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受到的壓力

布殊訪神州，重要話題當然包括要求人民幣升值。三十多年前歐美同樣地向日本施壓，日圓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上升至七十八兌一，今天大約一百二十兌一。為此我於一九八五說日本大勢已去，不幸言中。是的，日本的經濟觸礁已有二十年了。該國的政要不少是富有家族，日圓保持強勢對這組利益團體有好處，上升了的於是掉不下來。



五年前在舊金山與佛利民論天下，他說等了那麼多年，日本的貨幣增長有機會上升了。這意味日圓兌美元有機會下降調整，幫幫經濟，但五年過去了，依舊依舊。



日本當年的形勢與今天中國的很不一樣，當年如果日圓只上升一倍還有可為。兩方面。其一是日本當年的工業，自己的科技有看頭，用不靠廉價勞力爭取市場。其二是不像中國今天那樣，日本當年不需要顧及數之不盡的擁有無數廉價勞力的競爭國家。



今天中國的形勢不同。人民幣只上升百分之二，接單工廠叫救命之聲不絕於耳。另一方面，央行放鬆一下，炒家蜂擁而出，擾亂商家的視線。顯而易見，如果央行再放鬆幾下，朱老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就不容易守住了。



不久前讀到英國貨幣大師C. Goodhart說人民幣不宜再升值，我同意，但他說的理由，是中國還沒有發展好外匯的期貨市場。這理由我是不同意的。外匯市場中國還沒有發展好是事實，但不是人民幣不宜升值的好理由。Goodhart是專家無疑問，我認識這個人——欣賞此君——但他不清楚中國的貨幣制度，也不瞭解目前的國際競爭形勢。不敢小看這位大師，而是問題複雜，要跟進很久才能掌握其脈搏的。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有大逆差。從這角度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不難理解。中國兩年前的國際貿易總額有逆差，今天這總額有順差。然而，這順差大約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這是說，如果不算美國，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額有逆差。這也是說，如果中國把人民幣大幅提升，升至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沒有逆差，中國對外貿易的總逆差會是天文數字！可以接受，因為資本項目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另一部分，救一救。不可以接受的是這樣做，中國現有的貨幣制度一定守不住，接單工業會兵敗如山倒，而競爭之邦會把中國殺下馬來。



說過了，今天人民幣的強勢不是來自貿易項目，而是來自資本項目。匯率一個，形成了雙軌一價的麻煩。這是重要的分析。上選的解決辦法，是中國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把人民幣大手地推出國際市場，既可賺錢，也可以因為資本項目的放寬而舒緩人民幣的強勢，使資本項目的人民幣均衡匯率與貿易項目的均衡匯率看齊，雙軌於是變為單軌，達到了單軌一價的整體均衡。處理得當，這政策是不會引起國內增加通脹的。



問題是這政策不能解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不容易理解的現象：今天國內的市場有不少歐洲貨，也有不少日本貨，但美國貨很少見。中國向美國買飛機，買谷物，也買點礦物原料，但日常用品不多見。美國對中國貿易有大逆差的關鍵，很可能在於美國有優勢的服務、醫藥與先進科技（或其產品），進口中國雙方都有管制。若如是，中美的談判應該集中於互相解除這些管制。人民幣升值是不應該考慮的。

學問的際遇

出版一本自己曾經痛下心機的書，比多了一個親生子還要珍惜！當年芝加哥大學精裝出版了《佃農理論》，老編寄來首本，我睡覺也放在身旁。這次出版的英語論文選，雖是陳年（一九六八至一九九八）舊作，給我有同樣的感受。



時光只解催人老，翻著翻著，頓覺不枉此生。對一位朋友說，上蒼不公平，今天的後起之秀，就算比我聰明十倍，也不容易遇上我昔日的思想題材。當年自己的本領其實沒有大作為，只是他人的影響——尤其是一個新思想範疇的影響——觸發了今天結集的自己引以為傲的英語文章。



兩項際遇不容易再發生了。其一說過，我是在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全盛時期擠身其中，環繞著我的是二十世紀大部分的價格理論高人。高斯說，我吸收了這些人的思維通道，佔為己有。後來到了西雅圖華大，巴賽爾在旁扶著，讓我可放盡放，快馬加鞭。最近巴賽爾寫道：昔日加大的艾智仁傳統與芝大的戴維德傳統的發展，史提芬跑在前頭。他忘記了說自己在旁跟著跑，維護著，不讓我跌下馬來。



其二更重要。那就是六十年代初期，新古典經濟走到盡頭，凱恩斯學說備受質疑，經濟發展理論一無是處，但產權與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這個明顯地有重要內容的新範疇正在興起。我知道重要，專注投入，把自己掌握的價格理論應而用之，隨意簡化，隨意修改。當時有膽這樣做，因為知道傳統理論的基礎穩固，要改就改，要留就留，要淘汰就淘汰，同事之間一律支持。



上述新範疇的興起，開頭只有幾個人，不是自己的老師就是朋友。是那樣大的一片新天地，先入為主，予取予攜，耕耘多少佔多少。幸運使然，一起步我就踩中了最肥沃的那塊耕地：合約理論。遲幾年才跟進的同事，尤其是巴賽爾與諾斯，也成為該新天地的大地主。幾位學生也信手拈來，其它院校的參與者眾。說不上有人滿之患，但後之來者把問題的處理搬到博弈理論那邊去。是另一個地方，與我當年耕耘的有另一個太陽，另一個月亮。



屢次白紙黑字地感激他人對自己的啟發，贏得慷慨之名，但於今回顧，這些感激之詞說得不夠。當年沒有師友的影響，不知會發展到哪裡去；踫不到交易費用這個新範疇，本領再高也白費心思。後來回港工作，中國有改革的跡象，當然用自己掌握的範疇處理，學得多，到了六十五歲，綜合自己英語時期與中語時期的所知，寫成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



一個人的學術生涯可以是那樣無主地讓際遇擺佈的。超凡的大師或者可以不講際遇，獨自創新而影響世界。我呢？拿開他人的影響，什麼也沒有。我給自己頻頻打分，誇誇其談，只不過是懂得衡量與選擇，知道機不可失而拚搏下去。



今天再衡量，認為當年耕耘的新天地，畢竟還沒有耕盡，還有不少良田可以種出重要的思想來，只是沒有昔日那樣明顯，選擇要較為細心地找尋。今天的「主流」經濟學脫離了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偉大傳統，脫離得面目全非。對解釋世事有興趣的同學，要回到我這一輩在六七十年代耕耘過的天地去，再找尋。我們當年因為題材太多，手忙腳亂，不少地方掉以輕心，遺漏了的耕地應該比今天的「主流」研究遠為重要。

大哉斯道!

