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觀園

恨不得這幾年恐怖活動沒有發生過，恨不得保護主義不會抬頭，恨不得北韓不懂得製造原子彈，恨不得地球上沒有壓力團體，也恨不得所有政客都忙於打哥爾夫球去。這樣想，因為我恨不得能見到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經濟大觀園。

十多年前說過，因為共產國家搞開放政策，推動了印度等地一起參加產出大比並，地球上一下子多了十多億廉價勞力參與產出競爭，世界會有巨變。今天，這巨變來得明顯，而神州大地一馬當先也。最近美國的《新聞週刊》以中國為封面故事，標題為《中國的世紀》，封面人物是一笑傾城的章子怡。內文把中國的經濟發展說得天花亂墜，大有傳媒本色。

讀內文，認為作者對中國的情況一知半解。奇怪，昔日拿破侖說千萬不要吵醒的巨人，今天被吵醒了，老外還在吵，但懶得去作點比較深入的體會。是個複雜的大國，不容易理解，二十多年來的發展是經濟研究的大好題材。然而，問津的學者那麼少，可見高斯當年認為經濟學者對真實世界沒有興趣，不是空口說白話。

《新聞週刊》把不值得誇張的誇張，但把值得誇張的低估了。他們的數字顯示，二十五年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七倍。究竟中國的實質國民收入上升了多少倍呢？個人的猜測，是二十倍以上。熟知中國二十五年前的實際情況的人——那要搞關係才弄得一隻雞蛋的情況——多半會同意二十倍是低估了。（這只是說平均實質增長率是每年百分之十二以上。）

有幾方面的統計困難。開放前，尤其是文革期間，北京偏於把數字誇大，開放後痛改前非，偏於低估。個體戶及農民於農業之外的收入，雖然大幅提升了，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之內。最重要是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大幅躍升，而質量是不容易算進數字統計的。是的，產品不論，其它不說，只論酒店或食肆間的侍應多笑幾下，工資沒有提升，實質國民收入是增加了。

一九九八年，一位來自加州大學的研究俄羅斯的經濟教授到港大演說，比較中、俄的發展，提到上海，說那裡的增長率大約是每年百分之九強。我問：「怎麼可能呢？全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在上海，破了任何城市的記錄好幾倍，而五年間上海興建的商業大廈，等於香港五十年。」他立刻同意統計數字有問題。

以美元算，國與國之間的物價差距也是實質收入算錯數的一個原因。《新聞週刊》說十年後（二○一五）中國的國民收入會追上日本。這是指國民總收入。不可能對。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十年之後中國的人均實質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嗎？智商何在？我認為撇開上述提到的低估因素，單看以美元算中、日的物價差距，今天中國的實質國民「總收入」已經超越日本。當然，人均的實質收入要追近日本還要一段長時期，行差踏錯三幾步可能永遠追不上。另一方面，三十年來日本的經濟政策不對頭，打讓賽波，人均的實質收入被中國追上是可能的。

應該不可能追上的是美國的人均實質收入。儘管美國的好些經濟政策大可商榷，而又不幸地惹上恐怖活動的麻煩，但地大物博，人民知識高，在實質人均收入上，中國能達到美國的一半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應該可以達到再加一點。也是沒有可靠數據的猜測，十多年前一些經濟學者朋友認為，在人均實質收入上，日本的最佳時刻可能達到美國的八成。東洋鬼子可以達到的，炎黃子孫有機會達到。要多久呢？去年我憑日本的經驗，胡亂地算一下——指明要大事開放金融，取消國營壟斷等——大約需要十八年。

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以上。我不同意《新聞週刊》的估計，說國民總收入中國要在二○三九年才追上美國。我認為以實質總收入算，只要中國開放金融與取消國營壟斷，五年可以追上。那是說，五年後中國的人均實質收入，大約略低於美國的四分之一。考慮到美國還有不少貧民，不到四分之一算是可憐了。

急速增長不一定有大成。八十年代初期我說，如果中國大事改革產權制度，每年增長百分之五十，持續十年，不足為奇。聽者說我發神經。我的響應，是從零上升百分之一千還是零，從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五十還是微不足道。今天看中國經濟，這邊看引以為喜，那邊看引以為憂。如果沒有政治或戰爭等左右，來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經濟大觀園，主角最可能是中國。為什麼呢？

