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前夕有感

執筆的晚上是平安夜，是聖誕前夕了。人老了，兒女不在身旁，對節日再沒有多大感受。年輕時，每年的幾個較為重要的節日中，我最喜歡聖誕。安祥寧靜的氣氛，朋友之間互相問好，到處聽到的聖誕歌永遠是那麼好聽。最令我難忘的是平安夜——平安夜報佳音。

我出生時父母是基督徒，是今天還在掃桿埔的聖光堂的成員，父親是那裡的執事，據說是該教堂的創辦人之一。戰前懂得走路後，每星期天我跟哥哥到聖光堂做主日學。後來戰亂改變了這規矩。主日學的老師常常替換，都是十多歲的中學生，都是女的，每個都好看。說教，其實只是說聖經的故事，永遠都談到《創世記》的伊甸園，阿當與夏娃的故事，有公仔紙派。

美麗的女孩教師們顯然不喜歡我，因為我左問右問，而主日學是不能把孩子逐出學園的。我喜歡問耶穌究竟是男還是女，說是男的為什麼頭髮那樣長？為什麼伊甸園的禁果是蘋果，永遠是紅色的？為什麼禁的是吃了聰明的果實，不禁那些吃了會變蠢的？是三、四歲孩子的提問，是好奇而不是疑問，女孩教師通常不回應，只告訴小朋友們不要學張五常。但當年我還是喜歡主日學，喜歡拿得公仔紙，而更喜歡是拿得糖果了。

戰亂數年後回港，主日學不再，但我更喜歡的是平安夜報佳音。那是我平生最喜歡的節日項目，今天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那時我的家在西灣河的今天不復存在的澳背龍村，是在山上的。聖誕凌晨二時左右，聖光堂的詩歌班每年按時到我家的門外唱聖誕歌，母親和她的眾多兒女也唱歌回應，有時聲浪不夠就以唱片擴音協助。靜寂的山頭，寒冷的氣溫，聖誕燈光閃閃，歌聲在風中飄呀飄呀的半個小時，然後家門打開，哥哥姊姊們進來了，母親準備的熱食多而好吃。

是的，每年的聖誕前夕，母親老是要我和哥哥早睡，因為凌晨二時要起來，但我老是興奮得睡不。與哥哥同居一室時，睡了一陣我忍不住問：「哥哥，你睡了嗎？」通常他回應兩三次就不再回應了。

平安夜是耶穌誕生的日子，要有聖經所說的感受，環境要寧靜安祥。聖誕節所以迷人，是勞碌的工作者可以有安寧的片刻，或把煩惱暫時寄交到教堂去，或與久不見面的朋友溫馨一下。

我不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更不想宣揚宗教。但當我今早知道國內的聖誕節不是假日，很有點反感。我知道國內的政權是不喜歡宗教的，多帶幾本聖經進口是大罪。我不鼓吹宗教，但認為有些人，好比我自己的父母，宗教信仰是重要的。對這些人，宗教起碼是一種寄托，是思想的一個安息所。你不信，不應該禁止他人信；你不到教堂崇拜，不應該認為他人那樣做是沒有意思的。數之不盡的大智大慧的人，數之不盡的博學之士，數之不盡的頂級科學家，久不久都到教堂去崇拜一下，很虔誠的。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以聖經為本的基督教與天主教在文明的國度中盛行了多個世紀，其間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在闡釋上修改了不少。這些是可取的宗教了。我想，法輪功或其他新教的興起，可能是因為傳統的宗教信仰受到左右。

要為學子們設想一下

上期談到吵得熱鬧的二十三條，沒有什么感受，只覺得有點無可奈何，而在今天香港的經濟環境中推出爭議如斯的法例，不合時宜，政府把精力集中錯了。

昨天晚上與一些醫生朋友進膳，他們擔心二十三條的通過會使香港的國際評位降級。沒有誰可以反對這觀點。評位下降，其效果可小可大。小是面目少了點光彩，大則外資不再問津，甚或「轉移有利陣地」。香港的言論自由與訊息靈通，是招徠的因素。個人認為二十三條的通過多半不會對這些因素有大影響，但外資會怎樣想呢？國內有好些城市——尤其是上海——有吸引力，香港還有的優勝點是愈來愈少了。

從事學術、教育工作四十年，這裡要說的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幾年來我和太太到國內數十家大學講話近六十次，遇到近八萬個大學生。他們的求知意欲令我感動，而自己退了休，想把餘下來的日子傳授一點什么給中國的青年。以經濟學為媒，我主要是希望傳授自己的思考方法。多年來從師友中學得不少，加上自己的，天馬行空地想，想到什么就說什么，很受國內學子歡迎。

那所謂「張五常熱」給我惹來不少麻煩，而對這「熱」的解釋朋友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國內學子沒有遇到過思想言論毫無人為約束的導師。是那樣容易做到的事，但學子們就是沒有遇到過。在美國不難找，難找的是像佛利民那種天馬行空而又快如閃電的腦子。追隨幾位大師多年，我學得一點閃電之能，也懂得在一個問題上流暢地轉換角度。

今天國內的學術氣氛與求學意欲都沒有問題，事實上是遠勝香港的。但明顯地，學子的思想與言論有顧忌，轉換角度時滿有沙石，不願意跟我轉來轉去。他們喜歡提問，而大致上關於學術內容的他們問得有分寸。他們的提問缺少的是一種靈氣，缺少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或提出一些似怪不怪的問題。

不同大學的學生水平相差頗遠，但用功、有天分的多得很。然而，不管在哪裡，我總是遇到同樣的老問題：學生不能自由自在地把思想轉來轉去，提問靈氣不足，不能以預感給我來幾下怪招。聰明好學，但思想有點生硬，有點公式化，使我覺得他們有點固執，不能客觀地考慮問題。

我想，聰明好學但思想不夠靈活這個現象，應該是多年來政府推行「思想教育」的後遺症。我又想，以中國人的先天智慧與刻苦耐勞，加上今天求學的人多勢眾，不需要到外國留學也會有學術大師排眾而出。差不多是出現的時間了，但似乎還沒有見到。如果再過五年還沒有國產的國際學術大師，「思想教育」的禍害可以肯定。

二十三條若在香港成事，其發展將會怎樣我不知道。最壞的可能是在中、小學引起一種香港式的思想教育。次壞的是刊物或老師的言論變得吞吞吐吐，好像吃錯了藥。學子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這類感染，在學問、思想上有大成是不可能的吧。

從世貿協議的闡釋說真實世界經濟學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協議的前前後後，國內及國外舉行過不計其數的研討會議，試行推斷或解釋中國「入世」之後的發展會怎樣。我沒有參加過這些會議，但從朋友聽到的或從刊物讀到的，很不以為然。可能我聽到的或讀到的有偏差，又或者誤解了他人的高見，但老是覺得那些研討的專家君子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這樣說，是因為他們只看協議條文的本身，試行揣測協議雙方會不會履行協議，然後以傳統的經濟分析推斷其效果。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要先假設協議條文是會履行的——要不然，什麼也不用談了。但我認為履行條文的效果，可不是以幾條傳統的曲線移來移去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要推斷效果，我們必須知道有關行業的結構是怎樣的。這是說，知道協議條文但不知道有關行業的結構，世貿協議的效果怎樣也推不出來。這是失之毫釐，謬之千里的觀點了。我要以兩個行業來示範闡釋世貿協議的困難：出版行業與金融行業。這示範解釋了多年來高斯和我的堅持：除非你是愛因斯坦，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是怎樣的。



先談出版行業吧。眾所周知，國內的出版行業是由政府壟斷的，私人或外資不能獲得出版牌照：以維護國家安定為由，私人或外資要參與競爭，蚍蜉撼樹談何易？細看這行業的結構，說沒有競爭是不對的。國內的出版社不少，都是國營的；每家出版社有書號（不同書本的數量）的限制，而要出版雜誌或報章有其它約束，要另外申請和批准。市場非常大——大得驚人——辦得比較好的賺錢不難，但大部分的書籍或刊物非常馬虎，收入不足以餬口的不少。然而，我們只要看有錢賺的刊物的質量，就知道在國內辦出版的生存機會遠比香港或台灣容易了。



事實上，國內成功的報章的廣告收費，高出香港的大約五倍。這可見政府約束牌照數量，而又只限國營是有一定的效果。政府的壟斷是壟斷整個出版行業，不是這行業之內的國營出版機構互相競爭。但因為國營的產出質量平平，如果容許私營的自由殺進，整個出版行業就會天翻地覆了。今天要在國內私營出版書籍，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買書號，每個書號大約一萬五千元。這是在一家有國營牌照出版社的旗下私人自負盈虧地出書，通常是以一個「工作室」的名義處理的。但這種買書號的安排的保障不大，其合法性有疑問，而更頭痛的是寄人籬下，上頭要瞞騙或合作不善就不容易解決，簽訂的合約不一定代表什麼。



關於出版社之下的工作室這個發明，可能是出版社的成員為圖私利而想出來的——有社內成員以工作室私營的現象。現在轉談書籍的發行（批發給零售商）。目前國內書籍發行有兩個正規的渠道。其一是出版社發行自己出版的書；其二是交給新華書店，由這書店「專利」發行。還有一個渠道不是正規的。這是一些私營的發行商，經過某些關係與偷天換日的安排，有錢賺，但不能公開競爭。這解釋了為什麼國內的勞力工資那麼相宜，書籍市場那麼大，出版商交出去的書價分成，卻往往比香港的低十個百分點。



香港的出版社大多數是把書籍交給專業發行商處理的。發行商賺取書價的百分之十，負責向零售書店收錢，按時結賬。出版商交書出去，收錢有保障，零售書店有爛賬發行商負責。這是出版、發行、零售皆私營的發展情況。



回頭說世貿協議，其中有關國內出版行業的只有一項重要條文。那就是從二○○三年起，容許外資獲取私營的書籍發行牌照。這牌照的數量有沒有規限沒有說，可不可以凡書皆發也沒有明言。我們要問：如果發行牌照沒有規限，任何政府批准的書皆可發，國內的整個出版行業會怎樣了？作個比喻，有一間龐大的建築物，是以多枝木柱建成的。你讓我把頗為重要的一枝木柱拿開，整所建築物會不會倒塌下來呢？答案不容易。



國家壟斷的出版行業不會倒塌而讓私營當道嗎？很難說。讀者想想吧。如果私營書籍發行像香港的那樣，新華書店的發行專利一去不返，要生存，新華的發行要跟市場走；如果不能跟進，沒有私營的效率，那麼新華的發行就會遭淘汰。



我要私人出書，買了書號，付錢印製好了，交給私營發行商，有合約保障，收到錢，國營的出版社怎麼辦？但買書號是否違法呢？私人作家與私營發行商訂下來的合約，國內的法庭怎樣看？牽一髮可以動全身。可以，但因為種種因素，不一定。



類同的情況是世貿協議對中國政府壟斷的金融行業的影響。這問題我在《信報》分析過，這裡只好簡述。世貿協議完全沒有提及關於金融的關鍵：解除外匯管制。其它有關金融行業的條文極少。值得注意的只有一條：兩年之後容許外資銀行在國內與企業做人民幣生意；五年之後可與中國老百姓做人民幣生意。我們不容易知道這「可做」究竟是多大的寬容。



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外資銀行真的可以自由地在國內做人民幣生意，像外資銀行在香港做港幣生意那樣自由，外匯及其它金融管制還可不可以守得住呢？我的分析結果是守不住。（《信報》之作可見於最近出版的《離群之馬》。）又是同樣的比喻。國家壟斷的金融行業猶如一間龐大的以多支木柱築成的建築物，世貿協議的外資銀行條文是把一支重要的木柱拿開。還是老問題：整座建築物會不會因而倒塌下來？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指出要研究任何政策或協議對經濟的影響，單看政策或協議的條文是不足夠的。那是太容易了。困難所在，是我們必須知道真實世界的情況或有關的局限條件。要做到這一點，其調查起碼要一年半載的苦功。原則上經濟分析的推斷可以很準確，困難是不容易知道真實世界的局限。至於那些只看協議條文而把幾條曲線在黑板上移來移去的傳統分析，不外是本科生的功課習作罷了。

從文字官司說二十三條

我與北京一家出版社打過一場文字官司，不是直接由我打的，是我堅持要打的。是原則上的問題：士可殺，不可辱！

　　我的著作交香港的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說明任何文字上的修改，須經我同意。北京的出版社要在國內出版我的書，與花千樹接洽，後者知道我對文字重視，在合約上寫明文字修改要得到花千樹的同意，那就是要得到我的同意了。

　　北京先後兩次提出若干需要修改的地方，都很無聊，但我還是兩次親自作了修改，得到北京方面的認可。後來到國內講話，兩次遇到北京的出版社主理我的書的人，兩次問他我的書（共三本）是否得到有關當局的批准。他說是，批准了，不用再改。我一問再問，因為不相信上頭當局會有時間審閱我的書。我的隨筆文章根本不重要，何況國內出版的書數以千計，怎會對我青眼有加？

　　爭議起於北京要求修改第三次，我不能接受其建議的修改，提出終止合約。但北京的出版社不顧合約，把書出版了，其解釋是為了國家好，他們要改什麼就改什麼。三個例子可見區區在下的煽動、叛國功能。

　　例子一。一篇題為《最蠢還是馬克思》的文章，他們認為不能說馬克思蠢，我改為《最聰明還是馬克思》，通過了，皆大歡喜。其實與內文印證，很搞笑。

　　例子二。一篇文章的題目是《朱鎔基治標不治本》，他們沒經我同意，改了。據說法官問：那有什麼問題呀？法官不明白該題目「煽動」了些什麼，我也不明白。英雄所見略同。

　　例子三。這是我堅持不能改的。與林行止商榷優劣二幣的問題，說到深圳當時的食肆的牆上標明黑市匯率之兌換價，我以一整段帶出一句自己認為是精彩的結語：「黑市不黑，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之處！」北京的出版社把這句刪除，使整篇文章讀來淡然無味。

　　老了，對二十三條之類沒有什麼感受。就算我還年輕，個性使然，言論或思想的約束我聽而不聞，視若無睹。你說我煽動，說我叛國，我漠不關心，因為平生討厭政治。

　　老了，不中用了，可幸還給自己留了一手——那就是還有八斗之才。你說這不能說，那不能寫，我沒有問題。既然才高八斗，只要能預先知道，任何約束皆可化險為夷，稿酬夠高一揮而就。問題是你沒有說清楚。寫了出來，你說這句那句煽動，我忍氣吞聲，改了，你又說這句那句叛國，我又改了，你又說這句那句……我的文章還怎可以賣出去呢？難道你要我這個老人家沒有飯吃嗎？

　　你說你那樣做是為國家好，即是說我的存在對國家不好，觀點不同，算了算了。問題是，你究竟是誰呀？你是代表國家發言嗎？還是拿雞毛當令箭？

自找題材是重要訓練

最近與一些國內朋友談及那裡攻讀經濟學博士的情況，他們說博士論文的題目（或選什麼題材下筆）一般是由導師建議的。這可能是導師對某些題材有興趣，又或是其他原因，但我認為由導師建議題目是大錯。研究生自選論文題材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過程，缺少了這自選的經歷，不容易自立成家。

以我所知，有些香港的經濟學導師也給研究生建議論文題目的，不普遍，可能是因為研究生左問右問，導師被問得頭痛，怕麻煩，就提出建議。導師建議論文題目在美國很少見，充其量是指導研究生應向哪方面考慮。

不是我有意貶低美國今天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但大家同意今天的沒有三四十年前那樣苛求。當年（我的年代）苛求，但也有不善之處。那就是博士論文長篇大論，動不動四五百頁，廢物甚多。我的博士論文隔行打字只有二百多頁，是加大經濟系歷來最短的了。今天，百多頁的博士論文很普遍。

說當年苛求，要夠長只是一個誤解。主要是教授堅持博士論文一定要算得上是一項貢獻。這貢獻準則今天還在，只是衡量遠為馬虎了。要是今天我再寫博士論文，選題材可以信手拈來，一天可以想出好幾個。但當年這題材選擇很困難，選了三年，轉了四次題目，而每次花了幾個月工夫才放棄。那是我求學過程中最痛苦的日子，有兩年多為選論文題材掙扎。於今回顧，那是我學得最多的時期，是從一個靠修科考試充實的學生晉升成為一個經濟學家的過程。

是老師們把我趕到思想的荒山野嶺而自生自滅的訓練。去問老師艾智仁論文要選什麼題材，他說：「是你自己的論文呀，不是我的，為什麼要問我？」去問老師赫舒拉發，他說：「我不能告訴你怎樣的論文我們可以接受，但可以告訴你怎樣的論文我們不能接受。如果你的論文說這是因為需求，那是因為供應，我們就不能接受了。」我當時想，不談需求、供應，還有經濟學嗎？後來想通了，赫師所指的是要有需求與供應的內容。結果我的論文完全沒有提及需求與供應這二詞。

作研究生選論文題材真的是困難得奇怪，難、難、難。是第一次學選，而這選擇說明是要有貢獻內容的。什麼才算是貢獻呀？老師不說。什麼才算是有內容呀？老師也不說。參閱了幾本前賢大師的博士論文名著，然後自己好像是被放逐到荒島上去想，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十分可憐，有時差不多想哭出來。

其實那荒島是大圖書館，每天開二十四小時，每年開三百六十五天。那麼多的書，那麼多的資料數據，要從哪裡找靈感呢？就睡在圖書館吧。

我自己的兒子快到三十一歲了，還是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題材也是轉來轉去，轉了兩年。大約一年前他定下來了。幾天前通電話，關於他的求學進境我只問一句：「你感到有論文在手吧？」他答：「感到了。」思想上兒子開始自立成家。老懷大慰，於是跟他談高爾夫球。

時間決定思想的普及

韋伯替史密斯的《國富論》寫序，是史氏身後的有名序言，竟然高舉馬克思，不知是（手羅）景還是贈慶，給史德拉破口大罵。然而，名序還是名序，該序言起筆說時代影響了史密斯，跟史氏影響了時代。這起筆的一長段哲理縱橫，文采斐然，擲地有聲，是我作學生時喜歡背誦來學英文的。
沒有錯，時代影響人的思想，而大時代的轉變會出現思想大師，有巨著。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業影響了史密斯，寫成了《國富論》；十九世紀歐洲的貧富懸殊影響了馬克思，寫成了《資本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影響了凱恩斯，寫成了《通論》。然而，我很懷疑這些大師及他們的經典巨著真的影響了跟而來的社會發展。

無可否認，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適合時宜的思想會使其作者大名遠播。這是時勢造英雄。我的疑問是英雄究竟可不可以造時勢。不合時宜肯定是不能的。問題是：「合時宜」可使作者大名，但大名又怎樣了？政府的政策會否受到這些思想家的影響呢？我認為不一定，多半不會，但因為「合時宜」，思想家會被執政者或壓力團體利用。

馬克思時代的歐洲我沒有調查過，但凱恩斯的存在與否似乎對大政府的出現沒有連帶關係。當時舉世都有大政府的趨勢，他的被闡釋為支持大政府的理念被利用了，要是歷史拿開了凱恩斯，這趨勢及跟而來的發展應該沒有什么不同。

二十世紀的佛利民（M.Friedman）倒轉過來，看到大政府的不濟，受到影響，發表了他的自由經濟言論。我認為如果一個思想家真的影響了社會的發展的話，佛老是首選人物。他的自由主張起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自己所到之處，多國元首倒屣相迎。然而，私下間佛老說，他對政策的影響近於零。他拿出的主要證據是他先後出版過兩本類同的書，一本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九六二），另一本是《自由選擇》（一九七九），相隔十七年，前者賣不出去，後者是美國全年非小說的暢銷書之首！他認為是時代的轉變使他成為舉世知名的公眾人物。

一九六九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度瑪（E.Domar）讀到我剛出版的《佃農理論》，來信說，該書若早出十年會在經濟發展學中很大名。今天我想，如果早出十年，該書不會對合約分析有影響。一九二四年奈特（F.H.Knight）清楚地提出了高斯三十六年後所說的，但當後者以略為不同的角度再說，就有了高斯定律。海耶克（F.Hayek）在四十年代就提出訊息費用與市場的關係，但史德拉（G.J.Stigler）的訊息費用論點於一九六一年提出，八二年拿得諾貝爾獎。不合時宜的思想怎樣精彩也會被埋沒的。

我對大名沒有興趣，但如果有興趣我是最幸運的人。比時來風送滕王閣還要巧合，八十年代初期我開始對中國的問題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念分析。那時國內的書店中，有關馬克思的書籍滿佈厚塵，而西方經濟學者引進的生產函數理論，早從蘇聯進了口，賣不出去。

思想是要有顧客願意付出考慮或時間之價才能賣出去的。當他們不知何去何從，對思想飢餓，你只要拿出一些他們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解釋，他們就狼吞虎嚥了。

時間（指社會當時的情況）決定思想的普及，但思想的普及不一定影響社會的發展。去問佛利民吧。

試長短而求索

寫文章的人總希望把文章寫得好一點。我不例外。當董橋邀請我在這與他排排坐，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自己沒有嘗試過寫一千字的短文。以中文動筆以來，我寫的都是二千字以上的。



上述的反應當然是擔心短文寫得不好，而這樣敏感是因為這些年來與行家研討專欄文字，他們一般認為寫長寫短有差別，擅寫長的不一定能把短的寫得好，而慣寫四五百字的轉寫兩千字，水平可能大幅下降。我想到唐代的詩人，認為朋友的長短觀點可信：杜牧精於七絕，杜甫精於七律或較長的，而白居易則是長詩高手了。



《蘋果》老闆黎智英也知道長短不同的困難。我問他：「《還斂集》的第一篇怎樣？」他回答：「一般，但你不慣寫一千字的文章，過些時會進步。」希望他說得對，但進步還要靠自己，而求進步，我通常是先想辦法，考慮困難的所在。



要把慣寫的文稿切一半，第一個想法是盡量少說閒話，所謂「閒話休提，言歸正傳」。試過了，不成。少一點閒話可以，但沒有閒話的文章讀來生硬，缺少了舒暢感。從這嘗試我體會到為什麼史德拉的文章那樣可讀。他以笑話作閒話，更高明了。



第二個想到的切短辦法也不行，那就是減少內容。一篇文章只求一個重點，減少內容豈不是一點也沒有了？大點寫長，小點寫短嗎？應該是，但下筆之前通常不知道。



第三個想法有點意思。那就是不管長短，下筆後才審文度勢：可短的歸《還斂集》，應長的歸《南窗集》。這是比較自然的寫法，而事實上有幾篇是這樣下了筆才作打算的。困難是以這樣的心態下筆，文章寫來一定超過董橋要求的一千字，完稿後要刪除文字很頭痛，有一次左減右減還有一千二百字。



《還斂集》寫到今天（第九篇）我還摸不準寫短文的基本法門。只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寫分析性的文字，其長短的彈性比較少，而寫感情或感受的彈性比較大。這是因為分析要讀者明白，過於簡化不成，而拖長則容易埋沒重點。感情呢？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要短可說三幾句，要長則放聲大哭。



寫到這，我要對後學的青年說幾句話。要在任何造詣上有建樹，不是日以繼夜地用功那樣簡單就可以達到的。你要先想而後干，幹了一陣你要停下來再想。想一下，行幾步，再想一下，又行幾步，是我自己多年來的學習法門。有些學習——例如學書法——有好的老師指導，你想時要不斷地與老師研討。但有另一些學習——例如這說的寫短文——眾說紛紜，是不容易找老師的。這樣，你要放膽地獨自思考，不斷嘗試。想一下，試一下。想時要停下來想。想而不試或試而不想，皆不可取也。

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

那天晚上與幾位朋友在一家五星酒店的咖啡廳喝酒，見到二十多位小姐行來行去，是歡場女子，賣笑佳人是也。這些小姐的相貌與身材都有水平，而奇怪的是水平差不多，很平均，沒有仙女下凡的也沒有目不忍睹的。以十為滿分算，朋友們打分都是七分或八分，沒有一位小姐是七、八分之外的。這奇怪的平均是有趣的經濟現象，作為經濟解釋的老手，我一想就明其理。

我的解釋是這樣的。據說這些小姐的每次交易大約是一千元，討價還價可減至八百。我想，賣笑行業的交易價格不能公開，顧客不便逐個小姐問價，所以價格的訊息費用不菲。如果能像好些物品那樣公開標價，仙女下凡的胸前掛二千大元，不堪入目的掛三百小元，那麼仙女與醜女會混在一起，在同一市場賣笑。然而，價格不能公開，顧客所知之價只是一個平均約數，以為每位小姐之價差不多。這樣，仙女與醜女皆不能在這市場立足。前者的機會成本過高，要虧蝕；後者無人問津。

賣笑佳人的相貌與身材的質量來得那樣平均，是價格訊息費用高而導致的結果。這也是說，是價格的訊息費用導致質以類聚。我稱之為「類聚定律」。近六十七歲還能在數秒鐘之內把這定律想出來，寶刀未老，不禁沾沾自喜。

讓我試把上述的定律一般化，然後伸展到與此定律有關的話題上去。

不標價而又不便多問價，其價格訊息費用是高的。但好些有標價的行業，因為質量有訊息困難，質以類聚的現象也明確。知價而不知質，基本上等於不知價。這是因為不知質量是高是低，標出之價是否有所值是一個大疑問。這樣，質以類聚的安排又出現了。

舉一個例，賣影碟，盜版貨是在同一市場出售的。售者說是正版，但顧客一看價格，心知肚明，信你都傻，不會為真真假假的問題爭論。如果有真的正版在同一市場出售，珠混魚目，顧客也當作盜版下注。

舉另一個例，拍賣行拍藝術作品，大名鼎鼎拍賣行的貨色不一定全是真品，但贗品總要有高水平，非專家不容易看出來。如果外行人能一望而知是多有贗品混在其中，經過幾次這樣的拍賣，該拍賣行的大名就會急速下降，使拍賣品一般跌價。事實上，好些大名的拍賣行一年舉行兩次大拍賣，多次小拍賣。大拍賣是拍精選的，質量比較可靠，而小拍賣則較為馬虎，贗品的比例上升。

當然，因為鑒證的訊息費用不菲，小拍賣也偶有精品。我曾經以三千元在小拍賣中投得兩小幅納蘭容若的墨寶真，因為我和我的專家朋友比拍賣行的專家看得準。但我和太太要親自坐飛機去競投，志在必得，其旅費、時間費用高出物價好幾倍。不見經傳的小市鎮的藝術品拍賣，差不多全是假貨。這也是質以類聚了。偶有真貨，但非常少，混在其中是因為小鎮專家不到家，誤把真貨當假貨賣，其價偏低。我有兩位專家朋友賺取真貨假賣的錢，但他們要用功研究，錢不易賺，這也證實我提出的類聚定律是對的了。

再談一個例子。那就是名牌的現象。大名鼎鼎的名牌子可以很值錢，因為有名牌效應。名牌首飾、手錶、服裝、皮包等，都是例子。這些名牌的公司花巨資賣廣告、設計及註冊商標，非常嚴格地控制產品的質量，而為冒牌貨打的官司費用不菲也。比起籍籍無名的牌子，名牌產品的製造成本不一定高很多，但訂價則高很多。不一定賺很多錢，因為維護名牌形象的費用高。

與我們這裡提出的類聚定律有關的，是質量的訊息費用使顧客不知道（或不肯定）標出來的價是否正確地反映質量。名牌是質量的保證，而這保證是不容易高質與低質一起保的。好些瑞士的手錶廠商用幾個牌子，高質與低質的牌子不同，名牌代表高質，雜牌低質。這是因為訊息費用的存在而以牌子不同的方式來搞質以類聚。

一個相關的有趣現象，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很喜歡採用不二價政策。很多專賣名牌的商店不容許顧客討價還價，而在香港盛行討價還價的手錶零售行業，名牌的開價與成交價的百分比差距遠較雜牌的為小。這個現象的含意，是名牌代表質以類聚，而如果容許大幅度的討價還價，高質類聚的形象守不住，以致付出大投資吹捧起來的名牌，會因為同樣物品的價格變數過大而失卻其名牌效應。

以上分析的類聚定律，是指質以類聚，不是物以類聚。中國成語老是說「物以類聚」，從物品或產品的市場看，這也是有的。物以類聚的成因，主要不是因為質量的訊息費用或價格的訊息費用，而是因為要減低找尋物品的費用。

小如一家商店，賣文具，或賣五金，或賣手錶，其物品的類聚是方便顧客找尋有目的、有意圖購買之物。沒有人會那麼傻，跑進文具店去買手錶。小商店之外的大商場，也有物以類聚的傾向。賣電腦的，賣服裝的，好些時是多間類同的商店聚在一起，雖然大家競爭比較激烈，但類聚方便有某些物品為目的之顧客，招徠有道，不同商店也就物以類聚了。這是類聚的第二定律。

這商場物以類聚的情況顯然沒有一般性。那所謂「百貨商場」是說物不類聚。美國的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主理的人一般刻意也選取出售不同貨品的商戶租客，每類貨品的商戶數字有規限。一方面，這是為了方便一般比較漫無目的之顧客或一家大小齊購物。另一方面，太多某類物品商店會使購物中心的租值下降。

百貨商場或購物中心有另一種類聚，那是類聚漫無目的之顧客，或類聚採購幾項物品的，或類聚一家大小逛商場，其成員各有各的需求。這是類聚的第三定律。

哥哥五倫

我有一個比我年長十五個月的哥哥，名五倫，早逝，謝世時三十二歲。一九六七年三月，我收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夏保加的電報，說我獲得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獎」。我急忙把該電報寄給身在香港的哥哥，讓他高興一下，為我這個昔日以留級知名而屢遭白眼的弟弟驕傲一番。是的，倫哥從來沒有小看他唯一的弟弟，處處維護，堅持弟弟讀書不成只因為興趣太多，懶得讀。

