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看相與把脈》前言

本書是《壹週刊·南窗集》與《蘋果日報·還斂集》的第二本隨筆結集，絕大部分的文章與經濟有關。其中我認為比較有新意的是《中醫式的經濟學》，而跟著而來的中醫式的《經濟的看相與把脈》，應該是盤古初開第一次這樣分析經濟推斷，雖然有少許牽強，但理念正確，效用很好，故以之為書名。

能知半夜事，富貴萬千年。經濟前途沒有水晶球，而有指定條件的推測，因為條件不一定拿得準，失誤頻頻。後者我是比較幸運的，因為到今天還沒有大錯。事實上，大略的推斷，二十多年來我百發百中。細節當然有錯，雖然錯不多。錯了細節，為了自我安慰，就向大略地對那方面衡量自己。細節愈錯得多，自我安慰的大略就變為更大略了。當然，如果細節錯得七零八落，大略就如到澳門賭場買大、細，任何好賭之徒都有一半機會命中。

所以在很大的大略推斷上任何經濟學者都樂意賭一手，賭輸了沒有人記得，買中了有機會成名。我的困難是對聲名沒有興趣，推斷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衡量準確性，不是看大略是否對（大略而言，市井之徒也有一半機會命中），而是細節錯了多少，加上細節細到哪個層面去。毫無細節的推斷，是騙人的把戲罷了。

這些年來我以中醫式的看相與把脈診斷經濟，是中間落墨的安全地帶。有細節，但不是很細及很多。不苛求細節是代價，其回報是較為準確的大略。看相與把脈是簡單的工作，可以推斷得很快。問題是你要下過多年苦功才可以在經濟學上掌握到有道的中醫師的診斷功力。

歐元高處不勝寒

上期提到佛利民不應該因為世界的局限條件大變，使他的貨幣理論有所失誤，而耿耿於懷。該文也提及佛老的第二項失誤：他對歐元行不通的看法，今天看來，是錯了。佛老認錯，但也認為十至十五年之後他還會是對的。

我跟佛老談到歐元統一的可行性，是七年前——在該制度推行之前——的事了。只是簡略的傾談，細節記不清楚了。依稀的回憶，是佛老認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經濟問題，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壓力團體，各有各的貨幣政策。如果大家只用一種共同貨幣（歐元），每國就要放棄自己的獨立貨幣政策，衝突在所難免，歐元如果成立，早晚會瓦解。

佛老的想法沒有錯。當年我問他：原則上，歐元的推行會使每個參與的成員國家失卻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行得通嗎？信奉貨幣政策的佛老的回應，是行不通。我也是那樣想。

但究竟行得通嗎？過了四年多歐元不僅存在，而且上升了。通行的「通」是對的，但是否可取呢？

先看成員國家今天的失業率吧。比利時，百分之十一點四；西班牙，十一點四；德國，十點七；芬蘭，十點四；法國，九點三；意大利，九點零；葡萄牙，六點四；荷蘭，五點三；愛爾蘭，四點六；奧國，四點三；盧森堡，三點六。沒有加盟歐元的英國，失業率是百分之五點一。

不同國家的失業統計方法或有不同，數字不一定是準確的比較，但大致上這比較是可靠的。今天歐元成員國的失業率，從比利時與西班牙的十一點四到盧森堡的三點六，相差可謂巨矣。橫看直看，重要的德國（十點七）與法國（九點三）都是重災區。另一方面，不加盟的英國只有五點一，而其它的歐洲非成員的失業率也較低；丹麥，五點八；瑞典，四點六；瑞士，三點六；挪威，四點四。

我手頭上沒有五六年前他們談判歐元制度時的失業數字，但據說當時國與國之間的失業率差距遠不如今天那樣大。這些國家不乏聰明才智之士，當然知道貨幣政策對經濟不景有調控功能，而加入了歐元制是放棄這功能的個別使用。要是當年的失業率差距有今天的那麼大，歐元制可能成立不了。

很明顯，歐元制的好處有二。一、歐元區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不會受到圍內匯率變動的影響；二、互相約束歐元幣量的增長，通脹比較容易受到壓制。

問題是，十一個成員國之中，今天有六個失業率奇高，怎麼辦？凱恩斯學派的政府大花錢的論調早已被否定了。這些高失業國家，大都搞福利、工會林立的。可取的辦法，是減低福利，削弱工會。這些佛利民會大聲拍掌，但辦起來談何容易！國與國之間可能因為簽了協議而忍氣吞聲，但高失業國之內大吵大鬧一段長時期看來無可避免。

最近歐元的格外「成功」，看來是闖了禍。歐元對美元大幅急升，看是好看。然而，廉價之邦的幣值大都跟著美元走，而其它幣值對美元的升幅也較小。當歐元處於低位時其成員也反對廉價產品進口了。今天進口的產品更廉價，怎麼辦？反對也沒有用。如果歐元繼續高企，出口會下降，資金會大幅外流，而這些是反不了的。

長此下去，除非成員國的內部價格（包括工資）調整適宜，歐元瓦解恐怕不需要等十至十五年。我不由得想起蘇東坡《水調歌頭》的其中一句：高處不勝寒！

世界大變論（二之二）

一九八六與一九八七我先後推斷加拿大與日本會遇到很大的經濟困難，主要是他們的生產要素的價格與新開放國家的大幅度地脫了節，而工資與匯率的調整需要長時間，以致他們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將會節節敗退。

　　加拿大走社會或福利主義的路，一個技術工人的工資，連幾種福利金算進去，當時比中國的高出一百倍。雖然中國的技工不及加拿大的，但學習曲線怎樣看也有上斜度，而跟著的發展證明，只要產權改革得好，市場有長進，無知的青年可以學得非常快。我首選加國為不幸之邦，高工資只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們高舉社會福利。世界大變，國際競爭怎可以讓樂善好施、大派免費午餐的國家成為贏家的？加國的前途需要改革制度，要不然則只能靠賣豐富的天然資源了。
　　
　　日本當年的不幸，不僅因為工資高，房地產的價格也高。主要原因是日本對農產品的入口管制得嚴厲，使物價與地價高得離譜，於是水漲船高。後來日商向外轉移陣地，本土的工資與地產價格下降，後者快於前者，而匯率的下調經過十多年也辦不到。但日本有兩項優勝之處。其一是他們的產品質量有水平；其二是身處亞洲，近水樓台，他們到東南亞與中國一帶投資設廠，爭取廉價勞力，終於有可為。今天日本本土的消費上升，主要是因為在外設廠賺到錢，寄回家消費。這正如香港經濟兵敗之前，「太空人」匯錢到加拿大養妻活兒使該國的經濟有點起色一樣。

　　基於前文（上期）所說的六項局限轉變，我說世界大變是以加拿大與日本的經驗為師。凡是生產要素的價格在國際上大幅偏高而脫了節的，皆不幸。福利盛行與工會林立的國家，首當其衝。匯率頑固的，也會大難臨頭。

