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釋重負

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寫完了。還沒有登完，是寫完。剛好一百期，不是刻意安排這個整數的。過年過節停了幾期，剛好是兩年時間。共三十多萬字，不是字字珠璣，但字字皆辛苦。是我生平一氣呵成的最長文字論著，是分析性文字，比隨筆文字起碼困難五倍。雖然有時說些閒話，鬆弛一下，但打個八折也算是洋洋大觀了。整個過程沒有參考書籍，獨坐空房，回顧平生在一門學問上的思維下筆，短短兩年完工免不了有點自豪。

下筆時間兩年，其實連準備時間是三十三年，沒有中斷過。一九六九年出版了《佃農理論》，在芝大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但該年回港度暑假，在街頭巷尾耳聞目染，見到的十之八九不明白。從那時起，我意識到要在經濟學討飯吃，對世事要知得很多，理論要盡量簡化，試作解釋。每有新意，解釋了微不足道的現象，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欣然自得，瞬眼之間幾十年了。

微不足道的觀察，微不足道的解釋，漫長的歲月積少成多，陳列起來倒也有點威勢。懂理論，考試及格有餘，不一定懂得怎樣用。理論是工具，複雜艱深的工具是不容易用的。簡化了的比較容易用，但無論怎樣簡化，不常用就不會懂得怎樣用。用理論是以之解釋行為或現象，那就要到真實世界找現象來作解釋。

想當年，《佃農理論》是學生習作，要拿一個博士，其中所用的現象資料是政府的統計，以及好些學者著書立說的陳述。撇開其可靠性不談，這些資料沒有親歷其境的真實感。記得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我們幾個孩子逃難到廣西，在一條今天遍尋不獲的小村中度過一年艱苦的日子。那時我大約七歲。農村的操作情況我記得很清楚，而這記憶與我寫《佃農理論》所用的資料有很大的出入。不是說資料不對，而是很多農作的細節圖書館的資料是沒有的。自己親眼見到的現象與他人提供的資料，以感受及啟發性來說，相去甚遠。

我是因為廣西的經驗而於一九六九年起決定多到市場觀察。調查件工合約，我在好幾家工廠花了一段時間。寫《蜜蜂的神話》，我到多個果園及養蜂者之家，請他們把蜂箱打開來給我看看。作為一件石油反托拉斯大案的顧問，我堅持要去油田及煉油廠考查幾天。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承包制度，我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住了近一星期。至於自己在街頭賣桔、賣玉，是比較寫意的工作了。

數之不盡的觀察在腦中轉來轉去，入睡前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拼圖遊戲。這遊戲是把觀察所得以經濟理論砌成一幅一幅的圖畫，然後又把一幅一幅的以理論合併起來。不容易的往往要砌很多晚，有時要放棄一段日子，過些時日再砌。這過程使我懂得怎樣把理論簡化，簡化後懂得怎樣用，而用不的就被淘汰了。

原則上，一幅砌好了的小圖畫可以寫一篇學術文章。到了五十多歲，我發覺圖畫太多，不可能都以文章寫出來。這是因為學術文章有相當嚴謹的規格：他家的有關之見要下腳注；理論要用曲線、方程式之類表達，要有點學術味道；觀察所得要找些數字作統計。這樣的學術文章三個月寫一篇算是很快的了。但這些大部分是裝飾的工作，與真理的表達沒有明確的關係。

後來我想，以一本大書的形式把大大小小的圖畫放進去，有系統地合併起來，本來是一篇學術文章的我可以只用一兩段文字處理，有時甚至一兩句，較為重要的可用一節篇幅。這是寫《經濟解釋》的一個原因。可以說，我想不起有哪本經濟論著比這三卷的《經濟解釋》用上那麼多的真實世界的例子。

寫《經濟解釋》還有另一些原因。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為了西雅圖的海，我決定從芝大轉去華大。高斯希望我留在芝大，說我有機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留在芝大的機會較大。我想，不管在哪裡我的馬歇爾機會是零。然而，高斯的厚望使我汗顏。多年以來，午夜思回，想起高斯的話，心底裡免不了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寫一本平生對經濟所知的書，與馬歇爾一八九○年的巨著博一手？

