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歧視的約束力

老師艾智仁說：凡有產權，必有歧視。產權不單指私有產權，而是任何權利劃分，只要社會資源缺乏，這劃分必然。是的，在社會中，歧視永遠存在。

以市場為例，艾師的觀點是，市場看錢不看人，你不願意出錢（不是不夠錢）買某攝影機，我買了，市場就歧視你。這觀點是正確的。這樣看，產權與歧視是同一回事，反對歧視就是反對權利劃分。

然而，在道德倫理上，有些歧視我們是反對的。種族歧視是一例。只因為你和我的血統不同，我看你不起，這是我對你的一種侮辱。你是天生，我也是天生，大家一起在地球上生活，只因為膚色不同而小看對方是沒有權利界定的依據的。種族歧視通常是由訊息困難引起的。黑色皮膚的人一般教育比較少，我見你有黑色皮膚，就認為你的知識是較低了。這是不幸，因為你的知識可能遠比我的為高。我坐井觀天，盲目附從，侮辱了你。

另一種歧視，也不可取，雖然在香港很常見。那是富有的人歧視貧窮的人。以錢掛帥的社會，這是通病。這裡有訊息的困難，也有以錢為至上的無知。

歧視（discrimination）多種。有不可取的，令人反胃。有無可避免的——例如市場競爭的勝負歧視。但歧視有一種特別的功能：人類是聚居或群居的動物，沒有誰喜歡被歧視而失卻或減少了在社會的交際自由。因此，歧視如果能適當地利用，可以減少社會的制度（交易）費用而使社會得益。

舉一個例。在市場上，言而無信的人，如果有足夠的人知道了，會受到歧視，使這個人不容易借錢，不容易做生意或找拍檔。這種因為被人歧視而受到的市場懲罰，往往比法律的約束有效，所以在有規模的市場上，信譽很重要。

轉談不清潔的歧視吧。甲習慣隨地吐痰，乙喜歡吐香口膠，丙視性病如無物，尋花問柳。這些行為以法例處理非常困難，通常是政府的監管費用高於監管利益。數之不盡的類似的不潔行為，政府要立多少法例，要動用多少人手去管治呢？監管費用過高，不會有可觀的成果。

可不是嗎？中國禁止隨地吐痰，我三歲時就知道了。今年六十七歲，吐者依舊。

只有風俗的互相監管，使隨地吐痰的人受到朋友或街上人的歧視，給予白眼，或當面指責，才可以徹底地更改這壞習慣。是很簡單的歧視效果。我請你到我家來吃晚飯，你把雞骨吐在地上，我對你歧視，不會再請你。如果你有足夠的朋友像我那樣，吐雞骨於地的習慣就會終止了。這是風俗。

是的，教育對清潔風俗的形成重要，但歧視不潔者的功能不可忽略。清潔是清潔，不潔是不潔，不同的不潔行為有一般性。因為被人歧視而不吐痰，這個人對吐香口膠或吐雞骨的傾向會減少。政府應該鼓勵歧視不潔，因為不潔牽涉到權利的侵犯。問題是，要以歧視來促成清潔的風俗，社會需要有一個轉捩點的人數（critical mass），清潔而又歧視不潔的，才能生效。不需要是大多數的人，但人數要達到一個轉捩點。

清潔教育的沉著堅持會增加這轉捩點的形成機會，而在否定種族歧視及富貧歧視的教育中，我們要對歧視不潔予以正面觀，正如我們教子女不要言而無信那樣。

誇張的想法

有些朋友認為我喜歡誇張。如果是對的話，應該是因為我喜歡想得很誇張，習以為常，慣了。是學術上推理的習慣。我認為推理時想得誇張可能事半功倍，而我又喜歡找誇張的現象作研究。不久前在這裡發表《臨淵無須羨魚——語熊秉元教授》。文內提到中國的開放發展風雷急劇，使好些現象變得很誇張，而誇張的現象是作調查研究的人夢寐以求的。其中道理我解釋過了。這裡要說的，是我不僅重視誇張的現象，而自己在思考推理時喜歡誇張地想。誇張的想法是把假設推到盡，因而比較容易得到簡單明確的答案。讓我舉一些自己經驗過的例子吧。一九六六年寫佃農理論，很快就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以理論證明分成合約、固定租金合約、勞力時間工資合約等的效果完全相同。邏輯清晰，找不到錯處。問題是自己不清楚明白：傳統的分析說在分成合約下，農民產出要將一個可觀的百分比交給地主，與政府抽稅相同，農民的勤奮意向總不如固定租金合約，交租後農民盡獲其餘。這樣看，佃農分成的產出是會較低的。傳統之見顯然有問題，因為地主有權採用固定租金合約。我的分析雖然看不到錯處，但不能否認分成合約會削弱農民的勤奮意向。後者會增加監管的困難，使我對自己的理論不安於心。只差一小點而不能盡去所疑，怎樣想也覺得有少許不安。後來我誇張地假設所有地主都是傻瓜，什麼合約云云完全不懂。他們只懂得數銀紙，知道多一塊錢比少一塊錢可取，其它什麼也不知道。這假設一出，分析就變得清楚明白了。這是因為農民互相競爭出價，合約怎樣變其效果也大致相同。如果收割分成地主所得少於固定租金，佃農就會遭市場淘汰。一九六七年初，也是在《佃農理論》的論文中，台灣土地改革的三七五減租（從原有的地主分成平均百分之五十七以上被政府強行減至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農民產出明顯上升。理論上是農民的勞力及其它投資增加，填補了產出上升所值。這代表租值消散，與公共資源使用的租值消散類同。會不會是台灣政府的分成率管制，導致與公共資源使用類同的效果呢？我於是誇張地假設政府的分成管制是把地主的分成率減至零！果然，資源使用的效果與公共資源如出一轍，其原因也是一樣。一九六九年，意識到當時大行其道的界外效應理論有問題，前思後想後，我斷定了那所謂界外效應，只不過是合約沒有寫下來而不一定能成功地履行的事項。怎樣說服自己這想法是可取的呢？我誇張地想，合約是不需要白紙黑字地寫出來的，在人類還沒有發明文字之前，合約早已存在。如果沒有不言自明的合約，人類怎可以生存呢？這樣誇張地推理，界外效應的理論就變得潰不成軍。



也是一九六九年，也是關於公共資源的租值消散的。傳統之見是沒有業主的公共資源的租值會全部消散。然而，其邏輯擺明不通：每個使用公共資源的人都會以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從事，但租值全部消散是需要平均收益等於平均成本的。租值怎可以全部消散呢？我又誇張地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是絕對一樣，有無數的人，沒有業主、毫無管制的資源，其租值會不會全部消散呢？推下去，租值真的是全部消散了。但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絕對一樣，也不是無數，所以一般而言，沒有業主的資源的租值是不會全部消散的。諸如此類的誇張假設，是我推理時常用的。很有效。不是每次這樣誇張地想都得到可取的答案，因為每一個問題，誇張的想法可以有很多方面，有數之不盡的誇張的路，但可以找到答案的只是其中的三幾條路而已。要碰彩，有時要碰很多次，而有時碰來碰去也碰不到真正的出路。誇張的想法有另一個好處。選一條路去碰彩，誇張地推下去，如果是死路一條你會肯定地知道。認為可能是路，推到盡頭，行不通，選另一條路，推到盡頭，又行不通，再選另一條路……是我常用的誇張的想法。我不知道其它的高人怎樣想，但與學生及一些後起之秀的傾談中，我覺得他們的想法不夠誇張。可能他們在理論上還沒有足以自信的成就是一個原因。想想吧，不誇張，路走到半途就停下來，左顧右忌，猶猶疑疑，沒有去到盡就認為此路不通，行不得，轉到他路上去，走了幾步又左顧右忌，猶猶疑疑，怎可以找到可取的答案呢？一條路放在面前，誇張地走到盡再算吧。誇張的想法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想得很快。這是說，誇張地想，是把途中的枝節刪除，一大步地跳到盡頭。有時明知途中的枝節可能重要，但還是跳到盡頭再算吧。回頭考慮枝節不困難，沒有什麼大不了。我不肯定其它的思想家會像我那樣誇張地想。但與我認識的大師傾談中，我的誇張想法他們很以為然。與佛利民論經濟，我一下子推到盡頭的習慣他聽著，點頭，微笑說：「不要那樣誇張吧！」我感到他自己也喜歡誇張地想，只是我往往誇張得過了頭。高斯呢？舉一個我曾經說過的例子吧。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溫哥華舉辦的漁業經濟會議中，高斯和我在座。有人（去年獲諾獎的仁兄）提出，公海搞私產漁業，整個公海都要歸一個機構擁有，那麼魚之價是壟斷之價，對社會經濟不利。我立刻誇張地響應：如果世界上所有種麥的地都是我所有，我一定要分租給數之不盡的農民種植，他們要競爭，所以麥之價是競爭市場之價。高斯在旁聽，很以為然，那是同意我的誇張想法了。誇張的想法是把假設極端化。不是說每次推理時都這樣做。推理要講縝密的思維與詳盡的細節。但如果要知大概，或不明白的要有個明確的了斷，誇張地一下子跳到一條思路的盡頭，在我而言，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世衛謀權與風俗需求