《新聞週刊》的封面雖然誇張，但不少老外的確這樣看。為什麼呢？發展得快，工業產品滿佈地球——是其中一些原因。但最重要是中國有十三億人口，經濟起飛看來是不可能的事，而真的起飛是對想像力的挑戰了。相對比例，中國比鐵達尼郵輪還要大，行得動嗎？三十多年前波音七四七巨機新造成，一位朋友怎樣也不肯坐，說不相信這樣大的飛機可以安全升降。

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挑戰不少人的想像力。比鐵達尼還要大的郵輪，不僅可以行動，而且行得快，視冰山如無物。怎麼可能呢？二十多年來，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撞冰山而沉沒的朋友無數。掉了眼鏡，心有不甘，其中不少到今天仍然不相信中國的增長是真實的。「是虛假的現象，是泡沫，一定會破滅！」他們說。炎黃子孫也這樣說，老外的想像力應付不了。這是老外喜歡把中國誇張地高談闊論的原因。

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除了走得比我推斷的快，其它彷彿是把歷史預先寫成了。最近重讀自己昔日之見，很欣賞當時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的地方，是壟斷權容易維護的國營企業。幸而言中，也不幸言中。

中國人的優點是聰明，吃得苦；中國人的缺點是不清潔，知識不足。家母在生時常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可能因為這樣，今天中國人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了不起。可惜世界上除了經濟還有政治。後者的存在，使我們無從觀察整個世界產出競爭的大觀園會是怎樣的。

中國要把地底私有化

一九六三年的暑期第一次見到佛利民。他當時是美國總統候選人B. Goldwater的顧問，到處為Goldwater的經濟政策作解釋。該年六月，老師艾智仁告訴我，佛老會在Santa Barbara的加州大學講話，說我不妨去看看當代經濟學大師的風采。



從洛杉磯駕車到Santa Barbara只個多小時，到了該市的加大，好不容易才找到佛老講話的小室。室內只有十多人，都是該大學的教授。學生僅我一個。佛老準時入室，說只回答問題，不演說。他口才雄視天下，在座的都要考他一下，提問紛紛。



一位教授問：「私有產權為何重要？」看官，你會怎樣回答呢？佛老想也不想就說：「如果一個人發現在某塊石頭上可以種出珍貴的水果，他不會趕去通知政府。但如果這塊石頭是這個人的私產，他會私下培植，把珍貴的水果種出來，沽之於市，社會於是得益。這是私產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大師之見，我拜服。跟我與佛老短兵相接，在私產的話題上吵了一陣，使他記得我這個無名小卒的存在。



想到上述這小段往事，因為兩年來原料的價格上升得快——不限於與石油或鐵礦有關的，所有原料的價格都大幅上升了。這顯然是因為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大事發展製造業，對原料的需求大幅上升。問題是地大如中國，天然的礦藏奇怪地少——雖然有出口的，但比起土地面積相若的國家，奇怪地少。一個可能是上蒼不眷顧，另一個可能是發掘工作做得不夠，尤其是需要高科技、高成本的。



這就帶來佛老當年提出的有趣觀察：為什麼中國不把地底的礦藏權利界定為私有呢？美國的土地產權，是從地面界定到地深無限處。中國的土地產權指地面，地底的礦藏權益是國家的，解放前早就這樣。為什麼不把地底的礦藏權利也界定為私產呢？有誰會花巨資去開採，有所獲要交給政府呢？地區的官員明知礦藏不能佔為己有，會落力去發掘嗎？



界定地底的礦藏權利給地面的擁有者，然後讓地面權與地底權分開出售，有百利而無一害。礦藏原料的發現一定增加，雖然不一定很大量。礦藏權利（mineral rights）與地面的使用權是可以分開出售的。三十年前在美國花了十萬美元買了大約一千英畝農地，極劣，只宜疏落養牛，從那時起虧蝕虧到今天。當時對石油有研究，看地形報告認為有少許機會有石油，於是賭一手。佔了先機，有兩家石油公司也認為該地可能有石油，出價每英畝每年二毫五仙，買斷地底的石油開採權，發現有油後再按行規分帳。



