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籃子物品的選擇

兩星期前在這裡發表《貨幣不可以沒有錨》，讀者（尤其是網上的）迴響很大。跟著本月十一日在《信報》發表《怎樣處理人民幣才對？》，綜合了十個多月來我對人民幣的處理問題的想法，長達七千餘字，明白理解的讀者都同意。這兩篇文章的主要結論，是人民幣應該脫離美元而下另一個錨，或掛另一隻鉤；今天中國的下錨之法（貨幣制度）不需要改；在眾多的可下之錨中，人民幣應該脫離所有外幣，改用一籃子物品為錨。

讀者的提問，最常見的是籃子之內的物品應該是些什麼。這是理論之外的實踐問題：北京的物品專家有的是，而我自己作期貨市場的研究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一九七八年，美國一家石油公司聘請我寫一份關於期貨市場的理論報告——他們要知道為什麼石油的期貨市場是那樣不容易搞起來。期市是深不可測的學問，我當時不懂，石油公司就聘請了一位專家作為我的顧問。我天天問，問了兩個星期，寫下了一份只有十頁隔行打字的簡短報告。行內幾位朋友讀這報告後，認為是歷來唯一的澄清期貨市場的分析文章。後來我打算補充加長髮表，但文稿不見了。今天還在找，解釋了為什麼我的英語文章的結集，朋友千呼萬喚了那麼多年還不出來。看來這結集會缺少了一篇當年同事們認為是重要的文章。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憑記憶在《信報》發表了兩篇有關期市的文章（見《賣桔者言》）。記憶不完善，而為報章讀者下筆要避深說淺，免不了打個折扣。

提到陳年舊事，是因為雖然我沒有作過考查而不能建議人民幣下錨的物品是些什麼，但可以在這裡說說這選擇的幾個原則。與期貨市場的性質不一樣，但有類同之處。熱衷於經濟分析的同學要細讀了。

原則一。為錨的一籃子物品的類別不應該太多，但決不能太少。三十種物品是我的武斷選擇——道瓊斯指數有三十隻成分股。道瓊斯是以銀碼為指數，為錨的籃子物價可以用銀碼，但我認為以沒有銀碼的指數（例如開始時用一百）較為適當，因為下錨之後，政府要提升或減低指數，以沒有銀碼的一百為基較為清楚明確，增加或減少了多少個百分點市場一聽而知。

原則二。所有籃子內的物品要有標準而又容易量度的質量。這與期市的需要相同。這是說，質量不固定或常有變動的物品，例如製造品、房地產之類，一概不能用。

原則三。物品的價格及其變動要清楚明確。這也與期市的需要相同。價格要清楚明確，不會常有爭議，除了質量有標準外，市場要夠大，而物品的市場地點也要說清楚。與期市不同的，是為錨的物品政府不用管交收。期市呢？因為價格間有糾紛，少量（通常是百分之一以下）買家會強迫賣家交收。這是說，為錨的物品要以市場夠大為準則，而期市則要顧及交收的方便了。二者是很多時是相同的，但不一定相同。至於為錨的籃子內的物品的價格，用現價，不用期價。

原則四。這重要，也是為錨與期市的重要不同處。選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最理想的選擇是顧及衣、食、住、行這四方面，在比例上大略合乎中國民情的。上文提及，不能用質量常變的製造品，也不能用房地產等，但衣、食、住、行這四方面還可用其它適當的物品表達。先求出中國人民在國民收入中用於衣食住行的大略分配，這應該不難辦到。跟著就要求出作為一籃子物品之內的每樣物品對衣食住行的大略成分。不需要很準確，大略地對就及格了。例如，石油（今天有期市）可用作衣（紡織品用上不少石化纖維），食（煮食燃料），住（電、煤氣等），行（汽油）。棉花是衣的，米、麥等是食的，鐵是食（廚具）、住（建房子）與行（交通工具）的，等等，如此類推。有些物品不容易判斷（例如籃子內要有少量金，我認為金應該算於「衣」）。也有些物品是重要的黑馬。例如水泥（cement，期市可能沒有）。用作建築的水泥當然是「住」的重要物品了。（數十年前，我察覺到水泥的質量是奇怪地標準穩定，而其批發價也是奇怪地明確而一致。為此一位同事作了研究，結論是水泥是競爭甚烈的產品。但聽說國內的水泥價格有壟斷的沙石，可能不適用，要考慮外地之價。）

記著，這第四項原則也只求大略地對。把所有資料放進電腦，操作幾次就會有一個大略可靠的籃子，再慎重考慮，修改幾次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北京真的要選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我很想知道他們選出來的是些什麼，其比例又如何？問題是，北京應不應該公佈呢？公佈籃子內的物品及其比例的好處，是可以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但如果不公佈信心也足夠的話，不公佈可能較為優勝。外匯市場炒家甚眾，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比較難炒，但多了一種炒法：先在外匯市場下了注，然後炒物品。這是近於杞人憂天，但我就是喜歡誇張一點，把問題推到盡。

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一個經濟的物價指數——那所謂通脹或通縮指數——不是按上述的一籃子物價指數從事的。今天所有國家的物價指數都有問號，很多問號，而其中最大的困難，是質量的變動不容易算進去，也往往沒有算進去。為什麼他們不按一籃子質量穩定、有代表性、價格可靠的物品為作物價指數的衡量呢？什麼道瓊斯指數、恆生指數等，不是對股市的上落有歷久的為眾所接受的量度嗎？

還有另一個不容易理解的問題。今天，一般國家對通脹視如蛇蠍，但他們的做法，是先以貨幣量調控經濟，見有通脹或通縮才再調控貨幣量。為什麼他們不拜朱鎔基為師，先以貨幣量調控貨幣之錨——目前人民幣以美元為錨——然後再拜我為師，有多了出來的空間才以幣量的增減來調控經濟。這是倒轉過來的做法，先穩定物價——或穩定一個可取的小通脹率——才論調控經濟。前思後想，我認為先進之邦不倒轉來做，是因為他們大搞社會福利。福利的支出增加易，減少難。有大量的不能不支付的養懶人與公務員的福利財政，手忙腳亂，貨幣政策變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矣！

熊彼得與海伯納的主義時代

熊秉元在《信報》發表《閱讀大歷史》，評論熊彼得（J. Shumpeter）與海伯納（R. Heilbroner）的學術貢獻。秉元老弟對熊、海二師的欣賞不少人有同感，但我卻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讀熊彼得與海伯納的論著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依稀記得，海伯納是熊彼得的弟子。可能因為這關係，二公專注的學問類同：經濟思想史與「主義」分析。

先談他們的經濟思想史吧。作本科生時讀到，很欣賞，但進了研究院，讀到J. Stigler、L. Robbins等人寫的經濟思想史，就覺得是另一個層面，也覺得熊、海寫的是表面功夫，沒有深入的體會。後二者舞文弄墨，措辭華麗，初學者讀來很有說服力。後來認識Stigler，數次與他暢談前賢的經濟思想，才知道真的要闡釋及評述前賢之見，作者自己需要是一個理論高人。

海伯納的英語文字是很好的。不久前一位要到美國學經濟的朋友，問我怎樣學好英文。我就介紹他讀海氏的《世俗哲人》（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但說明不要學書內的經濟分析了。

文字好就佔了一個大便宜。但說到熊、海二公寫的主義理論，我作研究生時讀不懂。一天與熊彼得的另一位弟子（E. Domar）聊天，我問：「熊彼得的主義分析是搞什麼鬼的？我不懂。」度瑪大笑，說：「我也不懂。事實上，我不知道熊彼得的課是教什麼的。一位同學提問，他就叫另一位同學回應，來來去去都是那樣。」

說什麼「主義」，我提到時喜歡加上括號，因為這些是空泛之詞，沒有什麼意思，只是有時入讀者的鄉就隨讀者的俗，胡亂地用一下。我們要說的是制度，而制度的闡釋只能從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定與合約安排這兩方面看——這就是經濟組織的分析了。是新制度經濟學，起於六十年代，我適逢其會，於一九六八年首先提出從合約安排角度看經濟組織。至於後來這學說搞到博弈理論那邊去，可能起於我提出的卸責行為，誤入歧途，不可取也。

高斯和我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良發展歎息。然而，不論權利界定，不談合約安排，漠視交易費用，只從不著邊際的「主義」分析看世界，是不可能有足以傳世的內容的。我對熊、海二公的主要批評，是我們不能從他們的「主義」分析中找到任何可以驗證的假說，從而對經濟的運作有解釋。

熊彼得與海伯納大名遠播，是他們之幸，但主要是因為二十世紀是一個「主義」時代。在戰爭頻頻，議論紛紛，口號朗朗的環境中，模糊不清的理念，得到文采煥然的文筆支持，是有市場的。這可能就是秉元老弟所說的「大歷史」了。

說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區區在下的刻苦研究對這個「大歷史」的改變完全沒有影響，可能說不過去，但撫心自問，我們的影響實在小。然而，我們也是幸運的：看到二十年來中國的開放改革大轉變，知道自己相信的可以驗證的理論正確無誤。

去年我邀請基本上不能再作長途旅行的佛利民與高斯到中國一遊，信上說：「我們都肯定地相信我們的理論大致上不可能錯，但見到今天中國的發展情況，自己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的理論會對得那樣厲害！」

秉元老弟所說的大歷史是「主義」歷史，開始成為陳跡了。

日日貿易的啟示

朋友，不要先看內容，也不要偷看。先看我認為起得十分恰當的本文題目，給自己五分鐘的時間，試猜內文大略是說什麼。猜中了，或有一小點兒猜中，你就是天才。

中國入世已還，日本的經濟有起色。他們對中國的貿易順差最近再增加，去年他們常說的中國威脅日本經濟的輿論開始寧靜下來了。事實上，有些輿論轉為感激中國對日本經濟的貢獻。在這個微妙的轉變中，某日本大報的某君子提出了一個前所未聞的新觀點：日日貿易！

什麼是日日貿易呢？解釋是：日本人在日本的產品出口全是賣給身在中國的日本人，而在中國的日本人產出的全是賣給身在日本的日本人。說是對外貿易，其實是日本人與日本人之間的貿易，日日貿易是也。

當然是誇張之說，事實上不可能對，但據說因為日本的文化品味特殊，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日日貿易比率相當高。後者是可信的。

現在來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不是說笑的。在貿易與投資完全開放的情況下，原則上——記著只是原則上——日本人到中國投資設廠產出，可不可以做到全是日日貿易而雙方的國民收入有增長呢？答案是可以的。

讓我先提出兩個假設。一、日本人到中國投資設廠，僱用中國勞力，因為在日資旗下，這些中國職員在經濟上算是日本的下屬。二、日本民族的品味特殊，凡是在日本或在中國的日資產出的物品，只有日本人有興趣，其它的民族皆不問津。

在上述的兩個虛構的假設下，日本出口到中國的有：一、日本本土產品，供身在中國的日籍職員及其家屬購買；二、日本運到中國的來料加工的「料」；三、日本的發明專利、商業秘密與生產知識；四、日本的管理人材。中國出口到日本的有：日資旗下的產品——這主要是由中國勞力產出的了。

我們不難想像，在上述虛構的情況下，日日貿易的成交量可以很大，原則上可以佔了日本國民收入的一個很高的百分比。日本人賺得的是：一、從中國進口的日資產品的價格比日本自產的低廉；二、出口到中國的「料」的收入；三、日資在中國的利潤——主要是人材與知識資產的收入——其中部分寄回日本享用。中國人賺得的是：一、勞力的薪酬；二、從日資學得的知識。

會有人受損嗎？有的。在日本的某些職員，某些企業，會因為外間的工資低廉，迫使日本本土的工資要向下調整，而如果調整不易，職員失業與企業倒閉皆會增加。這些團體當然要求國家保護。然而，事實上，開放政策與日日貿易帶來的利益，會足以彌補上述的損失而有餘。困難是我們不能想出一套容易推行的彌補方法。對受損的人來說，調整期間是痛苦的，可能為時甚久。今天過了十多年，日本的調整期看來快要完結了。真替他們高興。這些年來，因為壓力團體的左右，日元在國際上是偏高的，但他們還是守得雲開見月明。

當然，硬性的日日貿易是虛構的。沒有這約束，日本的經濟調整，有廣泛貿易的協助，更為容易了。問題是沒有方案使受益者彌補受損者，而調整需要十多年。但如果十多年前日本人全都明白今天日日貿易的啟示，明智地懂得取捨，這調整會快得多，順利得多。這啟示簡單不過：國際貿易與投資愈是開放得快，調整愈容易。另一方面，不能否認，困難不單是日本本身的保護主意。早期到中國投資滿有沙石，到東南亞一帶又遇上什麼金融風暴。希望此後不再。

既然原則上可以有日日貿易，當然也可以有美美貿易、英英貿易、德德貿易、法法貿易……都是到中國來投資設廠的想像虛構。餘下來的中中貿易是中資產出只賣給國內與國外的炎黃子孫。是虛構的故事，有很大的約束性，但原則上只要開放國際貿易與投資，各國的國民收入會有增長。這是日日貿易的啟示。

這幾年我對自己提出一個問題，任何經濟學本科一年級學生都懂得答案，邏輯上不可能錯，只是自己到今天還答不出來。我問：如果香港無端端地多了一百平方英里的優質土地，可以興建數之不盡的房屋，香港人的平均收入會否增長呢？本科生的答案是肯定會增長，什麼方程式、幾何分析之類，不到五分鐘就拿得一百分。

然而，會發生的事實又如何？面對樓價與地價的暴跌，擁有樓宇的業主會反對，持有土地儲備的地產商會反對，靠賣地收入支薪的政府（因為需求彈性係數有所不利）也會反對——這三組人反對把那一百平方英里土地放出來建造樓宇。不是業主的或要租樓住的，當然贊成把那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百平方英里土地全部放出來興建樓宇。反對的與贊成的吵呀吵，政府左右為難，決定放一部分出來。殊不知不少業主負資產，地產商叫救命，而政府也為了保持高地價，立刻收回比「八萬五」還要高的承諾。這是真實世界。經濟邏輯，是全部放出無端端的天賜土地，興建樓宇，國民的平均收入一定增加。然而，利益所在，各顧各的利益，平均收入反而減少了。我想不出有哪個可以解決這個矛盾的、皆大歡喜的方案。

土地如是，勞力也如是。我說過了，十多年前，因為之前的封閉與半封閉的國家搞開放改革，一時間地球多了大約二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生產競爭。土地與勞力都是生產要素，本科生的考試答案，像土地一樣，廉價勞力的暴升會使地球人口的平均收入上升。問題是因為壓力團體的存在，保護主義抬頭。這與上述的虛構土地例子如出一轍：壓力團體促使政府保護，不把驟然急升的土地放出來，好好地利用。

我不知道要給那位發明「日日貿易」的日本仁兄一個什麼獎。但他的發明啟發了我，使我能從一個真實世界不存在的極端而又硬性的角度推到盡，得到啟示。虛構的日日貿易有大約束，不可取，但遠勝於沒有國際貿易。然而，要有日日貿易，日本要鼓勵日資外流，也要開放貿易。保護主義如果成功，連大有約束性的日日貿易也沒有。要知道，日日貿易之說是中國簽訂了世貿協議之後才有日本仔想出來的。

從溫家寶的哈佛演說看中國新總理的能耐

我對政治一無所知，往往好奇地查詢一下。今年初北京換領導班子，之後幾個月我問比我熟知的朋友怎樣評價。得到的回應是不俗，但時日尚短，不能肯定地說。不久前的晚上看到溫家寶在哈佛演說，少看電視的我竟然從頭看到尾，連問答的後一段也看清楚了。這裡我試從那個多小時的觀察，說說我對這位新總理的印象。

演說開頭時有一位聽眾搗亂，被逐離場，溫家寶說：「我是不會受到干擾的」，獲得掌聲。跟著的幾句也有掌聲，但之後要到演說完畢才再有掌聲。這與一般的總理演說不同：溫氏的演辭沒有punch lines，不搞譁眾取寵那一套。看著講稿讀，讀得慢而穩定，火花不多，但表現是及格的。以溫氏日理萬機的職位，講稿該由專人代筆，但他的演辭與後來回答問題的風格如出一轍，顯示著講稿的內容是溫氏自己的。

內容平穩，間有沉悶之處。屢有引經據典，講者是個讀書人。問題是這次講話是在哈佛大學，學問的表達就應該開門見山為上。我明白溫氏的意思，但他應該更為清楚地表達哪幾方面中西的文化是相同的，哪幾方面有所不同，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君子和而不同。如果能明確地這樣安排，就是哈佛的檔次了。

演說最成功的地方，是講者誠懇、坦率、仁慈——講時動了真情，因而可信。可以這樣說，溫家寶說不上是一個出色的演講者，沒有三幾句就引起掌聲雷動的本領，因而不容易勒碑誌之。然而，誠懇而坦率的表達，可信的，長遠而言比掌聲雷動更重要。哈佛的同學不會感到一時的興奮，但過了一段時日，他們會記得溫家寶是個性情中人。

我特別注意演講後聽眾提問時的應對，因為溫氏不能再讀文稿。問三題，都答得好，比有文稿的講辭優勝。但其中兩題——關於中國民主發展與中美貿易的——溫氏不可能事前沒有作了準備。第三題——關於二○○八年的北京奧運的——他應該是沒有準備的了。我的印象是，雖然說話頗慢，溫氏的思想相當快，也清晰。他是個想清楚才說話的人。

這就帶到我最欣賞溫家寶的地方。作學生時我不抄筆記，為的是要細心聆聽教授所說的。久而久之，我對一個講者的思維組織的能力很懂得判斷。溫氏對三題的回答頗長，用上不少數據與歷史。這些不簡單的回應——就算其中二題事前有了準備——是要講思維的組織力的：哪點先行，哪點後說，這裡要補充，那裡要簡化，等等。這種思維組織的工作不容易，有些很聰明人也乏善可陳。基於三個問題與三個頗長的回應，溫氏的思維組織力是明顯地高於一般教授了。

演說中我有一處不同意。溫氏說中國要成為經濟先進之邦需要有很多代的發展。我認為如果今天的發展速度能持續下去，一代的時間就足夠了。

溫家寶的仁慈表現也使我擔心，擔心中國會走向福利制度之路（不久前讀到的一些政策報道有此傾向）。我絕對贊成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搞福利經濟會引起很多、很多事與願違的效果。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往往感到愛莫能助，不是不願意出錢，而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裡。

怎樣處理人民幣才對？

因為四年多前我肯定了人民幣是強幣，所以當今年（二○○三）初見到在還有外匯管制的情況下，人民幣的灰色市價開始與官價看齊，間有過之，其強勢表面化，就意識到重要的問題將會發生。這些年來我看中國的經濟，既不是微觀，也不是宏觀，而是世界觀。從後者角度看，人民幣比起先進之邦的貨幣，偏低相當多。但匯率是敏感的問題，為恐有興風作浪之嫌，當時我不便直說。

大約二三月之間，我藉朱鎔基退休有感而白紙黑字寫下兩點：一、不出兩年中國會受到外國（尤其是美國）的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二、中國不要走日本三十多年前被迫走的路。其實當時我認為這壓力迫在眉睫，但問題既然敏感，我只輕輕帶過。跟著讀到的評論，一般不同意，就發表了《不要讓人民幣自由浮動》。


重要問題要用理論架構

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自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春天南下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今天最嚴峻。不壞，但正如參加世界盃，進入了決賽周才知道是世界賽，當然是嚴峻了。問題的重點是怎樣處理人民幣與國際金融。說不要讓人民幣升值或浮動，又或說這樣那樣，幫助不大，甚至可以誤導。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架構，而因為中國面對的情況史無前例，這理論要從頭想起。三月初我趕起了一連五期的《匯率戰略論》，殊不知遇上非典新聞，這五期斷斷續續地分兩個月才登完，讀者一般不知我說什麼。

既然認為是難得一遇的重要經濟問題，而又是關於炎黃子孫的，十個月來我反覆推敲北京應走的路，其間發表了好些與人民幣問題有關的文章。大致上，《戰略論》的架構沒有錯，但小節要修改，而闡釋的文字是再多也不會太多的。這裡讓我來一個總結吧。


中國經濟的真面目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蘇東坡說的。北京的頭頭身在廬山。我多次說過，世界經濟的競爭局限發生了大變，這大變還在進行中。起因是八十年代多個曾經封閉或半封閉的國家搞開放改革，一下子多了二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生產競爭。到了九十年代，得到計算機的協助，落後之邦的青年學得非常快。廉價勞力於是加上廉價知識。中國的改革走快了一步。大約自一九九七年起，中國產品的質量上升之速，遠超我們事前可以預料的。

也是一九九七年，朱鎔基奇跡地把中國的通脹控制為零，物價穩定至今天。但這可沒有計算到物品的質量上升。如果把質量算進去，通縮明顯，而實質的經濟增長率肯定高於朱老所說的「保八」。這個驟眼看來是違反了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的現象，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中國不斷改革，尤其是在權力下放那方面，辦得好。其二是投資的氣候愈來愈可人，外資大量湧進。其三是中國本土的市場大得驚人——據說一位來自台灣的在國內賣公仔面，每年賣一百億。

龐大的國家發展起來有龐大的市場。這解釋了雖然作為大國，中國外貿的國民收入百分比高出美國的三倍，但外間的經濟不景對中國的不良影響並不明顯。說到外資的湧進，也確是史無先例。這裡的重點可不是湧進資金的龐大，而是國際廠商大集會於神州。就是工資不高的韓國也爭先恐後地跑到中國設廠。我參觀過不少世界知名的工業區，沒有一處可與蘇浙一帶的國際氣象相提並論，而這只是起步僅十年。


三個現象不尋常

讓我們停下來，客觀地考慮三個現象。

現象一。北京的頭頭還稱中國是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任何國家都在發展中，說了等於沒說。但第三世界呢？有誰聽過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的貨幣是天下第一強幣？沒有，第二世界的也沒有聽過。人口眾多的國家有強幣來得不易，何況二者今天都是天下第一。出口好，外資多，物價穩定，都有助，但歷史的經驗，是這三者加起來不一定有超人的強幣的。我認為最重要的一環，是老外對北京的政權與中國的經濟前途有信心。「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外人的信心來得不易！說實話，中國今天貪污仍多，法治還是糊塗，但人民幣的強勢，顯示著外人給足面子，相信這些不足之處會改進。這面子價值連城，是要用決心去維護的。記著，外人給予的面子是持久累積的結果，但可以毀於一旦。

現象二。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與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很相近。想當年，日本一發勁，紅極一時的英國工業就節節敗退。然而，跟著而來的國際政治壓力，使日元從三百多兌一美元提升到八十對一。到了八十年代中葉，日本的工資與房地產之價冠於地球。我為此於一九八七年發表《日本大勢已去》，不幸言中。

今天中國的經濟像三十多年前的日本，但卻是十個日本！人口大約十倍，土地大約二十八倍（實用面積是十五至二十倍之間），而中國的高速工業發展再不限於沿海一帶了。當年一個日本對世界經濟有那樣大的影響，今天十個怎樣估計呢？

現象三。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比東歐、印度，及其它所謂落後之區快了一步，但以最重要的工業發展而言，這些走在後頭的是對中國威脅最大的競爭者。中國既要前瞻，也要後顧，而我認為後顧比前瞻重要。


兩個必然的形勢

由於上述，我的推理是中國無可避免地遇到兩個重要的形勢。

形勢一。中國龐大，而在今天的世界大變中，她站著的是最關鍵的位置——經濟在富有之邦之下，在貧窮之邦之上。從和平經濟發展那方面看，中國無端端地被推到國際的主導位置。錢多與影響力是不一定掛鉤的。以舉足輕重論英雄，中國今天冠天下。樹大招風，這位置不好過。

中國的立場應該是歡迎競爭生產，集中於改進人民的生活與自由，什麼國際主導云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問題是關鍵位置就在那裡，而中國很龐大。於是，人民幣的不同處理，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會有很大的差別。我認為這處理要集中於減低貿易與投資的交易費用，盡量避免政治上的瓜葛。

形勢二。我說過了，因為工資與匯率皆調整不易，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定律在某些情況下會失卻功能。在世界局限有了大變的今天，國際上這定律更有問題了。然而，因為局限有了大變，工資、匯率、福利制度等一定要跟著調整。從加拿大與日本的經驗看，十多年的調整期不一定足夠。

大致而言，不需要調整的是贏家，需要調整的是輸家。政治上，調整的責任可能推來推去，而我認為這是國際上的經濟爭議的根本原因。倫理上，我不認為北京有責任調整人民幣的匯率，但與美元掛鉤（阻礙美元調整）確實有點問題。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今天不可行，我解釋過了。向上調升嗎？到哪個價位才對呢？人民幣對美元及其它先進貨幣是偏低，但對勞力比中國廉價之區就很難說了。

又是上文所說的關鍵位置使人民幣的匯率調整有獨特的困難，這方面高不成，那方面低不就，而如果調來調去三幾次，外人對人民幣的信心會盡失。結論是人民幣要選掛另一隻鉤，或下另一個錨。下文會簡述，下錨有幾種方法，而中國目前可取的只有一種。至於錨的選擇，我認為重點是脫離所有外幣。


四種下錨的方法

本月四日我在《壹週刊》的「南窗集」發表了《貨幣不可以沒有錨》，三個月前寫下的，認為是比較重要的文章。文內提到貨幣下錨的方法大致上只有四種，即是說只有四種貨幣制度了。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弊端，應該選哪一種要看形勢而定，沒有一種是永遠地勝於其它的。選了下錨之法，我們再要選下哪一個或哪一種錨，而錨的選擇數之不盡。無論是下錨之法或錨的本身，中國今天的選擇不困難。先談下錨之法吧。

第一種下錨之法是本位制，如金本位或銀本位。這制度，貨幣的本身就是錨。我的舊同事蒙代爾（R. Mundell）贊成這制度，但我認為不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因為金或銀的供應量不足，不夠彈性，會把經濟發展約束得太緊了。第二種是法定通貨（fiat money）制度，今天英美使用的。這制度彈性最大，但間接地以物價指數及經濟指數為錨，過於空中樓閣，調控有很大的麻煩。中國今天不適用：一方面，人民幣偏低，一旦放開浮動不知會被炒家炒到哪裡去；另一方面，雖然佛利民說得順理成章，但英美調控幣量的經驗滿是問號。第三種是「鈔票局」，今天香港採用的制度。這制度大國不適用，說來話長，不說算了。

最後一種是中國目前使用的，可能是朱老的發明。那就是以一個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目前是以美元的一個價，或匯率，為錨，可以直接按價成交，雖然還有根本不需要的、有害無益的外匯管制。這第四種制度有不少好處，但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如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中國有的是），人民幣的國際幣值要略為偏低。這條件中國看來可以持久地考一百分！第二個條件是國家願意為那劃定的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去調整貨幣量，因而某程度上要放棄以調整幣量來調控經濟。人民幣的國際幣值愈是偏低，其以幣量調控經濟的空間愈大（見拙作《匯率戰略論》）。今天，向前看，中國繼續「保八」沒有大問題，所以調控經濟不需要有廣大的貨幣政策的空間。是的，橫看直看，中國的條件足夠有餘，第四種貨幣下錨之法最可取，其它不用考慮了。要考慮的是脫離美元而選另一隻錨。


脫離美元的選擇

人民幣要與美元脫鉤，有四大理由。

一、我說過了的。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是纏著美元不放，美元要貶值貶不著對人民幣，使美國失去了一項調整經濟的機能。這難免增加政治經濟上的糾紛，夜長夢多。

二、如果美元大搞貶值，人民幣跟著貶下去，通貨膨脹一定會在中國捲土重來，而又因為人民幣值偏低，中國的通脹壓力會高於美國的。

三、人民幣與美元或任何外幣掛鉤，掛上之後沒有更改的空間，因為略為更改會導致再更改的市場預期。長遠而言，這掛鉤是一項硬性的約束，失去了某時某事可能需要的彈性。

四、中國解除外匯管制可能迫在眉睫，或起碼是遲早的事。既然解除匯管，中國當然希望人民幣能成為國際貨幣。以今天的形勢看，只要解除匯管，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是必然的。但國際貨幣也有普及流通與不普及流通之分。與美元掛鉤，形像上人民幣是寄人籬下，其普及性就要打個大折扣。

人民幣要與美元脫鉤，但不要自由浮動。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選掛另一隻鉤，或下另一隻錨，換錨時與美元的匯率平過，然後放開美元。放開之後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是自由浮動的，但人民幣下了另一隻錨，穩如泰山，皆大歡喜。記著，朱老劃下來的貨幣制度不變，變的是選用另一隻錨。

可下之錨數之不盡，要下那一隻呢？

今年三月我建議考慮人民幣與一籃子外幣掛鉤，或與一籃子外幣與物品的合併掛鉤。後來多想幾個月，我認為最高明還是脫離所有外幣，轉與一籃子物品（commodities）掛鉤。處理方法沒有什麼不同。選好了一籃子比重不同的物品（在期貨市場成交的可取，因為有嚴謹的質量規定，而價格的明確變動立刻知道），以某額的人民幣可以購買某大小的一籃子，定了一個指數（例如1,000元人民幣可購某籃子物品，指數可稱1,000或100）；任何外幣之額可購入同一籃子，這外幣額與人民幣額的比率就是匯率了。轉掛（換錨）時平過，人民幣跟著守住原定籃子物品的指數，對所有外幣的匯率自由浮動。

籃子之內的不同物品之價當然常有變用，指數不變是說同額的人民幣可以購買籃子內同樣組合的物品，而物品之價的變動往往要以外幣之價作為量度準則。以這籃子的人民幣物價的指數為錨，是國家「擔保」市場可以這指數直接成交，購買這籃子物品。然而，下文指出，這指數是可以更改的，所以市場成交的擔保只限於政府公佈指數的時期，指數有變物品的成交價就跟著變。當然，成交是市場的運作，政府只是擔保某時刻的某額人民幣換一籃子物品的所值。沒有人會真的按指數之價購買那籃子物品，只是事實上可以在市場按指數之價買到，而買與賣是市場的操作，與政府無干。換錨之後，以簡單的方程式及物價資料放進計算機，人民幣與各種不同外幣的自由浮動匯率秒秒不同，秒秒知道。

回頭說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其思維早有前科。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財政司彭勵治考慮轉用今天還存在的聯繫匯率（鈔票局）制度時，我參與其事，港幣與一籃子外幣掛鉤是討論過的。當時直接或間接參與考慮的還有三位國際經濟大師。大家都同意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可行，但政治因素則遠為複雜。彭勵治對政治很敏感，談虎色變，他說美國知道港幣與美元聯繫的意圖，沒有反對，就堅持不作他想了。（聯繫匯率與今天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性質不同，後者是不需要徵求對方意見的。）


一籃子物品勝一籃子外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了二十年的國際金融的觀察，我們的知識增加了不少。衡量以一籃子外幣與一籃子物品為錨的選擇，我們可以方便地從上文提出的要脫離美元的四大理由來考慮。美元是一種外幣，一籃子是多種外幣，性質類同，其差別只是較多較少而已。這是說，如果要脫離美元的理由成立，脫離所有外幣的理由也類同。