在再談清潔風俗之前要先說幾句心底話。我對世界衛生組織要藉這次非典病毒而增加自己的權力很有保留。記得一九六一年，美國的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因為Thalidomide這只西藥對胎中嬰兒有大害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權力，後來芝加哥大學的SamPeltzman作了詳盡的調查研究，證明FDA的權力增加對醫藥的發展有大損害。

在這次非典瘟疫中，世衛的判斷頻頻失誤，不及格。但他們有兩招「殺手金間」。其一是說「我不信你的數字」，其二是提出旅遊警告。說得容易，但對世界經濟的損害動不動以百億算。我同情多倫多的市長。世衛還沒有到過那裡調查，就對該市發出旅遊警告。市長站起來破口大罵，粗言盡出。最近世衛說不信北京的數字，王岐山要拜多倫多市長為師。

自四十年前遍讀群書後，我對公眾人物或公眾機構要爭取權力都有懷疑。我怎樣也忘不了半個世紀前奈特所說的話：「當有人對我說他需要權力來做點好事，我會衝動地回應：『是嗎？有誰曾經以其他理由來爭取權力呢？當他得到了權力，又做出些什麼來了？』」

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世衛的言論有後者的影響力。我認為世衛凡說什麼，必須拿得出證據來，說錯了要賠償。這樣，權力才不會被濫用，才可以使權力與責任相稱。

質疑了世衛，不夠篇幅寫原定的《清潔歧視的約束力》。讓我略說清潔風俗的兩個有關問題吧。

我說促成清潔風俗的成本不高，是因為風俗不能以重金購買，而是不難做到的改習慣。為圖一點小方便可以對社會有大損害，改一下壞習慣就偉大得很！是因為監察費用太高而促成取小利導致大害的。吐香口膠的故事我說過了。

舉另一例。隨地吐痰對社會有害。我不隨地吐痰，因為沒有吐過，不習慣。你給我一百元我也吐不出來。（當然，給我一萬元吐一口，我總有辦法。）你習慣隨地吐痰，要你不吐對你有什麼大成本了？拿著有大成本的機關鎗，強迫你不吐，你偷偷地吐，我的機關鎗豈不是白費了？

私人與社會成本分離的熱門分析就忽略了這一點：圖小私利可以有大公損，而強迫不圖的成本更大。放棄微不足道的私利，對社會大有公益，而這公益只能靠風俗習慣才可以有收穫的。

促成清潔風俗的成本既然不高，為什麼中國沒有可取的清潔風俗呢？不得其法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應該是：歷史上，中國對清潔風俗的需求不大。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密度遠不如今天那樣高。明代初期，中國的人口只有六千萬，今天上升了二十多倍。其二是歷史上，中國的人命不值錢。就是到了民國時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多歲，而歷史回顧，君王殺庶民、父母殺子女，皆非罪也。其三是自乾隆末期起，神州大地兵荒馬亂近二百年！是的，兵荒馬亂的日子，不是培養清潔風俗的好時機。

俱往矣！拿破侖所說的巨人夢醒，站了起來。人口密度高，付不起瘟疫的代價，不能不向清潔風俗打主意了。

清潔風俗的教育培養

上文提到風俗是一種集體性的行為約束，其執行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監察，互相指責。促成一種風俗的成本不高，而一旦形成了，可以有持久的存在性。清潔風俗，在人口密度高的社會中，長久的回報使人羨慕。是一段時期堅持的投資，達到了習慣之境，有長久的回報，何樂而不為？但為什麼那麼多的國家沒有像日本那樣的清潔風俗呢？答案有兩方面。其一是在某些情況下，社會對清潔風俗的需求不大，其二是要搞此風俗但不得其法。

我不是個清潔風俗專家，只是縱觀成功的例子，認為清潔風俗的促成只有兩個法門。其一是教育，其二是歧視。讓我先談教育吧。清潔教育是要從小做起的。有三方面：學校、宗教、家庭。

先談學校。在日本我見到年紀很輕的小學生，戴著口罩與手套，老師帶領著，在街上拾廢物放進小袋中。這是實踐性的教育，非常重要。為寫此文我掛個長途電話給國內的一位女孩子，問她在中、小學時要不要上衛生課（hygiene）。她說不要，要上的在小學有「思想品德」，到了中學改為「政治」，其中略談衛生。這些是「思想教育」了。愚見以為，馬克思到大學才教吧，讓學生自由選修算了。是的，任何人的思想都應該是自由選修的。把中、小學的「思想」課改為「衛生」課，同樣規定必修，學生的時間成本是零（因為取消了「思想」課的時間），是不容易找到的好投資。

中、小學的清潔教育要注意兩點。第一，每星期帶學生到校外實習清潔工作是重要的。當然，學生要有防疫的保護。校方大可替中學生找些可以賺點錢的集體清潔工作，收入歸校方所有，使學生有點「成就」感，而需要清潔的校外人士，應該懂得隨緣樂助，鼓勵一下。第二，中、小學的衛生課書籍，千萬不要由政府主導。衛生——例如教細菌與病毒的分別——可以很有趣，是小學生也可以學的。沒有見過由政府或官方編訂的課本有半點啟發性！

轉談宗教。我知道國內不鼓勵宗教。某些宗教，或某些以瞞騙手法而賺錢的宗教行為，我也反對。但一些有悠久歷史的宗教可以對社會作出貢獻。以宗教信仰來教育清潔衛生，自古皆見約束，只不過今天的衛生知識大有改進，故老之見不宜用於今天。

老實說，我不同意國內今天對宗教或明或暗的壓制。我不反對壓制某些宗教，例如相信穿著膠鞋自殺可以會見外星人之類，所以不是個鼓吹宗教自由的人。但我認為有些宗教——例如傳統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有可取的經驗，而這些皆重視清潔。基督教的主日學，教幼小兒童清潔的行為，應有奇效。另一方面，在國內的農村裡，貧苦農民對安心信仰的需求多的是，讓他們有些小教堂，作為艱苦勞動的安息所，順便為清潔傳道，應該是刻不容緩的吧。不要忘記，大部分的人到教堂去不是為了拜神的。

最後說家庭的清潔教育，我不懂。從來沒有教兒女清潔之道，他們只是見我怎樣做就怎樣做。我清潔，但不整齊，永遠找不到自己的文稿、墨水筆、眼鏡之類，往往要勞師動眾去找尋。兒女也是清潔，但也不整齊。清潔與整齊是兩回事。清潔的人可以不整齊，但整齊的人一定清潔。讀者同意這個定律嗎？

經濟發展之謎

20多年過去了，跑出而又遙遙領先的只有中國。

前不久我寫了《巨機起飛的故事》，簡略描述並解釋了中國這個龐然巨國經濟起飛的過程。是的，儘管國內還有數之不盡的問題，但經濟的整體安然上升，且來日方長。如果能大事修改現有的問題，可以肯定還會有雙位數字的增長率。

寫好了上文後，我坐著呆想了幾天，重複又重複地問：有大量廉價勞力的國家很多，為什麼主要是中國的經濟搞起來了？1979年我開始注意中國的發展，大致上跟了20多年，不難理解巨機起飛的故事。難理解的是，為什麼其他有類同條件的國家不能做到？

做研究生時，「經濟發展」是我選考博士試的一門專學，考個第一，知道其理論不管用。作本科生時選修過歐洲、美國、日本與中國的經濟歷史，知道大興盛與大衰退的史實與書中所說的因由。這些學問解釋不了上述問題。產權與交易費用非常重要，對中國20多年來的發展的解釋不可或缺，但為什麼其他二三十年前「發展中」的國家今天還在發展中呢？聽說好些落後或發展中的國家倣傚中國，但仿而無效。

表面的證據是明顯的。今天國內差不多凡物皆市，而相對價格沒有明顯的錯，就是最重要的人民幣的對外匯率也算中肯。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沒有考察過，那就是我的意識或感受，是北京以維護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維護一個重要的價——來控制通貨膨脹。那是說，人民幣量的增減似乎是以穩定中美匯率為依歸的，不知對不對。要是對的話，可能是可取的做法。如果今天的發展繼續——應該會繼續的，中國的外匯儲備會繼續迅速增長。（至於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否明智，是另一回事。）