明末清初的王鐸，是北宋米芾之後最偉大的書法家。書法大師歷來高傲，這個被日本仔譽為「神筆鐸」的曾經說：大哉斯道！他是說書法——自己的書法。



幾天前午夜夢醒，回顧自己搞了四十多年的經濟學，有所感歎：大哉斯道！想到王鐸，因為自己雖然玩意多，但經濟學之外皆次要。今天，除了關心中國經濟與整理舊作，基本上我不再問津這門學問了。科學與藝術不同，前者上了年紀會走下坡，我要知所適從。一口氣走了四十多年，自六十年代後期起不讀他家之作，走自己的路，走到了一個層面，可以問：上蒼有知，自己的經濟思想對外人的影響有多少？傳世的機會又如何？這類問題有膽提出是倣傚米南宮或王覺斯評論自己的書法。既有前車可鑒，自傲一下又何妨？



西方的朋友對我的經濟學重視是有的，可惜不是多數。英語文章發表得比較少，永遠不跟蹤外人對自己思想的響應。這些年西方注意我的陳年舊作的是上升了，而我花了年多時間整理的英語文章結集，洋洋大觀。



這結集整理得實在好。自己的經濟思維前後一貫，好像刻意地從頭寫到尾。每篇文章註明發表日期，從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整整三十年，題材迥異，變化多，但思想一樣。這樣，後人是不容易漠視這本結集的。朋友說，行內不少熱鬧話題，起於這集子裡的舊文。結集篇篇說明發表日期，可以查考，沒有爭論先後的需要。我是個「獨裁」者，為了避免西方編輯的左右，決定先在香港花千樹出版，西方的反應如何要多等時日了。



自己衡量，英語文章只佔自己思想三分之一的比重，其它三分之二是用中文下筆的。英文結集的重量大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此外千篇中語散文，其中多篇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有三分之一的比重。西方的朋友沒有一個懂中文，中國的同學中、英皆通的存在，所以我認為自己思想的影響力，主要的擴散地是神州。



要爭取思想的影響力，不容易想像有比我更好的際遇。十九世紀馬克思因為工業革命與資本家的湧現而寫成《資本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凱恩斯因為舉世經濟大蕭條以《通論》一舉成名；七十年代佛利民因為大政府搞得太不成話，推出威不可擋的《自由選擇》。然而，這些大師的百年一見的際遇，不一定比得過我。中國的經濟改革無疑是人類大事，我誤打誤撞地於一九七九年開始思考，發表了《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跟著一九八一年寫好《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其推斷準確得如有神助，再跟是在《信報》發表的幾個系列的《論衡》文章，分析及建議中國經改的路向，天時地利人和應有盡有，加上我懂中文，對制度運作理論的掌握自成一家，懂得通透，皆際遇也。



上述是政策的影響，將來的歷史怎樣說我懶得管。我對這方面的影響沒有興趣。為中國的經改日思夜想，只希望自己的所知可以給中國的青年增加一點機會，愈少提及我的名字愈開心。我不傻，知道一個刻意地要以思想影響政策的人，會活得很辛苦。



學術思想的影響是另一回事，過癮過癮，開心開心。我說佃農分成是為了規避風險（其實自己不滿意），你跟著說；我說界外效應無所不在，你跟著說；我說公司無從界定，你又跟著說……雖然你有意或無意地沒有提到我，或不便公開拜我為師，但先後的名分已定，水洗不清。是的，學術上，算你獨自想出，從來不知我的存在，但我說過了，名義上思想的產權是我的，不值錢，但將來的思想史自有公論。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在學術上胡說八道，希望佔了先機。這方面我得天獨厚，先機頻頻，邏輯從來不錯。是的，重讀自己的英語陳年舊作，沒有一篇我希望沒有發表過。



大哉斯道！這裡要說的，是如果自己的經濟學術思想可以傳世，主要的動力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中國。也是難得的際遇。上文提及，以比重算，我的學術思想三分之二用中文下筆，而不少中國同學也懂得讀英文。十三億人口，學子選修經濟的無數，有一天這些同學中能跑出的，不會忘記我。三個現象使我心安理得。



其一是到了從心之年，朋友搞恭賀文字，頌讚當然，應該不論，但執筆的一般讀過我的所有中語文章。後者是不尋常的現象了。贊歸贊，讀歸讀，我從來不怕你不同意，更不怕你批評，只怕你不讀。你讀，就不能不受到我的影響。可以說，同學或朋友送給我的大禮，令我老懷大慰的，是他們真的讀，讀很多很多的。有誤解的地方，也有不明白之處。我的論點不淺，有時湛深，或自己寫得辭不達意，這些無可避免，但分析邏輯沒有錯，只要有興趣的繼續讀下去，讀之再三，總會清楚明白。



其二是三年前寫好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從多個網站打印下來閱讀的學子無數。不容易在國內遇到一個經濟研究生沒有讀過這三卷本，而特別為之設班授課的愈來愈多。這裡的關鍵可不是同學們讀的多，而是《經濟解釋》的理論與架構，跟今天所謂「主流」的理論與架構很不一樣。雙方皆從馬歇爾的新古典傳統演變出來，只是「主流」的是經過多人爭議、研討的結果，而我則獨行獨斷，他家怎樣說不聞不問，集中於解釋現象下筆，淘汰了所有我認為解釋力欠佳的理論，把認為是重要的一方面簡化，另一方面深入地闡釋。



可憐中國學子，他們要在「主流」與「五常」之間作出選擇。二者出入太多，不容易共存。今天看，「主流」當然領先，但我那邊上升得快，更重要是真理站在我那邊，說不定假以時日，「主流」叫起救命來，不是很過癮嗎？這是高斯期望了很久的事了。他也是從馬歇爾起家，也是獨行獨斷，與我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其三也重要。這是讀我的《經濟解釋》與中語文章的，不限於學子——商人、幹部也無數。他們說，雖然不易讀得懂，但知道可以用！一位學者朋友說，在國內申請研究金，拿出我那套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十拿九穩矣。可以解釋等於可以推測，而多年來我十推九中，作了示範。



理論是淺的，闡釋是深的，調查是複雜的，簡化世界有步驟——這樣的經濟處理很有點像書法，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可以學。豈非大道也哉？

書籍製作的故事

花了一年多時間整理的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終於出版了。是自己送給自己的禮物，平生只此一次，用盡了心機，成本在所不計，但事前怎樣也想不到會是那樣大的麻煩。搞創作，日以繼夜地苦思自得其樂，但整理舊文不容易「樂在其中」。一位瑞典朋友二十年前催促我把自己的經濟思想綜合起來，寫成一本書，遲遲不動，後來寫成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卻用中文，使這位朋友失望。十年前此君轉而要求我把英語論文整理結集，沒有理由反對。歷來不保存自己的文章，發表過的還可追查，但幾篇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稿，希望能多想一下才發表，擱置了多年，文稿遺失了，就提不起勁去整理這結集。兩三年前舊同事和舊學生替我全部找回來，於是整體重讀，淘汰了一些重複或過於簡短的，餘下來的很完整，就再沒有理由不整理這本英語論文結集了。