開採權每英畝每年二毫五仙是很不俗的價格，談不成是因為我也是個專家。我的回應，是開採權可以免費贈送，但獲此權者要在兩年內試鑽一洞。這是要求對方投資數十萬試鑽了。過了不久油價下降，再沒有問津者。



今天這塊從月亮用望遠鏡可以看到的廢地仍在，仍然虧蝕（要付一小點地稅），產權仍在我手（可能只佔一半，記不清楚）。這兩年油價大幅上升了，說不定明天有石油公司找上門來。這叫作私產效應。

小朋友，背了再算吧！

小朋友，不要聽老師說的，聽我的；不要聽專家說的，聽我的。香港的文字「專家」多得很，不要管他們怎樣說，要看他們的文字寫成怎樣，要看他們教出來的學生怎樣。這些日子香港的語文教育話題吵得熱鬧，什麼母語不母語，潛能不潛能，想像不想像，我全部不同意。可能是政治遊戲，因為我看不到大言不慚的專家們寫得出令人欣賞的語文。

五月十日《蘋果日報》提到中學中文課程取消背文章，有個標題：「老師稱不背文章更易學習」。胡說八道。學中文，不背怎樣學呢？中文的古老傳統是一種沒有文法的語言，連標點也沒有，不從背學起，要自己發明，蠢也，糊塗也。胡適以還，中文把西方的標點、文法搬進去，加上一些白話，但基礎沒有改，因為文字的本身改不了。今天的中語好文章，基本上是陶淵明當年怎樣寫，蘇東坡當年怎樣寫，作者就怎樣背出來，修改一下，把西方文體與白話文加進去，說自己要說的，只此而已。

我主張英語教學，國際用場之外的一個原因，是今天的中語文字，沒有西語文體的融會不容易寫得好。然而，中文本身的底子，最重要是靠背誦，尤其是魏晉期間因為紙張昂貴而寫出來的打電報式的簡潔文體。小朋友不要以為年紀那麼小，古老的文字解不通，不應該背。不要管懂不懂，背了再算。年幼時記憶力好，背了下來，長大後會慢慢消化，逐步解通。

一年前太太的弟弟舉家移居上海，有三個女兒，八歲的進入華師大附屬小學，十一與十二歲的進入上海市立第三女子中學，都是好學校。因為不懂中文字，三個女孩開頭天天哭，但半年下來就適應了。讀小學的每星期要背古詩一首，再背一些白話散文與新詩。讀初中的，教育部規定，三年要背古詩文五十篇，包括《詩經》、《論語》、《水調歌頭》等。此外校方再要學生背其它散文及古文，再加每星期背詩一首。可見上海的中、小學對背誦的重視了。難道香港的中文專家勝於國內的嗎？

我說過自己的經驗。七歲時在廣西一個小村落，跟一起逃難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古文老師背古詩文，很多很多的。當時沒有紙筆，日間在原野替老師找些破碎木材，晚上燃燒著，老師用火光照著幾本陳舊不堪的古文與詩詞，搖頭擺腦地朗誦，我在聽，過耳不忘。不懂內容，也不知文字怎樣寫。長大後內容逐步消化，懂了，但後來中語文章寫得別字連篇，主要因為當年沒有紙筆，只學背而沒有學寫。二十多年來爬格子二百萬字，書法學得揮毫落筆如雲煙，常錯的中文字減到一百數十個。下工夫，一個星期可以清除，但有那麼多的專人協助執別字，這工夫不下算了。《壹週刊》的別字專家吳順忠知道我說的是實話。

學習要知道哪方面重要哪方面不重要。對認為重要的我執著，認為不重要的懶理。可能過於極端，不足為范。肯定的是，如果少小時沒有背過那麼多，四十八歲才動筆不可能寫得像樣。可以這樣說吧：算你是天下第一大文豪，以中文下筆獲諾貝爾文學獎，如果從來沒有背過書，你的中文寫我不過。

學寫英文我也從背誦起家，沒有背很多，但拜讀佳作時喜歡大聲讀出來。寫英文我執著的是文氣，為了清晰重視結構，但文法就很少顧及了。當年在美國寫英語論文，同事和我共享一個文字編輯，代為修改文字與文法。這是美國學術上的行規，拿得研究金的人一般這樣做。有這樣的靠山，以英語為文我追求的是寫得編輯容易修改。後來那位我多番鳴謝的女士說我的文章是她改過的文字中最容易處理的了。

