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龍一族

一位曾經是我的學生而現在是經濟學教授的朋友，最近與我談起近十多年來的經濟學發展，說像我這樣的經濟學者，是屬於恐龍一族。其意是，我所用的經濟學在世界上快要絕跡了。

在醫學發達的今天，六十歲不算「老」。回想三十餘年前，自己作研究生埋頭苦幹，歷歷若前日事；而其後我對經濟問題的思考從未中斷，怎可以一下子變成陳跡呢？

在外國問津經濟學的中國學生中，我可能是最幸運的一個。當代的經濟學大師我差不多都認識，其中好些很相熟。這些大師一般比我年長二十多歲，是長一輩的風雲人物。我所知的經濟學是直接受他們的影響的。這樣的際遇，即使美國本土的學生也不易有之。無奈好景不常，過不了十五年這些前輩都先後退休了。

年紀與我相若或比我大一點的經濟學後起之秀，能繼承那些前輩之傳統的不是沒有，但數來數去只有貝加（G. Becker）、盧加斯（R. Lucas）等幾個人——這與人多勢眾、聲名顯赫的上一輩（如森穆遜P. Samuelson、佛利民M. Friedman等）相比，遠為不及矣。

一九七三年，貝加到西雅圖與我相聚，我打趣道：「愛因斯坦跟太太離婚，合約寫明將來獲諾貝爾獎要分獎金給太太，那是說，對獲獎的機會是相當肯定的了。你應該比愛因斯坦還要肯定，可以到銀行洽商，把未來的『諾』獎抵押貸款，先花未來錢吧！」他笑了，笑得有點自豪。幸好他沒有聽我的話去做，因為他竟然要再等十八年才獲得該獎。

在那次談話中，我問貝加：「佛利民的後一輩能與他相提並論的，就只有你和其它幾個人，你擔不擔心若干年後，經濟學會因為人材凋零而變得一蹶不振？」他的回應是，不會的，因為學經濟的青年越來越多，聰明才智的屈指難算。

貝加說的新天才人多勢眾，本來不錯，但他們重技術，輕內容，與以內容為主、技術為副的前輩傳統脫了節。於今看來，貝加自己也是恐龍一族！

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可以不選修數學而還能獲博士的學生。我也曾在兩篇經濟論文裡以數學引證過，但獻醜不如藏拙，之後就再沒有用方程式了。這逼使我執筆時集中在內容的構思上，推理時一次又一次地採用那最簡單的幾個基本概念與定律，但求清晰明確，而對真實世界的認識則盡量深入。

二十年前，一位經濟學朋友問史德拉（G. J. Stigler，今已故）：「數學對經濟學有多大的重要性呀？」史老回答說：「這是個愚蠢的問題。當今之世，不用數學而站得住腳的經濟學家只有三個——高斯（R. H. Coase）、艾智仁（A. A. Alchian）與張五常。」史老兄有點糊塗了。經濟以數學來引證，是錦上添花，但數學本身卻不是經濟學。史氏本人懂數學，但用得很少；貝加等傳統學者用得多一點，但主要還是以內容為重。於今看來，史德拉也是恐龍一族。

史德拉平生最推崇的是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Adam Smith）。史密斯什麼數學也不懂，但內容的充實與精彩，我們難望其項背。去年夏天，在西雅圖與艾智仁相聚，我說：「為什麼今天的年青經濟學者，若走史密斯的路線就難以找到學術工作呢？如果三十多年前的經濟學像今天那樣，我是決不會選讀這學系的。」他回答說：「我也不會。」這是恐龍的對話了。

恐龍一族，可不是經濟學獨有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與舒爾茲（T. W. Schultz，後來獲諾貝爾獎）的一次談話中，他引述了一位物理學名家的一篇大發牢騷的文章，說物理學因為重技術、輕內容而變得面目全非，使該名家覺得自己是恐龍一族。

科學之外的「恐龍」也是有的。友好黃君實是其中之一。黃兄比我年長一歲，是一位鑒賞中國古書畫的專家。他在大學進修的是藝術史；到日本工作，學日文，為的是研究日本所藏的中國古書畫；在美國博物館工作，又是那一套；今天在佳士得拍賣行主持書畫事項，對古書畫的觀摩更是無日無之。數十年來，日以繼夜，由於興之所至、經驗累積而專於古書畫的，當然不止君實一人。然而有他那種機會的（在中國文革期間看古書畫，可能會被殺頭）著實不多。像王季遷那樣因收藏古書畫而成鑒賞專家的，應該還有幾位，但他們是君實的前輩了。

近幾年來，我學人家收藏了少許的中國古書畫，心驚膽戰。我對君實說：「看年青一代很難有你那樣的『古』風，那麼若干年後，我今天的收藏豈不是血本無歸？」他的回應，是後起之秀有的是。