一、以一籃子外幣為錨（掛鉤）是纏著一籃子外幣，放寬了美元的浮動，因而希望減少美國對人民幣的政治壓力。然而，換過來的是一籃子國家聯手施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選一籃子外幣可能「買錯馬」——例如買中一隻像智利的馬——怎麼辦？大家都知道美元可靠，知道格林斯潘是真君子，但其它外幣會是同樣可靠嗎？有誰可以保證在世界大變的今天，一籃子外幣中不會有一些可以觸發類似一九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的情況呢？再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天的歐元與日元，其國際幣值偏高可能比美元更甚，只是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壓力團體而已。

從這第一點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較為優勝。

二、一籃子外幣之內，互相競爭貶值的機會絕對不能低估。人民幣以這籃子為錨，跟著這籃子貶值，其通脹效應會比外幣為高。記著，人民幣今天偏低是強幣，通脹捲土重來會削弱人民幣，是代替了人民幣升值的一種調整。這種調整不妥，比不上讓人民幣浮動上升。

從這第二點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也較為優勝。

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其物價指數可以按時調整，所以對經濟有較大的自主彈性處理。雖然這物價指數與一般的通脹指數不一樣，但類同，而且可以直接調控。例如政府可說明那籃子物價每年上升百分之二（指數100升為102），公佈後市場對通脹的預期大致相若，而國際的匯率也跟著變，大方得體，只要不是亂來，市場的信心依舊。

個人認為，如果政府按時公佈為錨的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就不需要再公佈通脹或通縮的指數了。後者往往有問號，是間接的為時可長可短的貨幣政策效應，可以擾亂市場的運作。一籃子物價的指數不是全面的物價，但如果選得適當，作為一般物價的代表就可圈可點。

從這第三點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也較為優勝。

四、解除匯管後，人民幣打進國際貨幣市場在所必然，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獨樹一幟，在市場有以物品界定的清晰保障，當然是勝於一籃子外幣了。


國際貨幣的成功條件

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在國際市場流通是佔了很大的便宜。印製鈔票的成本近於零，而發了一元流出外地，如果不打回頭，就是賺了一元。過了一些時日打回頭，賺的是利息。還有，一種貨幣在外地流浪，所謂浪跡天涯，其幣量增加不會對本土的通脹有影響。聽說今天北京感到頭痛的一個問題，是為了處理外匯進賬，人民幣量急升，恐懼通脹重來的學者不少。讓人民幣到外間漫遊，是紓緩這恐懼的好辦法。

一種貨幣能在國際上賺點外快，是應該的，理所當然，因為這貨幣是協助了國際的貿易、投資，與財富的積累。賺外快是服務的回報了。雖說無本生利，其實間接的、不明顯的成本相當高。單是要外人對一種貨幣有信心，認為可以保值，能被國際大眾接受，是要日積月累地經過千山萬水的。但千山萬水的成本是歷史成本，今天不再是成本，卻可談收穫。這是中國之幸。

是誤打誤撞，還是天才明智，都不重要：成功只能以效果來衡量。今天外間對人民幣的信心是無可置疑的。說實話，人民幣跑過了千山萬水，為期之短是二十二年前我這個被佛利民、貝加等大師認為是世界上對中國最樂觀的人沒有想到的。可幸二十一個月前我在天津的南開大學以《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貨幣制度》為題講話，有站得密不透風的學生為證，指出人民幣因為有中國青年的知識與生產力的支持，其國際強勢已成定局矣！（老人家的眼鏡跌不到地上就被抓起來了。）

人民幣今天要成為國際貨幣，普及的那一種，還要做兩件事，技術上可以容易地做到。其一是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更好是加上放開整個金融行業。其二是把人民幣的鈔票來一個新面目。有兩點。一、發行一些五百元面值的鈔票，因為今天最高的百元面值，數千元就不容易放在錢包裡（為恐費沙的貨幣幻覺理論真的有料到，不考慮千元面值吧）。二、鈔票要有國際性的高檔次的形象：沒有政治色彩；加上RMB及幾個英文字；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把名字簽在鈔票上。也要藝術美觀，莊重得體——這方面要請專家品評了。


結論

本文建議人民幣轉與一籃子物品掛鉤，不是古老的本位制，而是用可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是歷史上沒有採用過的。聽來標奇立異，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小發明，不足以拍掌。這樣說，是因為中國目前的下錨方法——貨幣制度——不需要改。人民幣要脫離美元而下另一隻錨，不難理解，我只是在數之不盡的可下之錨中，指出一籃子物品是中國目前的最佳選擇。中國現有的下錨方法已施行了大約十年，證實可行，可以小修，但不應該大動。

不要誤會，我不是中國今天的貨幣制度的專家。我所知的大略是從國內的朋友聽回來的。有膽從只知大略而提出建議，是因為以這大略推出來的理論架構，翻來覆去數十遍也找不到嚴重的錯失。是的，只要外匯儲備足夠，或人民幣能略為偏低，而北京又願意某程度放棄以貨幣量的變動來調控經濟的話，用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貨幣之錨行得通，可靠，而縱觀天下大勢，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我可以想到的最上選的了。

歐元之父蒙代爾提出亞洲要學歐元那樣，搞一個亞元區。我不認為歐元的經驗是成功的。今年六月看數字，歐元成員國的失業率是三點六至十一點四，有很大的分歧；最重要的德國與法國，其失業率分別是十點七與九點三，皆重災區也！這樣，幣值強勁是沒有意思的。

炎黃子孫滿佈東南亞，應該歡迎人民幣的國際普及。他們的經濟與神州大地的息息相關，彼此的貿易以人民幣結算，本土的經濟由本土的貨幣量調控，是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情況了。

再說貨幣打進國際市場這門服務生意，我想不起有那位貨幣歷史學者曾經為之著書立說。二戰前大英帝國有「日不沒國」之稱，英鎊雄視過地球一段長時日。三十年前日元有過一小段風光，後來屢有偏高，其普及搞不起來。十多年來，美元因為有強勢而雄視天下。今年歐元強勢明顯，開始搶佔國際市場。人民幣怎樣看呢？如果以一籃子物品之價穩定強勢，解除匯管後歐元將會遇到一個不容易應付的對手。加上海外有那麼多有錢的華人捧場，你道我要賭的錢放在哪一邊？是熱鬧的世界！

經濟學者的選擇

朱錫慶寄來快要在國內出版的《有場景的知識》一書的文稿，是此前發表過的經濟散文的結集，希望我能寫個《代序》。原來他說的「場景」是我常說的街頭巷尾，是我重視的治學地方。這使我想到經濟學者的選擇，在這裡說說吧。

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解釋與推測相同。這是說，在某些情況下（稱局限條件），依據經濟學的原理（主要是需求定律），人的行為會怎樣，而如果情況（局限）轉變了，行為會跟著怎樣變。這是解釋，也是推測了。

人的行為及其效果的好與壞，是價值觀，任何人都可作判斷，不限於經濟學家。價值觀（例如離婚是好還是壞）是道德、倫理上的事，不是不重要，而是互相不同意時吵一百年也不會有結果，是科學之外的事了。福利經濟學就涉及這類問題（例如政府應否資助教育），不少經濟學者有興趣。

然而，既然經濟學可以推測人的行為及其效果，這學問可以提供怎樣改變局限會有什麼效果的分析，讓他人的價值觀判斷。這是經濟學的次要用場，次要也重要。這種提出建議的學問是政策經濟學。舉個例，通貨膨脹究竟是好還是不好，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推測在怎樣的情況下會有通脹，以及通脹會帶來怎樣的效果，則是經濟學者的專業了。

解釋行為或現象是經濟學者的本分，而有了解釋，他們往往提出個人的主觀政策建議。通常不會有影響力，因為決定政策的是執政的人。執政者有壓力團體的左右，也要顧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是低貶執政的人，而是任何人作為執政者都會那樣做，只是有些人的靈魂之價高一點，有些低一點。

一般而言，經濟學者的靈魂既不超凡，也不脫俗。他們有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某些政策而歪曲了——甚至刻意地歪曲了——理論分析。我自己呢？既不超凡，也不脫俗。但我是個固執的人：我不想知道自己的靈魂何價！這樣，醉心於經濟解釋，而有了解釋才作出政策建議時，執政者怎樣選擇我不介於懷。我說過了，如果我以改進社會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解釋行為或現象是有趣的工作，足以令人廢寢忘餐。有趣，但認真從事的人往往在恐懼的日子中生活。最可怕而又愚蠢的，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是的，道聽途說或資料數據皆可誤導。不是不可以用，但要考證，而考證的工作相當頭痛，有時吃力不討好。

這解釋了為什麼數十年來我喜歡在街頭巷尾觀察，問左問右，有時拿出錢包來考一下出售的人，而有時親自落手落腳地做起生意來了。但做生意我一般只是開了頭，知道生意的性質，清楚行內的現象，就不再管了。當年是艾智仁、高斯、佛利民等師友把我趕到街頭巷尾去的。但他們可沒有伴著我一起跑，只讓我自生自滅地跑了三十多年，寫成了今天中國青年喜歡讀的《經濟解釋》。

朱錫慶是個很有天分的經濟學者，像我一樣，是個街頭巷尾的現象專家。他在這方面的興趣，起於我們認識之前，不知是誰影響了他。如果有大量的中國青年跟著朱教授的路線走，神州大地的經濟學就變得精彩了。

學問與藝術

六十八歲了。五十歲時，我考慮近退休之際要向藝術打主意，因為藝術可以老而愈妙。法國的莫奈，中國的張大千、朱山己瞻等是例子。不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藝術大師，而是一般之見說搞科學的到了晚年沒有建樹。我想，退休後總要有點玩意，而不能令自己有點成就感的搞不過，就想到藝術那邊去。五十五歲那一年，我考慮研習書法。是非常慎重的考慮。我這個人不學則已，一學驚人，決定了做什麼都投入，思想與時間的代價不一定付得起。我考慮自己學書法的條件：手的靈活性，中國文化的認識，藝術的哲理與構圖的根底，老師的選擇，等等，大致上都及格，但還是拿不定主意。去問黃苗子，他說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我想，那應該是對的吧。我又想，自己搞了多年學問，古今中外皆有所染，雖然學得雜，但曾經深入，學得痛快。這樣，學書法就孤注一擲地決定了。當年認為苗子說得不錯，是因為我所知的藝術大師都很有學問：米開蘭基羅的詩寫得十分好；達芬奇簡直是個科學家；莫札特懂六國語言，對視覺藝術的見解了不起；塞尚理論縱橫；梵高寫的書信表達著湛深的哲理……自己認識的黃永玉與黃苗子皆學究天人。後來我才知道，書法老師周慧珺也很有學問。學問與藝術有著重要的連帶關係，這觀點應該不是起於苗子的。極有天分、有機會成為演奏家的古典音樂學子，拜師於名家門下，除不斷練習外，名師喜歡指導他們多讀書，做點學問。這關連可能因為有點學問的人的品味較為高雅，思想較為清晰，多點想像力，感情少做作——因而較為純真。這些是顯淺的看法，但應該沒有錯。十多年前開始學書法時，我為學問與藝術的關連想了好一陣，之後就沒有再想了。但最近這個關連問題再使我好奇地想，想了幾晚，覺得答案不簡單。有兩個新近的體會使我這樣想。其一是這幾個月來我重操擱置了三十八年的攝影藝術，在短時期內拍攝了足以出版三本書的作品（一本已面市，一本已付印，一本正在考慮如何整理）。這些作品攝來比三十八年前遠為容易，而學術界朋友的評價，卻是比以前的高了。這是說，雖然擱置了多年，以學術界的品評為準則，我的攝影藝術莫名其妙地有了長進。第二個體會是關於書法的，很失望。十多年窗下，書法寫來寫去寫不出什麼學問來！一得一失，要怎樣解釋才對呢？首先要指出的，是搞藝術不可以不管技術。技術的訓練是必須的基礎，這基礎愈好愈佔便宜。但頂級的藝術是不一定需要有頂級的技術支持的——需要的是一個起碼的技術水平。攝影那方面，一九五八年我在加拿大作過職業攝影師，前前後後有十年研究黑房與光法的經驗。今天的電腦科技我不懂，但光法、層次、背景、構圖等處理沒有變，攝影技術的整體怎樣看也是沒有問題了。書法呢？最困難的用筆技術，六年前周老師就說我畢了業，而用墨、用紙等是遠為容易了。可以說，無論攝影或書法，我的技術沒有大問題。但為什麼書法寫不出學問呢？要明白這問題，我考查自己攝影的進步究竟是在哪裡，希望從而知道書法沒有進境的困難。我選了兩組人問意見，都是熟知我數十年前的攝影作品的。一組是幾位美國學者朋友，另一組是香港的兩位攝影家：陳平與黃貴權。不容易精確地判斷這兩組人的看法，但大致如下。美國的朋友認為我今天的攝影作品比數十年前的深奧，可以看得遠為長久。陳平與黃貴權呢？他們認為我今天的作品亂來，膽子比昔日的大得多了。為了這兩組朋友的評價我想了好一陣，得到的結論，是深奧與亂來是同一回事。我又想，這些日子我寫的自己比較滿意的經濟學散文，的確有點亂來。好比不久前在《信報》發表的關於成衣配額的文章，在網上多處轉載，被吵得很熱鬧。亂來地揮灑有奇效。什麼垃圾箱重得拿不起呀，什麼瞞著老婆帶年輕的宋美齡到雅谷吃晚餐呀，又或者說美國昔日的成衣進口配額的保護主義，其實是保護著香港的成衣製造商，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蠢行為，等等，是很有點亂來的經濟學了。然而，我想，在三十歲寫佃農理論時，這種亂來揮灑的功力我是沒有的。這樣看，學問的進步是走向亂來的境界。藝術也如是。書法呢？我屢試亂來只是亂得一塌糊塗，不成章法，連自己也目不忍睹。有章法的亂來應該是最高的境界吧。散文如是，攝影如是，書法如是，經濟學也如是。一位收藏我的書法的朋友，每次求字都要求我寫得狂放，愈狂愈好，那就是要求我亂寫一通了。惟命是從，我狂而亂之，目不忍睹，十之八九交不出去，交得出去的他總是不滿意，認為不夠狂，不夠亂。最近他要求我寫《三國演義》開頭的明人楊慎作的《臨江仙》，那眾人皆知的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起筆的那一首。說明要八呎整張，是大於一張雙人床的宣紙了。我想，好了，這次真的給他亂來一下吧。花了千五元買得數十張八呎宣紙，睡得足夠，一口氣亂寫二十多張，筋疲力盡，累得動也不能動了，結果是一張也選不出來。書法的學問，真的是那樣困難嗎？走著瞧吧。總有一天我會亂寫一通之後仰天大笑！

教育之道是賞勝於罰

報載一位小四女孩，因為默書不及格，被老師罰「抄錯字」，抄至深夜也抄不完，被母親撕毀，母親因而受到老師的無禮「教訓」，不服氣，帶著女兒在校門外靜坐十八個小時。

很多年前讀到另一個故事。鄧小平某天在朋友家中，孩子頑皮，朋友要罰孩子，鄧小平說：「給他一粒糖果吧！」我想，鄧小平懂經濟！

是的，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通常有兩種做法：其一是懲罰，其二是獎賞。如果成本相若，獎賞永遠是較佳的選擇。鄧小平的例子，單從孩子的父親來說，獎賞的成本是一粒糖果，懲罰的成本可能是零（例如罰企），可能是負值（例如罰掃地，對家庭有益），但也可能非常高（例如孩子不服氣，放火燒屋）。當然，獎賞之法不能用於某些有損他人的行為上：例如打家劫舍，獎而賞之豈有不世界大亂之理？

回頭說教育孩子，要糾正行為，如果成本相若，獎賞一般勝於懲罰，因為效果是明顯地前者勝後者。因此，就算獎賞成本較高，往往還是較佳的選擇。想當年，自己在國內及香港讀中小學，沒有得過什麼獎賞，永遠被罰，天天罰：罰企、罰留堂——對我來說，「抄錯字」是近於獎賞了。為什麼炎黃子孫的教育喜歡罰、罰、罰呢？難道沒有一個有鄧小平先生的智能嗎？不是的。我們的老師喜歡罰學生，因為老師自己的成本是零。

我自己老早就知道，教育孩子是賞勝於罰，所以今天齡約三十的兒女，從出生的第一天起，我沒有罰過，連責罵半句也絕無僅有。因為自己事忙，我選的獎賞方法是成本最低的：口頭的讚賞與鼓勵。這樣，不讚時孩子就當作是懲罰了。家訓只有重要的一條：不可有不良嗜好，就是父親的不良嗜好也不能學。這是兒女到五歲時，開始能與他們講道理，才細心解釋一番的。

讀書嗎？不管他們的功課，不問成績，只按時與他們的老師研討，老師讚賞的話就轉告給他們聽。一天我對兒子說：「老師沒有讚你的數學」，兒子就明白了。從來不給兒女請補習老師，但兒子被大學取錄後，對我說：「我的數學水平不夠，可否在暑期給我一個補習老師？」我隆重其事地找到一位很有天分的數學老師，請他替兒子在進入大學之前的暑期補習了兩個月。我對該老師說：「不要教我的兒子怎樣算出答案，教他數學是怎樣思想的。」後來兒子在大學的數學成績一律甲級。

再說兒女在美國讀幼兒班及小學時，鄰近公立的免費，私立的每人每月學費二百七十美元，且要駕車半個小時，由我親自接送。但當我從同事中聽到某私立學校的教育哲理是只賞不罰，就不作他想了。每月見兒女的老師一次，兒女的強項老師大讚之餘，希望我容許教得快一點，深一點。弱項呢？怎樣不成老師也不說弱，只是說慢一點：「就慢一點吧，過些日子可以加速，年齡還小啊。」每班學生大約二十個，每個的課程往往不同。個別教育，加快加深是賞，減慢減淺算是罰了。

上述的精彩教育制度，老師的成本當然較高。但今天香港的公立教育，通脹調整後，政府的補貼遠高於昔日我替兒女繳交的私立學費。大家都知道這悲劇是怎樣的一回事，只是出錢的納稅人沒有話事權罷了。

貨幣不可以沒有錨

人民幣應否升值引起輿論滿天飛，水平一般，而其中有說讓人民幣自由浮動是尊重市場，是按自由市場的規律從事云云。這觀點可能對，也可能錯，但一般都有誤解的成分。問題不簡單，讓我簡略地以二千字的篇幅分析重點吧。

（一）貨幣的主要用途是協助市場的貿易與投資，包括國際的貿易與投資。這是說，貨幣的主要用途是減低交易費用，其他皆次要。很不幸，脫離了昔日的本位制後，好些國家把貨幣政治化：壓力團體各有各的企圖，赤字財政可用貨幣供應出術，通脹可作為間接抽稅，等等，而什麼大選在即，增加幣量刺激一下經濟是司空見慣的。

（二）沒有錯，自由市場的運作要讓價格自由浮動。但協助市場運作的貨幣一定要有錨（anchor）。像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冇尾飛砣是純真的無錨貨幣，增加交易費用，不可取也。錨是要有的，問題是間接還是直接，及選用怎樣的錨。這也是說，貨幣要掛鉤，問題是怎樣掛及掛什麼鉤。下了錨之後，所有錨外之價應該自由浮動。

（三）昔日的金本位或銀本位制度，貨幣的本身（金或銀）就是錨。這制度的大缺點，是貨幣的供應量由金或銀的供應量決定，缺乏彈性，不容易應付經濟的急速增長或其他的局限大變。香港目前的聯繫匯率，是港鈔以美元為本位之錨，彈性較多，但利率要跟著美國的走，也要放棄貨幣供應的自主權。

（四）那所謂無錨的fiat money制度（今天英美採用的），其實也有錨。這是由中央（或聯邦）銀行看著物價指數（一錨也）與經濟指數（二錨也）來調控利率與貨幣供應量。這制度的彈性更大，但有三個缺點。一、看著物價指數調整是間接的錨，不是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雖然貨幣的供應量與上述的兩個指數的連帶關係存在，但調整的反應要有六個月至兩年時間，而整個調整期可以長達五、六年，其間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兩錨不容易兼顧，往往有衝突，顧此失彼。三、因為上述兩點，fiat money制度的錨不夠明確，容易招來政治與壓力團體的左右。

（五）用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原則上，這是中國目前採用的：以美元作為一個指數而為錨，保錨是以貨幣供應量與外匯儲備調控。也是原則上，只有一個錨單以幣量調控就足夠，但因為時間上的問題，儲備就有用場。因為這種錨可以直接買賣成交，制度清晰可靠，有說服力。但以美元為錨也有三個缺點。一、美國可能不高興，引起爭議。二、美元的走勢不一定適用於中國。三、最重要的，以匯率為錨，為了保匯率可能引起外匯及其他管制，得不償失。

沒有經濟學者會贊同外匯管制。所以四年前當我見人民幣是強幣，但因為匯管而有黑市匯率低於官價的情況，就建議浮動人民幣，希望能以此協助匯管的解除。今天的形勢不同了。人民幣的強勢不用我看，匯管可以解除也不用我說。但今天，人民幣浮動或升值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會有大害，我解釋過了，而通縮的幅度很難預測。

（六）以美元為錨，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是浮動的，但久非善策。人民幣要選另一個錨（掛另一隻鉤），而看今天的形勢，早轉早著。但目前人民幣千萬不可選用英美的fiat money制度之錨（經濟指數與不能直接成交的物價指數）。原因是這些間接之錨需要長時間調整，而人民幣一旦自由浮動，不知會被炒家炒到哪裡去。換錨的選擇是明顯的：要選在原則上可以直接買賣成交之錨；換錨時要與今天的美元匯率平過；轉換後炒家不會炒到人民幣那邊去。

（七）今年三月，我建議人民幣轉用半籃子外匯與半籃子期貨的合併而掛鉤（為錨也）。但後來再細心考慮，認為籃子中有任何外幣皆不妥。外幣國家可以聯手反對，而又因為世界正在大變，中國貨幣的上選政策是以不變應萬變，何況貨幣政策是要有穩定性的。

我於是想，還是回到貨幣的基本用途那方面去吧。選一籃子物品為錨，可以是期貨，可以是市場現貨，組合後成為一個指數而為錨，只要某數量的人民幣可以直接購入某大小籃子的物品，人民幣就穩如泰山。這指數可以固定不變，但也可以有彈性，看著經濟情況而略為調整，例如一籃子的物價指數可以按時提升或下降少許，但政府最好能預先說明這些小變動的上、下限。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與目前的以美元為錨，是性質相同的，但以前者為錨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皆自由浮動。換錨時平過，而籃子內的物品如果選得適宜，炒家會止步。

（八）要維護一籃子物品之價為人民幣值之錨，單是控制貨幣的供應量，加上一點外匯儲備，就足夠。但如果政府要兼顧其他，例如以調控貨幣的供應量來調控經濟，儲備就要增加。所以今年三月發表的《匯率戰略論》，我指出如果要兼顧經濟調控，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要持久地略為偏低。

（九）七年來中國的通脹率是零（其實略有通縮）而經濟增長率還可保八。我曾指出，保八還可以維持一段長時期。這樣，中國的貨幣政策可以容易地穩守一籃子物品之價，持久不變，因為不需要兼顧經濟的增長指數。

結論是清楚的。完全沒有錨的貨幣不可取。市場物價要自由浮動，但為了要減低交易費用，貨幣不可以像冇尾飛砣，或明或暗總要下個錨，或掛只鉤。人民幣今天的強勢，起於中國同胞與國際投資合併的生產力，但也正好說明北京的頭頭在重要的貨幣上沒有營私舞弊，令人欣賞。雖然貪污還多的是，但炎黃子孫終於可以在國際上高視闊步一下。天意也！

人民幣有強勢、外匯儲備充足，選取貨幣政策當然遠比人民幣有弱勢、國債纍纍的情況來得容易。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不是長時間，但畢竟是經歷過千山萬水，今天大可披襟岸幘！審時度勢，按理辦事，北京要集中於貨幣的基本用途來處理人民幣。

（按：此文三個月前寫好，是自己格外滿意的文章，打算在九月二十五日繼《人民幣的爭議》之後發表。但當時輿論太多，眾說紛紜，故押後至今。）

張家界之行（二之二）

我們在張家界第二天的遊覽項目，本來是安排了天子山、寶峰湖與黃龍洞，但太太和我商量了一陣，見時間過於緊湊，決定放棄黃龍洞。幾年前我們到桂林時走過三個洞，有見一而知百之感。洞內之景不是奇異，而是奇怪，沒有到過的應該走一趟。據說張家界的黃龍洞與九天洞皆勝於桂林的。

天子山差不多是眾所公認的、武陵源內最可觀的景點。也要坐吊車上去，其「吊程」比上黃石寨的行得遠、行得慢。論風景的氣派，天子山勝黃石寨，但以震撼論英雄，黃石寨卻勝了一籌。前者是廣角大場面，後者是扣人心弦的巨石參天。

這裡我忍不住要批評一下。在天子山的頂上有一個賀龍公園，其中竟然放著一部噴射戰鬥機與一輛坦克車！這些不倫不類、與景觀怎樣也加不起來的不祥之物，顯然是由直升機吊上去的。不知是誰想出這個壞主意。

該日天氣好，而因為上一天有雨，霞氣頗重。沒有雲海，也不清晰，不是上佳的攝影環境，但那麼多的石柱屹立眼前，彷彿對我說著些什麼話。那些石柱站在那裡有二百萬年了，不是很寂寞嗎？然而，有那麼多一起站著，他們不應該有孤獨感。有誰可以肯定他們沒有靈性，沒有彼此互通的情意呢？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不知石柱對這些變化的感受怎樣了？

我很注意石柱上的松樹，不大的，是因為沒有泥土的緣故吧。在美國研究林業時，我對那所謂原始（old growth）森林有特別興趣。所謂「原始」，是指那些從來沒有給人砍過樹的區域。當時朋友之間都懷疑有哪個地方的樹真的從來沒有給人砍過。見到武陵源的石柱上的樹，我肯定沒有人砍過，雖然新陳代謝，有老死有新生，但毫無疑問是「原始」的了。二百萬年，寒來暑往，這些樹就是那樣靜悄悄地與石柱相依為命。

寂寞怎可以那樣持久呢？一時間我感到石與樹之間，樹與樹之間，石與石之間，不斷地在對話，只是用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語言。這樣幻想著，我彷彿聽到他們對話的聲音，於是拿起照相機，找到他們之間的親切情景，把快門按下去。

天子山之巔還有兩個可取的攝影題材。其一是周圍都是峭壁，樹木下降得很快：近身樹幹對開就是其它樹的葉了。可能因為對開的樹多受風霜，是深秋，葉先黃。我拍攝了幾張很稱意的、近景是樹幹綠葉而背景全是黃葉的，有點抽像，有點淒涼，不忍久視。我想到到孫巨源的《河滿子》的其中幾句：

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
天若有情天亦老，遙遙幽恨難禁。

第二個可取的攝影題材，是那裡有些花草我從來沒有見過，可能曾經是歷久遠離人世的環境使然吧。既然是深秋，花草也淒涼，但卻顯得詩意盎然了。

在天子山上徘徊得過久了，下午二時許才到山下吃午餐，趕到寶峰湖已是四時半，有雲霞，不見太陽了。只有個多小時的拍攝時間，命船停了下來還在移動，過了不久快門不夠快。湖不大，但有難得一見的湖光山色，取景易如反掌。是水很深的湖，據說是高山環繞之間有一窄縫，當地的人把該縫堵塞起來而成湖的。這樣，讀者可以容易想像該湖之美：環繞的眾山拔水而起，與水光倒影加起來恍若仙境矣。

本來打算到張家界去拍攝紅葉的，但武陵源沒有紅葉，有黃的。個人的攝影取捨，黃勝於紅。寶峰湖後我們決定過一夜就乘汽車到張家界之東的長沙。款待的朋友說已找到了紅葉之區，但要向西行。考慮後我婉卻紅葉。殊不知東往長沙半途，他們告訴我黃永玉的故鄉——鳳凰——是在張家界的西部，與紅葉之區相近。我的印象是鳳凰位於長沙之東，錯了。永玉與黑蠻多次邀請我到鳳凰去，而我在圖片見到的確實迷人。據說這個古城不久前獲得國際重視。這次張家界之行，失去了機會。如果老早分得開東西南北，我會求黑蠻參與張家界之行，然後帶我們到鳳凰去。

不打算多出攝影集，因為雖然拍攝不難，但構思一個主題、選取作品融合、設計安排適當、詩情文字得體等，是艱苦的工程，是另一種遠為頭痛的藝術創作。但既然到了張家界，我還是希望有足夠的作品來一本武陵源什麼的。我想，出不出書是他日的決定，可能的話我應該先湊夠了足以成書的與武陵源有關的作品。為此我們從早坐汽車往長沙，沿途為攝影停車五次，到長沙已是晚上七時了。

張家界沒有很多典故，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少見經傳。我們歷代的騷人韻士，對名山勝水的詩詞歌賦寫得多了，但找不到關於張家界的。張家界改過名字應該不是原因：古代詩人寫名山勝水大都提及山名、水名、地名，但找不到與張家界相近的。歷史上，張家界是少數民族之區，奇山一帶有交通困難，也有治安問題。這些應該是被外間文化漠視了的原因。

要到張家界旅遊的朋友不要給我誤導。我只是過客，所到之處是朋友安排的。那裡游點甚多，其它到過的朋友提出來的好些景點我沒有聽過。武陵源這個名字似乎是新近發明的。究竟哪些名勝包括在武陵源之內我不肯定。依照兩本讀物的陳述，武陵源面積三百六十九平方公里，觀其圖，包括所有張家界的名勝重點。其它的刊物可沒有那樣說。

（二之二）

配額：前車可不鑒乎？

中國兩年前簽訂世貿協議後，紡織成衣產品進入美國的配額按步取締，其中一些取消了配額。後者中有三種產品因為取消了配額而導致美國進口急升。美國決定把配額於明年初放回去。中國反對，說美國違反了世貿協議，美國則認為沒有違反，吵了起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不懂，但誰對誰錯不是這裡要探討的話題。

經濟學者是屢有分析配額的效果的。他們一般是按照課本的方法，把幾條曲線移來移去，看著法例加上一點變化，然後以些什麼回歸分析計量一下。這種分析不是錯，而是因為過於著重方程式與進出口數字，忽略了我認為是製造品配額最重要的含意，也即是說漠視了最重要的內容。讓我說說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成為世界第一成衣（紡織品）出口「國」。你道為什麼？是因為六十年代中期，美國及其它先進之邦，以配額約束香港紡織品的進口數量！

那些年頭我在美國，親眼看得分明。六十年代，香港的紡織品只在低檔的百貨商場的地下（basement）出售，品質奇劣，價格相宜，見不得光，與數之不盡的落後國家的產品排排坐。配額約束實施後，香港成衣的質量急升，幾年之間由地下升到最高檔的那一層，而價格也大幅提升了。不少美國的高檔牌子慘遭淘汰，或節節敗退。是的，七十年代後期，香港富有的太太小姐們，坐飛機到美國的高檔商場購買衣服，買回來的都是香港貨。