倫哥沒有回信。他一向是有信必回的，但那時郵遞往往為時甚久。原來他已離開人世，家中的人很悲傷，沒有誰立刻通知我。知道後我惘然若失，不知要做什么、說什么才對，只好把快要在長堤藝術博物館舉行的個人攝影展覽獻給倫哥。

那時《佃農理論》只寫了一小半，聽到哥哥的死訊，要立刻回港陪伴媽媽，不要博士了。到加大找到老師赫舒拉發，說哥哥死了，要中斷博士論文。赫師說：「你要拿博士寫好了的小半已足夠，但我希望你能寫下去，因為可能很重要。需要堅強的時候你要站起來。」再去見老師艾智仁，他已從赫師那裡得悉我哥哥的不幸，對我說：「不要跟我說你的私事！」但過了一天，在長堤收到艾師寄來一張五百美元的私人支票，簡短的附信說：「知道你的哀傷，這五百元可請人替你的論文打字。如果你喜歡以之買糖果吃，也是可以的。」

倫哥自小就有點問題，他看似笨拙，思想慢，手腳也不靈活；奇怪地不顧衣著，穿鞋忘記穿襪子，或左右腳的鞋不同顏色。類似的遲鈍或疏忽的行為多得很。另一方面，他是難得一見的藝術天才。九歲時參加《南華早報》按期舉辦的十二歲以下的繪畫比賽，哥哥獲冠軍易如反掌。鋼琴彈得非常好，雖然手指不夠靈活，但比較易彈的他有職業水平。在美國念大學時，他寫的一首長達十多頁的英文詩被教授認為是精品，發表在專業的文藝雜誌上。

倫哥是讀書能手。一九五五年進入了美國的賓州大學，攻讀化學，第一年的成績是四點零，獲當時外來學生差不多不可能拿到的獎學金。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他第二年的成績急速下降，還算是可以的，但從第一年的四點零到第二年的三點一是很大的跌幅。後來我才知道，第三年他開始缺課。

一九五八年初，我在多倫多收到一個奇怪的長途電話（那時長途電話是絕少用的），一個說英語的從賓州打來，說我的哥哥進了醫院，患的是精神分裂症。為哥哥的病奔走，遍閱有關的書籍之後，我知道他的病況很嚴重。專家醫生說哥哥的病應該是從小開始的了，經過多年的深化，不容易藥石有靈。書本也是這樣說的。

低貶或欣賞我的人都無足輕重，只要不是我敬重的人。常言道：士為知己者死。倒過來，我是為知己者生。師友對我的關懷與鼓勵當然重要，但總比不上與自己年齡相若、一起長大的親哥哥。從我懂事那天起，記憶所及，家中有什么瑣碎的小災難，姊姊們都說：「是阿常搞的，一定是阿常。」倫哥從來沒有那樣說。家中有什么小難題要解決，倫哥總是說：「找阿常，你們不懂的，找阿常。」

要是哥哥還在，他天天找我，我天天找他，或起碼通個電話，生活多寫意！

拿沙無覓矣！

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幾個兒女逃難到廣西，盲目亂逃，最後躲進一條名為拿沙的小村落，有數十戶人家，都是目不識丁的。我大約七歲，在那裡的一個牛房住了一年多，沒有寒衣，是饑荒的日子。村民一生只有三個機會吃飯：家中有嬰兒滿月，婚禮，長者喪禮。其他時日，較為富有的可吃稀粥，次富的吃蕃薯，再次的吃木薯。後者有毒性，要先在水裡浸漂一段日子才可吃。據說抗日戰爭之前就是這樣，可見中國的貧窮由來已久。

母親堅強而聰明，帶六個孩子逃到拿沙，不夠糧食，怎麼辦？她認為分享糧食，六個都不能生存，於是讓比我年長十五個月的哥哥先吃，其他就顧不及了。這哥哥之上有三位姊姊，更年長，可替人家修補衣物賺取一兩隻雞蛋之類，但我和比我年輕三歲的妹妹就自生自滅了。妹妹當時四歲，瘦骨如柴，到拿沙之前柳州的醫生說她沒有生存的希望。我天天背妹妹在拿沙曠野覓食，偷蕃薯，捉草蜢，生火燒給她吃。六十年過去了，妹妹今天還在，可謂奇。

有兩件比較難忘的事，此前我提及過的。其一是跟我們逃到拿沙的有五位男子漢，其中一位是國文老師。這老師帶幾本古文、詩詞的書，沒有紙張，更談不上筆墨，晚上他喜歡在燒松木的火光中看書吟誦，可謂書空咄咄了。母親不識字，羨慕識字的人，見到有國文老師在場，囑我跟他學習。但沒有紙筆，怎樣教？於是老師吟誦，我在旁背誦。不知字怎樣寫，也不知何解，只是背誦了很多、很多。後來長大了，知何解，但不一定知怎樣寫。這解釋了為什麼胡菊人常說我的古文了得，但不知我要常問朋友字怎樣寫。

其二是到了該村落不久，我患上瘧疾，每天下午四時起發冷個多小時。沒有藥，母親聽村人之言，每天按時要我到曠野遊玩，希望擾亂顫抖時間，太陽下山後才回家。這段回憶十二年前我以《光的故事》為文（見《憑闌集》），記述每天瘧疾顫抖後在荒山細察光的變幻，是多年後在攝影上我用的光法自成一家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我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在香港舉行四友攝影聯展，出版了攝影集，作為自己在一門造詣上的收筆。跟電腦的處理盛行，代替了昔日苦練的黑房功夫，更使我感到自己是個古人了。然而，未能以自己想出來的光法，用彩色搞抽像攝影，一抒於懷，其感受是欠自己一些什麼的。去年我想，回到拿沙去吧。回到拿沙去住一個月，從早到晚重訪六十年前見到的光與影，那寂靜的山頭，涓涓的小溪，那三個小孩不能環抱的大松樹，應該還在。太太把我善用的照相機找了出來。是的，我要把拿沙的回憶以抽像的色彩與虛無飄渺的光表達出來。

困難是找不到拿沙。左托右托，旅行社及公安局的人都幫忙過了。找不到。找到白沙及其他有「沙」字的村落，但沒有拿沙。記憶所及，拿沙是從廣西平南向荒山野嶺步行十個小時的村落，不知東西南北。姊姊的回憶是一個較近拿沙的小鎮名丹竹。

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忙一下？

享樂指數不利香港

兩年多前謝世、曾經是哈佛大學的經濟系主任ZviGriliches，是多年老友。二次大戰時，他和我差不多因為營養不足而遭淘汰：他在德軍槍下的集中營；我在廣西逃難，在曠野找到什麼就吃什麼。在芝大時大家展示自己小腿上的疤痕——那營養不足而近於死亡的證據——之後惺惺相惜起來了。我們半開玩笑地問：為什麼我們的智商沒有因為少小時營養不足而下降？
Griliches是搞數量經濟（econometrics）的，搞得淺，是大師了，沒有拿得諾貝爾獎令人惋惜。他也搞數量經濟中的享樂指數（hedonicindex）。既為大師，他當然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享樂或快樂不能相比，也明白只要收入的分配有轉移，社會的享樂是上升還是下降了不容易量度。

我問他：「享樂指數是搞什麼鬼的？」他解釋是試圖找出一種指數，能把生活水平作比較客觀的衡量。我再問：「有收穫嗎？」他搖頭歎息：「遇到質量不同，非常頭痛。」

以八十年代的上海與香港為例吧。那時上海的食肆、酒店、樓宇、汽車、服務等，在質量上一般地遠低於香港；香港有錢可以買到的生活享受，上海有錢也買不到。這是說，無論上海的物價、樓價、服務價等怎樣相宜，香港有的上海沒有，生活水平怎可以相比呢？比較客觀的享樂指數比較，大致上是要你有我又有，或大家有相近的質量，才可以看收入與物價等數字來算呀算的比較一番。

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以來，上海與國內各大城市的質量上升，使我們刮目相看。當然，質量上，好些城市還遠低於香港，但這幾年到過上海的朋友都在說什麼新天地，什麼樓高八層的海鮮食肆，而在香港比鄰的深圳，不久前開業的威尼斯酒店，橫看直看也不比香港任何頂級酒店差。

是的，中國的迅速質量發展解決了昔日Griliches悶悶不樂的問題：今天中國的一些城市，其享樂指數大可與香港的相比。一比之下，香港的困境就顯得明確了。我大略一算，類同的生活享樂，上海的金錢費用大約是香港的四分之一；深圳比較貴，但也只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已。懂得說北方話的台灣佬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據說已經有六十萬移居到上海一帶。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們歷來看不上眼的表叔突然間高檔起來了？說中國人有先天智慧，能刻苦耐勞，學得快，是對的，但問題是：那所謂落後或發展中的國家不計其數，為什麼只有中國的發展得天獨厚。當然，產權制度的改革有決定性，但這改革主要是八十年代，而質量的急升卻是九十年代。那是為什麼？

上述的因素有助，但我認為決定國內的質量急升，主要是人民幣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貶值與跟著而來的通縮，使國內的樓價、物價、工資等遠低於台灣及香港的：九十年代中期，國內的物價與工資大約是港台的八分之一吧。另一方面，中、港、台是同一民族，其品味需求有連貫性。這樣一來，在國內投資的人，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都知道提高質量有利可圖。因為物價與工資有那樣大的差距，大手搞質量博得過。

相信我吧。多給一個國內酒店的服務員每月五百元人民幣，說明是買「禮貌」的，一夜之間這服務員會判若兩人。然而，與外地相比，這五百元微不足道。

原野奇俠與大鐵錘

很多年前有一部牛仔電影片，英文名Shane（是人名），中譯《原野奇俠》。我認為那是歷來數以百計的牛仔片之王，心底裡老是希望自己是那個原野奇俠。

故事簡單。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不多說話的人到了一個小市鎮，在一家安分守己的農戶住下來，協助瑣碎工作換飯吃。這個人的名字是Shane，來歷不明。農戶主人的老婆與小孩都愛上了他。過了不久，壞人來到小市鎮。是個遠近知名的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帶幾個助手。此魔頭也，身穿黑衣，手戴黑套，左右掛雙槍，面目可憎，所向無敵。

故事的高峰結局是來歷不明的Shane單槍會魔頭，在酒吧內用不上半分鐘就把魔頭及其助手殺盡，跟著騎馬離開小鎮，不回頭了。偷偷地跟去觀戰的小孩看得清楚。所有的人都跑掉，只有他，這個小孩，知道Shane是個大英雄。但不管小孩怎樣叫，追叫，那英雄也不回頭了。

來無影，去無蹤，其間做了一件能人所不能的事，足以傳世，多麼令人嚮往。

五十七年前讀國文，念過一篇《大鐵錘傳》，故事雷同。是清人寫的，起筆道：「大鐵錘不知何許人也。」作者描述是「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錘，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折疊環復，如鎖上鏈，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大鐵錘是別號宋將軍的家中食客，宋是武功師傅，「七省好事者皆來學。」大鐵錘要離去了，說在晚上先會仇家。宋將軍自恃武功了得，要相助，但大鐵錘認為宋是個負累，只准他去觀戰。

到了約好的戰地，「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來會戰的「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曰：『錘！』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奮錘左右擊，人馬仆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呢？他被嚇得「股慄欲墮」。其後大鐵錘又像Shane：「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塵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又是來無影，去無蹤，其間也是做了一件能人所不能的事，可以傳世，令人嚮往。多年以來，我不明白為什麼《大鐵錘傳》不被拍成電影。

我手無搏雞之力，不可能單槍會魔頭或揮錘殺三十許人。但少年時的好些玩意，或長大後搞學術，時來運到，我間中可以能人所不能，做出一些可以後之為記的事。不一定那麼厲害，但起碼我可以在一段時期騙倒所有的旁觀者，或長時期騙倒一部分的人。「騙倒」不是真功夫，但不是真功夫也算是有點能人所不能的功夫了。

既然那麼嚮往原野奇俠與大鐵錘，為什麼自己的行為不能做出一些像他們的故事呢？不是本領不足的問題，因為起碼我可以「騙倒」一下。我的問題是說話太多，偶有會意，就喜歡誇誇其談，甚至奔走相告。這樣，我不能達到來無影，去無蹤那個層面。缺乏了一點神秘感，不能給外人一點奇異的感受，是不會令人嚮往的。

說聯想

有聯想力的人的智商可能平平無奇，但可以有超凡的創意。

陶傑是個天才。他文筆好，思維敏捷，記憶力強，中、外、古、今皆有所學。這些加起來說不上是天才。說天才是他的聯想力高。我想，要是此君當年攻讀物理或經濟，前途無可限量也。

愛因斯坦認為，思維最重要的是想像力。我曾經以《什麼是想像力》為題下筆，說想像力就是聯想力。這裡以「聯想」為題，是因為「想像」這回事比較抽像，不容易有理說得清。「聯想」則比較簡單易懂，有轍可遁。朋友，你想不想做天才？或者你的子女或你朋友的子女想不想做天才？要是想的話，細讀此文可也。不要讀陶傑的，讀我的。

首先要說的，是智商的高下與聯想力的高下沒有一定的關係。愛因斯坦的智商只有130多，是聰明人，但有這水平的聰明人多如天上星，只有愛因斯坦能想得出相對論。愛氏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他的相對論是從例子聯想出來的。

我遇過三個智商奇高的人：過目不忘，推理快如閃電。然而，以創意而言，這三君子不見有過人之處。另一方面，弗裡德曼、阿羅、艾智仁等人，智商高而又有創意，則算是天才了。高斯的思想不是那麼快，但創意超凡，說是天才不會有人反對。我要說的天才的衡量準則，是要有天才的作品拿得出來給大家品評。聰明絕頂而拿不出作品來的，說是天才沒有什麼意思吧？這樣看，天才的定義是要有令人欣賞的創意之作為憑，而聯想力不夠是不可能有創意的。這是說，聯想力是衡量天才最重要的因素。智商高可以幫忙一下，但不是那樣重要。愚蠢之極的人當然不可能是天才，智商奇高的不一定是天才。智商中等或以上，聯想力奇高，天才無疑也。

智商天生使然，後天的學習不能增加智商。這個傳統的看法只是在原則上那麼說，實際上智商的考試成績，多學習一定增加。有趣而重要的問題是：聯想力是天生使然呢，還是後天學習決定的？有聯想力的人的智商可能平平無奇，但可以有超凡的創意。是創意界定天才，不是智商的高下。原則上，智商不能學得。聯想既然不是智商，能不能學得呢？是很奇怪的推理。如果聯想可以學得，那麼天才也是可以學得的了。

我不肯定聯想的本領可以學，但如果是可以的話，那我們就不妨想一下要怎樣教，或怎樣可以學回來。是在這個大膽的假設下，我鋌而走險地試教一下怎樣聯想，那就是教讀者怎樣成為天才了！從來沒有人說過天才可以教出來，我自己也不相信可以，但上述的邏輯是說可以的，或起碼有機會。

以我之見，聯想可分三方面：橫聯、直聯、幻聯。

橫聯是以例子比例子，或以例子示範思維的觀點。以花比美人就是橫聯了。有人說，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跟著這樣說的是笨伯。我同意這評語。是的，以橫聯而論，天才與蠢才之別是前者的比喻是新奇的，前人沒有想過。新奇的比喻可以帶出一個新的角度看問題。有了新的角度，太蠢的不能看出什麼，但智力中等或以上的就可能推出新理論或新見解，升級為天才了。

愛因斯坦是以橫聯比喻想出相對論的，但此公還有無與倫比的「幻聯」本領，非常人能及也。不要奢望做愛因斯坦,做次幾級的天才或准天才也不錯吧。

經濟學行內的高斯，認為工廠污染鄰居與音波頻率互相干擾是類同的例子。這也是橫聯。很簡單，外人不認為是類同，高斯卻認為是。確定是類同後，有了新的角度，稍加推理就得到足以萬世流芳的高斯定律。天才也。

橫聯說易甚易，但絕妙的說難極難。記著，要新奇，要類同，找到新奇而又類同的比喻，千萬不要放過。尋其新角度，左推右想，天才或近於天才的觀點或作品是不難得到的。困難是好些人提出的例子比喻似是而非，不知所謂，而中國傳統更是常有這樣的弱點。古代的孟子如是，近代的孫中山也如是。

轉談直聯吧。直聯是誇張地聯想，盡量把問題放大。唐代的李賀詩云：「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這是誇張的直聯了。試想，秦橋是石造的，魚的口沫把秦橋吹掉，為時之久不言而喻。好些朋友認為我喜歡說誇張的話。可能是的，因為我想時喜歡誇張地把問題放大來看。為什麼呢？因為放大了比較容易看。

在經濟研究上，我討厭那些微不足道的數字規律，以高級的統計學算來算去、搞得複雜無比的學術文章。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調查的數字略有失誤，怎樣統計其結論可能全盤錯了。我喜歡從誇張的實例入手。例如要推測租金管制的效果，市場租金比管制租金高20％的實例我沒有興趣。我要找市租比管租高10倍8倍的實例。這是放大，效果會因此而變得遠為明確了。同樣，把一個例子以聯想誇張地放大，想不出的推理結論可能突然明確地顯現出來。

最後試談幻聯吧。再以李賀的詩為例，「空光遠流浪，千歲隨風飄」就是幻聯了。這是以幻想的方法把例子聯想到虛無飄渺間。以科學而言，這會使抽像的理論比較容易地一般化。幻聯是把例子抽像化，是比較困難的工作了。換言之，幻聯是把橫聯或直聯帶到真實世界不可能發生的境界那方面去。

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香港西灣河我認識一位玩粵樂的高人，姓黎，眾人稱他為黎師傅，其人幽默風趣。一天朋友問他：「黎師傅，游泳遇到一尾大鯊魚，怎麼辦？」師傅回應：「立刻抱著它！」當年香港建築要打樁，很長的樁用吊起的大錘拍下去，震耳欲聾，為時甚久。黎師傅問：「有沒有見過土地松如無物，錘一下整支長樁不見了？」農曆新年，天大寒，師傅買不起厚衣，只穿恤衫。朋友問：「黎師傅，你是否單衣試酒？」回應道：「不是的，我是扮泰山。」這些都是幻聯。

我認為聯想是可以學的，雖然有些比較難學。如果聯想可以學，以上文的推理，天才也是可以學的吧。困難是要有可觀的天才之作，苦功免不了。

富而後工（同濟大學演講）

富而後工——藝術發展的規律

2002年12月10日晚
同濟大學雲通樓 　

各位同學：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富而後工——藝術發展的規律」。這個題目很多人對它有誤解。「富」當然指的是富裕，而「工」呢，是指做得好，做得很有成就。

在宋朝的時候有個詩人，名叫梅聖俞。他身後留下了許多的詩。當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為這位詩人的詩集作了一個序。那個序的名字就叫做《梅聖俞詩集序》。也就是在這個序裡，他提出了「窮而後工」這個很有名的說法。

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的是：為什麼梅聖俞的詩能寫得那麼好呢？是因為他貧窮，沒有飯吃，一輩子都很可憐。當他看到一些很可憐的事，就會對世界產生很大的感慨，很多悲觀的看法。所以，他寫的詩就很富有感情。

歐陽修說得很清楚。很多人以為，詩人窮，是因為詩詞換不到飯吃，所以寫詩寫得多就會變的窮。而他覺得，這樣的理解是不正確的。

那如何解釋詩人大多數都是窮的呢？歐陽修認為，並不是詩可以「窮」人，而是「窮而後工」。因為當人貧窮的時候，才比較容易表達自己的感情和對世界的看法，所以才能成功。

這種「窮而後工」的看法，是歐陽修的看法。他認為，是因為詩人沒有錢，所以才能寫那麼好的詩。於是，在藝術方面，也有很多人延用了這樣的觀點，認為藝術並不能「窮」人。但為什麼藝術家都那麼窮呢？是因為他們「窮而後工」罷了。

對於這種「窮而後工」的說法，後人還有不同的解釋。他們說，這個「窮」並非貧窮的窮，而是用功用到盡的意思，是「窮盡心力」的「窮」，所以才能「工」。這真是胡說八道。因為歐陽修的本意並非如此。在《古文觀止》中找出原文，無論你怎樣看，都看不出他指的是「窮盡心力」的「窮」。他指的確實是貧窮的窮。

所以在中國的傳統上，很多人相信，要想成為有成就的藝術家，有錢是不行的，要「窮」才行。

歐陽修的這個觀點，我個人認為是胡說八道。我曾經同時讀過西方的經濟歷史和西方的藝術歷史。尤其是西方藝術史，在美國加州大學時，因為讀得好，曾被當時授課的教授聘為助教。所以我對西方的藝術歷史很早就有了認知。當我讀西方藝術歷史的時候，再看西方的經濟歷史，一比對，發現他們藝術的發展同經濟的發達永遠都是一起的。經濟一發達，藝術家就湧現。但世界一亂，或者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就沒有好的藝術家出現了。永遠都是如此。

所以我就看到，以歐洲的經驗來看，藝術的發展是「富而後工」的。這點無可非議。

幾年前，我和一個很著名的畫商談起經濟發展與藝術發展的話題。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畫商，對這個問題，當然比我研究地要深。我說中國有「窮而後工」的說法，但我認為應該是「富而後工」，你怎麼看呢？他也說，肯定是「富而後工」。

你們想想中國這二十多年的發展，尤其是最近的十年，的確發展地非常快，開始出現富裕起來的跡象。起碼經濟的增長，可以說已是人類的歷史記錄了。

所以在十年前我就說，既然是「富而後工」，就一定會有好的藝術家出現。而現在，究竟有沒有出現呢？我還不是很肯定。但是，「富而後工」的觀點一定是對的。沒錢是搞不成藝術，這是一個必須的條件。有錢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但也並不一定是足夠的條件。所以，我隨便舉一些歷史上的例子，它們都是「富而後工」的例子。然後，再看看中國近代、現代藝術的發展，為什麼還沒有大師出現呢？應該有了吧。為什麼還沒有呢？

我們來看看歐洲的歷史。莫扎特，是一個很成功的音樂家，他也賺了很多的錢。我有一個朋友估計過，他說人們常常以為莫扎特窮，其實他寫音樂所賺的錢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20-30萬美金一年，這是很好的收入了。

你們要明白藝術家的本性。我自己也常常有些小的意圖。你想要讓我寫文章，你給五毛錢一個字的稿酬，我就給你值五毛錢一個字的文章。你給我一塊錢一個字，我就給你值一塊錢一個字的文章。你讓我寫五塊錢一個字，我當然不會馬虎，要給你值五塊錢一個字的文章。若你給到二十塊錢一個字，那我整個人就像蘇東坡一樣了。這是有關人的責任，還有誠意的問題。

我跟上海的周惠珺老師學書法。當我沒有進步時，周老師告訴我，你試試賣書法吧。她說，以前人家只給她兩塊錢一個字，她就能寫得不用睡覺，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當人家向你免費求字的時候，寫張過得去的也就算了；但當人家用錢買字的時候，你就很難說隨便交出去了。

莫扎特也是如此。看他的作品，酬金高的，是寫得特別好的。在莫扎特去世前，有一個很有錢的鋼琴家，太太過世了，他要莫扎特為他太太寫一首彌撒曲，而且希望屬上自己的名字。為了不讓其他人知道這個內情，他沒有親自出面，而是暗地裡請人送了一大筆錢給莫扎特。

莫扎特看到這麼多錢，於是就很花心機的去譜寫這件作品，終於把自己的性命也寫上了。莫扎特的這首彌撒曲前半部由他本人完成，而後半部則是由後人補筆寫完的。仔細聽這首彌撒曲的前半部，你會發覺音樂真是沒有比這再盡善盡美的了。

所以，回到藝術發展規律的話題，當你看到一件藝術品做工非常精細的時候，就可以想見，完成這件作品的藝人一定有著很高的回報。

繪畫的發展也是一樣。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繪畫開始值錢。例如荷蘭的倫勃朗（Rembrandt），極其富有。到了印象派的時候，法國經濟非常好。大約是1850年左右，在當時所有「認窮」的印象派畫家中，現在史學家們找回以前的資料證明，除了雷諾亞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富家子。

我們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杜甫總是說自己窮，經常寫詩寫到老淚縱橫。但去成都看看「杜甫草堂」，在那樣的年代，若能有他的十分之一，都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人了。

李白也是有錢的。他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有這樣兩句：「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再看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悻名。」我同太太說，連張五常都沒有這樣的資格！大家都知道貝多芬，他的收入也是很高的。

我前幾天對一個朋友說，你們非常敬仰和崇拜的魯迅，把自己說的很窮，又是什麼小康之家，後來又怎樣地貧窮，我去紹興看到了他的故居，就可以肯定那應該是當時紹興一帶最富有的人家了。

再舉個近代一些的例子。上海的張愛玲，是位天才。她在上海的時候，偶爾寫一篇短篇小說所能換得的稿酬，就可以供她天天去大酒店喝咖啡，買新衣服，還能給胡蘭成錢花。當時文藝的稿酬是很高的，但當她去了香港之後，相比之下境域就差了很多，她去雜誌作了編輯，因為當時社會經濟的原因，文藝不再受人關注。後來，她又到了美國伯克萊，從事翻譯的工作，境況就更加可憐了。

回看歐洲發展的歷史，當經濟富裕的時候，就有很多的藝術家湧現，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模一樣的。但是西方與中國藝術的發展，也有著相當大的差別。

在中國的藝術發展歷史中，始終貫穿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藝術作品首先要皇帝欣賞才行。歐洲歷史上也曾有過相同的情況，被皇帝欣賞是首要的條件，但是到了後期，皇帝的看法不再那麼重要了。

而在中國來說，皇帝的看法一直都是相當重要的。例如，乾隆皇帝，他是中國歷史上收藏藝術品最多的帝王。乾隆非常喜愛藝術，書法、繪畫……身為皇帝，自然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他是一位大收藏家。那是「乾隆盛世」。

但問題是，雖然乾隆很喜歡中國的文化，也很喜歡中國的藝術，但他自己個人的藝術品味卻很差。你看乾隆的書法，呆板的很；你看他的詩詞，俗不可耐。乾隆是喜歡藝術，但卻沒有藝術的天分。不過，他的身份是皇帝。因此，他所鼓勵出來的藝術也就變得華而不實了。

回到宋朝。眾所周知，宋徽宗無能、腐敗，是一個很弱的皇帝，但他卻是個真正的藝術天才。再回看唐太宗，藝術天分也是很高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歷史上比較有份量的藝術家便不斷出現。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大災難的年代。成吉思汗入侵中國，這些外族並不尊重中國文化。但清朝不同，滿人入關以後，非常重視中國的文化。康熙、雍正、乾隆都寫書法。到了慈禧太后，她請人代筆畫畫，還要蓋上自己的印章，可見不管怎樣她仍然是重視中國文化的。而滿族人納蘭容若，則是繼辛棄疾之後最好的詞人了。雖然我也認為毛澤東是非常好的詞人，但也輸給了納蘭容若。

因此，回看中西方藝術發展的歷史，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首先自然是要有一個比較富裕的經濟環境；其次，「顧客」能有話事的權利，是很重要的。在早期的歐洲，尤其是中國，全都由皇帝話事。這樣一來，如果皇帝自身的藝術品味不高，那麼就會影響那一時期藝術品味的方向。

就我個人來說，我很崇拜蘇東坡。但就宋四家的書法來說，我認為米芾、黃山谷都高過他。可是，就當時來說，蘇東坡的書法是全中國最風行的。無他，因為皇帝欣賞蘇東坡，卻看不起米南宮。

歐洲也是同樣的情況，皇帝的影響力非常大。法王路易十四是一個非常了不得的皇帝，他和中國的乾隆有許多相同之處。這個人很厲害，有很大的魄力，把經濟搞得非常好，同時又鼓勵藝術的發展。

我一直不明白，他有後宮佳麗三千，為什麼還能早上八點起床，工作到晚上十二點。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路易十四。女人又多，做事犀利，也極其推崇藝術。但是，他所鼓勵出來的洛可可藝術（Rococo Art），也透露出濃重的「華而不實」的味道，不是好的藝術，只貪個「靚」字，只講究豪華。這一點上，他和乾隆十分相似。乾隆時代的瓷器，做工非常精細、花俏，但卻略帶俗氣。所以，對於藝術的發展，皇帝的影響很關鍵，皇帝的品味很重要。

但有些時候，在歷史的某些片斷中，商人開始介入藝術品的買賣。這時，對於藝術品的話事權，就開始從皇帝的身上轉移。如果商人的品味不好，當然也是件很頭痛的事，藝術品會講究「意頭」，什麼牡丹、松樹、長壽之類……往往帶有迷信的色彩。

儘管如此，商人成為藝術品買家所產生的影響，一般來說，比皇帝喜好的影響要好得多。因為商人們的愛好更大眾化。這樣一來，對藝術品的評判標準不再局限於皇帝個人的品味，而轉向商人們是否喜歡了。

最難得一點，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開始顯現，但在中國，至今還沒有發生。那就是，什麼樣的人開始買畫呢？恰恰是那些寫文章評論畫的人。

這一點很難相信。所以，歐洲藝術的發展在十八、十九世紀能如此輝煌是有它的道理的。評論畫的人來買畫，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進步。畫商不只買畫，還出錢撰文對它進行評論。由此可以看出，買畫的人目的，在於投資。

