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通貨膨脹

今年九月十三日，我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一篇題為《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的文章（見九月十四日的《香港經濟日報》與《文匯報》，又見本書第二十三頁），自己認為寫得相當滿意，事前曾把該文的英語原稿寄給佛利民。因為在目前中國經改的最重要關頭上，他不遲不早地要到中國去，絕不可能預先知道中國如火如荼的新發展，所以希望他能在行前細讀我這篇文章，瞭解一下中國的情況，作一點準備。

大致上，佛利民很喜歡我文內的分析，但關於結論中我對中國通脹的觀點，他提出反對。我結論的那部分是這樣寫的：

「據報道說，中國人民幣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長率。但這樣的增長率，不應該是目前急速通脹的主要原因。中國有好幾個地區的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超過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以往的自供自用的或以貨換貨的產品，目前已在市場以商品的形式成交了。這些發展，在官方發表的數字中是沒有的。

「話雖如此，將人民幣的增長率，控制在每年百分之十五左右，應該較為適當。但我認為中國的通脹還有如下的主要原因：在管制下，利率過低；政府壓制大有起色的私營財務公司；連大有名堂的外資銀行也不准在中國執行銀行本身的主要職務；國家的企業在提高價格的情況下，產品供應的增加不夠彈性。」

佛利民所反對的當然不是以上的引文第二段，而是第一段開首的兩句。我認為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是不足以為憂，他卻堅信這增長率與通脹惡化有決定性的關係，而這惡化會是中國經改的一個重要障礙。我當然同意貨幣的增長率對通脹有決定性，但他顯然不明白我那簡單的關於中國通脹的分析的含義，所以在中國的旅程中我們就反覆地談及這個問題。這樣，到了南京時，我們對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就有了一個共識，使我覺得我原文中上述那一段不需修改了，但補加一個詳盡的腳注卻是需要的。本文可算是那個腳注，其中有不少地方是得自佛氏的啟發的。


什麼是通貨膨脹？

一般人以為，通脹是指物價的廣泛上升。這個概念錯得離譜。假若我們明天從上起來，發覺所有物價、工資及自己所有的錢都上升了一倍，這完全不是通貨膨脹。這好比在一夜之間政府將一元改作二元，是一還是二，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影響，也不會影響我們的投資或消費行為，因此我們不會謀求什麼對策。物價在數字上是上升了，貨幣量在數字上是增加了，但什麼影響也沒有，這不算是通脹。

通脹的定義，一定是基於一個有時間性的通脹率，每年、每月或每一段時期內一般物價上升的一個百分率，而這個百分率不是一次過就停頓下來的。因此，通脹的概念就一定包含著人們對通脹率的預期。物價上升，若不引起人們對物價繼續上升的預期而作任何應變的策略，對經濟整體是沒有影響的。通脹是因為人民的預期而促成，使得物價的上升不僅是上升一次而止，而且由於人們謀求對策，促成了一個按時上升的通脹率。人們對通脹預期的形成不易，但形成了要他們改觀——終止那預期——更難。終止通脹預期的唯一辦法，就是壓制貨幣的增長率，使人們入不敷支，受一點痛苦，不能不要改變預期，因而改變超前消費的意向。

另一種的物價上升，也不算是通脹。那就是，物價在政府管制下，一旦放開了而上升，不是通脹。這是因為被管制的物價，不是真正的物價。物價被管制在市價之下，求過於供，人們或要排隊購物，或要用有價值的糧票，或要走後門、搞人事關係，又或者爭先恐後，打得頭破血流——這一切，都得付出代價——而這樣的代價是價格的一部分。解除了價格管制後，這些代價是不用付的。所以因解除價格管制而導致的以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只是政府統計數字上的上升而並非真正的上升。很不幸，政府的統計數字誤導了民眾。這樣，由於解除價格管制而引起的假的物價上升，可能使民眾認為通脹是真的那麼厲害，而增加了他們的通脹預期。

中國大陸最近大幅度地放開了一些市場價格——這放開是極為重要的——但這種並非真實的市場價格上升，佔有今年上升較速的通脹率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了。


通貨膨脹率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

我們實在不容易估計，今年大陸僅在八個月中就有百分之十九強的通脹率究竟是代表著什麼。在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這數字似乎是包括了由市場價格開放而引起的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但其實這一部分並非通脹。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單以近幾年來沒有價格管制的物價來量度中國的通脹率，這也是肯定會歪曲了中國通脹的真實性。

在這後者的問題上，我向佛利民提出了一個他很欣賞的觀點。那就是以同樣的足以引起通脹的貨幣增長率，假若一部分的物價是被管制的，另一部分是自由浮動的，那麼浮動物價的通脹率肯定會高於所有物價都不管制的通脹率。這是因為在前者而言，貨幣增長的通脹壓力，會集中到不受管制的物價那方面去。趙紫陽說中國的物價大約一半被管制，一半是自由浮動的；假若在比重上也是各佔一半，那麼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貨幣增長率，就會造成足以令人頭痛的通脹。

佛利民不僅同意我這個分析，他跟著在兩次講話中就提出了一個以氣球為例的比喻：以管制一部分物價來壓制通脹，不僅毫無益處，而且會像氣球一樣，當你將手緊捏著氣球的一端，另一端就會特別地膨脹起來。

基於以上的原因，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是被歪曲了的。另一方面，官方的統計數字也可能出錯，低估了通脹率。這是因為這統計在目前還是很不完善，而政府當局應該是有低估通脹率的傾向。有了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們實在難以肯定中國的真實通脹率究竟大概是多少。但無論怎樣說，以近來人民幣對外匯的黑市匯率大幅度地貶值（目前與港幣的黑市匯率，是一對一）來衡量，中國近來的通脹加速是無可置疑的。


