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集》後記

「歲月如流」是老生常談的話，但我還是真的感到歲月如流。《隨意集》寫到今天，快一年了，也就讓這些文章結集成書吧。我打算選取幾篇在其它刊物上發表過的、比較可讀的散文，跟這些隨意之作，一起結集。

黎智英的確有他的一手。兩年多前，他大手筆地搞《壹週刊》。當時看淡的人，所在皆是，而看好的似乎只有黎老弟一人。今天，《壹週刊》應該是東南亞一帶暢銷的雜誌了。據說虧本近九千萬大元之後，該刊開始賺錢，看來收復失地是指日可待的事吧。但願黎老弟財源廣進——這是黎老弟之幸，是我們爬格子的人之幸，也是讀者之幸。

寫散文實在困難。我本來打算在《憑闌集》之後就停筆的。其後數以十計的讀者來信，希望我再作馮婦，而《壹週刊》的朋友又熱心地要我再寫，使我進退兩難。但我之決定「東山復出」，主要還是受了黃黑蠻的影響。黃永玉這個兒子，其藝術天分與稱得上藝術大師的父親可以相提並論。

黑蠻是我那個有天分而無心向學的女兒的繪畫老師。女兒思琦拜師學藝時，永玉鼓勵之餘，往往忍不住要親自教思琦兩手。如此一來，桃李滿天下的黃永玉，最差的准徒弟肯定是我的女兒了。

收藏藝術作品有如下的一個現象。作品的藝術高下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收藏者要喜愛藝術作品的作者。作品的藝術再高，若收藏者對作者沒有好感，就不容易把其作品珍而藏之。

我收藏黑蠻的畫，點只藝術咁簡單！我喜歡黑蠻，於是，對他的作品，就算是差一點的也想「據」為己有。困難是，黎智英也同樣地喜歡黑蠻，也要收藏他的作品。黑蠻替我的文章插圖，原作製版後，黎老弟要收藏，而我也要收藏，大家於是「吵」起來了。到最後，沒有爭吵的君子協定是：《憑闌集》的插圖原作歸他，《隨意集》的則歸我。

黎老弟是很有「生意」眼光的。我賺了《壹週刊》的稿費，但黑蠻的畫，又點只稿費咁簡單？我稍一不慎，黎智英就賺了我的錢！永玉曾開玩笑說，黑蠻是我的「御用畫家」。這個御用畫家也算倒霉，被我「御用」而給黎老弟和我剝而削之。

寫專欄散文比寫經濟學的博士論文似乎困難得多了。我每次執筆時，總是數著稿紙的頁數，估量著文章的長度。字數按照《壹週刊》規定的篇幅落筆，字數不足就得動腦筋添補一些閒話之類。黑蠻的插圖就有這樣的一個好處：文章若差一、二百字，自己想不出文意時，黑蠻的畫就可放大一點以補其白。這使我想起阿基米得的定律：一件物體在水中減少了的重量，等於被物體體積擠出來的水的重量。我想，即使黑蠻的畫把我整篇文章擠出來，一字不留，讀者不會覺得失去了些什麼。能有這樣本領的畫家，大概不多吧。

在《隨意集》這最後的一篇文章裡，我決定寫得長一點，擠迫一下黑蠻的畫。他既然把我「擠」得多了，我是應該回「擠」一下的。

我之學人家寫散文，跟做其它很多職業上之外的事一樣，是為了好奇心，要過癮一下。一些經濟學行內的朋友認為，我這樣做是付出了大代價。

三十年來，我的專業是經濟學研究。從一九六六到七二年，我毫不苟且地在經濟研究上下過六年苦功。可以說，我在經濟學上發表過的比較可觀而嚴謹的作品，大都是那六年間的心得。其後在一九七六至八二年，我廢寢忘餐地替美國幾家石油公司作過六年的石油經濟研究，寫過大約六百頁的文字。這後者，艾智仁認為是經濟學上最佳的實證研究，但卻不能發表，因為石油公司是出錢買「斷」了的。

我快將五十七歲了。回顧我在六六至七二年間的研究成果，竟然覺得：今天對自己當年的作品，其評價比當年的高得多。一九六九年三月，高斯對我寄以厚望，說我將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七十年代初期，巴賽爾、艾智仁、赫舒拉發、諾斯等人都有類似的看法。今天，這些朋友應該對我很失望。

我提到這些，是因為一位外來的經濟學者最近給我看到諾斯不久前發表的幾句關於我的話。諾斯認為，能將經濟理論全面革新的，就只有張五常一人，但很不幸，這個人對經濟學失卻了興趣。

諾斯是錯了的。我沒有他所說的本領，但對經濟學的興趣，倒是三十餘年如一日。一九七三年至七六年，我要教養兩個孩子，在研究工作上散漫一點是沒有什麼可怨的。七六至八二年的石油經濟研究，雖然不能發表，但自覺滿意，也就心安理得。八二年後回港工作，為中國青年的前途及「血濃於水」的緣故而以中文下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到了八九年六四事發後，母親病倒，交「煎」之下，心灰意冷。我於是寫了《書生論政》，也寫了《憑闌集》與《隨意集》，以之抒懷，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吧。

本能地可以做到而又應該做的事，我做了，自覺沒有「大步」地行差踏錯。然而關心的朋友不知就裡，老是回顧我在六八至七三年間所發表的理論文章，屈指一算年日，認為如果我在那方面不斷努力的話，我的貢獻可以增加四倍，於是就對我的失望溢於言表。他們有此看法，實在是把我過於抬舉了。

「一蓑煙雨任平生！」是蘇東坡說的。我衷心欣賞蘇前賢的拿得起，放得下，也同意他所說的「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這樣，我認為在人的短暫的生命中，不滯於物是自享生命之樂的重要法門。如此一來，外人對我略有微辭是難以避免的。蘇學士的《定風波》深得我心。那首詞是這樣說的：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東坡與米元章

很多人說：「自古文人相輕。」這句話是需要補充的。低手文人與低手文人相輕，當然很普通；但既然是低手，不知天高地厚，大家胡亂地抨擊一番，使識者為之反胃。高手「輕」低手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並不多見。這顯然是因為——一般而言——高手認為低手之作不值一提。另一方面，低手輕高手的例子卻有的是。這似乎是由於低手不見經傳，要譁眾取寵，就找些大有名氣的高手來低貶一下，以圖提高自己的身價。這是無聊之舉了。

高手與高手之間，文人相輕，歷史上實在很少見。說「自古文人相輕」，假若是指高手的話，似乎是不對的。宋代高手女詞人李清照，曾經對多位高手詞人毫不客氣地批評。然而這些高手與她不同時期，比她早逝，不能反駁，所以算不上是「相輕」也。

同年代的頂尖高手，「相輕」的例子可說絕無僅有。這顯然是因為大家識英雄重英雄，或惺惺相惜，欣賞對方唯恐不及也。然而，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同年代的絕頂高手，彼此認識而又交遊過的，並不太多。

眾所周知的是李白與杜甫的友情——試看杜甫寫李白吧：「眾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這是很高的讚譽，言出由衷，讀來實在感人。此外，白居易與元稹的友情與互相傾慕，也是與「相輕」相去十萬八千里的。

較少為人所知而最令我神往的絕頂高手彼此推重的例子，是蘇東坡與米元章（米芾）。這兩位前賢是我平生最佩服的中國文化高手。我認為蘇學士的才華，天下罕有其匹，而米元章的書法，從表達感情那方面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蘇公生於一○三六而卒於一一○一年；米公生於一○五一而卒於一一○七年，大家有整整五十年「同期生存」的日子，而這是在中國文化大放光芒的北宋時代！

很可惜，對蘇、米二人關係的記載所知不詳。他們彼此肯定是認識的，而且相識了大約二十年，但兩人相聚的時日似乎不多。蘇、米二公的個性看來有很多不同之處。東坡幽默風趣，為人拿得起、放得下，文采斐然，大有上將之風。元章擅於書畫，好為詩、文，但文采平平——雖然他的文字往往奇兵突出，使人覺得「艱澀」之中大有新意。元章的綽號是米顛，甚有狂態，有時甚至使人有狂妄之感。

是的，米元章沒有辛棄疾的「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豪氣干雲，但作為一個書法家，他旁若無人是肯定的。在書法上，他竟然有膽批評王羲之與王獻之——「回視二王，頓有塵意。」他認為獻之的字比羲之的高——這個觀點，是一個大膽的判斷，我是同意而佩服的。

我在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瀟灑得有傲氣的蘇東坡，對米元章的評價，是我見過的文人相「重」的最極端的例子之一。以下蘇學士寫米元章的一段話，使我心焉嚮往，不能自已久之。他說：

「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真見之！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

我為這段稱讚米芾的話，下酒不盡而思古人之情，大有「對影成三人」之概。試想，才華蓋世的蘇學士，竟然把一個當時眾所公認是「顛」（狂）的人推重如斯，是天才欣賞天才的至高境界了。

蘇東坡稱米元章為「我的元章」，其深愛之情，以一個「吾」字表達無遺。說元章有「凌雲之氣」，當然可信，但說他有「清雄絕俗之文」，似乎是過於偏愛了。說元章的書法「超邁入神」，是當時眾所周知的，但說要把他的書法來「洗瘴毒」，卻是前所未聞的頌讚了。

兒子向老頭子朗誦「顛」文，「老夫臥聽，未半蹶然而起」，其中刻畫蘇公本人對米公的欣賞，已達激動之境。最後的「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實在比「相見恨晚」之類的老生常談，深情得多了。

「自古文人相輕」——這句話是值得商榷的。餘生也晚，不能與蘇，米兩位前賢秉燭夜談，誠憾事也。

誰是巨人——與李錄商榷

留居海外的中國學運領袖李錄最近在台灣說了一些話，似乎有「擦鞋」之嫌。他說：「王朝將盡，大廈將傾，台灣在一夜間會成為中國的巨人。」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認為這句話是值得商榷的。

據說李錄言下之意，是指在中國大陸，「三民主義將會取代馬列主義」，所見何其淺也。馬列主義在中國兵敗如山倒，可不是今天或將來之事。遠在八年前，我在廣州參觀一家書店，巳見到書架上馬、列或有關的書籍舖滿了灰塵，好像是被冷落於一角的古書似的。至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我們的「國父」當年在美國募捐而不得意時，閱讀了二流經濟學者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後，抄襲過來的。如此這般，這「主義」就在台灣流行了數十年。其實如今私下裡，台灣的知識分子漠視三民主義，而多年來中了「口號」之計的北京人士，痛定思痛，還哪有什麼閒情逸致去拜孫文為師？

無庸諱言，中國大陸今天人們所信奉的新主義，是「香港主義」。可不是嗎？今天大陸暢銷的書，不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更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是梁鳳儀的財經小說！香港的菜式與歌星所唱的時代曲，在大陸風行之勢，與毛澤東昔日的口號可以相提並論。因此，在思想與品味上，香港應該可說是中國的「巨人」了吧。

假若李錄所指的，不是思想的巨人，而是經濟發展上的，提出台灣將會成為中國的巨人，那就更錯得離譜了。在這後者的問題上，今天的台灣實在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也。我認為，近兩年來中國大事開放——正由於這樣的形勢——使台灣人手忙腳亂，也將會使台灣的經濟黯然失色。

沒有誰會低貶台灣二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但六四事發後一年，大陸的經濟開放日漸加寬，台灣的商人一窩蜂地跑到那裡投資，那麼台灣的本土又怎麼辦呢？要大量引進廉價勞力嗎？台灣本土的壓力團體那一關怎樣過？禁止廠商「轉移有利陣地」嗎？台灣本土的產品怎能長久地在國際市場上與大陸的競爭？香港的工業大舉北移，非無因也。進軍中國大陸的外資機構，若非以香港作為後勤基地，香港的物業會正中港府的下懷，炒家半個也沒有。

日本沒有台灣的政治約束，所以春江水暖鴨先知，但吃了一大口苦水。兩年多來，大阪的高級商業樓宇，其價格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兩年前日本地產市價過高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勞工薪金高出中國的十多倍。於是，見勢頭不對而到廉價勞力地區投資設廠的日商數之不盡。「行得快，好世界。」大致上，日本「好世界」的資本家是「行得快」的。但日本本土分明是大勢已去——這點，我四年前在《資本》雜誌推斷過是將會發生的。日本如是，台灣也必將如是。兩年來台灣的地產價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不過，這只是冰山的一角耳！

說台灣是半個巨人，在某方面說是對的。那就是，台灣的一些執政者與商人，的確有「巨人」的眼光。年多前我在台灣跟這些人談論天下大勢，他們對台灣本土將會受到中國大陸開放的困擾，看得很清楚。他們屢次問我有什麼解救台資外移以及工業不振的妙方，我的回應是：除了大量引進廉價勞力，別無善策，而這一著在政治上卻是行不通的。

無論怎樣說，真正的巨人是中國大陸。在歷史上中國本來就是巨人，然而，自清朝的乾隆皇帝歸西後，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四人幫時的文化大革命，更加一塌糊塗，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恥辱。想不到，中國只要在經濟上大事開放，巨人的形象稍有立足之地，也就威不可擋。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百多二百年前拿破侖的話。他說：「中國嗎？那裡臥著一個正在睡著的巨人。不要吵醒他，因為他一旦醒過來就會震撼世界！」

藝術的「困難」問題

在大學唸書時，我成績最好的科目可不是經濟學，而是歷史及藝術歷史。這後二者我一共選修過八科，考過二十多次試。同學們的考試平均分數大都是五、六十分左右，而我通常是在九十分以上。

考歷史也可說是考記性——記年份，也要懂得點「瞞天過海」的手法。十多二十個重要的年份是必須記得的，其它不重要的記不清楚也不要緊，但卻要在試捲上「肯定」地寫下去。不重要的年份，改卷的老師也不可能記得清楚，說錯了也是取分之道。其次，史實發展的開頭與結尾要記得一清二楚，中間的大可約略論之。老師一見有頭有尾，就不會在「中間」斤斤計較了。還有，對也好，錯也好，在答題時學生不妨對書本上的觀點大肆批評。在香港，這後者往往會招來「橫禍」（不及格），但在美國卻「收得」之極也。

考藝術歷史是另一套辦法了。我的獨步單方，是找到了一本「秘籍」。那是一位德國作家 Wolfgang 所著的《A Theory of Art History》。細心讀了這本其妙無窮的小書後，我獲益不小，在考試時如有神助，一看幻燈照片中的作品就知道是哪一個年代的。

因為在考試時我對藝術作品的年份幾乎百發百中（先後不差五年也），老教授對我青眼有加，在課餘之暇跟我細說藝術上的事。一天我問他：「一些藝術作品，在創造上說，看來有很高的困難程度，另一些似乎絕不困難，好的藝術作品是不是一定要『困難』的？」他回答說：「困難程度高的作品不一定是好藝術，但好的藝術作品必定是極之困難的。」這句話影響了我的藝術觀。

試想，假若任何凡夫俗子可以花三幾個月的時間就學得似模似樣的藝術，那麼作品何其多也。這樣一來，那所謂「藝術」就變得俗不可耐，不可能特別地引起欣賞者內心深處的共鳴。

有人說，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人是個天才，其它跟著這樣說的都是笨伯。在創作上說，我同意這句話。今天，一個女人被形容為貌美如花，就只得一個「靚」字耳！第一次以花比美人，是一個創見，也是絕不容易的比喻。跟著這樣說的，拾人牙慧而已。好的藝術作品之所以困難，主要原因，是創新之作可遇不可求，而只有曾經在一項造詣上痛下過苦功的人才可以巧而遇之。

藝術如是，科學也如是。在科學上，未經下苦功而有創新之見者，未之聞也。下苦功不一定可以創新，但創新——不是標新立異或創怪論——卻一定要有苦功的支持。我自己曾在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上下過好幾年的苦功，因此在「創新」上也薄有微名。道理說來很簡單：對某項造詣的知識若不是爛熟於胸，就不容易有創新之見。「怪論」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來，但新而不怪卻是另一回事了。究其原因，是所知的越多，其所受的約束就越大。在有很大約束的局限下創新，不可能是怪誕不經的。

近幾年來，我也學人家附庸風雅，收藏了一些藝術作品。除了個人的喜好外，我選取的都是自己認為是困難之作。問題是，一些作品看來似易實難，另一些似難實易，要怎樣去決定其在創作上的難、易程度呢？一個可靠的辦法當然是自己去嘗試，但這分明是難以實行的事。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只好轉向於藝術作品的規限那方面去看。規限越多，其約束就越大。大有規限而又有新意的作品，是困難之作也。

子欲養而親不在

這篇文章發表時，母親大概已去世了。

執筆寫此的前一天，不省人事近二十日的母親，血壓的上壓下降至六十多度，群醫束手；她老人家看來不容易多活一兩天。

昨日到醫院看母親五次，在床前替她朗誦聖經，也在她的耳邊高聲說了好些愛她的話。我每次這樣說時，她的血壓上升五、六度。昏迷不醒多天的母親，似乎還能聽到什麼。

晚上我睡得不好，因為每分鐘都擔心醫院會打電話來。清早起來後給醫院掛個電話，知道母親還在，但決不是「健」在了。既然醫生說她復甦的機會是零，我實在不應對母親的病繼續「關切」的。然而，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愚妄地，我總是希望有奇跡出現，希望母親能清醒兩三分鐘，對我粲然一笑，讓我能對她訴說那一大堆我似乎還沒有說得清楚的話，使她欣然而去。

時間就是那樣無情。數十年來，我要對母親表達自己對她的愛，機會有的是，但放過了；我總是覺得自己沒有盡其本分去做，或做得不夠，遠為不夠的。今天，我要做的，要表達的正多，但太遲了。我老是想，只要多添兩分鐘的時間，我就可以一洗前非。然而，這只是妄想而已！

自八九年六四後母親在西灣河的街旁跌倒，進院留醫已有三年多了。在這期間，我對她說我愛她，何止千遍。說一聲愛，何其容易也。母親從來沒有說過愛我，但在行動上她對我無微不至。

我深感遺憾的是，母親健在時，我沒有好好地以行動表現我對她的愛。這一點，母親是不同意的。在醫院中，她重複又重複地對醫生和護士們細說我從幼年起怎樣孝敬她。說的大都是些陳年「典故」，我自己也記不起來了。連自己也記不起的事，有等於無，是不足以自我安慰的。

母親今年九十二歲，算是長壽了。然而，近數年來，我不是期望她能享永壽之年，而是希望她能愉快地度過最後的日子。在醫院臥病三年多了，最後的十多個月裡不能說話，不能進食，自己不能呼吸，但大部分時間她腦中還是很清醒的。這樣的生活，「長」壽一年或短壽一年似乎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在清醒時感到開心。我為母親最後的一點愉快盡其最大的努力，但總是覺得有所不逮。這可不是說母親是一個難於滿足的人。正相反，近三年來，她很容易就笑逐顏開，只要說一兩句她喜歡聽的話，她就「落力」地點頭，笑得甜甜的。我於是安排太太與兒女，多抽點時間到醫院去探望，而我妹妹是醫院的護士長，當然更加賣力了。他們都說，母親臥病時一反常態，成了一個容易開心的人。話雖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遠為不夠的。在內心深處，我實在有點難以形容的內疚。

毫無疑問，母親是唯一可以想也不想就為我作出任何犧牲的人。雖然我自己的兒女也曾對我這樣說過，但我總是有點疑問。只有母親——我是毫無疑問的。對一個肯為我作出任何犧牲的人，我根本不可能作出足夠的回報，不能不無愧於心。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奈何！



鳴謝啟事（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刊登於《明報》及《經濟日報》）

母親去世了。三年多來，她在瑪麗醫院及港中醫院所受到的照顧，著實令我感動。

回顧當日母親在瑪麗多天昏迷為醒，楊紫芝教授接到我深夜求救的電話，「受『命』於危難之間」，於是「手揮目送」，使母親化險為夷，我是不敢言謝的。方津生醫生替母親施大手術，著手成春可以不提，但他在事後對病者的不斷關懷，卻是不尋常的事了。

兩年多前轉到港中，該院的上上下下把母親當作家人看待，使我有溫馨之感。莫志強教授不恥下「治」，在假日中替母親動了一個小手術。於今回顧，這小手術令母親愉快地多活十多個月，雖「小」亦大矣！蘇淳養醫生屢次因為他的術有專長而疲於奔命，使我衷心感激。到最後，方平正醫生與陳文巖醫生也參與診事，晝夜不分也。

我要特別感謝鄭俊豪醫生。三年多來，他是母親的主治人。他把她稱呼為「婆婆」，視若親人。日星隱曜之朝，風雨如晦之夕，鄭醫生未嘗不在，而「婆婆」亦未嘗不悅也。

王羲之說：「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母親平生刻苦自持，不懂得怎樣過幾天舒適的日子。惟在晚年臥病之際，得到上述朋友的關懷，就變得欣然於色，樂天知命，視死如歸，大有長者之風。王羲之的話，是還可以商榷的吧。

謹此鳴謝，余不盡言。

加州牛肉麵與中國的書法

自從我以中文寫文章以來，題目之怪，以此為最。但得先此聲明，這篇文章可不是怪論。

我是在加州念大學的。多年以來，我可沒有聽過加州有什麼特產的牛肉麵。南京牛肉麵我老早在香港聽過，而其它中國特產的麵食，也時有所聞。可能我孤陋寡聞，沒有聽過中國有哪一個地方叫作「加州」。我想，加州應該是美國西岸的加利福尼亞州吧。

話說不久前，北京有一家麵食店舖，招牌寫著「加州牛肉麵大王」。這個招牌給舖子惹禍上身，受到《人民日報》的批判。以「加州」為名，在開放而又崇尚西方的今天中國，是一個不難理解的「綽頭」。但該麵店受到批判，卻與「加州」無關。這店舖惹禍，是因招牌上的「面」字特大而又用上紅色？何也？原來，究其原因，「面」字是繁體字，而中國大陸應用的簡體，是「面」而非「面」也。

據報道，因為在開放中大陸受到香港與台灣的不良影響，繁體字大有「復辟」之勢，官方的喉舌於是大肆抨擊繁體字。上述的麵店也算倒霉。最近我有機會到上海一行，很欣賞該市店舖招牌上的書法。這些稱得上是好書法的招牌，所用的大都是繁體字。官方要罵繁體，招牌怎會不受「池魚」之殃？而把「面」字寫得特大加紅，即使以「紅」掛帥的毛澤東在天之靈也保不住了。

將「面」簡寫為「面」，成為「加州牛肉麵」，也無傷大雅。但倘若那店舖的招牌是「加州蛋面」，就不免使人想入非非。加州好萊塢一帶美女雲集，蛋面觸目皆是也。

說起來，「面」變了「面」，在中國文化傳統上確是有點不幸。簡體字以「面」代「面」，但假如一下子記錯，掉轉過來就糟了——「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崔護地下有知，不知會怎樣想？