背誦文章學語文，中文比英文遠為重要。為什麼呢？因為中文用的是單音字，在大文化的民族中似乎炎黃子孫獨有。這帶來兩方面需要從背學起才有看頭。第一方面，我們的不論文法、沒有標點的單音文字傳統，為文是砌字，但不可以亂砌。背誦是倣傚前輩大師怎樣砌，自己加上一點變化與要說的內容。沒有背過，要自己發明砌法，談何容易？這方面我堅持選取精品才下背誦的時間投資。古文與古詩詞中砌得不成氣候的不少，不可學，而有些算是名家的也沒有可學之處。餘下來可學的還是多得很，我們只選背小部分就足夠了。白話文有了西方文體的協助，比較容易砌，但還是要砌的。今天最容易砌得可讀的中語文體，是古今並用，正如書法行草並用最容易寫得可以掛起來。

學中文重視背誦的第二方面，是單音字為文要講字對字。天下間可能只有中文才有對聯。字對字，字音重要，字數也重要。雖然西方的詩也論韻腳，但平仄應該是中文獨有。因為對字與平仄的規格，每句字數的多少不可以不學。從古代的《詩經》到起於晉代的四六駢文到唐代的詩體到宋代的詞牌長短句，每句的字數與音韻都有規格。文章要寫得好，不可以不學。

這裡需要背誦的原因，是寫白話文或古今並用的文體，我們今天不可能像古人那樣，每字每句精打細算，不可能花數天工夫只寫數百字。然而，如果古文與古詩詞背得多，寫今天的文體，字句的長短或一句之內要怎樣讀斷，我們會自然地跟著古文或古詩詞的規格走。另一方面，平仄可以不學，但背得多就自然地合乎平仄規格。這樣的文章讀來既合聲律，也有節奏。不一定需要整篇文章這樣苛求，只要文章有好些部分合乎平仄、對字與長短句的規格，文氣就大有可觀了。

文字不可以漠視傳統，中外皆然。當年學英文，清晰之外要寫得像英文。找些古書朗誦，只數月得其文氣，再數月得其文采，博士論文起可與大師亂真矣。英文的表達能力比中文強，但中文遠為容易學。後者是古時不論今天少論文法的語言，但要砌字，古時多砌今天少砌，但還是要砌的。砌字的主要法門，是靠背，而單音字是遠為容易背誦的了。

感情把政治殺下馬來！

公元二十一世紀的第五個年頭，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套喜劇。自編、自導、自演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但他自充配角。主角是台灣國民黨的連戰與親民黨的宋楚瑜。據說還會加進一個小角色：台灣的新黨主席郁慕明——只有一千二百黨員的地圖上找不到的黨，郁老兄地理不及格也會考中歷史了。



喜劇也有輸家，這次輸的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本來可以不輸，但喜劇演來出人意表，別開生面，使李、陳兩位老手進退失據。阿扁的應對時左時右，忽東忽西，前言不對後語，令人尷尬。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感情把政治殺下馬來！連、 宋二君是在野之身，沒有資格代表台灣政權說什麼，也懶得說，只憑一點故國之情，說些心中話。連戰老淚難禁，在北大的演出可圈可點，贏得兩岸學子之心。寫此文時宋楚瑜還沒有到清華；我覺得他的表現略嫌激動，可能是真情的流露了。另一方面，李、陳二君以慣用的政治手法應對，格格不入，怎會不敗下陣來呢？亂了陣腳，這幾天他倆在華山腳下吵了起來。



我的妹夫是一九四八年在灣仔書院時的同學，對事情的判斷歷來客觀。他在電視上看盡了連戰的整個大陸行程，給九十九分。扣了一分是連老在南京的題字實在差勁。沒有學習過毛筆的人，上帝也救不了。如果事前求教於我，我會教他像拿一根小棍子，在沙灘上「劃」字——這樣，再差也可以過關吧。



宋楚瑜的毛筆書法是學過的，可觀，但看來當年的老師教得不對。他寫新舊三民主義共二十九個字，七個「民」字的寫法一樣，三個「為」字的寫法一樣，三個「所」字的寫法也一樣，犯了書法之大忌也。



