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岸情懷》目錄

前言
原序

一、孩子的話
給女兒上的一課
擦鞋何罪？（附後記）
大陸青年命途多舛（附後記）

二、論文章
可讀的文章是怎樣寫的
再談稿費（附後記）
翻譯與解放

三、佛利民
佛利民現象
米爾頓·佛利民
背影

四、台灣有感
天之驕子，死也逢時
一雞死，一雞鳴
不妨先搞兩岸大循環（附後記）
郭婉容沒有錯
台灣股市的有形之手

五、望長城內外
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國文化傳統
斯言快哉！
又是一個里程碑

六、轉變中的香港
可怕的資本主義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附後記）
聯繫匯率的困擾（附後記）
捨四取三的謬誤（附後記）

七、評論與閒話
評《末代皇帝》
簡慶福的攝影（附後記）
歷史是怎樣寫成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香港的學術
閒話龍苑

《存亡之秋》原序

以《存亡之秋》作書名，藉以形容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十年後的今天所遇到的衝擊與困難，以及面臨的時勢，驟眼看來似乎是過於誇張了。但「存亡之秋」這一辭，是典出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他（孔明）寫道：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觀乎此，我這本書取其四字為名倒很合適。是的，雖然中國大陸在今天並沒有什麼「先帝崩殂」，但經改未半而中道受阻，卻是千真萬確的事。至於「天下三分」，就更有幾方面的含義了。

今天的大陸、台灣與香港的形勢，不是「天下三分」是什麼？撇開後二者不談，單就大陸本身的經濟特區、開放區，及其它不說自明的「保守」區，又何嘗不是天下三分呢？在思想上，北京的經濟智囊也是三分：一些主張先放開價格，一些主張先搞好產權制度，另一些要先辦妥承包責任制。在利益的衝突上，三分也是明顯：特權利益主張緩進，左推右推，當然是以此來維護從壟斷及管制中所得的利益；個體戶及一些在自由市場有利可圖的主張「放」；而其它的老百姓呢，還是「萬家墨面沒蒿萊」，聽天由命罷了。

我說過很多次，假若中國的經改步伐不夠快，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在印度，官商勾結，壟斷企業，管製法例層出不窮，稅項繁多，價格管制有的是。那所謂「雙軌價格」，可不是中國發明的。在這種情況下，貪污叢生在所必然。印度與中國大陸的不同處，是印度的貪污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是「制度化」了的。要是中國的貪污與官商勾結也制度化了，像印度那樣烏煙瘴氣，進既不得，退也不能，這樣，比起亡國之辱，可能還有不如。

早在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經改的癥結所在，將會是既得利益分子要極力維護他們的權益。七年多來，我每隔數月就舊「見」重提，指出這個癥結。在這期間，我也曾指出中國的其它困擾：訊息不足，要顧面子，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但我也強調，只要門戶開放，訊息不足只是某一時期的事，而面子及成見則換不到飯吃，遲早會在經濟壓力下軟化。戴維斯說：「拔除一個信念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但利益所在，換不到飯吃的「信念」，疼痛也要拔除的。

利益所在，馬克思在中國已經奄奄一息了。問題是，特權分子要爭取的利益可不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像任何人一樣，他們要爭取的是私利。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要實行貪官污吏；沒有說過要以價格（包括物價、工資、利率與匯率）管制來圖利；沒有說過稅要左抽右抽、亂抽一通；沒有說過外資僱用工人時，政府可以剝而削之，抽取薪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沒有說過職工不可以自由轉業，在店子買小籠包之類要用糧票。馬克思所提倡的共產或社會主義，可不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利益分子所推行的。

一個中國的共產黨員，不敢直指馬氏之非。但共產黨可不是馬克思黨，黨員大可護黨而反馬。我認為：中國大陸還在高舉奄奄一息的馬克思，無非是因為馬氏的理論模糊不清，可以被特權分子模糊不清地加以利用來追逐私利。大陸今天的經濟體制，說是什麼也可以，但不能說是共產制度。「大鍋飯」的理想，「鐵飯碗」的安慰，誇誇其談的口號，已去如黃鶴，又何必繼續高舉什麼四個堅持呢？

