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前途》原序：為一絲希望寫文章

七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午夜思回，想著些什麼，無法入睡，索性從床上起來，走到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一口氣在稿紙上寫下了二十個關於中國前途的題目。此後我每晚花三個至五個小時書寫。原本打算在五個月內完工的一系列文章，結果寫了七個月。在這期間我斷稿九次（其中三次我以其它文章補上）。每次斷稿，老編都登啟事，說我事忙。這是例行的客套話——其實斷稿是因為我日趕夜趕也趕不起。

平均每六小時寫一千字，以香港一般寫作的速度看，是很慢的；但從學術文章的角度看，卻快得驚人！雖然我這些文章算不上是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因為內容是關於中國的前途，馬虎是不能的。所以除寫作的時間外，七個月來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雖然如此，我仍覺得時間不夠。但二十篇文章總算是發表了。最近幾天，我從頭到尾把這些文章翻閱了好幾次，感到很滿意。

從實證經濟學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哪一個題目能比中國的制度改革更重要。關於今天中國的題材，我可以天天寫，寫之不盡。二十多年來我從事的研究，都是毫無例外地關於經濟體制運作的各種含意。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對我所學可算是正中下懷。我想，一個專於產權及合約理論研究的人，懂中文，住在香港，看到佔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在改革，要寫文章的理由總要多過王勃到了滕王閣！

大約一年前，港督尤德告訴我，在目前研究中國的經濟是不可能的，因為轉變得太快了。尤德年青時曾在燕京大學唸經濟，人既聰明，對中國的認識也深入，他的觀點是不能被輕視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卻不同意。我想，「不同意」容易，要寫出有份量的文章就困難了。我又想，中國在轉變，我們在香港的如看走馬燈，花多眼亂，今天所見的，明天可能變了，若作者舉棋不定，拿不準重心，今天寫來頭頭是道的文章，明天的讀者可能不知所指，作者又怎敢將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呢？

對這個難題，我選取了的解決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論上，我找出幾個重點，半步不變地反覆運用，將任何事實的演變以同一理論基礎來衡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家職工到合同工，從外匯管制到價格管制，從等級特權到貪污，從外資到香港的影響力，都以同一理論作分析。因為這個緣故，讀者可能覺得這些文章有不少重複的地方。

在寫作過程中，原定的二十個題目改了三個。我多寫了兩篇關於一國二幣及外匯管制，多寫了一篇關於貪污與官商；三篇比較次要的文章被抽起了。其它的都照原定計劃。抽起了的三篇是：《于飛要更勇敢一點》（評論佛山市長于飛發行股票，持股的人沒有投票權，不能作決策，股權也不能轉讓，是美中的大不足）；《第一的代價》（批評中國的執政者歡喜樓要高、路要大、車要怪、科技要新、體育要第一，而不計成本利害的意向）；《且莫談主義》（其中一部分內容放進《迷途已遠……》一文內）。

當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表了這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觀點，很多讀者反對。事實上，差不多每次我指出較為樂觀的一面，都有人反對。我想，讀者要不是希望我繼續寫，他們可能已破口大罵了！共產的經驗就是那樣可怕——很多人不相信「共產」會有好轉的機會。但我不為所動，照原定計劃一篇篇地寫下去。我這個堅持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既然理論推理不變，結論就不是由我來決定的；在邏輯上我不能容許矛盾的存在。第二、任何事情都可從悲觀或樂觀兩方面看。在中國前途的問題上，假若我凡事都強調悲觀的那一面，作為中國人，文章就不容易寫出來。

說實話，我怎會不知道在目前的中國，說不通或弄得一塌糊塗的事還是很多的？要謾罵共產政制，何難之有？遠的不談，單是鄧小平認為是足以炫耀的深圳，外人去走一走，就可罵上半天。一位朋友幾天前從上海回港，斷言中國沒有希望。另一位朋友在兩個月前訪昆明，表示很失望。有一個在台灣長大的朋友，聽到國內幾年來有良好的轉變，在半年前就回到長沙老家看看，出來後經香港，在電話上述長沙的情況，泣不成聲，哭得很淒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看。中國人民本身顯然是抱前所未有的希望。六、七年來，種種明顯的改進是不能抹殺的。我認為這些改進，不是多年來將人民弄得死去活來，然後稍為放寬一點的效果。我沒有理由懷疑中國的主要執政者要大事改革制度的誠意，因為在事實的發展中我找不到矛盾。但我認為這些執政者過於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見，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缺乏認識。我也認為幹部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既得權力；在半開放、半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就變成官商。中國會走上印度的歪路的機會很大。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刻，要寫一些有建設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對開放拍手，見到走向歪路，就站起來大聲疾呼。不樂觀，從何建設？