想不到要花那樣大的心機。別的不說，單是校對就用了五個人（當然連自己），做了七次。結集出版後翻閱幾下就找到錯字！可幸是無關重要的小錯，希望整本只錯這一小點。要收回一部分此前對英語的高評價。在中、英二語皆可用計算機打字的今天，校對與排版的效率英文比不上中文！計算機檢查信不過：兩位同學翻譯新出版的赫舒拉發的名著，發覺原文錯漏數以百計，可能逾千！那是劍橋大學出版的書，不會亂來，何況該書增加到三位作者。合作著書這回事，不會是「三個和尚冇水食」。看來他們相信計算機檢查錯漏，中了計。例如「豎軸」說是「橫軸」，方程式用錯了符號，「A」寫作「B」，「有」變為「無」，relay錯用relate等，計算機皆無能為力也。



有先見之明，一開頭我就決定用眼睛。眼睛校對，中文比英文容易，因為中文錯字錯得較為明顯，標點較為簡單，文法靠「語氣」，不斤斤計較，而排版是字對字，不會時疏時密，又或者一個字要分開兩行。



先進科技奇哉怪也。所有校對、排版做好了，出光盤，轉菲林，印刷去也。殊不知藍紙打出來，一個圖表竟然不見了六個符號！同一光盤，再出菲林，這六個符號卻又再跑出來。這是千真萬確的科學奇跡：同一光盤可以一次有，一次冇。我們的偉大祖國要問津月球，不知要用的光盤是哪一種？希望不會飛到火星那裡去！



精心炮製，我跑到國內某地作釘裝的工廠去看看。非常欣賞。該廠的主事人解釋，精裝書籍釘裝，先進機械之外，人手工作相當多。中國人的手指靈活，工資低，在書籍製作這方面今天先拔頭籌，佔了先機。據說運到美國，連運費，中國印製的成本大約低百分之二十五。這樣看，沒有嚴重的時間約束，不到神州訂製不明智。毫無疑問，中國製作書籍達到世界級水平，難怪這些年出口不斷上升。



炎黃子孫還有另一項優越性。書籍製作賺錢，要靠管理得宜。不容易。同時製作數十本不同的書，花樣有別，哪本是哪本，要保持高質量很頭痛。書籍製作生意，每本書號的收入平平，這樣，老外管理不懂外語的員工很麻煩。知名天下的「大日本」兩年前在國內收檔了。



讀者會問：為什麼國內銷售的書籍，質量低得那樣不成氣候呢？答案是國內的書籍由國營製作，外資設廠不准內銷。據說外資在國內設廠產出的紙張也達世界級，但只准外銷，而外資在國內精製書籍的，紙張要進口。管、管、管，一塌糊塗，還有那樣的佳績，奇哉怪也！



不敢競爭的國企不值得維護，北京的朋友要清醒過來。

經濟學家可數乎？

前些時同學們紛紛傳來兩篇關於中國經濟學家的文章，問我意見。本想立刻動筆，過癮一下，但擱置了。今天晚上要動筆，卻找不到該二文。那也好，不記得誰是誰的名字，寫爭議性的文章最著數。



記得一篇是訪問香港某經濟學教授，他說今天國內數不出五個經濟學家。另一篇是訪問武漢某經濟學教授，他說某某人是九流，他自己和某某是三五流，其它的都不入流。（記得該文，因為發言者手下留情，放過了我。）綜合起來，此二君是說，神州大地的「經濟學家」少得可憐。



是經濟學的尷尬吧。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破了人類歷史紀錄，但入流的經濟學家不容易數出來，經濟這門學問是不中用了！沒有物理學家，火箭不會飛到月亮去；沒有建築工程師，摩天大廈不會在地球上出現；沒有生物學家，基因工程也就談不上。然而，沒有經濟學家，經濟卻可以大搞起來。不容易想像有更糊塗的事！



我明白，上述兩位教授數經濟學的風流人物，是數他們在國際有份量的經濟學報發表過若干篇文章，不是算經濟思想的高下。二十世紀的經濟思想大師戴維德（A. Director），只有一個哲學學士，沒有真的讀過經濟，平生只發表過幾頁文章，肯定不入圍。另一方面，在國際名學報發表過不少文章的蠢才無數，而這些蠢才會全部被兩位教授算進去的。



用中文動筆看來不算。如果中文也算，我不會見到自己不遭淘汰而大喜若狂！



搞起社會經濟的人，改進了人民的生活，怎樣看，不管有沒有正規的經濟學術銜頭，有沒有發表過經濟學文章，不能不算是經濟學家——正如設計得出屹立不倒的大廈的，當然是建築師了。這樣看，趙紫陽、朱鎔基，甚至李鵬（這裡姑且不算總書記），是經濟學家，而且了不起。是奇怪的經濟學衡量：不管你對一個經濟的貢獻有多少，沒有在名學報發表過文章，或不用英文下筆，不算！



上述的二君子教授沒有創新：他們的算法不少老外也這樣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獎那個「學」字，不是獎對經濟的貢獻。可幸瑞典的仁兄還不是那樣老土，屈指數經濟「學」者的文章。比較高明，他們衡量思想的重要性，雖然有時我覺得葡萄是酸的！



寫到這裡，忽發奇想。如果諾貝爾經濟學獎減了那個「學」字，或把該「學」字改為「貢獻」或「實踐」，那麼趙老與朱老可能早就拿得，又或者這些年獲獎的年年是中國人。我對那個「學」字的闡釋還有疑問：搞起一個經濟不可能不「學」有術。中諺有云：世事洞明皆學問也。



幾年前美國某機構推出一個「佛利民經濟自由」獎，獎金美元五十萬，兩年一個。有意思，可惜「自由」何物不容易鑒定或量度。



建議誠哥，搞一個「李嘉誠經濟實踐獎」，三年一個，獎金一億港元，頒給一個人或一小組人。委任客觀專家評審，衡量以往三年某國對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最有可觀的，然後在該國選出值得頒發該獎的人。自由究竟何物需要打官司，但生活是另一回事。真的沒有「自由」不可能有飯吃，大魚大肉、健康舒適、暢所欲言，皆生活也。有明顯的改進，何不獎之？



經濟學家可數乎？可數，但朋友，要看你怎樣算。

高傲是天才的本質嗎？

這邊廂聽到國內的音樂教授說，中國人對西方的古典音樂沒有興趣，政府又不鼓勵，古典音樂在中國前景黯淡，是悲劇。那邊廂讀到西方的專家說，古典音樂在西方走下坡，在中國卻不斷走上去，將來古典音樂無疑是中國人的天下。兩個觀點各走極端，雙方都說得肯定，看官，你說奇不奇？



觸發西方古典音樂專家對中國情有獨鍾，顯然因為神州大地這幾年出現了幾個鋼琴天才。郎朗與李雲迪大家都知道。幾個月前出自四川的沈文裕，十六歲，在洛杉磯拿得一項重要的國際大獎。最近嶄露頭角的是一位名叫張勝莨的小朋友，稱牛牛，只七歲，居上海，國際大師老遠跑到神州品評，說牛牛是二百年一見的鋼琴天才。牛牛曾經在法國演出，藝驚四座。



