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兼通何難之有？

九月二十一日晚睡早起，清晨六時三十分送太太到機場去。辦好了登機手續，在機場買了一份《信報》，與太太飲茶去也。打開報章，見到一個小標題：「中英兼通是兩者不通」。心想，有冇搞錯？跟著的內文寫道：「一個不懂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港大校長，正好不受文化干擾，全真至誠地為港大確立現代文化坐標，重新和現代文明接上軌。」



我把這幾句文字讀給太太聽，說：「我老眼昏花，又是半睡半醒，可能讀錯。你給我讀一次，看看作者是否真的那樣胡說八道？」太太戴上老花眼鏡，讀後說：「你沒有看錯，真的胡說八道。」



該文的題目是《港大還未汲取教訓》，作者是洪青田，文內的主要論點是與前大法官楊鐵梁過不去，反對法官大人提出的選港大校長的準則。



送別太太，回抵家門八時三十分，還是半睡狀態。掛個電話給阿康，提到洪青田的論點，阿康大聲道：「我也是那樣說呀！就是在今天出版的《壹週刊》。」找到阿康的鴻文，題目是《從哈佛看港大》，細讀內文，論點與洪青田的似是而非。阿康說的是不要硬性規定「精通中國文化」才可以作港大校長。這我當然同意。



我不同意的是中西不可兼通，也不同意不懂中國文化做港大校長更為適合。我認為港大要專於學術，也同意要把學術「現代化」。洪青田似乎不明白，精於中國文化與學術現代化是沒有衝突的。且讓我解釋一下。



首先要說的，是中西兼通的人多的是。遠的不談，近在眼前的阿康就是一個，《蘋果》的董橋是一個，《信報》的林行止也是一個。再數下來就應該輪到區區在下了。我的中語行文不敢自評，但英語行文的水平自覺與中語的絕對一樣---大部分的朋友甚至認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洪青田似乎不知道，只要稍有看頭，學問、文章是沒有中外之分的。



洪青田又說；「要懂中文和中國文化的人來做校長，港大只可以和清華、北大，和復旦、武大競爭，不能和哈佛、耶魯、劍橋、史丹福並肩。」這看法也是不對的。洪先生可能認為，精於中國文化是一個包袱，怎樣也不能現代化。他不知道我那一輩的、四十多年前跑到外國求學、碰運氣的人，大都熱愛中國文化，老早就把食古不化的現代化了。



你要我考舊時的狀元不成，要我作八股文章不成，但其它的我不敢後人。拿出中國象棋，就是日漸黃昏，對一般棋手我還可以閉目讓雙馬。拿起毛筆，要我寫什麼鐘鼎之類不成，但上海中國畫院見到我的書法就封我為畫師，讓我過癮一下；而新潮的用墨變化，古人可不及我。你要談四書五經、詩詞歌賦、歷史文物，我可以奉陪。但我又可以把徐渭與梵高相提並論，把辛棄疾帶到法國的印象派；也可以寫千年回顧，把中國自北宋之後的文藝與經濟歷史與歐西的相比，而不用參考什麼書籍的。



你可以說我的「千年回顧」寫得不好，但那一連四篇的文章，在國內及外地被轉載了不下數十次。究其因，是我能把中國的歷史現代化，忽中忽西，如雪中舞劍，如烈日脫衣。在我這一輩子的同學中，能把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人數之不盡。我是因為這些同學的影響而變成這個樣子的。跟文章一樣，歸根究底，稍有看頭，文化也沒有什麼中外之分。



「現代化」是重視傳統，但不受傳統約束；是追求新意，但不亂來。我們讀聖賢書，讀兩句，罵一句；我們看新潮藝術，往往看不到皇帝的新衣；我們誦蘇東坡、聽莫扎特，拍案叫絕，擊節而和之，於是樂甚，把蘇學士與牛津並論，把莫扎特與米南宮的書法相比。精彩如斯，學問又怎會不迷人呢？



