我所認識的，比我年長的經濟學大師，有時喜歡過一下數學方程式的癮，花巧地表演一下。但若與他們坐下來，問他們有什么在這兩招之外的新意，他們是答不出來的。

　　去年在一篇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章的結論中，我就提到經濟學的整體其實只有這兩招。佛利民、赫舒拉發及巴賽爾三位高人讀該文後，一致認為我這結論重要。

　　我在《價格》一文內，提到經濟學在走下坡，認為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不懂價格理論。但想深一層，這些年青學者不是不懂，而是懂深不懂淺。他們可能認為高深的學問才是真學問，卻忽略了懂深不懂淺不算是真的懂的哲理。

　　為什么一門精采的學問會搞成這個樣子呢？一個解釋是故扮高深，沒有人明白就算是有學問，可以說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今天，這個解釋對某些青年學者可能適用，但似乎不是多數。他們大多數不可能不知道，高深莫測的文章可以有學報發表，但不會有持久地被人重視的市場。

　　另一個較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失卻了興趣。他們但求有文章發表，也要表演一下本領，所以就把一門科學作為一項類似下象棋的玩意，越深越有斤兩。高低於是以深淺來衡量，以複雜勝簡單。於是大家一齊向深處鑽，過不多時，淺的因為無人問津而變得大家都不明白。

　　愚見以為，懂深不懂淺的學問，走火入魔也。

論賭

論賭，香港是有悠久的歷史了。今天位於跑馬地的墳場，是因為戰前火燒馬棚，眾多賭徒謝世而設立的。我的先父當日也在馬場，被燒了半頭頭髮，大難不死，是家母生時常說的張家典故。

　　我很欣賞今天仍存在的、在跑馬地墳場門外的對聯：「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據說這對聯是當時的一個鬼佬港督所擬的，雖然「歸故土」對「也相同」不工整（平仄沒有問題），但對聯實在好。

　　香港歷來所開的賭，賭馬及六合彩之類的，是政府的專利。這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但港府在這些「開賭」上所賺到的錢，大都用作「善舉」，市民就沒有什話可說了。

　　反對香港私營開賭的人，數之不盡。為何如此呢？這是個不容易解釋的問題。一說「賭」是不道德的行為，有傷風化。這觀點顯然不成立。以人口的百分比來說，香港的賭徒應該是近於世界之冠。賭馬的狂熱姑且不談，單是賭股市、賭樓市，人多勢眾，而其風險之巨，的確是像蘇東坡所說的「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其實，我們每個人天天都在賭。你到超級市場買雞蛋，要賭是好還是壞的。你在任何市場下任何的注，在某程度上都是一項賭博。

　　好些反對香港開賭的朋友，是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有「好賭」的不良嗜好。沒有建設性的、或然率說是敗多勝少的賭，我也勸自己的兒女要知所適從。但開賭場可以嚴禁某年齡之下的少年，而有規模的賭場，青少年就是容許也沒有錢去下注。另一方面，住在拉斯韋加斯的朋友告訴我，該市的本地人不賭。

　　我自己的兒子二十七歲，對賭沒有興趣，怎樣勸他去試賭一下，也不肯聽老父之言。女兒二十六歲，喜歡賭幾手，問題是她從來節儉，到賭場只限一百美元為可輸的上限。不久前她到拉斯韋加斯，我在香港以長途電話勸她多賭一點（到了該城，不賭有什麼意思？），她就是不聽。

　　毋庸諱言，賭博是一種娛樂，可以消磨時間。去年夏天，我到賭城Lake Tahoe 去開經濟會議，晚上悶得怕人，我拿三百美元去賭，以為可以買半個小時的娛樂時間。殊不知賭來賭去也輸不掉。賭了兩個多小時，興趣盡失，但賭桌上的錢有增無減。我於是每手將所有的錢都推出去，到第三手才能輸清光，誠苦事也。

　　最有份量的反賭言論，是開賭場會引來黑社會的操縱，治安會有問題。昔日的芝加哥與今天的澳門就是例子。是的，在傳統上賭場與黑社會的混合有跡可循。但為什麼如此呢？

　　一個可靠的解釋，是歷史上賭場往往是非法的，所以黑幫當道。黃、賭、毒的經驗皆如此。就是像澳門那樣，賭場合法化，但若政府管制發牌的數量，以至「油水」過多，那麼貪官、黑道就會有混水摸魚的空間。

　　近二十年來，美國拉斯韋加斯的多賭場辦得好，使人對該賭城刮目相看。除賭以外，酒店的設計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給，而表演節目應有盡有，要賭與要不賭的皆有所適從，實在是一個消閒的好去處。我自己對這一類娛樂沒有嗜好，但數之不盡的朋友很欣賞，每年總有幾個週末到那裡花點錢。聽說美國東岸的大西洋賭城也辦得不錯。

　　今天，拉斯韋加斯是美國發展得最快的一個城市。遊客每年數千萬，銷展及國際會議觸目皆是，而據說賭場三分之一的收入，是來自我們亞洲人。治安可人，而到那裡散散心的多是有識之士，是有份量的道德判斷者。

　　是的，像澳門那樣的賭城我反對，像美國華盛頓州近十年來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設立的賭場，搞得不倫不類的，我認為沒有意思，不辦算了。近乎拉斯韋加斯那樣現代化的、以消閒為重而又能引來舉家大小的遊客光顧的賭城，香港不妨客觀地考虙一下。

　　建議香港開賭的一位朋友提出大嶼山為地點，甚有見地。我們花了那麼多錢搞基建，是應該多加利用的。香港是有條件把一個小賭城辦得很好的。慎重衡量，沒有信心辦得好才放棄，是上策。

　　賭城的成或敗、好或壞，歷史上的檔案有的是。我們的財政司長是不難找到可靠的數據及顧問的。有了可靠的資料，我個人有三個建議。

　　其一，政府不要向管制牌照數量而多賺牌費那方面打主意。政府不要賺生意所得稅及地價以外的錢，要讓賭場帶來的利益地流到市場上去。其二，要盡可能向國際的大莊家招手。我們引進外資的同時，也要引進設計與賭法，務求國際化。

　　其三，外地的經驗告訴我們，成功賭城的重點不是賭，而是娛樂。今天中國大陸的歌星、舞星不計其數，菲律賓的歷來都有看頭，所以要辦賭城，政府是要大量放寬這些藝員的進口的。

　　反對香港開賭場的權威人士，有責任到拉斯韋加斯去考察一次。

北京行

因為進入了半退休狀態，多點時間做校外的事，今年開始我就答應了好些大學去講話——國內所說的作報告。前些時去了武漢的華中理工學院及武漢大學作過兩次講話，一個座談。這兩次講話的錄音被整理後發表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獲得頗大的反響。後來我找到這兩份發表的原文，很滿意，也使我意識到今天大陸的學子，其理解能力明顯地在我們港大的學子之上。

　　到北京作講話，只有四天時間。我見婉卻了那麼多年，就可接盡接，結果在四天之內作了三次座談，五次演講。我作演講是從來不用作準備的，但講前要很鬆弛，腦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講得好像是準備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話雖如此，四天之內講八次話——其中一天講三次——自己從來沒有試過。全力以赴，講來不過不失也算是不錯了。

　　北京的講話，比不上武漢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過於頻密，而是北京交通擠塞，動不動就是一個小時不安寧的車程，使我的腦子不能靜下來。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來先要做兩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萬荷堂欣賞一下；第二是要趕到故宮去參觀五十週年所展出的中國古書畫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製作的萬荷堂，有口皆碑，他曾經邀請我到那裡小住好幾次了。

　　果然名不虛傳。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築物——凡建築、傢具、陳列，就是植物的品種皆古。我雖然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有點研究，但比起永玉就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怎樣說，我就怎樣聽。可惜只能在那裡勾留了兩個小時。總有一天我會去小住，細心地研究一下。

　　趕到故宮，竟然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這樣重要的展出，卻沒有告示指引，而問了幾個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一個知道。秋高氣爽，我們三個人在故宮內東奔西跑，身水身汗，終於還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遠帖》，李白的《上陽台》，歷歷在目，而展場中只有三幾個人，使我覺得是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世界。

　　在展覽場內只能欣賞半個小時，就要趕到新華基金作座談。談的當然是關於近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座的都是該基金的年青職員，知識水平很高，但他們跟後來我遇到的其它青年一樣，答錯了我提出的一個問題。

　　我問：假如今天中國廢除外匯及有關的管制，人民幣會升值還是貶值呢？他們都答會貶值。答錯了。但當我繼續問：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佈下個月會實施外匯管制，香港的外資會增加還是會跑掉？他們都說會跑掉。答對了。我再問：那麼為什麼你們說廢除匯管人民幣會貶值呢？他們無言以對。

　　十二日正式「開波」，上午先到人民大學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不要把中國人小看了》。不是學術性的，內容是說中國人不僅刻苦耐勞，工資低廉，而近幾年來中國的青年學得很快，連知識及天分的價格也相宜之極，參加國際上的生產貿易競爭，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護的。事實上，保護縛手縛腳，與老外競爭起來諸多不便，凶多吉少也。雖然那些所謂「保護」是維護特權利益，但無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國人。

　　下午五時轉到北京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高斯定律的謬誤》。這個及後來的三個講題都是學術性的，是自己數十年來從學術生涯中所得的一點收穫，天天想，想了數十年，當然是駕輕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則研究所座談。這是個很有份量的研究所。他們要搞一個「中華新制度經濟學會」，出一些刊物，請我作名譽會長。我對名譽沒有興趣，推卻了，但我很欣賞他們的意圖，所以答應了會盡可能多給他們的刊物寫文章。

　　是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六十年代我和高斯等幾個人搞出來的、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大門學問在中國很風行，而天則的人材有的是，這學會是會辦得很好的。

　　中午到北京師大進午餐，跟的講題是《快要失傳的價格理論》，內容我曾在《壹週刊》發表過。晚上到清華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經濟解釋》，那是涉及科學的方法了。

　　最後一天，十四日，早上與幾位國務院的朋友座談，說的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到機場的途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交易費用與經濟效益》，是自己發明的一些觀點。

　　這次北京之行，有四點要寫下來的。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學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這些學生有我的際遇，在美國得到大師指導，我怎樣也比他們不過。第二，五間大學請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遠超香港的所有大學。其三，首兩次演說我用英語，到了第三次，翻譯的青年學者翻了十多分鐘後，突然說：「我要請張教授用普通話講，他講得不對我從旁協助。」我沒有他的辦法，於是逼試用普通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話演說，餘下來的其他兩個演說都是用普通話，雖然說得一塌糊塗，但對我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了。

　　最後一點是在五間名校的講話，座無虛設，而站的人多的是。這種破紀錄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賣桔者言》。據說這本舊作在國內曾經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時被抽起了一些比較敏感的文章，三萬二千本一下子賣光，影印本廣泛流傳。

　　香港的學者，是要多用中文寫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給中國十個經濟建議

現在這裡提出十個建議，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過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難，問題就是北京當局有沒有膽那樣做。這些建議可不是我發明的。它們都有歷史經驗的支持，從不出錯，實在可行。

（一）人民銀行只專於中央銀行的職責，不借貸，不收存款。中國要辦真正的中央銀行，主要任務是控制貨幣的發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國，單是控制鈔票發行量就足夠。每年人民幣鈔票發行量的升幅，規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什麼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動，不借錢給其他銀行——不要學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那樣複雜。若通縮依舊，就增加鈔票的發行量；若通脹復甦，就減少。人民幣鈔票是中國目前的唯一「銀根」，中央銀行只管銀根，什麼也不要管。要記，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脹，比通縮對經濟有利。

（二）除中央銀行外，把所有國營銀行都賣出去作為商業銀行。這些銀行目前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壞賬，把壞賬一起賣出算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在基本上大有可為，就是有壞賬問津者應該還不少。要選在國際上有地位的銀行買家，但千萬不要管制銀行的牌照數量。只要有份量，就可以買或自設銀行。當然，政府要協助追討壞賬，也要搞好按揭、破產等法律。

（三）容許所有外國貨幣在中國流通。這會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而歷史上沒見過因為有外幣流通而使本土幣貶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幣大可流通，而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沒有誰建議廢除外幣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匯管制，讓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所有因為匯管而設的——直接或間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廢除。

（五）容許外資在中國開辦任何金融事業。股票經紀行、會計行、招股、集資、放款、投資顧問之類，可放盡放。

（六）取消所有關於通訊（如電話）的發牌量的管制。這點重要，因為在先進科技下的通訊，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今天，香港打長途電話到上海的費用，大約比打到美國高七倍；而打電話到深圳，竟然比打到美國高兩倍多！這是說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關稅。毒品進口不妨嚴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學香港。但不要學香港那樣重加煙、酒、汽車稅。

（八）將所有國營企業民營化。賣出去是一個辦法。但若要照顧國營企業的員工，不妨把企業股份化，送給員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轉讓權。國家政府可以估計企業的資產淨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稅。其他所得稅是另一回事。

（九）稅制要簡單。個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稅，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夠。此外，不用抽差餉，但在物業上，可按物業所值的估價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業稅。此外，任何其他稅項也沒有。在簡化稅制及低化稅率的同時，中國要大量削減幹部，選賢與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來的幹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匯儲備的多或少。只要經濟搞得頭頭是道，外匯儲備是可有可無的。有誰提及美國的外匯儲備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灣那樣的小經濟，或那些不成氣候的大經濟，才要論什麼外匯儲備的。要記，一個經濟搞得強勁，自己發行的鈔票就是儲備；搞得一塌糊塗，什麼儲備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麼基建，什麼軍備，抽簡單而低的稅，加上賣地及賣國營企業所得，應該足夠而有餘。我可以肯定，若中國推行上述的簡單的低稅制，其稅務的總收入會比現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實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上文提到的十個建議，只是以一個整數下筆。當然還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進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說了。

讓我在結尾再說一次。我提出的建議不是我發明的。歷史的經驗證實可行。重要的是有膽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記住，凡事要簡單處理。經濟政策從來都是以簡單清楚為上。世界複雜，政策不夠簡單處理不了。更何況，政策一旦複雜化，官商勾結，混水摸魚，是無可避免的。

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經濟學的發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這樣說。當時持這觀點的有布坎南（J. Buchanan）、高斯（R. A. Coase）、雅倫（W. R. 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賽爾（Y. Barzel）、艾智仁（A. A. Alchian）；認為後生可畏的有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今天，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這個說法。

但為什麼經濟學會走下坡呢？這個問題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認為今天的後起之秀多用數學，以致沒有內容。佛利民也認為數學是用得太過分。艾智仁及巴賽爾認為博弈理論過於普及，而這理論其實有沒有可取之處還不知道。貝加（G. Becker）、H. Demsetz等人則認為博弈理論是走錯了路，是不應該鼓勵的。

上述對經濟學發展起碼有所保留或搖頭歎息的人中，最年輕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歲了。那是說，老一輩的與年輕一輩的，對經濟學的看法截然不同。這個現象可能是經濟學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最近在西雅圖與巴賽爾相聚，談到經濟學的發展，我對他說經濟學走下坡，可能不是因為數學用得太多，而是後一輩的似乎不懂價格理論。他想了一陣，同意了。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什麼其他理論都可以不懂，但不能不懂價格理論。另一方面，只要你能對價格理論（是指Price Theory，不是指Microeconomics）掌握得通透，其他的任何理論都可以變化出來。

今天經濟學研究院的必需讀物，與四十年前的完全兩樣。古典經濟學的論著，我作學生時必讀的有史密斯、李嘉圖及米爾的三本巨著。今天的學生，讀過此三書的機會是零。古典經濟學完全沒有數學，而錯漏的地方頗多。但這些論著是為真實世界而下筆，對經濟問題的處理有一套不可忽略的辦法，是價格理論的出發點。漠視了這些前賢之見，處理經濟問題就會脫離現實了。

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我作學生時必讀的有Marshall、Wicksteed、Fisher、Knight、Robinson等人的作品，而今天的研究生，讀過的機會是近於零。這些讀物，雖然比較舊而錯的地方有的是，但提供了價格理論的架構基礎。可能我有點老糊塗，但我就是不明白，若沒有拜讀過馬歇爾（Marshall），怎可以知道價格理論的本質？

幾年前我問過幾個專於金融財務學的年青學者，有沒有讀過費沙（I. Fisher）的《利息理論》。他們都說沒有，因為是過時了。胡說八道！這些後起之秀本領再大，也不可能有費沙十分之一的功力。今天不能，永遠也不能！（費沙名著的第一段只有一句--「收入是一連串的事件」--不知他們想過沒有？）