藝術發展的方向再好不過如此了。懂畫的人來買畫進行投資，畫家的作品不再只是為了迎合皇帝，他們開始為懂畫的人、為藝術評論家作畫。

這就引起了日後重要的印象派的發展，以及在美國比較成功的抽像派畫風的發展。例如，傑克森·波拉克（Jackson Pollock）和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llning）。他們的畫都是為當時的評論家而畫的，是為懂得畫的人而畫的，所以藝術的層次自然高了許多。

就中西方藝術的發展作個比較。在宋朝的時候，大約在公元900年初，1100年以前，中國出現了范寬的畫。他的《西山行旅圖》，目前收藏於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在這幅作品中，他對空間的處理手法，在歐洲很多年都沒有人能達到那樣的水平。那時的歐洲，正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歐洲的藝術水平與中國追成平手的時間，出現在1650年。當時，歐洲出了個倫勃朗，他的氣派可以直追范寬。但那時的中國出現了哪些人呢？出現的是「八大山人」、「四大高僧」。

所以，就我個人來講，客觀地說，在繪畫藝術方面，1650年，中西方可謂「打個平手」，是勢均力敵的。但是，如果從整個繪畫歷史的角度，自那以後，中國就開始輸了。

也就是說，中國的藝術，在唐朝、宋朝的時候達到高峰，但自十七世紀以後，開始走下坡。而西方呢？卻是一路向上。出現了塞尚、凡高、畢加索，又到莫奈。那樣的境界，確實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在此之後出現的抽像藝術，雖然很多是亂來的，但不可否認，有一些真是非常的好，例如傑克森·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所以在繪畫方面，中國輸了西方兩百年。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是「富而後工」了。

現在的中國開始富有了，那會怎樣呢？陳逸飛行不行啊？羅中立行不行啊？艾軒行不行呢？

我該怎麼回答呢？就繪畫來說，在中國是有市場的。中國開放以來，藝術家們的生活過得很不錯，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

我曾經問過一位在美國的中國畫家陳衍寧。他以人像出名，在廣東畫院。我問他：你畫人像生意那麼好，廣東畫院裡的畫師沒有幾個能比得上了吧？他說：張五常，不是這樣看的。你到廣東畫院的停車場去看看，全部停滿了車。那些都是畫家們的車啊。

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說，貴有貴的畫，便宜也有便宜的畫。如果一幅畫能賣到300元，都已經是很好的收入了。所以，中國一旦富裕起來的話，對藝術品的需求會是相當大的。

另一方面，中國歷來都有毛筆的根底。因此純粹從油畫技術的角度，並不能批評陳逸飛、艾軒和冷軍。他們的繪畫技術屬世界級水平，這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在他們中有沒有一個畢加索、莫奈、塞尚或是波拉克存在呢？還是有些小疑問的。他們在畫技上是沒有問題，但距離國際大師級好像還是稍稍差了一些。

這是一個比較難答的問題了！

回看歐洲藝術最輝煌的時期，例如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後期，巴洛克時期以及印象派時期。每一個蓬勃的時期，必定有一群人聚到一起，日以繼夜地在競爭中相互爭論。那麼，類似這樣的環境，何時才會在中國出現呢？

這就是所謂的「學派」了。就好像經濟學，在歷史上有多少是可以拿出來被人談論的呢？屈指可數。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五六十年代的麻省理工學院，都是有一群人走到一起，彼此不斷地爭論，但卻是言語相通的。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學派。

學派，並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是，若要有很大的成就，就一定需要有一個學派形成。孤軍作戰不是那麼容易的，雖然有機會存在。所以回看歐洲的歷史，當藝術繁盛的時候，就會有好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情況出現。當一個「將」出現的時候，總有很多的人圍著他。例如整個巴洛克時代，只有一個倫勃朗，「鶴立雞群」，說起那個時代，沒有人再會提起第二個名字。只有一個大師，卻有許多許多圍繞著他的人。再到印象派的時候，再到美國的抽像一派。總是有那麼一班人聚到了一起，在某一個城市，某一個村落。

但在中國近代的藝術發展中，這種現象似乎並不存在。但我相信，類似的情況，應該會在某一個地方出現的。最近，聽說上海有一條街，有很多藝術家都聚集在那裡。但能否真正形成一個重要的組合，來推動藝術的發展呢？

重要的組合，不一定是和諧的組合，是應該有爭論存在的。例如凡高和高更，吵到幾乎鬧出任命，但他們是為了繪畫的發展，正是因為相互爭論，才使得繪畫被推倒那樣高的境界。

那中國是不是已經有一些畫家走到一起了呢？我不是很熟悉，可能這幾年已經有了吧。但據我所知，十多年前，是還沒有出現的。

再說道第二個我比較擔心的問題。就歐洲的傳統來說，看看米開朗基羅、達芬奇、印象派、巴洛克、畢加索以及德·庫寧的時代。我個人的感覺是，這些有成就的藝術家，都是很有學問的。米開朗基羅留下了許多的文學作品。而在達芬奇、凡高的來往書信中，他們的理論和哲理，都反映出他們在學問上同樣有很深的功底。我曾看過塞尚的繪畫哲理，佩服得五體投地。

差不多十六七年前，黃苗子先生鼓勵我學書法的時候，曾對我說過一番話。他說，張五常，任何藝術包括書法在內，寫到最後，是寫學問。寫到最高境界，是在寫學問。

這番話是有道理的。於是我想，我讀了那麼多年書，不學書法豈不是很可惜。

謝謝大家！

上海博覽博得過

一個城市搞世運或博覽等巨型玩意，是大投資與世界市場博一手。賺錢機會不大；虧蝕屢見不鮮。這是說直接的收益，間接的不容易估計。後者是城市喜歡競投舉辦的原因。明知直接收益低於直接成本也競投，是希望間接的收益可以彌補損失。
世運的主要直接收益靠廣告：整個世界的電視天天播多個小時。搞手的本領非常重要。一九八四年洛杉磯搞世運賺大錢，因為搞手神乎其技。北京於二○○八年推出世運，今天懂得聘用外地的專家協助，有長進。早上十多年國內的意識是「外人辦得好，中國人可以辦得更好」。這不對，「十年難逢一潤」的大玩意非專家不行，中國人從來沒有「玩」過。

北京的世運還有一點幸運之處，那就是在上海博覽之前舉行，早兩年。很多外國朋友都希望到中國一行，北京是名城，多有古跡，招徠沒有問題，而去北京的多半會順道遊覽中國。這對兩年後的上海博覽會有少許不良影響。

博覽的主要直接收益靠訪客多。以上海今天發展的形勢看，就算北京的世運拿去了一部分訪客，其訪客數字應該打破博覽玩意的歷史紀錄。博覽與工商業有關，而上海是當世工商業發展得最快的大都會，加上鄰近有杭州、蘇州等旅遊勝地，其招徠條件近於滿分。

聽說上海打算投巨資、下重注來搞這二○一○的博覽。博是博得過，但總要搞得很專業才可以有好運情。直接收益（門票收入等）不容易蓋過直接巨資成本，但間接的收益怎樣算呢？博覽為期長達六個月，此前日本大阪於一九七○年舉辦的博覽訪客人數最多，近六千五百萬。上海的訪客達一億不足為奇。這樣的天文數字會有天文數字的間接收益——每訪客會在中國花多少錢呢？要減去訪客消費的成本，要給本地客打個折頭，還要減去其他不幸的考慮。

我說的「不幸考慮」是有兩方面的。其一是治安可能出現問題。一般的治安不妥已大為不善，而今天的世界，幾個恐怖分子可以把整個博覽搞得全軍盡墨。第二項間接收益要減的考慮，是博覽之前——尤其是之後——上海一帶的遊客會下降。據說昔日西雅圖與滿地可舉辦博覽之後，遊客有好幾年下降得相當嚴重。這是博覽的間接收益不容易大略估計的一個原因。

如果沒有治安問題或恐怖分子的干擾，我看好上海搞博覽。這是因為另一項間接收益其他博覽是不容易有的。這是在博覽之後，外商到中國投資或與中國貿易的會有可觀的增加。今天上海的工商業發展甚有看頭，七年之後應該更為可觀。對中國大感興趣的外地朋友數之不盡，但總不如親歷其境地到上海去看看。

我衷心希望，七年之後，中國早已解除所有外匯管制，開放金融，使外來的訪客能見到外資銀行林立，國際性的股票經紀行、投資顧問之類的公司所在皆是。這樣的景象會使訪客認為中國是一個可信的大有前途的國家了。

思想的感染

一個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外人的影響，而更普遍的是受到時代的影響。生活在社會中，時代的影響無可避免。這影響或有偏差，或可誤導，但既然無可避免，受影響的人要有大智大慧才懂得取捨，知道何去何從。困難是，時代的影響，思想的人是否取得正確，或捨得適宜，要歷史回顧才知道，而到那時，思者早已作古，要改無從也。

這裡要說的是外人的影響。與時代相比，這是小影響了。也與時代的影響不同，外人的影響雖然可以誤導，但只要思者能客觀衡量，反覆考慮，改觀還有時間，不需要作古而飲恨黃泉。更重要的是，與時代的感染不同，外人思想的影響是可以避免的。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避免。遙想六十年代初期我選修經濟發展學，考試成績好，讀得如醉如癡。但在六三年遇到艾智仁（A.A.Alchian），與他談及經濟發展的學說，他竟然笑問：「你真的相信那些胡說的文章嗎？」一經提點，我重新考慮曾經為之廢寢忘餐的好些文章，覺得真的是胡說，清醒過來，到寫博士論文時就手起刀落了。六十年代中期，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是經濟學的熱門話題。我覺得其內容不妥，六八年在芝大問高斯（R.H.Coase）意見。原來他沒有讀過有關界外效應的文章，旁觀者清，我只細說一下他就認為是胡說八道，同意我的觀點，使我得到啟發，跟在六九年我也是手起刀落。

外人思想的感染有好有壞，或對或錯。還未成師，進入了研究院的學子要懂得怎樣取捨。這解釋了為什麼明師指導是那樣重要。是的，教授老師授課時的內容是次要的。遠為重要的是跟老師的想法去想，學他的思考方法，而同樣重要的是聆聽老師對外人思想的判斷，然後自己考慮。

是我之幸，有機會認識二十世紀的多位經濟學大師。對任何外人的思想，這些大師毫無例外地從上頭往下看，好像不吃人間煙火地考慮他家之見，對說對，不對說不對，重要說重要，廢物說廢物，永遠不給他家的大名或小名任何份量。這些大師不是不受外人影響，而是他們要先作客觀的考慮。

我從寫博士論文起就懂得客觀地考慮他家之見。博士後三年，我選走不讀他家論著的路。近兩年來，我那三十年不讀書的言論在國內吵得火熱，被人痛，說我誤人子弟云云。

怎會誤人子弟呢？我說得清楚，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很多書，因而贏得可以不讀的資格。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有思考的時候，要來一段純思考的長時日，完全不讀他家之作不是很有意思嗎？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九年離開了芝大，到了華大，我意識到自己選取的研究題材，前面有一條路，不是很清楚，但相當肯定可以走下去。那時，同樣題材的他家之見，與我看到的路有好些地方不同。考慮他家之見不僅複雜、費時，也可能失事，還是走自己看到的路算了。

走該路很寂寞，有點怕人，但新奇過癮，到今天我沒有悔意。

喝過洋水的文字

那天陶傑請吃高檔午餐，在座還有快將退休的《信報》老總邱翔鐘，後者老成穩重，前者生動過癮，相映成趣。大家談得來，說得快，樂事也。大家都寫稿，論及寫專欄隨筆被讀者歡迎或接受的因素，可謂煮酒論英雄矣！



言談間轉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港、台三地寫隨筆的無數，但能在三地同樣受讀者接受的很少。近幾年國內的文字思維開放了，一地的寫手往往試把文稿發到二地或三地去，希望多賺點稿酬，又或試行把文稿在三地結集成書出版。然而，小說不論，能得到三地接受的隨筆或評論文字不多見。是同一民族，大家承受了同樣的文化傳統，為什麼三地讀者的文字品味有那樣大的差別呢？



我此前說過，任何在一地持久地寫專欄的人，多多少少有點才情，真真假假有點學問，而以中文下筆，對中國文化總要有相當的掌握。當然，從一地轉攻三地，要撈過界，潛在的競爭寫手數字急升，成功要有較高的水平。然而，高水平的本身顯然不是三地能一致接受的足夠條件。國內與台灣寫隨筆的，有好些思維生動敏捷，有內容，文字流暢老練，但打不進三地市場，令人惋惜。



很顯然，要被三地讀者一致地接受，隨筆文字要有一個公約數或共同特性（common denominator）。這共同特性是什麼呢？陶傑和我談了一陣，大家認為「喝過洋水」是主要的共同特性。邱老總沒有異議。所謂「喝過洋水」，不是說到過西方幾年那樣簡單。有些人移民西方數十年，蟄居唐人街，外語說不出口。有些留學生在西方拿得博士，但持久地與中國同學會為友，也算不上喝過洋水。陶傑和我說的，是一段長時期只說西洋鬼子的話，吃西洋鬼子的膳食，與西洋鬼子醉後狂言，甚至拖過西洋鬼子的異性的手。這是說，喝過洋水是指曾經生活在西洋鬼子的生活中，知道他們的感受。



不是說喝過洋水就可以寫出三地接受的隨筆文字，但觀察所得，寫得出三地接受的隨筆的人，必定喝過上述的洋水。這是說，喝過洋水是必需但不一定是足夠的三地接受條件。很武斷，有點亂來，因為其含意是如果蘇東坡死而復生，今天寫隨筆也不能為三地一致接受！



問題是觀察所得，直指喝過洋水是隨筆文字三地接受的共同特性，找不到例外。陶傑之後我在國內與幾位搞出版的朋友談起隨筆文字的接受性，他們不約而同地說香港的寫手最容易被三地接受。這觀點與多喝洋水的準則類同，因為二百年來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當然，有些香港的隨筆大師，尤其是寫怪論的，像昔日的三蘇與哈公，國內與台灣不容易接受：讀不懂的幽默笑不出來，雖然三蘇與哈公沒有喝過洋水。我曾經盛讚的林振強也有類似的困難。林老弟的文字香港的中學教師（尤其是女教師）讀得哈哈大笑，拍案叫絕，但外江佬不會讀得懂。過於地道的隨筆，就算天才絕頂，是不容易被三地一致接受的。



奇怪是毫不地道的隨筆，寫得很好的，作者沒有喝過洋水就不能被三地接受。是怪現象，也是深問題，我不大了了，只可試作解釋。



我認為雖然是同一民族，出自同一文化傳統，三地的人有不同的情意結，尤其是在民族大義那方面的思維。寫隨筆的人當然不會常論民族大義，甚至永遠不在這題材下筆，但字裡行間，有地區性的情意結總會或明或暗地顯現出來，使不同地區有不同情意結的讀者感到有磨斧痕跡，讀來不大舒暢。



舉個例。你向沒有喝過洋水的陳水扁先生提出關於「台獨」的問題，他可能變得熱血沸騰，說話的聲浪提高了。轉過來，問北京某老教授關於台獨，他可能站起來，說得聲色俱厲。但如果你問我這個在外地流浪了二十五年的老人家，我會回應：「什麼台獨呀？沒有想過。」其實我是想過的，只因為想法過於簡單，想了幾分鐘就不再想了。是的，我的想法是只要國家的安排能改進人民的生活，哪管是一國還是三十六國？



國家歸國家，民族歸民族，文化歸文化，生活歸生活——這些不一定有連帶關係，不能混為一談，是飽喝洋水的人的一般見識。說得清楚一點：國家是組織的歸屬，民族是血統的關係，文化是眾人皆可共享，而生活則是個人的感受了。分開來看，我可以是甲國之民，有乙族之血，醉心於丙傳統的文化，但生活在丁地。這樣的人的情意是每項各歸各的，不會將兩項或三項或四項結合起來，思想自由得多了，下筆為文就不容易有磨斧痕跡。



我不是文字專家，但覺得三地寫手中香港的水平偏低。然而，因為少有民族大義的情意結，香港的隨筆在國內比較容易被接受，以至今天一些廣東話俗語也被國內的寫手倣傚了。是的，偶而套用半句廣東話的文字，國內的朋友認為過癮精彩。應該不是真的精彩，而是香港寫手的隨筆文字比較自由自在，外江佬連廣東話也接受了。



把國家、民族、文化、生活等結合在一起，其情意結各地不同，本地的讀者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另一地的讀來就不免覺得有點磨斧痕跡，字裡行間使人有少許不舒暢的感受。不是明確的抗拒，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就是不太喜歡讀。



我認為有上述的情意結的文字不能被三地接受，還有另一個原因。這是國內的知識分子與莘莘學子的思想開放了很多，雖然沒有喝過洋水，但其中有好一部分意識到世界是漸趨大同了。昨天之禁與今天之放有震撼性的效果，而互聯網的普及幫助很大。



最近讀到一些國內寫手的隨筆，磨斧痕跡的大幅度下降使我吃驚。另一方面，與新相識的國內朋友的傾談中，我發覺不少知道國家、民族、文化、生活等是各歸各的。



不用喝洋水的日子應該為期不遠吧。有一天香港的寫手會被淘汰。

以感慨起筆吧

董橋邀請我在這裡與他並駕齊驅：他寫一、三、五；我寫二、四、六。時間安排可以，但與他平排不免有點膽怯。可不是嗎？一九八三年我開始以中文下筆時，他的中語文字已經獨步天下。

　　八十年代初，高斯數次催促我回港任職。他認為共產中國的不幸可能有轉機，而我專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明白制度的運作，可用中文把這些知識介紹給中國的同胞。當時我想，文章就是文章，中、外、古、今沒有什麼不同，既然困難的英語文字自己身經百戰，中文應該沒有問題吧。這看法是對的，雖然開頭的十篇八篇滿有沙石。事實上，就是今天，董橋、陳雲等高人還認為我的文字有沙石，但升級為「偶有沙石」了。不拘小節，以沙石點綴一下文字倒也過癮，這是自我安慰。

　　二十年過去了。於今回顧，這二十年我做了三項自己滿意的事。

　　第一，很多人可以做到的，是全面革新了香港中學高級經濟的課程。我主要的貢獻是晚上開課，每星期一次，為期兩年，替二百多位中學老師補習經濟。沒收一分錢，只覺得是自己的職責，應該做。

　　第二重要，雖然是意外的收穫。這就是我向中國同胞介紹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理念，受到的廣泛接受與引起的熱烈爭議，遠超期望，怎樣看也算是個現象了。雖然我重複又重複地在《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中闡釋我的觀點，但主要的導火線還是最初在《賣桔者言》之內的幾篇淺白易懂的文章，加起來不到一萬字。

　　第三是自己個人在學術上的收穫。回港任職之前我專研產權制度、交易費用與合約安排的關係，其中有幾個理論上的要點我翻來覆去也拿不準。中國的迅速而又成功的制度大改革，史無先例，我跟進，得到啟發，想通了回港前我有困難的要點。可以說，沒有中國經驗的啟發，最近完工的《經濟解釋》不會那樣完整堅實。

　　任何學者有上述的三項收穫，應該滿意，足以自豪。然而，這些年來生活並不寫意。鄭耀宗的港大論人事，搞權術，與我的個性格格不入。說為大局要唱好調的社會，更使我反感。還有的是，這個時代，這個地方，無聊之輩甚眾。無端端地引起爭議使我想起蘇東坡的話：「吾生平遭口語無數……今謗我者或雲死，或雲仙。」我的困難是沒有蘇子的曠達胸襟，無聊的話聽得多了，總有點耿耿於懷。

　　《還斂集》取名於辛棄疾的《水龍吟》。我愛稼軒這首詞，因為有印象派的奇異，也使我想起愛倫坡。平生屢過危樓，思想放如飛鳥，但人老了，還是收斂一點吧。全詞是這樣的：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鬥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峽束滄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

從郵遞書籍說政府壟斷

歷久以來，郵遞是政府壟斷的行業，各國如是。多年前高斯發表過一篇文章，說英國早期的郵遞是由私營公司從事的，後來政府以壟斷取代，原因我記不清楚了。
這些年來，私營的郵遞公司在各地興起，與政府競爭，大有斬獲，使政府的郵政局節節敗退。這轉變的起因是明顯的。各國政府的郵遞連年虧蝕，補貼再也負荷不起，郵費大幅度地增加了。這給私營的有可乘之機。究竟香港的政府郵局還要不要補貼我不清楚，但多年前這些郵局的員工服務態度惡劣，街知巷聞，而今天因為有私營的競爭而變得態度可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是街知巷聞的。

政府郵遞與私營郵遞的歷史轉變與他們的成本及效率的比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研究題材。我老了，再不能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寄望於後輩經濟學子吧。我認為這題材重要，是因為上述的比較是明確易懂的：郵遞就是郵遞，其成本與效率的衡量是不難得到肯定的結論的。

自己沒有作過調查，當然不可以長篇大論，或作深入的研討。然而，我出版了二十本書，往往要贈送給讀者或朋友，送佛送到西，自己出郵費，寄書（郵遞書籍）的法門選擇自己就成為一個准專家。有趣的現象不少，這裡選寫出來讓讀者思考一下。

先談香港本土之內的書籍郵遞吧。政府郵費是一公斤之下十六元四角，寄者要把寄件送到郵局去，寄後沒有回條，而寄到香港任何地區都是同一郵費。相比之下，我常用的一傢俬營郵遞公司就遠為複雜了。對我非常重要的，是私營的上門收貨，送貨時間準而快，可以預先說明，而送到後有簽名回條交還給我——是「雙掛號」的服務了。郵費呢？相當複雜：以兩公斤以下算，買套票的（每月有最低件量規限的）最低收費是八元三角一件，最高是十四元一件——每月件量越多每件收費越低；散客（只光顧一次的）是二十至三十元一件。還有的複雜費用是：偏僻或交通不便的郵遞目的地，每包要補加十元至六十元不等。

上述的政府與私營的費用分別的含意是：久不久才寄郵的顧客，偏於用政府郵局，但寄量較多的就偏於用私營；時間寶貴的偏於用私營（上門收貨之故也）；寄到偏僻地方的，偏於用政府。

要指出的最重要的觀察（observation），是比起政府郵遞，私營郵遞有遠為詳盡精細的收費結構（經濟學所說的rates structure），遠為精細地反映不同郵遞的不同成本。這樣一來，好做的生意由私營做，不好做的由政府做！（小心一點地說，政府郵遞也有收費結構的，但精細遠為不及；某些郵件政府郵局也可上門收貨，但不是一般性。）

對香港私營郵遞的運作，我個人的印象有二。其一是管理精細嚴謹：收郵準時；分區送貨算得準，先以電話通知收郵者等待；回條有收者簽名，清楚明確。第二個印象（一位比我多知的朋友說不一定對），是私營的多用老人及學生年歲的員工，公共交通費用半價。

郵件寄到香港之外，情況就不同了。我的困難，是私營的不肯郵遞書籍到國內去！這是因為某些書籍過不了國內的關口，費時失事，生意做不過。雖然我寫的書毫不反動，應該沒有這問題，但書就是書，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私營不做國內書籍生意，氣煞我也。政府郵局不查不問，打回頭或對方收不到貴客自理。

送書給國內的讀者或朋友，我要累積十多本才委託人帶到深圳去郵遞。此法一行，又遇到另一番景象！

據我所知，國內寄國內，一本書由深圳寄上海，政府郵遞收費三十五元，私營收費二十元。雖然後者不可以遞送所有城市，但可以的準而快，也是先以電話聯絡收件者，禮貌周到。國營與私營有別，不奇怪。奇怪的是政府規定，私營郵遞規例不准處理一公斤之下的郵件。換言之，私營郵遞一公斤之下的書，算是「走私」了。可幸這樣的「罪犯」不容易查出確實的證據而處之於法。

微不足道的現象有重於泰山的含意。不容許私營郵遞一公斤之下的郵件，擺明是要維護政府郵政以壟斷而生存的目的。同樣書籍郵遞，政府收費高百分之七十五，且服務遠為不及，國營的效率比不上私營，雖是老生常談，但明確如斯的證據倒也別開生面。

更重要的問題是：以壟斷而生存是中國今天的國營企業的生存之道，而一般來說，維護壟斷的存在永遠不愁沒有藉口。讓國營壟斷出版行業，不發私營出版牌照，可說是為了國家穩定，禁止造反的或有煽動性的言論。讓國營壟斷金融、外匯可說是保持匯率平穩，物價安定，不容許外資在重要的金融上惹事生非。讓國營壟斷電話通訊，也可說是要維護國家機密，為大局設想也。

要維護，要壟斷，何患無辭？困難是郵遞！政府要壟斷郵遞有什麼藉口呢？說要防止違禁品的運送嗎？一國之內，違禁就是違禁，運送是禁，不運送也是禁，而為什麼私營郵遞一公斤之上就不禁呢？除了要維護政府郵遞的無效率生存，或者要減少政府補貼負擔，政府郵遞壟斷不容易有半點說服力的藉口。

國內禁止私營郵遞一公斤以下郵件，與香港的競爭效果相反。國內是好做的由政府做，不好做的讓給私營。這是以留難競爭者而生存的辦法。我認為國內的政府郵局將會守不住，遲早會被迫改作私營，或慘遭淘汰，沒有壟斷藉口只是次要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近幾年來北京當局維護政府壟斷的意識，是有錢賺才維護，要補貼就怕、怕、怕。當今之世，有了什麼電郵、傳真、國際速遞之類的普及，郵遞賺錢要講服務好，成本算得精細，而這些不是國營可以辦到的。

攝影的物內情——評黃貴權的展覽

蘇東坡寫《超然台記》，提出了「游於物之外」的哲理，使後人有「超然物外」之說。蘇子認為「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人若不斤斤計較物質享受，能游於物之外，「安往而不樂」也！這看法與今天富有的人有迥異之處。後者單論紅酒就可以說上半天。這樣的享受沒有什麼不妥，何況學士當年沒有我們今天的財富。然而，因為不能游於物之外，今天的富人就沒有蘇子昔日那樣曠達了。

奇怪，物質享受可以游於物之外而自得其樂，但藝術的表達是需要游於物之內的。有物體的藝術，以物體表達感情，沒有物內之意就談不上是好藝術。幾年前我為林風眠在上海的畫展寫序言，提出了可取的藝術要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我認為似非而非或似是而是的藝術皆不可取。

一百四十年前法國的塞尚認為感受上的真實比觀察到的更為真實。這是似非而是，是從物內的感受而反觀其外的表達。想通了這一點，他大聲疾呼：「我要以一個蘋果震撼巴黎！」後來他的蘋果震撼整個世界。倒轉過來，似是而非，從物外而探其內的也有，代表人物應該是美國的維斯。此公的水彩與蛋彩，可以畫得一絲不苟，逼真如攝影，但看來大有物內之意。維斯說：「我的畫作絕不真實！」細看他的畫作，其感受是從物外畫到物內去，深切地表達物內之情，使觀者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震撼。

不要以為上述的藝術哲理是西洋鬼子獨有的。唐代有一個和尚，叫惟信禪師。一天他對眾徒弟說：「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說了這番話，禪師問和尚徒弟：「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

那是有名的典故，想來惟信的徒弟多半聽得一頭霧水。讓我告訴你吧。「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似是而是，是游於物之外。物質享受可以，感情表達不成。後來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那是開始見到似是而非，但可沒有見到山與水是怎樣的，是半個印象派，還未登堂入室，有點亂來。到最後得休歇處，「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這才是走進了物內，感到的是物內之情。

走進物內才表達感情，是好藝術，但免不了受到物體的約束。到了二十世紀，西洋鬼子要擺脫物體的約束，發明了抽像派。數之不盡的抽像作品，亂來就是亂來，胡說就是胡說。似非而非，怎樣也算不上是感情互通的好藝術。但其中的表表者，成功地以能量可視化，可以不用物體而把感情震撼地表達出來。美國的 J. Pollock與 W. de Koonig 就是非同小可的成功例子。

西洋鬼子有西洋鬼子的高處，但我們中國的書法藝術，又何嘗不是無物而震撼感情呢？像西方的抽像畫家一樣，不知所謂的書法家所在皆是，但從王獻之所說的「時人哪得知」起，唐代的張長史，五代的楊瘋子，宋代的米南宮，清代的神筆鐸，皆感情震撼的無物高人也。事實上，唐初孫過庭所寫的《書譜》，論書法，與今天西方的抽像藝術哲理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提到上述的，是要從藝術的角度論攝影，然後帶到黃貴權的攝影藝術那方面去。

攝影藝術的一個困難，是容易地攝山是山，攝水是水，似是而是，不容易擺脫而作出有感情的闡釋。攝影差不多不可以無物（我自己平生只攝得一幀無物之作），而既然有物，山是山，水是水，藝術安在哉？不認為攝影是藝術的人，多少有點道理。是的，美觀之極的攝影作品，通常山是山，水是水。好些攝影家為了「藝術」，刻意地弄得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但這些是感情的表達嗎？還是發了神經？作者是否真的看到那樣的物內情？說句衷心話，這些通常是似非而非之作。

純真的藝術其實很簡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究竟對你說了些什麼話，而你又怎樣把這些話傳達給觀看你的作品的人。這些話不一定可以文字說出來。要成功地表達，你要走進物內去。困難是，塞尚可以用畫筆表達一個蘋果而震撼世界，你把照相機對蘋果，又怎樣震撼了？見蘋果是蘋果不成；把蘋果攝得不像蘋果也不成。怎麼辦？

