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四年前聽說他心臟病復發，動了第二次的手術後，我就想到美國去看看他。兩年多前，我在舊金山作一次關於中國經改的演講，赫然見到他精神奕奕地坐在面前，不禁喜出望外，幾乎連講辭也忘記了。後來在酒會上把酒言歡，談話中他關心中國，我卻關心他的健康。

今年初，知道他——佛利民——要在九月間到中國一行，也順道要來香港，便急不及待地給他一個電話，問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他說：「我答應了人家要在上海講一些話，此外其它一切，由你安排好了。」從那一天起，我就替他安排根本上難以照辦的事宜：按照他本人的意思，盡量減少應酬，但到後來應酬還是減少不了。

記得八年前，他太太的哥哥戴維德對我的一個朋友說，假若我能親自辦一次中國之行，親自介紹中國的情況，他也希望能參與此行。戴維德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首要人物，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怎會忘記他所說的呢？於是，三個月前，行程大致上安排好了，我打電話給戴維德，問他可否一起到中國去。回答說：「我老了（八十五歲），眼睛不行（近於失明），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但米爾頓（佛利民）老當益壯，智力不減當年，他到中國後，回來可以把見聞告訴我嘛。」佛利民已年高七十六，還是智力超凡，但比起二十多年前我所認識的他，不可同日而語。

我是在九月十一日趕到上海的。在希爾頓酒店放下行李後，找到佛利民的房間號碼，接通了電話，他說：「史提芬，你馬上到我房間來，替我安排一個女孩子的事。」我跑到他的房間去，蘿絲（他的太太）赤腳相迎，他鄉遇故知，人生樂事也。房內這時坐著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中國女孩子，年紀二十歲出頭。佛利民說：「她要聽我明天的演講，但沒有入場證，你有辦法替她安排一下嗎？」我打趣地答道：「占美（會議的主事人）給了我『安排』大權，你不用擔心！」

我與那年青小姐交談之下，知道她是廈門大學的學生，正在翻譯佛利民的作品；她拿著僅有的一百多元人民幣，勇氣十足地隻身從廈門搭火車到上海來。這樣有上進心的青年，是中國的希望，我怎可以漠視呢？於是，在會議時我安排了她坐在第一行的正中座位，替她與佛利民一起拍了照，也堅持她接受我給她的回家旅費。後來，佛氏在復旦大學遇到不少同樣在學問上求知若渴的青年，而我在社會科學院的兩天講話期間，所遇到的青年也是如此。難怪佛氏說，中國的青年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了。很不幸，其後在北京，他和我遇到兩位從政的青年，老氣橫秋，毫無禮貌，說話沒有分寸，不知天高地厚。佛氏和我於是有所感歎：同樣是青年，只要一接近權勢，受到「黨」的垂青，就變得那樣不成氣候。

因為我要在社會科學院作十多小時的產權理論的講述，在上海時我與佛利民見面較少。但從九月十五日早上到二十九日他離開香港前，我們暢談的機會遠超二十年前在芝加哥時——雖然那時他的辦公室在我的隔鄰。

從上海到南京的三天旅程，是由一位馬小姐領路和招呼的。旅伴還有兩位與我同來的香港朋友。蘇州等地也派來了介紹地方情況的人。一行三部汽車中，我和佛利民及蘿絲同車；討論中國的經改問題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日夕不斷。

離開上海的前夕，在汪前市長宴請的聚會中，我接到了北京朋友經香港轉來的一個電話口訊，說他們希望佛利民在北京會見趙總書記時，能提交一份寫好的建議書。雖然佛氏與我都知道書生之見無足輕重，但恐怕面談時講述得不夠清楚，翻譯也可能出錯，就決定執筆了。此後一連數夜，佛氏在睡前起稿，日間在汽車上讀給我聽；我作了點反應，隔一天他又讀出新稿的內容。本來是賞心樂事的旅遊，也打算多看點路上的風光，但到後來還是被中國的經改問題佔了他絕大部分的時間。

從上海乘汽車到蘇州，約莫兩小時。抵蘇州近郊的昆山縣後，我們跟那裡的主事人談鄉鎮企業的發展；吃罷午餐，參觀當地的一間電子工廠和工人的俱樂部。佛氏很欣賞該縣的成績：在八年間居民的實質收入增加了兩倍半，總收入中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產品變為百分之九十是非農產品。他也很欣賞一些居民可以購買頗為不錯的房子（大約三百多元人民幣一平方英尺）。但對居民不能到銀行貸款買房子，工廠的工人不容易解雇，以及廠長的選擇和解雇的準則等等問題，則大有質疑之處了。

