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界之行（二之二）

我們在張家界第二天的遊覽項目，本來是安排了天子山、寶峰湖與黃龍洞，但太太和我商量了一陣，見時間過於緊湊，決定放棄黃龍洞。幾年前我們到桂林時走過三個洞，有見一而知百之感。洞內之景不是奇異，而是奇怪，沒有到過的應該走一趟。據說張家界的黃龍洞與九天洞皆勝於桂林的。

天子山差不多是眾所公認的、武陵源內最可觀的景點。也要坐吊車上去，其「吊程」比上黃石寨的行得遠、行得慢。論風景的氣派，天子山勝黃石寨，但以震撼論英雄，黃石寨卻勝了一籌。前者是廣角大場面，後者是扣人心弦的巨石參天。

這裡我忍不住要批評一下。在天子山的頂上有一個賀龍公園，其中竟然放著一部噴射戰鬥機與一輛坦克車！這些不倫不類、與景觀怎樣也加不起來的不祥之物，顯然是由直升機吊上去的。不知是誰想出這個壞主意。

該日天氣好，而因為上一天有雨，霞氣頗重。沒有雲海，也不清晰，不是上佳的攝影環境，但那麼多的石柱屹立眼前，彷彿對我說著些什麼話。那些石柱站在那裡有二百萬年了，不是很寂寞嗎？然而，有那麼多一起站著，他們不應該有孤獨感。有誰可以肯定他們沒有靈性，沒有彼此互通的情意呢？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不知石柱對這些變化的感受怎樣了？

我很注意石柱上的松樹，不大的，是因為沒有泥土的緣故吧。在美國研究林業時，我對那所謂原始（old growth）森林有特別興趣。所謂「原始」，是指那些從來沒有給人砍過樹的區域。當時朋友之間都懷疑有哪個地方的樹真的從來沒有給人砍過。見到武陵源的石柱上的樹，我肯定沒有人砍過，雖然新陳代謝，有老死有新生，但毫無疑問是「原始」的了。二百萬年，寒來暑往，這些樹就是那樣靜悄悄地與石柱相依為命。

寂寞怎可以那樣持久呢？一時間我感到石與樹之間，樹與樹之間，石與石之間，不斷地在對話，只是用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語言。這樣幻想著，我彷彿聽到他們對話的聲音，於是拿起照相機，找到他們之間的親切情景，把快門按下去。

天子山之巔還有兩個可取的攝影題材。其一是周圍都是峭壁，樹木下降得很快：近身樹幹對開就是其它樹的葉了。可能因為對開的樹多受風霜，是深秋，葉先黃。我拍攝了幾張很稱意的、近景是樹幹綠葉而背景全是黃葉的，有點抽像，有點淒涼，不忍久視。我想到到孫巨源的《河滿子》的其中幾句：

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
天若有情天亦老，遙遙幽恨難禁。

第二個可取的攝影題材，是那裡有些花草我從來沒有見過，可能曾經是歷久遠離人世的環境使然吧。既然是深秋，花草也淒涼，但卻顯得詩意盎然了。

在天子山上徘徊得過久了，下午二時許才到山下吃午餐，趕到寶峰湖已是四時半，有雲霞，不見太陽了。只有個多小時的拍攝時間，命船停了下來還在移動，過了不久快門不夠快。湖不大，但有難得一見的湖光山色，取景易如反掌。是水很深的湖，據說是高山環繞之間有一窄縫，當地的人把該縫堵塞起來而成湖的。這樣，讀者可以容易想像該湖之美：環繞的眾山拔水而起，與水光倒影加起來恍若仙境矣。

本來打算到張家界去拍攝紅葉的，但武陵源沒有紅葉，有黃的。個人的攝影取捨，黃勝於紅。寶峰湖後我們決定過一夜就乘汽車到張家界之東的長沙。款待的朋友說已找到了紅葉之區，但要向西行。考慮後我婉卻紅葉。殊不知東往長沙半途，他們告訴我黃永玉的故鄉——鳳凰——是在張家界的西部，與紅葉之區相近。我的印象是鳳凰位於長沙之東，錯了。永玉與黑蠻多次邀請我到鳳凰去，而我在圖片見到的確實迷人。據說這個古城不久前獲得國際重視。這次張家界之行，失去了機會。如果老早分得開東西南北，我會求黑蠻參與張家界之行，然後帶我們到鳳凰去。