提到中國文化，我就想到中國的書法。上海的好書法招牌，以繁體字下筆，非無因也。當年以「繁」化「簡」的仁兄們，似乎是忽略了中國的書法。上佳的書法，是不能以簡體字下筆的。理由有二。

其一，簡體字是固定的，不容有變，因為一變就變了字。在中國的書法上，每一個字都有很多不同的寫法，而上佳的書法，是往往在一篇之內，同字用不同寫法，以求變化多端為妙。米元章論書法時就說得很清楚：「振迅天真，出於意外；所以古人書，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則奴書也。」當然，同樣筆劃的一個字，書者還可加以變化，但是有同字而不同筆劃而加以協助，書法上就有更大的變化、更大的表達能力了。簡體字是不可能有筆劃的變化的。

其二，以簡體字寫草書，無能為力也。雖然有一些簡體字，是依照故老相傳的草書「筆劃」的，但這只是一小部分。一般地以「簡」書草，是違反了中國的書法規律，而改變這規律，在書法已近式微而又日漸復甦的今天，實在是大有殺傷力，不可取也。

孫過庭在他的萬世流芳的《書譜》中說得明白：「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者，繁體也。孫前輩又說：「草歪使轉，不能成字。」那是說，以「轉彎」為主的草書，若轉時稍為出錯——轉得太大，或太小，或太高、太低、太左、太右——讀者就不知道是哪一個字，非書法也！這是妙不可言的中國書法文化傳統。草書以「通真」為根，以不歪「使轉」為神，簡體字既不「通真」，也沒有「使轉」的規範，草書又從何說起？

是的，從書法的角度看，昔日中共「發明」的簡體字，好像是「異國」文字了。

從日常應用的角度看（尤其是在文盲眾多的國度中）推行簡體字是有可取之處的。然而，在計算機盛行的今天，漢字簡化的功能越來越少了。另一方面，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中的書法，舉世無匹，是炎黃子孫足以炫耀於國際上的視覺藝術。

中國的領導人是不應該漠視書法的。我認為，在今天，既有簡，也可以有繁，領導人是不應該視己為文化的天之驕子，以權威的架子而對所謂「繁」體強加約束的。文化是人民的事。他們喜歡做什麼，就讓他們自由地去做算了。

（註：此文發表後不久，到北京一行，見招牌寫的是「美國加州牛肉麵」——原來真是美國的加州也。）

黃永玉的小狗

好友黃永玉愛狗如命。有好大段日子了，他家中養著兩隻過癮之極的狗。不久前，他又花了數千元多買一隻人見人愛的名種小狗。一天黃昏，女傭帶三狗在街上散步，小狗行動較慢，走在後頭。突然間，一對青年男女從私家車跳下，抱起小狗就跑回車上，風馳電掣而去。

永玉為小狗被搶之事怏怏不樂久之。我正要想些什麼話來安慰他時，偶然看電視，見到如下的報道：新界的一家養狗場，在一夜之間給人家偷了數十條名種狗。偷車之風未已，而偷狗竟與打劫金舖如出一轍，世界奇聞也。我於是盯著熒光幕細聽端詳。狗場主人解釋說，名種狗在中國大陸的價格，比香港的高出一倍以上，所以他肯定被偷的數十隻狗，是會偷運到大陸去的。「名狗坐大飛」，絕佳題材也。《壹週刊》也算「反應遲鈍」，不以這樣的題材作封面話題，已是走了寶，怎可以連花邊新聞也不報道一下的？

中國大陸會出現名種狗的「搶購熱」，是我在六年前就曾推斷過的。理由很簡單：在「一家一孩」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下，經濟開放後，人們家境稍為好轉了，家中僅有一孩或無孩者，就會很自然地以畜牲代替孩子。而在各種家畜之中，狗對人是最忠誠而熱情的。既然以狗代孩，當然不會而吃之。名種狗豈有不受寵之理？

我是非常反對「一家一孩」這個政策的。幾年前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中，我曾大聲疾呼指出，假以時日，這樣的社會將會變得沒有姑嬸叔伯，沒有堂兄表嫂，是一個舉目無親的社會。如此一來，一個社會成員要發奮圖強，在無依無靠的環境中是不容易勇往直前的。而人與人之間少了親人或親戚的愛與關懷，顧影自憐之際，缺少了一點上蒼賜予人類的溫馨，是一項大損失。還有的是，水淡於血，人與人之間少了親情與關懷，凡事討價還價，交易費用會增加，這對經濟發展當然有害無益。

大自然的規律，包括了基因的遺傳，是不應該由一小撮政客隻手遮天，視上蒼如無物，把這規律加以大事左右的。人天生下來就自私。毛澤東昔日高舉革命之旗，推行共產政制，與私產背道而馳，也要把人改造為：只知有「公」，不知有「私」。這是違反自然之舉，其效果慘不堪言，痛矣哉！蘇聯及東歐的領導人悟已往之不諫，痛心疾首，把共產捨棄。中國的領導人雖然口頭上不肯捨棄共產，但內心還是心悟已往之不諫，是皆可嘉也。

然而，「一家一孩」的政策，也是違反自然之舉。上蒼「定」下來的規律，是生理上夫婦可以生幾個或更多的孩子。強加約束，其效果肯定不止減少人口增長那樣簡單的吧。

回頭說，以狗代孩，從愛與享受那方面看，狗豈及孩哉？另一方面，從投資回報率的角度看，狗亦不能與孩子相比。養名種狗的費用，與養孩子差不了太多——其實不菲也。但在回報率上而言，孩子長大成人後，可以生產賺錢，其所得的收入高於支出。養狗呢，除可供消遣外，若非賣掉，或而食之，則沒有生產收益可言，從頭到尾都得個「養」字耳。這樣，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養狗是遠不及養孩子的。

中國大陸今天推行「一家一孩」，可沒有限制「一家一狗」。目今在那裡盛行的愛狗熱，若繼續下去，說不定有一天會有狗多過人的現象。到那時，中國會被稱為「狗天堂」，傳為佳話也。

永玉痛失小狗，是不應耿耿於懷的。理由有二。其一，假若他那可愛的小狗坐「大飛」回歸祖國，落到一家無孩的購買者手上，就必被視如己「出」，愛之何其甚也。其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既然知道中國的市場秘密，永玉大可與我合資，在大陸大事養狗，待價而沽。而正在考慮在中國從事食品生意的袁老弟天凡，也不妨與我們合作，設廠百畝，出產狗的罐頭食品，亦不錯也。

夜上海捲土重來

四年前我與佛利民曾有上海之行。最近因為簡慶福的攝影展，我舊地重遊。上海從一片蕭條到欣欣向榮的轉變，使我為之驚愕。更驚人的是，所有在上海的朋友都說，這個好些方面從無到有的轉變，大都是在最近一年中才發生的，而自數月前鄧小平南下之後，上海繁榮的趨勢更加明顯了。

假若朋友的觀察大致上是對的話，那麼我不用看什麼統計數字，也可以斷言，近一年來，上海的經濟增長率，起碼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樣的增長數字，一般的經濟學者不容易相信。

然而，多年以來——差不多三十年了——我認為經濟學中的經濟發展理論愚不可及，是經濟學歷史上可悲的一頁。七年前，在一篇評論中國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直言只要中國大事開放，以私產為依歸，要每年百分之五十的增長率能持續十年，是不難辦到的事。近一年多來珠江三角洲及上海的發展，是證明我的觀點可信的第一步。

我這個推斷可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所根據的。理由有三：其一，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有無與倫比的威力。百餘年前，日本的明治維新，只把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經濟奇跡就立刻出現。其二，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在民不聊生的共產中國推行私產——或作近於私產之類的安排——經濟增長率奇高並非就顯示國富民安。其三，在共產中國閉關自守的多年中，外間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這數十年外間的科技突飛猛進，其成績比以往數千年加起來的還要大。中國一旦開放，推行私產之制，外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技知識，可以免費獲取，這哪有不使經濟暴升之理？

是的，近兩年來若非舉世經濟不景，珠江三角洲與上海的增長率會更厲害也。

上海的經濟發展，使我感慨萬千。在那裡夜遊，我明確地意識到，解放前的夜上海捲土重來也。一時間我有「酒不醉人人自醉」之感。

使我感慨的可不是「人自醉」，而是那所謂「腐化」的夜生活，是共產革命的「革」掉對像之一。當我最近在上海的深夜街上，見到歌廳、舞廳之前出租車雲集，我就想，這與國民黨時期的上海有什麼分別呢？細想之下，分別是有的。販毒不像當年那樣成行成市；黑社會的活動絕不會像當年那樣猖狂。但這些可取的改進，是不需要搞數十年共產才能辦到的。四十年的革命——加上其中的浩劫——只贏得少了鴉片，少了杜月笙之流，其代價實在太大了。

多姿多采的夜生活，象徵著繁榮，是沒有什麼不妥的。簡慶福少年時在「夜上海」長大，知之甚詳。他告訴我，今天上海略見規模的夜生活，比起數十年前，相去還有十萬八千里。但願今後捲土重來的夜上海，進展神速，也希望這夜上海遠比昔日健康。

今、昔的夜上海還有一點有趣的不同，那就是：昔日的夜上海——周璇等歌星的夜上海——影響香港的娛樂文化，而今天卻倒轉過來，是香港影響上海。可能是巧遇吧，但我在上海坐出租車時，收音機所播出的歌曲，起碼一半以上是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在上海的第一晚，我和朋友經酒店的介紹，到一條新興的由個體戶開辦的「食街」進晚餐。進了一家小飯館，裡面的顧客全是上海本地人。但打開菜牌一看，百分之九十是香港的菜式也。

港大的「校外主考」制

說來真的話長。

我任職的那間大學——香港大學——竟然有「校外主考」（External Examiner）這回事。中文大學也有，雖然他們「校外主考」的細節我不清楚。至於新辦的科技大學，有沒有「校外主考」這個費時失事的玩意，我不得而知也。

所謂「校外主考」，是指港大的每一個學系，都必須有一個在外地（校外）的同系學者，監督這學系的學術水平。學生考試的題目出得夠不夠嚴謹，試卷的答案夠不夠份量，碩士或博士論文是否達至國際水平等等，都要那位校外主考作出評述，每年寫下評語，隆重其事也。

回港任教近十年，我對這「校外主考」制度毫無好感，認為它多此一舉，浪費了納稅人的金錢。且聽我解釋如下。

第一，既然校外的主考人威風十足，他必須是國際學術上的知名之士。這樣的人在暑期間大都周遊列國，要他們閉門數天安心閱讀試卷，難於上青天。

第二，有資格作「校外主考」的，身價不菲，而港大所付的酬報，有等於無！記得三年前，我們港大的經濟學系委任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經濟學者作「校外主考」人。這位仁兄一見試卷之多，工作之繁，就立刻辭職不幹。

說起來，這位經濟大名家是我的徒弟。師傅請徒弟作師傅之主考人，已是世界奇聞，殊不知這個徒弟一看眾多試卷，就連考師傅的癮也不過了。

第三，要尋找一位在國際學術上有地位的「校外主考」人，談何容易！香港的納稅人真是樂善好施。他們從來不聞不問，間接地送錢給我和其它同事找「校外主考」去也。納稅人可不知道，九年以來，我們港大的經濟學系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並無有識之士會對什麼「主考」云云感興趣的。

第四，我們經濟學系的「主考」仁兄，每年都把我們大讚一番。然而，這些恭維的話若非白色的謊言，就必是客套之辭，對我們可說毫無裨益。

第五，若某校外主考人不識時務，把我們經濟學系批評得體無完膚，那又會怎樣呢？答案曰：我們會聽而不聞，視若無睹。須知除了一位同事之外，所有其它十八位經濟學系教師都是博士。既然人人皆「博」，又何必妄自菲薄，以他人的評論為依歸？

第六，據說「校外主考」制的一個重要成因，是我們作博士的懂得研究，但不一定懂得怎樣教學，真是胡說八道。難道校外主考人就一定懂得怎樣教學？又難道這位主考人可以看看學生的試卷，就知道我們的教書功力如何？

一九六六年，我曾獲加州的最佳教授獎。想不到，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港大竟然要校外主考人來指導我教學之法！真令我啼笑皆非。

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校外主考」制有什麼好處。

我認為這個制度可能是昔日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傳統。三十多年前，港大一個博士也沒有。水平如斯，以外間較為有「識」之士加以品評，約束一下不學無術的胡來，也是好的。但港大今非昔比，又何必「考」之？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與現實情況脫了節、於學術進展沒有關係的制度，今天仍然存在。一個解釋，是港大的教師沒有自信，所以請外人監管一下。這個解釋顯然不能成立，因為曾與我談及的非經濟系的一些同事，私下裡都認為該制度乏善可陳。

我認為比較可取的解釋，是該制度可以給一個學系以借口，憑著校外主考每年一度的客套讚賞，就算是對政府的大量資助有了交代。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是不應該在高級學府發生的。

我也認為，一個學系若有世界級水平，「校外主考」分明是多此一舉；而不達世界水平的學系，不辦也罷，取消算了。

港龍歷險記

不久前，簡慶福要在上海開攝影展，我同太太和馮漢復一起去捧場；此外，自己也有個人的「任務」：為介紹簡兄的作品說一些話。我與阿福有三十七年的交情，對他的攝影藝術知之甚詳，可說是個如假包換的阿福專家，要介紹他的作品應是義不容辭的。

出發時大家興高采烈，太太從美國趕回來；漢復把攝影工具帶備齊全而去，因為打算到上海後由我替朱屺瞻及周慧珺拍攝人像；而阿福呢，春風滿面矣！

只有一個小問題，到上海的機票不易買到。還是阿福求票有術，替我們弄來機票三張，是「港龍」的機票，去時是普通位，回程是頭等。去時是與阿福同機的，但想不到，此一行也，卻給港龍弄得心驚膽戰。

第一「回」，到香港機場，港龍說沒有我們三個人的座位，連我們的名字也找不到。但到了機票擺明並非「等位」的那一種。等了四十多分鐘，港龍的人竟然置之不理，只說是旅行社的錯，與他們無干。我迫著發脾氣，說，旅行社是你們的代理，是你們授權出票的。於是吵起來了。我說要見港龍在機場的主事人。跑來一位說是主事的，也說與他們無干，要投訴就找旅行社可也。後來一位港龍的人認得我是什麼「張教授」，就協助我們去乘搭另一家航空公司的機，補頭等的價錢。

阿福有機位，先我們而去了。令我們感到尷尬的是，阿福年青時在上海成長、露頭角，在上海是名人也；這次他要到那裡開個展，而憑他的攝影功力，不是英雄是什麼？到機場接他機的有一大群人。然而，這個英雄，著實倒霉，要請接機的眾多名士先走；自己卻在上海機場等了我們兩個小時。如此一來「英雄」就轉到我們幾個被港龍漠視的人的身上了。阿福確有他的一手。

第二「回」，在回程中，香港有颱風訊號，飛機延遲六個小時起航。但到了機場才知道這消息，港龍的人卻說不可以再回上海市區，一定要在機場等候。這一等也，倒是奇聞迭出。氣溫攝氏三十六度，但新建的「現代化」機場沒有冷氣。一說是冷氣機壞了，另一說是機場人少，就把冷氣關掉。候機的人拍蚊之聲不絕於耳，牆下老鼠藥觸目皆是，而其中一位旅客帶著四個小竹籠，每籠都放著一隻巨蜢，由於天氣過於炎熱，巨蜢不停地大「叫」，震耳欲聾，熱鬧之極也。

第三「回」，我們已付足了頭等回程機票的錢，竟然沒有頭等座位，要坐普通位。這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天氣酷熱，而機場中唯一的小食肆又一早收檔，我們就跑過頭等客位的休息室去找水喝、休息一下。既然付了頭等的票價，我們是應該有此權利的。殊不知港龍的辦事人說我們沒有頭等座位，就把我們從頭等休息室趕了出來！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於是破口大罵。但後來還是乖乖地跑回「公眾」之地，聽蜢聲去也。也算港龍消息靈通，過了不久就知道我是什麼「張教授」，一位老氣橫秋的主事人跑來向我們解釋。其中一個妙不可言的解釋是，我們買的是一種特別的頭等機票：先付頭等的錢，然後到機場等那可能有可能沒有的頭等座位。真是胡說八道，我飛過大江南北，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頭等機票。後來那位主事人細看我們的機票，內裡說明：「Status O.K.」，他就輕聲對助手說：「是O.K.的啊！」

其後終於在凌晨二時半抵港，行李竟然沒有失落，O.K.之至也。

做錯了事，沒有什麼大不了——說半句道歉的話也就皆大歡喜了。就算不道歉也不要緊，但堅持沒有錯，左推右推，老氣橫秋，而得悉是什麼「張教授」後就「轉軑」，便令人反感了。

一位在上海機場同聽拍蚊聲與蜢「叫」聲的旅客知道我們的事後，對我說：「港龍的服務一向如此，但我不是教授，不敢投訴也。」這位仁兄實在過於厚道和小看自己了。

黃苗子現象

六四之後，我有機會認識黃苗子。我喜歡苗子；所有我知道的認識他的朋友都一致地喜歡他。這是一個不尋常的現象。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有這樣的能耐的著實不多。

「人見人愛」這句話常常聽到，但真能做到而名副其實的談何容易！起碼，我自己，就不是一個人見人愛的人。在這方面，我遠不及苗子是沒有什麼可怨的。與我一樣不是人見人愛的人多的是。我本來打算在這裡細數與我同輩或非同輩的大名鼎鼎的朋友的名字，但覺得還是不說為妙。

黃苗子現象，不是人見人愛那麼簡單。一般而言，人見人愛的人都是平凡而親切的，但苗子絕不平凡。也是一般而言，凡做官的都不可能是人見人愛的。黃苗子呢，他曾經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制度下的高官。高不可攀之高也。做官做到像苗子那樣可愛，是世界奇跡。更奇的是，說什麼圓滑手腕，應對得體，苗子根本就不懂這一套。我曾經好幾次問過朋友：苗子真的當過高官嗎？我這樣問，是因為我不相信苗子以前當過「官」，更不用說是高「官」了。然而，苗子的確曾當過高官——在那令人不堪回首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制下「噹」之——你說奇不奇？

在中國歷史上，做皇帝或做官的大都喜歡附庸風雅。當然，有真正才藝的皇帝官員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唐太宗、宋徽宗的書法，就非同小可：蘇軾、辛棄疾、納蘭容若等人的詞，萬世流芳。在「風雅」的造詣上，黃苗子不及這些古人。奇跡在於：苗子今日健在人間，非古人也。

在所謂「蘇援、美援，人民無援；蔣匪、毛匪，天下皆匪」的時代中，風雅得似模似樣的「官」們大都是「請槍」之輩。毛澤東是個例外；黃苗子也是個例外。

不肯認我是他的書法徒弟的黃苗子——天曉得，我確是他的徒弟——其對中國學術與藝術傳統所知之深、之博，使我五體投地。他是世界學術界公認的八大山人研究專家姑且不談，一些瑣碎的事例值得一說。我問苗子：「伯英是誰？」答曰：「是張伯英，張芝是也。」「元常是誰？」「是鐘元常，鐘繇是也。」「『怪』字怎樣讀法？」「『』與『怪』相同！」諸如此類的雞毛蒜皮小學問，苗子是有問必答的。成行成市的學問，知之甚詳不足為奇，但連無關重要的瑣碎學問，也如數家珍，苗子是我認識的朋友中獨一無二的。

有一回，一位在台灣的朋友寄給我一幀名家古畫的照片，要我找朋友鑒定一下。我拿給苗子看。他說：「畫不一定是真品，但畫中那幾行非畫家的題字，是清初的一位收藏家的手筆，假不了。」

在書法的學問上，苗子更是得天獨厚。他對各家各派所知之廣、之深，實在令人折服。作為他的書法學生，我想，要在書法的本身追近苗子，我可能還有點希望，但書法的學問則無望矣！

不平凡而又人見人愛的黃苗子現象，不難明白，而說出來差不多是眾所周知的。那就是：

「身居要職，恕以待人；胸有實學，淡然處之。」

這十六個字說來簡單，但做起來卻極為困難。我自己就無法做到。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在我所認識的眾多高手朋友之中，只有黃苗子一個人有那樣的本領。這是一個不尋常的現象了。

小明星是個天才

說來慚愧，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對粵曲所知僅是皮毛。就我少小時的「成長環境」而言，很少人像我那樣，過了知命之年，而對粵曲的認識會是那樣膚淺的。這與下述的原因有關。比我大一歲的早逝的哥哥，是個藝術才子。他少年時在繪畫與英文詩那方面都很有天分不在話下，要說的是：他對西洋古典音樂認識深而熱愛，鋼琴的造詣更是不凡——這直到後來我稍懂其奧妙時才意識到哥哥的才華。不過，他對粵曲卻毫無興趣，認為這種音樂與歐洲的古典之作相去甚遠。受到這位我深愛的哥哥的感染，我對粵曲就很自然地小看了。

然而，我的興趣比我那位小哥哥廣泛得多。五十年代初期，我在西灣河太寧街所結交的朋友，大都是粵曲的知音人，其中不乏唱得好、「玩」得妙的粵曲高手。我對粵曲的抗拒感，在這些朋友的影響下就變得客觀一點了。但在某程度上，對粵曲我還是抗拒的。當年我欣賞的，以「歌喉」而論，是紅線女，而論「腔韻」，我獨愛小明星。於今回顧，我昔日在抗拒中經「淘汰」而剩下來的紅線女與小明星，似乎證明我也算「識貨」之人也！

一九五七年離港後，在美國唸書時，去國懷鄉，就千方百計地買到一些小明星錄音帶，在讀書苦悶之餘聆聽，一樂也。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協助一個外甥到美國求學。他是個崇尚西洋古典音樂而輕視粵曲的人。我對他說：「我年青時像你一樣，輕視粵樂，但後來聽到了小明星，我的觀點就改變了。你不妨聽聽小明星吧。」我於是把自己收藏的小明星（歌唱）錄音帶給他聽。他知道我這個舅父凡事苛求——「彈」的多，讚的少，聽得很細心。而他聽了小明星所唱的《癡雲》後，一聽再聽，聽了很多次，然後對我說：「常舅父，你說得對，粵曲真的也是藝術！」

粵曲是藝術，而且不是簡單的藝術。我沒有為這項「民間藝術」作過什麼考查，然而直覺上，覺得在倚聲填詞那方面說，粵曲好像與宋代的詞頗有相同之處，什麼「南音」、「中板」等曲調，仿若宋詞中的詞牌，而曲詞中的平、仄與押韻的規限等等，也與宋詞一樣嚴謹。讀到今天還健在的王心帆老先生昔日為小明星所撰的（粵曲）曲詞，不由得使我聯想到，要是蘇東坡懂粵曲而親自下筆，會怎麼樣呢？

