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之遊樂乎？——順論訊息替代定律

怕排隊，也怕烈日當空，沒有打算參觀在上海搞得紅透半天的世界博覽會。孫兒孫女到了上海，只幾歲，雖然來日方長，我恐怕他們不會再有機會見到那樣龐大的世博，堅持他們要去。太太找朋友幫忙，安排到不需要排隊的招待，老人家也跟著去走了半天。參觀了中國、德國、台灣、意大利、沙地阿拉伯等五個名館，不用排隊也屬走馬看花。要盡看上海的世博可能要花一個月！



是尷尬的問題：應不應該有人像我們那樣，可以不排隊而獲得優先招待呢？我們願意多付一點錢購買不用排隊的權利，但沒有這樣的安排。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要排隊，那麼來自外國的政要，以及中國的領導君子們，沒有一個會參觀。這樣衡量，某些人物是應該優先處理的。可不是說應該包括區區在下——我從來不認為自己重要。選擇不排隊所以不參觀是我的權利，但既然被視為「重要」而免了排隊之苦，卻之不恭。不知是誰幫了這個大忙，這裡謹代表兩個小小的孫兒孫女深表謝忱。希望他們長大後會記得上海世博，有朝一日會對他們的孫兒孫女說在神州再起的大轉變中他們參與過上海之盛。



曾經在網上建議過如下的收費方法，讀者甚眾，一般贊同。這建議是入場費從一百六十減至五十元，入場後冷熱不同的場館收不同的進館費，由計算機計算，隨時調整，務求把每館的人龍減至近於零。可惜此法提出時，入場票已預售了三千萬張。



這次親歷世博之境，發現一個新的經濟學的排隊大難題。首先，眾所周知，排隊的時間值錢——在炎夏不用排值很多錢。排隊的本身沒有產出收入。這樣看，排隊是一種浪費，代表著我研究了多年的租值消散。這是說，輪候者願意出較高甚至高很多的進館費來換取不排隊，但沒有這個選擇，可以不排隊的租值於是消散了。



這就帶來我想不出解決辦法的難題。所有排隊的人在同一天遲早總可以進館，所以原則上他們可以被安排在不用增加收費的情況下，全部進館而沒有一個需要排隊。這樣說，因為我到過的展館皆事前知道每天可以容納多少個參觀者（不到場不會知道這個要點）。以中國館為例，那裡有一個重要項目是看大銀幕影片的。座位七百個，片長八分鐘，清場一分鐘，進場一分鐘，共十分鐘。每天從開館到閉館十二個小時不停地重複播出該影片，總人數約五萬。這五萬就是中國館每天可容納的人數了。台灣館小很多，每天可容觀眾四千至四千五百，也是個近於固定的人數。此量既知，估計排隊前前後後的人數，達每天的總容量就不再容許排隊了。



如下是難題。館主知道每天可容納五萬人，排隊先後加起來約五萬會禁止再加進排隊的人。所以原則上，館主可以不加收費而安排所有五萬人沒有一個需要排隊。只要訊息費用及跟來客洽商安排的費用是零，這安排不困難。但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不增加入館收費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這是說，人量限於每天五萬，原則上不加價可以安排到不用排隊之境。無奈訊息為禍，好些場館要排隊幾個小時，導致龐大租值消散的浪費。增加或變動入館的收費，是替代訊息費用為禍的方法。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我想了一整天也想不出除了入館之價變動還有什麼有效的不排隊而能使場館常滿的方法。



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這理念是新的，可稱為「訊息替代定律」。世博之遊想到，樂也。一九七六年我發表《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了？》，異曲同工，指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於是先滿，會減少進場後從劣座跳到優座的行為。這是說，優座票價偏低會減少監管費用。該文被鬼子佬借用，發明了我認為是邏輯欠通的「效率工資理論」。今天老人家寶刀未老，擲葉飛花，這裡推出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以中文下筆，老外要「借用」是比較困難了。