有什麼奇怪了？四十年前美國某些州份把香煙稅改為以每包算，香煙立刻加長。若干年前西雅圖某區政府委任的收垃圾公司發了神經，垃圾按每箱收費。該區的垃圾箱立刻加大，塞得滿滿的，父母叫孩子在箱中的垃圾上跳，結果是垃圾箱重得拿不起來！

配額是值錢之物。一件成衣要一個配額才可出口，製造商怎會不增加其質量呢？這正如香港進口的美國蘋果與金山橙，因為高檔的與低檔的要加同樣的運費，進口商當然選高檔的了。如果我瞞著老婆，偷偷地帶一個像年輕的宋美齡到雅谷進晚膳，我不會那樣傻，問侍應有沒有漢堡包。

經濟理論的解釋當然還是那條需求定律。香港中六學生懂得的答案，是雖然加上運費後，優質蘋果與劣質蘋果的價格一起提升了，但從相對價格那方面看，優質蘋果的價格是下降了的。需求定律的價格，永遠是相對價格。同樣，提升成衣質量，其價格是上升了，但優質與劣質同樣加上一個配額之所值，優質成衣的相對價格下降，所以出口的質量提升。

這分析，中六學生說得出有一百分，但到了博士後只得六十，強可及格，因為只是大略地對。較為正確的分析比較深入，要把「量」來一個頗為複雜的闡釋。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第六章第五節處理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被配額約束了數量，香港當年會成為天下第一紡織成衣出口國呢？答案是兩個理由的合併。其一是優質使價格上升，而出口總值以價算。其二是優質的成衣遠為耐用，減少了他國的出口量。

另一個問題來了。當年亞洲的國家都受到同樣的配額管制，為什麼主要是香港跑了出來呢？答案還是需求定律：整個亞洲只有香港容許配額在市場自由買賣。這自由轉讓不僅使配額落於善用或適用者的手上，也使配額的價值上升，而這使香港的優質成衣的相對價格下降得更多了。聽說國內的紡織品配額也有在市場轉讓的，但因為法律不容許，市場就發明了一些偷龍轉鳳的轉讓方法。這增加了交易費用，然而，一般的觀察是國內的配額轉讓盛行，對產品質量的影響應該與香港昔日的相若。

任何製造品都有多個層面的檔次。在國際自由貿易的市場中，不同之區會按他們的比較優勢成本來選擇各適其適的品質檔次產出，選錯了的製造商會被市場淘汰。不是說在配額引進之前，香港的製造商沒有能力產出質優、檔次高的成衣，而是在國際自由競爭下，他們認為投資於高檔次的產品，其成本鬥不過先進之邦。

配額的引進，是把自由市場的質量檔次排列更改了。怎麼可能呢？配額之前香港的成衣製造商認為走高檔的成本過高，走不過，難道配額之後走高檔的成本下降了嗎？不是的。答案是：配額引進之後，成衣製造商之間的競爭受到約束，使配額的每個受配者在某程度上擁有一點壟斷權，配額之價代表著壟斷租值，而這租值的存在容許持有配額的競爭者提升成本，因而容許成衣質量的大幅提升。在持有配額者的競爭下，均衡點是質量提升的成本增加在邊際上與配額的租值相等。是配額租值給予成本上升的空間；是需求定律強迫質量上升的選擇。這是經濟學。

是愚蠢得不容易想像的保護主義。當年美國與其它先進之邦，為了保護自己的紡織成衣商，把落後而質劣的香港紡織品加上配額限制。然而，到頭來，落後的香港成衣商，因為配額保護著他們，給他們有可觀的配額租值，讓他們有成本空間大展拳腳，提升產品質量，把先進的配額倡導者殺下馬來。這叫做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的紡織成衣，有眾多港商的參與，質量廣及多個檔次，其中不乏高檔的。入世之後，面對配額的瓦解，製造成衣的競爭急升。在這樣的情況下，配額的重臨會使他們精益求精，可能把金縷衣造出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歐洲的什麼名牌將會有難矣！

張家界之行（二之一）

這幾年湖南的朋友屢次邀請我到張家界一行，說風景如何了得。我不為意，因為神州大地的什麼「甲天下」的風景名勝聽得多了，張家界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搞攝影的朋友很少提及張家界：他們首選黃山。有些影友說張家界不是攝影的好去處。

幾個月前我重操故技，再搞擱置了三十八年的藝術攝影。出版了一本題為《流光幻影》的攝影集，影友們的評價吞吞吐吐，但搞藝術與學術的把該書捧到天上去！意猶未盡，我再拍攝了足夠的作品出版《荷鄉掠影》，與《流光幻影》大小一樣的，快面市了。攝影集不可能賺錢，但搞藝術是過癮的玩意，貼錢出書，自我欣賞，在我之前的隱君子數之不盡。不僅攝影如是，繪畫、書法、收藏等隱君子，虧本出書者甚眾。是不容易理解的現象：藝術之外的其它書籍，決不會有那麼多的願意虧蝕的隱君子。

我的解釋，是感情的表達集中於一本集子裡，作者自己翻閱有莫名其妙的滿足感。聽說美麗的女人喜歡照鏡子，孤芳自賞，顧影自憐。難道我是因為能在自己的攝影集中看到自己的感情而頻頻翻閱嗎？可能是的。出書的好處是集中，也可以容易地翻閱，有一個整體的表達，使作者容易地有一種成就感。如果朋友或讀者欣賞，作者就知道自己的感情有共鳴。可惜以藝術作品結集成書，一般沒有市場。這可能因為讀者的共鳴來得不易，而更頭痛的，是以作品為主的藝術書籍，製作成本高得很。

拍攝了上述兩集的一百四十一幀作品後，我意識到對光的感受是回復到一九六五年的水平，而年長了三十八歲，對景物的感情是遠為樸實了。拿著照相機可以予取予攜的、我曾經說過的「莫扎特的感受」，再重現，但不知可以維持多久。不管是好是壞，搞藝術的往往遇上彷彿曇花一現的創作時期，可以來無影，去無蹤。為了爭取這奇異感受的持久，我答應了張家界之行。

到張家界後我才知道，那裡的風景區是一個很大的名為武陵源的地方。廣達三百六十九平方公里，只預備了兩天時間，不可能全部遊覽。我們只去了四個地方：金鞭溪、黃石寨、天子山、寶峰湖。

到風景名勝搞藝術攝影，攝影者要有一個心理準備。那就是拍攝風景之美，外來的過客怎樣也比不上本土長駐的攝影家。這是因為美麗的風景要講朝暉夕照、霧靄雲霞，而這些都要講機緣巧合，不是一個遊客可以容易遇上的。只要在名勝當地看些明信片，或為遊客提供的彩色攝影集，就知道機緣的困難度極高。然而，美景的表達是一回事，感情的表達是另一回事。搞攝影藝術的人是不需要看到美景才可以表達感情的。這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認為張家界很難拍攝，但我卻信手拈來，俯拾即是。

第一天的上午先去金鞭溪，初有陽光，繼而天陰，繼而下雨。是在山溪旁步行三個小時的遊覽，下雨之前我有兩個小時的攝影時間。步路舒適，環境幽雅，是難得一見的妙絕山溪。是深秋了，潦水盡而寒潭清，只剩涓涓流水。可以想像水多時該溪十分美麗。但當天溪上有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卵石。卵石也有情，在兩個小時內拍得十多張稱意的，算是豐收了。

天雨愈來愈大，打算回酒店的，但最後還是決定穿上雨衣，到黃石寨一行。要坐吊車上去的山峰。雨大不攝影，但觀景可以。張家界名不虛傳。我見過更幽美、更雄偉的風景，但以奇景論英雄，張家界冠絕天下！不是奇怪的奇，而是奇異、奇特、奇偉。是巨大得不容易想像的石林，所有明信片或介紹書籍都遠遠地貶低了那肉眼見到的令人震撼的奇景：無石不巨，無壁不峭，鬼斧神工，歎為觀止。同樣奇異的，是每根巨石柱上都長著松樹。沒有泥土，樹怎可以生存呢？

黃石寨使我感到人類的渺小。很多很多的巨大石柱，拔地千尺，甚至直入雲霄，你說奇不奇？是怎樣的一回事？據說二百萬年前張家界今天的奇景從海裡冒上來。

今天，中國很多景點都用上吊車為遊客服務。不少人反對，因為吊車破壞了景觀。但張家界就不應該反對建設吊車了。這是因為沒有吊車，不容易攀登巨石之巔覽觀。據說昔日沒有吊車時，為了好奇而攀登之士，跌死跌傷者甚眾。事實上，作為難得一見的風景區，奇景舉世無匹，張家界只這幾年才大名遠播。吊車聽說建於一九九七，而機場是更近期的了。也聽說再遠一段時期，土匪不少。今天這些都有大進步，只是汽車翻下山坡仍偶有所聞。

我問熟知的人士這十多年來的遊客增長率，響應是統計非常困難。他們同意的大略估計：十多年來上升了一百倍以上，五百倍以下。遊客人數首推香港、日本、韓國，鼎足而三，跟著是台灣與東南亞。但美國與歐洲的遊客甚少。是什麼辦得不對了？歐美的遊客應該是最懂得欣賞張家界那種奇景的。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派了兩位世界自然遺產專家考察武陵源，拍案叫絕，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雄偉的奇景。但今天，西洋鬼子還是少到張家界去。

可能張家界英語稱為Zhangjiajie有點那個，鬼子佬要讀也讀不出來；也可能酒店不夠高檔，有令人驚喜的風景但沒有令人驚喜的享受，美中不足也。但我認為主要問題是管理的安排。目前武陵源是國營的，其內的一些不同項目判出去給私營承包，從總收費分賬。較佳的處理應該是把整個武陵源承包出去，或分割開幾部分，然後每部私營承包。全部由私營管理、投資、修飾、推介，政府的租金收入會上升，貪污的行為會減少，而遊客會更為國際化。

聽說朱鎔基反對在景點起建築物，我則認為如果設計與天然環境配合得宜，可以接受。高檔而又入得國畫家眼裡的小居所、食肆之類，多一點總要比今天不多但老土難看的建築物可取。是的，如果在滿眼奇觀的山峰上可以舒適地、與世無爭地休息幾天，有上佳的紅酒與美食，很多人願意出很高的消費。國家既然是業主，私營的設計如何要經國家批准，是沒有誰可以反對的。

武陵源是上帝賜予的，耶穌誕生後二千年，開始前途無限。

（二之一）

不拘小節的學問

兩星期前在這裡發表《從余金之爭看中西學術文化之別》，讀者一般認同，但有兩位認為我偏袒余秋雨。我不認識余大師，沒有理由替他說話。我說的只是中西文化對余金之爭的看法不同：在西方不會有那樣的爭議，其中的分別我細說了。文中我提到不是重點的學問，不要多花代價或時間。理由當然是一個學者的時間或魄力就是那麼多，要選重點下注。要不然，重要的文章寫不出來。

我知道中國有很多學者，尤其是老一輩的，很執著，一字不苟，把很多時間放在微不足道的問題上。這是中國學術落後於西方的其中一個原因，但究竟為害多大就不敢武斷了。搞學問我也是個很執著的人，但只是在重點上執著。認為不重要的我無所謂，更不重要的我索性不管。以一些例子說說吧。

一九八五年起舒巷城替我修改中語文稿，我驕傲地在文章上說了出來。殊不知讀者嘩然：大教授原來要請槍呀！那有什麼奇怪了？我想不到哪一本國際名學報，會不聘請文字編輯（copy editor）替要出版的文章修改文字。當年公佈舒巷城，因為他是文豪才子，要沾他一點光。讀者嘩然之後，一不做二不休，我再公佈幾次！很有效，讀者再不嘩然了。

後來舒巷城病倒，我去信他的老友梁羽生，請後者協助修改文章。他說自己身體也不好，同意舒巷城對他說的判詞：張五常的文字不需要外人修改，且大讚一番。是梁羽生及其它朋友的鼓勵我才免了中語文字編輯的。

但我還有另一個有趣的困難：作為一個書法家好些字我不懂得怎樣寫，為文別字（白字）連篇。其實這些我常錯的字來來去去不足二百個，就是老去了的記憶力，兩三天的功夫就可畢業了。但我就是不願意花這兩三天的時間。《壹週刊》有個頂級字彙專家吳順忠，花千樹有個別號字典的葉海旋，而我自己的太太也算是半部字典——有那麼多人在旁維護，怎樣我也不願意分心去記字。（學書法，一個字的草書怎樣寫就非記不可了。）

英語文章呢？我可以寫得氣若奔雷，但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文稿的文法錯得一塌糊塗。不是不懂，而是懶理。為什麼呢？因為在美國時我和諾斯、巴賽爾及其它學者共享同一文字編輯。是個老婦人。她大讚我的英文，但當我發覺她改我的遠比她改他人的多，就問她為什麼會是這樣。你道她怎樣回應？她說我的文章好改，所以改得特別多！

一言驚醒，我寫英文不是要寫得文法沒有錯，而是要寫得好改。這樣，下筆是集中在思維清晰，注意分句、分段、用字的輕重、先後，分析論點的排列等。有些人，像羅素、史德拉，他們的英語文章寫得如有神助，不需要文字編輯。但他們是英語天才，我不是。我可以寫到他們的水平，但要有好的文字編輯協助。只要思想是我的，有誰去管我用不用文字編輯，或用一個，又或用三十個？

一九八八年我帶佛利民夫婦到北京會見趙紫陽，事前在上海汪道涵請吃晚飯，席中收到一個長途電話，說北京希望佛老會見趙總書記時可以呈上一份寫好的建議書。我們同意了。從上海到南京（其後飛北京）的汽車路程上（當時要兩天，今天是三個小時），佛老把他在晚上睡前手寫的文稿給我看，要我（在汽車上）代為修改。我於是為百年一見的大師改文章，連文法也修改了。改呀改，修呀修。到了北京，是晚上，周安橋找到當時他任職的天安公司的打字員，一路打，米爾頓、蘿絲和我三個人站在打字員的背後，一路改。你說過癮不過癮？這是不拘小節的學問。該「建議書」的全文可見於後來佛老和蘿絲的自傳（Two Lucky People）的附錄。後來到了一九九八年，我自己的比較重要的西方經濟學會的會長演詞，文稿寄給佛利民，他改了三十多處，都是文法與用字的修改。

不拘小節的學問不是亂來的，而是有不言自明但其實相當嚴格的重要性排列，使做學問的時間投資有明智的選擇。進入了研究院，排列重要性是同學們在課堂之外必須學習的過程了。多找教授們傾談，看他們怎樣分配做研究的時間，在什麼項目上斤斤計較，什麼委託助理，什麼不管。

在大事項上的重要性分類，一般都有行規，但細節上的處理就往往因人而異，各各不同。當年我是自己認為是大師的才倣傚，在他們之中選取與自己的喜好最接近的。例如文稿的處理，我倣傚艾智仁。他的初稿亂七八糟，永遠不管腳注。是把思想先寫在紙上再作打算，然後改呀改，擱置了一段時期又再改。艾師是要到文稿認為可以發表才加上腳注的。佛利民的方法也類同。

夏理·莊遜的文稿處理方法我不能學，因為學不到。他只寫一稿，用手寫，女秘書打好之後，補加腳注就拿去發表了。高斯也是用手寫的，但初稿非常慎重，隨寫隨加腳注，我也學不來。但我對事實的嚴謹處理是受到高斯的影響的。沒有算得上是大師的經濟學者，會不認為真實世界是怎樣的一回事，是不重要的。純搞理論的阿羅同意我和高斯對真實世界的處理，但他搞理論，知道事實調查要讓我們來做。這調查的嚴謹程度，高斯和我在行內受到尊重，到後來較少用腳注，因為我們說的事實就是證據。

搞不拘小節的學問，最困難的地方是判斷思維上什麼是重點，什麼是小節。這方面，我認識的所有稱得上是大師的都很了不起，而我當年的學習，主要是學習為什麼這點思想大師認為重要那點卻認為不重要。學了不久就知道，重要的思想要有一點奇異的感受，是一條小路的開端，看來起碼可以多走幾步，有機會走得很遠的。

奇異的感受最難學，因為牽涉到品味的問題，好些人永遠學不到。這是說，品味不到家是不應該搞不拘小節的學問的。

為什麼我只褒不貶宋美齡？

最近為《壹週刊》的《南窗集》寫了《二十世紀的第一夫人》，寫宋美齡，只褒不貶，說她是整個二十世紀的數之不盡的「第一夫人」中最出色的。文稿改了好幾次，因為有些朋友說其它的評論，一般有褒有貶，雖然褒多於貶。為此我反覆衡量自己的評論，但最後還是只褒不貶。我的理由是兩個論據與兩個感受。

論據一：中國的傳統，是對一個人死後的有追悼性的文字，多說好話，少說壞話。我認為要批評宋美齡，應該在她生前下筆，或在她身後多年的回憶下筆，但今天不是批評的時刻。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宋美齡活到一百零六歲，比我長兩輩。無論經歷或輩分比我高那麼多，而又想不出她生平做了什麼大壞事，我下筆時的意識是高山仰止，很尊敬的。

論據二：我經歷過中日之戰，也經歷過國共之爭，關於宋美齡的壞話當然聽過不少。然而，自己年紀愈長，愈不相信那些話：無實據，是傳言，傳來傳去的。可以觀察到或有實據的，宋美齡的言行永遠不差，有些很好。我想，要表揚好的不易，要隱瞞壞的更難：壞的事實不容易隱瞞那麼久。

這方面我有點切身的經驗：自己無足輕重，但外間的傳言也不少。我當然不介於懷，但發覺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不管是褒還是貶，這些傳言絕大部分是錯的，而且對、錯的比率，褒與貶竟然大致相若。有了這樣的經驗，我今天一般地不相信關於他人的傳言。

感受一：要從一個最近的小故事說起。一位台灣朋友在我和太太面前大肆批評宋美齡。他說完後，我太太問：「你認為二十世紀的眾多第一夫人中哪位最好呢？」答道：「當然是宋美齡！」再問：「為什麼？」答道：「她高檔！」

這就是了：宋美齡高檔，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遠超凡俗。我們可以容易地批評一個富有的人，或一個有學之士，或甚至一個牧師，就是不容易批評一個高檔的人，或起碼不大願意。

感受二：要從一個陳舊的小故事說起。數十年前第一次讀到宋美齡的英語文字時，我想：如果她不是生長於大富之家，又沒有嫁給蔣介石，她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當時的感受：她是一個才女，可以做很多政治之外的大有才華的事項。作為一個教書先生，我這種直覺歷來準確。好比審閱學生試卷或文章習作，不管學生是誰，言論是對是錯，我只讀幾句就知道筆者的思維是在哪個層面。很多教書的人都有這種本領。另一方面，很多教書的人都有我的偏心：見到試卷或習作有才華，不管是對是錯，打分總是胡亂地多加一點。

這些年來國內製作了不少歷史片集，動不動數十集的，朋友們左借右借，日看夜看，我只看過整套《雍正皇朝》，認為很好；其它朋友叫好的片集很多，但我就是沒有耐性看數十集。朋友說《走向共和》也很好，其中應該有宋美齡這個角色吧。但我認為他們要來一整套《宋美齡傳》，如果由斯琴高娃演主角，數十集我也會看齊的。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夫人

繁華事散逐香塵，
流水無情草自春。
日暮東風怨啼鳥，
落花猶似墜樓人。

宋美齡謝世，我想到杜牧這首《金谷園》，不能自已久之。

朋友，你能否想到一個自己認識、曾經活生生地度過整個二十世紀的人呢？不容易吧，我自己就想不出來。家母在二十世紀生活了九十一年，難能可貴，算是稀有。還健在的高斯生於一九一○，佛利民生於一九一二，壽命比家母長，但在二十世紀只有九十與八十八年，比不上家母。認識但不很相熟的畫家朱屺瞻與攝影家郎靜山皆享年逾百，但卻不能度過整個二十世紀。

能認識一個活過整個二十世紀的人，機會甚微，但我們知道一個：宋美齡，生於一八九七而終於二○○三，對上一個世紀與對下一個世紀都有三年剩了出來，而這個人竟然是宋家天下的一個中心人物，可謂異數！

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是多事之秋，而神州大地更是風風雨雨，曾經有一段長時期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國民黨被趕到台灣去。生於大富之家，作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昔日當然備受非議，而我們也曾經聽過不少不知是真是假的難聽故事。一般不可信：宋美齡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今天蓋棺論定，我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數之不盡的第一夫人中，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她！這是說，如果好事之徒來一次二十世紀的眾多總統或元首夫人大比並，我會投宋美齡一票。考慮到作為第一夫人的時代與地方，她更應該勝來容易了。

宋美齡似乎天生就有作為第一夫人的所有最佳條件。她好看，但不媚俗。父親非常富有，但她卻沒有富人的俗氣。她高貴，言行得體。她是個很有尊嚴的人，懂得進退，知所適從。她的英語大有文采，寫得一手清秀的字，文筆流暢。她少管傳媒或外人對她的閒言閒語，自己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台灣的朋友說，宋美齡在台灣的日子做了很多義工，久而久之，老百姓都相信她不是裝模作樣的。

作為一個大名鼎鼎的公眾人物，宋美齡很重視私人的秘密。數十年來，不少關心中國的學者希望她能寫一本回憶錄，不親自動筆也應該口述一下。這本回憶錄不僅會使洛陽紙貴，而且對中國的近代歷史會是重要的貢獻。但宋美齡全部推卻了。我認為這是一項大損失，但不能不尊重她認為要保守的秘密。

老去了的年華不算，宋美齡不可能忘記以往，因為她是個很聰明的人。我讀過她那有名的一九四三年在美國國會的簡短演說：真情實感，天真瀟灑，像一個小女孩那樣說一些小故事。當時宋美齡四十六歲了，再不是小孩，到美國去的目的是要求協助中國抗日，這篇完全沒有要求協助的演辭實在高明。歷史記載，宋美齡當日穿上稱身的旗袍，儀表一流，發音精確，且用上美國人有親切感的南方口音，娓娓道來，在座的議員無不傾倒！

宋美齡是個勇敢的人。她在西安事變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可能因而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雖說她與張學良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但在那個關鍵時刻到西安去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據說宋美齡自己帶著手槍去。西安事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有多個版本，但我們就是希望聽到宋美齡怎樣說。於今燕子樓空，西安的故事要永遠地缺少了重要的一頁。

我認為不多不少，基因的遺傳幫了一個忙。宋家的頭頭宋嘉樹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十多歲跑到美國去讀神學，做牧師，但卻長袖善舞。他回到中國後創辦今天還存在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聖經》。基督教在中國開始盛行，宋家賣《聖經》，發了達。

宋嘉樹熱衷於當時的革命，看中了孫中山，資助他。不正規的歷史記載，宋老頭不贊同宋慶齡嫁給孫中山，但還是嫁了。長女靄齡嫁給孔祥熙，而通過孫中山的關係，美齡嫁給蔣介石，宋家天下之說於是不脛而走。這是昔日的典故，在什麼軍閥時代、兵荒馬亂之際，是可能發生的。今後，什麼「家」的天下應該不會重演了。我們希望不再。

社會沒有那樣的局面，經濟沒有那樣的局限，某些事情不會發生。回顧歷史，如果我們漠視局面或局限而讚賞或貶低某些人，不是中肯的做法。考慮到複雜無比的神州大地的一百年來的情況，我們對任何足以走進歷史的人物的評價都不容易。我給宋美齡一個高分數，是因為她懂得避去差不多無可避免的政權上的瓜葛，懂得怎樣維護一個曾經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窮國家的第一夫人的尊嚴。她大有資格或條件去搞很多很多令人反胃的事，但沒有那樣做。可能更重要的，是宋美齡行得出來：無論是在大場面表現的風采或是傳媒要求的應對，她的檔次之高幾成絕響！

時勢歸時勢，基因歸基因，宋家的基因了不起。在上海的宋慶齡故居內，我見到一封靄齡手寫給慶齡的英文信：字跡瀟灑，思維清晰，姊妹之情溢於言表。我也讀過一篇一九三四年，宋子文為耶魯大學經濟學大師費沙榮休而寫的、關於中國財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顯示他掌握了數十年後才盛行的貨幣理論。宋子文只從哈佛拿得一個經濟學學士，但以普通常識的重要規格作品評，今天的經濟學博士一般遠不及他。

據說慶齡最愛的是妹妹美齡，可惜政見不合，各持己見，慶齡謝世前沒有見到她很想見到的美齡。政治多麼可怕！這樣的悲劇不應該再在中國發生了。下筆寫此文時，報載台灣總統陳水扁因為事忙，不會參加宋美齡的喪禮。如果是真的話，阿扁要不是不打算連任，就是政治上有些什麼難言之隱。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令人遺憾的事多得很。我深感遺憾的，是這幾年宋美齡沒有到神州大地走走，看看那裡的工業與市場的發展情況，也看看那裡的娛樂場所比昔日她與張學良共舞的地方還要漂亮。她是跨越三個世紀的天下第一夫人啊，怎可以忽略了自己六十年前千山萬水地跑到華盛頓去為之賣力的國家？是誰誤導了她？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貝聿銘與查良鏞》，說這二君子會名留千古，讀者無不同意，也反映著炎黃子孫看武俠小說的多，欣賞建築藝術的少。國內一些同學說，今天作研究生的少小時都讀金庸，但後一輩的遠為少讀了。香港呢？我這輩年輕時都讀金庸，但後來的青年讀的較少，我在八十年代就察覺到。

任何作品都有潮流的問題。說可以名留千古可不是說閱讀或欣賞的人數歷久不衰。以經濟學而言，史密斯、馬克思、凱恩斯等人皆可名留千古，但今天讀者不多了。科學或經濟學的論著新陳代謝，雖然我認為史密斯的《國富論》（一七七六）與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八九○）到今天還值得讀之再三，但無論我怎樣推介，同學們就是不讀。

我不懷疑從人數的百分比算，閱讀金庸的是下降了。但老查寫的不是科學論著，有機會捲土重來。據說莫扎特的音樂，十多年前因為他謝世二百週年受到大事宣揚，今天好之者甚眾。藝術是可以永恆的，但因為有潮流的困擾，不容易像莫扎特那樣歷久猶新。

我想到自己的學術論著，夢墜空雲齒發寒！讓我說說吧。

作本科生時我讀到某君之言：「作品像一個孩子，有著自己的生命，一旦離家而去，作者再管不著了。」我同意這觀點，所以從來不響應外人對自己作品的批評。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佃農理論》發表後，批評或反對的學者甚眾。學報要刊登這些文字，要求加上我的響應，我一概不理。是正確的決定：今天我的《佃農理論》還在；昔日批評的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從來不管身後聲名。但作品既然是自己的孩子，總不希望親自見到夭折。有哪一位作為父親或母親的不希望孩子會生存得比自己長久？

六十年代末期，美國一些好事之徒出版《社會科學引用指數》，是統計每篇發表後的文章每年被行家引用的次數的。我知道自己的成績不錯，但漠不關心。到了十多年前，華大的舊同事巴賽爾說我的陳年舊作歷久不衰，我才對那「指數」發生興趣，過三幾年請朋友替我在計算機上看看數字，免不了有點患得患失之感。有誰希望聽到自己的孩子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消逝呢？

一篇一九七二年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的文章，石沉大海多年，但兩年前起死回生，有三幾次被引用，我當然高興。但我關心的主要是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是大約二十頁的文章，我想了幾年才動筆，寫了一年多，易稿十餘次，認為是平生最重要的作品了。同事們都認為重要，但當夏理'莊遜讀最後一稿時，說我以價格管制為出發點是劣著，浪費了難得的理論思維，要我重頭再寫。當時我心底裡知道莊遜是對的，但修改了一年多，累了，而高斯在催稿，就決定不再寫。

《價管理論》那樣難產，是自己最關心的了。發表後十多年，也是石沉大海。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外人引用出現了，上升至每年五次左右，看來前途無限。殊不知過了幾年下降，幾至不見影蹤。為這件事我再不管引用指數。

作品的生命在作者面前隨風而逝，作者本人是完全沒有能力挽救的！沒有什麼可以做，只是眼白白地看著自己心愛的孩子變得氣若游絲。

花自飄零水自流！是李清照說的。

從余金之爭看中西學術文化之別

三個多月前中國的文壇出現了大爭議，到今天還是餘波未了。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余秋雨與因為這爭議而一舉成名的金文明。前者的來頭不用我介紹，後者讀過很多書，是《咬文嚼字》的編輯，寫過的文字以千萬計，文筆流暢，措辭鋒利，有資格作大學教授的。

爭議的起因，是金文明用上二十萬字寫了一本書，巧妙地借用李賀的詩句為書名——《石破天驚逗秋雨》——指出寫中國文化歷史散文而名重一時的余秋雨，只在他一部分作品中就找到一百二十六個錯處。余大師有三個選擇：其一是不管，其二是感謝，其三是反駁。他選了第三項，神州大地於是熱鬧起來了。

不少好事之徒要求我評論這場余金之爭。但我連批評我的人的名字也不去記，怎會參進他人的筆戰呢？後來陳德曦問我對余金之爭怎樣看，我簡略地回應了幾句，他認為我的觀點重要，一定要寫出來。我的觀點簡單：余金之爭反映中西學術文化的不同傳統，而我個人的選擇是站在西方那一邊。

讓我先說幾句我曾經說過的話。中國人寫書，例行公事地邀請讀者批評指正。這是多餘的，是令人覺得虛偽的客套話，因為批評指正根本無需邀請。鬼子佬寫書，從來不邀請批評指正，而是例行公事地感謝發表前批評指正過的人。當然，有些鬼子佬頗為吝嗇，不願意慷慨地感謝很多的人，彷彿感謝得太多會把自己的創見減少了。這是淺見。我沒有見過因為作者感謝太多而被小看了的例子。

我不記得余秋雨的書有沒有要求讀者批評指正，但金文明批評指正了，就大戰起來。這種現象在西方學術似乎沒有見過。互相辯論是有的，但沒有餘金之爭那種形式。我明白金文明的措辭不容易吞進肚子裡，但如果我是余秋雨，我要不是不管，要就是感謝：沒有牽涉到重要的觀點與理論的問題，是沒有什麼值得辯論的。

我自己不是大師，但這幾年來小樹也招風。起碼有四本厚厚的書關於區區在下，是國內出版的。其中兩本的書名開門見山。一本是《張五常批判》，另一本是《十一位知名教授批評張五常》。後者的十一君子中，其中一位名白暴力，內容自然可想而知。略讀書中所言，被罵得天旋地轉。稍一定神，我想：為什麼我變得那樣重要了？再一定神，我又想，為什麼鬼子佬不懂得玩這一套？

回頭說余金之爭，金的咬文嚼字引經據典，時而精彩，時而過癮。先讓我舉一個金大俠數次提出的例子說說吧。余大師寫道：「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致仕」何解？很明顯，余大師解作進入仕途、獲得官職。但「致仕」的正確解法是「辭官」，所謂辭官歸故里是也。

這裡的含意有三。一、余秋雨用錯了「致仕」一辭；二、任何讀者都知道他那句話是指「獲得官職」，沒有誤導；三、中國古代的傳統是學而優則仕，余大師的判斷沒有錯。西方的學術文化傳統，是少管一，接受二，而重點是三沒有錯。當然，以余秋雨的身份，不應該用錯了「致仕」一辭，但在西方，作改正的一般是由文字編輯來做，或是研究助理的工作，又或是文章發表前同事或朋友在批評指正時代為修改了。