貨幣增長以外的兩個通脹因素

通貨膨脹永遠都是貨幣增長率過高的後果。理論邏輯及事實的證據，不容許我們有其它結論。但在中國的情況來說，另有兩個促使通脹惡化的因素。

其一，是我以前提及過的：銀行的利率被管制在通脹率之下。目前，除了三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可作另議外，每年七、八厘的存款及貸款利率，不及通脹率的三分之一！在這情況下，市民當然少作存款的打算，而有超前消費的意向；另一方面，有人事關係（有特權）而能向銀行借到錢的，當然是借得越多越有利可圖。而一旦借到了錢，就必定急不及待地購物或花掉了。這些行為，會增加貨幣的轉動率（velocity），因而使通脹率增長。

其二，中國的市民一年多來接二連三的幾次搶購風潮，可不是因為通脹或物價開放而直接引起的。主要的搶購原因，是在通脹加速及價格管制的情況下，風聲鶴唳；而跟政府有關係的人士久不久就空穴來風，說什麼外匯券要被取締呀，人民幣快要貶值呀，什麼物價又快要增加呀等等，人們豈有不大炒特炒或搶購之理？這些或真或假的傳言，也是引起通脹預期的一個因素。

解除價格管制是應該無聲無息地一夜之間解除。物價上升了，使需求與供應平衡，哪會有人搶購？即使有些看不準的人還以為有利可圖，以為物價開放後還可以炒——例如不久前的花彫酒——他們會因為市價後來的下降而受到懲罰。


控制貨幣的增長率需要其它改革協助

貨幣的增長率對通脹起決定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的。不過，中國的情況與英、美、日及其它國家、地區不同，所以單是控制人民幣的增長率而不作其它有關的制度上的改革，通脹雖然可以壓制，但由於體制上的不協調，中國就要付出很大代價。

先舉國營企業為例吧。這些企業是需要政府支持的。它們也受到政府的諸多管核。政府若讓利息自由浮動（或大幅度上升），對通脹的控制當然大有幫助，但企業既然是國營的，要付高息的話，那就是要政府付高息，政府倘若不多貸一筆款項給企業來付利息，怎可以自圓其說？這也是說，國營企業若不私產化，要壓制人民幣的增長率，談何容易？又或者，政府如要減少國營企業的投資（據說最近已決定減少百分之二十），這準則又從何而決定？有利可圖的投資也要減少嗎？那是為什麼？強迫性的減少投資，使一些作好了計劃的國營企業失了預算，入不敷支，怎麼辦？

同樣重要的，是國營企業的生產在彈性上容易降，難以升。產品有彈性的增加，是協助減低通脹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國營企業的不成氣候，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從樂觀那方面看，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談，中國要減低通脹率的話，比發達的國家容易得多。這是因為中國的體制還大有可改進之處，使生產增加是易如反掌的。解除了價格管制（如上文所說，這以金錢表達的價格上升，不是通脹），加上將國營企業私產化，使生產增加，通脹的壓制就遠為容易了。中國大陸目前所說的什麼先壓制通脹，跟著才慢慢地放開物價及改革國營企業的言論，是不明個中道理的。

再舉銀行的例子吧。中國大陸現有的銀行根本不推行銀行應有的運作功能。更令人頭痛的是，由於要維護本身的權力，政府不容許外來的或私營的銀行在大陸進行正常的商業活動。這樣做，對通脹的壓制就有害無益了。若容許私人的銀行自由決定利率，自由接受存款與選擇認為可以貸款的機構，那對通脹的壓制就一定大有好處。在一方面，私營銀行儲蓄利率的大幅度上升會鼓勵人們存款，減少超前消費的意向。另一方面，有利可圖的生產機構不會借貸無門；這可使生產增加。二者都有助於減低通脹的。

不過話說回來，假若私營的銀行真能立足而又不受到政府的諸多制肘，國營的銀行如不改革就非倒閉不可了。我以為中國的銀行權威是明白這點的。所以歸根究柢，中國改革的困難還是在於特權分子要維護自己的既得權益。所以我對佛利民說：「你的貨幣理論沒有錯，但中國的困難所在是特權反對私產化，單是控制貨幣的增長率，是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壓制通脹的。」這一點，他是同意的。但他沒有想到，一些中國的執政者似乎是以通脹為借口，把價格及體制改革的步伐放慢了！特權要維護特權的利益，又何患無辭呢？

最後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價格不僅包括利率與匯率，也包括工資。放開物價而不解除工資的管制當然是行不通的。由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物質補貼要下降，工資自由浮動是唯一減少動亂可能性的辦法。但企業若堅持為國有，開放後的工資從何而定？其它國家的國營經驗是工會林立，連手罷工的行為不脛而走。所以說來說去，將國營企業私產化是關鍵所在。


人民幣的增長率應該是多少

前文提及，人民幣的增長率，現在每年是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假若這個數字是對的話，那麼今年的近於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通脹率就不容易解釋了。我可以肯定，在我到過的大陸比較開放、私產企業比較盛行的地方，每年的實質收入增長率是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國的官方統計低估了近幾年來的國民收入，是無可置疑的。一方面，個體戶盛行，而這些發達之家少報稅，統計部門就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私營的零售業生意滔滔；其收入，官方的統計也是低估了的。

我向佛利民指出了這些足以炫耀但被低估了的進度，也指出有很多以前不在市場成交的產品，現在已成為商品，因此，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怎能說是大幅度地過高呢？這問題使他感到困擾。一個可能性是：發表的人民幣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長率，是大大的低估了。他同意利率被管制而遠低於通脹率之下，是促長通脹的一個原因。他也同意物價開放後的物價上升並不是通脹，因而通脹率是被高估了。當然，這其中還有上文所提到的氣球的例子，及官方的言論有意或無意間促長了通脹的預期。

更重要的，是根據佛利民多年來的研究，一個在發展中的落後國家，只要推行私產制，那麼，貨幣的增長率，在發展中，是可以比國民收入增長率大一倍，而也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那就是說，假若中國真的能大刀闊斧地改革體制，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絕不會是過高的。但他認為，中國人民對通脹的預期既然已成事實，立刻減低人民幣的增長率，是必須採取的措施。這一點，我沒有異議。