轉談我這一輩的「新」的價格理論吧。高手如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等的論著，作學生時我不僅讀過，而他們書中的每一條問題我都瞭如指掌。今天的年青經濟學者，對這些大師的價格理論作品大都不大了了。幾年前遇到一位很有天分的中國年青經濟學者，在英國的一間名大學拿得博士的。我問他有沒有讀過佛利民的《價格理論》一書，他說沒有，因為是過時了！沒有讀過佛老該書的第五章多次，怎可以知道成本與競爭的關係呢？當然，你可以無師自通，自己發明，但何必自創人家已經說過的？虛心地拜讀，讀之再三，不是會節省很多時間嗎？

其實，價格理論開始失傳，我早應在十多年前就察覺到。那時替香港中學的高級會考出經濟試題，我問：什麼是價格？（What is price?）中學教師及同事們無不嘩然，認為我不應該那樣問。可能他們認為我問得太淺吧，但今天的經濟學博士大部分應該答不出來。這個「淺」題目是艾智仁三十多年前出博士試題時常問的，我當時只答一句就過了關：價格是消費者在邊際上願意付出的最高代價。

在加大考博士口試時，赫舒拉發問：為什麼需求曲線是向右下傾斜的？我答：因為人的行為就是那樣。赫氏當時是考理論的代表人，聽到我那樣答了一句，道：你在理論上下過功夫，我不用再問了。這一問一答後來在加大傳為佳話。

有實用性的價格理論，永遠都是那樣「淺」。問得淺，答得也淺，困難就是要明白重點所在，而這個「明白」是要花很長的時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當年老師雅倫對我說：世界很複雜；後來老友佛利民對我說：世界很簡單。這二者看來是各走極端的看法，其實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說複雜的世事，不容易解釋；佛老是說若有可取的解釋，必定是簡單不過。這二者加起來是說，複雜的世界以複雜的理論解釋，其成功機會近於零；複雜的世界是要以簡單的理論才有機會解釋的。

價格理論之所以是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基礎，是因為一旦掌握得通透，簡單之極。問題是這「通透」來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點要拿得準，引用時要來得活。要達到這樣的水平，我們要由淺入深，由深轉複雜，然後再回到深，又再到淺。我自己來來回回幾次後，三十年來就只懂得用淺的，而忘記了深的或複雜的了。

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所寫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論就覺得複雜無比，不想再讀下去。這使我意識到，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科斯定理的謬誤（北京大學講演）

1999年10月12日，世界著名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邀請在北京大學電教報告廳作了一場精彩的演講。張五常教授是香港大學經濟和金融學院院長，他對由科斯和阿爾欽等大師奠基的產權經濟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演講中，張五常教授圍繞科斯定理的幾個版本展開討論。主要內容如下。

　　科斯是一位偉大的人物。要理解科斯的理論，我們先要探討一下科斯定理的淵源。在福利經濟學的研究方面，庇古作過十分重要的貢獻。早在1924年，他所舉的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是科斯定理的前奏。假設從城市A到城市B有兩條道路，一條比較好，但較窄，而另一條路凹凸不平，但較寬。走好的一條路要花5分鐘，而走壞的一條路要30分鐘。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人們會選擇走好的一條路。所以，好的那條路就會變得十分擁擠，開車用的時間也會不斷地增加，直到用在好路上的時間也為30分鐘為止。庇古建議政府對走好路的人徵稅，迫使一些人走壞路。這樣，剩下的人就可以走得快一些，而走壞路的人也沒有損失，社會福利因此提高。但是，著名經濟學家奈特指出，庇古的建議並不完全正確。好路過度擁擠，是因為好路的所有權並不是歸某一個人所有；如果所有權歸某一個人所有，則他可以收取道路使用費，達到政府稅收所能達到的同樣目的。這正是科斯定理的實質。

　　五十年代，戈登在一篇重要的文獻中討論海洋漁業的問題時，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沒有所有者的漁場，人們對它的過度使用就會使漁業資源越來越少。張五常教授在分析這個例子時，提出了租值耗散的概念。每種資源都具有一定的潛在價值，即它的租值；而各種制度則決定著租值的分配。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價格是確定資源配置的唯一標準。所謂一種物品的均衡價格，即是使這種物品的租值恰好分盡的價格。倘若價格不是唯一的分配指標，則回出現另外的制度安排是物品的租值耗散掉。比如，如果我們用排隊來代替價格，則排隊的時間也是一種成本，從而使排隊等候的物品的租值耗散掉。價格控制的情況也一樣，出於對廉價物品的追逐，人們會投入許多的資源去得到它，從而使物品的租值被耗散掉。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阿拉斯加的採礦權。採礦權的分配是以誰先到達採礦地點為原則的。因此，人們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培訓拉雪橇的狗；這樣，金礦的租值就被耗散掉了。

科斯定理的不同版本是不同的。在他的1960年關於社會成本的文章之前，他還發表了另一篇文章。其核心思想是，市場交換的先決條件是界定明確的產權。這一版本的科斯定理無疑是正確的。科斯定理的1960年版本就不對了。這個版本說的是：如果存在可操作的私有產權，且交易成本為零，則無論產權如何分配，最終的資源配置都是最優的。交易成本是魯濱遜經濟以外的任何成本。這個廣泛的定義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我們常常難以將交易和成本相互分開。交易成本實際上應該被稱為制度成本。任何超過兩個人的社會，均存在制度。交易費用包括除了直接的實物生產過程的費用和運輸費用之外的所有其它費用，如律師、金融結構、警察、中間商、企業家、管理者、職員等等所有你可以想到的費用。制度是使交易成本減少的產物。因此，只要有制度的存在就會有交易費用的存在。市場也是一種制度，產權也是一種制度，所以如果產權存在，交易成本就一定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假設交易成本為零從邏輯上是矛盾的，而這恰是科斯定理1960年版的謬誤所在。即使在沒有交易的社會也存在著交易費用，如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沒有什麼市場交易，但背誦口號和串聯花去大量的成本。在香港，由於幾乎所有的工廠均搬到了大陸，交易費用至少佔其GDP的80％。在發達國家的交易費用均占國民收入的很高比例。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產權作為一種制度也是存在交易費用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科斯定理的1960年版本從根本上是錯誤的。但我們並不否認科斯的論文是十分出色的，因為我們的理論永遠不可能在任何方面均是正確的，完美的理論是沒有的，也就是說任何正確的理論均是能夠被證偽的理論。張五常教授在1970年就指出了1960年版本科斯定理的謬誤。

　　在存在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帕累托最優是應該被重新理解的。在現實經濟中帕累托最優是處處滿足的。如果認為帕累托最優條件沒有被滿足，則是因為我們忽略了某些特定的約束條件。自助餐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例子。用餐者的最後一口的邊際效用為零，而食物提供者的邊際成本卻大於零，這是和帕累托最優條件相違背的。但從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自助餐的形式節省了等候和伺候顧客的費用，而且這種費用的節省一定是大於限制顧客消費的「浪費」，因此帕累托最優仍然是滿足的。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生來就是高尚的人，則交易費用就會減少，而且我們也會更加富有。人們的看似非最優的行為，卻是人們在約束條件下的理性選擇；人們總是在約束條件下達到最優，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沒有經濟科學。

　　（張五常教授還就在場老師和同學的提問進行了解答。）

書法要像書法論

上海中國畫院的院長施大畏，性情中人也。每次我與他坐下來，談的都是關於藝術的事。施兄不僅懂藝術，而且在藝術上有成就；我醉心於藝術，但算不上是個藝術家。迷於藝術的人一起談藝術，比任何人談任何事都要投入。藝術是感情的表達，談藝術就是談大家對感情的看法或品評。天下間似乎沒有其它的事是更值得投入地去討論的。

個多月前到上海，施兄替我洗塵，席上談的當然又是關於藝術的事。因為在座有周慧珺與李靜兩位書法高人，我們的話題不由得轉到書法藝術那方面去。施兄問我對書法藝術怎樣看，我說最重要的第一關是要像書法。我對這個近於怪論加以解釋，施兄聽後認為觀點重要，一定要我寫出來。

書法是藝術。寫得一手好字不一定是書法。觀者看不出感情的表達，感不到沖激，內心沒有共鳴，何藝術之有？唐代顏真卿的楷書大名鼎鼎，但藝術卻談不上。魯公如是，柳公權如是，其它楷書也如是。米南宮說：「魯公行書可教，真便入俗品！」顏魯公的行書是一級的書法藝術，絕無疑問！其真（楷）書不是「俗」，而是因為沒有變化，表達不出感情，是背藝術之道而馳也。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在計算機發達的今天，我們可以將顏、柳等大師的楷書譜入計算機，要刻什麼墓誌銘，銘文寫好後一按鈕，要顏有顏，要柳有柳，一字不差，藝術安在哉？

不一定是楷書才算是書法藝術。元代最負盛名的趙孟俯，字寫得好，但我就是看不出他字中的感情，所以我認為他的書法不像書法。與趙氏同期但聲名遠為不及的鮮於樞，卻是另一回事。明代的文征明，也是大名鼎鼎，但我也看不出感情的表達。

有些書法家，其用筆功力並非一流，但感情溢於紙上，大有書法的味道。明代的張弼、陳淳、祝枝山等就是例子。有些人，像今天香港的龐志英，研習書法的時日比我還要少，但寫來卻像書法。那是說，有些人輕而易舉地就過了書法的第一關，有些人窮畢生之力也不能夠。

作為一項藝術媒介，書法的確有其獨特之處。書法沒有畫面，而其文字內容是無關宏旨的。但藝術作品總要說一些話。沒有畫面，內容不重要，那麼書法藝術是在說什麼？那當然是表達感情了。但因為書法沒有什麼其它可說的，所以在感情的表達上，書法比其它藝術媒介來得純，總要給觀者一點像排山倒海而來的震撼的味道。也就是因為這樣，要過書法的第一關就是要寫得像書法。那是說，沒有感情，寫字而已，非書法也。

用筆、結字、佈局等，可以協助感情的表達，是要很長的時日去苦練才有點成就的。另一方面，感情本身的流露，往往是天生的。

感情要純而真，也要有點內涵。這後者是要靠一點學問，要多讀書。純真的感情，要天真，切忌造作與俗氣。天生造作與俗氣的人，不管怎樣苦練，寫得怎樣滾瓜爛熟，也難以登堂入室。郭沫若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本文附上自己的兩幅書法，是去年寫的。寫得不怎樣好，但算有點像書法吧。

其一是以八尺紙寫的，釋文如下：

「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峰，意在新奇無定則，古瘦漓灑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卻書書不得。　節錄懷素自敘　五常書」

其二用四尺紙，釋文如下：

「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　節錄書譜　五常」

慧珺五常談書法

大約兩年前，我見錄像科技突飛猛進，就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要是今天我們有宋代書法大師米芾書寫的錄像，妳願意出多少錢看五分鐘？只能看一次，五分鐘，不能再看。」她想了一陣，說：「兩個月的收入。」我說：「為什麼那樣少？我願意出半年的收入。」

是的，有些技藝，看不到就學不到。書法是其中最明顯的一項。你要學書法，看不到高手怎樣寫，要自己發明，成功機會不大。有老師示範當然好，但若老師不懂用筆，學壞的機會高於學好的。有高手示範，何止事半功倍？

話說十多年前，我和朋友在深圳一間酒店內的舞廳喝酒，看大陸人跳我少年時懂得的交際舞，像華爾茲那一類。我見在舞的人步法純熟，花式甚多，但跳起來絕不翩然，不像是在跳什麼華爾茲。我看著想，想著看，想了良久，若有所悟，大聲說：「我明白了！」朋友嚇了一跳，問我明白什麼？我說：「明白舞池中這些人，為什麼步法那樣熟但卻不像舞。」我跟著解釋說，這些人的舞技是從書本上學來的。書本有圖樣教步法，也可以教手勢，但最重要的舞姿——翩翩然的舞姿——就不可能說清楚。

可不是嗎？半個世紀前上海夜夜笙歌，懂舞的人數之不盡。但跟著共產當道，跳交際舞可招來殺身之禍，所以昔日的舞姿在中國失傳了。當然，新潮舞大陸人跳得好，而近幾年來，因為有錄像的示範，交際舞在大陸也有改進，但總比不上生長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的我們那一代。

看不到就學不到的技藝不多。舞姿要看，書法的用筆方法更要看。在書法藝術上，用筆占一半的重要性；在練習上，學用筆要佔九成的時間。用筆是說筆毛在紙上怎樣轉，怎樣翻，使線條圓而美，提按時筆毛收放自如，而又因為筆用得好八面出鋒，蘸一次墨可以寫很多個字，而筆枯後筆毛還是不散亂的。

學書法的人不親眼見到高手示範用筆，怎樣說也說不清楚。而看高手下筆時，注意力是要集中在筆鋒的翻及轉，執筆的輕重，筆桿的傾斜度及其方向，手腕與手臂的動作，及快慢的節奏與旋律。

幾年前我見錄像科技突飛猛進，成本低廉，就打算請周老師示範用筆之道，由我口述解釋，以錄像碟公諸於世。問題是，周老師居於上海，攝錄不便。今年春夏之交，老師到香港來小住數天，這個錄像製作之舉就決定了。

我這個人倚老賣老，關於高科技我聽得多，知得少。要搞錄像嗎？我對什麼是VCD、DVD老是搞不清楚，更勿論製作的過程了。懂得的朋友說我要先寫一個劇本。我對自己說：「教書教了那麼多年，難道談論一下書法也要準備嗎？」這樣毫無準備的製作，而自己擔任編、導、演、旁述等，搞來搞去也不稱意，不在話下。

可幸周老師比我知得更少。我叫她寫就寫，停就停，說就說，下印章就照下無誤；用紙要八尺的、四尺的，要橫寫、直寫——總之我說什麼她就做什麼。這樣，過半的錄像時間就有了「著落」，餘下來的就要靠我自己發明了。

不久前讀到董橋老弟說自己跟不上時代，對計算機所知不多，要靠年青的後輩幫一把。我有同感很多年了。但在錄像這方面，我問了好些年青的、算是專業的，沒有誰可以答覆我要知的所有問題。到最後我才明白，錄像科技實在發展得太快，以至任職於此道的人也跟不上。

「數碼」這回事，我這樣年紀的人，要不是讀過書就不容易相信，更勿論要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做不到。楊懷康說我是「夏蟲不可與語冰」，令我稍為安慰的是，在「數碼」發展的前線上，他自己也應該是夏蟲與冰類也。

回頭說書法錄像製作之事，在現場拍攝的初段，竟然錄得雨聲及鳥聲。這段難以重拍，改不了，只能以音樂掩蓋。可幸這只是幾分鐘的時間。周老師寫一幅，算一幅，刻意地不讓她寫得特別好才保留；就是她寫錯了，尷尬地把紙撕掉的動作，也保留著。她用自己帶來的筆寫了三幅之後，我刻意地要她用一枝筆毛極長、極軟而又彎彎曲曲的筆，一般書法家根本寫不出字來的，要她示範。用這怪筆她要寫得慢，使出大動作，誇張地表達用筆之道。

我自己是評述者，從一個「書法專家」的位置說話，到最後不示範幾筆實在說不過去。用筆與氣勢我沒有問題，但字是要碰巧才能寫得好。可幸的是，拍攝時所用的角度，觀者要把字倒轉來看。這是一個秘密：字寫得不好倒轉來看會變得很不錯！

我認為，在書法教育上，周慧珺的示範錄像是一項重要的貢獻。

佛利民與中國

去年佛利民與太太蘿絲出版了他們的自傳，洋洋六百六十頁，內容五百八十九頁。其中最長的一章是關於中國的，佔五十三頁。這大概是整本書十一分之一的篇幅。比起他倆談東歐（十一頁），以色列（十一頁），智利（十二頁），就是把佛老作為大英雄的日本（三頁）等國家，中國的份量顯然重得多了。

在我認識的當代的經濟學大師的心目中，中國的確很重要。毋庸諱言，這些高人有點「種族歧視」。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對我們的文化讚口不絕。然而，他們又認為，中國近二百年來的不濟，是人類的悲劇。所以當他們見到自八一年起中國大事改革，無不喜上眉梢。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中國的改革改得不湯不水，或者半途而廢，所以他們對中國的關懷，溢於言表，是不難明白的。

這些經濟學大師對中國的關心，沒有人比我知得更清楚。是他們在八十年代初期勸我回港任職，把新興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這個「任務」我算是做得不錯的。

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每次我到北美去開會議，遇到上述的學者朋友，總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關懷而要向他們細說中國的發展。最近我到溫哥華去參加「飄利年山」聚會，只能在那勾留幾個小時，佛利民及艾智仁等人見到我，就要我跟他們離開會場，找個安靜的地方細談一下關於中國的事。

二十年來中國的改革，佛老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雖然究竟有多大很難說。今天在中國，老外經濟學者最負盛名的，首推佛利民及高斯，其次是艾智仁及H. Demsetz。這些都是經濟制度運作的專家。其它絕頂高手如森穆遜（P. A. Samuelson）、阿羅（K. Arrow）、貝加（G. Becker）等人，就沒有那樣大的影響力了。