從音樂那方面看，粵曲當然比不上歐洲的古典音樂那樣多采多姿。但欣賞粵曲可不是單為音樂，同時也為曲詞之義與聲韻。這種詞與音並重的藝術，在歐西似乎沒有聽過。我們聽莫扎特之類的歌劇，可以完全不懂劇情，至於那德文或意大利文的字義或句子，我們更是一竅不通，但我們還是可以說「懂得」欣賞那些歌劇的。聽粵曲，不懂曲詞（與腔調的配合），就只得一個「聽」字，談不上欣賞也。

我對小明星有所偏愛，主要原因，並不是她始創的大名鼎鼎的「星腔」，而是因為在感情上，她唱時對每一句、每一字的闡釋都有恰當的表達。比方，當她唱「往事如煙」，我就真的有往事如煙之感。我認為，在感情的表達上，一字不苟的本領，小明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她唱時，在行腔婉轉之間，彷彿是不斷地推敲著每一句、每一個字的意義似的。這應該是唱粵曲的一個要點吧。我不明白為什麼好些唱家就沒有這種「自覺」了。

小明星的天才很有傳奇性，也令人難以置信。她家境貧困，只讀過兩年小學。九歲，她跟一位潦倒窮途的藝人學唱三個月，就過其賣唱生涯。到了十三歲，她就成了名，其後就灌錄唱片了。天才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她死時只有二十九歲，比莫扎特的早逝還要早好幾年。天妒紅顏，可以信矣。

但歷史對小明星是仁慈的。她死後五十年的今天，「星腔」不脛而走。昔日好些與小明星同年代賣唱的歌伶，如今安在哉？七十年代以後，粵曲似乎日漸式微，但近幾年來，粵曲因卡拉ＯＫ的盛行而復甦。而這復甦，更形成了「小明星熱」也。

我要感謝張敏儀。不久前大會堂舉行的紀念小明星逝世五十週年演唱會，一早爆棚，我買不到入場票。張處長神通廣大，給我弄到兩張最佳座位的門票，使我能一睹小明星嫡傳弟子陳錦紅的歌藝與風采。既得玉，大可拋磚，這篇文章也可說是為敏儀寫而聊表謝意的。

李先念去世及其它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上，「死」有多種不同的意義。一說輕於鴻毛，另一說重於泰山。王羲之說：「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但阿Ｑ卻說：「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李賀早逝，李商隱認為是天妒奇才。楊修之死，令人歎息。秦始皇死得過癮，不相信的可到西安去看看。楊貴妃死得比唐明皇有「名」，她地下有知，當可告慰，也顯得白居易的《長恨歌》功力之深也。楚霸王烏江自刎，但我們今天所想到的還是「虞兮虞兮奈若何」。中國自古「重女輕男」，可以信矣。

清朝早期的三位好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他們的「死」少見經傳，這也可見「輕於鴻毛」之死，是要把國家治得頭頭是道才可以辦到的。一個政治家之死若重於泰山，其政績不會高明到哪裡去。毛澤東便是一例。當台灣的蔣經國死時，我以《天之驕子，死也逢時》為題發表文章。在該文的末段，我指出小蔣的豐功偉績，是他在生前已盡可能把自己的死推至輕於鴻毛這一高境界。殊不知該文在台灣轉載時，題目被改了，而「輕於鴻毛」的結論也被改了。這是對小蔣的「侮辱」，不知其本人若地下有知會作何感想？

不久前，中國的李先念去世，北京當局淡然處之——既不輕於鴻毛，也不重於泰山。這比起當年毛澤東辭世時的過百萬人的瞻仰遺容、周恩來死時人們的淚下如雨，或胡耀邦長眠後的六四事發，差得遠了。

自馬克思逝世後，世界上好些地方變色，資本家惴惴不安——這也顯得馬老兄之死是重於泰山了。而如今李先念之死，其效果卻與馬老兄的倒轉過來——這可見共產氣數已盡矣！若問：李主席死後有什麼可說的事發生？沒有誰可以想得出來。但事實是，暴升後而一連下跌近十天的香港股票市價，在李主席死後就立刻止跌而且回升數百點。這可能是「酒醉步行」之類的機緣巧合，但也似乎是香港的資本家（投資者）看風駛，見到一位中國的所謂「保守」領導人去世而停沽轉買也。

眾所周知，股市的上落是一個經濟繁榮與衰退的重要指數：股市的升降，往往反映出經濟前景的好或壞，也反映出人民是否對政府有信心。美國的經濟領先指數，股價的升或降是有決定性的。

幾個月前，謠傳趙紫陽復出，香港股市大幅躍升。假若鄧小平比「保守」的中國共黨元老早逝，恆生指數下跌一千點應該是濕濕碎碎矣。要是陳雲比鄧老早去，香港的股市應該會上升的。我這樣想時，感慨良多。因為據我所知，陳雲是一個正人君子，為國為民之心，數十年如一日；但由於一念之差——「保守」——就會被股票市場貶值了。

寫到這裡，我忽發奇想。香港的李柱銘與楊森以「直選」為民主的座右銘。李、楊二兄不妨考慮，與其投選票，倒不如以投股票來決定什麼議席。在香港，大多數的選民也是股民。投選票不傷身，不入肉，是無關痛癢之舉也。投股票——買或賣股票——稍一不慎，入肉傷身，怎可以不慎重考慮呢？

既然股市的升降代表著民生的好或壞，而保障民生是民主的真諦，我就妙想天開，想出如下的投股票制度。

第一，香港的議席要逐個選。第二，選時每個選民必須買入或賣空一百分之一張恆生指數期貨。入選的議員，是以期指上升的幅度為依歸。若期指下跌，就立刻除名。

一經提名而期指暴升的，是港督人選也。

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

（一）

今年復活節期間，我二十歲的兒子到洛杉磯一行。為了要滿足好奇心，他順道去該市的加州大學拜訪我三十年前的兩位老師——經濟學系的艾智仁與赫舒拉發。艾老早已退休，但仍經常回校工作；赫老離退休之期亦不遠矣。老教授們一聽是我的兒子到訪，既驚且喜，花了個多小時與他聊天，細說我當年在加大的往事，使小兒得到很大的啟發。

艾老與小兒年齡相差六十載，在這一老一少的對話中，有幾句是「可圈可點」的。小兒對艾老說：「我爸爸認為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使他很失望。」艾老回答道：「你爸爸老了，因為我也有同樣的想法！」小兒繼續說：「爸爸最近被港大的學生選為『最差教授』，可能也是因為老了吧。」艾老說：「這倒不是；你要替我恭賀你爸爸，因為能獲該『獎』，證明他在教學上有了進步！」

艾老是本世紀的經濟奇才，是所有高手都同意的。我是艾老的入室弟子。三十年來，我對艾老的印象不變：和藹可親，深不可測。當然，在學問上，對於當代大師如森穆遜、佛利民、高斯等人，我同樣有那種「深不可測」的感受。我細想艾老對小兒所說的話，認為不無道理；不過，我尚未到六十歲——未肯認老——所以不能同意「我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是因為老了的緣故。

我感到失望，是因為覺得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雖然五花八門，有不少標奇立異之「論」，但一般而言，都內容空洞，使我學不到什麼。術語層出不窮，數學方程式滿紙皆是，驟眼看來是高深的學問，但術語與方程式又有什麼內容呢？

先談術語吧。學術無疑是需要術語的，因為術語可以把一思想內容概括而簡潔地表達出來。創造術語是必要的；但如果一個新的術語沒有新的思想內容，或者作者只希望以新的術語而成名，就顯得造作而「混水摸魚」了。

舉些例子吧。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是我在一九六九與一九七○年的兩篇文章發起的。今天盛行的術語，如「Incomplete Contract」，「Implicit Contract」等等，我早在一九七○年不言自明地說過了。當時我認為它們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而產生的，不值得大驚小怪。想不到，在今天，「後起之秀」不管交易費用為何物，僅將這些有關合約的術語搬出來，似乎如此就可以把世界的複雜事解釋得一清二楚。

再舉另一例子。一九六九年，我認為「卸責」的行為對權利的界定有負面的影響，但當時我知道，其含義已包含於「自私」的假說裡，所以就將「卸責」（Shirking）這一術語放在一個腳注下。我當時意識到，說人自私，又說卸責，顯然是重複了，所以不應多談。殊不知在今天，「Shirking」、「Opportunism」、「Hold up」等「自私」術語觸目皆是。內容重複，毫無創見，得個「講」字也。

轉談數學方程式吧。數學對科學極為重要，因為那是最簡潔、最嚴謹、最客觀的語言。但數學的本身是沒有內容的。當我們說「Ａ」的平方是「Ｃ」，該方程式的本身可沒有說「Ａ」或「Ｃ」是什麼。就算我們以數字代之，數字本身也是空空如也。假若我們說「Ａ」是溫度，「Ｃ」是重量，方程式就有了內容；但「溫度」或「重量」究竟是什麼，要有正確的闡釋才算是發揮了數學的功能。

縱觀近十多年來的經濟文章，其所用的數學大都近於博士「級」，但內容究竟是說什麼就往往使人摸不著頭腦。有好幾次我堅持要作者把文內的方程式的內容說來聽聽，結果，我認為不知所云，因為我在現實世界上意識不到他們所說的「內容」。換言之，我不知其所指，或認為他們是在說笑，或是以胡鬧取勝也。

是的，數學是協助邏輯的精彩語言。但內容與邏輯推斷的本身可不是數學。高手推論，佳作天成，是不需要數學的協助的。當然，高手推論以數學協助，那是錦上添花，可也。

不過，數學可協助推理，但也可協助掩飾，我認為，十多年來，滿紙方程式的經濟學論著，大都是掩飾其內容貧乏之作也。


（二）

前文提及過，我對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感到失望，是因為在有關的論著中，術語與數學方程式越來越多，內容卻越來越少，或空空如也。在這新「發展」中，我學不到什麼，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謂「新」的貢獻不能使我更深入地明白世間事。

故老相傳，經濟學有兩個用場。其一是以之改進社會，其二是以之解釋世事。外行的人以為經濟學還有第三個用場——協助賺錢之道，但這一點，通達事理的經濟學者從來沒有相信過。

以改進社會為目標的經濟學，是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到了今天，我們都明白，對社會的好或壞的看法，往往是「主觀」的事，沒有可靠的衡量準則；就「衡量」而言，科學也無能為力也。科學是客觀地以闡釋現象為「座右銘」的。可幸的是，以主觀判斷社會的「好或壞」為主流的古典經濟學——像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原富》——對世事觀察深入，使我們對真實社會有所認識。不幸的是，這一派的一些後起之秀——像十九世紀中期的馬克思——昧於世事，熱情遠超於理智，以口號、術語等而導致後來無數生靈飢寒交迫。

經濟學者要到近三十年來才如夢初醒，意識到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闡釋世界上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現象。

在這方面，我們要感謝史密斯對世界的觀察入微，李嘉圖（一八一七）始創的廣泛經濟模式，以及米爾（一八四八）的中肯批評。我們要感謝十九世紀末期以馬賽爾、柏拉圖等人為首的新古典學派；他們把數學的微積分引進經濟學，發明了「均衡」，也使經濟學的辯論能客觀地以邏輯作其取捨。

到了本世紀初期，費沙與凱恩斯在資本與貨幣的理念上發揚光大，使一般性的理論不脛而走。邏輯推理有數學的協助，理論要一般化，就變為順理成章的事。但以闡釋世事為主流的經濟學，是一九六○年以後的事。

一九五七年，佛利民發表了《消費函數理論》，其事實引證之精闢，前無古人。三、五年之後，高斯發表了《社會耗費問題》，史德拉發表了《訊息的經濟學》，阿羅發表了《發明與收入的確定關係》。這些人獲諾貝爾獎，都是實至名歸的。

在（經濟學）六十年代的蓬勃而「緊張刺激」的發展中，我當時只是一個躋身於多位大師之中的無名小卒，認為合約理論是這新發展的主要關鍵，於是就發表了《佃農合約》（一九六八）、《合約的選擇》（一九六九）與《合約的結構》（一九七○）等文章。在這之前沒有誰提到合約，但可沒想到，在我之後的「合約」文章大行其道，竟然與我主張的合約研究分道揚鑣！

我對近今的經濟發展感到失望，是因為十多年來，關於合約的文章雖然觸目皆是，但都內容空泛也。

我可以肯定，在這新發展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作者，連一份合約也沒有細心地看過。世界的事很複雜，要知道真實的世界，人們要花很多時間才能稍知一二。合約的複雜性說之不盡。我曾經花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近五十萬美元，研究發明專利的租用合約，經過五年時間，一無所獲，可謂血本無歸也。而連合約也沒有看過或仔細看過的「後起之秀」，又怎可以教我呢？

忙於以新術語、新理論而求名的經濟學新秀，似乎是急功近利，把科學的真諦置於度外了。科學與藝術不同。前者要以簡勝繁，以實勝虛，以客觀勝感情的。

創新而可用的理論，可遇不可求，百年難得一見也。我們實在毋須忙於把理論「創新」——我們已有的經濟理論，經過二百年的發展，確是大有用場。我們需要的是明白真實的世界。這是說，我們要明白世界的局限條件。在同一的理論下，局限條件轉變了，人的行為就轉變了，合約也跟著改變。

我們要深入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及其轉變，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科學上若要取得一點成果或進步，往往如是——需要一股鑽研的精神。假若不願付出這代價，而企圖找其快捷方式，或譁眾取寵，「創」出不知所謂的「理論」，以術語、數學作掩飾，可能有短暫的收穫，或過一下「理論家」之類的癮，然而，對科學的基本貢獻而言，卻是一頁空白而不值一提的。

釣魚樂

實不相瞞，我曾經是釣魚高手。先父在生時沒有其它嗜好，只是喜歡釣魚；有好些年，夏季每天黃昏，他都僱用小艇，在西灣河附近的海上垂釣。母親為防意外事發生，不想他單人獨往，於是我們做兒女的便輪流陪著父親上艇釣魚去也。如此一來，頗像「功夫出少林」，我們一家大小都懂得釣魚之道。

釣魚實在很有引人入勝之處。在海中釣得的鮮魚，幾乎再差的品種也美味可口，這美味於我們，亦精神上的獎品也。得獎的人當然要靠一點技巧，但其特別吸引人之處是：釣者事先不知道海中究竟有沒有魚，下釣時腦中充滿幻想、期望，與生命的意義不謀而合。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有深刻的哲理，他以此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眾望所歸也。

港島一帶的海灣，今天污染頻頻，廢物滿灘，但從前卻非如此，是釣魚的勝地。據老一輩的有釣魚經驗的人說，遠在抗日戰爭之前，香港的鮮魚釣之不盡也。我在五十年代初期才開始垂釣的。那時先後在灣仔書院、皇仁書院就讀，逃學去釣魚，同學不肯作伴，就單人匹馬，跑到柴灣獨釣。那時的柴灣，半山上是墳場所在，四顧無人，難得看見什麼屋子。我獨自坐在山下灣旁的一塊巨石上，把魚絲遠遠地拋到海上去；一次又一次地拋，差不多每次都沒有魚上釣，但每次心中都有新的希望。我今天想，自己「百折不撓」的個性，可能是從柴灣的海旁訓練出來的。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可釣的魚還是多的是。說昔日的香港是世界最佳的釣魚勝地，絕不誇張。這有兩個原因。其一，香港的鮮魚美味可口。其二，香港的魚品種繁多，且色彩奪目。與其它釣魚高手一樣，我在釣技的「巔峰期」時，只要有魚一碰釣餌，就知道是哪一種魚了。

釣魚是有「地頭」的——這與魚的習性有關。海雖大，但魚「聚腳」的地方就只有一些零星散佈的「魚竇」，而不同的魚，聚於不同的「地」區，釣者要有不同的釣法才有收穫。因此，大海雖然公有，但屢有「斬獲」的垂釣，就只是一小撮人的「專利權」，外行者可羨慕而不可問津也。

五十年代中期，筲箕灣、西灣河一帶有四個釣魚高手，一時傳為佳話。持有亞公巖的釣魚「專利權」者，是一個別號「冇辮」的人。在銅利棧（今南安坊）附近，黑鬼泉獨領風騷。在西灣河的海旁，劉唐則予取予攜，所向無敵也。

我呢，是當年太古船塢「二號牌」（區）海旁的「專利」持有者。那裡離岸約百呎之處，有幾百方呎的面積是黑魶群集之地。而黑魶吃餌時是斯文地把餌含吞，釣者只覺魚絲稍為加重，沒有其它的感覺。感到魚絲加重，立刻放絲六吋，過了幾秒鐘，慢慢地將絲上提，若覺重量增加，再向上用力把絲一提，斤多重的黑魶便如囊中物也。

因為海可以公「用」，釣者的秘訣是不能公開的。我獲得太古二號牌的黑魶之秘後，每逢初一十五左右，月黑風小時，就花兩塊錢雇小艇（每小時一元），到自己的二號牌魚「塘」收取黑魶去也。釣友見我那樣神乎其技，把我視作「天人」！

令我最難忘的一次「釣役」，是一九五六年的一個下午。我借了一隻僅可容一人的小艇，左手「搖」櫓，右手下釣。我當天用的是細如頭髮的三磅絲，在西灣河的岸邊，水深五呎之處釣泥，殊不知一尾巨大的黃魶突然上釣，像潛水艇那樣「航行」。經驗告訴我，魚絲毫無顫抖的移動，巨魚也。但我的魚絲只有三磅力，令我既喜且驚。

我右手立刻把魚絲盡放，左手發狂地搖櫓，追魚去也。經過兩個多小時後，十三斤重的黃魶終於被我弄到水面來，我一手抓著魚尾，提到艇上，一時間不相信那是真實的事。第二天，我的左手，動也不能動了。

後來遠渡重洋，乘輪千里凌波去了。一九八二年返港任職後不久，某天下午，到鯉魚門一行，見到一家賣魚絲、魚餌的小舖子，內裡有幾個十多歲的少年顧客，三十年往事，注到心頭，我不期然站著，看個究竟。

坐在小凳上賣魚餌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他望著前頭，自言自語地對那幾個少年顧客說：「你們見人家釣魚，就不自量力去釣……有沒有聽過，當年筲箕灣那一帶，有四大『魚王』。一個是『冇辮』，一個是黑鬼泉，一個是劉唐……」我見那老人不再說下去，就忍不住問道：「阿伯，那第四個是誰呀？」他不經意地應道：「那是高佬常。」然後他的目光轉到我的臉上，停了一陣，大聲叫道：「啊，你就是高佬常！」

漫談風格

風格是不難明白的事。我們說一個作家或藝術家的作品有風格，是指有性格，有特點，使人一望而知是誰的作品。

比起一般藝術作品來，文字寫得有風格的似乎比較少見。在香港現有的文人中，戴天、程逸、林行止等人的風格是比較突出的；但以我個人最喜歡的查良鏞、董橋、舒巷城等人的文字來說，風格就沒有那樣突出了。這可見我們不可以風格的突出與否來論文字的高下。

從文字那方面看，重要的是文筆流暢，清楚明白，簡潔有力，至於有沒有風格是次要的。當然，絕佳的文字，而又能有突出的風格，就是錦上添花，可遇而不可求也。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我思前想後，總是想不出在近代中國作家中，除了魯迅外，有誰具有這二者的合併能耐。美國的近代作家我倒可以想到兩人：愛倫坡與海明威。

很奇怪，在視覺或聽覺藝術上，風格突出的例子可以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先談視覺藝術吧。梵高的畫，即使不是研究有素的人也可以一望而知。甚至倣傚梵高的人，我們也可以看出是梵高的風格。其它畫家如格萊科、馬提斯、高庚、端納、塞尚、波洛克、莫奈、Seurat等等，其突出的風格也是一目瞭然的。然而，一代巨匠倫勃朗的風格就沒有那樣突出了。這也可見絕佳的畫可不是由風格決定的。

中國近代與當代的畫家，風格突出的也數之不盡：張大千、林風眠、朱屺瞻、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李可染、黃永玉、吳冠中等等，都是風格突出的畫家。但高手如劉海粟，卻沒有突出的風格，而劉氏在十六歲時就當上後來桃李滿門的上海美專的院長，其天分是毋庸置疑的。

音樂上的風格突出顯然比視覺藝術困難，但比起文字來卻又似乎容易得多。莫扎特、肖邦、李斯特、博格尼尼、巴哈、華格納等人的風格突出，但絕頂高手貝多芬與柴可夫斯基，我們就不容易一聽而知。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或可對風格作出如下的理解。其一，風格是感受上的事；某項媒介感受上越是抽像，風格的形成就越不容易。目之於色或目之於形，在感受上顯然不及耳之於音樂那樣來得抽像；而耳之於音樂，又遠不及腦之於文字那樣抽像了。

其二，上佳的藝術或文字，是不一定要風格突出的。問題是，很多搞視覺藝術的人，以為有突出的風格才算是好藝術。在短暫的時日中，這樣的看法（其實是誤解）是有附庸風雅顧客的支持。有錢而沒有品味的人，一般而言，總是以為風格不突出的藝術品就不是好藝術。如此一來，近今不少畫家——尤其是中國的畫家——就不管藝術的真諦而忙於自「創」風格了。

這些自命天才的藝術家，不知藝術為何物，以為「不同」或立異就是創見或創新，古靈精怪就是風格，其作品往往不知所謂；同時，總有一些附庸風雅之士為之擊節稱賞，慷慨下注。於是，形成了如此的局面——單為風格而創風格的所謂藝術家何其多也！有錢可賺，何樂而不為？可憐的是，那些不顧藝術而單為風格而下注的投資者，過了一、二十年，血本無歸也。

歸根究底，風格是「天生」——自然而然的事。那是作者本身性格的表現。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可強求。以怪招而創之，易如反掌，IQ零蛋的人也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是一文不值的事。當然，自然流露出來的風格卻是另一回事。我們愛梵高的風格，是因為我們——在某方面說——實在是愛梵高這個人。而我們對梵高的愛，是因為梵高本身的性格有可愛的一面。

今天在香港數之不盡的畫展中，強創風格的作品觸目皆是。我這樣說，是因為覺得假若這些作者的風格是自然的流露或自然的表現，而非造作的話，那麼，他們的精神狀態，確是有點問題了。

都是錢作怪

不久前，在一本國際性的週刊上，看到一大版廣告，使我感慨萬千。

這版費用不菲的廣告，顯然是越南政府或其屬下機構刊登的，內容是邀請外商到越南投資，措辭謙恭，大有「乞憐」之勢！曾幾何時，這個以共產為至上的國家，受到了那時的中共與蘇共的影響，威風十足，口口聲聲以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把資本視如糞土的。

近幾年來，「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共產政制潰不成軍，一窩蜂地走資去也。究其原因，都是錢作怪。

衣食無著、潦倒窮途數十年，要過一下「漢堡包」的癮，是不難明白的。所以當國家的大門稍為開放，外間的花花世界就顯得有無比的吸引力；而直覺所得，最快取得「漢堡包」等等的途徑，就是向外商招手。於是，曾經被他們罵得狗血淋頭的資本家，現在就被視為英雄，待以上賓之禮了。