到了華大兩三年，是七十年代初期，那裡的系主任諾斯屢次對外人說我是他所知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不會這樣容易吧。傳統的經濟理論問題不少，很多人都知道：艾智仁與高斯往往破口大罵。瑣碎的修改、更正不難，但這些瑣碎工程加起來難登大雅。哪些理論要去，哪些要留，也不太難取捨，雖然時日多一點。把理論簡化不難，但簡化後還有複雜的層面，可以應付複雜的世事，就更需要時日了。

最困難的是做完了上述的工作，然後把餘下來的或改進了的匯合在一起，前後連貫。局限條件的處理——主要在產權及交易費用兩方面——我花了最多時間。後來得到中國改革的啟發才感到有全面操縱之能。對「量」的闡釋，想出「委託量」及其含意，幫助很大。解釋不了的現象，認為不重要的——例如小賬的安排——可以不管，但在多個銷售者的競爭下有大幅討價還價的現象，不能不管，要經過三十多年才得到比較滿意的解釋。

重要而頭痛的是合約的安排應該放到哪裡去。合約的一般理論，七十年代末期我已掌握了大概，只因為一件瑣事，使我沒有早點寫出來。傳統經濟分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兩大類。合約安排是第三大類，要加進去。我早知道如果沒有交易費用，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是分不開的，而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是同一分析的兩個答案。有結構性的合約是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起，而合約理論的重點是使我們明白，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困難是當年高斯等大師們都反對我提出的不知公司為何物的說法，使我沒有信心把合約的一般理論寫出來。堅持己見，這理論今天是完整地寫出來了。

為了要多累積觀察與解釋，我刻意地等到退休後才全力動工寫《經濟解釋》。三個月前見到諾斯，我告訴他三十年前他期望我寫的書，快完工了。他聽到是以中文下筆的，很失望，再三說要早點有英譯本。

寫《經濟解釋》是給當年師友對我的期望作一個交代；以中文下筆是為了中國的青年。是二十一世紀之始動筆的，希望下個世紀還有讀者。

強國猶如在夢中

寫好了上期的《Made in China》，去美國度假，抵步後一覺醒來，讀西雅圖的報章，頭條新聞是關於該地的波音飛機廠千瘡百孔，某航空公司生意不景，要求把預訂的六十多架機的交貨日延期。內文說自去年九一一事發後，該廠已解雇三萬員工，於今又不知再要解雇多少了。

這些年來，歐洲出產同級的空中巴士，其價格比波音便宜，機身比波音的寬一英尺，而內部設計美輪美奐，勝於波音的。雖說空中巴士的製造有政府補貼，但從舒適與廉價等角度看，波音技不如人。我想，為什麼要解僱員工呢？生意下跌，解僱員工，飛機的製造成本會上升，或起碼不會下降。這是打「守波」，節節敗退。為什麼不大幅度地減工資呢？裁員少許，大幅減工資，生產成本下降，那才是進可攻退可守之道。為什麼波音退守不攻，坐以待斃？

答案當然是有工會的問題，減薪不得，迫要大幅裁員。波音是被迫而選走窮途的。美國的工會勢力強盛，是得到政府的支持；什麼最低工資、員工福利、強積金等規限，是由政府推行；環保等法例增加製造成本的玩意，皆政府之助也。

一九九一年高斯獲諾貝爾獎，我被邀請到瑞典觀禮，遇到佛利民。我對佛老說，舉世的共產政制在改革，大約估計會增加十多億廉價勞動人口參進國際生產市場，先進之邦有高價勞力，怎麼辦？我又說，共產政制改革，百廢俱興，資金的需求龐大，先進之邦有錢，世界市場會直接或間接地「炒」起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高息的日子不會持久，一旦利息率下降，好賺的時日不再，怎麼辦？我再說，先進之邦有高科技的優勢，但為了生存，高科技的企業遲早要搬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去，怎麼辦？上述的觀點，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三年間我以中、英二語為文申述過好幾次。