香港大學的困境，可不是什麼文化不文化，什麼中不成西不就，而是學術氣氛搞不上去。除了一些學者外，港大有好些事是與學術脫了節的。學生不喜歡上課（缺課的百分比可能破了世界紀錄）；好些科目我從事大學工作數十年沒有聽過；研究誇誇其談，我不懂的不能說，但懂的大都是得個「講」字；文章要鬥多，質量不便說了。



這其中更為無稽的，是近幾年來，港大天天談改制，花上巨資請外間的學術低手作顧問，左改右改。這些人從頭到尾都不明白，港大的制度困難是行政的權力與學術的權力起了混淆，以行政管學術，漠視了知識就是力量。這樣一來，政治重於學術，不親歷其境就不容易相信。



我可以用自己深知的一個例子來表達港大的情況。鄭耀宗要我出局，眾說紛紜。有一天我問他：「你是否要我出局？」他回應道：「不是呀！但你德高望重，學術地位太高，若繼續留任，沒有人敢申請你的職位。」我想，mentality 如斯，算了算了。於是退位讓賢，割薪留教職。那是年多前的事了。



港大跟著刊登廣告，聘請經濟講座教授。過了幾個月，沒有半個有份量的人申請，校長對我說：「史提芬，請幫個忙，介紹些有水平的來申請好不好？」我於是下功夫，找到三位蠻有資格的，都是華裔，其中一位出自清華，資歷一流，跑過哥倫比亞、耶魯、哈佛、史丹福等名校，獲柏克萊加州大學邀請為正教授。殊不知三位在第一個回合就被殺下馬來（不被shortlist ）。不被港大聘請不是問題，但沒有一個被shortlist 就是世界奇聞了。



幾個月前，我見鄭校長，談話中問他為什麼不shortlist 那位出自清華的。他說：「我們有把他shortlist 呀！」我笑而不答。他於是說：「柏克萊加大要的人，我們怎可以聘請得到？」我說：「要是他肯來，你要不要？」「當然要。」「那你就寫在紙上，說要，我明天就請他來港大。」校長也笑而不答。



校長可不知道，那位清華老哥早就收到港大謝絕的信，告訴了我。今天的港大經濟金融學院，沒有一位正教授！這是政治，與什麼學術文化無關。

從鄭美蓮看香港的藝術文化

因為天生耳朵有缺陷，我對音樂心有餘而力不足——喜歡聽但不敢嘗試，喜歡欣賞但成不了鑒賞家。

是我之幸，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進入了研究院後，我遇到幾位懂音樂的朋友。他們要跟我學攝影，就把他們所知的音樂知識與我交換。其中一位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在波蘭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獲季軍。我拿自己的攝影作品給她看，她就彈兩個小時鋼琴給我聽。知識換知識、作品欣賞換作品欣賞的玩意，是發展學術或藝術的必需條件。然而，回港工作十八年，這種「例行公事」的交換（交流）我沒有遇上。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該市什麼其它我喜愛的娛樂也沒有，但藝術文化卻是一流。博物館中的印象派畫作，目不暇給，而舉世知名的音樂廳，其管弦樂隊有口皆碑。另一方面，造訪的表演高手每星期起碼有一兩個。我愛聽鋼琴，所以當時的鋼琴名家我差不多全都聽過。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鋼琴高手雲集，是該世紀的鋼琴黃金時期了。

當時在芝大，我的除稅薪酬大約是每月七百美元。起居飲食用了四百多，餘下來的，沒有其它娛樂，聽音樂是唯一可以花錢的地方。有一位比我還要窮的朋友，愛音樂重於生命。他沒有錢捐出去，但經過多年的辛苦耕耘，他與芝加哥音樂廳的辦事人搞上一些關係，或許是辦事人可憐他對音樂的癡情，所以這位窮朋友有辦法買到上佳座位的門票。縱然有關係，好些時他沒有錢買票，我要去聽時就「資助」他。