結論

通貨膨脹會妨礙中國的體制改革，是顯而易見的。但先行控制貨幣的增長率來壓制通脹而將其它改革押後，是劣著，因為這會使社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各方面的改革一定要並駕齊驅，越快越好。這些包括立刻開放所有市場價格與工資，盡快搞好產權結構，取消所有官方的壟斷權利，讓利率自由浮動及容許私營銀行參與競爭。從樂觀那方面看，因為中國還有那麼多可以改進的地方，生產的大幅度增加並不困難，所以對通脹壓制是應該遠比發達之邦容易得多。

中國的貨幣增長率，在目前是應該減低的。到了通脹得到控制而人民對通脹的預期有了改觀時，那麼，貨幣的增長率可以增加至國民收入增長率的一倍，還是可以接受的。但這一定要有其它改革的協助。到了經濟大有瞄頭時，再逐步把人民幣的增長率減低。

向來宣稱為人民謀福利的社會主義倡導者，是不應該以壓制通脹為借口，把價格及體制的改革推遲，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也不應該散播謠言，惟恐天下不亂似的，有意或無意之間把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促長了。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四年多，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指出中國通脹的根本問題不是貨幣量增長率高，而是特權借貸使幣量無法控制。該文（見《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第一七五頁）得到很大的迴響。後來朱鎔基於九三年六月底接掌中央銀行，一年之內手起刀落，兩年之內成功地抑制特權借貸，鬼斧神工，到九五、九六年間中國的通脹變作通縮。

台灣股市的有形之手

台灣的股市有價「限」而無股「量」地一連下降了十八天；到了第十九天，下限不達而成交量大幅上升。第二十天的成交量更大，股市指數上升了！這個轉變使當地報章用上不少「報喜」的大字標題，例如「股市強勢翻升」，「陰霾盡掃」，「紅光普照」，「壓力頓消」等等。

本文脫稿的前一天（十月二十四，股市暴跌後的第二十一成交日），台灣的股市再上升，那裡的一般言論當然又大賀特賀了。很不幸，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出悲劇，對台灣的經濟前景半點好處也沒有！這是因為近幾天來那裡股市的轉向上升，不是市場的自由運作，而是政府在幕後以「打顎骨」（jawboning）的方式來「說服」股市的大戶及財團，要他們「照顧」旗下的股票。所謂「照顧」者，乃在有形之手下被迫「入貨」，或放棄賣出的意圖，來「托市」或「護盤」是也。

台灣政府之手是有形而無影的。政府的策劃者威風凜凜地在幕後指揮；名義上是「民間」的「台灣證券交易所」的主事人在幕前奔跑。這是說，台灣股市這次「反彈」是因為政府干預市場的運作。

不管今後台灣股市的走勢如何，這次政府的干預都不會帶來好處。我可以想像四種可能的效果，而其中沒有一種是可取的。

第一種可能，是股票的市價還應下降，但大戶財團富可敵國，有起死回生之能；股市於是被托而起，而且這提升並非短暫的。這情況是可能的；不過，大戶們自己一定心知肚明，他們擁有這麼多高價股票，表面上價值連城，一旦要賣出去，股市就會兵敗如山倒。因此，他們的「大富」只是賬面上的，其實卻非如此富有。這好比一些物業的擁有者或古玩的收藏家，喜歡高估了自己的「珍藏」之所值，自我安慰；但他們知道，若要清盤出售，就很不過癮了。

台灣的股市大戶若被迫著要扮演有奇貨可居的角色，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股市的功用就不能不作廢。例如，不能自由出售的股票市場，怎可能用增股的辦法來集資？這招若不可行，股市不搞也罷。

第二種可能，是台灣的股市在真實價值上不應有五千多六千點的指數，但由於大戶這一托市，盲目的大眾股民又再度成了直覺牛群，見股市上升再買可也。假若這提升是得到無知大眾股民的擁護，就不會是為期短暫的。於是，大戶小戶就會覺得他們是真的富有了——好像他們在股市暴跌前似的。

這種自欺而又過癮之極的情況，其壞處是誤導了股民的消費及投資意向。他們高估了自己的財富，每天大魚大肉，也「炒」高了其它資產的價格。可是歸根究底，經濟的生產能力不能支持這樣的消費，這樣的投資。所以總有一天，股市會圖窮匕現，跌得頭破血流。到那時，因為大魚吃得太多，投資下得太盡，股民翻身無力，破產的破產，有物業的賣物業，豈不是烏煙瘴氣了？

第三個可能，是目前的托市只是短暫的成功，過不了一月半月，股市又繼續下瀉。大戶於是大歎倒霉，中了「有形之手」的計。到那時，這隻手就會變得有形有影，難以下台。

第四種可能——台灣政府及大戶認為是最好的了——是台灣的股市著實是下降得太多了，以至偏低於其真實價值。這可能是由於下降的限額規定，嚇怕了股民，又或者是無知的牛群轉向，不明所以地亂跑，跑得太速太遠。這樣，股市被政府在幕後指點，撥亂歸正，阻止了不應再跌的下降，使官民皆大歡喜。

股市下降「過度」當然是可能的，但政府這樣「撥正」卻沒有好處。第一，郭婉容歪打正著的千分之三的證交稅，微不足道，股市暴跌算不上是由於「有形之手」。但如今的護盤手法，是用上什麼「鐵三角」的千鈞之力，那不是干預市場是什麼？就算是政府對股市的真值是估對了，將來任何資產市價暴跌，政府是否也要大護其盤，撥而正之？第二，台灣股市的結構與規例，顯然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財政部應藉此次股市風潮作一番整頓。但這次護盤卻掩蓋了問題，使人覺得政府逃避現實。第三，大戶集團這次顯然是幫了政府一個忙，雖然大家都是善意，但這不是官商勾結是什麼？天下間沒有免費的午餐，將來政府會怎樣報答這些大戶呢？