奇怪，少小時在國內背過的孫中山「三民主義」，與今天宋先生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不同，後者可能是台灣的版本了。胡錦濤提出的新三民主義——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在我這個不論主義的人看來，顯然下過心思。寫到這裡，忽發奇想，認為三民主義的創始人可能是美國的林肯。他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名句是：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因為一連用了三個不同的前置詞，在英語文學上成為經典。



看官，上述三個不同的「三民主義」，你怎樣打分呢？以教授的資格品評，我認為論文采，林肯一馬跑先；論內容，胡錦濤最切實際；橫看直看，孫中山輸了幾個舖位。



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的一小段溫馨插曲。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對連宋之行的政治成敗得失的評論一般有反感。儘管行程可能起於政治，但發展出來的是民族感情。連宋談經濟，說親情，憶以往，論將來——說一句反對台獨就把政治置諸度外。大家討厭的話題，不說不是很適當嗎？個人的感受是連與宋是誠懇的人，而連戰的太太也給了胡錦濤這樣的評價。上海以健康欠佳的汪道涵迎賓，是打出他們最珍貴的籌碼。十多年前我會見過汪前輩兩次，謙謙君子，記憶力好得出奇，談吐得體，其誠意排山倒海而來。



報載美國催促北京當局與陳水扁對話。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的善意，更沒有理由反對北京與阿扁對話。但我認為兩岸的政治話題屬於另一個劇本，不應該今天推出來。既然兩岸的民眾一時間感到血濃於水，就讓他們陶醉一些日子吧。

創作與抄作

大家都知道，在廉價或為遊客而設的簡陋畫廊中，出售的作品很老土，不堪入目。這幾年神州大地有了大轉變：廉價畫廊的劣作還多的是，但水平提升了不少，而其中有些作品畫得好，就是對藝術與收藏有點研究如區區在下，也購買了一些僅數百元的畫作。

想想吧，十多年前我說過，大陸開放以還，收入上升得最快的其中一組人是藝術家。研習藝術的青年於是急速上升。一將功成萬骨枯，不容易有幾個陳逸飛跑出來。然而，數以萬計的青年參與，一般對藝術有點興趣，自覺有少許天賦，跑到藝術學院或什麼美專的學幾年，作品多多少少有點看頭，而其中的表表者是很有看頭了。

再想想吧。國內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大約二千。藝術畢業的也大概如是。這樣，一個受過正規訓練的繪畫專才的一幅小小的可觀的畫作，作者收入只一百數十，畫廊老闆賺一倍，顧客可以二百元買到。就是絕對有專業水平的四十吋的油畫，顧客可以五百元問津。這些是指抄作，不是創作。創作的價錢大約是抄作的十倍。這是有趣的市場現象了。

抄作是指從名家的作品抄襲過來，創作是作者自己畫自己的（不是指被抄的「原」作）。十年前國內的抄者喜歡抄陳逸飛，抄陳衍寧，抄艾軒等國內大師；今天喜歡抄莫奈、梵高等西方大師，而一個明顯的新傾向是抄少見經傳或不為顧客熟知的西方作品了。顧客問及，畫廊毫不隱瞞：抄作說是抄的，創作說是創的，作者創作後自抄（畫同樣的）也會說明。一些畫廊，顧客不問也會在作品之旁以文字說明是哪一類，可謂坦白矣。

個人之見，論美觀，一般是抄作勝。如果你只求一幅油畫掛在牆上作裝飾，應該選抄作，何況價錢只有創作的十分之一。如果想避免客人到訪大叫假梵高或假莫奈的尷尬，你可以選一些少見經傳但美觀得很的西畫抄作。

為什麼創作比抄作價高十倍呢？解釋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購買藝術作品的人不單是為裝飾消費，又是為投資賺錢。抄作之價的升幅，只能與抄者的工資看齊，而同一作品，甲不抄時乙可抄，甲乙不抄丙可抄，其供應無限也。創作呢？有升值——甚至大幅升值——的機會。不容易，要賭眼光。收藏藝術作品的隱君子一般都認為自己的眼光有獨到之處。

