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阿團闖蕩街頭

我大約是一九五一年認識容國團的，比他年長兩歲多。那時喜歡逃學，讀書不成，但街頭巷尾的孩子玩意很有兩手。樹叉射雀鳥、彈玻璃珠子、放風箏、釣魚、擲毫等皆有過人之處。下象棋不俗，雖然在西灣河一帶比不過徐道光，但其它的棋手總可以安心地下賭注。



是的，我也喜歡乒乓球。但當年沒有方便的球桌與場地，要收錢的付不起。灣仔書院的走廊有球桌一張，小息時搶著去打的同學甚眾。打的是四分波，被淘汰又要排隊輪候了。



到哪裡去打乒乓球是頭痛的問題。當時在西灣河的太古船塢的工人俱樂部有四張乒乓球桌，正規的，場地算是上選。但俱樂部只限於太古的員工享用。我和朋友們偷進去打。不速之客不受歡迎，場地的管理員不開燈，而到了晚上，太古員工進場，我們就要讓位了。但在下午四時偷進去，到六時窗外還有光，日漸黃昏，球室很暗，看不清楚，我們還是打下去，到燈亮要讓位而止。



是一個快要讓位的暗淡黃昏，鄰桌有一個個子不高的孩子，踮著腳尖拍球，其聲甚響。我好奇地去看那孩子的球拍，與我所用的沒有分別，但球聲怎會這樣響呢？這孩子不懂得怎樣打，是初學，但拍球的響聲顯然與時間有關：觸球的一剎那球拍的速度最快。



我教這孩子怎樣打，一教即明，給他上了幾課我就知道自己沒有乒乓球的天分。他起板那樣自然，那樣舒暢，真教我羨慕。不到兩個月，我不能勝他。不敢再教了。過了兩年，報章的體育版幾次讀到筲箕灣出了一個東區小霸王，名容國團，乒乓球如何了得云云，很想去找他賭一手。跟著在巴士上，途經大坑道之際，我依稀地認得站著的是兩年前我教過的徒弟，但長高了那麼多，不敢肯定。我還是問：「你是我兩年前的徒弟嗎？」他高傲地回應：「是的，但我現在是東區小霸王。」「你是容國團！」



我與阿團成為好朋友是一九五三年開始的。五四年我被逐出校園，不用逃學了。阿團是筲箕灣慈幼學校的學生，不知成績怎樣，但也不用上課。從五四到五七這三年間，好些時日夕與共，大家有空就闖蕩街頭。他不多說話。他少說，我也少說，只是在街頭找對手，賺點小食。



阿團是難得一見的天才。他有三項絕技所向無敵，差不多逢賭必勝。乒乓球是一項，打康樂棋是一項，踢毽子也是一項。毽子有一種踢法，叫騎龍。那是把毽子拋高，落下時人跳起，左足跨過毽子，右足的鞋底把毽子踢上去。要踢得很高、很直，才有機會連貫地踢第二次。能連貫地這樣踢兩三次的很少，但阿團可以連貫地踢十多次。



上述的三項絕技是阿團的天才的小部分。他的大天才不是動手動腳的玩意，而是耳朵。是的，阿團是個音樂天才。他可以聽一次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只聽一次，就全首背出來。那時我的家較為富有，比我大一歲多的哥哥是古典音樂迷，彈得一手好鋼琴。哥哥常要我邀請阿團到家中，用當年的黑膠唱片播一首古典樂曲給阿團聽，跟著叫阿團背出來，然後大叫：「莫扎特！莫扎特！」哥哥讀書好，阿團和我讀不成書，這樣的相聚倒也愉快。

從新書桌說起

去年買了一張新書桌，比小孩子拿得一件新玩具還要高興。是深色的，近於黑，設計古雅，但有新潮的簡單味道。寫作時我不喜歡被任何刺眼的物品分心，深色與簡單古雅是歷來的選擇。深色容易找，但簡單古雅可遇不可求，去年運氣好，一下子就碰上了。



書桌不大（寬五英尺），是重木造的。木造的書桌使我有溫暖感。試過了，我不能在玻璃或金屬的書桌上寫出好文章。朋友，你可以在雪地上做愛嗎？



我不是在說笑。寫文章就像做愛——與思想做愛。要思想天馬行空，推理來去縱橫，感情自然流露，寫作時的環境，手之所至，目之所及，都要舒適、稱意、安詳。不需要是貴重的，但要使作者不分心。



我用的稿紙是黃色的——白的刺眼——要訂造。每頁只有二百五十個格子，但我寫過格，平均每頁只寫大約一百五十字。試過訂造格子較大的，不成，因為我的習慣是寫過格。只是行與行之間分開而沒有格子的，也不成，因為我喜歡有爬格子的感受。



不用原子筆，要用墨水筆。這是我寫作最奢侈的地方，因為廉價的墨水筆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買到稱意的。我有近十枝墨水筆，皆精品，平均價格不下四千元。我喜歡墨水流出來的感受，選的是筆尖軟、圓滑，墨水出得快。購買墨水筆的方法自成一家。先討價還價，說好了，然後給賣家五十元多選一枝，說明起碼要有二十枝同樣的中線條的筆可選才通知我。



墨水也講究。永遠用Parker牌的墨水，藍黑色的，因為這牌子的墨水不傷筆，出得快。但墨水瓶卻選Mont Blanc造的。買一瓶後者墨水，棄墨留瓶，把前者的墨水不斷地加進去。



書桌上的燈，討厭用新潮、專為寫字設計的，而先進科技的怪燈泡更不用。要奶白帶黃而柔和的光，不暗，燈罩簡單設計，要圓的，燈柱不刺眼。去年購買新書桌，順便配購座椅，選了很久也不稱意。最後買到的，回家後覺得大了一點，過了一段時期才習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老生常談。奇怪是我對「利其器」的要求與眾不同。搞攝影，影友們對照相機重視。我不重視，只是要求鏡頭開盡時內裡的片頁不起角。寫書法，首要是毛筆好，次要是書寫的面夠大，再次是宣紙的質量，而歷來書法家重視的墨，我卻認為不大重要。後者是因為要增加墨色濃淡的變化，水與墨並用，墨本身的質量就不是那樣重要了。這正如有些人把汽水加進紅酒一起喝，紅酒本身的質量是不重要的。



奇怪，沒有聽過寫文章的行家說要「必先利其器」。我是需要的，而且越來越苛求。這可能是因為寫作是環境的事，其需要顧及的瑣碎事項太多，行家們沒有注意吧了。



我認為自己的苛求是對的。寫作是純思想的玩意，要寫得好，所需的集中力遠超其他我嘗試過的。經驗是，一般可讀的文章還可以馬虎從事，但要偶得佳句，文章渾然一體，腦子不自然發揮就無法辦到。

香港曾經是釣魚勝地

生於香港、居於香港、今天五十歲以下的人，不會知道香港曾經是釣魚勝地。我是知道的。自小喜歡釣魚，四九至五七年間在香港釣了八個年頭，跟著遠渡重洋，有海之處，必釣。與香港五十年代初相比，論釣，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並論。比我年長的香港釣友說，三十年代時，香港釣魚之樂更是無與倫比。

可以這樣說吧。香港三十萬人，是釣魚天堂；五十至一百萬人，是釣魚勝地；三百萬人以上，值得下釣之魚盡去矣！今天香港六百多萬人。

說香港曾經是釣魚勝地不是說魚多（比香港昔日多魚的地方有的是），也不是魚大（香港的魚不大）。密不停手，釣之不盡的情況，不到三十分鐘就顯得沉悶；而以五磅絲釣兩斤的魚，比以五十磅絲釣二十斤的魚刺激得多。

說香港曾經是釣魚勝地，因為當年有三點與其他釣區不同。其一是香港的魚品種多，可以釣得而又可口的近二十種。這樣大的變化增加了釣魚之樂，而哪種魚要用哪種釣餌，看什麼水流，選怎樣的地點，皆學問也。相比之下，其他我到過的釣區，每處只有三幾種可釣可口之魚。