不打算多出攝影集，因為雖然拍攝不難，但構思一個主題、選取作品融合、設計安排適當、詩情文字得體等，是艱苦的工程，是另一種遠為頭痛的藝術創作。但既然到了張家界，我還是希望有足夠的作品來一本武陵源什麼的。我想，出不出書是他日的決定，可能的話我應該先湊夠了足以成書的與武陵源有關的作品。為此我們從早坐汽車往長沙，沿途為攝影停車五次，到長沙已是晚上七時了。

張家界沒有很多典故，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少見經傳。我們歷代的騷人韻士，對名山勝水的詩詞歌賦寫得多了，但找不到關於張家界的。張家界改過名字應該不是原因：古代詩人寫名山勝水大都提及山名、水名、地名，但找不到與張家界相近的。歷史上，張家界是少數民族之區，奇山一帶有交通困難，也有治安問題。這些應該是被外間文化漠視了的原因。

要到張家界旅遊的朋友不要給我誤導。我只是過客，所到之處是朋友安排的。那裡游點甚多，其它到過的朋友提出來的好些景點我沒有聽過。武陵源這個名字似乎是新近發明的。究竟哪些名勝包括在武陵源之內我不肯定。依照兩本讀物的陳述，武陵源面積三百六十九平方公里，觀其圖，包括所有張家界的名勝重點。其它的刊物可沒有那樣說。

（二之二）

配額：前車可不鑒乎？

中國兩年前簽訂世貿協議後，紡織成衣產品進入美國的配額按步取締，其中一些取消了配額。後者中有三種產品因為取消了配額而導致美國進口急升。美國決定把配額於明年初放回去。中國反對，說美國違反了世貿協議，美國則認為沒有違反，吵了起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不懂，但誰對誰錯不是這裡要探討的話題。

經濟學者是屢有分析配額的效果的。他們一般是按照課本的方法，把幾條曲線移來移去，看著法例加上一點變化，然後以些什麼回歸分析計量一下。這種分析不是錯，而是因為過於著重方程式與進出口數字，忽略了我認為是製造品配額最重要的含意，也即是說漠視了最重要的內容。讓我說說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成為世界第一成衣（紡織品）出口「國」。你道為什麼？是因為六十年代中期，美國及其它先進之邦，以配額約束香港紡織品的進口數量！

那些年頭我在美國，親眼看得分明。六十年代，香港的紡織品只在低檔的百貨商場的地下（basement）出售，品質奇劣，價格相宜，見不得光，與數之不盡的落後國家的產品排排坐。配額約束實施後，香港成衣的質量急升，幾年之間由地下升到最高檔的那一層，而價格也大幅提升了。不少美國的高檔牌子慘遭淘汰，或節節敗退。是的，七十年代後期，香港富有的太太小姐們，坐飛機到美國的高檔商場購買衣服，買回來的都是香港貨。

有什麼奇怪了？四十年前美國某些州份把香煙稅改為以每包算，香煙立刻加長。若干年前西雅圖某區政府委任的收垃圾公司發了神經，垃圾按每箱收費。該區的垃圾箱立刻加大，塞得滿滿的，父母叫孩子在箱中的垃圾上跳，結果是垃圾箱重得拿不起來！

配額是值錢之物。一件成衣要一個配額才可出口，製造商怎會不增加其質量呢？這正如香港進口的美國蘋果與金山橙，因為高檔的與低檔的要加同樣的運費，進口商當然選高檔的了。如果我瞞著老婆，偷偷地帶一個像年輕的宋美齡到雅谷進晚膳，我不會那樣傻，問侍應有沒有漢堡包。

經濟理論的解釋當然還是那條需求定律。香港中六學生懂得的答案，是雖然加上運費後，優質蘋果與劣質蘋果的價格一起提升了，但從相對價格那方面看，優質蘋果的價格是下降了的。需求定律的價格，永遠是相對價格。同樣，提升成衣質量，其價格是上升了，但優質與劣質同樣加上一個配額之所值，優質成衣的相對價格下降，所以出口的質量提升。

這分析，中六學生說得出有一百分，但到了博士後只得六十，強可及格，因為只是大略地對。較為正確的分析比較深入，要把「量」來一個頗為複雜的闡釋。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第六章第五節處理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被配額約束了數量，香港當年會成為天下第一紡織成衣出口國呢？答案是兩個理由的合併。其一是優質使價格上升，而出口總值以價算。其二是優質的成衣遠為耐用，減少了他國的出口量。