九月十五日下午到蘇州，參觀了有名的拙政園，與當地的執政者晚宴，研討了一些問題。其中不敢苟同的是：在座有些幹部堅持中國的報章報道不可能出錯，而我們則認為先進如美國的報章，報道常有錯漏，中國的又怎會萬無一失？爭論的起因，是一位幹部認為資本家解雇工人可以隨心所欲。他舉出不久前在報章上看到的一個例子。某中外合資的酒店解雇一名工人，理由是，這工人上班時不穿制服，而制服呢，資方（酒店）既不供給而在市場上又是買不到的。我們認為這故事不可靠：外資的經理人就是再蠢，也不會硬性地規定酒店工人要穿著當時無法得到的制服。

晚宴後，蘇州的市長到佛利民的酒店房間坐談。我問了一個問題：從城市財政收益那方面看，你（蘇州市長）認為市政府從企業承包合約中抽取利潤的收入多，還是政府不管企業的行政，而以抽稅的辦法較好——即哪種辦法，政府的收入較多？市長的回應，是抽稅對政府有利。我於是對佛利民說，看來地方政府是不會反對鄉鎮企業的私產化的。

在蘇州，我們也參觀了個體戶經營的成衣自由市場，陣容著實不錯。佛氏很高興，認為中國的進步是明顯的，比蘇聯及東歐的發展好得多。但他和蘿絲對中國的真正改觀，還是後來到深圳一行之後的事。雖然他明白深圳的驚人進度有賴於北京當局對它的特別寬容，間接地輸了一點血，也更靠香港的協助，不過，他還是認為：像深圳那樣的經濟奇跡，是大有瞄頭的經改效果。我對他說：「溫州、泉州、東莞、佛山等地區沒有深圳的高樓大廈，基本建設也見不得人，但你會更欣賞那些地區的發展。」蘿絲在旁聽著，說：「我們開始明白你對中國的判斷。」

從蘇州到無錫很順利，車行只不過個多小時。在途中談中國，下車買點紅菱，時間很快地過去了。無錫街道清潔，給人的印象很好。午餐之宴是佛利民與蘿絲認為是這次中國大陸行程中最值得欣賞的。在那家位於鬧市、名為「中國」的酒家裡，宴客的人顯然隆重其事，主人與酒家方面的招呼都體貼入微，禮貌周到，食桌上所用的大小器皿清潔而精緻，菜色既悅目也可口。

在午宴中，我們還是談及鄉鎮企業的事。無錫一帶是中國工業的一個重點發展區，宴請我們的人是管轄承包工業的主事人。在這裡，政府與工商業之間多設一個管轄機構，本應無可厚非，但我想，這個機構如果只可以分利潤，不可以抽稅，而稅制不改的話，那麼，在管轄上多了一個由於分利而非要多管一下不可的非私營機構，工業的前途就不能太樂觀了。

午餐後游太湖，佛利民還是和我談論中國的經濟問題，忽略了太湖的景色。但他在說，我在看。太湖果真名不虛傳，島嶼縈迴，水天一色，氣象萬千，使我想起王勃的《滕王閣序》，也想起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友人簡慶福在太湖所攝得的千帆並發的大場面作品，我會找一幀送給佛利民的。

從太湖返賓館的途中，我們參觀了無錫街上的一個自由市場——凡與「自由」二字有關的，佛氏都要看看。那裡的成衣自由市場跟蘇州的差不多，但當他看到個體戶的攤子上掛著一張牌照時，就追問這牌照是怎樣得來的。所得的答案是：牌照難求；申請要證明是失業呀，找不到工作呀，或搞人事關係，在台底下花一點錢等等，才能成事。後來在北京見到趙總書記時，也就提出了這個牌照的例子。

一位同行的朋友與佛利民相識了幾天後，不覺有所感歎。他見佛氏平易近人，笑口常開，往哪裡走都毫不介意，即使走在爛泥路上也若無其事，欣然而過的；而蘿絲用中國模式的廁所，竟然面不改容！諸如此類，夫婦倆從來不作怨言，又怎能不讚歎呢？一位世界上如此知名的學者，德高望重，多國的元首也曾倒履相迎的，怎會這樣平民化？招待我們的馬小姐，知道在中國大陸，任何事前的安排都可能出錯，一路提心吊膽，但見到佛利民夫婦對任何情況都談笑自若，攜著手東闖西闖，像好奇的小孩子般左問右問，也就由擔心而變得心悅誠服，對他倆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尊敬。