不要以為我是在發一些什麼牢騷，罵了這麼多年「共產」政制還不夠。坦白說，假若我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分子，我的言行跟他們的不會有多大分別。人的言行會遵守遊戲規則，也會因為這規則的轉變而轉變。規則鼓勵貪污，貪污就會不脛而走；規則鼓勵權力濫用，權力就會被濫用了。規則所在，不那樣做怎可以適者生存呢？為了要維護自己，製造形象，自己就大言炎炎，說什麼為國為民，講什麼特殊情況，也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緩進」的。

私人的利益怎會不被私人維護呢？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我們難以痛下批評。我們要批評的是制度。同是一個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他的言行就會不同。今天，中國的特權利益與經濟改革的衝突變得白熱化了。昔日諸葛孔明所說的「此誠危急」，在今天也可以這樣說。批判特權的濫用，整頓貪污，那就是要他們不謀私利，怎麼可能呢？可靠的辦法不是批判，不是整頓，而是要將特權取締，盡量減少可以貪污的機會——要將制度徹底地改革。廢除國營的壟斷權，取消多種管制，在資產上保證有明確界定的權利，那麼權就變得可用而弗濫，財可求而不可污也。這就是要保障私產，推行法治，鼓勵人們在自由市場競爭。

中國大陸的貧困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或資源短缺——香港及日本的經驗是有力的證明。中國人的本質並不醜陋——海外的華人不是有其成就嗎？不要過於苛責「百花齊放」、大躍進、文革等悲慘的事——沒有共產政制，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不要以為毛澤東有什麼超人本領，能使舉國妻離子散，餓的餓、死的死——柬埔寨的共產領袖，又何嘗不曾大殺三方？沒有共產政制，毛澤東會是一個超俗的詞人，足以直追古人的。「正西風落葉下長安」比「雄文四卷」高明得多了。

我很欣賞劉賓雁的氣節，但他的共產觀點我不敢苟同。人是人，共產是共產；人的自私改不了，共產的劣跡也改不了。假若人真的可以像劉賓雁那樣「理想化」，那麼什麼制度也是好的。但中國人口十多億，就只有一個劉賓雁，認為人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像劉賓雁那樣的品德——共產政制就大有可為。但人畢竟是人，其「品德」是會跟著制度的改變而改變的。自私有「性本善」的一面，也有「性本惡」的一面。私產制度的效果，是發揚了善的一面，而共產制度則將人的劣根性表達無遺。

我不相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慘痛經驗，中國大陸的人民會不知道共產制度的可怕。幾年前我認為：除特權利益外，面子與成見，以及訊息的不足，也是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困擾。現在我的看法再也不是如此了。我的新觀點是：特權利益的維護，是妨礙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主要原因。假若特權利益真的不能被取締，或不能有效而順利地把這權益「買」過來，那麼中國的經改就進退兩難，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

但在中國大陸經改的前途問題上，我既有「樂觀者」的稱譽，就還得向樂觀那方面看。一位從農民而變為一個大有成就的「資本家」的溫州朋友，最近送給我一張他旗下一家工廠的股票。這使我感慨萬端！我可能是第一個在外間持有大陸農民工廠股票的人。這張股票我會慎重地以鏡框鑲好，掛在我的辦公室內。大陸能夠容許像我這位溫州朋友那樣的人，我又怎能對它的前途失望呢？

是的，像溫州、泉州、東莞等地區的經濟成長，是鄧小平「一國二制」構思下所產生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得意之作。我不相信「一國二制」可以久持，但在經濟改革的過渡期中，以這個概念來作點試驗——容許私產與自由市場大展一下身手，是有重要的示範作用的。這些經濟成績驕人的地區並無足以炫耀的基本建設，而且不一定要依靠外資（溫州的外資甚少），也不是處於什麼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它們的成就卻把客觀條件較好的「經濟特區」比下去了。