其二是昔日香港的魚格外美味，「海鮮」是也。是的，港產的魚，凡是新鮮的，沒有一種不是蒸熟美味，只是一種比另一種較為美味而已。其他地區，味同嚼蠟的魚多的是。其三是香港的魚好看。可能是近於熱帶，香港的魚往往有色彩，而同樣重要的是看來好吃。難看或魚皮像膠皮而使人不想吃的，其他釣區多的是。論釣，炎黃子孫與西洋鬼子的品味不同。我們釣魚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吃；老外釣魚往往只是為了釣，與魚鬥智，過一下手癮。

釣魚的回憶使我想到一個重要的經濟含意。高舉市場的經濟學者一般反對任何政府管制。但市場是要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而私產的約束與保障往往要靠政府的參與。這後者可以看為一種「管制」。因此，說得不小心，贊成市場與反對管制是有矛盾的。

三十多年前我說過了。要維護市場的運作，理論邏輯所反對的是削弱私產的管制。當年指出，削弱了使用權的界定，減少了收入享受權，與左右了自由轉讓權，都是違反了私有產權的準則。反對與市場有衝突的管制，我們只能從反對削弱上述三項權限那方面看。

香港的海域沒有私產的界定，六百萬人口是沒有魚可釣的了。污染得連魚也不能生存的海是一回事，但海水還算清潔的離島也無魚可釣，是因為當年網捕、魚炮、下毒等，不論大小地把魚殺清光。這些是沒有私產保障的行為了。

把公海以私產界定捕釣的權利可能很困難；或者說，界定與保障私產的費用過高。有這樣的困難，政府設立捕釣法例而嚴加管制，從社會利益的角度看，可能是划算之舉。

我沒有什麼建議，但認為曾經是釣魚天堂的香港，只因為人口增加、海鮮價高而變得無魚可釣，感到心有不甘吧。

樂從是個現象

位於廣東順德鄰近的樂從鎮，人口只有九萬，但其中五萬是傢具從業人員。說樂從是世界的傢具之都應該低估了。我沒有考察過其他傢具展銷的集中地，但不用考察也可以肯定，作為傢具中心，樂從比其他的大上不知多少倍。是的，樂從是個現象。
為了好奇，兩個月前我到那裡走走。一條大馬路的兩旁全是傢具店，據說長達十二公里！我不可能走全程。參觀了那裡最大的樂從傢具博覽中心，大得離譜。建築面積十八點三萬平方米，那是一百九十六點一萬平方英尺，也就是四十五英畝的面積。全滿！

去年樂從銷售三百億，三分之一是出口。五萬從業員銷售三百億，每員平均六十萬，以年薪平均不到二萬算，從業人員的工資成本是百分之三。這是偏低的銷售費用，看來樂從的生意還會上升。

以我個人的品味看，樂從的傢具好些質量不高，而質量比較高的偏於華麗。有高雅的，也有與我的品味相近的，不多。主要的是價格低廉：可與美國平排的品質，樂從之價不到三分之一。

上述的現象有幾個有趣的含意，讓我說說吧。

（一）中國的市場非常大，大得驚人。這不單是因為地大人多，而更重要的是人民開始有錢了。要居住得舒適一點，購買新居、新傢具等是理所當然的事。看來傢具這個行業在中國還有大好時光。

（二）我見到好些比較高檔的傢具是相當巨大的。這代表著從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算，國內的樓宇價格相宜。兩三百元人民幣一平方英尺的住宅樓宇所在皆是。比較之下，香港的住宅價高八倍，但實質收入卻沒有那樣的優勢。每個中層人士所佔的住宅面積，國內開始超於香港，可從傢具的大小作個判斷。

（三）樂從銷售的傢具，有從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這代表著進口稅後的傢具價格也夠相宜，足以競爭。這是說，大減價是老外的生存之道。傢具如是，其他物品也如是。結論是，只要中國大陸不搞通脹，舉世會有長時期的大減價。先進之邦啞子吃黃連，有苦自知也。中國的經濟潛力廣而深！

（四）樂從傢具的集中銷售是難得一見的物以類聚。這是我曾經在《南窗集》提出的類聚第二定律。這是說，為了減低顧客的訊息費用，類聚銷售是划算的安排。這種物以類聚雖然司空見慣，但像樂從傢具那樣誇張的例子卻絕無僅有。對訊息費用有研究興趣的學生是要到那裡作深入調查的。

樂從是個小鎮，歷來不見經傳。這小鎮是近幾年神州大地的舉世觸目的經濟發展中的小火花，說是奇葩異草也不為過。以先進之邦的環境來衡量，樂從還是窮鄉僻壤。然而，無端端傢具觸目皆是，使沒有在車上打盹的旅客感到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和幾位朋友走進樂從的傢具博覽中心，只因為建築物比較新潮，不打算見到什麼可以下筆的。只是進到場內，大家都像劉姥姥入了大觀園。

艾智仁天真思考

一九六九年，艾智仁（Armen A. Alchian）與史德拉暢遊日本。艾老回美後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見到我，他喜上眉梢，大談日本之行，然後展示他從日本帶回來的唯一紀念品。你道是什麼？是一個細小的空紙盒，用紙斜角包裝，與美國的包法不同，但與香港人常用的斜角包法相近。

艾老拿出這個有紙包的小空紙盒，欣然於色，說，東方人的智慧了不起，為什麼西方人想不出這樣的包法？我呆站在那裡，想，那有什麼了不起了？從我懂事的那天起，母親用紙包東西永遠是斜角入手的。我又想，在我面前的是艾智仁，一個二十世紀的大思想家。

我沒有選修過艾智仁的課，但旁聽了三年，是他的入室弟子。我的博士論文是跟他與赫舒拉發寫的。可以說，我學滿了艾師的思考方法。非常容易學，但好些同學就是學不到。艾師的思考方法是一個小孩子的方法。好奇，什麼問題都是第一次看。再看時也是第一次看。永遠像小孩子那樣天真看問題。容易學，但你可以辦到嗎？

老問題，眾所周知的，而你自己想了很久了。每次再想時，你可不可以像小孩子那樣提問呢？完全沒有成見的思考方法，絲毫成見也沒有的，是天真的想法，要做到，有些人可能容易，而另一些則難於登天。三十八年前我認識的五十歲的艾智仁是個小孩子；今天我認識的八十八歲的艾智仁還是個小孩子。

功用（utility）理念有百多年的歷史了。艾師問：什麼是功用？這一問，其理念就改變了。貨幣理論有二百年的歷史了。艾師問：什麼是貨幣？書本說馬鈴薯可以作為貨幣，但為什麼市場從來沒有用馬鈴薯作為貨幣呢？這一問，我們的思想就逼要改變了。這些都是小孩子的問題。

五十三年前，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起了歷時二十年的大爭議，其導火線是艾師初出茅廬的一篇文章。當時的問題重點，是經濟學假設每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但如果有些人是不爭取利益極大化的話，經濟理論豈不是廢了？艾師問：究竟人是否爭取利益極大化對經濟理論有什麼相干呢？極大化只是個假設，一個人根本不需要知道自己是在爭取什麼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生存的適者應驗了爭取極大化的假設，理論於是解釋了人的行為，究竟一個人知不知道自己為何那樣做是無關宏旨的。不是膚淺的哲理，但出發點還是小孩子的問題。

是的，小孩子或年青人可以看到的，年長的往往看不到。這是因為年輕的不受成見左右，其思想少受約束，遠為自由，比較容易看到成見之外的另一面。

年長的人要保持天真的腦子當然不容易。艾智仁有大師之資，卻喜歡教本科生一年級的經濟學。我自己在港大十八年，教的主要也是經濟學入門——這選擇是艾師的影響了。教年輕的沒有成見的腦子就有這樣的好處：他們可以提出天真的淺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大都不中用，但偶有佳作，而更重要的是能把老師帶到天真的層面去。