另一個問題來了。當年亞洲的國家都受到同樣的配額管制，為什麼主要是香港跑了出來呢？答案還是需求定律：整個亞洲只有香港容許配額在市場自由買賣。這自由轉讓不僅使配額落於善用或適用者的手上，也使配額的價值上升，而這使香港的優質成衣的相對價格下降得更多了。聽說國內的紡織品配額也有在市場轉讓的，但因為法律不容許，市場就發明了一些偷龍轉鳳的轉讓方法。這增加了交易費用，然而，一般的觀察是國內的配額轉讓盛行，對產品質量的影響應該與香港昔日的相若。

任何製造品都有多個層面的檔次。在國際自由貿易的市場中，不同之區會按他們的比較優勢成本來選擇各適其適的品質檔次產出，選錯了的製造商會被市場淘汰。不是說在配額引進之前，香港的製造商沒有能力產出質優、檔次高的成衣，而是在國際自由競爭下，他們認為投資於高檔次的產品，其成本鬥不過先進之邦。

配額的引進，是把自由市場的質量檔次排列更改了。怎麼可能呢？配額之前香港的成衣製造商認為走高檔的成本過高，走不過，難道配額之後走高檔的成本下降了嗎？不是的。答案是：配額引進之後，成衣製造商之間的競爭受到約束，使配額的每個受配者在某程度上擁有一點壟斷權，配額之價代表著壟斷租值，而這租值的存在容許持有配額的競爭者提升成本，因而容許成衣質量的大幅提升。在持有配額者的競爭下，均衡點是質量提升的成本增加在邊際上與配額的租值相等。是配額租值給予成本上升的空間；是需求定律強迫質量上升的選擇。這是經濟學。

是愚蠢得不容易想像的保護主義。當年美國與其它先進之邦，為了保護自己的紡織成衣商，把落後而質劣的香港紡織品加上配額限制。然而，到頭來，落後的香港成衣商，因為配額保護著他們，給他們有可觀的配額租值，讓他們有成本空間大展拳腳，提升產品質量，把先進的配額倡導者殺下馬來。這叫做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的紡織成衣，有眾多港商的參與，質量廣及多個檔次，其中不乏高檔的。入世之後，面對配額的瓦解，製造成衣的競爭急升。在這樣的情況下，配額的重臨會使他們精益求精，可能把金縷衣造出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歐洲的什麼名牌將會有難矣！

張家界之行（二之一）

這幾年湖南的朋友屢次邀請我到張家界一行，說風景如何了得。我不為意，因為神州大地的什麼「甲天下」的風景名勝聽得多了，張家界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搞攝影的朋友很少提及張家界：他們首選黃山。有些影友說張家界不是攝影的好去處。

幾個月前我重操故技，再搞擱置了三十八年的藝術攝影。出版了一本題為《流光幻影》的攝影集，影友們的評價吞吞吐吐，但搞藝術與學術的把該書捧到天上去！意猶未盡，我再拍攝了足夠的作品出版《荷鄉掠影》，與《流光幻影》大小一樣的，快面市了。攝影集不可能賺錢，但搞藝術是過癮的玩意，貼錢出書，自我欣賞，在我之前的隱君子數之不盡。不僅攝影如是，繪畫、書法、收藏等隱君子，虧本出書者甚眾。是不容易理解的現象：藝術之外的其它書籍，決不會有那麼多的願意虧蝕的隱君子。

我的解釋，是感情的表達集中於一本集子裡，作者自己翻閱有莫名其妙的滿足感。聽說美麗的女人喜歡照鏡子，孤芳自賞，顧影自憐。難道我是因為能在自己的攝影集中看到自己的感情而頻頻翻閱嗎？可能是的。出書的好處是集中，也可以容易地翻閱，有一個整體的表達，使作者容易地有一種成就感。如果朋友或讀者欣賞，作者就知道自己的感情有共鳴。可惜以藝術作品結集成書，一般沒有市場。這可能因為讀者的共鳴來得不易，而更頭痛的，是以作品為主的藝術書籍，製作成本高得很。

拍攝了上述兩集的一百四十一幀作品後，我意識到對光的感受是回復到一九六五年的水平，而年長了三十八歲，對景物的感情是遠為樸實了。拿著照相機可以予取予攜的、我曾經說過的「莫扎特的感受」，再重現，但不知可以維持多久。不管是好是壞，搞藝術的往往遇上彷彿曇花一現的創作時期，可以來無影，去無蹤。為了爭取這奇異感受的持久，我答應了張家界之行。

到張家界後我才知道，那裡的風景區是一個很大的名為武陵源的地方。廣達三百六十九平方公里，只預備了兩天時間，不可能全部遊覽。我們只去了四個地方：金鞭溪、黃石寨、天子山、寶峰湖。