問題是，資本家可不是慈善家。要他們請吃三幾餐飯是可以的，但他們深知「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飯吃過了，他們就理直氣壯地期待一點回報、一點便利、一點生財之道。要資本家在「共產」國度中投資是可以的，但這些人在生意上身經百戰，未知勝，先慮敗。投資的回報若無保障，他們再蠢也不會下注。

十多年前，在中國大陸投資而稍有斬獲的港商，大多是靠大陸政府給予的一點專利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越來越多外商到中國投資，專利權就變得僧多粥少，不夠分配也。於是，港商「專利」日漸式微，投資者轉向人事關係方面入手。官商勾結頓成風氣，什麼批文買賣、什麼外匯留成、什麼優惠價格等等，在當時，是眾所周知的事。

是的，五、六年前，中國大陸半官半商的例子觸目皆是，以致有「凡官皆商」之說。其時，所謂貪官污吏，一下子好像變得理所當然似的。然而，外商與外商之間要競爭；另一方面，官與官之間、高干子弟與高干子弟之間，也是要競爭的。在某一意義上說，這些競爭也確實帶來好處：以職權或關係帶來的甜頭，在競爭之下變得越來越少。這是因為職權沒有明確的「權利」界定，也沒有法律的保障。台底的收入由於競爭而日漸下降，但錢作怪依舊，那怎麼辦？

一個好的辦法是：把台底交易，搬到台上來。這是「六4」之後的一個大突破。本來是近於私有產權的承包制或「三資企業」之類，到了六4之後，就有了一些正式私產的「獨資」。近兩年來，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獨資」——私產——越來越大行其道。一時之間這一帶變得欣欣向榮，去年，該區在沒有被國家正確地計算下的經濟增長率，比人類歷史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高出三倍！

是的，五、六年前，拿著一寸厚批文、吃大魚大肉的高干及其子弟，今天不少在暗地裡是地產的擁有者。起碼，有不少人是靠地產生意而富有起來。我可以斷言，十年之內，大陸與香港會有一個財富大轉移的趨勢。香港的「外」商或國內的「干」商，有不少人會在私產的「確立」上大有斬獲。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是大聲叫好的。

什麼是合理不合理、公允不公允，經濟學「無可奉告」。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產權誰屬不重要。重要的是產權有明確的界定，有「業主」，有法律的保障。幾年前，我見到國內的「干」商為擁有特權利益而干，而北京當局又推行多種管製法例來維護這些特權利益；眼見中國分明是走向印度之路，我就大聲疾呼：此風不可長。

我曾多次建議，中國要把明確的產權送給高干及其子弟，用以「換取」（抵消）他們的特權利益。這建議之聲，如石沉大海，鼓掌的就只有佛利民、高斯等寥寥數人。殊不知，今天因為錢作怪，高干及其子弟也可以享其私有產權了。雖然這轉變還不太明確，但暗流洶湧，其力無窮也。

幾年前當我屢次提及中國會走向印度之路的可能性時，不少人問我要怎樣才可以避免。我的回答是：要有一個「地震」式的動盪。我當時可沒料到會有六4的「地震」發生。這是六4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

有錢——富裕——佳事也。有誰不喜歡豐衣足食、不喜歡子女能深受教育、不喜歡生病時有醫生照顧？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是毛潤之說的。我想，如果「一窮二白」正是害人蟲的話，那麼，唯一可以掃除害人蟲而又全無敵的，只有「錢」而已。

錢作之怪，何其厲害也！

學術文章

最近因為職責所在，我翻閱了好些年青經濟學者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博士或准博士了，但令我失望的是，在十多篇文章中，我看不到有一兩篇算得上是專業水平的作品。是的，近十餘年來，經濟學的後起之輩，對計算機與方程式都熟習，但卻忽略了文章之道。科技的發達顯然使年青人付出很大的代價。

閒著無聊，我不妨恃老賣老，在這裡試談學術文章之道。

寫嚴謹的、專業的學術性文章，與寫一般文章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是寫給行內的、專於某項題材的一小撮人看的。因此，學術文章要寫得很簡潔，而簡潔中又要寫得很清楚。以下的幾個法門不可忽略。

其一，學術文章要開門見山，在第一、二段中要單刀直入，說明寫該文的目的何在，自己在思想或研究上的貢獻是什麼。在我最近讀到的文章中，年青的作者都與此背道而馳。他們往往一開頭就引經據典，說他人說過什麼等等。有好幾篇文章，我從頭到尾仔細讀完了，也不知道作者自己的思維何在。一般而言，專家讀專文，他們渴望知道的，是作者自己究竟「要」說什麼；沒有什麼「閒情逸致」去聽作者說他人「說」什麼——因為他人說什麼專家們早已知道了。當然，作者大可介紹自己的與別不同之處，但首先得具體地說明了自己在某方面的貢獻，才能夠與他人有所不同的觀點作比較。

其二，作者對自己的貢獻不能誇大，但必須緊抓著這點「貢獻」作為主題，一層一層地解釋，從不同的角度作反覆的辯證，一刀一刀深入地刻劃。述說自己的觀點或研究心得時，有關的內容起碼要占文章百分之八十的篇幅。然而，在我最近讀到的文章來說，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轉彎抹角，「風花雪月」，不著邊際，得個「講」字。

其三，自己的觀點或研究所得一經表達了，就要立刻收筆，作結論。結論要「淡然」（切莫誇張）處之，直截了當地簡述自己的貢獻，或者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提出以後要多作研究的方向。可是，在我最近讀到的上述文章中，或則沒有結論，或則拖泥帶水，又或則左顧右忌，說來說去都搔不著癢處。

我認為今天年青經濟學者的文章寫得不成氣候，不懂為文之道只是一個次要的原因。其實主要是由於：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可說的話，但又「逼」著非說不可。要寫文章，就先要有話可說，這是千古不易之理。很不幸，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不少年青人被誤導了，以為計算機可以代替腦子，自己的腦子就漸漸變得拙於思考了。

數學方程式大有用場，但數學本身是沒有內容的。計算機快如閃電，但計算機本身卻不會思想。數學與計算機是工具，可以為役，但很不幸，近今好些年青學者都似乎被方程式與計算機所役了。若是如此，而出現了喧賓奪主、本末倒置的學術文章，誠悲劇也。

話說回來，我以為，歷久以來都有此現象：百分之九十的學術文章都是內容空泛，不堪一讀，大都是不值得發表的。在今天，經濟學的文章倍增，而不堪一讀的卻升至百分之九十九。其實我對學術文章並不苛求。我求的只是一點：作者在文章裡起碼說一句有新意的話。

高斯當編輯時曾對我如此說過：「這篇文章寫得一塌糊塗，但文內有一小點我以前不知道的新意，所以我就決定把它發表了。」

撇開文章之道不談，重要的是：學術文章必定要有一點新意。而這點新意，是一定要經人的腦子才可想出來的。歸根究底，寫學術文章的出發點，是想、想、想！腦子生下來是要用的。學術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

往日時光——四友攝影聯展

一百零二歲的郎靜山先生不久前在香港舉行攝影展，在展前的討論會中，我被邀請為主持人。這是盛情難卻的邀請，而在「主持」之際，郎老的高齡不單使我想起很多往事，也使我這個在年歲上可以作他孫子的人有夏去秋來之感。

一九五五年我在攝影上初出道時，郎靜山早已大名鼎鼎了。他的迭底片——尤其是山底加雲底——功夫，是我們後輩當時必修的「課程」。在黑白攝影日漸式微的今天，郎老始創的絕技，會否有一天失傳呢？

在那次有紀念性的、關於郎老的攝影藝術的討論會中，要發言的有十多人，都是攝影大家。我環顧四周，只有三人相熟，那是：簡慶福、陳復禮、何藩。這三君子是我在五十年代中期因醉心攝影而認識的朋友。然而，見到座上還有那麼多我不認識的攝影高手，我就想到王羲之的話：「曾不知老之將至！」

作為該討論會的主持者，開始時不免要說幾句簡單的開場白。一時之間，三十餘年前的往事，注到心頭。我於是說：「東方與西方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藝術媒介也有所不同。近二百年來，東方借用西方媒介或西方借用東方媒介，是常有的事，但總是『河水不犯井水』，能青出於藍的例子絕無僅有。西方沒有王羲之，沒有李白，也沒有八大山人；而我們也沒有莫扎特、莎士比亞、畢加索……」

我跟著說：「唯一的例外是攝影。攝影所用的相機、底片、相紙等都是西方發明的，但在攝影上，中國人的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尤其是黑白攝影那方面，五十年代香港的造詣光芒萬丈，無與倫比也。」我於是舉出一些實例，說：「以大場面風景而言，美國大名鼎鼎的Ansel Adams僅可與我們的簡慶福相提而並論。說到詩情畫意，非洲的Will Till不及我們的陳復禮。至於街頭巷尾之作，法國的Henri Cartier-Bresson是遠不及我們的何藩了。」

識英雄，重英雄，聽到簡、陳、何這三人的名字，在場的二百聽眾三次掌聲雷動。這使得場內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討論會過後，一位寫稿的朋友要我重述我先前提及的與簡、陳、何相比的三位外國攝影家的名字。何藩在旁大聲說：「我要補充一句，說到燈光人像，加拿大的Yusuf Karsh不及我們的張五常——你要寫明這是我說的！」藩兄真的是說笑了。Karsh的燈光人像，前無古人，我怎能與他相比！

浪不一定能淘盡英雄，但三十多年來大家的尋尋覓覓，不免使人有英雄遲暮之感。人老了，就覺得昔日的競爭對手比自己高明得多。不久前我在這裡盛讚何藩，言出由衷。何藩把我與 Karsh 相比，不會是客套之言，而是三十多年的朋友了，也許在心理上覺得，再不濟事也要比非朋友勝一籌吧。對朋友的維護，老而越甚，自古皆然，我在心領之餘是不能反對的。

大家坐下來吃晚飯時，我對何藩說：「我有很多朋友沒有機會看過你的攝影作品，這使我耿耿於懷。今天大家一起想當年，豪情雖減還在，我們明年一起搞個攝影聯展好嗎？」他立刻贊同。簡慶福在旁聽著，我問：「阿福，你也跟我們一起『聯展』吧。」他毫不考慮就答應了。我感到意外的驚喜，抬頭，見到席上對面的陳復禮，就跑過去對他說：「阿福同何藩要同我聯展，你參加不參加？」他立即說：「當然參加！」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我想了兩天，決定這四人聯展的英文名目是：「Gone are the Days—a Memoir of Four Photographers」。意譯過來是：「往日時光——四友攝影聯展」。地點，我打算訂香港大會堂的低座；大約明年六月十一日舉行。四友作品，每人五十幀，加起來有二百幀了。

假若評判者為上帝，要選出歷史上最優秀的十位攝影家，簡、陳、何三位肯定是入選的。這三位老友作品甚多，每人只選五十幀——其中不少是舊作——這聯展應該是史無先例的佳展了。

我想，雖然有我這個連第五百名也數不到的非名家在其中魚目混珠，也不會把這個「四友聯展」弄得黯然失色的。就算我的作品不成氣候，也無傷大雅。既然是老朋友，又是懷舊，是不應有其它顧慮的。

我想起蘇東坡的詩，有如下四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鄧小平晚節可保乎？

我從來沒有批評過鄧小平。即使在六4的前前後後，鄧老當時分明晚節不保，我的解釋是：他人老了，對事情看近而不看遠，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不能加以深究。

我是個書生，對政治一竅不通，也無縛雞之力。但我懂得歷史，也知道歷史是由像我們這樣的書生寫出來的。我說過很多次，不管中國的前途怎樣，將來的歷史會對鄧小平有很高的評價。理由簡單不過：不管鄧老高舉什麼「堅持」之旗，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政制下的領導人，不反對私產，推行市場的運作。他在門戶開放上的敢作敢為，史無前例，著實令人佩服。我認為，假若中國沒有鄧小平，方勵之不會有那麼多話可說，而什麼民運、學運就更談不上了。我也認為，沒有鄧老倡導的中國改革，東歐不會變色，蘇聯不會瓦解；而柏林的圍牆不會倒下來，其碎件之一當然不會為我所獲而置於書房內了。

我今天這樣想，將來的歷史學者也會這樣想。大事不拘小節，這是為史之道。今天東歐一塌糊塗，但畢竟放棄了一個行不通的制度，到了明天大有可為也。

二三百年後的歷史學者寫二十世紀的歷史，會認為近幾年來舉世共產政制的潰不成軍是頭等大事，而棄「共」取「資」，對人民的生活大有裨益，豈有不大書特書之理？他們一定會問：人類的生活有這樣重大的轉變，究竟起自何因？他們會舉出好幾個因素；但歷史學者永遠都崇拜英雄，於是，他們也像辛棄疾那樣，會問：二十世紀的「天下英雄誰敵手」？答案不是曹、劉，而是鄧某！

我可以肯定地說，將來歷史學者對鄧小平的評價，會比我們今天的人所給他的評價高得多。這是未蓋棺而可以定論的事。有趣的問題倒是，他日鄧老蓋棺定論，後人對他的「晚節」的評價會怎樣呢？鄧小平的晚節可保嗎？這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作為鄧老的擁躉，我不能不承認他晚年之際，做錯了幾件事——雖然那可能因為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一，他對方勵之及其它「民主」人士的言論，實在是過於敏感了！假若幾年前鄧老對中國的「民主」言論開放一點，或索性聽而不聞，或用上「黑貓、白貓」那一招來處理，我們今天便可能不會聽過方勵之這個名字。方兄若名留千古，倒是北京政權一手造成的。方兄成名並非壞事，但我認為，經改未達而要先談政改，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今天東歐及（前）蘇聯的經驗，有力地支持我這個看法。

其二，像趙紫陽那樣的經改上將，怎會因為一些學生的熱情而被打下馬來的？趙氏像一般炎黃子孫那樣，同情青年，這又怎算是彌天大罪？趙氏一向對鄧老讚揚，忠心耿耿，決不會意圖政變。一個偶爾傳言可能復出便使香港股票暴升的人，是不應該被「關」起來的。在這一點上，鄧老又似乎是過於敏感了。

其三，我們同情六4的學生，但不少人像我一樣，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不同意他們不知進退的做法。而話說回來，無論怎樣，以坦克鎮壓，我們是絕不會同意的。六4的英雄可不是學生，而是舉世因為中華民族而站起來的炎黃子孫。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回事。這樣的熱情不加以利用，反而以槍彈的「冷水」潑之，是不智也。這也可能是因為鄧老過於敏感的緣故。

綜觀以上三點，作為一個執政者，鄧小平的弱點是過於敏感，缺乏大將應有之風度，與他主張的黑、白貓的招式是有出入的。這對鄧老的晚節沒有好處。然而，替鄧老保持晚節的也有三點。

其一，六4的學生及民運人士，逃出生天，到了外地，其表現一般地令人反感！（在吾爾開希逃離國內之前，我大概是第一個在香港電台說過：這青年華而不實；當時曾引起非議，於今回顧，我倒有先見之明！）

其二，不久前鄧老南下，他究竟說了些什麼話，各說不同，但南中國與香港的人為之鼓掌，使舉世矚目，這可以反映出鄧老功力之深矣。

其三，這是最重要的——六4之後，中國的經濟有一年裹足不前，但跟著而來的是，尤其南中國，經濟欣欣向榮，這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而珠江三角洲的增長率，更是史無先例也。

中諺云：「民以食為天！」既然中國人民的生活，在鄧小平的晚年時期大有改進，我認為，鄧老的晚節是不會令人喟然而輕歎的吧。

也談香港文化

不久前，在日本有千多萬讀者的《朝日新聞》邀請我替該報寫一篇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評論，指明不可超過一千字。我響應說，中國的問題那麼複雜，一千字怎可以寫得言中有物。他們把一篇看來（日文）有好幾千字的評論給我看，解釋說，我以中文寫的作品是要翻譯為日文才發表的，而一千字中文，翻成日文就大約變成三千字了。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探索一下。

我曾經略作計算，雖然一個英文單字往往有一個以上的音節，但把英文翻譯為中文，平均一個英文字會變為兩個多中文字。另一方面，英文的常用字彙比中文的多出起碼三倍。結論是很明顯的：英文比中文難學，而其表達能力，在「變化」上，也比中文強。

日文既然要用比中文多三倍的字數才能表達同樣的內容，也難怪不懂日語的我，聽日本人說日語，覺得好像是開機關鎗那樣格、格、格地格個不休。

我於是問一些對日本文化有點認識的朋友：日文應該是效率較低的語言吧？他們立刻同意了，且向我舉出很多例子。但為什麼大有作為的日本人，其語言會變成這樣子的呢？我的答案是：日語自古至今多是外來進口的，於是成了一種百鳥歸巢的語言。今天的日文，有我們的漢字，有英、法、德等音譯的外來語，真是「八國聯軍」也。

我於是也想到香港的文化。我曾經強調，香港的文化自成一家。我也認為香港的文化比台灣的多采多姿。然而，香港的文化也是進口的。那為什麼進口的文化，在殖民地的香港，竟然大有可觀呢？我的答案是：香港文化的進口有主流，也有支流，而在「殖民地」的自由發展下，香港人大可擇其過癮者而從之。

香港的文化主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餘生也晚，沒有親身聽過小明星唱《癡魂》，沒有機會跟唐滌生暢談粵劇、粵曲之道，引以為憾。但我曾在灣仔的街旁，與楊官璘賭過一局棋，相持不下達四十分鐘之久才輸五毫子給他，引以為榮也。這些都是不簡單的文化，是中國文化「一角」中之表表者耳！

我們要「感謝」港英政府。他們的專家真的懂得「殖民」之道，可以不管的就不管，使香港的文化人士可以大展所長。我認為若不是在香港，金庸怎能寫出他的武俠小說，而舒巷城也難以寫成他的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蘇東坡說的。金庸在太平山下看少林寺，功夫「打」來別有奇趣；舒巷城以秦淮之思而描述西灣河的街頭人物，感情溢於紙上。

至於擇歐美的善者而從之的，更是不勝枚舉了。比較突出的，是五十年代香港的攝影藝術。張汝釗的金魚、李錫安的靜物、何藩的街頭巷尾、簡慶福的大場面風景、關大志的意之所至、陳復禮的詩情畫意……於今回顧，都是前無古人的功力，歐西的攝影有所不逮也。

我認為，香港的文化能擇進口的善者而從之，主要原因，是香港承繼了中國大陸的文化主流，吸收後根深蒂固；但同時卻拋棄了中國文化傳統不良的約束，在我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東方之珠上大「展」個人的觀感，各抒己見。而大好的文化或藝術，永遠都是以個人風格為出發點的。

黃永玉、黃苗子、張大千、葉恭綽、鄧爾疋、葉淺予……的藝術成就，香港的感染力不可抹煞也。若晚年不到香港來定居，林風眠的後期作品，怎會有如此燦爛風光？說香港沒有文化，是從何說起的？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文化更是別開生面了。許冠傑的粵語時代曲、黃沾的率直狂態、尊子的諷刺漫畫、林振強的《慈祥鵬》、周潤發的收放自如、周星馳的「無厘頭」等等都是香港的獨有文化！

附庸風雅的代價

富有的人要花錢，可能是一件頭痛的事。天天大魚大肉，鮑參翅肚，很容易吃厭的，而對健康也沒有好處。賭博可以一樂，但因為長賭多輸，富有的人是不大可能貪勝不知輸的。孔子云：食色性也！所以自古以來，富者對美色有殊好——李白的「名花傾國兩相歡」可不是亂寫的。然而，在封建不再的今天，三妻四妾的例子甚少，更不用說「後宮佳麗三千人」了。

於是，有錢可花的人，在為自娛傷腦筋之際，會覺得「附庸風雅」是一個好去處。買畫、買古董之類，可以花很多的錢。這個玩意很過癮，也可以作為一項投資，使下注者有利可取。我有幾位十多年前開始藏畫或古玩的朋友，今天發了達。

不過，我這幾位賺大錢的「藏」家朋友，可不是附庸風雅那麼簡單。他們或則從小對藝術感興趣，進而有很深的研究；或則開始時僅喜收藏，後來卻痛下苦功，學懂了。這些是難得的花錢例子：既可過癮，也可賺錢，除了收購藝術作品外，我想不到哪一項花錢的玩意可以這樣魚與熊掌，二者兼得的。

近十多年來，日本人富有不在話下，而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也分明變成發達之區了。這樣一來，懂也好，不懂也好，附庸風雅之士傾巢而出。近幾年來，蘇富比、佳士得等國際性的拍賣行，在歐美要虧本，但在香港卻可賺錢。上述的蘇、佳這兩家拍賣行，近一年來竟奇兵突出，在香港拍賣油畫。與宣紙比，帆布確是不同，附庸風雅之士「打針都冇咁快」，突然間變為油畫專家了。

蘇富比與佳士得在香港所拍賣的油畫，可不是畢加索等人之作，而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油畫家。如此一來，附庸風雅之士過癮之餘，倒真的要付出代價。理由有三。

其一，國內的畫家數以千計，而且越來越多。可不是嗎？一個在國內的繪畫教師，月薪頂多是數百元人民幣，但假若時來運到，他們的一幅油畫可以賣得數萬

元——那是十年的工資了。有十億以上的人口的中國，從事繪畫的人豈有不暴增之理？如此下去，供過於求是遲早的事。

其二，蘇富比與佳士得這兩家拍賣行大名鼎鼎，畫家若被選中，一登龍門，身價何止十倍？然而，這些畫家可不是單為拍賣行的需求而繪畫的。我見過這樣的一個實例：同一畫家，其筆下同類或差不多的作品，在拍賣行賣的，與畫家本人私下賣的，價錢相差十倍！我又知道有一些國內的畫家，用多個名字或藝名繪畫。作品相同，而姓名有別，可以用迥異之價「傾銷」。

其三，繪畫有很多派別，而近兩三年來，中國的畫家始創了一個新派。我稱之為「攝影派」。這一派的畫很逼真，使人覺得如攝影，幾乎可與相片真假難分。不幸的是，這種繪製品的闡釋能力，與攝影沒有區別，所以，縱然技術超凡，惟其藝術又從何說起呢？

是的，油畫中的「攝影派」，在闡釋上是拜攝影家為師——在這方面，其實他們所拜的只是二三流的攝影家而已。我沒有嘗試過繪畫，但對攝影我有三十七年的經驗與「功力」。假若我以相機及黑房技術來製造一幀像攝影派的「油畫」，易如反掌也。

綜觀以上三點，我認為在亞洲，附庸風雅於油畫的人，將要付出可觀的代價。今天的所謂「名畫家」，明天可能不過如此而已。藝術是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我也認為，若小心從事，今天在中國的油畫方面下注投資是值得考慮的，不過，要顧及如下四點。

第一，買畫時首先要顧及作品的本身，不要管那畫家名氣的大小。名氣要由時間、歷史肯定的。在今天判斷中國油畫家的名氣大或小，實在是太早了。第二，若自己不懂得欣賞油畫，則要請專家朋友代為品評。第三，自己不願意掛於客廳牆上的畫，一律不買。第四，價高於三萬元的所謂「名家」作品，避之則吉也。

