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斯看中國說起

最近收到高斯一封長信，使我感慨萬千。回應我邀請他替我正在整理的英語文章結集寫個序言，說：「關於你的要求，我當然高興寫這個序。唯一的困難是我工作慢，要給我很多時間，但為你寫序是樂事。」

高斯九十四歲了。信中文理清晰，詳盡地記得我的兒子和女兒的往事。他說容易疲倦，睡很多，健康還算好，但比不上米爾頓那樣長春似的。

二十多年前，高斯替我的老師艾智仁的文章結集寫序，寫得有口皆碑。一個典型的英國老學者，任何一方面看都具有英國的醉人文化傳統：舉止緩慢，彬彬有禮，思維細緻，文采煥然，學富五車——在這些組合中下筆鋒利，力達千鈞。去年朋友們聽到我的英語文章要結集，一致認為最適當寫序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高斯。我當然同意，但高斯當時九十二歲了，怎還可以提出這個要求呢？最近去信問好，順便提及，他的答應使我喜出望外。

有了高斯寫序，買這本結集的人可以單為這篇序而值回書價。目前我正在考慮邀請諾斯為該結集寫個後記。搞新制度經濟學的只有高斯和諾斯拿過諾貝爾獎，一前一後，我的文章在中間，讀者要罵也不好意思罵出口吧。去年決定結集成書時，巴賽爾知道，立刻說我要他寫什麼都可以。但半年前他為了試新藥而中計，病重，幾近不起。目前脫離險境，如果過後可以動筆，要他多寫個後記吧。德姆塞茨也病重。艾智仁身體還好，但我是他的正規學生，不知怎樣開口才對。這些是當年搞新制度經濟的朋友了。

高斯對中國有偏愛，認為中國人特別聰明。一九八○年的冬天，他約我到底特律會面，為的是要我回到香港工作，找機會向中國同胞介紹產權的經濟分析。八二年港大有個空缺，高斯力促我申請，但後來以中文下筆，我要學寫中文。效果是好是壞今天還沒有定數。

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高斯這次來信提到中國，寫道：「中國將來的偉大成就我是沒有疑問的——除非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政府常常做出愚蠢的事。話雖如此，有產權界定的共產主義會使中國政府繼續朝著正確的方向走。」英雄所見略同。佛利民曾經說最佳的社會主義與最佳的資本主義是同一回事。說過幾次，我反對共產制度（指大鍋飯制度）的運作，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也說過幾次，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要讓民主投票取決，別無選擇，要讓北京政權推行。

「民主」何物到今天還沒有誰可以說得使我明白。「自由」較為清楚，而我為之寫過一篇眾人叫好，但自己忘記了把修改後的文稿寄給要發表的英語學報的文章。（此文將於正在整理的結集出現。）「投票」最明確，雖然有多種不同的變化。分析過了，在某些情況下，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然而，在權利界定不夠清楚的情況下，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投票往往弄巧反拙，甚至可以有災難性的效果。

我認識的經濟學者都同意以投票選擇大有問題，雖然他們對投票範圍的看法不一致。高斯和我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世界，而投票的成敗得失也是從這角度衡量。他比我年長二十五歲，經歷豐富得多。事實上，一九七三年，以經濟學天才知名天下的嘉素對我說，以他之見，高斯是一七七六年史密斯之後對經濟體制認識得最深入的學者。

一九一○年生於英國，學術上一開頭就走真實世界的路，高斯對昔日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制的發展瞭如指掌。他對列寧等人的論著讀得深入，有些觀點認同，而他竟然是那個主張產權界定、指出這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高斯顯然認為，私產與市場的運作，與「共產主義」是沒有衝突的。一九六九年，作為《法律經濟學報》的主編，他把一位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寄來的文稿以排第一的重要位置發表。該文說的是近於上述的「沒有衝突」的觀點。戴維德當時認為該文不是那樣重要，不應該排第一，問我怎樣看。我說在某些交易費用的局限下，該文重要，但作者沒有寫出來，就不是那樣重要了。

說過了，高斯對自己的思想是頑固的——差不多所有思想大師皆如是。高舉私產與市場，但也認為「共產主義」的某方面的安排，可以節省交易（制度）費用。可惜老了，再沒有機會與他挑燈暢談，深入地瞭解他在這方面的思想細節。

佛利民常說我是世界上對中國改革最樂觀的人。今天看，高斯是比我更為樂觀了。不要管那些差不多是眾所周知的、數之不盡的還存在於神州大地的弊端或弱點，但幾個月前我在文章裡提及，二十多年來我第一次對中國審慎地悲觀。高斯不知道，他說的「除非中國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今天是一浪一浪地出現了。

兩年來，補貼農植大幅上升，最低工資大幅上升，推出反托拉斯法例，加強維護國營壟斷，以管制借貸來宏觀調控，等等，而保護勞工的諸多法例，早晚會促成工會林立，罷工頻頻。一個經濟發展得快的國家一定要走這些路線嗎？不是的，神州大地五千年沒有見過，這些玩意大部分是從西方抄過來的。可能是那些受到國家重視的海龜派的經濟學子，數學有餘但學問不足，對國家的不良影響吧。

豈止不良，簡直是禍害。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更關心中國農民及貧苦大眾的經濟學者，只是我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知道上述的玩意歷來效與願違，長遠地害了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最後，讓我發一點牢騷。北京最近又推出約束言論的大政策，朋友傳來幾篇長文，被點名批判的當然包括區區在下。無所謂，但有兩點使我反感。其一是為什麼要把高斯之名也點出來了。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高斯與那所謂「新自由主義」有什麼相干。不敢說鄧小平選走的界定產權的路出自高斯，但不走這條路，今天中國的老百姓會有飯吃嗎？其二是這些批判文章還是用上三十多年前文革期間的「清算」文體，難道這些作者真的吃了秦始皇的長生不老藥，不知道今天是二十一世紀嗎？

朱錫慶的好文章

長沙朱錫慶最近在國內某刊物發表了一篇好文章。好在何處呢？好在太太和我讀得哈哈大笑，好在笑中有真理，也好在經濟觀點正確得很。大眾讀物的經濟散文是應該這樣寫的。一位年輕女朋友（沒有楊大師的福氣，只是女性朋友），讀後也哈哈大笑，說不看作者名字會認為是我寫的。這是把我抬舉了。

朱老弟的學問與天賦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三年前罵他，說他的文章寫得艱深難懂。三年後的今天再讀新文，如沐春風，禁不住掛個電話去大讚一番，回應是因為他拜我為師。天啊，這麼容易就青出於藍，看來我這個老人家是不中用了。

題為《事無定數》，朱老弟寫俄羅斯之行。先此聲明，不是要挖俄羅斯之苦。衷心說，我認為俄羅斯這幾年的發展大有進境，單是朱老弟說那裡「事無定數」就是證據了。經濟改革有可觀之初，事無定數是必經階段。可不是嗎？昔日的蘇聯，市民要排隊兩個小時才購得一點麵包，天天如是，正如廣東俗語說：定過抬油！說今天的俄羅斯事無定數，是說有了變化，且變幻無常，中國的改革何嘗沒有經過好幾段那樣的日子呢？

朱老弟從北京飛莫斯科，用了八個小時。下機後過海關個多小時，等行李兩個多小時，坐車到賓館個多小時，排隊登記又個多小時……總之，從下機到酒店房間所用的時間，與從北京飛莫斯科相若。在俄羅斯境內旅行，上了飛機無端端又要下機等幾個小時，而每次飛機安全著地，乘客皆大聲鼓掌，彷彿死裡逃生。到高加索觀光，坐吊車登山，一上一落停電五次，幾分鐘至半個小時不等，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曾幾何時，神州大地何嘗不是這個樣子呢？但今天的中國大有長進。朱老弟指出，每年夏天，長沙電力不足，要停電，但去年起升級，當地政府預先說明什麼時候停電，哪區停電，停多久——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長沙的停電升級為「事有定數」。

朱老弟又提到，去俄羅斯之前他曾經到韓國訪問了一個星期。在一個經濟有大成的小市中，求教該市的市長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市長只說一句：無法預料的事情越少越好。至理之言也。朱老弟於是下判語，俄羅斯搞經改十多年，外資進入只有中國的百分之三，本土資金大量外逃，因為一進該境則事無定數。當然不能說是唯一原因，但不全中亦不遠矣！

朱老弟既然說拜我為師，這裡要教他一下。長沙停電頻頻，停無定數，外資考慮到那裡設廠的當然是明知山有虎，不會偏向虎山行。問題是，如果長沙停電頻頻，但時間與圖案永遠預先知道，政府擔保說停必停，言而有信，外資的引進會受到影響嗎？對經濟的影響又怎樣了？為人師表四十年，我恨不得早就想出這樣精彩的試題。

答案是，「擔保停電」對外資的投資意欲影響不大！多電有多電做，少電有少電做，只要事前肯定，他們的產出成本算得準。工廠每星期只能開工二十個小時，工廠租值會大幅下降，勞力工資會下跌，只要這些成本跌得夠多，而土地之價又跌到可以在工廠鄰近造魚塘，讓員工釣魚耍樂，投資投得過。長沙政府與市民的收入大跌，但投資者還是有利可圖的。這是經濟學。

經濟學的黃金時代（二之二）

如果只一篇文章就值得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整個二十世紀我的選擇只有兩篇。其一是高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其二是艾智仁1950年發表的《莫測、演化與經濟理論》。前者獲該獎；後者還沒有，機會不高，因為艾師的鴻文不是論經濟。但艾師加進達爾文的演化觀點，指出理論的假設是否真實，世事因為風險而變化莫測，對理論的推斷可以毫無影響。此文引起佛利民與貝加的文章迴響，觸發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科學方法大辯論。

　　1950年代的經濟論著大致有兩類。其一是二戰後，經濟發展學說佔了1950年代經濟學報的大部分篇幅。一般是胡說的怪論。這些與二十多年後盧卡斯等人的發展理論是兩回事的。1950年代的第二類經濟文獻，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方法的辯論引起的對假說驗證的追求。需求定律的闡釋及其驗證含意，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的解釋，是對是錯皆引人入勝。第二方面也與二戰有關。為了戰略的需要，一個數學大師發明了博弈理論；為了計算戰爭得失的概率，統計學出了五個天才。

　　博弈理論盛於1950年代，散於1960年代，1980年代初捲土重來。二戰發掘的五個統計學天才中，一個名為佛利民。他與當時兩大統計天才之一的沙維治於1948年聯名發表《風險選擇的功用分析》，這篇文章是今天大行其道的金融學的起點。

　　有了驗證假說的取向和統計分析的技能，1950年代後期開始見到經濟科學的精品。最重要是佛利民於1957年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是前不見古人的經濟統計驗證，清楚地示範經濟是一門實證科學。佛氏當年的統計驗證是先想得通透，推理層次井然，才以簡單的數據驗證。受到這本小書的影響，1950年代後期與1960年代初期的統計驗證大有可觀，不少令人拜服。跟著計算機盛行，做回歸統計如有神助。問題是這「神功」有負面影響。不少寫博士論文或急於發表文章的人，不多想，把大量數據輸入計算機，得到多項統計結論，就選支持自己的而用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計算機統計，佛利民稱為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進，垃圾出)；夏保加認為選擇統計結論是有意或無意的行騙。我認為驗證是要找數據或事實推翻理論，不能推翻才算是驗證，而選擇統計結論來支持理論，是做了等於沒有做過。計算機於統計一般有大幫助，但減少了推理思考的意向，而這思考是有份量的研究必需的。

　　驗證假說漸趨時尚，1960年代的經濟學發展的確可觀。佛利民炒起的貨幣爭議，統計驗證可能比任何話題做得多。以舒爾茲為先貝加為首的勞力與知識投資的經濟研究，紅極一時，驗證假說也是例行公事。我認為在重視驗證假說的發展中，交易費用作為局限的引進最重要。

　　新古典經濟學對解釋世事有問題，是1960年初期的新意識。長線短線的傳統分析很有點自欺欺人。雖然幾何曲線完整美觀，方程式也大有名堂，但內容牽強。然而，有七十多年傳統的理念不容易一旦廢除，而就是今天，課本還是長線短線地細說一番。於今回顧，當年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是先進的。我和幾位同學早就知道長線短線有問題，只是不知道要以什麼取代才對。

　　1961年秋天，史德拉到洛杉磯加大演講，講的是他正要發表的、後來獲諾貝爾獎的《訊息費用的經濟學》。我在座，竟然認為沒有什麼新意。一些老師在課室上說過，可能預先聽到史氏的思維而重視起來。那是1960年代初期的洛杉磯加大，其他大學我不清楚。

　　這裡說得快，其實成見與傳統的約束不可以一下子改過來。史德拉到加大之前幾個月，高斯發表了說是1960其實是1961才面世的《社會成本問題》，影響了我之後的學術生涯。該文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又說如果不是零會有多種不同的變化。高斯是重複他1937年的舊作，但1937對假說驗證的興趣不大，而1961是驗證假說大家朗朗上口。高斯的鴻文是說，這裡有一項局限——交易費用——是重要的，你們考慮吧。字裡行間的含意說：有交易費用與沒有交易費用對世事的解釋是兩回事。讀得細心的會體會到交易費用是解釋現象的重要局限，而新古典經濟學漠視了。

　　不少人認為近代的數學經濟起於森穆遜的博士論文，大致上是對的，但說到純理論的貢獻，阿羅的想像力會使他在將來的經濟思想史的排列佔優。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經濟要從驗證假說這方面衡量。這是馬歇爾劃下來的觀點。這樣看，1960年代、1970年代是經濟學的一個黃金時期，從佛利民1957的「消費函數」起，驗證假說熱鬧了大約二十年，參與者眾。

　　貨幣的爭議是一個話題，但世界性的貨幣分析到今天還沒做好。夏理莊遜死得早，蒙代爾是個獨行俠，而他的嫡傳弟子又英年早逝。勞力經濟與知識投資紅了十多年，到後來變化不多，可能因為貝加過於執著吧。我認為最重要的交易費用的引進，因為不易量度，調查困難，1970年代開始轉到卸責那方面去，跟著是機會主義，再跟著是博弈理論。這些新理論言之成理，只是提供不出可以被觀察到的事實驗證的假說，空中樓閣，高斯和我皆搖頭歎息。

　　這些不幸，不足以否決我認為1960年代、19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兩百多年中最高峰的黃金時代。

大學三改四後應走的路向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我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捨四取三的謬誤》，批評當時因為中文大學搶先收生而被迫把他們的四年制改作三年制。國際以六年中學為畢業。香港中五考會考，中七考高考，到外地留學的愈來愈多，中五會考老外不知道怎樣算，而中七後才留學，外地學分算不準會喪失半年時間。香港的學年制度來自英國，但英國的教育制度自成一家，鼓勵很強的自學性。香港的學生補習頻頻，自成另一家，而留學的留美居多，把中學改為六年，大學本科（學士）三改四，是正著。

一九八五年，財政司彭勵治也這樣看，建議我找一位有關的某中學校長商談中學六年制的事。該校長在電話上知道我求見要談的，拒絕接見！香港的中學反對放棄中七，使我意識到香港的教育制度大有利益團體的壓力，政治意識高。

最近出爐的學制改革「咨詢」，大學本科三改四是正著，但財政預算的花錢途徑卻不敢恭維。如下數點讓讀者考慮。

（一）經過削減後，今天政府補貼一個醫科生大約每年三十萬，一個其它大學生大約每年十六萬，可能還冠於地球。大學生目前每年私出學費四萬二，改制後提升到五萬，與政府補貼加起來，高於外國有較優水平的私立大學的學費。

（二）除了醫科、法律等科目外，本科教育的質量，國內的著名大學不比香港的差。將來香港的大學生要私出的每年五萬元學費，足以讓他們到國內進大學而有盈餘。到國內進大學有不少好處：學好普通話，結交新朋友，學術氣氛比香港好，認識風土人情等。大學三改四之後，香港的學年制與國內的吻合，中學後轉到國內進大學遠為容易。在香港要每年私出五萬元學費，不少學生會考慮放棄政府每年補貼的十六萬。我因此認為花數十億增加大學的基建是打錯算盤。

（三）如果香港教育局懂得順水推舟，每年補貼五萬或以下給有資格讀大學的到國內進修，去者一定甚眾。每去一個政府每年節省十多萬。這是讓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自由選擇，可去可留，除了利益團體，沒有誰有理由反對。

（四）面對經費大削，香港的大學會反對補貼大學生到國內進修。一個折衷的辦法，是將補貼學子內進而節省下來的錢，轉為補貼國內的優質學生到香港的大學攻讀研究院（碩士與博士）。這樣，香港政府資助大學的總額不減，而國內的優質本科生實在好——與其讓他們千辛萬苦地到外國去表演考試神技，倒不如讓他們到香港來刺激一下老師的思維。教研究生的成本比較高，偷龍轉鳳後香港的大學生總人數會減少。

（五）美國的頂級大學如芝加哥，研究生的人數是本科生的三倍。改制後香港的大學應該走這條路。雖然學術水平與英美的還有一段距離，但香港的師資一般勝國內。經費所限，國內要很多年才能與香港的師資打平。

（六）上述是說，改制後如果政府一定要繼續補貼大學同樣的錢，以香港的本科生換取國內的研究生，多過一個換一個，自由選擇，香港的家長及學生高興，國內的學生高興，香港的大學教師（因為研究生質素提升及鼓勵多作研究）也高興，而香港政府可以節省數十億的基建支出。香港的學術地位會一步跳升，而更重要是對國家作出貢獻。

何謂浮動匯率

不久前幾位同學說，網上有客搞笑，刊登一篇與張大師訪問的對話，說大師贊成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上升云云，回應者眾，弄得滿網風雨。我不是大師，但同學們一致說「張大師」是指我。真麻煩。

為了這件瑣事我發脾氣。年多來對人民幣及其匯率下過苦功作分析，寫過不少文章。說我贊成外匯管制我會一笑置之，但網客的玩笑是對一半、錯一半，使不少回應以為是我的觀點，苦功豈不是白費了？

不要誤會，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左右政策，只是日暮黃昏，見神州再起，可以做多少有意思的就做多少吧。老了，思維鋒利不及當年，但考慮較為周全，判斷穩如泰山。中國的貨幣情況嚴峻而特別，傳統之見不管用。這裡再略說我的分析吧。

（一）貨幣不可以沒有錨——國民黨當年的冇尾飛鉈是災難。怎樣下錨或下怎樣的錨，是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

（二）有錨的貨幣，其國際幣值不可能絕對自由浮動。英美等國家採用的fiat money制度，大致上是以銀根（base money）為錨，而銀根寬緊的判斷則要看物價指數、失業數據等。這種制度下的錨比較有彈性，代價是處理常有失誤。因為是間接的，這種貨幣的國際匯率，表面看是自由浮動的。

（三）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其實是以一個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從後者看，今天中國的貨幣制度史無先例。可行嗎？十年的經驗說可行，也可能是最可取的貨幣制度。目前看，這制度可以改進，但不可放棄。

（四）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其匯率對其他外幣是自由浮動的。一隻小艇在大海中下了錨，狂風暴雨之際在海面浮動。一錨必需，但多錨可使小艇沉沒或粉碎。

（五）只要人民幣繼續以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此錨可以更換而沒有改變貨幣制度。

（六）說過了，縱觀天下大勢，人民幣應該盡早換錨。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可以考慮，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也可以考慮。個人認為後者勝，因為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皆自由浮動，而更重要是調整這籃子價格指數會有最輕微的不良效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唯一困難，是央行的主事人要懂得判斷在怎樣的情況下需要向哪一方略作調整，在怎樣的情況下堅守不移。

（七）與美元脫鉤而不換錨，讓人民幣無錨地浮動，會帶來災難，也代表著放棄了目前的貨幣制度。略為調高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而再守之也不智，因為增加了市場有再調高的預期，炒家會群起而出。

（八）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調整這指數是代表著選擇通脹或通縮率，是政府的職責，市場不會有不良預期，何況可以不讓炒家知道籃子裡的物品比率。

（九）六七年前我是贊成浮動人民幣兌美元的。當時人民幣表面有弱勢，浮動可現其不弱，增加解除外匯管制的信心。但這樣浮動是更改貨幣制度，要拜英美為師。朱鎔基劃下來的貨幣制度，我是三年多前才信服其可行的。

中國用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的貨幣制度要保持；錨要換但制不改；人民幣在國際上升值的需要，是不昇平過地換了錨才讓他國調整；以一籃子物品之價為錨，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

紅灣糊塗與幕後白手

香港大亂乎？

兩件事——紅灣與領匯——吵得熱鬧，朋友紛紛要求我從經濟學的角度說一下。只敢少說，政治上的話題，避之為上也。先此聲明，只從經濟的角度說幾句。

紅灣半島的爭議，起於香港政府把居屋建於有無敵海景之地。幾年前遇到一位與居屋決策有關的仁兄，對他說：「你們為什麼要在赤柱鄰近的風景勝地建居屋呢？多賺地價不是會幫忙政府的財赤嗎？居屋對隔鄰的豪宅有負面影響，外國很少見到這種現象。」他回應道：「難道窮人不可以有無敵海景的居所嗎？」我喟然而歎，曰：「鬼叫你窮。」

要罵我嗎？朋友，你沒擁有勞斯萊斯吧。我坐過三次，朋友請的，加起來大約一個小時。說實話，強而為之，我可以擁有一部，只是覺得穿起龍袍不像太子，不敢問津矣。

朋友，你沒有勞斯萊斯，我也沒有。這與出不起錢或出得起錢但不願意購買無敵海景的房子一樣。為什麼你和我不要求政府補貼我們購買勞斯萊斯，卻容許政府補貼出不起錢的人購買無敵海景的居所呢？政府補貼，其實是你和我交的稅補貼，朋友，你願意嗎？

不知是否準確，傳媒報道，紅灣的居屋拆而重建，發展商可賺四十至六十七億巨元。是很大的諷刺，這個大秘密出於政府知過能改，決定放棄居屋補貼才發現的。之前浪費了多少，恐怕數盡香港人的指頭也算不清。

好了，讓地產商重建而賺數十億，經濟學說，他們也是香港社會成員，算是社會賺了。不公允嗎？那麼補地價，讓政府減財赤，所有納稅人都賺。不明白為何發展商臨陣退縮，屈服於輿論而不重建。他們大可公佈把多賺的錢捐出去，瀟灑一番。

有人說拆除新建的居屋是浪費建築成本。經濟學說不對：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有人說拆樓有環保問題，要求零污染。拆除任何建築物，小如木屋一間，污染不可能是零。但我要問，如果上帝保證污染是零，你拆不拆紅灣的居屋呢？對社會有數十億利益的拆除，零污染你拆不拆？同意拆嗎？有數得計矣。環保污染值多少錢，總可以商量一下吧。

鄰近有學校，可在暑期拆樓而減少損害，再問他們要多少補償才滿意吧。重建之後鄰近環境有改進，何必帶學生上街呢？這是什麼教育了？香港大學的徐詠璇興高采烈地以《聖誕大禮——紅灣不拆》為題做文章。徐女史沒有說錯，糊塗的政治把數十億的聖誕大禮送到鹹水海中去。

不夠篇幅餘下來寫領匯。那也好，鄭大班是老友，不好意思多挖他的苦。讀到他說不是領匯訴訟的幕後黑手，我不禁大笑，說：「對、對、對！」大班不是幕後黑手，而是幕後白手。他承擔訴訟費，白過白雪仙。訴方引用房屋條例第四條不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誰聽過公管的服務勝於私管的。但我只讀某報的一面，對整件事知得不多。

大班為領匯之勇而輸了三十九點一的民望，賠了訟費又折兵。（這是此文下筆時的形勢，下回如何分解不得而知。）我早就說過，論政與參政是兩回事。他在商台論政紅極一時，但今天是參政，局限不同，要珍重、珍重了。

經濟學的黃金時代（二之一）

人有三衰六旺，月有陰晴圓缺。學術的發展也如是。不要以為既然人類的知識不斷增長，學術的發展只會進，不會退。上期在這裡發表《經濟學的系統思維》，指出高斯等大師對經濟學發展悲觀的重心所在。脫稿後感慨萬千，禁不住要多寫這篇。說經濟學在走下坡我同意，但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出現。這門學問永遠不會關門大吉。

　　經濟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害，人類永遠關注。懂也好，不懂也好，很多人喜歡以經濟學家自居。比方說，財務與管理皆學問也，但不是經濟學。然而，幾位同學說，一些搞財務或管理的都自稱是經濟學專家。他人稱自己是什麼專家我當然管不著，而我排自己攝影第一，文章第二，經濟第三，書法第四。可惜放風箏與釣魚等絕技算不上是學問，也沒有市場，否則我會把這些排在攝影之上。

　　好了，閒話休提。我認為經濟學的發展曾經有三個高峰期——三個黃金時代——而最高之峰是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讓我分期說說吧。

　　第一個高峰期起於1776年史密斯發表的《國富論》，那所謂古典經濟學派是也。從史密斯到十九世紀中葉的米爾，可觀的發展持續了七十多年。其中對世事的觀察全面，思維有系統，理論有架構。他們的困難可不是後人所說的沒有採用數學，而是選錯了路向：他們喜歡向福利經濟那方向走，要為人類謀求幸福，要改進社會。

　　史密斯《國富論》，包羅萬有。第一個重要的接班人是邊沁(Bentham，1748-1832)，闖了禍。邊沁提出功用(utility)的概念，以功用指數作為快樂的指針，大錯特錯地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功用快樂可以相比，推出人均收入相等是最美好的世界。雖然他的「功用可比」的思維沒有幾個同意的人。但嚴重的是邊沁的思維把經濟學的研究推到以政策改善社會那邊去，使古典經濟學派重視政策的建議而漠視了以理論解釋現象。法國經濟學者A. A. Cournot(1801-1877)是個偉大的天才，其理論貢獻主要是解釋市場，可惜影響不大，可見古典學派對經濟解釋缺乏興趣。已故倫敦經濟學院大師L. Robbins就曾經用了一本書的篇幅這樣說。

　　看官須知，以經濟分析提出政策建議是應該而又不能反對的。問題是，任何可取的政策建議，必定要以解釋世事為基礎。例如要贊成或反對價格管制，我們必須知道這管制會帶來怎樣的效果。這是現象的推斷或解釋了。事實上，對政策建議來說，解釋現象比一般的沒有政策含意的解釋重要。我解釋為什麼優質座位之價偏低，一般不會牽涉到經濟政策，是對是錯對社會民生毫無影響。但如果我建議香港施行外匯管制，效果推錯了，被採納，一死不足謝天下。

　　古典經濟學就有這樣的困難。從事者過於熱衷於政策建議，熱衷於改進社會——也可能熱衷於自己的利益——他們的政策建議一般沒有經過嚴格的解釋程序。正相反，為了支持自己的建議，他們往往歪曲事實，胡亂推理，發明模糊不清的術語。像李嘉圖、米爾等那樣客觀的經濟學者，古典學派中不多見。史德拉的經典長文——《功用理論的發展》——就為此破口大罵。

　　米爾的巨著(1848)之後，經濟作為一門科學是令人失望的。要到十九世紀後期，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才進入第二個高峰期。邊際分析在邊沁時代就出現，但引進數學微積分帶來個人爭取極大化的經濟均衡點的處理，是重要的突破。沒有均衡點的理論，不容易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因而不容易實踐後來維也納邏輯學派的科學方法。均衡的思維不一定要用微積分協助——高人是不需要的——但以微積分處理，乾淨利落，減少了很多因為模糊不清而引起的紛爭。

　　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之首的馬歇爾(1842-1924)，深受法國Cournot的影響，對理論整體的貢獻可謂前無古人。馬歇爾之外，新古典學派的高手實在多，包括令人羨慕的Pareto、Walras、Wicksell、Jevons等人。然而，雖然馬歇爾認為解釋世事是經濟學的主要任務，但純真地追求驗證假說的只有Pareto一個。理論不從解釋現象的角度入手，不會有真實世界的內容。天才如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漂亮非凡，但因為從數學的角度入手，真實世界的內容就談不上。馬歇爾的理論是從真實世界的角度入手的，有內容，可惜他自己沒有作過驗證工作，很有點紙上談兵。是的，主張事實驗證，但馬氏的理論給我的印象是逃避驗證。他提出的長線與短線的理念，均衡與不均衡的理念，說到底，其目的是要避免真實世界的某些局限條件。

　　科學上沒有任何分析可以包括所有局限條件，經濟學也不例外。但局限條件的取捨有輕重之分。漠視了重要的有關局限，驗證的假說上帝也挽救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致命傷，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引進這些費用作為局限，什麼長線短線、均衡不均衡、動態靜態等，皆可一筆刪除。我對新古典的傳統是非常感激的。求學時我日以繼夜地吸收這傳統的思維營養，而馬歇爾之後這傳統的各大家，我熟讀如流水行雲。然而，1940年代起，這傳統再沒有什麼可以勒碑誌之。從凱恩斯起經濟學開始走下坡，可見於1950年代經濟發展學的胡說八道，很搞笑。但1950年老師艾智仁發表了《莫測、演化與經濟理論》，平地一聲雷，經濟學再起閃閃生光的波濤。這是後話。

換錨不要再等了

通貨膨脹與弱貨幣通常是相連的。這是普通常識。歷史上沒有見過一隻強幣與令人憂心的通脹相連在一起。今天人民幣不僅強，而且極強。幾年前國內的人搶收美元，今天倒轉過來，政府約束美元戶口每月不准兌換超過五萬美元的人民幣，而購買房地產要拿出成交證據才可以兌換人民幣。

一九九一年波斯灣之戰後，美元強勁。美國的貨幣量增加了很多也見不到通脹出現。一九九五年，我與當代貨幣理論大師A. Meltzer討論這現象，大家同意強幣因為有國際及國內收存保值的需求，不容易有通脹。世界趨大同，強幣很容易國際化，政府要禁也禁不住。年多前佛利民表示對自己歷來高舉的幣量理論失去了一點信心。不是理論的錯，而是世界的局限轉變了。今天人民幣的強勢遠超九十年代的美元。中國的生產力可觀還在其次，以美元為錨而不自由浮動是主要原因。

我老是不明白，多年以來北京希望人民幣能成為國際貨幣，今天卻臨陣退縮！如果解除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國際漫遊，央行發行容易袋的五百元人民幣鈔票，加上幾個鬼子佬看得懂的英文字，人民幣推出去，起碼在亞洲一帶，會有點像擔沙塞海，不容易足夠。

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一國的貨幣有小強勢可以持久，也可取，但大強勢不可以持久，而如果堅持下去對經濟有害無益。調整人民幣的大強勢有三個方向。其一是讓人民幣升值；其二是讓人民幣大量地國際漫遊，滿足外地的保值需求；其三是讓通脹來弱化人民幣。後者會是災難性，不能考慮。前二者皆可考慮，問題是怎樣處理最有利。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回頭重提上期分析的輸入通脹，我們要理解中國是個原料奇缺的國家，而今天既有「世界工廠」之譽，對原料的進口需求是龐大而又長遠的。我們也要明白任何一類原料，不管進口不進口，本土產出之價會與外地的看齊。是的，今天的中國可能是史無先例的原料需求最龐大的國家，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上期分析的輸入通脹是非常頭痛的事。人民幣要轉用另一隻錨看來是迫在眉睫了。