到風景名勝搞藝術攝影，攝影者要有一個心理準備。那就是拍攝風景之美，外來的過客怎樣也比不上本土長駐的攝影家。這是因為美麗的風景要講朝暉夕照、霧靄雲霞，而這些都要講機緣巧合，不是一個遊客可以容易遇上的。只要在名勝當地看些明信片，或為遊客提供的彩色攝影集，就知道機緣的困難度極高。然而，美景的表達是一回事，感情的表達是另一回事。搞攝影藝術的人是不需要看到美景才可以表達感情的。這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認為張家界很難拍攝，但我卻信手拈來，俯拾即是。

第一天的上午先去金鞭溪，初有陽光，繼而天陰，繼而下雨。是在山溪旁步行三個小時的遊覽，下雨之前我有兩個小時的攝影時間。步路舒適，環境幽雅，是難得一見的妙絕山溪。是深秋了，潦水盡而寒潭清，只剩涓涓流水。可以想像水多時該溪十分美麗。但當天溪上有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卵石。卵石也有情，在兩個小時內拍得十多張稱意的，算是豐收了。

天雨愈來愈大，打算回酒店的，但最後還是決定穿上雨衣，到黃石寨一行。要坐吊車上去的山峰。雨大不攝影，但觀景可以。張家界名不虛傳。我見過更幽美、更雄偉的風景，但以奇景論英雄，張家界冠絕天下！不是奇怪的奇，而是奇異、奇特、奇偉。是巨大得不容易想像的石林，所有明信片或介紹書籍都遠遠地貶低了那肉眼見到的令人震撼的奇景：無石不巨，無壁不峭，鬼斧神工，歎為觀止。同樣奇異的，是每根巨石柱上都長著松樹。沒有泥土，樹怎可以生存呢？

黃石寨使我感到人類的渺小。很多很多的巨大石柱，拔地千尺，甚至直入雲霄，你說奇不奇？是怎樣的一回事？據說二百萬年前張家界今天的奇景從海裡冒上來。

今天，中國很多景點都用上吊車為遊客服務。不少人反對，因為吊車破壞了景觀。但張家界就不應該反對建設吊車了。這是因為沒有吊車，不容易攀登巨石之巔覽觀。據說昔日沒有吊車時，為了好奇而攀登之士，跌死跌傷者甚眾。事實上，作為難得一見的風景區，奇景舉世無匹，張家界只這幾年才大名遠播。吊車聽說建於一九九七，而機場是更近期的了。也聽說再遠一段時期，土匪不少。今天這些都有大進步，只是汽車翻下山坡仍偶有所聞。

我問熟知的人士這十多年來的遊客增長率，響應是統計非常困難。他們同意的大略估計：十多年來上升了一百倍以上，五百倍以下。遊客人數首推香港、日本、韓國，鼎足而三，跟著是台灣與東南亞。但美國與歐洲的遊客甚少。是什麼辦得不對了？歐美的遊客應該是最懂得欣賞張家界那種奇景的。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派了兩位世界自然遺產專家考察武陵源，拍案叫絕，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雄偉的奇景。但今天，西洋鬼子還是少到張家界去。

可能張家界英語稱為Zhangjiajie有點那個，鬼子佬要讀也讀不出來；也可能酒店不夠高檔，有令人驚喜的風景但沒有令人驚喜的享受，美中不足也。但我認為主要問題是管理的安排。目前武陵源是國營的，其內的一些不同項目判出去給私營承包，從總收費分賬。較佳的處理應該是把整個武陵源承包出去，或分割開幾部分，然後每部私營承包。全部由私營管理、投資、修飾、推介，政府的租金收入會上升，貪污的行為會減少，而遊客會更為國際化。

聽說朱鎔基反對在景點起建築物，我則認為如果設計與天然環境配合得宜，可以接受。高檔而又入得國畫家眼裡的小居所、食肆之類，多一點總要比今天不多但老土難看的建築物可取。是的，如果在滿眼奇觀的山峰上可以舒適地、與世無爭地休息幾天，有上佳的紅酒與美食，很多人願意出很高的消費。國家既然是業主，私營的設計如何要經國家批准，是沒有誰可以反對的。

武陵源是上帝賜予的，耶穌誕生後二千年，開始前途無限。

（二之一）

不拘小節的學問

兩星期前在這裡發表《從余金之爭看中西學術文化之別》，讀者一般認同，但有兩位認為我偏袒余秋雨。我不認識余大師，沒有理由替他說話。我說的只是中西文化對余金之爭的看法不同：在西方不會有那樣的爭議，其中的分別我細說了。文中我提到不是重點的學問，不要多花代價或時間。理由當然是一個學者的時間或魄力就是那麼多，要選重點下注。要不然，重要的文章寫不出來。