　　今天我擔心的是美國。不久前在電視上見到格林斯潘說美國的經濟將會在今年底之前上升，很不以為然。他含意的要點顯然是美國控制了伊拉克，油價的前景看好，經濟有可為也。這是淺見。格林斯潘可能是憑七十年代初期，中東石油價格急升而導致美國經濟衰退的經驗而作出判斷。有兩處大錯。其一，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不濟，可不是因為油價上升，而是因為油價上升而導致價格管制。其二，上期我說過的六項局限轉變，格林斯潘完全不管。世界的局限有大變，不跟這大變調整，不遭淘汰也會苦不堪言。困難是就算清楚明白世界的局限轉變，要調整相就也不容易。我恐怕美國將會有很長時期的經濟不景。觀察所得，這種調整動不動需要十多年。

　　是可惜的。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加上其憲法實在好，自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起，其發展二百多年來得天獨厚（三十年代的大衰退是貨幣政策的失誤，影響了全世界）。想想吧，數十年來，諾貝爾獎的得主，絕大部分是美國人！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雄視全球，而十多年前蘇聯瓦解後，美國的武力更是舉世無匹。

　　有這樣的優厚條件，雖然上期提出的世界局限大變一般對美國不利，我遲遲不敢對美國的經濟前景看淡。然而，這幾年一連串地發生了三件對美國很不幸的事，足以抵消她的優厚條件。

　　其一是微軟公司賺錢「太多」，美國的司法部引用反托拉斯法例把這家明星公司殺下馬來，或起碼重錘痛擊了好幾年。不容易想像有更愚蠢的經濟法例。科技投資這回事，風險甚大，一將功成萬骨枯，功成的投資者要有很高、很高的回報率才能鼓勵前仆後繼的行為。

　　微軟受創，協助了本應向下調整的納斯達克指數狂跌。一時間，對科技投資重要的風險資金，下降至近於零；而在加州硅谷搞軟件設計的公司，不關門的大都打通了門路，跑到印度去僱用廉價的軟件天才。雖說事後孔明，我們今天不知道如果美國沒有反托拉斯法例，硅谷及有關行業的前途在美國會否繼續上升。但刀斬微軟，是把美國的電腦行業腰斬，而其他的高科技發展也因為風險資金的大減而增加了約束。高科技是美國經濟的王牌，反托拉斯使之元氣大傷，是我個人的看法。
　　
　　
　　其二，九一一的恐怖事件有事前意料不到的龐大經濟殺傷力。一小撮不怕死的人，視自己的生命成本近於零，可以對任何社會做出很大的傷害。事實上，一般而言，恐怖活動的本質是很小成本做出很大的損害（例如胡亂郵遞什麼的）。經濟學者很少注意這種成本與損害有大分離的情況，因為純為害人、不論自己的金錢收益的行為，或是幸災樂禍的心態，不容易以傳統的函數分析處理。

　　我們當然希望美國能杜絕恐怖活動。不是專家，但意識上我覺得很困難。這是因為低成本的行為不容易偵查——可說是定律——杜絕則更困難了。更不幸的是，恐怖活動似乎愈來愈針對美國。

　　其三，最近的伊拉克之戰，美國的既出成本高，未來的政治成本會更高。一九九一的波斯灣之戰，美國藉之示範了星球大戰的無與倫比科技武器，也得到多國分擔費用，是大贏家。可惜當時達到穩勝之境卻莫名其妙地鳴金收兵，種下了今天吃力不討好的麻煩。這次伊拉克之戰，世界的輿論不是站在美國那一邊。更不幸的是，以武力掛帥，我們不容易在歷史上找到更不合時宜的時刻。

　　是的，自一九九一的波斯灣之戰後，不搞恐怖活動的民族或國家都不言自明地視美國為天下第一武力強國，相信美國的正義，而正如上期所說，世界進入了一個不再為「主義」動刀槍的世紀。一九九一以還，舉世都在搞經濟。起碼在形象上，最近的伊拉克之戰的效果，是美國一士諤諤。

　　佛利民對一個經濟的增長與衰退，以貨幣政策與市場自由作分析，一般來說是對的。這方面歷史上沒有其他學者比得上他。然而，因為上期所說的世界經濟的局限發生了大變，跟佛老的分析所含意著的局限假設有很大的出入。如果工資與匯率的適當調整易如反掌，國際上的局限大變不會對佛老的分析有大影響。但調整工資與匯率的交易費用，因為政治與壓力團體的左右，相當高，是以為難。

　　君不見，十多年來，日本的利息率近於零，但本土經濟還是搞不起。君也不見，這幾年格林斯潘把美國的利息率不知減了多少次，但失業率還在上升。

佛老用不著耿耿於懷

不久前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訪問了佛利民。佛老快九十一歲了，思想還清晰。我讀到的是訪問的中譯，不一定作得準。文內提到兩件事使佛老表示對自己的判斷失去了信心！

其一是他平生所學的一個要點，是增加貨幣供應量可以把衰弱的經濟振作起來。然而，這幾年美國的貨幣量大有增長，但經濟卻沒有起色。佛老對記者說：「我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會像從前那樣對幣量理論竭力推崇。」

其二是好些年前，佛老對歐元成立的建議及後來的成立都持不看好的態度，與舊同事蒙代爾的看法不同。今天歐元不僅守得住，而且對美元大幅上升。佛老說：「到目前我一直都錯了，所以對自己的觀點沒有信心。」

這兩點，我認為佛老的思維沒有錯，失靈非戰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轉變他看不準。大師就是大師，理論沒有錯，只是一時大意，摸不準世界大變，也低估了政治的複雜性。

大約年半前，我到佛老的三藩市之家，相約好一起去吃晚餐的，但他身體不適，我和太太在他家裡只喝了一杯白酒，傾談不到一個小時就告退了。當晚我打算對他舊事重提——一九九一在瑞典與一九九三在中國我對他說過的——共產國家開放，世界突然間多了兩億廉價勞力人口供應，先進之邦因為工資與匯率向下調整有頑固性，可能失去不少比較成本優勢。怎麼辦？年多前要對佛老補充的，是九一與九三我還看不到的現實：南韓與中國的產品質量突飛猛進。我知道佛老對印度有不淺的認識，那裡廉價勞力多如天上星，沒有把門戶關閉，但產品質量總是搞不上去，數十年來對先進之邦的比較優勢沒有多大影響。

可惜當晚佛老身體不適。我舉日本的困境為例「起筆」，他立刻轉到日本以利率政策增加貨幣量不成功的話題，說日本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改換政策，有機會成功地增加幣量來改善經濟。我見佛老很累，顯然是因為剛從瑞典回來，多坐一下就告辭了。

傳統的比較優勢定律漠視了工資與匯率調整的頑固性；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多個閉關自守的國家，一下子開放把廉價勞力大量地供之於世；很少人會想到，而到今天很多人還不相信，亞洲的青年可以學得非常快。這些加起來，再加上微軟的反托拉斯官司與九一一恐怖事件，使佛老精研的貨幣理論失靈。

是表面上的失靈，其實不是。任何理論都要假設某些局限條件不變，而某些重要的局限大幅度地轉變了，不一定很明顯，尤其是這轉變的影響初時來得慢，過了十年八載才加速。身在亞洲，我在八十年代就開始關注中國開放廉價勞力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但當時我認為文革對知識的禍害有嚴重的後遺症，不容易登堂入室。一九九二年見從香港到國內去的高薪餐館廚師與經理紛紛被炒魷魚，我開始改觀。一九九六年，在港大與二十多位國內學子傾談了兩個小時，這「不容易」觀點盡變。