香港優勢每況愈下

不過年多前，貿易發展局的梁海國說上海在二十年後可能超越香港，被某高官痛罵，說不可能。我忍不住替梁老弟補充：「如果國內解除外匯管制，大事開放金融，上海會在五年超越香港。」



解放以還，比起國內，香港確實大有優越性。是的，有半個世紀的日子，香港的生活水平，無論物質享受或言論自由，香港遠超國內是毋庸置疑的。



細想一下半個世紀國內與香港的關係，重點不是作為彈丸之地的香港的經濟奇跡遠超國內的民不聊生，而是香港的存在與大陸息息相關。一九四八年起大陸的難民湧至，香港政府忙於徙置，疲於治安，而同時又為身無長物但有商業頭腦的上海與潮州人提供了棲身之所。文人雅士也一時雲集，造就了金庸、梁羽生等小說大師。


六十年代香港的工業開始起飛，到了七十年代，成衣、玩具、手錶等大項目，其產量均為世界之冠。這驚人的發展竟然經得起文革的蹂躪：六七年的暴動，於今思之，猶有餘悸，而跟的政策是偷渡來港而抵市區的皆可留下。偷渡的人口暴升，香港都容納下來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香港連年的經濟增長率破了歷史紀錄。

八十年代，香港對大陸的貢獻重要。大陸開放，香港提供市場運作的示範，提供資金與科技，而更重要是提供各方各項的服務人材。是的，沒有香港，大陸的經濟發展不可能那樣快。一家便宜兩家，香港提供的賺到國內的錢。九七回歸的風聲鶴唳使很多人跌了眼鏡。香港的股價與樓價齊升，政府連年有財政大盈餘。公務員的薪酬，公立醫院與學校的經費都加得厲害。飽暖思行善，什麼綜援金、強積金等夾道而出。是的，到了九十年代，香港進入了社會福利制度。

九十年代中國大陸有三項重要的發展。其一，我說過的，是九二、九三年間通脹急劇，人民幣大幅貶值，但跟嚴謹地控制借貸，使通脹變為通縮。這一脹一縮使國內的物價、樓價、工資等遠比香港的低廉。其二，我也說過，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而又因為工資比香港的低很多，國內對香港的人材需求急速下降。其三是台灣與鬼子佬到中國大陸的工業投資，九十年代大幅上升。今天資金與科技引進國內，台灣與老外超於香港。這些是說，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每況愈下。

還是回顧一下歷史吧。二戰前上海比香港繁榮。家母在一九三九年到上海一行，回港後津津樂道，說個不停，說上海比香港繁榮得多。這顯示上海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比香港的優勝，而上海人工作認真的傳統，毋庸細述。上海會再超越香港是遲早的事。但香港人還可以想，被上海比下去沒什麼大不了，香港還可以是珠江三角洲的龍頭，對南中國的貢獻還是重要的。

然而，科技的發達削弱了香港的優勢。有兩點。其一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察覺到，移山填海或抽沙加深海底的工程，再不用愚公來處理。今天的先進工程，可以划算地人造海港，使天然海港沒有昔日那樣重要了。加上今天的貨運，船隻是平底的，與昔日的尖底貨輪不同，其航行所需的海水深度不高。香港海港的優越性因而打了一個大折扣。其二是電腦互聯網及通訊的進展，一日千里，削減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香港在經濟上對大陸的重要性會繼續下跌，還有另一個原因。回顧歷史，數千年來，中國要到今天才算是開始成功地工業化。不管毛澤東時期的政府統計數字怎樣高舉工業產出，「大煉鋼」是笑話，而中國的工業產品，老外先進之邦的市場沒有見到。今天的情況大為不同了。從加拿大到美國到歐洲到澳洲到日本，朋友們都說市場見到的日用品，大部分是中國貨。雖然是初步工業化，其瞄頭倒也出乎意料，是十年前沒有誰可以想到那樣快的。

一個大國是不可以不靠工業來搞起經濟的。商業、金融等行業只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而存在，本身沒有實物產出。靠農業生活得好，要人少地多。製造是神州大地唯一可以搞起經濟的出路。

不久前我和幾位國內朋友作過大略的估計，中國的農業人口已經下降至百分之六十左右（政府的數字不清楚），但還是偏高。然而，可喜的一面，是中國的工業發展有全面性。大家熟知的珠江三角洲與蘇浙一帶不論，從東北到華中到西南，其工業發展都令人刮目相看。我都去過了，替他們題過字，表演過書法。

上述的全面工業發展使北京、上海、廣州等名城大市失卻了傳統的相對優勢。不是說這些大市再不領前，而是在相對上沒有昔日那樣一面倒的情況。這是中國之幸。全面的發展是比較平均的發展，而我們擔心已久的、中國不同地區的貧富懸殊，要靠這全面發展的協助。不要以為我看中國看得非常樂觀，但對中國歷史有認識的人，例如華中的張培剛前輩，像我一樣，見到中國的工業全面發展也作了一口深呼吸。

在這個歷史巨輪的演進中，因為我數次提到的種種不幸，香港的相對優勢會跌得最厲害。漠視政府的統計數字（我喜歡這樣做），但求大略地對，二十年前我的估計，香港的總財富是國內的十分之一。今天，以金錢算，這財富比率下跌至百分之三，而以物價調整後，香港的總財富只有國內的百分之一。拿出水晶球，假設香港與國內的發展趨勢不變，香港的相對優勢大約每七年減一半。二十年後會怎樣不用細說了。

可幸是這種水晶球不可靠。遠看二十年，我認為香港還能超於上海不容易。不得已而求其次，能長久地保持中國第二繁榮城市的位置很不錯。以歷史的經驗作判斷，這第二位置不苛求。但香港要迅速地捨棄福利政策，價格還是太高，要減。幸與不幸，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工業不成，農業不成，以低價引進商業應該是香港最可靠的出路。

造短句的日子

不久前在《南窗集》發表了兩期關於自己學英文的方法，提到英文造句要從短句造起。英文的長句是由短句串連起來的。如果開始學就寫長句，其結果不是左彎右曲，就是花拳繡腿，不可取也。先學幾個字、幾個字的短句，簡單直寫，但求清楚明白，滿師之後才把短句串連起來，其清晰與文氣就有了根底。



寫了那兩期之後，不由得想起自己學造短句的往事。一九五九年九月我進入了洛杉磯加州大學作本科生。因為是外籍學生，校方規定要考「外生英語試」，決定哪些要補修不計學分的外生英語課程，哪些可以不補。三千多個外籍學生中我的成績最差，當然要上不計學分的補課了。



需要補修的分很多班別，以上述的英語試的成績高下來分派，我被安排在成績最差的那一班，不在話下。坐在我旁邊的是後來有亞洲鐵人之稱的楊傳廣。很多年後我才知道，今天在香港的黃宜弘當時是楊傳廣的好朋友，也是同期的。但英語班上不見黃宜弘，可見Philip當年的英語水平比我高。



在此之前我讀書的成績奇差，已經二十三歲，比同學長幾年，於是決定要真的讀一下。那不計學分但算成績的「外生英語入門」是我的第一塊試金石。第一課之後，我去問老師：「這班要拿A容易嗎？」戴深近視眼鏡的老頭子老師回應：「這英語成績最差的一班我教了十多年，從來沒有給過A，因為可以拿得A的學生不會分派到這班來！」我自言自語地回應：「那就讓我是第一個吧。」



近視老頭子的教法前所未見，後無所聞。他非常用功，算成績的計分方法奇特。十五個星期，每星期五課，每課一個小時。每天課後老頭子出一個文章題目，學生回家要寫三百字，過一天要交出，再過一天他修改後就發還給學生。一篇三百字的習作以十為滿分，錯一處減一分，錯十處或以上是零分，不論其他，而這些習作的分數加起來就是該科的最後成績了。一班四十個學生，老頭子每天改四十篇短文、記分，而還有其他班要教的，也真難為了他。