在攝影藝術上我走過黃貴權的路，雖然沒有走得他那樣成功，但算是認真地走過，可以說一下。當年我以黑白從事，沒有色彩，對物與光的看法不同，但還是可以說一下的。我喜歡坐在有水池或沼澤的園林中，看光，看水，看風，看草木，然後穿過鏡頭看這一切。遠呀，近呀，試高試低，焦點的變動，景深的多少，看光的變幻，一時間有所感受，一草一石對我說些什麼，心情起伏，變得很激動，中國的詩詞依稀地在腦中掠過，搶安排一下構圖，把快門按下去。要很快，因為看到可取的光會在分秒之間消失了。一走進物內，是要想得很快的。快門與光圈的處理，黑房可以做什麼，鏡頭的性能，皆要瞭如指掌。在激動得連照相機也拿不穩的情況下，你要很理智。

工具不同有不同的做法。熟能生巧。沒有誰管你的作品是怎樣創出來的：藝術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看。你可以選用任何器材，採取任何技術，為的是要表達你感受到的物內情。我不反對你用中途曝光、色調分離、計算機變形之類，但我要問：這是你感受到的嗎？物體是否真的對你說那樣的話？無論你以什麼技術把物體怎樣變，但如果變來變去還是游於物之外，走不進物內去，就算不上是好藝術了。不走進物內，對物體沒有親切的感受，就不能通過物體來表達你要說的話。有物體為憑的藝術，是要把自己感到的物內情，傳到觀者那邊去。

黃貴權的攝影作品是難得一見的可以達到上述的境界的。朋友們都說他的作品有感情，這是從何說起呢？山是山，水是水，是攝影的約束，怎會有感情跑出來了？我的解釋，是作者能走進物內去。於是，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達到了惟信禪師所說的「得休歇處」。這是不容易達到的攝影藝術境界了。

附刊黃貴權的《秋幻》，是以重曝光攝得的蓮塘。感受上的真實，比實物還要真實。似非而是，蓮塘就只是蓮塘罷了。

黃貴權的作品於本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於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地下全廳展出，洋洋大觀，讀者不要錯過。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六）

結論



寫此六期文章之前，萬國商業機器請我作二十分鐘的主題講話。我不知有記者在場，中了計。建議香港的公務員減薪百分之四十，雖然博得滿場掌聲，但朋友說，電台名家如鄭大班之流把我罵了好幾個早上。我為此要澄清觀點，順便解釋毫無惡意。一起筆就說是不能成事的建議，怎會有惡意呢？作為茶餘飯後之談，讓讀者思考一下，倒是可以的。然而，心底裡我還是想，不可能是因為既得益分子的抗拒、壓力團體的左右，處理這些困難董建華先生可能有辦法。



不久前在美國的中文報章讀到財政司長梁錦松的言論，不以為然。他說上海與香港只會互輔，不會競爭。互輔合作是對的，但競爭對殺也對。合作與競爭的並存是沒有衝突的。上海與香港是類同的城市，同行如敵國，怎可以不競爭，試把對手殺下馬來？



我說過了，如果國內廢除所有外匯管制，大事開放金融，上海的經濟會在五年之內超越香港。我又曾經提及，雖然時間相同，上海的太陽比香港的早升一個小時。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早升一個小時，前者先開市，後者的股市、金融等行業遠遜於前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上海比香港繁榮，有口皆碑，顯示該市也有地理上的優勢。上海是長江一帶的商業中心，香港是珠江三角洲的頭頭，各擅勝場，是二十一世紀的兩個經濟重鎮。香港的困難，是若以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不容易與上海並駕齊驅。梁老弟錦松應該明白，同一民族，同一國家，競爭條件相若的城市其平均國民收入遲早會大致相同。



不久前我大略計算過，從物價調整後看實質收入，香港只比上海高四分之一強。這是個好現象。今天上海市民的生活很不錯，而若開放金融，其實質收入與香港看齊會是一瞬之間。只要香港的實質收入能保持不低於上海，我們今天的經濟困境不會是大災難。我擔心的是上海的經濟不斷上升，而香港的不斷下跌，到後來他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的高很多。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如果上帝今天能與我們簽訂合約，指明香港的生活水平永遠不會低於上海，我建議立刻簽約。較為樂觀的一面也是有的。那就是香港有機會持久地勝於上海。不會勝很多，但如果上海開放金融後的必然急升，而我們還能持久地稍勝該市，那就真的很了不起。維持我們今天的經濟政策，這「持久稍勝」是不可能的事。想來想去，我認為唯一可以保持「稍勝」的辦法——讓上海開放金融還「稍勝」——是要搶先霸佔市場。這是基於先拔頭籌可以穩守的理念，歷史的經驗是支持的。



為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在五年至十年之間香港應該還有的較為優越的競爭條件，建議香港要迅速地利用這些條件去「搶市」。不談地理位置，我認為如下四項香港在可見的七、八年間還會明顯地比國內任何地方為優：（一）貨運港口：這項香港應該永遠優勝。（二）學術與醫療的人材與設備：這項再勝國內十年似乎不難。（三）通訊與信息：本來已遠高於香港的國際長途電話費用，最近國內又再提升。五年之內香港的通訊費用會遠低於國內的應該是可以肯定的吧。至於信息或訊息那方面，國內的媒體還有諸多管制，而雖然香港今天炒的熱鬧的二十三條勢在必行，對商業訊息的影響似乎不大。（四）法律保障：這主要是指商業合約的保障法律，香港目前大為佔優，而這方面五年之內國內是不容易追上的。



在上述的優越條件下，縱觀現有的多種相對價格，我問：如果香港的資源使用是以自由市場取捨，哪些行業可以興盛起來呢？最有前途應該是展銷。不是一般的展銷，而是讓國內的工廠或企業，大大小小的，帶物品與員工到香港來作長期展銷。場地要相宜（每月每呎十元八塊），而外來採購的商人要多有廉價酒店的供應。來港展銷當然要付利得稅，定居的可加一項人頭稅作為保安與公共設施的費用。



觀察到的相對價格的含意，是以繁盛但樓宇殘破不堪的地區大量改建展銷場所。通訊、信息、法律等服務香港有優越性，怎可以不利用一下？政府要放棄目前的土地政策。跟著可為的是大量增加貨運與引進國內的進出口商人。盡量增加貨運碼頭，讓競爭大幅地減低運費，而國內的進出口商人與展銷商同等待遇，自由來港，他們對香港的住宅與寫字樓的需求會大幅增加。不要強迫他們買樓才可以定居，來做生意是足夠的要求。因為目前國內的教師薪酬低，師資比不上香港的，而國內的學子要學英文。大搞教育市場有明顯的相對價格的支持，但學校要私營從事。學券制可以資助教育而又同時把學校改作私營。這樣，我這個退了休的老人家可能要東山復出了！重要的是容許大量的國內學子來港求學（是的，他們不少出得起學費），香港本土的學生學普通話，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情況，遠為容易。這比我們今天不知所謂的母語教學高明得多了。國內的學子勤奮好學，有他們的參與，香港不成氣候的學術氣氛有機會搞起來。



比較不肯定的是以醫券搞醫療市場中心。看來比較複雜（醫券不能以人算，要以較嚴重的病算），而短暫來港求醫的怎樣處理我更是門外漢。今天公立醫療的費用大得驚人，樂善好施香港再也負荷不起。醫療改私營，而綜援等福利可免則免。二十一世紀的天下大勢，是大搞福利的經濟會成為弱者。



今天香港的人口是六百多萬；深圳的人口近五百萬，其中七成是流動人口。二者加起來一千一百萬。作為南中國生產中心的商業總匯，也作為整個中國的一個貨運、教育與展銷重點，深圳與香港加起來的人口上升至千五到二千萬之間不是誇張的數字。只要保安、公共設施等跟得上，來港的是正當的商人與學子，定居的在未交足夠的稅之前付適當的人頭稅，香港增加二百萬商業流動人口（可定居但沒有戶籍），會帶來三十至五十萬來自國內的小商戶及大商戶的小代理。縱觀國內的發展與香港還有的商業優越條件，這數字絕不苛求。商似雲來，必會增加足以挽救香港經濟的需求。這些是董建華先生的工作了。



（之六，完）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五）

放棄壟斷 搞港口與展銷



香港是中國沿岸最佳的港口。中國是一個龐大的製造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貨物的進出口增加得非常快。在這個令人鼓舞的發展中，香港分享的利益竟然近於零！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南中國是今天世界上的一個重要產出中心，沿海的貨運碼頭去年的增長率大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但作為最佳港口的香港，這貨運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一。



這不幸發展有一個重要原因：香港的貨運費用比國內的貴。幾年前聽說香港的費用高出國內的大約百分之十；今天卻高出三分之一。困難所在，是香港的貨運碼頭經過招標競投，碼頭的或多或少的控制權在政府的手上。那是說，香港政府是貨運服務供應的幕後壟斷者。香港還有不少沿岸之地可作貨運的，大量放出來會增加競爭而使貨運費用下降。至於那些以為可以壟斷而競投過高的受損者，政府總可以想出一些補救的辦法。問題是這樣的。以控制服務供應的招標辦法，促成壟斷或寡頭競爭之價，政府的招標收入是會增加的。但這只是增加直接的庫房收入，忘記了可能遠為龐大的間接政府收益。盡量開放貨運碼頭的數量，使運費大幅下降，有關的生意會跟著增加，而後者會間接地給政府帶來稅收。不久前我在落馬洲鄰近的三號幹線見到貨櫃車排隊，車龍長達十英里，等候的時間起碼半天！據說這是常見的現象。我為此托朋友查詢究竟，因為認為轉口貨根本不需要過關檢查。過了兩天回應說貿易發展局的朋友也不清楚是什麼促成長龍現象。可能是很小的枝節促成很大的時間費用增加，政府要從速正面處理。



損害更大的政府壟斷，是展銷場所的供應。目前香港主要的展銷地方，是貿易發展局的展銷中心：地方大、高檔，但租金奇高而又不能持久地租用。我深信，讓私人地產商搞比較低檔的場地，可以長久租用，每月每呎租金只是十元八塊，國內的廠商或銷售商有興趣的一定數以千計。私營的展銷場所可以很多，會把產品分類、分省，甚至分市來處理。這樣一來，整個香港就成為中國的外商購物中心了。可不是嗎？考慮通訊費用、基建、港口、地點等，中國今天沒有一個城市能有香港那樣作展銷的優越性。例如在上海掛個長途電話到美國比香港貴十多倍。國內要到香港來搞展銷的不計其數，但大部分的廠商是小資本，也不是什麼世界名牌。他們的興趣是廉租長期展銷。他們也喜歡帶自己的、懂產品而又工資低廉的員工來工作。都讓他們進來吧。數以萬計的國內商人到香港做生意，商場與住宅樓宇的需求會大幅上升。



還有一項重要的。那就是香港的法律執行，對商業合約的保障比國內的遠為可靠——起碼目前如是。這樣，內商與外商的買賣成交，以香港為中心可以說是購買我們的法律服務。新來開業的人，還沒有交足夠的稅，香港政府要收定居的一項人頭稅，作為保安及公共設施的費用。正確的經濟分析說，只要政府能抽取一個適當的人頭稅，用以彌補公共服務的費用，廉價勞力的引進會使一個經濟的租值增加。當然，這些外來的在孩子教育與醫療等事項上都要自付費用，一段長時期如是，而綜援金更是不發的了。



香港政府除了在幕後控制展銷的壟斷權外，土地政策也與展銷的發展背道而馳。例如，香港仔今天的工業樓宇，空空如也，其樓價只有建築費的一半。為什麼不改作住宅用途呢？又例如，深水埠及油麻地一帶的舊住宅樓宇，殘破不堪，為什麼不用eminent domain或類同的法例協助地產商收購，改建展銷場所？又再例如，到香港採購的商人一般非大富，為什麼不容許多建三星酒店？還是那個老問題：政府以出售壟斷權及出售土地而獲取直接庫房收益，與經濟整體的收益有衝突。但經濟的整體收益若有長進，政府的庫房收益遲早會增加。這後者是間接的，要戴上遠視眼鏡才看得到。



經濟政策要從長遠的整體角度看。結論是簡單的。香港有聯繫匯率，工業北移，服務工資過高，在競爭上失去了昔日的優勢，是以為難。我問：香港有最佳的港口，地理位置一流，學術、醫療人材鼎盛，通訊、基建、法治皆屬甲級，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市場，在上述不幸的情況下，香港會向哪方面發展呢？



綜觀香港的各種市價——那反映需求的相對價格——有如下的結論。教育市場可以大搞，但必須私營從事；醫療市場可為，但也要以私營從事，雖然有大成的機會不及教育；貨運碼頭大量增加，運費下降，可使香港的港口再耀武揚威；大量增加展銷場地，多辦廉價酒店，國內廠商與國外買辦皆客似雲來。這些是自由市場必會促成的行業，不是搞數碼港或中藥港那種先知先覺的水晶球建議，而是看著市場的相對價格而下的定論。與市場扯不上關係的福利經濟可免則免。綜援金要大幅削減，而強積金這個不合時宜的制度應該取締。



（之五，未完待續）

《制度的選擇》目錄

前言

第一章：高斯定律
第一節：庇古的分析
第二節：庇古的公路與奈特的回應
第三節：蜜蜂惹來的爭議
第四節：高斯的音波頻率
第五節：高斯定律的三個版本
第六節：高斯定律的失誤
第七節：高斯的貢獻
附錄：中國農業的反證

第二章：產權結構與合約結構
第一節：一脈相傳的三個範疇
第二節：三個邊際相等的量度
第三節：市場與非市場處理社會成本問題
第四節：私有產權的結構
第五節：合約結構與界外效應

第三章：租值消散與價格管制
第一節：從公路使用到公海捕魚
第二節：否決價格準則的效果
第三節：價格管制理論的性質
第四節：三個基礎的價管理論
第五節：租值消散作為理念

第四章：生產要素的合約安排
第一節：傳統的工資理論
第二節：選量作價的履行定律
第三節：佃農理論的發展
第四節：交易費用與選擇定律
第五節：分成合約的選擇
第六節：件工合約淺而重要
第七節：小帳安排深不可測
第八節：失業的理由

第五章：合約理論與公司性質
第一節：合約的一般理論
第二節：公司的成因
第三節：界定公司的困難

第六章：從齊家到治國
第一節：中國舊家族與倫理治國
第二節：工業發展的影響
第三節：從袖珍國家說起
第四節：民主與獨裁

第七章：產權制度的轉變
第一節：自私的難題
第二節：維護私產的困難
第三節：中國的產權轉變
第四節：天下只有三種權利制度

第八章：後記

南窗寄語
給中國的同學們
需求定律的爭議
離群之馬
固執於經濟研究的出發點
數學與經濟
如釋重負

《離群之馬》目錄

前言

一、創作的經驗
想像力是怎樣教出來的？
創作的感受
從賣書法說起
好文章是回手棋
離群之馬

二、自負之作
科學說需求
集中於解釋的經濟學
給中國的同學們
固執於經濟研究的出發點
數學與經濟
如釋重負
耗盡的感受

三、學術趣談
學生何來免費午餐？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
大陸文字行業的發展
衡量經濟科學只有一個準則
有賭本的經濟研究
博弈理論的爭議
要把壹出版殺下馬來！
也曾為米折腰
《公損之謎》的回顧
不同路線的經濟學

四、從中央黨校到朗潤園
從知識資產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
張五常誤闖朗潤園
需求定律的爭議
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

五、學者的影響力
為先生祝壽
學者的公眾影響力
學術行內的影響力

六、三岸風雲錄
話說三岸大勢
世貿協議的壓力
Made in China
強國猶如在夢中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四）

以憑券搞教育與醫療市場



香港今天的經濟情況，加稅是不能考慮的了。不加稅，而政府又再不容易以賣地或出售壟斷權等的間接稅來增加收入，大幅度地節省開支是唯一的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公務員的大幅減薪有助，但不足夠。把公立的事業改作私營是絕佳的辦法，而首當其衝的是公立的學校與醫院。



以憑券（voucher）的辦法改作私營，以教育而言，政府的支出可以減半而質量上升。憑券制度的理念，是以政府資助的辦法來搞私營。沒有聽過醫院用憑券制，但公立學校轉用憑券制，稱學券制，是多年來在美國大吵大鬧的話題，而不久前那裡的最高法院判決學券制沒有違憲是大新聞。學券制不容易通過，因為既得益分子的反對勢力很大。香港的曾蔭權作財政司長時是贊成公立學校改用學券制的，但因反對壓力大而無能為力。美國的實例是這樣的。公立中、小學校的教育水平遠不及私立，眾所公認，但每個學生的經費，私立的不及公立的一半！佛利民在五、六十年代提出來的建議，是不反對政府資助教育，而是政府以憑券的辦法，讓公立的學校改作私營。這既可節省政府負擔，也可改進教育水平。



學校所用的憑券稱「學券」，政府資助教育是學費以學券的形式直接交到學子的手上。學子憑著學券選學校，被取錄了就交出學券，校方拿著學券到政府收取券面的錢。原則上，學校可以私營圖利，可以在券額之上增收學費，而又因為是私營，校方有自主權，其教育的供應就會因為市場的競爭而逼著以學子及其家長的需求為依歸了。我們不要忘記，昔日的香港與今天的美國，教育質量最佳的中、小學都是私營的。



美國今天的中、小學，以每學生算，私營的費用不及公立的一半。我沒有香港今天公立中、小學的政府資助費用資料在手，但大學的我知道。醫科學生的政府資助比非醫科學生的高一倍，而去年削減後，非醫科的每年每學生的費用大約是二十四萬港元，其中四萬二千是學生自己出的。這是說，香港的大學的非醫科學生，每年每學生的政府津貼大約是二十萬港元。加上學生自付的合共每年每學生的二十四萬，即是說每月每學生的大學費用（連暑期）是二萬元。假設一個大學教師平均教十二個「全職學生」（full-time equivalent student），世界一級大學的準則，一個大學教師每月為校方賺取的收入是二十四萬。美國一所高級大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大約是五萬港元（香港的較高；教師薪酬的差數美國遠比香港大）。這樣，香港的大學教師原則上每月平均可為校方在薪酬之上賺取十九萬。當然，大學的其它費用多而高，但這天文數字是可以節省的。香港的大學如果改用學券制，但不徹底搞私營與改革現有的獎賞制度，可以節省的幅度不大。但如果公立的大學改作有私營大學的自由，那麼每大學生的每年學券面值十萬港元（比今天的政府資助減一半），在市場競爭下教育的質量應該提升。



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的大學的設備、房地產等投資早由政府下了注，改作私營是大贈送（美國的私立大學沒有這優惠）；不要忘記看著市場的需求搞教育，學生願意補加的學費會增加；不要忘記富有的私人捐贈，私立大學永遠比公立的多很多；不要忘記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搞私立的不可能那樣蠢，高舉母語教學。更重要的是，今天香港的大學的師資，比國內的還是高很多（薪酬遠高之故也）。我們不要忘記今天國內很多有錢人，出得起錢求學的中、青年甚眾。幾個月前港大招收國內學生，數千個申請的只收六十個，連我這個大教授推薦的、家學知名天下而又有錢的學生也遇到困難。



讀者可能不知道，教大學，一班四十個學生與四百個學生的教法完全一樣，只是後者要多用改試卷的助手。這是說，既然開了班，多收一個學生的邊際成本近於零。天下間不容易找到這種一本萬利的生意。我可以肯定，縱觀今天中國的教育需求與供應的大勢，如果香港的學校以學券制搞私營，香港將會成為整個中國的市場教育中心。有大量的國內學生參與，學術氣氛可以搞起來，而本地學生學普通話與中國文化就遠為容易了。這顯然比母語教學優勝。我們要洞悉先機，搶先佔有這龐大非常的教育市場，因為國內的教師薪酬加得快，「思想教育」的約束也散得快。今天我們是背道而馳。國內放，我們收。不久前我又聽到，第一所以學券制搞的學校已在杭州出現了。



公立醫院的情況我不是專家，但原則上醫院也是可以憑券來搞私營的。醫券應該比學券複雜，但原則上是可行的。今天香港的私立醫院因為公立的存在而難以餬口，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據說香港公立醫院的設備非常了得，而醫師人材甚眾。為什麼不大手讓國內的求醫者到香港來，賺他們一點錢，互相得益？客觀地看看吧。據說香港推行了醫管局這制度後，政府在醫療方面的費用增加了兩倍。這是socialized medicine！要挽救香港的經濟，我們要回到市場那邊去。以醫券制把公立醫院改私營，香港能不能夠成為中國的市場醫療中心我沒有作為市場教育中心那樣肯定，但機會還是存在的。當然，我們要容許求學者及求醫者來港，而他們付的學費及醫費是市價，沒有憑券給他們。



（之四，未完待續）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三）

公務員要大幅減薪



我是研究市場運作為生的，深知市場之能與不能。香港政府建議搞高科技、數碼港、中藥港等項目，可能對，但不是市場的選擇，沒有基於市場的訊息，命中率極低。我要在這裡提出的挽救香港經濟的建議，當然不是建議市場應該向哪個行業發展。我建議的是多年來香港的經濟政策偏離了自由市場的發展，越離越遠，我們要回復到昔日使香港欣欣向榮的自由經濟那方面去。



我建議的大有可為的行業，是如果政府沒有干預，市場是一定會發展的。前文提及，要使香港的資產增值，我們不應該從控制或減少供應那方面入手，而是要設法增加需求。這後者是說增加市場的需求了。香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大部分是間接的，不明顯，使不知就裡的外國評論者還在高舉香港的經濟自由。拆除了這些不明顯但加起來非常龐大的政府干預，市場的需求會上升。這不能解決香港的全部困難，但會有很大的幫助。



首先要指出的政府干預，是公務員及其它由政府支薪的工資太高，與市場的大幅度地脫了節。先舉一個例，香港今天的大學畢業生期待的月薪只有六千元，與二十年前差不多。相比之下，今天大學講師的薪酬是當年的三倍。這是因為講師的薪酬是跟著公務員的上升的。說實話，當年大學講師的薪酬在國際上是偏低的，要提升學術水平，講師的薪酬應該提升。然而，單從大學講師的薪酬我們就可見到政府的樂善好施，使相對價格（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脫節：撇開醫學不論，香港不同學系的講師是同級同酬，而每年的提升也是一致的。美國大學工資最高的學系教師（如金融），與最低但是同級的相比，薪酬差三倍。



眾所周知，歷來香港公務員的薪酬是以兩個準則為依歸的，但今天的公務員善忘，大家一起忘記了。第一個準則是與市場同能同酬——這是說同樣本領，公務員的薪酬要與市場的看齊。不要相信什麼統計數字，讀者自己細心觀察吧。我自己的觀察所得，是今天香港市場的工資，大約只有公務員的一半。第二個決定公務員薪酬的準則，是每年的調整要跟著物價指數。這幾年香港的物價（包括樓價）的確下降了很多，而又還在下降。通脹時公務員的薪金向上調整，通縮為什麼不向下調整呢？一說是《基本法》指明公務員的薪金不能低於一九九七的。但任何懂經濟的人都知道，從經濟整體的角度看，薪金是指實質薪金（real wage），不是指金錢薪金（money wage）。《基本法》可沒有說是money wage吧。難道香港的物價再下降一半，公務員的薪金還要維持九七的水平？我們要怎樣解釋在市場物價大幅下降、一片蕭條的今天，公務員的實質收入升幅破了世界歷史紀錄？公務員的薪酬與市場的大幅分離，有如下的三個困難。



第一，政府的儲備有三千億，已下降至不足夠作為遣散所有公務員的退休金。今天的公務員都看著這三千億，反對減薪，要政府派餅仔，派完再算。問題是，這三千億是納稅人的錢，你和我都有份，如果要派餅仔，那就大家一齊派。急時之需，政府要納稅人寬容地借用一下儲備，大家當無異議。但今天的情況不是「借用」，而是要將你和我的餅仔派給公務員。這是慷他人之慨，我無所謂，你也無所謂嗎？算你也無所謂吧。給公務員派餅仔再派三年，香港的儲備不及千億，國際輿論就會把香港降級了。於是，聯繫匯率會受到壓力，炒家聞風而至。任老弟志剛的金管局有自己的儲備，政府有權取花敬佛。這樣一來，炒家開心死了。



第二，在局限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的總收入就是那麼多。公務員大幅減薪，或政府大幅減少開支，余出來的收入就會直接或間接地轉到市場那邊去。這是增加市場需求的其中一個法門。以今天的香港的財政而言，政府膽子再大也不敢像康熙皇帝那樣說：永不加稅。事實上，這些年來，一般的所得稅政府雖然沒有加，但間接的、不明顯的稅項繁多，什麼賣地、補地價及政府以壟斷權出售或控制而獲的收益，皆稅也。無論怎樣說，水出魚，魚飲水，政府的支出越少，市場的需求就越大。



第三，說公務員的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地分離，也就是說相對工資（一項相對價格）與自由市場應有的大幅分離。這對經濟起碼有兩個害處。其一是公務員薪酬遠高於市，會鼓勵青年浪費時間與勞力去爭取不容易獲得的「政府工」。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租值消散了。其二是公務員的薪酬高居不下，會導致同樣的人材，在市場會有很大的工資差數。這大差數的存在增加訊息費用，使找工作的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資市值為何。我認為這是失業上升的主要原因。兩年前在深圳，該市的政府請我會見十多位年青幹部，職位比較高的。皆一表人材，談吐得體，對答如流。我於是問他們的背景，原來都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什麼博士或什麼MBA的。當然，因為師資不足，他們的銜頭比不上國外的。然而，撫心自問，香港的高官年青時有百分之幾可以考進今天的北大或清華？我自己就考不進去。當然，這種考試不代表辦事能力，但考到的某方面有超凡之能。上述的深圳年青幹部每月只得三幾千元。那大概是同等級的香港公務員的十分之一吧。是同一民族，同一國家，這差距不應該存在，而總有一天這差距是不會存在的。



（之三，未完待續）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二）

不考慮取消聯繫匯率



唸經濟的同學知道，那大名鼎鼎的比較優勢定律說，任何地區或任何國家，其生產或服務在某方面必定有成本比較低的優勢。以貨幣相同或物品換物品的情況下，這定律是對的。但如果不同地區有不同貨幣，而其貨幣匯率不易調整，或物價、工資等調整不夠迅速的話，這定律可能錯。



是的，在某些匯率約束的情況下，在一段時期，一個地區可能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我不是說今天的香港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而是在歷史的經驗上我們沒有遇到今天那樣少。六、七十年代的產品製造優勢去如黃鶴；長達二百多年的進出口優勢在與國內的競爭下節節敗退；八十年代風生水起的服務行業也敗退；餘下來的金融行業，雖然得到國內不開放金融之助，但「負資產」的衝擊是不容易承受的。



聯繫匯率的存在是促成上述困境的其中一個原因——可不是說沒有聯繫匯率我們就沒有困境。但今天我們不能考慮取締聯繫匯率。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拆了聯匯港元的幣值會向哪個方向走，而且會是相當大幅度的。



因此，今天拆聯匯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困難。其一是這拆除事前不可能沒有一小撮人知道，而有禁不了的國際匯市，先知少許時間的可以大發其達。就算清官守口如瓶，也免不了瓜田李下，而若一旦走漏消息，則會有災難性的發展。不久前劉慧卿多口說半句也搞得風聲鶴唳，任老弟志剛是要目不斜視的。第二個困難，是我們無從估計拆除聯匯後港元會跌到哪裡去。應該的跌幅不一定很大，但炒家四起，無知市民的跟風等，可以造成很大的波動。就算這波動是短暫的，也可以導致破產無數。今天的香港近於破產的人不少，港元暴跌或大幅波動，從資產保值的角度看，能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有些朋友建議不拆聯繫，而是一次過地把港元向下調整後再聯。這會幫助減少波動——其它的幫不了——但會換來政府言而無信。聯繫匯率這個貨幣制度是不能聯來聯去的。



當香港前財政司彭勵治於一九八三年十月考慮採用聯繫匯率時，我是有參與的。拍板是彭老一人，幕後軍師主要是Alan Walters與Charles Goodhart。此外再前的財政司郭伯偉與夏鼎基間接地提供了意見。這些都是很有見識的人物，雖然時勢所迫只考慮了數星期，但沒有輕舉妄動。聯繫匯率（currency board）是有悠久歷史的英國殖民地的貨幣制度，身經百戰，八三年參與考慮的人中，只有彭勵治和我不知道是什麼。



彭老是大好商人，很樂意考慮學者的意見。Walters當時在美國華盛頓，還是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經濟顧問。一九七二年我曾與他同事一年，很欣賞他的才華；於今回顧，他是我知道的最出色的政府經濟顧問。Goodhart是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也是英國中央銀行的首席顧問。郭伯偉與夏鼎基是執行過聯繫匯率的老手。



舊事重提，是要回顧一下昔日我們的考慮，好叫讀者能比較容易明白今天的情況。當年的考慮，所有參與者的觀點都對，只是輕重的取捨不同。Goodhart贊成聯匯，是見當時的政治風浪很大，香港這隻小舟，若不給貨幣下個錨，不知會飄到哪裡去。我當時反對，說經濟下挫，所有的價格一起跌可以互相分擔承受，但如果幣值不跌，壓力就全部轉移到地產、股市、工資等價格那方面去。夏鼎基同意我的觀點，認為匯率要保持彈性。Walters給我的回應最具說服力。他說除非有政治奇跡，香港的地產與股市不能救。若只選其一而救之，首選救匯率。他說聯繫匯率不是新發明，歷史的經驗是可靠的，香港沒有其它選擇。他顯然是知道英國作了交還香港的決定，但卻想不到他說的政治奇跡後來還是出現了。