說是護盤，但市場的自由卻被嚴重地損害了。看長遠一點，台灣的內資或外資會怎樣想？政府是否希望他們凡事向政府求助？那是說，就算是官、商兩方認為是最佳的「護盤」效果被證實了，也得不償失。我想不到有哪一位對市場運作有深入認識的經濟學者，會認為成功地阻止了股市的下降，是足以彌補「有形之手」的各種不良影響的。

是的，從近幾個月來台灣政府對市場的處理手法看，我們外間的經濟學者是高估了那裡的發展。火雞進口，引起雞農遊行，政府還未修改法例就先對農產品的進口諸多左右；如今股民遊行，政府又在沒有明確的權利或義務下，扮演英雄好漢的角色，伸出有形之手。看來遊行在台灣會成慣例的。而將來的股市或其它市場暴跌，政府若不出手相助又怎能自圓其說呢？就算是今天的股市大戶被迫而做「對」了，得了些甜頭，他們將來的頭痛日子會有的是。

郭婉容沒有錯

近來台灣股市暴跌。因為有個別股票每天不能下跌超過百分之三的規定，其慘痛經驗就迫著要延續很多天。這使我想起佛利民最近在上海談及放開價格時引用過的斬老鼠尾巴的例子。要斬老鼠尾巴，應該一次過地斬，不要一吋一吋地斬。想不到，十多天後，台灣的股市就果真的一吋一吋地斬，可謂不幸而言中矣！

這次台灣股市的恐慌性拋售的導火線，顯然是財政部長郭婉容將舊稅重提，決定於明年初恢復徵收「證券交易所得稅」。雖然，其課稅額僅是利潤的千分之三，微乎其微，但卻點金成鐵，引起股市狂瀉不在話下，而股民連日遊行，鬧得滿颱風雨。政府當局無所適從，作出讓步，將所訂的稅率千分之三減至千分之一點五，但為時已晚，股市照跌無誤。

幾天前，一位《中國時報》朋友在午餐上跟我談到台灣股市的問題，我隨便說了幾句，並提及假若郭婉容真是有意使狂升的股市冷卻下來，而千分之三的稅率能導致股市狂跌，那就是神來之筆了。殊不知這位朋友將這「訪問」簡單地刊出來後，《時報》的電話響個不停。她於是堅持我要澄清觀點。我想，上述的「訪問」過於簡化，而刊載出來的有一兩處並非我的原意，那我就明知山有虎，也不能不偏向虎山行。這篇文章也就非寫不可了。


無知的牛群直覺

是的，在自由市場裡，有些物品的市價可以莫名其妙地狂升暴跌。歷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荷蘭在一六三六年發生的鬱金香事件。那時，該地居民發狂地大「炒」鬱金香的球莖，不少人辭了工來炒、炒、炒，以至最貴的一棵球莖價高二萬英鎊——約值現在的三千萬美元！後來球莖市場暴跌，造成了有名的鬱金香危機。大約十年前，中國大陸的君子蘭也曾發生類似的事件，使以為奇貨可居的買家輸得頭破血流，但比之荷蘭昔日的鬱金香風波，卻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產品上，類似的價格急升暴跌久不久會發生，但次數不多，為禍也不大。這種情況在股市是比較常見的。一九七三年的香港股市，就曾經狂升暴跌：恆生指數從三百點上升至一千七百點而跟著下跌至一百五十點。那一次，一種名為「香港天線」的股票，識者皆知一文不值，但竟然上升至港幣五十多元一股。後來在股市暴跌時下降至零點，股民把它取笑，名之曰「香港黐線」（神經病）！

股市這種莫名其妙的大幅度升跌，有兩個特徵。第一，這現象大都出現在新發達地區開始具有瞄頭的股市中。第二，從百分比看，狂升與暴跌幅度最大的股票，都是些不見經傳或較新的上市公司的。這兩點都支持著這樣的一個結論：莫名其妙的狂升暴跌是由於很多新入行的、對股票毫無認識的人所促成的。

一九七三年，香港的股民十之八、九不知股票為何物——現在有了進步，但還應有十之六、七。（以我自己所認識的股友為例，則為十之四、五，但他們都有點學問，那麼說整體是十之六、七不應該是高估的了。）台灣目前跟香港一九七三年差不多，所以說那裡的十之八、九的股民是「蒙查查」（不明不白的），見人家買就跟著買，是沒有低貶之意的。

股票不容易明白（即使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也沒有幾個能看得懂紐約的︽華爾街日報︾）。股票不是鬱金香，不是君子蘭，本身並不可愛——可愛的只不過是股票能帶來的收入。股民對這收入的來源及前景一無所知，是股票莫名其妙地狂升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無知者與無知者的互相競爭，你看我，我看你，我買你又買，你買我又買，見股票上升，有錢可賺，就完全不管自己所下注的上市公司或機構的利潤，從何而來。這就形成了一種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的行為，盲目地跟著他人「向前走」了。


前景預期與股市價值

歸根究底，某股票的價值，是由發出某股票的公司在實際上可以預期的前景與利潤來決定的。長線而言，購買股票的利潤——股票的升值與派息——應與貸款所得的利息或其它投資的平均利潤相若。但在中、短在線，牛群直覺的行為或訊息的不足可以使股價脫離利潤預期的現實。但因為利潤的預期可大可小，無從鑒定，所以股價究竟是偏高還是偏低就很難說了。無知是要付代價的；很不幸，台灣的一些股民所要付的代價並不輕微。

我們無從肯定，台灣股市暴跌前的八千七百點是否大大地偏高了。如果武斷地衡量，我認為是偏高的。兩個月前，當台灣股市的指數達七千點時，一些美國朋友聽到就問我，怎樣可以在台灣的股票市場上「賣空」；而到了八千點時，我打電話到台灣去找朋友，想賣空，但所得的答案是，台灣不能這樣做。