我自己呢？對佛利民是感佩的。正如後來在北京最後一晚的答謝宴上我所說的：他不是中國人，沒有欠中國什麼；他早已名揚四海，對聲名厭惡，不可能千山萬水到中國來求名；他的時間一刻千金，曾出版過美國全年最暢銷的非小說的書，所以也不可能到中國大陸來求利。那是為什麼？答案只有一個：他對中國有一點真誠的關心。

從無錫到南京，我們是坐火車去的。因為馬小姐要買軟席的車票，別無選擇，只好坐早晨七時零六分那班車去。後來知道賓館那個時刻不會有早餐供應，她慌忙在動身的前夕買了幾罐橙汁。而蘿絲則認為日間買到的香蕉大有用場，大家也就處之泰然。

十七日六時起床，六時三十分離開賓館。進了火車站後，送行的朋友走了；而一位同來的朋友要回到上海飛香港，也道別了。於是，在車站上的鐵軌旁，我們這時只剩下五個人：佛利民夫婦，馬小姐，我和另一位香港朋友。行李不少，沒有人協助，但還得走好幾百碼的路。火車還沒有來，我們不知道該向哪裡走才是上車的地方。馬小姐懂得無錫話，緊張地向人左打聽右打聽，而我和香港的朋友當然是盡量地拿著行李。佛利民夫婦也搶著幫忙。我想，他動過兩次心臟手術，是不應該讓他操勞的。但他堅持分工合作，雙手提著行李，向馬小姐所指的方向走去。

車軌兩旁的建築物破舊不堪，使我想起抗戰期間逃難時的情景。那時晨光熹微，只見車軌旁的月台上，三三兩兩地站著一些候車的旅客。霧相當大，但太陽的光還是穿霧而過。我拿著行李急行也趕不上佛利民夫婦，偶爾聽到馬小姐在後面的指導聲，在霧中淡淡的陽光下看到他夫婦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彷彿變得越來越高了。一時間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那篇朱自清所寫的好文章，不覺心酸起來。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

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此文宣讀於深圳舉行的「中國十年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



中國經濟改革十年的回顧，比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任何「十年回顧」有意義；又因為這經改大有瞄頭，「回顧」是賞心樂事也。在大學唸書時，我的一位教授——艾智仁（Armen A.Alchian）——曾經說過一句對我影響很深的話：「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圖，來衡量的。」同樣，中國的經改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口號或什麼龐然大計，來衡量。從這一個實事求是的角度看，我們今天所回顧的十年，其成績一日千里。

中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不容許我對中國這十年的進度作更多的讚賞。另一方面，對中國在經改上所遇到的困難，對那些說不通的政策，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的困擾，以及中國會走上印度之路之可能性，我已經寫過好些篇文章加以評論。今天在這個有意義的聚會中，中國的傳統也不容許我不識時務地對中國的經改痛下批評。

贊也難時批也不易，那我應該說什麼話好呢？我前思後想，就決定在中國人的經濟思想的轉變上作一點分析。我想，這個選擇是最適合不過了。思想是抽像之物，雖然對經改有決定性的作用，但與事實有了距離，稱讚與批評都無傷大雅。在座諸君有不少是中國經改的智囊，可說群賢畢至。我是一個經濟學者，識英雄，重英雄，雖有不相識的，但早已神交。即使在思想上我要說的大家不同意，我們總會尊重「君子和而不同」這句話。


從思想開放說起

歷史學者都同意，知識或事實的經驗會改變人的思想，而思想的轉變會引起體制的改革。思想與行為相輔相成，而除非閉關自守，或政府大量地耗費資源來推行愚民政策，否則，人的思想是不容易壓制的。

事實及教條都可以誤導。昔日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胡作非為，會使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那所謂「資本主義」一定就是那樣的。另一方面，沒有事實支持的教條主義，和空有熱情的口號，到頭來比不上一窮二白的現實更具說服力。