我參觀過的五個展覽館皆屬熱門。不是偏袒神州，我認為無與倫比的冠軍是中國館。可惜的是，不懂中國文化的老外可能不這樣看。主題是好的：中國的古文化與今天的改革復興。展出的國寶是我曾在西安兵馬俑見過的馬車。當時燈光太暗，看不清楚，這次燈光加強了一點。大而精，反映著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金屬科技遠超番邦數萬里。屬國寶無疑問，但依我個人所知那只是中國文化的冰山一小角。



令人歎為觀止的當然是《清明上河圖》。這幅宋徽宗授命張擇端畫的作品，描述的內容可以寫幾本書。最重要是該作描述實景，彷彿攝影那樣，可能是唯一的提供北宋時期的開封的繁華的證據。當時的歐洲還在黑暗時代，還是一群一群的游民居無定所，跟炎黃子孫的文化與生活差得太遠、太遠了。於今在中國館見到的《上河》複製，放大了無數倍，人物增加到千多個，而妙絕的是用上高科技改為動畫，唯肖唯妙，有日景與夜景之分。我恨不得能在該巨構前坐上幾個小時，欣賞一下畫中每個人物的動作設計。絕對是頂級藝術，想像力一百分。



中國館的其他項目都有心思，而在走廊上陳列著的兒童畫也適當地展示著中國孩子的天賦潛力。



我對中國館的唯一批評，是表達不夠誇張！昔日的神州，文化與經濟皆無敵天下，而今天發展的勢頭是要回覆到昔日的相對形勢。人類歷史說，所有古文化凋謝之後沒有一個可以回頭再起，但目前的中國有不小機會成為唯一的例外。這點非常重要，應該是中國館的主題。其實也是，可惜不夠誇張，表達不夠明顯。



離開中國館之前館主人請我提字。初進該館時我見到他們準備了筆墨，想到可能會有這要求。我想到「氣勢磅礴」四個字，但見到他們準備的宣紙窄而長，認為四個字不夠。於是悄悄地要太太掛個電話給葉海旋，說要多加四個字。結果寫下「氣勢磅礴，巧奪天工」。寫得不稱意：太累，毛筆不是羊毫，用不慣。有點耿耿於懷。過了一天帶了兩幅十呎高的大條幅給周慧珺老師看，是自己稱意的。老師說好，教枯筆要更枯一點。看來終於找到自己在書法上要走的路，有機會把學問與文採寫進書法去。



回頭說展館，台灣館的主人陪伴我們走足全程，談吐得體。還是我粗魯，對他說馬英九不來是發神經。中國館的主人客氣，送給我的孫兒孫女禮物各一，同樣的。我看不懂，孫女稱之為the blue guy，愛不釋手，整天抱著。

《吾意獨憐才》的序言

（五常按：《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正在悉心整理，打算在神州出版。事前想不到是那麼艱巨的工程，整理不半途就累了。先寫此《序》，好叫自己能鬆弛一下。）



十多年前，教育制度在香港吵得熱鬧：要不要改？怎樣改？要用母語還是英語教學呢？憑什麼準則決定？由誰決定？考試的規例如何，試題的規格如何，教法的管制又如何？一時間不少教育專家跑出來表達意見。



毋庸諱言，我歷來對教育專家不認同。事實上，我對英國十九世紀的教育大師密爾有反感，認為他把自己的天才兒子教壞了。不是教育專家，我的本領是古今中外的學問可以擺擂台，要是敗下陣來還可以拿出多項其他玩意表演一下。我的意識是同學們也有機會做到，但他們要拜我的方法為師。是另一種功夫，昔日有人嗤之以鼻，今天有人嘖嘖稱奇。都不重要。重要是好玩，夠瀟灑，用得著。學問沒有快捷方式。求學是苦事。我的方法是學時有趣，見到成果，走少了冤枉路。