日本昔日是製造強國，但身在亞洲，春江水暖鴨先知。一九八七年我見他們的地價與工資高得驚人，勢頭不對，就在香港的《資本雜誌》發表了《日本大勢已去》。過了大約三年，日本某大報邀請我評論日本與中國的經濟前景，我舊話重提，下筆肯定。該三千字的文章被刊登在頭版，惹來記者電話頻頻，要躲幾天。

日本是有本錢的。他們的高文件產品實在好。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起飛是因為產品價廉物美。當年是三百日元兌一美元。跟的困境，是國會議員歷來多是大地主。他們主張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地價急升。農產品的市價高得出奇，促使日本的工資高於美國的。因為生產成本高，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日本的經濟節節敗退。大手增加貨幣發行量，使幣值下跌是一個辦法，但控制日幣量的委員大部分堅持政策不變。今天，美國一些經濟學者認為一七○日元兌一美元日本才有轉機，我則認為二百日元兌一美元才對，而且要迅速下調。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可以損害整個國家。

在廉價勞力群起而出的情況下，福利經濟首先遭殃是顯淺的判斷。一九八七年加拿大一家電台以長途電話給我直播訪問。小姐問：「加拿大的經濟何時才可以復甦？」我衝口而出：「不會在可見的將來！」有思之言是無心之失，也闖了禍。但我要怎樣說才對呢？從事學術研究的就有這樣的困難：不可以說自己不相信的話。

一九九○與九一兩次瑞典行，我見該國的福利制度如天方夜譚，就下了比加拿大還要差的評語。三年前，一位瑞典朋友說我錯了，因為科技與網頁的發展使該國欣欣向榮。最近問他是我對還是他對，他苦笑。

九一年在德國，見到那裡的工會林立，勢力強勁，我說德國也是大勢已去。

美國怎樣了？該國地大物博，福利水平遠低於加拿大，匯率政府不管，生產成本雖高，但大致上物價與地價可人，所以廉價勞力的衝擊是比較小的。另一方面，該國的先進科技了不起。雖然互聯網及有關的科技的不振與一些大企業的行騙搞得風風雨雨，但生物、基因等研究到目前還大有可為。美國本來不會太差，但九一一之後，風聲鶴唳，動不動就左封右鎖，對經濟的損害遠高於九一一的不幸。三幾個不怕死的恐怖分子對整個經濟的損害，是九一一之前難以想像的。

推測經濟前景永遠不容易，而推測短期的轉變更困難。長遠的大勢比較容易。一般而言，因為局限條件的轉變太多，太複雜，看不準。但有時局限條件的轉變簡單而明確，而且這轉變的趨勢看來可以持久，推測就十拿九穩，命中率極高，雖然效果發生的時間的早或遲還是看不準的。

一九八一年我推測中國會轉向發展市場，是看準了局限轉變的趨勢。然而，時間上我看不到中國會走得那樣快。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也是看準了局限的轉變。然而，我看不到亞洲金融風暴的突如其來，時間上有了失誤。不要相信經濟學可以協助賺錢。我所知的不能夠，其它高人怎樣說我管不。

問題是廉價勞力的供應暴升，十多年前我就看得清楚，而任何對世界關注的人也明白，不需要是什麼經濟專家。同樣，這廉價勞力的局限轉變看來是會持久的。這轉變的持久會帶來怎樣的效果，不用經濟專家也可以推出來。

時間不准，賺錢不易。但治國之道，不是為了個人賺錢，而是要從國家整體那方面看。這樣看，必然的效果來得早或遲無關宏旨。重要的是知道效果遲早會來。明智的治國者應該看到這效果而未雨綢繆。很不幸，這些年來，經濟強盛之邦似乎是嚮往以往的光輝，自我陶醉，如在夢中。