為了避免失分，我全部用短句，三幾個字就來一個句號。但求不錯，動詞與字彙的選擇也是以簡單為上。惟恐老頭子讀不懂而減分，句句直寫。這樣的文章在香港的中學考試一定不及格，但老頭子見沒有錯就給滿分。



學期過後，我該科的成績竟然是A。後來在校園碰到老頭子，忍不住問他：「你說從來不給A，為什麼給我一個？」他回應道：「十多年來只有你這個學生造短句。你的短句造得越來越好，繼續下去，將來你的英文可以成家。」



然而，成家談何容易。我是要到了寫博士論文，得到經濟老師艾智仁給我詳細地修改了一長章，才開始入室，領悟到為文之道。那時我已用長、短句，分段與文章的結構已有掌握。但艾師認真地修改了一章，修改後紙上滿佈他提出的問號，多餘的字全部刪除，術語十個有八個因為不知所指而不能用，稍有彎曲的地方艾師都說要改寫。



是的，我屢遇明師！說起學造短句，不由得想起四十多年前，那位戴厚厚的近視眼鏡但還要把文字放在兩英吋之前才能閱讀的老頭子，那位每天只一班就要修改四十篇短文的好老師。

跟佛利民玩魔術

一九六六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度瑪（E. Domar）對我說：「如果面對死刑審判，我會選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為我辯護。」佛利民是芝大的人，不是律師，而當年芝大與麻省兩個學派是死對頭，但度瑪還是那樣說，可見如日方中的米爾頓的辯才知名天下。



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職，遇到同事陳坤耀。談起佛利民，Eddie說他聽說佛氏強詞奪理，不肯認錯。不少人是那樣看，但這些人不熟識米爾頓。我是熟識的，很熟，因而知道外人有誤解。不習慣米爾頓的人與他辯論，三幾句下來就被殺得遍體鱗傷，敗下陣來，回家後數天可能發覺該辯論其實自己沒有錯，輸得不明不白，於是懷恨在心。



佛氏的最佳拍檔史德拉曾經對我說：「米爾頓的辯才只有一個缺點。他太快，太清楚，聽者不容易相信，因而缺少了說服力。」我是深知米爾頓的。這個人不好勝，更不強詞奪理，論事客觀。跟他辯論，他細心聽你的，快得離奇，你沒有說完一句他就知道你要說的第二句，你沒有說完第二句他就開聲修改了你要在第六句說的。



是的，不少人認為米爾頓不肯認錯，其實是因為他認錯認得快，聽者不知道。我是知道的。米爾頓的認錯方法自成一家。跟他辯論，認為你的觀點或推理比他的好，他就立刻站在你那邊，替你修改一下，然後繼續下去。這是認了錯，雖然你不知道，而另一方面，他把你的較佳觀點佔為己有。你不知道，傻頭傻腦地要與他不同，就被逼至非輸不可。認錯認得快的人是不容易在對答的辯論中敗下來的。



我們可從佛利民的戰無不勝的辯論而體會到他的思考方法。任何觀點細心聆聽，認為比他好的立刻保留，不好的淘汰，轉來轉去，找到去路就直推下去。



米爾頓的思考客觀，但他對理論的重點拿得很準，緊握不放，任何與這些重點有分離的，他立刻淘汰。千錘百煉而後得的重點，他是寸步不移的。任何問題他都拿有關的重點考慮，加上變化，尋求去路。轉得快，推得也快，使不慣見的人有神出鬼沒之感。



無論是歷史的經驗，統計的推斷，理論的邏輯，米爾頓都有頂級的根底。然而，他推理思考時所用的理論與技術非常淺。跟他研討或辯論，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用上本科生一年級之上的經濟學。他發表的文章可能用上高技巧，深入推斷，但思想時永遠是環繞幾個本科生應該知道的基礎，以普通常識加上變化。所有問題先向淺中求，得到了答案，下筆時才加上技術表達出來。



上述的思考方法可以很快，不知就裡的人看來好像玩弄魔術，不容易相信。從米爾頓那裡學得一小點，正如跟一個魔術大師作過兩個月徒弟，我也可以想得很快，外人看來也不容易相信。



記住，基礎要千錘百煉，重點要拿得準，不放，其他凡事客觀，技術要懂大概，然後轉來轉去，以普通常識向淺中求。

學術氣氛

沒有學術氣氛，學術不容易搞起來。高一個層次，在研究院內，氣氛不足學術不可能搞起來。很不幸，學術氣氛不是要有就有，不是有錢就可以購得到，也不是大家多發表文章就可以成事的。香港的學術氣氛奇差，我在港大試搞，力不從心。在那裡的最後幾年，一九九八至二○○○之間，國內申請到港大作研究生的甚眾，其中有好學生，搞氣氛有可乘之機。可惜港大再沒有錢資助有前途的國內學子。



美國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學術氣氛好得不得了。我躬逢其會，整個六十年代享受了這十年的大好學術氣氛，天天疲於奔命，可算不負此生。可惜六十年代後期美國與越南戰爭，學生不是遊行就是缺課，激進的不少，濃厚得無以復加的學術氣氛一下子被衝散了。



於今回顧，學術氣氛搞得好要有如下因素的合併。



（一）起碼有十位八位學者有共同的學術興趣，他們之間產生了一種共通語言，外人不一定聽得懂，但圍內的互通無阻。



（二）好學生的參與非常重要。這是因為教授同事之間只是互相研討，沒有教與學的關係。教授有新意，試教給學生是試把新思想簡化，而學生有年輕的腦子，提出的淺問題是大教授往往提不出來的。



（三）相聚的學者完全不談學術之外的話題，日夕如是。在芝加哥大學兩年的午餐中，我沒有聽到學術之外的話題。



一個問題提出來了，有興趣的同事都環繞這問題打轉，同意或不同意，吵呀吵的。同一時期，同一學系有不同的問題。有共同興趣的多聚，但也有撈過界的，而後者的「外來」參與，以新眼光看新問題，其貢獻別開生面。



不是大家要多有文章發表才有上佳的學術氣氛的，絕對不是。想當年，芝大的戴維德（A. Director）在法律學院論經濟，其學術氣氛的濃厚有口皆碑，傳為佳話。但戴老是不寫文章的——他的口述傳統舉世知名。另一方面，戴老只有一個哲學學士，連碩士也沒有，更談不上經濟學的訓練了。但他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重要元老，影響甚廣。這可見只憑感染力——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學術氣氛可以搞起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也是因為學術氣氛特厚而知名於世的。當時該學院的主要人物是L. Robbins，也是發表文章不多的。我自己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時，老師艾智仁的感染力把一群學子搞得團團轉，而作為大師，艾師發表的文章也不多。



到了我自己一九六九年正式為人師表（之前作助理教授其式不正），轉往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大約有五年學術氣氛搞得好。同事中Y. Bazel，D. North，J. McGee，L. Kochin等幫助很大，常有興趣相投的造訪學者參與，而又有幾個難得一見的好研究生。



是的，好學生的參與非常重要。年多前在洛杉磯與老師赫舒拉發相聚。說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加大經濟系，他說當年的學術氣氛特別好，主要是因為有多個好學生。他說教書四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這是異數了。



學術氣氛可遇不可求。

意想不到的災難——與華叔商榷

如果沒有記錯，母語教學是民主黨幾個重要成員首先提出來的。那是以司徒華為首等俠士。當時九七在望，反對母語教學豈不是反對國家，不愛國了？是敏感的政治問題，香港也算倒霉了。



可能是俠士們的無心之失。要是他們知道今天的後果，不知會怎樣想？他們可能堅持己見，不肯認錯，也可能知道是闖了大禍，但死不悔改。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隨著母語教學的口號，一九九三年起，香港的中學會考容許學生選考中文試卷，以中文作答，或選考英文試卷，以英文作答。十年之後（是的，只過了十年），學生選擇的變動是災難性。我選出八項傳統的正規科目，展示前後十年會考學生選擇中試及英試的百分比的轉變。數據數據羅列如下表。