佛利民在貨幣理論上的貢獻與費沙的平起平坐，而驗證工作遠超費沙。可以說，貨幣分析到佛利民而成絕響，後無來者矣！這樣偉大的貢獻，是不會因為低估了一個大時代的局限轉變而失卻其光澤的。

任何讀過佛老的《美國貨幣史》的人，都會站起來向他致敬。

不要搶著說教授錯——再語中國的同學們

年多前發表了《給中國的同學們》，建議他們讀我的《經濟解釋》，主要是考慮與衡量，不是要同意我說的，也不是要多花心思說我錯了。錯是任何搞學術的免不了的事。今天被認為是對的理論，到了明天可能錯了。我自己比較幸運，三十多年來沒有人找出推理上的錯，但這並不是說將來某一天不會被認為是錯了的。

我提到上述的，是不久前在《壹週刊·南窗集》發表了《上河定律》之後，朋友告訴我，國內網頁上一些青年長篇大論，說錯、錯、錯。當然可能錯，但在理論上我不會錯得那樣容易。我寫《上河定律》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給同學們開心一下；其二是藉該文示範一下成本的理念。

上河定律說，排隊看《清明上河圖》的時間越長，輪到時觀者的觀看時間也越長。朋友說，一位同學讀後在網上長篇大論，說我錯了，因為到酒家用膳，排隊時間越長，輪到時不一定吃得越久。這是對的，但我在《上河定律》文內不是解釋得很清楚嗎？排隊時間，輪候到了，是歷史，而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成本是預期的排隊時間。有了一次等候的經驗，以觀看《清明上河圖》而言，下次再看的機會不多，而若過兩天再排隊，時間也相若，所以輪候到了就久看一點。到酒家用膳呢？這次等了兩個小時，是意外，中了計，是歷史，再不是成本，下次明知要再排隊兩個小時你不會再光顧。

經濟學的成本理念只八個字就說完了：成本是最高的代價。就是那麼簡單，沒有其它，但運用起來是另一回事。唸經濟的同學要左思右想，不斷地在這成本的理念上下功夫。天才可能只花五、六年就得到足夠的深入理解。我自己大約花了十五年才感到對成本有滿意的認識。布格南想了三十年才以《成本》為題下筆成書。艾智仁也想了同樣時間，然後為《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以《成本》為題下筆，興高采烈，說：「我懂了，我懂了。」高斯呢？他平生的專長，是成本的理念掌握得通透。這些大師們來來去去對成本的掌握，只不過是「成本是最高的代價」這八個字的深入闡釋。這樣說，我只用了十五年就自覺掌握了成本的理念與變化，雖然說不上是天才，也足以自豪了。

上河定律的重點是成本的理念。不是說同學們不是天才，但應該不容易只讀一遍就說我是錯了的。錯了又怎樣？同學們有否考慮我為什麼是錯了嗎？

回想四十年前作研究生時，拜讀佛利民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讀完一遍又一遍，總是覺得該文有幾點是錯了的。當時我想，是頗為明顯的錯，但佛老為什麼會那樣說？想了很久，到最後我領會到需求定律與一般均衡的關係。雖然今天我還是不同意當年我認為佛老是錯了的幾點，但經過多年的反覆考慮，知道我不同意的是例外，佛老一般是對。此「對」也，使我能深入地領會到需求定律的各種演變，從而掌握了這重要定律的用法。

同學們要記著。不值得讀的文章不要讀。值得讀的文章不多，找到了，重複又重複地細讀，不要管對或錯，而是像我當年那樣：考慮，又考慮；衡量，再衡量。

世界大變論（二之一）

很多人認為二十世紀是歷史上事件最多而又進步最快的。這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有前所未有的主義大爭議，有世界經濟大蕭條，有共產政制的推行與轉向市場的發展（包括產權制度大改革），而這世紀的後五十年，科技的進展比以往的五千年加起來還要可觀。

我是讀歷史的。我的感受是歷史的演變越來越快。比方說，二十年來中國的制度演變，在中世紀時代的歐洲恐怕要用上三百年。人口暴升了，訊息費用暴跌了，知識暴增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再不容易長期地欺騙很多的人。另一方面，為了圖私利，騙得一時且一時，或要維護眼前的利益，拖得一時且一時等行為是永遠存在的。花款可以很多，但墨守成規地維護根本上維護不了的情況，越來越不能持久。這不一定是說世界是加速改進了。任何人的理想都不容易達到，而就是達到了，因為人的自私，不一定可以維護。改進加速，改退也加速，這是我對歷史的看法。向前看，歷史的演變是還會很快的，但這要從歷史的時間算。

變得快，事情多。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不會比二十世紀寂寞。十多年前我說，因為參與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急升（中國、東歐、印度、前蘇聯等地區的開放），世界經濟將會有大變。看早了三五年。不久前我說，世界正在大變中。但這大變只起步了幾年，來日方長。在國際競爭與日俱增的情況下，二十一世紀將會變成怎樣是個有趣的問題，有多個水晶球在手也不容易看得準。

預測與推測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我沒有，就是有也不懂得看。後者要靠指定的條件：在怎樣的條件下什麼會發生；條件的判斷有錯，原來的推測就作不得準。但有時某些條件及其轉變可以看得清楚，而以常理看，不容易或東或西地轉來轉去。這樣，大勢演進的推測可以很準確。

我說過，股票市場或任何短期的經濟波動，經濟學難以推測，因為需要知道的局限條件及其轉變太多，太複雜。但大勢的去向，比較長遠的，遠為容易。這是因為較為長遠的大勢是講大略，有關的局限條件比較簡單、明確，其轉變趨勢比較穩定，所以推測有轍可循。不容易，比較肯定存在的局限轉變不一定拿得準，而有時拿準了但不足夠。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大勢的推測可以全軍盡墨。但有時情況相當明顯，重要的局限轉變比較肯定而足夠；這樣，大膽地賭一手作推測就有吸引力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測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與近於私有產權的路，一九八六說加拿大的經濟不會在二十世紀復甦，一九八七年在《資本》雜誌發表《日本大勢已去》，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就兩次說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而這不景與九七回歸無關——這些都是有機會看準了重要的局限轉變，認為相當穩定而下的判斷。

奇怪的是，當我每次作上述的大略而又比較長遠的推測時，很少人——甚至沒有人——相信。我可沒有用水晶球信口開河，而是用簡單不過的推理，假設的條件差不多任何人都會同意，而如果同意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推出來。

今天縱觀天下大勢，如下六項的局限條件轉變是明顯而又比較肯定會持久的。這些是我推測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大變的基礎了。

（一）說過的，參與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激增。這會使先進之邦有勞力工資下降的壓力。

（二）知識資產，以人頭算，也激增。天資這回事，是天生的，沒有先進或落後國家之分。落後的國家開放了，參與國際競爭，有飯吃的青年學得非常快。中國如是，而印度歷來盛產數學天才，其電腦專才這幾年有口皆碑。這是說，向前看，世界上有知識的人數會急升。這代表著知識資產的相對價格也會有下降的壓力。