我不是大師，類似的錯更是不足為奇了。三年多前在這裡發表一連四期的《驚回首，感慨話千年》，以八千多字簡略地回顧與評論中國一千年的歷史。我沒有參考書籍，只憑記憶下筆。一位青年讀者來信指出兩個錯處：一、我說林則徐在廣州燒鴉片，其實是在東莞虎門燒的；二、我用錯了割讓九龍的年份。我於是在後來的文章中感謝那青年，而文章結集時當然把錯處修正了。該青年高興，我更高興。這是西洋鬼子的文化了。

撇開理論不算，學術論著不可能全不出錯。或者說，全不出錯的論著不可能有大作為。問題是錯的是否重要及錯得多少。以我熟識的經濟學而言，我最敬仰的史密斯在史實上不僅有錯，而且錯得嚴重。英國劍橋的經濟學大師庇古，引經據典的重要事實，錯很多。相比之下，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更是太不成話了。

我沒有翻閱金文明的整本《石破天驚逗秋雨》，但抽樣檢查，他說余秋雨的錯——武斷地接受了是錯——都不大重要，因為如果修改了也不會影響余秋雨的觀點、分析或結論。有些錯得相當搞笑，頗為尷尬，可能比我誤把廣州作虎門略為嚴重，但不足以推翻余大師論點。

余秋雨算是錯得多還是錯得少呢？很難說！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學博心細的準則來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報章每日起碼錯一百二十六處。美國的報章高明多少呢？很難說！二十多年前高斯在美國某傳媒會議中說：不知哪份傳媒刊物說的哪一句是可信的！闖了禍。正規學術文章呢？也很難說。高斯作《法律經濟學報》的主編時，就請了助理，審查準備發表的文章的資料實據，往往搖頭歎息。我自己在行內以慎重知名，但資料的可靠與否不易查考，防不勝防。這方面，認真作學術研究的人永遠生活在恐懼中。

這些年來以散文下筆，我當然沒有寫嚴謹文章那樣細心了。有時為了生動過癮，只要認為不會誤導讀者，刻意地寫「歪」一點來增加可讀性，我會考慮。余秋雨寫的也是散文體，其可讀性舉國知名。這種文字不多不少要付出一些不夠嚴謹、不夠慎重的代價。

我對余秋雨的主要批評，是在無關重要的史實上，他往往寫得過於言之鑿鑿。他要明白：大概地對，比精確地錯可取。精確地對，往往費用不菲，不是重點就不應該支付。刻意地含糊一下，就是嚴謹的學術文章也是容許的。我也認為既然作品那樣暢銷，余大師應該聘請一位歷史研究生作為助理，每有新作，發表前要助理到圖書館去做一點功課。這是老外的學術文化傳統了。

懂得欣賞才有作為

常言道：「世界上有三種人。第一種先知先覺，第二種後知後覺，第三種不知不覺。」這裡我先從創作的層面說說這三種人，然後帶到學習創作的一個基本問題那邊去。


先知先覺絕對是天才，但究竟有沒有這種人很難說。莫扎特是歷史上最超凡的音樂天才，但有沒有證據他是先知先覺呢？他的父親是名重一時的小提琴教師，妹妹的音樂天分超常人數十級，而海登的音樂對他影響很大。毫無疑問，莫扎特具備一個頂級音樂創作家的所有條件，再加不知多少倍，只是不容易找到證據他是先知先覺的。但莫氏的樂音是那樣天真瀟灑，自成一家，沒有先知先覺的天分怎可以辦到呢？

唐代詩人李賀，從小詩名遠播，想像力令人拜服。然而，他寫的詩喜歡引經據典，顯然從幼時起就讀過很多書，有否先知先覺之能也是個疑問。李賀對不同物體的聯想是他發明的——例如「魚沫吹秦橋」、「天若有情天亦老」——但聯想算不算是先知先覺呢？如果是，很多蠢材也懂風馬牛不相干地聯想，那算是什麼先知先覺了？

說任何人的任何思想必定或多或少地受到前人或外人的影響，不會錯。這樣看，先知先覺的人不存在。然而，物理學家都同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先知先覺的思維，因為他們無從追查相對論是怎樣想出來的。物理學我不懂，不能多說。經濟學我是懂的，有兩位師友的思維我想來想去也不知從何而來。一位是艾智仁，對他影響最深的是他的老師A.Wallace。但Wallace是統計學大師，不是經濟學者。艾師在經濟學上屢有創新之見，從何而來呢？另一位是高斯，對他影響最深的是他的老師A.Plant。我為此而拜讀Plant的論著，認為完全是另一回事。高斯以創見知名行內，是從哪裡跑出來的呢？

上述的不一定先知先覺但也不知其思想從何而來的矛盾例子，是如假包換的天才了。科學上把我嚇得最要命的有四個人：牛頓、達爾文、門德爾、愛因斯坦。你道這四君子中我認為哪位最厲害？達爾文。經濟學中把我嚇得要命的也大有人在，但沒有一個能使我有持久的恐懼症。可能因為我是物理學與生物學的門外漢，所以恐懼特別長久。

轉談後知後覺，我就資格十足了。為什麼呢？因為我認為自己是個典型的後知後覺的人。不管在學術或其它造詣上人家認為我屢有新意，但自己心知肚明，我自己沒有任何見解或「創見」不是受到前人的影響的。永遠不抄襲，慷慨地感激影響了我的人，但我的「作品」歷來都是後知後覺，誇誇其談的背後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個先知先覺者。

我的本領是自己有興趣的過耳不忘（代價是沒有興趣的聽不入耳），可以舉一反三（代價是沒有興趣的想也不想）。天生下來我的腦子有一個開關掣，自己有興趣的開，沒有興趣的關。有時為了禮貌應酬，裝作細心聆聽，其實半句也沒有聽進去。相熟的朋友都知道，與我研討我沒有興趣的話題是白花時間的。這與社交合不來的代價有一種回報：我打開腦子接收時的集中力很強。

以經濟學的「創作」為例，從研究生時的《佃農理論》到去年完工的《經濟解釋》，沒有一句說話或半點思想我不能追溯前人的出處。我的貢獻是認為好的保留，不好的刪除；重要的詳述，不重要的帶過；舉一反三，以想像推到盡，加上自己認為是過癮的變化，只此而已。但做了這些工夫，外人看來面目全非，認為有新意。

最後一種人，不知不覺的，從苛求的創作角度看，可能是聰明才智之士，作品可以技術超凡，只是怎樣看也毫無可取的新意。說這種人不知不覺，是說在創作的層面上，這種人不知道自己創作的是什麼。化解一個方程式是不知不覺；見到一個方程式而想出另一個更為精彩的是後知後覺；想出與任何方程式沒有關連的新方程式是先知先覺。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重心話題。先知先覺的人，如果存在，鳳毛麟角，不可強求。從創作的層面看，不知不覺的甚眾。重心問題是不知不覺的人中大有才智的，要升級至後知後覺不困難：重點是首先要學懂了怎樣欣賞自己意圖的造詣。以可取的創作而言，不懂得判斷作品的好與不好是不可能有作為的。

遙想一九五五年跟關大志學攝影，他教的主要是怎樣看：這幀好，那幀不好；這位名家有意思，那位浪得虛名。一九五八年在多倫多的公眾圖書館，我參閱了百多本攝影書的作品，反覆衡量，學懂了判斷。此外只要加上從練習中知道照相機會怎樣看，黑房可以怎樣辦，攝影創作就有可觀。

後來攻讀經濟，技術與理論的困難遠超攝影，但從師友學得的主要還是怎樣品評經濟學作品，什麼重要，什麼新奇，什麼有趣。這就是學得怎樣欣賞了。

十多年前開始學書法，老師周慧珺除了教用筆、用墨、用紙外，主要教的也是怎樣品評書法。買了幾套書法大全，一次又一次地鑒賞前人的作品，每有會意，就以長途電話與老師研討。懂得欣賞書法不容易，我要花大約六年的觀摹才得到老師認為我學滿了欣賞之道。

當然，無論是攝影，是經濟，是書法，我今天的品味與老師們有不同之處。這不同只不過反映著我個人的風格與他們的不同。如果沒有好老師，不能從他們那裡學得怎樣品評，懂得怎樣欣賞，我不可能在這些造詣上有作為，可以拿得出一些令人欣賞的作品來過癮一下。

是的，我認為懂得怎樣欣賞是任何造詣有點建樹的第一步，而走完了這一步是進入了成就之途：攝影是進入了八成，經濟大約是一半，書法比較困難，但真的懂得欣賞也算是進入了三成之境。我也認為誇誇其談任何人都可以，但成就的衡量是要拿出一些作品來的！

不懂得怎樣欣賞，一個算是有智慧的人，窮畢生之力，走到盡頭，其作品給我的感受，來來去去還是在不知不覺那個層面而已。

可愛是好藝術的起碼要求

可愛的不一定是好藝術，但好藝術不能不可愛。這是我個人的藝術觀，不同意的人似乎不少。我說的可愛不是指華麗，也不是指甜美，而是說一種感受，往往很直覺。可愛是看後想再看，聽後想再聽，讀後想再讀。有深度的好藝術，是愈重複地欣賞愈覺得可愛，大有依依不捨之情。

上述的藝術觀是膚淺的，但藝術是任何人都可以欣賞，專家們怎樣想與我無干。然而，我的膚淺看法也有專家認同。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奈就曾經說：「人們老是希望能明白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不需要他們明白，只需要他們的愛！」

作本科生時念西方藝術歷史，成績好，老教授喜歡跟我暢談藝術的哲理。我問：「好的藝術是不是一定困難的呢？」教授響應道：「當然啦。不困難的藝術，欣賞的人不會持久地覺得可愛。」我再問：「中國古時有個叫李白的詩人，寫詩快如閃電，好像想也不用想，但古往今來很多人都愛他的詩，困難何在？」教授縱聲大笑，說：「我也聽過你們的李白，聽說沒有誰有他寫詩的本領，那不是很困難嗎？困難與速度不一定有連帶關係，正如歐洲出過一個莫扎特，作曲奇快，但只有他一個，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藝術要可愛，但不需要明白。今天在國際拍賣行最值錢的畫，是十九世紀後期的印象派。這派畫作我們今天算是明白的，但在興起的十九世紀中期，欣賞的人因為不明白而罵得厲害。我認為挽救這畫派的主要原因，不是後來欣賞的人開始明白，而是愈看愈覺得可愛。

二十世紀有好幾種派別不同的抽像畫作，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根本不知道作者畫的是什麼，或為什麼要那樣畫。但我認為其中有些很可愛。我是個永遠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願意花時間學習欣賞，但相信自己的直覺：怎樣看，看得多了，還是認為不可愛，就老實不客氣地說不是好藝術。

畢加索應該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畫家，我衷心佩服，但認為他後期的好些畫作不可愛。很想佔有一張畢加索，困難是認為可愛的買不起，買得起的不可愛。我認為Jackson Pollock是個偉大的藝術天才。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那樣畫，往往不知道他畫的是什麼，但我覺得他後期的潑滴油彩非常可愛。很想佔有一張Pollock，困難是連他初期的、遠為相宜的不可愛的畫我也買不起。Sam Francis嗎？我更不知道他畫的是什麼，覺得少數很可愛，多數不可愛。可能是漏網之魚，我竟然買到一張很可愛的Sam Francis。完全不知道畫的是什麼，只是愛看罷了！

人與人之間有互通的感情，所以藝術作品可以被外人欣賞，於是市場有價。問題是欣賞藝術是要花時間學習的。以滿足感作為學習的回報，我們不容易想像有比欣賞藝術更可取的投資。不可愛的藝術，怎可以給欣賞的人有滿足感呢？

不容易明白的，是在藝術的範疇內，皇帝的新衣甚多。幾年前有一批歐洲的新潮畫作，據說多位作者都有名，向我求售。我看來看去覺得不可愛，於是求教黑蠻。黑蠻很懂新潮藝術，知道那些「名家」是何方神聖。他看後說：都是皇帝的新衣。

反壟斷的一般結論

四個月前讀到中國將於今年十一月初推出暫行的反壟斷（美國稱反托拉斯）法律，不以為然，在《蘋果日報》斷斷續續地寫了九篇有關的文章，澄清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文字較多的總結，就改在這篇幅倍增的《南窗集》發表吧。

我這一輩在美國攻讀經濟的，大有名堂的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課程全部是談反托拉斯，而進入了研究院，該課程全部是反托拉斯案例。對價格理論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都選修工業組織，因為反托拉斯案例帶來不少價格安排與組織安排的行為，而這些行為一般課本是少有提及的。後來我才知道，從反托拉斯案例學得的價格與組織安排，雖然文件纍纍，往往不盡不實。這是因為控方與辯方都刻意地把「事實」向自己有利那方陳述，不容易加起來，而就是加得起來也不一定中肯。作為一個價格理論學者，以闡釋現象為己任，自一九六九年起我的調查工作轉到實際市場那邊去，有關的反托拉斯案例資料我只求教於專家朋友。雙管齊下，我對價格與組織的實際安排是知得比較多的。

與我談得來的學者朋友都是純真的學者，很客觀。是重要的現象：所有我認識的高舉自由市場競爭的學者，都一致地反對反托拉斯（反壟斷）法律。案例專家戴維德、高斯、史德拉、麥基等人差不多認為所有案件都判錯，因而反對反托拉斯。非案例專家但有深入理論研究的艾智仁、德姆塞茨、嘉素、巴賽爾等人也同樣地反對反托拉斯。佛利民說他以前是同意某些反托拉斯法律的，但今天改為全部反對了。戴維德的弟子R. Bork，後來成為大法官，曾經寫過一本巨著反對所有反托拉斯，但幾年前在微軟的反托拉斯大案中，受聘於Netscape，站在控方那一邊，拿反托拉斯法律大戰微軟，使不少朋友嘩然。史德拉曾經說：人各有價。

愈是高舉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愈是反對反托拉斯，你說奇不奇？當然，他們不贊同壟斷，只是反對反壟斷法律。像我一樣，他們反對所有政府支持的壟斷，例如特權的授予或牌照數量的管制。在此同時，大家都明白，發明專利、商業秘密、註冊商標、文字版權、獨特天賦等都有某程度的壟斷權利，是某些產權的性質，不應該反對，而反對起來會與其他法律有衝突。這可見贊同市場競爭與反對反托拉斯的學者是同一組人，因為他們認為反托拉斯法律一般不分皂白，把競爭的行為當作壟斷的行為看。

不是所有我敬仰的經濟學者都反對反托拉斯的。低手勿論，贊同的高人一般是搞純理論能手，對反托拉斯案例沒有作過深入的探討。這是高斯所說的真實世界經濟學與黑板經濟學的分歧了。當然，有二者兼併的，像我敬仰的夏保加，對反托拉斯的看法也是反對與贊同二者兼併。

我可能是唯一的走出反托拉斯案例而在真實市場調查與反托拉斯有關的價格安排的人。史德拉及其他學者也曾作市場考證，但我走的是街頭巷尾的真實世界，走了三十多年，左問右問，漠視政府或什麼機構發表的數字，是對是錯也算是自成一家了。

我的觀點是價格分歧不是史德拉所說的那樣簡單，而若有壟斷，有價格分歧比沒有對社會有利。我的調查認同麥基之見：以本傷人的割價行為是愚蠢的。我同意戴維德之見：壟斷不可以通過捆綁銷售伸延。我認為強制零銷價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而封殺競爭者的行為，如果越權，應該由反壟斷之外的其他法律處理。餘下來的串謀訂價是可能存在的，對經濟整體不利，但證實不易，而持久地成功的串謀訂價的例子不容易找到。

回頭說北京打算推出的反壟斷法律，其反對的主要是某些價格安排的行為，看不到有什麼經濟原則，不免使人覺得是從美國本科生的課本中搬過來。是重要的問題：價格安排是合約安排的一部分，而自由選擇合約安排是自由市場的一個重點。後者的看法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了。看似無傷大雅的法例管制，往往不經意地約束了市場的合約選擇，增加交易費用，使市場失卻了應有的靈活性。

不久前我對侯運輝說，國內本土市場的合約選擇，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市場還要自由，而這肯定是國內市場發展得那麼迅速的主要原因。既然是大好形勢，為什麼那樣手癢去動他幾下？

北京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因為反壟斷法律模糊不清，也不可能寫得清楚，會容易引起糾紛頻頻，官司費用龐大之極。美國的經驗，是反托拉斯訴訟的律師與法庭費用簡直如天方夜譚，而經濟學者的顧問服務又何嘗是免費午餐了？一九七六年，作為某反托拉斯巨案的理論軍師，我被召到某機場鄰近的酒店開會議。一進會議室，我失聲大叫：這是世界上最上選的經濟學系呀！在座的二十多位經濟學名家大都認識，互相同意地大笑起來。

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目前的工業發展實在好！我認為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正在神州大地出現的國際工業大集會的發展。老外為什麼都跑到中國來湊熱鬧呢？人材廉價，幣值穩定，既沒有恐怖，也沒有戰爭，……而同樣重要的是市場愈來愈自由了。推出反壟斷法律，如果限於紙上談兵，得個講字，為禍不大。但如果認真監管，災難在所必然。今天國內到處都見到價格分歧、洽商訂價、捆綁銷售、割價傾銷、強制零銷價，……監管起來數以萬計的官司怎樣處理呢？

推出無意監管或無從監管的法律，只能令政府尷尬。不明白市場的運作，不要胡亂猜測。五千年一見的上乘發展既然存在，不要無病呻吟，無端端地拜鬼子佬為師，強迫市場吃些什麼生草藥。

世界經濟學

對二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失望，我說過多次了。經濟是一門科學，而一門科學的發展有長時期的不稱意，歷史屢見不鮮，研究學術歷史的專家是知道的。然而，從正常的角度看，經濟學還是如日方中：三十年來經濟學者人數急升，學報如雨後春筍，好不熱鬧。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自七十年代初期起，以經濟學為基礎的金融學大行其道，薪酬高，從事者眾。這是關於投資風險與資金市場的學問，不容易。雖然到今天還沒有證據金融學專家可以在投資上多賺錢，但對資金市場的運作能多知一點，或提出較有新意的闡釋，求知的顧客多得很。就算是那些言不成理的近於風水先生的投資學說也有市場。沒有誰不喜歡投資賺錢，所以風水先生也不乏問津者，更何況有些金融學說是真學問。

其二是自八十年代初期起，先是中國，繼而東歐及蘇聯，都一起大搞經濟改革。在外間獻策的學者不少，而事實上這些改革之邦的學子對經濟學著了迷，蜂擁地去學習。不幸的是，他們大都對經濟學與數學有混淆，以為方程式可以改進民生，漠視了普通常識。

今天我還不大明白，為什麼新制度經濟學於七十年代人材輩出，但一九八一年起分析經濟改革以產權及交易費用入手的，只有我一個人。高斯、艾智仁、諾斯、德姆塞茨、巴賽爾等師友，於今回顧，都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元老。他們贊同我選走的分析經濟改革的路，但自己卻不染指。這不僅解釋了在制度改革的分析上我一士諤諤，更重要的是，從新制度經濟學的理念看，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而這看法不同是今天我不同意好些專家的經濟觀的原因。

傳統的分析是把一國經濟與國際經濟分開來處理的，正如微觀與宏觀也是分開來處理一樣。雖說有關連，但還是分開來處理。分開來看而後論關連與一起看不是同一回事。多年來我老是不知道微觀與宏觀有什麼分別，也不明白國家經濟與國際經濟在原則上有什麼不同。

遙想昔日作學生時，國際或對外貿易課程是我的強項，對什麼比較優勢定律、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等可以如數家珍。殊不知在課堂上一位同學問艾智仁為什麼不教國際貿易，艾師竟然回應：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只有一處不同，前者用船，後者用車！一言驚醒夢中人，從那天起我意識到分割開來的學問，皆小學問也。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國家其實是一家龐大的公司（或機構），而這公司內的by-law稱為憲法（constitution）。這龐大公司之內有無數的附屬小公司，而小公司的成員就是龐大公司的市民了。這樣看，整個世界的百多個國家只不過是大小不一的百多家公司，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跟一國之內的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沒有什麼不同。當然，國與國之間有不同的政治，不同的生產力，不同的生活水平，但這些「不同」在一國之內的不同公司中也是存在的。國與國之間的法律不同不足以言別，因為一國之內的公司之間的by-law往往不同。移民管制也不特別，因為一家公司大可禁止非成員參進。

我可以想到的唯一的國家公司與國內公司的不同之處，是不同的國家公司用不同的貨幣，雖然這幾年歐元區的成立廢除了不同貨幣的觀點。但我又認為，歐元成員國的失業率差距甚大，所以這統一貨幣制度不算成功，而加上不同國家的政治需要不同，舉世實行統一貨幣是遙遙無期了。我認為從國家公司的角度看，不同貨幣與國與國之間的匯率，是唯一的一國之內的公司競爭分析不會遇到的問題（雖然人民幣與港幣是難得一見的例外）。這解釋了為什麼八個月前我見人民幣的數年強勢開始浮現，知道將會受到國際要求升值的壓力，就趕著在《蘋果日報》寫了五期《匯率戰略論》。可惜當時「非典」當道，重要的分析被隔離很久才登完，使讀者一般地漠視了這系列文章。

最近讀到外國學者及專家們對人民幣的評論與對美國經濟發展的看法，我意識到在基礎上專家們（有些是朋友）和我有很大的分離。他們的分析還是國家歸國家，國際歸國際，微觀歸微觀，宏觀歸宏觀，雖然大家都知道有連帶關係，但畢竟稜角分明，怎樣也不能深入地體會世界經濟發生了些什麼事，局限條件在哪方面出現了大變，或今後的世界會向哪個方向走。

雖然自一九八一年起我屢次對幾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推斷，但衷心說實話，好些重要的局限轉變我是看不到的。恐怖活動的殺傷力，互聯網行業的急升與暴跌，戰爭的行為，小瘟疫的大宣傳等，都重要，事前事後都不容易拿得準。但我認為昔日封閉國家的開放不會回頭，訊息費用會繼續下降，而世界是漸趨大同了。這是說，二十年前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公司與競爭理論看世界，雖然同樣可取，但沒有今天那樣來得順理成章。

看法是簡單的。理論的重點還是需求定律，但國家公司之間的競爭局限條件比一國之內的公司之間的競爭局限條件來得複雜。來得複雜，但也來得明顯。看法差不多，而處理複雜的法門還是要以普通常識向淺中求。重要的只有三點。

（一）一國之內的不同公司，因為法律類同，其權利結構不會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在競爭上我們少談公司之內的權利結構。但國家公司的制度改革是權利結構的改革，可以有很大的供應與需求的轉變，而不同國家公司之間的競爭局限也會跟著變。人家改革了權利制度，增加了競爭力，你不改，被淘汰的機會當然上升。所以幾年前我說，美國還大事推行反托拉斯是不識時務，還大事推行社會福利的國家也是不識時務。

（二）國與國之間的貨物與資金流動的約束，與政府協助的壟斷，在國際競爭急升的情況會受到很大的壓力，而哪家國家公司首先放棄這些人為的局限會先拔頭籌。二十多年前印度的生活水平高於中國，今天輸了好幾個馬位，非無因也。

（三）不同貨幣會引起匯率爭議。我說過了，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優勢定律只可以在物品換物品的情況下才肯定有效。如果匯率的轉變有頑固性，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國家可以失卻好些原有的比較優勢。這帶來一國之內的工資與物價需要調整協助。這些調整（包括匯率調整）可能要用很長的時間，而在調整期間經濟不景會出現，甚至苦不堪言。

上述三點都與交易費用有關，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了。

貝聿銘與查良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看官，以上是明人楊慎寫的《臨江仙》，有點老土，也有點俗氣，但羅貫中把這首詞放在《三國演義》之首（一說是清初毛宗岡置於《三國》卷首），可見哲理是英雄所見略同矣。事實上，古往今來持同樣觀點的騷人雅士甚眾。北宋蘇東坡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南宋辛稼軒說：「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清代孫髯翁說：「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

我曾經說過，大江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卻淘不掉蘇東坡。別的不說，蘇學士為赤壁寫下的一詞二賦怎可以被淘掉的？不是說豐功偉績真的不可能傳世，而是說政治、武力、商業等成就多多少少有點空中樓閣，有點不著邊際，不容易捉摸，所以較為容易地被時間遺忘或被淘汰了。要傳世，可以捉摸的成就機會較大。你問我唐太宗有什麼大成，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他的書法非常好！不是說太宗沒有豐功偉績，而是不夠具體，有理說不清。這也是說，如果你要傳世，回報率最高的投資是找些具體的、可以捉摸的、比較容易界定成就的事項入手。

我提到這些，是因為在報章上讀到美國政府頒發了一個終身成就獎給貝聿銘。我想，貝氏當然受之無愧，但他名留千古，卻不需要有任何獎狀的支持。建築物十分具體，立於地上有目共睹，而整個二十世紀的建築大師中，充其量只有兩三位可與貝聿銘相提並論。是的，所有關於近代建築藝術的書籍，貝氏所佔的篇幅自成一家。雖說具體，容易捉摸，但有這樣的成就也確實令人拜服了。

還健在的炎黃子孫中，算是二十世紀的，以具體成就而肯定可以名留千古的，我想到兩個。一個是貝聿銘，另一個是查良鏞。能夠把武俠小說寫到金庸那個層面是個奇跡。我個人認為老查是應該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要知諾貝爾的文學獎不限於文藝創作：昔日的丘吉爾、羅素等人獲該獎，但作品說不上是文藝。英語literature的含義甚廣，而老查在literature上的貢獻是沒有疑問的。可惜鬼子佬看不懂中文，而武俠小說翻譯甚難——就算有天才譯得天衣無縫，沒有少許中國的歷史文化基礎，鬼子佬不容易看得懂。很有點不公平，因為其它文化以譯作而獲文學諾獎的人數不少。

雖然一般地看，衡量準則有點不公平，但我還是認為以具體成就傳世，二十世紀炎黃子孫是被西洋鬼子比下去的。以人數的比率而言，我們更是輸得面目無光。二十一世紀看來是另一回事了。不是我們的天才突然多了起來，而是五千年來我們要到今天才有比較自由發揮的空間。

君不見，從小或年輕開始到外地求學的華裔學子，以人數比率論成就，一般遠高於當地的老外。君也不見，二十一世紀剛開頭，音樂就出了一個譚盾，一個郎朗，一個李雲迪，一個王之炅，一個黃蒙拉，一個陳佳峰……，都是中國大陸的。

專利可以伸延嗎？

發明專利、商業秘密、註冊商標、文字版權等，皆專利，有法律維護。有專利，某程度一定是壟斷。其它的壟斷可起自獨特天賦、特殊環境、牌照限制等。反壟斷（反托拉斯）法例所反對的，通常不是這些，而是以其它各種手法爭取壟斷，例如以本傷人、串謀訂價、封殺行家等。沒有專利或壟斷的實力，以這些手法爭取壟斷，成功的例子少見經傳。至於恃勢凌人，以恐嚇的方法奪取壟斷，不難理解，但這些是反壟斷法例之外的非法行為了。

被認為是爭取壟斷的手法中，最有趣莫如捆綁銷售。這是把專利伸延的話題。甲物品是我發明的，有專利，我可不可以把這專利伸延到沒有專利的乙物品那裡去呢？那是說，乙物品沒有誰有專利，我可不可以把自己擁有的甲物品專利，做些手腳，而把乙物品也變作我的專利品呢？

數十年前，美國的司法部認為可以，引起一場三十年代起打了二十年的反托拉斯官司。最終敗訴的被控者是大名鼎鼎的萬國商業機器，IBM是也。當時萬國有計算機的發明專利，但用計算機時要用一種三吋乘六吋的紙卡。計算機不賣，只租出，而租客必須向萬國購買紙卡，不准買其它紙商可以供應同樣的。紙卡是用以打通小孔記錄資料，往往要用很多。不買萬國沒有專利的紙卡，不能租用萬國有專利的計算機。司法部於是起訴萬國，說後者把計算機的專利伸延到紙卡那邊去。

基本的問題不複雜。我有甲物品的專利，利潤可以單從甲物品搾取，捆綁著他人可產的乙物品，怎可以多獲利潤呢？如果可以的話，全世界的物品豈不是都被捆綁著了？

戴維德對捆綁紙卡的解釋，是萬國以紙卡的用量來量度一個計算機租客使用計算機的頻密度（當時沒有可靠的計量器）。為什麼要量度呢？戴老說是價格分歧：不同租客的租金相同，但紙卡的數量不等，而卡價略高於成本，不同租客其實交出不同的月租。

我十分欣賞以紙卡量度之見，但不同意捆綁是為了價格分歧，因為不同租客的租金相同卡價也相同，而價格分歧應該只從這些直接表達的價格看。後來我的解釋：捆綁紙卡是間接的保養計算機合約。萬國租出計算機，擔保免費維修，用率較高的有較大需要維修的機會，卡價略高於成本，用率較高等於付出較高的保養費。

萬國的紙卡捆綁，卡量是可變動的，而紙卡與計算機的使用是有關的。有些捆綁是固定比率，物品互不相干，例如批發商有時強逼零銷商買某數量的甲物品一定要同時買某數量的與甲無關的乙物品。這種捆綁也精彩，我在《經濟解釋》（卷二第八章）提供了答案，不再說了。

與這裡有關的問題還是一樣：甲物品的專利，可不可以通過捆綁而伸延到乙物品那邊去？答案是不可能。顧客要買你有專利的甲物品，你收錢當然可收盡收，但如果你強逼顧客要一起買他不願意買的乙物品，你怎麼可以多賺錢的？是那樣膚淺的問題，但一件反托拉斯官司往往打上三幾年，律師、專家、證人等無數，費用動不動美元數百萬（二十七年前，我知道一家公司為一件大案撥備十億美元）。