禁「炒」弄巧反拙

要減少股市的狂升暴跌，「賣空」是重要的。沒有賣空，只准炒上，不准炒落，是促成狂升的一個原因。無知的股民可以買、買、買，但明白股票是什麼的人，以武斷的方法來計算一下，可能認為股票實在不值那麼多錢，但自己沒有股票在手，要賭上一手就不能夠。但若能「賣空」一賭，是會壓制股市的狂升的。那是說，雖然很多股民不知股票為何物，但總有一些對它有認識的人，要與沒有認識的賭一手，若是勝了，錢就會從後者轉到前者那裡去。但因為識者以「賣空」的方法而賭，壓制了股市的狂升，不識者就少輸當贏，因為股票不會從更高的市價跌下來。

台灣（及香港）的執政者對股市也所知不多。他們禁止股市賣空，認為手上沒有股票也能賣出，毫不實際，是「炒」（投機）而不是投資。其實，凡是市場都可以炒，而所謂賣空者，並不是沒有股票也賣出，而是通過股市的經紀人，從不願意賣出股票的人那裡將股票借來賣出去。賣空其實不「空」，只不過是賣出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罷了。

禁止「炒」的政策，往往弄巧反拙。台灣股市每天百分之三的上升或下跌的規限，會促成這次股市有較大的跌幅。理由有二。

第一，股市下跌的時間越長，對股市不看好的人就越來越多，而悲觀的情緒就越來越「鞏固」了。第二，股價有了下降的規限，放進股市去的錢，不容易拿出來！這怎會不嚇怕了人呢？如此一來，膽子再大的也懂得靜觀其變，多加考慮才會向股市打主意。這樣，只要有一個人一定要將一小部分股票賣出去，但卻完全沒有人肯買的話，這股價就會跌至零點。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下跌的規限是會促成這種傾向的。去年十月的股市暴跌中，香港糊里糊塗地將股市關閉幾天，使股民嚇破了膽，以致今天的香港股票，在下跌的百分比上甚於任何其它地區。台灣的股市有了上述的規限，可以說每天都處於半停市的狀態中；但因為一吋一吋地斬老鼠尾巴為時甚久，其後果可能是比幾天的全停市更差的。


結論

無論怎樣說，不值那麼多錢的股市遲早會下跌，而早一天下跌比遲一天好。股市的真實價值遲早會出現，從八千多點暴跌總比從二萬點暴跌至同一的市值有利得多。

我是不贊成政府在市價上作任何干預的。而除了用武斷的辦法，郭婉容無從知道台灣的股市狂升至八千多點，是否大大地偏高了。但若不是大大地偏高，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三的「證券交易所得稅」是不可能導致股市暴跌的。因此，我們不能不作此一結論：台灣股市應該暴跌，而微不足道的稅竟能觸發了它，歪打正著，使幾個月來岌岌可危的股民驚醒過來而割須棄袍。

所以我認為郭婉容並沒有錯。她這一著阻止了股票從更高的股價暴跌的可能性，雖然或者要過些日子才暴跌，而受損失的有一部分是另一些人。話得說回來，假若政府真的可以像郭婉容那樣點金成鐵，當然也可點鐵成金，政府於是就以為可以左一點右一點地修改市場上偏高或偏低的不「合理」價格。但這是做不到的。政府的武斷一向乏善可陳，而假若干預後的市場不跌反升，或不升反跌，怎麼辦？

郭婉容做對了一次，是不足以為范的。台灣政府應該立刻取消每天股價上落的上、下規限，跟著容許「賣空」的安排。此外，在政府的龐大宣傳費用中，不妨取消一些空泛的政治廣告，多向股民解釋一下股票是什麼。

大同與小異

大家坐下來，趙紫陽對佛利民說：「你是教授，我是學生。你遠道而來，話是應該由你多說，我多聽。但我希望先說一下中國的體制改革及所遇到的問題。」這一「說」，就用了一個小時。中國的問題複雜，一個小時（包括翻譯時間在內）是起碼的了。

佛氏聽得很用心；其它在座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全神貫注的。趙氏的講述清楚明晰，按部分析，邏輯井然，在六十分鐘裡，將中國經濟的整體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在想，幾年來我在中國多次來往，曾與不少中國經濟學者、幹部或朋友談及過中國的經濟問題，但從來沒有聽過像趙紫陽那樣清楚的分析。儘管有些地方我不同意，但這位總書記名不虛傳，是一位如假包換的經濟學者。究竟他從哪裡學得這些本領呢？

我這樣想著時，佛利民發言了。他說：「總書記先生，你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但聽到你剛才對中國經濟情況的分析，你的本質是教授呀！」

趙氏大笑，笑得很開心。然後說：「我只讀過中學。」佛氏回答說：「不要把在學校的時間多少與學問的高低混為一談。有些人在學校念了很多年書也沒有什麼學問；有些人唸書不多，但學問卻非同小可。」

我認識佛利民二十多年了，從來沒有聽過他說言不由衷的話。他在學術上的聲望如日中天，也曾周遊列國，所到之處，執政者無不大排筵席，他是不需要說一些阿諛奉承的話。我於是想，他像我一樣，是對趙氏有點佩服了。

會談從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到六時三十分，談了整整兩個小時。蘭亭已矣，趙總書記送我們到門外的汽車旁停下來，指點江山，向我們解釋哪一個是中海，哪一個是南海。我和佛氏夫婦進了汽車，車子開行後，我對佛氏說：「米爾頓，那位總書記懂經濟！」他毫不思索地回應：「不僅是懂，而且有深度。」我繼續說：「他說得那樣層次分明，似乎為了這次會談作過不少準備。」佛氏回答說：「不是的，他對中國的經濟問題一定是日思夜想，想了很久，所以談話時不用準備什麼。」車子裡靜了一陣。我再問：「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吧？」佛氏回答說：「沒有。」又過了一陣，他的太太——本身是一位很好的經濟學者——說：「真的沒有。」