也毋庸諱言，我不是英文專家。英文中學差幾年才畢業，英語文法錯得一團糟！有什麼打緊呢？我的英語下筆成文，毫不賣弄，流暢自然，清楚明朗，寫好初稿交給懂文法的朋友修改一下就是了。二十世紀經濟學行內的英語文筆第一把手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問：「你的英文寫得氣若奔雷，文采煥然，是誰教的？」我想也不想就回應：「我背誦你的文章呀！」跟著在他面前大聲朗誦：「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他聽得開心，過了幾天用鋼筆寫下那段文字送給我。



說實話，我的英文到今天還是寫不出施老兄的文采，還是寫不到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那個水平。故人已矣，恨不得他還在，懂中文，能讀到區區在下的中語文章。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我發表《我學英文的方法》。朋友曾經勸我不要「撈過界」，開罪了英文專家，但我終于禁不住寫了。題中加進「我」字，意思是說非專家的方法，同學們要打個大折扣才讀。想不到，該文今天在一個文字網上風行，同學們視之為秘笈，搶著讀。



教育有什麼專家呢？說過了，屢遇明師是我平生最幸運的際遇，但遇到的明師們可沒有一個是教育專家。他們只是不小看我，對我關心，給我說說他們的經歷故事，這裡那裡提點一下。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我發表《不是專家談教育》，惹來爭議，據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議。重要是有學問的朋友一致說該文對，對得非常對。



不是專家，但為人師表四十八年，自己養兒育女，不可能對教育一無所知。我教青年只憑著兩點。一、對他們關心；二、把自己的經驗所得對他們說。關心學子是人之常情，每個長者都可以做到，但說到經驗我倒可大書特書。在《五常學經濟》那集子內我寫下了自己求學經歷的大概。



《吾意獨憐才》收集及整理的文章不是作者求學經歷的本身，而是殺出重圍之後老人家的回顧。跟《五常學經濟》不同——沒有一篇重複——《吾意》是寫到細節去：當年怎樣帶球進攻，怎樣過關斬將，怎樣埋門扣射，都有敘述及分析。其中論方法，談經驗，評制度，教語文，說教養，發牢騷——這些加起來是相當詳盡的教育之道了。是個人的看法，非專家之見也。



故事算神奇吧。少年時讀書不成——不是一般的不成，而是很不成。兩次被逐出校門，小學、中學都沒有畢過業。近二十四歲才在美國進入大學本科一年級，外籍學生英文試千多個考生老夫成績最差。為水平太差的外籍學生而設的英文班，老師開門見山，說那班從來不給「A」，因為有可能拿「A」的不會被分派到那裡。他教造短句，教用簡單的動詞，學生要天天交功課。我每句只用幾個字，有主詞，有動詞，有受詞，跟著就是句號。老師是個老頭子，學期完結後在校園相遇，他說教了那班十多年我是唯一拿到「A」的學生。幾年後我才知道，老頭教的是《聖經·創世紀》開頭的英文。



凡試必敗轉為凡試必勝，香港的親友無不嘖嘖稱奇，紛紛說美國的大學容易讀。其實不易，只是美國的教授喜歡我思想時天馬行空，鼓勵我這樣做。是同樣的一個人，教育制度不同學與問都改變了。其實美國的大學制度不一定高出那麼多。我是際遇好，在那制度下遇到好老師及好同學，受到感染，上蒼賜予了什麼一下子就發揮出來了。美國的教育制度跟香港的主要不同處，是前者我可以碰中給我啟發而又鼓勵我發揮自己的師友，而香港的制度卻不可能碰中。不是師資不足，而是在政府及專家左管右管的制度下老師無從發揮他們的啟發與感染力。今天內地的大學也不可能讓學子碰中吧。我希望《吾意》這本結集能給內地的同學提供一條有機會「碰中」的路。



近二十四歲念大一是讓同學五年多，二十九歲在長灘作助理教授大約讓兩年，三十歲獲加州最佳教授獎是追成平手，三十三歲在西雅圖華大升為正教授是勝出好幾年了。要是我沒有花上三年時間找尋博士論文的題材，可以加速三年，但沒有這三年的尋尋覓覓，我不會寫出《佃農理論》。