當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議的會被接受，也絕不相信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可以改進社會。中國將來的演變怎樣，與我的文章無關。我既沒有雄心，也沒有野心——一點關心卻是有的。我明白經濟體制的運作，受過分析的訓練，有能力作解釋。面對中國的制度改革，機會難逢，不厭其煩地解釋一番是很自然的。中國的執政者要選走哪一條路是他們的事；但我想，假若我所知的能增加他們的訊息，他們的選擇範圍是會擴大的。

幾個月前，在一次《明報月刊》舉辦的座談會中，我坦言對中國的前途是比在座的人樂觀。在結論中，我指出雖然不能說是形勢大好，但二百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假若時間的巨輪能向後轉——假若時光可以倒流——讓我們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個年代，然後向前看，有什麼希望可言呢？中國的形勢不是大好特好，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二○○一年後記

上海從烏雲一片到一片繁榮只用了六年時間（大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七），而今年（二○○一）九月我有機會到長沙一行，發覺那裡的市容比我在此文內提到朋友所說的好上不知多少倍，把我嚇了一跳。昔日當地人說長沙是不毛之地，今天卻說是魚米之鄉。何前恭而後倨也！

長沙的岳麓書院請我以書法題字。前賢的名家書法滿掛牆上，我有點心怯，但見到中國的希望如斯，就沒有顧忌地寫下自己於今年四月在大連所作的一副對聯：

學問有如天上月
文章彷彿馬行空

迷途已遠，回頭非岸，來者可追乎？

不久前，在一次關於台灣的談話中，鄧小平說「三民主義」在中國推行了幾十年，證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義」是空中樓閣，是否可行只有天曉得。但要說大陸在解放前的「資本主義」行不通，卻是對的。問題是，共產制度在中國也推行了幾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實。

中國的執政者喜歡將共產的失敗歸咎於文革，文革的失敗歸咎於四人幫，但文革之前又怎樣了？一九五八年興起的大鳴大放、人民公社、大煉鋼，比起文革的恐怖，難分上下。在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又何嘗是一個足以炫耀的制度呢？在哪一個年代，哪一個地方，我們可以找到有良好經濟表現的共產政制？若說共產制度時日方淺，那麼要等多久才能表達它的「優越性」呢？若說中國的情況特別，私產制度是行不通的，那麼特別的地方又在哪裡呢？就算不談經濟，純以主觀的倫理及公義的角度去看，共產政制又有什麼可取之處？


理想與絕望相同

很多人——每一個人，連我自己在內——都有自己的理想，往往不滿現實。不滿現實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長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要改進生活並不是走向理想之邦，也用不著不著邊際的口號。奈特（F.H.Knight）說：「理想的社會是沒有希望可以達到的。」布格南（J.M.Buchanan）說：「沒有希望可以達到的就算是理想了。」我說：「理想與絕望相同。」

在表面上，歷久以來，中國的老百姓在大字標題的理想主義下偷生。說什麼三民主義，什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什麼幸福社會，所贏得的何嘗不是一窮二白？一個知識落後的民族會較為容易被口號誤導，但我不相信有先天智慧的中國人可以被空泛之辭欺騙了幾十年！在革命的初期中國某些執政者可能是有善意的，但其後的種種演變不外是權力鬥爭，將人民的生活視如糞土。

最近幾年，情況是好轉了。我從不懷疑目前中國的幾位主要執政者對人民的善意。但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仍是重理想而不重實際。到今時今日，難道中國人受「主義」的迷途之苦還不夠嗎？香港人不知「主義」為何物，不足為奇，但世界上有哪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是以「主義」掛帥的呢？我不知「主義」所指是什麼，即使是「資本主義」也不清楚。經濟制度的分別是以權利界定的辦法作準則，與「主義」無關。社會的經濟運作是不能用一個信念來推動的。