為什麼會談是歷史性

我一向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是沒有能力改造社會的。所以在未見趙紫陽之前，在進早餐時，我對佛利民說，大家是過來人，知道自己無足輕重，沒有什麼偉大的使命感，我們所能做到的只不過是作一些經濟闡釋，介紹一些外地的經驗，讓執政的人多一點選擇。佛氏同意。但我又說：「不管怎樣，在適當的環境下，你與趙氏的會面可能是歷史性的。」他回答說：「你的樂觀性格又來了！」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二百多年來，自史密斯以後，佛利民是倡導自由經濟的最有名氣的經濟學者，站於維護私營企業、自由選擇的一個極端上。趙紫陽呢？他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兩雄相遇，若非觀點上無法接近，只要會面時彼此不是光說一些空泛而不著邊際的客套話，使談話有充實的內容，那會談就是歷史性的了。

在會談之前，佛利民和我花了四天的時間研討中國的體制改革及其所遇到的困難；我也向他解釋過什麼是「雙軌價格」、「承包合約」、「外匯調劑」、「鄉鎮企業」、「兩權分離」等等的概念與實際情況。我看過他改了又改的建議書，知道他要談的不是空泛之辭。只要趙氏能開心見誠，說得明白，使大家能將同意的與不同意的表達出來，就會在中國經改的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


說是高手並不誇張

我不想在這裡詳盡地述說趙、佛二人的對話——將來有機會，我會小心地將資料整理的。一般報章的報道，是莫名其妙地將趙氏的言論「保守化」了。回港後，我曾提及趙氏的經濟學問絕不膚淺，可算是高手。這使一些朋友認為我是過於抬舉了他。他們認為沒有正式受過經濟學教育的人，怎會從經濟理論角度看經濟問題，而又可以及格的？

要澄清這一點，單舉一個例子就夠了。多年以來，重要的西方經濟學者都反對外匯管制，而在經驗上，外匯管制是百病叢生，沒有可取之處，得益者只不過是一些特權分子而已。近幾年來，中國專家們要維護匯管的言論，不外是什麼中國太窮、有什麼特別的情況、外人難以明白等等的老生常談，令人一聽就知道是毫無理論的信口雌黃。

在北京的會談中，趙紫陽所提出的暫時不應解除匯管的分析，是我所知道的維護匯管的諸多理論中，最有道理的了。雖然他的分析，可能因為過於簡短，說得不大清楚，但還是甲級的理論。

且讓我試以經濟學上比較精確的概念，來闡釋趙氏的匯管理論。雖然我這個闡釋不一定對，但我認為應該比旁聽者所筆錄的模糊不清的內容較為準確。

簡單地說，趙氏認為中國的物價，有一些是被管制的，有一些是不被管制的。這使管與不管的比對價格不「合理」——即西方所說的失了指導資源運用的重要功能。要是解除匯管，讓匯率自由浮動，那麼國內的不「合理」比對價格與國外的不管制的比對價格自由地配搭，那就可能導致應該進口的不進口，應該出口的不出口，擾亂了經濟的規律（尤其是在原料那方面的價格與供應），所以還是等中國的價格全部放開，使國內有可靠的比對價格後，才解除外匯管制。認為我過於抬舉趙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他是很有見地的吧？要不是我在一九八一年曾經想過類似的問題，我不會一聽就悟到他的含義的。

在我來說，雖然這理論高人一等，但我還是認為匯管是應該立刻解除的。（佛利民當時的回應，也是匯管要立刻解除，後來我恐怕他在當時不明白趙氏的含義，再和他研討，大家的觀點沒有分歧。）我認為要立刻解除匯管的原因有三。

第一，管制的價格不能自由地買到產品，究竟「合理」的價格是什麼我們無法知道。若匯管被解除了，加上沒有進出口管制，那麼有價格管制的產品，由於不易買到，肯定是進口的多，出口就非補貼不可。這樣一來，在價格管制中特權分子的圖利機會就大幅度地下降，因而迫使國內物價改革的速度加快。

第二，中國的匯率管制在目前往往是有名無實，只有像來自台灣的探親旅客那樣不明內裡，才會在深圳的關口排隊以公價兌換外匯券（多走一百公尺路，雙倍的人民幣舉手可得）。既然米已成炊，又何必以「多軌」的匯率來擾亂市場的訊息，使做生意的人用各種鬼鬼祟祟的辦法來炒灰市，增加了交易費用呢？

第三，匯管維護著外匯券的存在，一國兩幣，增加混淆，半點好處也沒有。

話雖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趙紫陽的匯管理論確是一個有思想的理論，與以往我們常聽到的「托辭」大為不同。而在會談中，他的其它觀點也令人心折。

例如，我沒有聽到他說開放物價會導致通脹（雖然很多人認為他曾這樣說）。又例如，他建議的價格改革，壓制通脹、改革國營企業的制度，並無先後之分（中國經濟學者則有先後的紛爭），而是同樣的重要，要一起推行。在整個會談中，他顯然知道這三者息息相關，互相協助的基本經濟原理。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與趙氏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我也很欣賞趙氏的坦率。他直言國營企業究竟誰屬是模糊不清的，因而肯定地指出，鄉鎮企業遠勝國營。他知道利率是應該超過通脹率，國營企業若因利率高昇而倒閉是件好事，但一下子大量倒閉，衝擊可能太大。他也直言憲法的通過與實施是兩回事。

是的，在整個會談中，趙紫陽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政客，而是一個學者。佛利民說他有教授的本質，是可圈可點的。


大同是客觀分析與實事求是的效果

在這次會談中，能聽到趙紫陽那樣開心見誠地、全面地、有系統而又清楚地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使我們耳目一新。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一些細節外，趙氏與佛氏大體上彼此沒有不同意的地方。雖然在會見之前我曾意識到可能會有這樣的效果，但達到了這一步，總是有點驚奇。要知道，這次會談內容充實，雙方沒有用上空泛之辭；趙氏也沒有提及什麼中國的特殊情況，什麼堅持，什麼外人不懂的中國國情之類的八股言論。趙佛二人的社會背景本來是各走極端的，但在各有內容的研討中沒有基本的衝突，這樣的會談應該是歷史上第一次吧。