回頭說中國獨自跑出的奇怪現象，我沒有答案。產權與交易費用的理論解釋了中國，但為什麼其他不振之區辦不到呢？且讓我以「老土」的觀點來碰一下。

1. 弗裡德曼30多年前對我說過，搞經濟要講氣氛！正如學術氣氛一樣，很難說清楚它究竟是什麼。但不管是什麼，這幾年熟知國內的朋友，雖有批評，都同意市場與生產的氣味很濃厚。這應該是弗裡德曼所說的經濟氣氛了。濃厚的經濟氣氛降低了交易費用。

2. 中國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就是文革也革不掉。同樣重要的是，以一個龐大的國度看，中國的文化相當一貫。這是說，雖然中國有少數民族的問題，有不同地區性的問題，但沒有明顯的種族歧視，也不像印度那樣有多種不同的語言。一貫的文化也降低了交易費用。

3. 中國有悠久的私產與市場的歷史傳統，因而在宗教與風俗的傳統上，私產與市場的推行少受障礙。好些學者認為某些宗教對市場的發展是不利的，而某些信仰則遠為有利。一些學者認為宗教的更改協助市場，另一些則認為市場的需要改變了宗教。中國的佛教與儒家學說對市場的發展大致上是有利的，這也降低了交易費用。

4. 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委員裁決，不用很多人或全民投票。對獨裁與民主決策的利與害，我在《制度的選擇》的第六章分析過了。這裡要說的，是獨裁或委員裁決，政策推行得比較快，也會減少壓力團體的左右。其他的不談，國內興建公路或地鐵之類的項目，其決定與推行就比我知道的其他地區快。凡事收費也是快的原因，公路收費就是例子。快是較低交易費用的結果。

5. 雖然中國人的本質有不少值得批評的地方，但聰明與刻苦耐勞是沒有爭議的，這二者對經濟發展有助。舉一個例子。今天國內的青年工作時加班至深夜的情況很常見。加班時間沒有薪酬，但年底分紅的情況普及。

我不肯定上述5點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為何獨自勝出。這些不是上選的分析，因為我只提出炎黃子孫的優勝之處，而漠視了可能更多的不是。

一個國家的經濟怎樣才可以發展起來，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大問題。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學說應該是最有關的，但引用到經濟發展的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知識資產的學說也非常重要，但這不過是產權學說的一部分，推到經濟發展那方面去的大有人在，但解釋不了本文提出的問題。資產累積當然也是一個重點，與費沙的利息理論息息相關。問題是，資產累積的理論艱深之極，30多年前我嘗試過了，知難而退。

經濟學的一個引人入勝之處是好些重要的問題沒有可取的答案。有趣的現象多的是，而既然是人為的現象，經濟理論的答案應該是存在的。然而，好些問題我想了多年也得不到答案。

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而重要性的衡量往往由時代決定。二戰之後，除了三幾個國家，貧窮之邦所在皆是。經濟發展學說從20世紀50年代初受到重視，大興土木搞了10多年，沒有什麼令人歎服的收穫。80年代，中國、蘇聯與東歐諸國先後開放門戶，大事推行制度改革。風起雲湧，其他非社會主義的落後國家也跟著提倡改革了。這些改革當然是經濟發展的話題，但奇怪的是，有興趣做研究的學者雖然不少，在比例上卻遠不及50年代那一陣熱鬧。

1979年起我開始思慮中國開放改革的可能性，1981年動筆，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為重點分析。對我來說，這是唯一可取的選擇。研究蘇聯與東歐的學者，奇怪地不選這條路。20多年過去了，跑出而又遙遙領先的只有中國。我不認為自己的思想影響了中國的發展，但不明白為什麼我聽到的蘇聯與東歐的改革思路是那樣不成氣候。

有時我禁不住想：高呼改革而不濟之邦沒有思想清晰而又懂得政治的鄧小平，於是思路不對，左搖右擺，是以為難。

風俗習慣的性質

兩期前在這裡發表《清潔經濟學》，打算續寫幾期。殊不知驀然驚覺，想到了一件有關的事，於是寫了《要冷靜地再看非典》，作為一個大註腳。《冷靜》一文說：非典病毒是歷史上經濟損害與人口傷亡在比例上最高的經驗。人口傷亡不多，但經濟損害龐大，是不幸中之大不幸。這種不幸多半會累進。如果類同的不幸接二連三地出現，欣欣向榮的中國經濟就不堪設想了。

讓我向壞處幻想一下吧。如果某些搞恐怖活動的人有生化武器，容易地到中國來搞些瘟疫，怎麼辦？防人之心不可無，北京的朋友要注意了。不管怎樣，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衛生的形象。

我說過了，清潔經濟學是政府、市場、風俗三者的合併，而其中清潔的風俗最重要。但風俗究竟是什麼呢？

風俗是一項局限，是一種集體性的行為約束。這集體性的約束可以是一般性的（一個社會所有的人受到同樣約束），也可以有級別之分（例如貴族與平民的風俗不同，或不同宗教有不同的風俗教條）。另一方面，風俗有事項之分：婚姻的風俗，忠孝的風俗，清潔的風俗等。當然，我們這裡的興趣是一般性的清潔風俗的培養，但這是後話。

既然約束行為，風俗是法律嗎？嚴格來說，可以說是，因為風俗有不成文法的本質。不是英國傳統的以前案例為本的不成文法（common law），而是在舊中國的沒有司法的傳統中，包公、鄭板橋等人的「判案」往往是以風俗、倫理為依歸的。歷久以來（今天可能改變了），香港的英國式司法也往往考慮中國的風俗習慣而下判斷的。

風俗可以說是一種不成文法（沒有明文規定），但與英國傳統的不成文法有兩處重要的不同。英國傳統的不成文法（此外英國另有風俗）以前案例為依歸，有彈性，是不同類的法律中最有彈性的了。但風俗不易更改，如果看為一種不成文法，是法律中最不容易更改的了。以清潔風俗而言，如果對清潔衛生有助，不容易更改是好事。然而，歷史上，有好些以宗教培養出來的清潔風俗，例如什麼不能吃，被科學否定了，但到今天還是不改。

另一處不同更重要。那就是凡是風俗，皆有集體性，其約束行為的主要執行是人與人之間互相監視，互相指責，互相約束。這是風俗不容易更改的主要原因。不易改有代價，因為不容易「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但也有利益：互相監視可以大幅度地減低社會的運作費用——包括產權的維護、合約的釐定等費用。這些是廣泛的交易費用，如果不是高斯發明的這個術語不易更改，應該稱為制度費用——沒有社會就不會出現的費用。

是我三十多年前發明的經濟觀：所有風俗的形成，都是為了減少上述的制度費用。舊中國論忠孝，說什麼三從四德，是為了減少子女產權為父母所有的保障費用。今天不再論三從四德，因為子女產權大致上歸子女所有。舊基督教有摩西發明的十誡，也是為了減少制度費用，後來社會變了，新基督教就取消十誡。

人口密度高，明文法例的執行費用也高，但風俗的互相監視則人多的反為容易搞。科學發達的今天，清潔衛生是何物不會有大錯。因此，一般性地培養出清潔的風俗習慣，墨守成規的代價不大。我說過了：中國別無選擇。

要冷靜地再看非典

非典是前所未見的新病毒，殺傷力強，而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找到可治的藥方。這三者加起來是可怕的。然而，從數字上看，此怕也，遠不及其經濟殺傷力。這是說，非典瘟疫對生命傷害的比率微不足道，但對經濟的禍害卻驚人。這是脫了節的因果關係，說不通，我們應該解釋為什麼非典有那樣龐大的經濟殺傷力，使國際民心安定下來，從而減少繼續下去的經濟損失。
想想吧，今天算，舉世因為非典而死亡的人數大約六百，但經濟的損失何止六百億。說世界整體的經濟損失達六百億美元也不為過。這是非典病毒的主要不幸：經濟損失大大地高於一項有類同人命殺傷力的傳染疾病。那是為什麼？前思後想，我認為是人為的錯誤，非疾也。

我說過了，以人口的比率算，非典病毒的感染率實在低——奇怪地低。就是撇開了香港，在國內算得上非典有爆發性的不同地區的感染率也是很低，而且數字的升降——尤其是一段日子之內的平線增加走勢——也相若。這裡有兩個含意。其一，既然說得那樣容易傳染，但受染者卻那樣少，非典應該是限於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傳染的。其二是擴散後，除了普通常識的隔離，其他的處理沒有什麼大作為。後者是基於不同爆發區的處理方法與快慢有別，但感染的數字圖案差不多。