是的，十年來，中國人在思想上的開放與改進，在幅度上比經改的進度還要大。遠的不談，僅以十年前一般人認為是比較開放的孫冶方先生的經濟理論來說，在今天的中國經濟學者中，恐怕找不到幾個會不認為是過於教條化了。數星期前，我在上海的社會科學院作了大約十個小時的學術講座，所談的是最新的現代產權理論。在座的幾十人聽得很用心，而且他們提出的不少問題，都很深入。同一時間，佛利民（即弗裡德曼）在復旦大學演說，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精彩得把他嚇了一跳。其後佛利民在北京作演講，會上聽眾以紙張寫上問題，由我選擇給他回答。這些問題，比起佛氏後來在香港演說時人們提出而同樣由我選擇的問題，水平更高：北京那次選取意義較佳的問題作答，比香港那次的選取容易得多。

當然，我和佛利民在中國所遇到的聽眾，是中國的表表者，不能一般地下判斷。但十年前，提出那樣水平的問題是無法想像的。當然，在今天，我們在中國還聽到不少八股言論，老氣橫秋、大言不慚或觀點閉塞的仍然有的是。不過，思想頑固的人，世界上比比皆是，又豈獨中國為然？當然，我也明白，一些中國朋友，可能格於形勢，或職位所在，非說幾句八股不可。這也難怪，「文革」期間，一言可以傾家的恐怖，歷久猶新，我們不能過於苛求。不管我怎樣說，怎樣打折扣，中國人現在的思想開放是千真萬確的事。

事實有說服力，今天香港的所謂「資本主義」，並不怎樣可怕。從大陸到香港來做生意的朋友，知道賺錢不容易，要剝削工人，搾取「剩餘價值」，就更加難於上青天了。經濟學者很會開中國人的玩笑。亨利·喬治（三民主義的鼻祖）認定買地可以輕而易舉地發大財，但他自己卻沒有買，死時不名一文。馬克思發明了「剩餘價值」，但他自己卻沒有做生意，平生半點「剩餘」也沒有。

遠在七年前，我斷言只要鄧小平堅持門戶開放，外間——尤其是香港——的訊息就會對中國有莫大的影響力。話雖如此，我還認為中國人思想改進的速度，是超出我當時的估計的。


公有的現代化共識

幾年來，我用中文寫過近百篇關於中國體制改革的文章；可以說，中國的問題我是日想夜想地想了好幾年了。我不敢說我的文章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但中國的經驗卻影響了我的思想。我是從反對公有而變為不反對的！我大力推舉私有產權的制度——這觀點沒有變，但現在我認為私產與公有是沒有衝突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執政者要推行兩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一點，在土地上，我從來沒有反對過。香港的「私家地」也是從政府租來的。兩年多前，我認為對於會貶值（折舊）的資產來說，兩權分離大有問題。但到了去年九月，我想起在美國向銀行借錢買汽車的例子，就改變了想法。汽車的所有權可以屬於銀行（或政府），但用車的車主卻是私人。我又想到：在歐洲的法律史上，所有權的產生是因羊群（可動產）被偷去而起；要物歸原主，所有權這個概念就被創造了。但在科學發達的今天，物歸原主是不需所有權來協助的。

在經濟學上，私有產權的定義包括使用權（嚴格地說，是決定如何使用——而不單是使用——的權利），收入享受權，以及自由轉讓權（亦即買賣權）。說起來，這是我在一九七○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內所下的定義（這也說明經濟學上的產權理論是一個很新的學說）。但我從來沒有指定私產要有私人的所有權。我也曾作解釋，只要私產所需的三種權利存在，合股（或實行股份制）經營的公司，既是公有，也是私產。

不要誤會，以為我在搞文字遊戲。我是研究法律經濟的。撇開合股的「公有」不談，私產的擁有者有否私人的所有權，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含義與闡釋，因而導致不同的法律。舉土地為例吧。香港的土地沒有私人所有權，故此政府在收回土地作建築公路的用途時，就無需用上美國的土地徵用（eminent domain）法律。二者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在其它資產上，堅持所有權為國有，交易費用是比較大的。我認為中國不值得為了面子或政治上的需要，而使經濟的運作增加任何不必要的費用。但同時我也認為，只要政府不因擁有所有權而左管右管，這費用的增加是不足以為患的。