一位學生問：「沒有資金怎能有經濟發展？」我回答說：「經濟發展是不需要資金的。從正途的角度看，資金的積累是經濟發展開始之後的事。發展有了苗頭，資金就會在需求下增加。溫州的經驗支持這個觀點。可不是嗎？人的智力與勞力就是最重要的本錢，而這些，中國大陸有的是。」問題是在於：要怎樣才能使這些用之不竭的本錢大展鴻圖。溫州等地區少受政府的干預，而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歷來被中央政府「漠視」了，沒有多少國營企業，所以稍有機會，要自力更生的人就不會被有壟斷權力的特權利益所壓制。這使我想起昔日孟子所說的不受重視的「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中國的共產革命為的是農民——起碼是這樣說。今天，大陸經濟搞得最活的是農民。溫州及泉州近郊的輕工業成功例子，是一個感人的「新農民起義」的故事。我與他們一見如故，於是輕聲地問：「你們認為自己是『資本家』嗎？」他們猶豫了一下，見左右無人，就向我點點頭，作出神秘的微笑。我真替他們高興：有點資金本錢，是足以慶幸的事，但那不是「資本家」是什麼？說一個人是「無產階級」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是「一窮二白」的托辭。

是的，在經濟活動中，今天的「農民起義」，是中國的希望。不管北京的執政者怎樣高舉四個堅持，不管特權分子會以怎樣的口實來阻礙改革，但農民在破舊不堪、水電不足的房子內盡心盡力地生產一些難登大雅但卻是大有可為的工業產品，賺到一點錢，見有利可圖便再作投資，是可歌可泣的「工業革命」吧。這樣的「起義」比毛澤東時代的有意義得多了。靠特權維生的得益分子，面皮再厚也應該不忍下手將之扼殺吧。

我衷心希望，特權分子對自力更生的網開一面，同時能夠為自己的下一代設想，讓那些因為有了私產而得以新生的活力，不斷地蠶食他們不應維護的特權利益。

捨四取三的謬誤

從中文大學推行暫取新生制所引起的多種微妙發展，以至最近行政局作出中大要放棄四年大學制的決策，是一場令人歎為觀止的小型政治風波了。

港大要實行四年制不能成事，而香港問題纍纍的教育制度就逼著要繼續下去。令人遺憾的是，在這整個事件的發展中，香港的教育及考試制度的主要缺點並沒有被正面研究、檢討，而更重要的學生前途問題竟然不獲關注。納稅的家長們躲到哪裡去了？


四與三的取捨問題

我不想在這裡抨擊香港教育制度的諸多問題。我要談的是：大學四年制與三年制的取捨。有兩點是大家同意的。且讓我從這兩點說起。第一，香港的中學與大學的學年制度應該統一。第二，從小學一年級至大學（學士）畢業，應該是十六年——這是國際的標準。至於這十六年的分段，應該是十二、四，或十三、三，還是十一、二、三，是問題的所在。舉世都是向十二、四那方向發展，而香港所選的是十一、二、三。這是幾個選擇中最劣的了。十二、四既不能成事，我在結論中會建議，唯一可取的補救辦法是十二、一、三。

跟著而來要談的幾點，可能有人不同意，但卻是極其重要的。

第一，中五的會考（即小一起的第十一年），在國際的規格上算不上是中學畢業！要到外地去留學，中五的文憑不倫不類，成績再好也只能跑到三流大學念第一年級。要到外國去補讀中學的最後一級，是難以獲得「插班」學額的。因此，有不少打算到外國去留學的學生就在香港讀中六，但中六沒有文憑可據，他們就逼著要讀中七。很不幸，中七的成績不一定會被外國的學府接受。一般而言，美國不見經傳的大學不知香港的中七為何物，而大有名堂的，則只取中七成績作為一年級的一部分學分。如此一來，要到外國唸書的，中七往往費時失事。