郭伯偉是清楚知道聯匯可以穩守的，贊成，但他擔心聯繫之後在好些情況下不能拆除。我應該沒有記錯，郭老當年擔心的就是香港今天遇到的情況：聯之無利拆之更難。郭老的智慧是識者無不拜服的。八三年十一月施行聯繫匯率後大約九個月，與郭老相聚，他請我轉告彭勵治，說要拆聯匯當時是好時機，恐怕以後再沒有機會了。彭老考慮後同意當時是拆除的好時機，但決定不拆。



其實再後來拆除聯匯的時機還是有的，但今天不成。很難說要等到何年何日我們才再有拆聯匯的好時機，而等到了政府多半不會考慮，因為拆聯匯的最佳時刻是拆與不拆毫無分別的時刻。如果等不到這理想時刻，最可取的「脫身」之法是以市價匯率轉用人民幣。不是與人民幣聯繫，而是放棄港元以人民幣替之。既然是同一國家，這轉用順理成章。然而，這樣做是要人民幣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才可行。為安全計，香港要等中國解除了匯管大約半年後才轉用人民幣。這是因為解除匯管後人民幣的國際幣值多半會上升。升定之後（港元轉弱）才轉用有好處。轉用人民幣不能解決香港價格過高的困境，但調整會較快，而沒有匯管的人民幣較有彈性，使香港能較為「軟著陸」。



在狂瀾既倒的今天香港經濟困境中，上述的分析提供了兩個挽救的大方向。其一是以控制供應的辦法來提升價格，例如港府最近推出的救樓市辦法，是劣著。這是推得一時且一時，苟延殘喘，雖然地產商是得益者。要救樓市，正確的做法是增加需求。是的，要救香港的什麼「市」，我們只能從增加市場需求那方面想，不應該考慮減少供應。其二是香港的好些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s）出現了大問題。聯繫匯率是一個原因，政府的樂善好施也是一個原因。不大幅地由市場更正與國際脫節的相對價格，香港沒有希望。



（之二，未完待續）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一）

我不懂政治，但見到香港近來搞高官問責制、公安二十三條等項目，頗有感慨，在稿紙上寫下《香港盡去矣！》這文章題目。然而，我跟著想，這是消極的看法，於事無補，還是從積極的角度下筆吧——於是把題目改了。香港的經濟困境每個市民都有所體會；前頭看不到轉機！愚見以為，香港政府要全力集中於挽救經濟，不應該分心到與政治有關的話題那邊去。



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公開說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這不景是與九七回歸無關的。當時沒有人相信，而其後間中略有起色就說大教授看錯了。經濟下降從來不是直線下降的。



今天，記得我的悲觀推斷的朋友一致認為是看對了。他們屢次要求我提出補救的辦法。我想，辦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議，不說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議不妨提出來，或許董先生有點辦法。「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那就讓我試試吧。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昔日父親在西灣河的山頭操碎石工作，母親養豬。後來他倆事業有成，是今天還存在的位於掃桿埔的聖光堂的執事。七十年過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艱苦的日子與苦盡甘來，我這一輩記得清楚，但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有轉機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在提出一些經濟建議之前，讓我先說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觀看法的原因。





悲觀是由兩項局限轉變而起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搞開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了外間的訊息，協助了金融、科技與人材服務。於今回顧，雖然初期到國內投資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頭爛額，但整體來說，香港人的服務直接或間接地賺了國內很多錢。這賺錢是應該的。沒有香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有那樣驕人的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業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之外還是近於世界之冠。這是服務中國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結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況在兩方面有重大的轉變。其一，中國的通脹轉劇，導致人民幣有大幅度的貶值。朱鎔基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執掌中央銀行，大手約束借貸，通脹得到控制，於九五年變作通縮，持續了好幾年。這一貶一縮使中國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在亞洲一帶格外相宜，而東南亞的國家以儲備支持其貨幣匯率，終於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結炒出來的風暴，其實是人民幣值穩守而使其它地區的幣值遠為偏高。如果幣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麼來的。



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來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港幣與美元聯繫，其幣值也穩守。問題是香港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奇高，不僅與貨幣貶值後的東南亞脫節，而更重要的是與貶值後有通縮的中國脫節，脫得很厲害。



舉一個例，朱鎔基控制借貸後，國內的樓價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會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樓價上升了一倍。香港與國內的樓價本來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變作八倍之差！另一方面，自港英決定交還香港後，他們施行我曾經數次提及的「最後的晚餐」。工務員加薪幅度奇高，學校的教師、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等薪酬，亦步亦趨。水漲船高，一闊三大，社會福利隨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獲的綜援金高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轉談第二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吧。那就是國內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預料到的快得多。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國內好些較有看頭的食肆，喜歡以香港廚師主理為號召，而這些食肆的經理也往往是香港請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廣東食肆進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樣，與香港的相若。當我知道該食肆的工作人員全部是本地人，就問那裡的經理工作人員多少，總薪酬每月多少。回應是員工共六十個，總薪酬每月三萬五千人民幣。當時一個香港廚師或經理到國內服務食肆，月薪二萬五加房屋、生活補貼一萬，合共也是三萬五。薪酬一個頂六十個，那是搞什麼把戲的？



當時我想，只要國內的食肆能學得六、七成，他們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國內的香港廚師與經理紛紛回港，如喪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我就提到香港廚師的命運，然後問：什麼時候香港的金融人材、信息人材等會被國內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務人材是好的，當時國內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麼高，總有一天會遇到廚師的困境。然而，九三年我還在想，廚藝是眼見功夫，不識字的也可以學，但金融、信息等人材要懂英語、計算機，對世界要有認識，在國內培養恐怕要用很長時間。我看錯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機構出錢請三幾十個國內的學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每年與不同組合的國內學生暢談大約兩個小時。為人師表數十年，我是個鑒定學生水平的專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會見的那一組使我完全改變了觀感：他們的知識水平擺明是在港大的學生之上！會談於是變作考口試，我主考，他們答。題目不淺，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是什麼？」竟然有三個學生答得出來。最後我問：「你們是選出來的國內最優秀的數十個學生，是嗎？」回應道：「不是的，像我們水平的數以千計。」問：「碩士畢業後預期的工資是多少？」答：「留在大學工作月薪大約一千八百，到外間工作大約二千五到三千。」這是港大學士畢業生四分之一的薪酬。香港知識分子的服務是好的，但國內的青年學得拚命，學得快，工資低很多，國內將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工業北移，服務價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減價，而又因為有聯繫匯率，這減價不能以匯率調整。



因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中國是香港的最佳合作夥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價格向下調整有頑固性，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之一，未完待續）

耗盡的感受

《南窗集》要斷稿了。我見《經濟解釋》已寫完，時間空出一大截，而《南窗集》是隨筆之作，彫蟲小技，於是等閒視之。殊不知想了幾天腦中還是一片空白，想不出有什麼題材可以寫，就是連應酬、交差之作，純以騙稿酬為出發點的也想不出來。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寫《經濟解釋》把腦力耗盡，一時間不容易再想。據說米爾昔日曾經想過度，精神出現了問題；魯賓遜夫人寫資本累積也想過度，需要作長久休息。我沒有那麼嚴重，但用腦顯然是一種運動，與其它運動一樣，過度可以受傷。腦子受傷算是精神病還是什麼，我不是專家，但心底裡老是覺得這種玩意可免則免。自己的思想能達到哪裡就哪裡，不可強求。

《經濟解釋》寫到卷三中途我覺得奇怪：為什麼自己最專長的學問會那樣困難才可以寫出來？艱苦地寫完了卷三第四章關於合約的選擇，滿意，決定休息數星期再寫。休息後動筆寫合約的一般理論與公司的成因，應該是最困難的，但下筆勢如破竹。這顯示腦子休息大有好處。那勢如破竹的是第五章。馬不停蹄地續寫第六與第七章，自己想了多年、成竹在胸的。但困難又來了，每寫一段我要在家中步行一兩個小時才可以繼續。要趕完工，我不能再中斷休息數星期。這樣寫一段，停一下，寫一段，停一下，卷三終於寫完了。

算是一氣呵成，滿意，有痛快感。嚴謹的經濟分析文字我是不會再寫的了。我說過《經濟解釋》是我最後一本經濟學論著。急流勇退是正。還會再寫的是經濟隨筆或其它隨筆，而餘下來的日子我會每過一段時日修改《經濟解釋》。要修改的地方應該不多。重讀自己數十年前所寫的學術文章，要修改的地方很少。《經濟解釋》不會是例外。

任何專於而又忠於一門學術的人，到最後總希望能把自己所知的來一個總結，下筆成書，對自己有個交代。昔日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大師們，作總結論著是在壯年：當時的人平均壽命大約只有五十歲。總結論著之後，他們就再沒有重要的論著了，雖然可能再多活數十年。昔日的「多活」似乎是意外的。

我們今天比較幸運，平均壽命七十多歲，可以多等一下。但要等到什麼年歲才動筆呢？史德拉的統計，是歷史上沒有經濟學者能在五十五歲之後還有重要的創作。但史老兄忽略了那時的人活到六十歲算是長壽。在今天的醫學範疇內，我們要作生平學問總結的，以或然率算，應該在哪個年歲動筆呢？今天平均壽命增加了二十多歲，但腦子的活力卻因人而異，年長了任何人都會退化。

一九九一年高斯拿諾貝爾獎，我在瑞典見到他，幾天下來暢談了十多個小時。那時他八十一歲，說要寫他的生平論著。今年他九十二，還健在，但論著沒有寫出來。老師艾智仁八十二歲開始寫他的總結巨著，洋洋千頁。他今年八十八，一個月前見到他，說還沒有修改完。艾老的智力還是高的，但去年我有機會看到他那巨著的片段文稿，重複的話說多了。這不是我昔日所知的艾智仁。無論怎樣說，高斯與艾智仁對經濟學的貢獻我是衷心拜服的。

輪到自己，我選在六十四歲末動筆。可能是太晚一點，但也可能是適當的。原本打算寫三至五卷的書，寫到卷二就知道體力與智力不能支持五卷，四卷也不容易。放棄什麼宏觀、貨幣理論等題材，集中於自己滿有把握的三卷算了。想不到卷三寫到一半我有腦力耗盡之感。

三十歲寫《佃農理論》，三分之二的趕工只用了六個星期，跟意猶未盡，到了芝加哥大學在圖書館跑了一年，把該書修改、補充。再跟的文章大都手起刀落，完稿後有點失落，但毫無倦意。只是一九七二年寫《價格管制理論》，數十頁的文稿寫了一年多，易稿十餘次，自己認為重要，但發表時還是不滿意的。失落的感受中有點心有不甘，沒有通常完稿時的痛快感。於今回顧，《價格管制理論》一文沒有真的寫完，而是改來改去，改得厭了，要放棄，就寄出去發表。

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從來沒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遺棄了。這看法有點道理。問題是被遺棄之作，作者應該沒有痛快感。這痛快感是創作者的重要回報。要做到這一點，作品要一氣呵成，成後可以仰天大笑的。《經濟解釋》達到這境界沒有疑問，只是寫到卷三要掙扎，有幾次懷疑可以寫完。
是體力有所不逮，還是腦力退化，不容易分清楚。分析能力沒有減弱，判斷力老而可靠，雖然思想的尖銳與變化是今不如昔了。最大的問題是不再能像昔日那樣，可以持久地思想，日以繼夜，不斷地想下去。《經濟解釋》的內容與問題的答案，多是數十年累積的結果，不是今天才想出來的。然而，今天下筆，數之不盡的細節是下筆時才想到，把要點的輪廓作補充，也要把不同的要點連接起來。這些是艱巨工程，也要有創意、有想像力才能辦到的。

是的，今天我再不能不斷而又持久地想。想一個片段要停下來，休息一晚再想時，先前的片段變得有點模糊，往往要再從頭想起。這是老化了的象徵吧。不能直想下去的分析推論很花時間，也容易疲倦，到最後是走一步，停一下，再走一步，又停一下。《經濟解釋》完稿時，有再也走不動的感受。奇怪是這樣寫出來的質量，看不出有下降的痕。是慢，是累，是不願多想，但質量沒有下降。

有解釋力的經濟學需要對世事知得很多，要作生平所學的總結，如果體力與智力容許的話，越遲越好。以我自己的體力與智力而言，五十歲是太早的。六十可能還是早一點。七十應該太遲。六十五歲動筆，我遇到上述的耗盡感受。

《離群之馬》前言

此書是專欄《南窗集》的第三本結集，《離群之馬》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外人說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就以《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為書名；說我狂放，我就刻意地以《狂生傲語》為題寫一篇文章，然後以之為書名。這些年來，眾人皆說我不依常規，是個怪人，我就寫了《離群之馬》一文，也以之為書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出書成事是指暢銷。言不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是正其名。《離群之馬》起名甚正，言之順矣，事可成，暢銷指日可待！

《離群之馬》前言

此書是專欄《南窗集》的第三本結集，《離群之馬》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外人說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就以《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為書名；說我狂放，我就刻意地以《狂生傲語》為題寫一篇文章，然後以之為書名。這些年來，眾人皆說我不依常規，是個怪人，我就寫了《離群之馬》一文，也以之為書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出書成事是指暢銷。言不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是正其名。《離群之馬》起名甚正，言之順矣，事可成，暢銷指日可待！

如釋重負

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寫完了。還沒有登完，是寫完。剛好一百期，不是刻意安排這個整數的。過年過節停了幾期，剛好是兩年時間。共三十多萬字，不是字字珠璣，但字字皆辛苦。是我生平一氣呵成的最長文字論著，是分析性文字，比隨筆文字起碼困難五倍。雖然有時說些閒話，鬆弛一下，但打個八折也算是洋洋大觀了。整個過程沒有參考書籍，獨坐空房，回顧平生在一門學問上的思維下筆，短短兩年完工免不了有點自豪。

下筆時間兩年，其實連準備時間是三十三年，沒有中斷過。一九六九年出版了《佃農理論》，在芝大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但該年回港度暑假，在街頭巷尾耳聞目染，見到的十之八九不明白。從那時起，我意識到要在經濟學討飯吃，對世事要知得很多，理論要盡量簡化，試作解釋。每有新意，解釋了微不足道的現象，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欣然自得，瞬眼之間幾十年了。

微不足道的觀察，微不足道的解釋，漫長的歲月積少成多，陳列起來倒也有點威勢。懂理論，考試及格有餘，不一定懂得怎樣用。理論是工具，複雜艱深的工具是不容易用的。簡化了的比較容易用，但無論怎樣簡化，不常用就不會懂得怎樣用。用理論是以之解釋行為或現象，那就要到真實世界找現象來作解釋。

想當年，《佃農理論》是學生習作，要拿一個博士，其中所用的現象資料是政府的統計，以及好些學者著書立說的陳述。撇開其可靠性不談，這些資料沒有親歷其境的真實感。記得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我們幾個孩子逃難到廣西，在一條今天遍尋不獲的小村中度過一年艱苦的日子。那時我大約七歲。農村的操作情況我記得很清楚，而這記憶與我寫《佃農理論》所用的資料有很大的出入。不是說資料不對，而是很多農作的細節圖書館的資料是沒有的。自己親眼見到的現象與他人提供的資料，以感受及啟發性來說，相去甚遠。

我是因為廣西的經驗而於一九六九年起決定多到市場觀察。調查件工合約，我在好幾家工廠花了一段時間。寫《蜜蜂的神話》，我到多個果園及養蜂者之家，請他們把蜂箱打開來給我看看。作為一件石油反托拉斯大案的顧問，我堅持要去油田及煉油廠考查幾天。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承包制度，我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住了近一星期。至於自己在街頭賣桔、賣玉，是比較寫意的工作了。

數之不盡的觀察在腦中轉來轉去，入睡前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拼圖遊戲。這遊戲是把觀察所得以經濟理論砌成一幅一幅的圖畫，然後又把一幅一幅的以理論合併起來。不容易的往往要砌很多晚，有時要放棄一段日子，過些時日再砌。這過程使我懂得怎樣把理論簡化，簡化後懂得怎樣用，而用不的就被淘汰了。

原則上，一幅砌好了的小圖畫可以寫一篇學術文章。到了五十多歲，我發覺圖畫太多，不可能都以文章寫出來。這是因為學術文章有相當嚴謹的規格：他家的有關之見要下腳注；理論要用曲線、方程式之類表達，要有點學術味道；觀察所得要找些數字作統計。這樣的學術文章三個月寫一篇算是很快的了。但這些大部分是裝飾的工作，與真理的表達沒有明確的關係。

後來我想，以一本大書的形式把大大小小的圖畫放進去，有系統地合併起來，本來是一篇學術文章的我可以只用一兩段文字處理，有時甚至一兩句，較為重要的可用一節篇幅。這是寫《經濟解釋》的一個原因。可以說，我想不起有哪本經濟論著比這三卷的《經濟解釋》用上那麼多的真實世界的例子。

寫《經濟解釋》還有另一些原因。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為了西雅圖的海，我決定從芝大轉去華大。高斯希望我留在芝大，說我有機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留在芝大的機會較大。我想，不管在哪裡我的馬歇爾機會是零。然而，高斯的厚望使我汗顏。多年以來，午夜思回，想起高斯的話，心底裡免不了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寫一本平生對經濟所知的書，與馬歇爾一八九○年的巨著博一手？

到了華大兩三年，是七十年代初期，那裡的系主任諾斯屢次對外人說我是他所知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不會這樣容易吧。傳統的經濟理論問題不少，很多人都知道：艾智仁與高斯往往破口大罵。瑣碎的修改、更正不難，但這些瑣碎工程加起來難登大雅。哪些理論要去，哪些要留，也不太難取捨，雖然時日多一點。把理論簡化不難，但簡化後還有複雜的層面，可以應付複雜的世事，就更需要時日了。

最困難的是做完了上述的工作，然後把餘下來的或改進了的匯合在一起，前後連貫。局限條件的處理——主要在產權及交易費用兩方面——我花了最多時間。後來得到中國改革的啟發才感到有全面操縱之能。對「量」的闡釋，想出「委託量」及其含意，幫助很大。解釋不了的現象，認為不重要的——例如小賬的安排——可以不管，但在多個銷售者的競爭下有大幅討價還價的現象，不能不管，要經過三十多年才得到比較滿意的解釋。

重要而頭痛的是合約的安排應該放到哪裡去。合約的一般理論，七十年代末期我已掌握了大概，只因為一件瑣事，使我沒有早點寫出來。傳統經濟分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兩大類。合約安排是第三大類，要加進去。我早知道如果沒有交易費用，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是分不開的，而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是同一分析的兩個答案。有結構性的合約是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起，而合約理論的重點是使我們明白，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困難是當年高斯等大師們都反對我提出的不知公司為何物的說法，使我沒有信心把合約的一般理論寫出來。堅持己見，這理論今天是完整地寫出來了。

為了要多累積觀察與解釋，我刻意地等到退休後才全力動工寫《經濟解釋》。三個月前見到諾斯，我告訴他三十年前他期望我寫的書，快完工了。他聽到是以中文下筆的，很失望，再三說要早點有英譯本。

寫《經濟解釋》是給當年師友對我的期望作一個交代；以中文下筆是為了中國的青年。是二十一世紀之始動筆的，希望下個世紀還有讀者。

強國猶如在夢中

寫好了上期的《Made in China》，去美國度假，抵步後一覺醒來，讀西雅圖的報章，頭條新聞是關於該地的波音飛機廠千瘡百孔，某航空公司生意不景，要求把預訂的六十多架機的交貨日延期。內文說自去年九一一事發後，該廠已解雇三萬員工，於今又不知再要解雇多少了。

這些年來，歐洲出產同級的空中巴士，其價格比波音便宜，機身比波音的寬一英尺，而內部設計美輪美奐，勝於波音的。雖說空中巴士的製造有政府補貼，但從舒適與廉價等角度看，波音技不如人。我想，為什麼要解僱員工呢？生意下跌，解僱員工，飛機的製造成本會上升，或起碼不會下降。這是打「守波」，節節敗退。為什麼不大幅度地減工資呢？裁員少許，大幅減工資，生產成本下降，那才是進可攻退可守之道。為什麼波音退守不攻，坐以待斃？

答案當然是有工會的問題，減薪不得，迫要大幅裁員。波音是被迫而選走窮途的。美國的工會勢力強盛，是得到政府的支持；什麼最低工資、員工福利、強積金等規限，是由政府推行；環保等法例增加製造成本的玩意，皆政府之助也。

一九九一年高斯獲諾貝爾獎，我被邀請到瑞典觀禮，遇到佛利民。我對佛老說，舉世的共產政制在改革，大約估計會增加十多億廉價勞動人口參進國際生產市場，先進之邦有高價勞力，怎麼辦？我又說，共產政制改革，百廢俱興，資金的需求龐大，先進之邦有錢，世界市場會直接或間接地「炒」起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高息的日子不會持久，一旦利息率下降，好賺的時日不再，怎麼辦？我再說，先進之邦有高科技的優勢，但為了生存，高科技的企業遲早要搬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去，怎麼辦？上述的觀點，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三年間我以中、英二語為文申述過好幾次。

日本昔日是製造強國，但身在亞洲，春江水暖鴨先知。一九八七年我見他們的地價與工資高得驚人，勢頭不對，就在香港的《資本雜誌》發表了《日本大勢已去》。過了大約三年，日本某大報邀請我評論日本與中國的經濟前景，我舊話重提，下筆肯定。該三千字的文章被刊登在頭版，惹來記者電話頻頻，要躲幾天。

日本是有本錢的。他們的高文件產品實在好。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起飛是因為產品價廉物美。當年是三百日元兌一美元。跟的困境，是國會議員歷來多是大地主。他們主張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地價急升。農產品的市價高得出奇，促使日本的工資高於美國的。因為生產成本高，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日本的經濟節節敗退。大手增加貨幣發行量，使幣值下跌是一個辦法，但控制日幣量的委員大部分堅持政策不變。今天，美國一些經濟學者認為一七○日元兌一美元日本才有轉機，我則認為二百日元兌一美元才對，而且要迅速下調。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可以損害整個國家。

在廉價勞力群起而出的情況下，福利經濟首先遭殃是顯淺的判斷。一九八七年加拿大一家電台以長途電話給我直播訪問。小姐問：「加拿大的經濟何時才可以復甦？」我衝口而出：「不會在可見的將來！」有思之言是無心之失，也闖了禍。但我要怎樣說才對呢？從事學術研究的就有這樣的困難：不可以說自己不相信的話。

一九九○與九一兩次瑞典行，我見該國的福利制度如天方夜譚，就下了比加拿大還要差的評語。三年前，一位瑞典朋友說我錯了，因為科技與網頁的發展使該國欣欣向榮。最近問他是我對還是他對，他苦笑。

九一年在德國，見到那裡的工會林立，勢力強勁，我說德國也是大勢已去。

美國怎樣了？該國地大物博，福利水平遠低於加拿大，匯率政府不管，生產成本雖高，但大致上物價與地價可人，所以廉價勞力的衝擊是比較小的。另一方面，該國的先進科技了不起。雖然互聯網及有關的科技的不振與一些大企業的行騙搞得風風雨雨，但生物、基因等研究到目前還大有可為。美國本來不會太差，但九一一之後，風聲鶴唳，動不動就左封右鎖，對經濟的損害遠高於九一一的不幸。三幾個不怕死的恐怖分子對整個經濟的損害，是九一一之前難以想像的。

推測經濟前景永遠不容易，而推測短期的轉變更困難。長遠的大勢比較容易。一般而言，因為局限條件的轉變太多，太複雜，看不準。但有時局限條件的轉變簡單而明確，而且這轉變的趨勢看來可以持久，推測就十拿九穩，命中率極高，雖然效果發生的時間的早或遲還是看不準的。

一九八一年我推測中國會轉向發展市場，是看準了局限轉變的趨勢。然而，時間上我看不到中國會走得那樣快。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也是看準了局限的轉變。然而，我看不到亞洲金融風暴的突如其來，時間上有了失誤。不要相信經濟學可以協助賺錢。我所知的不能夠，其它高人怎樣說我管不。

問題是廉價勞力的供應暴升，十多年前我就看得清楚，而任何對世界關注的人也明白，不需要是什麼經濟專家。同樣，這廉價勞力的局限轉變看來是會持久的。這轉變的持久會帶來怎樣的效果，不用經濟專家也可以推出來。

時間不准，賺錢不易。但治國之道，不是為了個人賺錢，而是要從國家整體那方面看。這樣看，必然的效果來得早或遲無關宏旨。重要的是知道效果遲早會來。明智的治國者應該看到這效果而未雨綢繆。很不幸，這些年來，經濟強盛之邦似乎是嚮往以往的光輝，自我陶醉，如在夢中。

Made In China

是朋友的隨意觀察，不是什麼專家統計，作不得準。但很多朋友都那樣說，且越來越多，不容易不信，作不得準也要說說吧。

首先是多倫多的姊姊大約一年前對我說，加拿大一般商場的日用品，八成是中國製造的。這個姊姊從來不誇張。三個月前一位多年不見的三藩市朋友說，那裡商場的日用品，九成是中國製造。這朋友的兒子三十多歲，不同意老父之見，說他替自己的兒子買玩具時作過估計，大約只有七成是中國製造。最近一位留學日本的女孩子告訴我，在日本的商場，中國的產品佔七成。

中國人看中國製造，免不了有點自豪，誇張一下是容易理解的。老實說，我不大相信歷來採取「保護」政策的日本會有那麼多中國貨。當然，上述所說的只是一般日用品，不是什麼世界名牌。

最近又聽到，國產的影碟機只賣港元數百，比日本兩千元的名牌還要好，因為凡是小影碟都照播無誤，有碼必解。深圳的朋友解釋說，國內盜版多，所以中國製造的影碟機是什麼版都可以應付。聽來有道理。

奇怪的是兩星期前一位朋友請吃飯，他的太太說，國產的冰箱（雪櫃），最好的比美國名牌Sub-Zero還要好。不容易相信！美國的豪宅，通常選用價格特高的Sub-Zero。這位太太我認識了二十年，對事物的判斷歷來可靠。

無可置疑，不管我們怎樣對上述的觀察打折扣，中國開始成功地從農業轉向工業，而這是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說了很多年需要向工業發展，但以打進世界市場的準則衡量，今天才算是有瞄頭。是比「瞄頭」多一點吧。美國的鬼佬朋友一致同意中國已經是一個製造國。是的，中國的工業發展令舉世矚目。

值得高興，但不要自滿。從比例上看，中國的工業發展還落後於南韓。九七金融風暴後，亞洲的小邦或小區中，南韓是唯一捲土重來的。了不起，是值得調查研究的經濟現象。讀者認為中國比南韓大多少倍呢？如果整個中國都像南韓，世界會是怎樣了？

工業產品要打進國際市場只有一個重要的準則：價廉物美。這是小學生也知道的。但怎樣才可以有價廉物美的產品，是另一個問題。印度的勞力工資比今天中國的相宜，而印度是個聰明的民族，天才輩出，但搞來搞去也不成氣候。是的，說印度的經濟快要起飛，或已經起飛了之說，我們聽到很多次，但也聽到還是一窮二白，行乞的所在皆是。這些都作不得準，作得準的是我們不容易在世界各地多見印度的產品。

其它的亞洲經驗也值得我們思考。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其工業產品在國際上歷來榜上無名。台灣曾經是榜上有名的，但自亞洲金融風暴後，節節敗退，沒有南韓那種英雄本色——雖然那次風暴，台灣所遭受的衝擊比南韓小得多。

要怎樣解釋上述的不同發展呢？回頭再看連小學生也知道的價廉物美的準則吧。價廉很容易。任何勞力工資低下的地區，加上地價或地租不高，其產品價廉。問題是，價廉而物不美（質量不夠高檔）是不能打進國際市場的。這是因為國際貿易有運費，有關稅，有手續費，而這些加起來的費用相當可觀。低檔產品加上這些費用，正如廣東俗語所說的「妹仔大過主人婆」，使出口的低檔產品的相對價格過高而少人問津。這是說，價廉而物不美的產品在本土可以有市場，但因為有運費及手續費的存在，要打進國際市場就不容易了。

倒轉過來，要造出高檔、優質的產品也不難。若干年前，印度政府就曾經以高資引進高科技機械，聘請外來的專業人士，製造出高檔的紡織衣料。後來因為成本過高，放棄了。是的，困難不是在於高檔或低檔，而是要把產品造得價廉物美。今天中國的產品雖然不算很高檔，但在一般的日用品而言，價廉物美是及格的。要不然，中國的產品不容易打進國際市場。天下的國家數以十計，為什麼能在國際市場大行其道的只有那三幾個國家？

答案是若要產品達到價廉物美之境，四個條件是必需的，而這四者的合併非常困難。第一個條件是有一個足以鼓勵生產的產權制度。這方面雖然中國要改進的地方仍多，但經過二十年的制度改革，有瞄頭，可以告慰。

第二，國家要有廉價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廉價勞力與土地。這條件中國及格有餘。今天中國製造業的勞力工資，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與二十分之一之間。土地呢？雖然農地美國的比中國的相宜，但因為環保等干預，廠房用地美國比中國高出好幾倍。比起日本，中國的工資與地價差距更大了。

第三，大量生產的高檔產品要有先進科技。這一點，雖然中國仍落後於先進之邦，但在大量引進外資下，科技隨之而來。是制度的改革與廉價的生產要素吸引外資的，而外資進入中國把科技帶進去。