像史德拉一樣，君實也有點糊塗了。我遇見過幾位對古書畫誇誇而談的後起之秀，他們對古書畫的認識，比我這個幾乎完全不懂的人還要知得少。連毛筆也沒有執過的後起之秀，說自己是中國古書畫的鑒賞專家，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難道今天的中國古書畫，往往不及近代的作品值錢，是因為市場早已和我一樣，意識到，像黃君實這類專家，是恐龍一族？

無法趕得完的工作

兒子大學畢業後，進了研究院，攻讀一個比較特別的課程。這課程名為「醫學訓練程序」（Medical Science Training Program），學士之後要讀八年，其中沒有暑假——不知是誰想出來的。這課程在美國已有二十四年的歷史了，但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學生可以將整個課程讀完。因為政府供給學生整個課程的一切費用（包括每月一千美元左右的零用錢），所以申請者甚眾。

今天美國的電視喜劇中有一個新名詞，叫做「乜佛」（Mud--Phud是從上述課程畢業時一起拿得的M.D.與Ph.D.而來的）。說一個人是Mud--Phud，意指他是讀書太多以致其它什麼也不懂的書獃子。

兒子讀此課程幾個月了。昨天晚上，打長途電話給我，談天說地之間，他突然說：「爸，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一個醫生是否聰明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記憶力一定好得不得了！」他跟著說醫學要記憶的東西多得離譜，其功課之多，多到根本不可能應付。他又說，他自己已被校方優待，不用修生物化學這一科（因為早已讀過而又成績好），但還是無法應付課程。他再說，大考在即，他自己讀不了，卻很想知道其它同學，尤其是那些要修生化的同學，是怎樣應付的。他於是打電話向一位高手同學請教應付之法。對方響應：不可能「應付」，每天要到凌晨四時才睡覺。

兒子告訴我這些後，縱聲大笑，笑得很開心。他顯然認為，怎樣努力也趕不完的功課，只好以笑來應付了。這好比我們面對怎樣趕也趕不完的工作，除了以大笑來化解，又能怎麼辦呢？難道終日惶然，苦口苦面，坐立不安？難道逼到自己發神經，找心理醫生看一下嗎？難道要吃什麼鎮靜劑，或者安眠藥？最後的辦法，只好視之為很過癮的事，大笑特笑來輕鬆一下了。

面對根本沒有辦法趕得完的工作，就索性讓它趕不完算了。或者明知無法完全趕得上的，就不如趕得上多少就多少，先趕比較重要的，盡己所能，餘下來趕不上的，就由它去吧。

嚴格地說，世界上沒有什麼真正可以做完的事。凡事苛求，凡事要做到「盡」，天天苦不堪言是必然的了。為人若此，實在可悲。事實上，這樣做人是不容易做出大事來的。

我自一九五九年起，以迄於今，怎樣趕也趕不完的工作，已司空見慣。記得一九六一年春季，我因為要趕著畢業（不想多讀一年，也不想讀暑期班），便選修了四十多個學分。這等於一般學生的整年課程。我於是讀得一塌糊塗，連哪個課要到哪個課室去「上」也搞不清楚。天天疲於奔命，要放棄既不願，要繼續卻又困難，於是整天像「傻佬」一名，哈哈大笑，笑後就覺得情況不是那麼差，似乎尚有可為的。

一九六七年初，我的論文剛有瞄頭，芝加哥大學就給我一個獲得博士後的獎學金，逼使我要在三個月之內把論文趕起。此一趕也，天翻地覆，晝夜不分。那時在長堤大學任職，每星期要教十二課，真的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知道我當時困境的朋友們問：「你怎樣趕呀？」我的響應，總是哈哈大笑，因為自己感到實在無稽，實在無可奈何，也實在過癮。

三十多年來，這種怎樣努力趕也應付不了的情況，不知發生了多少次。不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是這種情況的出現，自己事前沒有想過，一旦發生，就變得身不由己。要做的工作多得沒有時間去計劃安排，或作有系統的處理。工作亂七八糟地來，我就亂七八糟地應付，應付得多少就多少，你說過癮不過癮，痛快不痛快？這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辦法，擋不了的，掩不住的，就索性以不理的辦法，通常都有不錯的成績。不是完滿的成績，但大致上很不俗，也就心安理得了。是的，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向自己認為是終點的目標退一步，退兩步，不得已時退三步或四步，成績如何不介於懷，其效果往往是出乎意外的好。

兒子見功課怎樣努力也無法應付而哈哈大笑，看來是得到我的「真傳」了。他問：「要是我的成績不好，你會不會不高興？」我也哈哈大笑，答道：「教了你那麼多年，你怎麼還不知道？我從來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