也不要以為我是出些什麼奇招怪著，把「社會主義」強下定義，將它的本質改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我實在不知道，而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什麼人——包括贊成社會主義的人——給我一個明確的定義。我不僅不知社會主義為何物，即使「資本主義」我也不知道。在經濟學上，「社會」是什麼很明確：凡是多過一個人的體制，是社會；「資本」是什麼也很明確：凡是可以導致生產收益的資產的市價，是資本。令人不明白所指的，是「主義」二字。「主義」不談也罷——在先進的國家，「主義」一辭往往是給人拿來說笑話的。但假若一定要談，我們不妨把它作為一個制度上的信念。那麼，認為私產是一個好的制度的信念，與認為以社會整體利益作為大前提是一個好的制度的信念，是不應該有衝突的。事實上，二百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主要的結論是私產制度與自由市場的運作，與社會整體的最佳利益是一致的。

很不幸，不少人認為國民黨在大陸時的制度，或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地的腐敗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正如不少人也認為大鍋飯、鐵飯碗、政府免費供應福利，是「社會主義」的典型。這些是淺見。從私人利益的角度推廣社會的利益，或從社會利益的角度針對私人的利益，二者是可以匯合在一點上，沒有分歧。但這可能的匯合，是要基於一個有明確權利界定的制度上。可惜的是，產權經濟學的興起，只不過是二十多年來的事，而對產權理論沒有認識的人，本領再高也不可能將私人的出發點與社會利益的出發點，以權利界定的辦法使它們在途中匯合。不明白產權的重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就糊里糊塗地被認為是各走極端了。


從一個圈子看大同

近幾年來，與中國朋友研討或閱讀大陸的言論，或最近聽到了趙紫陽的一席話，我都得到如下的結論。中國的新思想很一致：反對大鍋飯、反對鐵飯碗、反對模糊不清的權利界定。他們不反對的也很一致：不反對私營者自作決策，自負盈虧；不反對一個人自享勤勞所得；也不反對自由市場的競爭與運作——因而逐漸不反對資產買賣。那是說，私有產權這個名稱可能被反對，但這個權利制度的本質他們是不反對的。他們也不反對企業股份化；那是說，集體企業的私產化是可以接受的——雖然「私」字當頭，不大雅聽，有人反對，但這只不過是名稱上的顧慮罷了。

在實質上，我與中國的執政者的唯一不同觀點，是兩極分化的問題。但這個觀點上的不同，可能是一個誤解。印度因官商壟斷而產生的兩極分化，我反對；國民黨在大陸時由弱肉強食而引起的兩極分化，我也反對。然而，在權利有清楚的界定的情形下，因本領不同或際遇不同而引起的兩極分化，我是贊成的——若不容許這種分化，人怎會拚命干，怎會去冒風險作投資？話得說回來，權利有清楚界定的兩極分化，絕大部分人是在兩極之間。另一方面，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沒有一個有社會道德的經濟學者，會反對去救濟那些真的需要物質幫助的人。困難是，這些錢一經政府的手，就算不致泥牛入海，能落到極需要救濟的人的手中的，打一個大折扣是很普遍的事了。

經濟學上有一怪論，叫作「賀泰倫怪論」（Hotelling Paradox）。賀泰倫是一個經濟理論高手，在四十年代提出了如下一個奇怪的論點。在一條直而長的街道上，居民分佈平均，兩家賣食品的商店在這街道上競爭。從交通上便利顧客的角度看，這兩家商店所設的位置，本應一家是靠近街頭的四分之一，一家是靠近街尾的四分之一。但因為兩家要爭取顧客，他們都爭取向街道的中央移動過去，直至兩家商店匯合在街道的正中為止。這樣，顧客的交通費用便增加了。

最近佛利民到中國時，我陪著他十多天，不斷地討論上文所談及的制度問題。無論我們怎樣翻來覆去，怎樣給「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下定義，在來來去去中，我們還是覺得：不管名稱是什麼，上佳的制度是會匯合在同一點上。我打趣說，這是賀泰倫怪論嗎？

七十六歲的佛氏，果然寶刀未老，說：「不同的制度不是排列在一條直線上，而是排列在一個圈子的在線。」高手之見，果然不凡。我們於是同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有多種，而二者各選其最佳的，是會匯合於圈子在線的同一點。佛氏離港返美後，我從這「圈子」開始，再往深一層次想下去，發覺這兩個「主義」還有另一點大同：最腐敗的「資本主義」與最腐敗的「社會主義」，也會匯合在圈子線的同一點上——不過是在圈子的另一端。如此類推，圈子在線餘下來的還有兩點是各走極端，我毫不猶豫地把大鍋飯的「社會主義」放在一端，把抽取重稅來擴大政府機構的「資本主義」放在另一端。於是，整個圈子都佈滿著大同、大異、小同、小異的制度了。


