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原因

最近中國共產黨在北京舉行三中全會後，發表了一份會中通過的文件，指明近幾年來中國在農業上的「包干」改革有顯著的成效，所以打算將類似的改革在城市推行。這文件又肯定了某些物價將會放寬管制，以市價為依歸，也承認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在這文件中，「共產」的優越性已不再被堅持——改用的新名詞是「中國式社會主義」。

無論名稱是什麼，三中全會的發展所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因為我在兩年多前曾出版了一本小書（是三年多前寫的，譯文見本書第二部分），推斷了中國會向近乎私產制度（或所謂「資本主義」）那方面發展，所以三中全會文件發表後，不少報章及雜誌要訪問我。我一向避免這類訪問，因為經濟學上的分析——尤其是可取的分析——往往是有多種限制（qualifications）、假設（assumptions）及含意（implications）。新聞記者們以快速之筆，簡化的記錄，就很容易曲解了內容。有些記錄甚至和我所說的相反。

不出所料，十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受了《信報》的訪問，翌日的報道，就沒有寫下我一個重要的假設。其實那訪問做得不錯，而發表的記錄大致上是寫得好的。但畢竟少了一個假設，就改了我的原意。我想，一個從事了二十多年經濟學分析的人，腦子對各種限制或假設的演變一定轉得很快，有時可以快到沒有明言也當作是說過了。

到了二十五日的晚上，我應香港工商管理會的邀請，為香港的工商業前途作一個討論性的談話。到會時，有二三十位記者要先知大概。他們的第一條問題也就是關於三中全會的公佈。因為時間無多，我就簡單地分析了我對中國前途的觀點。雖然在一連串的問答中，我都提及推論的限制及假設，但翌日各報道都把這些刪去了。不少關心的朋友紛紛打電話給我，問我為什麼竟然變得這麼樂觀？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權利界定開始轉變

我對香港前途看到一絲曙光，是我在八月中到廣州及佛山一帶考察後而起的——這與九月二十六日的中英草簽及最近的三中全會無關。理由很簡單。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已成定局，中國的前途也因而對香港的前途有決定性。在廣州的行程中，我故意重遊五年前到過的每一個地方。雖然在表面上我所見到的改進不大，但在權利界定制度的基礎上，改進是大而重要的。這使我體會到近年來我們常聽到的中國生產急速增長，決不是像在大躍進或文革期間的信口胡吹。事實上，所到之處，整個社會的氣氛是有了很大的改變——還說不上是欣欣向榮，但跟街頭巷尾所遇到的人閒談，發覺他們對未來抱前所未有的希望。

幾年來，在認識的朋友中，對中國的經濟前途我是最樂觀的一個，但並不是報章上記載我說的那麼樂觀。我對共產政制一向不存幻想：我認為若要發展經濟，私產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徑。二十多年來的研究都得到這一個結論。但要將「共產」改為「私產」，談何容易！就算是對中國的前途「審慎樂觀」也必須顧慮到多種困難。既然這麼多朋友要我澄清我的觀點（報章的記錄有很多是對的，但肯定是過於樂觀地簡化了），我就索性讓《論衡》復出，希望以一系列有關中國前途的文章，解釋我「審慎樂觀」的原因。這些文章可以說是我兩年多前所發表了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續集。


觀點與眾不同

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到中國一行，回美後幾個月，收到英國經濟事務學社的邀請，要我推測中國的動向。我在八一年中寫好了初稿，推斷了中國會逐漸改變而成為一個類似私產的體制。論文的初稿流傳後，反應頗為熱烈，但同意我的結論的人甚少。舒爾茲（T.W.Schultz）直指經濟學不能在這種事上作推測。貝加（G.Becker）及佛利民（M.Friedman）都認為我過於樂觀。這些學者都先後到過中國，知道大概；他們也熟知東歐及蘇聯專政的情況。艾智仁（A.A.Alchian）在初時是同意我論文的結論的，但八二年中到中國一行後，也認為我的推論是過於樂觀了。高斯（R.H.Coase）自始至終都同意我的分析，但他可沒有到過中國。大約一年前，芝加哥大學的莊遜（D.G.Johnson）在中國作了第四次訪問，回美途中留港數天；我跟他談及中國的經濟情況時，他很悲觀，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一無是處，要大事改進難於登天。