我喜歡眼觀六路地憑直覺診斷經濟。強幣不容易有通脹；經濟增長快可以容許百分之二十的貨幣增長率而沒有通脹；發展中國家對原料的需求急升；中國的原料進口龐大；前年後期起人民幣鉤著美元在國際下降；中國的原料進口價格上升得厲害。這些加起來，前些時公佈的百分之五點三與最近公佈的四點三的通脹率，不應該是上期提到的人民幣量增長的效果。頭痛是北京推出宏觀調控，而「輸入通脹」會促成通脹預期。

我明白北京對「過熱」的憂慮。別的不說，今年二月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三！樂觀的會說形勢大好；慎重的可能覺得經濟在發神經。見仁見智，如果選擇壓制這急速投資增長，以目前國內的金融制度看，加息是唯一可取的辦法。這樣說，因為目前大多數的銀行還是國營，由央行管核。

說過幾次，國營銀行早應私營化。這是最可靠的減少壞帳的安排，而私營的壞帳政府不需要承擔。要補充的，是今天國內的貨幣制度，與英美的很不相同。他們要做的是調控銀根；中國央行的責任是守錨。既然變得舉足輕重，央行不應該費神於銀行商業運作的事項上。下期再談。

經濟學的系統思維

高斯九十四歲了。最近動筆寫一篇抨擊經濟學發展的文章。他對這發展感到失望二十年了。大師中可能布坎南罵得最厲害。艾智仁、佛利民等比較客氣，只說他們不懂新潮經濟學在搞什麼。

是不容易理解的發展。兩個強烈對比的例子或可澄清一下。一位朋友的兒子在美國某大學讀經濟研究院，學的微觀經濟全是博弈理論，什麼需求定律、成本理念等一概不懂。另一位朋友進入美國另一家經濟研究院，微觀經濟的規定讀物全部是我作學生時讀過的。那是四十年前。換言之，這家研究院的老師顯然認為四十年來沒有什麼文章值得讀，就連區區在下的幾篇得意之作也放過了！一國之內，兩家研究院各走極端，是否代表經濟學迷失了路向呢？

批評經濟學的發展容易，但要指出問題所在是另一回事了。最近在這裡發表《經濟學需要學嗎？》一文，獲得很大的迴響。該文提到經濟學是一套系統看世界，指出這套思維不容易在大學課程學得。同學們希望我能詳加解釋。想了幾天，得到答案，也認為這答案可以解釋為什麼高斯等人對經濟學的發展那樣失望。

經濟是一門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以理論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的學問。這樣看，經濟的科學方法與物理、化學、生物等沒有兩樣。後三者被稱為「自然科學」，而經濟則是「社會科學」了。要注意的，是在社會科學中，只有經濟的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的完全一樣。

方法一樣，但實踐的做法不同。可不是嗎？無論是物理或化學或生物，學子從中學起就要在實驗室作實證工作，不斷地作實驗，到大學到研究院到專業到退休為止。天賦冠於人類的愛因斯坦，搞純理論，早期也出自實驗室，後來關注外人的實驗成果。愛因斯坦有資格搞純理論，後來還是純理論誤導了他。世間有多少人敢說自己有愛因斯坦的天賦呢？

經濟學的困難，起於這門學問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沒有聽過學校裡有經濟實驗室這回事。學經濟的讀歷史，可以有讀他人的實驗報告之效，但史實往往不盡不實，可以誤導，而沒有理論基礎的歷史缺少了系統約束，很有點天方夜譚。在經濟研究院寫論文，算是實證研究的，其實是拿一些政府或機構搜集的數字，用計算機作回歸統計分析。統計技術可以超凡，困難是結論不一定可靠。另一方面，他人發表的數據，不一定代表真實世界的現象。數之不盡搞數字統計的人，不知數字從何而來，或代表什麼。

要在經濟學搞純理論嗎？天賦高如森穆遜或阿羅，提出的理論往往與真實世界扯不上關係。高斯的觀點不一定對，但我是同意的。他認為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是怎樣的。這是說，要解釋現象，我們要先有現象在手。換言之，不管現象的真實性而搞純理論，是閉門造車。可以命中而解釋現象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有名的不用實驗室而想出來的偉大例子。我們沒有聽過經濟學出現過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奇才。

不要誤會，雖然他們對解釋現象的命中率不高，我欣賞森穆遜與阿羅的純理論：他們的論著與思維給了我不少啟發。但我認為要在經濟學搞純理論，有他們的天賦差不多是起碼的要求了。三十多年前幾位師友認為我應走純理論的路，但自己衡量，認為這條路走不過。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重點。今天的經濟學不重視真實世界。從事經濟學的人沒有在真實世界這個唯一的經濟實驗室操作過。雖然生活在真實世界，他們沒有視之為實驗室地作觀察研究。他們沒有翻來覆去地把現象與理論印證。統計數字容易錯，既不夠廣，也太輕浮。博弈理論大搞了二十多年，嚴格地說，到今天還沒有解釋過一個真實世界的現象。

傳統的經濟理論多得很，有深有淺，有精彩的也有怪誕的。這一切大學可以教。然而，熟讀這些理論，懂得透徹，不等於掌握了一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掌握這套系統的法門，是要天天拿著理論與真實世界的現象印證，正如物理學家或化學家或生物學家天天在實驗室操作那樣。經濟學的理論那麼多，世事那樣複雜，一個學者不可能全部掌握。有了一般的理論基礎，從事的人就要跑到世界實驗室試作驗證。每個人的際遇不同，興趣有別，理論的取捨與輕重之分就因人而異了。淘汰或選用理論是在世界實驗室的操作過程中無可避免地發生的。到了某一個里程從事者會察覺到自己掌握了一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每個從事者遇到的現象有同也有別，而達到了掌握之境的，每個的系統不一樣。因此，經濟學的系統思維不可以在大學課程傳授。

回顧歷史，我們知道史密斯對世界的觀察是大場面，洞察力強；李嘉圖與馬克思集中於土地與勞力，忽略了其它資產，也錯於成本的理念，理論於是失誤頻頻；米爾掌握了成本，但對經濟現象的劃分不夠一般性；馬歇爾對競爭有深入的體會，明白經濟整體的運作，可惜對成本的理念搞不清楚；魯賓遜夫人以理論發揚馬歇爾，但對世事知得不多；凱恩斯走貨幣理論的路，搞起宏觀經濟，但脫離了馬歇爾的微觀傳統，有所不逮。新古典經濟興起之後的古人，沒有瑕疵的只有一個費沙。

還健在的大師怎樣看呢？篇幅所限，這裡只略說三位自己很相熟的師友。高斯對壟斷與廣播行業的真實世界知得詳盡，對成本理念的掌握有獨到之處；艾智仁體會真實世界的生產程序，對競爭與價格理念的掌握前無古人；佛利民對不同貨幣制度與政府管制知得多而深入，是我認識的唯一能把價格理論與貨幣理論融會貫通的人。這可見要掌握一套有解釋力的系統思維，從事的人一定要在真實世界的實驗室的某方面操作多年。

我自己呢？靠街頭巷尾的現象起家，只掌握需求定律的運用與局限條件的變化。彫蟲小技，不合大人，但也是一套完整的有系統的經濟思維了。

何謂險？何謂怪？

兩星期前在這裡發表《險而不怪的追求》，談藝術。曾經寫過百多篇關於藝術的文章，而三年前出版的結集——《五常談藝術》——算是暢銷，但記不起有哪一篇談藝術的獲得《險而不怪》那樣大的讀者迴響。可見在同一題材動筆，轉換一下角度，沒有特別期望，可能搞起一點波濤。

讀者對《險而不怪》的興趣，主要是要知道「險」與「怪」怎樣分開來。何謂險？何謂怪？我自己可以分得開來嗎？直覺的答案很容易，因為藝術是主觀與感受的判斷：我說險就是險，說怪就是怪。但這種武斷強辭奪理，沒有說服力。要怎樣向讀者解釋才對呢？險與怪之分愈想愈湛深，有些地方我搞不清楚。不夠充實內容寫這篇文章，但斷斷續續地想了十多天，抽不出時間為《南窗集》想其它題材，要按期交稿了，就迫著試「論」一下險與怪之別吧。

毫無疑問，藝術以險為上，以怪為下，而技術的不濟、老土與庸俗等是其它話題了。在險與怪之別這重要話題上，頭痛是印象畫派的例子。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印象派畫作，被當時的評論者認為是怪，冷嘲熱諷，但幾位收藏家欣賞，認為險得精彩，看準了下注，賺錢之外還贏得名留千古。梵高的畫，生前只賣出一幅，當然也被認為是怪了，其實是險絕，今天梵高的畫價冠於天下。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十九世紀歐洲懂藝術的高人甚眾，但有一段長時期大部分的藝術評論者以為險是怪，走了眼。今天區區在下的藝術修維怎樣也比不上昔日法國的老前輩，他們分不開險與怪，我今天怎敢說懂得怎樣分呢？歷史的經驗，是懂得分辨險與怪，投資藝術作品佔了一個大便宜。

稿期所限，搞不清楚也要說說。讓我從四個中國詩詞例子說起吧。

例一。唐代李賀《古悠悠行》其中四句如下：

「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

例二。杜甫《春望》前四句：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例三。李清照《聲聲慢》開頭七個疊字：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

例四。辛棄疾《青玉案》最後四句：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上述四個例子皆險絕，不是文字之險，是意境之險。從何說起呢？說有新意是看錯了：險一定有新意，但有新意不一定險。前思後想，我認為算得上是險的表達要有三個條件。其一是有想像力；其二是有點誇張；其三是有一般人接受的幽美感。

李賀的「千歲隨風飄」，杜甫的「恨別鳥驚心」，李清照的七疊，辛棄疾的「驀然回首」，其想像力的確超凡。誇張嗎？李賀的「魚沫吹秦橋」，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李清照的疊字再重複（尋是覓，冷是清，淒是慘是戚），辛棄疾的「千百度」，皆誇張之辭也，但不過界，可以接受。好比在遊樂場坐過山車，不誇張一下不會有險意。是的，要引起外人內心深處的共鳴，搞藝術的高人很懂得不經意地帶觀者坐過山車，使觀者的內心和弦震動起來。

最後的第三點——一般人接受的幽美——也重要。這是險與怪的主要分別。前所未見的怪算是新意，而怪作可以有想像力，也可以很誇張。怪作沒有的是幽美。何謂幽美呢？愛美是人之常情，但美有多種，包括有苦味的。我認為幽美是可以持久的美。一個正常的人——一般人——不一定懂藝術，但如果花時間去學習欣賞一件藝術作品，到最後不想捨之而去，是作品的幽美吸引著他。怪作就沒有這種能耐了。

我不是個藝術家，只因為作經濟分析時思想非常集中，久不久感情要發洩一下，就想到藝術那邊去。藝術歷史與理論讀過不少，但動手胡亂地搞，只求感情有個好去處，是人之常情，不需要學過，更不需要是個藝術家。攝影我是下過功夫的，而說過了，自小對光有深入的體會。個性使然，我喜歡把自己要做的推到盡來過癮一下，因為這樣才可以得到痛快感。這可能就是孫過庭說的「務追險絕」了。

《險而不怪的追求》發表時，刊登了一幀題為《九寨的幽靈》的攝影作品，為「險」示範也。影友們見到，皆說該作經過電腦出術。不對。電腦沒有增減什麼，但技術是自己一九六五年的發明。很過癮的技術，刻意地神秘一下，外人就誤以為是電腦出術了。電腦的本領雖高，對光的處理可不及我。

務追險絕，在《九寨的幽靈》這作品中，我把太陽弄得汗如雨下，再把這太陽放在擲石可達的近距離。這是險，而因為自己喜歡這樣的誇張，不覺得是怪。不知讀者同意否？

這裡刊登的《雪融的時候》，也是用上一九六五年發明的技術，也是鋌而走險。在黃龍遇到平生僅見的雪景：大雪之後大暖，陽光烈照，雪融成冰，過不久皆化水而去。但雪融成冰之際，黃龍整個山頭閃閃生光，奇景也。一個小時內我攝得二十四幀稱意之作，如有神助，而其中描述雪融，最誇張就是這裡刊登的《雪融的時候》。讀者以為如何？

最後一城

一個喜歡搞創作的人，到最後總要對自己有個交代。我很想知道自己在一項造詣上做到盡頭會是怎樣的。外人是否欣賞，歷史評價如何，不能說毫不重要，但如果自己認為可以做得更好，卻沒有做，免不了耿耿於懷，對自己無法交代。這當然是指自己有興趣的造詣，認為可以老老實實地走一程的。

上帝祝福。我這一輩的人平均壽命在七十以上，可到六十之後才作最後衝刺。昔日的經濟學天才史密斯、李嘉圖、米爾等人，壯年時寫下了巨著，不再染指。就是十九世紀末期的馬歇爾也大略如是。人均壽命不到五十歲，選擇不多。今天呢？幾位八十多歲的師友還在搞他們的最後巨著。九十四歲的高斯的算盤打得太盡，看來是經濟學的大損失。

我也打自己的算盤，於今回顧，算得準。讓我在這裡說說，好叫後起之秀——那些要搞創作的——能參考一下，數手指時懂得怎樣算。

先談經濟學吧。二十三歲才進大學讀本科，趕呀趕，三十一歲博士，三十二歲發表《佃農理論》。之後七年發表了六篇今天還常被引用的文章。那是我在經濟學上的創作全盛時期。跟著做了六年石油合約研究，可觀，但是顧問工作，不能發表。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之後到今天，比較重要的英語文章只有四篇，但中語文章不計其數。

回港任職後英語文章發表不多，惹來非議。批評的說我放棄了學術——他們自己沒有說過半句可以傳世的話，不知學術思想為何物——就連一個我自己提拔的學生也到處那樣說！是時代的悲哀，也是學術的悲哀。能在國際名學報發表幾篇文章不等於有學問，更不等於可以傳世，但今天的次級大學就是鼓勵這種無聊玩意。

忍氣吞聲，不是因為忘記了怎樣寫英語，而是可以在名學報發表的題材太多，又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遠比需要碰運氣的諾貝爾獎重要，加上《信報》林山木的鼓勵，就決定學中文而動筆了。然而，那麼多的好題材，想好了的，不能不處理。我於是決定在退休後以一本書的形式全部寫出來。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決定了。

決定寫這本書，空餘時間在街頭巷尾跑，涉及的行業及現象不計其數。二○○○年，我終於因為古文物的研究而找到了為什麼競爭市場會討價還價的答案。那是一九六三年我向老師艾智仁提出的問題。他答不出，我或斷或續地想了三十七年。

二○○○年底我決定完成那有概括、綜合性的長篇論著。一九八九年開了頭，寫了大約二萬字，因為母親的病而停止。捲土重來，這次一口氣寫了三十一萬字：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功臣是《蘋果日報》。每星期一稿三千字，寫了兩年，其中深入的地方一個博士也要讀幾遍，但《蘋果》照登無誤。

這就是了。《經濟解釋》完工後我感到在這門學問上走到了盡頭。要求續寫宏觀經濟的不計其數，但我筋疲力盡，也認為在經濟研究上不需要再對自己交代了。外人的評價重要嗎？當時沒有想過，但完工時自己很滿意。後來知道國內的經濟學子差不多必讀，從電腦打印下來再影印的版本無數，可以傳世的機會肯定，當然更開心了。

相比之下，我的第二項玩意——經濟及其它中語散文——就不能給我類同的滿足感。為期長達二十一年的千多篇文章——某程度每篇都是論文——不是開玩笑，而讀者的數量與反應皆難以苛求。問題是沒有最後衝刺這一著，對自己沒有一個痛快的交代，就不能站起來仰天大笑了。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今天搞學術的轉向寫文章而不寫書。寫文章不容易有大衝刺的痛快感。可能因為人均壽命長了很多，而為了生計要對大學交代，對自己的交代就管不著了。想想吧。要整理自己的英語文章而出一本巨冊結集，好幾年了。半年前編排好了目錄次序，還未有價捧場客也要寄訂金來，但總是提不起勁親自作最後的整理。整理發表了的文章，不是新創作，不會有一個痛快的滿足感。

年多來重操攝影故技——第三項玩意——一口氣湊夠作品出版七本書。這些作品有自己滿意的水平。問題是，雖然過程中有進步，總是覺得沒有達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另一方面，每本新出的攝影集給自己的滿足感越來越少。午夜思回，老是想著從哪裡來一個攝影大衝刺，給自己一個可以站起來大笑的交代。

奇跡終於出現了。我寫過的九寨溝與黃龍之行，四天所到之處，無不盡善盡美。這使我放膽地把自己的本領全都搬出來。一百三十幀作品既全面，變化也多，而最重要的光的運用更是得心應手。雖然事後覺得當時不應該那樣珍惜膠卷（曝光只三百六十次），或在珍珠灘的瀑布下應該多花半個小時，或在黃龍的絕妙雪景中不應該跑去觀看眾人皆讚的世界名景，但作品的整體分明是一個痛快的衝刺，不容易超越，達到了自己搞攝影藝術的一個盡頭。

是年多來的第八本攝影集，最後一本，將起名為《光的藝術——印象攝影的個人結語》。

快六十九歲了。還有時間，而我這個人不搞點創作不容易活下去。自己有興趣的第四項造詣還沒有搞好——那是書法。這最後一城奇怪地困難。八本攝影集只出版了四本，還有四本要下點心機編輯。英語文章結集可以同時處理。這些之後專心進攻這最後一城吧。兩年來書法練習得少，但攻城之法卻想出一些來。

困難所在是明確的：我可以輕易地把學問拍進攝影中，但無法把學問寫進書法去。這困難要解決；其它都不重要。十多年窗下書法，不是技術的問題，是思想的問題。要靜坐一段時期細想了。

輸入通脹是嚴重問題

十一月十一日在這裡發表《中國加息是正著》，寫於美國大選之前，其中提到「值得擔心的是美元再跌，把人民幣拖下去」。大選後，美元的弱勢更為明顯了。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後者不穩定，對前者半點好處也沒有。

最頭痛是輸入通脹這個老問題（是否通脹下面再說），但寫該稿時沒有想到那樣嚴重。昨天一位廠家朋友提供他們的進口原料價格，年多來的升幅把我嚇了一跳。從去年二月至今天，鐵線的進口價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八點七；去年四月至今天，塑料（聚苯乙稀）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銅價不詳盡，同期大約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三。其它的進口原料這位朋友不知道。

有兩個原因解釋這進口價格大幅上升。其一是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對原料的需求上升；其二是人民幣的幣值在國際上因為與美元掛鉤而下降了。塑料之價上升得特別多，因為與石油有關，而油價受到中東局勢的影響。不要忘記，以今天每桶四十七美元算，四分之一左右是美元下跌的效果。

有輸入通脹這回事嗎？一般人說有，但大多數貨幣理論專家說沒有。何解呢？理論說，物價上升與通貨膨脹是兩回事：通脹帶來物價上升，但物價上升不一定有通脹。通脹有一個按期的物價上升率；一次過的物價上升，沒有持續性的上升率預期，不會對經濟有惡性影響。以一個有按期物價上升率才算為通脹看，通脹永遠是貨幣量增長過多的結果。按期通脹率的形成，通常要在貨幣量增長過多的六個月之後才開始在市場出現，而通脹率的持續會促長市場對通脹的預期，使貨幣量得到控制後一段不短的時期才會有通脹下降的效果。

原則上，因為人民幣與美元掛鉤而引起的進口原料價上升帶來的「輸入通脹」，與因為幣量增加過多而引起的通脹是可以分辨的：前者是跟美元下跌後應該立刻上升。實際上，二者分不開，因為原料的進口訂單合約可長可短，有先有後，而原料進口後其價格上升擴散到市場的製成品也需要一段時日。

這就帶來我要指出的第一個麻煩：進口原料的價格上升帶來的物價上升，與貨幣通脹分不開，會同樣促成市場對通脹的預期。有了一個預期的通脹率，市民為了自保會作出對經濟有不良影響的行為。

第二個有關的麻煩也頭痛。大半年來中國的製造業出現「民工荒」——勞工短缺——那是為什麼？農民的收入今年上升得特別好是一部分原因。另一方面，進口的原料價格急升，工廠因為訂單的約束與要顧及買家的關係，不容易一下子把進口的原料升價加進產品的物價之內。這樣，廠家沒有多大空間以提升工資的辦法來解決民工荒的問題。

最麻煩是第三點。依照所知的資料（當然不足），我不認為今天中國有貨幣通脹的問題。目前公佈的百分之五強的通脹率可能低估了，要不然，原料進口的價格上升——加上與補貼有關的農產品價格上升——可以解釋百分之五強的物價上升而有餘。去年人民幣量的增加是百分之十九，跟著是百分之十七，今年初搞宏觀調控後，幣量下降了。以中國目前的高速發展與人民幣的強勢看，這些數字不應該引起通脹。如果這是對的話，北京的宏觀調控全盤錯了！

還有好些其它問題，複雜，我想通了，下期再談。

經濟學需要學嗎——為高小勇書作序

好些年前發表過一篇關於科學與藝術的文章，黃永玉欣賞。該文大意說，今天的藝術家不容易或不可以教數百年前的。科學呢？今天的一個物理博士，大有資格教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頓等人，雖然天賦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新的科學知識，前人不知道，可教也。但今天的藝術大師，怎可以教三百多年前的侖布蘭特或百多年前的塞尚怎樣繪畫呢？死者復生，昔日的藝術大師可與今天的交流、磋商，也可以互相影響，但說到教侖布蘭特就會見笑天下。

理由簡單不過。藝術論風格，講感情，重視個人的純真表達。這些可以互相影響，但不可以教。可教的是技術，但昔日的藝術大師，既為大師，當然掌握了當時所知的技術。就算今天的技術工具不同，又怎樣了？不要相信藝術工具今不如昔這種廢話。除了一些製法失傳的樂器——如提琴——一般的藝術工具皆今勝昔。學書法，今天的文房四寶遠勝北宋，但有誰可以教米芾書法呢？說笑罷了。幾年前在莫扎特的故居見到他昔日常用的鋼琴，樣子可憐，購唱碟而聽其音，與今天的琴音相去甚遠，很奇怪莫老兄作得出那樣絕妙的音樂。今天有誰夠膽教莫扎特音樂，請都站出來！

轉談經濟吧。經濟是一門科學，要遵守科學的方法，掌握個中理論可以解釋世事。哲理上，經濟與自然科學沒有兩樣，不是表達感情的學問，與藝術很不相同。需要學嗎？學校在教，學子甚眾。同樣，學校也教藝術，學子也眾。有趣的問題是，一個今天平庸的物理學家可以教昔日的伽利略而有餘，而區區在下那樣了不起，可否教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呢？一些彫蟲小技——例如邊際分析——是可以的，但這些是技術上的小節，與經濟學的內容扯不上多大關係。你閉上眼睛，胡亂選一個現代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然後委任五個德高望重的專家投票，排列這諾獎得主與史密斯，以經濟學水平論高下，這位諾獎得主不容易獲得一票。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讓我幻想一下，幻想史密斯死而復生，今天要拜我為師。新潮經濟學我不懂，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主流，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傳統，橫考直考我還可以拿一百分。這是大教授的資格了。好了，明天早上史密斯要上課，二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他一無所知，我可以教他什麼呢？我要怎樣備課才對？

教自己認為掌握得最稱意的需求定律嗎？恐怕他回應：「需求定律我沒有聽過，但我寫的《國富論》有哪一處違反了該定律呢？」教今天的學子認為我解釋得最高明的成本概念嗎？恐怕他回應：「是我發明的，為什麼要教我？」真麻煩。好，就教他不可能知道的邊際分析與等優曲線吧。殊不知教不到十多分鐘，他睡著了！

無可奈何，我轉為與史密斯這位學生研討，告訴他我證明了他的佃農理論是錯了的。他點點頭，說：「當時手頭上的資料誤導了我，否則我可以想出正確的分析來。」最後還是交易費用引起他的興趣，但半個小時後是他教我，不是我教他。

史密斯是二百多年前最偉大的經濟學者，如果復生，今天可能還是。他不會看得懂今天方程式多於文字的經濟學論著，也可能懶得學數，但對世事的洞察力與經濟解釋的感受，我要拜他為師。然而，史氏當年沒有受過經濟學教育，有的是受到休姆等同輩的影響，算不上是學過經濟理論。他讀書多，觀察入微，天賦超凡，日思夜想，就寫下了我今天還要跪下來的《國富論》。

跟著而來的李嘉圖，是個富有商人，沒有學過經濟學，是他之幸，讀過史密斯的巨著。李氏自己的經濟巨著，理論縱橫，錯的多，對的少，但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分析經濟整體的大模型，經過後人多番修改我們今天還在用。經濟作為一門有系統的科學，起自李嘉圖。再跟著而來的米爾，智商冠於人類，也沒有正規地學過經濟，據說他只花六個星期就完工的巨著，思想來去縱橫，作學生時我讀之再三，歎為觀止。

不要誤會，我不是勸今天的學子不要讀經濟。我自己的經濟學是學回來的。當年是個好學生，考試可以參加世界大賽。然而，當年學得的種種技術與理論，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天不管用。得到多位高人親傳，我學得而又用得著的，是怎樣看世界，怎樣掌握理念，怎樣判斷輕重，與興趣要向哪方面發展。複雜的理論學過很多，都用不著，用得著的都是簡單的。如果天分比我高，你可以像高斯那樣，完全不學複雜的理論。換言之，我從多位高人學得的，主要是一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這套系統起自史密斯，要體會，不容易白紙黑字地教，大學的正規課程沒有提及。

成都高小勇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其中不少與經濟有關，要求我寫這個序。我見他讀文學出身，沒有學過經濟，就想到「經濟學需要學嗎？」這個怪問題。小勇可能不知道方程式有左右之分，沒有考慮過曲線是曲還是直，但奇怪地他顯然掌握了那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因此，他懂得怎樣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世界。

無師自通，小勇編輯《經濟學消息報》多年，發掘了不少經濟散文寫得好的青年。三年來熟讀了我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難道等於李嘉圖讀了史密斯的《國富論》？不會那樣厲害吧。

經濟學需要學嗎？很難說。說過了，我自己的經濟學是學回來的。雖然用得著的只是其中一小點，而大有用場的那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是師友在課堂之外有意或無意間提點，或磋商，正規的大學課程找不到。今天不能肯定的，是如果當年沒有學過那麼多複雜但今天不管用的理論，我可能達不到以簡單理念來掌握那套系統的境界。

簡單說一句，經濟學是一套系統看世界。以正規的大學課程作為學習的準則，經濟學可以不學而達，也可以學而不達。學而達之的奇怪地不多見。

險而不怪的追求

最近看郎朗去年於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鋼琴演奏的影碟，認為很好。記得該演奏曾被某評論者批評，說彈得亂，音樂欠佳云云。幾個月前讀到沈鑒治在三藩市聽李雲迪，大讚之餘對郎朗有微詞。沈兄提到倫敦某評論者對郎朗的評價，與紐約的負面評論差不多。沈兄的學問與藝術修養我素來欣賞，但不同意他與上述兩位評論者對郎朗的看法。

沒有誰不同意，郎朗的鋼琴技術了不起，而我認為他彈得略嫌誇張。但我又認為這是作為頂級大師的必經之途，而郎朗只有二十二歲，這麼早就有「彈過了頭」的表現，可喜也。走收斂一下的回頭路遲早會出現，我們用不著替郎朗擔心。自己沒有嘗試過鋼琴，但幾項造詣是過來人，走過今天郎朗正在走的路，讓我說說吧。

唐初孫過庭論書法，提出如下的重要藝術觀：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至如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

以孫前輩論書法來比喻今天的郎朗，我認為後者正在「務追險絕」，而評論者給他的負面評價，只不過是說「中則過之」。中則過之來得那麼早，郎朗將來成為百年一見的鋼琴大師的機會高得很。評論的人一般沒有走過創作的路，不容易體會這條路多麼難走。古典樂譜是前人寫下的，郎朗不能更改。在這框框之內他要做的是闡釋，到最後要找到自己，在前人的約束下表達自己的感情。刻意地創新會容易地誤入歧途，而要天真自然地闡釋，有創意地表達感情，總有一段時期要務追險絕。

北宋後期的米芾，論書法最高明，說得簡短。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書法既要天真自然，也要險而不怪。險而不怪，看來郎朗正在追求。怪是入了歧途。不少人大讚的鄭板橋的書法，我認為是寫怪了，過了頭，不可取也。唐代的張癲，五代的楊瘋子，清初的神筆鐸，書法皆達險境，但不怪。古往今來，書法一動筆就令觀者激動而又沒有怪感的，可能只有米芾一個。米芾也稱米癲，這可見外人看來，偉大的創作者總有點不正常。

西方的藝術也如是，無論是米開蘭基羅、塞尚、梵高等人的畫作，羅丹的塑像，貝聿銘的建築，皆達險境。雖然西方的文化沒有出現過一個孫過庭或米芾，但數十年前拜讀他們的藝術論著，意識到他們對險而不怪的追求滿在字裡行間。

文字也如是。李清照與辛棄疾的詞，險絕也。我非常欣賞的美國詩人、小說家愛倫坡，是個文字奇才。他寫顏色讓我看到顏色，寫聲音讓我聽到聲音。英年早逝，有人在他的墓碑刻上There is no exquisite beauty without strangeness in dimension這句話，可圈可點。翻過來是：沒有奇異的層面，不會有精緻的美。神來之筆，這句話是對愛倫坡最中肯的恭維，而「奇異的層面」者，險也。

昔日與高斯論文章，他屢次提到novelty（奇異或新奇）的重要性，認為毫不novel的文章，不值得發表。這是說可取的文章要有點新意，而新意免不了有點危險成分。好些年前董橋說我的中語文章險得令他擔心，朋友說是批評，我卻認為是恭維了。思想上我喜歡鋌而走險，過癮一下，但文章與文筆不同，半途出家，中語文筆我「走險」的功力不足。當今之世，中語文筆能寫得像董橋那樣險而不怪的，確屬罕見。

險與怪不同，後者是創作的大忌。不少搞藝術創作的人，不是為了走險，而是要與眾不同，或要標奇立異，又或者要製造風格，走的是怪路，非險也。怪而不險的作品，亂來只是亂來，毫無感人之處，是不知所謂的劣作。這類藝術作品歷史上無時無之，但過了不久被淘汰了，我們一般見到的只是今天的怪作。不少新潮藝術令我們反胃，因為怪而不險，是在我們的感情之外的「創新」了。我是個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很多人也看不到，只是沒有膽量說出來。

走險走過了頭，也會變為怪。明代的天才徐渭，一些書法寫得險絕精彩，但一些過了頭，怪了。今天藏於南京博物館的徐渭的《雜花圖卷》，險絕而不怪，曾經把齊白石等大師嚇得要命。歷史上，有些險絕的精彩創新，被當時的人認為怪，受到冷嘲熱諷。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印象畫派是最有名的例子。精彩的藝術往往走在時代的前頭，被評論者認為是怪，其實是險，分辨這二者可以是湛深的學問。

我是個討厭以不同為創新的人，對自己投入的造詣的傳統基礎訓練得通透。為了滿足自己，我往往禁不住要嘗試可以做到的盡頭。這是走險。好比搞攝影藝術，昔日對鏡頭的性能，光的變化與黑房的技術等，皆熟習如流水行雲。近年多來重操這光的藝術，溫故知新，而人老了，再沒有什麼顧忌，放開來險絕一下是自然的吧。