陳逸飛曾經對我說，一般收藏家投資買畫，希望賺錢，是大海撈針。也說得是，尤其是中間人要賺可觀的一筆。只是中國經濟增長得快，這幾年畫價上升得速，我認識的撈針朋友沒有一個撈不到！不買創作，無針可撈也。

說創作比抄作價高十倍，當然不是指梵高的原作比今天的抄作價高十倍——那是價高萬倍——而是指一個籍籍無名作者的創作，比同樣大小的抄作價高十倍。解釋這現象的第二方面，是創作奇怪地困難。技術了得的畫家可以抄得維肖維妙，幾可亂真，但創作（畫自己的）一塌糊塗，不知所謂。

說過了，當年自己臨書法，臨得似模似樣，抄作也。五年後試把法帖拿開，寫自己的，目不忍睹！我要到脫臨四年之後才略見規模。老師周慧珺說她的經驗也如是。五十年前搞攝影，跑沙龍，跑得似模似樣，抄多於創也。攝影創作，我要脫「龍」八年之後才找到自己。只有經濟學我一開頭就創，沒有抄過，但那是科學，不是藝術。沒有聽過科學要從抄學起。我不認為自己是個沒有創作能力的人，而為了滿足自己，數十年來追求的是創，不是抄。然而，藝術上的創作，我對自己失望不記得多少次了。

想想吧。如果我是個有少許天賦的畫家，受過相當訓練，但生活無著，為了生計，怎麼辦？我要選創作還是抄作呢？抄作我可以月入二千，生活有著，但創作則要大賭一手——不是刻意的創，而是要花幾年時間，希望找到自己——餓死的機會不小。因此，儘管自己喜歡創作，討厭抄作，為了生計我可能選後者。這樣推理，今天我們見到的抄作藝術家，不一定沒有創作天賦，而是為了生計不敢嘗試罷了。

寫到這裡，我要再說梵高。眾所周知，梵高的創作天賦之高，畫家中百萬無一。較少人知道的，是梵高的繪畫基本功了不起，大可靠抄作而維生計。但他選走創作的路，生時只賣過一幅畫，要不是弟弟照顧可能早就餓死了。梵高如此，今天的藝術家要怎樣選擇呢？可幸的是，今天的藝術家一般沒有梵高的困難：後者的天賦高得離奇，生時曲高和寡。

大天才的代價，小天才一般付不起，於是選走抄作的路。然而，大賭一手搞創作，是發掘自己天才達到哪個層面的唯一辦法，要不要賭這一手呢？不會是梵高，不會是莫奈，不會是張大千，也不會是林風眠，但這些大天才之下可以靠賣藝術創作而賺大錢的，為數不少。賭不賭？這是問題。

記憶所及，自己從小喜歡創而不喜歡抄。這可不是因為要標奇立異，或希望一舉成名，而是喜歡獨自遐思，要過一下在一個有繁星的黑夜獨自在茫茫大海飄浮的情趣。沒有嘗試過的人不會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此中樂，不足為外人道也。可以這樣做，因為我是個幸運的人。出生於一個有飯吃的家庭，而除了抗戰期間受過幾年苦，生活過得去，讀書識字後，工作從來不愁沒有僱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樣的人搞創作，是有著天賦之外的最佳條件了。

日本文化的困擾

連戰帶隊訪神州，藍、綠二陣在台北機場對壘，大打出手，雞蛋橫飛，關刀亂舞，三千個保安也壓不住。幾位朋友不約而同地說，這是日本文化！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其激進文化有所遺傳也。激動的民情看來是後天感染的。



有說台北機場這些武士道，可能是有人出錢請他們去表演的。若如是，價夠高你和我都要去表演一下。但十多年前到台北演說，分析我對中國改革的樂觀看法，在座聽眾的反對非常激動，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士激動得流下淚來。這使我覺得是走進了自己沒有見過的世界。會後一位朋友安慰，說那是日本文化，台灣司空慣見，不要耿耿於懷云云。



日本的激情文化自成一家。別的不說，單是二戰前後的剖腹自殺如吃家常便飯，炎黃子孫就學不來。不容易青出於藍，台灣青年的激情看來比不上日本仔。鄰近日本而又曾經被日本佔領過的韓國的青年也非常激動，可能不亞於日本。若干年前一位研究韓國的教授對我說，韓國人的心理狀態（mentality）很特別，不好惹。