第四——可能最難的——是製造行業若要搞得風起水湧，一個製造的文化很重要。這文化在中國一觸即發，有幾個原因。其一是中華民族歷來以刻苦耐勞為美德，願意拚搏的品性自古皆然。其二是文革期間，大學生選修專業學系往往惹禍上身，但工科或數學則格外安全。在這段及跟而來的日子，中國盛產工程師及數學專材。其三是製造文化可大量從外地引進。這方面香港及台灣——尤其是香港——功不可沒。昔日香港製造業中的手錶、玩具、成衣，以國際銷售量算是世界之冠，而首飾、印刷等行業，不是世界之冠亦不遠矣。今天，這些行業全部北移，二十年來在南中國大興土木。另一方面，上海鄰近的昆山等地，台灣的廠商無數。

是中國之幸。如果國內能大事簡化稅制，改進法治，開放金融、通訊，則百尺竿頭，更進多步矣！

學術行內的影響力

上期說經濟學者的公眾影響，自己一知半解，胡亂地說一下。這裡轉談經濟學行內的影響，自己專於此業四十年，應該是個專家了。但「影響」這回事，專家不一定懂，我只能憑自己的經驗與觀察說一下。好些學者朋友向我投訴自己的文章影響不足，可見有影響對作者是重要的。

我選擇研究題材，歷來以自己的興趣為主，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然而，當我發覺文章發表後三十年還有人提及，很有點飄飄然。另一方面，自己認為是重要而得意之作，發表後如石沉大海，一想到就心有慼慼然。說不管自己的文章有沒有影響力，不是衷心話。問題是我不能預知選哪個題材下筆會有長遠的影響，除了興趣沒其它的衡量準則。自己有興趣，研究發表後能引起他人的興趣，是錦上添花，也是有點影響了。記得鐘子期與伯牙的高山流水故事嗎？學術也如是。

這樣說，學術影響的起點是品味的問題。你的品味引不起行內人的興趣，天分再高也無補於事。但一個思想若要有長遠的影響，品味可取是不足夠的。長遠影響還要論重要性，那就是可以引起一般性的推論了。

七十年代初期，美國一些好事之徒開始出版文章引用指數（citation indexes），不十年廣受重視。有社會科學指數與自然科學指數之分，是算每年每學者的每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數的，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的引用次數少很多。以經濟學而言，一篇文章發表後五年，每年被引用五次是難得的了，但這還算不上是有影響力。

今天，好些人以這些引用指數作為文章「影響力」的量度。雖然是有點份量的說法，但誤導的成分不少：

（一）寫綜合、概括他人之說的文章被引用的機會最多，但作者本人是沒有思想貢獻的；

（二）作一個流行學報的編輯，編輯自己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會暴升，下馬後則會暴跌，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三）聽說有些學者「埋堆」，大家互相引用，互相增加指數的量度；

（四）時尚的題材（不一定指譁眾取寵），或大錯特錯的文章，可以有短暫甚至長達三、五年的高引用次數，之後下跌如石頭；

（五）教出多位博士生很重要，因為學生寫文章喜歡引用老師的作品。這後者算是影響，但不一定是一般性的。

因為以上種種，以引用指數來衡量文章的影響力，要有很長時間才可靠。我常說文章發表後五十年，若每年還被引用五次以上，就算是大文了。一九五二年之前發表的文章，今天每年被引用五次以上的有多少呢？我沒有作過考查，但肯定高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會入圍，其它的可能不及一掌之數。（有興趣的朋友請代考查，我很想知道。考查的結果會在這裡發表。）

是的，我認為歷久不衰的影響才算是有份量的影響。長線而言引用指數有其可靠性，但經得起五十年風雨的文章很少。不得已而求其次，三十年（每年還被引用五次）似乎不太難，但也算是重要的文獻了。再求其次，三十年每年還被引用三次，似乎不易也不難，但作者可以為自己喝彩了。三十年後每三幾年有一年獲三次引用的，可算有點持久力，有點影響，算是貢獻。

引用指數不論，學術上是有無名英雄的。有些大師少寫文章，口述的傳統不易傳世，其思想被朋友或學生借用了。這類英雄的影響力，只有親近的人才知道。二十世紀芝加哥大學的戴維德（A. Director，今天一○一歲，還在）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認識他，不很熟，但與他很熟的朋友我大都認識。戴老不寫文章，但喜歡讀，思想精闢，觀點與立場肯定，而更重要的是百分之一百的純學者。純學者的風範有吸引力，十分迷人，加上戴老是大思想家，作為後學我衷心拜服，而他對我的影響我說過多次了。

老師艾智仁發表過重要的文章，是名家，但他的口述傳統比他的文章對我有更深的影響。

高人的教誨就是這樣便宜。艾師有好些零碎的思想沒有寫出來，當年我今天聽一句，明天聽一句，加起來學到的很多。奈特（F. H. Knight）的文章，很難讀，而據說授課時學生不知他說什麼，但他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破了為師者的世界紀錄。（高斯二十歲時旁聽了奈特兩課，跟寫出他八十一歲獲諾獎的文章，不算是奈特的學生。）無可置疑，言、文皆不清楚的奈特有無與倫比的感染力，這也是重要的學術影響了。

學術的無名英雄還有另一種。那就是一些文章發表後屢被借用，或思想屢被抄襲，但作者的名字卻不多見。經濟書本上常見的折角需求曲線（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出自P. Sweezy的一篇短文，今天有誰知道？運情有別，Cournot的雙頭競爭模式卻以他為名。

學術文章一般沒有份量，籍籍無名。但非常有份量的可以遭人漠視。艾智仁的《生產成本》一文重要，但其影響力卻不能勒碑誌之。佛利民認為自己的資本累積分析是傑作，但當我提及，行內的朋友似乎只有我讀過。我自己的《價格管制理論》，完稿時讀過的同事都認為石破天驚，殊不知二十八年後的今天，每年只被引用大約兩次，算是石沉大海。

意外的驚喜不多，但還是有的。高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以引用次數來品評，可能是二十世紀對經濟學最具影響力的文章。然而，該文在法律學那方面的引用次數遠高於經濟學的。人心不足，高斯在諾獎演辭中投訴該文對經濟學影響不大。我自己當然沒有高斯六○年那樣水平的大文，但過癮的碰巧卻碰過兩次。第一次是我說過的，一九七三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實地調查分析與動筆只用了三個月，文章易寫，資料詳盡，沒有重要的理論貢獻。該文今天還常被引用。

第二次碰巧更離譜！一九九六年美國西方經濟學會到香港來開會議，請我以貪污為題作二十分鐘的講話。毫無準備，我隨意講，但因為這話題想了多年，以肯定的語言講出來。這二十分鐘講話被錄了音，一家學報的編輯翻出來，要發表。我把該編輯的錄音整理修改一下，見文稿只有幾頁，就加上一個長題目：《一個簡單的一般均衡的貪污理論》。不久前朋友看計算機，竟然發覺該文在英語網上被提及五百多次。這不是正規的引用指數，而網頁從來作不得準，應該不是真的，但我還是開心了一個晚上。

學者的公眾影響力

上文為佛利民（M. Friedman）祝壽，說到他的舉世影響力，意猶未盡，要在這裡多說一下。佛老有大名是肯定的，但對公眾的影響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不是容易判斷的問題。英雄造時勢是真的英雄，其影響當然也是真的。時勢造英雄是次一等的英雄，但總有一點英雄本色。影響呢？有一點吧。時勢利用了一個學者的思想，使他成為英雄，既有英雄本色，倒轉過來影響一下時勢是自然的吧。

學者的影響一般是學術行內的事。我不同意凱恩斯的說法，認為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是受到經濟學者的思想影響。他把經濟學者的本領高估了。對學術的影響，任何學者都有興趣。對公眾或社會的影響，可能大部分學者是有興趣的，但知難而退，選走公眾路線的不多。走公眾影響的路會專於研究失業、通脹、福利、經濟增長等項目，不會選合約、組織、競爭、博弈等話題，而今天寫滿紙數字方程式的經濟學者，更是對公眾影響沒有興趣了。

有大影響的經濟學者一定有大名，但有大名的不一定有大影響力。二十世紀有大名的如熊彼得（J. Schumpeter）、奈特（F. H. Knight）、史德拉（G. J. Stigler）等人，不見得有廣泛的影響力。這裡說的是公眾的影響，不是學術行內的影響。後者是另一回事，下期我會試談的。

一般人認為二十世紀對公眾影響最大的經濟學者是凱恩斯與佛利民。我認為要加上馬克思，雖然馬氏是十九世紀的人。應該是這三君子鼎足而三。要多加一個，我選海耶克（F. Hayek）。其它就不容易擠進去了。這可見經濟學者雖多，對公眾有影響的卻極為罕有。獲得片斷公眾聲譽的不難，有片斷公眾影響的不易，有深遠公眾影響的鳳毛麟角。

我不是說難得的就是好的。學者對社會關心，是人之常情。馬克思與凱恩斯在我之前，無從判斷，但我認識的佛利民與海耶克對社會是關心的。然而，關心歸關心，影響歸影響，不能混為一談。有學術本領，關心社會，但公眾影響連小成也沒有的學者多得很。

奇怪，上述的四君子中，說得上是言論清晰的只有佛利民。凱恩斯雖然文字操縱好，但他影響力最大的《通論》就不容易明白——讀不懂的學者很多。馬克思與海耶克的論著也是不清楚的。對公眾有影響的學者不需要有清晰表達的能力！

然而，不管公眾明不明白，這些有大影響的人物都有明確的立場或主張在社會流通。不一定是真實的版本，但簡單的版本是流行而突出的。例如佛利民與海耶克高舉自由市場；馬克思反對資本家；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凱氏本人可沒有那樣說，但凱恩斯學派卻是那樣說的）。模稜兩可或走中間路線的學者是不會有公眾影響力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時勢造英雄。沒有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凱恩斯的《通論》不會洛陽紙貴；沒有國民黨當年的胡作非為，馬克思的名字不容易在中國家喻戶曉；沒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的要求小政府的趨勢，海耶克不會在八十年代受推崇。海耶克的名字我這一輩老早就知道，但美國學術界不重視他的論著。六十年代起有二十年時間很少人提到海耶克。是八十年代中期，共產政制開始走下坡之後，海氏才揚名四海的。

馬克思、凱恩斯、海耶克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但英雄總要有點英雄風範。沒有英雄本色，時勢怎樣造也造不出來。有趣的問題是，英雄可不可以造時勢呢？政治家是可以的吧。但學者可不可以呢？我很想迅速地答：不可以，學者只可以讓時勢造英雄。然而，二十世紀出了一個佛利民。他認為自己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自己沒有影響力。話雖如此，數十年來，佛老往往給我有英雄造時勢的感受。

可不是嗎？他的「小政府」主張提出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六十年代他建議美國廢除強迫兵役，不到十年兵役制被廢除了；控制貨幣量的建議，堅持了二十年後，大致上被接受了；學券制也是佛老在六十年代提出的，橫眉冷對千夫指，最近才得到一點曙光。佛老不僅立場明確，其言論表達也清晰——這後者可能是學者造時勢的其中一個必需條件。

關於學者公眾影響的結論似乎是：（一）時勢是重要的；（二）有明確立場，適用於時勢；（三）其個性有點英雄本色；（四）若要英雄造時勢，上述三點之外還要多加一點，那就是言論的表達要清晰。

不要貶低學者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的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是成本高於金錢利益的。好些學者對世事看不順眼，要發點牢騷，於是在公眾媒體發之，甚至大發特發。但好些言論媒體沒有興趣，被棄稿時有所聞。一旦略有小成，不免惹來爭議，殺不出重圍就千瘡百孔。大成的機會鳳毛麟角，一百年沒有兩三個。

我自己在媒體寫文章是為了賺點稿酬，而更重要的是過癮一下，完全沒有改進社會的意圖，也惹來爭議。可能是為啟發年青人的思想下筆，關注之情溢於言表，是以闖禍。值得告慰的是年青人喜歡讀，只此而已。

應該早有前科，但在英語世界的公眾媒體中，經濟學者寫得令我矚目的文字，最早是佛利民於六十年代開始在《新聞週刊》發表的專欄。寫得好，寫了很多年。記得佛老動筆後不久，森穆遜（P. A. Samuelson）也在同刊起專欄，筆戰頻頻，熱鬧精彩。森老也寫得非常好，但被佛老比下去。從理論與分析的本領衡量，當年森老無出其右。但佛老是搞驗證工作的，對世界多知一點，表達較為生動，佔了上風。我認為這有名的二老之爭還有另一樣過癮之處。他倆是好朋友，二者都高舉自由市場，雖然佛老比較極端一點。佛老先開專欄，一下子就站在自由市場那一邊，寸步不移。森老後至，要爭論不容易找到自己可以堅守而與佛老不同的立場。

佛、森二氏熱鬧了好些年月，不玩了。其後在美國名刊物寫公眾專欄的學者不少，都是有份量的人物，但寫出來的總不及二老當年那樣精彩。不是本領不足，而是寫得過於認真，讀來不夠生動，少爭議性。

我還記得當年森氏對佛氏下的評語，可圈可點：「出海捕魚航程甚久，捕獲的魚在水艙中要悶死了。船長於是把鱔魚放進去，其它的魚也就活起來。佛利民是那尾鱔魚！」

為先生祝壽

今天是公元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經濟解釋》的卷三寫了三分之二多一點，共三十多萬字的書快要寫完了。寫到思維上最困難的地方，是自己所學得意之處。幾天來輾轉反側，睡不著，要寫到想了數十年的合約一般理論。二十多年前想通了這理論的整體大概，沒有寫出來不能肯定。想得通不一定寫得通，要寫得通才算是通。這幾天反覆推敲，遲遲不敢動筆，因為恐怕想漏了一小節而潰不成軍。

早上四時才睡覺，睡不著，七時拿報章看香港仙股風暴。怪事年年有，世界似乎越來越無聊。決定足不出戶，不寫好《合約的一般理論》那一節不作其他的。靜坐兩個小時，務求腦中一片空白。動筆了，時來運到，一口氣寫了三千多字，勢如破竹，整個理論出來了，反覆重讀，理順章成，於心大慰。是卷三的重點。擔心了幾個月自己專長的卷三的水平會弱於前兩卷，但現在有合約一般理論的三千多字助陣，不用擔心了。

乘勝追擊，在稿紙上寫下跟的節題：《公司的成因》。只寫了兩句，突然想到今天應該是佛利民（M. Friedman）的九十大壽。叫太太在網上查清楚。關於佛老的資料堆積如山。可喜的是，網上所用的佛老的照片與他和太太的照片差不多都是我拍的。但網上有一項資料說佛老的生日是七月十五。掛個電話給佛老夫婦證實一下，在他倆已賣掉的加州海濱別墅找到。兩個老人家正在清理房子，準備交吉。他們那裡是早上八時。佛老生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今天是他的九十大壽，沒有錯。我對他說他差不多度過整個二十世紀，而他的存在使我衷心感激。只是這兩句簡單的話，在我心中是要說了很久的了。

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在洛杉磯加大，我開始讀佛利民在芝加哥大學的價格理論講義，是不見得光的非法影印本。是佛老的學生的筆記，加大有秘密的影印本出售。一年之後佛老親自整理這些筆記出版，我當然第一時間購買。跟讀他的《馬歇爾需求曲線》，《支持浮動匯率的理由》，《確定經濟學的方法論》，他與沙維治（J. Savage）合著的《風險選擇的功用分析》等，都是佛老的早期作品，思想縱橫，海闊天空。一九五七年佛老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是代表作，六三年我拜讀後就被說服了經濟學可以解釋行為。

我不盡同意佛老的論點，但他見解精闢，看事新奇，理論基礎掌握獨到，有難以形容的吸引力。當時我和同學們都重視森穆遜（P. A. Samuelson）的論著，讀很多。然而，同學之間的爭議，主要是佛利民。是的，佛老的文章比森穆遜的遠為有爭議性。這對我們後學的思想啟發有深遠的影響。讀佛利民，讀後大家爭議，在我來說，不到一年腦子就轉得快了。

當年讀森穆遜、阿羅（K. Arrow）、佛利民，與自己老師艾智仁（A. A. Alchian）的論著，同學們都意識到是天才之作。但佛老的風格，是新意往往突如其來，攔途殺出，在思路上立下了標誌，使思路清晰起來。讀佛老的作品，我沒有感受到他希望我同意或相信，而是逼我跟他的思路去想。他的新意我不一定認同，但能跟他的思路過癮一下，何樂而不為？

不論公眾形象（今天非常好），也不論為大眾表達的自由經濟言論，純從嚴謹的經濟學貢獻那方面看，佛利民是二十世紀的巨匠。森穆遜與阿羅專於搞純理論，但佛老的出身是統計學天才，對世事所知包羅萬有。從理論分析與事實驗證的合併來品評，經濟學歷史上只有二十世紀上半部，耶路大學的費沙（I. Fisher）可與佛老相提並論。很多人把劍橋的凱恩斯（J. M. Keynes）與佛老相比。從聲名與影響力來說是對的，但學術的貢獻凱恩斯遠為不及了。不幸，佛老的公眾大名使很多人不知道，純從學術的角度品評佛老是那樣了不起的。公眾形象的普及把一個學術大師的貢獻掩蓋。這是代價。

佛老常對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我引以為榮。其實我們開始交往時算是同事，雖然輩分與學識相差很遠。作芝大的助教小職，我當然旁聽佛老的課，但不管有沒有聽他的課，或有沒有遇見過他，我這一輩對價格理論有深入興趣的人都算是他的學生，正如早上半個世紀所有對經濟學有深入興趣的人都是馬歇爾（A. Marshall）的學生一樣。

佛利民在六十年代開始就走貨幣理論的路，引起很大的爭議；這方面佛老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然而，我同意華特斯（A. Walters）的看法，如果當年佛老繼續專於價格理論的研究，他對經濟學的貢獻會更大。後來佛老花了不少時間在大眾媒體推廣他的自由觀點。這是穿起傳道士的袍子了。很成功。然而，一個學者的大名普及，免不了要受到非議的代價。一九七六年佛老到瑞典領取諾貝爾獎時，從世界各地到那裡反對示威的左派人士數以千計，使瑞典政府要破費動用大量保安人員。

行內一些學者當年對佛老的「傳道」也有批評，使我覺得有點葡萄是酸的味道。把自己的研究所得與信念深入淺出，然後在大眾市場以低價批發出售，成功難於上青天，而略有小成就不免招惹那些無人問津的閒言閒語，更何況這方面佛老達到的是百年僅見的大成。我自己身同感受，為了中國的青年以中文深入淺出地下筆十九年，沒有大成也屢受攻訐，說什麼我放棄學術云云。我一笑置之：看不出這些天才的學問何在，而他們要改造社會的意圖明顯，只可惜其言論過於湛深。

二十世紀後期舉世都向自由市場那方向走，好些朋友認為佛利民是主要的影響人物。佛老則認為自己毫無影響力，只是時勢造英雄。他是太客氣了。二十世紀下半部是歷史上一個大時代轉變。一個個子不高的人站在那裡，不賣賬，不譁眾取寵，半步不移。但上蒼幫助了他。上蒼授予他無與倫比的天賦與耐力，使他能在理論、歷史、數學、統計等學問上盡達一流，而同樣重要的，是他語言表達的清晰也百年僅見。

說舉世都欠佛老一點不是誇張的吧。我自己欠他很多。我是因為佛老的教誨而沒有在學術上說過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話。比我年長二十四歲，我有小弟弟的感受。在他面前我不敢抽煙，不敢喝多過一杯酒。我結婚時佛老主持儀式，穿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袍，蠻過癮的。

數學與經濟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遇到一位研究生，考試成績平平，但天分奇高。拿得博士後，他認識了戴維德（A. Director）、艾智仁（A. A. Alchian）與史德拉（G. J. Stigler）。這三位大師像我一樣，十分欣賞該年青人的良材美質。史德拉要請他到芝加哥大學去，作博士後的訓練，尤其是多學點數學。

該青年問史德拉：「數學對經濟真的是那樣重要嗎？」史老回應道：「只有瘋子才會提出這問題。想想吧，當今之世，不用數學而還能在經濟學站得住腳的只有高斯、艾智仁與張五常三個人。你認為自己可以擠進去嗎？」

自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到這幾年在國內的多次講話中，學生問得最多就是這個問題：數學對經濟是重要嗎？每次被問及，我總是想起史老當年的話，但不能借用他的幽默作回應。數學對經濟重要，但不是史老說得那樣重要。經濟學可以完全不用數而達頂級的成就。撇開自己不談，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大師，不用數的遠不止高斯與艾智仁（其實艾老間中用，很懂得用，但不多用）。

數學對經濟的重要性不容易解說。因人而異，也因情況而異，沒有肯定性的答案。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今天的經濟學與四十年前的很不一樣。今天，懂經濟學與懂經濟學課程是兩回事。是的，今天好些名大學的研究院，沒有相當數學基礎的學生根本不能上課，或上課而聽不懂，老師指定的讀物讀不通。另一方面，一些年青學者對我說，文章若不是滿紙方程式的沒有學報收容。這後者我有保留，因為與我同輩的並不認為文章有發表的困難，而數學的成分不需要增加。

無可置疑，後一輩的經濟學者發表的文章，內裡的數學成分比老一輩的多了很多。然而，與此同時經濟學的知識並沒有明顯的長進。這兩年美國有這樣的說法，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元老說起的。那就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時，有新意、有內容的經濟思想百花齊放，能人輩出，但自八十年代起，新意衰歇，內容空洞，以致後一輩的轉向多用數學，吹毛求疵地證實老一輩的觀點或批評老一輩的錯失，又或把老一輩的註腳發揮一下。說得不客氣一點，是年青一輩的思想內容不足，要以數學方程式來加以掩飾。

八二年起我自己身在香港，沒有親歷其境地體會到這個數學代替內容的發展，故不能多說。但傳統上，科學發展起伏不一是常有的現象。以經濟學而言，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新古典」邊際分析熱鬧了半個世紀，其後就再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要不是佛利民（M. Friedman）等人在五十年代開始大搞科學方法與貨幣理論，而六十年代又有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參進，經濟學可能早就變得怪誕不經。

（二）六十年代自己還玩一點數學時，一些行內朋友說沒有方程式他們不能想經濟學的問題。我和另一些朋友正相反，想時不用數學，想通了才考慮用不用數學印證。這是奇怪的分離，很難說哪種想法比較可取。二十多年前在一次會議上，我作主講，阿羅（K. Arrow）是評論者。結束後一起喝咖啡，他把一張滿是方程式的紙交給我，說是我講話的內容！阿羅是二十世紀數一數二的數學經濟天才，我說得多快他的方程式就寫得多快。要不是見到他表演神功，我不容易相信有內容的學問是可用方程式思想的。

想想吧，數學的本身沒有內容，以方程式想經濟，內容是要由想者加進去的。阿羅的驚人本領，是把內容加進方程式來想而速度不比我慢！令人沮喪。當時我想，經濟要有內容，如果沒有阿羅的本領，就不應搞數學經濟了。

有趣的是，整個二十世紀，我想不到有哪一篇重要的經濟學文章是滿紙方程式的。就是阿羅與森穆遜（P. A. Samuelson）獲諾貝爾獎的文獻，方程式也不多。

（三）無論數學用得怎樣精彩、湛深，其內容如果不能清楚地以淺白的文字語言說出來的，都不是可取的經濟學。這裡還可以補充：凡是用上模糊不清的術語的分析，皆不可取。很不幸，這類經濟分析今天觸目皆是。

我自己的習慣，是思想時不用數（三十歲前後少用，今天不用），但用很多例子。推出了結論，再回頭反覆思量，要花一段長時日。自己感到滿意後才考慮用不用數加以印證。通常的經驗，是如果能用文字寫出來而還感滿意的話，以數學證實為對差不多是必然的。這是說，想得通透以數印證是多此一舉。但在想得不夠通透的情況下，數學的用場不小。數學證不出來的往往有問題；數學證明是錯的，錯。不幸的是，數學證明是對的不一定對。

（四）一般來說，數學於經濟的用場有二。其一是上述的：想不通可以試用數學協助推理。這點在細微而曲折的問題上尤其重要。一九七三年我為了想不出一個瑣碎但可能重要的蜜蜂傳播花粉的經濟規律，轉用數學推理，推不出，請了一位數學專家協助，也推不出。（兩年前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竟然找到當年沒有發表過的失敗文稿，明年結集成書時會放進去，希望將來有人能推出應有的規律。）

其二是有些經濟分析非常複雜，所謂有理說不清，而數學可以大幅度地簡化。是的，數學用得好很有藝術性，漂亮得很。我當年自覺沒有這種天分而選走較有把握的文字路線。這選擇主要不是用不用數或懂不懂數的決定，而是沒有信心能一貫地以數學把分析簡化。想不到，今天的發展是以數學把問題複雜化。

關於數學與經濟，結論只有兩點。第一點是經濟推理可以完全不用數，雖然邊際分析的理念要掌握。這方面數學的協助用途我說過了。因人而異，有些人的推理能力比較弱，數的幫助大一點；有些人的數學天分比較高，以數學簡化問題令人心折。第二點是不管數學用得如何湛深，其內容一定要通過以淺白文字表達出來這一關。算得上是數學家的經濟學大師馬歇爾（A. Marshall），過了這一關就把數學分析放進註腳內。三十年前我的文字經濟分析也做過一重數學「手續」的，但方程式很笨拙，連註腳也不好意思放進去。

固執於經濟研究的出發點

不少人認為年長了或老了的人，對自己的觀點是比較固執或頑固的。在醫學發達的今天，66歲不算老，但我覺得自己在觀點上是比30年前固執了。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我就以固執知名，往往堅持己見。但當時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觀的，所以堅持己見受到他們的尊重。

自己認為對的觀點是應該堅持的。左搖右擺的思想不能成家。問題是年紀越大越固執，如果可以量度證實的話（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釋的現象。老生常談的解釋是腦細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夠靈活，因而固執。我沒有讀到過醫學的論據，但老生總是這樣常談。

第二個解釋是年紀大了，思想或觀點經過時間的蹂躪，得到的是比較堅定的信念，因而固執。這與上一個解釋有很大的分別，前者是說腦子轉不過來，後者是說經驗有信服力。我認為自己越來越固執是後者，因為自覺腦子還轉得快。今天看問題沒有三四十歲時那樣尖銳（回頭看自己當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沒有緩慢下來，而判斷力是今勝昔的。

6個月前，在美國與弗裡德曼（M. Friedman）相聚，年近90（現在已經是90歲了）的他，其智力還遠超常人。當然，與30多年前我認識的弗老相比，他緩慢了很多，但還是比常人快。在「固執」這個話題上，我的感受是弗老完全沒有變：衡量你的意見，他同意就說同意，不同意就說不同意，清楚分明，乾脆利落，還是20世紀的弗裡德曼。

第三個「人老固執」的解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那是看來固執但其實不是——有固執之貌而無固執之實。這可能是很多所謂人老固執的誤解。以自己為例，年紀越大，越懶得跟外人辯論。如果他人不同意我的觀點，或他人的觀點我不同意，我越來越喜歡顧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對觀點的不同很感興趣。這是有固執之貌的。今天我寫《經濟解釋》的顧慮，是讀者看不明白。這點我重視，但不容易處理，因為越寫越深。由傳統基礎寫到新地帶，遇到不少前人沒有說過的，是以為難。

不管什麼理由，在經濟學上有一點我是越來越固執的。自1964年起，我認為經濟研究應該以一個真實世界的現象為出發點，用理論推出假說作解釋，然後試把假說一般化，希望能廣泛地伸展到其他現象去。當時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老師，後來在芝加哥大學遇到的名師，及再後來在華盛頓大學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認為這是經濟研究應走的路。

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與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堅持博士論文要解釋現象，後者是與他研討時，沒有一個手頭的現象引不起他的興趣的。為學術而生存的學者就有這樣的麻煩：要他們與你交談，你要引起他們的興趣。這方面高斯很極端：沒有興趣的不聞不問，有興趣的鍥而不捨，而他的興趣永遠是市場與組織等現象。

認識高斯時他57歲，我31歲。他是個非常固執、頑固的人，對事實的考查與對真理的追尋，以及半步不讓的堅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紀相隔一整代，對經濟理論我知道的比他廣泛，但他把所知的本來不多的理論再簡化，竟然威力無窮。我是受到艾智仁與高斯的影響而逐步把理論簡化的。那是36年前開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執」轉向「硬化」。其實只有一點，那就是任何經濟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現象放在面前，我是不會談，不會想，甚至連聽也不聽的。國內同學有的天天用電子郵件詢問經濟，但不舉出一個實例的我不想回應。同學們問理論，或不明白我的論點，我只介紹一些讀物，或請他們轉問另一些學者。但如果同學舉出一個新奇的實例，而實例是可信的話，我的腦子就立刻開動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響，我對事實或現象的查根問底愈來愈嚴謹，愈來愈苛求，所以經濟研究的出發點我是愈來愈固執的。我說過了，最蠢的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推深一層，有很多眾所周知的現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觀察上錯了一個小節，或一小點疏忽，結果就變得「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使分析的結論大錯特錯。這是非常頭痛的問題。任何現象都需要簡化，而簡化就是大膽地刪除某些枝節。為安全計，我們要知道很多枝節才能判斷哪些要刪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來看。是的，喜歡以事實為出發點的20世紀60年代，行內有幾篇我極為欣賞的文章，後來因為忽略了一些事實的小節而使其結論大打折扣。認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遠是在恐懼的日子中生活的。