上述的四位鋼琴天才中，除了李雲迪，其它都高傲，高傲得離奇。郎朗是國際大師，每年演出一百五十場，場場爆滿，被預訂到不知若干年後，是個現象，再高傲也不算什麼。沈文裕說自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鋼琴天才，不知有沒有算郎朗進去。小友牛牛呢？說最佩服郎朗，但自己將來會超越他。



港產小提琴手李傳韻也高傲，但看到他的演奏出神入化，不覺得有什麼不妥。音樂演奏的天才高傲，看來是個規律。



無獨有偶，我發覺中國歷史上的書法大天才，沒有一個不高傲，高傲得書所難盡矣。晉代的王獻之是一個，唐代的張長史，五代的楊瘋子，宋代的米南宮，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神筆鐸，皆百多年一見的書法天才，大家高傲得可以打個平手。



說起來，鋼琴與書法大有雷同之處。二者皆要苦練，苦練很多年；二者的全面技術操縱，不單是苦練就可達到，要講有天生的動作協調；二者重視變化，多而微小的，收發自如要想得快，應變要若無其事；二者的闡釋要靠感情的自然流露，沒有半點勉強，彈奏或下筆時要如夢如幻地把自己的靈魂放進作品中。



我沒有嘗試過鋼琴，但認真地嘗試過書法，雖然後者還沒有達到自己祈求的境界，足以意識到這境界的困難，可以理解為什麼數世紀一見的書法天才是那樣高傲的。



天生質量奇高的人應該不少，但有大成的鳳毛麟角。不下苦功一個人不容易知道自己可以走多遠，不會知道上蒼賜予的斤兩究竟有多少。一萬個天資不俗的人中可能沒有一個真的下苦功嘗試。當我們見到一個有成就的天才出現，我們知道該天才的背後有另一個故事。有人問小牛牛的媽媽：「你有沒有打牛牛呀？」媽媽答：「當然有，他不肯離開鋼琴，不打不成！」



我對有成就的天才偏於高傲的解釋，是年齡可大可小，這些天才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還可以向上攀升多少，也可以向下看，知道下面的是些什麼人。這其中的一個有趣含意，是愈容易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的造詣，會有愈多的天才表現出高傲之情。沒有學過繪畫，但我認為書法比繪畫容易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書法上，見人一下筆我就知道到不到家——所以書法家是比畫家容易高傲的。如此類推，音樂演奏家應該比作曲家容易高傲，前者可以年齡很小就知道自己達到的層面了。



高傲是天才的本質嗎？有人說是，我說不是。我說高傲是天才的專利權。

經濟大師考古記（二之二）

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古很世俗，凡事論價。比方說，要知一件自己有興趣但不熟悉的看來是「古」之物，是否今天仿製，我喜歡對供應者說希望多買幾件，要一模一樣的。他容易地找到我懷疑是仿製，找不到我把出價提升，鼓勵加工找尋。



又例如，凡有朋友說我收藏的是今天仿製，我會響應：「給你五萬元，帶我到仿製的工廠去看看。」這樣說，因為我曾經出高價去找多人說的數之不盡仿製得可以亂真的天才，到今天還找不到。



仿製仿製，以假亂真，談何容易！經濟學的價格理論大顯神威，說成本高的部分會仿得馬虎，市價夠高會仿得逼真。



宋代產於河北的定窯（稱北定），市場也有，價也不高。是「真」的嗎？四年前在河北與那裡仿製定窯的老闆進午餐，他說河北只他一家，送給我的一套定窯，仿得不錯，但一看而知有別。定窯細看似有輕紗蓋面，彷彿霧裡看花，這一小點成本高，不難露出馬腳。明清的瓷器有精彩的仿製品，因為這個時期的瓷器價格往往天文數字。上古的泥公仔，仿製成本近於零，有價，不懂的不容易分辨今古。除了這些，仿製得可以亂真非常困難——價不夠高，技術失傳，有些黏土用盡，是以為難也。我只見過一件說明是今天仿製的建窯（日本稱天目，屬南宋），不看碗底分不開來，價格比我收藏的高幾倍。



後人仿製自古有之，這使我們難以判斷，除了不是今天，一件古物究竟是哪個時代的產品。我說是唐，意思是最高的可能性是唐，但五代、南北朝，甚至宋、元等的機會存在。中國的陶瓷文化轉變緩慢，不是一旦換了朝代就改變了技術與風格的。不同意這些觀點的不可能是專家，或者是蠢專家。上古的玉器，判斷只差一千年了不起。識者相傳，元代的龍有三爪，明代有四，清代有五。大致上對，但例外多得很。墨守成規非專家也。年多前某拍賣行推出一件書法卷軸，國寶無疑，說是唐。但有兩位專家跑出來，說不是唐，而是宋或以後，拍出之價因而低了不少。求教於我，我一看就說是唐，因為宣紙上印上的龍是頭細有五爪，是唐龍，非常少見。我曾經研究過一件所有特徵皆唐朝的銅鏡，有此龍，一模一樣。不能說我一定對。



鑒別今古，文 革與戰亂幫大忙。不是今天造的不難肯定，文革不可能，因為當時仿古有殺身之禍，再推上去是人民公社，國共之爭，中日之戰，亂世也。飯也沒有得吃，仿什麼的？明清之物，今天不少商人跑到農村找，但較古的多是從地下掘出來。困難依舊：我們無從判斷是何時埋下去的。



曾經說過，鑒證中國文物的專家有三個級別。初哥什麼都說假、假、假，因為不這樣顯不出自己是專家。中級的什麼都說真、真、真，因為看得多了，知道今天的出土文物多而精彩，價格相宜，何必假呢？最高一級，如區區在下，會說不知不知。這是因為中國的古文化如無底深潭，愈學愈複雜，愈想愈糊塗。



嚴格地說，研究中國文物，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要近於學究天人。我是因為研究五大名窯而迫著去理解宋徽宗這個糊塗天才的。古董奇案，美國的專家自認不識中文，什麼名窯一概不知，是初哥之下的級別，堪稱零哥。他們小看了張五常是有眼不識泰山；小看了中國文化則罪不可赦矣！

對自己的衡量

一個人要在技藝或學問上有成就，最重要是自己對自己的衡量與判斷。任何玩意，真的有點成就要講點天賦。但有沒有天賦不認真地嘗試過不可能知道。絕大部分的人沒有真的嘗試過，縱有天賦，只有天曉得。一將功成，不知有多少個天才因為懶得嘗試而被埋沒了。