佛利民未到中國之前，我曾在電話中跟他談及，經濟學者在科學發展上必有的紛爭，外人往往有所誤解；因此，他和我在中國會面時最好先將各自對中國的看法討論一下，互相瞭解，免得日後在中國的朋友面前，我們因為不明白彼此的意見而有了分歧，引起人們不必要的誤會。這個提議，他是贊成的。所以從上海到北京的四天行程中，我和佛氏談了很多有關中國的問題，互相有了基本的共識。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如下的六點：

第一，那所謂「資本主義」有很多種，其中不少是無可取之處的。例如國民黨在大陸時的「資本主義」，印度幾十年來的「資本主義」，我們就不敢恭維了。

第二，「社會主義」也有很多種，其中很多——像蘇聯的——也是一無可取，但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使人民有保障的清楚權利而又讓他們自由選擇和競爭的，我們絕不反對。於是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實際上能夠施行的最佳「資本主義」，與實際上能夠施行的最佳的「社會主義」，在實質上是同一回事。在這一點上，佛利民認為不同「主義」的分別並不是排列在一條直線上而背道而馳的。他認為不同制度名稱其實是一個圈子：為社會——為人民——的自由與生活推行而又可行的制度，不管名稱是什麼，總會匯合在同一點上。

第三，關於中國的通貨膨脹，我們認為所有有關的言論都有很大的誤解。其中一些他和我都在不同的場合裡解釋過了。但比較詳細的分析，還是要讓我另寫文章加以澄清。

第四，「私有產權」的主旨是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權，收入享受權，以及自由的轉讓權，而只要這三種權利存在，合股經營的也是私產。但所有權誰屬並不重要。中國所提倡的兩權分離（兩權，即所有權與經營權——後者包括私產的上述三種權利），是可行的，雖然會有增加一些交易費用的顧慮。佛利民不僅同意我提出的香港土地的所有權屬政府但仍然是私產的例子，也同意我提出的在美國借錢買汽車的例子——即法定車主是銀行，註冊車主是車輛的擁有者——因而建議中國可以將國營企業的資產淨值，折現為資本，作為是向國家借來的款項，付利息（或稱為稅）以外，政府就不再插手干預。這種「徹底承包」，具有私產的功能，因為私產其實是一種承包制度。

第五，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到了最重要的關頭。這改革弄得不好的話，可能會像南斯拉夫那樣，途中出現膠著狀態，退既不得，進也不能。佛氏也同意，假若中國的改革在途中被「膠著」的話，它不會變成南斯拉夫，而會變為印度。

第六，中國改革的癥結，是在於特權分子要維護他們的既得權益，而在實踐上，我們不知有什麼輕而易舉的辦法，能將這些特權買過來或順利地取締。

我和佛氏在這幾點上既然沒有分歧，那我就意會到在他與趙總書記會談時可能很融洽。但我沒有想到，在會談時，趙氏的表現竟是一位經濟學者的風範，坦白而誠懇，半句政客通常會說的話也沒有說。他提及通脹的困擾——但卻明白通脹不是由價格開放而引起的（佛氏只強調地指出，在管制下的低價是要包括其它代價的，所以並不低廉）；趙氏提出兩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方案（佛氏沒有反對）；趙氏提出國營企業的權利誰屬與模糊不清的問題（佛氏補充：即使不將國營企業私產化，起碼也要讓私營企業自由參與競爭）；趙氏也提出了股份制的推行（佛氏指出股權自由轉讓極重要）。趙氏沒有提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佛氏卻指出能使廣大民眾得益的制度，都是好的社會制度。「主義」一辭，大家都沒有提及。這可算是高手過招了。

二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佛氏在辯論時不手起刀落，但這次會談他沒有這樣做。這個從來不畏權勢、不賣帳的人，很顯然是欣賞趙氏的經濟分析的。除了上述的一些補充外，佛氏曾作了一個重要的更正。當趙氏提出中國的投資與消費過高，需要降低一點，佛氏的回應是，只要投資與消費是從儲蓄而來的，不可能過高，但如果以印鈔的辦法來投資、來消費，就會引起通脹。這一點，趙氏看來是明白而同意的。

我反覆思量趙、佛二人在會談中彼此不同意的地方，似乎只是解除外匯管制的時間問題。佛氏認為解除外匯管制是首要之事，應立刻進行；趙氏認為要等到國內的價格全部放開後才解除匯管。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但很可惜，他們二人沒有多用點時間繼續在這問題上作深入的討論。其它有一些小異，例如趙氏沒有將工資包括在價格之內（物價與工資是要一起放開的）。而關於特權分子維護既得利益的重要困擾，雙方都沒有提出來討論，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夕之間可以得到答案的。


結論

十年前，佛利民要和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在經濟上達到相近的觀點，是不能想像的。今天的大同小異，不難想像，但親身目見耳聞，還是令人詫異，感到高興。我認為趙氏與佛氏會談時不是各投對方之所好：他們的坦白與誠懇，溢於言表。趙氏的思想不是「走資」，而佛氏也並非改變了品性。他們之所以達到大同，是因為大家拋開口號，摒除成見，客觀地在中國的經改問題上探討。我不熟悉趙紫陽，不能對他的思想轉變（或沒有轉變）作判斷，但佛利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改觀是頗為明顯的。他不反對兩權分離，不千篇一律地維護「資本主義」，認為有創新的與私產異曲同「功」的「社會主義」他可以接受，也同意除了控制貨幣增長率之外，中國的通脹是需要其它的改革來協助的。