以上提及的都是有地位的經濟學者，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很關懷。雖然他們對我的經濟分析一向都偏愛，但推斷中國會走向近乎私產的制度，跟他們所知的事實相去甚遠，聽起來就好像是天方夜譚。說實話，我自己也覺得我的推測是過於樂觀的。但觀點是一回事，理論的推斷是另一回事。基於中國堅持門戶開放、增加生產及維持政局安定的三個情況下，我用高斯定律所推出來的結果，是中國一定會走向近乎私產的路。我反覆審查推論的邏輯，找不到漏洞，就堅持結論，將論文發表。

每一個在外地的中國學者都像我一樣，關注中國的發展。發表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之後，我的關注與日俱增。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作了白紙黑字的推測，放上了自己的名字，都會對那事情特別關注的。九七問題興起後，中國的前途成了每個香港人的前途，就更不在話下了。

今年六月間，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給我一封信，告訴我這本小書快將售罄，希望在重印時，我能附加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將自己三年前的推論跟中國的現況比較一下。我回信說，據讀到或聽到的，我對自己的推論很感滿意，但若要寫文章，我要到中國走一次，作實地調查。我八月訪廣州，九月訪特區，並且加大了我搜集中國數據的範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但這次比較深入廣泛調查的結果，卻使我認為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是難以作適當的補充的。又因為中國實在是轉變得快，很多問題很複雜、不固定或甚至頗為混亂，寫任何有關的文章很容易有錯漏。


九七可與香港共存

我可以這樣說，兩年前，我認為中國在制度上的改進，是不容易在一九九七之前達到一個可以跟香港的制度沒有明顯衝突的狀況。我最近調查所得，使我在這觀點上有了轉變。現在我認為，假若中國能保持四年來改進的速度，那麼十三年後，中國會達到一個可以與香港沒有大衝突的制度。在繁榮方面十三年當然趕不上香港，在產權界定保障及法治方面也不易趕上，但中國的基本產權結構在形式上是會接近香港的。我也認為幾年來中國的改進已到了一個難以走回頭路的地步，且門戶開得夠大，再也關不起來了。鄧小平的健康會增加維持改進速度的機會；但不管如何，中國向後走的可能性甚小。這一切我將會詳加解釋。

一個對經濟研究好之成癖的人，能夠在這個時代，這個地方，觀察到這一切重要的轉變，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雖然事情的演變是快，是複雜，也是頗為混亂，以致難以作有份量的分析，但究竟我是見獵心喜，腦子要想，筆桿要動。九七問題緊張刺激，但因為過於特別，在經濟學上難有一般性的重要含意。然而，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中國若真能將經濟制度大事改進，其重要性是難以估計的。


二○○一年後記

一九八四年我說（見此文），要是中國能保持當時的改革速度，到九七回歸時香港的制度與大陸的不會有衝突。這推斷我拿得一百分。事實上，鄧小平先生的一國兩制的理念，大致上沒有真的施行過，雖然回歸後北京對香港是言而有信的。

問題還是香港自己處理不當。沒有完善的憲法搞民主，壓力團體急升；不量入為出搞福利，政府樂善好施。凡價可加則加，應減不減，一闊三大，以致在經濟的結構上出現了差不多是無可救藥的困難。昔日香港有好幾樣產品是世界之冠，今天皆去如黃鶴，換來高級公務員的薪酬是世界之冠，每個學生的政府資助是世界之冠，公立醫療是世界之冠，貧富懸殊是世界之冠，而在九七年政府所收取的地價，使物業之價高出世界紀錄大約一倍！

香港政府似乎到今天還不明白，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國大陸青年的知識增長一日千里。今天，有同樣知識水平的人材，大陸的工資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地產價格的比對也差不多（雖然香港的物業價格已下降了六成多）。

我可以斷言，要是大陸廢除所有外匯管制，大事開放金融，上海會在五年之內超越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