佛老的條件比我們都優勝。其一，他的確大名鼎鼎，正所謂如雷貫耳。中國人是崇拜英雄的。有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吧，我和佛老在無錫行得倦了，坐在一間破舊的茶寮休息。一個年青人認出我是誰，跑過來恭敬萬分，對我說了好些仰慕的話。我等他說完，就介紹身旁的佛老給他，說：「這位先生是弗裡德曼。」那青年站不穩，要我扶才不倒到地上去。

其二，佛老永遠喜歡深入淺出，其言論與觀點清楚絕倫。你懂不懂經濟沒有關係，但總知道他是說什麼。好些行家認為，佛老在口才上的清楚明確，本世紀無出其右。其三，佛老對世事的觀點，一確定下來就如鐵鑄那樣的。認識了他三十多年，我沒有聽過他說半句言不由衷的話。只要你知道他的品性，與他交個朋友是很容易的。

一九八八年的一個晚上，在蘇州，市長及一些官員跟我們進晚餐。席上市長大談國營企業的大有可為，我們當然不同意，友善地辯論了許久。到最後，為了「友誼萬歲」，我說幾句大家看法不同之類的客套話。佛老不懂中語，但猜測到我的意思，說：「史提芬呀，靈魂有價，不要把你的靈魂賤沽出去！」

佛老到過中國三次：一九八○、八八、九三。前者我還在美國；八八年我帶他夫婦漫遊江南，然後到北京會見趙紫陽；九三年一群仰慕佛老的朋友跟我們先到四川，到北京後會見江澤民時只有佛老夫婦及我和太太。

八八年與趙老的會面，是歷史性的。安橋老弟也在座，算是他的造化。有機會我會詳細地把整件事寫出來，好叫將來的歷史學者有一個完整的檔案。

會見趙老前，漫遊江南之際，我給佛老上了幾天關於中國發展的課。而在途中的車程上，佛老和我研討他寫給趙紫陽的建議書，既有意思，也有挑戰性。（這建議書與後來佛、趙對話的全文，都記載在前文提到的自傳的附錄中。）

佛趙二老兩個多小時的會面，比我們事前所能想像的好。我個人的感受是：二老互相欣賞，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別時趙老親自送我們走出三個廳堂，直到湖邊，向我們解釋哪一個是中海，哪一個是南海，然後親自替我們開車門才送別。因為趙老從來沒有這樣對待外賓，南海旁的惜別只過了一個晚上就傳遍了北京的關心人士。

佛老實在喜歡趙紫陽。在該年（一九八八）寄給朋友的聖誕信中，他將大部分的篇幅用作述說中國之行，而其中稱讚趙紫陽的話寫得很重。他說自己周遊列國半個世紀，會見過國家元首之類的人物無數，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領導人像趙老那樣客觀於分析，誠懇於意圖，及明確於表達。

趙老對佛老的觀感怎樣，我不大清楚，但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八八年十月佛老別後，趙老大事推行放開價格之舉，是受到佛老的影響的。他們會面時唯一的爭議，是佛老主張立刻廢除外匯管制，而趙老同意匯管要取消，但應該在放開國內所有價格管制後才施行。

八八年四月間在北戴河決定的放開價格，有鄧小平的支持也搞得頭破血流；十月後趙老獨力推行「放開」，敗多勝少是意中事。更不幸的，是香港的一些不知就裡的刊物說我和佛老要搞什麼「倒鄧保趙」，與趙老有什麼串謀等，胡說八道說得有聲有色。推行放開價格與倒鄧論加起來應該是趙老在六四後要下台的主要原因。

八八年十月到今天，十一年過去了。想不到，當年大家認為而又同意必須盡快廢除的匯管，今天仍然存在。悲乎！

香江第一筆

在飛美的機上，看到一位乘客手上的報章有一廣告的大字標題寫道：「香江第一健筆獨領風騷」。我對自己說：我可沒有發這廣告，難道是阿康發了神經？忍不住向該乘客借報一讀，原來文中的主角是林行止。心想：那也說得是，山木兄真的是香江第一筆！

要是一年只寫一篇二千字的論文，我有資格參加世界大賽。一個月寫一篇，我對自己滿有信心。一星期一篇，我勉強可以應付。但一天寫一篇，每星期寫五篇，不停地寫二十多年，而每篇有點份量，有點看頭，我怎樣也比不上林行止。山木非凡人也！

朋友，你試過在刊物上寫專欄嗎？定期交稿，不交不可的寫法，其苦處不足為外人道。每天寫一篇簡短的專欄，閒話家常，說些感受或說一下自己的價值觀，不難辦到。就是每天寫幾篇也不太難。寫專欄的人總要有一點才情，最差的也算是半個才子。既為準才子，眼之所見，心之所向，情之所至，總有些話可說。這好比寫日記，任何人——不論才子——都可以寫出來。

林行止寫的是論文，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很了不起的另一回事。試想，我每星期寫一篇半論文、半散文，寫了十個星期，就覺得選題材極之困難，大有江郎才盡之感。阿康一星期寫兩篇，其本領比我高一倍。回想八三年末我開始在《信報》寫《論衡》時，每星期寫兩篇，勉強可以應付。但那時是介紹產權經濟學，又逢九七問題，可取的題材數之不盡。後來改寫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日千里而又千變萬化的，題材俯拾即是，但還是要每星期減至一篇。

每星期能選出五個論文題材的作者，其觀察與觸角必定很超凡，而林行止所選的題目，差不多每天都很起眼。所以我認為，選題材的觸角性能，在今天的中文作家中山木不僅獨步香江，甚至可以說獨步天下。

山木的第二項特出的本領，可不是他專有的——我也能夠。這就是他每篇文章只咬緊一點來寫。這是很重要的為論文之道。今天，數之不盡的經濟學博士級的後起之秀，就是不明白這一點。他們的論文東拉西扯，說來說去也不能使讀者知道文中的重點何在。好幾次我對這些後輩說：「論點不要多，但要明確，你們應向林行止學習一下。」可惜的是，他們聽後如水過鴨背，半點反應也沒有。

記得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高斯作《法律經濟學報》的主編時對我說：「有些寄來的文章寫得實在差，但其中有一點不能漠視，這樣的文章是不容易推卻的。」是的，寫論文有一「點」就足夠。東拉西扯，點數再多也是廢物。

一「點」可以兩三句寫完，但也可以翻來覆去地寫三幾千字。林行止的文章，要長則長，要短可短，擺明是運用這技巧的老手了。楊懷康也深明其中道理。

山木兄最後一項的為文本領，就是不怕錯！不怕錯的人寫論文，其觀點是特別明確的。怕錯的作者，凡事要留自己一點餘地的，其論點就不容易明確。模稜兩可的文字，山木是不會寫的。不可能錯的論點是不可能寫得明確的。

一般來說，對的觀點比錯的好；但對得平凡，倒不如錯得有啟發性。事實上，從歷史看，昔日經天緯地之說，今天大部分都是錯了的。山木不怕錯，下筆時就有大將之風。另一方面，他錯的地方，永遠都不是錯得離譜，且往往很有新意。

有時我想，要是山木當年有我的際遇，攻讀經濟，那麼他今天在世界經濟學術上有一席之位，絕對沒有問題。

四十多年來，香港報章的主筆評論中出現過兩個人物。一個是查良鏞，另一個是林行止。這差不多是眾所公認的。好些朋友要我把這兩位高手比較一下。

我以為以漢語論文的文字而言，沒有人比得上老查。論學問，老查的史學非常了得。這二者的合併使他的政評寫得十分好。以史論政，查良鏞獨當一面是沒有疑問的。

林行止的題材比較廣泛，因為他既談政治，又論經濟。他的引證功夫很少走歷史的路；他喜歡用不同地區或不同理論來辯證。比起老查，山木來得比較博，題材比較奇異，而創意也比較多。

查、林兩位下筆的相同之處，就是大家都咬緊一點來寫，而大家的觀點都是那樣明確的。

氣氛與文化

十多年前余英時教授說香港沒有文化。從任何角度看，這觀點是不對的。以比較保守的準則來衡量，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唐滌生的粵劇，怎會比不過魯迅、巴金等人的成就；而舒巷城的文藝作品，只有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才可以寫出來。

廣泛一點看，三十年代的小明星及五十年代的紅線女，都算是重要的文化人物；而香港五十年代的黑白攝影，於今回顧，是一項重要的文化發展了。

再廣泛一點看，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街頭以賭棋為生的楊官璘，在聖公會以書作球拍來賭乒乓球的容國團，就是拿風箏到處找敵手的我，都算是文化人物。

看近一點，香港的文化也是自成一家。三蘇、哈公等人的怪論，在外地我從來沒有見過。今天的林振強，只有香港才可以產生出來。李碧華、尊子等人的風格，在外地不容易找到。周潤發與張曼玉，不妨加上梅艷芳及其它的，一看就知道是香港特有的演技。難道李小龍的功夫是在美國學得的？當然，我們還有一個許冠文。

我提到這些，是要表揚一下我們這個小小的東方之珠，有文化沙漠之稱的，在文化上實在有很多方面很了不起。我認為文化不應該單從莎士比亞、畢加索等人的作品的狹窄角度看。從文學的角度看，林振強當然比不過狄更斯。但文化不是文學，要論多采多姿。這後者，林振強算是及格了。你不喜歡是一回事，但你不能不同意，香港的文化無奇不有。

我這樣說，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文化不限於文學、藝術之類的「大路」貨色——半個世紀前在香港街頭賣藥的講古佬，何嘗不是文化人物？其二，文化的產生，必是與某種氣氛相連的。社會缺少了某種氣氛，就不可能有某種文化。那是說，文化不是由一個或幾個人創造出來的。

王羲之有蘭亭之盛，王勃表演於滕王閣，李白夜宴於桃李園，米芾與蘇東坡等高士雅集於西園，都是有記載的氣氛濃厚的文化例子。其後徐文長的什麼七子，鄭板橋的什麼八怪，其參與者當然不止七、八個人。歐美的經驗也如是。百多年前法國的印象派藝術光芒萬丈，是由數十個天才或近於天才的富家子弟聚在一起，吵呀吵地吵出來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就逢場作興地遇到幾個氣氛濃厚的組合，改變了我的一生。

最重要的當然是六一年我進入研究院後，數十個同學中有十多個整天只談經濟學，不顧其它。我們天天聚在一起，對經濟理論與科學引證的問題翻來覆去地爭論。對一些論著拍案叫絕，對另一些破口大罵。偶然有人解通了凱恩斯的某一句話，就誇誇其談，解不通的就罵凱恩斯。當時經濟發展的學說如日中天，但我們讀一句，罵一句，罵得痛快。（後來這發展學說果然不成氣候，慘淡收場。）

某教授說過一句比較有新意的話，我們那組人總要品評一下。艾智仁當時還未成名，但因為大家都喜歡把老師的話試行推翻，過了不久，大家都同意艾氏是天下高手。午餐時一人一塊三文治，一盒牛奶，聚在一起打橋牌。一篇重要的經濟學文章放在牌桌上，傳來傳去地閱讀。叫牌的叫，出牌的出，其它的讀一句或一段，又作品評了。

有這樣的求學氣氛，再蠢的人也會變為個准天才。大家都有求知慾，若有新的啟發，就總要不停地辯論三幾天。沒有誰去理會考試那回事。

比較不重要的是我在攝影上的發展。也是六十年代初期，為了要賺點外快，每星期我花一個晚上在好萊塢傳授燈光人像及黑房技術。因為大家興趣相同，觀點相近，開始的幾個人過了不久就增加到十多個。每星期的那一晚，我傳授的時間愈來愈短，而座談則愈來愈長，非凌晨後不散。今天，有人說新潮攝影起自洛杉磯。若如是，就是起在我們那組人。

我原來對音樂一無所知，因為我的耳朵對音調的小差距分不清。但六十年代初期我的攝影朋友中有兩位是音樂高手。他們介紹我認識好些懂古典音樂的朋友。這些朋友比上不足（不是演奏大師），比下有餘（高出一般音樂教師幾個馬位），都是懷才不遇的。週末，我很喜歡跟他們聚在一起，聽聽他們對音樂的意見，讓他們在鋼琴或其它樂器上表演一下。他們談的我初時完全不懂，但過了一年，就懂得一點兒——夠我享用到今天。我特別喜歡莫扎特，是這些朋友影響的。

是的，我認為有了氣氛，文化必定會隨之而來。困難是氣氛不易搞。「氣氛」這回事，是要有好些因素的合併才可以搞起來的。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職時，第一個重點就是要在經濟系內搞起學術氣氛，但搞來搞去也搞不起。這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找不到一堆可以成量的好研究生。最近兩三年我們的學術氣氛有明顯的改進，但距及格的水平尚遠。

最後，我要說一下香港要搞高科技的困難。資源的問題姑且不論，我們要知道高科技也是一種文化，而像其它文化一樣，要搞起來就先要有氣氛。目前，香港的科技氣氛是不容易感受到的。

去年，我到加州的一位朋友家中作客。在宴會中聽到成年人與成年人的對話，孩子與孩子的對話，我大部分聽不懂。他們所說的是有關計算機的術語。這就是搞高科技必須的氣氛與文化了。

香港有金融的文化，有市場的文化，也有賭馬的文化。高科技的文化，所差甚遠矣！

人民幣需要貶值嗎？

今天人民幣的灰市或黑市匯率，低於官價大約百分之八。這樣，久不久輿論就會說人民幣快要貶值了——其官價快要貶值了。一唱起來，興風作浪，人民幣在灰黑的市場上總要下跌幾個百分點。你聽說人民幣快要貶值，會大手購入來過癮一下嗎？

但假若中國取消所有外匯管制，取消官價，讓匯率自由浮動，你說人民幣的幣值會上升還是會下降？你當然賭會下降。你敢跟我賭一手嗎？

我不敢說解除所有匯管人民幣一定會升值，但要賭貶值我就不敢下注。二十多年前台灣解除大部分匯管後，台幣升得很強勁。理由簡單不過，在有匯管的情況下，外資望門卻步，而內資會設法往外溜。這二者對幣值有損無益。

試想想吧。有匯管，外資把錢搬到中國去，要再搬出來可不容易。因此，投資到中國的意圖就減少了。少了外資進口，就等於少了貨品出口，對人民幣大有貶意。但這只是匯管對人民幣增加壓力的一部分——可能是比較少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在匯管下，外資到中國做生意，會遇上數之不盡的麻煩。要開個人民幣銀行戶口，手續之複雜令人難以置信。要兌換人民幣，老外當然不敢輕舉妄動。以官價兌換容易，但要以官價換回外幣則有限制，也需要文件證明。就是外資可自由用官價買賣人民幣，一旦政府宣佈貶值豈不是中了計？

諸如此類的例子多的是，而這些加起來對外資進口的意圖是有很大的不良影響的。取消所有匯管，外資進口對人民幣的需求會有大幅度的增加，而這增加可能足以彌補今天官價及黑市匯率的差額而有餘。台灣當年的經驗是「有餘」很多的。

見到人民幣的灰、黑市匯率低於官價，就認為若取消匯管會導致人民幣貶值，是淺見。經濟上的問題，我們不能局部看。我們不能單看人民幣的黑市低於官價，就認為解除匯管後，人民幣的自由匯率會向黑市那方面走。

轉到另一個題材上去吧。如果中國大事開放金融，你說人民幣會貶值還是會升值？我的注碼是賭會升值的。

你可能想，開放金融後，美國的大股票經紀行到中國去做生意，向中國的投資者推銷美國股票，豈不是會推低人民幣？

但想清楚一點，這些舉世知名的經紀行，若到中國去開業，有三個使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其一，這行業對商業樓宇的需求甚大，加上其它投資，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加不少。其二，老外經紀會迫使中國改良現有的股票制度及可靠性，引進外地的可取之處。如此一來，外資到中國設廠，大可上市而在外地推銷也。其三，中國本身的股票，經老外經紀在外地推銷，當如有神助。

解除匯管是開放金融最重要的第一步。金融開放後，外資銀行到那裡大展拳腳，對人民幣的支持就更有力了。目前，中國算不上是真的有商業銀行。有實力的投資者可在外地借錢，或以自己的盈餘到中國下注。但假若金融開放後外資銀行以外間的資金借給較小的在中國的投資者，以本地的資產抵押，小商人豈不蜂擁而至？

又再轉到另一個話題去吧。假若中國取消所有出入口關稅，實行自由貿易，你說人民幣值會升還是降？經濟學高級課本的答案是：很難說！這是有關需求及供應彈性的複雜問題，其數學方程式大約六寸長。但假若中國對美國說：大家一起取消所有貿易關稅吧！美國怎樣響應呢？（世貿之爭，是老外認為中國不夠開放，而朱老闆竟然說中國讓步讓得太多。）假若美國同意，就中了計。自由貿易，數以億計的以刻苦耐勞而知名於世的廉價勞動人口，怎可能鬥不過老外？