（三）工資向下調整有困難。香港公務員的工資下調是格外困難的例子，而工會林立的國家也不容易。這是說，國際互通開放，以實質收入而言，同工同酬是早晚的事，但因為工資下調不易，長時期調整無可避免。

（四）匯率的調整也不易。一般國家喜歡匯率穩定，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與通脹的恐懼，先進之邦不容易接受以匯率大幅下調的方法來代替工資下調而在國際市場競爭。經濟學書本上常說的比較優勢定律，是基於物品換物品或舉世皆用本位貨幣制度才能成立的。不同國家用不同的貨幣，如果匯率調整有困難，在世界大變中上述的比較優勢定律不能成立。

（五）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我說因為此前封閉的國家開放，百廢待興，投資需求激增，長線利率會持久高企。今天我說，只要中國能維持低通脹率，舉世的利率會持久地徘徊於低位。

（六）比起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不會有多大的主義之爭。這是因為差不多任何我們可以想出來的主義，在二十世紀已經吵過了。這含意著在對比下，二十一世紀的政治活動會下降。這也含意著在對比下，二十一世紀會重於經濟競爭。這也是說，只要沒有傻佬爆個原子彈，或再跑出幾個拉登，以武力掛帥的國家雖然有強人姿態，但國際上會被認為不識時務，要付出很大的政治金錢代價，使強人經濟受到損害。

上述的六項條件大致會持久，但第六項最後所說的「只要沒有」（原子彈與大恐怖）是我所學之外的話題，我無從肯定。

朋友，你同意上述的六項嗎？如果同意，你不能不同意世界會有大變。但變成怎樣呢？只要提出的六項會持久，推測不難，不需要讀過經濟學。

都是電腦惹來的禍

一位寫稿的朋友讀到我在這裡發表的《從新書桌說起》一文，到我家來看我的新書桌，也要看文內提到的桌燈、墨水瓶子、稿紙、墨水筆，及過大的椅子。我見他興致勃勃，又是爬格子之人，對他說：「我的黃色稿紙是自己設計的，寫來文思倍增，送你兩本如何？」殊不知他回應：「我不用稿紙，是用電腦打字的！」與今天的青年相比，這位朋友算是個古人。天啊，世界變成怎樣了？

將來的人還會寫字嗎？還會的，但恐怕不會有我們今天那樣有書法味道。還會寫字，是因為英文打字機發明了之後我們還會寫，雖然古人的手寫字體遠勝我們今天的。電腦打字的發明顯然比打字機有更大的殺傷力，因為在電腦修改易如舉指。

電腦沒有性格。昔日的古老英文打字機，活像一部機器（今天的電腦不像），黑色的，最合我意的是Underwood。不電動，也不機動，要在鍵盤用手指用力打下去，拍拍有聲。昔日海明威寫小說，喜歡站著，用兩根手指在Underwood機上拍、拍、拍。他認為拍拍有聲像有人在對話，增加他的文思。作學生時我也用Underwood，但用七根手指，左五右二，拍、拍、拍，很快的，每分鐘可打五十個字。

我也喜歡用墨水筆，以橫線的黃紙寫英語文稿。無論是寫字還是打字，其速度是比今天的電腦慢得多了。但為什麼要那樣快呢？寫文稿是要思想的。當年一分鐘可打五十個英文字，但如果為文一分鐘十個字，一小時六百個字，以英文算，是很了不起的速度。打得慢或寫得慢就有這樣的好處：文思與手的動作配合適宜。

我認識一位國內的女孩子，有天分，是研究生，中文每分鐘可打二百字，一個早上可寫五千到一萬字。不是什麼言情小說，而是分析性的文字。太快了，讀其文看得出來。可以慢一點而增加文章的深度嗎？可以的，但不容易。好比在高速公路駕駛，可以慢一點，但不容易很慢。對著電腦，知道可以很快，要慢下來細想，但熒光幕在面前刺眼，我不容易想像可以像拿著筆那樣容易調控思考的速度。

我說過了，今天兒童玩電子遊戲，好玩，但不能培養兒童的想像力。我童年時的玩意，要不是自己發明，就是要自己改進，或起碼要改良玩法。這些要想像。電腦的問題是凡事公式化，遊戲有固定的程序圖案。除非是遊戲的設計者，玩遊戲的只是熟練者勝，用不上任何想像力。

尊子告訴我，畫漫畫已改用電腦從事。他早已成師，電腦為禍不大。但後學的怎樣了？題材要思考，要想像，但畫工可以從電腦學得嗎？搞統計，電腦替你安排好的方程式應有盡有，你要學怎樣用，但方程式背後的哲理你深入地想過嗎？有了電腦，你會不會想出有創意的新方程式呢？可能會，但機會應該是減少了。

我想過書法，認為電腦廢了楷書作為一門藝術。把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譜入電腦，要寫什麼志銘嗎？在電腦上要哪個字就選哪個字，整篇「寫」來與顏、柳親自下筆如出一轍！那我們還要學顏、柳作什麼？我是寫行草的。這些年來有一個噩夢：有一天行草可以電腦從事，勝於米芾！我想到繪畫，想到音樂……

電腦是人發明的。會不會有一天，人的發明抹殺了人的想像力，抹殺了真情實感的表達，到最後抹殺自己？

給非典來一些總結吧

非典瘟疫與清潔問題算是寫完了。很抱歉，寫了很久，讀者可能覺得沉悶。但問題確實重要。從網上看讀者的反應，國內的讀者重視這系列隨筆，可能他們像我那樣，意識到因為不清潔而引起的瘟疫，代價太大了。
血濃於水，自一九八一年起我就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用心地下筆，作出推斷，提出建議。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影響力，只是禁不住苦口婆心。雖然二十多年來我對中國的經濟推斷十發九中，但那裡的進展比我二十多年前所希望的快得多。說中國大陸今天欣欣向榮，不是誇大之辭。但我有兩項顧慮。其一是九一一之後，我擔心恐怖活動會伸展到神州大地去。其二是非典瘟疫的發生，使我聯想到最壞的可能。

中國地大人多，發展起來會變成史無前例的大經濟。大經濟不易處理，但有好處。好處是經濟一旦推動了，大的不容易受到外間的經濟不景而有大影響。當然，外間的經濟好對中國有利，但因為夠大，外間不好中國還可以自立成家。

十多年前，一家國際大機構請我去研討，他們的一位研究員說，作了多年研究，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國家越小其對外貿易的比重越大。對這個蠢結論我忍不住回應：如果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對外貿易一定是零。引得哄堂大笑。

非典的經驗，使我意識到瘟疫可以搞得相當政治化。這是不幸中的不幸。我話猶未了，歐洲就以成衣可帶病毒為藉口，反對中國成衣進口。說實話，我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表現失望。政治的味道姑且不談，其專業水平大可商榷。幾位美國教授寫的關於非典的文章，比世衛的分析高出甚多。最近世衛說不相信中國的數字，反映著另一種無知。他們不瞭解中國管制戶口的法門自成一家，雖然擱置了好些時日，遇上瘟疫，拿出來再用倒也得心應手。