我知道中國有很多學者，尤其是老一輩的，很執著，一字不苟，把很多時間放在微不足道的問題上。這是中國學術落後於西方的其中一個原因，但究竟為害多大就不敢武斷了。搞學問我也是個很執著的人，但只是在重點上執著。認為不重要的我無所謂，更不重要的我索性不管。以一些例子說說吧。

一九八五年起舒巷城替我修改中語文稿，我驕傲地在文章上說了出來。殊不知讀者嘩然：大教授原來要請槍呀！那有什麼奇怪了？我想不到哪一本國際名學報，會不聘請文字編輯（copy editor）替要出版的文章修改文字。當年公佈舒巷城，因為他是文豪才子，要沾他一點光。讀者嘩然之後，一不做二不休，我再公佈幾次！很有效，讀者再不嘩然了。

後來舒巷城病倒，我去信他的老友梁羽生，請後者協助修改文章。他說自己身體也不好，同意舒巷城對他說的判詞：張五常的文字不需要外人修改，且大讚一番。是梁羽生及其它朋友的鼓勵我才免了中語文字編輯的。

但我還有另一個有趣的困難：作為一個書法家好些字我不懂得怎樣寫，為文別字（白字）連篇。其實這些我常錯的字來來去去不足二百個，就是老去了的記憶力，兩三天的功夫就可畢業了。但我就是不願意花這兩三天的時間。《壹週刊》有個頂級字彙專家吳順忠，花千樹有個別號字典的葉海旋，而我自己的太太也算是半部字典——有那麼多人在旁維護，怎樣我也不願意分心去記字。（學書法，一個字的草書怎樣寫就非記不可了。）

英語文章呢？我可以寫得氣若奔雷，但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文稿的文法錯得一塌糊塗。不是不懂，而是懶理。為什麼呢？因為在美國時我和諾斯、巴賽爾及其它學者共享同一文字編輯。是個老婦人。她大讚我的英文，但當我發覺她改我的遠比她改他人的多，就問她為什麼會是這樣。你道她怎樣回應？她說我的文章好改，所以改得特別多！

一言驚醒，我寫英文不是要寫得文法沒有錯，而是要寫得好改。這樣，下筆是集中在思維清晰，注意分句、分段、用字的輕重、先後，分析論點的排列等。有些人，像羅素、史德拉，他們的英語文章寫得如有神助，不需要文字編輯。但他們是英語天才，我不是。我可以寫到他們的水平，但要有好的文字編輯協助。只要思想是我的，有誰去管我用不用文字編輯，或用一個，又或用三十個？

一九八八年我帶佛利民夫婦到北京會見趙紫陽，事前在上海汪道涵請吃晚飯，席中收到一個長途電話，說北京希望佛老會見趙總書記時可以呈上一份寫好的建議書。我們同意了。從上海到南京（其後飛北京）的汽車路程上（當時要兩天，今天是三個小時），佛老把他在晚上睡前手寫的文稿給我看，要我（在汽車上）代為修改。我於是為百年一見的大師改文章，連文法也修改了。改呀改，修呀修。到了北京，是晚上，周安橋找到當時他任職的天安公司的打字員，一路打，米爾頓、蘿絲和我三個人站在打字員的背後，一路改。你說過癮不過癮？這是不拘小節的學問。該「建議書」的全文可見於後來佛老和蘿絲的自傳（Two Lucky People）的附錄。後來到了一九九八年，我自己的比較重要的西方經濟學會的會長演詞，文稿寄給佛利民，他改了三十多處，都是文法與用字的修改。

不拘小節的學問不是亂來的，而是有不言自明但其實相當嚴格的重要性排列，使做學問的時間投資有明智的選擇。進入了研究院，排列重要性是同學們在課堂之外必須學習的過程了。多找教授們傾談，看他們怎樣分配做研究的時間，在什麼項目上斤斤計較，什麼委託助理，什麼不管。

在大事項上的重要性分類，一般都有行規，但細節上的處理就往往因人而異，各各不同。當年我是自己認為是大師的才倣傚，在他們之中選取與自己的喜好最接近的。例如文稿的處理，我倣傚艾智仁。他的初稿亂七八糟，永遠不管腳注。是把思想先寫在紙上再作打算，然後改呀改，擱置了一段時期又再改。艾師是要到文稿認為可以發表才加上腳注的。佛利民的方法也類同。