理論不談也罷！

我不僅反對以「主義」作經濟策劃，就是以「理論」為基礎我也不贊成。這不是說理論中沒有真理，而是因為理論五花八門，魚目混珠，我們不能期望執政的人能分辨真與假，懂得孰是孰非。以理論辯證是科學上的事，好的執政者是不需要明白的。更何況在一般的報道中，一個理論究竟是說什麼，誤解的成分遠超正確。任何好的理論都需要假設，非行內的人不容易有深入的領悟。我批評馬克思的理論，不僅是因為它邏輯不通，而且其理論所需的假設沒有人知道是什麼。不幸的是，對一個知識低落的民族，模糊不清的「理論」卻大可被執政者利用，加上各種口號來增加自己的權力。

假若我要跟一個共產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會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了！若說人是不自私的，那麼人的出發點是怎樣的呢？說人不自私並沒有說人是怎樣的。若說人是有時自私，有時不自私，那又從何而定？不自私的地方在哪裡？若說人是可被改造成大公無私，為社會謀福利，拾己為人，那麼人怎可以生存呢？若說人是可被改造到唯命是從，半點改造費用也沒有——那就是說，假若執政者有上帝之能——那麼一個標準的人是怎樣的呢？如瓜似菜？如計算機？如科學怪人？若說人是半點主意也沒有，那麼又何必談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

假若人是自私的——就是幫朋友、教學生、捐錢、為孩子勞碌，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我們就要問：哪一種權利界定的制度，能使自私給社會帶來利大於害的最大差距？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文內，我用產權經濟學推斷，結論是，同樣的國民收入，私產制度因為交易費用最低，這利害差距會最大。共產制度的理論失敗，是因為忽略了交易費用（非生產費用）的存在。我可以說，明確地指出交易費用的存在，可將理想的理論帶到實際中去。


不會走回頭路

四年前（三年前發表）我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近乎私產的制度。在大致上——尤其是農業——這推斷是實現了的。但「私產」有不同的程度，辦得不夠健全就有問題。國民黨時期的「資本主義」是前車可鑒！目前中國正在轉變中的產權制度，與「及格」的私產相去仍遠。但中國目前的制度，因為過於混亂，是不會久持的。向前看，中國可選走的路只有三條半，而其中的一條半她是不會走的。餘下的路只有兩條。

中國不會走的一條路是回頭路——重開大鍋飯，鞏固鐵飯碗，增加階級特權鬥爭。當我在一年前說中國走回頭路的機會很小，很多人不同意。但這些不同意的人是越來越少了。一般對共產政治比我認識得多的人，認為共產制度反覆無常，寬緊不一，上落難測，所以中國走回頭路的機會是很大的。他們向我提出不少共產國家以往的經驗。但我認為這「以往是這樣，以後也是這樣」的觀點，沒有明確的假設，算不上是推理。這正如一些人看股市，見有上有落，認為既然上升了，就一定會跌下來——這也算不上是辯證。在股市上，我當然不能斷定上升了的股市不會再下降至某一個指數（否則發達可期）。這是因為推斷股市所需的假設及局限過於複雜。

要推斷中國不會走回頭路是比較容易的。我的結論是基於五個因素。第一，絕大部分的農民與耕地都有了包干合約，走回頭路就要解約，政府要失信於天下；解約會引起暴動的可能性姑且不談，大饑荒是無可避免的。第二，雖然中國的市場仍然是受到多種管制，但畢竟稍具規模的市場是被推動了。市場的威力大得驚人，斷不是一些禁止黑市的口號所能壓制的；我懷疑中國有足夠的不貪污的「幹部」資源去大事壓制已被推動了的市場。第三，外資在中國施展了競爭的壓力，也促長了不少為外客而設的服務及供應；中國沒有足夠的資金用正當的途徑去解散外資，若強行取奪，有誰會再跟中國協商呢？第四，外間的訊息在國內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強「思想改造」，舊的口號不管用，新的有效口號難以發明。第五，中國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善的。要他們放棄既得的利益，可能比要幹部們放棄特權更難。