北京初時隱瞞疫情，是錯；不小心讓非典擴散了，也是錯。但除了這些，中國對非典的控制做得好，有九十分。據說上海從一月起，杭州從二月起，就嚴陣以待。但我認為中國對非典的控制，略嫌苛刻。他們願意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是否值得是個疑問。廣州的鍾南山醫生是聰明人，對非典的判斷決不在美國的大教授之下。世衛組織若不願意拜他為師，請他作個顧問是很有意思的吧。

我本來打算寫一篇關於市場對清潔的效能來終結這系列的，但除了我說過的、市場有成功先例的，讓市場做，我因為資料不足而不便下筆。以醫院為例吧。我不知道國內的醫院是國營的還是私營的。國營為名，錯不了，但實質是怎樣呢？我的意識是國內的醫院自負盈虧，雖然設備不及先進之邦，但服務好，很有私營的氣氛。

重要的食水供應，我也不大了了。美國的食水多由私營供應。中國的實際安排，可能不是掛上「國營」招牌那樣簡單。但中國的食水質量大有問題。在那裡的窮鄉僻壤中，我見到婦人在污穢的河中洗衣服，而據說喝的也是那些水。那些水，煮開了我也不敢喝。

會流動的污穢

會流動的污穢是最難處理的清潔問題，因為權利與責任皆不容易界定。傳染病是流動「污穢」：病者到處跑，不容易界定範圍，而外人又不知道誰是帶病者。隔離，強迫性的隔離，是有效的辦法，但這不過是另一種界定責任，代價高，不可以動不動就引用的。

會流動的污穢有兩類，都麻煩。其一是污穢的人到處跑。行人在街上吐痰，丟廢物，影響了他人，原則上與傳染病類同。不「隔離」，以「公德心」的風俗習慣，或社會有互相監視及歧視不潔者的約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了。我認為一個在習慣上懂得約束自己的不潔行為的人，生病時會有自我隔離的傾向。

再以吐痰為例吧。一個人在自家的廁所中，有權大吐特吐。對社會沒有害，因為權利與責任是清楚地界定了。但當這個人跑到街上吐，違犯了權利與責任的界定，以立法重罰約束，效用不是沒有，但不大。小利的行為不容易督察，以致監管費用過高。我要重複這一重點：個人利益小或成本小的行為，界定責任不易，對社會可以有嚴重的損害，但監管費用高，政府與市場所能做到的不多，風俗的協助就變得重要了。沒有清潔風俗的社會，不可能像日本那樣清潔如洗。

第二類會流動的污穢也是人為的，但卻由氣流或水流帶動。工廠污染鄰居是有名的例子。這類經過氣流而散播的污穢，主要是靠城市的設計與工業的安排來處理。這方面，我的印象是國內比香港及台灣辦得好，好得多，而在國內看，南中國又不及蘇浙一帶那樣可觀了。

工廠與住宅區域的劃分，風向的取捨，綠化的規定，公園的多少與分佈等，是專家的設計工作。從經濟的角度看，這設計的目的是爭取最高的土地總用值。原則上，私產擁有者的設計，因為有市價的指引，會比政府的來得準確可靠。困難是沒有地產商可以擁有一省或甚至一縣的土地的整體。各自為戰而合作有交易費用的困難，而在大部分土地還在政府手上的情況下，個別地產商自由發展會有某區密度過高的情況，使土地整體的發展不協調。這些話題包括很多有關土地使用與轉讓的法律，而加上整區重建等分析，經濟學的文章多得很，不能在這裡略說了。

可以略說的是水流散播污穢的問題。河的上游污染下游，湖與海的污染等，在美國是環保分子的主要活動。以華盛頓州為例，六十年前房子可以建立在水旁，跟著是房子要離水二十五英尺，其後是離水五十英尺，今天好些用途要離水一百英尺了。是壓力團體的傑作，幫助不大。

目前中國的水流污穢非常嚴重！不潔的風俗是主要成因，而污穢之物掉進水裡不容易清理，加重了水中污穢的頑固性。個人認為最有清潔效能的辦法，是把所有的水旁土地，連離岸小距離的水位，界定為私產或由個體承包，授予某些使用權利與負起清潔的責任，而河的上游要加強監管。這是我多年的觀察所得，錯不了。

餘下兩個困難。一、使用公眾水域的船隻可污染，要另設監管。二、有些水旁的土地與水位，免費送出去也沒有人要。這後者的清潔工作是要靠集體的村或鎮了。

對我影響最大的四本書

朋友要求我選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三至十本書，品評一下。是明知故犯的要求：我三十多年沒有讀書了。不讀，不是懶得讀，更不是沒有書值得讀，而是刻意不讀。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有思考的時候，而集中思考時最好不讀書。這是我的治學方法。

然而，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好些日子住在圖書館裡。讀得雜，讀得博，也讀得深入，數之不盡的。作研究生時對我思想影響最大的當然是老師艾智仁與赫舒拉發。他們寫書，有名著，但我沒有讀過。當時讀得天昏地暗，只是不讀老師的書。理由充分：我是他倆的入室弟子，怎會不懂得師傅的真功夫？沒有聽過少林寺的大弟子拿著方丈大師所著的拳經劍譜翻閱的。要不然不讀，要讀就替師傅寫出來才讀。

當年遍讀群書，廢物甚多，精品也不少。今天回顧，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四本可以相提並論。讓我說說這四本書吧。

（一）斯密的《原富》，又譯《國富論》（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以搞大學問而言，我讀過的書以此為首。洋洋千頁，作者文字頂級，流暢古雅，幽默生動，才氣縱橫。不容易想像有人可以寫出那樣博大湛深的書，真的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我不認為作者是個智商很高的人，但有大智大慧。智商高是彫蟲小技，作品再精彩也不容易傳世，但大智能是另一回事了。《原富》出版了二百二十七年，我們今天還值得讀之再三。

是一本包羅萬有的書：以經濟分析為主，此書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歷史、哲學等，皆有見地。作者對歷史與世事知得非常多，而觀察力之強是我平生僅見。將包羅萬有的世事綜合起來，加上智能的判斷與闡釋，創立了今天大致上還存在的理論架構，寫得渾然一體，而這竟然是西方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可謂奇跡。

《原富》是歐洲工業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美國民主獨立大爭議的一個大時代轉變的產品。作者未進軍經濟學之前已經是蘇格蘭的一位家喻戶曉的教授，以心不在焉的品性大受歡迎。四十歲出頭得到貴人授予足以舒適生活的退休金；花了十二年寫成《原富》。大智大慧，作者以進化論的思維來闡釋自利行為對社會的貢獻與制度的轉變，影響了達爾文及整個歐洲的思想發展。

偉大的論著就有這樣的便宜：作者引用的史實有錯漏，價值的理念拿不準，爭取私利所需的邊際分析是作者死後才有的，但因為是《原富》，這些不足之處微不足道。

我是從《原富》學得什麼才是大學問，為了多知世事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下筆為文從來不發明術語，文字但求古雅清楚，而不自量力，為了要與《原富》較量一下我寫了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