低的感染率——與其他歷史性的瘟疫相比微不足道——但非典的經濟殺傷力驚人。整個香港的旅遊、娛樂、消閒等行業全軍盡墨。北京不用說了，病例甚少的上海與杭州等地的類同行業也無一倖免！此外，商業的人流，或什麼會議之類，差不多全部停頓。從感染病例的數字看，這些是不應該發生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回顧幾個月來的非典歷史，我們可知大概。首先是今年一月非典肺炎於廣州街知巷聞，開始知道是新病毒時已經擴散了。該市政府當然搶救，隔離，但沒有大事宣揚，舞照跳，課照上，娛樂旅遊依舊，感染人數過了高峰期就下降了。廣州後來的旅、娛經濟停頓，是香港傳媒大叫大嚷之後的事。

我當然不反對傳媒報導非典，但認為是過於誇張了。香港各大報紙天天頭條，每報每天十大版，不停地兩個月！感染數字的上升或下降，以誇張的曲線表達。更離譜的是非典被稱為「世紀瘟疫」。胡說八道！二十一世紀只進入了兩三年，何世紀之有？是說二十世紀嗎？二十世紀的幾次著名瘟疫，比非典嚴重起碼一百倍！

新聞「自由」的經濟代價，這次是太高了。同樣大代價的是另一種自由——世界衛生組織的「自由」：他們對中國（包括香港）及一些其他地區發出旅遊警告。此前世衛很少這樣做，而正因為歷來少警告，他們可能做夢也想不到有那樣大的經濟殺傷力。

經濟學者不是瘟疫專家，但闡釋數字（尤其是多項不同數字的關係）是他們的專業。香港的非典資料應該最詳盡可靠，而香港大學的王於漸是數字老手，加上太太是芝加哥大學教出來的醫生，王老弟的醫學常識了不起。我建議董特首立刻拿出一百萬小元，委任王老弟選幾個有普通常識的數字闡釋同道，給予所有非典資料，要他們在兩個星期之內提交報告，解釋非典傳染的易難問題與傳染的特殊情況。千萬不要替政府擦鞋，而是要解釋非典的實際傳染不是那樣可怕，不應該有那樣大的經濟殺傷力。

清潔經濟學

人口眾多的社會，清潔衛生的處理要由政府、市場與風俗這三者的合併與互相協助才可以有大成的。首先是同樣的清潔水平，我們要找到一組合併會帶來最低的成本。其次是清潔水平的選擇，要以其對社會的貢獻與上述組合的成本在邊際上相等。從經濟的角度看，絕對不是愈清潔愈好。邊際的清潔成本高於邊際的清潔利益，對經濟有害，要適可而止。環保的言論，往往是不計成本之談，不可取也。這些言論是壓力團體或既得益分子的傑作，照他們的建議去做是愚不可及的。
清潔經濟學顯然是非常複雜的學問。有健康經濟學，有醫療經濟學，但從來沒有清潔經濟學。那就讓我在這裡發明吧。

首先舉一個人為例，在自己家中，不管清潔，污穢之極。這個人自生自滅，如果他的不潔行為不影響任何外人，就不會有我們要分析的清潔問題了。好比一個人要自殺，身後不影響任何人，沒有誰管得著。

問題是一個人不清潔，或爭取自己的清潔，而以不潔之物影響了外人。例如把廢物拋出窗外，或因為自己的不潔而生病，繼而傳染給外人。這些行為或現象是經濟學吵了多年的界外效應，正確地說是社會成本的問題，牽涉到很廣泛的產權界定、交易費用、合約安排等經濟分析。

理由眾所周知。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方便，一個人對外人的損害，如果不需要負責的話，或需要負責但認為被成功地指責的機會甚微，這個人多半會做。沒有「公德心」的人所在皆是。這樣的行為會導致私人的利益高於社會整體（包括私人）的利益，或私人的成本低於社會整體（包括私人）的成本。石破天驚的高斯定律，提出如果損害或不受損害的權利能清楚地界定為私有，損人利己的行為可以由市場成交處理，導致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我自己在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是指出權利在市場成交可以有多種合約安排，然後分析其含意與選擇，條款的缺失與監管，不成文法或倫理、風俗等輔助關係。

清潔經濟學的重點，起於交易費用（包括監管及訊息費用）的存在而引起如下的情況：權利不能界定，或界定了但不易監管，或有監管但不易成交，以致權利界定與市場運作不能解決問題，而在極端的情況下（例如瘟疫的失控），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可以有很大的差距。不難想像，這大差距可以導致人類的滅亡。

在《從高斯定律看瘟疫市場》一文內，我指出瘟疫是疾者負，染者也負，有雙負的情況，而又因為疾者也是染者，不知疾從何來，瘟疫的「界外效應」是不能以產權與市場來解決的。政府有職責參與管治。在《香口膠的故事》一文內，我指出行人亂吐香口膠這種瑣事，政府要不是無能為力，就是清除殘漬的成本甚高，大有可能高於清除的利益。唯一肯定合乎社會經濟利益的辦法，是行人不吐香口膠於地上，而這只能靠風俗習慣了。

清潔經濟學是政府、市場、風俗三管齊下的學問，每「管」管什麼，管多少，怎樣合併等分析，可以自成一家。非典病毒的突如其來，其嚴重的殺傷力使我們意識到不清潔的經濟禍害比我們在非典之前所知的大得多了。我的分析因而容易一點：不用計清潔利益，只管算清潔成本。

中國別無選擇

我要重複又重複地大聲疾呼：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衛生的形象！經濟改革二十多年了，還可批評，但有大成，算是奇跡。如果這奇跡給什麼瘟疫殺下馬來，多麼令人痛心惋惜！意想不到的飛來橫禍，二十二年前我對中國經濟的樂觀推斷可沒有考慮到。

一個國家不夠清潔衛生，不可能有清潔衛生的好形象。實際上的清潔會減少疾病與傳染，但不會清除。重點是同樣嚴重的瘟疫，一個有清潔形象的國家，這瘟疫對經濟的殺傷力會遠為輕微。千萬不要相信幾天前，某國際組織說，這次非典瘟疫不會影響中國的經濟；也不要相信不知怎樣算出來的經濟統計數字。

多年以來，我對一個經濟的看相與把脈很少出錯。我認為這次非典瘟疫，不幸中有大幸，受染的人數奇怪地少，對中國經濟只是元氣小傷；再來一兩次同樣嚴重的瘟疫，或同時受染的遠超醫院所能應付，就元氣大傷了。

正面看，炎黃子孫可能因禍得福，因為這次不幸而站了起來。我欣賞北京認錯，佩服他們能在八天之內建造好千多個床位的、合乎規格的傳染病醫院，也喜見王岐山的大將之風。既然站了起來，就不要再倒下去。中國要藉這次非典病毒的說服力，徹底地搞好清潔衛生。不容易搞，事實上很困難。有誰不知道或不同意清潔衛生是重要的？為什麼講了幾千年還辦不到？不是熱情，不是立法，不是口號等可以改進的——這些早就有了，早就做了無數次。要堅持，要沉著，而更重要的是要講成本與收益——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及考慮不同的處理辦法。

我的分析起點是三個問題：哪些清潔事項應該由政府做？哪些應該通過市場的無形之手？那些應該讓人民自己處理？說「應該」，是問同樣的清潔水平，哪方面的成本比較低？政府應該做的是立法與監察，但要立什麼法例是深問題。市場應該做的是協助法例的施行，以價供應清潔的服務與以價滿足清潔的需求。人民應該做的是約束自己的行為。這後者是風俗習慣了。

為什麼要高舉風俗呢？因為搞清潔中國有兩項特別的困難。其一是人口密度高，增加了互相污染的機會。其二是貧窮的人還是多得很。別的不說，我懷疑今天國內還有過半的人口出不起錢購買清潔的食水。

解決上述的兩項特別困難，幫忙最大的是清潔的風俗習慣。推行與監管法例有成本，以市場成交來清潔有成本，而這些成本高得很。清潔的風俗是可以大幅度地減低這些成本的。

想想吧。沒有誰不重視清潔衛生，辦不到是因為成本太高——交易費用高，監管費用高，服務費用高，清潔所需的物品費用高，加起來是高、高、高、高。清潔的風俗可以大幅度地減低這些費用。在清潔衛生的問題上，不管風俗，中國面對的只有兩個可能，皆不可取。其一是沒有清潔風俗，清潔成本太高，衛生不可能搞得好。其二是如果不惜成本搞衛生，社會會因為負荷不起而使經濟倒退。

明智的選擇只有一個：必定要有清潔的風俗習慣來協助政府與市場的清潔運作。然而，風俗這回事，不能立法強迫，不能重金購買，只能培養出來。

黎智英的節奏——代序

有誰瞭解黎智英請站出來！

我認識黎老弟十四年了，常有見面，而因為他的存在我吃了不少免費晚餐。要明白這位朋友好幾年了，因為數次打算為他出版的書寫序言。沒有交卷是因為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的原因，是黎老弟的隨筆代表著他的言行，為之寫序我必須集中於作者本身下筆。但我摸不準黎智英。這次再嘗試，我索性倒轉角度，問為什麼不懂自己那樣相熟的朋友。這一問，想通了，懂了，懂得我為什麼不懂。是簡單的答案：黎智英代表著我們今天的時代，我們不瞭解這個時代，所以不瞭解黎智英。