要壓制以上五點其中之一已極困難，要一起向後轉就無法辦到。走回頭路是需要再來一次像四十年前的革命。當年，農工的生活苦不堪言，「喚起民眾」的口號有效率。在今天，雖然農工的生活還是貧苦，但老調難以重彈，經驗不容易忘記，而中國外鄰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有些人以為中國會走社會福利的路——像某些國家的所謂「社會主義」。這只是半條路，因為福利的「免費」午餐算不上是一整個制度。雖然中國的憲法大事宣揚多種福利，我以為這半條路是不會施行的。理由很簡單：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國太窮，要大量費用的「免費午餐」只能是畫餅充飢，說說罷了。

餘下的只有兩條路。其一是走向私產制度，推行法治，更大膽地放寬市場。其二是印度之路；增加分類管制，讓幹部們各據一官，劃分固定的貪污權利。以這二者選擇的相對機會大小來評判中國的前途，我今天的推斷是三、七開：前者占三，後者佔七。為什麼呢？


音樂椅的困擾

我屢次強調，中國要走向私產制度的路只有兩個障礙。其一是訊息不足，其二是幹部們不肯放棄等級特權的利益。在訊息不足的問題上，因為中國把對外的大門開放了，再也關不起來，我們是有理由樂觀的。共產制度難以在有了真理訊息的情況下久持。但一個界定了貪污權利的制度，卻可以長久地與真理抗衡。這是因為分門別類的固定貪污權利既可「治亂」，也有彈性。很多種貪污——尤其是為利便貪污而管制所引起的貪污——往往沒有受害人，雖然管制的本身對社會有害。又因為貪污是在台底避去了管制，賄者與受賄者互相得益，大家就不會理會解除了管制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偶然有幾個有能力足以反對的人，就不難被「拉下水」，分享一點甜頭，心安理得，什麼社會貢獻也就拋諸腦後了。真理的訊息重要，但利用訊息是要有利可圖的。因私利而不用或甚至壓制訊息的例子多的是。有能力利用訊息改進的人成了貪污者，改進就會半途而廢。

說到幹部們不肯放棄等級特權的障礙，我曾經建議將某些資產乾脆地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作為放棄特權的交換（其後在私產制度下的競爭，會再將財富分配）。這個建議，在倫理上是說不過去的。但在現實的角度看，其它的辦法有一個嚴重的隱憂。中國的希望，是要將一個以等級特權界定權利的制度——即共產制度——轉為一個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即私產制度。但在這兩個制度之間，卻存著一個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制度。三者都是可以減少混亂的。但當共產制度保不了——要放棄等級特權——若中央的政策不是一步跨到私產那一邊，幹部們就會設法霸佔貪污的權利。中國人一向都是貪污的老手。幹部們會鼓吹管制的需要及好處（事實上，他們正在這樣做），增加貪污的機會。一旦各項管制的貪污權利被佔有了，有了界定，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進就困難了。

有一個兒童的遊戲，叫作音樂椅（Musical Chair）。多張椅子放好了，音樂在響著，一群兒童繞著椅子轉。音樂突然停下來，兒童們就搶著霸佔椅子，找不到椅子坐的就算是輸了。中國目前正在改革——音樂正在響著。一旦音樂停下來，幹部們所霸佔了的椅子是怎樣的呢？這是中國前途的問題所在。


音樂不要停下來

假若音樂現在就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說，每一張椅子都是一項管制的貪污權利。所以我不僅反對音樂的停頓，也反對音樂緩慢下來——中國不能讓幹部們有找尋「貪污椅子」的機會。中國的希望，是要將音樂繼續不停地奏下去——雖然在急速的轉動中混亂在所難免——讓中央的執政者體會到現有的椅子是要換的：推行法治，推行私產，放寬市場——使椅子脫離了貪污權利。到了那一天，音樂會自動地緩慢下來，因為法治、私產與市場是會治亂的。

我反對目前很多人所提出的較為緩進的或較為中庸的改革辦法。主要原因，是我肯定中庸之道是印度之路！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可以大膽地對中國的前途作如下的推斷。在目前，唱中庸、管制的調子正在興起，音樂有跡象緩慢下來。假若在五年之內中國再沒有動盪性的改革，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我所指的動盪性改革，是例如解除外匯管制、解除出入口管制、取締國家職工制、讓土地自由轉讓、廢除國營市場、將國營企業私產化、政府大量將土地拍賣等。若這些改革其中任何一種被施行，整個制度的改進就會繼續。這是因為一個有動盪性的改革會將緩慢了的音樂加上活力，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它的改進就會被帶動了。