同樣重要的是，在會談中趙氏所支持的「公有制」，絕不是大鍋飯的那種「公有」，而是有清楚權利界定的公有。例如，香港或美國的上市公司是公有的，但股權的擁有者卻是私人。佛利民的「公有」觀點更為廣泛，他認為所有社會都是公有的，問題是權利應該怎樣界定而已。趙、佛二人之所以達到大同，大家對「公有」的不謀而合的認識，是重要的因素。

英諺說得好：明智的人，只要能明白對方，都會彼此同意的。可惜這會談的時間還不足夠，不能讓趙、佛二人在重要的匯管問題及其它較次要的「小異」上多作研討。

佛利民對趙紫陽欣賞，是無可置疑的。但佛氏擔心的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氣候中，趙氏的經改精力若何不得而知。而一旦鄧小平不在，或趙氏下了台，中國的命運又怎樣了？

佛氏認為中國的體制改革是一個偉大的實驗，他寄以厚望。但他指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共產黨的國家能成功地推行廣泛的基於私產而又自由的市場（所有權不管誰屬），因此，他對中國不能過於樂觀。他認為中國的改革若真能成功的話，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創舉了。作為一個美國人，為美國人的利益計，他希望中國能成功，因為中國沒有侵略他國的野心。

是的，不管大陸及香港的報章有數之不盡的報道，我認為佛利民的中國之行，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無足輕重的。不過，他的此行，關於經濟運作訊息的傳播是增加了的。中國人對他的誠意應該感佩，也應該讓他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認為是史無前例的成功改革。

《中國的前途》作者後記

我對共產中國經濟的研究發生興趣，是始於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任職的時候了。該大學收藏了很多珍貴的書籍，百忙中我每星期總要花上幾小時在那裡的東方圖書館參閱。當時我正全力在產權經濟的理論上鑽研，很想知道共產制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碰上中國大陸的文革一個史無前例的、最極端的共產政制－－搞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就希望能在一些大陸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一些啟示。



很不幸，我翻了六大本關於大寨、四大本關於人民公社的書（是日本所編輯的大陸文章），頁頁都載滿了「偉大」的術語，書中除了對毛澤東歌功頌德之外，內容空泛，不著邊際，使我白白花了兩個月的工夫也一無所獲。其它的大陸報章及有關資料更令人反胃。可以說，在那時，我對中國大陸經濟的研究，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同一時期在美國出版的多本關於共產中國經濟的書，都不值一看。可不是嗎？我自己懂中文，能找到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尚且不明大陸的真相；而這些書的作者，只靠著數字圖表之類的「陣勢」，又怎能言之鑿鑿呢？我想，這些書都是廢物！當時不僅我個人是這樣想，其它較有份量的經濟學者也是這麼想。過了不久，經濟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研究失卻了興趣，多個學術基金會都一致地不支持有關的研究了。



是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整整二十年間，比較可靠的有關消息，還是得自那些生活於中國大陸的親戚朋友的見聞。我所聽到的每一件關於那裡經濟的事，都使人不寒而慄。雖然我希望那些傳說並非事實，但五花八門的恐怖傳聞如出一轍，其間並無矛盾、可疑之處，於是在心底裡我知道：中國大陸是真的陷於不幸的困境中了。一個慣於作實證研究的人，對資料與資訊的真偽，有外人難以理解的觸角，知道信口開河的資料是犯駁而站不住的。同類可信的恐怖傳聞聽得多，久而久之，就變得麻木了，對中國大陸也就失卻了希望。



因此，到了一九七八年，那裡有比較明顯的開放跡象時，高斯與佛利民不約而同地希望我能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做點研究工作。我感謝他們的關懷，但提不起興趣。話雖如此，一九七九年夏天，我還是回到廣州及佛山去看看。這是一次難忘的旅程。所到之處，滿目瘡痍，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兩位姐姐還是把我看作小弟弟般的款待我。而事實上大家都老了，提起以往，她們一字一淚地訴盡心中無限事。我也趁便到佛山的英華校址（現名為佛山一中）一行。從一九四五年至四八年，我曾在那裡讀過小學，睹物思人，向校長問起昔年的老師與同學：我提出五、六個人的名字來，所得的回答，都是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就不再問下去了。



不管怎樣說，共產政制的經驗，確是不堪回首。在那次的行程中，我向親戚朋友問了很多關於以往的事，問及他們現在（一九七九）的改進，也看到好些普通人的現實生活與幹部的作風。於是，我對共產制度開始有些理解，雖然比較深入的體會，還是後來在多次的旅程與觀察中才能得到。



一九七八年，我曾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術社寫過一本關於共產經濟的小冊子。他們知道我在七九年到過中國大陸，就急不及待地要我寫一篇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短文。我左「推」右「搪」了很久，結果還是在八一年執筆，寫了初稿，長達數萬字，他們在八二年以小書的形式出版。我反對用「資本主義」這一詞（他們堅持要用），不過，我卻推斷了共產中國會走向近乎私有產權一般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那小書內，我推斷在中國大陸會發生的事，可說「百發百中」了。就這樣，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個「中國專家」。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是本書的第二部分。這中譯是不夠完善的。翻譯有時比創作困難得多，更何況譯文的初稿不是由原作者親自動手的。但我認為，對中國大陸經濟有高度興趣的讀者，最好先讀這一篇長文，且不妨多讀幾次。



在白紙黑字上推斷了什麼會發生，就如買了股票下了注的人一樣，當然對有關的一切特別留心。此所以，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對中國大陸的改革，以及改革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困難，不斷地觀察、調查、思考；也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上寫過八、九十篇文章。



拙作的《賣桔者言》一書內，與大陸有關的題材，雖然幾乎佔了一半，但正式針對大陸而寫的文章，還是由此書－－《中國的前途》－－開始。八四年十月至八五年五月的七個月內，我一共寫過二十一篇。《為一絲希望寫文章》是當時最後的一篇，可說是我心目中的代序，故置於本書之首。其它二十篇我就不再分門別類，而以發表時的先後來處理了。

（1988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