人浮於事，天賦高的可能不是不想嘗試，而是生活環境不容許。少小時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比我聰明的易找，只是家境貧困，很小的年紀就要工作養家。有些玩意的金錢成本不少，出不起錢學習天才等同廢物。容國團當年，音樂天才高得離奇，但沒有錢，怎可以學鋼琴呢？就是送他一個鋼琴他的家也放不進去。乒乓球是窮孩子的玩意，阿團無師自通地打到世界冠軍，與今天從小在教練的指導下天天受訓的，天賦不知相差多少倍。



有天賦，家境容許，自己的拚搏品性也重要。這些加起來有點苛求，必需的，但我認為更重要是懂得衡量自己。客觀的衡量不容易做到。有兩方面。



其一是衡量自己的天賦。十四歲時，我的乒乓球在校園無敵。就在那時我在太古船塢的康樂部遇到一位年紀比我小兩歲的男孩子，沒有打過乒乓球的，我教了他三個晚上，當然打我不過，但我立刻知道，這孩子的乒乓球天賦比我高出不知多少倍。從那時起打乒乓球我只是為了娛樂，半點奢望也沒有。該孩子的名字是容國團。



一九六三年，二十七歲，在洛杉磯加大研究院，一位助理教授自認乒乓球所向無敵，聽到我是該校的單打冠軍，挑戰，一連十多局（當時二十一分制）他只有一局拿多過五分。這個有名的經濟學怪才輸得心服口服，問：「你為什麼不參加加州公開賽呀？」我想起阿團，答：「世界那麼小，何必加州？我知道自己天賦不足，打不上去。」



其二是衡量自己的興趣。認為自己沒有持久興趣的，玩玩算了。好比當年在加大與後來在芝大，苦悶之餘打橋牌，邀請我作拍檔的不少是國際級人物，水平差不太遠，知道自己多加操練不會在他們之下。但我就是對橋牌提不起興趣，只是在圖書館讀得累了，跑出來散散心，而當時走進橋牌場地，不愁沒有人邀請。今天，橋牌怎樣打也忘記了。



不是說一定要有成就或有大成的機會，才嘗試一項玩意的。沒有天賦，有興趣，何樂不為哉？只是不要誤以為自己有天賦，拚命幹下去，失掉了其它機會。沒有興趣，有天賦，不可能持久從事，強而為之也不會有大成。有天賦不一定有興趣，有興趣不一定有天賦，是上蒼造人的不足之處，可能要考考我們對自己的衡量，考不及格倒霉矣。



環境容許，自知有天賦而又有興趣的，不大博一手是傻瓜。緊張刺激的歷程，在痛苦中是一種享受，而最後看到自己的成果，滿足之情非筆墨可以描述。



朋友，不要告訴我你毫無天賦，更不要告訴我你什麼興趣也沒有。上蒼造人不可能那樣不公平。某方面你有天賦，但沒有去發掘，不知道；某方面你有興趣，但沒有去嘗試，也不知道。要二者皆知而又二者皆有的，相當困難，不斷地嘗試也要講機緣巧合。衡量自己不夠客觀，判斷頻頻出錯，與嘗試不足加起來，是技藝或學問上有成就的人那麼少的主要原因。



客觀地判斷自己困難，父母客觀地判斷子女更難。父母認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乃人之常情，不難理解，也可能對。困難是父母不是子女本身，對孩子的天賦與興趣往往作出錯誤的判斷，教錯了方向，或推得太快，把真有天才的孩子害了。



衡量自己的成敗機會與興趣，決定在哪裡落墨，是我對任何玩意處理的慣例。是奇怪的行為，不容易解釋。當年讀書不成，衡量自己，結論是不可能讀他人不過。於是決定博一手。那是在多倫多衡量了一年多的決定了。進了大學，入了研究院，我選讀物所花的時間遠比讀的時間多。左問右問，多方請教，才決定哪篇文章或哪本書要認真地讀。隨意翻閱的無數，但下重注研讀的甚少。高斯一九六○年的五十頁的文章，我讀了三年；佛利民的《價格理論》的第五章，我讀到紙張粉碎！費沙的《利息理論》開頭一百五十四頁……這種讀法是持久衡量後的發明，結果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到高斯辦公室求見時，他問我對他六○年的文章的認識，我說一句他就站起來，要跟我進午餐。今天批評高斯定律的眾君子，沒有一個真的讀過該文。



寫博士論文，我衡量了三年才下注，動筆後只八個月完工。作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寫了一篇獲獎的關於福利經濟的文章，衡量衡量，認為自己不應該走福利經濟的路，推卻了該獎。從那天起到今天集中於經濟解釋，半點福利分析也沒有想過。



搞攝影，一九六五年想出一種攝法，知道是個好去處，可惜因為職業擱置了三十多年。兩年前衡量良久，認為以色彩從事大有可為，一口氣出版了七本攝影集，然後封機。這是發神經，但痛快、過癮兼而有之。



最困難的決定，是一九八二回港任教職與跟以中文動筆分析中國經濟。之前在美國搞學術如天之驕子，生活舒適，兒女不識中文字，自己沒有以中文下筆寫過文章，這決定實在困難。但當時中國的發展使我看到一絲希望，而高斯又堅持可以對中國朋友解釋制度運作的，天下只有我一個。多番衡量後的決定，是孤注一擲。



這個決定使不少人說我放棄了學術，不中用了。雖然這些人沒有半篇文章可以傳世，因而不知天高地厚，但聽得多也不好受，尤其是自己的一位學生到處這樣說。終於把自己的英語學術文章結集成書（即將出版），八百頁，看著看著，拍案而起，仰天大笑！

經濟大師考古記（二之一）

第一次懷疑國內地攤小販出售的、眾人皆說是假的古董，有真古物混在其中，起於價格太相宜，就是國內的低工資也造不出來。在地下掘出來是另一回事。



九十年代初期，為了學書法常到上海，在那裡清早的地攤市場見到「古」玉件，不大的掛件，設計古雅精妙，工藝一流，開價人民幣二三百，議價後八十至一百可成交。明顯是仿製的更多，工藝奇劣，容易鑒別，價格減半。問題是，那些看來是古時珍品，人民幣八十，比香港商店叫價數千的好得多，是不是真古物呢？朋友一般說是假，連自稱專家的也這樣說。問他們為什麼？回應一律是價太低，不可能是真的。這就是了，他們認為價太低是假，我認為價太低是真。於是盤算，這些玉件設計件件不同、藝術品味高妙，轉了幾手才賣給我，第一個出售的人所得甚微。應該是真，但怎樣證實呢？



我對太太說：「這樣吧。如果這些玉件是仿製的，買之不盡，但如果是真古物，可以買盡，之後要等一段日子才有供應。價錢那麼低，我們或可買盡，看看供應後果。」於是在兩個早上，我們花了三、四萬元，在地攤選出認為是古的，買盡。此盡也，盡到今天！（其後有少量出現過，今天於高檔商店偶見之。）