幾個月前，在一次對中學生的演講中，一個學生大聲問：「中國可以在二十年內追近經濟先進的國家嗎？」我答道：「機會很小。」他再問：「我不是問會不會，而是問有沒有可以追近的辦法？」咄咄逼人，後生可畏。我站起來，答道：「假若中國真的能撇開面子，摒除成見，推行明確的私產制度，那就易如反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香港與中國之間歷來的關係，是少有的傳奇故事。但可能因為香港是彈丸之地，既無可戰之兵，亦沒有在國際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歷史學者總認為香港不值一提。外國的小說作者倒是不肯放過香港的。但小說歸小說，奇的不傳，不奇的卻傳得奇哉怪也。


香港的神話

甲午（鴉片）戰爭前後史實的資料，在美國某些圖書館內是極詳盡的。在大學唸書時，我曾經花過三個月，用這些資料寫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鴉片戰爭是因為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而起的，與鴉片無關。這件事，東印度公司的年譜及怡和公司兩位始創人之一的JamesMatheson給英國政府的信，解釋得很清楚。林則徐若不燒鴉片，那場仗也是一樣會打的——這並不是說英國是做對了。廣州幾間「公行」壟斷了中國的外貿，而多個英商只能與一間公行貿易，英國的商人就紛紛建議政府用武力強迫中國開放。鴉片呢？在南京條約後，鴉片進口暢通無阻，競爭激烈，利潤就直線下降。到了國民黨時期，中國的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無利可圖，鴉片於是又再被「嚴禁」。

中國在第一次（南京條約）開放後，外商搶先與中國貿易而弄到焦頭爛額，跟最近幾年來的第二次開放後，外商與中國貿易的經驗，有很多相似之處。要寫一本有趣味的書的人，不妨考慮去翻閱舊載，以生動的文字敘述第一及第二次開放後的無知而樂觀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以外，香港在戰前的發展史是不容易寫的。這是因為在淪陷期間，日軍將絕大部分的檔案毀滅了。

自光復後，香港就進入了另一個傳奇時代。幾十年來，大量難民的湧至及迅速的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界內有名的以資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發展有很多地方是被人誤解的。例如許家屯不久前在國內的一次講話中，認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水平跟大陸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長是七十年代的事。這觀點是不對的。在解放前香港與廣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經濟增長就遠勝中國。國內的人很喜歡以高樓大廈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許社長可能是被大廈的多少誤導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兩間建築物（如舊的上海銀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後才准許興建五層以上的樓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築法例又犯了大錯，使不少大廈建了一半就停止下來。雖然我找不到許社長那次講話的全文，我認為他言下之意是對的：假若中國能將制度現代化，其經濟增長率會很驚人。

舉另一個例。多年以來，我們聽過不少關於香港因為各種「特殊情況」而有驚人經濟發展的神話。年多前，中國的經濟學者錢俊瑞到香港視察後，也就將這些「特殊情況」重述了（見《賣桔者言》內的《評錢俊瑞的香港觀點》）。但畢竟這些神話近十年來是越來越少聽到了。這不是因為香港的情況不「特殊」，而是因為這些情況的轉變，比起其它地方類似或不同的經驗，人們都體會到香港的發達是不可以「特殊情況」來解釋的。這不是基於什麼理論，而是事實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是誰影響誰了？

自鄧小平復出後，香港與中國之間的傳奇故事更是說之不盡。在一方面，中國要搞統一，引起了九七問題。因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將來演變得怎麼樣，學者們是不會放過的。在另一方面，中國開放後香港能對她所作出的影響，也是引人入勝的。今天大字標題的「一國二制」，九七之後，會不會變成一國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國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財富卻達六分之一。將來被影響了的究竟是哪一邊？