最近到九寨與黃龍跑了四天，攝得一百三十幀可取的作品，因為是自己最後一本攝影集，應放則放，可險盡險。懂藝術的朋友見到，無不嘩然。終於有機會出版一本足以改變攝影藝術的書，是多麼痛快的事！一位朋友問，這組新作比一九六五年我在加州搞起波濤的攝影高出那麼多，發生了什麼事呢？我說多做了四十年學問，有了長進。搞藝術，學問的一個重要用途，是約束著走險走過了頭，不達於怪。

後乃通會，孫過庭說的。

中國加息是正著

最近中國加息，加一小點，朋友紛紛問及這加息的效果，有些甚至恐怕世界經濟會因而一蹶不振。樹大招風，很麻煩，也顯出在國際上中國的經濟真的舉足輕重了。

關於中國加息的問題，不懂真實情況的妄下批評，不可信。真實情況不易瞭解，我也不大清楚，但比一般的評論者多知一點。可以先說的，是大學的宏觀經濟理論不管用。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北京這次加息顯然經過慎重考慮，主要不是因為通脹捲土重來，而是認為投資增長得太快。什麼是太快，什麼是過熱，我不懂。我懂的是認為經濟過熱而推出直接管制借貸的「宏觀調控」，有問題，因為會壓制應該投資的投資。加息也會約束投資，但讓投資者選擇，遠為高明。

（二）為了要使投資的增長率緩慢下來——應否緩慢下來是另一回事——加息是最好的辦法。我認為加半厘比加四分之一厘為佳，因為加後再加會對市場的預期有不良影響。

（三）貨幣量增加過多會引起通脹，這方面北京的專家多得很，用不著經濟學者指導了。人民幣的貨幣量已受到控制，雖然最近有回升的跡象。央行的主事人明白幣量與通脹的關係，知道通脹率高於百分之五不能接受。他們也知道以加息來控制通脹不是好辦法。

（四）央行不能肯定的——沒有誰可以肯定——是今天人民幣在國際上有大強勢的情況下，人民幣量要增加多少才會引起通脹。為了保值，今天很多人儲存人民幣，而保值的需求對通脹的影響不大。如果北京解除外匯管制，把人民幣推出國際市場，效果會有點像擔沙塞海，海水不會脹起來。是另一種局限，推理要從另一個角度入手。傳統的貨幣分類不管用。

（五）神州大地近來的通脹略為復辟，肯定與年多前美元大跌有關，但有關多少不容易知道。這是與美元掛鉤的代價。我擔心的是如果伊拉克繼續搞下去，美元在國際上難以看好。這是年多前我建議人民幣轉用另一隻錨的其中一個原因。

（六）輸了錢不要罵我，但投資的朋友用不著擔心北京這次加息含意著經濟不景，或中國再不是個投資的好地方——「宏觀調控」是另一回事。北京再加一點息的機會存在，但我看不到大加特加的可能。值得擔心的是美元再大跌，把人民幣拖下去。可幸的是，人民幣在國際上有弱勢與有強勢是完全兩回事。前者遇到通脹，選擇不多；後者彷彿是個有錢人，懂得選擇大可瀟灑一番。何況目前國內的通脹不嚴重，可管可不管。

說完了上述，我要對這次北京加息而頻頻提問的同學指點一下。經濟學有很強的解釋力，可以推斷得精確，但只可以推測，不可以預測。推測要講局限條件及其變化的慎重審查，不可以拿著水晶球來胡說八道。比起物理或化學或生物等自然科學，經濟理論淺得很，困難是運用的人要眼觀六路，懂得轉彎，懂得考慮多方面的局限轉變，也要懂得衡量哪方面重要哪方面不重要。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句話，用之於經濟學是適合不過的。

經濟大時代

人類歷史五千年，只是今天才進入一個經濟大時代！

這話何解呢？在此之前，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整個地球的人參與生產競爭。今天除了古巴與北韓這兩個小國，其它的都搞開放，在國際上競爭。二十多年來先後參進這國際生產賽的包括中國、印度、前蘇聯、東歐、越南等，人口多了一倍多。我嘗試過分析這世界局限大轉變的效果，但問題實在複雜，分析不夠全面。讓我在這裡分點再說，有些此前說過，要補充一下。是很長遠的發展推斷，而我說的只是大略。各點加起來會成為怎樣的局面我看不通。讀者試試吧。

（一）凡是多搞社會福利、工會林立、有最低工資等國家都會遇到競爭縛手縛腳的困難。今天的青年要選走的路是增加自己的生產力，而在國際市場的壓力下，他們會那樣選。

（二）廉價勞力暴升，知識資產的價值會相對地比勞力的價值升得快。市場遲早這樣判斷，會在工資或收入上明顯地反映出來。年輕人遲早會重視知識投資的選擇，這裡預先提點一下。同樣肯定的，是廉價勞力密集的地方，開放發展後，土地的價格會相對地上升得比較快。這是邊際生產定律的一個含意，而如果市場與法治有看頭，這定律說地價的上升率在一段長時期會高於利息率。問題是如果政府對土地的管制與法律的保障不善，可以抵消廉價勞力的地價上升作用而有餘。這樣，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看法，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經濟學者的推斷不一定比得過本地的地產老手。

（三）農產品的需求一定上升，而天然資源如礦材、石油等的需求上升更甚。上文說多搞社會福利的國家會有大麻煩，但天然資源豐富的福利之邦，如加拿大及澳洲，倒可鬆一口氣。時間永遠不容易判斷。九年前在一個會議上建議投資農地，行家無不贊同，但美國農地之價兩年前才明顯上升，不知行家有沒有中計。

（四）反對廉價勞力產品進口的保護主義已經抬頭，且會變本加增。但解釋過了，這種保護主義早晚守不住。困難又是時日的判斷。四十年前日本貨進軍地球，引起的保護主義守得住嗎？沒有好證據，因為日圓在壓力下被迫升值兩倍多。今天的情況不同：以人口算是多了數十個日本。這方面看，保護遠為困難。

（五）先進之邦可以為了保護而禁止貨品進口，但資金外流就禁不住，因為禁止要用上外匯管制，而這種管制對自己的殺傷力甚強。資金流向廉價勞力的地方，生產的知識與科技或多或少會隨之而去。這對保護主義是個重要的打擊，因為到後來不僅是禁止自己的產品進口，而更重要的是壓制自己的知識多賺錢。

（六）二十世紀是一個主義時代，差不多什麼可以想得出的主義都吵過了。二十一世紀不會再吵主義——這方面的政治費用會下降。下文申述，我認為今後會搞的是軍事政治。這很不幸，但我說的經濟大時代主要是以經濟發展掛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活動會比二十世紀為少。

（七）儘管民主投票的聲浪愈來愈高，在經濟大時代中民主人士會感到失望。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社會福利的政策不合時宜，而這是民主投票的一般取向。其二是這些日子與幾位深知東歐情況的經濟學者研討，他們一般指出二十年前我說過的：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不容易有大作為。他們舉出我不熟知的波蘭與捷克的例子，說那裡以民主投票改革把經濟搞得一團糟。我也聽到布坎南、托洛克等經濟學大師，對投票的反對越來越甚。這些人整生研究民主投票，但可能還像我那樣，搞不清沒有普選投票是不是沒有民主。

（八）轉到自己一無所知的範圍，但總要說一下，因為可以把所有上述的推翻。那就是三年前恐怖活動突如其來，跟著對世界經濟（包括油價急升）的負面影響，遠超事前個人可能想像。我當然無從判斷恐怖活動會維持多久。說過的是美國的先進武器雄視天下，促使不服氣的或恐懼的走向恐怖活動或製造核彈這兩個極端。皆不幸，非常不幸。這是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政治主要是軍事政治的原因。

個人最希望見到的——恐怕有生之年不會見到——是整個世界全部開放，沒有關稅，也沒有任何妨礙物品、知識與資金流動的管制，大家齊來一個持久的世界生產大混戰。在內心深處我要回答多年以來外國的學者朋友屢次提出的一個尷尬問題。他們問：中國人刻苦耐勞，天賦不凡，為什麼國家老是那樣不成氣候呢？

我認為自己知道答案，但不便說出來。今天中國的發展替我答了一小半，就讓我說出來吧。我衷心欣賞西方的文化傳統，認為人均天賦炎黃子孫比他們不過。但中國人多勢眾，吃得苦，搏得盡，有悠久的文化，如果上述的自由生產大混戰的局面真的出現，我會將所有的錢押中國那一邊。

這些日子心情差得很。最深交的學者朋友巴賽爾三個月前病重，到今天還不能與他通電話。一個月前老師赫舒拉發驗出癌症。我是他最好的學生——他屢次對人這樣說，這裡我要為他的點名而站起來應一聲：「到！」幾天前聽到德姆塞茨患上怪疾，嚴重。與他聯絡，回應說目前藥石還有靈。說過了，一九六四年老師艾智仁偷偷地給我閱讀德姆塞茨的六十多頁的不准傳閱的文稿，對我影響很大。

不久前戴維德謝世了，一百零二歲。還健在的艾智仁九十，佛利民九十二，高斯九十四。上述共七位是對我思想影響最大的師友，沒有他們的啟發與鼓勵，我會只靠賣弄技術寫文章。他們的思想不僅影響了我，更影響了一個經濟大時代。都老了，而足以影響一個大時代的經濟思想，看來對這個大時代的經濟學發展影響不多。多麼令人傷感。

外資賺錢可以解決不少問題

十月二十七日報載，外資在上海一帶賺錢直線上升！雖然沒有公佈原來的賺錢百分率，但提供的數字了不起。

數字說，今年頭九個月，三萬五千家外資的盈利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七。去年全年外資的總盈利是四百三十億美元，比前年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四。所有外資中，百分之八十五賺錢。後者是不容易相信的數字，但由上海的有關官員說出，車大炮有革職之禍，不由你不信。可能因為有人投訴上海的房地產價格上升了不少，導致生產成本提升，報道的回應，是房地產之價雖然上升了，盈利的上升還有增加。外資引進的上升率也繼續增加，但看來是緩慢下來了。廣東的情況不大妥當，外資的進入速度相當大幅地下降了。

上海一帶的對外貿易增長也是天文數字：今年頭九個月出口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四十九點九，進口上升了百分之六十四點七。總出口是五百三十二億美元，總進口是六百四十七億美元，有逆差，中國整體也有逆差。

朋友，在上述的數字中，你最重視哪一項呢？我要考考你的經濟思維，所以不要讀下去，選中了一個數字才繼續。先此聲明，同不同意你也要依我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數據，是百分之八十五的外資賺錢。賺多賺少尚在其次，重要是有得賺。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國家或城市，百分之八十五的生意賺錢。另一方面，外資跑到中國去，開頭幾年賺錢的機會不大。這樣看，能捱得上三幾年的外資，賺錢的機會應該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對引進外資來說，這訊息最重要。懂得投資的人一般不慮勝，先慮敗。不需要虧蝕的機會那麼高，為何不試也？

外資賺錢的圖畫那樣美觀，會容易地解決引進外資的所有問題，而今天上海引以為榮地公佈，比起十多年前中國人還有外資賺錢的眼紅症是大有改進了。這反映著上海的主事人已體會到經濟發展的基本理念，可喜也。

今天不少國家要約束或禁止中國的廉價產品進口，保護主義也。有了上述的數字，溫總理可以容易地回應：「貴國的投資者在中國賺了不少錢，他們高興，我們也高興。我們的出口商只賺一點錢，我們高興，為什麼你們不高興呢？再者，我們的對外貿易有逆差，但沒有向任何人投訴。」

對方可能反駁：「賺中國錢的外資不是我們的，而我們對中國的貿易有逆差。」溫總理也容易回應：「日本的工資不比你們低，物價比你們高，但日本的投資者在中國賺錢最多，對中國的貿易有順差，皆大歡喜。為什麼日本辦到的，你們辦不到？」

報道說在服務行業上，外資在上海賺錢比較困難，政府會多開放服務行業，加以協助。這是我反對的計劃經濟的言論，雖然方向沒有錯。最佳的做法，是開放所有行業，讓計劃者打高爾夫球去也。

報道又說，上海的房地產價格上升，是工商業需求上升的結果。這是不俗的經濟觀，但只對一半。我認為年多來上海的房產價格升得特別快，主要是因為去年二月該市決定了相當大幅度地減少土地建築的容積率，影響了將來樓宇供應的預期。

該報道又再說，上海比中國其它地區增長得快，是因為市政府的工作有效率。成者為王，就是不同意也不敢反駁。有成就是有資格誇誇其談的。

《經濟大時代》前言

一個國家的文化，一個人的思維，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的影響。經濟學術也如是。影響可早可遲，或先或後。廣東俗語說：「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反應遲鈍是執輸行頭，彷彿不知不覺，有一天會見笑天下。

從史密斯到馬克思到凱恩斯到佛利民，經濟學者對時代轉變的反應快得很。然而，今天可能是歷史上最大的時代轉變，但經濟學者的反應卻遲鈍得奇怪。可能因為太複雜，不容易入手分析。

我不遲鈍，知道發生著的數千年一見。只是抽不出幾個月的時間靜坐苦思，為這個大時代轉變想出一個有整體性的可以解釋與推斷的理論來。於是，我那天想一下，這天想一下，久不久動筆寫一兩千字，很零散的，分佈在此前出版過的與這本結集之內。不是有系統的處理，也沒有一個整體理論，但希望有一天，好奇的學者會把這些零散的觀察綜合起來。

話得說回來，就算有機會靜坐數月苦思，我沒有把握想出可以綜合這個大時代的複雜演變的整體理論。一九八一年我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比起今天的形勢，那算是個小時代的轉變，理論上的處理容易得多了。

經濟學家的影響力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歐元之父蒙代爾，對神州大地情有獨鍾，最近勞師動眾，搞一個「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排列。朋友說，一個令人失望的含意，是中國的經濟學人材凋零。相對之下，印度的經濟學近於人材鼎盛，曾經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的，整個亞洲的經濟學，印度佬跑先幾個馬位是毋庸置疑的。

講到曹操，曹操就到。一位曾經有一面之緣的印度經濟學教授，從加州大學不遠千里而來，與我共謀一醉，暢談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大事。此談也，使我覺得在炎黃子孫中不容易遇到一個像他那樣優越的經濟學人材：反應快，思維清晰，簡單的理念掌握得好，而更重要是懂得以普通常識推理。印度人的經濟思維很有兩手是行內公認的。

這位仁兄十分欣賞中國的經濟發展，頻稱奇跡。話題當然轉到印度，他說印度比中國慢了十年。「只是十年嗎？」我問。他顯得有點尷尬，大家再把話題轉回中國那邊去。二十多年前，印度的人均收入遠超中國，但今天倒轉過來。如果我們把印度與中國的經濟學人材及經濟發展速度來一個統計分析，其連繫肯定是負值！

經濟學人材凋零的國家經濟增長得快，經濟學人材鼎盛的國家的經濟增長卻輸了幾條街，說明了什麼呢？不能說經濟學毫無用處，因為這門學問可以推斷，有很強的解釋力。可惜說到以經濟學影響政府改進民生，就不容易拿出證據來。

我不懷疑在人口的百分比上，日本與韓國的經濟學者比中國的多，但這兩個民族的經濟思維也不見得有過人之處。然而，與今天的中國一樣，他們的經濟發展也把印度比下去了。自一九六九年諾貝爾開始頒發經濟學獎至今天，獲獎者絕大部分是美國的經濟學家。但美國搞反托拉斯九十多年，堅持最低工資，七十年代大搞價格管制，而近來屢次反對廉價產品進口，使我們看不到他們的經濟學大師的影響力在哪裡。

凱恩斯認為經濟學家的思想影響政策，我認為他的大政府思想是被利用了——影響與被利用是兩回事。眾人皆說佛利民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促進自由經濟的思想家——為了恭維我也曾這樣說。但佛老屢次說，他的影響是零。

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氣象學家說有溫室效應，將來會水浸地球，不知是真是假，但各國政府無不關注，考慮應對。世衛組織指出禽流的殺傷力，其實可能是故老相傳的雞瘟，數以萬計的雞隻立刻遭殃，雞價上升逾倍。如果我說中國政府壟斷電訊會妨礙重要的商業發展，其可靠性毫無疑問，一字都冇咁淺，但有誰會聽我的話而取消這壟斷權呢？

我們找不到證據經濟學家可以影響政策，不是因為經濟學胡說八道，也不是經濟推理湛深難明，而是因為經濟政策的改變會有受損的人，壓力團體爭取利益無日無之。識時務的建議被接受，不識時務遭淘汰，而那所謂「接受」，通常是被利用罷了。

回頭說蒙代爾發起的「影響力排列」遊戲，我認為雖然難以量度，經濟學者可以影響思想：你讀我的文章，或多或少——是好是壞——你的思想被我影響了。但說到影響政策，蒙老兄恐怕要拿出顯微鏡來！朋友問：他不是影響了歐元的成立嗎？我回應道：一九八五年我在北京首鋼建議把所有權與使用（經營）權分離，推行國有的私產制，偶一命中，但可能北京老早就這樣想。

九寨黃龍攝影記（二之二）

九寨溝的瀑布雖然不大，但多而精，是搞攝影藝術的神品了。困難有二，都不容易過關。其一是水要夠多。雖然九寨的瀑布長年有水，但多水只出現在一連幾天雨後，雨停兩三天就差很遠。涓涓流水的山溪可愛，潦水盡而寒潭清也可愛，但瀑布水不多就不可愛了。九寨的瀑布攝影作品雖多，但大水的少見。

第二個困難是陽光的問題。沒有陽光也可以攝得好的瀑布作品，但美中不足。強烈的大側光把瀑布照得通透，水花彷彿白霧飄浮，疑是銀河落九天，有點瀟灑，有點無奈，才是瀑布的感情所在。九寨的困難，是山高樹多谷窄，稱意的瀑布陽光為時短暫，加上要有雨後大水的合併，很有點苛求。我一連兩個早上遇到那一百分的景象，雖然有點手忙腳亂，確也不枉九寨之行。

話說十月八日早上攝完了珍珠灘的瀑布，到箭竹湖的比較平凡的瀑布攝了一陣。小姐說，還有一個精彩的，在熊貓湖，但下午才有陽光。回到酒店用膳休息後，到熊貓湖已是下午三時了。陽光只剩少許，趕攝幾幀可取的就沒有陽光了。我的心還在珍珠灘，考慮所有選擇之後，九日的清早再去。可惜不僅沒有陽光，水量也大幅度地減少了。

珍珠灘攝不成，跑到九寨盡頭的荒草湖碰運氣。湖不可觀，但上頭有山溪，太陽在雲中微露，淡淡的日影在溪中浮現，襯托著溪旁的灌木與亂草，詩意盎然。我和太太沿溪步行了個多小時，佳作信手拈來，俯拾即是。

前文提及，九寨不容易拍攝，但為什麼我會那樣豐收呢？瀑布的奇光幻影是意外的收穫，後來在黃龍遇到的雪景也是意外的收穫。人有我有的彩樹倒影攝了一些；人有我有的蘆葦也攝了一些；較多的是溪旁或湖邊的樹影與亂草。這些之外，最重要還是第一天的晚上，覺得拍攝不易，想了一整晚怎樣處理九寨的水。我想到一九六五年自己發明的一套印象與抽像之間的攝影方法，把今天的科技加進去，再組合而成新法。胸有成竹，結果攝得二十多張自己感到稱意的抽像作品。

不管他人怎樣說，我認為藝術的重點是表達作者的感情。這方面攝影格外困難，因為一按快門山是山，水是水，感情安在哉？我不喜歡整古做怪，但很喜歡讓感情奔放，亂來一下。說到亂來，攝影不困難，但要很熟知鏡頭的性能與光在不同情況下會產生怎樣的不同效果。

我是用膠卷的。雖然今天的處理是沖洗後以掃瞄起筆，但昔日的黑房訓練使我能一看現場景物就知道用怎樣的攝法會有怎樣的效果，今天依然可用。所以雖說亂來，其實是嚴格的操縱，毫不碰巧，半點也不亂。

搞攝影，看景物時我幻想著曝光後的作品會怎樣，改變曝光的方法效果會怎樣改變，而這些幻想永遠是受到一個技術框框的約束，技術的變化所知愈多，幻想就可以愈奔放。不知道效果如何我是不會按快門的。這樣，一張自己認為可以出版的攝影作品，平均只用大約三張膠片。

九寨之行，因為際遇實在好，我們提早一天去黃龍。十月九日下午離開九寨時，有微雨，黃昏到達離黃龍一個小時的酒店，飯後睡覺去也。清早上路，為安全計款待的朋友換了一部可坐三十人的旅遊車。駕駛員老馬識途，說昨夜下大雪，多半不能通過海拔四千零七米的必經之路，但還願意一試。勉強通過，但路上有雪，車慢行，抵黃龍已是早上八時三十分了。

要步行四點二公里的路，是向上走，氧氣不足，我們坐轎子上去。雪停了，有太陽，一半路程後，雪景明艷不可方物。下轎攝影，我感受到缺氧是怎樣一回事。不能走，快步行也有困難。不容易遇到那樣美麗的雪景，而在太陽下雪在溶化，到處閃閃生光。有這樣的環境，攝影實在容易。上轎走一段，下轎攝一段，攝了大約兩個小時，盡皆精妙！後來大部分雪溶了，不好看。是的，沒有雪的黃龍不是攝影的好去處；有大雪的黃龍妙絕，但汽車怎可以過高山之關呢？

沖洗後看，黃龍的雪景作品，有個人出版水平的，共二十八張。書紙十六開，每十六頁有兩頁不斷橫過，可用大場面作品過頁，剩十四。一頁文字，一頁留空，剩十二。雪景分兩組，共二十四，要淘汰四幀。

問題是，九寨本身的作品可分八組而有餘。這樣，全書作品十組，連文字與留空要用十一個十六開，共一百七十六頁。十組作品一百二十，十一張過頁大場面，加起來是一百三十一。這是比我以往的每本攝影集多了大約六十幀作品。

提到這些，是要向讀者說一個問題。搞藝術的人很主觀，而這是應該的。主觀的作者當然愛自己的作品，淘汰要割愛。這不容易。如果是純文字的書籍，增加數十頁不需要考慮很多。但精裝的彩色攝影集成本高，是另一種考慮了。

如果真的不管成本來過癮一下——我很有意圖這樣做——那麼四天的攝影操作，出版一本有一百三十一幀風景作品的書，簡慶福一定破口大罵。他是大師，我怎可以比他快一百倍呢？另一方面，比福哥快一百倍，想來也開心。他在罵，我在偷笑，豈會不傳為佳話哉？

正經一點說，九寨與黃龍大名遠播，到過那裡的攝影家無數，作品騙不得人。鐘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是王勃說的。

黃山歸來不看山，九寨歸來不看水。如此類推，以我來說，九寨與黃龍是不需要再去攝影的了。一口氣出版八本攝影集，作品大約共六百五十幀，沒有誰發過那樣大的神經。是封機的時候了。

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比較（二之二）

我說過，觀察到的經濟現象要合乎情理。不合情理的現象，反映經濟出現了問題，可大可小。如果你沒有很好的判斷是否合乎情理的直覺，不管你名頭多大，博士是什麼名牌，你不可能是個有份量的實證經濟學者。



不合情理與令人震驚是兩回事。炎黃子孫每天吃公仔面五六千萬包，是驚人的數字，但合乎情理。從香港打長途電話到深圳比打到加拿大的費用高八倍，不合情理，反映中國政府維護通訊的壟斷，是嚴重的問題。最近國內二手新樓的叫價差距甚大，不合情理，反映宏觀調控使一些業主周轉不靈，問題可大可小。



一九七五年在日本見到，一隻蕃茄零售五美元，一個午餐二百美元，一部彩色電視機與一條法國領帶同價等，皆不合情理，加起來反映經濟大難將至矣！



日本的困難源於有悠久歷史的大地主制度。歷代相傳，這些地主不少是國會議員，對經濟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要維護高地價，而一個有效的辦法是禁止農產品進口。這做成農產品價格奇高，不僅農地值錢，而因為農地不轉作工商業用地，後者更是寸金尺土。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房地產價格與租值冠於地球。後來支撐不住，一瀉千里，導致銀行的壞帳破了紀錄。



經濟學傳統的邊際生產理論有一個不大不少的漏洞。說工人的邊際產出所值等於工資沒有錯，但工資是可以由生活費用推高的。這是說，邊際產出所值可以因為生活費用的上升而逼提升，但這提升不可以永無止境。到某一點生產力不再提升，或緩慢下來，整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就會遇到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八十年代日本的廠家紛紛跑到泰國等地投資設廠，跟大舉進軍中國。如果日本堅持外匯管制，不容許日資外流，後果不堪設想。



說到人口眾多的國家以工業為重，有一個問題國內的讀者不容易接受。那就是日本的工業大都是自己的，而中國今天令人刮目相看的工業發展，主要來自外資的推動。在這種族之分的話題上，我的觀點是世界大同，只要工業在神州產出，就是神州的，老闆的膚色如何無關宏旨。恐怕老外在中國賺到錢而把資金調走嗎？如果沒有外匯管制，本地人也大可把資金調走。資金的去或留，讓國家的投資環境及生活的吸引力決定不是很好嗎？



有一方面炎黃子孫怎樣也比不上日本仔，使我感到面目無光。那就是日本人的習慣是非常清潔，各家各戶清早起來灑掃庭除。日本的任何小溪流水，大都清澈見底，或起碼沒有污染的跡象。這就帶來經濟學者歷來漠視的一個重要問題，這裡要說一下。



清潔是一種產品，是重要的收入，但政府統計的國民數據從來沒有算進去。糊塗得很，因為不清潔而引起的疾病的醫療服務的收入，卻算進國民收入之內。這樣，看國民收入的數據，上帝也不容易作出中肯的闡釋。風俗習慣使然，炎黃子孫就是不喜歡付出清潔衛生的行為代價。



為什麼中國人不重視清潔，不願意多付清潔的產出成本，是複雜的話題，一言難盡，這裡不多說。個人通常反對政府干預，但在清潔這話題上，我勸北京重抖擻，大事「調控」一下。

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比較（二之一）

幾位教授朋友說，今天國內的網頁有一條規律：凡是讚賞政府的必遭痛罵；凡是批評政府的必被讚賞。是無聊的網上文化，希望主要限於網客，否則很頭痛。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五十五週年有感》，樂觀地看中國，朋友說，網客把我罵得厲害。不懂禮節。是一國之慶，該文我刻意地報喜不報憂。任何人生日，你可以什麼也不說，但如果說總要說點好話。這是禮貌，中外皆然。但在罵我的言論中，一些網客認為我說的—只要政策上不大步行差踏錯，中國大約會在十八年後追上七十年代後期的強盛日本—不可能對。他們提出種種理由，皆屬無知。讓我在這裡澄清吧。



首先要說的，是以國際幣值算國民收入作比較，沒有意思。這種比較胡來，而匯率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是複雜的學問，這裡不說了。要說的是北歐的餐館，一杯白開水收費五美元，那麼他們的收入，以今天的匯率算，高出中國那麼多，是代表什麼呢？你願意讓我替北京「出術」嗎？如果讓我更改人民幣的匯率，讓我更改中國的稅收制度，也讓我更改國民收入的算法，以美元算，我可以容易地在一夜之間把中國的國民收入提升五倍！



一九五七年，赴北美途中，經過日本，代表父親的公司與日本仔談生意，因而參觀了當時工業正在起飛的大阪。與今天的長三角工業相比，當年的大阪遠為不及。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磯加大，老師艾智仁授課時望出窗外，見到一輛停泊的小汽車，問：「那汽車是什麼牌子呀，不知有沒有股票出售？」一位同學跑出去看看，回報是Honda（本田），班上沒有人聽過。一九六七年，多倫多大學的一位助理教授到芝加哥大學造訪，在飛機場租了一部本田。他和我一致認為世界上不容易找到更劣質的汽車。一九七六年，不少美國朋友說本田最耐用最可靠。去年聽到本田的人說，廣州產出的本田比日本的還要好。



一九五七年日本的製造業比不上今天的中國是沒有疑問的，而二十年後的一九七七，日本製造業雄視國際也沒有疑問。以人口算，日本是大國，而大國的經濟發展，重點永遠是製造業。一九七七年的日本，怎樣算也是經濟先進國家，先進之邦的國際機場滿是日本小孩子的旅行團。日本在二十年內追近美國的經濟水平，佛利民說過不知多少次，以之反證所有的經濟發展理論。一個眼睛看不見的日裔美國名教授（Walter Oi）當時對我說過如下的笑話故事。一位教授在課堂上講解比較優勢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一位學生問日本的比較優勢如何，該教授衝口而出：The Japanese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



既然在製造業上，今天的中國比一九五七年的日本高出那麼多，而日本能於一九七七年追近美國的經濟，我說中國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錯，十八年後會追近一九七七年的日本，不可能是水晶球出了毛病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日本，在國際上的相對優勢勝於今天。但日本是不幸的。一九七五年我帶孩子游該國，見到一隻蕃茄零售五美元，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就知道他們的經濟政策有大失誤。也是那一次，帶還不懂事的兒女在日本進午餐，是有花園的餐館，坐下來，看菜譜的價錢，立刻離開。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這樣，也只有那一次。一九八六年，我說日本大勢已去。

九寨黃龍攝影記（二之一）

經不起朋友的邀請，也推不掉那些認為我的攝影手法最適宜處理九寨溝的景物的攝影愛好者的催促，太太和我終於最近到九寨與黃龍走了五天，其中四天集中於攝影，加起來操作了二十多個小時。六十八歲，天還未亮就起床，氣溫寒冷，氧氣不足，而在光線可取的時刻聚精會神地拚搏，苦不堪言，無恙歸來是大幸了。

衷心感謝成都的朋友與九寨的管理局。沒有他們鼎力協助不可能有那樣豐富的攝影收穫。他們在費用上的客氣是一回事，而在適當時刻送我們到景點是更重的一回事了。要在日出之前抵達景點，沒有他們的幫忙是不能辦到的。

謀事在人，人可以做到的做足了。成事在天，天助我也。差不多每個攝影時刻都遇上最理想的光線環境。不止於此也。因為到九寨之前下了幾天雨，拍攝的頭兩天瀑布的水特別多。還有，去黃龍前的晚上那裡下大雪，到景點拍攝的晨早是有陽光的妙絕雪景。可能不幸的，是明知十月十五左右九寨的樹會變得色彩繽紛，但我們偷步，早到了一個星期，葉色並不華麗。後來看到他人攝的九寨的深秋色彩的作品——鮮黃及鮮紅的葉，鮮藍的水——覺得過於誇張，近於怪，就不埋怨自己早到一個星期了。

沒有嘗試過心理壓力那麼大的攝影操作。這是第一次還沒有見到場景就決定以一趟之行而出版一本有七十多幀作品的攝影集。朋友勞師動眾，奔走安排，但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跌個四腳朝天自己面目無光尚在其次，要怎樣對朋友交代呢？面皮再厚也不敢要求再作安排吧。

張家界我攝了兩天，陽朔三天，皆不夠作品成書，要在其它地方補攝。徽州三天足夠，但那是景物變化很大的地方，加上有黃山坐鎮，是不可多得的攝影環境了。這次九寨之行，我破例地預備了五天攝影，但時來運到，四天就足夠有餘，佳作逾百，攝影集可能要加厚了。