兩個月前讀中國將於十一月一日推行反壟斷法例的報道，見到一項是反捆綁銷售，不勝感歎：人家那樣蠢的法律，怎麼可以想也不想就搬過來？

荷鄉獵影記（二之二）

對攝影藝術的看法，我與簡慶福等大師是不同的。我認為可得佳作的景物所在皆是，問題是攝影者能否看到。看到什麼呢？看到一首詩。少小時背誦過數百首詩詞，獵影之際把與景物有關的幾首回憶一下，跟著數十首記起來了。自己不寫詩，但獵影時前人的詩句大可借用，不一定要與看到的吻合，只要彷彿看到某詩句，就可把快門按下去了。這種憑詩獵影要看得快，想得快，而動作也要快。角度略轉，背景稍異，而光的輕微變幻，這頭看到一首詩，拿起照相機可能看不到了。所以選用工具我以快而精為原則：一部機只用一個鏡頭，不換鏡，要換鏡就換機。不用變焦鏡：肉眼看景物時要肯定鏡頭會怎樣看。不用三腳架：不夠快，也不夠靈活。不用測光器：隨意增減我只改快門。不用自動對焦：要看到景深，也討厭在緊急關頭自動對焦發了神經，找不到自己要的焦點。到前文提及的「荷花蕩」，我帶三部照相機，每機一鏡，都很誇張（詩人何嘗不誇張呢）。一個是柔鏡，非常柔；一個是焦鏡，非常焦；一個是廣角鏡，非常廣（底片是六公分乘十七公分）。攜帶不便，要助手；助手也拿著傘子，代替鏡頭的遮光罩。話說到荷花蕩獵影的那天下午，天大熱早就知道，但做夢也沒有想到會熱得那樣要命。汽車送到場地，車內空調是攝氏二十五度，車外烈日當空，是四十五度以上。踏出車外，熱風撲面而來，手中笨重的照相機冰凍，熱氣中的水分凝聚在玻璃上，什麼也看不到。其實整部照相機全濕，拿出手帕抹乾，不數秒又全濕了。抹了幾次手帕不能再用。用自己身上的衣服抹擦，過了不久又全濕。後來我發覺衣服的水是出自身上的汗。溫度驟升攝氏二十度，照相機要有大約十五分鐘的抹擦時間才可以看見景物。到那時，汗如雨下，拿不穩照相機，要找紙巾協助。當時我擔心另一個問題：相機內的膠卷會不會有水分凝聚呢？如果有，會不會拍出「抽像」荷花？我又想，機內既然密不透光，是否也密不透濕了？後來才知道機內的膠卷沒有水分凝聚。但當時氣溫實在太高，不到十分鐘就恨不得躲回車內去。結果一幀作品也拍不到。回到酒店，決定早睡早起，深信清晨的氣溫可以忍受。五時起床，五時三十分出發，六時十五分抵達場地，很熱，但還可適應。太陽早出，已上升了三十角度，爭取時間，立刻奔跑。這給我有長達兩個小時的盡善盡美的攝影環境，眼之所見，皆詩也。平均每分鐘按快門一次，兩個小時的收穫，可以出版或展覽的作品達三十餘幀。這是我攝影以來最豐收的兩個小時。可惜到了清晨八時十五分，陪伴著的太太說太熱了，要鳴金收兵。太太喜歡捨命陪君子，她說太熱一定熱不可耐。我呢？全身濕透，樂極忘形，但太太叫停也就停了。要出版一本題為《荷鄉掠影》的攝影集，作品不應該全是荷花。園野的鄉土氣息應該占一半篇幅，所以過了個多月，天氣可人，我重臨荷花蕩。荷花大都謝了，不打緊，因為這回要攝的是園野、花草、樹木之類。朋友安排了住在荷花蕩之內的一間舒適房子，清晨五時起床，一出門就是園野。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太陽不出來，在沒有陽光的環境下勉強拍攝兩個小時，敗興而歸。殊不知八時回到居所，太陽出來了，立刻再趕出去奔跑。早上八時的陽光比不上六時的那樣迷人，但還是遠勝於無。意外的收穫是攝得幾幀鵝群。白鵝真的可愛，既聽話，又上鏡。心想，難怪王羲之昔日為這些傻里傻氣卻又天真瀟灑的家禽傾倒了。結集出書，白鵝這一輯的名目當然是李白的詩句：「應寫黃庭換白鵝！」是美麗的故事，令人嚮往：王羲之用心以書法寫了後來因為他而變得大名鼎鼎的《黃庭經》，向一個「識貨」的道士換取了一小群白鵝。傳說右軍認為執到寶，自己大有消費者盈餘也。也攝得幾幀可以入「集」的渡船，四顧無人，該輯的名目免不了是「野渡無人舟自橫」，有點老土，但詩意是肯定的。又攝得兩幀白羊群，憩息於水旁的綠草上，晨光還算熹微，如詩如畫，但找不到前人的詩句為題，就歸納在鵝群那輯吧。結集的作品數量不夠嗎？大自然永遠詩意盎然，可愛的花草樹木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就算我只有李白的小半才華也應該是倚馬可待的。田園攝影，有了構圖與空間處理的基礎，來來去去都是取詩意與光的變幻。詩意是感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光的變幻要看得快，可取的往往是一瞬之間。經驗慣了，其變幻可以預測，而有時為了等一個倒影要呆坐一兩個小時。雲的浮動可以壞大事，而有時沒有雲，日落西山，太陽無端端地給霞霧掩蓋了。由於這些原因，戶外攝影永遠講一點機緣巧合，要把握時機，而這正是攝影的趣味所在。一旦所有適合的自然環境都在眼前，箇中能手當然知道，禁不住迅速奔跑，腦子快如閃電，其緊張刺激彷彿釣上一尾巨魚，又或像學生考大試，兩三個小時過去了也不知道。

顏震東

最近收到一本《顏震東黑白攝影集》，使我想起四十八年前的一些往事。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開始學人家搞藝術攝影，起因是在家中找到一部古老照相機，名Mercury，三十五米厘膠卷拍七十二張的。拍了兩卷給一位姓關名大志的中年男子看，認為大有前途，替我買了另一部更古老的戰前東德產出的祿來福來，教不到半天我就攝得兩幀作品入選香港國際攝影沙龍，而且兩幀都被選刊於該年（一九五五）的沙龍年鑒上。初學的熱情使我認識顏震東。

顏兄當時在皇后大道西的一個樓梯口開沖曬店，是個談到攝影就不能停口的小老闆。我沒有見過一個對攝影比顏震東更熱情的人。給他看任何作品，就是亂來一下的，他總是大讚特贊，然後建議怎樣改進一點。我父親在永樂街的店舖離顏兄的樓梯口不遠，請他到鄰近的大排檔吃飯，兩杯雙蒸落肚他就談得更激動了。

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六三年回港一行，舊地重遊，找到顏震東。那時我學有小成，曾經在加拿大作過職業攝影師，對先進的黑房技術瞭如指掌。他拿出一幀作品給我看，是黑白色調分離，有五調之多，且分離清晰。那是我知道的難度最高的黑房技巧，不一定可愛，但要做到卻需要有精確的反差沖洗控制，也起碼要花三幾天的工夫。當時我想，這個人好攝影好得癡了。

又別二十多年，大家都老了，只在某些攝影家的聚會場合偶然相逢，再不能像昔日那樣談攝影談個半天，沒有機會讓他像昔日那樣滔滔不絕。九個月前在這裡發表《工展會是大笪地》一文，提到六十年代初期香港工展極盛之際，其攝影比賽獲獎最多以陳平為首。陳平讀後對我說，為首的不是他，是顏震東。近幾年，計算機處理底片普及，淘汰了黑房。但朋友對我說，計算機淘汰了所有黑房師傅，只是沒有淘汰顏震東。多年前從朋友中知道，顏兄轉為以傳授攝影為生計，所以凡有青年問及，我推薦的一定是顏震東。

顏震東不求聞達，沒有聽過他買了什麼名貴鏡頭，坐飛機到什麼名勝獵影，或開過什麼大型個人展覽。他平生最奢侈的行為，似乎就是出版了我最近收到的《顏震東黑白攝影集》。是一百六十頁以厚紙印製的書，沒有印上價錢，顯然是不打算在市場表演一下的。對著這本書，我想，難道顏兄快要退休了？不管怎樣說，如果我早知他會出版這本書，我會破例地毛遂自薦，替他寫個序言。

傳授攝影數十年，顏兄是桃李滿門了。但他不像昔日的鄧雪峰、龍彼得、潘日波、囉囌民等那種獨當一面的大師授徒，而是以大興趣換取小生計。他的一些學生對我說，顏老師收費甚廉，而轉售相紙等材料給學生，他賺的充其量是車馬費。

除了紐約的梁光明，顏震東是我認識的另一位從事攝影超過五十年而沒有中斷過的朋友。只為自己的興趣而默默耕耘，不慕名利，每有新作，便欣然於色，奔走相告。究竟作品可否傳世，顏兄是不管的。這種與世無爭的自享其樂超越半個世紀，很有意思，羨煞了我這種不甘於平庸凡俗但其實是平凡的人。我對自己的安慰，是不甘於平凡的人中大都比我更平凡。顏兄比我們高一個層面，不需要作任何比較。

顏震東比我大七歲，攝齡長五年，指導過我，嚴格來說，我也是他的學生。

荷鄉獵影記（二之一）

朋友說，專家的考究，蓮花可能出自印度。蓮與荷不同，雖然往往混為一談。家喻戶曉的周敦頤寫的《愛蓮說》，是說荷。蓮是睡蓮，浮在水面，不會給人有「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靜直」的感受。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奈畫的是蓮塘，不是荷塘。中國畫家林風眠畫的大部分是蓮塘，間中有荷；黃永玉畫的是荷，雖然為荷題字時他曾題「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採蓮是采荷的蓮子，但蓮葉可不是荷葉。我們吃的蓮藕與蓮子皆出自荷，不知道蓮花有什麼可吃的。愈想愈覺天旋地轉，有點糊塗了。不要把我看為一個純真的門外漢。

荷與蓮之別今天多數人都知道，但名稱的混淆我曾經請一位美若荷花的女孩子替我找古書查考。其回報是，荷花之名甚多：菡萏（《詩經》）、芙蕖（《爾雅》）、芙蓉（《楚辭》）、水芙蓉（《群芳譜》）、水芝（《本草經》）、玉環]《三餘貼》）、澤芝（《古今注》）、淨客（《三柳軒雜記》）、溪客（《西溪叢語》）、六月春（《類腋輯覽》）……還有水花、水雲、水旦、碧波仙子、水雲仙子等等。奇怪地，沒有古書說荷又稱蓮。

荷與蓮擺明不同，但為什麼詩人與畫家有時不分彼此，但古書卻沒有說荷可稱蓮呢？同樣奇怪的是：畫家及詩人說蓮，可能是指荷，但說是荷的卻不可能是指蓮花。上文提到蓮可能出自印度。荷呢？我認為應該出自中國。都是間接的證據，不足為憑。其一是蓮子與蓮藕，出自荷，是中國傳統的上佳食品，其他民族少提及，雖然今天美國的唐人街可以買到產自墨西哥的藕。其二，清代的康熙皇帝發了神經，命進士書獃子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一萬卷（一億四千四百萬字，試圖把天下的學問收集在一套書之內）！其中《草木典》收集了詠荷的詩詞達四百餘首。令人矚目的是，被謝靈運譽為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曹操之子），早就寫下了一首《芙蓉賦》。芙蓉者，荷花也。才高八斗起筆道：「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花之獨靈！」其三是古往今來，沒有誰見到荷花會不同意「無斯花之獨靈」之說。既然荷花之美是那樣肯定地冠於群芳，但只有炎黃子孫的文化自古重視，說荷出自中國不會有多人反對吧。

人民幣的爭議

人民幣的強勢近來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爭議。力主人民幣升值的是美國。那裡的一些議員聯名上書，陳辭鋒利，說中國操縱匯率（manipulate，加上旁文，有出術之意），害至美國的工業一連三十五個月就業率下降，合共起來，中國可能導致美國損失了二百六十萬個工業職位云云。這些職位的平均年薪是五萬四千美元。美國的經濟對整個地球都重要，但不管格林斯潘最近的看好言論，我認為美國工業的就業率還會持續下降。工資比亞洲好些地區高出二十至五十倍，加上本土的工業不斷外移，我懷疑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提升百分之二十會阻止目前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如德國）、組織（如世銀），甚至大有名堂的美國教授，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在中國投資設廠的外商更是極力反對人民幣升值了。這可見問題相當複雜。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人民幣兌美元一九九四年是八點七，一九九七年起調升至今天的八點二五至八點三之間，有好幾年的歷史。不是鈔票局那種聯繫，而是北京看著此匯率來調整他們的貨幣量與外匯儲備。如果說是「操縱」，為什麼早幾年不那麼說？同一匯率，人民幣昔日不偏低而今日偏低，是反映著這些年來經濟發展彼消此長的結果，而與人民幣相比，偏高的外幣何止美元？

（二）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貨幣政策自主權。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北京的貨幣政策絕對可以使人民幣對美元再下跌。此舉不善，因為可能引起不能接受的通脹。讓人民幣浮動上升，或把匯率提升，也有困難：前者的升幅可能很大，後者會促成再提升的預期，二者對今天很有瞄頭的工業發展有殺傷力，數以萬計的工廠訂單搞得一團糟。

（三）美國投訴有一方面是有理的。人民幣量與外匯儲備看著一個美元匯價調整，美元要貶值會被人民幣纏住不放，貶來貶去也貶不著對人民幣的匯率。不是罪，但美國可能說：「你不升值是你的自由，但為什麼我要貶值你老是纏著我？」所以在今年三月我就建議人民幣脫離美元而掛另一隻鉤。人民幣可選一籃子物品，定下一個物價指數掛鉤。初掛時與今天的匯價平過，堅守指數，放開外幣。人民幣的匯率於是成為有錨的自由浮動，穩如泰山，對工業發展更好，物價穩定，對任何外幣的匯率可升可跌，外人是無話可說的。

（四）人民幣的強勢起於出口上升與外資湧進，但追上一層卻不單是工資低廉，而更重要的是產品的質量（反映著人的質量）這六、七年來急升。廉價產品到處都有，只是中國的工業產品搶先價廉質實，先拔頭籌，於是樹大招風。但我們怎可以小看人多智高的印度，或工業有優良傳統的東歐？真正的競爭其實不是中國與先進之邦，而是中國與其他有廉價人材之地。中國只不過是改革快了半步。與其向前看而沾沾自喜，倒不如多向後望，免得給人家在背後一刀斬過來。

（五）因為世界的局限有了大變，中國的匯率釐定不應該單管出口可增多少，或外資會進多少，重要的是要兼顧那些略遜於自己的競爭者。美國的議員應該考慮，拿開了中國還有那麼多可以代替的頂上，吵一百年也解決不了廉貨進口與工業外移的問題。美國的經濟學家雄視當代，可惜他們還沒有學我那樣，從整個世界的局限大變看經濟。

（六）不詳盡的數據顯示，雖然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但對好些國家（如韓國、日本、德國）有逆差，而入世後，中國的進口升得比出口還要快。這可見中國的外匯儲備急升及人民幣受到的升值壓力，主要是來自外資的湧進。這湧進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幣不僅相宜，而且持久穩定。是重要的問題：先進之邦應不應該容許或甚至鼓勵其廠商投資於中國及其他廉價勞力的地區呢？一九八八年到台灣一行，郭婉容向我提出同樣的問題：應不應該讓台灣廠商到中國大陸投資？我當時立刻回應：「如果不讓他們去，他們就坐以待斃。」她也立刻說：「我也是這樣想。」雖然今天台灣的經濟不振，但如果台商沒有大量投資大陸，賺到錢，今天的情況會更糟糕。聽說日本雖然本土工業不振，但消費力上升。此乃出外投資賺到錢之效果也。要有一段時期的結構調整（日本的經驗是十多年）才可以辦到，但我認為政府的適當處理可以容易地把時間減半。

（七）美國今天遇到的經濟困境，是日本、台灣、香港等地同樣遇到的：那所謂發展中的一些國家開放圖強，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一定要適應地改變。我說過了，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高科技雄視天下。可惜這幾年微軟的反托拉斯官司搞垮了那裡的風險科技投資，九一一的恐怖與跟著而來的戰爭，皆不幸，把無可避免的經濟結構調整提早放在眼前。

（八）我認為美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是比較容易的。美國人的質量實在高，有大度，其知識分子明事理，懂得適應。然而，我也認為，他們的眾多經濟學大師不要再以什麼數學方程式或博弈理論看經濟，而是要從整個世界的局限大變那方面看。這樣看，他們是不會把經濟困境歸咎於人民幣的。是的，自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下以來，中國的經濟今天最嚴峻：工業發展一下子打進了世界賽的決賽周，免不了有點心驚膽戰，手忙腳亂了。歷史的經驗，是一個經濟不可以持久地獨善其身：一個經濟的繁榮，是不能持久地建築在他國的衰退之上的。問題是世界的經濟局限發生了大變，在調整期間不可能所有國家皆受益。我們要從長遠的世界整體看，而幸或不幸，中國擔任的角色重要。一年前我說過了，對世界經濟，中國開始舉足輕重。幾天前在電視上看到國際的專家與學者評論人民幣的爭議，很不以為然：他們說的還是數十年前的老生常談，而今天的世界根本就不是那樣的一回事。下期再談吧。

筲箕灣的月色

讀陶傑寫中秋，不勝感慨。他比我年輕那麼多，怎可以見過我兒時見到的月亮呢？難道他的想像力真的是那麼了不起？

沒有聽過中秋節是像其它節日那樣起自什麼典故。嫦娥奔月純屬虛構。我們不是因為嫦娥而親近月亮，而是因為親近月亮才發明了嫦娥。只因為愛見月華如水，我們發明了中秋節。

炎黃子孫天生就有詩意長在骨子裡。沒有月亮，古往今來我們不會有那麼多的好詩人。可不是嗎？九百多年前蘇學士寫《水調歌頭》，只開頭四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就以月亮寫盡詩人應有的氣質：詩意、文采、想像、深度、感情。我不相信其它民族的詩人有那樣瀟灑的功力。

西洋鬼子的節日我喜歡聖誕；炎黃子孫的節日我獨愛中秋。二者皆安息寧靜，雖然前者重於親友問好，後者重於獨自徘徊。

已故的母親是舊禮教的人，幼小時纏過幾天腳。沒有讀過書，但長得美，思想敏捷，過耳不忘。她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然而，舊禮教還是舊禮教，每逢過年過節，母親總是搬出傳統那一套，墨守成規，永遠不變。中秋節晚飯後的賞月小吃，除月餅外，有花生、芋頭、菱角、沙田柚。

那時我們的家是在西灣河的山上，賞月是平看蟾華上升，俯視鯉魚門海面的月影銀光。海旁樓宇最高三層，而向右下望筲箕灣的海，漁艇點點燈火明亮，桅桿若隱若現，倒影在水面上彎彎動動的，彷彿海中幽靈。十二歲的哥哥彈得一手好鋼琴，免不了給我彈奏貝多芬《月光曲》的第一章。「慢一點吧！我喜歡彈得很慢的。」我老是這樣要求。「不可以再慢了，再慢音符就連接不起來。」哥哥老是這樣響應。

鄰居的孩子拿著竹織的、蓋著染紅沙紙的鯉魚、楊桃之類，內有燭光，在山頭上跑來跑去。我卻喜歡靜坐，聽著哥哥的《月光曲》，看著鯉魚門上上下下，獨自遐思。

後來一九五○年舒巷城給我唱《再會吧，香港》，我才知道自己從小慣見的月色是世間獨有。是詩人田漢寫的曲詞：「那兒有：筲箕灣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陽，皇后大道的燈火，香港仔的漁光，淺水灣的碧波蕩漾，鯉魚門的歸帆飽張，宋皇台的蔓草蕪荒……」俱往矣！

三十八年前太古船塢在西灣河建造了高樓大廈，昔日我家特有的筲箕灣月色也就廢了。這是新時代的代價。我要怎樣才可以重溫故月之情呢？到處都是高樓大廈，要不然就是車水馬龍，喧聲吵耳。報章上讀到的若不是殺人、自殺，以計算機高科技色彩印得紅紅的，就是什麼經濟不景、通脹通縮，又或者是什麼恐怖活動、政權鬥爭。新時代的代價是否過高了？

如果我是月亮，我會躲在雲中不照人間煩事。我會選寂靜的曠野，柳下荷塘，清風動草，才悄悄地從雲隙中亮相。蘇學士昔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清風明月，再不是我們的了！

郎朗演奏得太多了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十年！在鋼琴造詣上，郎朗有機會是這樣的一個人，而他只有二十一歲。是中國青年，彈的是歐洲古典音樂。誰說東是東、西是西，二者不能相會呢？

鋼琴是樂器之王，是唯一可以不需要任何伴奏而能獨自在大場面演奏兩個小時的樂器。學彈鋼琴的孩子甚眾：父母充滿著幻想，充滿著希望，而就是孩子成不了鋼琴家，平庸地考張什麼文憑可以教琴為生計。鋼琴可以自娛，而到朋友家中表演兩手，用不著帶自己的樂器，瀟灑自然，何樂而不為也？

問題是要達到大師之境，一將功成何只萬骨枯？在洛杉磯求學時，我認識幾位鋼琴高手，神乎其技，好得不得了。但他們就是差一小點，出不了大場，而在小場演奏生活不好過。數之不盡的稱得上是鋼琴家的都是這樣：教琴收入不俗，但不教，苦練，希望成為大演奏家。郎朗是大演奏家了：世界的多個重要交響樂團都跟他合作過，好評如潮。

郎朗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技術超凡。一九六八年，以技術知名天下的Horowitz復出，我在芝加哥聽過兩次。今天二十一歲的郎朗，其技術竟然不在昔日的Horowitz之下！表達藝術，技術好就佔了一個大便宜。是的，郎朗的鋼琴技術流水行雲，給我有予取予攜的感受。極端困難的章節，他一揮而過，清晰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輕重如摘葉飛花。有這樣的技術操縱，感情的表達就遠為容易了。藝術是另一回事：郎朗的音樂品味好，有詩意，雖然感情的表達有點誇張，但這代表著個人的風格開始形成。說實話，我欣賞他彈得慢的、輕的曲段，勝於他彈快而激動的掌聲雷動之作。是個天才，前途無限。

鋼琴演奏之所以絕難殺出重圍，是因為音樂演奏是一種共用品。我彈你又彈，各彈同曲，各錄同碟，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聽，你比我稍高一線就把我淘汰了！彈琴是彈他人之作，不可以胡亂闡釋，而在這約束下還有明顯的個人風格，談何容易，加上共用品的特徵，真的國際大師鳳毛麟角。當年在美國的大演奏廳聽大師鋼琴演奏，聽來聽去都不及兩掌之數！

產出共用品，在競爭下容易被淘汰。可能是這個原因，鋼琴大師們喜歡精益求精，專注從事。甲專於彈巴哈，乙於貝多芬，丙於蕭邦……有些更專註：甲專於莫札持的鋼琴協奏曲，乙則取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而專之。整個二十世紀，全面的、國際性的鋼琴演奏大師可能不及一掌之數。郎朗是全面的，有機會獨領風騷數十年。

但我認為他做錯了一件事。在網頁上見到，他一年演奏達一百零七次！是太多了。曾經有鋼琴家一生演奏八千次，三幾千次的當然較多。但好些頂級大師，如Vladimir Horowitz與 Glenn Gould，就認為演奏多對音樂修養的進境有害，轉為多錄唱片，演奏只選重要的，甚至一段長時期完全不演奏。

無論怎樣說，還在培養時期的郎朗，平均每星期演奏兩次是太多了。飛來飛去勞頓費時，不同的指揮各說各的，不幫倒忙也不會幫大忙吧。眾所周知，鋼琴大師要不斷練習。然而，藝術的發展還有重要的另一面：創作者要安靜地細想，多做點學問，因為要明白自己，要找到自己的真實感情的好去處。

兩個費解的重要現象（二之二）

讓我先在這裡重複陳列上期數據的後一段，一九九七至今天的中國通脹（通縮）率與國民收入增長率，再加上九七至○二年的失業率：

先談零通脹（及通縮）與經濟增長持久地高達百分之八的現象吧。前文說過，如果考慮同期的產品質量大幅提升，通縮率與增長率會更高——現象更不尋常也。

以理論解釋，我接受費沙與佛利民等大師耕耘多年的貨幣理論：支持證據充實，而邏輯也是緊密的。問題是此理論在表面上與今天的現象有衝突。美國的貨幣量上升了多時，但經濟卻不見好轉，使佛老耿耿於懷，對自己多年的研究開始質疑了。我曾指出理論沒有錯，而是世界的局限有了很大的轉變。是正規的科學方法：當一個理論看似被推翻時，我們可以另尋理論，或保持理論，但把真實的約束（局限）條件再加審核。後者是我今天對佛老的貨幣理論的看法。

先從與中國現象有關的一個要點說起吧。佛老多年研究所得，是一個國家的通脹率在百分之二至五之間，可取，對經濟增長有助，但高於百分之五的通脹會有不能接受的其他效果，而低於百分之二則對經濟發展有害，不可取也。通脹率在二至五之間作為可取規律當然是大略的武斷，但我與佛老相交數十年，深知此公的天才、毅力與慎重的判斷，從來不空口說白話，他說的規律怎樣也不能漠視。

問題是佛老這個規律的判斷，是基於二十世紀的先進之邦。贊成回復到金本位的蒙代爾，曾經對我說古代的羅馬帝國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在金本位制下，有過很長時期的物價穩定與經濟繁榮。史實支持這觀點。金本位的貨幣量由黃金的供應量約束，不是沒有通脹，而是通脹率低，大約在百分之一至二之間，低於佛老認為可取的百分之二至五。在金本位下的經濟繁榮，高增長是百分之三至四，一般是百分之二左右。是的，在昔日的金本位下，實質年利息率大約是百分之一至一點五。這可見中國七年來的零（或負）通脹而還有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是不容易見到的現象了。

佛利民與蒙代爾各持己見，不一定是有衝突的。蒙兄說的是昔日的世界；佛老說的是今天的世界。就當前的美國而言，通脹率在百分之二以下，經濟真的很頭痛。為什麼近於零的通脹率，昔日可取而今天不成呢？我的看法是西方的先進之邦，在二十世紀大興土木，搞福利制度，搞勞力工會，搞最低工資，等等，使市場的運作滿有沙石。通脹有一項功能：可以刺激一下經濟，使市場的運作轉得快一點。這好比一部火嘴不潔或機器生銹的汽車，加點汽油會行得通順一點。

回頭說中國的情況，我們當然不能說神州大地的經濟沒有沙石。沙石還多的是，但這些年來確實也清除得快。八十年代的產權結構大改革（主要是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然後通過承包制推行私營的運作），跟著是放開價格及以年期出售房地產，跟著是外資湧進，國營企業自負盈虧……今天，國內的學校與醫院是掛國企之名，走的卻是自負盈虧之路，雖然還未走到可觀之境，但比起香港卻是遠為接近市場的運作了。有那麼多有刺激性的發展，中國的經濟是不需要有通脹協助的。

這裡順便說幾句中國的失業問題。大家都知道他們早期的失業數字有問號。一九九二年起他們把失業的定義定下來了。該年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三，上升至去年的四點零。這是不小的升幅，但我認為是好現象。這幾年國內的農民轉業與因為國企改革而下崗之人甚眾。是無可避免的發展，十九年前我希望而又推斷會發生的。但轉業可不是一轉即業，而找到新職後往往還有一段時期轉來轉去。尋尋覓覓，免不了增加失業數字。這樣看，百分之四的失業率是偏低了，而神州大地還沒有多見動亂，證明市場確實有無形之手。


轉談工業產品質量大幅提升，這現象比零通脹有高增長難解得多了。想了很久，只是最近才靈機一觸，得到了一個比較可取的答案。幾項先決條件是存在的。一、落後或發展中的地區，其產品質量有上升的大空間。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大學選修數學及工程學的甚眾，促成了講規格、論量度的傳統，雖然不多用想像力，但對產品質量的進取有助。三、十年來國內的學子學得非常快，而電腦與互聯網的普及有很大的幫助。四、外資的進入帶來科技與重要的生產程序與方法的知識。這些對工業產品的質量提升有助，問題是好些其他地區也有，為什麼只有中國的質量提升得那樣快？

最近想到的解釋，正是前一個現象——零通脹（尤其是通縮）有高增長率——促成迅速的質量提升，而一九九七至今天，時間上剛好吻合。想想吧。有通縮，物價容易地下降。然而，工資向下調歷來有頑固性，英語所謂stickiness是也。工資下調不容易，要工人多用功增產嗎？真實世界的工業不是課本所說的，產出多少可以賣多少，而是要按訂單策劃，有約束。餘下來的間接調整工資的辦法是要工人提升質量。這種質量調整當然有競爭的壓力幫助，而在經濟增長率高的情況下，變作火上加油：物價下跌，但市場的壓力卻是工人加薪，產品的質量更被壓上去了。

讀者們老是問中國的經濟前景，這裡不妨拿出水晶球來擦幾下。我今天認為，如果中國的匯率政策不變，不出兩年其通脹率會回升至百分之一與二之間。北京不會拜佛老為師，容許百分之五的通脹率。百分之三左右應該是他們可以容許的極限。曾經滄海難為水，北京的頭頭對通脹有恐懼症。另一方面，因為外匯儲備多的是，控制通脹易如借火矣！國民收入的增長還可以保八嗎？沒有問題，如無意外，保八或以上起碼可以再維持十年。這不僅因為中國還在改革，而同樣重要的是工業產品已經打進了國際市場。工資與先進之邦相差那麼遠，我們不需要參考森穆遜的什麼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了。

中國的人均收入將來有機會跟美國拉平嗎？也沒有問題，但一定要以實質收入作比較（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也）。要多久呢？如果沒有戰爭或大瘟疫之類的禍害，而北京又沒有行差踏錯，能在三年內開放金融，我的水晶球說十八年。（其實是按日本的時間表打個八折。）

立此存照！

超市有封殺嗎？

不久前發表《超市有壟斷嗎？》，答案是沒有。讀者同意，但其中一位提到「封殺」，希望我能澄清。他說一位朋友試圖開超市，但遇到貨源供應的困難，顯然是因為現有超市的存在，供應商要不是不合作，就是貨價過高。

封殺（foreclose）是美國反托拉斯的大話題，有多種，真有其事，但為什麼要封殺，怎樣的封殺對社會經濟有害，算是罪，往往有理說不清。香港的超市有封殺競爭者嗎？可能有，可能沒有，而如果有的話，政府應否禁止呢？

我不懷疑香港的超級市場的平均售價比街市的高：物品遠為集中，質量較為可靠，場地比較清潔。我也不懷疑超市的入貨成本比街市的低：量大有折頭，結賬準時與安全也有折頭，而財雄勢大的資本家借錢的利率比較低。我因此也不懷疑：如果不管創立超市王國的上頭成本，超市的利潤比街市的高。這比較高的利潤在經濟學上有個名堂，叫作歸屬租值（imputed rent）。這租值是可以在有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存在的，所以單看利潤的高下，不足以管制。

讀者的問題應該是：超市的入貨成本比街市的低，除了上述原因，是否還有源於封殺的行為呢？如果有封殺，政府應否管制？考慮如下的例子吧。

（一）可口可樂是有專利權的物品，超市老闆要求可口可樂給他專賣合約（exclusive contract），不賣給其他競爭者（封殺也）。可口可樂當然不會同意。但如果真的給超市簽了專賣合約，就等於把可口可樂的香港專利權轉讓。

超市有了專利，會封殺（不賣給）其他行家嗎？不會的，因為加價賣給行家有利可圖。重點是來來去去只有一個專利權，沒有增加，何罪之有？然而，專賣合約可以被視為直線合併（vertical integration），在美國有機會被反托拉斯起訴。

（二）超市要購入可口可樂轉銷，但後者可能說，你要銷售可口可樂，就不能銷售百事可樂了。這種倒轉過來的封殺一般不是罪，因為物主有權不賣。然而，我知道一件反托拉斯大案，物主不賣是大罪證。