讓我從四十多年前，作本科生念西方藝術歷史說起吧。這門學問的考試別開生面。二三百個考生的大課室沒有窗，有從天花下照的微光。大銀幕上打出幻燈片，是一幅畫，或一件雕塑，或一間建築物。每題是幻燈片一張，考生有十分鐘的時間，回答燈片內的藝術作品是哪個年代的，然後解釋為什麼是那個年代。相當苛求，因為算是答中要先後不差五年——考生只有十年的幅度來猜中作品的年份。

中期小試考五幀幻燈片，末期大試考十幀。藝術作品不會在教科書本中見到，而作者通常不是名家。但教授高明，他選的作品很有時代的性格與特徵。是奇怪的現象。你給我一幀近代的藝術作品，要我猜其年份，我不容易猜中十年之內。但如果你給我一幀三百年前的作品，我倒滿有把握。三十年不易，三千年也不易，但以猜測年份的偏差作為年歲的百分比算，作品的年代愈長猜測愈準確！這顯然因為近看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看黎智英，我有如下的幻想。如果我能多活三百年，三百年後作歷史教授，考學生，我會像昔日的藝術歷史教授那樣，但不用幻燈片，以文字描述黎智英這個人——他的言行及其它可以觀察到的特徵——然後問：「這是哪個時代的人，生活在哪個地方？」

我當然不會對學生說出黎智英的名字，正如藝術歷史教授不提供藝術作者的名字一樣。但高明的學生會答：「那是二十與二十一世紀之交的人物，生活在香港。」

是的，正如我們可以看藝術作品的特徵而判斷是什麼年代與地區之作，我們也可以看一個人的言行特徵而判斷是什麼年代與地區的人。不是凡物皆可或凡人皆可作此判斷的，而是要選有明確的個性與特徵。時代與地區的特徵，藝術作品比較容易找，但人物就比較困難了。我認識的朋友中有性格的不少，但可以一舉其言行特徵就知道是生活於二十世紀末期的香港，想來只有黎智英一個。

我們今天的時代不容易明白，因為觀察到的不容易加起來。驟眼看來充滿著矛盾，不能自圓其說，其實不是。是一個大時代的演變，迅速而又複雜，不容易摸得準，要理解或判斷就舉棋不定了。

回顧我們這個時代，這個地方，從八十年代初期起的二十多年中，有兩項重要的演變是史無先例的。其一是中國開放改革，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在憂慮與驚喜的交替中其發展大致上是很好的。其二是九七回歸，怎樣看也令人失望了。不是北京言而無信，而是回歸前有最後的晚餐，公務員大幅加薪，跟著福利午餐急升，繼而是什麼民主不民主等政治活動與爭議；繼而是談團結，論信心——缺少了的是一些基本原則。究竟香港還要不要市場的運作呢？說信奉市場，又說要為之指導一下。

開放以還，國內選走的是香港昔日之路。回歸以還，香港選走的是國內昔日之路。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地方，有誰知道自己站在哪裡，懂得跟著時代走？我不認為黎老弟能明白今天莫名其妙的香港世界，但因為整生在市場中浮沉，日思夜想，他是我認識的朋友中最能掌握此時此地的脈搏的人。掌握了脈搏，跟著時代走，久而久之，黎老弟的言行就有了時代的節奏。正如我們的時代一樣，他的節奏不是莫扎特的音樂，有時像華格納的雄偉歌劇，有時浪漫如肖邦，有時有點無厘頭。

黎老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讀過很多書。有時我覺得他讀而不明，但有時他的理解把我嚇了一跳。一次他寫給我的英語便條是師級文字，另一次兩句錯了三處。一次在電視見他接受英語訪問，假不了，說得瀟灑利落。另一次見他與張滔大談二十世紀的思想人物，竟然可以打個平手！

加不起來！眾所周知，黎智英「勇」字當頭；熟知他的認為他怕事。有人認為他對兒女放縱、不管；其實非常關心，是個緊張大師。慷慨；節儉。做生意以下重注知名下天；怎樣也不亂花錢。通常樂觀，但從樂轉悲可以是一瞬之間，而他不是個轉來轉去的人。

政治的意識更加不起來了。喜歡談政治，但我不能想像黎老弟會考慮參政。說民主，但不談投票！投資喜歡看天下大勢，但賺錢或虧蝕卻與此無關。不記得聽過他稱讚一個在位的執政者；記得他大讚兩個商人；沒有聽過他不欣賞一個思想家。

想想吧。我們容易想像晉代有個陶淵明，唐代有個李太白，宋代有個蘇東坡，清代有個鄭板橋。黎智英呢？這些陳年古代我們怎樣也不能把他放進去。倒過來，二十世紀末期的香港，陶、李、蘇、鄭的存在皆不容易想像，而黎老弟則不需要想像，因為他代表著我們的時代。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時代的感染，但像黎智英那樣的人——其言與行按著時代的節奏，其動與靜按著時代的脈搏——卻很少見。

我們不瞭解黎智英，是因為不瞭解我們自己的時代。

我的兒子是搞學問的，搞得還好。我問他：「占美怎樣看？」回應道：「不懂。但不管他人怎樣說，我肯定內心深處占美是個學者。」我問佛利民：「占美怎樣看？」回應道：「不要問為什麼，蘿絲和我很喜歡占美。」我想，佛氏夫婦影響了占美的時代，因而能欣賞占美的節奏，故喜也。

是為序。

香口膠的故事

前些時在這裡發表《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與衛生的形象》，是見到非典病毒的蹂躪，有感而發，建議中國必須培養出清潔的風俗習慣。該文在國內的網上得到很大的正面迴響，可見中國的青年也希望自己能有清潔的習慣，事有可為也。我不是什麼清潔、衛生專家，但經濟學上清潔及污染是社會成本的話題，是我的專業，可以分析一下。
清潔衛生的經濟分析不容易，一言難盡，可以搞得很湛深。另一方面，醫療經濟學是一九五八年由嘉素（R. Kessel）創立的。可惜這位朋友於一九七五年謝世。要是今天還在，我很想知道他對非典的看法。清潔的經濟話題複雜，要說得簡單易懂，讓我從香口膠說起吧。

香口膠吃完的殘膠，吐在地上，被行人踐踏，過了不久，膠在行人路上，烏卒卒的，不雅，也不容易清除。四個地方的處理方法不同，讓我說說吧。

（一）香港是吐香口膠於街道上罰款六百。不靈，因為監察費用太高。人煙稠密的行人路，香口膠殘漬多如天上星，奇觀也。去年香港政府判出去給私營清除殘漬，一年費用六千三百萬。

經濟分析如下。香港市民平均每人每年十元殘漬清除費，是否高於香口膠的平均消費我不知道，但很可能高於吃香口膠的消費者盈餘（consumer surplus）。若如是，香口膠對社會的貢獻是負值，不吃也罷。另一方面，清除地上殘漬是否值六千三百萬一年呢？多半不值，因為這頭清除那頭又吐。不知政府憑什麼準則去花這筆巨款的。

（二）上海行人眾多的街道，香口膠的殘漬大約只有香港未清除前的三分之一。不是上海人不亂吐，而是那裡的街道從早掃到晚，掃完又掃，不斷地掃。

經濟分析如下。掃地工資低廉對減少地上殘漬有助，吃香口膠的消費者盈餘，減除了一部分的掃地成本，有較高的機會是正數。問題是一步之內有二十片殘漬，比一步之內有六十片不一定是大改進。說不定，一步之內有一千片最好看。

（三）新加坡標奇立異。那裡一九九二年禁吃香口膠，不准進口！去年（十年之後），美國的香口膠商人大搞政治活動，通過外交途徑強迫新加坡取消禁例，吵得不亦樂乎。後來的新法例很天方夜譚，不用細說了。

經濟分析如下。香口膠的殘漬在地上難看的負值，是否高於吃香口膠的消費者盈餘，是關鍵問題。新加坡政府無從衡量，禁吃是武斷。至於後來因為美商的利益而使兩國政府吵來吵去，律師費用不菲，也顯得政客無所事事，浪費了納稅人的錢。

（四）日本最簡單。不禁吃，地上沒有香口膠殘漬，是他們的清潔風俗使然。

經濟分析如下。香口膠吃完不吐於地，見到廢物箱才放進去，其成本遠低於香港需要出動高壓噴射機，加熱，加人手，用大約四十五秒才能清除一小污片。四個例子中只有日本可以肯定吃香口膠的利益（消費者盈餘加香口膠之價）高於社會成本。