這心理狀態不易描述，該教授之見是違反了經濟原則：一種彷彿不計成本的拚搏心態。這樣的品性好壞參半。好的一面是工作做得認真，工業產出有看頭；壞的一面是不容易冷靜下來思考，想像力免不了打個折扣。



個人認為，國內的青年比香港的激動；朋友認為，台灣的比國內的激動。雖說是朋友之見，但想起幾年前在電視看到台灣「民主」會議的臭鞋亂飛、拳打腳踢，卻不能不相信。台灣的平均知識水平目前還比國內的高，而知識多多少少有點冷靜效應。可見日本文化之說有點道理。



不管怎樣說，我認為台灣的激進青年只是小部分——我認識的台灣朋友並不激進。問題是，小部分的激進分子可以搞大事。在「統一」這話題上，一個激烈的反對可能強於十個毫不激烈的贊成。這是不容易處理的困擾了。



一位同學告訴我，連戰神州之行，台灣的民意調查有四成多的人認可，兩成多沒有意見，兩成多反對。要怎樣闡釋這些數字呢？兩成多反對的看來主張台獨，四成多贊成的看來反對台獨，其他的無所謂。這樣闡釋，台灣朋友說大部分台灣人反對台獨應該對。



統一怎樣看呢？這些數字看不出來，因為贊同連戰之行的不一定贊同統一。這裡我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不管我對統一怎樣看，我會贊成連戰訪神州。不管我的立場如何，我想不出反對連戰之行的理由。如果我的心是在正確的位置，那麼兩成多反對的台灣人是過於偏激了。當然無從估計這偏激程度，但兩成多不是個小數字。



聽說我那篇對連戰之行看好的、題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文章，網上讀者眾，評論把我罵得要命。應該是青年吧。讀過歷史與經歷過是兩回事。我經歷過中日之戰，兩年沒有吃過一碗飯，奇怪地沒有死；經歷國共之爭，背過總理遺囑，唱過東方紅；經歷過香港的難民時代，街頭巷尾的玩意沒有敵手。二十三歲起，時來運到，屢獲大師教導，苦讀群書，古今中外無所不覽，最後把自己的經歷與學問融會起來看世界。這樣的人是不會為政治說話的。

民主是皇帝的新衣嗎?

整理自己的英語文章，重讀一些早就遺忘了的小品，暗讚當年擲葉飛花，有黃藥師的功力也。兩篇短文觸發本文動筆。

一篇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寫下的，應一份歐洲學報的邀請，寫好後忘記了寄出，跟著文稿遺失了，兩年前找回來。幾個月前高斯讀後，認為重要。文章題目是《為什麼共產制度缺少自由？》（Why is There a Lack of Freedom Under Communism？）似淺實深。可不是嗎？自由永遠是指局限約束下的自由，共產制度與私產制度是兩種局限性質很不相同的制度，自由的性質因而有別，我們怎可以說在共產制度下的自由比不上或少於私產制度的呢？不是簡單的問題！同學們怎樣想呢？我在兩個晚上想出答案，數小時完稿，同事C. D. Hall首先讀到，頻呼精彩。這裡不說，讓同學們猜猜吧。

提及該文，是文中提及「民主」我還客氣。但第二篇短文，一九九八年發表的，我就不客氣了，簡直破口大罵。其實後者不是我寫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作為美國西區經濟學會的會長，該會安排了一個關於共產制度改革的大話題，要求我這個老人家作三位年輕講者的評論人。三位講得擲地有聲，高舉民主改革，以人民投票為依歸云云。我聽得一肚火，大罵二十分鐘，罵得整個大堂鴉雀無聲。殊不知這大罵被錄了音，一家學報的編輯筆錄下來，要求容許發表。我修改了一下，該學報就刊登了。編輯替我起了一個古怪的長名目，翻過來的大意是：民主是改革共產經濟的詛咒。