（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作者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經濟理論家，此書是鐵證。作者的其它論著皆不足道。經濟學生今天熟知的需求彈性、長線短線、吉芬物品等等，都是此公發明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者雖然有數學家的本錢，卻重視經濟內容，把所有方程式放在腳注與附錄裡。這巨著有非常完整的理論架構，分析層次分明。今天懂經濟學的人提到馬歇爾傳統（Marshallian tradition），是指有架構有內容的經濟學。雖然馬氏熱衷於改進社會，他把解釋行為作為大前提。作者對事實不能以事實解釋的堅持，後來成為維也納科學方法論的基礎。

偉大如馬歇爾，其巨著是有缺點的。吉芬物品的存在誤導了後人，而在書中此物品與其它部分的分析有矛盾。長線與短線的處理，避去了重要的交易費用，也誤導。均衡、成本、盈利、資本、上頭成本等理念，都拿不準，而理論架構的設計雖是前無古人，但稜角過於分明，不能渾然一體。

重要的是，沒有誰細讀馬氏的巨著之後會不懂經濟學。我是個正統的馬歇爾傳統的人，自己在理論上的貢獻主要是修改與補充馬歇爾。這工作我做了數十年，他對我的影響可謂大矣！

（三）費雪的《利息理論》（Irving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1930）。以歷史時間算，作者是第二位偉大經濟理論家。馬歇爾的傳統起自斯密（一七七六），經過李嘉圖（一八一七）、密爾（一八四八）等天才的發展，到馬歇爾（一九九○）而達大成。這是英國傳統，很一貫。美國耶魯大學的費雪走的是另一條路——歐洲大陸的奧國經濟學派的路——到費雪而達大成。

費雪絕對是個天才，多產，作品無數，盡皆精彩，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息理論》。這本書文字清晰，邏輯井然，而對我影響最大是一、理論簡單但有深的層面，二、概念一般化到盡頭，很有說服力。資本、收入、利息、投資等概念，到費雪而成絕響。這本巨著有沙石。是我之幸，老師赫舒拉發是當代的費雪闡釋第一把手，在我不厭其煩的質疑下，這些沙石都清除了，使我後來順利地寫成《經濟解釋》卷二的第一章。

是的，偉大如馬歇爾，資本的理念有大問題，因而在成本、租值等概念上也有問題。當年我是搞通了費雪再回頭搞馬歇爾的。

（四）弗裡德曼的《價格理論》（Milton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這是本奇怪的書，不是巨著，是弗裡德曼的學生的筆記，經過弗老整理後在一九六二出版的。六一年我先讀「非法」的筆記，六二再讀整理「合法」版，前前後後讀了十多遍。

這本書是純馬歇爾傳統經過芝加哥的蹂躪，驟眼一看面目全非，其實是為了解釋現象而把馬氏的理念改進，把重點再定位置。要知馬氏雖然高舉解釋世事為經濟學的重點，但他對市場現象知得不多，馬虎，沒有真的做過驗證工夫。後來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學派，其實就是馬歇爾加上事實驗證。

理論歸理論，驗證歸驗證。非常美觀的理論，引用於驗證時可能縛手縛腳，不管用。弗老的《價格理論》是向「管用」那方面走了一大步。他把奈特的盈利界定出局，把馬歇爾的租值重新定位，把成本與競爭的關係搞清楚，也把吉芬物品放進廢物箱去。是的，在認識弗老之前，我從他這本書學得怎樣拿重點，學得怎樣轉換角度看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開始體會到經濟解釋是怎樣的一回事。

實不相瞞，我的實踐學術生涯是從不再讀書的三十多年前開始的。到處看世界要靠自己的觀察才作得準，避書有利。為了推出假說作驗證，要修改前賢的概念，簡化他們的理論，避書也有利。天下的學問五花八門，亂七八糟，要佔為己有，像選女人一樣，不是佳人是不值得談戀愛的.

要讓權利與責任掛勾

說到界定清潔的權利與責任，我們要重視兩個原則。

其一是「有權利必有義務」這個老生常談，是對的，但倒轉過來我們問：有義務可不可以沒有權利呢？這個問題經濟學者很少提及。原則上，有義務可以沒有權利：你要作義工，不求分文，不會有很多人反對。然而，一般來說，沒有權利，義務來得不易。這也是說，要人義務清潔，沒有相稱的利益回報，義務來之不易，因為交易或監管費用是偏高了。

舉一些例子吧。海灘是我的，我清潔海灘得來的利益我可以享用，我的清潔意圖當然高於海灘是公有的。我清潔了自己的海灘，鄰居看得舒服，是「義務」地服務了鄰居，社會的利益增加了。現在假設政府立法例，指定街上的每家商店要負責清潔店前的行人路。可以辦到嗎？可以的，監管費用不少。但假如法例說，每家商店清潔店前的行人路，商店可用行人路的一部分作為銷售用途。這樣，每店清潔行人路的監管費用會大幅下降。這解釋了界定權利與責任的清潔範圍為私產，對清潔是那樣重要。要人「義務」清潔，給一點權利為誘是正著。

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高斯定律，如果加上交易（及監管）費用，其「產權不管誰屬效果不變」的說法是錯了的。想想吧，工廠污染鄰居，高斯的推理是：如果鄰居有不受污染的權利，工廠可補償給鄰居而增加生產（多了污染）；倒轉過來，如果工廠有污染鄰居的權利，後者可補償前者使其減產（少了污染）。權利界定不同，只要界定了給任何一方，污染程度一樣，是高斯的「不變」定律。

高斯的想法沒有錯，但要基於交易費用微不足道，或不管權利誰屬，交易費用都是一樣。問題是交易費用不是一樣。工廠產出的本身對工廠有利，要工廠補償鄰居或自己約束污染，是把利益與責任（或權利與義務）掛勾，利益的壓力所在，責任就比較容易監管了。倒過來，鄰居受污染，本身是損害，再要鄰居出錢或負責減少污染，不是不對或不可能，而是交易（監管）費用會上升。

這裡的要點不是說權利與責任掛勾，污染或清潔的問題就會由市場成交處理，而是說這「掛勾」會減低監管困難。你負責，我給你權利，你負責的意圖增加，所以監管費用比較低。是淺分析，但經濟學有時就是這樣婆婆媽媽的。轉談第二個原則吧。公眾污穢的產生往往是起於微不足道的個人利益導致不微小的公損。廢物箱就在你的面前，但你卻要把廢物丟到地上。君不見，在香港或國內的公園或公眾海灘的燒烤場地，廢物箱多的是，但地上廢物滿佈。小利益或小成本的行為不容易查察監管，是以為難。

我說過了，因小私利而引起大公損的行為最好由風俗處理，讓人民互相監管，或以歧視的方法來約束不清潔的人。政府的參進，首要任務是盡可能界定清潔的權利與責任，而這方面，為了減低監管費用，我們要把權利與責任掛勾。但困難還有：有好些情況權利與責任的界定是不容易的。