只要兒子能繼續哈哈大笑，我想，他會順利地完成那八年課程的。

陳衍寧的肖像油畫

我曾經在一個大型的研討會中介紹過中國攝影大師郎靜山前輩（今已故）的作品。我說，中國與西方的藝術媒介，在傳統上各不相同，歷來大都是河水不犯井水，青出於藍的例子甚少。比如在繪畫上，西方畫家不懂得水墨畫，而中國畫家的油畫成就則遠不及西方了。我當時指出，唯一的例外是攝影：攝影的器材工具是西方發明的，但論到攝影藝術，我們炎黃子孫中的表表者，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概。

今天，論油畫的成就，我還保持中國不及西方的觀點。但因為用毛筆是中國的傳統，在技術的某方面我們大可分庭抗禮；然而，對用色、用光的處理，以及對油畫的一般概念，西方到今天還是佔了上風的。

這倒不是說，中國的油畫家能在西方站得住腳的一個也沒有。趙無極的抽像油畫，在西方早見經傳了。中國開放以來，油畫家蜂擁而出。我曾在一篇頗具爭議性的、題為《富而後工》的隨筆內提及，目前這麼多的中國畫家從事油畫，若干年後總會有兩三位可以躋身於國際大師之列。

事實上，近幾年來，在西方受到注意的中國油畫家有好幾位，而陳衍寧是其中一個。衍寧兄近幾年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成了名——起碼可以說，為了畫事而疲於奔命——主要是因為他的肖像油畫。這可算是半個奇跡，足以成為佳話。

可不是嗎？千多年來，中國的畫，人物肖像是最弱的一環。但西方的肖像油畫，在達芬奇之前早已成行成市了。這真是一個有趣而又深奧的問題：為什麼在人物肖像畫這方面，東、西方之間會有那樣大的差別？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也得不到答案。

到了十八世紀，英國的肖像油畫大行其道，盛極一時，Reynolds、Lawrence、Gainsborough等肖像大師的造詣，可說是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對此存疑的朋友，可到美國加州洛杉磯北部的Huntington Library去看看。

想不到，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在那因有貴族階層的需求而成為肖像王國的大英帝國，應接不暇的卻是我們當年被稱為廣州四大天王之一的陳衍寧。衍寧兄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像也。不亦快哉？

肖像畫是藝術，但有藝術之外的困難。我們早就聽過「畫虎不成」的笑話，而畫肖像比畫虎還要難「成」。更重要的是，在所有視覺藝術中，對於肖像——以及「肖」與否——顧客的要求特別苛刻。畫得不酷似，或畫得苦口苦面，或畫得像傻佬一名，或畫得不夠恭維，其它題材的作品還有市場，但肖像畫就很容易血本無歸。

這裡還有另一個大問題。肖像若畫得「恭維備至」，但求美觀，藝術的表現就或多或少要打一個折扣。老外的肖像顧客既要「恭維」的逼真，也要藝術，豈不是難上加難？衍寧兄的肖像油畫今天在西方名重一時，顯然是二者都能顧及了。

我認為他能達到這「二難並」的原因，是個性使然。十多年前，衍寧兄的畫藝就在中國聲名大噪，其油畫的基本功當然是「及格」的了。他這個人對事物觀察入微，為人放而不狂，絕不馬虎，加之對各家各派的畫法有深入的體會——這一切，是畫肖像的必備條件也。那是說，畫肖像的師級人物，必須有樂於接受多一點約束的品性。粗枝大葉、馬馬虎虎、狂筆亂揮，在其它藝術題材上可以碰碰運氣而偶得佳作，但以肖像而言，這些都是大忌。

在肖像攝影那方面，我自己曾經下過功夫。雖然算不上什麼「師」級，但大師之如簡慶福、何藩等朋友，都曾經可以不說但又說了一些令我聽來開心的話。無獨有偶，衍寧兄對我的攝影肖像的品評，也令我開心。受寵若驚之餘，我不自量力地向他大談人物肖像之道。我對他說，在攝影上，人物肖像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光的處理要精細入微，甚至連一根眉毛也不可忽略。其二是人物的手，要安排得適當最困難，也最重要，因為手怎樣安排，就好比人在「說」怎樣的「話」。

對衍寧兄談了這些「肖像」之道後，我才知道自己是班門弄斧！他不僅老早知道這些法門，而且比我知得更多。我的肖像攝影，是從加拿大的卡殊（YusufKarsh）那裡學來的。這位攝影大師認為，肖像的重點是在於人物性格表現，而細緻的光法與雙手的安排是為了表現性格而用的。卡大師還有一條「肖像」座右銘：不先認識一點主角的個性，決不試鏡。

據我所知，衍寧兄處理肖像的態度，與卡殊如出一轍。兩位見過他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衍寧兄在下筆起稿之前也是要對主角先有一點認識。