觀點清楚明確。我說如果問經濟學者民主好不好，多半會說好、好、好。問投票好不好，多半不敢響應。但如果投票不是民主，沒有人可以告訴我民主是什麼。我們怎可以用不知是什麼的來改革呢？制度是以權利的界定方法劃分，知道的只有三種。其一是以人的等級界定權利（共產制度），其二是以管製法例界定權利（印度之路），其三是以資產界定權利（私產制度）。大家都同意共產制度的改革是要從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投票可以投得這效果嗎？相信的是作白日夢，發神經。投票永遠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投，而不管怎樣說，捨己為民的政客說的多，做到的我沒有遇到過。投票改革只可能投得管製法例叢生的後果。

三位講者聽後，兩位臉黑黑，但一位站起來，直言自己講的全盤錯了。散會後我對認錯的年輕教授說，改革共產制度，從一種權利界定改為另一種權利界定，難於登天，既得利益分子的反對不容易處理，而投票會有眾多利益團體跑出來，於是天下大亂矣。獨裁有獨裁的問題，但好處是交易費用低。在投票改革與獨裁改革這二者的選擇上，要賭一手，下注不困難。不是說獨裁改革一定成功，而是投票改革一定失敗。我跟著舉出東歐幾個國家的例子，說他們都犯了投票改革的嚴重錯失。

民主這個模糊概念，十七世紀之前被學者鄙視。十八世紀美國的華盛頓與傑弗遜總統，大智大慧，把「民主」翻案，促成今天一般人模糊地認為民主神聖不可侵犯。華盛頓與傑弗遜是偉大的，但我懷疑他們當時真的知道自己是做什麼。這樣說，是因為美國憲法的權利法案要到立憲後兩年才加上去。州立的憲法早就有權利法案，但初立聯邦憲法之際他們忘記了。是補加的權利法案使美國的民主憲政發揚光大的。從維護個人權利入手，票不可以亂投，你的錢就不容易被投到我的袋中去。話雖如此，價格管制、租金管制、社會福利等措施，以我們今天所知私產定義衡量，皆屬違憲。另一方面，美國憲法的成功，把民主一詞放進了聖殿，反對的人不敢大聲說出來。

「民主」一詞是democracy的中譯。譯得對嗎？只有天曉得。模糊不清的概念，不可能說是對還是錯。一家四口去看電影，天倫之樂，要大家一起看。父親要看甲，兒女要看乙，老父堅持己見，滿臉怒容，兒女乖乖聽命——這是獨裁。老父轉了性，徵求意見，認為自己是少數，陪著兒女去看自己會睡覺的——這是民主。

清楚嗎？不一定。二十多年前在港大作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公事繁忙，駕車進校園往往找不到泊車位，要求校方讓我出錢租車位，不用排隊。校方否決了。為此事我向一位經濟系外的教師投訴，他說：「想不到香港大學竟然是那樣民主的！」我忍著怒氣，輕聲說：「校方民主，但我獨裁。我對校長說如果每月不給我加薪一萬元聘請司機，我不幹。他加了。只要讓我自己出一千元租車位就可以解決問題，但現在是社會每月浪費一萬，校方進帳少了一萬一千。」

曾經說過，如果民主是指以人民的意向為主，那麼市場是最民主的地方。市場投的是鈔票，不是選票，大家讓鈔票的多少表達，不是人民的意向是什麼？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與夏保加談及阿羅的難能定律（Impossibility Theorem），我說如果選票可以在市場自由買賣，價高者得，那麼難能定律就不能成立了。夏保加立刻同意，說要找阿羅談談這一怪招。當然，容許選票在市場自由買賣，會有好些人反對，不容易接受。

這就帶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你說民主是投選票之外的什麼我多半不會反對，但如果說是投選票，我會頭痛得叫救命。投鈔票的市場要基於私產的局限界定，高斯定律是也。投選票呢？除了上述的一家四口選看電影的那類例子，一般是削弱私產的權利，要否決市場。美國憲法的權利法案是協助解決這二者的矛盾。但高明如美國還出現了那麼多問題，其它國家又怎樣搞他們的投票民主了？

我是個膽小的人。學術生涯數十年，沒有膽量說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話。撇開了投選票，我不知道民主是什麼。不知道的學問，無從反對，也無從支持。今天高舉民主的君子們是高舉投選票，不管權利法案怎樣寫。奇怪是他們不像是反對市場。難道他們是看到我看不到的皇帝的新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