風俗習慣可以減少交易費用，一九六九年我說過了。

不要說控制了非典

專家的意見，瘟疫之所以成為瘟疫，是因為無從預測。非典病毒不例外。事實上，到今天我們還不能確定這病毒是怎樣傳染的。擴散後隔離、搶救，當然有助，但說控制了是言之尚早。我的主要證據是醫護人員受染的機會仍然嚴重。說得上是控制了一個病毒的起碼要求，是應該懂得怎樣預防的醫護人員的受染機會下降至近於零。這是普通常識。
香港在非典擴散後隆重其事，有助，但所有的資料顯示，主要的幫忙還是該病毒自己，跑出來玩了一輪，然後自動地休息一下。有兩個不同的理論，都可信。

其一是美國研究專家說的。體外傳染的病毒一般有季節性，而非典的資料顯示其病毒有季節特徵。這理論的含意有好有壞。好的是到了炎夏非典會盡去，壞的是明年或隔一兩年會再來。這樣，我們大約有六個月的時間去作研究與準備。舉世都重視，研究的人多，我們是有理由樂觀的。

第二個理論是廣州提出的：非典病毒的傳染一代弱於一代。這理論可信，因為廣州在擴散爆發後沒有公佈，表面上沒有隆重其事，而那裡受染人數下降的圖案與香港的相若。

問題來了。爆發性的擴散先是廣州，繼而香港，繼而北京。大約十五天一代，不同地區也應該從去年底起一路數手指，到了香港而又北京是應該愈來愈弱的。但不是。香港與北京的非典病毒惡甚。挽救廣州理論的解釋，是此病毒變種。我衷心希望廣州的理論對，因為如果一代弱於一代，只要病毒不再變種，充其量只會重來一兩次，之後不再。（變種之說有研究的證據，但為什麼廣州不再爆一次呢？）

不幸中之大幸，是雖然非典的傳染力強，但受染的人數實在少！眾所周知，體外傳染的病毒，受染者動不動以數萬計。瘟疫這回事，為了預防我們應該向壞處想。報道中沒有人這樣想過，那就讓我向壞處推一程吧。

首先要說的，是非典的殺傷力甚強。此前我在這裡推測死亡率會在染者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今天看來可能低估了！（不明白為什麼世衛的專家，不久前在上海還說死亡率會是百分之六；兩天前才提升至百分之十五。我對世衛的好些言論與判斷有保留。）我又說過，如果今天是一百年前，死亡率會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今天算今天，如果沒有醫院收容，非典的死亡率會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香港的醫院在同一時間可以收容多少個非典中招者呢？一說是三千個。我給你五千個吧。如果同時有五千個以上——例如同時有一萬個需要進院留醫——而醫院床位不足，香港就會出現大疏散。整個經濟立刻停頓。更壞的是，你要疏散，外地肯收容嗎？沒有外地收容，香港就成了困獸鬥的局面，動亂會發生。

是的，在不幸中我們要感謝這次非典給我們的警告。我們感謝上帝，因為受染人數是奇怪地少。香港政府推出一百一十八億救濟，我認同的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項：三個月不收排污費。經濟有前所未見的嚴重困境，為什麼還要亂花錢？為什麼不把這些錢用作清潔、衛生、研究等方面去？為什麼董特首要領軍向全世界示範香港的污穢？

生產的類聚與不類聚

痛心今天的經濟學後起之秀不搶著去研究那麼多的真實世界的有趣現象。國內的經濟以巨機姿態起飛，有趣而明顯的現象所在皆是。要是我還年輕，為了考查樂不思蜀也。今天日暮黃昏，再沒有魄力考查什麼，只是隨意觀察，讀讀報道，又或聽朋友描述一下，稍知大概，就用自己的想像力來下筆了。不一定對，可能有大漏，但坐下來聯想倒有意思。



中國已成為天下製造大國，起步了不久，來日方長，而廣東與蘇浙是工業發展的兩大重鎮。相似與相異之處可能很多，沒有作過考查，但不用考查，一項發展廣東與蘇浙截然不同，這裡略談一下。



要分析的現象是廣東的工業發展偏於類聚，而蘇浙一帶類聚的情況很少見。類聚生產的現象不難解釋，不類聚比較困難。最困難是大家都是工業重鎮，一處類聚另一處不類聚。為什麼呢？我想了一個晚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寫出來讓讀者想想吧。



廣東的工業類聚生產是明顯的。例如順德產傢具，促成了我寫《樂從是個現象》一文。是的，傢具在順德類聚生產，在順德市內的樂從鎮類聚展銷，成為世界第一大傢具中心。又例如，中山盛產燈飾，那裡的古鎮有燈飾廠商一千二百多家，其展銷的燈飾街也是一個現象。再例如，番禺盛產首飾，以產量算是世界首飾之都。此外，比較不明顯的有東莞的塑料工業等。這些都是類聚生產的情況。



相比之下蘇浙一帶就不容易見到生產類聚的情況了。我對蘇浙的工業知得較少（其實廣東也知不多），但我到過的上海浦東與上海鄰近的昆山，不見到有類聚生產的現象，而龐大的類聚展銷也沒有。浦東類聚的，是國際性的工廠企業，不是產品類聚。昆山類聚的，是台灣的廠商投資，也不是產品類聚。人種或國際類聚也是類聚，但與產品類聚的性質不同。廣東的工業也有人種類聚：港商類聚。人種類聚容易解釋：語言相通、文化相同、朋友相聚，一起投資生產，何樂而不為？



生產類聚是容易解釋的。勞工與技術人材相聚在一起，找工、轉工、聘用等都較為方便。更重要的是合作與競爭沒有衝突。一間廠商接了大訂單，獨自趕產趕不起，如果有生產類聚，這廠商可以發出去給同行連手產出。這種發來發去的合作行為不少見，而把一樣產品的局部工作發出去則更為常見了。我要重複一位在東莞設廠的朋友所說的話：「我的工廠是他們的；他們的工廠都是我的。」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如假包換的「共產」制，也是生產類聚的主要原因。



展銷類聚更不難明白。這是我在《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一文內所提到的類聚第二定律。這是說，類聚展銷可以減少顧客的找尋費用，而主要是那些單為選購某類物品而來的顧客。樂從的傢具與古鎮的燈飾，顧客要不是為新居裝修而來，就是那些採購而後零售的商人，或做出口生意的。



生產類聚與展銷類聚在鄰近一起做，相得益彰。產品展銷近於產地，運輸的費用，專業的推介，維修的方便，都有節省的好處。樂從的傢具與古鎮的燈飾的展銷搞得那樣大，顯然是因為鄰近的生產類聚很龐大的緣故。



生產不類聚是比較困難解釋的。一個淺解釋是某些工業，供應某市場，所需廠商不多，也可能只以兩三家類同的工廠從事，已足夠應付市場，所以在一個工業區內有多個不同的工業。這解釋有其可取之處，而事實上比起廣東，蘇浙一帶的廠商較為龐大。但這解釋充其量只是局部，因為廣東的生產類聚也有大工廠。這裡要注意的，是據我所知，外資在昆山與浦東設廠，有遠比廣東嚴格的最低投資規限。這規限使設廠比較大，而大廠的存在減少了小廠類聚的機會。



有朋友建議重工業（通常是大廠）與輕工業不同，前者的類聚機會比較少。這也有可能，但解釋也只能是局部。美國的汽車重工業，類聚於底特律一個城市。中國的汽車工業完全不類聚。本田在廣州，通用在浦東，而最近福特要在中國入局卻選了重慶。



人種類聚——因而生產不類聚——可能是最有份量的生產不類聚的解釋。人種類聚有好處，生產類聚也有好處。如果前者的好處比後者的好處大，而二者不可兼得，那麼生產就不類聚了。上文提及，浦東是國際類聚，主事經理說英語為主；昆山設廠多台灣人。同類人種以不同的工業到一區設廠，同區的行業就變得零散了。



從表面看，只有廣東是二者兼得。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到國內設廠的絕大部分是香港的投資者。因為語言相通而又接近香港，他們大都選在廣東下注。有很多的港商，搞輕工業，每個商人的平均投資不大，促成今天廣東生產類聚的情況。這是說，輕工業比較容易類聚，小投資也比較容易類聚，而那麼多的香港商人雲集於廣東，二者兼得——人種類聚與生產類聚——就容易出現了。



我不知道上文對廣東生產類聚而蘇浙不類聚的解釋對不對。事實上，我對兩地的工業所知不多。是隨意觀察與道聽途說得來的數據，不能發給讀者保證書。肯定的是樂從的傢具與古鎮的燈飾的展銷的類聚有很大的規模，而產品多在這些市鎮或鄰近製造，被朋友確定了。番禺的首飾類聚生產我早從一個首飾商朋友聽到；東莞的塑料工業也是聽來的。