夏理·莊遜的文稿處理方法我不能學，因為學不到。他只寫一稿，用手寫，女秘書打好之後，補加腳注就拿去發表了。高斯也是用手寫的，但初稿非常慎重，隨寫隨加腳注，我也學不來。但我對事實的嚴謹處理是受到高斯的影響的。沒有算得上是大師的經濟學者，會不認為真實世界是怎樣的一回事，是不重要的。純搞理論的阿羅同意我和高斯對真實世界的處理，但他搞理論，知道事實調查要讓我們來做。這調查的嚴謹程度，高斯和我在行內受到尊重，到後來較少用腳注，因為我們說的事實就是證據。

搞不拘小節的學問，最困難的地方是判斷思維上什麼是重點，什麼是小節。這方面，我認識的所有稱得上是大師的都很了不起，而我當年的學習，主要是學習為什麼這點思想大師認為重要那點卻認為不重要。學了不久就知道，重要的思想要有一點奇異的感受，是一條小路的開端，看來起碼可以多走幾步，有機會走得很遠的。

奇異的感受最難學，因為牽涉到品味的問題，好些人永遠學不到。這是說，品味不到家是不應該搞不拘小節的學問的。

為什麼我只褒不貶宋美齡？

最近為《壹週刊》的《南窗集》寫了《二十世紀的第一夫人》，寫宋美齡，只褒不貶，說她是整個二十世紀的數之不盡的「第一夫人」中最出色的。文稿改了好幾次，因為有些朋友說其它的評論，一般有褒有貶，雖然褒多於貶。為此我反覆衡量自己的評論，但最後還是只褒不貶。我的理由是兩個論據與兩個感受。

論據一：中國的傳統，是對一個人死後的有追悼性的文字，多說好話，少說壞話。我認為要批評宋美齡，應該在她生前下筆，或在她身後多年的回憶下筆，但今天不是批評的時刻。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宋美齡活到一百零六歲，比我長兩輩。無論經歷或輩分比我高那麼多，而又想不出她生平做了什麼大壞事，我下筆時的意識是高山仰止，很尊敬的。

論據二：我經歷過中日之戰，也經歷過國共之爭，關於宋美齡的壞話當然聽過不少。然而，自己年紀愈長，愈不相信那些話：無實據，是傳言，傳來傳去的。可以觀察到或有實據的，宋美齡的言行永遠不差，有些很好。我想，要表揚好的不易，要隱瞞壞的更難：壞的事實不容易隱瞞那麼久。

這方面我有點切身的經驗：自己無足輕重，但外間的傳言也不少。我當然不介於懷，但發覺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不管是褒還是貶，這些傳言絕大部分是錯的，而且對、錯的比率，褒與貶竟然大致相若。有了這樣的經驗，我今天一般地不相信關於他人的傳言。

感受一：要從一個最近的小故事說起。一位台灣朋友在我和太太面前大肆批評宋美齡。他說完後，我太太問：「你認為二十世紀的眾多第一夫人中哪位最好呢？」答道：「當然是宋美齡！」再問：「為什麼？」答道：「她高檔！」

這就是了：宋美齡高檔，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遠超凡俗。我們可以容易地批評一個富有的人，或一個有學之士，或甚至一個牧師，就是不容易批評一個高檔的人，或起碼不大願意。

感受二：要從一個陳舊的小故事說起。數十年前第一次讀到宋美齡的英語文字時，我想：如果她不是生長於大富之家，又沒有嫁給蔣介石，她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當時的感受：她是一個才女，可以做很多政治之外的大有才華的事項。作為一個教書先生，我這種直覺歷來準確。好比審閱學生試卷或文章習作，不管學生是誰，言論是對是錯，我只讀幾句就知道筆者的思維是在哪個層面。很多教書的人都有這種本領。另一方面，很多教書的人都有我的偏心：見到試卷或習作有才華，不管是對是錯，打分總是胡亂地多加一點。

這些年來國內製作了不少歷史片集，動不動數十集的，朋友們左借右借，日看夜看，我只看過整套《雍正皇朝》，認為很好；其它朋友叫好的片集很多，但我就是沒有耐性看數十集。朋友說《走向共和》也很好，其中應該有宋美齡這個角色吧。但我認為他們要來一整套《宋美齡傳》，如果由斯琴高娃演主角，數十集我也會看齊的。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夫人