也是在那時，太太在地攤上看到一件她喜愛的大約十吋高的人物造像。我一看就說：「是晉瓷，有名的『藥師』，國內的博物館有兩件，晉瓷假不了，但為什麼是那樣新的呢？」討價還價後一百五十元人民幣購得，一位專家朋友肯定是假：太新，價太低，如果是真的會在博物館內。於是打賭三千元，作當時不少人相信的熱釋光驗證，果然是晉代。這件藥師造像有一天要交到中國的博物館去——不是因為熱釋光，而是晉瓷若干世紀前失傳，「藥師」是最珍貴的代表作。



我為中國的古陶瓷可以改作「新」觀調查了一段日子。知道鹼酸不侵，但土藏痕跡那樣重，怎可以新如昨天造的？考查所得，知道國內有翻新絕技，托有聯繫的朋友寄難看的去嘗試，果然了得。後來知道方法分兩部分，獲知第一部分，在家中嘗試過，第二部分是商業秘密。

宋代的汝窯曾經是稀世奇珍，但市場竟然出現，有精美絕倫的，也有遠為粗劣的。此天下名窯只存在了二十多年，曾經估計只三十七件存世，台北故宮那件比較完整，估價天文，而就是碎片一塊也被視為國寶。發生了什麼事？



九年前聽到河南原產地仿製汝窯，立刻派人到那裡採購仿製樣品，與我在市場找得的貌合神離，是兩回事。再派人拿著我認為可能是「古」的汝窯走一趟，回報是仿製品不少，但一看而知有別。重要是市場找到的精品，比有證書的頂級仿製高很多，但價格遠為相宜！再深入考查，結論是前者不可能是今天仿製，而是出土翻新。反覆推敲，我無從判斷這些不是今天造的汝窯到不到宋。



北京某文物權威機構姍姍來遲，去年出版影碟，介紹宋徽宗時期的汝窯，說今天有真有假，真的其實相當多。我認為出土的有機會到宋，但不同意該權威說精緻的是真，粗劣的是假——古代的名窯一般有幾個質量層面。



個人之見，是出土汝窯翻新後優雅迷人，一看就知道是徽宗品味，既然不是今天仿製，價格相宜，哪管到不到宋，不收藏是大傻瓜！

《西江月》的啟示

《西江月》是有名的詞牌，比較簡單的，歷代詞人大都寫過。我個人偏愛的是辛棄疾這一首：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稼軒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詞人，無話可說，就是我拜服的蘇東坡也寫不過他。豪情氣勢橫掃古今，稼軒可以細緻，可以婉約，可以情深似海。曾經說過，他的詞是印象派藝術，比法國的早了七百年。也曾經說過，當我走進園林攝影，想著古人的詩詞，腦中最常浮現的是辛棄疾，李清照次之。像美國詩人愛倫坡那樣，稼軒的文字使我看到景物。



上面的《西江月》看來是隨意之作，淺白易懂，沒有引經據典，寫得瀟灑自然，我等凡人是寫不出來的。起筆「明月別枝驚鵲」，高不可攀也。「鵲」者，鳥也，「驚鵲」的情況何止千種，怎可以想到「明月別枝」那裡去呢？明月別枝當然可以驚鵲，且詩意盎然， 朋友，你可以想得出來嗎？辛前輩當時可能想也不用想。天才歸天才，靈氣歸靈氣，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



此詞的下半闋開頭又是神來之筆：「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平心靜氣地衡量自己的偉大本領，下半句我有機會寫得出，但「七八個星天外」我的機會是零。想像力是我的思想本錢，但「七八個星天」是另一個層面了。稼軒神奇地由遠寫到近，從星天到雨山到茅店到溪橋，一揮而就，平仄韻腳無不恰到好處！



很久沒有寫書法了。稼軒這首《西江月》，因為字數不多而又實可愛，寫過好幾次。最近一次是年多前寫給一位搞攝影的朋友（見圖）。幾天前到他的辦公室，見到該六呎寬的作品裝裱好了，掛在牆上。我細看自己年多前的書法作品，說：「差點忘記，我還有機會寫上去，看來有時間我要再在書法上大興土木，博一手。」該友問：「為什麼你老是那樣好勝，樣樣要跑第一呢？」奇怪他會這樣問，因為數十年來在技藝上我是不參與比賽的。於是回應：「如果知道在一門玩意上不可能有大成，我從來不勉強，他人的作品優勝我就欣賞他人的。但如果認為可以走得高一點，作出貢獻，不試走上去就不能對自己交代了。」



跟他人比賽，少小時常有，勝多敗少是因為估計鬥不過的我不鬥。當年我的手下敗將大都是不自量力的小朋友。有些不蠢，明知不敵也來挑戰，然後奔走相告，說跟我鬥過了，險敗，雖敗猶榮也。有些偶勝一手，誇誇其談一番後，怎樣也不肯再鬥。這些是孩子們的玩意，有趣，但無聊。



年幼時與外人鬥得多，長大後喜歡自己斗自己，不管外人怎樣看。在美國唸書時明知依書或依教而答會考得分數較高，但老是喜歡自我發揮，可幸美國的教授往往重視。如果當年只為拿個博士寫論文，舉筆之勞，問題是認為自己有本領寫出重要的，選擇題材就花了三年。





不知他人怎樣算，但自己的算法，是需要有對手的玩意，好比下象棋，是競爭，不鬥不成。有些玩意不需對手，好比寫文章，但如果比賽有獎賞，興之所至斗一下也無妨。此外，數之不盡的玩意，既不需要有對手，也不是有獎遊戲，假想有對手很無聊。為自己的滿足感而要攀高一點，對自己作個交代，怎樣看也沒有什麼不對，只是有時外人以為我要跟他們比賽，要跑個第一，是不容易處理的誤解。我通常不知道這些人的存在，旁若無人，視若無睹，開罪了人家。



不知他人怎樣想，但為了滿足自己而獨自攀登，是寂寞的掙扎，偶有所獲，免不了誇誇其談，在友儕中炫耀一番。可惜這樣做，外人更以為我是在比賽，要爭第一了。



年多前楊小凱發表了一篇題為《也談張五常》的長文，盛傳一時，對我的學問讚的多，彈的少。贊贊彈彈無所謂，但小凱說了一句我認為是贊外人認為是彈的話。他說我根本不管他人的經濟文章說什麼。說得對。本科生時不能不管，作研究生管得更多，但博士後就懶得管了。為什麼要管呢？博士者，是孔夫子說的「三十而立」。於是你立你的，我立我的，可以互相研討，但成敗得失，除了自己我沒有誰需要交代。既沒有對手競爭，也沒有獎金掛在前頭，只是要滿足自己，多走一步算一步。今天行內的朋友說我的經濟學基礎非常傳統，但發表的文章卻自成一家，非主流也。有什麼不妥呢？學問茫茫大海，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既為博士，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要管他家之作。獨自攀登，你在旁拍掌我高興，批評無所謂，但如果我見你還在山腳底，得把口，我替你尷尬。天下間這種無聊之輩多得很。