十月五日我們飛成都，六日飛九寨，飛機因霧誤時，下機後還有近兩個小時的車程，下午四時抵九寨，決定先入溝看看才到酒店。一看之下，心裡涼了半截：九寨與後來的黃龍一樣，不容易拍攝藝術作品！悶在心頭，當晚九寨管理局的副局長請吃飯顯得鬱鬱不樂，這裡謹向局長小姐致歉。晚上睡不著，老是想著要怎樣處理九寨的水才對。

早上六時三十分出發，還沒有太陽，山色水光可人，但四圍皆山，很暗，不用三腳架只能勉強攝兩三張，快門太慢多半不管用。抵諾日朗瀑布，水很大，還沒有太陽，但夠光拍攝了。遠不及尼加拉瓜瀑布那樣宏偉，但可以走近，有草樹襯托，比尼加拉瓜幽美得多，攝影遠為可取了。

正在拍攝，陽光突然湧現。那是在前山後樹之間的縫隙斜射而下，光極強，把瀑布照得雪白通透，奇景也。奇怪在他人的九寨攝影作品中沒有見過這樣的瀑佈景象。後來細想原因，認為一般旅遊的攝影者不會被容許那麼早到該瀑布，而那來自縫隙的陽光只維持大約十五分鐘，加上機緣巧合，幾天雨後水特別多。這些合併可遇不可求。我身在其中，身經百戰，當然立刻奔跑，可惜預料不到那奇妙的陽光只有很短的時間，動作不夠快，只按了六七次快門。

過了一天的早上，心有不甘，再按時到諾日朗瀑布。抵達後管理局派來的美貌小姐說，還有另一個更美的瀑布，陽光的效果大致相同，建議先試那處。我見該小姐把陽光的角度說得頭頭是道，依她前往，心想，明天早上還可以再來諾日朗。

去的地方是珍珠灘，沒有小姐指導不會知道灘下是瀑布。太陽從山下上升，把水灘照得如白銀瀉地。我一看就知道大難臨頭，因為光與影轉變得非常快，秒秒不同。那是一個廣大的平面斜灘，水在灘面石上急流，太陽從右下方上升，斜照灘面，只上升一小點，整個水灘的景觀全變了。事實上，我見到灘上的石影與樹影不斷移動，快於步行。

同行的助手替我背著兩部照相機，也拿著遮光的傘子。一時間我迅速奔跑，手忙腳亂，在水聲震耳的情況下大聲呼叫。看官要知道，我那部較大的照相機每膠卷只能拍四張，換膠捲起碼分多鐘時間。是沒有時間換膠卷的了，餘下還未曝光的一兩張要看得準，但光與影變得那樣快，又是此前沒有到過的地方，要怎判斷才對呢？

水聲隆隆中聽到小姐大聲說：「先到瀑布去，那裡的光也變得快。」「哪裡有瀑布呀？」我奇怪地問。她向左方一指，說：「直走，很近的，轉彎就是了。」是神奇的九寨，不百步瀑布奇觀就在眼前，猛烈的太陽斜光把水珠照成白霧一片。瀑布之旁有木梯，拾級而下，是從瀑頂下至瀑底了。光線一百分，我每下幾級就按一次快門。很近瀑布，水花飛來，衣服與相機盡濕。我只顧鏡頭，不顧其它，每次以手帕抹乾鏡面，一舉手就立刻把快門按下去。不能通過鏡頭細看構圖，因為不到幾秒鐘鏡頭盡濕，看不見景物。

沒有遇到過更為緊張刺激的攝影經驗。攝到瀑布底下時，我對太太說，九寨這本攝影集會有足夠的作品，不用擔心了。

三十多年前，一個寒冬的早上，在華盛頓州一條小河之旁下釣，意外地鉤上一尾二十多磅的三文魚。但魚絲說明只可支持十二磅。我拿著魚竿在河旁跟著三文魚狂奔，搏鬥了半個小時而獲魚。興奮之後才發覺褲子被河旁上長得密密的灌木割碎了，雙腿血流如注。

有些人就這樣：為了追求，在重要時刻可以不顧一切。

何處覓徽州

一個大半生沉醉於經濟解釋的人，不容易把腦子的思考機器關掉。是的，多年以來，凡是遇到與經濟有關的現象，可以觀察到的，總要把自己掌握了的理論解釋一下。四十多年差不多天天如是，理論變得愈來愈簡單，工多藝熟，不容易找到有新的現象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熟能生巧，假說推理愈來愈快，有時差不多連想也不用想。就是日暮黃昏的今天，這速度毫無緩慢下來的跡象。困難是，腦子似乎產生了一種自動運作的機能，就是喝了大半瓶紅酒也不能停下來。有時更奇哉怪也：我是可以在夢中推理的。

行內朋友認為是湛深的現象，幾秒鐘我可能提出可以驗證的假說。這與智商毫無關係——四十年前與我速度差不多的大有人在。只是自己凡見新現象必試作解釋的習慣實行了那麼多年，是對是錯的假說不計其數，朋友提出認為是難明的，我只把以前想過的再組合一下就提供答案。當然，這裡說的現象，不是物理、化學那種高深學問，而是日常生活遇到的經濟現象或行為。

很相熟的幾位行內朋友，深知而又相信我差不多想也不用想的本領，但外人不免覺得有點輕浮，或信口胡謅，於是惹來非議。我不跟他人研討，或不評論他人的文章，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還沒有聽完就說人家錯了，很有點那個。困難是腦子停不了，任何擠不進去的現象或假說會立刻被彈出來。

年多來在神州大地搞攝影，湊夠了作品出版七本攝影集。過程中當然遇到不少新人新事，對中國的文化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可能人老了，看中國的文化我喜歡從欣賞的角度看。這與年輕時喜歡批評是不同的。

這裡要談的，是徽州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徽州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文化重點，曾經騷人雅士雲集，而文房四寶的產出知名天下。沒有記錯，徽州位於安徽省的南部，是皖南的文化勝地。奇怪的是，到徽州一帶攝影，幾張現代的地圖竟然找不到徽州。這是要解釋的現象了。

不嚴謹的考查，昔日的徽州包括今天的三個名勝地區。其一是今天位於江西東北部的婺源及鄰近的古村落；其二是黃山一帶的風景區；其三是黃山腳下以黟縣為重心的古村落。其它還有些縣、鎮，比較次要。我認為因為上述三個地區成了旅遊勝地，經濟利益各顧各地爭取，每區要在名稱上獨自成家，徽州就在地圖上消失了。

先談婺源吧。這個今天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古村落，在江西的東北部，原來是屬於安徽的，是徽州的一個重點。不知何解，一九四九年被撥入江西。然而，入了江西不等於不屬徽州。問題是，這幾年婺源的遊客數字急升，從一間酒店也沒有變作酒店一條街，旅行社林立。為了招徠，他們怎還願意寄於徽州的籬下呢？婺源今天的確大名，鬼子佬朗朗上口，但老外不會知道，這就是中國文化歷史上的徽州。

黃山是另一個故事。徽州在地圖上消失，一個重要原因是黃山要突出自己，而徽州不可以沒有黃山。據說八十年代黃山要脫離徽州吵得厲害，而後來搞出好幾個以黃山為名的不同地區來。今天黃山大名遠播，山的本身的旅遊收入，從十多年前的每年兩百萬上升至今天的幾個億，十多倍。以前是到徽州游黃山，今天是游黃山。

沒有黃山那樣重要，但最神奇還是黟縣的故事。該縣有幾條古村，在黃山腳下，到黃山的遊客有些順道一遊。雖然有八百年歷史，其名並不遠播。在收入不足、淪落不堪之際，熱心人士大叫挽救，惹來聯合國的「干預」，於四年前封黟縣的兩條村——西遞與宏村——為「世界文化遺產」。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遊客數字急升，黟縣怎還願意寄身於徽州的籬下呢？徽州的存在已經若有若無，黟縣有了個新名堂徽州就失蹤了。

神奇是黟縣的名堂可能自身難保。靠西遞與宏村起家，後者的古跡勝前者。命中注定，兩年前獲四項奧斯卡金像獎的《臥虎藏龍》，其中飛簷走壁的武鬥是在宏村拍攝的。一夜之間，宏村的遊客變得遠多於西遞。我到宏村時，問及哪裡是哪裡，導遊小姐說：「我們是宏村，不是黟縣。」

上述含意著一個頗為有趣的土地劃分的經濟假說，前人似乎沒有說過的。政治上的地區劃分不論，經濟的劃分，除了管治財政的考慮，名牌效應看來重要。一村或一區之內的居民，對本區的經濟收益有某程度的優先權利，中外皆然。如果居民認為爭取得名牌對自己的收入有助，他們一定爭取。一村獲名牌，鄰近的會有些界外收益，所以通常不反對。名牌愈多，整個大區愈有利，但原來的大區牌子會保不了。從管治財政那方面看，一名之下的地區是容易擴大的。但爭取名牌效應的利益，地區一般會縮少。如果只考慮這兩方面，地區劃分的或大或小，是從一方面要擴大另一方面要縮小的相對壓力來取得一個均衡點。這樣看，因為管治財政可以變動，名牌效應也可以變動，地區的劃分在歷史上就常有變動了。

有悠久歷史的大名牌徽州，二十年來遇到兩個名稱上的打擊。其一是因為旅遊的迅速發展，徽州之內出現了三個名牌，於是受到「拆骨」的蹂躪。其二是不幸的。今天到徽州的遊客，一般對徽州的文化知得很少，對什麼文房四寶沒有興趣。他們到徽州去是為了看風景名勝，或看足以令他們嘖嘖稱奇的古跡，聽一下導遊小姐的介紹。他們於是認為徽州的文化是過去了的文化，看一下、聽一下就足夠有餘，不會下功夫去體會徽州的文化是偉大的。

徽州已矣！何處覓徽州？

處理古跡是頭痛問題

一個國家的文化古跡應不應該保護呢？一方面看當然要保護，另一方面中國的古跡那麼多，保之不盡也。美國受到嚴格保護的「古」建築物，以中國的情況衡量，一般不值得保。神州是那樣龐大的古國，如果採用美國的準則，到處都不能動，經濟怎可以搞起來呢？一個取而保之、捨而拆之的準則是需要的，但應該國國不同。我不是專家，沒有理由懷疑或反對今天中國採用的準則，不是這裡要說的話題。

這裡要說的是因為種種原因，古跡的價值不容易由市場決定，而以市場處理古跡，很容易搞得面目全非。是一門湛深的學問，我沒有作過研究，只憑自己肉眼所見說一下吧。

（一）福建的泉州是個古城，盛產石頭，而以石頭建造的歷久猶存。那是馬可勃羅離開中國的城市，阿拉伯人留下不少古跡的地方。一九八五年到那裡去，覺得整個城市古得可愛。幾個月前再去，面目全非，而一些被政府保護的建築物及場地，為了增加門票收入，大加粉飾，也有新的仿古，使訪者無從判斷孰新孰古。

（二）水鄉周莊今天每年遊客三百萬，門票每人百元，發了達，於是購買古亭古塔之類，每三幾年相貌不同。但一些比周莊還要古、更有文化價值的水鄉，因為地點較差而門前冷落車馬稀。收入不足，維修不善，漸趨淪落了。好些公園也如是：門票收入好的愈來愈美觀，收入差的野草叢生，一片荒蕪。這些使我想出一個兩極分化的經濟理論，還沒有想好細節寫出來。

（三）聯合國手指一點，說一句「世界文化遺產」，被點中的如中巨彩，考慮建機場去也。遊客湧至帶來的經濟收益可觀，應該高於商業化的負面作用。問題有二。其一是聯合國的桂冠會增加上述的兩極分化；其二是聯合國的專家雖是專家，但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不夠深入。從中國專家的角度看，聯合國點錯了的機會不少，但也可能比較客觀。

（四）把名山勝水撥入為需要保護的項目我沒有異議——聯合國也認為是要保護的自然遺產——但今天的中國，凡是頂級的名山勝水，皆由政府壟斷，服務欠佳，收費亂來的例子不少。黃山頂上的四星酒店，不可能達二星水平，而食品低檔價高，也反映著政府壟斷的效果。千山萬水而來的遊客，為什麼要受這種苦呢？

沒有人不反對在名山勝水之間建造醜陋或與景色脫節的建築物，但山水無論怎樣大名，可不是文化古跡。適當的有中國文化藝術品味的建築物，多一些招待遊客也無妨，總要比目前的不倫不類、不新不舊的殘破建築物好。更想不通為什麼在張家界的天子山頂上，以賀龍為名的小公園竟然放著一架戰鬥機及一輛坦克車。

（五）這些年中國的旅遊行業上升得非常快，為了招徠各出奇謀，盜人耳目的廣告或宣傳不少，而出術行騙的行為也不罕見。處理這些問題最好以清楚界定權利、放開私營導遊或旅行社在市場競爭，政府的職責專於治安與修橋補路等工作。

我們不應該有幸災樂禍之心，但世界各地的恐怖事件對中國的旅遊生意可能有助。事實上，只要能改進衛生、交通與服務，神州大地的確是旅遊的絕佳去處：物價相宜，風景秀麗，古跡奇山隨處可見，加上農民純樸，既有晨曦霧景，也有漁舟唱晚。

曲阜行

不久前到山東講學，下機後沒有進入濟南。款待的朋友二話不說送我和太太到曲阜去，住了兩個晚上，先覽而後講也。他們知道我對中國的文化有偏愛，先帶我到孔子的故鄉。山東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點，出現過我最欣賞的辛棄疾與李清照這兩個詞人。

孔子的《論語》四十三年前讀過，是要與孟子比較一下而一起讀的。不是選修，只是在圖書館閒著，好奇翻閱。我對孟子的評價不高：好幾處他的邏輯錯得明確。孔子是另一回事。他倫理歸倫理，推理歸推理，沒有混淆。孔子的倫理好些今天還可教，一些今天不能接受，但推理的水平相當高，邏輯少錯。除了這些印象，我對孔子知得不多。

去曲阜，除了看孔子的遺跡、聽孔子的故事，是沒有什麼值得去的。我們住在闕裡賓舍，要到曲阜敬仰一下孔子的人，應住的酒店只此一家：孔子的故居與後人建造的孔廟就在隔鄰。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人，後人的敬重把他的家擴大了不知多少倍。以書法石碑多而知名天下的孔廟，我要去看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蹂躪。

正如多年前聽到，孔廟的石碑不少給人從中折斷，今天駁接起來。奇怪那些巨大的石碑，會被打斷而沒有粉碎的痕跡。被人推倒看來不容易折斷，怎樣弄斷那麼多是一個謎。後來到孔子的墓，其巨古石碑也曾經從中折斷，後來駁接。在孔廟的石碑中有一塊特巨的沒有斷過的痕跡，石上有人以毛筆黑字大書：「革命無罪……」跟著的不清楚，應該是「造反有理」。

不堪回首的往事，北京為什麼到今天還是畏首畏尾，不勒碑誌之！是的，我認為當地政府要在孔廟與孔墓豎立石碑，刻上文采煥然的釋文，說明那些石碑代表著什麼，在怎樣的情況下被毀折了。這兩面釋文石碑要相當大，因為要加上幾種重要外語的譯文，好叫外來的遊客知道，今天的中國重視自己的文化，文革那種事再不會在神州大地發生的了。

回頭說孔子，在曲阜購買了一些給遊客介紹孔子的小冊，說的故事多半聽過或讀過，但溫故知新，認為孔子確實了不起。二千五百多年前還沒有發明紙筆，竹簡不能多說，竟然出現了像孔子那樣的人。當時的人很迷信，孔子也如是，但他的言論反映著令人拜服的智慧，無疑是一個日思夜想的絕頂天才。

不僅聰明好學，孔子肯定是個偉大的老師。弟子多達三千人，是真是假無從考究，但桃李滿門，歷代不衰是事實。當時沒有什麼大教授，也沒有什麼諾貝爾獎，後人只能給他一個「聖人」的稱呼。中國歷代聖人不少，但如果只說一個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其實這名稱不妥，因為聖人代表著一個沒有瑕疵的人。把一個人神化了是毀滅了這個人的性格，在某方面貶低了他。除了他的學說，我們今天不大清楚孔子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春秋戰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思想時代，心焉嚮往，我恨不得能以今天自己的所知，跑到他們的時代去，與諸子百家比一手。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學問，孔夫子說的。

清晰能增加說服力嗎？

說開中共建國五十五週年，不妨回顧一下自己的「跟蹤」與寫中國改革的分析文字。說過了，是高斯當年極力主張我回港任教職，因為專於產權理論而又懂中文的，當時只有我一個，加上自己在廣西逃難時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很想替中國的青年做點事。我是個討厭政治的人，從來不參與任何的政治活動，更不相信可以左右世界。一點關心，要怎樣表達才對呢？

我可以做到的是闡釋。當年我想，北京要怎樣辦我管不著，但他們要知道效果嗎？如果知道效果還要辦，是他們的選擇，但他們可能因為我的解釋，知道效果，改變了主意。二十五年來，我堅守這約束為中國的改革寫文章，沒有一次越界。我的解釋有點影響嗎？很難說。不少人說有，但自己無從肯定。天下間的確有英雄所見略同這回事。那麼多文章放了出去，中國走開放改革的路，巧合雷同，不可能沒有政策與我的建議是如出一轍的。

這些年我的主要困難是不容易把經濟分析向中國讀者表達得清晰。遠在一九六六年，老師艾智仁就因為我的一段文字看不懂而責罵：「沒有人懷疑你的天分，但這樣的文字天才等同廢物。」兩年後高斯和我討論文字，提到德姆塞茨，對我說：「德姆塞茨的文字那樣清楚，他們不可以忽視。」這裡說的「他們」是指森穆遜等大師，在共用品的話題上與德姆塞茨展開辯論。高斯的意思是說，不清晰的文字沒有說服力。得到師友的教誨，在國際學術上我的文字練得以清晰知名。然而，寫中語文章，讀者的反應就往往顯得他們不明白，誤解頻頻。

我不認為自己的中文表達有所不逮，但有兩個困難。其一是就算到了今天，讀者的回應──尤其是網上的──我很多時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同樣，他們高舉的理論或思想，不管是右是左，模糊不清。毋庸諱言，在社會科學上，中國人是在一些沒有清楚闡釋的理念或術語中培養起來的。

其二也麻煩。比起物理等自然科學，經濟絕不湛深，相對來說淺得很。困難是經濟學不可以公式化地打通經脈，要用上另一種思維。就是頂級天才愛因斯坦，每次論經濟都令人尷尬。以數學方程式處理經濟，任何人下一兩年功夫都有點看頭。但困難不是方程式，而是要把什麼放進方程式之內。倒過來，懂得把什麼放進去，方程式大可不用了。

簡單地說，經濟思維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推理，要憑一個變數推出整個經濟的均衡。要推得快而準，因為一推起來，這裡牽一髮，那裡牽一髮，發展下去可能無從收拾，得到的結論亂七八糟。可取的經濟分析是以簡單的理論處理複雜的世界，牽一髮而推出去，但落雨總要收柴，考慮整體之後要有一個三幾句可以說清楚的結論。佛利民曾經說，複雜的結論一般都是錯的。

不要一竹竿打一船人。今天中國人的思維宜於文學與工程，以簡單理論處理複雜的變化他們不容易接受。另一方面，簡單的結論他們不相信，總要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術語來混淆一下。

這解釋了為什麼同一問題我往往轉來轉去，再三申述。原則上，高斯認為清晰會增加說服力不可能錯，只是用於中國的思維傳統比較困難。好些時覺得自己的闡釋如石沉大海，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又彷彿見到這裡那裡撒下的種子長出一些小花來。

逆來大可順受

報載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訪中國，要求依照在世貿協議的規定，於明年一月一日撤銷紡織品配額制度後，中國自動限製成衣出口。報章又載，西班牙排華，發生了華人鞋店被焚燒事件，而較早時港商在德國參與鞋展受到侮辱。

何前倨而後不君子也！不明白西方國家的頭頭為什麼那樣短視，更不明白他們的經濟大師顧問為什麼不張大眼睛看世界。十八年前我說得清楚：因為中國開放改革，世界上多了很多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生產競爭。跟著東歐的發展與蘇聯瓦解，而印度、越南等地也要過一下開放賺錢之癮，一九九一年末在瑞典我對佛利民說：一時間整個地球多了數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競爭，世界將會有巨變，大搞社會福利、最低工資、工會林立的國家將會大難臨頭矣。

當時佛老問：「真的多了數十億嗎？」我在他面前數手指，減除了老人家、小孩子之類，國際廉價勞力暴升二十億是起碼的了。佛老當然同意我對社會福利、最低工資等的看法，但認為經濟學有一條比較優勢定律，廉價勞力暴升對先進之邦有好處。我同意「有好處」之見，但認為有早晚之分。過度調整不容易處理，而如果讓政治及壓力團體多加左右，適當的調整遙遙無期。

後來我的思維有了長進。比較優勢定律這回事，只是在貨品換貨品的國際市場才正確無誤。一旦加上貨幣，不同貨幣之間的匯率可以使該定律失靈。更麻煩是今天西方國家盛行的完全不以實物為錨的fiat money制度。這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以控制貨幣量的增減來調控國家經濟，不容易顧及對外貿易的匯率與比較優勢定律的所需。

想想吧。今天一個工程師在中國大約是月薪美元四百，印度是美元七百，美國是四千。工廠技工的差距更大。連食宿費用算，中國一個普通技工是每月美元八十，印度的我沒有數字，而美國政府規定的最低月薪是一千三百，通常更高。論技工的質量高下，我不懷疑要講體力及知識的，西方優勝，但從手工藝那方面看，中國的了不起。手指靈活、吃得苦，是中國人的本質。設廠的朋友說，中國的女工可能無敵天下。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紡織品、皮具品等項目上，中國產出的價廉物美，這些年使外國的廠家叫救命。

我是個重質量但不論牌子的人。太太給我購買的衣服，要先把牌子割掉才給我穿上。質量的感受，我一試而知。這些年來，不管有沒有通脹，同樣感受、耐用的衣著，價格下降了大約八成。是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我那樣不管牌子，名牌可以休矣。

回頭先說美國要求在撤銷紡織品配額後，中國自動限製出口。如果中國唯命是從，要怎樣辦理才對呢？世貿協議的一個主要目的，是撤銷配額。自動限制，難道要把配額放回去嗎？重施配額，豈不是違反了世貿協議？我曾經解釋得清楚，成衣配額是出口成衣質量提升的主要原因，弄巧反拙，當年的配額使香港的成衣質量急升，把美國的成衣商逼得節節敗退。目前中國的紡織業因為撤銷配額的期待而增加了不少競爭者，大家磨拳擦掌，如果配額重臨，成衣的質量再會提升，美國還生存的一些名牌恐怕守不住了。

如果不配額，自動限製成衣出口要怎樣處理才對呢？增加成衣出口稅是違反世貿協議的基本原則；由政府分配誰可出口多少，必會帶來嚴重的貪污問題；由政府約束成衣製造商的牌照數量是叫中國走回頭路。事實上，成衣這個行業，歷來外判盛行，一個牌照可以供應全世界。

從今天世界的局限看，以保護主義來抗拒價廉物美的產品進口的確是短見。有四個難關。

（一）滿是廉價勞力的國家多得很，中國只是較早開放改革，首先獲得「世界工廠」之譽，於是首當其衝地受到外地的留難。但抗拒了中國貨，其它的怎樣抗拒呢？事實上，我認為北京今天的政策有不是之處：他們開始搞勞工福利、最低工資等，是過於自滿、有點輕敵了。

（二）就算一個先進之邦成功地禁止廉價產品進口，保護自己的同行，但這同行的貴價產品，怎還可以出口競爭呢？沒有出口，只供應自己的國家，今天的世界不容易有名牌製造商可以生存。

（三）為了爭取廉價勞力，外資到中國及其它地區設廠愈來愈多。難道這些外資的國家要反對自己投資的產品進口嗎？前些時在這裡發表《日日貿易的啟示》，說日本的經濟輿論對中國愈來愈客氣，因為日本的出口是運到身在中國的日本人與日本廠家，而進口的是日本廠家在中國的產出，使日本的經濟有了生機。保護主義會扼殺了日本仔這項日日貿易的發明。

（四）守得第一關守不了第二關，轉口貨可以暗渡陳倉。舉個例，如果美國成功地限制中國的成衣進口，但加拿大不限制，中國的成衣先由加拿大進口，然後轉銷美國，多一重手續費只害了美國的消費者，對美國的成衣廠家不會有大幫助。可以成功地禁止中國的成衣從加拿大賣到美國去嗎？嚴加禁止，在美加交界的加境之內，會出現中國成衣商店林立，美國人過境入貨可也。這不是我的想像力：美加之間的越境購貨促成邊界商店林立，屢有前科。

因為以上種種，在今天的國際壓力下，我認為北京不需要回應什麼。中國要走的是自己的路，讓市場的廠家找自己的好去處，在自生自滅的情況下他們總有辦法生存。這是說，逆來大可順受，守得雲開見月明。

五十五週年有感

中共建國五十五週年，屈指一算，發覺近於一半一半——前一半關閉，後一半開放。不容易界定哪一年是分水嶺。以毛澤東逝世的一九七六算，前是二十七，後是二十八；以鄧小平復出的一九七八算，前是二十九，後是二十六；以開始有開放跡象的一九七九算，前是三十，後是二十五；以我個人說不會走回頭路的一九八四算，前是三十五，後是二十。

中國大興土木搞改革，只有二十年多一點。歷史時間是很短的，但中國變得舉足輕重了。一位北大朋友對我說，不久前美國某媒體訪問了好幾位經濟名家，問他們七十五年後經濟最強盛是哪裡。佛利民說是中國，高斯說毫無疑問是中國，其它的多選中國，但也有選美國、歐洲的。

七十五年？不需要那麼久吧。不敢貶低歐洲與美國，也不敢說中國的經濟將來一定雄視天下。但我說過，只要中國能大事開放金融，其它政策沒有大步行差踏錯，以實質收入算，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追近美國大約只需十八年。我是把水晶球多擦幾下才這樣說的。最有說服力是日本的經驗，從起飛到人均收入追近美國只用二十年。今天中國的情況不比昔日的日本差，而發展的勢頭略勝昔日的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高，天然資源也乏善可陳，中國要發展到日本在七十年代後期的驚人經濟，從今天算，十八年應該足夠。如果我的水晶球是對的話，到那時，中國會是七十年代後期的十個日本的合併！那應該遠超佛利民與高斯對中國的樂觀期望了。

看水晶球的另一面，預測相同。那是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從零散的國企到今天的私企威勢，只用了十二年，其中好幾年朱鎔基大搞宏觀調控。今天向前看，除非天有不測之風雲，又或者北京在政策上頻頻失誤，目前的增長率可以繼續，甚或過之。這是說，要再來一次以往十二年的發展速度，不苛求。長三角之外的地區怎樣看呢？假設其它地區平均只有長三角一半的增長率，十二年後整個中國都有規模，再加六年有機會多翻一番。

我對共產制度的批評不遺餘力，但於今回顧，毛澤東時代做了三件對今天的經濟發展有助的事。絕對是壞事，代價龐大驚人，但代價付出了，覆水難收，今天的回報倒也不少。

其一是當年的上山下鄉、分派工作等搞得妻離子散。不計以往，好處是促成東、西、南、北的人混在一起，都懂普通話，與昔日的村與村之間的語言不通，互相敵對的情況是不同的。

其二是昔日進大學，選修科目很容易惹禍上身，只有數學及工科最安全。這促成今天不僅多工程師，而且青年學計算機容易，對工業與軟件的發展是大吉大利的。

其三是當年規劃下來的戶籍管治制度，雖然大手放寬了，仍然存在。這制度不僅對瘟疫的控制有助，更重要是對治安幫助很大。說中國治安差的人要到紐約、墨西哥等地方看看，比較一下。人口眾多的城市治安差不多沒法搞。今天一千六百萬人口的上海，治安好得出奇。沒有昔日的戶籍制度的幫忙是不可能辦到的。

一九八四年我寫下：「二百年來，中國最有希望的日子是今天。」朋友，你見過有比我擁有的更靈驗的水晶球嗎？今天這水晶球還是說這句話，只是二百年改作五千年吧了。

電訊服務的捆綁銷售

由於一些地產發展商把電訊服務合併在大廈管理費之內，使業主失卻了不接受的權利，捆綁銷售這話題最近吵得熱鬧。輿論大罵發展商，措辭激動。朋友知道我曾經在捆綁銷售這題材上作了多年研究，要聽聽我的意見。是複雜的學問，讓我分十點說說吧。

（一）捆綁銷售有多種，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有變動比例，另一類是固定比例的。變動比例是指被捆綁著的不同物品的比例，可以由購買者隨意改變。昔日萬國商業機器租出電腦，強逼客戶向萬國購買用電腦所需的紙卡。電腦一部，但紙卡用量可多可少。有時不需要強逼，但顧客沒有其它選擇就成了強逼之勢。例如昔日的寶麗萊照相機，曝光的相片除了寶麗萊沒有其它供應者。

（二）我們日常購買的物品，沒有一件不是固定比例的捆綁銷售。買汽車捆綁著輪胎，鞋子捆綁著鞋帶，維他命丸捆綁著瓶子與多種維他命，月餅捆綁著糖、蛋黃等。通常被捆綁著的可以分開散購。這種捆綁司空見慣，不是經濟學者有興趣研究的。但奇怪有時分明可以方便地散購，但出售者不容許，強逼買家購入捆綁著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全線逼銷，批發商強逼零售商以固定比例購買用途沒有相干的物品。

（三）凡是固定比例的捆綁，其中每部分的個別價格為何沒有意思。二百元一雙鞋，一定要一起買一雙，訂價是二百元一雙，或一百元一隻，或左鞋一元右鞋一百九十九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四）買一送一也是捆綁銷售，蠢人以為執到甜頭，聰明的知道是變相減價。酒家賣一元一隻雞也類同，只是顧客購買食物的比例可變。是捆綁，因為顧客必吃此雞，但不能不吃其它的菜。

（五）任何物品皆捆綁而成，其中一些捆綁之物某顧客可能不喜歡，但非買不可。對抽煙有反感的人可能希望汽車沒有打火機，但所有汽車都有打火機，不僅要與汽車一起買，車價是把打火機的成本算了進去的。

（六）汽車出售者有沒有說明有打火機呢？一時說，一時不說，而事實上要說盡汽車所有捆綁之物，何止數百頁，所以不重要的大部分沒有說。土地發展商應否說明管理費包括電訊服務呢？因為是新潮捆綁，我認為應該說。但不說也無妨。正如買汽車，我付一個價，認為滿意，但購入後發現有重要的捆綁我事前不知道。

（七）購買前捆綁與購買後強逼是兩回事。後者不能接受，而物業轉手後管理要強加於人，須經業主投票通過。投票可能有多數虐待少數的效果。

（八）發展商惹來捆綁電訊服務的非議，不是因為有小部分不說，而是因為大部分說了出來。如果我是發展商，要出術，我不會把電訊服務算進管理費之內，而是出買一送一那一招，說電訊服務十年免費，其實是算進了樓價那裡去。