第二，要留在香港念大學吧，但讀了中七，能進大學的機會著實不高。中六及中七的課程都是為進大學而預修的，若預修而不被錄取，雖不能說前功盡廢，但浪費了莘莘學子的時間與納稅人的血汗金錢，卻是無可置疑的了。

第三，中七的教育水平不及大學四年制的第一年。說港大及中大的師資遠勝中七，並無低貶中學教師之意。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在中七唸經濟學，由我的學生教；在港大第一年級唸經濟學是由我教——就算港大改為四年制，第一年級的經濟學也會是由我教的。我的學生教書能力可能比我好，但對啟發學生的本領他們還需有較深入的學問與經驗。經濟學系的例子如是，其它學系也如是。

第四，不要以為大學四年制的第一年的經費，會比中七的經費為高。正相反，四年制的大一經費遠比現在的中七經費為低。香港中學教師的薪酬及補貼（尤其是官立中學）比大學講師只是低一點，而有兩個因素會促成四年制的大一的經費比中七的經費低得多。在一方面，中七的學生遠比大一的多。中七被取消了，大一要開的班數會遠比中七的班數少。另一方面，大學一年級上課時可以濟濟一堂——這是美、加大學的慣例，所需的講師不多。例如，我現在教的大一經濟學，一班就有四百多學生︵在美國我曾同時一起教八百多名）。一般大學教師的經驗是：一班若有三、四十人以上，多教幾百個沒有多大分別，而這「人頭湧湧」的教學，在大學內是有特別的方法的。

第五，這點很重要——雖然四年制的大一比現有的中七經費低，但若取消了中七，中五的會考便要取消而改在中六舉行。這樣，中六的學生會比現在的多，導致中六的經費增加。這上升很可能會比取消中七（而增加大一）所能節省的經費大。這是說，取消中七，增加四年制的大一，而又同時擴大中六，香港的教育經費是可能略為上升的。但這少許代價，香港納稅的家長不應該有異議。這是因為他們子弟的中學畢業是真正的畢業，多了一年不是什麼「預科」的教育，而他們就毋須為子弟應否念中七的問題而煩惱，作無所適從的選擇了。中六的畢業文憑，是世界任何地區都承認的。


要有效地運用納稅人的錢

我是不贊成政府（其實是納稅人）津貼教育的。應否津貼教育，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既然要津貼，這些錢的代價是需要獲得應有的價值。在市民總收入的百分比上，香港的教育津貼經費之巨，似乎是世界之冠，但所贏得的不外是些權力鬥爭，利益分子在教育問題上誇誇其談，實際的成就令人尷尬。

納稅人應該有權選擇。我們亦應該讓他們在被迫津貼教育的局限條件下，有力地以選擇的辦法來爭取他們所付代價的應得價值。我同意佛利民的主張，把政府津貼教育的經費，以學券（voucher）的方式分配給家長或學生，讓他們自由選擇學校，交出學券作為學費，而校方收到學券後，就向政府收取面值的現金。學校於是要自負盈虧，可以賺錢，也可以破產。這樣，學校與學校之間會增加競爭，不滿學校教育水平的家長或學生就能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他們對某校不滿，可以不光顧該校而使之關閉。

納稅人若有選擇的權利，會逼使經費節省，或在用同樣經費的情形下，逼使教育質量提高。香港現在的教育經費如此龐大，我們不應談「經費不足」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有錢可花就亂花一通，經費再大，津貼再多，也只如擔沙塞海。花錢要有適當的約束才能得其所值，而這約束，是應由納稅的或光顧學校的人來決定。只要這樣做，香港現在的教育經費，是足以應付大學四年制的統一而綽綽有餘的。