記著，是學生自己的選擇。那是學生考慮自己的英文與中文的應對能力才選出來的。這是說，一般學生的自我衡量，是他們的英文水平江河日下！試題是先出英而後譯中，不容易譯得準確，選考英文試卷有「數」，但學生還是大量地按年增加捨英取中，這是放棄英文了。



最可怕的證據是凡是英文重要的科目——商業、經濟、地理、西史——捨英取中最嚴重，而英文不重要的——生物、化學、數學、物理——其捨英取中的傾向則明顯地較小。西史是西方歷史，上帝呀，怎可以急速地轉用中文作答的呢？難道學生不想知道拿破侖的情婦的名字嗎？華叔應該同意，當今之世，商業是國際性的，其交易洽商以英文為重，但十年以來，每年平均有四點三二個百分點的學生捨英取中，以致去年百分之八十一選修商業的學生認為自己的英文不成。可謂慘情矣！



細看數字的轉變，竟然發覺整體上，捨英取中的趨勢加速。這是說，繼續下去，不出十年，絕大部分的香港中學畢業生對用英文會失去信心。香港的教育制度不知所謂，歷來以考試為求學的重點。讀書不為求知，而是為考試。這樣，考試對學生所學就有決定性。可以用中文考，慳水慳力，英文學之作什麼？還是多玩一下電子遊戲機吧。



相比之下，國內的青年今天追學英文，追得如醉如狂。以北京為首而滿佈全國的新東方教學生考TOEFL、SAT、GRE等英文試，每月一轉就有六萬多個學生。這樣訓練出來的不一定真的懂得用英文，但他們考英文試的成績，使美國的大學懷疑其真實性。我知道是真實的，因為他們認識的英文字彙好些我也不懂。不少投考這些美國入學英文試的青年不是準備到美國求學（他們經費不足），而是以之作為資歷，找工作有幫助。



我們常說香港的學子比國內的學子優勝，主要是英文水平較優。然而，今天的發展是此衰彼長，不出十年，香港學子的英文水平比國內的不過。難道國內的學子不愛國了？



我們像傻佬那樣高舉一國兩制，是怎麼樣的兩制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但九七以還，我沒有感受到兩制的存在，只是某些地方香港辦得好一點，比較自由，但那些「好一點」不足以支持價格與工資的大幅差距。公務員的高薪有政府的維護可以支撐久一點，但不出五年，香港的青年一定要與國內的在同一市場競爭。今天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已下降至每月六、七千元，如果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大幅上升，香港的還要繼續下跌。如果我們的母語教學的蠢政策繼續下去，知識青年的工資，香港的會跌至國內的水平之下。



這些日子來，雖然退了休，到我家來問前程的學生絡繹不絕。我重複地對他們建議：如果大學畢業後香港的月薪是七千，國內是三千，選國內！是的，到國內學普通話，知道一點風土人情，交一些新朋友，是香港青年可以看得通的路。



我說過了，英文很難學，比中文難得多。前者的表達能力較強，但困難上升數倍。問題是英文已成為固定國際通用語言，而世界漸趨大同了。被西洋鬼子佔據了國際語言的地盤，有點不公平，但這是歷史的裁決，我們是不能更改的。英文難學，但我這一輩在香港出身的番書仔，沒有一個不可以用中文表達的。倒轉過來，無論是國民黨時期的國內學校還是香港昔日的中文中學，高舉英文重要的，我沒有遇過一個寫得出兩句算是英文的學生。



華叔和我都是老一輩的人，對中國文化了迷的。我欣賞他的中語文字，見過他的書法。有時我真想邀請他與我比拚一下，背誦詩、詞、古文，或即席揮毫，或十步成詩。不比拚，對酒當歌，大家想淵明，論東坡，倒也寫意。華叔喜歡龔自珍的詩，我也喜歡，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我不同意的，是欣賞中國的文化，學好中文，需要推行母語教學。文字與文化的進取要以興趣培養出來，而只為考試的香港教育是培養興趣的大忌。可以靠死記而學得一點的科目還略有可為，但文字是另一回事了。想當年，作為番書仔的小同學——江潤祥、韋子剛、華叔認識的王柏泉，就連我這個留級生——有誰不可以寫些中文詩或散文投稿而發表於報章上？今天又怎樣了？是因為政府的左右而使語文教育潰不成軍吧。



華叔欣賞中國文化，是能手，高舉母語教育可能是真心話。然而，老實說，好些其它大叫大嚷的我就看不出是什麼中國文化專家。應該是政治的意識吧。這是香港的悲哀。



可憐納稅人的錢！

隨筆的生命

生於二十世紀的人有幸有不幸。我的童年有抗日之戰，跟是國共之爭，兵荒馬亂，日子不好過。幸運是沒有死。如果問，不用死，你想在童年時兵荒馬亂，飢寒交迫，還是太平盛世，嬌生慣養？朋友，你選哪一種？很難說。嬌生慣養，長大後安居樂業，當然是好的，但讓我說一句老土的話：這樣的成長會缺少了一種生活經驗，生命就不夠全面了。



如果我自己沒有經歷過兵荒馬亂的日子，今天的隨筆文字不會是這樣的。隨筆任何人都可以寫，但感受不同。不是說題材不同，而是字裡行間有一種感受，沒有經歷過艱苦日子是沒有的。讀他人的隨筆文字，不管作者寫的是什麼風花雪月，有觸覺的讀者一看就或者感到有點辛酸味道，或嬌生味道，或磨斧味道，而這些是隨筆的生命。沒有味道的隨筆不能成家。


有些朋友受過文革的苦頭，或中過政客甜言蜜語之計，荒廢了大好時光，心底裡仇深似海，其隨筆文字免不了有磨斧痕跡。我是明白而又同情的。我自己比較幸運，雖然童年時捱饑抵餓，背過總理遺囑，唱過《東方紅》，但奇怪地沒有受過政治的蹂躪。

想當年，生活是「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而政治意識則是「蘇援美援人民無援，蔣匪毛匪天下皆匪」。不是挖苦老蔣或老毛，是當年的傳媒與長輩老是這樣說。一九四五至四八年在廣州盛極一時的雷雨田先生的《王龍烏》漫畫，滿是嘲笑政治的話，過癮精彩。長大了我討厭政治，字裡行間不禁嘲笑，但不覺得需要磨斧。如果我在國內經過文革，今天的隨筆味道當會不同。

人有三衰六旺。我的幸運日子起於中國的文革時期。一九六六年夏天論文《佃農理論》漸入佳境，六七年春天獲得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獎。該年九月到了芝大，不久後認識那裡的政治系教授鄒讜，見到他和助手忙於搜集紅兵的資料與大字報，知道神州搞得天翻地覆。鄒讜是頂級的政治學者，關心中國，苦口臉審閱以高價購得的資料，要鑒證，因為價高贗品多。我當時沉迷於經濟研究，只是偶爾到鄒讜那裡八卦一下文革的事。他痛心研究；我隔岸觀火。

一九六九年，在溫哥華，聽到容國團的自殺死訊我才怒上心頭。五十年代初期，阿團和我是西灣河街坊津津樂道的兩個逃學生，是好朋友，而街頭巷尾的孩子玩意，我們雙劍合璧，打遍香江無敵手。聽到容國團的死訊，我重複又重複地對自己說：阿團是不容易自殺的。

童年逃難時認識的小朋友，想不起有哪個還活。戰後在佛山華英附小認識的小同學，一九六三年知道有一個還活。一九四八年後在香港灣仔書院的同學，今天大都健在。

是這樣的不幸經歷，而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碰運氣，也是自生自滅的，但運氣奇佳，屢遇明師。今天隨筆為文，對青年的教育因為關心而多說幾句，是職責使然，但經歷不同，其味道有別。

風水怎樣看我不懂，也不信。有人說相從心生，有可能，但我不懂得看。然而，我認為讀他人的隨筆，品其味，在字裡行間可以體會到作者的經歷。細節不成，大概可以。隨筆的字裡行間表達作者的生命。