（九）發展商說明捆綁在管理費之內的電訊服務費是多少，看來是因為業主將來可以投票否決，所以要有一個可以減除的數目。

（十）如果購買的人一般認為沒有所值，強逼捆綁不可能多賺錢。水出魚，魚飲水，來來去去都是物業質量的本身與管理服務的組合決定價值，強人所難是愚不可及的行為了。

憶戴維德

戴維德（Aaron Director，一九○一——二○○四）謝世了，享年一百零二歲。他是二十世紀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太太的哥哥。佛老曾經對我說：「從來不敢說自己的思想比得上戴維德。」沒有聽過佛老這樣高舉一個學者。

對今天的「學術」是很大的諷刺。戴老只有一個學士，不喜歡發表文章，在香港的大學不可能找到一份教職。但他不僅曾經教於哈佛，而且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中堅人物。戴維德創立了法律經濟學，主導了反托拉斯案例的研究，而一九五八年起由他主編的幾期《法律經濟學報》，水平之高前無古人。沒有戴老當年的準確判斷，今天可能沒有「高斯定律」。就是名氣比他高得多的海耶克也曾經得到他的提拔。在芝大的法律學院教經濟多年，桃李滿門，美國不少大法官是戴維德教出來的。

純從法律與經濟的學術思維衡量，以影響論英雄，整個二十世紀沒有一個學者比得上戴維德。這個家中沒有電視，衣著差不多天天一樣的人，追求真理的堅持與沉著是我平生僅見。思想清晰，不知為不知，但一旦肯定了答案寸步不移。巴賽爾曾經說，經濟學行內可以拿一百分的學者，只有一個戴維德。

我是因為接受了戴維德的傳統而從來不用銜頭，沒有半張名片。這傳統說，學問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用不著任何粉飾。

進入研究院的第二年（一九六二），我開始注意戴維德的思想。他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深深地吸引著我，使我廢寢忘食。萬國商業機器強迫租用電腦的客戶購買當時用電腦必需的紙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說萬國意圖把電腦的專利伸展到沒有專利的紙卡那邊去。戴老認為專利不可能從一種產品伸展到另一種產品。他認為捆綁紙卡是為了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而這樣做是為了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十九年後，戴老問我對捆綁銷售的看法，我說他的「量度」思維是天才之筆，但價格分歧卻是錯了。他同意，說自己從來不認為價格分歧的假說是對的。這是大師的風範了。

不容易找到一個像捆綁銷售那樣精彩過癮而又需要解釋的實例。這現象清楚明確，而萬國機器之外還有其它行業有類同的行為，但為什麼當時所有的經濟理論都提供不出解釋呢？

當年我想，微觀經濟只有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部分，加上時間就是利息理論，再加上貨幣就叫作宏觀，但捆綁銷售這類行為要放到哪裡去呢？想來想去找不到安置的地方。這使我意識到經濟學的整體有一個很大的缺口，而如果這缺口不好好填補，微觀與宏觀加起來是一座沒有完成的建築物，很容易會倒塌下來。

戴維德的思維影響了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的出發點。捆綁銷售顯然是另一種價格安排，而佃農分成用一個百分比，沒有價，也顯然是另一種安排。因為沒有價，使我想到合約結構那方面去。愈想愈清楚，除了一次買斷，所有合約都是結構性的，而捆綁銷售只是電腦租用的合約結構中的一部分。這樣推下去，每種合約安排都是一種制度，解釋一張小小的合約與解釋一個國家制度的整體是類同的現象解釋。這樣看，合約的安排是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之外的另一組重要現象，是需要填補的大缺口，不填補我們根本不能真的明白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現象或行為。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有好幾種版本，其中用上機會主義或博弈理論的我不苟同。但從分析合約安排的角度來處理這門學問，卻起自區區在下——在《佃農理論》之前沒有經濟學者對合約有興趣。只是我自己清楚知道，我的合約分析源於戴維德的捆綁銷售的啟發。這條路我走了四十年，其中一九八一年以這分析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認識戴維德。該年底我探討佃農分成與固定租金的選擇，六八年的春天寫好了《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的選擇》的文稿。史德拉（G. J. Stigler）說有趣，要將該文在他的工作室（workshop）討論。在座數十人，其中十多位是頂級人物。前排正中坐著的是高斯與戴維德。我注意戴老，因為該文的思維是來自他的影響。他木無表情，兩個多小時半句話也沒有說。過了一天，在教授用膳的地方，戴老慢步向我走來，在我面前停步。我立刻恭敬地站起來，他只說一句：「你昨天的文章是幾年來我讀到最好的。」然後轉身而去。我還站著，禁不住流下淚來。

戴維德就是有這種無與倫比的感染力。他讚一句，我就如中巨彩；他提出質疑，我幾個晚上睡不著。我的每一篇英語文章他都讀，只要他不說話，我就知道過了關。是的，每篇英語文稿，下筆時我老是想著不知戴維德會怎樣說。

不一定要把文章寄給戴老閱讀的。他不喜歡寫，但喜歡讀。一篇不大重要的小品，分析優質座位的票價為何偏低，解釋是如果優質座位不先坐滿，購買低價座位的會在開場後坐到優質那邊去，所以東主的訂價，要讓優質座位的票先賣出，因而票價偏低。文章發表後我收到一封無名又無信的「信」，內裡只有兩丁方吋的雜誌報導，剪下來的，說某君買了廉價票，偷偷地坐到貴價那邊去。我一看就知道是戴老寄來的。

八二年回港任職後，過了幾個月到洛杉磯加大為戴老的八十大壽祝賀，見到他。那是最後一次。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是自己稱意的文章，很想知道戴老怎樣想。不敢寫信去問他（他不會喜歡我這樣做）。等呀等，沒有收到奇怪的信。大約五年後，一位訪港的學者朋友帶來一個口信，又是一句。戴老說：「公司的解釋終於被史提芬找到了答案。」

一九九三年帶佛利民再到中國一遊，勞師動眾，其實是希望戴維德一起去，因為早幾年聽到他希望我能帶他到中國一行。寫信邀請他，回信使我傷感。他說老了，眼睛看不見，還是讓米爾頓到中國後向他細說一番吧。高斯與戴維德都沒有到過中國，是中國的不幸。他倆是那樣關心中國的人，只聽我和米爾頓說是作不得準的。

戴維德沒有孩子，但很寵愛朋友的孩子。他是個了不起的木匠，喜歡親自設計、製造拼圖玩具給孩子們。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九月二十七日《蘋果日報》有這樣的大字標題：《長三角大勝珠三角》。內文說中國國家統計局以三項準則來衡量國內一百個強縣的經濟發展，前十名長江三角洲獲八席，珠江三角洲只得兩席，而在百強中，長三角的強縣多達四十七個，是珠三角的三倍。曾幾何時——只不過十年前吧——珠三角遙遙領前，而今天反過來，一敗塗地。

慘敗不等於不濟。這些年珠三角的發展其實非常快，只是技不如人，三幾個回合就被殺下馬來。一九九二年，我可能是第一個說長三角（當時我稱上海一帶）會超越珠三角。當時長三角還是不毛之地，沒有人同意我的看法。我是在珠三角土生土長的，心偏哪一方不言而喻，但見到長三角的驕人成果替他們高興。

好幾個原因我當年看好長三角。這裡要談此前沒有說過的。不久前，一位在東莞設廠的朋友到昆山一行，是他視察昆山的第一次。回來後對我說，昆山的工廠美輪美奐，環境可人，遠超東莞甚至整個廣東的。我說他應該再到蘇州的工業園看看，因為那裡一些工廠的外表彷彿五星酒店，環境的整體比美國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長三角的私營工業起於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下之後，有政府的策劃，公路、環保、配套等絕對是先進之邦的水平。珠三角呢？早起十多年，當時沒有誰管什麼綠化、環保，各自為戰，今天看來真的亂七八糟，烏煙瘴氣，與長三角比較是相形見絀了。

是明顯不過的有政府策劃遠勝毫無策劃的自由發展的例子，不知佛利民會怎樣回應，也不知阿康、何洋等奉信政府不干預的會怎樣回應。他們可能說：綠化、環保，井井有條的烏托邦，是騙人的假現象，經濟發展要講賺錢，要講收入有所增長才作得準的。這答案拿個零分，因為投資到長三角，在政府有嚴格規劃的情況下設廠出租，其私人投資回報率比珠三角的大約高兩個百分點，而政府的每畝土地收入也比珠三角為高。政府策劃怎可以把自由市場殺下馬來呢？

我的解釋，是二十多年前珠三角開始急速發展時，土地還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到了一九八六年，深圳政府還在邀請我到那裡解釋土地的產權處理。是的，有超過十年的日子，珠三角的工廠因為土地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而搞得一團糟。一些是地方政府興建而後承包的；一些土地是由政府按年收租的；一些私相授受，另一些檯底交易處理。是的，八十年代，不識時務的廠家會遇到停電、斷水的問題；就是郵差送信也要付錢。

產權不明確的「自由」發展，比不上產權較為明確但有政府策劃的發展，不難理解。但如果土地的產權界定得一清二楚，有轉讓權，政府的策劃就不容易比得上私人發展商的策劃了。沒有發展商會那樣傻，認為完全不講環保，不搞綠化，建築物亂七八糟等會帶來較大的收益。

今天珠三角的工業環境被長三角的比下去，輸了幾條街，是頭痛的問題。土地賣散了，不容易「捲土重來」。可以告慰的，是沒有珠三角的經驗，沒有那麼多港商先在那裡與政府及貪官鬥個焦頭爛額，作了重要的示範，長三角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Grand Prix!

上海舉辦國際賽車大比拚，盛況空前，收入可能破了世界紀錄。門票賣出十六萬張，收入人民幣三億。門票要賣五個億不會困難，因為場地可容二十萬，為恐交通擠塞只售十六萬，而與此同時，佳座黃牛票從三千七炒到一萬大元。

地球上的賽車名牌，首推法國的Grand Prix與美國的Indiapolis 500。今天上海殺進，鼎足而三是可以肯定的吧。這樣一下子就成為國際賽車名牌，皆因炎黃子孫人多勢眾，門票與廣告的收益非同小可。是的，任何有商業價值的體育項目，只要錢夠多，或收益夠大，跑個地球第一不困難。上海要成為賽車頭頭是有機會的。但我認為以F1（一級方程式）為名不妥。人家稱Grand Prix，稱Indiapolis 500，大有經典味道。我建議上海的國際大賽車選名為Shanghai Formula，或Race of the Bund，才有點引人入勝的感染力，使外人多想像一下。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句中國的搞笑老話不是全無道理的。好比北京的網球公開賽，這幾年愈搞愈出色。他們起名中國公開賽（China Open），對了；如果名為北京公開賽（Beijing Open），其號召力就要打個折扣。看今天的形勢，只要有闊佬提供巨大獎金，年年如是，過得十年八載這「中國公開」可能與澳洲、法國、英國、美國等重要國際網球公開賽並駕齊驅，使目前的四大滿貫改為五大了。

還有兩個困難。其一是網球今天在中國不普及——網球場不多，普及遙遙無期。其二是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重要的國際賽事辦得不好，有失體面，不容易翻身。但中國有一項得天獨厚的本錢：十三億人口，廣告收益不僅龐大，而且與日俱增。這龐大的廣告收益可以大幅地增加獎金，而此獎也，對Grand Prix級別的競賽項目如有神助。

兩個例子可以說明。其一是今天的郭晶晶獲得的跳水金牌，還比不上昔日的伏明霞。論風采，前者或可與後者打個平手，不能言勝。但說到廣告收入，郭晶晶的整生所得會超越伏明霞。理由是今天中國的經濟有了長進，廣告的價值隨之而增也。

第二個例子是姚明。姚明的球技好，但職業兩季之後還是明顯地比不上四十年前我在洛杉磯加大作助理教員時的一位身高七呎三吋（姚明七呎六）的學生。這學生的名字是Lew Alcindor，第一天打校際賽就鋒芒畢露。然而，論身價，昔日的Alcindor不可與今天的姚明相比。這是因為姚明每次上陣，電視觀眾五百萬！當然，這天文數字的觀眾，絕大部分是中國人。

經濟理論是這樣說的。體育明星的演出是共用品（public goods），可以同時讓無數的人欣賞。門票收入是來一個收一個，但不進場的觀眾就要靠間接的廣告來搾取了。共用品可以讓無數的人一起享用，而體育演出，享用者免不了有民族的情意結。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單是公仔面每天吃五千萬包。人多勢眾，經濟速升，加上共用品的特徵，是製造體育明星的最佳條件了。

上海的賽車一起筆就有Grand Prix的威勢。其它的走著瞧吧！

香港的迪斯尼樂園

讀何洋寫香港政府的迪士尼樂園投資，他不以為然，我以為然。認識何洋，欣賞這個青年，認為他讀書讀得好，有原則，是難得一見的年輕學者了。問題是世界比他想像的複雜。原則重要，但要有彈性才算高明。何洋堅守的經濟原則與我的沒有兩樣，只是我多活了一些日子，重視真實世界的局限，喜歡看天下大勢。

幾年前曾蔭權提出香港興建迪士尼樂園，由政府參與投資，阿康及好些輿論反對，認為政府不應該插手市場的私人投資。我力排眾議，贊成。這使一些人以為迪士尼樂園是我的建議，不對，是聖誕權之作也。

支持政府參與投資，因為香港絕大部分的空置土地在政府之手，沒有地產商可以在適當地點提供需要的龐大用地與其它數之不盡的有關設施，尤其是交通問題。政府可以提供，也可以整套賣出，但迪士尼不願多付錢，也許財政有困難——法國的投資中計，集資不易也。另一方面，香港的海填之不盡，政府的土地機會成本遠低於估價，其分析牽涉到不簡單的價格分歧的學問，這裡不說了。我不知道當奴的上頭與同事對迪士尼的合約協議的貢獻多少，但認為達成的協議很好，對香港有利。

這就帶來重心問題。商業機構決定不全部下注的投資項目，政府應不應該插手呢？如果世界上有多家像迪士尼那樣的遊樂場機構，答案是清楚的：政府以有配套的土地招標為上。但像迪士尼那樣特別的機構，手上持有數之不盡的專利註冊的，不肯獨自出資下注，政府參與就要考慮。

縱觀天下大勢，當時我考慮兩個要點。其一是一九九六年末，香港還是欣欣向榮、地產急升之際，我意識到經濟會遇上很大的困難。這大難將至的觀點在報章上說了，沒有人相信。吸引遊客是迪士尼的強項，而經濟分析說，如果吸引遊客夠多，政府的投資虧蝕一點對社會經濟的整體也有利。當時我也贊同在大嶼山開高檔娛樂賭場，以招標形式處理，因為拉斯維加斯是美國搞得最成功的會議中心。

第二個要點，是炎黃子孫莫名其妙地——有點發神經地——喜歡有規模的遊樂場，而迪士尼是一等一之名牌也。君不見，深圳的世界之窗一開檔就人山人海，歸本奇速，而迪士尼是另一個檔次，不可相提並論的。

我個人對迪士尼的玩意是提不起興趣的。然而，一九六六年，在加州的長堤大學任教職，自己的眾多學生在暑期到鄰近的迪士尼樂園工作，帶香港朋友到那裡當然要付錢，但往往與收票的學生打個招呼就不用排隊。消息傳開，要求我作導遊的香港客不計其數，逼著要謝絕應酬。今天國內的朋友，顯然比昔日的香港朋友對迪士尼樂園的狂熱還要大。

何洋說，一九九二年法國迪士尼樂園開幕之日，估計五十萬遊客，結果不到五萬。看來法國佬的遊樂品味與我的類同。但我是炎黃子孫中的怪人，是例外。

有自由行的幫忙，加上一家視一孩如國寶，明年啟業的香港迪士尼樂園生意滔滔，應接不暇，可以斷言。不知聖誕權有沒有聽我這個老人家昔日對他說的話：在迪士尼海旁設大碼頭，讓船隻從珠江各支流滿載自由之行客直抵樂園上岸，岸上設行李保管處，也有入境事務處頻頻蓋章。

國企十點

關於國營企業的話題，近來在國內的網頁吵得很熱鬧。同學們紛紛要求在這重要話題上澄清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從來不變，但可能此前表達的不夠簡單，或不夠清楚。這裡試以分點的形式說說吧。

（一）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國企的主要困難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錢不會像使用自己的那樣小心謹慎。一九八八年弗裡德曼會見趙紫陽，提出這點，說是經濟的黃金定律。因為這定律，與私企相比，國企的成本較高，或同樣成本，產出的物品或服務較差。不肯定千篇一律，但我們的賭注永遠是這樣下的。英諺云：不一定是強者角力勝，或快者賽跑贏，但我們是這樣下賭注的。

以股分制把國營改作私營，企業的資產也不是私人獨佔的。但股民有權監管，表現欠佳的主事人可以通過投票被解雇，更重要是善於經營的人，可以收購，而不滿意的小股民可以把股分出售。股分的轉讓權重要，因為收購或沽出是最有力的表達方式。

（二）從經濟效率那方面看，只要企業是私營的，股權誰屬不重要。舉個例：廣州的白天鵝賓館可能是國內管理得最好的酒店。兩年前期滿，東主把業權交給國家。管理效率下降了嗎？沒有，因為國家把整間酒店以一個固定租金租給原來的東主繼續經營。今天的白天鵝賓館，是私營的「國企」。由此可見，效率不要從所有權誰屬那方面看，而是要從經營收益權誰屬那方面看。

（三）幾年前，國內有些國企，就是免費送出去也沒有人要！是的，到國內投資設廠的朋友，選擇自起爐灶，不考慮以廉價購入同行的有國家職工制的爛攤子。最近幾年國企賣得出去，是因為地方政府保證轉手後買家可以隨意解雇職工。這是說，解散職工的補償由地區政府負責。這也是說，購買這些國企的人其實是購買房地產。

（四）如果在市場自由競爭下，國企可以不用補貼而生存，我想不出反對國企存在的理由。然而，今天不用補貼的、有錢賺的國企，主要是靠政府維護的壟斷或專利而生存的。金融如是，出版如是，通訊如是，鋼鐵、石油，等等，皆如是。這樣，國企存在的社會成本高得很。

（五）一九八一年我以白紙黑字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之處，是那些政府可以容易地維護壟斷或專利的行業。不幸言中！五年前我說，國企的長遠困難不是虧蝕，而是賺錢，因為虧蝕遲早要收檔，但賺錢就鼓勵政府繼續把壟斷權維護下去。也不幸言中。當然，如果國企能於毫無政府維護的競爭下勝出，我會衷心拍手。

（六）政府維護的壟斷對經濟整體的禍害眾所周知，不用細說了。少人知道的是這是印度選走的路，而朝著這方向走，對社會經濟有害無益的管製法制會驅之不去，甚或變本加厲。管製法例是貪污的主要原因。二十年前我首先提出——跟著重複了很多次——一旦貪污的權利有了界定，制度化了，改革就嗚呼哀哉。中國不要拜印度為師。

（七）以股分或其它方法把國企改為私營（國內稱民營），除了用自己的錢比較小心謹慎這黃金定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不會再興高采烈地維護國企的壟斷權利。以發明專利或註冊商標或商業秘密或優質名牌等而獲得的壟斷，經濟分析可以接受，但政府以牌照或法例維護的壟斷，早除早著。

（八）如果政府不再維護國企的壟斷權，廢除所有維護國企的法例——包括取消牌照的限制——讓國企與私營的在市場自由競爭，經濟分析不容易反對。但分析又說：在自由競爭下，國企的資產不會流失，但會輸光。那麼多年的經驗，數之不盡的例子，還不夠說服力嗎？所以十多年前我說，不要改進國企，要放棄。

放棄國企有兩種辦法。其一是不再維護，讓國企在競爭市場自生自滅。但這種輸光淘汰是國家的損失。其二上算：以股分或其它辦法把國企改作私營。這樣，企業在競爭下生存的機會較大，因而在廢除政府維護壟斷的情況下，能減少國家的損失。

（九）經濟分析說，只要能清楚地界定資產的權利，怎樣去界定是次要的問題。股分制是一法，整間國企出售是一法，送出去給員工或幹部也是一法。方法不同有倫理上或公允上的問題，但要點是把資產的權利界定清楚為誰屬。首次界定，資產的權利可能落在不善經營者之手，但只要資產或股分有轉讓權，生意可為，過了不久就會轉落在善於經營者的手上。

（十）國企資產的私有化分配，倫理或公允的問題很容易吵起來。私相授受、上下其手的可能不能低估。怎樣分配，以什麼價格或準則分配是頭痛的話題。一般而言，以股分出售頭痛最少。但我認為一家國企的多年成員是應該有點優惠的。二十年前我建議，不妨倣傚美國棒球大決賽的分帳方法，拿出國企的一部分股權，讓成員互相投票決定免費或低價的分配。

提出了上述十點，我倒要發一下牢騷。中國開放改革了二十多年，網上的言論怎還可以是那樣不成氣候呢？不管支持或反對國企，言論還是像文革期間那樣偏激，還是糾纏著模糊不清的術語，對世事一無所知。國企的問題不是湛深的學問，用不著讀書識字才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從香港打電話到深圳，其費用比打到加拿大去高出六七倍？為什麼今天的上海還出現白米短缺？為什麼買個「書號」要兩萬元，而自由經濟從來沒有聽過要買書號這回事？為什麼電力供應一時過剩，一時短缺？為什麼同樣水平的私辦小學，國內的學費比香港的高兩倍？

對支持國企的人是很大的諷刺。今天的中國有世界工廠之譽，當之無愧，因為中國的製造品滿佈地球。難道這些貨品是國營企業產出的嗎？

奧運精神與奧運經濟（三之三）

太空船神舟五號成功地把楊利偉送上太空，前前後後的研究及製作共耗資人民幣一百八十億。朋友問：沒有看得到的經濟回報，政府應否花那樣大筆的錢呢？我數一下手指，說沒有問題吧。這把朋友嚇了一跳，因為政府投資與我歷來的經濟觀背道而馳。但我是個市場經濟專家，深知市場之能與不能。



我的解釋，是就算太空船毫無可以看得到的利益，但中國人喜歡見到這科技上的成就，驕傲一下。炎黃子孫十三億，平均每人是否願意出十三元八角過一下這驕傲之癮呢？不知道李嘉誠、霍英東等富君子願意出多少，但區區在下願意出二千，足以補貼一百四十多個不願意出一分錢的人。



問題是這種驕傲之癮是共用品，有搭順風車（free ride）的問題，拿個袋子去募捐不會有好結果。還有，第二艘太空船的驕傲價值下降得很快（雖然再造的成本不到十億），而繼續製造下去就要論過癮驕傲之外的經濟收益了。



奧運的經濟收益與太空船有類同之處。雖然神舟五號我數幾下手指就夠膽說博得過，但一般而言，驕傲過癮的價值只有上帝才知道。中國的政權有好大喜功的傾向，對奧運金牌與北京奧運的投資，受到非議不難明白。霍英東先生的私人贊助救一救，神舟五號的經濟觀也救一救，但能減少多少非議不得而知也。



上期提及，中國政府是賺了姚明、劉翔等體育明星的錢，但我相信，整體培訓的總收入是低於總成本的。奧運這回事，不容易讓私營培訓參與比賽，而就算可以，要賺錢不容易。美國職業體育的私營培訓可以賺錢，但不是從奧運中賺取。換言之，從社會經濟收益的角度看奧運的培訓投資，像神舟五號那種大眾過癮、驕傲的價值要算進去。但這種價值有多高只有天曉得。神舟五號我敢與上蒼賭一手，但奧運培訓的成本沒有數據在手，不敢說。



讀到的數字可能印錯了，但一上一下地除一下，北京舉辦奧運的總投資額比雅典的高六倍！有冇搞錯？不管是真是假，奧運賺錢不容易。歷史上似乎只有一九八四年洛杉磯的奧運賺過大錢，其他的不容易打個平手。數字的真真假假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北京的奧運投資不菲。收益呢？除直接的門票外，其他有四項，每項都比門票為高。



一、無從估計，但神舟五號那種驕傲價值，奧運也不低。要靠王岐山市長把奧運辦得有聲有色。如果搞得錯誤頻頻，笑話百出，就會有神舟五號上不到太空就掉下來的效果。二、廣告收入，北京奧運有條件打破歷來的紀錄。要聘請國際專家協助辦理才對。那樣大的投資，出點小錢求教於人沒有面子的困難吧。三、旅遊、外資引進等界外效應（國內稱外部性），可以是很大的社會經濟收益。這方面，王市長不要單顧北京本身，而是要從整個神州大地作衡量。看來市長要召集各地的有關人士洽商合作的安排。四、北京投巨資建設的奧運場地，將來可以再辦奧運而再用。八四年洛杉磯辦奧運賺大錢的一個原因，是該市曾經舉辦過奧運，不用再多建造。



北京二○○八的奧運，社會整體的收益會高於投資成本嗎？有可能，但無從估計。如果兩屆後有機會再辦，直接與間接的收益加起來，有利可圖的機會是較高的。

奧運精神與奧運經濟（三之二）

奧運經濟是重要話題，奇怪沒有聽到學子為此寫博士論文。讓我隨意說一些吧。



記不清楚時日，但七十年代之前，奧運規定是業餘的。一九一二年，美國一個印第安人（Jim Thorpe）在奧運獲五項全能與十項全能兩面金牌，後來被發現曾經在夏天參加棒球賽，賺過小點錢，金牌被奧運委員取消了。該全能英雄受到大打擊，酗酒，鬱鬱而終。這是有名的悲劇。謝世後二十九年，奧運委員承認當年看錯了規例，再次頒發兩面金牌給Thorpe的靈魂。曾經有小點商業化，就害了今天不少人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體育家的一生。



六十年代初期，蘇聯雄視奧運，美國的評論說蘇聯的運動員是國家養活的，非業餘也。蘇聯強迫有天賦的接受培訓不對，但美國的運動員也不是業餘的。當時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打散工，替大學的運動員補習，每小時學校的體育部給五美元。那是四十二年前，五美元一個小時是相當高的薪酬了。補習過程中，我知道不少大學運動員的生活情況。免費補習外，他們免學費，免食宿費，有少許零用錢，而校際球賽，或要買門票的賽事，他們都獲得校方分配一個定額的免費門票，可以轉手出售。規例說大學運動員不可以有薪酬，但間接酬報的方法多得很。說是業餘，其實是職業。



易憲容說體育商業化不智。怎麼可能呢？體育如果有商業價值，禁止商業化要拿出機關鎗。別的不說，當年洛杉磯加大的籃球隊，連年美國冠軍，其打法與戰略比職業的還要精彩。門票大炒黃牛不在話下，電視廣播的收入近於天文數字，校方為了爭取收入，競爭招收體育天才。既然規例說不可以「職業」聘請，多種法門就發明了。雖然如此，每三幾年總有一家大學的某些項目，因為犯了規而被罰停賽一段時期。可幸沒有聽過有人因為出體育商業化之術而被鎖進獄中去。



憲容老弟可能不記得，到了七十年代，一些奧運能手在電視或其他廣告賺很多錢。這是上帝也禁不住的奧運商業化，憲容老弟是否反對運動員作廣告而賺取收入呢？經濟大師森穆遜曾在電視替一家運輸公司賣廣告；區區在下也曾經有幾家廣告商招手，只是怕害了人家，沒有答應。不反對運動員賣廣告，就是認同奧運商業化。後來奧運委員容許職業運動員參賽。



以運動的成果或名氣賺取收入是職業，只是收入的形式五花八門，而廣告只是其中一種而已。體育職業化防不勝防、禁之不了。職業者，商業也，憲容老弟究竟反對哪一種呢？



不同形式的收入，不管直接還是間接，怎樣算也是收入。不明白這顯淺道理的人，例如多年前奧運委員的「業餘」堅持，免不了給人有偽君子的形象。沒有任何市場價值的運動，不可能商業化；大有市值的，商業化要禁也禁不住。既然禁不住，何不開而放之，甚或鼓而勵之，好叫參與的人能因為收入會增加而格外用心。



政府應該補貼運動員的培訓嗎？很難說。奉信自由市場的人當然反對，是淺見，因為事實上，中國政府（包括國家體育局）是賺了姚明與劉翔的錢（有稅收及分帳合約的安排）。如果所有運動員都有羅雪娟的過癮水平，國家體育局大可搞公司上市，我會是第一個搶購。



補貼培訓要虧蝕怎樣看呢？下回分解。

資興攝霧記

資興是個小鎮，不見經傳，只是幾年前被一個攝影者發現了秘密，傳開了，一舉成名。位於湖南之南的郴州市之東二十五公里，從廣州去五個小時車程。朋友，你喜歡搞攝影嗎？如果沒有識途老馬指點迷津，你跑到資興不會找出這個秘密。



故事是這樣的。三年前，一些熱心人士搞扶貧運動，要改善資興一帶的食水質量。找水源，尋尋覓覓，遇到一條水深且冷的江，早上有霧。一位搞攝影的，拍得一幀霧景，比賽獲獎，秘密就公開了。今天還是秘密，因為沒有識者帶路，外來的人不可能找到那個地方。



是個奇特的景點。識者雲，每年七、八、九三個月，每天早上必定有霧，風雨不改。我是為了第七本攝影集——《山一程水一程》——的一些作品不滿意，要改進一下，才跑到資興去的。黃昏到了資興，進酒店後，趕到景點視察形勢。不起眼，有點失望。江不大，在峽谷之間，水冷而清，怎樣看也不是絕妙佳景。但我知道，霧可以改變一切。



兩岸山高，太陽出得遲，翌晨我們六時才出發，十五分鐘後抵達場地。沿江開頭一段沒有霧，見到霧就是景點了。已經有數十位攝影者在那裡等候，三腳架滿佈大約五十公尺寬的岸台。他們在等。等什麼呢？等他們聘請的兩艘漁艇。據說每艇六十元。姍姍來遲，兩艇六時四十分才到達。我一看就知道適者生存：艇形十分好，一隻艇上一個人穿上蓑衣，頭戴草帽，另一隻有兩個人，都戴著帽子，一個手持漁網，腰扎魚籃。應有盡有，無所不合。我想，這些就是演員了，道具齊備，設計得好，顯然是經過兩年的操作，受到眾多攝影者的建議與修改，才達到這個勝於亂真的境界的。



我從來不搞舞台攝影，但絕不反對。好作品就是好作品，沒有誰管是怎樣拍得的。我的困難是一個懶人，永遠提不起勁去安排什麼，只是拿起照相機，見到稱意的，就把快門按下去。我的專長是看光看得快，構圖掌握得快，而又因為四十多年前在黑房下過苦功，一看景物就知道相片的效果會如何。用負片，自成一家，發明了在曝光上「出術」，昔日在加州拜師者眾。



這次到資興攝霧，作為主角的兩艘漁艇不是我付錢的。不好意思叨他人的光，躲到一個沒有人的角落去拍攝。殊不知膠卷用完了，太太到汽車替我取膠卷，聽到眾多攝影者中有人說：「這位是白頭教授的太太呀，教授是攝影老前輩，五十年前與簡慶福一起搞攝影的。」真的是五十年前嗎？是四十九年前，而今面對一個陌地的晨曦霧景，生命是四十九年後的黃昏，不勝感慨。



正在遐思，聽到遠處的影友大聲說：「讓他指揮漁艇，讓教授指揮好了。」怎麼可以呢？我處身的地方與他們的是兩回事，角度不同，適合我的不適合他們。漁艇是他們聘請的，不敢指揮，但還是拍得十來幀可取之作（兩幀刊登在這裡）。