因為自己的經歷，我從來不小看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有十多個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到美國跟我求學，成績一律不錯，而讀得出色的約一掌之數。前前後後每個我親自教兩個小時，其實是罵了兩個小時。故事真實，我在《不是專家談教育》一文中有提及。



十年前在香港出版過另一本《五常談教育》，其中有些文章這裡重複。《讀書的方法》與《思考的方法》是不能不重複的。《吾意》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五常》之後寫的。增加了那麼多的選擇，當然是《吾意》勝。

從攝影沙龍說獨裁取捨

上期發表《獨裁是學術發展之道》，準備捱讀者罵。果然不「負」所望，奇怪是罵的不是那麼多，贊同者大不乏人。炎黃子孫不少中了「民主」之計。他們一般不知「民主」何物，只說民主就是好，不民主就是不好，而獨裁更是不好了。老人家說過，票不應該亂投，什麼事項要以民主投票作取捨，什麼不要，要有清楚的界定才可以推出對社會有貢獻的民主制度。這界定通常由憲法約束，可惜先進之邦的經驗，這重要的界定約束不容易持久地維護。



我討厭政治，這裡要談的不是吵得熱鬧的政治上的民主問題。要談的是學問造詣上的進取，沒有獨裁判斷或取捨不容易甚至不可能有大成的道理。前文說過，這裡要作補充。前文說的不少朋友認為是高見。這裡我要較為詳盡地再解釋，再表演一下老人家的高見也（一笑）。



從攝影沙龍說起吧。那是一種國際攝影比賽，勝出的作品入圍展出，敗北的淘汰出局。從勝出的作品中再挑選金、銀、銅牌，還可以有其他獎項。每個參與攝影沙龍比賽的限「投」作品不超過四幀，不同的沙龍可用同樣的作品參賽。評審委員通常五個。先選入圍展出的，一幀作品能獲百分之六十的票數或分數多半會入選，而獲百分之八十的票數或分數則有機會獲獎牌了。



攝影沙龍比賽這門玩意，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嘗試過，其後認為沙龍作品一般俗不可耐，不繼續了。當年嘗試「脫龍」——即是放棄沙龍風格而走其他藝術攝影的路——很困難。一九五七年我到了北美，繼續操作藝術攝影，立刻嘗試「脫龍」，但要到一九六三才開始攝得與沙龍風格無關的自己心愛的作品。脫龍困難這個話題重要，是後話。



讓我跳到數十年後的二○○四至二○○五年，我再嘗試以攝影作品參加國際沙龍比賽，因為想知道過了五十年這種比賽的品味變得怎樣了。當然，今天有了數碼科技的協助，把畫面改得古靈精怪的作品不少。我不玩這一套，憑舊法去馬，把自己認為有機會入選的作品寄出去。意不在酒，志在體會一下今天沙龍比賽的品味。



兩幀作品可以示範本文要說的。都是攝於湖南南部的資興。我是站在同一位置，二者時間只相差幾分鐘。是晨曦霧景，一幀有漁人撒網（見圖），另一幀只有一葉輕舟（也見圖），分兩年寄出國際沙龍比賽，每幀大約參賽五十次。如下是兩幀作品的成績。



一、漁人撒網那幀入選約八成，獲金牌三個，銀、銅牌都有，記不清多少了。換言之，「撒網」那幀的比賽成績算是很好的。



二、一葉輕舟那幀入選只約一成，獎牌免問，成績算是很差的。



上述兩幀作品相較，獨裁判斷，我的品味是「輕舟」遠勝「撒網」。後者無疑構圖工整，二舟與炊煙的擺佈難求，撒網的角度與倒影盡善盡美。然而，該作畢竟是老生常攝，毫無新意，有點老土，有點俗氣。一葉輕舟那幀呢？有幾線微波與十多點水光襯托著，有新意，也有寂寞、幽怨的感情表達，使觀者想到李清照的詞，而水波與光點運用得特別，算是創新。