芝加哥的工作室

芝加哥經濟系的研究院發明了「工作室」（workshop）這項玩意，非常成功，舉世知名，不少其他大學相爭競效，但總是遇上困難，搞不好。芝大的工作室是唯一有大成的例子，極盛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後大師們去的去，退的退，死的死，紅極一時的工作室就有點退化了。

不是說早期的大師退出後沒有新血大師補上，但戴維德、高斯、佛利民、史德拉、夏保加、舒爾茲、莊遜、蒙代爾等人是不可以填補的。學問上的填補已不容易，性格的填補更困難。一個偉大學派的興起要講機緣巧合，能在半個世紀出現一個偉大學派算是奇跡了。

芝大的工作室是經濟系內每類重要科別有一個，每星期聚會研討（工作）一次。六十年代最著名的有貨幣工作室（佛利民主理），工業組織工作室（史德拉主理），農業經濟工作室（舒爾茲主理），經濟發展工作室（夏保加主理），對外貿易工作室]由莊遜、蒙代爾主理），此外還有計量經濟、數學經濟、經濟歷史等工作室。有那麼多不同的工作室，加上每星期總有一兩位外來學者作學術報告，其氣氛的緊張刺激難為外人道。一九六七至六九我在那裡兩年，分身不暇，疲於奔命。

芝大的工作室分兩種。一種是封閉室（close shop），另一種是開放室（open shop）。只有佛利民的貨幣工作室封閉，其他都開放。佛老的「封閉」，是指每個參與的人，在一個學年之內，必須提供一篇自己的文章作研討。每個參與者規定要先讀好準備研討的文章才能進室。

其他的工作室都是開放的，任何研究生及教授皆可參與，但規定先要有人提供值得研討的文章，而參與者必須先讀。大約兩個小時一次的研討，提供文章的主講者只有十五分鐘作開場白，跟著就是大吵大鬧了。有一次我提供文章到史德拉的工作室，開場白時間只有三分鐘。

芝大工作室的成功是奇跡。研究生參與是得不到學分的。這與一般大學研究院（graduate school）的研習班（seminar）的性質不同。後者是算學分的。沒有學分，為什麼參與的研究生那樣踴躍，那樣熱情，願意花時間先讀講者的文章？

一九八一年，洛杉磯加大替戴維德與高斯的榮休舉行聚會，被邀請的大約三十人，大都是從四方八面而來的曾經與芝大有關的前輩名宿。我是比較年輕的被邀請者。會中前輩談往事，說當年，作為後輩我只在聽。但後來我還是問：「為什麼芝大的工作室搞得那樣熱鬧、成功，而其他的大學卻沒有那樣的經驗呢？」

這問題引起他們的趣興，因為大家都知道倣傚芝大工作室的研究院不少，但搞得成功的只有芝大。佛利民、史德拉等人紛紛提出他們的解釋，但只能回應問題的一半。要解釋芝大工作室的成功不難，但為什麼他人辦不到？他人的也是名校，有名家，也有上選的研究生，但為什麼工作室的成就差那麼遠？我想，那應該是學術文化不同吧，而文化這回事是不容易說清楚的。

赫舒拉發善用例子

「假如製造電燈泡的成本倍增，燈泡的使用壽命也倍增，在壟斷生產與競爭生產這兩種不同情況下，哪一種會製造較多長壽燈泡呢？」

以上是典型的赫舒拉發（JackHirshleifer）的考試題目，書本從來沒有論及，而他自己在課堂上也沒有教過。今天的經濟學博士生可能依稀地記得見過這問題及其分析，但那是赫師提出來之後被人借用，加以分析而發表文章的。好些赫師的試題都被人如此這般地「借用」來大做文章。

赫舒拉發的試題永遠似淺實深。通常以一個例子起筆，剪去枝節而簡化，然後一問中的。朋友，你是經濟學博士嗎？請試答上述的燈泡問題吧。讓我再舉一條赫師的淺試題。

「一三四八年歐洲的黑死病（鼠疫）殺了三分之一人口。工資如何？租值如何？人民的平均收入又如何？」第三個問號相當頭痛，學生要用點想像力，提出些適當的假設，才能得到可取的答案。

我沒有選修過赫舒拉發的課，是他的旁聽生，旁聽了三年。在座大約有四十個研究生，但赫師的課往往是他和我二人對話。他的思考方法易學，好用。當時我已熟知研究生應該知道的經濟理論，技術學滿了師。我只集中於學赫師的思考方法。赫師後來屢次對人說我是他遇到過的最好學生。喜歡學就是好，不喜歡學就是不好，而在研究院升級到旁聽生這階段，不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是沒有什麼值得學的。

每星期一晚的三個小時的長課，每課開講時赫師說明該晚要研討的課題，用講義，有系統地剖釋理論，加上變化。這些對我不重要。但當赫師停頓下來，不再看講義，我就知道自己的學習時間來了。赫師開始想，開始問，我立刻聚精會神。從一片空白開始，沒有任何成見，而赫師是不會給自己的觀點加上份量的。在空白中他提出一個例子，一個問題，然後停下來，環目四顧，看看班中有哪位同學回應。沒有人回應赫師會看著我，問：「史提芬，你怎樣看？」

我喜歡舉出其他例子，讓赫師品評是否類同，哪方面有出入，哪個例子比較恰當，然後大家試把問題簡化或尖銳化。一個例子往往帶出另一個略為不同的；一個問題往往帶出另一個有關的。赫師會判斷那新例子或新問題是否重要。他不用說出來，專心聆聽的同學都知道他是立刻判斷問題的重要性。認為不重要的赫師不多說；認為重要的他就跟著路向走。有時過了一個星期，到下一課，赫師會說：「上星期某同學提出的，我細想後認為不重要，我們走錯了路，要回頭再走。」有時他又會說：「我不知道史提芬的建議會帶我們到哪裡去，同學們要不要跟他多走一程？」同學若不回應，赫師會說：「那就讓史提芬自己回家想下去吧。」

從空白開始，理論基礎大家都掌握。不被成見左右，以一個例子與問題作起點，跟多加例子，有實例，也有虛構的，轉來轉去，而在這個轉接的過程中不同但有關的問題會浮現出來。整個思考推理的過程赫師不斷地作判斷：例子是否類同，簡化的路向是否適宜，問題是否有關，而最重要的是判斷例子或問題是否重要。

思考是走一條路。赫舒拉發的路，是以簡單的例子與問題，去其輕而存其重，然後串連起來的。

我學英文的方法

十八年前我寫了一篇題為《學英文的方法》的文章，被某英文老師見到，指我所言不依常規，不應撈過界，我不便發表。後來一些學子聽到有該文的存在，多次要求發表，但文稿失去了，沒有再寫。

今天國內的學子再三要求，我想，不要管英文老師吧。為免被罵，題目加上一個「我」字。不是說無師自通，而是說我學英文的方法是自己發明的。說是自己發明，其實因為是中國人而發明。文字上，中文與英文是完全兩回事。歐西的文字起於拉丁，是同宗，不能說是完全兩回事。因此，炎黃子孫學英文的方法應該與歐西老外學英文的方法不同。當年我想出的學英文的方法，是集中於中文與英文的重要的不同之處入手。

這裡提出的是學寫英文的方法，不是學講英文的方法。自己的耳朵有問題，「講」不足以教也。這裡要談的也不是考英文的方法。後者同學們要拜國內的新東方為師。我認識新東方的老闆，欣賞他對學子的貢獻。然而，寫、講、考是三回不同的事，各有各的學習佳法。這裡要說的是中國人學寫英文的方法，千萬不要搞錯。

學寫，中文與英文有三處重要不同：字彙（vocabulary）、動詞（verb）、造句（sentence structure）。讓我在這三項上說說吧。記住，我的建議是從中、英的不同之處入手。