結論

在今日中國只爭朝夕的時刻，我們應該摒除成見，論大同，修小異。二百年來，中國差不多在我所說的制度圈子的任何一點上走過了：有關的經驗都使人難過！唯一沒有嘗試過的，是圈子的至善點。經驗可貴，但在回顧時，我們毋須妄自菲薄。中國十年來的經濟改革是朝著這至善點的方向，往前走去，能達到那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既然可以大同，那我們就不必再有「主義」之爭。清楚的權利界定與自由的市場競爭，是千真萬確的最佳發展之道。既然中國的執政者不反對這兩大方向，那又何必管它是什麼「主義」，把經濟改革大膽而又實事求是地推行就是了。


一九八九年後記

中國經濟改革十年期間，我對其中改革發展的研究，已有八年日子了。能獲取這種可貴的經驗，是一個經濟學者難得的際遇。雖然在這八年中因工作所限，我不能全力以赴，但總覺得在中國的問題上我曾老老實實地下過功夫，於心無愧。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中國這次舉辦「十年回顧」的研討會很有意義，我寫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一文，並藉此來收筆，是挺有意思的吧。我說「收筆」，不是「封筆」。中國的前途問題我有機會還會寫，但不會這樣集中地下筆了。不少其它應寫的文章，該辦的事，我是應該多加顧及的。

研究中國經濟，香港是最理想的地點了。六年多來，我差不多每天都得到大陸各地的有關信息。我很感謝赴大陸經商的多位朋友所提供的數據。更感謝大陸朋友及政府機構的不斷幫忙。而我自己也盡可能到大陸各地跑，作一些親歷其境的體會，已不下百次了。可以說，我不容易相信我對中國經濟整體的認識會比任何人少。單是這一點，中國對訊息的開放是可以肯定的。

屈指一算，一年來我發表了的文章，足夠出版兩本書。一本定名為《三岸情懷》因為除有關中國外，書內的文章也涉及香港及台灣的事。這些文章落筆比較輕鬆，比較「放」，有不少是散文、隨筆風格的，所以大致上比較容易讀。

另一本較薄的書，收集的文章比較認真，書名也就認真起來，叫作《存亡之秋》。這書是關於中國經改到了今天的重要關頭，進既不易，退更艱難，難道中國會成為印度了？印度之路是走向亡國之途。

要是這兩本書能如期出版，那麼四年多來我算是出版了五本中文著作。這是不足以炫耀的。值得欣慰的是：在這期間我「發明」了將經濟論文放開來寫！無論是古典詩、文的辭句呀，廣東話的俗語呀，白話的散文體呀，我都隨著意之所之，照用可也。而其中有關「兒女情懷」的事，我也大可書而論之，與經濟分析配搭起來，有時一揮而就，渾然一體，自覺寫來暢快。

作者寫得暢快的，讀者讀來也應該有同感吧。可以說，這種放開來寫的經濟學論文，在我是一種創新的嘗試。要不是讀者們「擊節讚賞」，我膽子再大也不敢如此創新。所以在感謝讀者之餘，我希望同行的學者也來過癮一下。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

自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後，有好些讀者及朋友都問：趙紫陽怎樣了？中國的前途又怎樣了？我的例行答覆是，在複雜的政治上，我沒有水晶球，但從近幾年來趙氏的經濟政策那方面看，中國若沒有了他，經濟發展的前途就要打一個大折扣。

這是我有機會親聽趙總書記分析中國經改問題之前的事（以前我見過趙氏，但沒有聽過他大談經濟）。現在有幸聽到了，更是心折。關於我對趙氏的經濟分析的評價，已在《大同與小異》一文及回答《九十年代》雜誌的一個訪問談過了，這裡不再贅述。

在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總書記的前幾天，我對佛利民說：「你和我都反對政府干預，對政客的言行一向都是批評的多，稱讚的少；但說真心話，考慮到趙氏的局限條件，幾年來在經濟政策上我實在找不到可以批評他的地方。不過，我恐怕會面時，他會說出政客所常用的那一套陳腔濫調來，使你聽得悶在心頭。」想不到，在會面時趙總書記的表現完全是一個學者的風範，令我如釋重負。