在兩三年前，一般人認為香港對中國的主要貢獻，是替後者賺取外匯。在當時，估計中國經香港而得的外匯數量是一個熱門話題。但這個老生常談的觀點，是越來越少有被提及了。這顯示大家都體會到香港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是多方面的。外匯是次要的。假若中國還是閉關自守，堅持共產政制，外匯再多對她的經濟也推動不了。但假若中國推行經濟開放，改革制度，重視市場，那麼她就要走任何開放經濟所走的路：依賴他人而專業增產。說得好聽一點，就是要經市場而與外人合作。「合作」與「依賴」是同一回事。香港的發達，就是制度促長了依賴他人而圖利的機會。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英文並重的大城市，且剛好在中國的隔鄰。中國要找外貿的中間人，要引進科技及外資，要招用人才，香港都擔任重要的角色。昔日重視外匯的觀點日漸式微，反映著中國的經濟開放。又因為中國對外間封閉了幾十年，對市場也封閉了幾十年，一旦推行經濟開放，在開始總會有一段長時間是要多「依賴」外人的。因為地利人和之便，香港能作出比其它地方有更大的協助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國改革制度的過程中，香港在訊息上所能作出的影響力，可能比貿易合作更重要。

遠在五年前，我就認為若中國能堅持門戶開放，外間的訊息就會使她難以維護共產政制。香港是最重要的示範單位。這個被佛利民認為是世界上市場最自由的城市，被一般經濟學者認為是經濟成功的突出例子，與中國不僅是近，而且是親。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有親戚在國內。近幾年來，單是新春時節，就有數十萬港人回國省親，錦衣日行！

親朋戚友的聯繫，可能是傳達可靠訊息的方法中費用最小的。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執政者要用多種的恐嚇手段來加強竹幕的封閉——我們都記得十年前跟國內交流的書信是怎樣寫的。在今天，雖然還有不少人因為以往的經驗而不敢直言，作繭自縛，但中國對外間訊息的開放是確實的。這訊息之門開得很大，轉眼之間，已是六、七年了。要將大門關閉既不容易，就算能辦到，也絕不能洗卻這幾年間國內的人對香港的所見所聞。我以為中國對外的訊息大門是不會再被封閉的了。


不是制度是什麼？

從來沒有一個共產國家能像中國那樣將訊息的大門開放，也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能像香港對中國那樣有說服力。這不僅是因為「親」、「近」的緣故，不僅是因為香港也有人滿之患，而更因為過半的香港人是從大陸出來的。將香港與中國相比無可避免。三年前，有四位知名的經濟學者訪中國後路經香港。我問他們：「怎麼樣？」大家相對無言，過了良久，他們不約而同地輕歎：「不是制度是什麼？」因為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區別，可不是只有經濟學者才能體會到的。一個「世界級」的經濟學者到國內講學，可能比不上一個在幾年前偷渡來港的散工回鄉省親來得有說服力！

近兩年來，中國著實是發了香港熱。研究香港經濟的組織如雨後春筍；到香港視察的大陸人比比皆是（讀者不妨在星期天的下午到山頂看看）。香港兩間大學要招呼的國內團體，差不多是無日無之。因為工作關係，我自己也接待過不少。在跟這些新朋友閒談中，我發覺他們對香港的經濟衷心佩服——香港哪樣工商業是世界第一，哪樣是第二、第三，他們比我還清楚！（正如美國遊客比我清楚虎豹別墅是怎樣的。）更重要的，是他們顯然開始知道生活水平的不同，主要原因是經濟制度不同。

當然，關於香港制度的訊息，國內人所知的不一定準確——香港本身的居民也大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一個知識落後的民族，從早到晚仍然被政府大事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可靠訊息的蔓延就需要長久的時間了。但理論歸理論，理想歸理想；活生生的事實所給人的印象是驅之不去的。關於中國訊息不足的困擾，我實在想不到有哪一種辦法能比香港更有說服力。假若香港的示範對中國起不了重要的訊息作用，其它辦法就不用談了。

我一向認為中國在制度改革的路途上只有兩個障礙。第一個障礙是既得益的幹部不會輕易地放棄他們的特權；第二是缺乏不同制度的訊息。在後者的問題上，因為香港的存在，我們是有理由樂觀的。我常說，共產制度從來沒有跟真理開過戰；假若這二者能有一次面對面的較量，我要賭的錢是放在真理那一邊的。對中國，香港閃著一點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國大酒店（之二）