至於上文所提及的所謂「攝影派」，其作品目前的高昂市價，似乎是由下述的那類鑒賞家「決定」的。某天在佳士得的展覽大廳裡，我見到一位欣賞者在一幅油畫面前大聲說：「嘩！乜畫得咁似架！」

想起了《中華文選》

閒著無聊，翻閱最近出版的拙作《憑闌集》，談到《關於中文教學》一文時，再有感慨。該文反對中文教學，但也承認香港的學生中文水平每況愈下。我指出這不幸，並非由於英文教學所致，而是由於香港政府對教育的諸多管制——那是學語文的大忌。

今天重讀該文，我想《中華文選》這一套課本跑到哪裡去了？我記得，《中華文選》由淺入深，一共八冊，收集了好些名家的散文，包括古文的。那是一本課本精品；四十年前，我在香港作「番書仔」時，它是中文教材。我不相信，以《中華文選》作課本的學生，其中文水平會像今天香港學生那樣不成氣候 。

我還記得《中華文選》第一冊的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我愛月夜，但我也愛天星。從前在家鄉，六、七月間的夜晚，在庭院中納涼時，我最愛看那密密麻麻的繁星。看著那天星，我就會忘掉了一切，彷彿回到母親的懷裡……」第二冊的第一篇是魯迅的《秋夜》——「我家後園有兩株樹，一株是棘樹，還有一株，也是棘樹……」

是的，《中華文選》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與《背影》，有諸葛亮的《前出師表》，有王勃的《滕王閣序》，有蘇軾的《赤壁賦》，也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其它名家還有冰心、徐志摩、梁啟超……而所選的文章無一不是精品。

我還記得《中華文選》是我被逐出校門之後還要一讀再讀的。這套選集，讀來過癮之至。趣味盎然的課本，其感染力可使學生不顧及考試而讀之。《中華文選》有這樣的魅力與能耐，但今天卻不知去向。

我不知今天香港的英文書院裡所用的中文課文是什麼。大約十年前，我參閱過他們的中文課本，發覺所選用的文章不能與《中華文選》相提並論也。這「新」課本不是沒有好文章，但其中一些艱深難明，一些老氣橫秋，一些諸多造作——非精品也。更重要的是，「新」選的文章缺乏趣味情致，沒有感染力。

好的文章是超越「時間性」的。那麼為什麼《中華文選》會被淘汰呢？最近，我向一位舊同學提出這問題（我於一九五七年離港赴美，一別二十五年），他說，在六十年代時，香港學生激增，編選課本的見有利可圖，獲得教育司署的批准，就推行新的中文課本而把《中華文選》拋棄了。

我從來不反對著書或編書賺錢，但書的好與壞，怎可以由政府官員下判斷的？不懂中文的人當然不可以當中文教師，但假若一位中文教師有資格教學，那麼他就應該有選擇課本的權利。由政府指明要教什麼，試題要怎樣發問，哪一課本可以用，哪一課本不准用，教師再有才華，也無能為力也。

今天，英文書院的中文教師，大多數可能不曾聽過《中華文選》這個書名。但我認為，只要他們看過這一套書，而又有選擇課本的自由，加上沒有考試之種種「規定」的話，那麼，《中華文選》死而復生，是可以肯定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出版《中華文選》的書局，因為此書不被中學採用就不再發行。香港好學的學生還是有的。學校不採用作課本的書，自己也可以把它視為課外讀物。既然過癮精彩，課餘讀之，何樂而不為？何況九七在望，他日在中文方面若能下筆成文，每月多了兩千塊錢的收入，應該是低估的了。

為詩昆賀

一個八歲的女孩，頭上紮著兩根小辮子，身材瘦小，看來像四、五歲似的，坐於鋼琴前的凳上，雙腳離琴下的踏達一尺。她不等待掌聲停頓，小手直「揮」而下，錚錚然有金戈之聲，把我嚇了一跳。

一個十二歲男孩，長得矮矮胖胖的，褲長鞋大，襯衣白、領帶黑，頭髮齊如鍋蓋，眼鏡與臉俱圓，使我差點要笑出來。然而，這個傻得可愛的孩子，坐在琴前，右手放在膝上，左手往琴鍵上只按幾下，我就笑不出來了。是有意使在座的聽眾為之驚愕吧，這男孩選奏的是困難程度極高的肖邦與李斯特的作品。他運指如飛，彈得投入，自我陶醉，彷彿台下無人似的。假若閉上眼睛，只聽琴聲而不見演奏者，我不容易相信那是個十二歲的小童。

他的名字是盧冠元，讀者們要記住了。十年之後，盧冠元會是一位知名的鋼琴家。

是的，小盧與那個八歲的游景蘭，是劉詩昆的學生。今年四月五日，劉兄請我去聽他們的師生鋼琴演奏會，學生中我所聽到的還有另外三個，表演都很出色。而五人中的一個共同之處，是年紀雖小，卻掌握了藝術極重要的三個法門。那就是：膽、膽、膽！初生之犢不畏虎，鋼琴何足道哉！雖然劉兄的學生琴技還有待來日方長的練習，但令我衷心欣賞的，是這些學生一致地以琴為役，而不被琴所役也。

以媒介為役而不被媒介所役，是學任何藝術的重要法門。學生不畏琴，擊而攻之，撫而恤之，和而諧之——採取主動的學習，是劉詩昆學生的特色，這也與劉兄本人對鋼琴的處理如出一轍了。在琴藝的造詣上，劉兄是名師，又是明師也。

在任何藝術的造詣上，身兼名師與明師的高手著實不多。在經濟學那方面說，大宗師如凱恩斯、費沙等人，略見經傳的門生，未之聞也。畢加索不設館授徒，無話可說，但好教如命的物理學家愛恩斯坦，畫家端納，小提琴家海費滋……彼等門下可與老師相提並論的學生，半個也沒有。顯然，青出於藍是一宗困難的事。

要教出好學生，教者不可以無中生有。自己「無料」的老師，只可以教出「無料」的學生。但「有料」的老師，不一定懂得如何教。「有料」的名師，往往被盛「名」所累，負荷太重，不可能在教法上大費心機。明師可不一定是名師，但都一定「有『料』到」。明師不能成為名師，緣故不一，或因時運不齊，或因沒有創見。「有料」的明師，是不一定需有創見的。沒有創見難以成名，但一位老師若對某項造詣有深入的體會，不秘技自珍，懂得學習的法門，有啟發、感染力，對學生關心，就是明師也。

在鋼琴藝術上，名師不難找，但名師與明師兼於一身的，劉詩昆是我所知的罕見例子。

據說，一些人聽到劉詩昆搞「鋼琴藝術中心」，設館授徒，就略有微言，認為劉兄過於商業化。真是不知就裡了。昔日揚州八怪之首的鄭板橋賣字畫，指明以真金白銀交易，特別過癮。張大千、黃永玉、朱屺瞻、林風眠等近代高手都以鄭前輩為師，不在話下。畢加索更是為錢而繪也。時至今日，在香港，再清高的作家，發表文章，也需要論稿費。例子不須細舉了。

劉詩昆既是名師，也是明師，設館授徒，是香港之幸，可喜可賀也。其實，人家請他義演，他不推卻；學生過多，分身乏術，他也不懂得加價。這才是他「設館」的弱點和不足之處。在這方面，他要拜我為師。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以顧客出價的高下作取捨，對社會有莫大的貢獻。不管是姓「資」還是姓「社」，這是促使社會繁榮的經濟定律。

我的女兒

龍生九種，各各不同！我只有一兒一女，但還是各自不同。哥哥比妹妹大十四個月，對他倆，我無分彼此——同樣的愛，同樣的教導。然而，哥哥與妹妹的個性各走極端，沒有相似之處。

哥哥興趣廣泛，妹妹對任何事都缺少興趣；哥哥凡學習什麼都全力以赴，妹妹不聞不問，「一於少理」——她求學也似乎只是為了「應酬」爸爸；哥哥好奇，有書必讀；妹妹呢，不到考試臨頭，連書也懶得翻一下，課外讀物更不用說了。

是的，我很少見到一個作風比我女兒更散漫的青年。去年聖誕，她回港一行，我到機場接機，見到她有兩大皮篋行李。我把行李一提，感到輕得出奇，回家後打開一看，原來內裡的衣物，亂七八糟，像廢物那樣七零八落。女兒的房間，更是奇觀也。衣服、雜物舖滿了一地；連床上也是雜貨攤似的。她睡的地方，只佔床上的一小角！

女兒十九歲了。她三歲時進了西雅圖的一間幼兒學校——那是當地華盛頓大學為一些特別幼兒而設的。她九個月時，未學行就學會講話，但因為家中不說英語，初進幼兒班時英語完全不懂，於是在班內哭個不停。哭了一個星期，幼兒學校的校長給我電話，說我女兒這樣哭不是辦法，而又因為教師與她言語不通，無從勸導，希望我每天早上能陪同女兒上課。我於是每天陪著女兒上課數十分鐘，但當她發覺我溜走了，就大哭依舊。如是者過了三個月，教師和我都束手無策。一天，女兒在班內突然不哭了，對老師開口說話，一口流利的英語把老師和我嚇了一跳。

華大的幼兒學校是為天才兒童而設的——叫作「實驗學校」——要進去不容易。因為我當時在華大任教，該幼兒學校就額外通融，特許我的兒女無須考試而收取。女兒讀了一年，幼兒學校的校長對我說；「你的女兒是個天才，我們想把她特別處理，要嘗試一個新的教天才的方法。」我吃了一驚，堅持女兒不是天才，婉謝了。這是個高明的否決。後來女兒到了十多歲時，問她什麼也說不懂，向她解釋一些問題，說來說去她也不明白，令我既頭痛也擔心。但見她學校成績很不錯，也就算了。

我這個凡事不懂的女兒，有一種特別的功能。有一回，在香港的英童中學讀書時，數學要大考。明天要考試，她今天才發覺自己不明白。臨急抱佛腳，她請了一位補習先生，教了她兩個小時。就這樣，考該試的成績是全班之冠。

自小請人教女兒彈鋼琴，她學得很懶散，勉強學了八年，我不再堅持，放棄了。我見女兒對畫無師自通，畫得很不錯，就極力勸她拜黃黑蠻為師。黑蠻教得很用心，大讚她的進境。殊不知女兒靜靜地對也在學畫的黎智英太太說：「妳不用再買宣紙了，我可以將全部宣紙送給妳！」

十七歲，女兒進了華大，問她要選修什麼，她說不知道。於是隨便選科。她的法文成績如有神助，於是每個學期都選一科法文，貪懶而非好學也。她與哥哥是一起進入華大的。兄妹同選一科只有一次，那次選的是人類學。大家要交文章習作，哥哥老早就寫好了，天天修改，修改了一個月才交出去，獲一百零三分——那三分是特別獎。妹妹等到交習作的前一天，晚上十時才開始動筆，一個小時後就睡覺去也。她那習作所獲的，也是一百零三分。妹妹於是向哥哥哈哈大笑。

前年聖誕節，我到西雅圖與兒女相聚，見到計算機打字機旁擱著一篇文稿，一讀之下，甚感詫異。該文行文簡潔，內容充實，清楚明白，文采斐然。我想，這不可能是兒女寫的吧？或許他們練習打字，把他人的文章作「練打」之用。殊不知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女兒寫的。

我於是帶著沉重的心情，要女兒坐在身旁，對她說：「你寫文章的天分很高，應該是你祖父遺傳的吧？像你那樣毫不做作的文字，我也不容易寫出來。我唯一的批評是，形容詞可以不用就不用；在你那篇習作裡，有幾個形容詞是可以省去的。你應該考慮一下選修英文創作。」

自此以後，女兒果然多選修一些英文科目，而且閱讀得較多了。她交出去的文章習作，大都獲得滿分。作文獲滿分是不容易的事。但願我這個對什麼學問都沒有興趣的女兒，會在文字上找到她的興趣。

英文很難學。由於學術上的需要，我曾經下過二十年的英文苦功。跟一般人一樣，我初學時英文寫來有點花拳腿，左扭右曲，不能單刀直入。我要經過很多時日，才知道簡練之可貴；才懂得把要說的話，簡潔地「直」說出來。

女兒懶惰成性——懶讀，也懶寫。在中學時不知文章為何物，她進了大學，要交出「作文」功課，就下筆成文。這個現象的唯一解釋，是女兒把任何事都看得很簡單。對她來說，世界上似乎沒有什麼複雜的事。要她清理自己房間的雜物，她就一腳兩腳地把雜物掃進衣櫃去。她寫文章似乎也如是。毫無機心地下筆，文章寫來好像「不食人間煙火」，不用轉彎抹角而複雜化。那是沒有受到「污染」的文字了。

是的，無論怎樣複雜的問題，我的女兒總是有她自己的一套簡單的看法。自己認為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對的、錯的、美的、醜的、清楚的、難明的，女兒似乎都把這些各歸各地處理。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事事的她，下筆時句法「直入」，用字肯定，如刀落下，切得深、讀得明。於是，文章讀來使人有入木三分之感。

真的，文章之道，有時應該是這樣簡單的吧。

書法的困難何在？

不少對國畫與書法大有研究的前輩認為，在學習上，書法比繪畫困難得多。我問他們為何如此，他們都答不出來。其中有一些談了不少有關的理論，但不能令我信服。

對我而言，說書法比繪畫難學是不容易置信的事。論筆力，論輕重，論大小的比例，繪畫與書法同樣重要。但論構圖與「像樣」，繪畫顯然比書法重要。是的，一些上佳的書法，也可以像小學生的字體般不像樣的。另一方面，繪畫有彩色，而書法沒有。設色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而研習書法者大可置之不理！

那麼，說學習書法比繪畫困難，又從何說起？這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這問題我想了很久，但還是到了最近有機會幾乎遍觀二千年來的書法，才有點感受。

任何藝術都是以某種媒介作某種闡釋。書法也是一種藝術媒介，也是用以闡釋某些事或物的。問題是，一個書法高手在白紙上振筆直書時，他在表達或闡釋些什麼？這也是說，倘若不是為了要闡釋些什麼而「出現」的書法，無論字體如何美觀，不可能是書法藝術。

那麼書法究竟要闡釋些什麼呢？書法既不是文章，也不是詩詞歌賦，不可能說故事，或談什麼風花雪月。書法算不上是畫面，不能具體地「畫」出什麼物體。它唯一可以表達或闡釋的，是書者的感情。但感情是抽像之物，以文字或畫面來表達它也不容易，更何況是書法呢？

就算一位書法家能像張旭那樣，有「揮毫落紙如雲煙」的本領，他怎樣才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表達於紙上？假若一位市井之徒，只識幾個字，完全不懂書法，有一天大發脾氣，忽然拿起筆來，蘸了墨，在白紙上大書幾筆，寫得如寒鴉赴水，又怎可以令我們看得激動，不能自已？在感情的表達上，張旭與這位市井之徒的區別何在？

以沒有文字內容或沒有具體畫面的書法來訴心中情，書法只能憑字體的大小、寬緊，筆劃的輕重、快慢、枯潤等法門來表達。而這些法門，要配合得宜才能恰當地表達的，運用這些法門時，要有原則，要按規律。好的書法可以狂，但不可以亂；可以危，但也要安；可以放，但不可以浮。亂寫的文章，或亂畫的畫，不足以表達感情。書法也是一樣。

人的感情，不管喜、怒、哀、樂，都必有和弦。這是大自然定下來的規律。沒有和弦的藝術，是無法觸及欣賞者的感情的。於是，中國的詩詞文字有平仄，歐洲的音樂結構有和音，繪畫的構圖也有黃金定律。《道德經》的哲理可不是亂作的。

因為書法既無文字的內容，也無具體的畫面，所以書法要千變萬化才能表達一點純真的感情。另一方面，變化要按規律，要有和弦，也要一氣呵成。於是書者下筆時連多想一下的時間也沒有。因此，學書法的一個要點是：要學得非常熟練。這可不是因為熟能生「巧」，而是上佳的書法，寫時要像做夢像魂遊似的，純以感情下筆，不顧其它，但寫來還是法則井然——這是書法的困難所在。

王羲之說張芝練書法練到「池水盡墨」，是可以相信的。近代書法家如周慧珺、黃苗子等人，對每一個字的不同寫法，出自何帖等等的記憶之強，幾使後學者不敢問津。

古人與今人練書法的比較，前者的條件是遠為優勝了。古人有的是時間，且寫得一手好字還往往可以陞官發跡。在今天，我們只可以在公余之暇研習，縱有右軍的天才，也無能為力矣。

書法如果變化不多，或寫來較為簡單的，寫得再好也難以表達感情，算不上是高手。大名家如柳公權、張即之等，字體雖然美觀，但因為簡單，就只是美觀而已。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所存下來的雖然不過是臨摹本，但其感情溢於紙上，名不虛傳，比王氏的其它名帖優勝得多了。論狂草，我認為張旭不及懷素，這是因為我覺得懷素的字，在狂中易見真情。而單以狂草的感情論英雄，懷素看來又不及黃庭堅了——雖然後者的狂草是從前者學來的。以漢碑而言，《婁壽碑》的感情無與倫比也。

自古以來，論書者多矣。以經濟學者的身份大談書法，我應該是第一人。這是狂妄之舉了。我認為，從中國歷代書法家的筆跡看，純以闡釋感情為準則的話，最優秀的書法家是宋代的米芾。

在現代化的今天，書法藝術遠不及繪畫值錢。我們可以向大名家免費求字，但不容易向小名家免費求畫。這個對書法家不公平的現象，是不難解釋的。懂得欣賞書法的人實在不多。過於湛深的藝術，曲高和寡是必然的事。沒有學過繪畫的人也可以懂得欣賞畫，但沒有稍事臨池者，是不容易體會書法上的感情的。


後記

習書九載，漸進大成之境矣！回顧當年自己對書法的見解，頗有淺陋之處。我把這些文章保留下來，是要使讀者體會一個初學的人的觀感，及這個人後來對書法的觀感的轉變。在此之後的文章裡我有再談書法的，今後有機會我也會再談。

本文提到在狂草書法上，懷素勝張旭。那是我八年多前的看法。今天，我認為張旭勝懷素。

屢敗屢戰易，大勝從容難

很多人在失敗之餘心灰意冷，但也有不少人屢敗屢戰，後者是成功的必需條件之一。另一個重要的成功條件是，在大勝之後不感到自滿，泰然自若。在成功的路途上，這後一條件也是必需的。雖然這樣還不足夠，然而，能有上述後者條件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能成大器的人確實不多。

我自己的兒子，自小屢敗屢戰。進了大學，他變得屢戰屢勝。不幸的是，他在大勝之餘，竟然驕傲、自滿起來了。也許驕傲是應該的，因為好成績是自己用功所得，但自滿就大有問題，不可取也。我於是對他說：「你的考試成績比我當年還要好，應該感到驕傲，但你今天在學術上的成就還遠不及我，而我卻沒有半點自滿之情。你好自為之！」這「孺子」還算可教。聽了這幾句話，他的態度就改變了。

大成姑且不說，我見過不少人在有小成之後一敗塗地。理由不是他們稍有小幸之後就遭到不幸，而是他們在稍有成就之際，就變得自滿起來，不可一世，以為可以獨霸一方，視他人如無物。但在人生的競爭歷程中，不進則退，怎可以那樣糊塗，見自己略有所成就顯得旁若無人了？

有幾位從中國大陸到外國讀經濟學的青年，不數年就拿到了博士之銜，文章能在有名的經濟學報發表，其自滿之情，令人側目。我對他們說：「我對你們很佩服，因為在文革大劫之後還有這樣的建樹，我自問不如。但你們後來所發表的文章，方程式多，內容卻乏善可陳！」這是掃興之言，但為著他們的前途，我應該這樣說。

有大成的人都一致地很驕傲（若表面不驕傲，內心還是驕傲的），但也一致地不自滿。先說佛利民吧。他是本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舉足輕重。他周圍的朋友都仰慕他。他對自己的成就感到很驕傲，然而卻不自滿。在一篇舉世知名的文章內，他向一位籍籍無名的學生致謝；他也曾讓我這個無名小卒替他改文章。與他辯論，他從來不把自己的觀點放於特別的位置上，客觀地把對手的觀點接納而改進。

高斯將名留千古。當我這樣對他說時，他回答說：「在這一點上，我肯定你是錯了的。」艾智仁天馬行空，思想深不可測，但他老是像小孩子那樣，有不懂的地方就天真地求教。赫舒拉發認為自己博而不深，史德拉說自己的創見不多，引以為憾。這些人都是當世的經濟學大師了。

世界上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略有所成就感到那樣自滿，認為自己不可一世，旁若無人？這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我思前想後，得到兩個結論。

其一，一些人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山外有山。於是，這些人稍有所成就變得目中無人，是無所見也，非視若無睹也。其二，以成就來說，一些人是暴發戶之流，其心態亦「暴發」也。這些人一向沒有成功過，一旦有小成，就變得飄飄然，認為成功只是反掌之間的事，再沒有什麼進取心。

中諺云：「滿招損，謙受益。」「滿招損」是對的，但「謙」字應該強調其隱藏的「虛」字了。若有了成就，便不用「謙」（讓），但「虛」還是必要的。中諺又云：「虛懷若谷」，這是指有大成的人的胸懷了。在這方面，我認為說得最好的是林則徐。他說：「海納百川，有容為大；山高千仞，無慾則剛。」

一個人若能「海納百川」，則大勝之餘會感到很從容，會對成功處之泰然的。「海納百川」的本領，一小撮的人行之易如反掌，但大部分人卻「難」於登天。這其中的分別，是求知慾的無限與有限而已。求知慾有限的人，稍有小成，就感到從容難矣哉！求知慾有限的人可以屢敗屢戰，但卻不可以大勝從容。

再遇何藩

不久前，朋友開畫展，雞尾酒會嘉賓雲集。當我在那裡遊目四顧之際，一位「陌生」的人跑到我面前，伸出手來與我相握，說：「張五常，我是何藩。」我仔細一看，認出果然是他，喜出望外。一時間許多往事都注到心頭。

我是在一九五六年認識何藩的。早一年，我有兩張作品入選香港攝影沙龍，兩張都被選印在年鑒上，於是中了「英雄感」之計，搞了好幾年攝影「創作」。我曾為文談及過，當年指導我攝影的是關大志。但當時對我的攝影有大影響的還有兩位：一位是簡慶福，另一位是何藩。簡兄的大場面風景氣度非凡，如有神助，要學也學不到。何藩的專長，是街頭巷尾的小品，以心思取勝，使人覺得可以學，但沒有相當的天分，會弄巧反拙，顯得拾人牙慧。

何藩從事藝術攝影，比我早兩年，而陳復禮在香港嶄露頭角，大約比我遲一年。一九五七年我離港後，不兩年陳復禮就全國知名，而何藩則轉到電影業謀生去也。在香港，以電影藝術謀生不易，何藩於是轉向藝術「三級」之作，也以此成了名。這樣一來，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何藩點只「三級」咁簡單？