Made In China

是朋友的隨意觀察，不是什麼專家統計，作不得準。但很多朋友都那樣說，且越來越多，不容易不信，作不得準也要說說吧。

首先是多倫多的姊姊大約一年前對我說，加拿大一般商場的日用品，八成是中國製造的。這個姊姊從來不誇張。三個月前一位多年不見的三藩市朋友說，那裡商場的日用品，九成是中國製造。這朋友的兒子三十多歲，不同意老父之見，說他替自己的兒子買玩具時作過估計，大約只有七成是中國製造。最近一位留學日本的女孩子告訴我，在日本的商場，中國的產品佔七成。

中國人看中國製造，免不了有點自豪，誇張一下是容易理解的。老實說，我不大相信歷來採取「保護」政策的日本會有那麼多中國貨。當然，上述所說的只是一般日用品，不是什麼世界名牌。

最近又聽到，國產的影碟機只賣港元數百，比日本兩千元的名牌還要好，因為凡是小影碟都照播無誤，有碼必解。深圳的朋友解釋說，國內盜版多，所以中國製造的影碟機是什麼版都可以應付。聽來有道理。

奇怪的是兩星期前一位朋友請吃飯，他的太太說，國產的冰箱（雪櫃），最好的比美國名牌Sub-Zero還要好。不容易相信！美國的豪宅，通常選用價格特高的Sub-Zero。這位太太我認識了二十年，對事物的判斷歷來可靠。

無可置疑，不管我們怎樣對上述的觀察打折扣，中國開始成功地從農業轉向工業，而這是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說了很多年需要向工業發展，但以打進世界市場的準則衡量，今天才算是有瞄頭。是比「瞄頭」多一點吧。美國的鬼佬朋友一致同意中國已經是一個製造國。是的，中國的工業發展令舉世矚目。

值得高興，但不要自滿。從比例上看，中國的工業發展還落後於南韓。九七金融風暴後，亞洲的小邦或小區中，南韓是唯一捲土重來的。了不起，是值得調查研究的經濟現象。讀者認為中國比南韓大多少倍呢？如果整個中國都像南韓，世界會是怎樣了？

工業產品要打進國際市場只有一個重要的準則：價廉物美。這是小學生也知道的。但怎樣才可以有價廉物美的產品，是另一個問題。印度的勞力工資比今天中國的相宜，而印度是個聰明的民族，天才輩出，但搞來搞去也不成氣候。是的，說印度的經濟快要起飛，或已經起飛了之說，我們聽到很多次，但也聽到還是一窮二白，行乞的所在皆是。這些都作不得準，作得準的是我們不容易在世界各地多見印度的產品。

其它的亞洲經驗也值得我們思考。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其工業產品在國際上歷來榜上無名。台灣曾經是榜上有名的，但自亞洲金融風暴後，節節敗退，沒有南韓那種英雄本色——雖然那次風暴，台灣所遭受的衝擊比南韓小得多。

要怎樣解釋上述的不同發展呢？回頭再看連小學生也知道的價廉物美的準則吧。價廉很容易。任何勞力工資低下的地區，加上地價或地租不高，其產品價廉。問題是，價廉而物不美（質量不夠高檔）是不能打進國際市場的。這是因為國際貿易有運費，有關稅，有手續費，而這些加起來的費用相當可觀。低檔產品加上這些費用，正如廣東俗語所說的「妹仔大過主人婆」，使出口的低檔產品的相對價格過高而少人問津。這是說，價廉而物不美的產品在本土可以有市場，但因為有運費及手續費的存在，要打進國際市場就不容易了。

倒轉過來，要造出高檔、優質的產品也不難。若干年前，印度政府就曾經以高資引進高科技機械，聘請外來的專業人士，製造出高檔的紡織衣料。後來因為成本過高，放棄了。是的，困難不是在於高檔或低檔，而是要把產品造得價廉物美。今天中國的產品雖然不算很高檔，但在一般的日用品而言，價廉物美是及格的。要不然，中國的產品不容易打進國際市場。天下的國家數以十計，為什麼能在國際市場大行其道的只有那三幾個國家？