讀書學字彙

英文難學主要是因為字彙難學。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英文的字彙多。以一個知識分子常用的字而言，英文比中文多一至兩倍，而翻譯出來一個英文字大約譯為兩個中文字。中文是以單音字砌成的，以單字砌出變化，但很多英文字的單字是以字根砌成的。中文用字根（金字旁、水字旁之類）不多。字彙多的表達能力比較強，比較容易達意，但學起來就遠為困難了。

一九六七年我認識了夏理·莊遜，那位以文筆流暢而發表文章最多的經濟學者。我問他：「夏理，怎樣學好寫英文呀？」他想也不想就回應：「學字彙，學字彙！」其它什麼也不說。這是英語文章高手的經驗之談了。

中國人學英文字彙的第二個困難，是除了名詞外，英文字一般沒有毫無差別的中文對譯。例如，名詞apple譯作蘋果是絕對的，但handsome、beautiful、pretty、gorgeous、neat等怎樣譯呢？這些都代表「好看」，英文的含意差別很大。我們往往要看上文下理才能肯定作者之意是什麼。字彙多，無論形容詞還是動詞，英文看似是同義的字有微妙的差別，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所以英文有Use the right word in the right place這句格言。是的，翻英、中字典而英譯中，譯出來的文章一般不知所謂。除了名詞，英文字大都要靠意會的。

試舉一個英文字彙的微妙差別的例子吧。二十多年前，我的一個讀生物的外甥（今天是大名家了），寫博士論文，其中兩個實驗的結果相近，但不肯定。他試用approximately、roughly等字來形容，都不稱意。跑來問我這個舅父，我細讀上文下理，建議用in the neighborhood，恰當。

第三個學英文字彙的困難，一般來說，是懂得一個字的解法與懂得怎樣用一個字，是兩回事。這與中文截然不同。中文字一般是懂得解就懂得用。英文是除了名詞，懂一通常不懂二，而不懂得怎樣用不算是懂。是的，你去考什麼TOEFL、SAT、GRE等試，英文字彙那部分考一百分，可能一句像樣的英文也寫不出來。

我學英文字彙的方法很簡單，但要先假設你有香港英文中五畢業的水平，或TOEFL試可以考得五百八十分左右。方法如下：

（一）準備一本英文字典，一本英中字典。要平裝，小的，輕的，但字要大，要有清楚的拼音註釋。如果是精裝的，翻閱太重，要把硬封面剪掉。這是因為你要翻查很多很多，翻得不夠快或不舒暢你就不願意多翻。

（二）找幾本你有興趣讀的項目的書，要英文寫得很好的。這選書十分重要，你要多問朋友或英文老師來協助你的選擇。以每頁大約五百字算（也要選字大的版本），要選兩三本，加起來大約六百頁。

（三）坐下來讀書，一頁一頁地讀下去，每個稍有不明的字要立刻查字典。千萬不要以為一個字你慣見，以為是懂就不查。凡是稍有疑問的都要查，一絲不苟，直至你完全明白每一個字在一句之內的解法。不要騙自己。

（四）先查英語字典，清楚明白就不用查英中字典了。英中字典是英語字典不能盡釋所疑才用的。

（五）千萬不要在書頁旁下註釋。一個字查一次通常不會記得，再見該字時，稍有不明，要再查。稍有不明，同樣的字出現一次查一次。一般來說，查三至五次可以記清楚而又學懂一個字。

（六）清楚明白了一句，你要朗聲讀出來。不查自明之句不朗讀，只朗讀查過字典的。這是為什麼有好的拼音註釋字典重要。

上述的學英文字彙的方法，是學字的解法時一起學怎樣用。同字在不同句之內往往有不同的意會，所以千萬不要在書頁旁下註釋。不要把字意固定下來，一個不完全明白的字出現一次查字典一次，直至該字再出現時你不用再查為止。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種徹底以明白文字內容為準則的查字的學字彙方法，開始時每頁有二十多個字要查，要用上個多小時才讀完一頁，但進境非常快。大約讀了一百頁，每頁要查的字下降至五、六個，到了二百頁，每頁只要查三幾個。大約四百頁要查的字近於零，而六百頁就畢業了。

依照上述的學英文字彙的方法，假若你的天賦與記憶力是中等的話，我的估計是四百個小時可以畢業。每天集中地讀讀查查兩個小時，不要多。

記住，名詞不論，學英文字彙不是學中文的譯法，而是學英文本身的意會。主要是學一個字怎樣用。懂得用一定懂得解，但懂得解通常不懂得用。這是中國人學英文的一個重點，算是一個關鍵了。

再轉談中國人學英文動詞與造句的方法，比較困難了。不是比較難學，而是比較不容易說得夠詳盡清楚。數之不盡的書籍教英文怎樣用動詞與怎樣造句，是教老外怎樣學的。很多很好的書籍可以參考，尤其是牛頓大學與芝加哥大學的一些經典規範。我特別喜歡的是E. P. White的一本名為《Elements of Style》的小書，三十多年前再三讀之，獲益良多。

我沒有資格與這些專家的經典之作一比高下。雖然這些經典是教鬼子佬的，炎黃子孫也應該讀。我要說的是限於因為中、英截然不同，炎黃子孫學英文動詞與造句有特別的困難，因而集中在兩個不同文化的動詞與造句的不同重點下筆。集中於重要的不同點，主要是協助懂得或善於寫中文的轉寫英文轉得比較容易。


兩個簡化學動詞

中文的動詞，字的本身沒有時間性。我們要以附加字——曾、將、了等——來表達過去或將來。英文動詞，字的本身有時間性——如加-ed或go、went、gone等。但英文又加上「完成式」——perfect tense——變化多了，使一些書本說英文的動詞時態（tense）有九個或十二個。太複雜了。

作為中國人，我學英文動詞想出兩個簡化。其一是英文動詞有過去，有現在，但沒有將來。例如will與would、shall與should、may與might、can與could等，都是現在或過去，沒有「將來」的。英語用動詞是：現在說將來是現在，過去說將來是過去。

用英文動詞，首先要決定的是說現在（present）、過去（past），還是「無所謂，二者皆可」。現在就用現在式，過去就用過去式，二者皆可就任擇其一，但凡是二者皆可的，選現在式是選了不變，選過去式也是選了不變，不可轉來轉去。這是說，二者皆可的，選其一之後，要stay in one tense。這是作文章引言或結論時的最佳處理，通常選簡單現在式較簡單過去式優勝。

除了現在或過去，英文動詞有三類時態：簡單（simple）、繼續（continuous）與完成（perfect）。愚見以為，中國人寫英文不要花拳繡腿，賣弄技巧，動詞以簡單為妙。可用簡單現在（simple present，如I go）或簡單過去（simple past，如I went），用之可也。事實上，簡單動態的文字最有力，雖然有時「繼續」與「完成」等動態是非用不可的。

繼續時態是指加-ing，淺而明，不需要說了。但完成時態（perfect tense）不容易。我處理完成時態（have、had、has等）是用第二個簡化，那就是完成時態有時度（time dimension），而這是中文動詞沒有的。英文的簡單時態是一剎那（one instant of time），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沒有一段時期的時度；繼續時態也是一剎那——過去或現在繼續的一剎那，也沒有時度。I forget是現在忘記，I forgot是以前忘記，I am forgetting是正在忘記，I have forgotten是從以前到現在之間的時度中忘記了——不知何時忘記而現在還忘記。

「時度」是比較難解釋的，而「完成時態」這稱呼有點莫名其妙。不明白的讀者要從one instant of time與overtime這分別去想——後者有時度，或者記著凡有since這個字或有其意的句子都有時度。

教用英文動詞的讀物甚多，大都教得對。但當年我覺得動詞很難學，書本幫不到多少忙。後來我想出的方法就是上述的兩點：其一是決定是「過去」還是「現在」；其二是決定要不要表達時度——要不要給時間走一程。