讀者可能不同意我的獨裁判斷，而老實說，如果讓親友選二者之一掛在家中牆上，他們十之八九會選「撒網」那幀。問題是：在藝術的傳統上，是哪幀作品較有新意，變化較多，有較大的機會觸發新的發展呢？答案當然是一葉輕舟那幀了。



關鍵問題來了。五個評審員，選「輕舟」勝「撒網」的不到一個，以民主投票取捨「輕舟」永遠不見天日。如果把五個評審員分開，各自獨裁，「輕舟」參賽有機會勝出，而此勝也，可能影響後之來者，把藝術攝影的風格與取向改變了。縱觀藝術與學術的發展歷史，通常是後者那類作品帶動重要的發展的。



讀者須知，沙龍比賽這回事可不是攝影發明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尤其是法國與英國，繪畫藝術的沙龍比賽，有稱為學院派的，甚為時尚。重要的是，後來名垂千古的塞尚與梵高，今天的畫價動不動以千萬美元算的兩位大師，這類比賽他們名落孫山。塞尚比較幸運。他自己家境富有，而他的畫作過了不久得到其他畫家賞識。梵高潦倒窮途，死得可憐，可幸上蒼有眼，他身後得到一個大獨裁者的賞識。那是她的弟婦。謝天謝地，梵高死後葬禮時，留下來的畫作送出去也沒有人要。弟婦悉心地集中收藏，後來一起展出就名動天下。是難得的際遇，因為梵高很少在自己的畫作上籤上名字。集中展出救他一救。



讓我回頭說「脫龍」非常困難這個話題。攝影沙龍的作品是少有創意的。玩弄怪技的不少，技術也一般高明，但足以傳世的創作卻談不上。這是沙龍攝影作品被非沙龍的攝影家歷來鄙視的原因。攝影「脫龍」困難，歐洲的藝術發展也有類似的困難：那些所謂學院派的畫家，除了三幾個為宮庭畫人像的，沒有一個可以殺出框框而傳世。不是生活無著，而是藝術歷史沒有他們的名字。



歐洲的藝術發展光芒萬丈，主要因為市場有價。跟中國的傳統不同，那裡購買、收藏藝術作品的一般不是達官貴人。不少是畫商購買、收藏、寫畫評鼓吹，往往是同一組人。那是獨裁者的判斷。曾經寫過，市場是最民主的地方，因為購買者一律投票，投鈔票。從判斷的角度看，市場也是獨裁之所。我買你不買，我的獨裁勝了你的。



問題是在學術的發展上，我在前文提到的「軟性」思想，其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沒有市場顧客的獨裁判斷，民主投票的取捨就只能如攝影沙龍的了：墨守成規，作品講技術，論規格，久而久之免不了有點老土，有點俗氣，雖然有規有矩，創意卻談不上。也是久而久之，「脫龍」的困難隨之而來，要擺脫框框談何容易哉？在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中，我們見不到有一個梵高，寧願餓死也不走墨守成規的俗不可耐的路。何況在不同「玩意」的相對天賦比較上，四十年來經濟學沒有出現過一個梵高。



相對上，我自己走經濟學的路當然也沒有梵高的天賦。但我出道時的學術作品，判斷的科斯、諾斯、阿爾欽、弗裡德曼等人是大獨裁者。他們的影響力比梵高的弟婦遠為有份量，讓我不需要為米折腰，不需要顧及評審員的俗氣品味，也不需要按時把文章交出去。這樣，沒有誰管得著的思想發揮，有創見的文章就寫出來了。



數文章、論學報的學術發展有三十多年了。以文章評審，計數量、論學報而打分的制度是攝影沙龍比賽的制度。有過之，因為學術職業是要靠校方出糧才有飯吃的。攝影「脫龍」既然那麼困難，學術發展走上了攝影沙龍的路，走了三十多年，不是非常頭痛的發展嗎？上文說過，在相對天賦的比較上，數十年來經濟學沒有出現過一個梵高。如今引進了數文章的評審制度，經濟學的梵高永遠不會出現。



