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窗集序

因為深泉（舒巷城）的病，我封筆久矣。深泉謝世，我更提不起勁動筆。俞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在今天的社會雖然少之又少，但對我這一輩在西灣河長大的人總有一點感染。

不久前我在這裡發表了《悼深泉》一文，深泉的弟弟照泉讀後以毛筆寫給我一首七絕：

「拜讀鴻文字字傷，堪悲兄弟隔陰陽；
太寧往事從頭說，感謝良朋高佬常。」

文采如斯，感情若此，難道今天的世界還有金錢以外的事？

我在香港大學莫名其妙地當了十七年多的什麼頭頭，早越退休之年，荒謬了數之不盡的自己喜歡做而又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的事。要歸去來兮，為時已晚！去年夏天，一位認識了三十年的美國學者朋友給我電話，說我三十年前發表的學術文章，今天被引用的次數有增無減，是個奇跡，促我放棄一切而重施故技云云。

這位鬼佬朋友把我看得太高了。科學上的分析，在瑣碎的細節上要筆筆見血才是上品。我自己心知肚明，昔日在細節上的手起刀落的本領，近幾年已去如黃鶴。去年我發表了一篇佛利民認為是重要的文章，但那是綜合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心得，不是創新的研究。

話雖如此，那位鬼佬朋友的話，使我有所感慨。我想，捲土重來再大殺三方，無能為力矣。但有不少自己寫下的中、英文章，是應該整理一下的。另一方面，一些教育性的文字，如課本之類的，我可能寶刀未老。

就在這些患得患失的日子中，黎老弟智英再三地邀請我「復出」。我本來打算推卻，但以往的經驗，是寫散文對文字的思維大有幫助。這好比一個體育比賽的人，多一點其他運動是有幫助的。

無論怎樣說，少了深泉，今非昔比。這可不是因為少了深泉替我修改文字就會有困難。我是個無拘無束的人，文字差一點不怎麼樣，更何況自己的風格要改也改不了。問題是少了深泉，我就失去了寫散文的唯一對象。我的散文是寫給深泉看的，有意或無意地要向他「表演」一下。

深泉在生時，好幾次對我說：「你文內這句話，沒有誰會這樣說，也沒有誰敢這樣說。但這是你獨有的風格，那我就不便修改。」有時他又說：「你的文字往往使我心驚膽戰。其他人這樣寫會闖禍，但你吉人天相，那我就讓你冒險下去吧。」依稀記得，董橋老弟對我的文字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的文字功力當然比不上舒巷城或董橋，但撫心自問，何險之有？難道我賺肥佬黎的稿酬是以險取勝的？以險斗險，我又怎可以鬥得過肥佬？肥佬行文之險，險絕天下！

有一位學者朋友寫出來的英語論著，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一天我忍不住問他：你的文章是寫給誰看的？他可能認為我很蠢，因為我重複幾次他也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問。是的，我認為下筆時有一個對象，是為文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好些時，作者會以一個階層為對象。較為容易處理的，是單對單地對一個人下筆，但這個人明白、欣賞，其他的人就不管了。寫學術上的論文，我有時以艾智仁為對象，有時是高斯，有時是赫舒拉發，有時是佛利民。

《賣桔者言》下筆時的對象，有關政治的是林山木，其他的是一個假設的學生。後來寫《再論中國》，我的假設對象是趙紫陽，所以文章寫得比較慎重，但求過癮的話少說了。

寫散文，少了深泉總是不妥。日漸黃昏，斯人無覓矣！人的生命本來就是這樣：少了一個知己，自己還要活下去。下筆為文可以興高采烈，也可以茫然若失。答應了智英重施故技，我逼著要起一個新的欄名，但少了深泉，我去找誰商量一下？

此前在這裡——《壹週刊》——用過四個欄名。《憑闌集》是深泉起的，我很喜愛。《隨意集》是我起的，毫無靈氣，但深泉同意。《挑燈集》是深泉起的，很精彩。《捲簾集》是我發明的，可與深泉打個平手。

這次又要起欄名，思往事，百感交集。我想，自己餘下來的日子，應該做一些為米折腰以外的事。我首先想到王維的「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那不對——我這個人不可以沒有生命意識。我於是想到陶淵明。

打過八十三日工就退休的陶淵明，令人羨慕。生當今日，要有陶淵明式的生活可真不容易。要做個五柳先生嗎？你可以「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但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家貧」，就不會有「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退休時你要到桃花源去度假兩個星期嗎？很不幸，人浮於事，勞碌了一生，就算你是個高尚士如舒巷城，也不可能依次那個南陽劉子驥。

然而，想來想去，我還是想淵明，到最後，就決定用《南窗集》。這是因為我總可以學陶前輩那樣，回顧平生，「倚南窗以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