（三）毫無專利的雞蛋商供應超市，簽了專賣合約，說明此蛋商不能賣給其他零銷者。是封殺，但沒有人關心，因為蛋商多得很，而專賣合約一般是法律容許的。

（四）超市與某蛋商之間沒有專賣合約（口頭之約也沒有），有競爭者要與該蛋商購貨，超市說：「你賣給他，我就另找蛋商，不再要你的供應了。」這種封殺行為不好看，因為有恐嚇的味道。其實不是恐嚇，因為蛋商有權不賣，超市有權不買。

（五）超市向糖果廠訂購糖果，指明是要按超市的設計做，不准賣給外人。超市的糖果設計有不言自明的專利，封殺廠家不能賣給外人，只口頭承諾在原則上也是合法的，沒有罪。說來說去，上述的封殺皆不應該成為反壟斷法例之罪，因為買、賣雙方都有法律認可的權利，見封殺而禁止很可能擾亂了社會的權利結構，因小失大也。但究竟超市有沒有應該禁止的封殺行為呢？可能有，但不容易判斷。基本問題簡單：越權的封殺應該禁，問題是越權與否從何而定？

你賣雞蛋給他，我再不買你的雞隻了。你的店舖是我租給你的，賣雞蛋給他你要搬出去。你店舖的業主借了我的錢，你應該知道怎樣做。雖說我有權不買雞隻，有權不租出店舖，有權要求還錢，但事情起於雞蛋，應不應該伸延到我的其他權力上去呢？讀者想想吧。

良幣會把劣幣逐出市場——談離岸中心的關鍵

讀者要求我分析香港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這個大熱門話題，我是不能推卻的。刊物的報道不詳盡，究竟是怎樣的安排我摸不準，但我的直覺是可以簡單地看。

香港的法例早就容許外幣在市場自由流通（一九八四年彭勵治接受了我的建議），所以今天所說的「離岸中心」，主要是讓香港的銀行做人民幣存款生意。港幣與人民幣的匯率呢？因為人民幣的幣值偏低（自由浮動一定上升），這匯率會按北京的官價。只要北京不更改匯率政策，人民幣的偏低會持久，昔日的黑市匯率去如黃鶴。

讓人民幣在香港自由存款，自由使用，會怎樣了？答案是：人民幣會淘汰港幣。邏輯簡單：人民幣偏低是良幣，港幣偏高是劣幣，匯率固定不變，良幣會把劣幣逐出市場。可不是嗎？先看港幣與美元的聯繫匯率：每次風吹草動，或什麼官員說歪了半句，港幣下降的壓力就把拆息壓上去，而這只是一方面。「離岸」加上另一面：人民幣兌美元如果浮動一定上升，有誰敢免費擔保現有的匯率不變？二者相加，你是香港人，不論其它，你會選存人民幣還是港幣於銀行呢？答案是香港的傻瓜不多。

經濟學有個大名鼎鼎的定律，起自十六世紀，叫作葛氏定律（Gresham』s Law），信之者甚眾。這定律說如果兌換率不變，劣幣會把良幣逐出市場。我曾兩次為文力斥其非，證其荒謬，也指出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劣幣逐良幣這回事。這裡提出的張氏定律，是把葛氏的倒轉過來：兌換率不變，幣值偏低的良幣會把偏高的劣幣逐出市場。不相信嗎？到街上問賣花生的，問他要收哪一種？

考慮澳門的例子吧。港幣可在澳門的銀行入戶，而那裡是二幣共存的。歷久以來，雖然澳門元與港幣看似或明或暗地掛鉤，其實久不久匯率有波動。另一方面，澳門元與港幣的強弱，你來我往，各有勝場。但如果這二幣的匯率是固定不變的話，而港幣對澳門元有持久偏低的強勢前景，港幣會把澳門元淘汰。

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七年前亞洲金融風暴及其後幾段時期，美元沒有把港幣逐出市場呢？答案有三方面。一、由於鈔票局（currency board）的運作，港幣受壓時短期利率急升；二、街市阿嬸不識番字；三、香港的美鈔量不足應付市場所需。話雖如此，在極端的情況下，美元全部取代港幣是鈔票局的底線。

縱觀今天人民幣與港幣的強、弱的持久前景，簡單的「離岸」引進，張氏定律（一笑）的效應在所必然。有挽救港幣被逐的辦法嗎？有的，問題是你要不要？

一、浮動匯率，二幣可以共存，但這是違反了現有的重心政策。二、提升港幣利率。困難是港幣在通縮下加息，負資產一定再急升。三、限制人民幣鈔票進口。這也行不通。不知是真是假，據說目前已有八百億人民幣在香港，自由行可以行來行去多帶進來，而如果還是不夠，什麼牛記笠記總有辦法。五千年來，中國的貨幣第一次在國際上有強勢，且看來可以持久。是炎黃子孫足以為傲的事，興高采烈，多帶一點人民幣進港，倫理上是不應該重罰的。

究竟我們要不要保存港幣呢？下期談吧。（按：讀者有問題請早提出，因為我習慣寫完一個話題不再響應。）

兩個費解的重要現象（二之一）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近七年來有兩個很不尋常的現象，歷史上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是需要解釋的。我沒有肯定的解釋，想了很久也沒有。這裡提出來，試作解釋，讓讀者提供一些意見吧。是重要的現象，搞經濟發展學說的行家不可忽略了。

第一個現象，是自一九九七年起至今天，中國的平均通脹率不僅近於零，而且有通縮。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大約是每年百分之八。以零通脹而言，百分之八的增長率非常高，而連續七年這樣高，有記載的歷史沒有見過（有通脹的見過，零通脹沒有）。

第二個現象，也是大約自一九九七年起，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提升得非常快。產品質量變動這回事，歷來是沒有統計數字（指國家整體而言）表達的。這方面我只能靠個人的隨意觀察，而朋友們也一致地同意：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這幾年突飛猛進，快得離奇。國際市場也認同：中國貨今天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因為出口貨有運費，有關稅，也有不菲的手續費，產品質量不夠高是不能打進國際市場的——這是需求定律的含意了。

上述二者相加，加重了上述現象的不尋常性。物價如果沒有上升而質量上升，或後者的升幅超值，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不會反映質量上升所值。這是說，今天中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通脹近於或低於零，不可能反映大部分的質量增值。這也是說，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低估了實際的情況，可能低估很多，但我們沒有統計證實。同樣，因為質量提升的所值沒有算進去，通縮其實比發表的數字來得大。這是說，這幾年中國的實際通縮其實不輕微，而實際增長率卻高於百分之八。

舉個例。一位在國內搞裝修的朋友，說浴室所用的搪瓷具，同樣牌子，六年前國內本土造的只有進口的三分之一之價，質量的差別一望而知。但今天二者的質量分不開來，不再進口了，而國內造的還是六年前的進口貨的三分之一之價。我個人及其他朋友的觀察也類同。不是說因為質量的上升使其真實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而是說不管怎樣看，質量大幅上升而價格不升，是大減價。國民收入增長的統計數字沒有變，但其實際增幅遠比統計數字高。

數年前一位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研究蘇聯經濟的教授到香港來講話，說上海的經濟增長率驚人，每年的人均收入達三千美元了。當時我提出質疑。我說如果人均收入是三千美元的話，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增長率一定是低估了，而隨意觀察所得，上海的經濟自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下後才起飛，只幾年就面目全非，怎會有那樣「低」的增長率呢？當時眾說紛紜，指好些國內欣欣向榮的個體戶的「私下」收入沒有算進去。這「私下不算」可能是眼見繁榮高於數字繁榮的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質量急升，如果價格依舊，是不會被算進國民收入增長的。

我要再說我們需要解釋的兩點。其一是零通脹（或通縮），國民收入的增長怎可以持久地在年率百分之八左右，而因為質量急升，這增長率與通縮顯然是低估了。那是推翻了貨幣理論嗎？其二，沒有量度數據的支持，眼見所得，為什麼中國的工業產品質量會提升得那樣快？這些問題重要，因為傳統的經濟發展學說、貨幣理論等，不僅對這些問題沒有解釋，正相反，驟眼看來中國的經驗推翻了傳統的理論。

讓我們看看數據吧。因為中國的統計不斷改進，後期較早期可靠，我武斷地選一九八五年開始：

以上是簡略的數據，不是深入調查所得，而雖然大致上沒有理由懷疑其可靠性，我是從來不給政府數字發出保證書的。我只能說我不懷疑地為這些數字之謎想了好一陣。有幾點要首先澄清。

（一）貨幣增長促成的通脹與收入增長的回應，通常有半年至兩年的時間差距；幣量下降促成的通脹下降或通縮的回應也如是。

（二）上述的回應，中國比其他先進之邦來得快。一九九三年佛利民和我察覺到這個比較快的現象，他認為是因為中國人是貨幣供應與物價關係的經驗老手，見雨而知雲也；我則認為是因為中國少用支票，多用鈔票，而主要以後者作貨幣之區，其幣量感應比較直接，所以通脹或通縮的回應比較快。

（三）國民收入增長率是通脹（或通縮）調整後的數字。一九八九年與跟著一年的大幅減低，顯然是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效果。跟著一九九二年的大幅上升，應該是鄧小平於該年二月南下之後的「大放」效應了。

（四）朱□基於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中央）銀行後，控制通脹於九五年立竿見影，不少香港人在國內投資房地產損手，無話可說。有趣的問題是，零通脹與雙位數字通脹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前者大約低三個百分點。值得嗎？我個人的觀點是：有那樣高的經濟增長率，以三個百分點換取零通脹是換得過的。六個不換，三個換。

（五）一九九七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至百分之零點八，近於零。從九四的二十一點七二，三年間下降了二十一個百分點，是難得一見的速度。這使亞洲一帶的幣值驟然偏高，促成一九九七年中期的亞洲金融風暴。我於該年十一月在洛杉磯加大提出這觀點，沒有一個學者不同意。

我們要解釋的是一九九七至二○○三期間的兩個重要現象：不管產品質量，這段時期的通縮大約是負零點八，但增長卻是正八點零；同一時期，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急升。

「自由行」方向正確

九七以還，董班子在經濟上走了兩步正確的路，其一是迪士尼樂園的興建，其二是最近的「自由行」（後者當然要靠國內政府的寬容與協助了）。

幾年前迪士尼樂園成議之際，不少朋友反對，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運作。我力排眾議，因為土地的供應在政府手上，龐大如迪士尼樂園及有關的交通設施等，政府插手難以厚非。這項目曾蔭權做得好。自由行呢？這早就應該做了，而此「行」也，對兩年後迪士尼樂園的啟業會有很大的幫助。

經濟發展要講方向正確，細節如何尚在其次。我曾經盛讚鄧小平，因為他主導的改革大方向從不出錯。十多年方向不出錯不能靠碰巧：鄧老當年一定有個原則，堅守不放。從他的言行中我意識到那原則是：社會繁盛要鼓勵個人的發奮意圖。這與歐西的一個哲理——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要從維護個人利益做起——是不謀而合的。

「自由行」的方向正確，是因為會增加香港服務的需求。見有通縮，以減少或約束供應的方法來提升物價，是劣著，因為這只能使小部分人得益，對經濟整體有損：小部分人之利一定低於社會整體之害。自由行增加需求，原則上社會整體之利一定上升。細節上的治安費用，清潔費用等，只要政府能照事辦事，一定低於利益的增加。

增加需求作為正確方向，當然包括我數次提出的大搞國際展銷（包括商業與貨運），把教育與醫療私營化，或走自負盈虧的路，既可節省政府支出，也可提升國內對香港的教育與醫療的需求。這些建議董班子不會不知道，只是「我自巋然不動」。

第二個正確的大方向是大幅減低政府支出。除了治安與清潔，所有其它支出都要減。是吃力不討好的建議。說公務員要減薪，不工作的不可以白食，是不識時務之言了。然而，縱觀天下大勢，還有哪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有香港那個水平的社會福利、公立補貼、公務薪酬等而不叫救命的？數十年來我欣賞香港的公務員，只是今天世界的局限條件有了大變。不要忘記，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

回頭說自由行，我們無從推斷對香港的經濟有多大幫助。雖然國內的貧民數之不盡，但今天的確也有很多有錢人，到香港花數千巨元是不成問題的。這方面我們不能過於樂觀，因為不少這些人早已到過香港遊覽了。

什麼珠寶、手錶之類的行業，應該大有起色，而正牌貨也有可乘之機。香港的食肆——尤其是廣東菜——無敵天下，國內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有關的機構不妨宣傳一下。

我有兩個建議。第一，何志平的責任重大。香港收藏家的寶物甚多，恭請他們拿出來表演一下，可有奇效。香港的藝術館及其它展覽場地歷來墨守成規，觀者寥寥。但中國藝術文化寶物的私人收藏，香港舉世無匹。拿出來，藏品會因為重要的展出而增值，遊客會大開眼界。另一方面，香港的歌星在大陸大紅大紫，何志平要鼓勵紅磡體育館晚晚開場。

第二，香港的大學及其它什麼機構，要大量推出講座、會議、研討班之類。最好賺的錢是可以出「公司數」、可以免稅的錢。不少國內的公司機構很有錢，不用辦來港手續，我們還是要給他們一個借口來花點免稅錢的。

恐懼是做學問的第一步

同學們要求我解釋一下做學問的過程，但那是任何嘗試過的人都知道，不用我細說了。沒有過來人會不同意，做學問不容易，是苦事，但為了興趣，為了要多知一點，數之不盡的學者會日以繼夜地追求。這是指純為知識而學問，不是指為了養妻活兒而趕發表學術文章。後者我同情，也明白，只是提不起勁大聲拍掌。



這裡要談的，是自己求學經驗中有一個少人提及的做學問的重點：恐懼。我自己做學問是由恐懼而開始入室的，與同學們說說吧。



恐懼與「怕」不同。很多人怕讀書，怕數學，怕考試，等等。怕是常情，可能因為沒有興趣，懶得染指，或避之唯恐不及，或不喜歡做的但逼要做。怕學問是不能真的做學問的。恐懼是另一回事。有兩處重要的不同。其一是恐懼可以觸發一個學子的好奇心，提升了興趣。其二是當一個學子懂得對學問恐懼，他求學已是大有進境，開始進入了學問的天地。朋友，你讀蘇東坡寫赤壁的一詞二賦時沒有恐懼感嗎？不僅蘇學士把我嚇得要命，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貝多芬的交響樂，莫奈的蓮塘，莎士比亞的劇本……都使我有恐懼感。不是說我是這些造詣的專家，而是說我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作本科生時我對很多老師欣賞、敬佩，但當時唯一使我有恐懼感的是教邏輯學的卡納（R. Carnap）。我覺得卡納高不可攀，自己怎樣也達不到，於是為了好奇而專心聆聽。只聽了一個學期，加上後來自己的研究經驗，使我四十年後在《經濟解釋》起筆時寫出自己滿意的《科學的方法》那第一章。



本科兩年進入了研究院，令我恐懼的學問無日無之。首先是讀物給我的恐懼。此前在這裡發表《對我影響最大的四本書》，每本當時都給我恐懼感，而其中史密斯的《國富論》，我更是從那時恐懼到今天。文章呢？當年令我恐懼的也有四篇：史德拉的《功用理論的發展》，其博學使我見而生畏；佛利民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其變化使我大開眼界；艾智仁的《進化與經濟理論》，其新意使我大喜若狂；高斯的《社會成本問題》，其深度使我廢寢忘餐。這些都是恐懼的效應。



在研究院中有三位老師的思維使我有恐懼感，而其中最激烈的感受來自艾智仁。因為他去了史丹福作造訪教授，我要在研究院兩年之後才有機會聽他的課。那時我已選修了高級價格理論，跟旁聽了一年赫舒拉發教同樣的科目，而又因為成績好，同學們都視我為師兄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艾師回校開課，教的當然也是高級價格理論。同學們都曾聽說艾智仁是天下的價格理論第一把手，所以整個研究院的大約五十個學生都在座。選修過該科的不能再選，所以其中大約四十個是旁聽生。選修的正規生坐在前排，我們旁聽的不准坐前排，不准提問，不准回應，只准聽——這些是艾師之課的獨特安排。



第一課，艾師進課室後問前排的同學：何謂量度？同學凡答必錯，而就是這個淺問題艾師在課堂上翻來覆去地問了五個星期。他不用數學，不用術語，不寫黑板，只行來行去，自言自語，有時輕笑幾聲，久不久突然發問。



我當時聽不懂艾師所說的含意，而旁聽的成績比較好的同學也不懂，課後大家研討艾師所說的。我們都選修了必修課程，不用多上課了，艾師每課之後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研討幾個小時。當然，艾師的第一課後我跑到圖書館去，搞清楚了何謂量度，只是不明白艾師為什麼要提出那一連串的有關問題。後來課後研討的同學一致同意，艾師是在價格理論的另一個層面走，要真的明白我們要跑到那層面去。日以繼夜地追尋那層面，愈追愈體會到那層面的高處，其恐懼之情不好說。



我是到了旁聽艾師的第三年才覺得自己的思維是在他那個層面，跟得上。那時不再恐懼了，聽到新的選修同學的提問與回應，知道他們是自己的三年前。但他們說不恐懼，有些甚至說不難、不難，懂、懂、懂，使我有孺子不可教之感。於今回顧，雖然在旁聽艾師之前我在價格理論的技術上可以來去縱橫，但還是要從恐懼的那一天起才開始登堂入室。踏上了艾師的思維層面，我有一個奇異的感受：我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後來到了芝加哥大學，史德拉與佛利民等價格理論大師早就如雷貫耳。第一次遇到史德拉，是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個晚上，在蒙代爾之家的酒會中。史氏跟幾位大師喝酒，談些什麼。我是小子旁聽，禁不住提出一個問題。他縱聲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艾智仁的學生，只有他的學生才可以提出那樣愚蠢的問題！」顯然地，史德拉接受了我是站在他的層面說話。



芝大的價格理論高人雲集，但沒有一個再可以給我恐懼感了。同意或不同意，其感受是四年前與同學們研討一樣。但史德拉與佛利民給我另一種恐懼：他們想得快，快得離奇，而佛老的辯才當時無敵天下。



有一次，到了芝大一年吧，我那《合約的選擇》的文稿被史德拉邀請到他的工作室研討。該文有一個註腳是關於需求彈性係數的。研討中史德拉突然說：「你這個註腳是要在彈性係數高於零點五才對。」回家後拿出紙張推了個多小時，果然是他對我錯！於是到他辦公室，說：「是你對，你想得那樣快把我嚇破了膽！」他笑回應：「以後凡是我說的你就當作為對，可以節省時間。」我步出室門，他嚷：「史提芬，你回來，我為你那註腳找到一篇有關的文章，研討的前一晚閱讀後才知道那註腳是錯了的。」然後在零亂的書桌上找到該文交給我。



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在網上見到今天同學們的吵罵，不管大師不大師地亂罵一通，毫無恐懼之情。雖說初生之犢不畏虎，但看來是不知山有虎才向虎山行的。

何謂價格分歧？

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經濟學的一個熱門話題，香港的中六學生耳熟能詳，老師們更是津津樂道。好教，可惜像我一樣，愈教愈糊塗！不要感到尷尬吧。二十世紀的價格分歧理論專家史德拉，有一次授課時說：「同樣物品，以不同之價出售一定要把市場分開。我們不可能在地球上見到一店之內有價格分歧這回事。」坐在後排的一個學生舉手回應：「就在校園隔鄰的電影院，說明學生門票一元二角半，非學生二元，是同一電影，座位不分類別，先到先坐。」

史大師無言以對，面紅耳熱，在講台上行來行去，行了良久，突然停下來，大聲說：「今天晚上我會把那電影院燒掉！」史大師要燒掉的店子實在太多了。在整個亞洲，所有需要討價還價的店子，在同一店子內，同樣物品，不同的顧客通常付不同之價。這是價格分歧。

是的，價格分歧（一個賣家以不同之價出售給不同顧客）不需要把市場分離，但要把顧客分開，而這樣做方法多得很。把顧客隔離議價，或設立會員與非會員之別，或以年齡分界，或優待貴賓，或以時間劃價，或以包裝類別，等等，一店之內，同樣物品可有不同之價。是價格分歧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判斷孰是孰非就不容易了。

原則上，價格分歧是指物品相同，成本相同，但價格有別。香港地鐵收費，學生與老人收半價，是價格分歧（我認為是）；電影院逢星期二大減價，是價格分歧（我認為很可能是）；長途電話於繁忙時間提升收費，不是價格分歧（我認為不是，因為機會成本上升）；酒店有大量空置房間時，貴賓之價大減特減，是價格分歧嗎？我認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說來話長，不說也罷。

懂了嗎？試答如下的問題吧。一間私立名校收昂貴學費，但給一小撮品學兼優的學生免費，是價格分歧嗎？飛機的經濟艙票價，乘客之間往往不同，是價格分歧嗎？百貨商場久不久推行大減價，是價格分歧嗎？這些都不容易有確定的答案。

理論那方面，不管搾取消費者盈餘的價格安排，價格分歧的傳統解釋是不同市場或不同顧客有不同的需求彈性係數。這分析邏輯井然，是不可多得的清晰理論。然而，我認為不同的訊息費用，或訊息不對稱，可以解釋較多的價格分歧現象。一九八四年我寫的《賣桔者言》一文就是針對這一點。

說到反壟斷法例反對價格分歧，有兩個原因，都不能自圓其說。其一是反對垃圾傾銷（dumping），損害存在的競爭者。但垃圾傾銷是大幅割價清存貨，貨物的真正成本甚低，算不上是價格分歧。

其二是因為價格分歧，不同的顧客有不同的邊際用值，導致無效率之說。然而，一般而言，在有壟斷的情況下，以分歧的價格出售產量會上升。禁止價格分歧會減低產量，而這與反壟斷的鼓勵增產哲理是有矛盾的。

我們不容易在觀察上監別價格分歧，而同店同物不同價的情況很普遍。如果同物不同價的行為會被訴之於法，官司打之不盡。既然監別不易，而以不同之價出售可以鼓勵增產，價格分歧不反為正。

超市有壟斷嗎？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這邊廂我為中國快要推出反壟斷法例而寫了幾期澄清文字，還未寫完，那邊廂香港的輿論就為超級市場的壟斷、封殺等行為吵起來了。讀者們要求盡快寫香港的超市壟斷。我於是在刊物中搜集了好些關於超市的爭議數據，不詳盡，可能錯，但時間所限，就以這些說說吧。我要說的有八點。

（一）市場競爭不要從有多少個出售者看，而是要加進潛在的競爭者與其參與的方便才看。這是五十年前史德拉教競爭市場的第一課。香港有三家超市，兩家特大，其它街市競爭者無數，而香港政府又沒有牌照數量管制。這樣，以超市數字說超市壟斷或寡頭不能成立。

（二）簡略的價格數據，看不到超級市場有串謀訂價的行為。一份報道有十七項價格，其中七項百佳與惠康「元」同「仙」同。是你看我、我看你的訂價，但串謀不會「仙同」。更重要的是「二公升可口可樂」，百佳之價竟然比惠康之價高出百分之三十八！另一份報道八個價，只有一個（珠江橋牌生抽王）百佳與惠康相同。

（三）沒有超市壟斷的價格證據。壟斷價格比競爭價格高，而這差距是不可以由其它因素解釋的。一方面，比起街市，超市的物品比較集中，場地比較清潔，物品的質量較有保障而冒牌貨的機會較少。這些是說超市之價應該略高。另一方面，眾所周知，不同地區的街市價格有明顯的差距，例如跑馬地的街市之價就明顯地高於環頭環尾的。在報道中我找到同是北角區的超市與街市的價格比較，八項物品價格的總和如下：惠康，七十一點一元；百佳，六十八點四元；街市攤檔，六十七元。這些價格數據不支持超市壟斷之說。

（四）超市可能玩價格花招，引起混淆。君不見，香港的酒家就有一元一隻雞，然後收五元一小碟芥醬的招式。超市沒有那樣高的想像力，但類似的招式絕不罕有。

（五）說超市的廣告不盡不實，我相信。要政府嚴禁不實的廣告嗎？這樣做，廣告商要叫救命，因為不盡不實的廣告所在皆是。

（六）消費者的投訴，可能起於香港的食品價格——魚肉、家禽、蔬菜之類——遠比國內的為高。我曾屈指細算，這大差距不能以質量、運費、銷售費等來作出滿意的解釋。我因此懷疑香港政府有間接地管制食品入口，例如食物環境衛生署的參與或干預。

（七）困難是香港政府不支持減價。他們認為經濟不景起於「通縮」，而最近陳坤耀也說如果香港沒有通縮，經濟會回升。我的看法不一樣。六年多前我說得清楚：如果維持聯繫匯率，而國內又沒有通脹的話，香港會有多年的物價下調。今天香港的工資與物價下調了不少，但還未跌盡，早一天跌盡早一天復甦的機會較大。

（八）我不認為自由市場需要有消費者委員會的協助，但消委會既然存在，他們的工作應該集中於減低市場的訊息費用。超市與街市的物價、質量的比較，其它行業的物價與保證等，他們大可出些定期刊物而售之於市，或交給其它刊物發表。消委會徵收市場信息資料的權力比市民及傳媒大，而市場雖然常有欺騙行為，對消委會總會老實一點吧。

交易費用的爭議：比率的問題

關於同學們在交易費用話題中的爭議，最後要談的，是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我曾經說過，這比率下降少許，則國富；上升少許，則國貧。這與諾斯等人指出在美國經濟發達的過程中，交易費用的比率上升，顯然有出入。是誤解，可以容易地澄清。

首先要說的，是前文提到的基數量度與序數量度的問題。原則上交易費用可以用基數量度，但以之解釋現象，我喜歡用序數思考，因為後者所需的調查工作比較容易。然而，如果我們要論及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就要用基數量度了。序數的百分比的轉變比較是沒有意思的。

原則上可以用基數量度，但實際上很困難：交易費用通常不是經紀佣金那樣簡單。可幸的是，不求精確，但求大概，我們可以間接地以基數看交易費用的比率。例如，從一人世界（社會不存在）沒有交易的角度看，我們知道銀行、法庭、公安、律師、商人、經紀等行業是因有社會而起，其全部收入都是交易費用。這可見一個像香港那樣的經濟，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非常高，說是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會大錯特錯。香港主要是為服務國際上的交易而生存，賺取的大部分是交易費用。一個小經濟可以沒有農、工業的產出，雖然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工業在國際上大有名堂。

另一個極端，一個純以農業為生計的社會，沒有動亂及不搞政治的，交易費用的比率實在低。少小時在廣西農村逃難及後來的觀察，原始式的農業經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產品每十天到集中的市場交易一次，其它是農民之間的互相交易，往往以物品換物品。是的，在這樣的農業經濟中，貨幣的用途不大。農民的生活是貧窮的，但交易費用的比率低。

我為這現象想了好些時日，得到的解釋是，農業經濟的交易費用比率低，是因為與工業相比，農業對專業生產、分工合作的需求不大。我曾屢次提及，專業生產而後在市場交易，大家所獲的收入增加動不動以千、萬倍計。雖然農業也可以專業增產，但幅度不大，與工業相比不可以道里計。工業的專業增產甚巨，市場的交易需求跟著急升。商業的發達與工業的發達永遠是相連的。

這帶來兩個問題。第一，不同類型的經濟是不能以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互相比較而得到有意思的啟示的。農業經濟是一回事，工業經濟是另一回事，商業經濟又是另一回事，而三者的合併又再是另一回事了。看這百分比的比較，我要從一個行業或同類經濟的角度來衡量。

第二，上文提及，而此前我屢次說過，專業生產而交換，比起自給自足，可以有千倍計的收入增長。但交換是需要費用的：交易費用。邏輯簡單不過。專業生產的收入增幅那樣大，因而可以容許很大的交易費用而還有專業生產的空間。另一方面，從工業那種專業生產有奇效的經濟看，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略減，國民收入會大升。

是昔日的共產制度給我的啟發。漠視交易費用，這制度絕對可行，半點問題也沒有。由政府分派工作，產品上繳而後由政府分配（交換），只要沒有我提出的廣義交易費用，半點問題也沒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連拿（A.Lerner）的博士論文（The Economics of Control），就清楚地分析這一點。可惜連拿沒有考慮交易費用，使他的結論全軍盡墨。同樣，不談交易費用，所有反對共產或計劃經濟的分析或批評皆不可取。一九八一年我提出這觀點，高斯讀後讚賞有加。

大致上是響應了同學們在交易費用的爭議上的所有問題了。這響應與行內的好於交易費用的朋友的觀點不會相同：我給這種費用的定義遠為廣泛，重視可以觀察與不可以觀察的區別，也考慮基數與序數量度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採用。

個人的一生可以做的學問就是那麼多，怎樣看也是微不足道。然而，人類的知識是由微不足道的累積起來。四十年來，我搞學問只是為了要加一小點。中方與西方的文化不同。西方的學術傳統，說一個學者是個addition，或說一篇文章增加了一小點，是很大的讚譽了。

交易費用大約佔了我一半的研究時間。每次嘗試新的題材，我要的只是增加一小點。一九九一年，高斯獲諾貝爾獎，我被邀請到瑞典替他作晚餐後的講話，臨別時的早餐之會，他感歎地說：「大家工作了那麼多年，我們對產權及交易費用與合約的所知實在少。」我回應道：「說是這樣說，但回顧三十年前的所知，我們的長進很了不起！」

是的，學術研究要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回顧一下才有滿足感。永遠是微不足道的長進，有時甚至是倒退，但若干年後回顧，我們往往有驚喜的感受。同學們不妨閱讀我在一九八二年發表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其中推斷中國會走的路，然後再找對上二十年前的一九六二年的關於制度經濟學的書籍來比較一下，當可發覺其差別相去十萬八千里。

我衷心感激昔日的師友給我的啟發、教誨，以及他們對我的期望。我也不後悔從七十年代中期起，選走自己的路，很有點一士諤諤的。是對是錯，自己的路雖然寂寞，但可以走得較遠。八個月前我收到高斯的信，說他很希望能讀到我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的英譯。但他九十二歲了，而《經濟解釋》的英譯遙遙無期，想來心裡不好過。

回頭說交易費用，三十年來我選走的路是我自己的。可能選錯嗎？當然可能。科學分析的路是從來沒有絕對的。不喜歡的同學大可一笑置之，喜歡的就替我繼續走下去吧！

（《爭議》之五，完）

《交易費用的爭議》系列之四：傳統的缺失

為何強制零銷價？

中國快要推出的反壟斷法例，其中一項是禁止經營者向經銷（零銷）商強制規定零銷（轉售）價。製造商或批發商指定零銷價，不許有變，違反者被罰款或取消代理權，不是罕有的現象。數十年前香港的名牌手錶的進口批發商人就這樣做，雖然今天不再盛行，而還存在的零銷價「強制」不管得嚴厲了。今天國內的某些汽車零銷，製造者也強制零銷價，管得緊，而買汽車討價還價，顧客只能在車價之外的服務費用那方面花時間。有供貨商的零銷不二價，好些是由供貨商指明要以不二價出售的。