昆山的情況，我比較熟，看不到生產類聚。浦東是因為我關注上海的經濟發展而乘車周遊了幾次，見到的大都是世界名牌，因而知道沒有生產類聚。不知對不對，希望讀者有以教我。

經濟的看相與把脈

上文寫《中醫式的經濟學》，意猶未盡，這裡要多說一下。
話說有道的中醫有醫理，懂藥方，但用不著西醫的化驗或驗證。中醫診症是看相（看臉色、舌頭等）與把脈。看相是看靜止的現象；把脈是審查動態。轉到經濟那方面去，我們可以西方的理論為醫理，但診斷時不用數據與技術分析，而是用中醫的方法：看相與把脈。與中醫一樣，前者看靜止，後者審動態。

經濟的「看相」主要是看價格與租值。價格永遠是相對價格——物與物之價的比率。所有市場之價都是相對的。求大概，我喜歡概括地看衣、食、住、行、通訊這五項之價，加上匯率與利率（皆價也）。

從經濟整體看，相對價格要合常理。例如，如果「行」的消費一般高於「食」的消費，就不合常理。又例如，如果「住」的費用一般高於收入的一半，也不合常理。匯率、利率等皆可以不合常理。相對價格在兩三項重要的類別上明顯而持久地不合常理的國家，不會持久地欣欣向榮。這是因為一般人的需求有相當固定的圖案。消費被逼而違反了這圖案，人民大眾難以安於居，樂於業，而積蓄變得困難了。這影響了人民的生產意向，削弱了他們的國際競爭力。

租值不是指房地產的租值，而是指經濟租值（economicrent）。那是可以向下調整而不影響供應的那部分。理念變化多，不易學，我在《供應的行為》的第二章有詳盡解釋。一般而言，租值起於政府管制、協助壟斷、維護公務員、推行社會福利與公立機構等。印度的整體租值高，而十多年來香港的租值上升得很快。

一個國家的經濟租值低，代表著生產彈性高，也代表著人民的收入較為平均。這二者加起來會增加經濟運作的靈活性。

看完了相，轉談把脈。後者主要是感受消費的能量與利潤的一般性，二者皆有時度，有動態。先論消費。一個人的消費不是依照現有的收入而量入為出，而是衡量前景，把預期收入折現為財富，然後以財富乘以利率而得的收入。這是說，對前景看好，傾向是先花未來錢。所有的人各自看前景，其合併的可靠性遠勝政府的估計。

大致上，先花未來錢有兩個可能。其一是看好前景，其二是通貨膨脹。要考慮通脹率的預期，打個折扣，才衡量好景的消費行為。民以食為天，我喜歡看食肆的生意。我也喜歡從瑣碎的消費看，因為這些把前景消費帶到「邊際」上去。可坐公共車，卻轉坐計程車；傢具、衣服等可以不換，但購置新的；小帳可以不付，但多付了。可有可無的選擇，是邊際性，容易讓我們監別消費者對前景的看法。

最後談利潤。利潤與盈利不同。盈利（profit）無從預測，管不著。利潤是投資的回報。不需要看投資額。重要是投資的預期回報率不低於利率，而這預期是否一般性。預期不能觀察，我們又要找有邊際性的現象來衡量了。

小生意能否持久存在是我選擇的邊際。小生意倒閉易。中庸的經濟，過半的小生意不能維持三年。有百分之六十生存三年的不錯；百分之八十生存三年是大好時光。不要算老字號，要算新開張的。

以上述的看相與把脈來診斷經濟當然不精確，但大概很可靠。好處是診斷得快，而永遠不會像那些不成氣候的「精確」統計，往往大錯特錯的。

中醫式的經濟學

西醫與中醫的診症方法有大分別。前者動不動要求求診者驗血，驗左驗右，跟著來一個心電圖或什麼電腦掃瞄的。這些是科學化驗，可靠，需要時間，費用不菲。有道的西醫拿著化驗資料推理，資料不足要求補加化驗，之後其斷症相當準確。然而，西醫中低能之輩所在皆是，化驗資料應有盡有也頻頻診錯症。

古老的中醫師不知化驗為何物，診症講經驗，講靈感，看看求診者的臉色，而最神奇的是把脈了。後者是看也不用看，閉著眼睛，兩隻手指按著求診者手上的經脈，不到一分鐘，就作出判斷了。當然，中醫也有醫理，要懂得用藥，而高人也是鳳毛麟角，低能之輩也所在皆是。

我提到這些，是因為經濟學者替一個經濟診症，論盛衰，說前程，可用西醫或中醫的兩種不同方法。西醫的方法是把大量經濟數據譜入電腦，用數學方程式、統計回歸分析等，然後下斷語。像西醫一樣，高人甚少，低能之輩所在皆是。中醫式的經濟學者呢？他們也是講經驗，講靈感，到市場走走，提出一些問題，然後回家躺在床上，閉著眼睛，將所見所聞在腦反覆推敲，過了不久就知道一個經濟的健康情況如何了。這是把脈。

不認為自己是經濟行醫者，雖然受過西醫式的嚴格經濟學訓練，曾經用了幾年時間與幾位助手，處理過石油工業的龐大數據的統計分析。可以說，我是拿得了牌照的西方經濟學者。然而，在學習經濟的過程中，我結識的師友喜歡說經驗，談靈感，把經脈，論醫理。這是西式與中式合併的經濟學了。同樣，有幾位在香港與國內的西醫朋友，也是喜歡西、中合併來診治的。

二十多年來，我選走的經濟路向是以西學為基，中學為治。訓練是前者嚴格，趣味是後者迷人。今天，我診斷經濟差不多全用中醫式的方法了。非常有效，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斷症與藥方。（少小時我欣賞在中環行醫的那位德高望重的中醫老頭子。病人坐在桌旁，把手放在桌面的小軟墊上。老頭子用兩指把脈，然後把頭向下一彎，老花眼從眼鏡的空隙向求診者看一看，二話不說，拿出紙張、墨硯，毛筆龍飛鳳舞地一揮而就，然後把那張一般人看不懂的紙張給求診者，說：「體虛，無乜事，收五元。」求診者打躬作揖而去。）

讀者不妨回顧二十多年來我對中國前途的推斷，八十年代中期對加拿大與日本經濟的推斷，以及九六年底起對香港經濟的推斷。不用數據統計，不用方程式，半條曲線也不用，只是把把脈，看看相，龍飛鳳舞地在紙上一揮而就。準確嗎？讀者衡量吧。比起那些方程數字密密麻麻的西醫式的診斷又怎樣了？

中醫式的經濟診斷有一個陷阱，是要小心避去的。像風水先生或看相道士那樣，中醫式經濟可以說得模稜兩可，怎樣也不會錯。手法可以用得很高明，瞞天過海，騙倒大部分的人。有時自己下筆，不經意地用上這類手法，醒覺後立刻刪除。

是的，中醫式的經濟分析要用得忠誠，知說知，不知說不知，肯定與不肯定皆要說清楚。局限條件如何，假設是什麼，要盡可能清楚陳列。這些是西醫式的學問，引用到中醫式的把脈中，是可取而又有趣的學問了。

《三岸情懷》增訂本前言

《三岸情懷》是十四年前出版的書，收集了在《香港經濟日報》及其他刊物發表的隨筆文字，在香港發行了五、六版，在台灣也出版過，但停版起碼十年了。讀者早就要求再版，但我沒有存書，更沒有存稿。後來不知朋友從哪裡找到一本，過了幾年，我才提得起勁修改一下，補加一些後記。

原文的內容是沒有更改的——就是自己不滿意的也保留著。今天重讀這集子裡的文章，還覺滿意。

記著，讀者要注意發表時的日期。十多年來，中、港、台三岸都轉變得很快。我們生長在這快轉變的環境中，不覺得怎樣，但重讀十多年前寫下的文章，恍若隔世。今天的讀者可能不相信我在集子中所說的一些人與事，但當年的人與事確實如此。

基爾·莊遜的教誨

基爾·莊遜（D. Gale Johnson）謝世了，享年八十六，消息傳來，我的心沉了下去，不禁對太太說：「平生遇大師無數，獲教益良多，但如果沒有基爾的親手提拔，我不可能在國際學術上殺出重圍。」一時間，數十年往事，注到心頭，就讓我在這裡追憶一下吧。