要清楚界定清潔的責任

我針對中國大陸的清潔衛生下筆，不是因為那裡比香港或台灣污穢，而是那裡地大人多，處理清潔比較困難。當然，同樣的分析可應用在任何有清潔問題的地方。

說實話，目前中國有好些地區的清潔這幾年大有改進。困難還是不少，而藉著非典禍害的說服力大搞清潔衛生，今天是好時機。

我是個高舉產權界定與市場運作的人，所以不可能是個無政府主義者。產權是要由政府界定的——或者說，凡是協助界定產權的機構，「政府」是也。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或應該有——沒有約束的自由，問題是怎樣約束而已。另一方面，「政府」的定義不簡單。我在《經濟解釋》卷三第六章提出的政府理念，不一定是大部分經濟學者認同的。

首先要說一個大原則。任何經濟活動都可以由政府做，也可以由市場做。二者擇其一，同樣的利益，成本哪方面低就應該由哪方面做。這考慮不僅是生產或服務的成本，而是包括交易費用。衡量政府相對市場的成本不容易，但一般而言，市場可做的，其成本通常比政府低。所以在衡量不易、難以取捨的情況下，有市場做過的先例，選市場。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黃金定律，千萬不要忽略了。

我說過了，瘟疫因為病者負，染者也負，不容易界定權利然後在市場成交，所以政府要管治。但清潔衛生是不難界定權利與責任的。這方面，政府的職責是界定清潔的權利與責任。中國今天的權利制度大有長進，伸延到清潔那方面去不會有大困難。

八十年代我屢次提出，北京當局要盡量把權力下放。今天回顧，這方面他們辦得比我當時希望的還要好，還要快。主要原因，是當時盛行的承包責任制，用作權力下放是一級機制。正如工業所用的層層承包（香港工業所說的判上判），轉用於中央把權力（承包責任）下放至省，省至市，市至縣，至鎮，至村，至組，至戶，最後至個人。利益的權利下放，單位愈小其（總）權力愈大愈妙。另一方面，單位愈小其責任則要按利益的增加而增加。這些是承包責任機制的基本目的。

看清潔的問題吧。甲需要清潔，有權利不受到乙的不潔所侵犯（記著，因為交易費用高，不要考慮高斯定律的另一面），如果甲乙之間的清潔權利與責任能界定清楚，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這裡有兩個困難。第一，在某些情況下，清潔的權利與責任不容易界定清楚。這方面的分析下期再談。第二，這裡要說的，是由上至下，由人多至人少，由地大到地小的層層界定清潔的責任，是要由政府立例協助的。

舉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吧。美國華盛頓州的海灘，有公眾的，有私人的。私人的遠比公眾的清潔，不言自明，不需要解釋了。劃定海灘的清潔範圍應該由誰負責，清潔就容易生效。

重點來了。上文提到自上而下的層層清潔責任界定，怎樣界定是個頭痛的問題，需要有明智的設計才可以減低監管費用。設計是指設計法例然後監管。這設計要怎樣做呢？告訴你吧：自下而上。先界定個人的清潔責任，繼而戶，戶而組，組而村，……倒轉過來，從個人推上去，我們會遠為清楚每層的清潔問題所在。

是的，設計層層清潔法例的方法是自下而上，法例推行後，監管又再倒轉過來，自上而下。

中國改革回憶錄

幾年前退休後開始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以著作少知名天下，殊不知整理起來才知道多得很。英語文章的整理還不到十分之三，好些文稿找不到，還在找，不知何年何日才大功告成矣。以結集為書算，中語的共二十一本，其中三本是另行組合——例如《五常談教育》——所以實際可算的只有十八本，也是洋洋大觀了。

中語文章的整理快完工了。阻遲了是因為《三岸情懷》與《存亡之秋》沒有存書，要找尋。前者的增訂本已面市，後者是最後一本要整理的，此文是該書的序言。當然，我還在繼續寫。一稿兩發港台二地，加上神州大地電腦普及，國內與外地的轉載凡數十處，有那樣多的讀者支持，欲罷不能也。

花千樹的老總建議我把《三岸》與《存亡》二書與此前增訂過的三本與中國經濟改革有關的合併，作為一個系列。這建議不錯，雖然《三岸》不是專注於中國的經改，但加進此系列也說得通。以系列處理，設計當然要相同，而前三本既然由我自己以書法題字，後二本也應該如此，所以《三岸》與《存亡》初版時周慧珺老師的書法不能再用。困難是《三岸情懷》中的「情懷」二字連接著有豎心旁，是書法的大忌，很難寫得好。我寫了無數次，然後由周老師選一幅認為滿意的。其中老師認為「三」字寫得最好；我自己選「岸」字；周老師的姊姊（曾獲書法獎）選「情」字；其他的人大都選「懷」字。英雄所見不同也。

以初版的先後次序排列是這樣的：《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論中國》（一九八七），《三岸情懷》（一九八九），《存亡之秋》（一九八九），《中國的經濟革命》（一九九三）。後者在二○○二年再版時，補加了不少文章，因而在書名之前加上「二十一世紀看」幾個字，花千樹稱之為「世紀版」。

這裡有一個問題。《革命》的「世紀版」有四篇文章在《存亡之秋》出現過，重複了。這次《存亡》再版，為保持原貌，不刪除。解決的辦法，是把《存亡》之價訂低為四十元，對捧場客有個交代。

關於中國改革的分析及作出一些建議，血濃於水，我曾經老老實實地下過工夫。那時寫幾篇，這時寫幾篇，時而繼續，時而中斷，不覺得怎樣。然而，這次整理，系列五本加起來近五十萬字，甚具威勢，免不了有點自豪。我替這系列起了一個名目，叫作《中國改革回憶錄》，要求花千樹精製布面書套，請周老師題字，把系列五本放進去。訂價多少呢？原價加起來是二百七十，加書套成本是三百，訂價二百吧。時窮「節」乃見，折後二百也不會容易出售。精製數百書套，賣不出送禮給朋友總有點意思吧。要捧場的讀者請預早訂購，好叫不會精製過多，送出去也沒有人要！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中國的改革史無先例，雖然關注的人多，研究者大不乏人，但時來風送滕王閣，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觀察，一九八一年開始動筆，在關鍵性的八十年代，大部分時間全力以赴，其間有一段長時期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九十年代或斷或續地觀察、動筆，以迄於今。可以這樣說吧：雖然在九十年代對中國改革的關注若斷若續，我是唯一的從中國開放到今天不斷地分析其改革的經濟學者。這是機緣巧合，自己認為應該做的盡可能做得好一點。

二十多年來，外地學者分析中國改革的文字不少。這些著論與《中國改革回憶錄》的五卷分析，是兩回事，毫無相似的地方。有兩個原因。其一，雖然我不是身在廬山，但任職於香港是近看，自一九七九年起國內改革的訊息絡繹不絕。加上得到國內提供了不少承包合約等文件，而一年中我總有幾次到國內查詢，所知的雖然不及周其仁等身在廬山的人，但比起老外卻遠為優勝了。

其二，更重要的，是闡釋中國的改革發展，我用的理論基礎是三十多年前我參與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如魚得水。奇怪的是，眾多對這門學問有研究的老外，沒有一個對中國的改革動筆。動筆的是那些搞產出函數或什麼方程式之作。學術上的觀點分歧，不容易找到我和這些方程式對中國改革的看法更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例子了。