答案是若要產品達到價廉物美之境，四個條件是必需的，而這四者的合併非常困難。第一個條件是有一個足以鼓勵生產的產權制度。這方面雖然中國要改進的地方仍多，但經過二十年的制度改革，有瞄頭，可以告慰。

第二，國家要有廉價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廉價勞力與土地。這條件中國及格有餘。今天中國製造業的勞力工資，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與二十分之一之間。土地呢？雖然農地美國的比中國的相宜，但因為環保等干預，廠房用地美國比中國高出好幾倍。比起日本，中國的工資與地價差距更大了。

第三，大量生產的高檔產品要有先進科技。這一點，雖然中國仍落後於先進之邦，但在大量引進外資下，科技隨之而來。是制度的改革與廉價的生產要素吸引外資的，而外資進入中國把科技帶進去。

第四——可能最難的——是製造行業若要搞得風起水湧，一個製造的文化很重要。這文化在中國一觸即發，有幾個原因。其一是中華民族歷來以刻苦耐勞為美德，願意拚搏的品性自古皆然。其二是文革期間，大學生選修專業學系往往惹禍上身，但工科或數學則格外安全。在這段及跟而來的日子，中國盛產工程師及數學專材。其三是製造文化可大量從外地引進。這方面香港及台灣——尤其是香港——功不可沒。昔日香港製造業中的手錶、玩具、成衣，以國際銷售量算是世界之冠，而首飾、印刷等行業，不是世界之冠亦不遠矣。今天，這些行業全部北移，二十年來在南中國大興土木。另一方面，上海鄰近的昆山等地，台灣的廠商無數。

是中國之幸。如果國內能大事簡化稅制，改進法治，開放金融、通訊，則百尺竿頭，更進多步矣！

學術行內的影響力

上期說經濟學者的公眾影響，自己一知半解，胡亂地說一下。這裡轉談經濟學行內的影響，自己專於此業四十年，應該是個專家了。但「影響」這回事，專家不一定懂，我只能憑自己的經驗與觀察說一下。好些學者朋友向我投訴自己的文章影響不足，可見有影響對作者是重要的。

我選擇研究題材，歷來以自己的興趣為主，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然而，當我發覺文章發表後三十年還有人提及，很有點飄飄然。另一方面，自己認為是重要而得意之作，發表後如石沉大海，一想到就心有慼慼然。說不管自己的文章有沒有影響力，不是衷心話。問題是我不能預知選哪個題材下筆會有長遠的影響，除了興趣沒其它的衡量準則。自己有興趣，研究發表後能引起他人的興趣，是錦上添花，也是有點影響了。記得鐘子期與伯牙的高山流水故事嗎？學術也如是。

這樣說，學術影響的起點是品味的問題。你的品味引不起行內人的興趣，天分再高也無補於事。但一個思想若要有長遠的影響，品味可取是不足夠的。長遠影響還要論重要性，那就是可以引起一般性的推論了。

七十年代初期，美國一些好事之徒開始出版文章引用指數（citation indexes），不十年廣受重視。有社會科學指數與自然科學指數之分，是算每年每學者的每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數的，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的引用次數少很多。以經濟學而言，一篇文章發表後五年，每年被引用五次是難得的了，但這還算不上是有影響力。

今天，好些人以這些引用指數作為文章「影響力」的量度。雖然是有點份量的說法，但誤導的成分不少：

（一）寫綜合、概括他人之說的文章被引用的機會最多，但作者本人是沒有思想貢獻的；

（二）作一個流行學報的編輯，編輯自己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會暴升，下馬後則會暴跌，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三）聽說有些學者「埋堆」，大家互相引用，互相增加指數的量度；