是的，多年以來，我就有這樣的一個信念：中國人的競爭能力非同小可，只要給他們一個自由競爭的機會，大殺三方應該沒有問題。香港的困境是我們的工資、房價、物價等比中國大陸的高出四倍以上，而本領卻高不出那麼多。

是的，從競爭的角度看，我認為中國大陸的本領比香港高得多了。在這大轉變的時代中，舉世之大，競爭能勝券在握的國家不及一掌之數。高科技的發展，美國無與倫比，此其一也。高檔產品價廉物美，日本名列前茅，此其二也。中檔及大眾化產品的前途，非中國莫屬，此其三也。

既然自己有一技之長，就無需作繭自縛，見自己的幣值被黑市炒下去就畏首畏尾。解除匯管，開放金融，大事推行自由貿易，才可以表演一下自己的真功夫！

假若中國能做到上述的「解除」、「開放」、「自由」，我願意十博一賭人民幣會升值。在這些有利條件下，唯一可使人民幣貶值的，是通脹捲土重來。然而，從近代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治通脹的本領很有兩手。

北京當局既不應該，也不需要，考慮把人民幣貶值的。他們的當務之急，是製造能發揮自己競爭潛力的局限條件。

直銷何物？

雖然我聽過計算機的神乎其技不下千次，但我對計算機一無所知。最近因為黎老弟智英大手搞「蘋果速銷」，我就好奇地研究一下經計算機銷售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所謂「速銷」，其實是直銷。直銷者，是要省卻一層中間人而圖利也。這個概念不可能錯，能否成功是另一回事。

二十年後的世界，跟今天的會很不一樣。計算機的普及與上網的發展，大幅度地減低信息及交易費用。這些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比率很重（通常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假若計算機能把這些費用減低百分之十（應該不止此數），有大利可圖的機會數之不盡。這解釋了近幾年來，風起雲湧，網上搞直銷、信息等生意，在美國熱鬧非常。

神話數之不盡。一個年青人，想到一條賺錢的門徑，成功地設計了優質軟件，一夜之間可成大富。是的，在美國的股市上，好些所謂科技概念股，生意虧大本，或賺不到多少錢，但其股價高得離譜。有些只經營了兩三年，還在蝕本，但其股價總值竟然超過製造汽車舉世無匹的通用汽車公司！

到今天為止，網上生意賺錢不易，但因為市場相信其概念，認為大有前途，資金就湧進，使其擴張能力大得驚人。是的，在美國的西岸，只要你有一個有吸引力的概念，軟件做得好，要集資易如反掌也。

綜觀今天在美國比較成功（以股價來量度）的計算機直銷，他們都有三個共同的要點。其一是有一個明確的生意眼，或可說是一個新的生意概念。其二是計算機的軟件設計要做得差不多天衣無縫。這是極不容易的。精彩的軟件，應有盡有，你要問什麼題目，賣家的市場評價，買家的可靠成分，在計算機上一按就知道。

其三，因為新的生意眼沒有專利權，而軟件的設計又可被他人倣傚（雖然成功的倣傚要花巨資，或被原作者訴之於法），搞直銷的人會設法先入為主，盡量霸佔市場的百分率。他們不惜重金，虧大本，服務之周到令人歎為觀止。目前美國的形勢是，虧本歸虧本，只要市場的佔有率大，直銷公司的股價就如天方夜譚。

eBay搞的直銷拍賣卻又自成一家。據說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想出來的。搞拍賣，名貴的物品當然不能靠計算機的照片出貨，所以eBay代拍賣的大都是三幾十美元的物品。但他們的軟件設計得妙，服務周到，成本低廉。每件拍賣品只收賣家兩美元，可以選拍三天至十天，拍不出可免費再拍一次，拍出時抽取佣金甚少。正所謂薄利多銷，七成拍出，流通量二百多萬件，且不斷上升。積少成多，我對eBay的前景是看好的。

要購買機票旅遊嗎？在美國，一按計算機，就知道最相宜是哪班機，訂位後到機場便可。旅行社的前景是不容易看好的。奇怪，在美國經計算機買股票，不用經紀，費用近於零，但為什麼那裡的大股票經紀行本身的股價，卻近於歷史高峰？

回頭說黎老弟的「蘋果速銷」，聽說搞得很亂，計算機不靈，物品質量有問題，而百佳等超級市場減價反擊，十分犀利，故目前此「速銷」頻頻失利。但黎老弟做生意自成一家，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沒有讀過經濟學，但信奉市場卻不亞於佛利民。佛老解釋市場的運作，而肥佬是按市場規律做生意。是的，黎老弟喜歡有了概念，先開了檔，不成時立即修改。「朝令夕改」，在政治上是大忌，但以市場為依歸來做生意，這四個字倒是黃金定律——朝的令與夕的改，皆由市場決定也。

所以我認為，「蘋果速銷」目前所遇到的困境，黎老弟總會想出解決的辦法。計算機、管治、服務等問題，可以從經驗中改進；鬥不過超級市場的物品，可以轉賣其它的——貨源的問題遲早可以解決。

我認為黎老弟最大的困難，是香港的網上市場不夠大，迫使他要維持現有的混合制。是的，美國的計算機直銷，是完全不用街舖及電話接聽的，也不用人手抄寫或作記錄。這些費用支出不能低估，要是網上市場夠大，這些費用遲早可以刪除。

計算機直銷這回事，是要有很大的網上市場來支持的。這是因為計算機的容納量是無限的，處理一萬個客戶與一千萬個客戶的軟件成本差不多，所以在美國搞直銷的都把人手集中在改善與維持網上服務及貨源選擇這些方面去。固定成本大，邊際成本小的生意，通常要有一個大市場才能發揮其功能。

美國賣書及唱片等的Amazon.com有近千萬個網上客戶，但還在虧本。

不管怎樣說，「蘋果速銷」目前所用的混合制是創新之舉。這經驗將會是下一個世紀的市場動向的一塊試金石，算是一個里程碑。在外地搞直銷的人不應該放過黎老弟的新玩意所能取得的經驗。

稅率奇高的自由經濟

多年以來，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的幾位高級研究員（包括佛利民），提倡美國的稅制應學香港。他們認為香港的稅率低而又稅制簡單。說香港有簡單的稅制，是對的，但說稅率低就不對了。以一個自由經濟而言，香港稅率之高可能是世界之冠。

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有一句格言：大概地對比精確地錯可取（Roughly right is better than precisely wrong）。今天，年青的經濟學者似乎不知道這個哲理。他們以高深的數學，複雜無比的統計，計算機、計算機一番之後，以零點後三、四位數字來表達他們的學術結論。這些精確的錯，是自欺欺人的玩意。他們好像沒有想過，世界複雜無比，而統計學的陷阱多如天上星，可取的結論要先求大概地對。

這裡我試用「大概地對」的招式，來表達一下香港的所謂自由經濟的「苛政猛於虎也！」（按：《孔子過泰山側》的「苛政」，是指「苛稅」。）話得說回來，在這裡我用「大概地對」的原因，是大眾化的刊物應該「大概」地下筆，而在準確上這「大概」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我拿起筆，在三十分鐘內作了如下的計算。假若一個每月收入港幣十萬元的人（每月美元一萬二千九百，算是中上人家），不儲備，把收入花光，那麼美國的稅率為何，香港的稅率又為何？答案是，美國大約百分之三十；香港大約百分之五十二！

我計算美國的稅率，包括收入所得稅、物業稅、銷售稅，及其它可以想得出的政府徵收。一個月入一萬二千九百美元的人，算是高收入了，其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大約百分之四十。但美國的稅制有很多可以減稅或免稅的項目，左減右減，左避右避，計算出來的總稅率，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可靠的。

香港的稅制沒有美國那樣複雜，用不著收存可以減稅的單據，報稅時不需要花一兩個星期整理。是的，美國個人入息稅的報稅表格，看到就頭痛，所以月入一萬二千九百美元的人，到最後總要找會計師去處理。香港則簡單得多——你不算，政府替你算。但從月入十萬而又全部花光的例子算，香港的稅率是百分之五十二，比美國的百分之三十，高出百分之七十三。

我計算香港的稅率大概如下：月入十萬，所得稅是一萬五千。一個月入十萬的人，居住費用（買或租房子）大約每月四萬，其中百分之六十左右是政府所收的地價。這個人有一部私家車，所有費用（包括折舊）大約每月一萬五千，其中的汽車進口稅、汽油稅、牌費等，又佔該一萬五千的百分之六十強。其它消費購物，姑勿論煙酒稅，單是舖租之內的政府地價就應占物價的百分之十五以上。這些加起來大約是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

有趣的是，要是這個月入十萬的人不買私家車，他當然不會坐巴士。坐的士，政府所賣出的牌價動不動是三百萬，那麼坐的士所付的稅也高得驚人。

如上簡略的分析，有兩個與眾不同的含意。其一，歷久以來，研究香港稅制的學者，都認為香港的稅制非累進，或不夠累進，不是劫富濟貧的那一類。錯！月入十萬港元的人稅率達百分之五十強，但一個月入數千的人，住公屋，坐巴士，自己買菜煮飯或吃於大牌檔——其總稅率應該低於百分之十。另一方面，大富的稅率，每月坐頭等飛機到外地旅遊的，其總稅率應該在百分之四十之下。

以上是說，香港的稅率，是傘形的：貧與富的兩端稅率低，中上階層的最高。這與四十年前戴維德所說的，美國稅制是「反傘形」的相反。

第二個含意，別開生面。香港這個高地價稅制，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時，皆大歡喜，而最高興的應該是中上階層的人士了。你花一千萬買一個單位，轉眼之間升到三千萬，無端端子子孫孫皆有著落，哪管他真正的稅率是怎樣高的？大富的當然同樣過癮，而下等的雖然眼紅，但總會因為有錢人多了而能多賺點錢。

倒轉過來，地產暴跌，香港的中上階層就得個「慘」字。在美國，你買入的房子的價格上升了一倍，又下跌至原價，你空得一場歡喜，其間增加了消費，打回原形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若在香港，房地產暴升暴跌之後，政府在價高時賣地所得，給公務員加了薪酬，中上階層的財富就轉到公務員身上去。

年多前，在金融風暴之際，一位朋友對我說，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看來要集體破產。這說法有點誇張，但其論據應該是對的。

以稅率低而知名於世的香港，是一個誤解的神話。我們的公務員薪酬近世界之冠，教育、醫療等政府資助是世界之冠，而這些年來福利上升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紀錄。香港不搞赤字財政，低稅率是不可能的。

博士論文是怎樣寫成的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學作研究生的同學，讀到我最近在《壹週刊》發表的關於學術研究的文章，說他和一些同學很想知道關於寫論文的事，陳辭懇切，希望我能在《壹週刊》作回應。既為人師表，這樣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卻的。

　　先答該同學的一個問題：博士論文與碩士論文有什麼分別？嚴格來說，沒有分別。一篇好的碩士論文，勝於一篇平凡的博士論文；一篇博士劣作，碩士不如也。

　　因此，一位大學研究生，若有進取心，是不應該考慮寫碩士論文的。在美國，經濟學碩士是不用寫論文的。大致上，該碩士是個安慰獎。你攻讀博士讀了兩三年，校方認為你拿博士沒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給你一個碩士。

　　在美國的名大學，如芝加哥大學，一位學生申請讀碩士，是不會被考慮的。這是因為他們認為申請者沒有進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學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校內的老師說博士與碩士論文的分別，是有或沒有創見。錯！英諺云：太陽之下沒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襲，是自己想出來的，要完全沒有創見就不容易。

　　舉一個例。我自己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推翻了經濟學二百年的觀點，應該是有創見了吧。但我的老師艾智仁對我說：「你的佃農理論是傳統的經濟理論，半點創見也沒有；但傳統的佃農理論，卻是因為不明白經濟理論而搞錯了。」這樣，你說是我創新，還是歷來分析佃農的學者創新？同學要注意的，是絕大部分的所謂創新觀點都是廢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創新是犯了學術上的大忌。找到了一個自己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或問題，翻閱一些有關的論著，就放膽地自己去想，想時要完全不顧有沒有新意--到最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在經濟學行內我被認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閱讀他人的論著。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約下過三年苦功讀書，晝夜不分地在圖書館內生活，但其後就與書隔離了。嚴格來說，我沒有讀書（或讀他人的論著）起碼三十年。我喜歡天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與同事研討我也是不喜歡的。對我來說，獨自思考是一種樂趣，因此，在學術上我從來沒有與他人合作過一篇文章。要寫博士論文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寫經濟論文，你對經濟理論一定要有相當的掌握，因為問題一定要從一個理論基礎去看。但這理論的操縱不需要很全面。經濟學理論的全面操縱，花一生也不足夠。你要全面有點認識，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舉一個例，高斯（R.H.Coase）對一般的經濟理論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卻超人幾級。他所有的重要論著都是與「成本」有關的。我自己對一般經濟理論的認識，比高斯多，但卻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樣，我有一技之長：在價格理論中，我對需求定律的認識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雖然我很少提及「需求」這一辭。

　　任何世事，可以從很多個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結論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學要寫博士論文，或要在經濟學上有點建樹，對經濟理論要簡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對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縱自如。

　　沒有如上所說的理論基礎，你本領再大也不容易寫得出一篇可取的論文。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從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數之不盡，你不可能件件皆能。與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選一兩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運氣。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場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樣看世界，或學劉姥姥入大觀園，盡可能天真地看。沒有成見，不管他人怎樣說，你會覺得世界無奇不有。任何一「奇」，都是博士論文的大好題目。試舉一些例子吧。

　　為什麼在有競爭的市場上，購物者會討價還價？所有經濟學課本都不容許這個現象--我自己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為退休將至，不打算下筆了。為什麼在九龍廣東道的玉器市場，玉石的原件出售時不切開來，讓買家看不清來猜測石內的玉質是怎樣的？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廣東道的街旁賣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還沒有寫出來。

　　是的，科學上的學問，是因為不明白而要試作解釋，對或錯不重要，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學們若沒有好奇心，就不應該在什麼學位名銜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麼銜頭，沒有誰管得。（我自己是從來不用名片的。）找到了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諭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說（Hypothesis）的形式來處理，再到市場搜集證據，印證自己提出的假說是否被推翻了。這樣，博士論文就是一級的。

　　達到如上所述，你還要做兩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論文題目有誰作過類同的研究，補加些註腳，充充場面，好叫論文比較容易發表。

　　重要的是到最後你要把自己的假說一般化，希望這假說能引用到不同的現象去。

　　這最後一點的或大或小，或成或敗，就要靠點運氣了。高斯因為研究電台的廣播頻率而成功地把問題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諾貝爾獎！

何謂學者？

幾個月前，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年青經濟學者到我在港大的辦公室來，暢談甚歡。在閒談中他提及美國名經濟學者巴賽爾（Yoram Barzel）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說他今天認為，一九六九年的史提芬．張是舉世最傑出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經濟學者。我對該青年說：「你看錯了吧。巴賽爾可能說我是眾多高手中的一個。」他回應道：「不是的，他說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題材上你是世界之冠。」

我當時一笑置之，因為我認為巴賽爾不可能這樣說。一九六九年起我與巴氏同事了十三年。他是我在美國最深交的朋友——我怎會不比那位年青學者知得清楚。巴賽爾所出的書，我不可能不在第一時間收到一本；我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在學術上有「世界之冠」這回事；一九六九年時，產權及交易費用學說的發展如日中天，高斯、艾智仁等亦師亦友的前輩，當時還在盛年。

殊不知過了幾天，該年青學者傳真來巴賽爾在書中把我排名第一的那一頁，使我高興萬分。沒有誰不喜歡被他人稱讚的，而更重要的是贊者是誰。巴賽爾有斤兩當然重要，但使我驚喜的是大家認識了三十年，此公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讚過我。我立刻把該頁「頌文」傳真給楊老弟懷康，向他炫耀一下。楊老弟讀後哈哈大笑，說希望能讀到巴賽爾書中的整個序言。

最近到西雅圖度假，有機會與巴賽爾細說當年。想到他曾經在書中說我在產權及交易費用這些題材上是「世界之冠」，我對他說：「不久前我發現一個大秘密，你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把我捧到天上去，但為什麼不把該書寄給我？」他聽後想了好一陣，然後像阿康那樣哈哈大笑，笑得很開心。兩天後，我在西雅圖的家中收到他寄來的那本書。

書的序言十三頁，作者回顧平生，算是一個小型的自傳了。文內有好些地方提及我，但主題是訴說作者自己的學術生涯。其中提及的人與事，我大都認識，或起碼聽過，所以讀來津津有味。一口氣讀完該序言後，我不禁擲書興歎：比起巴賽爾，我自己實在算不上是一個學者。