皇天不負苦心人。要上佳的座位，有時我們要付上佳座位的票價，但好些時我們收到情報，在不「爆」的情況下我們可買廉價票而在最後時刻把座位升級。一位高人演奏，幾個月前，為了要節省十元八塊，我那位朋友就要使出渾身解數，雄才偉略，偷天換日，通常可以賺得一點甜頭。

記得有一次，息演多年的Horowitz要到芝加哥表演兩場。我說聽一場就夠了，但該朋友說一定要聽足兩場。問題是，Horowitz復出是世界大新聞，能購得門票已是天之驕子，更勿論有甜頭了。後來我們要買「黃牛票」才聽足兩場，破了產，之後幾個星期不再聽音樂演奏了。

回港任職十八年，因為各種原因我去聽音樂演奏只有五、六次。最近朋友請我去聽一位名叫鄭美蓮的女鋼琴家演奏，事前以為是一位普通的後起鋼琴手。名字擺明是香港人，觸發了我的好奇心。香港出生的鄭美蓮來頭倒也不小。她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拿得魯賓斯坦國際鋼琴大賽的首獎，又於一九八八年獲蒙特利國際大賽首獎。我對什麼「獎」從來不重視，但鄭女士的演奏實在好，好得出奇，使我喜出望外。她的技術好不在話下，而更為重要的是她彈出來的是好音樂。

鄭美蓮有颱風，態度可人。她彈的兩首莫扎特非常好，證明她的音樂細胞是上選的。一首德布西（Debussy）彈得十分精彩。另一首加籍華裔作曲家盧易的新潮「古典」作品，有新意中竟然不難聽！（說句衷心話，一般的新潮「古典」音樂，難聽得要命——我是個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

令我感歎的是，在香港大會堂的一個不大的演奏廳中，聽眾竟然佔不到三分之一的座位。最佳座位的票價只一百四十港元，鄭美蓮是香港人的光榮，而她只演奏一次，知音人怎可以那樣少的？既然是小演奏，怎可以花籃也沒有一個？

說香港沒有文化，是不對的。但說香港沒有藝術文化，卻是對了。富有的地方通常都附帶著有聲有色的藝術文化。香港歷來富有，但藝術文化低下如斯，可算是異數了。

回港十八年來，我曾經到過好幾家大富的宴會廳，但從來沒有見過牆上掛著一幅有重量的藝術作品。李嘉誠等人怎可以沒有一個藝術收藏部門的？

香港藝術館展出的作品，怎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上海比下去？當然，像米南宮的《多景樓詩》（現存上海博物館）那樣重要的作品，有錢也買不到。但香港的收藏家多的是，長期借出來轉換展出，應該琳琅滿目，整體來說會在上海之上。

年多以來，香港蘇富比一連三次的中國古書畫拍賣，精品甚多（這可不包括什麼圓明園怪獸）。我屈指一算，將這三次拍賣的古書畫精品全部買下來，只億多港元而已！那是說，不借而買，要搞一家世界級的中國藝術博物館，三幾億港元就可以辦到，而那只不過是梵高的半張精品罷了。這是香港眾多百億富豪的九牛一毛，捐出來是那樣有意思的事。（美國首富蓋茨，捐出了一千七百多億港元。）

我可以用一個自己能作證的例子，來說明炎黃子孫對藝術文化的漠視。去年我在上海一家拍賣行拍得兩小幅清初大詞人納蘭容若手書的字。幾位專家朋友都認為是真無疑。不是精品，但納蘭容若是南宋辛棄疾之後到今天的第一詞人，雄視神州七百多年的，而其遺傳下來的墨寶甚少。你說我用多少錢買到這兩小幅？

人民幣三千元！

再看鐘庭耀事件

鐘庭耀事件把香港大學搞得支離破碎、一塌糊塗，最後鄭耀宗校長辭職。這一切是事發之初沒有誰可以想到的。鄭校長不同意獨立委員會的報告結論，不難明白；他要堅持復職，也不難理解。今天（九月六日）他不再堅持，是審時度勢，以大局為重。