幾年前，余英時指責香港沒有文化。一位朋友以此而問我的意見，我的回應是：「余教授沒有看過何藩的攝影作品吧。」是的，香港不僅大有文化，且自成一家，而在這「獨特文化」的貢獻者中，何藩是一個重要人物。

我從拿起相機的第一天起，就欣賞何藩的作品。但我認為他是個攝影天才卻是多年後的事：在外國生活二十五年，看過眾多世界大名家作品，我才意識到何藩的天分非同小可。如果他不是在香港長大，而是在美國搞攝影創作，那麼他聲名遠播是可以肯定的。我認為以街頭巷尾之作論英雄，何藩當年的攝影天分前無古人，而據我所知，到今天還是後無來者的。

試舉一些例子吧。一「幅」很高的白牆，牆腳下有一個穿黑衣的女人站著，黑房放大時將畫面對角地加上一半陰影，就獲得國際獎章無數。一個警察站在「台」上指揮交通，行人不少，（黑房）放大時把相紙傾斜，把人物的影子拉長，就增加了十字街頭的忙碌感。一個樹林上群鳥低飛，放大時把相紙垂直，群鳥變得好像真的在飛行。

說上述的例子是取巧，是對的，但只有何藩才可以想得出來。通過「黑房工作」取巧的攝影家數之不盡，但要巧得恰當才能增加畫面的感染力，不能亂取其「巧」也。要形容一個女人的辮子很長，何藩把畫面裁得高而窄；要形容一張橫放的長椅，他把畫面裁得「矮」而寬。高比闊大三倍，或闊比高大三倍的畫面，在今天的新潮藝術中頗盛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這些「高矮」法門是何藩遠在一九五六年時始創的。

其實在攝影上，何藩不取巧的作品也別開生面，令人歎為觀止。我還記得他曾送我一幀名為《日暮途遠》的作品。畫面是香港西環的海旁，堤岸轉角，一輛三輪車在右下角駛出畫面去。這幀作品違反了構圖的黃金定律，但越看越耐人尋味，越看越覺得舒暢。主要原因是，在夕陽殘照的氣氛下，堤岸與海水的交界處有一線閃著銀光的白浪，把觀者的目光從三輪車的背後「帶」回畫面中去。

我回港任職十年了。在這十年間，何藩與我咫尺天涯，沒有舊的機會。我幾次在文章上提到他，而想不到他竟然是我的長期讀者，真的咫尺天涯也。更想不到的是，三十五年，得來全不費功夫，無意之間我就那樣再見到他。一下子大家都覺有很多話要說，於是就說個不休。往事如煙，時光不再，彼此的頭髮都變得白的多、黑的少，老了。

稼軒寫道：「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令我喜歡的是再見到何藩！

論創見

無論是科學或藝術，創新或創見是奇珍異寶，往往被同行的人欣賞。太保守的人當然沒有可取的創新能力，但創見層出不窮的人，智力並不一定超人一等。另一方面，有一些甚具才華之士，可能缺乏創新的能力。

已故的經濟學家夏理·莊遜（Harry Johnson)，才高八斗，沒有誰不欽佩，但莊遜可說是毫無創新之見。在芝加哥大學時，他把我看作小弟弟，相得甚歡。他認為我是個理論人材，有創見，但我對他的奇才卻五體投地。試想，他這個人一目十行，一篇高深的學術文章只翻幾下就看完了，所以他閱讀得很多。這還不算奇。更奇的是莊遜讀過的文章，都記得一清二楚，連頁數號碼也記得。他寫學術之作，要引經據典時，從來不用參考讀物，只憑記憶下筆。

據我所知，莊遜是經濟學歷史上文章發表得最多的學者，而且劣作甚少。記得有多個晚上，他邀請我到他家裡閒談，看電視。他自己坐於臥椅上，身旁擱著一瓶酒（後來他是因為喝酒過多而去世的），電視開著，他口在跟我談天說地，筆在紙上轉動。次晨，一字不改的文稿交到打字員的手上，打好了，就寄出去發表。以寫學術文章而論，這樣的本領，史無先例吧？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某次，莊遜把一篇大約三十頁長（打字）文稿寄給著名的經濟學報，編輯把文稿失去了，請莊遜再寄他一份。可是莊遜沒有存稿，怎麼辦呢？莊遜於是把記憶中的原文背出來，稿子打好之後再寄給學報那編輯。該編輯收到「新」稿時，舊稿剛好找到了。新舊一對之下，竟然發覺沒有一個字不吻合。這個故事可能是崇拜莊遜的人杜撰的。我曾刻意地問他這故事的真實性如何，他神秘地一笑，不回答我。

但莊遜的文章沒有創見，是行內人公認的。另一位創見不多的經濟奇才，是數月前去世的佐治·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史氏的思想快如閃電，而他筆下的文采卻是經濟學界中首屈一指的了。一次與他閒談中，我對他說：「當今之世，具備了一切重要條件的經濟學家，似乎就只有你和佛利民兩人。」他感歎地回答：「你本來說的不錯，但我缺少的是創見！」史氏是最優秀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對思想的創見問題是個專家。他能這樣客觀地低貶自己，也顯得其人不滯於物，是真高手也。

在我熟知的經濟學者中，創見本領最傑出的是高斯（R. H. Coase）。與常人相比，高斯的智力當然不凡；可是與莊遜、史德拉等比，高斯的智力有所未逮。然而，論創見，其閃現之際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聰明才智之士望塵莫及也。

很顯然，創見並非意圖要有創見——或為創見而下功夫——創見就跟著而來的。創見往往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或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事。創見意味著一個嶄新的觀點，可遇而不可求，沒有經過什麼分析，沒有經過什麼邏輯推論而「出現」的。眾人說是黑色之物，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說是白色，眾人也就好奇地從你所選的角度去看，同意果然是白色，那就是創見了。當然，有了創見之後，發展它的「用途」時是需要分析與推論的。

高斯的天才所在，是對任何問題先以預感作結論，而這結論往往與一般人所知的不同。高斯的與眾不同的預感，不一定對，但久不久他一下命中，就令大家耳目一新，於是傳為佳話，足以流芳百世。他的出發點通常是一條淺問題，跟著把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然後以預感選擇答案。有了答案之後，他才會以邏輯推理來證實。這樣，他給人的感覺是思想來去無蹤，像「無定向」風似的，使人覺得他的觀點不知從哪裡鑽出來。

是的，無論科學或藝術，創見是奇珍異寶。但創見並非「不同」那麼簡單。創見可以發揚，可以應用。然而，歷史上，尤其是今天，很多人以為「不同」就是「創見」，於是只求不同——或標新立異——不求其它，就自命天才矣！事實上，這些人是「創」而不「見」。一個傻佬胡說些什麼，與眾不同，是不同也，非創見也。以「不同」為「創見」而自命不凡的人，與傻佬庶幾近矣！

漫談古典、藝術、文字

科學與藝術有好些不同之處，而其中較耐人尋味的，是「古典」對二者有不同的重要性。

學科學，古典的根基不是那麼重要。要學現代的經濟學原理，一百或甚至五十年前的經濟學書籍大可以不讀。歷代相傳，今天的經濟學理論總會多少包括一些可取的前賢之見。不可取的「古典」思想，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慘遭淘汰也。據我所知，其它的科學也是如此。

然而，藝術卻截然不同。好的藝術是不能忘記過去的。這顯然是因為藝術是偏重於感性的事，而人的感情中有喜怒哀樂，自古皆然，沒有什麼對或錯，不會被淘汰。現代的藝術家或寫作者等等要表達自己的感情，古人的感受會給予重要的影響。讓我試舉一些例子吧。

要學好英文嗎？背誦《聖經》是重要的一課。雖然《聖經》是從拉丁文翻譯過來的，但這古老的英語聖經文字簡潔，擲地有聲，精品也。《創世紀》第一章對我的英語文體影響很大。

要學人像攝影的光法嗎？一枝燈的四十五度基本光法不懂得用，其它的光法再好也只是一般而已。在今天，不少攝影家所用的是「發泡膠」光法，只見光而不見影。因此，被稱為「世界光」，其作品美觀，但人像攝來既無性格，也沒有味道，庸品也。這可能是因為今天的攝影家時間寶貴，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例行公事地以白「發泡膠」的反光代替細緻的影子處理，把光圈開大兩度，使老婦攝來如白雪公主，萬無一失也。

要用鋼琴彈爵士音樂嗎？沒有彈過莫扎特音樂作為基礎的，爵士樂者難以卓然成家。這是好幾位鋼琴爵士高手告訴我的。

要學繪畫嗎？古典藝術的重要性就更加明顯了。黃永玉對古畫愛如己出；張大千花過很多時間臨摹敦煌壁畫；梵高的古典素描有獨到之處；畢加索的初期作品，古典之至也。

要學寫中文文章嗎？有哪一位今天的文豪，沒有讀過「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或「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之類的？我自少就欣賞魯迅的文字——卻不欣賞他的某些罵人文章，因為顯得胸襟欠廣，使我讀來感到不舒服。我老早就知道魯迅奉魏、晉的文字為至寶，所以年少時在逃學之餘，曾把魏、晉文章背得不亦樂乎。

是的，在藝術上，我是個「古典」的崇拜者。另一方面，我也是個研究經濟科學的人。在後一科學上，我很佩服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原富》，但我從那巨著中所得的感染，是史氏的英文和他的博學。他的智力雖比我高，但假若他今天死而復生，談到經濟理論，他只可以做我的學生。另一方面，要是八大山人復活，黃永玉怎可以做他的師傅？這是科學與藝術的一個重要分別。

我自己寫中文文章的經驗，正好說明「古典」的重要。一九五七年，二十一歲，我遠渡重洋。此後二十七年，我很少用中文書寫什麼，而期間有十多年，我在談話中少用中「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開始替《信報》以中文寫專欄，開頭三篇，朋友讀得哈哈大笑，說我的中文文章是以英文原稿翻譯過來的。這並非事實，但可能那陣子下筆時我腦中想的是英語。

這些哈哈大笑的朋友可不知道，我年輕時有過目不忘之能。從《道德經》到陶淵明，從曹子建到蘇曼殊，從王羲之到魯迅，他們好些作品，今天大致上我還記得。朋友們的哈哈大笑，笑醒了我。我當時想，我的白話文體顯然有所不逮，何妨試以「古」文補而救之？

於是，我文風一轉，飛花點翠，把古人之句隨意套用。朋友們突然間笑不出來了。自此以後，每次遇到胡菊人，他總要提到我的古文基礎。

知道我中文文體「秘密」的，似乎只有「二三子」，胡菊人是其中一個！

太寧街的往事

太寧街是西灣河的一條橫街，在今天，知道的人很少吧。四十年前，據我所見的那小街，兩排都是紅磚屋，樓高一律三層，共有二十八個門牌；後來太古船塢要重建「太古樓」，就只剩下三幾個門牌了。

我想寫太寧街的往事，已有好些日子了。本來「往事」應在《憑闌集》下筆，但因為母親的病，該《集》草草收筆，關於太寧街的追憶就一擱至今。

一九四八年，廣州「解放」將至，我就從佛山轉到香港的灣仔書院就讀，讀的是第八班。讀了一年，不能升級而留班，就遇到一位姓王的同學，大家成了好朋友。他名柏泉，人很聰明，琴、棋、書、畫，無所不好，且無所不精。我當時對風雅的事沒有興趣，但在多項的玩耍上卻超人幾級。柏泉的乒乓球與擲毫技巧也很不弱。至於街頭巷尾的不值錢的孩子玩藝，可以跟我難分高下的，在我少年時的朋友中就只有一個。那是容國團——我與柏泉相熟幾年後才與阿團成為知交的。

容國團後來被人稱為「多面手」，是指他的乒乓球技千變萬化，多采多姿。於今想來，昔日的王柏泉也是個如假包換的「多面手」。今天，專業人士比比皆是，但「多面手」卻不多見。四十年前的太寧街，有一個難得一見的特色，就是多方面的奇才、怪傑雲集於斯。可以說，任何人在太寧街的街尾停留過三幾年，耳濡目染，再蠢也會變得聰明起來，對什麼古靈精怪的事也懂得一點。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這七、八年間，我每天總有三幾個小時在太寧街流連忘返，因而荒廢了學業。

我當年的家是在太寧街對面的山頭——今天已不復存在的奧背龍村。因為認識柏泉，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家位於海旁、街尾，是紅磚屋的「單邊」地下，門牌二十七號（已拆掉二十餘年矣）。附有後院的幾百呎居所，住著王、彭二姓人家（彼此為世交）；大門常開，街坊朋友自由出入，於是成了賓至如歸的熱鬧之地。夏天時，到了傍晚，眾多的人一起在海旁納涼，有釣魚的，有下象棋的，有唱粵曲的，有聽「講古」的，還有高談闊論的。我到那裡一坐往往就是七、八個小時，直至深夜，母親就會派人「抓」我回家，有時罵一頓是免不了的。

柏泉有三個哥哥，都是才子。大哥名深泉，在中環的寫字樓任職，業餘從事寫作，也喜唱粵曲。一談到文字，大家以他為可靠的「評判」，除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外，很少有人與他辯論文章之道。深泉當時以秦西寧這個筆名發表小說等等。「秦」帶有古風，大概也與昔日秦淮有關，「西」西灣河，而「寧」當然是指太寧街了。今天沒聽過秦西寧這名字的讀者，若對文藝有興趣的話，可能知道他後來多個筆名的其中一個。那就是舒巷城。我認識深泉時，他已發表了後來成為小說珍品的《鯉魚門的霧》了。

柏泉的二哥名照泉，筆名王君如，是粵樂界的知名撰曲者。他善感而有文采，例如他早年《吟盡楚江秋》的「借酒消愁，添愁，一江秋……」，《歌衫舞扇》的「火山中，有孤鳳。春歸秋去夏至冬，貨腰賣唱泣聲中，淚與胭脂一樣紅」，與後來《飲淚彈歌送漢卿》的「長亭古道柳籠煙，落日蘆溝畫角喧。離緒千般無寫處，一腔別恨寄冰弦……」等等都是動人的曲詞。三哥是麗泉，書法清秀，一如其人，下象棋與彈三弦都瀟灑利落。

以上所述，只不過是太寧街王家四傑耳。

而說到在樂器上的才華，太寧街上誰也不及樣樣皆能的黎浪然。黎老兄以「玩」粵樂謀生，眾人都稱他為黎師傅。當年在「東方之珠」謀生可不容易。黎師傅是個很幽默的人，說笑話的本領有時比他的粵樂本領還要高。某年新春時節，大寒天氣，黎老兄只穿單「恤」一件——外衣已在當舖裡。我們明知故問：「黎師傅為什麼不怕冷啊？」他在尷尬中仰天大笑說：「你們不知道嗎？我在扮『泰山』！」

說下象棋嗎？麗泉、柏泉和我都不算什麼。常來太寧街二十七號的高手是十多歲的徐道光——是的，那位曾經代表香港出賽的神童徐道光。乒乓球嗎？「東區小霸王」是由於認識我而跑到太寧街去的。一九五九年，這位「小霸王」拿了世界單打冠軍——多面手容國團是也。

打功夫厲害的有陳成彪，說故事動聽的有彭芬，「吹牛」吹得過癮的有綽號「咕喱王」與「大蛇恩」的王兆恩，不知死活為何物的有「大炮華」，足球高手有龔添貴、何佳，以及後來一度成為中國國腳的黃文華。其它的性格「巨星」如陳文、劉基、黃德寬、劉仔、楊仔、徐炳垣、甄錦旋，還有「通天曉」大珠、「科學家」王洪慶等等，真是不勝枚舉了。

戰後的香港情況複雜，覓食艱難，但人物與生活卻多采多姿。太寧街二十七號的常客，有的是奇才異士，他們在窮困之中也往往看得開而有樂觀精神，像范仲淹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中有人米飯無著，有人要扮「泰山」；但自己還是看得起自己，不屑於作雞鳴狗盜之事。這樣，大家就往往相聚一起，一暢平生。今天，說來不免有所感觸，這些朋友死的死矣，老的老矣！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要遠渡重洋，與太寧街的朋友分手。那時，到美洲去是近乎生離死別的事。當夜，我拿了紀念冊給「太寧」的朋友們題字。深泉（舒巷城）寫道：「此夜分離，燈前言送；他日來歸，談笑與共！」這是太寧街的文采了。

當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快要駛出鯉魚門海峽時，我拿著一枝很長的手電筒向太寧街的方向閃射，依稀中我看到他們站在海旁以手電筒閃呀閃的回應。……

一拜三師

說到拜師學藝，我是個天之驕子。自小以來，我屢遇明師。這一點，我在文章上說過好幾次了。是的，從求學那方面看，很少人像我那樣幸運：無論要學什麼，總是有高手樂於教我。

時光只解催人老；我已過了孔子所說的「知命」之年。到了這樣的年紀，還能學些什麼呢？七個月前我想，就試試書法吧。雖然不少人說書法是老而愈妙的玩意，但已過「知命」之年，就應該真的知命，不能再期望在一項新的造詣上有大成了。我要學書法可不是因為要作書法家，而是因為要在公余之暇，拿起筆來振筆直書，大揮幾下，一舒胸懷，也大有奇趣。而既然要學，當然是希望有點小成了。

然而，「知命」是一回事，天之驕子還是天之驕子。一說及要學書法，就有幾位高人不厭其詳地加以指導。他們是黃永玉、黃苗子、周慧珺。永玉是個繪畫大師，不算是書法家，但他對書法大有研究——事實上，永玉對任何藝術都有很深入的理解。苗子是書法名家，他的篆書高逸，而他以篆改草，神乎其技也。周慧珺是中國最出色的女書法家，居於上海，其行、草出神入化。

我拜師學藝，不拜則已，一拜驚人！很少人在書法上可以一拜三師，更不用說三位大師了。既是大師，他們的教法確也不凡。永玉對我的書法讚的少，彈的多。不過，他是想了很久才彈一句，一彈就一語中的。例如，他說我字寫得太快，用墨不夠，字的中央力度欠佳等等，都是看了很久之後才下結論的。苗子與永玉相反。他讚的多，彈的少。看著我下筆，他差不多每筆都贊，但當他偶一不讚時，我就知道是敗筆了。苗子重複又重複地教我兩個要旨：其一是字要講構圖，而構圖要整篇看；其二是每一筆都要寫到「盡」，不可有半點馬虎。兩個法門說來容易，寫起來卻難乎其難也。

周慧珺是女性，所以教來特別細心。她看著我下筆時，既不彈也不讚，只是說「對了」或「不對了」。她對我詳細地解釋用墨的方法，用筆的多面化，字體要寬緊適度、輕重得宜，而筆勢在快與慢的交替中要綿綿不絕。

奇怪的是，在以上三位明師之中，沒有一位說字是要寫得美觀的。對他們來說，書法只要構圖分佈得沒有大漏，筆力雄強，寬、緊、枯、濃有適當的變化，筆意連綿，那麼字的本身是否美觀是不重要的。事實上他們可沒有那樣說，但一經他們在其它方面的提點，我再蠢也多少能體會到一點。依個人所見，三位高手所說的書法之道都是一樣，只不過表達上是以不同的角度來談一哲理。

明師與庸師就有這樣簡單的一點分別：前者無論怎樣細心，教的只不過是一般性的法門，講的是一種哲理；而後者教時，往往吹毛求疵，不管一般的概念。書法如是，經濟學如是，其它學問也往往如是。

為什麼數十年來，那麼多的高手願意教我？說我幸運是對的，但凡學皆幸，以或然率算，萬中無一，倒是個奇怪的現象。以周慧珺為例吧。她從上海到香港來教我八天，每天從早教到晚，東方之珠的多采多姿，她竟然無動於衷。臨別時她說：「我應該是不枉此行吧！」有師若此，我還有什麼可怨的？

永玉說我虛懷，苗子說我無懼，慧珺說我好思。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條件之得，易如反掌。既然要學，還怎可以自滿、恐懼、而又想也不想呢？沒有這三個條件的人，根本就不想學。我認為屢遇明師，除了一點幸運之外，主要就是因為我真的想學那麼簡單。

我自己為人「師表」三十年，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個衷心求學的學生；另一方面，在屢遇明師的際遇中，我從來沒有遇到一位高手是秘技自珍的。大師教徒弟，總是希望徒弟能青出於藍。在這一點上，永玉，苗子、慧珺日後都要失望了。

書法與文采——試論「米芾現象」

米芾（一○五一——一一○七）是宋代傑出的書法家。我國前賢在習慣上往往喜用多個名號，而米芾名號之多，可說到了驚人的地步。他字符章，亦即大名鼎鼎的米南宮，自號溪堂、無礙居士、海岳外史、中岳外史、家居道士、鹿門居士、襄陽漫士等等。人們著實欣賞他不滯於物、沉著痛快的書法與狂放的個性，因而就稱他為「米顛」。米芾這個人真的是顛得可愛也。

說他是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是大大偏低的評價了。很多書法家認為，米顛的書法僅亞於王羲之而已。但右軍的書法很難學，米芾的比較易學，所以自宋代以來，好書法者無不試臨米芾。我們可以說，米芾是學徒最多的書法家了。

說米芾的書法比較易學，其實絕對不易。所謂「易學」，不過與王羲之相比而言罷了。這是因為米芾的一些字帖有如小學生寫大字，東歪西倒，有如醉酒步行，使初學者覺得亂寫一通也有點像米芾「體」。但細看之下，米氏的字狂而穩，危而安，千變萬化，寬緊適度，法則井然。因此，米氏的書法耐人尋味。是的，以韻味而言，王羲之不及也。

臨米芾的字，我有強烈的感受，與臨他家的截然不同。臨他的《虹縣詩》，我感到有難以形容的舒暢。習他的《蜀素帖》，我感到很辛苦，寸步難行。寫他的《研山銘》，我感到婉轉淒涼，傷心欲絕。是的，我認為米芾「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獨特之處是，研習他的書法之人在感情上變得很激動，感覺之中，時而舒暢，時而艱辛，時而淒涼。拿起筆，蘸了墨，筆落紙上，心情就立刻變了。古往今來，似乎沒有哪一位書法家有這樣的感染力。

我在這裡談米芾，是要從書法與文采的角度去看他。自古以來，善於書法者執筆為文都大有文采。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文采斐然，毋庸細說。其後的孫過庭、李白、杜牧、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毛澤東等人，都善於書法，也是文采斐然的。

善書者大有文采，不難明白，因為好的書法大有靈氣、光澤，而文采本身就是一種靈氣、光澤——文采與書采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據我所知，唯一的例外是米芾。米「前輩」好作詩，也好為文，但他的文字有時很奇特，有點怪，有時雄偉，有時「生硬」、「呆板」——與他的書法之靈氣湧現，成為強烈的對照。這可說是一個「米芾現象」。