是的，像巴賽爾那樣單為學術而生存的人，我平生只遇到兩個：一個是巴賽爾，另一個是戴維德（A.Director）。也難怪巴與戴是那樣互相欣賞的朋友。

香港要搞好學術，真的要向巴賽爾這種人學習一下。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以色列進大學，芝加哥入研究院，六一年起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以迄於今 ——這樣的生命看來很平淡，沒有什麼值得下筆志之的。然而，當我發覺在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巴賽爾沒有一天不在學術思想上打轉，從來不對學術之外的事費心，我就不由得肅然起敬。

書中所載，是巴賽爾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九二這三十個年頭所發表的三十一篇論著，而序言所述，是每一篇的思想出處，與朋友之間的研討及受到的影響，及下筆時所遇到的經驗。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看不到在那漫長的日子中，巴賽爾曾經有一天不在思想的波濤上浮沉。

巴賽爾是為解釋世界現象而從事學術研究的。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好還是壞，他漠不關心。他的興趣是「為什麼？」而不是「怎麼辦？」

在物質生活上，巴賽爾從來都不打學術之外的主意。要做些小生意或作顧問賺點外快，為自己的退休有點積蓄，他想也懶得去想。集中於學術，五十年如一日，天下間似乎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

以經濟學的天分來品評，從零到十分來排列，我認為巴賽爾有八分。這是一級天分打了個小折扣。從學術論著的質量來品評，我也是給他八分。這是說，在學術上，巴賽爾真的可說是盡己所能。他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機會似乎不大，但若獲該獎可不能說是大冷門勝出。不久前他被選為兩年後的美國西方經濟學會的主席，是實至名歸。

近幾年來，香港的大學高舉要搞什麼研究呀研究的，真是有點糊塗了。衡量研究所用的準則，竟然是數文章的多少，排列文章發表的學報的高下。如此一來，為了生計，年青的講師就單為可以發表而下筆，但求數量夠多；或設法找校外的人合作，一篇計兩篇；或把一篇長文分作兩篇或三篇；或譁眾取寵，但求有國際性的學報收容；又或者有意或無意地製造「證據」……這一切，都是搞笑的行徑了。

真正的學術，是要追尋一些有啟發性的思想。這樣的文章十年一篇已是很不容易了。要寫有思想的學術文章，年青的後輩就要向巴賽爾學習一下。此公為文的出發點，永遠都是因為有些世事他不明白，要試行解釋。解釋得對或是不對，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要從「不明白」為出發點。

科學上的學術，從來都是由「不明白」引起的；而畢生為了要明白而生存，就是學者。

我比不上巴賽爾。

上海勢將超越香港

曾幾何時——大約是七年前吧——我推斷上海若不開放金融及取消匯管，要追上香港遙遙無期。我當時又說，就是上海搞大開放，要勝香港並不容易；充其量大家平分天下，上海賺長江一帶的錢，香港賺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錢。一個國家有兩個天之驕子，不為多也。然而，最近六、七年的發展，使我改變了主意。我現在認為上海超越香港，指日可待。如下的轉變是我七年前沒有想到的。

（一）廣東省對外資的處理，變得一塌糊塗，讓蘇浙比下去了。九二年之前，廣東省引進外資遠勝蘇浙，但其後就節節敗退。今天，美國《財富雜誌》所排列的前百名世界大機構，過半已在上海一帶下注，而廣東則乏善足陳。

這其中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是廣東的地方政府出爾反爾，收費數之不盡，就是郵遞也要收費。另一方面，以昆山為范的上海一帶，政府言而有信。可以這樣看吧；兩地最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比較，是東莞比昆山。任何對工業投資環境有認識的人，都會同意這二者在今天是不可以相提而並論的。

香港政府目前要大搞高科技，但美國的微軟在幾年前已開始在上海大展拳腳。難道蓋茨在高科技上的生意眼，比不過我們的田長霖？

（二）我們一向都知道上海人手工好，態度認真。最近我在上海看到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浦東所出的新產品，親自駕駛過兩分鐘，並審查過一下那部分是進口、那部分是在中國製造（據說目前中國所造的是車價之百分之四十強）。我的評價是：上海通用所產的汽車，質量勝台灣，而廣東是造不出來的。

通用公司目前的主要困難，是進口的部分抽稅重，而其他稅項也不輕，以至車價（人民幣三十七萬）比美國的同型車高出百分之九十——加上質量調整，是高出一倍以上了。這是政府作繭自縛的問題，是舊一套的不知所謂的經濟思想。希望中國當局知道經濟要從整體看，能早日思想現代化。

（三）上海在質量上與香港相若的衣、食、住、服務等，其價格大約是香港的四分之一。七年前因為質量的不同，價格的比較不易。今天，其四倍的差距是極為明顯的。

香港最大的競爭困難，是上海的青年。因為中國再不搞什麼「思想教育」，近幾年那裡數之不盡的優質學生學得很快。無論中、英、電腦、金融、普通常識，皆非吳下阿蒙矣！這是中國之幸。上海若搞大開放，讓這些青年各展所長，香港怎麼辦？

（四）我們的財政司可能忽略的是，香港與上海雖然時間相同，但那的太陽早出一個小時。美國三藩市搞股市搞來搞去也搞不起，因為紐約的太陽早出三個小時。先開市有決定性。如果上海大手開放金融、財務，總會有人在那裡買賣香港的股票，開市比香港的聯交所早一個小時，怎麼辦？

（五）上海及蘇浙一帶的公路，近幾年興建不僅快，而且很有水平。上海到南京的公路，竟然有美國的水平（上海到南京兩個半小時，到蘇州不到一個小時）。上海到杭州的公路也建成了。（最近一位朋友從上海去杭州只為了吃午餐——是個半小時的車程。）

香港鄰近，除了廣州，沒有南京、揚州、常州、無錫、蘇州、杭州等名城。交通、電訊等暢通無阻，價格低廉，無論是做生意或是週末散心，香港要競爭的是我們這一帶對他們的那一帶。這一我們是輸定了的。

（六）香港最後一個重大困難，是市場不相信我們的聯繫匯率肯定不變。這樣，香港的利率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大幅度地低於美國。匯率不變，我們的物價是要向下調整的——這通縮會有很長的時間。美國的通脹率大約每年三厘，香港大約通縮每年四厘，所差是七厘之巨。要是市場對聯繫匯率信心十足，香港今天的優惠利率應該是每年一厘左右。目前我們的真實利率（利率加通縮率）近於十二厘。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什麼生意可做是一回事，市民的一般消費是不可能回復到近於回歸前的水平的。

在大嶼山搞個狄士尼樂園，再加一個拉斯維加斯，大量增加遊客有點幫助，但這幫助不會很大。

我認為中國若在金融、財務上堅持他們今天的保守政策，香港再不濟，上海也不容易超前。但若中國大手開放，香港要與上海平分天下就不可能了。只要開放金融（這包括取消匯管），上海超越香港應該是十年以內的事。

我們不要靠中國的「保守」，不應該希望他們不懂得怎樣開放，而讓自己有個機會苟延殘喘。幸災樂禍的生意，從來都做不過。上海的商業大廈林立，空空如也，他們總會被迫而開放金融的。金融財務這個行業，對商業大廈的需求最大。

我們的政府不要以為入市賺了錢，有點運氣就誇誇其談，更不要靠那些市場商人在香港避之則吉的什麼高科技、中藥港之類來挽救我們的經濟。大合唱的唱好只能有短暫的效果——這是毛澤東發明的，但因為短暫，老毛轉換了很多支歌，到後來聽眾沒有三幾個。

香港政府要做的，有五件事。一、要設法增加市場對聯繫匯率的信心，使利率大幅下降；若不成，就要考慮推行另一種貨幣制度。二、大量削減政府開支：公務員及我們作教師的皆要減薪，福利供應更要大量削減。三、真正的實行司法獨立。四、取消快要施行的強迫公積金製。五、找廣東省的頭頭坐下來，大家喝醉後拍案大罵，然後商量怎樣合作及整理廣東的經濟。

最蠢還是馬克思

幾個月前讀到關愚謙先生在《信報》發表的《和德日學者討論「共產」一詞的出處》，覺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這裡回應一下。關先生提出的要點，大致如下：

（一）Communism中譯為「共產」，是日本仔發明的，中國在老毛帶領下，把日譯的「共產」搬進中國。

（二）日譯「共產」的原意，是「共同集體生產」──是生產的「產」，非財產之「產」也。

（三）「共產」一詞到了中國，顧名思義，就變成財產的「產」，此乃大錯，而後來老毛實行共財產而走向「大鍋飯」的人民公社，一錯再錯，嗚呼哀哉！

我認為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是對的，因為Commune（公社）一詞，的確有「共同生產」之意。然而，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日本仔相當蠢。這可不是因為他們錯，而是對得太厲害！試想，在香港、美國等「資本主義」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產都是「共同集體生產」的。

可不是嗎？在我們所知的所有機構，不管是上市或是獨資的，皆共同生產也。就是我現在獨坐桌前爬格子，也是與報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產的。既然差不多無「產」不「共」，而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這個寫稿佬，把Communism譯作共同生產不僅毫無新意，而把我這個奉信「私產」（財產的「產」）的人說為「共產」成員，實在有誹謗之嫌！從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個以私產來共「產」的人，非老馬所說之Communist也。

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與老馬的心意是較為接近的。老毛未老時，熟讀老馬的《資本論》。該「論」的確有「共他人之產」的傾向。

在大學唸書時，我也曾拜讀老馬的《資本論》。但當時我比老毛幸運，因為我對費沙的「資本」概念與高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馬胡說八道。

在《資本論》中，老馬不反對市場。正相反，他認為市場大有好處。老馬也不反對私產，雖然他沒有高舉私產的功能。老馬反對的，是資本家──以「剩餘價值」來剝削勞力的資本家。在費沙與高斯的思維下，老馬這三個論點怎樣也加不起來！

費沙與高斯皆邏輯井然。以費沙之見，所有生產資料都是資產，而資產私有，其市值就是資本。以高斯之見，沒有私產就不可能有市場。那麼老馬贊成其一（市場），不反對其二（私產），反對其三（資本家），豈不是難以自圓其說？

我認為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比日本仔高明，是因為老毛顯然是從老馬反對資本家的立場作為出發點。不硬性推行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廢除費沙所說的資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寫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發表的，題為《費沙與紅衛兵》。內容是說小小的紅衛兵深明費沙的一般性的資本概念，比老馬高明，他們的行動是要徹底地廢除費沙筆下的資本家。這篇短文在芝大經濟系內傳閱時，該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經濟學報》的老編讀到，拍案叫絕，堅持要把該文發表。

老毛在中國搞的人民公社，當然是一種「共同生產」的制度。但那所謂「公社」與資本主義下的「共同生產」機構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鍋飯。這是因為「公社」的成員若能自由轉業，可以隨時另謀高就，資本家就必定會出現。若不容許自由轉業──不管是搞什麼「公社公分制」或「多勞多吃制」──大鍋飯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鍋飯，私產就沒有什麼意思，要把之廢除易過借火矣！

共同生產或多人把財產合併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權利劃分，或以股份界定權利，有自由的轉讓及轉業權，就是私產制，每位參與者都是個資本家。這與老馬筆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產那麼簡單。「公社」的重點不是共同生產，而是強制參與，其權益誇誇其談，但因為沒有股份轉讓權及自由轉業權，參與者就變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鍋飯是「共他人之產」的制度，徹底行事，就沒有資本家，這應該是比較適合老馬的心意的。

愚見以為，日本仔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不可能錯，但因為凡是社會皆如此，說了等於沒說，是相當蠢的。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可能錯，但從以強逼「共同生產」的辦法來剷除資本家的角度看，其對老馬的解釋則比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卻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難還是馬克思自己。他是個術語的創造者，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是自欺還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國佬及我們的關愚謙先生，還是要研討他究竟是說什麼！

天下間怎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是最蠢的。

風雨時代的鈔票

話說在揚州我花盡身上帶著的錢，向地攤小販購入了千多張舊鈔票。這些鈔票最早是一九一○，最遲是一九五三（共產當道矣）。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回家後我花了一整晚審閱這批舊鈔，覺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茲僅選八項以饗讀者：

（一）我找到四張一九三四年發行的壹圓鈔票，被一個膠印掩蓋著「中國農工銀行」，而在其下補加「中央銀行」，鈔票兩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蓋上，四張一樣。

泱泱大國，主要銀行改名也懶得重印，其馬虎溢於票上，可謂奇觀。

（二）千多張舊鈔中只有三張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銀行」發行，紙質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年，一元那一張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張鈔票都是在橫中切斷，切得整齊，然後用兩張同值的鈔票的上半部以膠水黏成一張。這樣，鈔票上下如倒影，只是號碼上下不同！

因為鈔票極新，而上下以膠水相連又造得天衣無縫，顯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販之手。我想來想去，一個解釋是發行者不想持鈔者看到原來鈔票的下半部，而鈔票看來是在美國印製，所以一時間趕不及重印。但為什麼一九一○與一九一九的皆如此？

（三）有十多張一九三○年由廣東省銀行發行的鈔票，印上「銀毫券」之名，且說明「憑券兌換銀毫」。這擺明是以銀為本位，以銀作保障來增加信心。問題是，一個大的銀毫可以變小，而銀的份量下降仍可叫作銀毫。所以銀行若要出術，或與政府串謀欺騙，易如反掌也。

我看這些銀毫券的第一個反應：是騙局！真誠的銀行發銀本位券，怎會不說明純銀的重量？

（四）更大的騙局是那大名鼎鼎的「關金」了。當然由中央銀行發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最後是一九四八。

關金是以金為本位，一元說明是一個金單位，十元是十個金單位。後來貶值，鈔碼越來越高，五萬元就說明是五萬個金單位。沒有說明的，是一個金單位究竟是多少金。更過癮的是，在整張中文的鈔票中，「金單位」（Gold Unit）卻用英語。

這個明顯的騙局，在中國竟然大搖大擺地施行了起碼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剛出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殺了才怪！炎黃子孫畢竟是學精了。

（語曾、任二兄：為什麼香港今天的鈔票不印明七點八元兌一美元？雖然要經發鈔銀行去兌換，但這是事實，而金管局沒有意圖行騙。說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兌換率時則要發行另一種鈔票，比較複雜了。）

（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幾傢俬營錢莊——如「陸宜和」、「黃山館德泰昶」之類——發行的鈔票，顯然是清代遺留下來的「冇王管」的自由貨幣制，到了民國就與政府爭食的。海耶克生時極力提倡的自由發鈔制度，在中國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間，這種自由銀行（錢莊）制應該有很理想的運作。我又想，今天數以千計的中國年青經濟學者，怎可以放過這個絕對是一級的研究題材？

我手頭上有的十多張錢莊鈔票，有些如合約，有些如憑單，有些則像政府發行的鈔票一樣。一張鈔票其實是一張合約——我在三十年前就說過了。民國時期的錢莊鈔票，有以一串銅錢為本位的，稱為「一吊」，也有以政府騙人的「大洋」為本位的。政府行騙，一些錢莊也就樂得同流合污，過癮一下。

（六）找到兩張有毛澤東肖像的鈔票，都是五百元的。東北銀行的是一九四七，長城銀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華民國的年號，此一奇也；鈔票上沒有說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當年，老毛靠打游擊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鈔票也「不拘小節」。但當時市場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則有待考究矣。

（七）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鈔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華民國的年號，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公元年號，此後就淘汰了「中華民國」。

奇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間，人民銀行發行的好些票額很大——五千到五萬元——應該不是人民幣。但舊鈔中有一張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說明是人民幣四萬五千元。那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了。

（八）我對鈔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興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顯然是要增加市場對鈔票的信心。一間名為「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都是中國古時的聖賢豪傑。這家銀行起錯了名，意頭大為不妙。準備與儲備不同。銀行要的是儲備（reserve），非準備（preparatory）也。銀行有什麼要「準備」的？準備執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張「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都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眾多聖賢也救它不了！

一張一九二七年中南銀行發行的鈔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這銀行若非與慈禧的後人有關，其思維有點問題。

你道在那風風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國鈔票上誰的肖像出現最多？無與倫比的冠軍，是孫中山。孫某本領平平，但被稱為「國父」。既為國父，就是死後也要付出一點代價。凡是通脹急劇，鈔票貶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孫中山。那搞笑的「關金」，其肖像當然也是孫中山。