回頭說書法，五十五歲拜師周慧珺，到了六十二歲，老師說技術上最困難的用筆我過了關，基礎沒有困難了。那是七年多前的情況。後來再多次細看老師用筆，衡量自己，不僅認為還有一段距離，而且要達到老師的水平是不可能的事。後來買了一套有一百個書法家示範的影碟，見到他們的用筆不怎麼樣，書法比我好的存在，但用筆卻沒有過人之處。這使我意識到用筆比不上老師還有可為。



周老師之前黃苗子給我上了兩課。他說了一句我記得清楚的話，那是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言之成理，而自己對古今中外的藝術文化下過功夫，還有機會卓然成家，有希望寫出一點學問來。少寫書法幾年，偶一為之，技術略退，但字裡行間的學問竟然若隱若現。於是再衡量自己的書法前途，奇怪的結論，是可否寫到傳世水平還不知道，但達到了可以知道的層面。



今天要知道自己的書法可否傳世，方法是集中思維，每天寫二十張宣紙，寫六個月，肯定的答案會跑出來。那是不到四箱宣紙，時間投資不高，但六個月的集中思維是不容易的條件了。奇怪，這種對自己的判斷我從來不錯，可能是上蒼賜予的天賦吧。

古董奇案

區區在下又上頭條，莫名其妙。報道胡說不少，但《蘋果》說得中肯，可惜重要的細節有不足之處。朋友說：「還是你自己動筆吧，因為讀者相信張五常。」這裡分點說說。



（一）我的理解，案件與古董的真真假假無關，而是TFA店子出售時對顧客怎樣說。店子曾經徵求過兩位律師的意見，說明可以退貨及寫下慎重的disclaimer。問題是無從知道管理店子的西籍老婦對顧客怎樣說。她的供詞與一兩位顧客的供詞不同。後來才知道，萬無一失的disclaimer是要這樣寫的：「本店所說的古物年代是本店的判斷，但不擔保，出門不換，貴客自理。」



（二）判斷古物的真假，談何容易，就是高檔拍賣行逾千萬元一件的也出錯。熱釋光的驗證頻頻出錯，而大多數的陶瓷不能以此法驗證。奇怪是有些顧客說是假的，看照片看不出是西雅圖店子之物，不知是誰在哪裡弄出來的。



（三）控方曾經四次要求和解，最後太太與兒女要和解，店子是他們的，我無話可說。



（四）店子律師從頭就認為根本無案，而控方則說起訴是前任的決定。通過視像作供，對方律師給我的印象不錯，尤其是知道我研究訊息費用後，過了一天他一連提出兩個我當場答不出的經濟學好問題。後來協調和解的法官的誠懇使太太感動。



（五）對方的專家沒有一個識中文字，連宋代的五大名也沒有聽過！其中一個專家竟然是串謀搞起該案的人，文件證據確鑿。



（六）兩敗俱傷，對方要求賠償的訴訟費只是小部分。可見古董這回事，打起官司很頭痛。



好了。讀者要知道我對古董的認識，我可以說為了研究訊息費用，自一九七五年起在廣東道賣玉，轉而研究印章石與中國文物（古董），匆匆三十年矣。為了研究，對某一種文物不需要有深入的認識，但整體我知得很多，很全面。



至於西雅圖店子出售的是真還是假古物呢？我是該店的顧問，又是大教授，只能以自己的所知誠實判斷。我可以說，我自己收藏同樣的物品，到今天還繼續收藏。五千年來推土車二十年前才開始在神州大地使用，出土文物無數，較好的都跑到香港及台灣。傳統專家見過不多，一般人不相信是真的，所以價格相宜得很。這幾年相信是精彩古物的人愈來愈多（網上吵得熱鬧，彷彿是發現新大陸似的），市價急升，但懂得討價還價仍有可為。



自己多年研究訊息費用所得，是古物多人信真是「真」，多人信假是「假」，究竟是真是假無關重要。但如果的確是真的話，那麼假以時日，很大機會相信的人數會增加。這樣，在一般人——連專家在內——不相信是真之前收購是好投資。



因為研究的需要，我自己不能不知道那些所謂出土文物究竟是真還是假。不容易，因為出土也可能是假的。十多年前，為這答案我下過多番工夫，結論是大部分應該是真，假不了。偶有看錯嗎？當然有。可能全盤皆錯嗎？可能，但我的考「古」方法自成一家，前無古人，下期寫出來給讀者考慮吧。



今早美國傳來一封感人的信。一位被邀請退貨還錢的顧客，說在西雅圖的TFA店子購買了不少。他的家族三代研究中國文物，曾經在四個城市開過古董店。他自己有四十年經驗，懂得看，在網上教育了無數人。他說TFA是他最喜愛的古董店，在那裡購買的愈看愈好。

博弈理論大勢去矣！

上期寫《經濟解釋與博弈理論》，說最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使博弈分析升溫，也評述了這種分析對解釋行為的困難。文稿發給朋友看，反應意外地震撼，顯然是踩中了些什麼。為此我再考慮這門學問在經濟學的前途，認為這幾年熱情漸冷，加上一些其他發展，博弈分析的消散是大勢所趨，不容易再振作起來了。



話雖如此，一位芝加哥大學教授最近說，那裡歷來自成一家的價格理論的傳統，也有被博弈理論取而代之的形勢。反對「博弈」的大師如貝加也守不住，使我幻想著如果昔日的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維德等名將長生不老，還在芝大叱吒風雲，鬥將起來不知會是怎樣的。



幾項隨意的觀察使我認為博弈理論在走下坡。其一是兩年前，一位到美國深造的舊學生，告訴我數學的使用在經濟學報上有明顯下降的跡象。其二是一位好於在網上跑的同學，不久前說博弈分析的文章，這幾年在學報上的比率下降了不少。其三，最近讀到阮志華的一篇文章，內裡提到的宏觀經濟的發展，數據資料的處理比二十多年前理智得多，有了長進，反映著對真實世界的觀察是比較慎重了。其四是我自己多年前發表的、與博弈理論格格不入的英語文章，這幾年行內的注意度上升。



高斯、布格南等老人家對經濟學發展悲觀，有二十年了。個人的觀點，是只要經濟學者回復到六十年代時對解釋行為的熱情，遵守事實驗證的哲理，那麼博弈也好，不博弈也好，經濟學重入正軌是早晚的事。讀最近志華老弟的文章，驀然驚覺，宏觀經濟的從事者對事實的闡釋，越來越不信任電腦算得快如閃電的回歸分析，對世界真實性的要求比較執著，比較苛求。這樣的科學態度發展下去，博弈理論的接受性不能持久。



說過了，博弈分析，無從觀察的變數實在多。無從觀察是經濟解釋的主要困難：真實世界不能鑒定的變數，誤以為可以鑒定，容易推出無從驗證的假說。別的不說，本科生一年級經濟學所教的需求定律，約束著價格與需求量的此減彼增的關係，一百個經濟學博士中，有多少個知道「需求量」是想出來的，在真實世界不存在呢？可能一個也沒有。「需求」是意圖之物，無從觀察！