（四）時尚的題材（不一定指譁眾取寵），或大錯特錯的文章，可以有短暫甚至長達三、五年的高引用次數，之後下跌如石頭；

（五）教出多位博士生很重要，因為學生寫文章喜歡引用老師的作品。這後者算是影響，但不一定是一般性的。

因為以上種種，以引用指數來衡量文章的影響力，要有很長時間才可靠。我常說文章發表後五十年，若每年還被引用五次以上，就算是大文了。一九五二年之前發表的文章，今天每年被引用五次以上的有多少呢？我沒有作過考查，但肯定高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會入圍，其它的可能不及一掌之數。（有興趣的朋友請代考查，我很想知道。考查的結果會在這裡發表。）

是的，我認為歷久不衰的影響才算是有份量的影響。長線而言引用指數有其可靠性，但經得起五十年風雨的文章很少。不得已而求其次，三十年（每年還被引用五次）似乎不太難，但也算是重要的文獻了。再求其次，三十年每年還被引用三次，似乎不易也不難，但作者可以為自己喝彩了。三十年後每三幾年有一年獲三次引用的，可算有點持久力，有點影響，算是貢獻。

引用指數不論，學術上是有無名英雄的。有些大師少寫文章，口述的傳統不易傳世，其思想被朋友或學生借用了。這類英雄的影響力，只有親近的人才知道。二十世紀芝加哥大學的戴維德（A. Director，今天一○一歲，還在）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認識他，不很熟，但與他很熟的朋友我大都認識。戴老不寫文章，但喜歡讀，思想精闢，觀點與立場肯定，而更重要的是百分之一百的純學者。純學者的風範有吸引力，十分迷人，加上戴老是大思想家，作為後學我衷心拜服，而他對我的影響我說過多次了。

老師艾智仁發表過重要的文章，是名家，但他的口述傳統比他的文章對我有更深的影響。

高人的教誨就是這樣便宜。艾師有好些零碎的思想沒有寫出來，當年我今天聽一句，明天聽一句，加起來學到的很多。奈特（F. H. Knight）的文章，很難讀，而據說授課時學生不知他說什麼，但他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破了為師者的世界紀錄。（高斯二十歲時旁聽了奈特兩課，跟寫出他八十一歲獲諾獎的文章，不算是奈特的學生。）無可置疑，言、文皆不清楚的奈特有無與倫比的感染力，這也是重要的學術影響了。

學術的無名英雄還有另一種。那就是一些文章發表後屢被借用，或思想屢被抄襲，但作者的名字卻不多見。經濟書本上常見的折角需求曲線（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出自P. Sweezy的一篇短文，今天有誰知道？運情有別，Cournot的雙頭競爭模式卻以他為名。

學術文章一般沒有份量，籍籍無名。但非常有份量的可以遭人漠視。艾智仁的《生產成本》一文重要，但其影響力卻不能勒碑誌之。佛利民認為自己的資本累積分析是傑作，但當我提及，行內的朋友似乎只有我讀過。我自己的《價格管制理論》，完稿時讀過的同事都認為石破天驚，殊不知二十八年後的今天，每年只被引用大約兩次，算是石沉大海。

意外的驚喜不多，但還是有的。高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以引用次數來品評，可能是二十世紀對經濟學最具影響力的文章。然而，該文在法律學那方面的引用次數遠高於經濟學的。人心不足，高斯在諾獎演辭中投訴該文對經濟學影響不大。我自己當然沒有高斯六○年那樣水平的大文，但過癮的碰巧卻碰過兩次。第一次是我說過的，一九七三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實地調查分析與動筆只用了三個月，文章易寫，資料詳盡，沒有重要的理論貢獻。該文今天還常被引用。

第二次碰巧更離譜！一九九六年美國西方經濟學會到香港來開會議，請我以貪污為題作二十分鐘的講話。毫無準備，我隨意講，但因為這話題想了多年，以肯定的語言講出來。這二十分鐘講話被錄了音，一家學報的編輯翻出來，要發表。我把該編輯的錄音整理修改一下，見文稿只有幾頁，就加上一個長題目：《一個簡單的一般均衡的貪污理論》。不久前朋友看計算機，竟然發覺該文在英語網上被提及五百多次。這不是正規的引用指數，而網頁從來作不得準，應該不是真的，但我還是開心了一個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