可以這樣說吧：凡是大騙局鈔票上有肖像的，皆國父也。天可憐見！

中國經濟改革僅一步之差（下）（武漢大學演講）

（這是近日張教授在武漢大學人文科學館作的題為《中國經濟改革僅一步之差》的演講之後半部分，錄自《經濟學消息報》，1999，7，23）



從1982年到1995年、1996年的十四、五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濟前進的步伐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快的了。我所擔心的一直是中國的改革推進得不夠快，中國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有許多經濟學家希望改得慢一點，但是我希望它快一點，越快越好。因為那些建議走完全漸進道路的人，其實對經濟學理論不夠瞭解。在這個社會經歷巨大變遷的時代，各種各樣的人都希望出來講幾句話，其實很多人講的都是垃圾。

人類所知道的社會體制其實一共只有三種：第一種體制就是所謂的私有產權的體制。私有產權也就是說，（假如）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賣給別人也好，一任何價錢賣給別人然後把錢放進我自己的口袋也好，等等，想怎麼樣都可以，這就是私有產權的精神。對這個東西我只要知道它是我的，我想怎麼樣處理它都可以。並不是因我是教授或者不是教授，我才可以擁有它。你可以擁有它，只要你給我足夠的錢。我願意把它賣給你，與你是否性感或其它怎麼樣都沒有關係。當然如果沒有任何人真正擁有這杯水，如此一來會怎麼樣呢？那麼很多人就會去競爭已得到這個東西，因為這個東西是有價值的。這種競爭過程會導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麼地步呢？就是我為得到這杯水而花去的精力的價值正好等於這杯水的價值，那麼這杯水真正的價值就小隊消耗到零了。經濟學中有個公共品理論，我當時就說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公共產權。

另外一種體制，也就是所謂的第二種體制。（仍一這杯水為例）在這種體制下，這杯水的分配是按照社會等級來進行的，即論資排輩。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按照這種級別排列起來，好比行政管理人員分很多級，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級，所以到最後都是按級別來進行排列的。例如，有的人擁有5棟房子，而我只擁有1棟，在私有產權社會裡，他就比我排得要高。在另一種體制下，產權的分配由登記制度來界定（人們對某個物品或物業的權利，是根據他的管理的排級來決定的，而不是根據誰擁有或誰付多少錢來決定的）。在這種制度下，人的權利不是相等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得不依靠在登記制度下的排序來減少租金消耗。在這個系統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這就是為什麼在最初所實施的體制下探討法治問題是愚蠢的，因為那個系統本身就不是一個法治的系統（它是根據等級來進行治理的）。也許你可以探討紀律的問題，或者家庭紀律，或者軍隊紀律，但是在這種體制下，不可能真正用法律來治理，因為法治有一個基本的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人的不同是按照私人擁有的產權來區分的，那麼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來的那種沒有（私人）產權的社會制度下，因為用的是另外一種方式來決定誰擁有什麼。

我並不是說私有產權體制更好，我只是說就是在這種體制下，（人與人之間）產權的擁有是不平等的；我也不是說後一種體制不好，而只是想說在那種制度下，人的權利也是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國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怎樣把一個靠社會等級來排序的社會變成一個靠產權的擁有來排序的社會，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有很多美國人都在談論經濟改革應如何迅速地進行，但當他們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抓住這個問題的本質。

令我擔心的是第三種體制，在這個體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據社會等級來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據產權來排序的，而是根據其貪污腐化的權力排序的，這是我的擔心。在這種體制下，你會發現產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種類，不同種類的產品對應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例如這個官員是管手袋的，另一個官員是管表頂，而且許多管制已經制度化了，甚至外匯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級。一旦有了管制，貪污腐敗就有了方便大門。在貪污進行一段時間以後，貪污的權力酒會慢慢非常好地被定義下來（也就是你貪污這一領域，我貪污那一領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麼地步呢？比如說我剛好有權控制手袋的進口的話，這裡面就有很多貪污的餘地了，我甚至可以把這種權力轉賣給另一個人。這個可以到什麼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寫臨死的遺言說這個權力將來是歸我兒子的。在巴拿馬這個國家出現了什麼情況呢？他們把貪污的權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說官員A負責星期一、二、三的管制，這三天的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官員B是管星期四、五、六的，定義得非常好。貪污權力定義得最好、最嚴密的國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擁有的國營企業裡面，多數產品的價格都低於市場價格，所以很多官員就直接可以在這個差價中獲得利益。你們當然對這種情況一定也深有體會，我也知道在首鋼、杭州絲綢等企業裡面都有過很多類似的問題。

其實我並不分隊貪污腐化，我反對的是滋生腐敗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這種管制，剛好我也是那裡的一個官員，那麼我也會貪污的，我甚至堅信我會貪污得比其他大多數人更有效、更厲害。所以，真正消除貪污的辦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比如，要完全清楚掉走私中的腐敗問題，他不能不知道經濟走私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場竟有非常標準的價格，他們每天都在進行著交易，你甚至可以買保險一保你的走私貨物的安全。因此，你要想消除這個領域的貪污，就只能取消進口的控制。印度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它的貪污腐敗，它的主要問題是腐敗的權力已經被很好地定義為一種制度了。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討經濟發展的問題已經50多年了，他們在一個又一個的5年計劃中，已經做了很多嘗試。同時，他們有民主，他們好像隨時都在選舉，但是他們有一個已經完全界定好了的貪污體制。在從一個靠社會等級配置資源的體制轉化為一個靠私有產權來分配資源的體制的過程中，你將不得不觸及到類似印度的這種體制。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改革一定要走的非常快的原因，因為如果你走慢了，就會變成印度那種情況（即所有的貪污都界定得非常好的體制）。這也是為什麼我完全反對任何漸進路線主張的原因。我認為那些建議走漸進路線的經濟學者對此是一無所知的。

你們記得，1985年中國開始對產品進行分類，1986年這種所謂的分類，如工業品、外匯等，做得更細緻了，而且不同的產品對應不同的管制。那時中國已明顯走向印度之路。1988年4月，在北戴河會議中，鄧小平等領導人打算把所有的價格管制全部取消，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切斷走向印度之路。

但問題是，那些國營企業的或相關的官員在價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利益。他們的利益大到足以被他們的孩子送到英國、美國去留學。如果被價格管制取消的話，那麼他們這些人的孩子在英國、美國怎麼生活呢？我知道這是事實，因為在1988年8月底或9月初的時候，我陪同弗裡德曼教授在南京。當天吃晚飯的時候剛好有一為從倫敦來的教授在座，當時我們都納悶這個倫敦教授來這裡幹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在幫助一些官員的孩子去倫敦學習，他作為中間人，負責安排一切。我曾經對中央政府說，最好乾脆一次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來，叫他們以後再也不要用這些權力了。

其實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早期一些束縛中國的困難已經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利益集團已經沒有了，那些進行價格管制的人已經沒有了。之所以沒有了，是因為政府沒有足夠的錢來支撐這個價格管制系統。大家也都知道，國營企業虧掉了那麼多錢，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即使政府想把這些虧損企業送給別人，也沒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幾年時間，則從你被選上的第一天起你就會開始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內把該撈的都撈回去。印度、印尼、南韓都是這種情況，有了權力馬上就開始貪污了。在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最上層的沒有什麼貪污腐化，下面卻有數不盡的貪污腐化。如果你仔細檢查一下如進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麼的，你是無法想像裡面複雜程度的。而在傷害，對金融市場的那些細枝末節的控制完全扼殺了上海金融市場的發展。現在什麼送紅包啦給好處啦，已經成了我們日常語言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現在中國沒有大的問題，但有很多小的問題的原因。其實處理這些小問題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氣，趕快把這些管制都取消，則這些小問題都解決了。

弗裡德曼曾經講過一句非常精闢的話：「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從下至上的；而在計劃經濟情況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從上至下的。」所以要想發展市場經濟，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把這些障礙都推到一邊去，讓市場自由發展，它自然就會成熟。政府的責任就是把這些障礙清理掉，而不是控制他。從上面控制市場，而市場本身是從下往上發展的，良種力量在中間相碰，問題就出現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問題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參觀一下，就可以發現我們甚至可以把這些問題寫成一本很大的書。

1993年我陪弗裡德曼又一次來到中國，去了成都，與當時的四川省省長有過探討。弗裡德曼非常善辯，我認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辯論家之一，可是省長先生駁倒了他。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弗裡德曼先生在辯論中失敗。弗裡德曼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性了。長痛不如短痛嘛。省長先生反駁說，親愛的教授，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纏在一起（笑聲），您先砍哪一根？當然弗裡德曼沒有辦法回答他的問題。當時我是翻譯，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讓教授難堪，所以我沒有說出來。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杜牧的揚州

在科技發達的今天，在中國因為開放而大興土木的二十年，揚州的名字並不響亮。古城揚州，曾經是運河重點而自古繁華。近百年來，因為火車及其它交通的普及，揚州被上海、杭州等城市比下去了。

我不敢小看揚州，因為在個人的直覺上，自古以來，詠揚州的詩詞比中國任何其它城市多。我好詩詞，愛屋及烏，自小揚州的名字就令我嚮往。

詠揚州的佳作不勝枚舉。先看李白的《送孟浩然》：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瀟灑如斯，竟然比不上杜牧。小杜遺留下來十首詠揚州的詩，茲錄其二如下：

《遺懷》

落魄江湖載酒行，

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是的，以「七絕」來評品，從「詩意」論高下，我認為小杜勝大杜（杜甫）是毋庸置疑的。再看三首小杜寫江蘇一帶吧：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不要以為杜牧是個浪漫詩人，只懂得醉臥青樓的那一類。我們不要忘記，《阿房宮賦》那篇蘇東坡曾經日夕朗誦的大文，是出於杜牧之手。

我是因為杜牧的文采而要到揚州去的；趕著上路，只能在那裡勾留了四個小時。從南京到鎮江，北渡長江，經過一小段不起眼的路程，抵揚州。古城名不虛傳。文化氣氛撲面而來，我想，這就是揚州八怪的地方了。

記得在中學唸書時，老師說到揚州八怪，以「怪」字來形容，大有貶意。後來長大了，對中國藝術有所認識，我才知道「八怪」非同小可。是的，清代中葉的揚州藝術，有理論，也有創意，是一個重要的派別發展。我曾經尋尋覓覓，也找不到一本對這發展有深入研究的書。這是中國藝術的不幸。

在揚州一處有眾多攤販出賣雜物旳地方，有幾檔是賣國民黨時期的舊鈔票的。難得見到有那麼多而又不同的舊鈔集中在一起，我花了個多小時討價還價，全部買了下來，以至自己一貧如洗。

大約共有一千三百張舊鈔，是國民黨時期多個政府騙局的證據，申訴著本世紀上半部炎黃子孫的血淚史實。我是搞經濟研究的，見到那麼多五花八門的舊鈔，刻劃著一個風風雨雨的時代，怎會不見獵心喜？當然，這些舊鈔在香港也可以買到，但價錢肯定貴得多。

我自己老了，再沒有魄力對這些舊鈔作深入的研究。但我想，今天數以千計的中國年青經濟學者，整天說研究呀研究的，卻老是在空空如也的數學方程式上打轉。難道他們不知道，經濟學是為解釋真實世界才發展起來的？單是我在揚州購入的舊鈔，加以調查分析，四、五篇精彩論文是沒有問題的吧。

瘦西湖是揚州的旅遊重點。以幽雅來評品，此湖勝杭州西湖。難得的是瘦西湖四周的建築皆古，看不到新建的高樓大廈，使游者覺得是走在歷史中。

好不容易找到那有名的「二十四橋」，很失望。是十多年前「重」建的——寬二米四，長二十四米，橋柱二十四支——老土之極，有辱古人。

究竟在杜牧的唐代是否有一條「二十四橋」，倒是個有趣的問題。傳說有三。一說當年有二十四個美人在一條橋上吹簫，故得名。二說揚州當年有二十四條橋，非一也。三說當年某吳姓人家，建一橋而名之「念四橋」——「念」者，二十也。

今天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四橋」知名天下，因為一千一百五十多年前杜牧在詩中寫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文采有千鈞之力，於此可見！

有機會我會再到揚州去的，去小住數天，結識那裡的一些騷人韻士，以暢平生。最好的季節應該是農曆三月。「煙花三月下揚州」，是李白說的。

退休大計——現代陶淵明生活的經濟分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以上陶淵明的詩，膾炙人口一千七百年；今天重讀，還是那樣飄逸，那樣令人嚮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朋友，你願意出多少錢去買回來！

人類的生活，在歷史上實在有很大的轉變。陶淵明打過八十三日工就歸去來兮，采菊東籬去也。我營營役役四十多年，為的只不過是要過幾天像陶前輩那樣的日子。

四十二年之前，我到北美謀生之際，世界人口大約在二十四、五億之間，今天多了整整一倍。一百八十年前，經濟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見有人滿之患而創立了他的人口理論時，世界人口低於十億。陶淵明是一千七百年前的人，那時的人口應該是更少、更少了。要「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應該是很容易做到的吧。

今天，我們若要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倣傚陶淵明的生活，只有兩個辦法，但總是有點不妥。其一是復古，其二是很有錢。

「復古」的辦法很簡單。你到中國大陸一些不毛之地，沒有電力供應，沒有自來水，電視、計算機、空調等更談不上，醫療服務要大半天的行程。你能習慣嗎？你餘下來的日子，會因為少了先進科技而減少一半，你願意嗎？

說人不是為物質享受而生存，是老生常談，聽來有點俗氣。我不反對這個觀點，但卻認為有價廉物美的先進享受而不享受的人，是傻瓜。所以我認為，今天要過一下陶淵明的生活，我們要有先進的物質享受，而又能采菊東籬下。

是的，在東南亞一帶，要做一個現代化的陶淵明，可真不容易。在香港，我所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可以做到。就是我們的財政司，其政府供給的豪宅可說是「結廬在人境」，但一步出其大花園，車喧不絕於耳。

假若你不要復古，但很富有，可以呼風喚雨，當然可以計上心頭。如果你有兩億港元吧，那你到陽朔、揚州、蘇杭等山明水秀之地，細心找尋，買下半個山頭，加上果園、魚塘各數十畝，然後大興土木，應該有點看頭。不幸的是，保安是個大問題。你採菊時有保安人員行來行去，掃興之至也！

聽說友好黃永玉出奇招，在北京近郊建了一個「萬荷堂」，成功地把陶淵明現代化。我不知是真是假。永玉數次請我去小住，但我因事忙不能前往。有機會我總要去一次，看看永玉作淵明及格不及格。

我打算退休後采菊東籬下，已有很久的日子了。一九七六年，我在美國西北部一個幽美海峽的海濱，以六萬八千美元買下一所陳舊的房子，岸地、海灘各佔四萬多平方英尺，蚝、蟹等海鮮俯拾即是。岸上杉楓交映。我花了三萬美元建魚塘、果園，植名花不計其數。那是現代陶淵明的生活了。可惜的是，自八二年回港工作至今，我有機會到那裡大約十次。

總數大約十萬美元的投資，當時（一九七六年）以一個教授的薪酬作副居置業，是很勉強的了。兩年前有人出價五十萬，我沒有賣出。屈指一算，二十一年上升五倍，除了利息及每年的物業稅，所餘無幾，但總算是過了陶淵明的癮。

是的，在美國西北部作一個現代的陶淵明，今天還可以辦到。且讓我以甲、乙、丙三級的費用（以美元計）排列出來，好叫讀者能選擇一下。

甲級：精彩之極的海濱房子（八十萬），一級農地八十英畝（四十萬，大約三百五十萬平方英尺），其它費用每月一萬（收息所需資金大約一百八十萬）。加起來是三百萬美元。

乙級：很不錯的海濱房子（四十萬），一級農地四十畝（二十萬），其它費用每月六千（資金大約一百一十萬）。加起來是一百七十萬美元。

丙級：沒有海濱房子，但有很好的房子與四十英畝農地連在一起，風景如畫的（大約三十五萬）。舒適但不常作旅遊的生活費用，大約每月四千（資金七十二萬）。加起來是一百零七萬美元。

上述丙級所需的「身家」，以港元計，是八百三十萬。你拿著這資產在香港退休，房子可以花三百萬左右。這大約足夠買一個實用面積五百平方英尺的單位，無馬喧，但其它喧聲應有盡有。采菊東籬下不成，采菊騎樓上也不成，但采菊於嬌小的窗台中是可以做到的。

學術上的老人與海

學術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長，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於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輕於鴻毛，有等於無。大的鳳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上沙。其他的學術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經濟學來說，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從來沒有出現過，人類的知識什麼損失也沒有。

大文不一定是在大名鼎鼎的學報刊物發表的。德高望重的學報，投稿者較多，取錄遠為嚴謹，所以能獲大文的機會較大，但也大不了多少。

半個多世紀前，芝加哥大學的名教授Jacob Viner的《成本曲線》一文，遍投美國名學報不獲取錄，不得已用德語在歐洲發表。後來該文英譯重印，知名天下。蘇聯一位不見經傳、無師自通的經濟學者，死後一篇文章被譯成英語發表，石破天驚--我作學生時拜讀該文，五體投地。史德拉對該文的評價：其美與力，無與倫比！