在70年代興起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的分析中，我對數之不盡的所謂現象或行為持保留態度，它們包括卸責、欺騙、偷懶、勒索、恐嚇、博弈等行為。我不是說人不會做這些事，但我們要怎樣判斷或量度這些行為的存在呢？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開索天價、賣假貨、造假價、盜版、不履行合約等行為，公理（postulate）上是在局限下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的效果，要解釋就拿著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況的局限轉變。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年，與一位來自日本的年輕經濟理論家共用辦公室。他很用功，從早到晚在黑板上寫方程式，寫寫抹抹的。那時我還玩一點數學，所以常問他玩的是什麼。他說是證定理（theorem），天天在證，顯然證得很過癮。但每次問他要解釋什麼現象，他答不出來。我問他某符號代表什麼，他是答得出來的，很抽像，但當我逼他把方程式帶到真實世界，他卻辦不到。

結論是明顯的。避免費時失事，我們要先有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或行為在手，詳查其實，然後以簡單的理論反覆推敲，得到了一個可以驗證的假說，再找其他現象試行驗證。有了相當可靠的思維分析，數學的邏輯推理就大有可為。不管世事而先用數學來推測假想的現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成功機會很小，賭不過。

我從來沒有反對將數學用於經濟學上，永遠鼓勵技術不足的學生多學數學。經濟學可以不用數學，但對某些分析，或對某些學者，數學的幫助很大。我反對的是閉門造車，或因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飾的治學方法。我也反對本來可以是淺顯的分析，卻刻意地以數學搞得複雜無比。很不幸，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勢所趨了。

離群之馬

前幾天寫《經濟解釋》，寫到深不可測的餐館侍應的小賬安排，其中談到如果行內大部分的競爭者採用某種安排，餘下來的也會照樣做，因為在競爭下作離群之馬沒有好處。重讀該稿時，我發覺在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上，我自己是離群之馬，很有點感慨。
　　不久前到西雅圖幾天。那裡華盛頓大學的經濟系有敘舊之會，是60、70年代的師生敘舊。1969－1982年我在那裡任職，算是主角之一。敘舊的時間、地點與西方經濟學會的年會吻合，是老友巴賽爾作會長講座的大日子，一石二鳥，長途飛機辛苦一下是值得的。
　　這次西雅圖之行遇到不少故人，說往事，論將來，免不了談及經濟學的發展。他們知道我是搞合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所以話題集中在這些題材上。昔日大家走同樣的路，今天很不一樣。奇怪，大家老了，老人選走的方向一樣：向著國政理論那方向走。《經濟解釋》的最後兩章也會是這題材。然而，路線的分離很大。
　　在產權與交易費用（今天稱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上，70年代中期起我就覺得與師友的想法有分離。1982年回港任職，20年過去了，其間我想我的，他們想他們的，20年後交換一下思維，其分離使我吃驚。他們知道我的想法不同，催促我早日把《經濟解釋》翻成英語。翻譯是非常頭痛的工作，恐怕要幾年後才有譯本。
　　說實話，過去20年，大家是有聯絡的，但我刻意地獨自思考。今天大家的思想分離，使我有離群之馬的感受。當年獨自思考的選擇應該是對的。想想吧，天下經濟學者數之不盡，多一個不算多，少一個不算少。從整個學術的發展看，我的存在無足輕重。獨自思考會有比較不同的貢獻，賭得過。認為我的「離群」思維一定是錯的人不多，而如果我是對的話貢獻就比不離群的遠為可取了。難怪故交聽到我在寫那分三卷的《經濟解釋》（他們早已聽到），都說等著看譯本。
　　無論攝影、書法。寫文章、論經濟，基礎上我是個非常傳統的人。知道自己有千錘百煉的基礎，可以魂遊四方。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批評我這樣做。可不是嗎？打好基礎的目的就是為了魂遊，魂遊之際我不想受到外人影響，不讀他人的論著。但自己知道，無論怎樣魂遊，我還是站在基礎上。有趣的問題是：基礎材，魂遊會不會錯？如果魂遊設有錯，又怎會離群呢？
　　三卷的《經濟解釋》已寫了二又五分之三卷，快完了。是個人在經濟學上的平生所得，這裡回顧一下，看看與師友分離之處是有意思的。
　　卷一《科學說需求》絕大部分是傳統的。與眾不同，主要是與課本不同。非課本而概括性地論經濟的書，沒有學者問津超過50年了。另一方面，從傳統中我只選自己認為對解釋行為有重要用場的，其他皆不論。
　　科學方法是集幾家所長，加進自己強調的一點：那就是可以觀察到的概念事實與不可以觀察到的概念要分清楚，而驗證假說時，所有變數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不是我的發明，但我的堅持比較特別，成為後來與師友分離的一個原因。
　　卷一與眾不同的，是「量」的闡釋。這使需求定律加上前所未有的變化，而到了卷二、卷三，這「量」的闡釋使上述的分離越來越大了。市場需求的分析本來也與眾不同，但我早在1971年的文稿分析過，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離。
　　卷二《供應的行為》大部分也是傳統的。租值的理念我綜合了前賢之見，但推得比較盡。上頭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這樣說。下了注的、覆水難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眾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眾所忘記了的。傳統的競爭市場的理念，所有20世紀的價格理論大師都知道有問題，只是沒有入手起刀落。我於是想，你們不軌讓我來斬吧。
　　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的引進不是我的發明，但因為比較新，不算是傳統。我的發明，是所有關幹這些費用的分析，都是以街頭巷尾的實例現象為出發點：解釋了實例，然後把假說一般化。沒有什麼政府統計數字。結果是價格分歧、捆綁銷售、全線逼銷、隱瞞訊息、討價還價等分析，皆與他家不同。
　　積少成多，與傳統的分離卷二比卷一來得大而明顯。無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邏輯劃下來的路，把首兩卷的基礎帶到卷三去。讀者以為卷三的分離會是怎樣呢？讓我說說吧。
　　卷三《制度的選擇》是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這學問起干60年代。大約有10年的良好發展，但到了70年代初期，卸責與恐嚇的學說興起，跟著是機會主義，再跟著是博奔理論都是與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我是「卸責」的始作湧者，但否決了這條路，而據說「卸責」觸發了機會主義與博奔理論的捲土重來。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經濟學的都搞機會主義或博弊理論，但某程度的影前在所難免。只有我在香港獨自思考，獨自魂遊，思維的發展是純從60年代的基礎演進的。
　　首兩卷已有分離，但大致上傳統應該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經濟學自70年代就開始與我分道揚鑣，如今加進首兩卷的分離，我被視作離群之馬是肯定的吧。
　　科學上的觀點分離是不會持久的。價值觀的分離可以持久，但沒有價值觀的分析，遲早會會合在一起。往往是遲多於早，我能見到這會合的機會不大。今天與老友們的分離，其將來的會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雙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線或觀點的機會不大。我說過了，《經濟解釋》是我最後的經濟學論著。
　　還是寄希望於後輩吧。西方的年青經濟學者，今天忙於搞數學經濟與博奕理論，重於技術。但《經濟解釋》的原文是中文。中國攻讀經濟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術分析拿去了一半，餘下來的一半，總有一天精英雲集。他們懂得取捨。

好文章是回手棋

「舉手不回大丈夫！」這是中國象棋歷來的玩法。當然，任何象棋比賽，回手是絕對不容許的。朋友，你認為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容許回手呢？這樣問，你以為我是發神經嗎？

是不膚淺的問題！下棋回手可以雙方皆回，有公正的規例，說明每方每次可回多少步，每局可回手多少次等。讓我再問吧：如果要找出真真正正的天下棋王，你認為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容許回手？你多半不同意，但我認為是應該容許回手的。

少年時下象棋我就有這樣的一個發現，在「舉手不回」與「隨意回手」這兩種規則上，不同的棋手往往有很不同的優勢。那是說，一些棋手下棋，「回手」與「不回手」的水平差不多，但另一些則「回手」的水平遠勝「不回」的。我自己是後一類。下棋讓我回手，要勝我不容易。當年的旁觀朋友往往大叫：「不能讓張五常回手呀！」我的回應永遠是：「我回你又回，好不好？」對弈者總是說：「不好不好，比賽是不能回手的。」他們都知道，我是個回手棋王。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要找出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高手，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公正地容許回手呢？你或者認為比賽有規例，規例說不能回手就不能。你或者又認為可以有兩種比賽，一種不容許任何回手，另一種則讓雙方有同等的回手選擇。那麼問題是：究竟哪一種比賽可以客觀地衡量真正的棋王呢？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吧。當然，雙方可以回手，比賽時間可能很長。但問題是不管時間長短，只求誰是上帝認同的天下棋王。

我提出上述的回手棋例子，是因為寫文章也可看為比賽，雖然我自己很少那樣想。但寫文章是可以回手的：改來改去就是回手了。是的，長大後寫經濟學文章，跟少年時下象棋一樣，我喜歡回手，自己比較重視的文章易稿五次是起碼的了。奇怪，從來沒有人對我說：「舉手不回大丈夫，你不能回手改文稿！」

昔日在芝加哥大學，遇到一位舉手不回的文章高手。那是夏理·莊遜（H. G. Johnson），二十世紀發表最多可觀經濟學文章的應該是這個人。夏理和我共用同一女秘書，所以我清楚知道他的文章是舉手不回的：稿不易，字不改！當時我是無名小卒，與大名鼎鼎的夏理·莊遜共用女秘書的原因，是他的文稿太多，要找個小卒來共用。

夏理（已故）的文章是好的，但不是那麼重要。舉手不回而能寫出他的水平是奇，也是難得的天分了。然而，從來沒有人見夏理不回手而給他的文章加分。寫文章，應該回手而不回是很蠢的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當年夏理頻頻回手，他的文章水平會否明顯地提升？我認為答案是不一定。可能像下象棋，一些人回不回手差不多，另一些卻像我那樣，頻頻回手高出兩隻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我自己的解釋，是無論下象棋還是寫論文，我不喜歡受傳統約束。傳統之見我知很多，也尊重，但自己腦子一開始想，就魂遊四方。這樣想出來的作品不穩定，要回手多次修改，但修改後作品有新意，而且錯漏的地方甚少。

改呀改，改了一年半載才寄出去的經濟學文稿，我是不喜歡給評審員左右的。不管是什麼名學報，評審員一般是些助理教授（有份量的專家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就是偶然有夠資格的，總不可能在一兩個小時內建議修改我想了起碼幾個月的文稿，而通常又是經過多位專家朋友看過的。明智的學報編輯，可能說「此文太長，請減少五頁」，或「這點不夠清楚，請作補充」，又或「那點似乎有人說過，請考查」。這些我容易接受。問題是一般學報收到的文稿很多，主編還沒有細讀就發到評審員那裡去。

困難是大部分的文稿也確實不值一讀。魚目混珠，使一些值得發表的受到漠視。滄海遺珠的情況屢屢發生。我替今天有前途的年青學者抱不平。他們有些像我那樣，為文頻頻回手，滿意後才發稿出去，但遭遇到的還是像皮球般被人踢來踢去，兩三年後能在有份量的學報發表是幸運的了。這使一些有天分寫大文的青年，迫隨波逐流，實行撒網政策，把大量文稿寄出去，希望「撞」中。這樣，寫我那種回手棋的文章就沒有機會了。

我說頻頻回手，是指作者自己思考後回手，或與朋友研討後自動回手，而不是被學報的評審員所迫而回手的那一種。後者不是作者的思路，被迫修改不是作者自願的，回手後稜角分明，一般不是好文章。這好比下象棋。我下棋有我的思路，你是旁觀者，諸多建議，搞亂了我的思維，本已不該。如果你只要求我考慮，回手不回手由我，那我考慮也無大礙。但如果你強迫要我走你建議的一步，那麼就算你是天下高人，棋路不同，格格不入，作者究竟是誰也搞不清楚了。

我是比較幸運的。六十年代出道時的學報性質與今天的很不一樣。除了一兩份代表大學會的、由委員會主理的學報，其他的大權落在主編之手，很有點人情味。個人之見，是搞學術人情味很重要。當年三家學報的老編是朋友，每一家喜歡哪類文章大家都清楚。於是，想到一個題材，就意識為哪家下筆。動筆後覺得文章可成，就與該學報的老編打個招呼，他總會關心地問長問短，作些建議的。有時老編又來個電話，要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有什麼他的學報可以用的，又或者有哪位後起之秀可以介紹一下。這樣的創作環境今天不復存在了。

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有兩件瑣事觸發了一些感受。其一是成都的高小勇辦《經濟學消息報》，他那種不買賬、到處發掘年青作者的意向與高斯（R. H. 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編《法律經濟學報》如出一轍。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別。高斯把學報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流砥柱。小勇既沒有大學資助，也沒有廣告收益，其困難可想而知。

其二是國內近年因為有莫名其妙的「張五常熱」，一些天才跑出來大叫張五常的經濟分析這裡錯了，那裡錯了。可能錯，但天曉得，我發表的經濟分析永遠是回手棋。

從賣書法說起

研習書法十一年了。苦學五、六年後，老師周慧珺說我用筆學滿師了，但結字有問題，要改進。結字是指字的構圖，其基礎是要知道字的寫法。單從行、草看，我算過了，每字平均有十一種寫法。一幅書法，重複的字要寫得不同，增加變化，而更重要的是一個字怎樣寫要瞻前顧後。這是說，書法要有成就，字的寫法要記得很多。當時我想，已年越六十，記憶力衰退的象明顯，每個字記得三幾種寫法就算了。

當時周老師說：「你對書法哲理的認識深入，也很懂得欣賞、判斷，但寫出來不是那個水平。」翻出來是說：眼高手低！過了不久她又說：「你下筆時手的動作一流，大可上電視表演，只是寫出來的還未到家。」翻成廣東話是說：有姿勢，冇實際！是的，周老師什麼都贊，只是沒有讚過我的書法！但她還是耐心地教，我還是苦心地學。那樣的師傅遇到這樣的徒弟，是天意了。

問題是苦學書法七年後，進度愈來愈慢，有時寫來寫去也沒有寸進。周老師見我為此煩惱，說：「你試試賣書法吧。昔日人家給我兩塊錢，我寫得很拚命，通宵達旦，進度快了。」我的困難是免費求字的朋友多，雖然很少應酬，但怎可以一下子向朋友要錢呢？去年見書法有退步的痕，就把心一橫，試賣書法。果然進度加速了。

是個奇怪的經濟行為現象，需要解釋一下的。但經濟學者可不可以解釋自己的行為呢？讓我試試吧。

第一個重點是誠意的問題。朋友向我免費求字，我不是不相信他們的誠意，但如果有顧客出錢買字，我的感受很不一樣。錢有說服力，不是錢的本身，而是錢表達著的誠意有特別的真實感。就是你說不喜歡我的書法，甚至諸多批評，但你拿出錢來購買，你怎樣說我也相信你的需求。這點我與經濟學老師（八十七歲了）艾智仁（A.A.Alchian）研討，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第二是責任的問題。朋友免費求字，送不送由我，而寫得好不好不大重要。但如果收了錢，怎可以不交出去呢？又怎可以隨便下筆，差不多就算是應酬了？以我來說，收錢要交貨，也要寫得認真。免費送字有時碰巧寫得好，但下筆總是沒有那樣認真。這是責任上的表達，與出錢的人的誠意表達是有關的。

第三是顧客的需求有很大的約束力。書法作品，字大而多很難寫。朋友不知道這個秘密。向我求字，我選寫最易的對聯。上聯七字、下聯七字，一氣下筆只要七個字寫得可以，因為寫得不好的半聯可以廢掉，紙墨相宜。以四呎整張寫一首七絕，寫得同樣水平所需的時間大約上升六倍。

困難來了。有顧客出錢買八呎整張的，指明是某首宋詞，一百個字，寫不寫？我怎可以說書法還未到家，不能寫那樣大的！想想吧。顧客選的詞，通常不是自己喜歡寫的字。為了增加墨色的變化，用生紙，愈生愈好。但八呎整張的生紙很厚，而厚的生紙寫來好像是以膠水下筆。最頭痛的是，一筆大壞，或幾個字寫差了，或一個字寫錯了，八呎整張要從頭再寫。我屈指算過，寫得有對聯的水平，八呎整張的時間大約多四十倍。答應了顧客，只有拚命寫出來。

上述是賣字可使書法進度加速的大概。其主旨很簡單：顧客要這樣寫，要那樣寫，不寫不行，而要有水平的交代，進度就被迫出來了。我趁這個被迫下筆的機會，嘗試自己想了很久但懶得嘗試的書法：把中、西的思維混為一起。

二十世紀西方的抽像藝術，大部分我討厭，覺得不知所謂。但其中表表者我喜愛。例如Jackson Pollock、Willemde Koonig、Sam Francis等人的作品，加上我們的趙無極。這些大師的作品有中國書法的影子。我想，既然書法也是抽像藝術，而天下藝術殊途同歸，我何不把西方的抽像意念，譜入中國的書法哲理來過癮一下。大家都是沒有物體的感情表達。書法沒有色彩，讓老外一馬，但可多用墨的濃淡、潤枯等變化來代替色彩。老外抽像藝術的主旨是把能量可視化，以書法表達能量，我務求寫得氣若奔雷。其它一切，中、西雙方是沒有分別的。不知若干年後，這嘗試寫出來的書法會變成怎樣。

我不由得想到歷史上的藝術大師所受到或不受到金錢影響的例子。莫扎特是人類最偉大的音樂天才，而他的最佳創作時期，是賣曲作而獲很可觀的收入。他的彌撒曲寫了幾個月也寫不完，半途謝世，可能是因為購買的人出很多錢（此顧客要說是自己作的，瞞騙天下），使莫扎特精益求精地寫。那半首彌撒曲也的確超凡入聖，成為絕響。

畫家高庚以錢掛帥，很市儈，不用說了。莫奈與塞尚後期的畫作賣得好價，作品的質量也急升。畢加索後期更是一筆千金，但卻粗製濫造，愈畫愈差，推翻了我的想法。可憐梵高，他平生只賣過一幅畫。如果梵高昔日客似雲來，今天的視覺藝術可能更多姿多採了。

美國的維斯，三十多年前的畫作就很值錢。但他似乎不重視，登峰造極之際少畫了。中國的陳逸飛以畫名做時裝生意。無奇不有，我的金錢理論不一定成立。

令我五體投地的，還是我們的蘇東坡。他那萬世流芳的《前赤壁賦》不僅不賣錢，而且看也不敢讓外人看！寫來只為自己欣賞的作品竟然雄視百代，可謂異數。幾年前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到蘇子《前赤壁賦》的墨寶真，其後記使我呆立了半個小時：

「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創作的感受

不久前在上海，朋友給我介紹一位名為王安憶的小說作家，是女性。介紹的朋友一位是何平，寫隨筆甚有靈氣；另一位是陳克艱，是搞學問、搞思想的。其他還有交通大學的人，可謂高朋滿座矣！

　　我少看小說，聽到王安憶的大名，很想認識，朋友就安排了午餐之會。小說有多類，王女士是寫文藝小說的。「文藝作品在國內還有市場嗎？」我好奇地問。「還有。」她回應。在座的朋友都同意她的說法。我有點感慨。雖然在香港認識李碧華、董橋等人，但我的意識是文藝創作舉世都在走下坡。

　　想了一陣，我問王女士：「每天你可以寫多少字？」她響應道：「特別順利的一天，可以寫2000字。」我想，那是創作了。我自己在香港的《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最順利的一天也是寫2000字，但那不算下筆前的思想準備時間。平均一天寫不到1000字———大約寫六七百字之間。另一方面，寫隨筆《南窗集》，文字產出時間大約快五倍。這個大差距是容易解釋的：《經濟解釋》是創作，《南窗集》不是。

　　什麼是創作呢？絕對不是刻意地創新，或刻意地與眾不同。這些不知所謂的玩意是太容易了。我認為創作是有藝術性的思維表達。文藝小說與經濟分析只有一點不同，前者的思維表達要講感情，後者感情大可不用，但用上時要與理智的分析分得一清二楚。科學或經濟學的文字，佼佼者總要有點藝術性。這「藝術性」不是指感情，而是指分析與結構上的美。文藝創作講思維、講結構，經濟創作也是一樣，只是前者要把感情融於思維之內，後者要分清楚，或把感情推開。

　　經濟創作與文藝創作一樣，作者的基礎要千錘百煉，可受他人影響，但下筆時要獨自思想，盡可能天馬行空。這樣，要寫得完全沒有新意就不可能了。新意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因為每個人的腦子不同，性格、感情、思維等也有別，只要在基礎上站得住腳，他人怎樣說只作考慮，然後自己摸索，有新意是自然的。加上有藝術性的結構，就是創作了。

　　除非天生是莫扎特，創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沒有嘗試過的人是不容易明白的。以經濟分析為例，動筆前想了好些時日，到了某一點，自己突然感到有難以形容的意欲要動筆。

　　動筆前作者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維，往往不能肯定分析的路向或結論，只是有意欲動筆。

　　我自己的經驗，這意欲一來，動筆開始後通常是思維越寫越清楚，而事前所想的與寫出來的往往不同，有時甚至不類似。沒有壓不住的意欲而被迫下筆的，成功機會不大，要碰巧。

　　想了很久的問題，動筆前思想突然集中，開始食不知味了。一動筆，聽不知音，睡不入夢。這樣的生命不能持久，所以長篇大論之作，我要把思想集中分段來處理。例如目前寫《經濟解釋》，每次集中寫3期左右，之間寫點書法或隨筆文字，又或到內地講幾課。（今天晚上因為交易費用與選擇定律舉步維艱，我轉寫這篇隨筆，把腦子鬆弛一下，過兩天再試吧。）如此安排，《經濟解釋》寫了85期還沒有斷稿，可謂奇跡。這本三卷的書我是預算錯了的。我以為第三卷———《制度的選擇》最易寫，因為那是新制度經濟學，是自己的專長。殊不知動筆後發覺最難寫，可能因為我想了四十年，茫茫大海，想得有點不著邊際。

　　還有一件苦事。那就是分析結構有藝術性的思維，瑣碎的細節絕對不能馬虎。看來微不足道，可以不拘小節，但這些忽略加起來，論著的整體就沒有完成之感，自己失望，讀者看得凌亂。我往往要在午夜爬起床來，這裡加一句，那裡改幾個字。

　　有趣的問題，是創作艱苦如斯，為什麼還有人這樣做？世上不需要受苦而能創作的天才應該不多吧。是為了金錢的收入嗎？有少許幫助，但以我來說，創作的成本遠超金錢的收入。是因為朋友或前輩的欣賞嗎？幫助多一點，但成本那麼高，朋友不欣賞算了。是為了作品可以傳世嗎？也有幫助，但能不能傳世作者自己不容易知道。是為了作者可以誇誇其談，高傲一下嗎？對我來說，這點過癮是重要的，可惜高傲之情很短暫，不值得勒碑誌之。

　　從經濟學的定義看，人的行為是不會代價高於回報的。創作的代價那樣高，而一般搞創作的人不是畢加索，一筆千金，為什麼要搞創作呢？

　　外人怎樣想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看法，是創作的過程雖然苦不堪言，但有一種特別的感受，只有創作才可以感受到。有點像年輕人談戀愛的感受，但是苦戀。有點像在大海中掙扎的感受，但知道自己不會溺斃。有點像與高手對弈拚搏的感受，但對手是作者自己。有點像走千山萬水的感受，但有可以看到迷人景色的希望。究竟能否看到這景色是一回事，希望卻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昔日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一位同事試行爬上鄰近的大名雪山之峰，以前沒有試過，是他的創舉。爬了幾天，竟然達到頂峰，勾留半小時，又爬下來。沒有死，但回歸後不似人形：瘦了十多磅，皮膚給陽光及雪光曬焦了，也給風吹裂了，傷痕纍纍。我問他：「事前沒有想到這樣高的代價吧？」答曰：「沒有，真的沒有。」我再問：「會不會再去嘗試？」答曰：「不會，永遠不會。」我又再問：「要是事前知道後果，會不會去嘗試這第一次？」答曰：「不會。」最後我問：「那麼你有點後悔吧？」他竟然說：「沒有後悔，半點也沒有。」加起來，邏輯是不通的。

　　我又想起海明威所說的一段故事。在非洲的一個很高的雪山頂上，當地的土人發現了一隻死去了的黑豹。那豹子明知雪山頂上是沒有食物的，為什麼還要爬上去呢？

　　創作比我在西雅圖的同事幸運一點，其歷程的奇異感受足以令人一試再試，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可能像海明威所說的黑豹，只是死不了。

不同路線的經濟學

經濟學今天在國內很普及，好之者甚眾。在大學唸書的，加上商科的學生也要選修一些經濟，涉及經濟課程的可能佔大學生人數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從數學轉經濟的有不少人，而新制度經濟學的思考，不僅可以不用數學，就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入門也不一定需要。只要多知世事，細心觀察，日夕思考，一點運氣，就有機會在制度的分析上寫出有份量的文章。

　　有趣的是，內地的經濟學有不少派別———沒有作過考查，但聽過好幾派。最過癮的是「海龜派」與「土鱉派」之分。顧名思義，海龜（歸）是指在國外唸經濟後回國的，而土鱉則是指沒有喝過洋水的土產經濟學家。有些只喝過一年半載洋水的，是海龜還是土鱉，精於鑒別的專家也不能告訴我。既然有派別，就當然有爭論了，所以內地的經濟爭議比香港或台灣熱鬧得多。

　　好些朋友認為在西方，經濟學也是有很多派別的，例如奧國學派、芝加哥學派、麻省理工學派之類。但這些只是題材上的興趣有點不同，採用的經濟學工具卻大同小異，過了一些時日，題材的興趣有了轉變，派別就再也分不出來了。可以說，西方經濟學的傳統，在基礎上相當一致。外人看來經濟學者爭論不休，在行內看卻沒有什麼大不了。基礎與工具大致相同，不容易有持久的派別之爭。

　　西方經濟學傳統沒有持久的派別，但不同的路線卻是有的。我認為後者是因為經濟學者之間的出發點不同。換言之，大家所用的分析基礎———例如經濟學的定理或公理———都是一樣，但經濟研究的意圖卻有相當大的分歧。把經濟學的邏輯用錯了沒得說，但就是邏輯沒有錯，意圖不同就會走上不同的研究路線，使不知就裡的外人以為西方經濟學有多種不同的派別。

　　先舉一個行外人容易明白的「意圖」例子吧。有些人認為學經濟的意圖是為了賺錢。

　　這樣，「賺錢」是意圖了。雖然不乏經濟學者在研究上走這條路（例如找尋股市的上落規律），但信之者甚少，一般經濟學者相信的，是明白市場與利息率等關係，作投資可以多一點訊息，只此而已。讓我轉談五項經濟研究的意圖或出發點吧。

　　（一）福利經濟這是庇古（A.C.Pigou）的傳統，其意圖是改進社會。這裡有一個到今天還未能解決的困難，就是我們接受了庇古指出的減少私人與社會成本的分離可以增加社會的經濟效率，我們也無從知道社會是被改進了的。做研究生時，跟其他同學一樣，我大約花了半年時間分析這個問題。雖然當時幾位老師都說無從知道，作為學生的還是心有不甘，在理論上轉來轉去轉了幾個月。此後不再。

　　（二）政策經濟這與福利經濟有相近之處，但不一樣。建議政府怎樣做也好，不建議也好，政策經濟主要是因果關係的分析，可以做得嚴謹而客觀的。這與解釋世事或行為有關。然而，與下文說的、我自己興趣所在的經濟解釋有一處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政策」通常是指定了的題材，往往老生常談，其研究能得到新的科學發現的機會不大。

　　政策分析可以客觀，但不容易客觀。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分析者本身可能有利害關係。政策的效果與自己的利益有衝突，分析者可能有意或無意地把結論更改了。學術研究不是那樣神聖，足以令人鄙視的行為並不罕有。其二是政策分析，政府希望得到的結論，分析者往往事前就知道。學者的靈魂也有價，而史德拉（G.J.Stigler）曾經對我說，這個價有時低得令人吃驚。

　　（三）經濟哲學西方經濟學的始創者休謨（D.Hume）與斯密（A.Smith）就是走這條路起家的。此路舉步維艱，走得有創意、有深度的卓然成家，平凡的不見經傳。不需要有很強的分析力，但感受要有獨到之處。近人米塞斯（L.vonMises）與哈耶克（F.Hayek）是20世紀的佼佼者。

　　（四）經濟理論搞純理論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玩意，要有天份，不一定要用很多數學，雖然數學的性能———尤其是簡單的數學———要懂得通透。很有趣，足以令人廢寢忘餐。問題是有實用性（有解釋力）的理論不多見，而就是有的話，通常是一些基本原則的複雜演變。這些演變的推進可以很快，每半個世紀會出現一兩個大師，看通了門徑，勢如破竹，橫掃千軍，剩下來的就無足輕重。薩繆爾森（P...Samuelson）、阿羅（K.J.Arrow）等人就是那樣的大師，跟在他們的後面不大過癮吧。所以一般來說，搞純理論是搞小玩意，數學好比較容易發表文章。除非時來運到，可以傳世的機會甚小。

　　（五）經濟解釋這方面我工作了40年，知的比較多。在美國時的師友之間大都是走這路線的。可能因為在這些人中我是惟一來自亞洲的，生活的經驗不同，所以大約自1972年起，我選的出發點與師友的略有差別，跟著的路線就分得較開了。

　　我的起點是找一個需要解釋的行為或現象，多花時間考查這現象的真實性與細節。在中國內地與香港長大，對街頭巷尾的瑣事我知道的比內地多，而在上世紀60年代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響，認為若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的真實性。我對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歷來有保留，也可能是出自亞洲的背景使然。就是我對某些優質的政府或機構的統計數字真實性沒有懷疑，其量度的方法是怎樣的我總要查詢一下。另一方面，自己親眼見到的，雖然沒有詳盡的數據，我的傾向是信自己多於信他人，雖然好些時他人的數據我不能不用。 是因為曾經中過計，痛定思痛才產生上述的感受。