書法家一般都大有文采，但書法家當中的天之驕子，卻竟然是例外，這現象要怎樣解釋呢？

我認為米芾這個大情大性的人迷「字」迷到極端，似乎把自己所有的靈氣與光澤都放於書法上，再無餘力把靈氣與光澤分配到文字那方面去。這是異常罕見的一種集中力。

我在上文提及過，臨摹米芾的書法時，有難以形容的激動之情。何以如此？這似乎是因為在他那千變萬化、難以捉摸的書法中，其感情的深厚與靈性的充盈，無與倫比，彷如一股巨浪湧來，使臨摹者的心弦為之激動。

「人到情多情轉薄」，是納蘭容若說的。米芾對「字」的感情，達於「顛」境，而正因為太專注了，他在感情上就厚於書法而薄於文字。這樣，我所說的「米芾現象」應該稱為「米顛現象」吧。

荒謬的「定律」——兼與林行止商榷

經濟學與其它科學一樣，久不久就有一些怪誕不經之論，在邏輯上錯得離譜，且沒有事實證明，但在行內總有一些人認為是驚天偉論，把它奉若神明，不敢對之「冒犯」。

在這些謬論當中，有一個名為「格拉森定律」（Gresham's Law）。《信報》的林行止曾多次在他重要的《政經短評》裡把這定律抬舉。幾個月前，我翻閱《信報》，見該《短評》的大字標題是：《格拉森定律是投資的最高原則》，使我為之愕然！該文開門見山地寫道：「我們在這裡曾多次談及的『劣幣驅逐良幣』，是少數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經濟定律。」

我想，假若格拉森的謬論是少數經得起考驗的經濟定律，那麼經濟學就真是不堪一學了。

故老相傳，格拉森定律是指在英國十六世紀中期，流通的金幣有新有舊，新的完整，是「良幣」，舊的給人輕輕地把小量的金磨掉，成為「劣幣」。在市場上，使用貨幣者都搶著使用劣金幣，將完整無缺的良幣收藏起來。因此，「劣幣」就把「良幣」逐出市場了。

在邏輯上，這個定律似是而非，錯得離譜！試想，在有優、劣金幣的情況下，購物而要付出金幣的當然要使用劣幣。問題是，賣物而收幣的人可不是傻瓜，怎會不見劣（金）幣而敬而遠之？賣物者是願意收劣幣的，但物品的價格必定要提高，藉以補償劣幣的所值；另一方面，以良幣購物的，價格會較相宜。這好比大陸現今通用的人民幣與外券，前者「劣」，後者「良」；在當地購物，只有傻瓜才不會按貨幣的優、劣而討價還價。當然，一些糊塗的外來遊客，不知其中大有玄機，以外券當人民幣使用，將格拉森定律倒轉過來，試圖以「良幣」把「劣幣」逐出市場，使識者為之不值矣！

大約六年前，曾獲諾貝爾獎的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J.R.Hicks）到港大來演講，談到英國的經濟歷史，也就提及格拉森定律。他講話後，我對他說，這定律是謬論；也將我的理由略說了。他回答道：「你對這定律的質疑我同樣地想過。我認為這定律假若是對的話，那麼當年的英國人一定是很蠢的了。」我縱聲大笑，說：「最蠢的應該是格拉森呀！市場上的人再蠢也知道金幣有優、劣之分。格拉森怎可以假設購物者知道，而售物者卻懵然不知呢？」希前輩搖頭輕歎，說：「這定律只是傳言，從來沒有誰拿出可靠的證據來。」

「劣」把「良」逐出市場的例子不是沒有，但不是格拉森那樣的想法。名畫家林風眠逝世後，他的遺作在拍賣行所見的，多是較差之作，其精品數十無一。這顯然是因為任何畫家的精品都不多，收藏的人以為精品的比對價格會上升，而較差的多的是，就把精品收藏起來了。

另一方面，情形相反，「良」把「劣」逐出市場的例子也有。廣州解放前的一兩年，當地市場只用港幣（良幣）；什麼銀圓券，金圓券（劣幣）供過於求，無人問津也。這是因為紮起來就一大捆的「劣」幣攜帶不便，幣值不保，用者有意，收者無心。這是中國的悲劇。

即使今天，在深圳的一些高級食肆中也是只收港幣（良幣）而不收人民幣（劣幣）的。而良、劣照收的食肆，大都在牆上告示牌中寫明港幣與人民幣的黑市匯率。黑市不黑，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之處！

莫名其妙的謬論，被行內人視如至寶，經濟學是屢見不鮮的。倘若格拉森地下有知，不用沾沾自喜，也不用耿耿於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理論，其邏輯比不上格氏定律，但信者甚眾。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界外效果」（Externalities）分析，一塌糊塗，但卻有口皆碑。要不是我在一九七○年手起刀落，這個糊塗概念，在今天還繼續大行其道。二百多年來的傳統的佃農理論，都把地主們當作傻瓜，農民大可欺而騙之。馬克思的學說，高深莫測的術語多，內容乏善足陳，而信之者把刀、槍拿起來了。馬克思可沒說過，資本家是要被殺頭的。

每個人，連我自己在內，都曾經在愚蠢的思想上中過計。這樣的中計無傷大雅。但在科學上說，眾所認同的觀點不僅不一定對，而且往往錯得離譜。因此，從學問那方面看，任何理論只可以被「考慮」，而不可以被奉若神明的。至於以誤信而拿起刀槍的人來說，就實在過分熱衷於社會的改革了。也許，他們不是為了社會，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吧。但這是本文的題外話了。

讀《書譜》，歎天才

（一）

孫過庭是個罕見的藝術天才！在我們的藝術、文學史上，他的名字不算響亮：若非對書法有興趣的人，不會聽過他的名字。他是唐代初期的人，但其生卒年月已無可考。他遺留下來的墨跡不多，生平沒有什麼有口皆碑的軼事可供談助。

孫過庭算是少見經傳了。要不是他手寫的《書譜》草稿留存於世，今天可能沒有誰會記得他。天才的命運往往如此。他們若要名留青史，真實的好本領是必需的。但有高不可攀的本領，還得要靠種種因素、際遇才可以萬世流芳。我們實在不應該替李白的懷才不遇，杜甫的潦倒窮途，或蘇軾被貶於嶺海而客死異鄉……而悲傷了。他們的本領不一定遠勝於孫過庭，但名氣高出何止百倍！

孫過庭遺留下來三篇書法，都大有可觀，而最後一篇《書譜》更令我拍案叫絕。這《書譜》的真跡今天藏於台灣的故宮博物館，應該是價值連城了。所謂《書譜》，其實是《書譜》的序文，大約三千八百字。原來《書譜》共有六章，分兩卷，據說在元初是存在的，但到了明末就失去了。今天剩下來的就僅是那數千字的序文。後人起初稱之為《書譜序》，到後來就簡稱為《書譜》。

《書譜》的正文論書法，是手寫的，前人形容它「紙墨精好，神形煥發。」到了今天，除了那篇《序》以外，沒有人知道正文的內容。這是中國書法的一大損失。留存下來的《序》，從頭到尾都是談書法，精彩絕倫，識者無不五體投地！

現在的《書譜》序文有幾個版本，沒有一個是完整無缺的。台灣現有的真跡本保存得很好，但缺少了一百九十六字。可幸其它的刻本或摹本所缺的字不同，所以互相對證，我們今天便可讀到一字不漏的全文，經多方考證，這全文絕對可靠。

很多年前，我買到了太清的石刻本，愛不釋手。這刻本最為精絕，使後人稱《書譜序》為《太清樓書譜》。但這有名的刻本只有序文的一半。八年前我在台灣見到僅缺百多字的真跡時，一看就知道假不了。其後我一共收藏了六個版本，讀之再三，大有奇趣也。

《書譜序》當然是孫過庭本人手寫的，寫錯了修改之處甚多。看來他寫時像王羲之寫《蘭亭集序》那樣，即席揮毫，但其思路之精，文字之暢，書法之妙，大可與《蘭亭集序》相提而並論！

一篇談論書法的文字，由作者親自書寫，若筆下書法不是一流，是天大的笑話（雖然今天市場上論攝影的書籍，作者的攝影作品大都是三流）。孫過庭的書法好得出奇，所以他文內的論點很有說服力。

孫氏的字體是王羲之的書法。右軍的書法很難學，古往今來，學右軍者多如天上星，但我認為能學得登堂入室而達化境的，只有孫過庭一人。米元章（米芾）是宋代的書法大家。他說孫氏「甚有右軍書法，在唐人中無出其右。」這似乎是說得太保守了。

我認為清初孫退谷的評語較為恰當：「唐初諸人無一不摹右軍，然皆有蹊徑可尋，獨虔禮（過庭）書，天真瀟灑，掉臂獨行，無意求合，而無不合！」

摹仿的人可以達到「無意求合，而無不合」，變得無跡可尋，是一個不容易想像的境界。難怪後來一些書法高人說，王羲之留下來的墨跡那麼少，真跡可說絕無僅有，那麼要欣賞右軍書法，看孫過庭的《書譜》就足夠了。


（二）

孫過庭的右軍書法，與右軍本人的書法「無意求合，而無不合」；也即是說：「說摹不摹，不摹是摹」了。往日我曾為文論述藝術上的世界十大天才，把王羲之排名第五，那麼單以書法而論，孫過庭只可算是個准天才。然而細讀他《書譜序》的文字及內容，那個「准」字可以刪去了。

是的，《書譜序》文筆流暢，文采斐然，像他的書法那樣，「天真瀟灑，掉臂獨行」！且先看他論絕妙的書法是怎樣的：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

噫！原來書法要寫得生動，要有活力，要千變萬化，但也要寫得奔而靜，危而安，使觀者在興奮中感到舒適、安寧，也要使觀者聯想到一些幽美的畫面上去。那麼要懂書法之道，談何容易！

孫過庭的文字簡潔，其論點、分析很有一般性，也很具體。且看他談行、真、草、篆、隸、章等六種書體的大概：

「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

是的，孫過庭認為，要把書法寫得出神入化，專精一體是重要的。他自己專於右軍法。然而，自米芾起，專精一體的書法家並不多見。

書法當然是要從整篇看，而孫過庭認為寫得精熟極為重要。那是說，書法要寫得好，除了天分，苦功是不可或缺的。他說：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

他對苦練書法的按層進步說得很清楚：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至如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

一層一層練到化境，不僅直追古人，且「恨古人不見吾狂矣」！這境界是怎樣的呢？孫氏寫道：

「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遺鍾張而尚工！」

是的，讀孫過庭的《書譜序》，好像是讀到一本武林秘籍，使人覺得練字有如小說中的練武功！我很懷疑金庸的武俠小說有好些地方是從《書譜》中得到啟發的！

孫過庭是個天才，無話可說。像莫扎特那樣，有大成的天才很有自信，有時竟視前人如無物。孫過庭在序文之末對自己所知也不客氣呢。他寫道：

「自漢魏已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

孫過庭認為他《書譜》正文中所說的書法之道，前無古人。我只讀了那《書譜》的《序》，無緣拜讀正文，也認為他對書法的體驗是後無來者的。


後記

關於孫過庭現存的《書譜》，究竟是一個「序」還是「正文」，又或者是「全文」，有很大的爭議，專家的見解各各不同。我自己考查所得的結論，是《書譜》原來有上下兩卷，現存的不是一個「序」，而是《捲上》。《卷下》在明朝中葉還有記錄，之後就再沒有人見過了。

以上的推斷與眾不同，反對的專家會是不少的。將來有機會我會詳細解釋為什麼我那樣看。

二OOO年九月

《橘中秘》

《橘中秘》是一本有名的中國象棋譜。其書名妙不可言，是我所知的棋書名字中最可取的了。其它的棋書如《梅花譜》、《讓雙馬局》、《士象局》、《名手對局》等等，名字與前者的擲地有聲，不可相提而並論也。

讀《橘中秘》的「癮」君子應該不少。然而，歷久以來，批評該書遠超於讚賞的。這顯然是因為該書所載的棋局，漏著百出，比比皆是。

我對《橘中秘》有偏愛，因而對它的評價與眾不同。我認為它是中國最出色的棋書，而即使在包括了國際象棋書在內的數以百計的棋書面前，我認為《橘中秘》也可以獨樹一幟。這是因為棄子搶先（「寧失一子，莫失一先」）與三子歸邊（「三子歸邊一局棋」）這兩個重要法門，是中國象棋所獨有。在中國象棋的棋書之中，只有《橘》譜能把這兩個法門發揚光大。

不要小看西方的國際象棋——它比我們的象棋湛深得多。不過，以棋勢與風格而論，國際象棋卻沒有中國象棋那樣來得瀟灑，可以一揮而就。一般地說，下國際象棋，失一卒，就往往難以平反，掃興之至也。美國當年有一位百年僅見的國際象棋天才，名為費沙。有好事之徒建議，費沙與世界的女冠軍比賽時試讓單馬。一位高手評論說：「費沙是費沙，但一隻馬畢竟是一隻馬！」言下之意是，若費沙讓單馬，有難也。

假若我要用三個字來形容《橘中秘》的大概，那就是「殺、殺、殺！」我對橘譜有所偏愛，可能是因為自小好「殺」成性。幼年時玩「打波子」（即玻璃珠子）、放風箏、擲毫子等玩意，我總要把小朋友們「殺」得清脆利落。進了大學，考試時我的意圖是「殺、殺、殺！」我是個不喜歡損害他人的人，但好勝，而又要勝得有痛快感。這樣的人下象棋，《橘中秘》的風格正合心意。

下象棋，跟做其它事情一樣，我最討厭是陰陰濕濕的著法，也討厭小中取利，耐心地把對手悶倒。我喜歡擺明車馬，著著進逼，讓對手知道我的進攻法門，但難以招架。這樣的棋風，光明磊落，敗時一笑置之，勝時一舒胸懷，而勝敗乃兵家常事，是不值得手舞足蹈或耿耿於懷的。

說起來，我研讀《橘中秘》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還記得譜中有如下的烈手炮局：

（紅棋先行）炮二平五，炮二平五；馬二進三，馬二進三；馬八進九，馬八進九；車一平二，車九平八；車二進四，車一平二；車九平八，車二進四；兵九進一，卒九進一；馬九進八，車二平六；車二平六，馬九進八；馬八進七去卒（劣著，應走馬八進六），馬八進六（大漏，敗局已成，應走士六進五）；炮八進七（棄炮催殺），馬三退二去炮；炮五進四（去卒），士六進五；車六進五去士（棄車催殺），將五平四去車；車八進九去馬（紅勝）。

如上所見，紅方只下十四著就勝得清楚伶俐，而紅、黑雙方只各走錯了一著。紅方先棄炮，再棄車，剩下來的是車、馬歸邊，成了「側面虎」，而中宮炮的威力無與倫比。

批評《橘中秘》的專家們，認為該譜漏洞百出，非佳譜也。可是，若下棋全無漏著，凡下必和，悶得怕人，又怎可以顯出棋風凌厲？我認為《橘中秘》的作者是故意布上漏著，用以表達「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哲理，也表達了「寧失一子，莫失一先」這中國象棋的重要法門。

不少國際象棋評論家認為，費沙所下的棋是藝術而不是技術。我同意這個觀點。勝敗不足以論英雄。局局悶勝，就算是世界第一，勝來也沒有優美感，得不到大眾的共鳴，非藝術也。《橘中秘》是藝術之作。

我對《橘中秘》唯一的批評，是該棋譜的第一局，那名為「順炮橫車破直車棄馬局」。它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一般而言，順炮橫車是二等棋，難登大雅。刻意安排，而強使橫車勝，是過於牽強了，令人看來不舒暢，似乎與該棋譜脫了節。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作者要將那一局「橫車勝」，放在第一局那樣重要的位置。

文采何物？

好的文章要有內容，要清晰可讀，而同樣重要的是要有文采。「文采」者，怪物也。倘若我們問胡菊人、舒巷城、岑逸飛、戴天、張文達等文章高手，文采究竟是何物，他們多半答不出來。但假若我們給他們幾篇文章，問哪一篇較有文采，他們的答案多半是會相同的。這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文采還有一個奇特之處。正如幽默一樣，文采似乎是天生的，要學也學不到。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從前毫不幽默現在變得很幽默的人，也沒有見過一個文采忽然從無到有的。假若這個觀點是對的話，文采與氣質、遺傳有關了。以我家為例，這個「基因」理論可以置信。我的父親只讀過三年書，但中英文都寫得文采斐然；我的兒子好讀、好寫，有文采不足為奇，但我的女兒懶讀、懶寫，但執起筆來，文采好得出人意外。我想，這和他們祖父的遺傳基因有關吧。

我前思後想，也不大明白文采是什麼。但不明白的也可以談，可以隨意地猜測一下。先舉一些前人的大有文采的例子吧——

曹操：「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李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杜甫：「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王維：「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孟浩然：「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韓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白居易：「未能拋卻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李賀：「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李商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歐陽修：「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蘇東坡：「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秦少游：「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李清照：「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陸游：「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辛棄疾：「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納蘭容若：「今古河山無定據，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今古。」
黃仲則：「似此星晨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龔自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蘇曼殊：「風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魯迅：「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毛澤東：「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以上是一些文采斐然的例子。我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多舉數十個，但因為認為例子夠了（大可以讓我們從中試談談文采為何物），故不再多舉。且讓我們在上述的例子中先找出共同的特徵吧。我認為它們共同的特徵有如下三點：

其一，它們都並非艱深難明、引經據典之句，可說單純之極。其二，它們沒有做作，讀來好像作者是隨意寫出來的（雖然作者可能想了幾夜才那樣寫，但讀者卻感到是不渲不染的隨意而自然之作）。其三，它們讀來通暢，可以琅琅上口，而且聲韻有抑揚頓挫之妙。

假若我們以如上三點來界定文采，那麼簡而言之，文采可說是純真的表達，是沒有做作的感情，是自然的流露，使人讀來有舒暢之感。也是因為讀來舒暢，讀之者感到不滯於物，覺得飄飄若仙，過癮之至也。

文采是一種藝術。大好的文采就好像莫扎特的音樂，很純潔。文采是來自人類內心深處的一種引起共鳴的表達。我們不容易說明它是什麼，但一經表達了，大家都感到有同樣的感受。因此，我們知其然，但不一定知其所以然。

既然是純真的藝術表達，那麼文采應該與生俱來的。問題是，我們在複雜的社會中長大，有被污染的可能性。一些人遇污而染，而另一些人卻好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這後者只要讀書識字能文，其文章寫來就往往文采斐然了。

以氣質、基因決定文采，我的見解是，一些人似乎天生下來就能夠「一心二用」，要污則污，要不染則不染，靈感一到，或感受一來，隨意下筆，文字就「洗」得一乾二淨，其光采就在紙上顯現出來了。

再事臨池

受到了幾位近年來認識的朋友——周慧珺、黃苗子、黃永玉——的影響，五個月前我花了萬多元大興土木，購置了好些文房工具，研習起書法來。

另一位老朋友——簡慶福——與我爭論的多，客套的少。他認為世間沒有人可以在六個月之內寫得出可以掛起來欣賞的書法，而我則認為勉強可以示眾的書法，下六個月的功夫是足夠的。於是大家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到後來，結論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就把心一橫，再事臨池之技。

說「再事」，是因為在一九五一年時，我曾經花過大約九個月的時間學寫隸書。那時我對書法說不上有興趣，但機緣巧合，遇到了一位從廣西逃難來港的隸書高手，也就趁便向他請教。學了幾個月，略有苗頭，但自己畢竟對書法提不起大興趣，就放棄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

今天人老了，在新朋友的感染下，很想找一門攝影之外的視覺藝術來過癮一下，散散心。於是我想到書法，而簡慶福的「激將」之法只是順水推舟而已。

我之想到書法，是因為覺得像我這樣上了年紀的人，它是唯一用筆的藝術媒介我還有機會達到一點成就。這不是說書法容易學，而是從觀察所得，書法可以研習到很大的年紀，且又往往越老越妙的。任何人要衷心學任何事，都喜歡有點成就。這可不是為了要爭取什麼名堂、獎狀，也不是為了要朋友大聲讚賞，而是不可能有成就的玩意，學來進境不大，很容易會使學者心灰意冷。究竟會不會有成就則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時覺得有進步及有成就的希望。

而且，學書法還有另一些好處。這門玩意成本低廉；每次研習，事前不用做什麼準備功夫。習者大可在空餘時間，走到桌前大書幾筆。另一方面，研習書法若偶有佳作，其身心之舒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據多方面的報道，研習書法可以延年益壽。若如是，乃錦上添花也。

書法是炎黃子孫的一項古老藝術。在科技發達的今天，研習書法的人有如天之驕子，以先進科技而研習古老藝術，倒也大有奇趣。

試想，今天的宣紙，比起四十年前，通脹調整後，市價只有大約一百分之一。以科技製造的墨汁，精美妙用，而其價格僅略高於可口可樂耳！四十年前以墨硯磨墨的辦法，今天幾乎已成陳跡了。毛筆還像以前的毛筆，但其耐用起碼「暴升」十倍。萬能膠神乎其技矣！至於臨字的桌子，我選用了則師樓所用的，憑科技按掣可隨意調校高低的那一種。桌上紙下所用的「氈」，是硬身而薄的化學纖維。前人未之聞也。

書法依舊，而工具不同。王羲之若地下有知，不知會怎樣想法。

四十年後再事臨池，其興趣高得多了。揮毫五月，大有進境，雖未窺眾術，然這回簡老兄在我指掌間似乎要寫個「服」字——過癮之極也。

慧珺、苗子、永玉等人都認為我的書法可以學得好。這是因為他們認為我的性格有其特別之處。如此一來，我的負擔倒又似乎重了起來。臨摹不難，但要自創那所謂「特別性格」的字體，談何容易！我是一個堅決反對單為創新而創新的人。希望不負新交所望，我選取的研習辦法是觀賞前賢的字多，摹仿前賢的字少。不管創新或復古，總是看看寫寫，隨自己意之所之，手揮目送，但求寫得舒暢穩重，心安理得就是。這樣，由於自己的喜好與他人的不同，要不「創新」也是難以辦到的吧？

瑞典觀禮記

（一）

與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是近於荒涼之地。在冬天，那裡整天陰陰沉沉的，難得一見陽光，遊客是不曾跑到那裡渡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裡有頒發諾貝爾獎的盛會，一時間禮服煌然，衣香鬢影——而那裡禮服的租值也急升了。

我是因為高斯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被邀請到瑞典去觀禮的。早一年，諾獎基金會曾請我到那裡介紹高斯的貢獻。雖然差不多所有行內人都說高斯理應在十多年前得獎，但姍姍來遲，還是令我為他喜出望外。

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卻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委員給我長途電話，說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個諾獎得主雲集的晚宴中，希望我能講十五分鐘的話。我不能婉拒，但我意識到可能是怎樣的一回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了。幾天前，史德拉（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在學術界的盛會中，他一向都是講演的最佳人選。我想，是要我代替史德拉講話吧。我自知講話的本領與史德拉相去甚遠，但這問題還不大。困難是，在講話時我怎可以不想到史德拉，而一想到他我就難以舒暢地發言了。