一位搞新潮攝影的朋友，批評我的肖像攝影，說我的作品有一點刻意安排之感，不夠隨意按快門、偶得佳作那樣來得「自然」云云。我回答說：「那是肖像啊，在所有攝影的題材中，只有肖像一項是沒有運氣可碰的。」

陳衍寧的肖像油畫，也是毫無運氣可碰的。

悠然見南山的嚮往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以上是家喻戶曉的陶淵明的詩，今天重讀，分外嚮往！但我想，今天香港的中學生讀之，多半不會欣賞，因為他們難有那樣的心境。

是的，我認為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人，就算詩才比陶淵明高，也不可能寫得出這樣的詩，這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過詩中之境，也沒那樣的生活體驗，於是要「作」也作不出來，要想像也難以想像出來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離港赴美，那時香港人口一百萬，世界人口二十五億。今天香港人口六百萬，世界人口六十億。比起陶前賢的時代，今天的人口更不知是上升了多少倍！

在今天這樣人煙稠密的香港，要「采菊東籬下」，無疑是緣木求魚了。

友好簡慶福，性情中人也。他愛好藝術，而又比我年長，當然知道「悠然見南山」是怎樣的一回事。數年前，福哥時來運到，竟然在扯旗山之巔購得一所有萬多平方呎花園的住宅，鄰近只有房屋三數間，算是「結廬在人境」了。然而，我到那裡逍遙一下時，竟然聽到一里多外的山下車聲，所以「無車馬喧」就談不上。俯首下望，西環一帶的三合土高樓林立，港海彼岸的工廠污煙「瘴氣」，又怎可以「心遠地自偏」，「山氣日夕佳」呢？

但福哥似乎泰然處之，自得其樂，要做香港獨一無二的陶淵明，於是斥巨資，一大盆、一大盆的花呀樹呀，由貨車源源運到，安置於花園中。本來是打算「采菊東籬下」的了，但風雨無情，於是做不得陶淵明，卻變成李後主：「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可憐福哥，他那些以鈔票換來的一盆盆的花卉，都要動用鋼線把盆子四周「抓」緊，好像是金字塔似的！

抗日戰爭後期，我隨母親在廣西一帶逃難，過了兩年多的田園生活，對「悠然見南山」之境，有過一點體會，因此到了五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是白髮難忘。

不久前，在我六十歲生日的那一天，以書法知名的黃君實寫了一聯贈我——是龔自珍與杜甫詩的集句：

別有狂言謝時望
飛揚跋扈為誰雄

這實在是把我過於抬舉了。但君實似乎不知道，好於「狂言」、「飛揚」的我，很多時喜歡獨處、「悠然」一下。我喜歡在「無車馬喧」的居所，數天足不出戶，四顧無人，靜靜地沉思。我喜歡在完全沒有噪音的環境中，細聽莫扎特的「K五四五」鋼琴奏鳴曲，一遍又一遍不停地聽它十多遍。我喜歡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鄰居沒有燈光時，獨自躺在草地上，望著那越看越亮的天星，什麼也不想，直到曙光初露。我也喜歡在自己建造的園林中，拿著剪刀修剪竹、理樹，幻想著明年它們會長成怎樣的。

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三年多前回港後，這些我喜歡的事，皆不可求。

生命的意義本來就是這樣——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有時要群居，有時要獨處；有時要為米折腰，有時要悠然自適；有時要誇誇而談，有時要寂靜一下；有時要創作，有時要摹仿。

到馬場賭個痛快，天天麻雀打個不停，晚上酒樓大魚大肉，八卦新聞無日無之——這樣的生活，縱使富可敵國，美人左擁右抱，豈不是過於單調嗎？

雖然我只賭過一次馬，不懂得「打牌」，報章、雜誌、電視一律少看，但畢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許多事情，還是未能免俗；在香港營營役役十三餘年，因為生活的單調而自覺有所失落。

舒巷城四十餘年前說過：「最深的寂寞，不是四顧無人」！在我個人來說，持久的熱鬧，身不由己的熱鬧，使我有難於形容的寂寞感。

為了生活，我們往往迫著要群居，要熱鬧，也要接受彼此的污染。可幸的是，由於社會「集中生產」的規律，倒使一些人口有限、山明水秀、不喧不染的地方，生活費用格外相宜。不過，要找到這樣的地方，在香港或在中國都不容易，但在外地並不困難。只要我們能退一步，對物質的需求適可而止，采菊東籬下的地方（以及生活上的閒情）還是可以找到的。

問題是，當今之世，我們要刻苦地工作數十年才可以過那悠然見南山的生活。這比起陶淵明只工作八十三天，就決定不再為五斗米折腰，相差大約一百五十倍。難道在陶前輩那時的世界，只有四千萬人？

歸去來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