殘棋馬勝炮！然而，如果鄭、黃二長的最後聲明大約是真實的話——我認為有可能是真實的——這樣收場就要用上三個歎號了。我相信特首辦對鄭耀宗說了一些話，相信鄭對港大高層及黃紹倫說了一些話，相信黃對鐘庭耀說了一些話——都是對鐘的民調工作有不滿之意的。我也相信鐘的「事實」（不是揣測那方面的）供詞是可靠的。但這些加起來不一定與鄭、黃的最後聲明有衝突。

我相信鐘受到某種干預，但不相信他被干預了「學術自由」。在香港這個地方，要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就是毛澤東復生也不容易做到。另一類干預學術，是有的。例如，近幾年來，因為政府所設的局限條件不斷改變，教師們要鬥多文章、斗學報的名頭，是一種干預的怪效果。這導致有「香港大學勝耶魯大學」之說。最近又聽到（可能聽錯了）「港大勝加大」！

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特首辦沒有參與鐘庭耀事件，整件事不會發生。就是鄭、黃二長親自把鐘逐出校園，說明不准他作民調工作，沒有誰會說半句話。政治的可怕，於此可見。

因為特首辦的參與而引起的「大事」，其中有兩個重要的混淆，以致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第一個混淆是特首辦說不喜歡的可能不是鐘的民調工作，而是鐘的闡釋及建議。鐘過於熱衷於社會的改進，認為自己有影響力。這是年青人的熱情，只有歲月的消磨才可以說服他。我認為特首辦不會那樣蠢，表示不滿民調的本身。民調工作任何機構都可以做，要節省費用可用計算機自動地天天做，做個不停。無法禁止的工作，特首辦管之作甚？特首辦不高興的應該是鐘的言論，尤其是他那些以「數字」為憑而說的。很不幸，這二者有了混淆，傳來傳去，到後來你說有干預，我說沒有，但沒有說清楚有的是什麼、沒有的又是什麼？

第二個更為重要的混淆，是關於什麼才算是學術。校方高層似乎老早就意識到民調工作不是正規的學術，因而對鐘的資助轉由校外的市場負擔。黃紹倫是個有份量的學者，他從學術的問題入手處理，是對的，但他選在民調方法的路來處理，卻是錯了。且讓我在這裡解釋一下吧。

在《我看鐘庭耀事件》一文內，我指出鐘的民調工作不是學術，美國的名大學從來不幹。但有好些以問答方式的調查，甚至可以稱為是民調的，卻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問題是中文「調查」這一詞，其含義過於廣泛，引起混淆。我可以用兩個準則來說明鐘庭耀的民調工作不是學術。

第一個準則，從英語的角度看，「調查」可稱為Poll、Survey，或Investigation——這三者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分別。鐘庭耀所做的是Poll，而Poll有投票的含意；黃紹倫以「選美」來作比喻，是對的。在學術研究上，Poll的辦法很少用，因為其所得的數字結果，是序數（Ordinal number），在考證上通常有很大的困難。這不是說Poll在學術上不能用，而是很少用。

第二個遠為重要的準則，是任何有學術性的調查，調查之前必先有一個假說，或起碼有一個模式的大概，使調查的結果可以推翻或證實些什麼。政治上的民意調查，一般來說，是沒有意圖推翻什麼假說的。這是說，以非學術為理由來停止鐘庭耀的某些調查工作，順理成章，沒有什麼要左閃右避的。

就算是停止正規的學術，也不一定是干預學術自由。美國某大學一個學院，見一個學系搞得不成氣候，就將該系取消，解雇所有職員。干預學術自由是指干預一個研究的結論，或指香港政府規定中學老師所用的課本，又或指香港考試局約束試卷的形式。至於這些干預是否害中也有利，是見仁見智的事了。