今天重讀上述的五卷《回憶》，恍若隔世。我對自己昔日的分析與推斷是滿意的。不是說昔日之見與今天的看法完全一樣。大概與重點是一樣的，但在這兩年的整理修訂時，除了文字上的一些修改，我保持原文的看法不變。認為昔日是錯了的推斷我也保存著，好叫將來的歷史學者知道一個身在其中的人對中國改革怎樣想，怎樣看。今天的觀點有所改變，或文後的發展需要補充，我以後記處理。每篇文章，每個後記，我都說明日期或年份，讀者要注意了。

真的是一套回憶錄。是個人自己的記錄：每篇文章，每個後記，都清楚地表達著當時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看法。只不過是二十年多一點，是短暫的歷史，但自己重讀，中國發生的事情那麼多，轉變得那樣快，驚心動魄，好像自己是在驚濤駭浪中生活了幾個世紀！

不單是我個人的感受吧。任何上了年紀的，自八十年代初期到國內投資生產或做生意的，初時頭破血流，到後來經得起風浪而有所斬獲的商人，應該與我的感受相同。不幸的是有不少商人慘遭淘汰。這些不幸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無可避免的。雖說被淘汰的是不適者，但他們對中國的改革有貢獻，正如衝鋒陷陣的士兵一樣，醉臥沙場，不見經傳，但他們協助了歷史的轉向，炎黃子孫要感謝他們。

我們知道有些人，是擦鞋專家，阿諛奉承，贏得些政治甜頭。我們也知道另一些人，受過文革的苦頭，或中了口號、熱情之計，痛定思痛，怎樣也不相信共產黨會把中國的經濟搞起來。然而，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是搞起來了。

是的，中國的經濟改革走過了千山萬水。還有數之不盡的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還可以破口大罵，但這些餘下來的缺失，某程度可見於先進之邦。我們當然希望中國能繼續改進，而我自己深信是會繼續改進的。然而，從樂觀的角度看，大部分的難關已過，北京的頭頭只要繼續堅持，以民生為己任，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以中國為首，當無疑問。

我因此認為我這套書分五卷的《中國改革回憶錄》，可以傳世！要為上述的精製書套選一個閒章來粉飾一下，有感而發，我選了一個刻著龔自珍的詩句：

挑燈人海外
拔劍夢魂中

不要再把整個動物園吞進肚子裡

清潔經濟學中的風俗、政府、市場的三管齊下，風俗算是寫完了。轉寫政府對清潔衛生的責任，想到一些有趣的往事，就以之起筆吧。
話說十多年前，太太和我到深圳與廣州參觀街上的食品市場，見到那裡出售的活生生的走獸與飛禽，有穿山甲，有果子狸，有貓頭鷹，有雁，有鱷魚，甚至有看似美國國徽中的巨鷹。太太看得呆了，忍不住說：「這是個動物園呀，他們要把整個動物園吃掉！」

是的，炎黃子孫喜歡吃動物園。可不是嗎？君不見，香港搞的國內旅遊團往往以野味豪宴作為號召。不是騙你的，有一次朋友要請我去吃老虎肉，說得如何珍貴的，可以「補」什麼我記不清楚了。可惜我不是個與虎謀肉之人。

一九九三年帶佛利民夫婦到北京，會見江總書記後在那裡吃最後的晚餐。隆重其事，周老弟安橋叫朋友安排我們到一家名重一時的食肆。訂了大廳房，筵開兩席，興高采烈。殊不知第一道菜開來，是烤小狗。比貓還要小的，彷彿巨鼠一隻，小狗尾巴直豎於碟上。眾人大叫聲中，佛老竟然首先起筷，吃了一口；他的太太蘿絲皺著眉頭，坐而不動。第二道菜開來，是駱駝掌，其色灰黑，狀如牛糞。這一回，佛老臉帶笑容，但正襟危坐。跟著幾位夥計進來，每人拿著一尾大蛇，活生生的，張牙舞尾，凶神惡煞，要我們挑選。蘿絲看得瞪大了眼睛，佛老卻大笑起來。高舉自由市場而知名天下，佛老可能沒有想到市場可以是那樣自由的。

不容易在地球上找到另一個民族會像炎黃子孫那樣把整個動物園吃掉，或可以入口的都吃。我認為普及的食物，其流行有傳統原因。三十多年前諾斯獵得野鹿，送了五磅鹿肉給我，大讚鹿肉勝於牛肉。我感激之餘，忍不住反駁：「如果鹿肉勝牛肉，為什麼人們養牛不養鹿？」是的，差不多所有的飛禽、走獸、水中的生物等都可以飼養，人們不飼養的要不是因為成本過高，就是不夠可口，又或者是有衛生疾病的問題。

當然，因為技術或知識的增長，昔日不飼養的今天可能大行其道。二戰之前香港的酒家沒有廉價乳鴿供應，二戰之後香港的海鮮有一段時期還是真的天然海鮮，而今天市場的大閘蟹再不是天然生長的了。

知識也可以誤導。有些宗教不食牛，有些不食豬。我認為這些信念多半不是出自什麼神佛的旨意，而是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疾病。幾年前英國與今天加拿大的瘋牛症，很可能是古老的歷史重演。我不知道中國佛教的素食傳統是起於不想殺生，還是不想染疾，又或是二者的合併。

醫學與生物的研究是二十世紀科學突飛猛進的一個主要項目。今天我們知道，病毒（virus）不僅可以由動物傳染人類，而且殺傷力特別強。差不多四十年前我就開始在病毒的醫藥研究作小注投資，到今天還沒有賺過錢。這可見病毒是很頭痛的事。

問題不是因為吃動物園（吃野味）所惹來的病可以殺人；問題是這些惹來的病可以傳染。在《高斯定律與瘟疫市場》一文內我分析過，傳染病這回事，是病者負，染者也負，不容易界定權利與責任，市場於是無能為力，政府是要插手的。我們只能希望政府能知所適從，管得明智，不要藉著瘟疫而把權力擴張到市場可以運作處理的事項上去。

《捲簾集》增訂本前言

《捲簾集》是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我在《壹週刊》發表的隨筆結集，當時找不到時間整理出書，積累的文章過多，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分上、下兩捲出版。是錯誤的決策，因為讀者不喜歡「一名二卷」的安排。兩年前「二卷」賣清光了，發行商屢次要求重印，我要等到今天才有機會從頭整理，以厚厚的合訂本再面市。



《捲簾集》之名是我起的，采自龔自珍的詩句：「為恐劉郎英氣盡，捲簾梳洗望黃河。」這是我與舒巷城合作的最後一個欄名了。他起《憑闌》，我起《隨意》，他起《挑燈》，我起《捲簾》，大家打個平手。曲終人散，舒兄去世了，我獨自挑燈，跟著寫的隨筆再沒有知音修改文字，而今天還在動筆的《南窗集》（取自陶淵明）與《還斂集》（取自辛稼軒），都是我獨自起的欄名了。英雄遲暮，再也不能把簾捲起來了。



「鐘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是王勃說的。缺少了舒巷城，寫隨筆文字總是覺得失去了些什麼。朋友說我的隨筆越寫越好。如果是真的話，我更痛惜舒兄不能再讀我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