可是，在整個中國大陸的行程中，佛利民所遇到的幹部就遠為保守，談不上幾句就說中國情況怎樣特殊，西方的理論怎樣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外人怎樣難以明白，等等。到了香港，佛氏從英語刊物上讀到不少其它的北京言論，不知是真是假，但與趙氏的觀點大有不同。他顯得有點困擾。

佛氏離港的前一天，我們趕到深圳一行。他很欣賞深圳的發展。在回程中汽車外漆黑一片，大家知道明天要分手，經過了十七天的相聚，曲終人散，不知何日君再來，車內感到悵然。過了許久，佛利民太太說：「史提芬，明年夏天你一定要帶女兒到三潘市來看我們。」我漫應著，心中老是想著中國的問題。又過了許久，我終於忍不住說出心裡盤算了很久的話：「米爾頓，中國的經改困難不是不夠民主，而是不夠獨裁！」他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是那麼想。」


明智的專政有利改革

差不多我所知的高手經濟學者，都同意仁慈而又明智的專政，是對社會經濟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困難的所在，是這樣的獨裁者就算是找到了，總不能長生不老，要是換了一個蠢材的暴君，怎麼辦？所以經濟學者都不反對公正嚴明而又有清楚約束界定的民主投票。我們都知道就算是最完善的投票制度，也漏洞百出，但不得已而求其次，好的投票制度還是維護自由的一個可靠保障。

在《也談學運》（見《再論中國》）一文中，我清楚地指出要改革一個制度，其困難自成一家，以投票的辦法來作決策肯定是不會有什麼上佳的效果。

中國的悲劇不始於文革，不始於大躍進，也不始於國民黨，而是差不多有二百年的歷史了。一個有先天智慧而又能刻苦耐勞的民族，怎可弄成這個樣子？面對中國的體制改革，在幾年前我就力排眾議，大膽地在《為一絲希望寫文章》（見《中國的前途》）的結論中寫道：「中國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由於以上的原因，我的主張是孤注一擲，在民主改革與獨裁改革之間作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當然，目前的中國政制，說不上是民主，但很不幸，也算不上是獨裁。兩頭也不是的政制，讓你行一步你的，我行一步我的，將政策在什麼「全會」中交易，所得到的結果不東不西，不左不右，不倫不類，那豈不是印度之路了？是的，若說印度的制度名稱是什麼，都會有人不同意，但說那裡貪官污吏特多，貧富懸殊，民不聊生，就誰也不會有異議吧？


趙氏有綜合高見的本領

西方學者所常提及的仁慈獨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當然是指仁慈而又明智的。試想，仁慈的傻瓜專政，又怎可能會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仁慈、明智集於一身的政治家當然不易找，但從社會的角度看，假若二者不可兼得，取明智而不取仁慈也。這是由經濟學上的柏拉圖定律引申而來的一個含義：只要能有智慧把社會搞得欣欣向榮，國富民安，那麼就算獨裁者並不仁慈，他也會知道富有的社會對自己大有好處。

對於趙紫陽，我所知不深，所以無從判斷他是否仁慈，但他的明智是顯而易見的。我主要的證據，不是我在《大同與小異》那裡提及過他的思想清晰，分析問題有條不紊，而是他能從近幾年來我們常聽到對中國經改的、五花八門的建議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在幾方面的經濟問題上綜合起來，得到一個大致上沒有矛盾的配套。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方面他對經濟的整體要有深入的實際認識，另一方面他要能夠分辨重點及其可行性才做得到。

是的，作為一個經改的領導人，能懂得怎樣選擇建議與綜合，比任何其它因素重要。他不一定要有創見，不須要是一個理論家，也不必是一個邏輯高手。能懂得選擇與綜合是一種特別的才能，一個有創見的理論高手不一定具有的。這是說，我們不用吹毛求疵地衡量趙氏的經濟學問本領，但他顯然有上述的一種才能，那正是一個優秀的經改領導人不能或缺的。


郭伯偉與蔣經國的獨裁權力勝趙紫陽

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奇跡，沒有經濟學者會不同意。說台灣是半個經濟奇跡，同意的經濟學者會是不少的。但這些同樣是以中國人為主的地方，多年以來的經濟籌劃可不是由什麼投票取決，不是在什麼會議中你爭我讓，而是由近於獨裁者的決策者獨行獨斷。