無論怎樣說，我認為鄭、黃二長——尤其是鄭校長——是應該辭職的。這不是因為他們干預了什麼學術，而是把事件處理得一塌糊塗。我不是說我可以處理得較好：他們要處理的是政治上的問題而不是學術上的問題。在這方面我的本領是零分。

干預民調，若真的是發生了，是干預政治而不是干預學術。一開始輿論就排山倒海，是政治的鐵證。這樣的來勢不容招架。我說鄭、黃二長最後的聲明可能是真話，但在過程中的失憶、改口、語無倫次等，顯得不盡不實。他們不一定是刻意說謊話，但因為有了上文所說的兩種混淆，有理無理說不清，他們可能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對。

在聆訊中，黃紹倫對學術的陳述，大有改進。這發展使我覺得有可能化險為夷。想不到，在黃作證供後，程介明副校長突然補加新「料」，帶出麥列菲菲教授，使跟著作供的鄭校長陣腳大亂。我不懷疑程介明與麥列菲菲所說的是真話，但他（她）們所說的可不是干預民調的證據。

我認為香港的大學若要避免類似的事情再發生，萬無一失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學要與校外的所有政治分離。然而，在今天，差不多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擁有多個外間的政治名銜。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大學，我認識一位在拿加大Ontario省某名大學任職的教授朋友。這位朋友後來參選該省的議員。他的大學校長支持他，親自替他宣傳、打氣。朋友當選後，校長對他說，從你任職議員的那一天起，大學會停發你的薪酬。這是尊重學術了。

《隨意集》前言

《隨意集》的文稿一九九二年二月就準備好了，但不知怎的要到九三年七月才出版。聽說當時很暢銷，一個月後就發行第二版了。空間出過多少版我不知道，知道的是過了不久出版商跌了所有的磁碟及底片。市場千呼萬喚也不見再版，這就是原因。

再打字，再校對，要用上「移山心力」。這解釋了為什麼一拖再拖，拖了好幾年。既然要重頭做起，我就趁機會修改一些文字，補加幾個後記，也取消兩篇因為過時而變得不值得讀的文章。我也藉著這機會換了封面的畫，以黑蠻的代替永玉的。這不是說兒子勝父親，而是我要把自己所有的中文書籍以黑蠻的畫「掛帥」。這樣統一起來——將來有十多本風格相同的——你說好看不好看？

從體育英雄到蠢文化

家中訂閱兩份報紙，一中一英，主要是太太看的。我看頭版及美國的體育消息。作學生時的習慣，三十多年後還改不了。體育消息，我要有大英雄才看。當年看拳王奇利（後來改名阿里），壘球看Koufax ，籃球看Baylor ……而跟對體育更有興趣，是因為自己有兩位學生成了英雄人物：一位是打網球的Arthur Ashe ，另一位是打籃球的Lew Alcindor （後來改名為渣巴）。



　　因為電視的普及，體育娛樂集中在一小撮英雄身上已有半個世紀了。舉足輕重的超級英雄，要十多年才出一個。聽說籃球超級英雄米高'佐敦退休後，市場每年損失大約美元二百億！去年千禧回顧，美國的好事之徒選舉歷史上最偉大的體育英雄，依稀記得是球王比利排第一，拳王阿里第二，米高'佐敦第三。這些都是電視普及後的人物，而全部都是以體育為職業的。



　　最近我意識到一個奇跡。選歷史體育英雄只不過是一年前的事，要是今天再選，冠軍可能是另一個人：那位年僅二十四歲的高爾夫球手Tiger Woods 。這是一件不容易想像的事。以市場價值來排列，Woods 是歷史之冠應無疑問。但在技藝上他是否歷史英雄之首，就只能武斷了。高爾夫球怎可與足球相比呢？然而，要是大家武斷投票，Woods 勝比利並不出奇。如果Woods 能保持目前的戰績，或謂過之，那麼再過十年八載，他「考」個歷史冠軍是相當肯定的了。