被經濟學行內認為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文章——高斯一九六零年發表的——其學報只發行了五百本。後來因為高斯的大文而重印三次，使該學報成了名。

我是為過癮而搞學術的。與自己的釣魚興趣一樣，博大不取小。有等於無的學術文章，不寫算了。所以從研究生開始寫論文時，我就不自量力地去博大文。博了三十多年，半條像《老人與海》的巨魚也釣不到，雖然有幾斤重的石斑總算釣過六、七尾。失望之餘，逼要學其他釣魚佬一樣，誇誇其談一番。

學術真理的追尋，與大海釣魚如出一轍。先要找自己認為有魚可釣的地點，這個島看一遍，那塊大石考察一下。看中了地點，下釣時腦中充滿幻想。釣無所獲，心有不甘，就轉魚餌，換釣法，再不行，就另找地點。日暮黃昏，空手而回，總不免要自我安慰一番。

最失望的經驗，是明知有大魚在海底，甚至肉眼看得分明，只是釣來釣去也釣不到。好幾次，巨大的三文魚在自己的船旁跳出水面，數以百計的跳，跳個不停，就是釣不到。

七十年代初期，我要研究發明專利及商業秘密的產權及租用合約，擺明是大魚釣之不盡之地帶也。我花了三個月寫好了研究計劃，申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所有的評審員都大聲拍掌，說是大魚雲集之地，而史提芬·張是釣這種魚的最適當人選，應該垂手可得云云。

殊不知獲巨額資助後，我與三位助手下了五年工夫，審查資料無數，所獲卻近於零。這是我平生最尷尬的經驗，好比一個體育健將，在大街上跌個四腳朝天！

這項研究的慘敗，倒有個值得一提的註腳。該研究做了兩年後，我寫了一個長達六十頁的中期報告給資助的基金會，內容是說大魚不易釣，但此前的研究者的理論與我手頭上的資料大有出入，比較可取的理論，應該是如此這般云云。

這個中期報告只印製了幾十份，因為不打算發表，自己沒有收存。後來該報告被譽為引用次數最多的沒有發表過的文章。最近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英語論著，打算結集成書，該報告遍尋不獲。找一些引用過該報告的學者，其回應要不是沒有存下來，就說是聽回來的。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可觀的魚，機會不大，但我遇過兩次。最明顯的一次，是在西雅圖華大與一位老同事進午餐時，他不經意地說他的一位女婿，養蜂為業，把蜜蜂租給蘋果園使用。我一聽，嘩，那豈不是大魚一尾？

我取得他女婿的電話，午餐沒有吃完就釣魚去也。三個月後，我搜獲的蜂租與花蜜市價的資料，天衣無縫，二十多頁的文章一揮而就，過癮之極。幾家名學報爭刊登，但我還是給了名氣較小的、由高斯主理的《法律經濟學報》。該文題為《蜜蜂的神話》，雖然深度平平，但因為新奇過癮而立竿見影。

學術文章要大不要小，越大越好。這個選擇傾向比釣魚更重要，因為小魚可以煲湯，而小文卻是廢物。我大約有六、七篇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發表的文章，今天還有每年被引用五次以上的成績，算是有點斤兩，但不是海明威筆下的巨魚。去年發表的一篇，二十五年後應該有類似或更佳的表現。若如是，我就會破了史德拉數十年前所作的一項統計：經濟學者五十五歲後就沒有什麼拿得出來的。去年我六十二歲。

一九七四年我發表了一篇自己最滿意的文章，其後二十年該文如石沉大海。但前年竟被引用五次。難道再加二十五年，該文會變作《老人與海》中的巨魚？

文章真的像魚一樣，發表後有它自己的生命，假以時日，可以成長而變大，但絕大部分出生不久就夭折。大文被論為大，是要等很多年才知道的。

以經濟學而言，我認為一篇發表了五十年的文章，若還有每年被引用二十次的影響力，那就真是一尾巨魚了。據我所知，本世紀內只有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那一篇達到這個水平。自己的應該沒有機會見到，但我那篇一九八三年任職港大時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今天看其成長，觀其走勢，似乎可與高斯打個平手。

學術上夢寐以求的巨魚，追尋了三十多年，當初是幻想，今天仍在幻想。生命本來就是這樣的吧。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可不是胡亂寫出來的。

南窗集序

因為深泉（舒巷城）的病，我封筆久矣。深泉謝世，我更提不起勁動筆。俞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在今天的社會雖然少之又少，但對我這一輩在西灣河長大的人總有一點感染。

不久前我在這裡發表了《悼深泉》一文，深泉的弟弟照泉讀後以毛筆寫給我一首七絕：

「拜讀鴻文字字傷，堪悲兄弟隔陰陽；
太寧往事從頭說，感謝良朋高佬常。」

文采如斯，感情若此，難道今天的世界還有金錢以外的事？

我在香港大學莫名其妙地當了十七年多的什麼頭頭，早越退休之年，荒謬了數之不盡的自己喜歡做而又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的事。要歸去來兮，為時已晚！去年夏天，一位認識了三十年的美國學者朋友給我電話，說我三十年前發表的學術文章，今天被引用的次數有增無減，是個奇跡，促我放棄一切而重施故技云云。

這位鬼佬朋友把我看得太高了。科學上的分析，在瑣碎的細節上要筆筆見血才是上品。我自己心知肚明，昔日在細節上的手起刀落的本領，近幾年已去如黃鶴。去年我發表了一篇佛利民認為是重要的文章，但那是綜合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心得，不是創新的研究。

話雖如此，那位鬼佬朋友的話，使我有所感慨。我想，捲土重來再大殺三方，無能為力矣。但有不少自己寫下的中、英文章，是應該整理一下的。另一方面，一些教育性的文字，如課本之類的，我可能寶刀未老。

就在這些患得患失的日子中，黎老弟智英再三地邀請我「復出」。我本來打算推卻，但以往的經驗，是寫散文對文字的思維大有幫助。這好比一個體育比賽的人，多一點其他運動是有幫助的。

無論怎樣說，少了深泉，今非昔比。這可不是因為少了深泉替我修改文字就會有困難。我是個無拘無束的人，文字差一點不怎麼樣，更何況自己的風格要改也改不了。問題是少了深泉，我就失去了寫散文的唯一對象。我的散文是寫給深泉看的，有意或無意地要向他「表演」一下。

深泉在生時，好幾次對我說：「你文內這句話，沒有誰會這樣說，也沒有誰敢這樣說。但這是你獨有的風格，那我就不便修改。」有時他又說：「你的文字往往使我心驚膽戰。其他人這樣寫會闖禍，但你吉人天相，那我就讓你冒險下去吧。」依稀記得，董橋老弟對我的文字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的文字功力當然比不上舒巷城或董橋，但撫心自問，何險之有？難道我賺肥佬黎的稿酬是以險取勝的？以險斗險，我又怎可以鬥得過肥佬？肥佬行文之險，險絕天下！

有一位學者朋友寫出來的英語論著，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一天我忍不住問他：你的文章是寫給誰看的？他可能認為我很蠢，因為我重複幾次他也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問。是的，我認為下筆時有一個對象，是為文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好些時，作者會以一個階層為對象。較為容易處理的，是單對單地對一個人下筆，但這個人明白、欣賞，其他的人就不管了。寫學術上的論文，我有時以艾智仁為對象，有時是高斯，有時是赫舒拉發，有時是佛利民。

《賣桔者言》下筆時的對象，有關政治的是林山木，其他的是一個假設的學生。後來寫《再論中國》，我的假設對象是趙紫陽，所以文章寫得比較慎重，但求過癮的話少說了。

寫散文，少了深泉總是不妥。日漸黃昏，斯人無覓矣！人的生命本來就是這樣：少了一個知己，自己還要活下去。下筆為文可以興高采烈，也可以茫然若失。答應了智英重施故技，我逼著要起一個新的欄名，但少了深泉，我去找誰商量一下？

此前在這裡——《壹週刊》——用過四個欄名。《憑闌集》是深泉起的，我很喜愛。《隨意集》是我起的，毫無靈氣，但深泉同意。《挑燈集》是深泉起的，很精彩。《捲簾集》是我發明的，可與深泉打個平手。

這次又要起欄名，思往事，百感交集。我想，自己餘下來的日子，應該做一些為米折腰以外的事。我首先想到王維的「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那不對——我這個人不可以沒有生命意識。我於是想到陶淵明。

打過八十三日工就退休的陶淵明，令人羨慕。生當今日，要有陶淵明式的生活可真不容易。要做個五柳先生嗎？你可以「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但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家貧」，就不會有「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退休時你要到桃花源去度假兩個星期嗎？很不幸，人浮於事，勞碌了一生，就算你是個高尚士如舒巷城，也不可能依次那個南陽劉子驥。

然而，想來想去，我還是想淵明，到最後，就決定用《南窗集》。這是因為我總可以學陶前輩那樣，回顧平生，「倚南窗以寄傲」！

悼深泉

王深泉去世了。我自一九四九年認識他，整整半個世紀。深泉今年七十七歲。我六十三，回顧生平，他是我最喜愛，最尊敬的朋友。

深泉能文。我認識他時，他的筆名叫秦西寧，已發表了《玻璃窗下》、《鯉魚門的霧》等作品。後來他轉用了好些筆名，到最後知名於世的，是舒巷城。大約三十六年前，我在洛杉磯收到他寄來一本名為《太陽下山了》的小說，寫香港西灣河幾個平凡的人生活中的平凡事，寫得很不平凡。我當年認為，而現在還是那樣想，《太陽下山了》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水平。

是忘年的深交。數十年來，我沒有任何私事不可坦然對深泉說。另一方面，我有困擾時，深泉的勸導永遠是那樣客觀，那樣關懷。有友若此，算是不枉此生。

是上蒼的安排吧。天生下來，深泉和我很不一樣。他沒有我的豪情，也沒有我的拚搏品性；我沒有他的才華，也沒有他的文采。有時我想，假若我們加起來，二而為一，那豈不是李太白，或者是蘇東坡？

一九四九年，我是深泉的小弟柏泉（已謝世）在灣仔書院的同學。柏泉帶我到他在西灣河太寧街的家，認識了他的大哥深泉。當時我自己的家也是在西灣河，步行到他家不用五分鐘。我曾經在《太寧街的往事》（見《隨意集》），介紹過王家的四位才子。四子中今天還健在的，只有照泉。照泉的別名是王君如，沒有哪一位懂粵曲的人會不知道他的。

從五○年到我在五七年離港赴美的六年多，我每天晚上在深泉的家，談天說地，流連忘返，以致讀書成績奇差。但後來我的學術文章在國際上被認為有新意，主要是太寧街的影響。

學問不一定是從學校學得的。當年，學校老師教什麼巴金、冰心，什麼王勃、杜甫，與深泉談起，卻完全不是那回事。深泉沒有進過大學，戰前是香港的「番書仔」，抗戰期間在國內作美軍的翻譯，戰後在香港一家洋行打工，初為文員，後作會計。在一個發表一首詩的稿酬只換得一碗魚蛋粉的社會中，就是蘇東坡再生也要把天才荒廢了。

深泉看似平凡，自認平凡，凡事小心，從來不說謊話，對聲名避之若蠍。這樣的人曾被中國大陸譽為香港最重要的文藝作家，可謂異數。五十年來，深泉吸引著我，不僅是他為人幽默，既有深度，也有創見，而更過癮的是，我覺得他的學問好些是他自己發明的。

記得在皇仁書院唸書時，中文老師教平仄音律，教來教去我也不懂。去問深泉，他只說一句我就畢了業。他說：「凡是廣東話與何、車二字和音的字，都是平，其它的都是仄。」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詩興頓發，掛個電話給深泉，要他教我寫五言七絕，他教了十分鐘，我又畢了業。去年我在港大轉教十多個學生，從平仄教到七絕，當然說明是深泉之法，二十分鐘後，只有一個學生不及格。

我是因為少小時經常與深泉辯論，逼著要把腦子打開來的。當時他比我大約年長一倍，學問高出一百倍，說辯論算是搞笑了。但那時我有一技之長。什麼詩詞歌賦，什麼古文八股，我過耳不忘——是母親遺傳的。深泉見我這個留級小子古靈精怪，背誦如長江大河，也就樂得應酬一下。

太寧街的往事，想來溫馨。當時深泉是主角，我是配角。據說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西灣河還有健在的老人津津樂道。

八二年從美國回港後，八三年末我開始用中文下筆。《賣桔者言》出版後，我見自己中文別字太多（因為我的中文大都是聽來而非讀來的），語病又不少，就請深泉替我修改文字。他一口答應了。那是一九八五年。有些年輕人聽到我的文章有人修改，不禁嘩然。他們似乎不知道，國際上所有的重要刊物，都必定有文字編輯代為修改。年輕朋友更不知道的是，普天之下，能夠請得動舒巷城代為修改文字的，只可能有我一個。我為此感到驕傲，引以為榮。

鄭俊豪醫生是性情中人。兩年前深泉心臟病發，我請鄭醫生照顧他，說明費用由我支付。鄭醫生把深泉送進養和，幾天後出院時，鄭醫生替我付了所有醫院費用，遲遲不向我要錢。我的女秘書不厭其煩地向鄭醫生追「數」，追了十多次，追了一年，我才能欠債還錢。愛才本是多才人，可以信矣！

光流水逝，往事如煙，深泉謝世使我呆了好一陣，也使我意識到，自己餘下來的日子，會因為少了深泉而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多采多姿。我的火花因為認識深泉而起，也應該因為深泉而別而散。

一時間想起一九五九年初，我在多倫多收到深泉寄來的一首調寄《摸魚兒》的詞，不知是寫當時寂寞的我還是寫他自己。那首詞是這樣的：

少年時，天南地北，幾人歡樂曾見？大江帆影秦淮月，兒女待歸，途遠。書與劍，只賣藝江湖，空令時光轉。迥腸寸寸，有幾度離愁，斷鴻零雁，日暮鳥飛倦。
蒼煙處，總是啼痕片片。桃花不見人面。夜闌怕聽歌人哭，冷冷二弦聲斷。千百念，千萬里，客窗夢到誰家院？寒星點點，對碧落茫茫，銀河遼闊，知寂寞深淺！

不是專家談教育

香港納稅人對教育的慷慨資助，若不是舉世無雙也差不多了吧。我們花了那麼多錢搞教育，效果又怎樣呢？這是個很尷尬的問題。從美國回港任教職十七年，我個人經驗上的感覺是，香港的學生讀書考試很有兩手，但從學問的角度看，則乏善可陳。

近幾年來，香港推行教育不遺餘力。政府激增教育經費，大力推行委員管治。關心教育的人越來越多，言論此起彼伏，好不熱鬧。我覺得好些專家的言論深不可測，聽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專家，也就算了。然而，年多來我見到楊老弟懷康在《壹週刊》屢次大發牢騷，和教育專家們很過不去，我沒有細讀他的文章，也想回應一下。這不是我故意偏袒楊老弟，而是我認為他是後一輩中，中、英文皆有難得的水平，而文筆以外也有學問，他發的牢騷我們是不能等閒視之的。

我是搞學問的，但卻不是一個教育專家。在學問上，我的缺點很明確：三十年來不讀書；中文下筆別字應有盡有；英語文法錯得一塌糊塗！但我也有過人之處：中英二文不分高下，行文清楚明朗；古、今、中、外的學問，我所知的足以在《信報》擺擂台。我提到這些，是要說明我是一個完全不依香港傳統教育規則來追求學問的人。因此，我可以從另一個門徑來談教育，雖然觀點不一定對，但別開生面，對教育之道加上另一種看法，總有點意思吧。

簡單地說，我是個純從興趣出發而搞學問的人，半點其它意圖也沒有。我認為興趣是由自己發掘出來的，而這發掘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門學問的一些重點。我認為拜師求學，不是要求老師的知識，因為他的知識可從書本、文章上讀到，而是求他指點迷津，學他的思考方法。我也認為人類的知識是一個莫大無比的金礦，也是蘇東坡所說的清風明月，可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爭取金錢不管用，但卻要大費功夫。

很不幸，以上這些，香港的學生不知道。你不知，我不知，他也不知，大家都不知，學術氣氛就搞不起。回港教學十七年，我從一開始就意圖在自己的系內搞好學術氣氛，但老是舉步維艱。近幾年來，校方給我們較大的自由，同事之間的學術氣氛有明顯的改進，但因為沒有學生的協助——沒有學生在課室之外不斷地跟教師研討——成果怎樣也及不上美國大學的一半。