在經濟學上有一個熱門題目，是關於因行為引起的目的以外的副作用。經濟學者把這些副作用加上了好幾個不倫不類的「學術」名詞（例如externalities,technological spillovers），聽起來深不可測，說穿了就不過如此而已。一間工廠為了生產而污染了鄰近的物業，是一種有害的副作用，要怎樣處理才合乎經濟原則呢？一個農民種果樹，使隔鄰養蜜的人增加了蜜糖的生產，是一種有利的副作用，又要怎樣處理呢？關於這些副作用的處理問題，高斯所創的定律石破天驚，但這與本文無關，按下不表。


其它有利的副作用

跟本文有關的，是經濟學者一向都擅於指出多種有害的副作用——除了蜜蜂採蜜的例子，有利的副作用差不多是一片空白。這是那些不著重實際觀察的純理論家要付的代價。

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我花了兩期的篇幅寫中國大酒店，目的是要指出外資在中國不只是圖利那麼簡單——副作用的影響可能比生產及賺錢更重要。我要強調的是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資所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國大酒店為例是頗為明顯的選擇，但這只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當然，外資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是有利的——欺騙的行為是一例——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是比有害的大得多。

以中國大酒店為例，它的服務起了矚目的示範作用，促長了競爭的壓力，而它所訓練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雖然國內的國家職工的工資增加了彈性的發展，是起於中國大酒店之前，但這鐵飯碗軟化的現象，卻是在外資興起之後。在經濟學上，估計副作用的價值在目前仍無法辦到，但對正在改變制度的中國，外資所引起的有利副作用對中國的價值，很可能是遠超生產的直接貢獻。

令人感歎的，就是中國的執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視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為有著多種的管制，他們在有意無意間將有利的副作用壓制了。舉一個例。中國大酒店一向都是門戶開放，歡迎本地人光顧。本地人光顧酒店內的飲食的自由，是有著重要的傳達訊息的副作用。但因為外匯管制及一國二幣的存在，他們在酒店內支付人民幣，是要在外匯券的價格上加百分之五十，雖然比起目前的黑市匯率，這「加五」仍是較低的付價。最近中國政府要加強禁止外匯黑市，宣佈了酒店不准用二幣二價，「加五」變成了非法。假若這個政策是被嚴厲地執行，只准二幣一價，那麼中國大酒店對本地人的光顧就不會笑口常開了。就算酒店是非讓本地人光顧不可，酒店當局怎會不將付人民幣的視作二等顧客呢？換言之，在有外匯管制及一國二幣的情況下，禁止二幣二價就壓制了一個有利的副作用。

半年前林行止曾經為文批評中國大酒店用二幣二價的辦法，認為是有失國體。但他忽略了二幣二價是同價（或是使價格接近），也忽略了若二幣二價被嚴禁，本地人就會被歧視——國體何在？國體之失，不是因為二幣二價，而是因為促成二幣二價的外匯管制。面子的爭取是不能強人所難的。

在目前，中國大酒店的應付辦法，就是將白色的二幣二價市場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幣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發出「按金」收據，指明顧客在將來若能交還外匯券，酒店就會依收據交回外匯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幣。中國政府若真的要杜絕二幣二價，是可以的，但這不僅是阻礙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範副作用，也會被削弱的。

我在上文所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針對對中國本身改革的影響。對外資或外商的影響也是值得一談的。中國大酒店的成就，跟幾年來我們常聽到的外資「焦頭爛額」的故事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中國大酒店對外資的示範，影響了後者到中國投資的意向。當然，近一兩年來我們常聽到外資或外商在國內賺到錢的例子，也察覺到跟中國做生意是有著頗為明顯的改觀；但近年來在我多次跟外商傾談中，說到比較成功的例子，他們總不免要舉中國大酒店。

中國大酒店對外資的示範，是有兩方面的。第一方面是建築與裝修；第二方面是經濟的收益。在美國時我對建築很有興趣，所以當我住該酒店時，我對它的建築與裝修是特別留意的。這酒店不是一間突出的建築物，驟眼看來甚至是平平無奇。但細察之下，我就越想越覺得不簡單。這建築物既沒有「花招」，也沒有不倫不類的「藝術」設計，而是在平穩中將瑣碎的東西做得很好。例如房內大衣櫃的門被拉合後不見空隙，浴室牆上的瓷磚井然，浴缸與牆之間的灰泥闊度平均而沒有裂痕，大廳的花崗石平坦而色澤一致——這些瑣碎工程的難度，一般人是不容易明白的。我更聽到不少人稱讚該酒店的冷氣及泳池的水——我從來沒有見過水轉得那樣快的泳池。