攝影者喜歡攝霧，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霧的本身如夢如幻，有詩意。其二更重要：霧可以掩蓋著難看的景物。少年時，我曾經攝得一幀獲獎的、全是白霧只有一小黑舟的作品。這次在資興景點的早上，霧不多，但不多有不多的好處——若隱若現的背景別有一番滋味也。資興的霧，好處有三。其一是季節適合時，朝朝有，不用碰巧。其二是霧夠白，空氣清新使然也。不夠白的霧，處理很麻煩，有時我要提升四個光度才可以勉強矯正。其三是那裡的霧飄忽無定，散集不常。變化多，看到不合意的稍等一下可能驚喜。



這就帶來資興攝霧最奇特的地方。一個完全不懂攝影的人，第一次初學，可以到那裡亂按快門，十多卷膠片後總會有一兩張可以入選國際沙龍的。這位初學者的困難不是攝不到，而是不懂得怎樣選出來。是的，懂得怎樣選就算是懂得一點攝影藝術了。



笑塵埃四十九年非，我想到四十九年前到香港沙田拍攝霧景的往事。想當年，沙田是香港影友的最佳去處，暇日之朝，活像今天的資興霧點，堤岸滿佈攝影者。昔日沙田的場面比資興的大，可取的景物比資興的多，而霧也夠白。困難是，到沙田十次八次沒有霧。有時見到霧了，以為執到寶，但清風徐來，只數分鐘就要鳴金收兵。資興的霧在峽谷下，江上只有微風，把霧吹得飛來飛去，不散。

奧運精神與奧運經濟（三之一）

易憲容寫《奧運為強身但「奧運經濟」商業化不智》，顧題知義，說奧運精神是鼓勵強身健體，友誼萬歲，但今天變成爭取獎金，走上了歪路，不可取也。



不知憲容老弟從哪裡聽來他的希臘神話。我的理解，奧運的前身起自公元前四九零年，一個名為Pheidippides的兵差從馬拉松跑到雅典報告希臘戰勝波斯的消息，奧運大拚搏就為紀念這兵差的長途奔跑而舉辦了。是為了強身健體嗎？胡說八道。該兵差跑到筋疲力盡，報捷後立刻暴斃！奧運鬥個你死我活，以搏到盡來定勝負。強身健體是清早起來耍太極，或漫步山頭，充其量是慢步跑。任何劇烈運動對身體有害無益，而奧運者，烈中之最烈也。參賽者想盡辦法勤修苦練，然後在決賽時孤注一擲，試圖把自己的生命推到暴斃的邊沿。



不要問我為什麼，但人類的進步往往靠難以解釋的「去到盡」的品性，可能是基因使然吧。學術的追求一般不會暴斃，但學府裡的朋友都知道，鬥個你死我活的行為司空慣見。學術上，我從來不參與這種競爭，因為出道後幾個月就無職可升，沒有敵手。然而，數十年來，每次動筆寫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文章，禁不住去到盡。這是今天的自己與昨天的自己競爭，沒有金錢回報，但日思夜想，苦不堪言。從來沒有試行解釋為什麼自己要這樣做，但如果是為了與其他學者競爭，我的學術文章不會寫得那樣毫無顧忌的。



經濟學說，因為資源缺乏，每個人天天都在競爭。這種競爭的效果，是一個人贏得多一點，另一個或另一些人會少一點。雖然競爭可以帶來進步，增加整體的收益，可以使每個人多了收入，但勝者多得的永遠是從負者拿過來。這是說，競爭可以互利，但勝與負的分配不同。



上文提到的以今天之我勝昨天之我的自我競爭，是另一回事。基因使然，有些人就是喜歡這樣做。可能為了自己喜歡誇誇其談，或博取別人讚賞幾句，但無論怎樣，看到自己有點進步會增加一點滿足感。這種自我競爭對外人毫無損害，雖然無能之輩心理不平衡，往往大叫葡萄是酸的。



奧運的競爭究竟是哪種呢？兩種都存在。我獲金牌而你得不到，是我從你及其他競爭者拿過來的。這是經濟學分析的競爭了。但我認為無損他人的自我競爭也存在。主要的證據，是奧運重視紀錄——世界紀錄，奧運紀錄等。大家都知道，所有紀錄——時間、高度、遠度、重量等——遲早會被打破，而破了紀錄的人一般沒有特別獎金，就是有也不是從鬥輸的拿過去。要決定勝負排列，根本不需要顧及紀錄，但每項每次奧運比賽，有紀錄可言的，必定有世界與奧運紀錄預先說明。我因此認為重視紀錄是人類的本性，不是要把競爭者殺下馬來，而是要知道自己有沒有長進，長進了多少。



現代的奧運起於一八九六年，歷久不衰。得到人類這樣重視，其精神絕對不是為了強身健體，而是人類要知道自己有沒有長進，可不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點傻里傻氣，而以競爭來促長進步，暴斃的可能存在，或起碼對身體有害無益。這是人類進步的代價了。

從劉翔的啟示說起

雅典奧運結束，中國獲三十二面金牌，加中國台灣兩面，共三十四，僅次美國一面矣。不要誤會——不要把我扯到政治那邊去。我這一輩的人，凡是聽到炎黃子孫考個世界第一，都要把手指屈一下。

是那麼困難的進程，那麼辛酸的回憶。一九五九年，我的童年好友容國團在匈牙利贏得世界男子乒乓單打冠軍，害得我一連幾晚睡不著。不是奧運金牌，但那是中國人在任何體育上第一次拿個世界第一。當時有誰會想到，四十五年後的今天，半個月之內我們就拿得三十四個。人口那麼多，多獲第一理所當然，但不知受到什麼詛咒，要等到二十一世紀才可以把手指多屈幾下。

這次奧運過程中，一些項目中國應勝卻敗，另一些應敗卻勝，使大家看得一時歎息，一時驚喜。從今後影響的角度看，我認為最重要是劉翔贏得的一百一十公尺跨欄。絕對不是爆冷，但贏得那樣乾脆利落卻把我嚇了一跳。十二秒九一（平世界紀錄）是很快的時間。作本科生時，十四秒會見報。

田徑以飛快論英雄，重要項目首推一百公尺與一百一十公尺跨欄。後者是體育運動中最具爆炸性的。參賽者要能跑、能跳，而如果飛躍不夠流暢，取勝的機會近於零。這解釋了跨欄是田徑中最賣得起廣告錢的項目。看來劉翔要找個經理人替他應酬廣告商了。

三十多年前在《時代週刊》讀到一篇文章，分析為什麼短途賽跑黑人優勝。內容說，黑人的腳筋天生格外宜於短跑，故勝也。文內舉東方人不善跑為例。沒有什麼可以反駁的，因為在劉翔之前沒有聽過亞洲人在世界田徑賽跑拿過什麼牌，而在短跑能進入奧運決賽也絕無僅有。個人不相信「腳筋」理論，但對韓國與日本人不善於賽跑倒有自己的解釋：他們天生扁平足（flat-footed）的比較多。扁平足不可能在任何田徑上有大成，但這缺陷中國人不多見（我的母親及兒子有此缺陷，而自己是左扁右不扁）。

四十年前，在加州大學與一位田徑名教練傾談，提到賽跑天賦的問題。他說短途賽跑是所有體育運動中最容易發現天賦的。一個大有天賦但完全沒有嘗試過的人，第一次嘗試一百公尺會接近十二秒。如果首次嘗試是十五秒以上，怎樣訓練也不會有大作為。這是說，訓練當然有助，但有沒有短跑的天賦很容易知道。後來在報章上讀到一位年近三十的美國醫生，在電視上看短跑比賽，對朋友說看來容易，自己要嘗試一下。果然，只訓練了幾個月就接近世界紀錄。

讓我一下子跳到國際象棋比賽那邊去。美國的天才波比'費沙，七十年代初期與蘇聯的棋王作世界冠軍賽。波比先是發脾氣，棄權讓一局，繼而輸一局，但跟著大殺三方，把對手殺得片甲不留。這是歷史上最過癮精彩的國際象棋大戰，懂的不懂的都天天跟蹤戰果，之後學下象棋者眾，棋書賣個清光。

劉翔一百一十公尺跨欄獲金，勝得瀟灑而又毫無疑問，會帶來兩個必然的效果。其一是中國人賽跑天生不濟這個成見，立刻被打入冷宮。很多人會想，生理天賦不足之謎是騙人的，沒有這回事，何不嘗試一下？其二是不少後生小子會真的嘗試一下，而因為短跑的天賦容易發現，二○○八年的北京奧運將會放榜也。說不定，中國人的短跑天賦其實了不起，只是歷來相信風水先生的話，一般不敢嘗試罷了。牽一髮動全身，只要跑得快，學跳遠等項目易過借火矣。

朋友，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次奧運多獲獎牌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的金牌多於銀牌與銅牌加起來的國家。這是說，要不是不獲牌，一旦獲牌獲金的機會最大。沒有其它國家有這個現象。含意不妥：中國的體育獎賞制度過於重視金而輕視銀與銅。金牌獎賞較多是應該的，但過於重視金牌就失去了鼓勵體育的一般性，因而間接地減少金牌的數量。

從五十年代初期我在西灣河街頭踢小型足球起，霍英東先生對體育運動的贊助不遺餘力。今天中國獲得的金牌數量使舉世矚目，功臣當然無數，但如果只選一個，我投的票是霍英東。希望霍先生能多鼓勵銀與銅，更希望其它富有的人參與其事。個人認為，捐錢給貧困的人比贊助體育重要，問題是捐給慈善機構，經過多人之手，到達貧困的人手上所餘無幾。資料證據一般這樣說。贊助體育是另一回事：只要指明獲獎的準則，拿一元出去，獲獎者得一元。當然，霍英東先生的體育贊助，大部分不是給獲獎者的。

雅典奧運辦得好，非常好。雖然恐怖活動的可能性使觀眾人數大減，但真的不失奧運祖家的風範。他們花了七百多億港元辦這次奧運，血本應該無歸。但有時花錢要發一下神經才過癮。雅典是個不富有的小城市，是奧運的發源地。尊重自己的傳統，大花一筆，使我肅然起敬。

奧運閉幕，我對大導張藝謀主導的八分鐘節目感到失望。不少讀書識字的朋友向我投訴。他們認為拉胡琴的多位美女穿上短袍露出大腿，不知是賣肉還是賣藝，而推出西洋鬼子不知為何物的假太極拳，等等，皆不倫不類，污辱了中國的文化。個人認為，把中國傳統的舞台藝術新潮化不容易，弄巧反拙的機會不少。東是東，西是西，東西大可合璧，但把東方西化就不容易叫人拍掌。

寄語王市長岐山。二○○八年北京奧運開幕，國歌之後的第一個節目，我建議讓郎朗穿上正規的燕尾服，表演鋼琴神技，大動作，把鬼子佬嚇一下，先拔頭籌。這是戰略。演奏的樂曲由我來選最高明！

樹大招風

中國在雅典奧運獲三十二面金牌，樹大招風，在國際上引起震撼。同學傳來網上轉載的外間報道，冷嘲的多，拍掌的少。大部分是中譯，有人懷疑是好事之徒刻意偽作而放到網上去的。我細讀內文，不懷疑。這裡略說幾個例子的內容，附上個人的回應。

（一）《莫斯科時報》說，中國是倣傚昔日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育制度而把今天的俄羅斯殺下馬來的，但其實中國的群眾體育基礎脆弱，早晚不堪一擊。（回應：說中國的體育運動不普及是對的——人煙稠密的國家或地區，普及運動不容易搞起來。另一方面，政府補貼訓練體育人材在中國有悠久的日子，只是開放改革後才有今天的成果。更重要是政府不再強迫有天賦的參與訓練——天生飛人有選擇不賽跑的自由——這與昔日的蘇聯是不同的。）

（二）日本《讀賣新聞》說中國只是女子體育優勝，是一種病態，男子跑不出來就不能擺脫「東亞病夫」的稱號。（回應：中國女子的奧運成績遠勝男子的是事實，但不是因為中國重女輕男，而是外地重男輕女——尤其是日本。外地的女子遠不及男子那樣重視體育，中國的女子就勝來比男子容易了。）

（三）德國《明鏡週刊》說中國走的是一條歪路，昔日東德的金牌數字就曾經超越美國，而東德是靠強迫、剝奪運動員的選擇自由起家的。（回應：強迫體育——除了學校有體育課程——非善策，但今天的中國強迫體育訓練不復存在。政府可能見某人有奇佳的天賦而勸導，或利誘，但沒有東德昔日的「強迫」。最近伏明霞的電視訪問說得清楚。）

（四）美國《時代週刊》說中國的金牌是虛假的繁榮，因為中國人只為金牌而比賽：選非熱門的項目，也不像美國那樣，願意以五面游泳金牌換取一面籃球金牌。（回應：葡萄真的是那麼酸的嗎？難道美國的運動員跑到雅典不是為了爭取金牌嗎？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遠比中國的高，因而對金牌沒有中國人那樣重視。主要的證據，是雖然說願意以五面游泳金牌換取一面籃球金牌，但美國的籃球在準決賽就被淘汰了。怎麼可能呢？美國的籃球水平天下無敵，相近的也沒有。他們拿不到這面金牌，因為高手一般惜身，恐怕受傷而損害收入的前途，不參加。如果由任何稍懂籃球的人替美國選奧運籃球隊，此隊可以讓任何其它國家隊二十分而勝來容易。）

（五）英國《泰晤士報》遠為客氣，說在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中國可能單靠女子就輕易地贏得比整個美國更多的金牌。（回應：不會那樣容易吧！如果真的發生，世界大變矣。不可能，但因為這次奧運成績的鼓舞，多加四年訓練，再加主場之利，二○○八的總金牌數量中國應該超越美國。但人口相差那麼遠，人均體育水平要追近美國遙遙無期。）

（六）《CNN》的英語原文把中國捧到天上去。不可能是偽作，因為那種寫體育的誇張過癮文筆中國人作不出來。內容說中國有錢，人多，要面子，沒有的他們可以抄襲得精確，或者出錢買回來；又說北京奧運的新面目將會雄視地球：無論經濟、政治，總之要證明中國高得看不見，毫無疑問的。（回應：我今天為中國當年沒有贏得二○○○年的奧運主辦權感到高興。悉尼與雅典的奧運都辦得非常好。如果北京主辦二○○○年的，可能頻頻出錯，見笑天下。多了兩屆的經驗，應該畢業了。）

偉人——紀念鄧小平先生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鄧小平先生的百歲誕辰，國內隆重一番是意中事。有趣的觀察，是一般採用的標語不是什麼「萬歲、萬萬歲」，也沒有像我那樣老土地說先生偉大，而是「小平您好」。紀念的節目，不是軍事大檢閱，見不到戰鬥機在天上飛。有的是文藝節目，要不是歌唱舞蹈，就是鋼琴比賽等。不少城市有新塑的小平造像，也有些廣告般大的照片。這些紀念「碑」前有鮮花。我注意而又重視的，是花堆中有些只是兩三朵的小束，很不像樣，顯然是沒有錢的人放上去的。

對我來說，獻上一條草比獻上一個大花棚重要，因為愈是微小的敬意，愈是代表著小平先生深得民心。這次先生百歲紀念，見到的多是「小平您好」這類自發的敬意。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先生蓋棺可以論定矣：將來的歷史看鄧小平，會像我今天那樣看。歷史是我這種人寫出來的。

我怎樣看呢？朋友要求我寫這篇紀念文章，我應該寫。拿起筆，想到一九九七年我以英文寫下《鄧小平的偉大改革》——《Deng Xiaoping』s Great Transformation》——是第一屆夏保加榮譽講座的講辭（The First Annual Arnold C. Harberger Distinguished Lecture），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於洛杉磯加州大學宣讀。

真的有點榮譽。夏保加曾經作了多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主任，桃李滿門，著作等身，以他的大名舉辦一年一度的講座，第一個被邀請出場的竟然是我（據說是夏老挑選的）。當時不覺得怎樣，後來聽到跟著的有Arthur Burns, Alan Greenspan等人，才知道自己曾經了不起。可幸該講辭寫得用心，其後被轉載了好幾次。

小平先生百歲紀念，我把該講辭的結論翻成中文，好讓中文讀者分享一下我對小平先生的歷史地位怎樣看。該結論如下：

「歷史學者持久地對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這個老問題有爭議。毫無疑問，時勢創造了鄧小平這個英雄。如果歷史不仁慈，鄧老是不會凱旋的。時間無懈可擊：鄧老一九七八年復出再執掌大權之際，蘿絲與米爾頓正在出版他倆合著的《自由選擇》，高居美國暢銷書榜之首一年。跟著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美國的列根，蘇聯的哥爾巴喬夫——都對經濟自由作出貢獻。一九八三年鄧老說，自己平生第一次感到世界和平是可能的事。對一個要帶領一個國家走向人類從來沒有嘗試過的困難改革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卸下了一個重擔子。

「作為一個英雄，鄧小平改造了歷史也是肯定的。一個更有資格改革中國的人不容易想像。十九歲小平成為一個共產黨員，花了六年時間在法國當苦工，然後回到中國坐過山車，在政壇三落三上。因此，對共產政制的理解，他前無古人。少說話，但從聽到的判斷，我認為他是整個二十世紀思想最清晰的中國領導者。是個奇跡：七十五歲才開始推行改革，竟然差不多走足全程。他可能覺得時不我與，因為到後來顯得不耐煩了。我對鄧老的唯一批評，是他對學生及民運人士教他怎樣辦，過於敏感。

「鄧小平決定了中國的偉大改革的去向。他的言論重複又重複地遵守著一個基本原則。他認為社會由民眾組合，如果不鼓勵每個人盡己所能產出，是死路一條。這觀點古舊如中國的老子，也像二百多年前西方經濟學鼻祖史密斯說過的。鄧老的過人之處，是能把這信念付諸實踐，在數之不盡的反對勢力下堅定不移。如果不顧政治口號或術語，我們察覺到自一九七九年起，他選的每一步都朝著經濟自由的方向走。鄧老或者曾經在時間或先後次序出錯，但方向沒有錯過一次。

「如果想到鄧老喜歡打橋牌，我們或許能多一點明白這個人。他的表現是頂級的政治戰略家。高舉毛澤東的四個堅持，但因為概念模糊他隨意作出自己的闡釋。一方面他以維護國家的所有權來給社會主義下定義，另一方面放開了市場的運作機能。他設計了經濟特區，說特區證實可行，於是容許到處特區起來。他說香港是最特別的特區，所以中國要有一百個香港。八十年代他三次推出反資產階級活動，但只是精神上的反對。只有上帝知道精神何物，而每次推出後幾個月，資本家的『精神』再攀高峰。鄧麗君的歌被禁不到一年，在市場更加暢銷了。其實要禁絕鄧麗君的歌易如反掌：只要把幾個賣唱片的人關起來就成，而這樣做在毛澤東時代是會被讚賞為仁慈的。

「稱讚鄧小平，我可能形容得有點誇張了。但如果一個教授一定要給作為改革工程師的鄧老打分，那當然是甲級再補上一個『加』字，雖然這工程還沒有完成。沒有跟蹤過鄧小平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二這十三個年頭的人，會對他的成就不產生敬畏之心。可惜他的巨大工程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餘下來的百分之三十有不少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麻煩。稅項太多又太高；法治不少地方要改進；最近提出的國企股份制距離私企尚遠；國家的壟斷專利，雖然減弱了，仍然存在；外匯管制的存在或不存在常有混淆；金融行業還沒有開放、容許競爭。雖然貪污略為減少了，依然普及——中國走上印度之路還是大開中門的。以美國的水平衡量，我可以說四分之三的中國人民還是貧困的。

「不管將來怎樣，鄧小平的偉大改革一定會被將來的經濟歷史看為最不尋常的一章。聽到捷克與匈牙利的改革可能勝於中國，去年我跑到那裡看看，覺得他們的表現不可與中國的相提並論。布拉格與布達佩斯是旅遊勝地，相比之下，上海是個大都會，其商業與工業的活力使一個腦子驚跳起來。

「先生女士們，你們到過上海的外灘嗎？我恨不得今天晚上可以帶你們到那裡去！」

油價飆升何時了？

油價大幅飆升，是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期，中東的產油國聯手控制產出，美國作出愚不可及的回應：推出一個entitlement programme，很複雜，這裡不能解釋，但實質是大手補貼石油進口。美國的石油進口激增，支撐著本來不可能久持的中東cartel安排。這期間美國又推出相當全面的價格管制，動員五萬人，搞得滿國風雨，促成了長達十多年的經濟「滯脹」（stagflation）。

於今回顧，美國那段長時期的經濟不景，主要不是起於油價飆升，而是價格管制與越戰的後遺症。關於當時的油價與有關的管制，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我作了六年的顧問研究，得到石油工業提供大量的一手資料，知之甚詳。

今天油價再大幅飆升，不少讀者問：油價飆升何時了？對經濟的影響又如何？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比較容易：今天的油價飆升不會對世界經濟有嚴重的不良影響。負面影響一定有，但不會像傳媒說得那樣嚴重。昔日歸咎於油價飆升的舉世不景，其實起於美國的價格管制帶來的「滯脹」。時代不同了，美國的經濟再沒有昔日那樣舉足輕重。君不見，這些年美國的經濟也不景，但中國的高增長率沒有中斷或緩慢過。

困難的問題還是油價飆升何時了？去年美國進軍伊拉克，薩達姆下馬，美國的格林斯潘說經濟會好轉，因為油價會穩定或下降。當時是每桶美元二十八，今天四十九，上升了百分之七十五。格老是有學之士，消息靈通，從來不胡說八道，但還是錯得離譜，區區在下有什麼資格回答這問題呢？如果真的知道油價會升到哪裡，或到哪個價位會回落，我大可在石油期市炒兩手，用不著在書桌上爬格子了。然而，提出這問題的朋友實在多，胡亂地說一下也無妨。我的水晶球說，目前四十九美元一桶的油價是偏高了。理由如下。

（一）這次石油價格飆升，一方面起於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對石油的需求有急速的增長，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伊拉克之戰導致中東的局勢不穩定，尤其是恐怖活動可能嚴重地破壞石油的產出。期市的炒家於是群起炒之。

（二）從一九二○年作估計起到今天，地球上的石油藏量的估計只有上升，沒有下降過。這是說，到今天為止，沒有出現過一個時期石油消耗的增長高於石油發現的增長。

（三）七十年代油價飆升後，探油的工作急升，導致石油藏量的估計上升了大約一倍。這次油價飆升，探油的行動又會增加，收穫如何不得而知也。

（四）地球上，尤其是南美，有不少重油，只是抽取的成本高，油價不夠高無人問津矣。今天的油價遠高於抽取重油的成本。

（五）油沙（tar sands）的藏量甚豐，尤其是加拿大。從油沙提煉石油（大約重量百分之十到十二是石油），成本是每桶十二至二十美元之間。目前的油價飆升來得突然，以油沙提煉石油還沒有規模動工。

（六）包括還未開採的重油，還沒有提煉的油沙、頁岩、石頭等，等等，我個人的估計，是如果物價不變，發展中國家維持今天的增長率，那麼不計租值，每桶石油的采煉成本在四十美元之下，今天所知的總藏量，可以供應人類起碼二百年。上帝知道，不出一百年，人類會發明新的能源供應。

除非中東不斷大亂，否則今天的油價是遠為偏高了。奇怪產油的出口國家不在目前的價位大手在期市沽空石油，保護他們既得的甜頭。

回報率最高的青年投資

毫無疑問，今天中國青年（當然包括香港青年）的時間投資，回報率最高是學英語。不是計算機，不是商科，不是經濟學，不是數學，不是任何自然科學，也不是藝術、文學，而是英語。一般而言，以下功夫每小時算，沒有其它知識的收入回報可與英語相比。

昔日美國加州一位仁兄在荒山野嶺拾得金塊，無意間在酒吧炫耀了一下，消息傳開，被人跟蹤，引起了歷史上有名的尋金熱，蜂擁而至的尋金者搞得熱鬧非常。七十年代初期，某晚在電視上看到以相片示範的尋金熱典故。翌日對一位研究生說：「昨晚在電視看昔日加州的尋金熱，金礦沒有產權界定，但我不相信會有非私產的租值消散，應該是上選的論文題材，你不妨考慮。」這位學生跟進，論文寫得好，在國際上成了名。

是不容易解釋的現象。今天的神州大地，看其經濟發展，縱觀天下大勢，青年面對的一堆一堆真金白銀，不是什麼計算機什麼高科技，而是英語。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二千元左右，懂得上網打字與懂得玩電子遊戲差不多，不值錢。英語呢？只要說得通，寫得通——與入流還有一段距離——月薪倍升。要學到說得通，寫得通這個平庸境界，大約需要一年功夫。這是說，一般而言，花一個小時學英語，其收入回報大約是學習其它知識的兩倍。這不是金礦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見不到英語的尋金熱呢？難道市場的訊息費用真的高不可攀嗎？

話得說回來，上述的英語學習回報率，是指中學畢業後下一年苦功的回報，其後再下功夫，回報率會下降。苦學英語一年不是很夠用的水平，不足以下筆成文，但可以應酬，可以溝通。這是指國內的青年，不是指香港的。香港的學子，英文中學畢業後成績差強人意的，其英語水平可以應酬，也即是國內的中學畢業後補加一年英語苦工。國內學英語的回報率比香港的高，因為前者有足以應酬的英語水平的青年很少。

說過了，英文不易學，主要因為字彙多而難用（常用的字比中文多兩倍以上，而且重視把適當的字放在適當的地方）。另一項困難，是英語的動詞微妙（中文的動詞是不用學的）。今天國內認為懂英語的，一般其實不懂。就是那些考托福英文試成績可觀的，用字一塌糊塗，動詞錯得離譜，不足以應酬也。

英文難學，從足以應酬的一年苦工到可以下筆成文，還要一段長時日，而且要講一點天賦。英語達到下筆成文，姑勿論是否成家，很值錢，國內及香港動不動在月薪五萬以上。香港的高官薪酬高，英語水平好是一個原因。我讀過曾蔭權與任志剛的英語文字，皆達下筆成文之境。更重要的證據，是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教出來的學生，今天打工月薪達六位數字的幾個，英語皆可下筆成文。

可能不大公平吧，但天下的大勢，歷史的規律，是不能反抗的。一九五七年我遠渡重洋，到北美，那時除了英語，學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的學子不少。剛好那時起，世界漸趨大同，到了六十年代中葉，美國大學的博士課程紛紛取消兩種語言的起碼要求。七十年代，計算機發達，而近十年來的互聯網及通訊的發達，為了減低訊息費用，一種共通語言就無可避免地成為國際市場的選擇了。

我不認為選英語作為國際的唯一共通語言一定是明智的。英語難學，是負面，但表達力強，是正面。一負一正，正面的價值不一定比負面的代價高。然而，昔日的大英帝國是日不沒國，加上先進之邦的知識分子大都懂英語，為了節省他們的學習費用，英語被市場選定為國際語言，不難理解。要推翻這選擇看來不可能，因為不會有足夠的有學之士一起地接受另一種語言。今天的趨勢，是英語愈來愈普及了。

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不起，在國際上變得舉足輕重。每次見到西洋鬼子苦學中文，有點驕傲，但我們不要那樣傻，認為再過三幾十年，中文會普及天下。鬼子佬學中文是因為他們見到中國的發展，認為懂中文會有可觀的收入回報。這不錯，但等他們普及地學會中文來與我們溝通，是守株待兔，遠不及我們搶先學英語那樣高明。

經濟貿易上的所需不論，重要的知識投資，懂英語佔了很大的便宜。中譯的西方書籍雖然頻頻出現，但到今天還是一小部分，而一般譯得不好，誤導的機會不小。你要等有足夠而又譯得好的中譯本出現才求取西方的知識呢？還是趁早學英語，不等譯本？選擇是明顯的吧。

香港自從推行母語教育後，學子的英語水平急轉直下——這是所有中學教師都知道而又同意的。這筆糊塗帳政府要負責。不容易明白的，是保持英語教學的學生的英語水平也下降了不少。後者似乎是持久地下降了二十多年的效果。電子遊戲的盛行可能是一個解釋，而更可信的解釋是政府設立的教育署管制課本與教法，犯了語文教育的大忌。

國內學子的英語水平實在差。學校一般不重視英語，老師不足可能是原因。有專為學生考外地英文公開試而設的學校，不少學生考得好。但語文這回事，考公開試的成績與實用之可行是兩回事。我自己就沒有把握在美國中學的英語公開試考及格，但滿有把握教美國中學生的英語老師的老師怎樣寫英文。

一個補救英語遠為不足的辦法，是北京容許私辦的英語補修學校，不妨指明不能為考試而教，要教實用的。這樣，不少香港學子會見有收入可圖，立刻學好英語，到國內作教師去也。國內願意出錢補修英語的男女長幼數以千萬計。他們不是不知道金礦所在，只是問津無門而已。

觀雅典奧運有感

奧運在希臘的雅典舉行，是回到祖家。電視所見，雅典辦得好，井然有序，顯然下過不少心機。可惜到場的觀眾少，少得可憐。足球比賽只有幾個人看；羽毛球少觀眾，乒乓球無觀眾；美觀的體操，見到的是一大片空位；觀眾較多的籃球與游泳，看來是購買了廉價座位的都跑到高價座位去——電視看是滿滿的，但當鏡頭偶爾向上移，高高在上的座位空空如也。動筆寫此文時，消息說因為觀眾太少，主辦的正在考慮免費讓觀眾進場。不知最後如何決定，但一些項目到決賽時觀眾多了不少。看來雅典會虧蝕得厲害。

發生了什麼事呢？希望猜錯了，但猜測的解釋，是今天屢屢出現的恐怖活動嚇怕了人。位於地中海的雅典，八月天氣可人，風景頂級，古跡多而精彩，遊客趁奧運之慶到那裡熱鬧一番，何樂不為哉？但這次奧運，遊客少。昔日德國舉辦奧運遇到的恐怖事件，不少人記憶猶新，而希臘參與派兵伊拉克。

為了防恐，雅典作了兩項負面極大的宣傳。其一是這次防恐的費用是四年前澳洲悉尼舉辦奧運的防恐費用的五倍。這彷彿是說：「多來參觀呀，我們花了巨資防止恐怖活動，應該是安全的。」打算到雅典去的會怎樣想呢？還是在家中看電視算了？其二是開幕時的多國政要嘉賓，不敢住酒店。報章說，他們住在大郵船上，天空上有直升機二十四小時巡視，海面上有保護船隊，海底下有潛水衛士。這樣的消息，有誰會跑到雅典去湊奧運的熱鬧呢？

搞恐怖活動的人不容易得到外人的同情或支持，但或許可以爭取到一點理解，或減少一點外人的反感。他們應該公佈不會在奧運或任何與他們互不相干的生事。這是書生之見，但要求收窄恐怖活動的範圍，對各方都有好處，說說也無妨。

我擔心的是如果恐怖事件不幸地在雅典發生，四年後的北京奧運不會好過，而如果四年後北京出事，奧運就不再容易舉辦了。

恐怖活動是要防止的，但大事宣傳防恐則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反作用。去年沙士（非典）爆發後，國內的城市對該瘟疫的控制，顯示出在中國搞恐怖活動極不容易：昔日的戶口管治制度還存在。這不等於外來的遊客會知道中國的戶口制度而安心。但這兩年國內的遊客數字急升，無「恐」的安全是一個原因吧。