香港戰後第一個有名的財政司郭伯偉，和跟著而來深受他影響的夏鼎基，比我所知的其它地區的財政司有更大的獨裁權力。他們（和後來的彭勵治）都有一條座右銘：「凡是政府不能肯定幹得比自由市場好的項目，政府都不干；最佳的政府不是要立什麼豐功偉績，而是能減少錯誤的決策。」說這些財政司是聰明才智之士，是說他們在一方面有自知之明，在另一方面能判斷什麼政府能做得比較好，什麼政府沒有信心做得好。話雖如此，他們也曾出錯，只是錯得比較少罷了。（我也認為，假若郭、夏二人昔日有再大一些的獨裁權力，香港的經濟政策會更好。）

郭伯偉與夏鼎基都懂得經濟學；彭勵治雖然不是經濟學者，但他是大好商人，在市場上身經百戰，不知其所以然也知其然的。比起來，台灣的蔣經國，對經濟及市場知識是應該大有不如的。但這個我曾經稱為是「天之驕子」的蔣家長子，顯然是具有相當不俗的判斷與綜合的能力。他的智囊眾多，得到的建議也應該是五花八門。要是他不懂得取捨，台灣哪會有今天的經濟成績？

我沒有足夠的數據將蔣經國的選擇能力與趙紫陽的相比。但以改革經濟的困難程度來衡量——考慮到訊息的不足，教條的約束，政治的困擾，不同地區的複雜——趙氏今天所面對的，顯然是比蔣氏昔日的困難得多。

蓋棺論定，我對蔣經國的評價很高。對還健在的鄧小平與趙紫陽，不管中國大陸將來的發展怎樣，我的評價也是高得很，這是因為十年前的中國經濟，與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語。在人類的共產政制歷史中，從來沒產生過這樣的經驗。評價只能以成績作判斷，不能以言論為準則。觀乎此，高舉一下鄧、趙二人，將來的歷史學者是不會反對的吧？

很不幸，從中國大陸今天的政治氣候看，我們將來不一定有機會能將趙氏的能力與蔣經國的一較高下；但我仍認為適當的比較，是應該基於他們有差不多的獨裁改革的權力。

蔣經國將台灣的經濟搞得十之八、九，就推行投票選舉這個「民主」玩意，大有意思。香港的郭伯偉及後來的財政司把香港的經濟創造了奇跡，於是港人在今天也就大可奢侈一點，爭取些什麼直接選舉了。要是今天的趙紫陽像他們當年那樣擁有同樣或更大的獨裁權力，中國的普及投票也可以早來一點。要不然，像印度那樣的「民主」投票，投來投去也是民不聊生的。


結論

假若趙紫陽不在，或失卻了權力，中國的前途會怎樣了？差不多每位身在海外而又關心中國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提出這個問題。當然，中國近十年來在經濟中的快速進展，是不能全部歸功於鄧、趙二人的。鄧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將中國今後的經濟改革問題轉移到趙紫陽的身上，是很自然的。

我對這個問題的第一時間回答是：假若趙氏失卻了權力，那麼中國走印度之路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了——那就是，壟斷企業林立，管制叢生，貪污的權利按不同的壟斷及不同的管制劃分，官商勾結，富者大富，貧者極貧，等等。但從比較樂觀的那方面看，就算是趙紫陽作不得主，廣東及沿海地區以至溫州的發展，與上海及華中、華北等地區對比起來，也是成績懸殊，高下分明的；日後哪一方會受對方更大的影響還是未知之數。所以，中國的前途怎樣還難以下其定論。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即使趙紫陽長生不老，繼續擁有他以往八年所擁有的權力，中國不一定能衝破我在《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所說的那一關。他需要有足夠的獨裁權力去將既得利益的特權取締。

一九八一年，佛利民看到我對中國的推斷，認為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在今天，他承認我昔日的推斷準確之極；他也認為中國的進步是足以令人震驚的。也是在今天，他認為我還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讓他擁有像蔣經國昔日那樣的權力而十年不斷，我是樂意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跟佛利民下一個大賭注的。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國內的「新權威主義」大辯論。不幸的是，香港的某些媒體大事宣揚，說我要「倒鄧保趙」。真是胡說八道，而更不幸的是牽涉到佛利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七個多月後）的天安門事件導致趙老下台，其後北京好幾份內部文件「或明或暗」地以此文「間接或直接」地把趙老加之以罪。於今回顧，當時是中國開放後權力鬥爭最嚴重的時刻，我一介書生，竟然無端端地被捲進去。可幸北京的朋友知道我這個人，明白那是香港媒體搞出來的一點誤會。

是的，媒體有時比政治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