繁華事散逐香塵，
流水無情草自春。
日暮東風怨啼鳥，
落花猶似墜樓人。

宋美齡謝世，我想到杜牧這首《金谷園》，不能自已久之。

朋友，你能否想到一個自己認識、曾經活生生地度過整個二十世紀的人呢？不容易吧，我自己就想不出來。家母在二十世紀生活了九十一年，難能可貴，算是稀有。還健在的高斯生於一九一○，佛利民生於一九一二，壽命比家母長，但在二十世紀只有九十與八十八年，比不上家母。認識但不很相熟的畫家朱屺瞻與攝影家郎靜山皆享年逾百，但卻不能度過整個二十世紀。

能認識一個活過整個二十世紀的人，機會甚微，但我們知道一個：宋美齡，生於一八九七而終於二○○三，對上一個世紀與對下一個世紀都有三年剩了出來，而這個人竟然是宋家天下的一個中心人物，可謂異數！

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是多事之秋，而神州大地更是風風雨雨，曾經有一段長時期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國民黨被趕到台灣去。生於大富之家，作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昔日當然備受非議，而我們也曾經聽過不少不知是真是假的難聽故事。一般不可信：宋美齡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今天蓋棺論定，我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數之不盡的第一夫人中，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她！這是說，如果好事之徒來一次二十世紀的眾多總統或元首夫人大比並，我會投宋美齡一票。考慮到作為第一夫人的時代與地方，她更應該勝來容易了。

宋美齡似乎天生就有作為第一夫人的所有最佳條件。她好看，但不媚俗。父親非常富有，但她卻沒有富人的俗氣。她高貴，言行得體。她是個很有尊嚴的人，懂得進退，知所適從。她的英語大有文采，寫得一手清秀的字，文筆流暢。她少管傳媒或外人對她的閒言閒語，自己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台灣的朋友說，宋美齡在台灣的日子做了很多義工，久而久之，老百姓都相信她不是裝模作樣的。

作為一個大名鼎鼎的公眾人物，宋美齡很重視私人的秘密。數十年來，不少關心中國的學者希望她能寫一本回憶錄，不親自動筆也應該口述一下。這本回憶錄不僅會使洛陽紙貴，而且對中國的近代歷史會是重要的貢獻。但宋美齡全部推卻了。我認為這是一項大損失，但不能不尊重她認為要保守的秘密。

老去了的年華不算，宋美齡不可能忘記以往，因為她是個很聰明的人。我讀過她那有名的一九四三年在美國國會的簡短演說：真情實感，天真瀟灑，像一個小女孩那樣說一些小故事。當時宋美齡四十六歲了，再不是小孩，到美國去的目的是要求協助中國抗日，這篇完全沒有要求協助的演辭實在高明。歷史記載，宋美齡當日穿上稱身的旗袍，儀表一流，發音精確，且用上美國人有親切感的南方口音，娓娓道來，在座的議員無不傾倒！

宋美齡是個勇敢的人。她在西安事變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可能因而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雖說她與張學良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但在那個關鍵時刻到西安去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據說宋美齡自己帶著手槍去。西安事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有多個版本，但我們就是希望聽到宋美齡怎樣說。於今燕子樓空，西安的故事要永遠地缺少了重要的一頁。

我認為不多不少，基因的遺傳幫了一個忙。宋家的頭頭宋嘉樹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十多歲跑到美國去讀神學，做牧師，但卻長袖善舞。他回到中國後創辦今天還存在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聖經》。基督教在中國開始盛行，宋家賣《聖經》，發了達。

宋嘉樹熱衷於當時的革命，看中了孫中山，資助他。不正規的歷史記載，宋老頭不贊同宋慶齡嫁給孫中山，但還是嫁了。長女靄齡嫁給孔祥熙，而通過孫中山的關係，美齡嫁給蔣介石，宋家天下之說於是不脛而走。這是昔日的典故，在什麼軍閥時代、兵荒馬亂之際，是可能發生的。今後，什麼「家」的天下應該不會重演了。我們希望不再。

社會沒有那樣的局面，經濟沒有那樣的局限，某些事情不會發生。回顧歷史，如果我們漠視局面或局限而讚賞或貶低某些人，不是中肯的做法。考慮到複雜無比的神州大地的一百年來的情況，我們對任何足以走進歷史的人物的評價都不容易。我給宋美齡一個高分數，是因為她懂得避去差不多無可避免的政權上的瓜葛，懂得怎樣維護一個曾經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窮國家的第一夫人的尊嚴。她大有資格或條件去搞很多很多令人反胃的事，但沒有那樣做。可能更重要的，是宋美齡行得出來：無論是在大場面表現的風采或是傳媒要求的應對，她的檔次之高幾成絕響！