寫此文時，奧運項目只賽了一半。從這一半看，強大國家的比賽優勢下降了。我們怎可以想像，游泳的四百公尺自由式接力，美國會敗給南非，而且敗得不接近呢？中國歷來的強項如羽毛球、乒乓球、體操等，皆不如理想。弱國或小國有抬頭之勢，是不壞的發展。個人當然希望中國凡賽必勝，但如果要輸，輸給一個少見經傳的國家比輸給一個強國令我感到高興。我是個偏心於underdog的人。

中國的運動員中，最欣賞羅雪娟這個女孩子。她以排第七（尾二）的慢時間進入百米蛙泳決賽，被安排在第一號的慢線。有人問她，成績那麼差，獲牌的機會是否渺茫一點呢？她說只求進入決賽，自己狀態甚佳，不用擔心云云。翻出來是說，只要能進入決賽，金牌是囊中物。果然是囊中物。

朋友說，羅雪娟這個女孩子的個性很有點像我這個老人家。

要從世界大同的角度做學問

山木兄寄來他新出版的《閒讀偶捨》，第一篇的名目是《嫉洋如仇魯迅誤打陳煥章》。魯迅胸襟不闊，筆下磨斧痕跡甚重，而又鄙視像林語堂那種在西方介紹中國文化賺飯吃的學者。陳煥章以《孔門經濟學原理》為題在美國寫博士論文，魯迅說陳氏「自己也覺得好笑」，其輕薄態度有點那個，也有點葡萄是酸的味道。

陳煥章是一百年前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的。那個時代能到美國名校攻讀的中國學子，不是天才也是才子。然而，從陳氏到我寫博士論文的六十年間，留美中國學子的可以數得出的經濟博士論文，絕大部分論中國，鬼子佬不容易判斷真真假假。輪到我寫博士論文，時代轉變了，中國專家沒有市場，而自己的主要興趣是價格理論。我於是想，論文一定要以有一般性的理論為重心，中國的資料可以用，但千萬不要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而寫得老師無從判斷。後來寫成的《佃農理論》，其理論有一般性，不分國界，雖然引證的資料大部分取自中國的農業與台灣的土地改革。今天這論文受到注意的只是理論那部分，而自己認為比理論更精彩的中國農業資料的分析，數十年來無人問津。這可見在學問上，無論怎樣精彩，沒有一般性或世界性的，在國際上不容易殺出重圍。不單是只為中國而寫中國引不起外人的興趣，只為美國而寫美國也有類同的命運。

自然科學，可取的發現都有一般性，沒有國籍。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可以有「國籍」，但如果缺少了一般性，難以成家。歷史學的國籍約束看來最大，要在國際上成家，若不能指出不同國家的共同歷史規律，就要指出不同文化會導致不同的史實，而又能解釋為什麼史實不同。

「東是東，西是西，二者永不會合」這句名言老話，雖然不對，但如果是說東與西不容易會合，卻沒有錯。今天的世界，做學問一定要把這二者會合起來——融合起來——才有希望論成就。這樣看吧，融合東與西是當今做學問的必需條件，但不足夠。有成就的學問，是把二者融合起來，然後表達一些不怪誕的新意。

不一定是近代的人才可以融合東方與西方而達到大成的。生於東而不知西，或生於西而不知東，但產出東、西大同的作品是有的。這些作者是天才了。唐初孫過庭寫《書譜》，論書法，其藝術概念與今天的西方藝術觀非常一致。十八世紀莫扎特寫的西方音樂，今天的中國人喜歡聽。這種人不學有術，只憑預感就打通了不同文化的貫通經脈，的確是天之驕子，令人羨慕。當然，藝術講感情，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互通比較容易，但達到的還不多見。歷史上，數之不盡的藝術作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不能共同欣賞的。不能共同欣賞的藝術不是好藝術，依稀地明白這哲理大約有二百年，一天比一天肯定，到今天一般的藝術家都明白，都同意。

在概念與感受上，視覺或聽覺藝術是比較容易融合東方與西方的。要通過翻譯的詩文就比較困難了。但如果你是今天的中國詩人，懂西語但對西方的詩毫無感受，你不可能是一個有成就的中國詩人。你可以因為天才橫溢，不懂西語而成為一個偉大的中國詩人，但你不可以懂西語，毫不欣賞西方的詩，而在寫詩上有可觀的成就。如果你和我差不多，寫詩的天賦不足但要在寫詩的造詣上有點成就，那麼中語西語皆通，中、西雙方的詩皆讀，融合起來，當可事半功倍。

不是低估董橋與陶傑這二君子的天賦，但我相當肯定，如果他們不是中西兼通，對西方文學有體會，他們的中語文字不可能達到我們讀到的水平。這是融會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的效果，是從世界大同的角度下筆了。

打通中、西融合的經脈，不容易，需要一段日子，而每個過了關的人會有不同的經歷。我自己的經歷，是起頭很困難。那是四十七年前，初到多倫多貴境。有兩個障礙。其一是老生常談的東是東，西是西，在腦子裡自己劃下界線。其二是在西洋鬼子面前不敢示弱，很有點要以炎黃子孫的文化把西洋鬼子的比下去的意識。於今回顧，正如魯迅寫陳煥章，「自己也覺得好笑」。

後來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年紀比我略長的名叫王子春的朋友，其英語文采好得出奇，也有學問，不厭其煩地指導了我幾個月，使我茅塞頓開。其後轉到美國的洛杉磯，就讀於該市的加大，屢遇大師指導，是四十五年前開始的了。

我感到自己完全中西不分，融合得通透，大概是進入加大後的第四年，即是在研究院的第二年，在西方生活了近六個年頭了。從本科生起我選科選得雜，這有幫助。進入了研究院我索性住在圖書館亂讀一通，不到兩年就恍然而悟：原來地球上的學問都是一樣，有好有不好，精彩的少胡說的多，而中國的學問，雖有可取，但一般不及西方。其中主要分別，是西方的學問佳作，在有深度的同時說得清楚。是在天天強逼自己想得清楚的日子中，我意識到學問就是學問，沒有國界，而中國人做學問的一大缺失，是想得不夠清楚。

炎黃子孫的文化傳統的學問不是沒有深度，而是喜歡吹毛求疵，數樹木而不看森林，似乎永遠拿不著重點。這種學問很容易故扮高深，把模糊看為深奧，不知為知之，不懂的往往盲目附從，堅持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如果學問是從世界大同的角度看，沒有國籍，做學問就逼著要看森林，而這樣看，懂是懂，不懂是不懂，湛深的學問不會真的深不可測，那才算是走進了學問之門。高斯和我曾經說，我們怎樣也不明白的經濟理論，應該都是錯的。

提到這些，起於我關心中國的青年。聽到同學們給我提供的今天網頁上的好些青年的言論，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在追求知識的重要路途上走錯了方向。激情遠超理智，不分客觀與主觀之別，不知道推理必須有假設，而又往往自以為是，不懂就以專家自居。只讀過幾本書，一知半解，就以為有了學問，以為知道真理。這是數樹木的途徑，過不久就會迷失在森林中。

在知識與理智的表達上，香港網頁上的青年遠勝國內的。求學的際遇不同，所以有別。我關心的是國內的青年。基因說，他們的天賦與香港的沒有分別。只是香港的生長於一個國際都市，無論學與問，他們的世界大同的意識搶先了幾個馬位。還不能說是一般地達到世界大同的學問境界，但比國內的接近得多了。

從今天的世界看，有國籍的學問，皆非上品。

是私營郵局的時候了

為《南窗集》寫《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題材特別，委託御用畫師黃黑蠻畫「恐怖」插圖。黑蠻在故鄉鳳凰度假，畫成後以郵局快郵寄出，五天也收不到，逼著要以一幀後備的風景畫代替。

這次《壹週刊》與我這方的「追」畫過程，可歌可泣。大家以長途電話與黑蠻聯絡多次，也以短途電話與黑蠻在香港的家聯絡多次。大家頻頻與郵局聯絡，不在話下，但郵局沒有追查郵件的迅速安排。如果黑蠻用私營郵遞，通常一天可達，最多兩天，而在任何時刻，一個電話給郵遞公司，告訴他們郵件號碼，不到一分鐘，會知道郵件是在哪個地方，什麼時候可達目的地。

私營郵遞也相宜。上門收件，先以電話聯絡而上門交件，香港與深圳之間是首公斤二十或三十元，而在國內同一或相近城市，首公斤只是十元。一公斤之上每公斤半價。收件隨傳隨到，禮貌周到，而服務包括代填表格等。

這些年因為私營郵遞興盛，香港郵局職員的服務態度大有改進，令人欣賞。問題是，更重要的交件準時卻辦不到。在香港郵局以快郵寄書給身在多倫多的姊姊，一次期長兩個月，一次三個星期，最快那次是十天。郵局快郵寄書給身在洛杉磯的赫舒拉發，好一點，但一個星期算是快，三次中有一次六個星期，期間屢次查詢不知蹤跡。私營郵遞，三天保證到達，而其間任何時刻都知道郵件何在。郵費差不多，這使我責問替我處理郵件的：「中了那麼多次政府郵局之計，為什麼還要用政府郵局呢？」

四十年前翻閱高斯寫的英國郵政歷史，知道初期是私營的，後來因為政治因素，發展至政府壟斷郵政，把私營的淘汰了。六十年代的美國，郵政也是政府壟斷，服務不錯。困難是政府政要補貼很多，八十年代起，郵費不斷上升，因而容許了私營郵遞公司的參進。後者今天搞得很大，有飛機隊伍。一國之內的郵件，我認為處理得最好的，還是今天國內騎著電單車的、每天每員上門收大約四十郵件的服務。工資低廉是一個原因。

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政府郵局在今天的競爭下還可以生存。私營的快而準、上門收件，而以整套服務算價格比政府的低相當多。加上今時不同往日，通訊有長途電話，有電郵，有傳真，政府郵局怎還可以不被淘汰呢？

比起私營的，政府郵局的生存困難主要是兩方面。其一老生常談：不是自己的錢監管的人不會那樣拚命、那樣細心。其二更重要。那就是勞工的合約處理政府機構歷來困難。試用後的員工不易解雇，不能用件工，加上退休金、假日、醫療等，合約的不夠彈性是不易與私營競爭的。

我認為政府郵局之還可以生存，是補貼。直接的補貼大家都知道。間接的補貼，是郵政總局與多間分局與無數的郵箱，大都是政府的物業，不用交租。何必花這些錢呢？把郵局及其資產都賣出去，所獲之價足以遣散職員，而私營的服務會因為競爭增加而更進一步。

費解的現象

這幾個月國內的農產品價格上升了不少。沒有看到正式的統計，但一份刊物說升幅高達百分之三十，可能是指某些農產品，也可能高估了。可靠的是，家庭主婦一般說街市之價上升得快。

不久前發表《經濟試題一則》，我以政府補貼某些有國際市價的農產品作解釋。邏輯沒有錯，但其後獲得的資料，顯示國內不同地區的補貼方法不同，而除了一兩個地區（例如北京），一般補貼甚微，不足以解釋目前的農產品價格上升。中央農業部有補貼農植的計劃，不是補小麥與玉米的種植，而是補米稻。但這補貼還未推出（可能本月推出），前思後想，就算補貼將會實行的預期形成了，農產品之價上升也不容易提前幾個月發生。據說計劃補米稻，如果推出，會是不小的補貼。

解釋農產品價格上升不容易。今年舉國大豐收，中央不再批農地轉為工業用地，而農民轉往工業的速度下降，導致多個地區有「民工荒」的現象。這些局限轉變的含意，都指向農產品價格會下降那一方。但我們見到的卻相反，價格上升了。

我們不容易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解釋目前的農產品價格上升。可觀的增長率持續了好些年，但農產品價格的明顯上升只是這幾個月才發生。也不容易用通脹作解釋——百分之三至四的通脹率不足道，與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相去甚遠。

我的直覺，是這次來得有點突然的、幅度不少的農產品價格上升，可能與政府決定不再批農地轉工地有關。此不批也，對經濟發展可能壞也可能好，要看不批的目的與之後的安排。如果不批是為了保護農業，則大為不妥。這點我說過幾次，不再說。但如果不批是為了將農地的產權交到農民的手上，其後有策劃地讓農地轉工地，收益由農民與地區政府分享，是好的，但看來不像是北京的意圖。

手頭上完全沒有關於目前不批工業用地之後的策劃資料，不知葫蘆藏著什麼藥，不敢妄下判斷。希望讀者有以教我。通常在文章上徵求資料，讀者的幫忙不少。我不懂得怎樣回復電郵，加上郵件多，很少回應。這裡大叫一聲道歉，希望提供資料的君子們放我一馬，繼續提供。

太太可以作證，我日常彷彿看而不見、聽而不聞的行為，其實全部收進腦子裡。最近請一位女孩子翻閱有關不同省份的不同農業補貼資料，之後給我解說。解說時我躺在床上，看似睡著，也差不多睡著。女孩向太太投訴，說我睡了，但其實她說的我可以從頭到尾背出來。睡歸睡，聽歸聽，可以互不相干。印在腦子裡的資料，在某夜夢中會整理得清楚，找到問題的答案。

回頭說不批農地轉工地，一個可能，是某種農地產權的安排會使農地的租值上升，因而導致農產品價格上升。這是不壞的發展，會否發生這種產權安排不得而知。這是說，不批農地轉為工地，農產品之價是理應下降的。但如果這不批是為了界定農民的土地產權，在某些安排下農地的租值或機會成本會上升，而這上升會推高農產品之價。

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

聽說美國某經濟學院的一位研究生作學術報告，提出一個宗教理論來解釋不惜一死的恐怖活動，在座的經濟大師Gordon Tullock力斥其非。說宗教與今天的恐怖活動扯不上關係不容易成立，因為恐怖分子大都是某些宗教的信徒。宗教可以協助組織，也可以增加信念，而這些會助長恐怖活動。但說宗教是今天恐怖活動的原因卻說不通：那些宗教有悠久的歷史，而極端的恐怖行為的頻頻出現，是這幾年才發生的。換言之，我們有理由相信宗教協助恐怖活動，但不是原因。

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是經濟學的一個難題，而損人又損己是更大的難題了。姑勿論恐怖，只論戰爭也不容易以經濟理念解釋。我的老師赫舒拉發用了多年時間研究衝突（包括戰爭），稱之為the economics of conflicts，發表過不少文章，兩年前結集成書，取名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借用《星球大戰》的一套續集的名目，可圈可點。

看官須知，起自史密斯的西方經濟學傳統，是以自私互利的哲理演變而成為一個理論基礎。市場交換是自私互利，大家獲益。就是制度的演進史前輩也是從這個角度看。在這基礎上，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不易解釋，而損人又損己則更難解釋了。在拙作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中，我比史前輩走遠了一步。那就是我重視自私可以給社會帶來禍害。我的觀點是，自私會增加交易費用，而這增加，推到盡，可以導致人類的滅亡。

赫舒拉發沒有我那樣重視交易費用，但不謀而合，認為自私會給社會帶來禍害，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是也。說起來有一件趣事。赫師的多年同事兼好友，我的另一老師艾智仁，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重要文章結集，取名Economic Forces at Work，根不離本，是指自私可以互利的forces at work也。赫師的結集卻以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為名，是說彼force不同此force也。高手過招，和而不同，足以傳為佳話。

翻閱赫師的Dark Side，滿是博弈分析，為徒者認為可以交易費用代之。是的，我認為像戰爭那種損人又損己的行為，可用交易費用中的訊息費用作解釋。任何一方，或雙方，高估了戰爭帶來的利益，或低估了戰爭的代價，就可能打起來。這是我認為自私可以滅絕人類的其中一個原因。

問題是，以訊息（交易）費用來解釋今天的極端恐怖活動，不惜一死的，不容易，因為訊息費用不是高得離奇。駕著飛機撞向紐約世貿大廈的「仁兄」，或駕駛滿載炸藥的汽車而隨手引爆的，明知自己必死，這方面的訊息費用是零。為什麼還要不惜一死呢？

不是說訊息或交易費用與今天的恐怖活動無關。當然有關，但不足夠，不足以解釋明知必死而又不惜一死的恐怖行為。大家都知道，一個不惜一死的人可以做出很大的對他人的損害。這損害可能給死者一點滿足感。問題是，損害他人有多種方法，為什麼一個人要選擇比荊軻刺秦皇遠為肯定的死亡代價呢？沒有易水蕭蕭西風冷，也見不到滿座衣冠似雪，但一時間很多不惜一死的人跑出來了。

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著實不易。下面提出的只是一個嘗試，作不得準，而自己貪生怕死，對各方面都不敢有惡意。只是有關經濟學的難題，我歷來見獵心喜。我的理論架構有兩個基礎。

第一個基礎近於套套邏輯：不惜一死的人對自己死亡的機會成本（死亡的代價）看作是零或近於零。當然，損害他人可能有滿足感，但除死之外還有數之不盡的方法損害他人，可能損害更大，只是以死為之，效果比較肯定。這樣，選擇以死為之，為之者對自己死亡的機會成本的估計一定是很低的。例如一個人的一家大小被火箭之類殺了，痛不欲生，前路茫茫，死亡的代價近於零。這個人決定不惜一死，宗教的信仰可以協助這決定，也協助以組織幫忙，但如果死亡的機會成本（代價）夠高，宗教不會有影響。

第二個基礎，是美國的先進武器天下無敵，一下子消除了敵對的人的多種選擇。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之戰，用上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式的軍備投資，其威力舉世的人在電視上看得清楚。這武器威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軍備強如蘇聯也瓦解，其它小國會不知厲害乎？敵對而又要生事的人於是只有兩個極端的選擇：其一是以核子武器從事，其二是恐怖活動。

今天搞恐怖活動的人看來是沒有核子武器的——如果有的話，他們很可能早就用了。認為自己的死亡機會成本下降至近於零的人，不容易考慮殺錯良民。沒有核子武器，餘下來只有一途可走：恐怖活動。

上述的分析帶來不好想下去的含意。其一是一些國家或組織會向核武那方面多打主意。更不好的含意，是如果有核武，他們要使用的意圖，會因為擁有的非核武的傳統武器不管用而提升了。另一個含意，是要消除今天的恐怖活動，只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把恐怖分子趕盡殺絕，其二是以仁慈之法提升他們的死亡代價。後者不易找到倫理的支持，也不易施行。

餘下來的趕盡殺絕之法的主要困難，是殺錯了會增加不惜一死的志願者。我們怎可以肯定，在殺對了一個的途中，不會因為殺錯了其它而增加一個或更多的恐怖分子呢？這方面，虐待囚犯而讓相片洩露是大錯。虐待囚犯可能屢有發生，可能前例無數，但為什麼要拍下照片呢？在不少人的死亡代價本已偏低的情況下，虐待的示範會再減低這代價。

我用不同的假設推出幾個恐怖活動的理論均衡點，沒有一個令我感到舒暢，不寫出來了。

柴油之價為何下降了？

幾天前在這裡發表《柴油照出一條明路》，說中國在增加長遠電源設施之前，除加電價外，電力短缺要盡量放寬工廠自置發電機來解決。文內提到目前的柴油市價是人民幣每公升三元，而今年初是三元三角。讀者問：半年來石油之價上升了不少，柴油出自石油，為什麼柴油之價在同期下降了？

問得好。可幸我曾經作過六年的石油顧問，對該行業是個專家，雖然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事，今天還記得大概，可以提供答案。

石油有輕重之分，以API（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劃定下來的度數算。水的重量是API十度，低於十是重於水，地球上有重於水的石油。汽車用的汽油是石油中最輕的一部分，而因為汽油的需求量大，石油以輕為貴。沙地阿拉伯的石油是輕的（API三十四度），但酸性重（sour，指硫磺多，大約油中的百分之三），是美中的不足。印尼的石油輕而甜（sweet，差不多沒有硫磺），本是精品，但蠟質高（waxy），在管道流通不易，增加開採與運輸的困難。蠟質高宜於提煉潤滑油的產品，一負兩正，印尼的石油質量比沙地阿拉伯的可取也。

提煉石油產品，最基礎而又成本最低的是蒸餾（distillation）的方法，很簡單。把石油加熱到華氏四百零五度，蒸發出來那部分是汽油（gasoline，汽車用的）；從華氏四零五至六百五十，蒸發出來那部分是柴油（diesel，某些汽車、暖爐及發電機用的）；從六五零至一千度蒸發出來的是油渣（bunker，大洋船隻用的）。記不清楚，飛機用油（jet fuel）大約是二百至四百度之間的那部分。

上述是說，如果國內的汽車及飛機的用油需求量大升，升得比發電機所用的、需求量目前上升的快的柴油還要快，那麼柴油之價可能不升反降。這是因為柴油是提煉汽油與飛機用油的副產品，後二者的需求量急升，柴油的供應相應急升，可以導致柴油價格下降。

石油的輕重，簡單的蒸餾提煉，蒸發出來的汽油部分可以相差很大。API十五度以下的重石油，蒸發出來的汽油可能不到石油的百分之十，但三十四度的輕石油，蒸發出來的汽油可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果簡單的蒸餾提煉加上以破裂分子（cracking process）之法提煉，整桶石油可以全部煉成汽油。但成本高不少，而國內目前的破裂分子提煉不普及。

中國的市場龐大得有點怕人。兩年前聽說某台商在國內產出公仔面（稱方便面），每年生意高達百億！有點不相信，但網頁說該機構每天產出二千五百萬包。最近美國出現水泥（cement）短缺，有人歸咎於中國，因為神州佔了地球上百分之四十的水泥用量！

回頭說柴油之價下降，如果本文的解釋是對的話（應該對），那麼這現象不僅顯示中國的市場龐大，而經濟發展之速也驚人。在電缺頻頻而柴油佬紛紛出現的今天，柴油的需求增長竟然比不上汽油與飛機用油的需求增長。這些及其它現象可能是溫總理大嚷經濟「過熱」的原因，要搞宏觀調控。

我說過了，宏觀調控，尤其是北京採用的調控方法，非正著也。

（附錄：今年廣東的柴油公升價。一月八日，三元三角；一月三十一，三元三角；二月十五，二元九角；三月一，三元；四月十六，二元九角；五月二十二，三元一角；六月十一，三元零五仙；七月十一，二元九角五仙；八月七，三元。）

柴油照出一條明路

一個為某題材寫過文章的人，對該題材是會格外關注的。我不例外。不久前在這裡發表過三篇關於神州缺電的文章，跟著對缺電留上了心。一位朋友提供一些簡單、可靠而又重要的數字，照出一條明路。

神州缺電比我先前想像的嚴重。今天我認為，不久前一位同學提供的短缺百分之六強是低估了。最近昆山的工廠准許用電開工減至一星期四天。好生意的工廠，慣例是每星期開工七天，每天輪值二十四個小時。昔日香港如是，美國也如是。一間每星期開工六天，每天十六個小時的工廠，在限制開工四天後，每天輪值二十四個小時，工作時間相等，消耗的電量一樣，但工作效率會下降，而工人的時間安排會增加困難。但另一方面，減少工作天會逼使工廠開夜更，而夜更的電力整體需求下降，這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電力需求增長得快。新建的商業樓宇，還未入伙的，數之不盡，而舉國所有工業建築物的租值有明顯上升的跡象。不是大升，但明顯而有一般性。這些現象是經濟發展的大好形勢，但電源不足，其禍害更形淒慘了。台灣商人因為阿扁連任而大舉進軍神州，顯然認為目前的缺電不會持久。（這樣看，缺電是搞統一的大忌。）

再過一個月，初秋將至，氣溫下降幾度，用冷氣會大減，從那時到暖氣需求大升的嚴冬，中國大約有三個月的電力紓緩時間。不是足夠的時間解決長遠的電力供應，但過度的解決辦法是清楚的。要先解決目前的電力短缺，增加長遠電力供應的設施是另一回事。目前要做的主要有兩方面。

（一）說過了，立刻提升電價，好讓用電的人自由選擇在哪方面節省。要全面提升，不限於工業，因為住宅用電最容易節省。一次過提升電價百分之二十是明智的，因為加得不夠而再加，怨聲會倍增。可以考慮不同季節收不同電價，也可以考慮一個用電客戶，其每月慣用的電量的百分之五十（或某百分比）不加，超過了就提升電價。

（二）不僅容許，而且鼓勵工廠自置發電機。新建的較大的工廠，不妨規定他們要建造減少噪音的發電機房。要容許外地製造的發電機免稅進口。在此同時，壟斷石油的政府要掌握以國際市價供應柴油。政府是應該放棄燃油的壟斷權的，但遠水難救近火，這個時刻不要求政府放棄石油的壟斷權了。廣東的柴油供應，通過私營的「柴油佬」購買，沒有困難，但華東是另一個故事。廣東有很多柴油佬。

鼓勵工廠自置發電機有一個重要的好處：如果自置發電機的工廠夠多，電價（市電）不可能超越自發電的成本很多，因而給投資者一個可靠而安心的電價上限。今天自發電的成本，高出市電之價大約百分之二十。朋友提供的重要資料如下：不計發電機價，用新機，柴油價每公升人民幣二元七角，自發電成本與市電價打平；用舊機，柴油價每公升二元五角與市電價打平。這是以現在晝夜平均每度市電七角半作比較。目前的柴油價大約每公升三元，今年初最高三元三角。這些數字照出一條明路。

精英何制？──與山木兄商榷

林山木認同港英時代的精英管治制度。不少人認同，我也認同，但中英草簽後，雖然港英猶在，香港的政制就開始改變了。大吃最後的晚餐，大幅提升福利午餐，而這期間引進了幾項投票制度，不倫不類。

精英已矣，不得已而求其次，聽說山木兄以普選次之。不少人取普選為首。我一貫的立場，是沒有上佳的憲法，界定所有資源的產權與個人的權利，普選會引起很多問題。解釋過了，不再說。

這裡要談的，是港英管治下的所謂精英制，究竟是怎樣的制度呢？只略知一二，認為是一種委任制。當年港督是由英國委任的，而所有議員由港督委任。港督不是獨裁者（老闆是英國），但有不少獨裁權力，而港督委任（其實要得到英國上頭同意）的財政司的權力大得很。這是指翟克誠之前的財政司了。

香港歷史上的三位名司──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我都認識。山木兄所指的精英，可能主要是指這一連三任的三君子。我與彭勵治很熟，認識夏鼎基時，他剛開始轉任布政司。山木兄對夏老比我熟得多。認識郭伯偉時他已退休，但還有幾次與他暢談天下事，很佩服這個人的智力與見識。

說當年財政司的權力大，是指經濟政策的權力，但昔日的香港，除了經濟，其它都不大重要。我的印象是：你委任我管經濟，那你就不要管；你有權把我解雇，但我一日在職，要怎樣辦是我的範圍，不是你的。這是委任的獨裁，可能說得有點誇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推出今天還存在的聯繫匯率制度是個好例子。那極端重要的決策，基本上是彭勵治一個人拍板的。他徵求意見，也有兩位英國大師參與，但基本上是彭老拍板，彭老負責。當時上頭夏鼎基反對聯繫匯率，他對我說得清楚：權在彭老之手，他只可以提供意見，不能否決。

一次親歷其境的機會可以說明彭老的權力。該聯繫制度是於一個星六的上午公佈的。早幾天，彭老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打算以七元二毫與一美元聯繫，你怎樣看？」我想了一會，回應道：「市價還有大波動，但徘徊於八元一兌一美元，你還是提高一點，較近市價比較安全。」他點點頭，說會細想一下。這幾句就是整個會面的對話。

後來以七元八聯繫，成功了，彭老在午餐時誇誇其談：「我的直覺了不起吧。香港人喜歡那個『八』字，我就選了七點八！」是的，聯繫匯率這樣重要的決策，當時沒有一個立法局議員知道，而七點八這個數字，可能港督事前也不知道。

後來彭老辭職，是香港的政治化淘汰了他。他不喜歡應酬任何利益團體，認為自己的職責是為香港的經濟整體服務，沒有責任回應任何利益團體的要求。他決定辭職時，我勸他留任，他說得坦白：「你知道我曾經是個商人，有足夠積蓄過餘下的日子，不需要這份薪酬。作財政司的工作比從商時勤奮得多，辛苦得多。為香港的經濟服務，我樂意，但我不認為我要應酬任何人或任何團體的要求。服務可以，但要『受氣』我不幹。」這可能就是山木兄說的精英的言論了。

輪到翟克誠上任財政司，香港的政治制度改變了。很同情翟老兄：他行左要交代，行右要交代。單是主張建新機場就使他碰壁頻頻。一次午餐中我問：「啟德機場空置出來的土地的市值可以支付新機場的建造費用嗎？」他回應道：「好幾倍。」我說：「那就建新機場吧。」他很高興，可能認為找到一個知音。他可沒有想到，啟德機場空置出來的土地一直空置到今天。

這就轉到我要商榷的精英管治的話題。港英別後，港府高層再沒有精英執政嗎？答案是否定的。從財政司的辦事能力品評曾蔭權與梁錦松，我認為兩個都是人材。聖誕權辦事快，明事理，記性好，而在不會受到左右的事項上，他的判斷可取而推行奇速。就是重大而有阻力的迪士尼樂園項目，他的處理手法與達成的協議皆令人欣賞。阿松的個性很不相同。他喜歡推理分析，想的多，說的少，而我說過了，在任只一年他對香港的經濟有貢獻。

梁錦松任財政司長的經歷我知得很少，但曾蔭權的經歷，是要交代的利益團體不少而舉步維艱。他的政治觸覺當然比我高明，但要頻頻考慮阻力，使我意識到他的時代與彭勵治的時代是兩個很不相同的時代了。

這就帶到要說的重點。三十年前是香港沒有多少政治活動的時代（找舊報章看看吧），港督由唐寧街十號委任。如果今天香港的政制是三十年前的，而中國是今天的中國，特首由中南海委任，那麼委任李柱銘或余若薇為特首不會有大問題。如果香港的政制是目前的，但由中南海委任特首，政治的爭吵不會像今天那樣激烈，但像回歸前的香港，利益團體的壓力會維護社會福利的免費午餐，不易找到一個精英可以力挽狂瀾。如果不以憲法或其它有效辦法來清楚地界定權利──今天香港的公家土地和政府的多種壟斷權是沒有明確界定的──推行普選，選出精英也不會有精英的表現，因為選出來的要應酬太多團體，左右為難，分豬肉後的百鳥歸巢混合制會是後果。

香港政制的困難起於二十年前，在中英草簽與《基本法》之間，當時除了區區在下，沒有誰預料到二十年後的中國會是今天的中國。昔日共產中國的經驗確實可怕，所以主要的考慮是回歸後怎樣避免一個專政的蹂躪或蠶食。有誰會想到，今天不少學者對國務院總理的主要批評是過於仁慈呢？

為了恐懼今天無須恐懼的共產專政而搞出來的不倫不類的政治制度，是香港的不幸。

美國人放棄了農業嗎？

前文提到美國的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阿康讀後引經據典，說是大大地高估了。他提供的資料，顯示美國的農民只佔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三，或勞動力的百分之零點七以下。我說的百分之七於是高於阿康的詳盡數據十倍或二十倍。究竟是搞什麼鬼的？

首先澄清，我的數字不是見於經傳，而是從美國的農民朋友那裡聽回來的。三十年前聽到的，是農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十多年前才聽到百分之七這個比率。為何下降了？是否信口胡謅？是以人口算還是以勞動力算呢？