民主投票在一方面有無可救藥的大缺失。那是讓多數淘汰少數。要是此法一般性地推行，人類早就滅亡了！別的不論，回顧學問發展的歷史，人類有創意的思想，今天被認為是重要的，在初時差不多一律被大多數人認為是錯了。我自己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六年首次提出時，在坐的數十位聽眾一律認為是錯；一九六八年在獨裁下首次發表後，反對的無數。今天，該理論還是屹立不倒。如果沒有該理論的提出，跟著死不掉，合約經濟學不會盛行，而新制度經濟學不會有今天的熱鬧了。

漁人撒網：http://hi.baidu.com/sz_cheung/album/item/283c643caf0d101bb8998fd2.html
一葉輕舟：http://hi.baidu.com/sz_cheung/album/item/19e7993d473ec3cc3a87ced3.html

獨裁是學術發展之道

先談求書名這個玩意，之後才轉入正題。



上期寫《重尋無處》，提到要出版六本有專題的文章結集，其中四本希望讀者提供書名的建議。讀者反應熱烈，建議的不僅多，而且一般不錯，一時間老人家花多眼亂了。



書名這回事，可以等到排版前的一分鐘才定案。但我老是想著《經濟解釋》卷二的開頭三章，要趕著把上述的近於「閒話」的六本書定下名目才可以集中地想。如下是暫定的六本書名，還可以改，希望不要改了。讀者的意見我會繼續考慮。



一、《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取自蘇子的《永遇樂》。



二、《多情應笑我——五常散文選》，取自蘇子的《念奴嬌》。原來此書定名《燈火闌珊處》，改為另一本用，下文會解釋。



三、《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取自杜工部寫李白的一首五律。



四、《獨上高樓——五常談學術》取自晏殊的《蝶戀花》。有兩位讀者不約而同地建議用這首詞，可謂巧合。另一位建議用該詞中的「西風碧樹」，不錯，但「獨上高樓」較佳，因為王國維提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做學問的第一個境界。



五、《燈火闌珊處——五常談創作》，取自稼軒的《青玉案》。這是王國維說的第三個最高境界，既然「談學術」採用《獨上高樓》，「談創作」就順王前輩之意，跳到《燈火闌珊處》。這樣，「散文」那本改名為《多情應笑我》。



六、《狂歌五柳前——五常談藝術》，取自王維的一首五律。



上述六個書名，一與五是老人家自己起的，其他來自讀者及朋友。西方的文化沒有以詩、詞作書名的玩意，何況一般讀書識字的都懂得玩。炎黃子孫的文化有其獨到之處吧。



贈書之說當然不食言，中獎者要不要老人家在書中提到名字，請通知。還有，六本不知要先出哪本才對，也希望聽聽讀者的意見。初步的工作——選文、分書、書中分組——做好了，文章太多，還要篩選，也要修改一下文字。我打算先修好一本，付印，轉到《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大修，梅花間竹，太累時再轉到另一本專題結集。



轉談本文的正題。學術的發展，我認為整個地球走下坡有三十多年了。不是說關於工程或科技等學問，而是那些比較軟性的，例如思想上的概念、創意、啟發力等的進取。這些是基礎性的思維，不容易捉摸，難以界定，一般無從獲得專利註冊的保護。然而，這些「軟性」的思想是人類知識發展的根源：哲學如是，自然科學如是，歷史與藝術如是，社會科學也如是。大學教育的重點是發展這些基礎性的、重視創意與啟發力的思想。西方以大學為最高學府，頒發的可以從求學中獲得的最高學位稱為「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是也。重視「軟性」的思想創作是西方高級學府的傳統，不管是哪方面的他們以「哲學」作稱呼。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當年就以不提供工科課程為榮。當然不是貶低工科，而是學術的傳統歷來以思想創作為重，哲學是也。



我出道時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大學追求的是思想的發展，有大師，有英雄，但這些是從哲學方向發展的學問，沒有直接的實際用場，市場的價值不高。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時的月薪，除稅後美元四百多，四年後跳升至稅後一千多，高得行內嘩然。當時沒有誰管我發表的文章有多少，也沒有誰管我怎樣教。管的是我寫下的文章有沒有創意，有沒有啟發力。換言之，當時美國的大學要爭取的，是思想的重要性。這也是歐洲的傳統了。