港商衝鋒陷陣的貢獻

中國大酒店的建築與裝修，要是在美國，是不值得書寫的；但將它放在「共產」中國，就稱得上是鬼斧神工。我們不妨考慮如下的困難：該酒店是一座西式的建築物，中國的工人有技術問題；裝修所用的絕大部分是舶來品，進口有多種管制，而忽略了一項或計算錯了又要再辦進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國內僱用，香港去的與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才能；廣州電力不夠，電話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決。據說中國大酒店的總建築費用大約是一億一千萬美元，跟香港差不多。雖然國內的工人工資遠比香港低，但考慮到種種困難，這成本實在難以苛求。這酒店的建築與裝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曾幾何時，幾位在中國設製衣廠的外商不約而同地告訴我，要在中國出產合乎規格的成衣難於登天。中國大酒店的建造，卻顯示事有可為。形容這些港商是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應該是適當的。

中國大酒店是由六位港商合資，都是甲級的生意人物。要是他們在這項投資上損了手，其它的外資豈會不望門興歎？大致上，該酒店的中港合約為期十五年（啟業後起計），其後港方就要將酒店交還中國。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現金，其餘的資本是借來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歸還本息。在一年前的估計，將全部本息歸還（連港商的現金本息）大約需十至十一年。餘下年期的盈利，中方與港方平均分帳。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資都是好投資。港商明白這一點，但我卻不同意他們的觀點，認為在五年前這項投資是上算。這是因為任何投資都有風險，而在中國投資的風險要比其它地方大得多。息本歸還是十年後的事，依照中國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經驗，血本無歸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就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約的簽訂日期是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國的萬無一失的除去通脹的實質長線年息利率高達十至十二厘！中國大酒店怎能勝過當時的美國債券？所以港商在當時的決定，總是給我一點「愛國多於愛錢」的感覺。

以目前的形勢衡量，這項投資是上算的（雖然仍是及不上在當時買美國的長期債券）。這是因為有三個比預期好旳因素。第一，比起幾年前，利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第二，酒店範圍內的辦公及公寓大廈（尤其是辦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預期好。第三，因為客似雲來，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預期的快。假若現在的形勢不惡化，歸還本息的日期大約可減少了兩年。

對外商而言，有錢可賺的訊息，是遠比任何口號有說服力。這是中國大酒店及其它賺錢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我認為中國的執政者應該從中國大酒店及其它外資的經驗中體會到寶貴的啟示。他們應該體會到國家職工制的一無是處，應該開始明白自由選業及轉業所含意著的勞力私產化的重要。他們應該瞭解到國營能勝私營的生產或服務，是很少的。他們也應該考慮若將土地租出或賣出給外商，合約容易處理，而外商更能盡展所長。地租或地價的收入，就會因為交易費用的下降而比他們現在所預期的收入高。解除外匯管制，減少入口及其它限制，讓勞資雙方議定福利，不僅會增加職工的利益，土地的價值也會因而上升。左抽右抽的瑣碎收入的總和，遠不及租地或賣地的收入可觀，而後者更遠為乾脆。但土地是不應該由政府待價而沽的——政府要盡可能讓資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若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來的補地價政策，經濟就不會有今日的成就。）將土地私產化，讓投資者在市場上競爭，得益的是消費者。

賺錢對社會有貢獻，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國大酒店及其它外資在國內所施的壓力，中國政府是不應該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資的壓力，而是將國營企業私產化，與外資競爭。最近深圳菜農事件的處理，就是一個因小利而反抗外資壓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好處。


二○○二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大約五年，中國大酒店的管理與服務開始走下坡，可能是近墨者黑的緣故吧。然而，近六、七年來，廣州白天鵝賓館的管理搞得非常好。聽說白天鵝是國營的。我有點懷疑，過些時日會去調查一下。要是國營的話，我很想知道是怎樣的安排能使白天鵝的服務有那樣足以令人拍掌的表現。

（按：最近查詢所得，香港的霍英東先生還持有白天鵝的股分，還是董事長。真實的詳情我沒有資料，希望知道實情的朋友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