所有經濟學課本說，一個人的品味轉變，其需求曲線會移動。又是自欺欺人。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某人捨甲取乙，局限轉變了這個人可能捨乙取甲，但我們怎可以知道這個人的品味如何呢？一個人跳樓自殺，說他的品味變了，不可能錯，但我們不能觀察到這個人的品味，也無從判斷這品味轉變。所以在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第五章，我把心一橫，假設任何人的品味永遠不變！



不是說笑的。飛機失事頻頻，死人無數，坐飛機的人數大減，是因為他們的品味轉變了嗎？還是坐飛機的安全訊息改變了？說是品味轉變，無從驗證，因為品味看不到。訊息改變則可以量度：去年一架飛機失事，今年數百架。於是，假設品味不變，但訊息變了，解釋坐飛機的人數下降可以驗證。以品味轉變作解釋，說了等於沒說；以訊息改變解釋，可以驗證，我們何必提出品味有所轉變呢？



結論是清楚的。無從觀察的變數無從驗證，以之作解釋是死路一條，得個「講」字，雖然在思想推理時我們不妨用上無從觀察的變數，但驗證假說，我們必須把這些廢除，代之以可以觀察到的變數。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的理論遠比經濟學湛深，但很少遇上無從觀察的變數的困難。後者不僅在經濟學存在，容易遇上，是否懂得處理有關鍵性。



在西方經濟學的二百多年歷史中，沒有一個派別歷久不衰。敗下陣來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要點上分析邏輯有失誤；其二是漠視了變數可以觀察的重要性。



起於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走了一百年，與今天的經濟學相比，參與的人不多。這時期的分析邏輯與理念有點困難：邊際分析不是沒有，而是不夠全面；資本、投資、成本、利息等理念沒有掌握得好。然而，於今回顧，我認為這古典傳統還是歷來最好的。以馬歇爾為重心的新古典經濟學盛行了大約五十年，技術與理念有長進，可惜為了美觀技術分析，把世界簡化得面目全非，漠視了真實的局限條件。凱恩斯學派走紅三十年，其經濟理論基礎相當弱，也引進了無從觀察的神話，要不是參與者熱衷於改進社會或建議政策，這門學問早就淘汰了。二戰後興起的經濟發展學說，熱鬧了二十年，得個「蠢」字，但有模糊不清的概念與不知為何物的「現象」支持，參與者眾。貨幣理論也吵了二十年，因果大致上有了理解，但貨幣制度選擇的功課做得不夠，今天要麻煩我這個老人家。



新制度經濟學本應大有可為，基於史密斯的偉大傳統，加進邊際分析與一般化的成本理念，再輔之以真實世界的局限調查，很好很好。可惜從事者偷懶，把慳水慳力的「偷懶」、「卸責」、「恐嚇」、「勒索」等無從捉摸的變數放進去，以方程式處理就成為博弈分析了。



前思後想，在博弈理論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今天，我不識時務地以「大勢去矣」來形容這理論的前途，上文提出的因素外，更要指出這學問的技術遊戲已經玩得七七八八。天才出現過；庸才不成話。不需要落手落腳地調查真實世界的局限變化的經濟研究，不難做到盡頭，不可以維持太久。



還是回到真實世界那裡去吧。好奇心是上蒼賜予人類的本質，如果經濟學是為了解釋世事，我們應該走進世界去。不容易走，小小的真實局限轉變，調查要做得好，動不動幾年功夫。這樣看，經濟研究的路走之不盡，新陳代謝，歷史永遠在演變。好比今天中國的發展，五十年前眾多的經濟發展專家沒有一個預料到，就是做夢也想不出來。



說世界美好，說世界醜陋，說世界複雜，都不難找到同意的人。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世界過癮、有趣，數之不盡的怪現象需要解釋。處理得對，經濟學應該是社會科學的王子吧。



我還是同意高斯當年對我說的：要解釋世界，我們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樣的。

杭州再汴州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吹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看官，上面是南宋林洪詠杭州的七絕，家喻戶曉也。最近游杭州，逢節日，有什麼大展覽的，見到西湖側畔士女雲集，小店子生意滔滔，使我想到宋徽宗命張擇端畫了三年的《清明上河圖》，想到昔日汴州（今開封）在擇端筆下的繁華，也想到中國文化欠他那麼多的徽宗竟然為了藝術連江山也輸掉了。為美人而痛失江山可以理解，但為藝術而失江山的，古今中外只有徽宗一個。天才的代價，何其高也。



無可置疑，杭州曾經繁盛過。北宋詞人柳永的《望海潮》有經典的描述：



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迭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沒有到過開封，只憑《清明上河圖》來想像昔日的汴州是怎樣的。我的意識，是柳永的錢塘與徽宗的汴州，其繁榮比不上今天的杭州。



到過杭州若干次了。最早是一九八六年。該年先到北京首都鋼鐵廠調查承包制，在那裡的宿舍住了兩天。跟李忠凡帶我到杭州，住了一晚，走溫州，溫州副市長陪我到雁蕩山，山下挑燈夜談，談了一晚，回杭州，在那裡參觀了絲廠與藥廠，與杭州的幹部會議，在國企優越性的話題上吵了起來，互不相讓也。



其後到過杭州七、八次，起初三幾次覺得很可憐，街頭小販，破落樓宇，就是旅遊景點也不見得有過人之處。近幾年聽到杭州被譽為中國最宜搞商業的城市，也到過浙江大學與浙江財經學院講話，知道那裡的發展比我的脈搏跳得還要快。兩年前，杭州的朋友投訴，說政府大手投資改善西湖的景觀是浪費。我不同意，認為如果杭州是我的我也會這樣做，因為遊客激增的收入，得可償失也。



今天所見，西湖修得好，湖畔的無數小店、酒吧、文化場所等，在明顯的商業化中還能保持檔次，清潔，變化多，娛樂成分高，使我覺得如果柳屯田死而復生，肯定留連忘返。朋友，不要說我俗氣。讀中國古詩人詠杭州，或乾隆在那裡題什麼的，免不了有點俗氣，是富裕繁榮的俗，不扮聖人會覺得可愛。



年多來我給杭州的分數不斷打上去，主要因為在那裡遇到不少有成就的企業家。年齡一般在三十多與四十多之間，學識好，有幹勁。二十年前我在《信報》發表《論衡》時，這些企業家是大學生，不少讀過我當年的幾本《論衡》結集。這些日子去杭州，太太拿我的新書去換飯吃（一笑）。他們有錢，我們有書，簽個名字吃兩餐，再不夠就即席揮毫，寫書法，交個朋友，不亦快哉。正經地說，今天杭州再汴州，可不是因為遊客夜夜笙歌，而是上述的企業青年數之不盡也。



西湖呢？昔日蘇子把西湖比西子，令人嚮往，但我還是欣賞白香山的文采：未能拋卻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