反壟斷法例反對供貨商強制零銷商的轉售價，顯然是認為供貨商如果是壟斷者，強制零銷價會增加其壟斷權益，把製造或批發的壟斷伸延到零銷市場那邊去。這是邏輯不通的想法，言不成理。有壟斷性的產品在我手，我訂的批發價是壟斷租值最高之價，零銷商沒有什麼壟斷權，不可能協助我增加壟斷的權力。

問題仍在：為什麼有壟斷性的供貨商要強制規定零銷的轉售價呢？這問題的趣味性遠超串謀定價那若有若無的行為了。

我的一位朋友，Lester Telser，一九五八年發表了一篇精彩文章，雖然我不同意，但心底裡佩服得很！是天才之筆，此君提出了一個「示範假說」，解釋強制零銷價的現象。例如一個吸塵器的製造商要零銷商推銷產品，前者訂了一個批發價，也訂了一個較高的零銷價，不許有變。這樣，因為批發價與零銷價之間的差距夠大，零銷者在推銷吸塵器時就會多花時間示範這機器怎樣用，細說其好處，等等。如果不強制零銷價，零銷者不會那樣用力多作示範推銷。Telser在文內提出其它幾種鼓勵示範的辦法，邏輯上都不及強制較高的零銷價有效，推理來去縱橫，令人拜服。

邏輯上，Telser的分析沒有錯。我不同意是因為隨意的市場觀察推翻了那「示範假說」。這假說的一個重要含意，是凡是需要示範愈多的產品，批發者強制零銷價會愈盛行。但當年香港盛行的名牌手錶強制零銷價，可看不出手錶有什麼是需要特別示範的。後來我調查了一些刻意選擇的產品，看不到愈需要示範愈會有強制零銷價的規律。

為這個疑問我與艾智仁研討了一些日子，也與Telser本人傾談過幾次。後來我得到的結論是這樣的。強制零銷價由供貨商主持，並不等於這強制的要求出自供貨商。這要求可能是出自零銷商的，而他們不用開聲提出，只是供貨商縱觀零銷市場大勢，認為強制規定零銷價對零銷商有助，而需要的監管公證人，則非供貨商莫屬了。

上述的看法是因為觀察到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討價還價的行為可能很普及。這現象與經濟學的傳統理論是大有出入的。討價還價本身增加交易費用，而討價還價的存在增加了訊息問題，交易費用會再增加。不二價是可以減少交易費用的，但在競爭下孤單的不二價零銷者會遭淘汰。要大家一起不二價才可行，由供貨商強制零銷價是後果。

主要的理論困難仍在。為什麼在競爭的零銷市場上會有討價還價的行為呢？這問題我想了三十多年才得到答案（見《經濟解釋》卷二第九章第四節）。

交易費用的爭議：傳統的缺失

七十年代史德拉曾經說：「沒有誰可以像張五常那樣，專注於一個範圍而把一門學問搞成這個樣子的！」到今天我還不知道他說的「這個樣子」是褒還是貶。他說我專注的範圍是產權與交易費用，認為是太窄了。故人已矣！兩年多前動筆寫《經濟解釋》，我刻意地表演一下自己在經濟學上的博學神功。



那是三十年的往事了。三十年來，依然故我，還是下那局棋，可見交易費用很有趣味，與我如魚得水。重要嗎？那就見仁見智，也要看意圖的是什麼。行內朗朗上口之人甚眾；入局染指的極為稀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前文說過的，調查真實世界的交易費用是苦工，為時甚久，不是要在大學升職的急功近利的選擇。要是當年我不是一開頭就拿得終生僱用合約，只幾月同事們就一致通過升我為正教授，我很可能不會優哉游哉地調查數以千計的合約的交易費用，碰壁的多，過關的少。



第二個少人參與的原因，是有關交易費用的理論不容易以數學處理。有誰不希望想出順理成章而又精彩漂亮的交易費用函數方程式，一舉揚名天下？就是今天，一些數學大師以方程式處理高斯定律，不知所謂，一塌糊塗，令人尷尬！數學就有這個問題：膚淺的不好意思寫在紙上發表，見笑大方；有深度炫耀一下的，卻又想不出來。這是數學在交易費用中遇到的命運。



當年我是嘗試過搞交易費用函數的。雖然我對數學所知不多，但師友們認為我有隨意發明數學之能。問題是交易費用與生產成本有一項重要的區別：前者一定要由兩個或以上的人作主，與個人作決策的產生函數分析不同。後來博弈理論捲土重來，所用的數學正好處理兩個或以上的人的互對行為。然而，博弈理論漠視了交易費用的調查與界定，少了真實世界的內容，因而沒有解釋行為或現象的功能。



回頭說同學們關心的交易費用是否重要，我的回應是：如果對解釋世事有興趣的話，交易費用這項局限條件是非常重要的。想當年，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有大師教誨，我的理論課程讀得好；此「好」也，反映於習作《佃農理論》。後來到了芝大，再得到多位高人的指導，又在那裡教過研究院的價格理論，怎樣看也算是個經濟理論的小專家了。然而，跟一九六九年回港度暑期，在街頭巷尾見到的尋常現象，十之八九我不明白，沒有解釋。



當時我想，一個物理學的本科生，對日常所見的物理現象大部分有解釋，為什麼一個曾經得到那麼多大師教誨的經濟學家，對尋常不過的市場現象不大了了。要解釋，理論是要大幅度地改進的，但從哪裡入手呢？理論要簡化我早就知道，餘下來可以想到的只有局限條件的調查與處理。反覆思量一個暑期，我決定了經濟學的解釋力出現了問題，是因為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漠視了交易費用。三十四年後的今天，到任何市場走，見到的現象，尋常或不尋常的，十之八九我立刻有解釋，比較困難的要多想、多查三幾天，而怎樣也找不到解釋的差不多絕無僅有。



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不言自明地漠視交易費用。這可能是因為當時興起的以數學微積分處理極大化，不管生產之外的其他費用，可以得心應手。當時的大師頭頭馬歇爾重視解釋，但為了避免枝節，發明了短線與長線的逃避現實的好去處。解釋不了嗎？等等吧，調整是需要時間的！短線有沙石，長線的沙石較少，可以不管，但沙石是什麼可沒有說出來。好些行內的朋友認為新古典的大師們知道沙石是交易費用，只是沒有說出來罷了。真麻煩，如果當年的大師們說明他們的分析是假設交易費用是零，他們老早就會發現，他們的分析大部分是錯了的。



有一個完整架構的經濟學起自史密斯的《原富》。雖然這巨著重視工業生產與制度分析，也知道有交易費用這回事，但後人承受的主要是《原富》把經濟行為分兩大類：資源的使用與收入的分配。史前輩知道制度重要，也知道制度的形成是選擇的結果。然而，很不幸，他是從「宏觀」的角度看，認為制度的演變是適者生存，需要歷史時間。這帶來兩處忽略。一、市場的合約安排或生產的組織安排，皆制度也，與整個經濟制度有小、大之分，但性質相同，分析處理應該一樣。二、史前輩漠視了自私給社會帶來的主要害處：在某些情況下，人的自私會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費用。



史密斯之後，經過李嘉圖與米爾的改進，到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再到今天的一般課本，經濟行為還是分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兩大類，制度的安排是局外決定的。當然，六、七十年前奈特、海耶克、高斯等人關注組織安排的問題，寫下有重要啟發性的文字，但很零散，制度經濟學搞不起來。



六十年代後期，得到戴維德的啟發，我把合約的安排以交易費用正面分析。誤闖誤撞，命中一個獨特之處：合約是最「微觀」的制度安排，明顯地是由個人選擇決定的。其含意是：所有制度分析都可以用個人選擇為起點，而交易費用是這類選擇最關鍵的局限條件。可惜當年未夠老練，把規避風險與卸責意圖混進交易費用作分析，誤導了行內的朋友。



今天再看整個經濟學的架構，把令人花多眼亂的數學方程式與博弈理論拿開才細看內容，我們不難發現，這架構只分析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兩大類行為或現象，但合約、組織、制度等安排也是行為，是第三大類，傳統的架構如果不大事修改，這第三類有關的行為放不進去。同學們問：放不進去會怎樣了？我的回應是：如果制度安排這類行為不放進去，經濟學不可能真的瞭解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可以說，我那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是針對這個傳統的嚴重缺失而下筆的。



（《爭議》之四，未完）

何謂串謀訂價？

串謀訂價（collusive or conspiratory price fixing）是反壟斷（反托拉斯）法例的一個大項目。數十年來，我老是拿不準在觀察上怎樣判斷串謀訂價。邏輯上有串謀訂價這回事。壟斷（單一出售者）之價比競爭之價為高，如果有兩個或三幾個出售者，為了避免競爭，他們可能洽商，一起提升價格，減產，大家多獲利潤。

幾家機構，可以聯合而成組織，互相決定同樣產品的價格。這種公然聯盟的組織稱卡特爾（cartel），反壟斷之邦一般不批准。正規的卡特爾洽商訂價，名正言順，不是串謀。卡特爾的困難，是互相訂價之後，靜靜地減價的成員有利可圖，所以維護卡特爾可不容易。另一方面，沒有法律許可的卡特爾，市場的競爭者只要人數不多（交易費用不高），互相協議提升價格是可能的。這也不是串謀，算不上是違反了反壟斷法例。串謀是有婦之夫養二奶，見不得光的行為是也。

六十年前美國幾家石油公司被控串謀訂價，嚴重地犯了反托拉斯法例，辯方律師在法庭上擲地有聲：「法官大人呀，我們訂價是會議洽商，燈火通明，有詳盡記錄，怎可以說是串謀呢？法官大人，你聽過串謀用白紙黑字處理嗎？」辯方勝訴，但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今天的反托拉斯看來沒有那樣寬容了。

有時證據極像串謀，其實不是。美國被反托拉斯起訴的，通常是龐大的機構，職員數以千計，中、下層做什麼上層通常不知道。有這樣的實例：兩家被控串謀訂價的大機構，在書信檔案中，被政府找到一封甲機構職員寫給乙機構職員的信，提到互相訂價，措辭曖昧，該信於是呈堂作為罪證。其實那兩位職員是世交朋友，一廂情願地希望大家一起提升價格，說說笑，機構高層毫不知情。我也聽過如下的故事：某機構的職員被解雇，刻意偽造一些串謀訂價的文件放在機構的舊檔案中。

這裡還有另一種混淆。同樣物品，價格相同是競爭的結果。有哪一個競爭市場不是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而彼此訂價的？又或者你問我，我問你。行家問價而後訂是競爭市場無日無之的事。那是串謀嗎？價格相同，甚至調整時間一樣，不等於串謀訂價。那我們又怎樣辨別串謀與非串謀呢？

反托拉斯是刑事法，只要政府清楚劃定哪種行為算是串謀，刻意串謀的人總有辦法避免留下證據。但政府從來沒有說清楚，或界定了，串謀的準則。不是說商人之間不會串謀訂價，而是被訴之於法時，商人總會想：為什麼法律不早點告訴我那是犯法的？這與殺人、打劫、強姦等事前任何人都知道的罪行截然不同。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商人不會串謀訂價。有利可圖的行為，任何人都會考慮。我要說的是因為串謀的界定不清楚，殺錯良民的機會遠高於命中的。另一方面，沒有真正可以壟斷的實權，串謀訂價一般不能持久。這是因為任何一方私下裡違反謀議都有利可圖。就是公開議訂，約法三章，有法律監管的卡特爾，所訂之價也不能持久。後者是有名的歷史規律。

以本傷人的故事

有這樣的一個搞笑故事。一家賣雞蛋的商店，老闆財雄勢大，要把街上面對的另一家雞蛋商店殺下馬來，惟我獨尊，壟斷而後升價。老闆聽說對手本錢有限，於是把雞蛋大減價，低於成本出售，以本傷人，以為不數天對手就要關門了。殊不知蛋價一減再減，減了長時期，對手依然存在。最後大老闆因為減價太多太久而破了產。他禁不住跑到對手蛋店查問究竟：「我的蛋店關門了，想不到你們的資本比我還雄厚，是從哪裡找那麼多錢跟著我減價呢？」對手聽得莫名其妙，響應道：「我們本小利薄，雞蛋是從你們那裡買回來轉售的。」

當然，這故事是虛構，但也正好說明以本傷人著實不易。中國要於今年十一月一日起推行反壟斷價格行為，其中一項是禁止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即反對predatory price cutting，以本傷人是也。以我所知，以本傷人的行為存在，但可不是意圖壟斷。另一方面，什麼是「本」不簡單，政府施行此禁製法例，很容易殺錯良民。再者，市場的敗軍之將，可能因為斗對手不過而胡亂告到官府裡去。

歷史上最有名的以本傷人的反托拉斯例子，當然是一九一一年美國標準石油的巨案。老友麥基（J. S. McGee）曾經花了兩年時間調查該案的有關資料，於一九五八年發表文章，一舉成名。麥基的結論，是標準石油沒有以虧本割價的手段來試圖毀滅對手。他同時指出，數據顯示，如果標準石油要獨佔有關市場，把對手買下來遠為相宜，而當時的法例是不禁止收購的。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歷史上最具說服力的割價以本傷人的行為，莫如黎老弟智英幾年前在香港使出的兩招。第一招是《蘋果日報》出場，零售二元，肥佬收零元，每天燒紙錢二百萬。但肥佬是希望把《東方》毀滅而獨領風騷嗎？不是的，這個人不傻。他認為看報章有慣性，開頭割價傾銷是希望打進市場。競爭的其它報章受損嗎？當然，但以本傷人是肥佬意圖之外的效果。這第一招肥老使得對。

第二招是搞「蘋果速銷」，也是開頭蝕本招徠的意圖了。這一著，肥佬計錯數，輸了十億慘淡收場！計錯數是因為當時的網頁銷售吵得熱鬧，使他誤信互聯網可以大幅度地減低銷售成本，所以要先拔頭籌。殊不知「本」與願違，加上懂得用計算機的消費者在香港不普及，於是中了計。

「蘋果速銷」有以本傷人的效果嗎？有的，大財團的超級市場割價回應，賺少了很多錢。後來得到肥佬的數字大略，我才知道超級市場也計錯數，中了計。這是因為如果超市不減價，把顧客趕到「蘋果速銷」那邊去，後者會蝕得更多，關門會更早！

結論是明顯的。短暫地以低於成本之價出售的行為不罕有，而好些時清理存貨，說是低於成本傾銷，其實不是。凡是真正低於成本出售的行為，市場上一般有行家受損，說是以本傷人說得通，但是為了毀滅競爭對手而獨領風騷嗎？想可能是那樣想，說也可能有傻佬會那樣說，但可以成功嗎？沒有聽過成功的例子，何況相信以本傷人可以毀滅所有競爭者而獨壟其斷的人是傻瓜，不懂生意之道。

以本傷人可以壟斷市場之說，是神話。

交易費用的爭議：定義與量度的困難

一九九八年美國西方經濟學會會長演辭，以《交易費用的範疇》為題，我指出交易費用的調查，就算是小現象，動不動需要一兩年的工夫，所以交易費用不是一個趕為生計發表文章的助理教授有膽染指的。這幾句話後來在行內成了名言！是的，今天的學術市場鼓勵急功近利，花大半生寫一本書的時代早成陳跡。



前些時收到一本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書，其中羅列幾位老朋友替交易費用起的定義，我不苟同。整個七十年代我探討交易費用的本質，得到的理解今天還沒有變。思想上，我似乎是個越來越頑固的人。考慮我的觀點吧。



（一）交易費用有多類，而在觀察上我們往往不容易把不同的類別分開。例如一個在隧道入口收費的僱員，既收費，又保護隧道的使用權（不交費的不能進入）。收費是交易，保護是協助交易，但不交易這保護費用還是要支出的。這分不開的困難很快就解決了。經濟學有一項知名的課題：如果同一生產程序製造出幾種產品，邏輯上我們無法把每種產品的平均成本分開。可以分開的是每種產品的邊際成本——輕微增加或減少一種產品的總成本變動。重要的是，解釋行為我們只需要把邊際的變動界定，平均變動可以不管。因此，不同的交易費用要從邊際變動的角度處理。


（二）中國文化大革命給我的啟發：在沒有市場交易的情況下，與生產無關的費用——可以看為交易費用的——可以很高。走後門、論資排輩、排隊輪購等是交易費用，可以看到一些「交易」，但背誦《毛語錄》及其他因為政治而起的費用，雖然看不到交易，也與交易費用類同。這些不同類別的「交易」費用往往連帶在一起，像隧道的交易與保護費用那樣分不開來，我們還是要從邊際變動的角度分類。

問題是，毫無交易而又沒有產出的費用，與算得上是有交易的走後門費用連在一起，這些費用加起來要怎樣稱呼呢？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一詞出自高斯一九三七年的文章，顯然有誤導的成分。一九八一年我寫好了文稿，寄給高斯，指出沒有交易也可以有他和我在芝大時研討的費用，所以交易費用應該改稱為制度費用（institutional costs）。高斯是同意的。但當時「交易費用」一詞在行內早已家喻戶曉，懂的不懂的皆朗朗上口，更改是不能的了。

（三）文革開始對我有所啟發是一九六八年，當時在芝大，雖然對「制度」費用的認識沒有後來那樣深入，我意識到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費用只能在有社會的情況下產生。六八年的秋天，我跑到史德拉的辦公室向他申述自己心裡的疑問，談了幾次，其後得到的定義是：交易費用是魯賓遜的一人世界中不可能出現的所有費用。佛利民一九九八年初才讀到這定義，認為是經典之作。

魯賓遜的世界多加一個人，就成了社會，而社會必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決定競爭誰勝誰負，產權制度出現了。以制度費用的廣泛角度看交易費用，是被上述的困難逼出來的。然而，因為角度來得闊，看到的就比較多。我是從這闊角度看到所有制度——包括市場——皆起於交易費用的存在，也看到高斯定律的矛盾：這定律說如果交易費用是零，市場交易會消除社會與私人成本的分離，但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零，市場不會存在！

轉談量度的問題吧。量度是武斷地把數字排列，有兩種。基數量度是指可以加起來的數字，因此數字之間的不同差距可以比較。序數量度，數字不可以加起來，只是排列高低或多少的次序，數字之間的不同差距不可以相比。原則上，凡是可以觀察到的事物都可以基數量度，但這是指觀察到的事物本身，不是觀者對事物的感受。以選美比賽為例，美女們的胸圍尺度是基數量度，但評審員給美女的評分，是感受上的事，只能以序數排列了。

這裡有一個重點，是費沙的貢獻。從邊際變動衡量，基數與序數量度沒有分別，而解釋行為我們只要從邊際的變動看。

前文提及，原則上交易費用是可以觀察到的，所以原則上這些費用的量度可以用基數。問題是：雖然原則上可以，實際上往往出現困難。例如經紀佣金是交易費用，其量度可以容易地用基數，但如果我因為考慮某項交易而輾轉反側，其代價（也是交易費用）就不容易以基數量度了。原則上可以，因為可以把金錢替代輾轉反側之苦，但實際的基數量度費用是太高了。所以對交易費用的處理，我往往用序數思考。我重視的只是解釋行為或現象，從邊際變動的升或降處理就足夠了。

從驗證科學的角度看，解釋行為只要有兩點不同的變化。交易費用是局限，一點與另一點不同是說局限變了，依照需求定律，行為會跟變。這是推測，可以驗證。兩點可以多加一點，或再加上去，以至無限。然而，從解釋的說服力看，兩點與三點或以上的差別不大。所以我喜歡驗證了兩點變動對行為的含意之後，轉換另外兩點來作不同的驗證。不同的驗證是不同的假說。同一理論可以有多個不同的假說與含意，與其以一個假說驗證多點的量度排列，倒不如增加假說的含意，每個含意只以兩點排列驗證。後者比較頭痛，要多想，但因為含意比較多，解釋的行為也多起來，於是過癮精彩，足以令從事者廢寢忘餐。

把交易費用以序數排列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不需要直接量度。經過邏輯推理，間接的序數排列可以被眾所認同，很有說服力。二十多年前我解釋優等座位票價偏低的現象，其假說是因為監管座位的權利有費用，優等座位的票價若不偏低，不先滿，買次等座位的可以偷偷地走到優等座位那邊去。當時香港的電影院的下層分前、中、後座，上層分超等與特等。我說每層的優等座位票價偏低，先滿，但層與層之間是另一回事，因為上下層分道進場，入場後顧客不能跳層偷換優座。這樣看，顧客入場後，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是零，所以座位較優的上層，與較劣的下層相比，沒有票價偏低的現象。

（《爭議》之三，未完）

《經濟的看相與把脈》目錄

前言

一、經濟學大混戰
從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論
《經濟解釋》的意外迴響
臨淵無須羨魚
為什麼經濟學變得沉悶了？
中醫式的經濟學
經濟的看相與把脈
生產的類聚與不類聚
誇張的想法
赫舒拉發說的艾智仁故事
正統與主流大混戰
經濟學重視普通常識
經濟散文的來龍去脈

二、世界大變
強烈的對比
巨機起飛的故事
展銷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經濟發展之謎
中國改革回憶錄
世界大變論

三、匯率邏輯的思維
令人羨慕的困境
匯率戰略論
佛老用不著耿耿於懷
歐元高處不勝寒

四、學而時習之
創作的需求
清晰才是好文章
隨筆以起筆為優
從小女孩的大提琴說起
都是電腦惹來的禍
不要搶著說教授錯

五、我看他們
獵人的風采
基爾'莊遜的教誨
代序：黎智英的節奏
對我影響最大的四本書
也談魯迅

六、旁觀者清看非典
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與衛生的形象
從高斯定律看瘟疫市場
處理瘟疫的困難
心中有氣談瘟疫
不要說控制了非典
要冷靜地再看非典
給非典來一些總結吧

七、清潔經濟學
香口膠的故事
中國別無選擇
清潔經濟學
風俗習慣的性質
清潔風俗的教育培養
世衛謀權與風俗需求
清潔歧視的約束力
不要再把整個動物園吞進肚子裡
要清楚界定清潔的責任
要讓權利與責任掛鉤
會流動的污穢

交易費用的爭議：可以觀察的重要性

經濟學有三個去處，悉隨君便。其一是向理論或技術那方向走。這是純以想像力或邏輯推理的玩意，可以搞得美觀甚至很有藝術性，有沒有用場是次要的，從事者大可不管。其二是把理論分析應用於政策或社會的改進上。這方面有主觀或價值觀的成分，比較高明的從事者先把分析客觀地處理，然後帶到主觀的價值或倫理那方面去。其三是把理論引用於解釋世事、行為或現象那方面去。這是馬歇爾與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



好些學者三者都嘗試。以我自己為例，博士論文是搞解釋的，但在芝大時，有些長輩認為我是搞理論的人材，於是在純理論那方向走了幾個月，後來受到高斯的影響，又回到解釋那方面去。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放改革，我開始寫些政策建議的文章。



先入為主，我的專業是經濟解釋，沒有中斷地搞了四十年，怎樣看也是老手了。這裡有一個問題：走不同路線的經濟學者對理論的處理大為不同。比方說，三十多年前我搞理論技術搞得熟練而複雜，但向解釋世事那個方向走，我逼要把理論簡化，爭取主要概念的掌握，不斷地把重點改進。任何選走「解釋」路線的——史德拉、佛利民、高斯、艾智仁等——都是這樣做，而我得到他們的教誨，簡化得更厲害了。



另一個因為路線不同而導致理論處理不同的問題，是關於觀察與量度的。在觀察上我是比行內的朋友苛求的。純搞理論，不談驗證，可以與真實世界脫了節，什麼觀察云云是題外話。搞價值觀的政策建議，你說好，我說不好，用什麼數據支持只是為了說服不同意的人，要客觀認同可不容易。你說要政府資助教育，我反對，大家吵一輩子也得不到互同的結論，數據怎樣精確不一定有說服力。



輪到解釋現象，觀察的重心改變了。首先是我說過的：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這是說，要解釋事實，我們要知道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同樣重要的另一點是：依照科學的方法，驗證理論必須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而這要基於可以觀察到的行為或現象。



以雲雨之說為例吧。我不知道背後的氣象學理論怎樣說，但一個可以驗證的含意是：天下雨，天上必定有雲。驗證程序是倒過來，天上沒有雲，就一定沒有雨，而如果沒有雲但卻有雨，氣象理論就被推翻了。可以被推翻而沒有被推翻，是驗證了理論，而這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天會下雨。



這裡有一個聽來膚淺但其實湛深的哲理：作為驗證含意的變量，雲與雨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要真有其物或真有其事。是每個人的主觀判斷，但卻要彼此認同——這是實證科學不可或缺的基礎。數十年來，我為這「觀察」問題不知有多少晚睡不。



我們首先要判斷一個現象是否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observable in principle）。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其驗證的含意當時無從觀察，只是原則上可以，若干年後才找到現象驗證。六十年前，DNA無從觀察，但科學家認同確有其物，競爭找尋，後來找到了，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現。然而，好些用上名詞之物，在原則上是不能觀察到的。找尋原則上無從觀察之物是白費心思，而這類在真實世界不存在之物，不可以用作理論驗證，有了混淆就笑話百出。



問題是，理論往往需要抽像起筆，而抽像者，不可觀察也。多年以來，我個人的取向是：無可避免的抽像要想辦法處理，但可以避免的則不用為上。例如，經濟學中家喻戶曉的功用或效用（utility）是抽像之物，在真實世界不存在，原則上無從觀察。我認為可以不用，所以從來不用，但好些經濟學大師卻常用。他們有些搞純理論，不管其觀察性；有些搞政策建議，要有一個改進社會的效用準則；有些搞現象解釋，熟習效用函數，也喜其美觀分析。我不用，是恐怕中了套套邏輯之計，一不小心以為自己是找到了解釋，自欺欺人，過了很久才發覺是空空如也。



轉到我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價格可以觀察到，但需求量不能，原則上也不能！需求量是意圖之量，我們怎可以觀察到一個人的意圖呢？事實上，「需求量」是經濟學者發明的，是他們腦中之物，沒有經濟學需求量不會存在。那是說，真實世界沒有需求量這回事，我們觀察到的只是成交量。此二量是不同之物，我們不能指鹿為馬。



使用需求定律時，我永遠記需求量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所以該定律的本身無從驗證。我們一定要把可以觀察到的其他條件加進去才能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是經濟學不可或缺的定律，只因為本身不能驗證，使用起來其困難上升何止數倍？到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以我所知，經濟學書籍中只有我的《經濟解釋》指出而又強調，需求定律的「需求量」無從觀察，要把可以觀察到的條件加進去才能使該定律變得威力無窮。我更不明白為什麼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今天還有那麼多學者大談吉芬物品，試圖證明需求沒有定律！唯一的解釋，是一般經濟學者對解釋現象沒有興趣。



長篇大論地寫到這裡，回到交易費用的主題（！），我要說的有三點。一、經濟學的所有理論中，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二、要加進的任何局限條件，皆可以闡釋為一個價，所以交易費用可以看為一個價而與需求定律合併使用。三、原則上，交易費用是可以觀察到的！不一定容易觀察，往往不易量度，但重要的是原則上可以。



卸責、博弈、看風駛等理念，原則上可以觀察到嗎？我認為不能。法庭可以基於某些間接的觀察或推斷來下判詞，但會是眾所認同嗎？既然可以取代這些理念的交易費用是那樣肯定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的，從解釋世事那方面衡量，其重要性是不能誇大的吧。



（《爭議》之二，未完）

壟斷三罪

傳統之見，是壟斷對社會經濟有三項罪行。

（一）壟斷生產的售價高於邊際成本。價格是社會的邊際利益，如果這邊際利益高於邊際成本，增產對社會有利。但壟斷者為了私利，不增產，於是出現了無效率的情況。

（二）壟斷妨礙競爭。除了上述的價格高於邊際成本外，缺乏競爭有幾方面對社會有不良之處。

（三）壟斷導致財富不均，可以促成貧富懸殊的情況。

先談第一罪。壟斷之價高於邊際成本是老生常談，而理論證明主要出自牛津大學的魯賓遜夫人一九三三年的名著。然而，事實上，壟斷的價格安排五花八門，點只一個高於邊際成本之價咁簡單。如果壟斷增產對社會有利，此利也，大可由壟斷者與顧客分享，為什麼壟斷者不增產呢？如果沒有交易費用，這增產必然，而若有交易費用，壟斷者總會想出一些價格的安排來獲取一部分增產之利。魯賓遜夫人及其附和者對市場所知甚少，雖然夫人智力甚高，但免不了紙上談兵，失誤頻頻。事實上，好些反壟斷（反托拉斯）法例所反對的價格行為，是壟斷增產的安排。這是後話，要另文分析。

第二罪，妨礙競爭之罪，則要看壟斷的性質才可以下判斷。壟斷性質可分五類，要略說一下。

類一，特殊天賦或際遇促成的，例如鄧麗君的歌、金庸的武俠小說、周慧珺的書法，又或者是風景這邊獨好的餐室等，皆壟斷也。原則上，很少人反對這種壟斷，而反壟斷法例一般管不著。

類二，發明專利、商業秘密、版權、商標名牌等權利是壟斷權，較多人反對，不很多，反壟斷法例通常也不管。

類三，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那產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以至只有一個生產者可以存在的壟斷。很多地區，被懷疑有自然壟斷性的行業，例如水、電的供應，政府以國營從事，或多立法例管制。既有法例管制，反壟斷法就管不著。另一方面，高斯、德姆塞茨和我，還有其它的學者，認為沒有自然壟斷這回事。

類四，沒有任何上述的壟斷條件而用各種手法爭取壟斷，例如收購、合併、封殺、捆綁銷售、以本傷人等。這是反壟斷法例一般最針對的行為，在學術趣味上也是最過癮精彩的。問題是，任何競爭行為都是要把對手殺下馬來。政府要鼓勵競爭，怎可以自圓其說，反對某些競爭行為而加之以罪？複雜但大有娛樂性，記憶所及，我會寫些案例以饗讀者。

類五，政府維護的壟斷，例如為特權利益而限制牌照數量，或國營不善，由政府以禁止競爭的方法協助不適者生存。差不多所有經濟學者都反對這類壟斷，但矛盾所在，反壟斷法例卻網開一面。目前的中國，政府維護的壟斷是多而嚴重的。最近讀到新華社報道的將於十一月一日起施行的「制止價格壟斷行為」，針對的是「價格」，不是「壟斷」的本身，免不了瓜田李下，使人有政府為自己網開一面的感受。

第三罪，促成貧富懸殊，說來話長，沒有什麼趣味性。要簡說一點：絕大部分的壟斷者無錢可賺。例如區區在下的攝影天賦，不可謂不特殊矣，無奈市場無價，要孤芳自賞，賠錢出書！

反壟斷誤入歧途

不是所有先進之邦的法例都值得倣傚的。

不久前讀到新華社的報道，說中國會在今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制止價格壟斷行為暫行規定」。這是反托拉斯、反壟斷的法例了。兩年多前我就聽到一些北京的經濟學者建議中國也要學人家搞反托拉斯，心想，不會吧，美國搞得一塌糊塗，他們不會不知道。殊不知今天真的是狼來了。

寫這篇文章（及跟著有關的幾篇），是希望北京當局能重新考慮，把「暫行」改為「暫不行」。是重要的問題。今天「暫行」不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大影響，但縱觀天下大勢，發展下去，這「暫行」是大漏。你行而競爭之邦不行，外資會怎樣想呢？微軟也曾因為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例而考慮「搬國」。法例這回事，永遠是立例易，拆例難，其中道理毋庸細說了。