問題是，思想的「重要性」是由誰判斷的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向當時作為社會科學院的院長Gale Johnson提出這個問題。他答得清楚：文章發表的多少不重要，有沒有寫出來也不重要，但思想要表達出來，而重要性是由弗裡德曼等大師「獨裁」判斷的。當時容易相信，因為在芝大舉足輕重的戴維德是靠口述的影響而受到敬重。



一九六九轉往華大，思想重要性的判斷主要是諾斯與巴澤爾的工作。過了幾個月他們把我加進去。我對思想的獨裁判斷的時日短暫，因為幾年後行內轉為論文章的發表數量與發表學報的聲譽。曾經寫過，這個不幸的衡量準則是越戰促成的。一九八二到了港大，以為可以憑一夫之勇把學術的衡量回覆到六十年代的西方準則。不成，因為當時的同事能在國際學報發表文章的不多，而過了幾年數學報文章的潮流湧進，有對學問一無所知的政府支持著。區區在下何物哉？人家有文章打進國際學報，你說是廢物從何說起呢？我是個不喜歡爭論的人。我說是廢物，你們說不是那就讓你們「民主」一番好了。二十多年過去，當然是老人家對。對得太離譜了！



在評審學術文章的判斷上，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來得可靠。然而，去年我看到一本有份量的書，寫生物學家達爾文，引經據典地說達氏的思想是古往今來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該書指出，以今天的自然科學衡量，達氏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發表，因為他對實驗的操作不到家，有點「門外漢」的味道。可見重要的思想不容易有客觀的衡量準則，判斷要講品味，而個人的品味判斷就是獨裁的判斷了。



轉到我熟知的算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我自己的學術發展歷程全靠一些獨裁者給個面子。當年升職快是因為諾斯說他自己是個大獨裁者，還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就拍板。我的大部分英語文章是還沒有寫好就有學報編輯說要發表，也是獨裁的判斷。當時主理《法律經濟學報》的科斯不「審」我的文章，而另一家學報規定要評審，但主編對評審員說：「史提芬的文章我們歷來不改，因為改了就不是他的，規定所限，我給你讀，不是給你審，你讀了就算是審了。」這是獨裁，也是真道理吧。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什麼好「審」的？當然，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審一下，但此「審」也，往往失誤頻頻，費時失事，埋沒了不少好文章。文章太多不能不取捨，但取捨以獨裁作判斷最上算是歷史的經驗。



在我熟知的經濟學而言，升職用民主式的數文章、論學報高下，是災難性的發展。因為這會鼓勵作者重視文章的規格而漠視內容。更頭痛是有創新之見的，民主評審制會使初出道的不敢動筆。當年科斯幾次對我說：「有些文章寫得一團糟，但其中有一點新意，可取的，要設法挽救。這是作編輯的主要困難。」我呢？屢次建議他不要作編輯，理由是有他那樣的腦子的人，作編輯是很大的浪費。



當然是我對。此「對」也，有不幸的一面。今天的經濟學報，作為編輯的大都是些創見不多的人——自己寫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時間作編輯——而評審員不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不是傑出的，因為傑出的不會有時間多作評審。「民主」裁決就有這樣的困難。獨裁當然也有其不是之處，但二者相較，賭一手，我的觀察是獨裁勝。



好些年前有人作過如下的詳盡統計：把當時被行內高舉的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結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現的時期，永遠是由一位主編獨裁作決策，而當芝大經濟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捨時，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沒有。翻過來，我的觀點是：思想的判斷要講品味，獨裁者不可能沒有品味，民主則不可能有。



獨裁當然可能錯，可能大錯。學術的發展要有成就，要靠一個懂得取捨的獨裁製度。綜觀西方有大成的大學，或學派，或大學內有大成的學系，我想不到有一個例子不是讓獨裁者判斷思想的重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