時勢歸時勢，基因歸基因，宋家的基因了不起。在上海的宋慶齡故居內，我見到一封靄齡手寫給慶齡的英文信：字跡瀟灑，思維清晰，姊妹之情溢於言表。我也讀過一篇一九三四年，宋子文為耶魯大學經濟學大師費沙榮休而寫的、關於中國財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顯示他掌握了數十年後才盛行的貨幣理論。宋子文只從哈佛拿得一個經濟學學士，但以普通常識的重要規格作品評，今天的經濟學博士一般遠不及他。

據說慶齡最愛的是妹妹美齡，可惜政見不合，各持己見，慶齡謝世前沒有見到她很想見到的美齡。政治多麼可怕！這樣的悲劇不應該再在中國發生了。下筆寫此文時，報載台灣總統陳水扁因為事忙，不會參加宋美齡的喪禮。如果是真的話，阿扁要不是不打算連任，就是政治上有些什麼難言之隱。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令人遺憾的事多得很。我深感遺憾的，是這幾年宋美齡沒有到神州大地走走，看看那裡的工業與市場的發展情況，也看看那裡的娛樂場所比昔日她與張學良共舞的地方還要漂亮。她是跨越三個世紀的天下第一夫人啊，怎可以忽略了自己六十年前千山萬水地跑到華盛頓去為之賣力的國家？是誰誤導了她？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貝聿銘與查良鏞》，說這二君子會名留千古，讀者無不同意，也反映著炎黃子孫看武俠小說的多，欣賞建築藝術的少。國內一些同學說，今天作研究生的少小時都讀金庸，但後一輩的遠為少讀了。香港呢？我這輩年輕時都讀金庸，但後來的青年讀的較少，我在八十年代就察覺到。

任何作品都有潮流的問題。說可以名留千古可不是說閱讀或欣賞的人數歷久不衰。以經濟學而言，史密斯、馬克思、凱恩斯等人皆可名留千古，但今天讀者不多了。科學或經濟學的論著新陳代謝，雖然我認為史密斯的《國富論》（一七七六）與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八九○）到今天還值得讀之再三，但無論我怎樣推介，同學們就是不讀。

我不懷疑從人數的百分比算，閱讀金庸的是下降了。但老查寫的不是科學論著，有機會捲土重來。據說莫扎特的音樂，十多年前因為他謝世二百週年受到大事宣揚，今天好之者甚眾。藝術是可以永恆的，但因為有潮流的困擾，不容易像莫扎特那樣歷久猶新。

我想到自己的學術論著，夢墜空雲齒發寒！讓我說說吧。

作本科生時我讀到某君之言：「作品像一個孩子，有著自己的生命，一旦離家而去，作者再管不著了。」我同意這觀點，所以從來不響應外人對自己作品的批評。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佃農理論》發表後，批評或反對的學者甚眾。學報要刊登這些文字，要求加上我的響應，我一概不理。是正確的決定：今天我的《佃農理論》還在；昔日批評的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從來不管身後聲名。但作品既然是自己的孩子，總不希望親自見到夭折。有哪一位作為父親或母親的不希望孩子會生存得比自己長久？

六十年代末期，美國一些好事之徒出版《社會科學引用指數》，是統計每篇發表後的文章每年被行家引用的次數的。我知道自己的成績不錯，但漠不關心。到了十多年前，華大的舊同事巴賽爾說我的陳年舊作歷久不衰，我才對那「指數」發生興趣，過三幾年請朋友替我在計算機上看看數字，免不了有點患得患失之感。有誰希望聽到自己的孩子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消逝呢？

一篇一九七二年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的文章，石沉大海多年，但兩年前起死回生，有三幾次被引用，我當然高興。但我關心的主要是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是大約二十頁的文章，我想了幾年才動筆，寫了一年多，易稿十餘次，認為是平生最重要的作品了。同事們都認為重要，但當夏理'莊遜讀最後一稿時，說我以價格管制為出發點是劣著，浪費了難得的理論思維，要我重頭再寫。當時我心底裡知道莊遜是對的，但修改了一年多，累了，而高斯在催稿，就決定不再寫。

《價管理論》那樣難產，是自己最關心的了。發表後十多年，也是石沉大海。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外人引用出現了，上升至每年五次左右，看來前途無限。殊不知過了幾年下降，幾至不見影蹤。為這件事我再不管引用指數。

作品的生命在作者面前隨風而逝，作者本人是完全沒有能力挽救的！沒有什麼可以做，只是眼白白地看著自己心愛的孩子變得氣若游絲。

花自飄零水自流！是李清照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