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剛到芝加哥大學不久，在一個酒會中我遇到史德拉。我向他提出某一問題來，他哈哈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是艾智仁的學生；只有艾老頭子教出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他跟著帶我去介紹給會上的長輩們，在我耳邊輕聲說：「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為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你是誰。」其後在芝大兩年中史氏給我不少鼓勵。

我和太太於十二月八日傍晚抵達斯德哥爾摩，由於長程飛行後實在疲倦，不能應酬了。九日清晨起來，吃過早餐後，就匆匆趕去聽高斯的諾獎講演。到了瑞典的科學院——高斯演講的地方——聽眾雲集，高斯還沒有到場。我正在演講室門前呆立之際，突然有人抱著我，高聲大喊。我一看，是佛利民。他嚷道：「蘿絲，你看是誰來了？」

「是高斯獲獎，我怎能不來？」我解釋說。蘿絲突然見到我身旁的太太，高興到不得了。我對佛利民說：「高斯快來了，我要在講室門前等他，你可否先進場，給我們留兩個位子。」他欣然承諾，進場去了。過了幾分鐘，佛老從場內走出來，對我說：「很多人要『搶』我給你倆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們還是先進場吧。」

進場坐下之後，佛老忙著給我介紹前、後、左、右的人，都是曾獲諾獎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認識的，其實不用介紹了。過不多時，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頭輕輕的說：「高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門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應命走到門前，見到高斯，緊握著他的手。燈光很暗，他定神一看是我，慢吞吞的說：「史提芬，你也來了。」「我當然要來！」他身旁的太太搶著說：「你的朗奴來了嗎？我很想見見他。」

我告訴她我的朗奴沒有來，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兒子出生，見到高斯沒有兒女，就把兒子起名朗奴，與高斯同名。其後每過一段日子，老朗奴就會寫信給我問及小朗奴的事。後來小朗奴長大了，年多前與老朗奴見過一次面，跟著小的進了大學，就與老朗奴通起信來了。老「朗」寄小「朗」的書，小的讀後就回信。高斯的太太既無兒女，又無親屬，希望能見到小朗奴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二）

大家進了演講室，我坐下來，高斯緩緩地走向講台，掌聲雷動。主事人介紹高斯後，是高斯演講的時候了。高斯說：「在宣讀我的諾獎演辭之前，我要先說幾句關於史德拉的話。你沒應該知道，我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說幾句感激的話……」室內鴉雀無聲，而高斯述說著史德拉的往事，著實感人，措辭也大有文采。史德拉死而有知，當可告慰矣。

跟著高斯宣讀他的諾獎演辭，讀不了幾句就提到我，把我嚇了一跳。他是這樣說的：「關於這個經濟理論的轉變，我不敢說是個人的功績。Williamson，Demsetz，張五常以及他人的優越貢獻，是我的著作受到重視的原因。」平素聽人演講，我做白日夢的時間多，聆聽的時間少。但聽到講者提及我自己的名字，就好像聽得清楚一點。高斯講到半途時，第二次提及我：「讓我講到我的第二篇、諾獎委員會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我認為假以時日，該文會將微觀經濟學的整體改變的。我要補充的是，在發表該文時我沒有這個意圖……。但後來在六十年代與張五常的研討，時我意識到該文對經濟理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這真是說的太客氣了，使我為之汗顏。高斯一九六零年的鴻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來的。

講座散場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長請高斯和我們幾個人進午餐。跟著我陪著高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間，這時只有他和我，靜靜地暢談了兩個小時。他告訴我自從被公佈得獎後，兩個月來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實在很疲倦了。他已近八十一歲高齡，頭髮俱白，不說其他，但是獲諾獎的興奮也不易對付了。我於是對他說：「那我就應該先走，讓你好好地休息一下。不要忘記，明天是頒獎的大日子啊！」「你還是留下來吧，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一時間不止從何說起。」「是關於經濟學的是嗎？」「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關於你的兒子朗奴，我很高興受到他的信，看來這孩子還是不錯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樣，對問題想得很深入。」「是呀，他來信說不明白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那是很奇怪的問題，我要多想一下才給他回信。」「他的缺點是興趣太多，對每一個科目都盡力而為，而對學問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這跟你一樣，大概是遺傳使然吧。」

無拘無束地暢敘了兩個小時，我們的太太一起進來，興致勃勃的傾談著。房間突然熱鬧起來了。高斯把話題一轉，談到他得悉獲獎後的一些趣事。

原來瑞典的諾獎委員會公佈高斯獲獎時，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西亞旅行，聽不到有關的消息。過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記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為突國的英雄。該國的總統請他晚宴，車子前往時沿途的群眾向他夫婦揮手；酒店不僅把他倆搬進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門外懸掛紅色的大橫布，說高斯住在這裡；離開突國時，航空公司方面把他倆「升」為頭等客，起航之後，全機的乘客都用香檳酒招待，駕駛員則宣佈是因為高斯在此機上而特別慶祝一番的。

諾貝爾若地下有知，應含笑於九泉矣！人類畢竟是崇拜英雄的。據我所知，在歷史上，沒有哪一項獎能像諾獎那樣輕而易舉地製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高斯在三十年前，早已是個英雄了。這個英雄形象，獲得諾貝爾獎與否都沒有關係。但對於不認識經濟學的大眾來說，拿不到諾獎，又怎算是英雄呢？

高斯認為他突然躍升為英雄，是沒有多大意思的鬧劇，但他顯然還是感到過癮之只。走筆至此，我驀地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時，他已經是八十多歲了。其思想深不可測，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後三年才去世，卻沒有得獎。諾貝爾委員會又怎能自圓其說？五個學生先後獲取諾貝爾獎——也許還有一二人吧。這樣的功力前無古人，也可能是後無來者了。識英雄，重英雄，我對奈特是五體投地的。

一九三一年，高斯二十歲，拿到了一項旅遊的獎學金，從英國跑到美國去。到了芝加哥大學，他偷偷的走進奈特的課室，聽了三課，若有所悟，寫出了《公司的本質》一文，是反對奈特的公司理論的。六十年後，高斯以該文獲諾貝爾獎。不算是學生，只偷聽了三課，奈特的啟發、感染力實在驚人之至也！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銀行請了十多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晚宴，來賓一共六十多人。阿羅（一九七二年獲獎者）與我被選為宴後講話的人。起初我以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謝世的史德拉說些什麼，但在晚宴前兩個小時，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講話是代表高斯的。原來高斯連日奔波，疲倦之極，要在頒獎的前夕多一些休息。

我演說從來不做準備，而在美國演講時，座中有三幾位諾獎得主，已試過幾次了。然而，十多位諾獎得主在座的情況，卻從未一遇！我雖不至於腳軟，但總有點緊張。在晚宴前的酒會中，我首先遇到阿羅。我們沒有見面十多年了，他一見到我，就熱烈地跟我握手、言歡，是我感到一陣溫馨，緊張的心情也鬆弛下來了。接著見到佛利民夫婦、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說笑，氣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時，我突然見到森穆遜，又立刻變的緊張起來了!森氏是半世紀以來最傑出的理論天才，但自從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後，他變得沉默寡言，整天皺著眉頭，是人又難以親近之感。我很佩服森氏，但因為知道他的利害，所以也對之生畏。

那夜見到森氏在座，我想，此公當年不到二十歲就鋒芒畢露，發問從來不客氣，我講話後的聽眾發問，一般來說，我都可以兵來將擋，可是假若森氏返老還童，要以什麼方式來跟我過癮一下，我倒不容易對付了。

阿羅先講話，講了三十分鐘，跟著就輪到我。我走到麥克風前，向左一看，坐著的是佛利民，對著我笑容可掬，不住點頭，示意嘉許。但當我向右一看，坐著的是森穆遜，只見他閉著眼睛，顯得愁眉苦臉似的，一時間我涼了半截；不過，話還是要講的。我胡亂地說了一些，是關於高斯理論對中國經改的影響。最後我說，假若我自己對中國的經改有點貢獻，總而言之，就是我無形中作了「中間人」，把高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我又說，這「中間人」不難做，因為高斯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得很淺白，是不難「推銷」的。

我自己覺得說得不好，但在散場之際，佛利民走到我的身旁，說：「你講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來跟我們進午餐？」我欣然答應了。

當夜回到酒店，閒著無聊，掛個長途到香港給楊懷康，向他述說因為森穆遜在座，是我亂了陣腳，講話講得一塌糊塗。楊老弟聽說我有難，高興到不得了，笑得很開心，說：「這叫牙擦蘇遇到黃飛鴻！」我認識楊老弟十多年，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出這樣中肯的話來。

十二月十日，是高斯的大日子。清早起來，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佛利民夫婦午膳去也。午膳匆匆，是因為諾獎的頒獎禮，人們要在下午三時到場，而大家要穿禮服，太太們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個多小時的準備工夫。女人在愛美上頭自古「費時」，尤其在隆重的諾獎典禮的聚會中，男人對此事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因為是諾獎的九十週年紀念，觀禮的嘉賓就特別多，而頒獎的儀式也特別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錯，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鄰近的來賓不少看來是貴族，女的珠寶滿身皆是，男的勳章胸前滿掛。九十週年，也是說頒獎典禮已有八十九次的經驗，的確辦得有聲有色。單是頒發五項獎狀——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經濟學；和平獎則在挪威同時頒發——就用了兩個小時，過程中沒有冷場，很有娛樂性，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典禮了。

我的感覺是該典禮的確隆重。早上十時，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場演習。典禮下午四時閉幕但來賓要在三時抵達，三時四十五分後不准進場。典禮開始，音樂悠揚，喇叭齊響，登台的人要分成兩隊，按著節拍，緩步前行。瑞典國王最後出場，來賓肅立；跟著是奏什麼諾獎禮曲、國歌，然後是主事人的演辭。接著每個獎項都有人作五分鐘的介紹，而在獎與獎之間大奏音樂，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去年是莫扎特逝世二百週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從莫扎特歌劇中選出來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樂助陣，對我來說，頒獎就幾乎變得無足輕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時，頒獎典禮完畢。我見觀眾多，恐怕散場後街上交通有問題，便帶著太太搶先離場。但向頒獎台上一看時，只見介紹高斯的那位諾獎委員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到台上去。上去後，該委員說道：「你們應該向高斯道賀啊！」我們走到高斯站立的地方。這時他（背向我們）面對著從台上另一邊走來的眾多前諾獎得主，他們一個個地跟他握手道賀。我等了好一陣，才輕拍高斯的背部，他轉過身來，見到是我，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說：「我們今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是嗎？」我呆了一陣，說：「背後的人都等著跟你握手，你還是先招呼他們吧，希望晚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再談。」

下台走出場外之際，太太埋怨說：「剛才高斯的意思是，要你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你為什麼不回答他？」我沒有回應，但心裡在想：「高斯這個人真的是作研究『作』得癡了，以至不識時務。頒獎道賀，怎可以連致謝的話也不說，只管什麼研究工作？」但我又想，若不是這樣的人，又怎能獲得諾貝爾獎呢？

從頒獎會散場敢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趕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廳舉行。該處的大堂看來有四萬尺的面積，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尺，是用石頭建成的古老建築物。宴會的賓客約有一千四百人（一說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牆上，有多個窗戶，每個窗台上都站著一個持樂器的人。來賓坐定後，皇室諸人與諾獎新得主進場，秩序井然，另人歎為觀止。

是夜，宴會所見到的偌大場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說的「鐘鼎鳴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說孟嘗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飲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嘗君昔日宴請的是雞鳴狗盜之徒，而諾獎的晚宴，珠光寶氣之間，滿目是身穿禮服之士。

假若我是諾獎得主，在該晚宴中我會想起某武俠小說的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高斯沒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劍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實上，近數年來，舉世的共產政制兵敗如山倒，轉談產權的重要，「高斯定律」之功不可沒也。這樣，高斯的「一劍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過後，是舞會的時間，但因為第二天要趕著返港，便忙著找高斯說幾句道別的話，而千多人的聚會，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尋尋覓覓，看不到高斯，卻遇到佛利民夫婦。他倆見到我們，就要我們陪著去跳舞，去看煙花。佛老邀請我太太跳舞，跳得龍精虎猛，說；「我不跳則已，一跳驚人。不驚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著他帶我們去看煙花，是在那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進去時需要特別的通行證。佛老是前諾獎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證」的「權力」，就對守著室門的人說：「我有通行證，但要讓我的朋友先行。」這樣，我也看到煙花了，覺得他與香港的相差甚遠，不值一看。佛老的太太蘿絲說：「這裡的人太斯文了，看煙花竟然沒有一個呼喚的。」佛老一聽，就大聲呼喚起來！

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了，還是找不到高斯，佛氏夫婦要會酒店休息，我們也就跟著離場；回到下榻的酒店，與太太暢談典禮與晚宴中的趣事，睡時已是凌晨二時了。還有九個小時就得離開此地到機場去。不能與高斯說再會，不免感到悵然。

早上八時多，我還未醒來，電話鈴聲響。拿起話筒一聽，對方是高斯：「是史提芬嗎，你們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麼時候離開酒店？」「大約上午十一時。」「我想再見你們一面多談幾句，可否到我的酒店來一同吃早餐？」「我們要整理行裝，時間無多。」「那就讓我們到你們那邊去，九時半一起吃早餐好嗎？」這使我又驚又喜。

見到高斯夫婦時，我和太太都責怪自己做錯了。無論要怎樣趕時間，我們也應該到他們那裡去吃早餐。高斯的太太背部欠妥，行動本來就不方便，而我們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傷了足部，要用布紮著才能到我們的酒店來。

他們既來之，我們迫著要「則安之」了。我強笑著跟高斯談話，而我太太則與高斯太太親熱地說著什麼。在談話之間我無意中聽到高斯太太對我太太說：「假若你是我的女兒，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說：「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兒吧！」

讀書的經驗

我們的祖先要鼓勵青年讀書時，說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不可輕信也。假若讀書會使人大富大貴，可把美人左擁右抱，我今天還怎會有閒情逸致替《壹週刊》寫文章？黃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對我來說，二者之樂，皆不及讀書。書可不是為了「黃金屋」或「顏如玉」而讀的。

毋庸諱言，我是個讀書「專家」，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六五年起，我很少讀書；一九六九年後，讀得更少；到港大任職九年，我沒有到過圖書館一次。這是個有趣的轉變。我讀書的經驗，是從雜轉博，從博變專，從讀轉聽，到最後只是思索，連聽也懶得聽了。

是的，我少年時書讀得不好，可能是因為讀得雜，學校教的我不聞不問，但課外的什麼唐詩宋詞、水滸三國、古文詩經、東萊博議、武俠小說、象棋書譜、掌相奇經等等，卻讀得津津有味，且往往過目不忘。進了大學，我由雜而博。經濟學以外，我對邏輯學、歷史、人類學、藝術歷史等等學問，都有很大的興趣。即使在主修的經濟學內，我的閱讀興趣也包括價格理論、對外貿易、福利經濟、經濟發展等等。

進了研究院後，我從博變專。起初是專於價格理論；過了不久，就專於價格理論中新興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問題。到了寫博士論文時，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產權與交易費用上，以及當時無人問津的合約理論那方面去。今天，不少行內的朋友認為，在經濟學報上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是我始創的。

拿到了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學之後，坐下來讀書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了。其時為一九六七年。在芝大，我多看研究工作的資料，但少看的是書。好幾家學報邀請我作評審員，我於是逼著讀到不少未經發表的文章，覺得十之八九都不堪一讀。六九年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邀請我評審文章的學報越來越多，不勝其煩，就避之則吉，推卻所有評審的任務。

既不讀書，也不評審，剩下來的時間當然是什麼也不讀了。自己專心研究合約理論，同好的有什麼奇招怪著，總要找我研討。於是，我不讀而聽，但到後來，我想我的，他說他的，我聽而不聞也。

以上所說的讀書經驗，從雜而博，博而專，專而聽，聽而不聞，可不是我自高身價。雜轉博，博變專，是很多人的讀書經驗。這是因為書讀得多，就不期然地要一舒己見，而這樣做，先博後專也許是自然的事，沒有什麼值得細說。然而，從專而變為不讀，以至聽而不聞，在學術界我應該是一個少見的例子吧。這個例子我不容易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我覺得書中所述的，或同行口中所說的，來來去去似乎都是那一套，沒有什麼新意，悶得怕人。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若真的要一舒己見，越少受他人影響越有意思。

獨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著無際的天空，半點約束也沒有，其舒暢的感受難以形容。但在沒有進境時，這樣的思考很寂寞，有時覺得苦悶之極。然而，思想既然進入了四顧無人的天地，我不容易從這天地跑出來，找同行的朋友研討一下，因為覺得自己所思索的，說來話長，提不起勁從頭解釋或細說端詳。是的，我沒有向同行的學者朋友提出自己難以解答的問題——這習慣，已有十多年了。

於今回顧，在尋求學問中我覺得最愉快的日子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時，我老老實實地用功讀書大約有四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圖書館內，我自己佔有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房間。把自己要讀的書都搬進去，帶了乾糧（地上可以睡覺），不分晝夜地一讀數天，不明白的問題都記起來，一出館門，找老師發問去也。如此讀讀問問，問問讀讀的，每過幾天都覺得自己大有進境，其歡欣之情，不足為外人道也。

今天覺得是老生常談、悶得怕人的學問，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覺得很新鮮，對自己的思想很有衝擊性。當時，我覺得這些知識是一個大金礦，應有盡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我於是惟恐「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每天睡三幾個小時就「淘金」去也。自己要讀的書讀之不盡，幾位高手教授樂意指點迷津，仿如進入書卷之桃花源了。

是的，讀書是一件很熱鬧的事，很夠刺激，但同時也有很大的約束性。另一方面，「獨行獨斷」的思考，毫無約束，使我感到舒暢，不過有時很苦悶，往往寂寞隨之而來；而不聞不問的行為，不免使行內的朋友們覺得我是一個怪人了。

最佳、最劣、最受歡迎的教授

無心插柳柳成蔭，我成了天下之「最」！

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被選為最佳教授。一九九一年，我在香港被選為最劣教授。與此同時，眾人都說我是港大最受歡迎的教授。天下兼得此三「最」者，大概只有我一人而已！

在「最劣教授」公佈的前兩天，港大幾位學生代表到經濟系的師生討論會中投訴，說我教的那一班坐位不夠，要坐於地上聽課云云。但我講課的課室是港大中最大的了，坐位三百五十個，連坐在地上的，共有四百多學生。幾年前，我見坐位不足，遂限制學生人數。但一些家長打電話來，陳辭懇切，希望我能加以通融，「網開一面」。

四百多名學生的那一科，並非僅開一班。我刻意地選用一位教得好的同事，在同一科上多開一班，讓學生大可選擇。然歷久以來，選修我教的那一班人頭湧湧，擠得水洩不通。

我本來對什麼「最」都不放在心上。教學三十年，深知自己之能與不能，他人對我的評價如何無關重要。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變的。問題是，在港大一些學生所辦的「最差教學獎」的選舉中，他人得劣獎，反應如何我不知道，而我榮登劣座，幾乎全港嘩然！這是要解釋一下的。

港大校內一些人的解釋，似乎不對。一說學生根本不懂得如何答問卷，選錯了應答的空格，另一說四百多名學生的一班，答者只有二十多人，大都是要投訴什麼的，其它的懶得「填」答。這些說法我都不同意。

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

（一）我從不備課——自己天天為之思考的經濟學，備課是多此一舉。即使最近我在瑞典對眾多諾貝爾獎得主的講話，我事前也是沒有什麼準備的。

（二）我從不用講義——寫下來的講義，到講課時思想有了新的靈感，怎可以墨守成規？

（三）讀物指定之後，我從來不依書而教——書中可以讀到的，是不需要我來說什麼吧？我從來沒有遇過一位在國際上稍有份量的教授，是依書而教的。另一方面，老師在課堂上談過的問題，下課後學生是要立刻跑到圖書館去找尋其它有關的讀物的。這是學生的責任（倘若他有自覺性的話），而學用圖書館是進大學的必須訓練。

（四）我認為教與學的重點是思想的啟發，學生要跟著我的思路去想——一百個學生中，將來會成為經濟學家的可能沒有一個，所以重點不是教經濟學，而是利用經濟學的推理去使學生懂得思考的方法。

（五）今天我教學的方法，與二十五年前獲最「佳」獎時有一點不同：今天，我很少用黑板寫些什麼。我只是坐著談，在一個題目上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學生遲到、早退或缺課，則「貴客自理」。

以上所說的教學方法，以評分論佳、劣，當然是看問卷的問題如何問。若問：你對教師的學問是否有信心？教師對你思想上的啟發如何？那我就「勝」來容易。但若問：教師的講義夠不夠清楚？讀物表是否容易學習？那我就「劣」矣哉。

我曾多次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這制度使學生們養成求考試及格而不求知識的習慣。他們要老師像教幼兒園生那樣「扶」著他們。講義要清楚，大綱要固定，什麼要讀，什麼可以不讀，要說得明明白白，考試的題目會如何如何，問題要如此這般地作答等等。

香港的學生還有一點與外國的不同之處；他們進大學大都是為了日後的謀生或出路，目的是取得銜頭，越容易取得的越好。他們於是但求易讀之「書」——考試易於及格——至於知識的多或少，有沒有真才實學，他們絕大部分是不管的。在美國就讀八年，我只缺過一堂課，相比之下，在港大，有五成學生上課的老師，是高手了。我的一班雖然人頭湧湧，但缺課的學生還是有的是。困難在於：以我教學的方法來說，缺一兩課就不容易「跟」得上。

在港大有數百學生的一次授課中，我對他們說：「當年我在芝大教書時，一下課所有的學生都立刻跑到圖書館去，一個不漏。你們當中有誰會在下課後立刻到圖書館去的？」他們完全沒有響應。

大學是高級教育。學生要養成自立、自修、獨立思考的習慣。大學教師應該做的是引導、啟發，而絕不是把學生「扶」著去拿銜頭的。

我被學生選為最劣教師之一，正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個教師的教學成績如何，唯一可靠的準則是視乎他的學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個準則衡量，我與奈特相去甚遠（他有五個學生獲諾貝爾獎），但屈指一算，我總算有數十個學生在美國當教授了。

比較難明白的問題是，一個被認為最劣的教師，為什麼學生之多冠於全校？（我每年所教的學生，人數大約與一個較小學系的總學生人數相等。）我思前想後，認為這問題有兩個解釋。其一是學生喜歡聽我的課（正如我到任何場合演講，聽眾必然濟濟一堂）；其二是一些學生慕「名」而來，只求是我的學生，不論其它。說實話，對這後者我是不大樂意教的。

各人自掃門前雪，他人的班我管不著。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變的——要改變的是學生的學習態度。但願今後要進我門來的學生，有我們老一輩昔日做大學生時的學習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