　　還有一點要提的。那就是在驗證假說的過程中，不懷疑真有其事但不可以或不容易觀察到的變量，我盡可能一概不用。這些包括卸責、偷懶、恐嚇、勒索、欺騙、機會主義等行為。這些不容易以觀察證實的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含意。

　　可靠的處理辦法，是考查局限條件的轉變。確實了局限條件的轉變就不用談什麼卸責了。

　　我說過了，最蠢的研究，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然而，考查現象的真實性與局限的轉變，是苦工，是要花上大量時間的。走這條路不可能分身在複雜的理論上打轉。

　　我的選擇是把理論簡化得無可再簡，把餘下來的時間投資在考查世事那方面去。不能改進社會，文章數量也不多，但這類研究內容一定充實，而傳世的機會也較大。

想像力是怎樣教出來的？

4月26日晚上在深圳市委黨校講話，一位聽眾問為什麼這兩年在內地出現了「張五常熱」。我回應說，內地的媒體可說的東西太少，剩下來可以大炒特炒的只有張五常了。這回應博得哄堂大笑，一片掌聲。

　　是的，天下雖大，媒體到哪裡去找一個被人讚罵皆無動於衷的人？內地的朋友卻有別說。一說是罵張五常可以成名，所以要成名的就出來湊湊熱鬧了。這假說不對，因為罵張五常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是「熱」的效果，不是「熱」的理由。

　　另一說此「熱」也，是起於我反對濫用數學與博弈理論，開罪了某些專家們。這更不對：街上的人不可能知道數學經濟或博弈理論是些什麼，而這些專家大都是朋友，歷來是君子和而不同的。

　　我自己對那所謂張五常熱沒有什麼感受，雖然內地的媒體很有點過甚其詞。我個人認為，如果真有張五常熱的話，那應該是這幾年內地年輕同學拍掌拍起來的。

　　三年來我和太太到內地講話五十多次，講得用心，掌聲是賺回來的，但那是我倆和同學們之間的事，不應該傳到媒體那邊去。

　　不久前一些內地的朋友說，批評張五常的言論，除了無聊的人身攻擊，是指我講話信口開河，誤人子弟，不是天才不要學張五常云云。「天才論」是香港朋友多年來的說法，聽說內地最近有「手抄本」。胡說八道，就是上帝也不知道我是個天才，而又有誰可以說任何一位生理正常的青年肯定不是天才呢？我教學是希望能把同學的腦子打開，讓天才冒出來。這是不容易的教育工程。真正的天才鳳毛麟角，但被我教成准天才的不下兩掌之數。喜歡教學的人不會放過一個好學的學生。但好學不足夠，有好奇心更為重要，是可以成為準天才的先決條件。像當年自己的老師一樣，我教學的主要意圖是觸發學子的好奇心。這就是我常說的思想啟發了。

　　教學四十年，深知自己之能與不能，外人的批評我是不管的。然而，5月29日晚上，太太在電視看到如下的報道：中國學子去年在美國拿得博士的有2000 多人，為非美籍學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可嘉也。但跟著聽到的美國專家評論，是中國學子雖然成績了得，但缺少了想像力。

　　後者可悲，大悲特悲，因為缺想像力是學術上最令人失望的評價。可不是嗎？翻出來的意思是說：中國學子的技術很好，但沒有創意。蘇東坡的後人怎會沒有創意呢？天可憐見！

　　想當年在美國求學，教授們見我招招不依常規，以預感來去縱橫，在課堂上不舉手隨意提問，認為孺子可教，循循善誘。這是後來被行內的朋友認為我可以單靠想像力而站得住腳的原因。後來自己在美國為人師表，教出來的比較好的學生，不管是鬼仔還是從香港去的，都善於想像。很明顯，今天中國出外求學的被老外認為缺少了想像力，是因為出國之前被教壞了。我對教育的看法與內地及香港專家們的看法的一點不同之處，是我認為任何一個學生都可能是天才，而專家們主張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設大部分學生是蠢材。這樣，就是天才也當作蠢材來教了。上述觀點的分歧，證據多得很。讓我只從講學與考試這兩個角度說說吧。

　　講學我是從來不做準備的。這讓外人批評為信口開河，不負責任。但我不備課不是為了偷懶，而是刻意地這樣做。備課是舉手之勞，花一點時間寫下講義，每次用時略為修改一下，授課時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選這一套。我要在學生面前集中思維，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說錯了就說錯了。主要是自己怎樣想就怎樣說，想法有變說的也跟著變。學生要做的是跟著我的思路，與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離題萬丈，他們也要跟著我離題。這樣，聽我一課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點是，我想像，同學們也跟著想像。

　　在經濟學上，我曾經完全不抄筆記地聽過五個高人的思路課程，全部是旁聽、不修學分的。在洛杉磯加大有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與艾智仁（A. A. Alchian ），在芝加哥有佛利民（M. Friedman ）、史德拉（ G.J. Stigler ）與夏保嘉（A. Harberger ）。

　　純以思路表達的講學有兩個困難。其一是水平不穩定：有時精彩，有時平凡，而有時說錯了。這不穩定不是大問題，因為一個學期過後，用心的學生不僅在內容上會有所獲，而更重要的是會學得老師的一點思考方法。第二個困難則遠為嚴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講學不可以受到干擾。同學提出有關的問題可以，甚至有幫助，但完全無關的問題，或學生遲到、早退，或明顯地在打瞌睡、談話說笑、手提電話響聲，等等，都是思路講學的大忌。香港大學的學生就不斷地給我這些干擾，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內地學子的專注聆聽可得一百分，場場如是！這是我喜歡到內地講學的一個原因。

　　轉談考試吧。香港和內地都著重考試，這「著重」是求知的障礙，而障礙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規的公開試。我說過了，考試是求學的其中一個方法，但不是目的，而香港與內地都有明顯的本末倒置的傾向。這裡我更要指出的是，重於考試是重於教學生答問題，忽略了教學生提出問題。搞學問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像力，不是起於答，而是起於問。學生不懂得問，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像力的。

　　我認為這幾年到內地講學得到同學的熱烈反應，主要是他們沒有遇到過我那種講學方式。這使同學們耳目一新。純以思路講話，美國不難見到，但內地是絕無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譯為普通話，學生聽得清楚，通常是講一個小時，讓學生發問一個半小時。兩個半小時，太太和我全神貫注，很累，但學生們擠著站同樣時間，也全神貫注，是很值得的交換了。那些批評我信口開河、不負責任的所謂學者，根本不知道學問是怎樣的一回事！

　　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廣州的華師附中講話，據說是廣東省生源最優的中學了。高三的同學要大考，來聽的是比較年輕的16歲左右的孩子。因為人多，好些帶著小凳子進場，很可愛的。喜上心頭，我對孩子們大談自己少年時逃學釣魚的樂事，怎樣被逐出校門，怎樣騙老師，跟著談到23歲才有機會讀大學，考歷史可以怎樣瞞天過海，考理論好比下象棋，而進了研究院後，少小時的釣魚耐力與技巧就施展出來，寫成了佃農理論。

　　在座的校長與老師們聽著，木無表情，但孩子們非常開心，笑聲、掌聲不絕於耳。

　　到提問時間，第一個問題出自一個男孩子。他問：「教授呀，我聽了你這番話，覺得自己年輕了幾歲，那是為什麼？」當時我想，這個孩子學得快，有想像力，可教也！

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

按：本文是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在天津南開大學金融學院的講話。沒有文稿，於今撮要，文字量大約是原話的三分之一；簡化，有改進。



各位同學：

通常對同學講話我事前是不需要有題目的，但這次南開大學要求我先給題目，也要我簽約保證會出現。我見中國的青年愈來愈優秀，就想到今天這個題目，其內容似乎是前人沒有說過的。

你們知道歷史上貨幣有物品本位的支持，稱為本位制，通常是金本位或銀本位。這是指鈔票或貨幣的面值是以金或銀之量為單位，其持有者可以換取指明的金量或銀量。當然可以直接用金幣或銀幣，但若幣值過大攜帶不便，鈔票或支票就出現了。以紙為幣，當然要說明本位物品之量。然而，收紙幣或支票的人沒有收本位實物的安全保障。因此，發行貨幣的私營商號要講信譽，而又因為私營的可能信譽不足，政府的參與就變得順理成章。政府比較可信，行騙時中計的人就較多。國民黨時期，政府是最大的騙子。

我不是貨幣歷史專家，但隨意的觀察，知道整個清代以至民國初期，中國主要是以銀兩為本位的。在清代（或更早時期），銀號或錢莊是主要的發行貨幣的機構，一般是私營的。海耶克（F.Hayek）在生時極力主張的自由銀行制度，在中國早已存在。這是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題材，中國的學者竟然忽略了。

貨幣本位制可以穩定物價，就是大致上不復存在的今天，好些經濟大師建議恢復本位制。但這制度有兩個困難。其一是若以金或銀作本位，缺少這些礦物的國家，在某些情況下會使經濟整體出現困難。中國是個好例子。中國本身少產銀，以銀為本位的清代，銀兩是經絲茶的出口而引進的。這些進口的銀兩主要產於西班牙控制著的墨西哥，英國商人從西班牙取得而輸進中國購買絲茶。但一七八○年左右，西班牙有一連串的戰爭，英商缺銀，就想到輸鴉片到中國換取絲茶。鴉片的銷量在中國愈來愈大，到了一八二○年左右中國的銀兩就開始流失。林則徐說鴉片進口的本身會窮國，是錯的；但因為鴉片進口而使銀兩外流，導致貨幣量的減少而引起通縮，使經濟蕭條，卻是正確的貨幣理論。我認為要是中國昔日懂得及時改用另一種貨幣制度，太平天國（一八五○至一八六四）那大悲劇可以避免。

第二個本位制的困難，是如果一個國家採用而其它與之競爭的國家不採用，其它國家的貨幣貶值，就可能使採用者縛手縛腳，被人家殺下馬來。香港近幾年的經驗是一個好例子。

香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實施的聯繫匯率，是回復一九七一年之前的舊制。這個所謂「鈔票局」（currency board）的制度，是百多年前一個英國佬發明的。這制度是以一種外幣（前用英鎊，今用美元）作為香港鈔票的本位，只保鈔票，不保支票或銀行存款。鈔票是「銀根」（base money）。保銀根，「鈔票局」知所適從，聯繫匯率可以穩守，不需要有外匯管制。美元的儲備不用多，只要足夠在指定的匯率下保鈔票，是一種以少保多的本位制。

困難是九二、九三年間，人民幣有大幅度的貶值，而之後朱鎔基於九五年成功地控制了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有頗為長期的通縮。這導致東南亞一帶的貨幣守不住，炒家四起，官、炒勾結，促成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港幣與美元掛，守得住。然而，換來的是一士諤諤，價高和寡，失去了國際上的競爭力。香港的物價、工資迫著要以通縮調整，但這程序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貨幣本位制是不限於以金、銀或外幣作本位的。原則上，任何物品都可以作本位。但如果物品本身可以討價還價，又或者市價不一，不能為眾所認同，那麼以這物品作為貨幣的本位，其交易費用是太高了。不要忘記，貨幣的出現是為了減低市場物換物的交易費用。物價不被眾所認同是不容易作為貨幣本位的。但我認為，所有在期貨市場成交的物品都可用作貨幣本位，而以一籃子不同的期貨合併為一個貨幣額的本位，值得考慮。期貨之價大家容易認同，而在計算機發達的今天，一個固定籃子的期貨的市價，可以每秒鐘算出來。我曾經與佛利民（M.Friedman）談過以一籃子期貨為本位，他認為可行，但交易費用看來會比美國目前沒有本位的貨幣制度高。

沒有物品本位支持的貨幣稱作「法幣」（fiat money），其幣值要靠市民相信。佛利民曾經從錢包中拿出一塊錢的美元鈔票給我看，打趣說：「你道為什麼這紙幣有所值？告訴你吧，因為上面寫著我們信上帝（In God We Trust）！」

的確，市民對貨幣信有其值是貨幣有價的原因，但可不是因為信上帝。在本位制下，我們信其幣值是因為可以換取本位之物。國民黨時期的關金、金圓券、銀圓券之類，雖然驟眼看來有金或銀的本位支持，但大騙局愈來愈明顯，變得沒有人相信而遭淘汰。

雖然所有經濟學者都說今天國際上大部分的貨幣（連美元在內），是完全沒有本位支持的，我不同意。我認為毫無物品本位支持的貨幣是廢物，因為不可能有人相信。但物品本位可以說明是何物，又或者
任君選擇而不說明。在金本位下，一美元說明可換取的金量；在今天的美元法幣下，一美元可換五個蘋果或其它值一美元的物品。可在市場換取的物品就是沒有說明的貨幣本位了。

要人民相信貨幣可換取某物品的某量，是本位制的基礎，但在沒有說明、指定的法幣制度下，這「相信」要靠政府控制通貨膨脹。經過半個世紀的考查，佛利民得到的規律，是通脹率每年在百分之二至五之間對經濟整體最有利。這百分之二至五是黃金定律，北京的朋友要記著了。只要中國大事開放，我認為一段長時期人民幣的鈔票增長率應該每年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間。如果通脹率高於百分之五，人民幣鈔票（銀根）的增長率要減一點；低於百分之二，則要增一點。

適當地控制通脹，人民幣的本位支持是中國的產品，產品的支持是生產力，而生產力的支持則要靠人民的知識、勤奮與質素了。

這帶來我今天要說的話：近七、八年來，中國青年的知識增長一日千里，令人刮目相看。同樣，產品的質量也大幅度地提升了。這樣的進度應該是史無先例的。三年前我在北京說過：不要小看中國人。我的意思是說，大事開放，讓中國的青年在國際上競爭，我要賭的錢會全部放在中國那一邊。

要讓青年的生產力在國際上耀武揚威，中國必須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減低或取締進出口稅。這是因為生產力的傳達要靠國際市場的價格指引與資金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管制外匯，管制進出口，就管制著中國青年的生產力國際化。

人民幣既然不用真金白銀或外幣或期貨為本位，以國產物品為本位不言而喻。從產品推上去，推、推、推，推到最後，人民幣的本位支持是中國的青年，也是不言而喻。只要能控制通脹率，這是中國最理想的本位制度了，但金融必須開放才能成事。

我可以肯定，大事開放金融而又能控制通脹，人民幣將會是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強幣。以中國青年為本位，人民幣是不需要外匯儲備支持的。

《公損之謎》的回顧

「公損」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的古文譯法。高斯之後，經濟學行內簡稱「社會成本」（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公損之謎》（The Myth of Social Cost）是一九七八年英國經濟事務學社（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替我出版的一本小書。說是小「書」，其實是一篇四十八頁的長文，但加上該社的編輯寫了序言，又請了兩位專家教授寫了前言、後記，再加上零散的版權、扉頁之類，竟然近百頁，算是小書了。



據我所知，這小書重印過起碼一次，而停版則起碼十年了。曾經有兩個中譯本，我沒有讀過。見過西班牙文譯本，語言不通，沒有讀。據說還有其它譯本的，但沒有見過。也據說，好些大學曾經採用為教材。



是上述學社的老編邀請我寫的，說明是寫給傳媒大眾讀。該社以維護自由經濟知名天下，但「社會成本」是一個大題目，為什麼選中我？當時自己的解釋，是一九七○年我發表了《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推翻了與社會成本有關的家喻戶曉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跟著在一九七三年發表了《蜜蜂的神話》（The Fable of the Bees），把提出蜜蜂例子的後來獲諾貝爾獎的一位英國爵士殺下馬來。左一刀、右一刀，該學社可能見我斬得那樣過癮，就邀請我多斬一下。



說明讀者對象是傳媒大眾，但社會成本問題是產權的問題，也是交易費用的問題，再淺也不會淺到哪裡去。用心地寫，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沒有酬金，出版後得到十本贈書，不半天給學生及同事拿去了。老編說本來是贈書五本的，見我寫得用心提升一倍。



陳年舊事，往事如煙，《公損之謎》這本小書我差不多忘記了。不久前一位朋友說，在網上看到amazon.com旗下一間書店，專賣停了版的成為歷史陳跡的書，有《The Myth of Social Cost》出售，說明是用過的，叫價二十五美元（原價一點五英鎊），把我嚇了一跳。我於是想，如果價夠低，在香港再版應該有市場。英國的學社很客氣地把版權回贈給我。我要求花千樹訂價二十港元，與《壹週刊》同價，香港的二樓書店可能還打個八折！經濟不景，折後作者、出版、設計、發行、零售等各獲二元，大家打個平手，和氣生財。聽說香港某快餐店早餐叫價五元，另一家晚餐八元，是深圳之價打個六折。



私人與社會成本分離是經濟學的一個大題目，好之者甚眾，可能是因為說來說去都是說故事。除了庇古（A.C.Pigou）的工廠污染鄰居而需要政府干預的不雅例子，其它的多是如詩如畫的故事，但一般都不可信。



最早的名例是米爾（J.S.Mill）的燈塔。故事說在黑夜中航海船隻利用了燈塔的指引，但不付費用。高斯引經據典，指出在英國歷史上有幾個私營燈塔的人，發了達。但高斯的典故也不可盡信：燈塔收費由航海公會協助，而「發達」是政府通過法例收購。高斯沒有說，而我也沒有作過考查，但我的揣測是燈塔大都是建造在機要地點，不容易代替，地權為塔主所有，政府要收購倒要破費一番。



庇古的麥田例子，大地如茵，可惜火車從中經過，火花損害了麥稻，但不需補償，是以公損。我說過一九六九年史德拉（G. J. Stigler）與艾智仁（A. A. Alchian）暢遊日本，火車穿過禾田，他們問火車的管理員車軌兩旁是否地價較低，得到的回應正相反，軌旁地價較高，因為火車把吃稻的飛鳥嚇跑了。史氏以之為笑話，但事實卻不是那麼可笑。後來華特斯（A. Walters）告訴我，他研究新機場的建造，飛機的噪音損害了鄰居，但鄰居的地價必定上升，因為機場帶來商業生意。那是說，噪音愈多對鄰居愈有利。



錯得最重要的應該是庇古的農地租用例子。地主不自耕的被認為無效率，或有公損浪費，因為租耕的農民沒有長期合約的保障。庇古也引經據典，但我追查過他的所有典據，發覺完全不是那回事，而中國三十年代的詳盡數據，都顯示租耕地比自耕地有略高的平均產量。



庇古之後，最有名的例子是米德（J. E. Meade）的蜜蜂與蘋果了。這例子著實迷人。大自然風和日麗，蜜蜂採蜜，優美如莫扎特的音樂。可惜蜜蜂的主人不付錢給果園的主人買蜜漿，而蜜蜂傳播花粉的服務也沒有收費，於是前者植樹太少，後者蜜蜂不足，皆要政府的干預。我的調查證實不僅採蜜與花粉傳播的服務皆有合約，而且成交之價甚為精確。更過癮的是，蘋果的果花根本沒有蜜漿可采！（我們在市場常見的蘋果蜜糖，是從蘋果園鄰近的野花採得的。）



在社會中，一個人的行為往往影響他人，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或利害衝突可在市場以市價解決。凡是無價而有利害關係的，經濟學者就認為有公損的問題。到了六十年代，這些「凡是」的被稱為界外效應，分門別類，屈指難算。一九七○年我指出，利害關係的處理是合約的問題，而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不可能所有的利害行為都寫清楚，或每項有價，而那所謂界外效應只不過是漠視了合約的結構。我又同時指出，合約沒有說明的可以不言自明，而風俗、禮教、不成文法等的約束，通常是合約的代替。只看利害關係有沒有價，不可能知道有沒有公損的效果。



一九七三年我再指出，一個人的行為影響他人，沒有合約，沒有價，也沒有風俗或不成文法等約束，公損不一定存在。這是比較複雜的分析，《公損之謎》一書內有詳述。其中的含意是加強了上述的結論：單看一些損人利己而不需付價的行為，是無從作出公損的判斷的。



今天，合約理論在經濟學的專業文獻上大行其道，但可惜術語多而內容少。什麼不完整合約（incomplete contract）、默約（implicit contract）之類的，滿紙皆是。這些我早於一九六九與七○年提出，但也指出考查要牽涉到風俗、習慣、禮教、不成文法等等局限才可以有少許認識。不管世事、只管方程式的治學方法，好比學物理的沒有進過實驗室而去研究天體的黑洞，所得的應該只是黑洞一個而已。以為自己是愛因斯坦或是霍金的經濟學者似乎是太多了。



很抱歉，我認為今天經濟學行內的所謂學問，一般是指能在什麼名學報發表過一些文章，與真實世界是風、馬、牛不相關的。可不是嗎？數之不盡的合約理論專家，連一紙合約也沒有研究過。我這一輩是比較麻煩的。當年我和幾位助手研究合約，真實的合約版本堆積如山，前前後後、大大小小達二萬份，有時審查千多份才可以安心地下一個腳注。

需求定律的爭議

（按：本文是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北大朗潤園的講話的前半部的大略，講時沒有文稿，今天下筆隨意刪減、補充。）

各位同學：

聽說國內的同學在需求曲線的話題上有持久的爭論，是好現象。又聽說這是環繞我的堅持與一些學者的反對。其實我的堅持不是我發明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或應該說是四十年代中期由芝加哥大學吵起來，參與這話題的高手雲集。那時以經濟理論解釋行為的浪潮開始興起，而大家都意識到，沒有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一定上升），經濟學的解釋力就乏善可陳。嘉芬物品（Giffen good）在邏輯上的存在否決了需求定律，是一個很大的麻煩。為了挽救需求定律，佛利民的《馬歇爾需求曲線》（M. Friedman, 1949）與史德拉的《功用理論的發展》（G. J. Stigler, 1950）皆學究天人。前者刀光劍影，後者破口大罵，但嘉芬物品還是驅之不去。

我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開始探討挽救需求定律的幾種選擇的。兩年之後，我接受了老師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與艾智仁（A. A. Alchian）的選擇：武斷地不容許嘉芬物品的存在。大致上，這也是當時芝加哥學派的選擇了。大約是一九七三年我才得到另一個發現：嘉芬物品（價下降需求量也下降）在邏輯上只能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出現。但那時，被武斷而成立的需求定律在朋友中普遍地接受了，武斷與邏輯都是同一的需求定律，我的發現就變得不是那樣重要。

同學們要知道，以理論解釋行為，行為一定要受到理論的約束。有解釋力的理論不容許模稜兩可的結論。價格下降，需求量可增可減，是半點解釋力也沒有的。同樣的哲理是，科學所求的是被事實或行為推翻的可能性。理論可能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算是解釋了事實，這是驗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的重心所在。如果價格下降而需求量可增可減，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就不存在。需求曲線可以向右下傾斜（價降量升），也可以向右上升（嘉芬物品，價降量降），是本科生一年級的習作遊戲。但這是指需求曲線，不是指需求定律。前者因為沒有約束行為，不是定律，沒有解釋力。

研習經濟學四十多年，學過不少複雜的理論，但經過多年簡化之後，今天我認為經濟學約束行為的定理主要是兩條，缺一不可。其一是在局限或約束條件下每個人在何時何地都爭取利益極大化。究竟這是否真理不重要，而事實上好些學者曾經提出不同的定理，作為代替，搞得很複雜。但我就是喜歡簡單，而又因為不能容許模稜兩可，這「極大化」不容許有例外。我俗稱之為自私的假設。

看來簡單，用起來卻是不淺的學問。單是「極大化」用什麼來量度，函數方程式怎樣寫，經濟學者搞了二百年還在搞。我自己認為搞方程式的回報率偏低，所以集中在局限條件的調查與處理。困難是局限條件是真實世界的事，不應該子虛烏有地假設出來。我為此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使好些人說我是放棄了學術研究。

其二是需求定律。局限下極大化這個定理，不管用得怎樣出神入化，其解釋力不大，因為對行為的約束很窄，不夠廣泛。我們於是問：如果要獲取一樣物品的代價下降，其需求量是否一定增加？說是，就有了需求定律；說不一定，我們只有需求曲線。後者雖然是有趣的學生習作，但以解釋力來衡量只是廢物一條。

自馬歇爾一八九五年提出嘉芬物品到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數之不盡的學者都希望從等優曲線（國內稱無差異曲線）的分析推出需求定律，否決嘉芬物品的存在。他們都失敗了。大家都知道，只要實質收入不變（停留於同一等優曲線），價格（或代價）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問題是等優曲線是經濟學者的想像所得，不是真有其物，我們無從知道實質收入是否不變。邏輯上，物品的價格下降，實質收入是會上升的，而這上升導致嘉芬物品的可能性。蘇聯的經濟學天才E. E. Slutsky於一九一五年提出的「明顯」實質收入不變的概念是改進，但也因為觀察不易而幫不到多少忙。

困難是這樣的。需求定律是指價格（或代價）與需求量這兩個變量的一減一增的固定關係，有非常重要的行為約束力，若能成立經濟學的解釋力很了不起。問題是可以影響價格或需求量的其它變量數之不盡。這些其它變量若可讓其變的愈多，需求定律的解釋力愈強，但這定律就會愈為容易被事實推翻。其它變量讓其變的愈少，需求定律愈安全，但解釋力則愈弱。困難是在邏輯上絕對安全的少不變量，我們在觀察上無從肯定其不變。以「夠安全」及「可觀察」這兩個準則來處理，考慮到五十年代眾多大師的思維，我選擇的需求定律的可變或不變量是：（一）所有在需求量之外的影響價格的變量皆可變；（二）所有在價格之外的影響需求量的變量皆不可變；（三）所有因為價格之變而變的變量皆可變。這是威力無窮的需求定律的選擇，可惜在邏輯上違反了需求定律的嘉芬物品還存在。

五十年代重視需求定律的大師們，到了六十年代大都是朋友，所以他們的思維我知之甚詳。他們對不變量的處理與上文采用的略為不同，只是因為角度略為不同。大家都知道在這些不變量的處理下，邏輯上嘉芬物品存在。這是說，大家都知道需求定律不可以從等優曲線的分析推出來，而是要武斷地不容許嘉芬物品的存在。於是，需求定律的本身就是一個定理或公理（postulate）。

然而，後來我發現，邏輯上嘉芬物品只可能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存在，在多人的社會中這種物品不可能在市場成交，不可以用作走後門或其它形式的交換或交易。價愈高我愈願意買，而你則愈不願意賣，交換或買賣不會有均衡點。就是我的需求曲線向上，你的向下，也不會有交易的均衡點。當年的大師們看不到這一點，似乎是受到馬歇爾的供求剪刀分析所誤導。剪刀分析的謬誤，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七章解釋過了。

沒有需求定律，整個經濟學的解釋力就潰不成軍。要發表數學文章不會受到影響，但作為驗證科學就嗚呼哀哉！同學們要記：需求曲線可以向東、南、西、北，或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轉，但與真實世界有關的經濟學，要靠這曲線只從西北向東南。後者是需求定律。

《公損之謎》目錄

公損之謎
The Myth of Social Cost


PREFACE（Arthur Seldon）

THE AUTHOR


PROLOGU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Charles K. Rowley）

I.INTRODUCTION
Pigou』s externality tax: the example of chimney smoke

II.HOW TRANSACTION COSTS ARISE
1.Inadequate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2.Uncertain effect of externality
3.Bargaining costs
4.Failure of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II.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undamental issues


The Myth of Social Cost（Steven N. S. Cheung）

I.INTRODUCTION

II.THE BASIC CONCEPTS IN SOCIAL COST
Robinson Crusoe always efficient
Pigou』s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Pigou』s central thesis: the polluting factory

III.A TALE OF FOUR ECONOMISTS
1.Pigou』s input tax
2.Viner』s output tax
3.Coase』s transaction
4.Cheung』s aggregate balance
Uncontracted effects and unjustified government action: the case of piano player
Airports: commercial benefits as well as noise nuisances
Should monopoly be excluded from social cost analysis?

IV.THE FALLACY IN SPECIFYING CONSTRAINTS
The unreality of social cost analysis: Pigou』s two roads
Coase』s reciprocity and compensation (transaction) thesis
Complications:
1.Uncertain transaction costs
2.High transaction costs
3.Abs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s
4.Unlimited property rights/prohibitive transaction costs

V.THE CONSTRAINTS IN SOCIAL-COST ANALYSIS
Degrees of property rights
Defining the scope of transaction costs
Observing property rights via a study of constraints

VI.FALLACIES IN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S
Divergences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two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1.Effects of land tenure on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Requirements in testing Pigou』s claim
Farmers refute Pigou
2.The case of the apples and the bees
Beekeepers refute Meade
Costs of informa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Economists』 imagination and the real world
Note to Section VI: An Empirical Study of Beehive Rentals

VII. CONCLUSION


EPILOGUE: Externalities,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 Policy: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or the
Spoliation of Nature（John Burton）

I.THE PIGOVIAN FORMULA
Aurther Pigou and Tom Cobbleigh

II.THE FLAWS IN THE PIGOVIAN ANALYSIS
Enter R. H. Coase and the 『Chivirla』 School
1.The fundaments: attenu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generation of external effects
2.Externalities are reciprocal
3.Jointly-supplied external benefits and costs
4.The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government correction of 『market failure』
5.Externalities arising from government 『correction』 of externalities
6.The motives of government: economic eunuchs?
7.The motives of intervention agencies

III.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 A PRIVATE PROPERTY SOLUTION?
The private property solution: the Sahelian tragedy
The lesson of Libya
The limits to a private property solution

IV. CONCLUSIONS FOR PUBLIC POLICY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FURTHE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