一九六五年，考完了所有博士筆試兩年，我的論文經過數次更改題目也沒有進境，心灰意冷之餘，不想再留在洛杉磯加大。那時學術工作市場好，一出聲就有十多家大學招手，許以助理教授之職。這些大學不是籍籍無名，而是重於教書，說不上有規模的研究院。希望能寫成博士論文，我選取了近於加大的長堤加州州立大學。當時，老師與同學們都說，州立大學不是不好，但教書時間多，研究時間不足夠，而更重要的是進了這以教書為主的大學任職，要轉到以研究為主的大學是不可能的了。這後者的「不可能」的觀點是對的。一九六六年，我在長堤拿得加州最佳教授獎，以為可以轉往以研究為主的名校，去信幾封，沒有一間回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老師艾智仁的認許，開始整理佃農理論的資料，該年十一月寫好了第一章，老師赫舒拉發很喜歡，寄給當時從麻省理工學院到洛杉磯蘭克公司造訪的度瑪（Evsey Domar）。後者讀後召見我，說我不屬於長堤，問我願不願意到麻省去碰碰運氣。我當然高興，但過了幾天收到度瑪的信，說麻省理工沒有空缺，所以他把我那章文稿寄了給芝加哥大學的基爾'莊遜。度瑪說芝大每年有一個「政治經濟博士後獎」，有份量，此前獲獎的有阿羅、蒙代爾等人，促我盡快申請。



這把我嚇了一跳。我知道基爾是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學家，曾經發表過自馬歇爾之後的最重要的關於佃農理論的文章。然而，在我自己的佃農理論的上述那章中，我對基爾的名著批評甚重！不是無理取鬧，而是得理不饒人，手起刀落，節節進逼。度瑪建議我申請芝大，竟然把我的文稿寄了給基爾，我恨不得文稿不是那樣寫，或起碼寫得客氣一點。但文稿已到了基爾手上，很有點難為情，我於是決定不申請。



該獎項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截止申請的。但三月中赫舒拉發給我電話，促我立刻寫信申請。不知何解，但老師有命，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到芝大去。兩天後收到當時芝大經濟系主任夏保加的電報，說我獲獎。



我是到了芝大半年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裡的George Tolley教授告訴我，他是評審該年的「政治經濟學獎」的委員會主席。他說我曾經給他們一點麻煩，因為基爾讀了我的一章文稿，就堅持把獎給我，不考慮其它的申請者，但等來等去也收不到我的申請信。這使我如中雷擊：該文稿批評基爾，下筆無情，但他胸襟廣闊，虛懷若谷！這使我意識到真正的學者有恃無恐，而搞學問應該是這樣的。



到了芝大的第二天，我跑到芝大出版社去見那裡的經濟書籍編輯，因為我早就將那第一章寄給該出版社考慮出書，得到正面的響應。我告訴該編輯論文已寫好了。他很高興，說要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看其它就作了決定，而該出版社又是那樣大名，是難得的際遇了。過了幾天，我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好些珍貴的關於中國農業的資料，《佃農理論》要出書，這些數據要怎樣處理呢？



找基爾問他的意見。我說芝大出版社要立刻出版，但我找到新資料，加進去恐怕要多花時日，怎麼辦？基爾說要讓他想想才回應。過了兩天，他親自到我的辦公室來（大教授下訪「博士後」是不尋常的行為），說：「你的問題我想過了。通常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大名的要替你出書，你應立刻出版而轉向其它研究打主意。但你的論文可能很重要，不容易有這樣的際遇，你自己也可能不會再遇上了，所以我認為你應該多花一年時間修改文稿，作點補充。」



我是依照基爾的建議而多花一年時間的。以書頁算，這一年我只加了大約五十頁：考查了佃農理論的經濟思想史與大幅地擴充了合約選擇的分析，而二者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國農業的資料。後來論文的第一章出書時變作三章。



在芝大的兩年中，基爾.莊遜是我的長者，對我像弟弟那樣教導。他當時是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身居要職，但我凡要問前途，選路向，研究何去何從等，求教於基爾，他必定慷慨地給我時間，慎重地考慮後才給我答覆。我記不起有哪一次不聽基爾的話。



記得《佃農理論》出書時寫序言，我措辭激動地感謝基爾的教誨。他讀後約見我，說序言雖好，但希望我考慮淡化一下感謝之言。我於是要從他手中拿回該序言的文稿，但他說：「這文稿送給我吧，將來有一天我會重讀這序言的原稿的。」



基爾.莊遜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偉大教育家。他曾經是名重一時的芝加哥大學的副校長、院長、圖書館長、經濟系主任，也曾經是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刊物編輯……等，屈指難算，往往同期身兼數要職。十八年前，香港大學的黃麗松退休，要找新校長，我極力建議以重金聘請基爾。得到的響應是香港回歸在望，不能接受外國人作頭頭云云。這種及其它與學術無關的政治意識使港大一蹶不振。



二十年來，基爾.莊遜對東歐與中國的制度改革很關心，尤其是在農業人口轉業那方面，他作過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議。對中國情有獨鍾，這些年來他在神州大地周遊了無數次。是林毅夫的師傅，北大朗潤園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應該稱基爾為師祖了。基爾的女兒曾經在中國傳授英語，在中國收養了一個男孩子。



兩年前基爾到香港來，袁天凡宴客鯉魚門。我坐在基爾身旁，說往事，見他身體還好，思想還敏捷清晰。但去年到朗潤園講話時，聽到的是基爾的健康走下坡，大不如前了。我自己欠基爾實在多。我認為中國的農民都或多或少地欠他一點的。

心中有氣談瘟疫

為了寫肺炎瘟疫，我閱讀的報道不少是外國人寫的，專業的分析有份量，但輿論讀來心境難平。不能否認此疫起自中國，隱瞞、說謊給人罵了，處理不當也給人罵了，是中國的不是，不能不忍氣吞聲，抱歉抱歉。有時被人冷嘲熱諷，也是罪有應得。
使我心中有氣的，是西方的輿論滿有我個人不能接受的種族歧視的意識。以為自己可能過於敏感，跟一位身在美國的中國教授通電話，說這次瘟疫中國給外人罵得厲害，似有敵意。此君天天在網上讀輿論，回應道：「有很濃厚的種族歧視的味道呀。」

奇怪。一九五七年赴北美，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我沒有因為自己是中國血統而感到被歧視。但近十多年來，每次到美國看兒女，被歧視甚為明顯。起碼有三次，拿母親的錢到美國的小鎮投資，聽到「Chinaman,gohome!」這句話。我無動於衷，因為說得出這樣的話的西洋鬼子，應該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奇怪的是為什麼早前的二十五年沒有聽過，而近十多年偶到美國就聽了好幾次？或然率的巧合機會不多吧。中國的開放改革大有可觀，為什麼更被鬼子佬小看了？很不幸，最近的歧視者，似乎是讀書識字的人。

說實話，我平生交朋友不分國家，從來不管什麼民族大義，什麼光宗耀祖。但我認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尊嚴，應該受到尊重，何況炎黃子孫有五千年的深厚文化。蘇東坡的民族怎會在國際上被視為是次等貨色的？難道炎黃子孫自邀其辱？

聽說國內有些青年，高舉美國作為世界警察，負起維護世界和平的重任。這樣的意識，雖然不一定是崇洋媚外，但是天真得沒出息。任何國家的國際政治都是一門生意，永遠講成本與收益。難道你苦苦哀求，搖尾乞憐，人家就會給你打個八折嗎？君不見，美國慷慨陳辭，擲地有聲，作為伊拉克的警察，但一下子整間世界級的博物館不翼而飛，而這只不過是開頭的一小點手續費而已。不是貶低美國，而是說不同的民族只應該以互相尊重的原則共存。（更不是替薩達姆說話，我也認為一九九一的波斯灣之戰，美軍殺到黃龍突然鳴金收兵是蠢、蠢、蠢。）

心境難平，讓我也來一下種族歧視吧。這幾年到國內多次講話，遇到數以萬計的中國青年，雖然他們有好些不是之處，而作為他們的長者我數次責罵了；然而，衷心直說，他們的聰明與勤奮好學使我見而生畏。有這些青年的民族，應該是誰小看誰了？別的不說，單是我自己張家就起碼有四個到美國求學的，讀書考試，何嘗不曾斬瓜切菜，如入無人之境？

牢騷發夠了。肥佬明天（五月二日）在台灣開檔賣《蘋果》。這地盤的專欄一稿兩發。明天董橋先上陣，後天輪到我。本來打算繼續寫肺炎瘟疫，分析中國的清潔與衛生問題。但瘟疫這回事，是何志平在車公廟求得的下下籤，不吉不利也。

要為肥佬賀，我還是決定拿出未老寶刀，大叫幾聲：「夥計慢打鑼，打得鑼多鑼吵耳，打得更多夜又長。小弟初到貴境，腳踏勝地，拳打廣東一省，腳踢蘇杭二州……」然後表演一下自己當行的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