句子從簡短造起

中國的文字傳統是沒有標點的。那是近於沒有句子了。我們今天讀古文是後人把一個圈一個圈加上去，把文字切斷來讀。這發展促成今天的中、英二文有不同的句子風格。用標點、分句、分段，中文沒有英文那樣講究。很多中國人寫英文，見到鬼佬那樣「講究」，就學人家轉來轉去，總是有點不像樣。作本科生時我寫的英文也是轉來轉去的，後來決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英文才開始像樣。

重要的出發點是英文的長句是以短句串連起來的。英文學造句，首先要短句造得好。學造短句，每句的字越少越好，動詞用簡單時態，幾個字，毫無花巧地直寫，清楚明白，就來一個句號。這樣考英文試作文一定不及格，但我的英文是這樣學來的。今天，無論我的英文句子怎樣長，其結構是以短句為基礎，串連起來再加變化。有短句清楚直寫的根底，串連起來也是清楚直寫。沒有花拳繡腿，有些人認為不到家，但我沒有意圖做文豪，不敢在鋼線上跳舞，但求清楚明白，邏輯井然，讀來通順，只此而已。

以短句串連成長句很多書有教，教得好。標點重要，書本教得好。動詞的位置書本也教得好。書本少教的是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末，盡可能不放在中間。分段的方法書本也教得好，少教的是一段的首句與尾句不應該太長，以短句起筆或收筆讀來有力量感。不是明顯的短，是要有短的力度感受。

我說過了，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文章要講文氣，而文氣最容易是從背誦前賢的大作學得。作學生時我喜歡背誦聖經的《創世記》。茲錄創世第一天的絕妙好文如下：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And God saw the light, that it was good: and God divid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And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day.

讀清楚了嗎？文氣如虹，都是短句，是直寫，全用簡單時態，and stay in one tense！這是最可取的英文基礎了。

香港經濟困境與財赤無關

前些時在這裡發表《通縮與跌價不同》，解釋香港今天有的不是通縮，而是價格向下調整。該文指出，香港政府以為治理通縮就可以解決香港的經濟困境，是大錯。不拆聯繫匯率，香港幣值偏高，價格向下調整不僅無可避免，而且應該是這樣，調整得愈快愈有利。
幾天前與港大的一些舊同事進午餐，我說香港的經濟困境與財政赤字無關。他們立刻同意。既然幾位經濟學者那麼容易就同意，政府應該考慮一下。是的，香港的困境不是財赤，而是其他兩項。一、在聯繫匯率下，香港的價格（包括樓價與工資）太高，使香港失卻了競爭力。二、香港人對前途失卻了信心。

挽救信心，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組人，大聲疾呼或高聲叫好就可以辦到的。挽救經濟信心的唯一辦法是把經濟搞起來。目前，搞起香港經濟的唯一辦法是加強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而這後者主要是減價。

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以還，經濟能捲土重來的亞洲小邦，首推南韓，而聽說泰國近一兩年來也很旺盛。這二者的匯率早已大幅向下調整，而南韓更減工資。日本本土經濟不振，但消費市場大有起色，主要是因為日本的資本家在外地投資設廠賺到錢，寄錢回家增加消費。這正如八十年代加拿大的溫哥華與多倫多的樓價與消費有起色，主要是因為港人移民加國，家長在香港賺到錢，寄錢到加拿大養家。

香港不幸的有聯繫匯率，目前不能拆。價格向下調整需要長時間，而公務員的高薪誤導市場，救市九招也誤導市場，阻慢了價格的調整。另一方面，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那裡的青年學得快，而香港又搞母語教學，真是一塌糊塗！

香港的基本困難是競爭力不足。價格過高不僅源於聯繫匯率，政府壟斷土地的供應與使用，大搞福利經濟，公立的醫院與學校的費用奇高。這些都阻礙價格向下調整，也阻礙了市場的自由運作。

基本問題是這樣的。如果香港目前沒有財赤，或甚至有財政盈餘，競爭力不會因此而加強。失業不會減少，虧蝕的商店或企業不會起死回生，外商或外資不會湧進，而決定轉移到國內的投資者，不會因為香港沒有財赤而留下來。沒有財赤有一個好處，那是外人對香港的評級會比較手下留情。有盈餘更有另一個好處，那是有較大的空間減稅。

減稅是重要的。這是多把錢留在市民的手上，加強市場的命脈。沒有聽過經濟不景要加稅的。

七十年代的美國是前車可監。要削減政府開支，唯一辦法是減少政府的收入。加稅適得其反：庫房有錢，要政府削減開支是不可能的事。

聽說香港有些經濟學者贊同政府加稅，是怎樣的經濟學了？找到一本經濟學的書或文章說經濟不景要加稅才加吧。不難明白，贊同要加稅的學者的薪酬是從哪裡來的？

馬克思大勝史密斯

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國富論》，我讀過了，衷心拜服。是巨著，文筆流暢，古雅博學，讀得明白。因為讀得明白，我有不同意的地方，而史氏引用的歷史與真實世界的現象有錯。不是錯很多，但有錯。四十二年前我把《國富論》細讀之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馬克思一八六七年發表的《資本論》，也是巨著，文筆也不錯，我也讀過，也是四十二年前讀的。讀不明白，怎樣讀也不明白，術語不明，邏輯也不明。當時美國的經濟學名教授如P. Baran及P. Sweezy等皆信奉老馬的理論，而熊彼得也說老馬不是全無道理。我忍不住把這些信徒或半信徒的長篇大論拿來細讀，只覺深不可測，越讀越糊塗。過了幾個月，費沙救我一救。後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著的《利息理論》，清楚絕倫，解釋了何謂資本，何謂利息，「剩餘價值」不知所終，使我心安理得地不管老馬的思想了。

最近讀到黎老弟智英的文章，提到他高舉的《經濟學人》有文章說關於馬克思的書比關於史密斯的多出五至十倍。讀不懂的論著遠比讀得懂的暢銷，那是為什麼？難道四十多年前的張五常智商奇低，不能欣賞老馬的學問？

以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而言，我絕不懷疑《資本論》比《國富論》起碼暢銷過百倍。可不是嗎？有三十多年的日子，整個紅色中國的書店滿佈老馬與老毛的書，或與他們有關的，前前後後數以億計，但《國富論》一本也沒有。撇開神州大地不談，在二十世紀，凡是高舉《資本論》的政權，都禁銷、禁讀《國富論》。倒轉過來，凡是欣賞《國富論》的政權，皆不禁《資本論》。


是的，《資本論》比《國富論》優勝之處，是沒有被禁。事實上，我們不容易想像歷史上有比《資本論》更不被禁的書。以曾經在某時某地被禁來衡量，聖經曾經被禁；武俠小說被禁；言情被禁；文藝被禁；黃色被禁；黑色被禁；區區在下的《賣桔者言》也被禁。沒有被禁的是《資本論》！這現象可稱為「不禁定律」。

這裡還有另一些問題我搞不清楚。好些寫得模糊不清的書確實有市場。邏輯欠通但有煽動性的，例如H. George與T. Veblen的名著，當年銷路很不錯。當然《資本論》也有煽動性。說不上有煽動性，但我看不懂的凱恩斯的《通論》，當年十分暢銷。除了一位朋友（A. Leijonhuvud）堅持他看得懂，其他我認識的師級人物也說不懂。K. Brunner曾對我說，他認為凱氏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但《通論》紅極一時，顯然是因為三十年代至二戰期間有經濟大蕭條，而此書彷彿提供了一個可以解決困難的答案。

今天在國內受年青人歡迎的、高舉自由經濟的海耶克，其作品我也看不大懂。海氏受歡迎顯然是因為國內經濟開放，而他的書沒有被禁，就有了市場。海耶克不是個清晰的思想家。模糊可能有點吸引力。倒轉過來，清晰如費沙，精彩如費沙，其生平最暢銷的書與經濟學無關——他的《健康食譜》打進了美國的暢銷書榜。

事後孔明，但課本不論，被禁不論，事前我們不容易判斷學術上的書怎樣才會暢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