結論

港大三改四不成，中大卻被逼要四改三。假若大學三年制一定要統一的話，怎麼辦？唯一可行的補救辦法，是將十一、二、三這個糊里糊塗的制度改為十二、一、三。「十二」是指小一到中六才算是中學畢業，現在的中五會考改於中六舉行。這是國際承認的中學畢業了，對要出外留學的大有好處，使中學畢業後出來工作的多獲一年非「預科」的教育（工作一段時期後再念大學也是方便之至），而要在香港進大學的則不需花了「預」而不「收」的時間。

「一」是指中七，算是大學的第一年了。入了「中七」，並非入了什麼「預科」，而是算入了四年大學制的第一年。從中七升入三年制的大學，就會像四年制的大一升大二那樣方便。換言之，大一改在中學那裡教。這與美國的community college的性質相同。十二、一、三的中七學生，會比十一、二、三的少，因為新中七的學額要與統一了的三年制的大一吻合。在這個十二、一、三的「方程式」下，大學是三年制，同時也是四年制；而中六是明確的中學畢業，進了中七就算是進了大學之門了。


二○○三年後記

文內建議教育應跟隨國際慣例——中小學十二年，大學四年——是十四年前提出的了。香港的教育權威反應遲鈍，要到幾年前才決定這樣做，也還要再等幾年才能成事。教育的事，是不應該讓學問不足的權威來決定的。

《三岸情懷》原序

不久前在香港跟幾位年輕的女記者閒談，東拉西扯地談到鄧小平、趙紫陽等風雲人物，她們問我認為自己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會怎樣？我毫不思索地回答說：「將來的歷史肯定不會有我的名字，但對歷史的影響我可能比大名鼎鼎的中國執政者多一點！」這把她們嚇了一跳！我於是解釋說，歷史事件是由執政者創造，但歷史卻是由我這類人寫出來的。將來寫中國歷史的學者，或多或少會參考一些我現在寫的文章。

是的，一個沒有意向改造社會、沒有使命感的人，在這個有意義的年代，在香港這樣「特殊」的地方，以學術文字作一點歷史的見證，替將來的史學家提供一點資料，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些文章所用的資料不必詳盡，但作者所表達的要明確，對事實的判斷要中肯，分析要客觀，而又要不畏權勢，真情實感地落筆。

當然，不管怎樣說，我們的記載或觀點是有錯漏的。這些錯漏，將來的學者會明白，會加以修正。但我們的思想與文字不可以忽左忽右，更不可以將事實歪曲。前後一貫、知錯認錯的文字有說服力，後來的人是不會置之度外的。

我對「統一大業、光宗耀祖」的言論一笑置之。我認為歐洲在歷史上能有驕人的文化，是一個奇跡（無論是音樂、繪畫、雕刻、建築、小說，與科學上的發明，中國都不及）。這要歸功於歐洲多國的互相競爭。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鼎足而三，沒有什麼值得反對。但北京的執政者要談統一，是他們的權利。究竟將來這「統一大業」會搞成怎樣，我沒有水晶球，但在中國大陸大事進行經濟改革的情況下，其所引起這三個地方的微妙轉變，卻是很有趣味的事。

從經濟、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大陸、香港及台灣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曾經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算是三岸以外的中國人，回來香港看三岸比較典型的，其感受應該比較特別。人的自私本質不會變，但在不同制度的不同局限條件下，培養出來的品性頗有不同。從個人的口味來品評，三岸的中國人都有點難以描述的「奇怪」處，正如他們看我也應有同感。但與其將自己不喜愛的刻意批評，不如實話實說：我認為既然大家是好朋友，我就應該寫一些朋友之間要說的心中話。集子裡的文章在報章上發表時，這三岸讀者的反應，使我很感動。

《三岸情懷》所收的文章，除了兩三篇外，都不是長篇大論的經濟分析。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上，我曾因時因事寫過不少分析的文字，作點見證。可是，我覺得也應寫一些個人的價值觀，發一點牢騷，說一點喜愛，或者表達一下我對中國人的感受。這種文章不能向壞處想：自己討厭的人與事，下筆就難以輕鬆暢快了。而我也不敢單向好的那方面看。自己認為應該批的就批，應該讚的就贊，或傷感，或喜悅，我都隨著意之所至下筆。但文章內沒有怨恨，更沒有惡意：既然是朋友，恨、惡的文字我是寫不出來的。