　　英雄的品評、衡量，永遠是武斷的事。Woods 是一個現象。三年前，品評他的專家就差不多用盡所有的形容詞——那是說，他一開始作職業球手，就是一個現象了。幾年來他進步了不少，以至其比賽成績與其它的職業高手明顯地隔離了一個層次。在體育歷史上這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只有二十四歲，還有二十年會是這樣，現象奇特如此，也難怪所有與高爾夫球有關的行業都發了達。



　　我沒有打過高爾夫球，但好於此道的朋友都說其困難程度極高。那不是一項面對面與敵手比並的體育——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體力的需求遠不如美式足球、拳賽那一類。Woods 在高爾夫球的各方面技藝全屬一流，早已有口皆碑。我特別欣賞的是他的心和氣平、臨危不亂、永不怯場的表現。球是那麼小，棍是那樣長，用全身之力把球遠打一千呎，微乎其微的分心小球就不知會飛到哪裡去。我不懂，沒有嘗試過，但所需的集中力卻容易想像。



　　我無端端地談起體育來，是因為香港報章上的新聞好像是發了神經，讀之無味，棄之可惜。《南華早報》的體育版，在無聊中就更為可取了。話得說回來，以一個曾在美國求學、工作的人來品評，該體育版辦得差勁，只是比其它新聞好看罷了。



　　朋友問，程介南事件怎樣看？他是做了錯事，還是做了壞事？我回應道：「都不是，程介南是做了蠢事！」蠢得離譜，而跑出來替他說話的人也是想也不想的。



　　我可以舉出一個類同的例子來 解釋程先生所做的是怎樣的事。多年以來，我是香港中七會考出經濟學試題及修改試題的一個人物。要是我在校外開一家補習社，不管是明的還是暗的，當然會生意淊淊。要是我那樣做，你說我蠢不蠢？就是沒有明文規定我不能開補習社，我怎樣也不會那樣做。瓜田李下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責任上的問題。出試題的人不賺出試題的勞力以外的錢，是一個責任；要對所有考生公平處理，也是一個責任。就是喜歡我行我素，百無禁忌，這些責任我是知道的。



　　去年一位中學教師，曾經是我的學生，寫了一本中七的經濟學課本，請我寫「序」。



　　我說自己還參與中七的會考試題，所以這個「序」不能寫。就是那麼簡單。



　　程介南不僅開「補習社」，而且賣「試題」。政府某官員說：「試題」遲早要公開，早點賣出沒有問題。曾鈺成「強烈譴責」，但又認為「可做議員」。更無稽的是，好些「候選人」要新立法會研究程介南事件。這樣的事有什麼值得研究的？蠢！蠢！蠢！



　　無獨有偶，鍾庭耀事件大有雷同之處，反映香港的文化正在「蠢化」。鄭耀宗沒有「做」錯什麼，但「講」錯，越講越錯，到後來語無倫次。程介明帶出麥列菲菲的「地震」言論，言之鑿鑿，據說是後來補加的。我沒有理由懷疑鍾庭耀所說的「壓力」，但他最後的陳辭，熱衷於社會的改進，不自量力，很有點那個。楊鐵梁反對公開調查報告，因為「需花大量紙張印製」。



　　大學之外對鍾庭耀事件聆訊的一致品評，是香港大學不像一家學術機構。外人要到現在才知道，也算是蠢得可憐了。



　　今早《蘋果日報》的頭版標題，說北京封殺林行止的著作在那裡的書展出售。蠢人有兩個。第一個是出版商沈登恩。山木的著作只一套就六十八本，沈老弟怎可以抬到北京去搏懵的？第二個是《壹週刊》頭頭楊懷康。他說「無法理解北京的做法」。要是《壹週刊》舉辦香江蠢才大比賽，我會投阿康一票！



　　香港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