阿康的數據絕不胡謅，看來是美國政府的統計，各項行業排列得很清楚。只有一個大問題：言不成理，不可置信。百分之零點三是說，一個人從事農作可以供應三百三十多個人的糧食，而且還有大量農產品出口。換言之，美國農工的生產力比中國的起碼高出二百多倍。高出十倍八倍可以接受，高出二百多倍就不可信了。

這個「數字」問題的唯一解釋，是這些年美國的農業操作絕大部分由非法進口的墨西哥勞工從事。政府隻眼開隻眼閉地讓他們進來，繁忙季節過後以車隊送他們回家。三十多年前美國執行禁止墨西哥勞工進口，成熟的草莓、蕃茄之類因為勞工短缺而棄置田野，地主於是聯群結隊地破口大罵，吵到官裡去，促成了今天墨西哥農作勞工進口的相當自由。因為是「非法」，他們的存在不會被算進阿康提供的官方統計。

墨西哥人操作美國的農業不限於南部。在美國北部的農地上動手動腳的，差不多全部來自墨西哥。朋友，你到美國北部的農業區找餐館進膳，最可口而又最相宜的一般是墨西哥餐館。

我昔日聽回來的美國農民數字可能沒有錯。農作的勞動人口可能沒有減少，但因為非法進口的越來越多，美國本土操作農工的越來越少，下降至今天阿康提供的近於零。雖然美國還是天下的農業第一大國，但從操作農工的角度看，美國人是放棄了農業。商業機構沒有放棄，地主沒有放棄，但勞動人口是放棄了。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美國與墨西哥不是友好之邦，有什麼風吹草動，互相敵對，墨西哥政府成功地召回所有在美國操作農工的墨西哥人，而又能成功地禁止他們再去美國，那麼美國不立刻進口糧食，可能會有饑荒！可不是嗎？這些年來美國的農村子弟都進入什麼大學名校，一般飽受教育，要不是跑到華爾街工作，就是在城市找到最低工資或以上的薪酬。墨西哥進口的非法勞工沒有最低工資的約束，土生土長的農村子弟是不會與他們競爭工作的。

說過多次，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要大幅減低今天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民人口，而又因為農地不足，上佳的農地更少，進口農產品是上策。以工業產品出口換取農產品，其收入會在十倍以上。但每次這樣提出，國內的網頁總有青年大呼不可，堅持農產品自供自給的重要。另一方面，北京當局推出減農民的稅，而更說不通的是補貼小麥與玉米的種植，回復到二百多年前歐洲的重農主義的思想。要怎樣才可以喚醒他們呢？

雖然美國不倚靠大量進口農產品，卻依靠大量進口農民。依靠外間的非法勞工不是比依靠外間的合法產品更有點問題嗎？

經濟試題一則

朋友，你是經濟學博士嗎？讓我出一條淺試題考你一下吧。題目是：如果政府補貼（subsidize）農植，農產品之價會上升還是下降呢？所有課本或理論分析都說農產品之價會下降。你當然知道這個答案，知道是本科一年級第六個星期教到的。但你會想，張五常是個怪人，思想無奇不有，必有怪招伏著，那就答農產品之價會上升吧。你敢賭一手嗎？理論邏輯何在？

不久前北京開始補貼農植，而市場農產品之價竟然明顯地上升了。這個怪現象把我難倒了一個小時，而我要多加一個小時才搞通其它細節。要我花兩個小時才能找到滿意答案的經濟試題不多。不膚淺，也使自己感到寶刀未老。讓我從思想過程說說吧。

破案的提點，是北京補貼農植只補貼種小麥與玉米，以種植的土地面積算。開頭我很蠢，要到一個小時後才想到政府補貼小麥與玉米，不少農地的使用會轉到小麥與玉米這兩方面去，從而使種植其它產品的土地減少了，所以其它產品的價格會上升。多加兩分鐘，我推出在均衡點上，調整了不同農產品有不同的耕耘成本後，其它農產品的市價淨回報，會與小麥及玉米的市價淨回報加政府的補貼相等。這均衡分析不是本科生的第一科，而是第二科。

困難是第三科，跳到博士後的學問，我要多想一個小時。耕耘土地減少的農產品的價格會上升，但受到補貼的小麥與玉米的價格理應下降。這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是一升一降，農產品物價的整體應該是上升還是下降了？其二是在上述的不可能錯的均衡點上，小麥、玉米及其它農產品的物價是怎樣決定的？如果小麥與玉米之價下降很多，那麼加上政府補貼，淨回報可能上升很少，其它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於是微不足道，不會有今天見到的明顯上升。

多想一個小時的答案，是這些年中國進口小麥與玉米，而今天補貼種植後還要進口。這樣，小麥與玉米的市價是進口的國際價，不會因為補貼種植而下降。於是，均衡點說，其它農產品的價格上升，以每畝的淨收入算，會等於小麥與玉米的政府每畝補貼。

這是經濟學。這門學問不湛深，但從事的人思考時要懂得轉彎，要有彈性地從不同角度多方考慮。有時要拜我為師，用上我發明的推到盡頭的誇張幻想：如果政府補貼一千萬元種植一畝小麥或玉米，不准其它農產品進口，那麼除了小麥與玉米，神州大地的老百姓不會有其它可餐之物，其價格為何計算機也算不出來！

政府補貼可以為禍，眾所周知。這篇文章提出了一項前人沒有說過的禍害：物價可以因為補貼而不減反加。不是怪論，是邏輯井然的。

說過多次，因為重要這裡要再說。中國的發展要以工商業為重，但農民生活的改進非常重要。一石二鳥的辦法，是鼓勵農民轉到工商業去。美國地多人少，農民只佔百分之七的人口，自供後還有大量農產品出口。中國的農民是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以補貼而鼓勵他們留於農業，盡補所有，中國也不會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美國的一家四口的小康農戶，需要擁有的一級農地大約是中國的三百畝。中國的農地分配，以個人算微不足道，不轉移工商業的有利陣地，農民的小康遙遙無期也。

《冷靜看世界》目錄

前言

一、中國農民有轉機乎？
從農民的幾句話說起
杜鵑聲裡斜陽暮
要冷靜地處理中國農民問題
捨農從工的考慮
農業革命的效果
中國為什麼要捨農轉工？
要開放農產品進口
荔枝的供應

二、冷靜看香港
香港不能考慮銷售稅
禽流說
馬丁一子錯
我也有一個夢
鞋店裡的職員
要冷靜地考慮普選
從阿松的政績說起
中國青年要冷靜看世界

三、經濟瑣事
福利經濟的誘惑
侮辱自由經濟的指數
最低工資種禍根
向曼昆致意
失而復得意興闌珊
不修邊幅的天才
從購買墨水筆說起
名牌末日將至乎？

四、三岸經濟
三角二洲大比拚
浮動人民幣的新觀點
出術的遊戲
從葛拉森的謬誤說一國二幣
台灣經濟的困境
也談國家統一
中國的經濟是過熱嗎

五、修憲說
還不是修憲的時候

六、作品論英雄
沙場秋點兵
得些好意須回手乎
英雄也遲暮
虛無飄渺之境
作品的界定

七、學術二三事
熊彼得與海伯納的主義時代
不知為不知
經濟學的悲哀
數學的故事
覆小凱
再覆小凱
儲蓄等於投資的均衡理念
經濟學被誤解了

八、學習的選擇
做筆記與寫下來
教不嚴與沒出息
讀書戰略論
中國青年要學好英文
聰明可以訓練出來嗎？
電子遊戲為禍不淺
學習要從專家是對入手
睡在圖書館的好日子

九、新舊藝術
可愛的極端與一個不收數尾的女人
香港文化的創傷
從沙龍的約束說脫龍的困難
詠梅記
看到畫面的詩

可喜的檔案

為《南窗集》寫《精英何制？》，要與林山木商榷一下他喜歡的港英時代的精英管治制度。我對政治制度所知甚少，只憑自己的一些經驗與作為一個門外漢的觀察略談。該稿還沒寫好，就想到作香港的租務管制研究時讀到的有關資料，其中香港政府的檔案我很欣賞，這裡說說吧。

很多年前有一種按期發表的政府刊物，以書的形式出版，名為Hong Kong Hansard，應該是今天的政府憲報的前身。二戰前這刊物普及，記得二戰後我的父親每期必讀。什麼時候以憲報代之，沒有查考。研究香港租管我重視Hansard，因為內裡有詳盡的最高層會議記錄。這些記錄指名道姓，以對話方式發表，彷彿是錄了音而一字不易地翻出來的。（當年只有幾個成員的高層——稱立法局——可能是今天的行政局。）

是港督與幾位議員的會議對話，有人情味，而每位參與者的主張，對問題的看法，理據是什麼，都錄下來。記錄中有互相問好、太太與兒女的近況、度假與家庭瑣事等，而主要的內容當然是每位參與者對一項政策的意見。往往精彩，有時使讀者拍案叫絕。是客觀的研討，但冷嘲熱諷，針鋒相對，甚至罵戰也刊登出來了。

是的，今天被看為機密文件的最高層（行政局）會議記錄，昔日是公開的，而二戰前的最好看，因為不客氣的對話，大有火藥味道的辯論，都記錄下來，公諸天下。讀到的讓我們知道參與者是很相熟的朋友，家人常有約會，但有時大吵起來。

我的父親是個商人，坐電車回家的途中喜歡拿著Hansard翻閱。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於今回顧，好商人當然要讀，因為可以從中知道政府考慮什麼政策及傾向如何。可惜二戰後上述的記錄越來越簡陋，後來最高層會議成為機密，不再刊登了。

第二種令我欣賞的檔案，說不定今天還存在。那是每一事項有關的部門都開一個檔案，然後傳達給其它部門，讓每個部門寫下評語。有些部門只簽下名字，算是讀過，但一般可以看到不同部門的觀點，有提問，有回應，有爭議，也有結論。

想想吧。一個普通市民寄一封信給政府，提出一項建議或質疑，政府就開一個檔案，給有關的部門衡量，徵求意見。評語是用手寫在一種預先印好的厚而高身的政府文件紙上，在頁上連續地寫下去，一張一張的寫滿了的紙的上角有小孔，以一條繩子連串起來，是流水記事，舊的評語在下，新的在上，次序從不出錯。從下向上翻，整件檔案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

三十五年前作研究時，我在香港的律政署與租務法庭讀過不少這樣的流水檔案，牽涉到不少部門，而評語坦率，對市民關懷備至。當時我想，原來香港政府是那樣關心市民，那樣細心地考慮市民的要求或意見的，難怪贏得東方之珠的雅號了。

說民主卻沒有普選投票，說獨裁卻要考慮市民的每項要求，而多個部門都寫下自己的見解，立此存照。行差踏錯水洗不清，因為當年區區在下也可以拜讀，可以公開發表。

今天香港的形勢大為不同了。政治糾紛無日無之。既然普選不是指日可待，我建議香港回復到昔日非民主但其實比普選還要民主的政制。重出昔日的Hong Kong Hansard吧；讓學者審閱每個事項的發展的流水賬吧。

止境的體會

學無止境這句話是錯的！天下可學的學問數之不盡，所有都學，當然學無止境。但單以一門學問而言，學可盡。同一學問，不同的人學的不同，一個人學所有的人，不可盡也。但一個人學自己的，豈不可盡哉？

一位同學見我近來多搞攝影，不繼續多向經濟分析打主意，有微辭。我的回應，是兩年前寫了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後，到了自己在經濟學的思維的盡頭，再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了。雖然間有可取之作，例如寫歡場女子的《類聚定律》或分析配額的文章，可觀，但說到底還是從《經濟解釋》的理念演變出來，不離本，只可作為附錄，學有止境也。

是的，四十年前在經濟學上選走了一條路，不斷地走下去，走到了一個盡頭，筋疲力盡，再賈余勇，有系統地寫下綜合所學的三十萬字，不是止境是什麼？

二十世紀的藝術大師畢加索，搞創作搞到八十多歲，但精彩的作品還是壯年之前的產出，之後數十年走下坡。他壯年的重要作品是他的止境。到了一個頂點而走下坡的藝術家不計其數，而明顯的頂點就是止境了。有兩個或更多高峰的創作者存在，不多見，但這些破例的天才要找到新途徑才有新頂點。有些畫家，例如法國的莫奈與中國的朱屺瞻，要到老年才達到頂點。這是境止於老也。音樂天才莫扎特，謝世三十五歲，其最後的《安魂曲》可能是他的最佳作品，於頂峰時病逝，使人覺得他死於攀登的中途，多活三十年不知音樂會繞樑多少日，能不歎息乎？

不管作品達到的層面如何，明智的創作者恐怕自己達到止境，不能再進，是自然的事。他們會想辦法維持進境的繼續。畢加索選走的路是轉換風格，起初了不起，但過了壯年轉來轉去也沒有大作為。美國土生土長的大師維斯，選走的路是索性一段長時期不畫，或畫得很少，然後又排山倒海地創作一段時期。J. Pollock的天才雄視當代，尋尋覓覓了好些年，一下子找到了創作的好去處，名動天下，但只兩年就畫到了該去處的盡頭，找不到新去處，凶酒，汽車失事身亡，一說是自殺的。

喜歡創作的人可以使人羨慕，但私下裡有哀思。以我自己為例，盛年之際每次盡己所能，寫下一篇認為可以存世的文稿，驕傲之餘有失落感，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空虛，也擔心無以為繼。兩年前寫好《經濟解釋》後，誇誇其談的表面掩蓋不住自己對經濟學的意興闌珊。

喜歡創作的人把創作看為生命的一個主要部分，失去了創作的機會生命就沒有什麼意思。一門學問走到了自己的盡頭，要轉一個方向，不易走，而對我來說不容易在新方向上找到新興趣。不少同學希望在經濟學上我還能捲土重來，在宏觀與貨幣理論那方面發展。老實說，如果轉搞宏觀與貨幣，我不會參考他家之作，只憑自己滿有把握的價格理論去分析宏觀與貨幣的話題，可以別開生面。問題是這是巨大的工程，而自己日暮黃昏，無能為力矣。

我是因為要繼續過一下創作之癮而重操攝影故技的。四十多年前對攝影的所知可以設館授徒，但今天的先進科技是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幾年前，退休在即，想出如下的法門。那是攝影時用一百年前的技術，但底片的處理卻是今天的計算機科技。加上自己在學問上搞了那麼多年，就試把學問與感情攝進作品中去吧。一個老了的人的獨到之處，是可以完全不管他人的作品或他人是怎樣想，與世無爭也。

一年前開始嘗試這個幾年前想好了的法門，得心應手，而跟著對計算機的能與不能知得多了，手風愈順。本來打算一年內出版五本攝影集，結果湊夠了作品出版七本。因為採用的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新、舊相差一百年的技術組合，學問又多了四十年，不管什麼題材，怎樣隨意拍攝，作品都有一些新意。其間自己對梅花、桃花與其它花草樹木的闡釋高興，對黃山作了沒有雲霧的處理，而更重要的是今天國內的公路可行，讓我對神州大地的田園、農居、農作及山山水水的蒼煙落照，作了相當全面的頌讚。是那麼幽美迷人的景象，天下獨有的，奇怪沒有多少攝影者平淡地讓這些景物說一些話。

意興闌珊而又有點傷感的，是只一年就在一項新想出來的創作玩意上走到了盡頭。可以還攝得好一點的機會存在，但創作的新意是到了盡頭，止境也。是封機的時候了。朋友聽到我要封機，堅持我還要到九寨溝走一趟。他們認為我的攝影法門最適宜處理九寨。幾天前黑蠻又再次邀請我到他的故鄉鳳凰小住幾天，拍攝那個因為被封為什麼文物而建造了機場的古鎮。古鎮多得很，鳳凰今天知名天下，沈從文與黃永玉生長在那裡有點幫助吧。

學有止境，一門學問到了自己所能的盡頭，其失落的體會不好過。驕傲與傷感的合併是意興闌珊。總要找一些創作玩意來繼續，好叫不負此生。編輯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算不上是創作，不容易提得起勁的。問題是沒有興趣也要做，而且要做得好。

餘下來可以維持一段長時期的創作玩意是書法。可惜這種藝術很困難，屢攻不下。太困難的玩意，雖然興趣十足，失敗的感受會容易地掩蓋了創作的滿足。

神州四缺

一九八一年起我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二十三年過去了。這些年來，好幾次形勢不妙，不少朋友持悲觀看法。但我力排眾議，說那樣重大的改革不可能毫無沙石，去向還好。是的，這些年來，我對中國堅定不移的審慎樂觀不知給朋友罵了多少次，但最後他們拜服。

然而，幾個月來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感受不對。增長率高達九點五而有不妥的感受，不能說是悲觀，但樂觀再也不敢說。沒有作過調查研究，但直覺說不對頭。我這種直覺很少錯。衷心希望這一次我是錯了的。讓我從中國目前的四項短缺說說吧。

（一）缺電。最近在這裡以兩篇文章說過了，不再談。這些文章發表後，有讀者提供資料，顯示缺電對經濟的損害相當嚴重——我的估計大致上沒有錯。

（二）缺煤。幾年前因為電力有餘，政府以環保為理由而封掉數之不盡的私營煤礦。今天電源不足，私營煤礦再興起，但一時間供不應求，煤價急升，使山西的收入大增。運輸不易，據說運費與煤價相若，而以火車搬運其耗失量達百分之十五——歐洲搬運的耗失是百分之三。

（三）缺勞工。不少地區投訴工業勞工短缺，所謂「民工荒」是也。工資有上升跡象，但工業的朋友說，因為來料價升，好些行業不易加工資，導致工人流失率的增加。簡短的查詢，問題似乎起於農轉工急速緩慢下來。後者是因為政府減農業稅，也補貼小麥與玉米的種植。另一方面，農產品的物價近來也上升了。據說近半年來農民的收入上升得比工業快。

（四）缺地。政府不多批出（一說停批）建築用地。據說昆山目前有八百外資工業項目，投資共十六億美元，但不夠土地設廠開業。

上述四項短缺，對最重要的工業發展皆不利。我們當然高興農民的收入有所增長，但這增長應該來自農轉工，而不是來自政府保護農業。今天中國的農民人口，在總人口的百分比還是太高太高，不鼓勵或阻止這比率下降，不可能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經濟學的算盤說，沒有理由阻止農業用地轉為工業用地，因為後者的回報率高於前者很多倍。另一方面，無論政府怎樣容許農地轉為工地，後者所需的用地，以總土地的面積算，比率甚小。在飛機上俯察世界任何工業發達的國家，工業區只是土地的一小撮。以整個國家而言，農產品可能因為農民轉往工商業轉得多而受到影響，但土地怎樣轉作工商用途，對農業整體的影響甚微。

我說過了，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使舉世囑目，也變得舉足輕重了。在史無前例的舉世廉價勞力暴升的巨變中，中國的發展足以為傲，也搶先地佔據了有利陣地。但這樣一來，其它國家無不虎視眈眈：一些留難中國的產品進口，另一些要產出競爭而把中國殺下馬來。

二十多年的大事改革，中國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位置。正因為這樣，加上樹大招風，中國面對的是最嚴重的關頭。我認為目前的位置不能持久：要不是繼續爬上去，就是被擠下來。在這個關頭北京的政策顯得零散、猶豫不決，也加不起來。我可能看錯，也希望是看錯了。

美麗與幽美不同

馮漢復到紐西蘭走了十天，回來後對那裡的風景說得天花亂墜。攝了不少相片給我看，果然美麗非凡。問題是美景如斯，我看不到一個李白，看不到一個杜牧，也看不到一個蘇東坡。換言之，我看不到詩意，引不起我的感情，見到的彷彿是一個美麗而不懂得談戀愛的女人。

這就帶來這裡要說的話題。作為炎黃子孫，生長於中國的詩詞與藝術的文化傳統，我對紐西蘭的美景看不慣，驟眼看來在感情上缺少了溝通不難理解。但真的只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而使外地的美景觸動不了我的情感嗎？還是外地的美景本身缺少了情意？我認為兩方面都是原因。

支持文化背景影響我們對景物的看法，可見於旅遊中國的西洋鬼子對神州風景的評價。他們說美麗，說奇怪，說有趣，但沒有說看到一首詩。支持外地的美景缺少了情意的看法，是西方的詩雖然寫得好，但論及以景寫情，或以情寫景，尤其是寫山山水水、草木竹石等題材，我們的詩人遠勝老外是無可置疑的。

藝術上，無論是雕塑、建築、音樂、繪畫（十七世紀起）、小說、戲劇等，我們都被西方比下去。他們沒有書法，無從比較，但詩詞與寫景寫情的「序」或「賦」，凡與景、情有關的，我們勝來容易。

我不認為我們是一個感情格外豐富的民族。歷史的經驗不支持這樣看，而藝術整體的發展更不支持了。然而，觸景生情這回事，老外可沒有像我們那樣容易地流下淚來。是景之別也，非人之別也。

一年來為了搞攝影，我在國內跑過不少地方，所到之處，無不細心地體會、細心地看。這經歷使我明白為什麼我們曾經出現了像李白那樣的詩人。中國的風景不是美麗，而是幽美。滿是幽美之景的國家，地球上似乎只有中國。

我說的幽美，是指可以容易地觸發感情的景物，容易地觸發遐思，彷彿是一個惹人談戀愛的女人。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我認為中國的景物使人有幽美之感，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我們的景物大有古意。你不需要是什麼地質學家或植物學家，但見到奇山巨石、蒼松芳草，你不由得感到這些曾經歷盡滄桑，有很多往事要向你細說。事實上中國是個古國，數十年後因為經濟發展會變成怎樣不得而知，但今天，古屋、古田、古村落等觸目皆是。古意令人懷古，這是幽美使人遐思之一也。

其二是中國的景物有苦意。大家都知道好藝術往往有點苦味。只要離開了因為經濟發展而促成的高樓大廈或工廠滿佈，見到的田園皆有苦意。不是人民公社或文革期間那種毫無藝術味道的苦，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粒粒皆辛苦。是的，今天我們還可以在國內隨處見到陶淵明昔日寫下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還是用牛耕田免不了有點苦味，而無論村居、小徑、菜圃、梯田等都使人體會到農民的血汗，但有詩意，很幽美的。

朋友，多到神州大地走走吧。今天因為交通有了長進，幽美之境正如蘇學士說的「取之無盡」。但經濟發展得那樣快，我們無從估計這幽美的整體可以維持多久。經濟與科技發達是有代價的。個人不大願意付出的代價，是今天還可以見到的「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

只管作品與自己之間

這些年不少讀者或朋友問及，在幾項造詣上我有點成果，有點創意，秘密何在？最近一位女孩子再問這多方面有成果的秘方，陳辭懇切，我就告訴她，說：「創作時我沒有意圖跟任何人比賽，所以變得唯我獨尊，毫無敵手。」不是高傲之言，因為任何人只要在心底裡沒有意圖跟外人比賽，只做自己喜歡做的，只為滿足自己，沒有敵手理所當然。

經濟學說，每個人每天都在競爭。這沒有錯，但在創作時我絲毫沒有競爭之念，只管作品與自己之間。作品產出後當然無可避免地給外人或市場與他人的作品比較一下，而自己有時也跟他人的比較一下。這是競爭，是比賽，但只是作品產出後的事——創作之際我毫無比賽之意，而除了兩三個知己，永遠不管他人怎樣想。朋友，你做得到嗎？

先談近來我多搞的攝影吧。如果我是為了參加比賽而攝影，拍攝時我會有很多顧忌：評審團怎樣想，其它賽者的作品會是怎樣的水平，自己的作品會不會與他們的類同呢？有絲毫這樣的顧忌，縛手縛腳，作品受到競爭者的左右，就不可能唯我獨尊了。要爭取什麼銜頭也類同，因為也是競爭，也是比賽。在市場出售作品呢？如果創作時顧及，也會受到競爭的顧忌約束。

沒有誰不喜歡給外人讚賞，我也喜歡；沒有誰不喜歡把競爭者殺下馬來，我不例外。但對我來說，這些是作品產出後無可避免的事。被贊比被彈可取，勝比敗為榮——都是人的本質。然而，在創作之際，我只管作品與自己之間。作品產出後，不言自明的比賽無可避免，而既然無可避免，創作時我就完全不管。只要你能做到這種唯我獨尊，意識上沒有敵手，作品有點創意是必然的事。可不是嗎？上帝造人各各不同，缺乏創意主要是因為你不能在創作時孤立自己，不能只管自己與作品之間。孤立自己就是唯我獨尊了。

這裡要提到一個有關的重點。說過的，在造詣上我非常重視基礎的訓練。技術上的訓練，我痛下苦功，而學習時他家之作看過很多。基礎欠佳的作品，懂得的人一看就知道，而如果試圖以手法掩飾基礎的不足，怪作就會出現。好攝影的青年求教於我，我的回應，是一般的攝影技術外，要懂得光的處理，構圖要熟習空間與焦點的安排，多讀藝術書籍，多背詩詞。在爭取基礎訓練中，外人的影響無可避免。然而，一旦有了足夠的基礎，輪到自己創作，你不要管外人對你的影響，不要管外人給你的作品的分數如何，只要管作品和你自己之間：景物對你說著些什麼，你要憑景物說些什麼，只此而已。

說得多了，我要以一張最近攝得的作品（見圖）示範。個人喜愛這幀作品，很簡單的：一間小屋，一朵荷花。橫看直看，這作品平凡之極，沒有任何誇張的地方。容易攝得嗎？非常容易：我見到了，覺得景物對我說著很多話，於是拿起照相機，看看光，看看空間，左右高低移動一下，不到一分鐘，就把快門按下去。有創意嗎？懶得管，但沒有見過一張類似的荷花作品。一些攝影大師見到可能說：「這樣平凡，有什麼了不起呢？」我會回應：「的確平凡，但你看得到嗎？」

是的，小屋一間與荷花一朵那樣平凡的景物，到處都有，問題是攝影者能否看到。詩詞讀得多有助——這是外間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攝影時我只管景物與我之間，只管把景物對我依稀地說的話表達在一幀作品上。如果看景物時想著外人會怎樣評價，競爭比賽會如何，我會漠視平凡，為了求勝心切而放棄了創作時應有的孤立，作品就不容易有新意了。

攝影如是，經濟研究也如是。不久前楊小凱以長文品評我的經濟學術貢獻。他批評我不參考他家之作，但又大讚我可以不管他人而大有創意云云。說實話，在經濟學的基礎上，我曾經千錘百煉，但如果我頻頻參考他家之作，怎還可以有創意呢？

像攝影一樣，我所有的學術文章都很簡單，很平凡。昔日有行家批評我的佃農理論，說是那麼簡單的，沒有什麼了不起。巴賽爾的回應，是的確簡單之極，但二百年只有史提芬一個想得出來。後來寫果園與蜜蜂，簡單得連小孩子也哈哈大笑，但赫舒拉發讀後回信，說：「你自己知道此文頂級，不要管艾智仁和我怎樣想。」

說過多次，我平生最幸運之處是遇到好老師。只管作品與自己之間的創作法門，是老師教出來的。當年學寫論文，老師說：「你對我們細說他人說過什麼，無論說得怎樣精彩，是零分。我們要聽聽史提芬說什麼。」這樣，我就逼著要把自己孤立起來，唯我獨尊地想，而又因為完全不管他人，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向淺中求，問得簡單，答得簡單，凡事平凡地看。

昔日我受到的教導，與今天國內研究院的教法背道而馳。國內的導師指定博士生的論文題目，規定要怎樣寫（連最低字數也規定了），他家的文獻要怎樣細說，數學方程式要怎樣，統計分析要怎樣。於是乎學生完全沒有孤立思想的空間，只按導師劃下來的規格，搞技術遊戲。我認識的國內研究生，一般是越學越蠢的。

只管作品與自己之間的創作行為，說易甚易，說難極難。從學術那方面看，今天一般的學者不能做到，是為了生計他們沒有機會這樣嘗試。像香港及外地的二流大學，為了保飯碗學者要數文章，論學報的名牌。於是乎寫文章是為了競爭，但求技術可觀，容易發表，內容只有天曉得，所謂創意其實只求不同，簡單、平凡的皆遭淘汰。

這種學術競爭彷彿攝影的沙龍比賽。後者一般賣弄技術，整古造怪，又或者求美觀，求難得，就是獲獎的作品也說不出半句令我感動的話。

朋友，要真的嘗試一下創作嗎？要孤立自己，走進一個唯我獨尊的、只有作品和你共存的世界。

再談缺電

前文談中國缺電，建議立刻提升電價，因為這是獨一無二的讓消費者自由選擇節省用電的辦法。我建議首先嘗試的價位是提升電價百分之二十。這直覺是基於自置發電機的電費比目前的大約高百分之二十，而既然工廠自置發電機是目前的邊際選擇，在一些假設下，這加幅的命中機會有邏輯的支持。加幅當然是一次過解決電缺最好，這不容易，而如果一發不中，要再調整，那麼向下調整比再向上調整遠為高明。加價百分之二十，直覺說，偏高的機會略高於偏低的。

寫前文時我隨意觀察的估計，是中國缺電大約是百分之八至十，而電力的需求彈性係數應該低於一，以加價百分之二十來解除目前的短缺，需要的彈性係數是零點四至零點五以上。這不苛求，所以沒有多作調查就提出上述的建議。大略地對，容許小錯，是我多年來提出經濟建議的自我約束。

發稿後一位同學給我電話，提供一些有關當局的數據。這些資料顯示，中國目前的電力短缺是百分之六強，比我估計的小。那更好，而如果加價百分之二十，解除短缺的需求彈性係數只要在零點三以上，更安全了。

但同學提供的資料引起另一個問題。有關當局的估計，是工業用電占總用量的百分之七十五，比我隨意假設的百分之五十為高。這增加一點麻煩，因為工業用電的需求彈性係數應該低於住用或商用的。這是說，如果電價加同樣的百分比，節省用電的百分比最高應該是住用，次為商用，再次為工用。然而，加價百分之二十，一次過地解除電力短缺的機會應該還在一半以上。

另一個問題來了。同學說，政府看來只考慮工業用電加價，不加其它用途。這再會增加一點困難，但加價百分之二十還有機會可以一次過地解除電缺。如果有關當局只加價百分之十，限於工業用電，那麼依照同學提供的資料，工業用電的需求彈性係數要在零點八以上才可以解除電缺。這就有點苛求了。

當局在明，我在暗，他們估計的資料可能錯，但比我估錯的機會小。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需求彈性係數的重要關係。我要提點的，是這係數一般不可能在事前算得準。他們要倒轉過來，問住家、商業、工業的需求彈性係數要是多少才能一次過地加價，加多少，而解除電缺。算出所需的係數不難，然後再問這些係數是否苛求，是否合乎情理。

不管怎樣說，我認為只加工業用電之價，不加商、住的，是漏著。不要見到商住用電的比例較少而不加（據說住宅用電只佔總用量的百分之十一），因為住宅節省用電最容易。另一方面，目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工業最重要，加電價的負擔以小為妙，所以要商、住分擔。

電力供應歷來是複雜的學問，而由政府操縱供應，這門學問更是深不可測了。但複雜的學問有顯淺的一面。我提出的是以淺方法，解決了目前的缺電困境再算吧。長遠的電源供應要怎樣處理，政府要管哪方面，讓市場處理哪方面，不容易分析，因為長遠而言，油價不妙，神州大地免不了要大步向核電那方向發展。牽涉到原子機密，不讓政府插手難於登天，而就算沒有機密可言，安全的問題，不管海耶克、佛利民等大師說市場如何了得，恐怕要半個世紀之後才可以說服老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