一些朋友問我，自己認為平生最成功的是什麼？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曾在很多方面下過功夫，大有不負此生之感，但自覺足以炫耀的「成功」，還是自己的兩個孩子。我對他們很少管教，即使他們在學校是哪一級我也不清楚。但畢竟他們是長大了，把我當朋友看待，有要事時找我商量，不同意的就據理力爭，閒時大家一起談談天，說說笑。雖然這些傾談的時間不多，但從他們的表達中，我知道他們求學的事我是不需要干預的。他們的童年是比我昔日快樂得多了。快樂而好奇，活潑而勤奮，知所適從，懂得先後，這些，我要教也教不出來。

我欣賞自己的孩子，也同樣欣賞大陸、香港及台灣的青年。香港的青年有幹勁，大陸的求知若渴，台灣的懂世事。從青年那方面看，三岸的情懷著實溫馨。我常在想，他們到了中年，會不會近墨者黑，變得言不由衷，阿諛奉承，市儈得怕人？我不能期望他們會有我屢遇明師的際遇，只希望他們的政府會為他們大開機會之門。不管怎樣說，他們這一代是比我們那一代棒得多了。

在中國經濟改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時刻，一位我認識了二十多年的朋友——米爾頓·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和香港一行。其實不是他的學生，但因為曾經熟讀他的著作，聽過他的課，做過他的同事，跟他辯論過很多次，知道他為人的風度，我對他是衷心佩服的。我是個沒有偶像的人，但二十年來，我治學的態度是以佛利民為典範。當然我知道他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吸引我的還是他那種思想奔放、言行一致的氣節。自史密斯以後，二百多年來，沒有一個維護私人利益與自由的學者，比佛利民更具廣泛的吸引力。他要到中國大陸去，我是不能僅僅作一個為之打氣的旁觀者。我親自陪他暢遊大陸，到北京走走，在興奮與疲勞的交替中，我得到的是另一種情懷。佛氏之行，我寫了好幾篇有感而發的文章，其中三篇被收在這本書內。

書內關於台灣的那部分，是因為蔣經國逝世的引發而寫起來的。我與蔣氏僅有一面之緣，知之甚淺。然而，蔣氏之死使我感慨良多，不能自已地作一點表達。這悼文被世界各地轉載了起碼七、八次，獲得讀者這樣的共鳴，是我意想不到的。其後台灣所發生的火雞事件、股票風波，以及對大陸經濟交流的問題，我也躬逢其「會」地加以評論。這些文章在台灣報章刊出時，搞得滿颱風雨，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譁眾取寵，或是一個「語不驚人誓不休」的作者。但文章要有內容，要有趣味，要可讀——這些是老生常談了——而為人師表，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使讀者增加一點知識。至於為什麼這樣的文章會引起「波動」，我就不容易知道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今天「三岸」的敏感發展中，一個從「第四岸」回來的中國人的情懷，比較特別，讀者會覺得是過癮一點吧？

而我自己為了過過癮，就破例地寫書評、影評、攝影評，也老實不客氣地談論文章之道。「癮」是過了：一些朋友認為我「撈過界」，連影評也下筆，但影評也被台灣及美國轉載，他們就無話可說了。其實，我那篇《末代皇帝》的影評不是影評，而是藉「影」來評中國的不幸。至於評簡慶福的攝影及林行止的書，我倒認為自己是大有資格的。

令我遺憾的是，關於香港的那幾篇文章，我下筆時心境難平，寫來就不大輕鬆了。今天的香港與昔日的不同。曾幾何時——是一九八四年吧——我發表了《向港英致敬》，得到讀者的廣泛支持。要是我今天還這樣說，他們會怎樣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