有三項資歷使我能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反托拉斯這回事。一、二十世紀研究反托拉斯案件最多的四君子——史德拉、戴維德、高斯、麥基——都是朋友，對我教益良多。二、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我曾經擔任過兩件巨大反托拉斯案的理論顧問，有六年親歷其境的經驗。三、在壟斷覓價的價格行為上，我作過的研究比我所知的任何人多。我是為了研究價格行為——尤其是今天北京要立例制止的壟斷價格行為——而把研究重心放到產權與交易費用那方面去。可以說，拙作《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整本都是與反托拉斯有關的。

新華社報道的五項要制止的行為，與美國的反托拉斯類同：

（一）經營者以串通方式操縱價格。這是美國反托拉斯所反的conspiratory or collusive price fixing。

（二）經營者向經銷商提供商品時強制限定其轉售價格。這是曾經大鬧一時的retail price maintenance或fair trade的行為，二者分不開，反對的說前者，支持的說後者。

（三）經營者以市場地位，牟取暴利。從反托拉斯的角度看，這包括收購（merger）、封殺（foreclosure）等行為了。有趣的是，不管你如何收購合併，或怎樣封殺行家，如果沒有錢賺，美國的司法部不會管。我曾經說，微軟所犯之罪，其實是賺錢「太多」，但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例從來沒有提及賺錢多少。中國提出「牟取暴利」，是反壟斷的坦白之言，算是創新了。

（四）為了損害競爭對手，經營者以低於成本價格傾銷。這是一九一一年大名鼎鼎的美國標準石油的反托拉斯案例，predatory price cutting是也。我譯之為「以本傷人」。

（五）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也。這是指同樣產品，經營者以不同的價格銷售給不同的買家。是香港中六學生耳熟能詳的話題，可惜考試問到時往往不及格！

從嚴謹的經濟學角度看，上述的行為其實是競爭的行為。但一百年前的新古典經濟學對競爭的認識不夠深入，加上當時反對以信託（托拉斯）的形式把企業擴大的潮流，促成了反托拉斯法例的發展。

是非常複雜而又有趣的學問。我要在這裡寫幾篇，目的不單是為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也是為了一般讀者的興趣而下筆。反壟斷、反托拉斯的言論大家都聽得多了，但究竟是說什麼恐怕一般讀者不清楚。我可以淺白地說出來。

幼年的回憶

澳背龍村不復存在了。曾經存在，在西灣河成安街對上的山頭。當年，成安街向山上行是成安村，再上行是澳背龍。戰前與戰後數年是沒有村名的，其後不知是誰起了這樣古怪的一個村名。

我是在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出生的。此街早已不復存在了。一九三八年初，大約兩歲又四個月，我坐在澳背龍村的一塊地上看著媽媽管工建房子。那是我最初懂事而今天還記得清楚的往事。太富街的生活沒有印象了。媽媽在澳背龍建房子我記得清楚。有一棵大樹在開花，是早春了。因為建築工人把碎石與石頭搬來搬去，媽媽要我坐在一個安全的位置觀看，不許動。媽媽管工，主要是管碎石、沙與英泥混合的比例。媽媽說，不看著，建築工人會用少一點英泥，省點錢，是騙人的。她要我坐在那裡替她監管。看不到有騙人的行為，但混合的比例錯了時我就哭起來。

那是我的祖屋，很大的，屋頂上有用英泥沙浮雕的「1938」四個數字。這祖屋十多年前還在，後來政府要建什麼的，毀了。之前我趕到祖屋去，看看有什麼舊物值得保存。找到一九五二年以八十元（那時是不少錢）購得的宋拓漢朝的《婁壽碑》，證實是孤本，今天估價大約五十萬。

不足三歲讀幼兒園，小齡是因為逼著要與比我大一歲多的哥哥同班。在離家大約一百英尺的鄰居上課，老師是一位仁慈而又美麗的吳姑娘。學生只有三個：哥哥和我，以及吳姑娘的小妹妹。

課本開頭是：「日，日出，日初出；起，早起，天明即起。」到了第三課就見到文采了：「今日天氣好，父親往訪友；騎馬去，騎馬回。」但上課主要是聽吳姑娘說故事。

過了一年，不足四歲，又逼著與哥哥一起進入小學一年班。是西灣河電車路的永光小學，老師姓葉，很八股。我成為經典的留級生是從那時開始的。比小同學年輕一歲半是小很多，而老師八股，不知所云，動不動就被罰企或留堂，完全剷除了我的讀書意欲。我要到二十年後，二十三歲，才表演讀書神功的。

於今回顧，戰前的澳背龍村的日子是愉快的。上完了不知所謂的葉先生的課，我喜歡爬到桑樹上，坐得舒適，選摘深紅的桑子吃。家中有兩株番石榴樹，夏天常熟，早上摘下的好吃。我也喜歡用菠蘿葉織成小盒子，養金虎仔。拿出自己精選的金虎仔與鄰居小朋友的大戰，是難忘的玩意。應該是吳姑娘所說的故事，加上金虎仔之類的要自己想像改進的玩意，促成了後來在學術上的想像力。

好景不常，一九四一年某天早上，正準備到永光小學上課時，日機轟炸啟德機場。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不用上學了，非常開心。但過不多久香港淪陷了。

整天要躲在屋內，不准出門。槍聲，炮聲，機聲，炸彈聲時有所聞，有時不絕於耳。盟機炸港所殺的人可能遠比日軍多。家養的狗帶回來片部屍體很常見。

過不到一年，媽媽帶著其中七個孩子，逃難到廣西去了。爸爸是留在香港的。事後才知道，不逃的生活比逃的好。媽媽的本領了不起：帶著七個孩子去，帶著七個孩子回。

交易費用的爭議：個人思想的根源

同學們說交易費用在網上大有爭議，又說國內有幾家研究院，在交易費用重要性的話題上，同學們與老師吵起來了。把我所知的說一下吧。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起於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當時全力參與耕耘的有四個人：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我。艾智仁是我的老師；德姆塞茨在洛杉磯加大任教職時，我是他的改卷員；高斯是一九六七年我才認識的，很談得來。我是最年輕的，所以是他們影響我，不是我影響他們。但後來我在佃農理論中提出的合約選擇的分析，再度觸發了行內對公司組織的興趣，就變為大家互相影響了。



我當時的貢獻，是從合約的角度看佃農制度的安排，繼而分析合約安排的選擇，再繼而從合約選擇的角度看公司的性質。以合約的角度起了頭，其他的只是順理推下去。但影響我選擇合約角度作為起點的，可不是高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而是戴維德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



像當年研究院中的同學一樣，我對捆綁銷售的分析了迷。然而，這個趣味十分的話題只是戴維德在芝大法律學院的口述傳統，當時外間知者甚少。這口述傳到艾智仁，再由艾師傳給我。輪到我寫佃農理論，我想，捆綁銷售是一種價格安排的選擇，所以佃農也應該是一種價格安排的選擇了。問題是，佃農分成是一個百分比，沒有傳統的價格！這使我想到一個百分比，甚或一個價，只是合約內容的一部分，因而聯想到合約結構那方面去。於是決定了：捆綁銷售之價其實只是合約內容的一部分，所以捆綁的選擇也是合約的選擇。



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鴻文我老早就讀過，讀了幾遍，不認為有什麼了不起。當時高斯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此文後來成為歷史上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濟學文章（法律學引用比經濟學還要多）。又是得到艾智仁的提點。我把該文讀得滾瓜爛熟時，行內還不重視。是這篇文章影響了我的佃農理論的思維，使後來不少人把《社會》文內的高斯定律與我的佃農理論相提並論。



我是寫了佃農理論之內的合約安排選擇才回頭再讀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文章的。此讀也，我依稀覺得該文也是關於合約的選擇。我又依稀覺得，高斯的一九三七與一九六○的兩篇大文，說的是同一回事。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與高斯研討經濟，我就將上述之見告訴他。他聽得高興，跟的多次研討，來來去去都在合約與公司的話題上打轉。其實不是那樣深奧的學問，但我要在香港調查了件工合約後，想了多年，到一九八二才有膽動筆而為高斯的榮休寫下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



雖然今天行內重視那八三年的文章，但我認為我對新制度經濟學影響最大的，還是一九六九年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安排的選擇》。該文提出三個理念。一、合約的選擇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二、分成的選擇是為了規避風險（這選擇於是成為一與二的合併）。三、監管（交易）費用的一個主要起因，是卸責（shirking）。



第一點——減低交易費用——采自高斯一九三七年的《公司》鴻文，而同樣重要的是六三或六四年間，艾師靜靜地給我閱讀一篇長達七十頁的、說明不准傳閱的德姆塞茨寫的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稿（其後一稿分二文發表）。德姆塞茨是當世文字最清晰的經濟學者，他的交易費用闡釋對我影響很大。這方面我的貢獻是把交易費用伸延到合約的選擇那方面去，其後再把交易費用擴大至社會費用的整體。



第二點——規避風險（risk aversion）——采自佛利民與沙維治於一九四八年合著的大文，加上老師赫舒拉發把規避風險的行為一般化。雖然是我首先把風險規避帶到合約選擇的分析上，我從來不喜歡這個理念。不是說世界沒有風險，也不是說人不會規避風險（能否一般化今天還是疑問），而是在真實世界中，風險的或高或低，或多或少，我們不能在觀察與邏輯上滿意地量度。這是說，我們不能在真實世界的觀察中，眾所認同地以一種量度說甲情況的風險一定比乙的高。沒有這種客觀認同的量度準則，我們無從以規避風險的理念來推出可以解釋行為的假說。



一九六七的嚴冬的多個晚上，我三次把規避風險放棄，又三次拿回來。最後我逼接受了以收入變數（variance）的百分比（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來解釋米地與麥地的租田合約選擇。這變數是當時行內接受的風險量度，其實大家心知肚明，這量度有問題。我是很多年後才能成功地把風險歸納在交易費用之內，因而合約的選擇可以不論風險（見拙作《經濟解釋》卷三第四章第五節）。



最後一點——卸責——起於我少小時在廣西逃難，見到勞工在岸上拖船被監管者鞭打的例子。是六九年的《選擇》文章首先提出卸責的，但當時與高斯研討良久，決定以後不再用。這是因為卸責的或大或小，在觀察上我們無從判斷，因而無從推出可以被事實推翻（驗證）的假說。



一九七○年，在西雅圖華大，我得到今天還堅持的結論：因為有監管（交易）費用，承諾了合約的人是會卸責的，但如果我們能在觀察上量度不同情況下的監管（交易）費用的高低或大小，我們就無須談卸責。原則上，監管或交易費用的高低可以在觀察上見得到，因而可以在觀察上量度，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做到。



對我來說，可以觀察（observable）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可以被事實驗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一定要有可以觀察到的變數或行為的支持才能成事。為了解釋行為，不為其他，我放棄了卸責的理念。



一九七二年，艾智仁與德姆塞茨在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聯合發表他們的公司（組織）理論。該文以卸責為理論的重點，後來成為該大名學報歷來發表過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卸責」之後，欺騙、恐嚇、勒索等類同理念跟興起，到了威廉遜，就有了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之說。這些是八十年代初期再度興起而跟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論的前身。



我從來沒有說過人不會卸責、不會欺騙、不會恐嚇、不會勒索、不會看風駛、或不會博弈。我只是說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把這些理念推出可以被驗證因而可以解釋行為的假說。



（《爭議》之一）

不要讓人民幣自由浮動！

四年來我多次說：人民幣是強幣！有關人士聽而不聞，視若無睹。今年二月我見形勢不對頭，兩次提及人民幣將會有大壓力升值，但文稿被押後了幾個星期才刊登。其中三月十一日發表的《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說得很清楚：
「愚見以為，不出兩年，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人家鬥你不過，是會要你讓賽的。」

說「不出兩年」是小心的客套話，其實我意識到這壓力迫在眉睫，所以在二月底就寫了一連五期的《匯率戰略論》，建議一套不讓匯率浮動的應對方法。殊不知非典暴發，《蘋果》篇幅所限，延遲刊登，跟著斷斷續續，要分個多月才登完，讀者可能跟不上了。另一方面，寫敏感的匯率戰略，好些地方我是比平常下筆較為含蓄的。

是的，今年二月我見人民幣的強勢開始表面化，細心地想了幾晚，認為不能提出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幾年前可以，今天不成，因為在有匯管下其強勢還表面化，一旦浮動其變動波幅會很大，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有殺傷力。我也認為不宜向上小量調整然後再穩守。這是因為一次調整就傳達了會再調整的訊息，令投資者舉棋不定，而外圍的匯市永遠是你有你守，我有我炒，會引起混亂的訊息。

今年二月我想，人民幣與美元掛勾久非善策，而匯率的大波動不能接受，北京要考慮另選「本位」來穩定波動才與美元脫勾的。當時我建議的以兩籃子組合為本位可行，但今天再看形勢，有些地方可以改進，只是手頭上沒有資料，不便武斷了。最近格蘭斯班說人民幣若不上升，可能給中國帶來通脹。這觀點不差，但通脹肯定不會嚴重，由他脹吧，何況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是可取的。

然而，外間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越來越大，怎麼辦？告訴你吧，北京有兩步瀟灑的棋著可走。其一是穩守匯率之外，取消所有外匯管制，加上大事開放金融與簡化稅制。這一著不會削弱人民幣的強勢——正相反，會加強其勢。但這是擺明讓外資到中國來多賺錢。讓他們賺吧，皆大歡喜，人民幣不升值會有很多外商的支持。

最近美國的兩個議院說中國可能刻意做低匯價來獲取巨利，其思不正，而北京以廉價勞工回應，其思不精。當今天下廉價勞力所在皆是，制度之外，中國跑出是因為青年的質量急升，以至工業產品的質量一日千里。是的，中國有大量廉價人材出售。那邊廂說中國出術謀巨利；這邊廂要回應：「巨利你也有分，月薪一百美元的勞工到處都有，但月薪四百買個天才卻是風景這邊獨好。」

大事開放金融與簡化稅制是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鼓勵外商在神州大地競爭。也只有這樣，巨利才可以因為競爭而轉到炎黃子孫的人材之價上。

第二步瀟灑棋著，要由北京禮下於人地主動提出：「世貿協議說明中國減進口稅的日期程序，可不可以讓我們提前減進口稅？！」這著一石三鳥：一、紓緩人民幣的上升壓力；二、中國的國際形象起碼加二十分；三、炎黃子孫的享受指數上升。

祖先有靈，風雲際會，中國這局國際經濟象棋一時間多出兩隻馬，可以瀟灑一番，也可以走得很精彩的。

聘請朱鎔基吧

雖然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說過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我可沒有想到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的。橫看直看，香港已矣！局長先生們不要再到黃大仙或車公廟求籤了：那裡的主事仁兄不會那樣蠢，把下下籤之外的讓你抽一下。

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執掌政權的人給民眾罵得那樣厲害。然而，朋友，撫心自問，你真的認為董特首有那樣大的本領，能在六年間把香港搞成這個樣子嗎？不是要替董先生辯護，我沒有那樣大的本領，而是說問題不是那樣簡單。細讀傳媒的報道，我們不難發現：特首上任以來，沒有一件事做得對；阿松上任以來，凡做必錯；局長們每做一次錯一次；形象教頭劉兆佳，說十次錯十次。不是我之見，是傳媒之見。我之見很簡單：全部零分違反了或然率的可能性。

今天董班子的形象無可救藥。特首最近說有信心接受挑戰，又說錯了。香港的困難不是特首及其班子的信心問題，而是民眾的信心問題。民無信不立！今後四年，民眾動不動上街，怎麼辦？傳媒繼續日罵夜罵，怎麼辦？

以普選換頭頭嗎？以目前的形勢，七國都冇咁亂矣。由聖誕權頂上嗎？他多半不會那樣蠢，於此時此地學做諸葛孔明，「受命於危難之間」。讓北京委任一位國內的高人來主理一段時期嗎？此法可取，但與一國二制的基本法有頗為明顯的衝突。

前思後想，我認為從任何角度看，如下之法最高明：讓董特首聘請退了休的朱鎔基先生來香港打工，由立法會許以大權，正如一家龐大的商業機構聘請一位新經理一樣。優點顯然易見，數之不盡：

（一）立法會會以大比數順利通過。鐘庭耀來一次民意大調查，朱經理的聘請會受到熱烈支持，民主派無話可說了。

（二）董特首還是特首，而從商業機構的角度看，他是董事長，朱老是CEO，順理成章，一律及格。

（三）朱老寶刀未老，管中國那樣大的國家管得掌聲雷動，到區區香港來小試寶刀，效果如何也足以傳為佳話。

（四）這點重要。原則上朱老已脫離了北京的權力，來香港「打工」不會違反基本法的約束。（千祈千祈千祈不要計較朱老與北京的關係，我們要的只是他的個人本領。）

（五）這點更重要。朱老的形像是個清官，鐵面無私，不搞政治，果敢決斷，言出如山，手起刀落。香港目前就是需要這樣的一個經理人。另一方面，雖然有一兩次朱老的公開講話有幾句是說多了，但一般而言他的應對能力實在高，生動風趣。

今天香港的政治是悶棋一局，也是低手過招，悶得發霉了。如果香港立法會出現了朱鎔基與李柱銘、劉慧卿、吳靄儀、余若薇等議員駁火的過癮場面，恆生指數豈有不上升一千點之理？

朋友，你想得出有比上述更好的救救香港的辦法嗎？你認為香港沒有嚴重問題嗎？還是同意我的想法，認為香港已經輸得七零八落，到了nothing to lose的「至善」境界，值得大博一手？

光的藝術——《流光幻影》序

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有一項不足之處，那是感情沒有適當發洩的地方。科學研究要客觀處理，不能感情用事，這與好些其它職業或學術生涯是不同的。男女之外的感情總要有個好去處。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拉小提琴，經濟學家莊遜不停地刻木，連拿搞雕塑，巴賽爾無古典音樂不歡，而我自己的研究基因的兒子，苦學之餘在鋼琴上作曲，亂作一通。



王羲之說：「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說得好。我認為任何人，尤其是搞科學的，久不久總要放浪形骸一下，好叫自己還有一個完全的人的感受。十多年來我研習書法，把感情通過水墨「放浪」於宣紙上，而書法有進境則是額外的收入了。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研究生時，遇到強攻不下的難題，或覺得學問沒有寸進，我喜歡拿照相機，靜坐園林中，胡亂地拍攝些什麼。



一九五五年，十九歲，我在香港認真地搞了一年多沙龍攝影，拿得些獎狀名頭，學會了黑房功夫。五七年到加拿大去，於五八年作過幾個月職業人像攝影師。一九五九年轉到加大後，為了生計，久不久到好來塢傳授室內人像光法。然而，墨守成規的沙龍技術攝影與我的個性格格不入；為了討好顧客的燈光人像也不是感情的好去處。



我喜歡亂來一下，純為滿足自己而把快門按下去。是的，我認為藝術的真諦是作者把感情為自己而表達，正如伯牙的高山流水原來是奏給自己聽，遇到鍾子期是錦上添花。我熱愛藝術，但當年覺得自己的個性不能以藝術為生計，就攻讀經濟學。



好些年前我發表了《光的故事》，細說在二戰逃難時，七歲，我因為染上瘧疾而有幾個月的黃昏，在廣西的荒郊觀察光在花草樹木與水中的變化。二十多年後，一九六五年，博士論文數易題材沒有進境，我花了幾個月時間，拿著照相機，帶著三文治，從早到晚靜坐於加大鄰近的一個小園林中。一時間幼年時在廣西體會到的光湧上心頭，佳作隨心所欲，使我有莫扎特的感受。



當時純以光的變化拍攝出來的低色調作品，一九六七年於長堤博物館展出，獲得很大的迴響。該年三月我收到周遊美國多個博物館展出的邀請，但因為博士論文——佃農理論——順利地開了頭，又得到芝加哥大學招手，就婉拒了。不少底片遺失了，但六五年的一部分舊作，一九九三年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大師們在香港舉辦「四友攝影聯展」，盛極一時，傳為佳話。



我是一九六五年體會到攝影是唯一的以光表達感情的藝術。法國十九世紀中期起的、光芒不可方物的印象派，雖說以光作畫，但怎樣說還是以油彩下筆。我認為該畫派偉大，主要是創立的那群富家子，提出了一個前人沒有想到的重要哲理：感受上的真實，可以比實物真實得多！



然而，六五年我想，說到以光作畫，沒有任何藝術媒介可與攝影平排，因為沒有光不可能有攝影。當時我想出了如下的繪光之法：把黑白底片的曝光作為畫面的草稿，把銀膜與膠片之間的gamma度量減低至零點五，然後在放大機下把光逐點逐「筆」畫到相紙上。因為gamma比正常的零點七低很多，相紙沖洗時我要用幾種特別的方法把光與影的反差加強。後來徇眾要求，我寫了一篇數十頁長的題為《Low Gamma Control》的技術文章，文稿今天不存在了。



一九六七的長堤個展後，不少人建議我把繪光攝影引用到彩色那方面去。我想，以彩色搞抽像或印象攝影，肯定是個好去處，但黑白的繪光之法，怎樣也不能用於彩色攝影上。我為這件「心頭恨」耿耿於懷數十年。七年前想出一套以彩色搞抽像或印象攝影之法，攝得幾張新嘗試，何藩與陳平皆認可。殊不知一下子，特為此法購置的照相機不見了。這樣又擱置了七年。



年多前太太把照相機找回來了。今年六月的兩個星期中，我到園林走了九次，每次皆能心領神會，感情奔放地拍攝兩三個小時。九次加起來快門按了三百五十次，選出作品整數一百幀，數番淘汰後剩六十六，加上七年前嘗試的選兩幀，是六十八，足以結集成書了。黃君實見而愛之，建議書名《浮光掠影》，我略改為《流光幻影》。副題《張五常印象攝影集》也是君實起的。



多年以來，我認為炎黃子孫有特別的攝影藝術天分，是因為詩、詞的傳統。是的，對草木竹石的真情實感，沒有其它文化可與我們的相提並論。在藝術的很多方面，我們比不上西方，但說到一草一木，炎黃子孫勝來容易。這是奇怪的現象了。



今天重操故技，我當然持蘇東坡遺留下來的文化本錢下注。心想，那是萬無一失的投資吧。拿照相機走到園林中，太太陪伴，少小時背誦過的詩詞在腦中掠過，性情所至，不知有世事。只看光，找奇異的光看，看到一首詩就把快門按下去。



上一回認真地搞光的藝術，是三十八年前。要發洩的對光的感情積累了那麼久，奔流而出是免不了的吧。

經濟學重視普通常識

高斯是二十世紀的經濟思想大師。他對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的十一個版本的每處修改皆瞭如指掌。問他什麼書值得細讀，他見大家都熟讀馬歇爾，建議必讀的是Phillip Wicksteed的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的普通常識》。不要以為Wicksteed是普通之輩。此君是經濟學上大名鼎鼎的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的發明者。高人以「普通常識」為書名，可見作為一門科學，普通常識於經濟學有特別的位置。

我們沒有聽過藝術要講普通常識，沒有聽過文學要講普通常識。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之類，普通常識更說不上，因為這些不是普通人容易知道的。經濟學的理論也不是普通人知道，但我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每個人生長於其中，耳聞目染，對世事總有點認識。同樣重要的是經濟學解釋的是人的行為，經濟學者無可避免地有點自己解釋自己。

是的，要客觀地解釋世事或行為，經濟學者要盡量把問題推到自己的身外去。這是說，最好像火星人那樣看自己生存的世界。不容易，因為自己不是火星人。可以做到的，是把自己的喜惡與感受與外人或外間世事分開。不容易，但可以做到。

另一方面，自己的喜惡與感受有地球上的人的本質，正如孔夫子所說：眼之於色，有同視焉；耳之於音，有同聽焉。雖然人與人之間的品味有別，天賦各異，際遇不同，但需求的大概，思維的結構，預期的判斷，都有共通之處。人類的共通或相同之處是普通常識於經濟學不可或缺的原因。

想想吧。你要以經濟理論解釋我的行為。我不一定同意你的理論，認為你的理論不對，或知道有更佳的理論，又或認為自己的行為另有其因。我不同意你的解釋，大家和而不同，沒有問題，但如果你怎樣向我詳述你的理論我也聽不懂，那就大有問題了。你要解釋我的行為，不管同意或不同意，我怎可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是邏輯不通？是術語模糊？是故扮高深？都可能是。這些可以歸納在一個共同點上：你的理論缺乏了普通常識。

有些人喜歡在學術上故扮高深，認為沒有人明白的就是深奧的、有份量的學問。有些人把理論搞得怪誕不經，認為與眾不同、前所未聞，就是創新，天才也。老實說，這些玩意我不僅懂得，而且認為易如反掌。困難還是那些外人聽得明，合情合理，可以過得普通常識那一關的理論，但同時又是可以推到很遠、很遠及很多、很多含意的理論。這樣的經濟理論有簡單的一面，加上變化就是精彩的學問了。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大師我認識不少。越是高超的我越易聽得懂。既為大師，有恃無恐，喜歡以普通常識說話。高斯曾經對我說：「我不明白的理論或觀點，應該都是錯的。」我也有同感。

回頭說Wicksteed的《政治經濟的普通常識》，是我讀過的解釋邊際分析的最可取的書。沒有方程式，有數字表，任何人細讀都可以明白。邊際分析原本是數學微積分話題，但不用數學分析，由高人處理，達到了有普通常識的高境界，讀後其理念驅之不去，用來得心應手。

經濟散文的來龍去脈——為玉霞序

這些年來經濟散文在神州大地盛行，而這門文體似乎是炎黃子孫獨有。不單是指國內的。澳洲有個黃有光，台灣有個熊秉元，而香港則要數區區在下了。



是怎樣搞起來的呢？又是佛利民惹來的玩意。話說一九七六年佛老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出自夏威夷大學、任職於香港美銀作研究師的侯運輝，於該年十月瑞典公佈喜訊後，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的文章，投稿到香港的《信報》去。當時正在慘淡經營的林老總山木，慧眼識大文，不僅把文稿照登無誤，還請侯夫子吃牛扒。士為知己者死，侯夫子是為吃了牛扒而繼續動筆。不止此也，他邀請了同學楊懷康加盟。大家寫起來，參與的有梁海國，有羅祥國，有黃志光，一時間變得熱鬧了。



今天，不少人認為我是經濟散文的始創人，是該文體的發明家。我當然萬分高興，但侯夫子說是他發明的，怎麼辦？



經濟學者在公眾刊物寫文章，早有前科。六十年代後期起，佛利民與森穆遜在美國《新聞週刊》寫專欄，寫得好，有口皆碑。但他們寫的是經濟評論，不是散文。在公眾刊物以淺白文字介紹經濟學說，侯夫子可能是天下第一人，而林山木的《信報》歡迎這種與時事新聞沒有關係的學術性文字，也算是盤古初開的創舉了。問題是侯夫子與阿康等人當年為山木寫的文字，算不算是散文，倒是疑問。



我第一篇以中文下筆的文章，是《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一九七九年十月發表於《信報月刊》。初稿由我口述，侯夫子與阿康筆錄，再由我修改的。該文是以普通常識解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點，不是散文。



四年之後山木在他的《信報》替我起了一個名為《論衡》的專欄，要我每星期交稿兩篇。我第一篇交出去的是《期貨市場的作用何在》，也是闡釋經濟，不是經濟散文。一路寫下去，要不是評論，就是闡釋。讀者讚賞頗眾，批評也不少。主要的批評是我的中語文字來得生硬，讀來像英語中譯。為了這批評我決定更改文體，搬出古文來一下古今並用，與讀者平起平坐，閒話家常，在不經意中才把經濟要點放進去。



這更改的第一篇文章——《論衡》的第十一篇——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發表的《鄧家天下》。寫鄧麗君，閒話家常，突然反手一刀斬馬克思。該文發表的那一天，我在港大辦公室的電話從上班到下班響個不停。這使我知道《鄧家天下》是命中了讀者的要害。不知為何，但覺得公眾刊物的經濟文章應該那樣寫。今天回顧，《鄧家天下》可能是盤古初開的第一篇經濟散文。跟著同年二月十一日發表《賣桔者言》，讀者吵得更熱鬧了。



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楊培新造訪港大，我才知道我寫的是經濟學的一種新文體。我送給他《賣桔者言》的結集，他讀後說：「從來沒有想到經濟學可以那樣放開來寫，你寫的是散文，經濟學從來沒有散文這回事！」



是有趣的話題。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但科學怎可以用散文體下筆的？我們沒有見過物理學的散文，沒有見過數學、化學、生物學的散文。但經濟學是可用散文體下筆的。這是因為經濟學是關於人類的生活與行為，以散文下筆，作者可以把感情放進去，寫得真情實感，而感情的表達是散文的一個要求。



有了《鄧家天下》與《賣桔者言》的經驗，我寫的公眾文章自然地傾向於散文體下筆。不容易。寫經濟學之外的話題，談天說地的，或寫容國團，感情的表達還容易，但經濟散文必須有一些經濟要點在其中，寫得好很困難。感情的流露，如果不是自然的，讀者會覺得肉麻。



除了《鄧家》與《賣桔》外，我自己比較滿意的經濟散文有《補鞋少女的故事——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與《給女兒上的一課——也是女兒給我上的一課》。有重要的經濟論點，有感而發，放開來寫，而又能寫到自己關心的人與事那方面去，要機緣巧合才可以寫得出來。有時牽涉不到感情上的事，有經濟重點，以散文體下筆，人與事就要寫得生動過癮，或搞笑一下，或瀟灑一番。《荒謬的定律——與林行止商榷》，寫優劣二幣，是比較成功的例子。但有時為了過癮而闖了禍。《最蠢還是馬克思》是例子。該文有經濟重點，但針對的關愚謙是朋友，下筆時老是想著與他開個玩笑，就責難於馬前輩了。據說北京某些朋友不認為我是在說笑，使我有自討沒趣之感。



香港有個林山木；成都有個高小勇。小勇在成都辦《經濟學消息報》，當然不能像山木那樣大展鴻圖。但在網頁的盛行壓制小規模的刊物之前，小勇物色了不少闡釋經濟學的寫手，好些文章是散文體。其中寫得最像散文的應該是王玉霞。



玉霞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的熱門教授，學生爆棚的那一類。她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觀察。我讀到她寫的一篇關於買黑市火車票的散文，就建議花千樹考慮出版她的散文結集，也替她起了一個書名：《生活在經濟中》。這是年多前的事了。



是的，我認為要一般性地推廣經濟教育，散文體最有效。沒有方程式，沒有圖表曲線，少用術語，但必須有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有感而發地下筆，或起碼放開來寫，但求生動自然。這樣處理，可讀性高，淺白易懂，而如果寫得順理成章，其說服力也強。



數十年來，我認為經濟學是一門非常有趣的學問。要不然，以我的天生品性，不可能不斷地在這門學問上搞了數十年。這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老師艾智仁，而談得來的經濟學的師友都是為興趣而搞學問的。這是我知的經濟學，與今天的所謂「主流」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