是的，香港的學生永遠都是以工作的出路——或為印在名片上的名銜——而讀書的。可不是嗎？幾年前政府說有兩萬個山坡要處理，申請讀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此前稱霸的電機工程就不能不退位讓賢。也是幾年前，學生不肯定回歸後香港的法律行業會怎樣，港大法律學院的收生收得很差勁；今天，該學院收生的成績變得大有可觀。諸如此類的、變來變去的例子，我在港大見過不下十次。當一個中學生跑來問我選修哪個學系為上，我知道他不會是為興趣而問的。我今天對類似問題的答案，千篇一律：不要選出路，選興趣，因為今天出路這繫好，畢業時可能變了卦。

香港的學生對學術提不起興趣，人浮於事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署管課本，考試局管考試、成績，大學資助委員會管衡量，管研究。香港的學生於是從幼兒園起就為考試而讀書，考試以外的知識他們漠不關心；中學的老師是以學生的會考成績而定高下，老師自己有什麼啟發力，有什麼創見，膽子再大也不敢搬出來。

近幾年來，大學教師的研究，在委員的審核下，是以文章的多少及發表的學報國際性為依歸，有沒有內容，有沒有料到，就完全沒有顧及。委員們似乎不知道，一個稍有份量的創見，一個稍有影響力的發現或觀點，往往是十年八載的功夫。

我說自己不是個教育專家，是衷心話。但我說的是正規的香港教育，非正規的我倒有兩手。舉一些例子吧。

一九七○年，我的一個外甥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跑到美國去跟我讀書。孺子真的可教，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我教他什麼呢？第一，週末要跟我去釣魚，不准讀書。第二，垂釣或下棋之際我教他怎樣找重點，尋興趣。第三，選老師時不要管教得好不好，但求老師博而深。這位外甥的名字是S.Y.Chiu。今天，在國際學術上，沒有哪一位研究細胞的學者會沒有聽過他的名字。一九七九年，我替兩個在廣州的外甥女辦手續，帶她們到美國跟我讀書。到美之初，她倆面有菜色，英語目不識丁，但六年後因為有學問而有了專業。是的，七十年代，有十多個在香港進不了大學的學子，到美國跟我求學，都有類似的成果。

其實，我這個非教育專家的所謂教育，教來教去都是那幾句。學問要從興趣入手，在重點出擊。腦子要多休息，但讀書時要集中，心領神會。任何一個科目，值得讀的文章不多，所以選文而攻之所花的時間應該比讀的時間長。讀不是信，而是考慮，所以每有會意，就要停下來細想。選老師時的唯一準則，是學問的水平，不顧其它。發問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題目，一見到老師就問。如上所說的法門，顯淺不過，但全部都是要與香港的教育制度脫了節的。

我教自己的兒女格外用心，是人之常情。兒女八二年從美跟我來港時，哥哥十歲，妹妹九歲。我為他們選校的問題，頭痛了幾個月。後來決定讓他們入讀英童學校，痛心地放棄母語。這個選擇的唯一原因，是英童學校沒有功課，回家不用讀書。我認為兒童要多玩耍，尤其是那些有想像力的遊戲。

事實上，兒女在中學時，若考試成績特別好，我就有怨言。我對他們說，求學是長途賽跑，在中學時最蠢是跑在前頭，所以考試成績要保持在中上的位置，衝刺是二十五歲以後才開始的。後來他們到美國進了大學，兒子問：「我可以發勁了嗎？」我說可以加一點，但將來若要讀博士，真正發勁是開始寫論文的時候。殊不知我這個傻兒子在大學一年級就狂發勁，我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住！後來我跟他作了一個協議：考試的前一晚不准讀書。他當然明白：用腦是運動，跟其它運動一樣，比賽前要休息。

今天，兒子在研究院，學醫及基因研究，深明求學之道。他知道考試但求及格有餘，而成就是以研究的貢獻來量度。他很少用筆記，買回來的書讀後都全是新的。這些是但求理解而不論考試的行為了。

我的女兒是另外一個故事。她在大學是選修英語文學的。我多次勸導，也不能說服她畢業後到研究院去研究些什麼。可幸的是，她得到祖父的遺傳，自小下筆成文。今天她在美國工作，因為文筆流暢而僱主大不乏人。女兒的經驗，使我意識到當今之世，在知識投資上回報率最高的，是語言。香港的學生真的是糊里糊塗了。

現在我要從另一個角度——一個強詞奪理的角度——來表達我對一些所謂專家的觀感。在大學唸書時，老師艾智仁對我說了幾句影響了我之後的一生的話。他說：「我知道你是可造之材，但你要知道，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圖或熱情——來衡量的。」

清代有一個書法家，名叫包世臣，其書法理論名重一時。但我見包氏的書法不知所謂，一無是處，所以對他洋洋數萬言的書法理論，連看也懶得看一眼。唐代孫過庭的書法達到師級，於是我對他論書法的名著——《書譜》——刮目而讀，讀之再三，就是自己不同意的地方也要細想幾晚。書法比孫過庭高出兩個馬位的、宋代的米芾，其論書法的文字甚少，且有時故弄玄虛，有時前言不對後語，但我對米前輩的論書法，每句視為至寶，就是不同意的也當為秘籍招式，久不久總要想一下。

我這個見人家在造詣上沒有成就就視其言論如糞土的觀點，錯的機會是存在的。評畫的高手，自己不一定懂得畫。但從或然率的角度看，要避免費時失事，要有相當的可靠性，我的觀點是可取的。你要信一個在書法上沒有建樹的人的書法理論，還是一個書法大師的經驗之談？

毋庸諱言，我是反對母語教學的。但這並不是說我不重視母語。我醉心於中國的文化。從《道德經》到陶淵明到李太白到蘇東坡到徐文長到龔自珍而甚至到最近謝世的冰心，我有資格設館授徒，而假若加上什麼書畫琴棋、甲骨文物、田黃雞血之類，那我的所知就簡直如教育專家，深不可測矣！

在高舉母語教學的眾君子中，令我耿耿於懷的是司徒華。華叔不是今天的包世 臣——他的文字實在有水平。很可惜，我沒機會與他挑燈夜談，去說服他的母語觀點是錯的。

我反對母語教學，有三個原因。其一，英語是世界上唯一的國際語言，而在計算機發達的今天，這國際性來得更重要了。其二，英文的表達能力比中文強，但卻很難學，難、難、難，比中文難得多。英文的通用字彙起碼比中文的多五倍，而動詞千變萬化，偶一不慎就詞不達意。再者，識一個英文字的解法與懂得怎樣用那個字，是兩回事，而中文卻沒有這個困難。不要以為考了什麼英文試有好成績，就算是懂得英文。申請來港大的大陸學生，TOEFL試一般都在六百分以上（算是高分了），但他們附上的英文申請信，我沒有看過一封是似英文的。

其三，在學術發達的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水平的論著，是沒有中譯的。就是有中譯，譯錯的地方往往數之不盡。我不相信，一般而言，在一所母語教學的學校中，規定英語是必修科，就可以教出看得懂英語論著的學生。

我有一位同事，姓張名滔，天生異稟，閱讀英文書籍可以一目十行，快如閃電。張滔因此很有學問。幾年前我發現他有一個秘密：他不僅英文好，而且是建築在他懂拉丁文的基礎上。這是少林寺的功夫了。

我認為，要改善香港的教育，不應該以為國為民誇誇其談的所謂大前提著手——誇誇其談歷來都是空空如也。我們要做的是把教育制度改變，變為讓中、小學的老師可以發揮自我，可以不管教育署的課本規定，可以漠視考試局的考試。我也認為制度的改變要著重提升學生求學的興趣，把老師的啟發力放在第一位置。大學的研究，要以對人類思想的影響來衡量，與愛國愛民是扯不上關係的。

很不幸，我認為以官立、官委的做法，上述是過於苛求了。曾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布坎南說得好：政府辦學，納稅的人是顧客，但顧客卻無權過問。以自由市場而知名於世的香港，所謂正規的教育竟然不依市場的規律，不容許以顧客的需求來決定教育的方向。

教育是否要由納稅人資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可能有客觀的結論。但既然納稅資助教育事在必行，那麼在情理上，我們總要對納稅人有點交代，要以納稅人的孩子所學的所值為依歸。多年前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提出的學券制，其目的是以納稅人的錢搞私營學校，讓納稅的顧客以「學券」來決定他們要為孩子購買的教育是怎樣的。

一籮小問題是大問題

前幾天因公帶私，到深圳一行。行前收到一個朋友電話，說當天有一群北京的經濟專家正在深圳開研討會議，希望能與我一聚，談談天下大勢。我依約赴會，一見之下，原來好些都是老朋友，而其中一位曾經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上舉足輕重。

大家都是他鄉遇故知，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一談就談了兩個小時。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對今天中國的經濟情況很悲觀，認為我是對中國目前形勢看得最樂觀的人。

天可憐見！悲觀與樂觀從來都是相對的事。昔日楚襄王與宋玉對風的評價就不一樣。襄王引以為喜，而宋玉卻引以為憂。這分歧顯然是因為大家所用的比較準則有所不同。北京的朋友以幾年前的中國發展比今天的中國情況，引以為憂；我以今天的香港比今天的中國，則引以為喜也！

我對他們說，香港有兩三個很大的問題，不容易解決，要回復到九七之前的欣欣向榮應該是遙遙無期了。北京對香港言而有信，難以苛求；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對香港有少許影響，但台灣既能獨善其身，而那裡的經濟條件歷來都不及香港，所以證明這「風暴」對香港的影響不大。香港的問題，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中國呢？沒有大問題，但小問題卻是一籮籮，加起來就成為大問題了。另一方面，一個大問題不容易解決，甚至在幾年內解決不了，而小問題之所以為「小」，是因為容易解決，容易處理。一籮小問題加起來的大問題，可以用清除小問題的辦法來一次過清理。所以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困境與香港的截然不同：香港的大問題只有兩三個，但每個都是大的；中國的小問題很多，加起來很大，但每個小問題都不難解決，所以加起來的大問題表面上顯得怕人，但只要朱總理有膽手起刀落，這加起來的大問題實不足為懼也。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一九九三年我帶佛利民到成都，見到四川省長蕭秧的一席話。蕭省長這個人不簡單。眾所周知，佛老是本世紀經濟學行內思想最快、口才最了得的人。在辯論中佛老從來所向無敵。我親眼見到可以難到佛老一下的人，是蕭秧。

當天在成都的晚上，佛老與蕭省長及我們一行人坐下來，我作翻譯，大家談了好一陣，佛老又提出他此前說過不少次的例子：「要切一隻老鼠的尾巴，不應該一小點一小點地切，長痛不如短痛，一刀切盡才是辦法。」省長回應道：「教授呀，問題是，中國這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我們的困難是不知道要先切哪一條！」佛老一時語塞，無以為對。

我當時是有答案的，但既為翻譯，我不好意思表演一下。我那不可能是錯的答案是：將所有的尾巴一起一刀切下來！是的，解決今天中國困境的辦法，是要將一籮籮的小問題一刀切掉。

幾年前，在鄧小平南下的前前後後，中國的開放使經濟起飛，發展得很快。但當時中國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大問題。一個是銀行是出糧機構，通脹是由權力對信貸的需求而引起的。另一個是特權分子驅之不去，國營企業的特權分子在價格管制中取利，死不悔改，不肯放棄他們既得的利益。這兩個大問題不容易解決，但大致上，今天還是解決了。是的，今天，大貪污在中國雖不能說是去如黃鶴，但比六、七年前少得多——這是正的一面；負的一面，是小貪污數之不盡，如家常便飯也。

數月前朱鎔基總理南下，說有兩項措施是當務之急，把我嚇了一跳。他說一項是嚴禁走私，另一項是嚴禁外匯黑市。據我所知，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說得上是有市場的國家，能成功地禁止這兩項非法行為。毛澤東當年，閉關自守，就是寫一封信給外地的朋友也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這些禁制是可以做到的。但今天的中國，百廢俱興，市場大都自由，要履行朱總理所提出的兩項「嚴禁」，就難於上青天。

另一方面，就算朱總理有楚霸王的功力，可以力拔山兮地禁止貨品走私及外匯黑市，對中國的經濟半點好處也沒有。這並不是我個人之見。除了禁止毒品之類的走私，當今之世，我們不容易找到一位懂經濟的學者，會不同意我這個觀點的。

我當然明白，朱總理所提出的兩項當務之急，主要目的是清除貪污。問題是，管制導致貪污，而清除貪污最可靠的辦法，是清除有害無益的管制。

幾年前，一家鬼佬刊物訪問我關於中國貪污的事，我說了幾句話，竟然成了世界名言。我說：「假若你將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放在我的睡房內，赤裸裸地睡在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難乎其難也。」你設立了可以大貪其污的制度，又要清除貪污，難道你要中國的幹部、官員，都變作如來佛祖？

目前中國的走私活動，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成行成市，信可謂走而不私也。所謂「合法」的走私，是那些左托右托、左轉右轉，靠什麼配額轉讓，又或靠某政府部門的特有權力，偷龍轉鳳的那一類，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非法」的走私，則大都是明碼實價，據說甚至可以買保險。從膚淺的經濟學角度看，這些走私的費用，與關稅異曲同工，加強走私管制，等於關稅增加。問題是，不同的走私門徑，有大為不同的費用。你要大量進口家俬嗎？政府的關稅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但私走甲路是百分之三十五，乙路是二十，丙路是十三，而不同的門路，先到廣州再轉上海與直到上海又略有不同，真的花多眼亂，而算準了又可能有變化。

如上所說的情況，在有競爭的市場上，做生意的人要費盡心思找門路，找錯了成本增加，很容易給走私成本較低的同行殺下馬來。中國人（當然包括香港人）是找門路的老手，細心從事還可以駕輕就熟，但不知就裡的老外則無所適從，不由得望門興歎。

外匯黑市由政府設立的什麼調劑中心帶領之下，黑市不黑，多一點費用，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要將外匯出口，左轉右轉的大循環，使我細聽幾次才明白，而聽後大有天旋地轉之感。老外當然不知道什麼大循環，什麼乾坤大挪移之類的招式，他們有自己的老外外匯法例，那是另外一種的天旋地轉了。

近十年來中國思想開放，好學的青年數以千萬計。困難是專業學位（包括大學學位）不足，師資與國際水平有一段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家跨國的大機構在中國開業，往往比設立一所新大學更有貢獻。引進外資不是一般人所知的外資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引進知識。不幸的是，一籮籮的小問題，把外資嚇怕了。近幾年來，數之不盡的外資要跑到中國去，而好些金碧輝煌的已下了注，作了投資。有些求教於我，問我的意見。我的響應是，差不多是適當的時候了，但會有很多麻煩。每次我這樣說過之後，總有點不安於心。

你到過美國在銀行開戶口嗎？只要拿出身份證件，像駕駛執照之類的，十五分鐘就可辦完手續。你不妨到中國大陸試試，開一個人民幣支票戶口。假若你能不到處查詢而能在一個星期內辦妥，那你肯定比我聰明。你要在國內買一個住宅單位，收租退休，你該用自己的名字購買，還是以一家公司下注，不左問右問而能在三天之內答得對，我給你九十分。

為什麼上海不開放金融市場？為什麼外資銀行不能在那裡像人民銀行那樣營業？為什麼美國的大股票公司不能在那裡買賣美國的股票？幾年前的答案很明顯：特權分子大力反對，因為他們有壟斷權力。今天，答案不容易，因為那是由一籮小問題促成的。

上海商業樓宇的建造，五、六年來的數量多於香港的五十年（據說全世界用作建築大廈的起重機，百分之十七在上海）。空空如也的商業大廈，若不能解決上述的小問題——不大膽地開放金融市場——使用率要達到百分之九十，差不多是永不可能的事。

北京的朋友，老是認為國營企業的不濟是大問題。一九八二年我就白紙黑字地說這將會是大問題，但今天我卻認為是小問題了。就是五年前，好些國營企業還是死不悔改，死守日漸式微的特權利益。今天，破產或近於破產之際，而上頭又不肯樂善好施，特權變得有等於無，但求金蟬脫殼。餘下來的問題，是企業內的那些所謂國家職工，企業放盤時要怎樣處理。若國營企業可以廉價出售，或近於零之價，或將企業分股免費送給職工，總有解決的辦法。

不要以為我低貶朱總理的辦事能力。我認為在二十世紀中，應對的能力朱總理在中國執政者中無出其右，就是周恩來也比不過他。我可能錯，但我也認為朱鎔基是一位清官，貪污沒有他的份兒。這些都是中國之幸。當然，我不同意外間所傳的（不知是真是假），朱總理準備以棺木與貪官鬥法，因為中國沒有那麼多木材！取消所有對經濟無益的管制，使官員要貪貪不得，才是上策。

我對朱總理的主要批評，是他不相信市場的神乎其技。佛利民說得好：計劃經濟自上而下，市場經濟自下而上。朱總理究竟要選哪一種？假若他要搞市場經濟，而又要自上而下，那豈不是一塌糊塗，小問題變得數之不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