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看相與把脈》目錄

前言

一、經濟學大混戰
從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論
《經濟解釋》的意外迴響
臨淵無須羨魚
為什麼經濟學變得沉悶了？
中醫式的經濟學
經濟的看相與把脈
生產的類聚與不類聚
誇張的想法
赫舒拉發說的艾智仁故事
正統與主流大混戰
經濟學重視普通常識
經濟散文的來龍去脈

二、世界大變
強烈的對比
巨機起飛的故事
展銷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經濟發展之謎
中國改革回憶錄
世界大變論

三、匯率邏輯的思維
令人羨慕的困境
匯率戰略論
佛老用不著耿耿於懷
歐元高處不勝寒

四、學而時習之
創作的需求
清晰才是好文章
隨筆以起筆為優
從小女孩的大提琴說起
都是電腦惹來的禍
不要搶著說教授錯

五、我看他們
獵人的風采
基爾'莊遜的教誨
代序：黎智英的節奏
對我影響最大的四本書
也談魯迅

六、旁觀者清看非典
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與衛生的形象
從高斯定律看瘟疫市場
處理瘟疫的困難
心中有氣談瘟疫
不要說控制了非典
要冷靜地再看非典
給非典來一些總結吧

七、清潔經濟學
香口膠的故事
中國別無選擇
清潔經濟學
風俗習慣的性質
清潔風俗的教育培養
世衛謀權與風俗需求
清潔歧視的約束力
不要再把整個動物園吞進肚子裡
要清楚界定清潔的責任
要讓權利與責任掛鉤
會流動的污穢

交易費用的爭議：可以觀察的重要性

經濟學有三個去處，悉隨君便。其一是向理論或技術那方向走。這是純以想像力或邏輯推理的玩意，可以搞得美觀甚至很有藝術性，有沒有用場是次要的，從事者大可不管。其二是把理論分析應用於政策或社會的改進上。這方面有主觀或價值觀的成分，比較高明的從事者先把分析客觀地處理，然後帶到主觀的價值或倫理那方面去。其三是把理論引用於解釋世事、行為或現象那方面去。這是馬歇爾與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



好些學者三者都嘗試。以我自己為例，博士論文是搞解釋的，但在芝大時，有些長輩認為我是搞理論的人材，於是在純理論那方向走了幾個月，後來受到高斯的影響，又回到解釋那方面去。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放改革，我開始寫些政策建議的文章。



先入為主，我的專業是經濟解釋，沒有中斷地搞了四十年，怎樣看也是老手了。這裡有一個問題：走不同路線的經濟學者對理論的處理大為不同。比方說，三十多年前我搞理論技術搞得熟練而複雜，但向解釋世事那個方向走，我逼要把理論簡化，爭取主要概念的掌握，不斷地把重點改進。任何選走「解釋」路線的——史德拉、佛利民、高斯、艾智仁等——都是這樣做，而我得到他們的教誨，簡化得更厲害了。



另一個因為路線不同而導致理論處理不同的問題，是關於觀察與量度的。在觀察上我是比行內的朋友苛求的。純搞理論，不談驗證，可以與真實世界脫了節，什麼觀察云云是題外話。搞價值觀的政策建議，你說好，我說不好，用什麼數據支持只是為了說服不同意的人，要客觀認同可不容易。你說要政府資助教育，我反對，大家吵一輩子也得不到互同的結論，數據怎樣精確不一定有說服力。



輪到解釋現象，觀察的重心改變了。首先是我說過的：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這是說，要解釋事實，我們要知道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同樣重要的另一點是：依照科學的方法，驗證理論必須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而這要基於可以觀察到的行為或現象。



以雲雨之說為例吧。我不知道背後的氣象學理論怎樣說，但一個可以驗證的含意是：天下雨，天上必定有雲。驗證程序是倒過來，天上沒有雲，就一定沒有雨，而如果沒有雲但卻有雨，氣象理論就被推翻了。可以被推翻而沒有被推翻，是驗證了理論，而這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天會下雨。



這裡有一個聽來膚淺但其實湛深的哲理：作為驗證含意的變量，雲與雨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要真有其物或真有其事。是每個人的主觀判斷，但卻要彼此認同——這是實證科學不可或缺的基礎。數十年來，我為這「觀察」問題不知有多少晚睡不。



我們首先要判斷一個現象是否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observable in principle）。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其驗證的含意當時無從觀察，只是原則上可以，若干年後才找到現象驗證。六十年前，DNA無從觀察，但科學家認同確有其物，競爭找尋，後來找到了，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現。然而，好些用上名詞之物，在原則上是不能觀察到的。找尋原則上無從觀察之物是白費心思，而這類在真實世界不存在之物，不可以用作理論驗證，有了混淆就笑話百出。



問題是，理論往往需要抽像起筆，而抽像者，不可觀察也。多年以來，我個人的取向是：無可避免的抽像要想辦法處理，但可以避免的則不用為上。例如，經濟學中家喻戶曉的功用或效用（utility）是抽像之物，在真實世界不存在，原則上無從觀察。我認為可以不用，所以從來不用，但好些經濟學大師卻常用。他們有些搞純理論，不管其觀察性；有些搞政策建議，要有一個改進社會的效用準則；有些搞現象解釋，熟習效用函數，也喜其美觀分析。我不用，是恐怕中了套套邏輯之計，一不小心以為自己是找到了解釋，自欺欺人，過了很久才發覺是空空如也。



轉到我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價格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價格可以觀察到，但需求量不能，原則上也不能！需求量是意圖之量，我們怎可以觀察到一個人的意圖呢？事實上，「需求量」是經濟學者發明的，是他們腦中之物，沒有經濟學需求量不會存在。那是說，真實世界沒有需求量這回事，我們觀察到的只是成交量。此二量是不同之物，我們不能指鹿為馬。



使用需求定律時，我永遠記需求量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所以該定律的本身無從驗證。我們一定要把可以觀察到的其他條件加進去才能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是經濟學不可或缺的定律，只因為本身不能驗證，使用起來其困難上升何止數倍？到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以我所知，經濟學書籍中只有我的《經濟解釋》指出而又強調，需求定律的「需求量」無從觀察，要把可以觀察到的條件加進去才能使該定律變得威力無窮。我更不明白為什麼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今天還有那麼多學者大談吉芬物品，試圖證明需求沒有定律！唯一的解釋，是一般經濟學者對解釋現象沒有興趣。



長篇大論地寫到這裡，回到交易費用的主題（！），我要說的有三點。一、經濟學的所有理論中，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二、要加進的任何局限條件，皆可以闡釋為一個價，所以交易費用可以看為一個價而與需求定律合併使用。三、原則上，交易費用是可以觀察到的！不一定容易觀察，往往不易量度，但重要的是原則上可以。



卸責、博弈、看風駛等理念，原則上可以觀察到嗎？我認為不能。法庭可以基於某些間接的觀察或推斷來下判詞，但會是眾所認同嗎？既然可以取代這些理念的交易費用是那樣肯定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的，從解釋世事那方面衡量，其重要性是不能誇大的吧。



（《爭議》之二，未完）

壟斷三罪

傳統之見，是壟斷對社會經濟有三項罪行。

（一）壟斷生產的售價高於邊際成本。價格是社會的邊際利益，如果這邊際利益高於邊際成本，增產對社會有利。但壟斷者為了私利，不增產，於是出現了無效率的情況。

（二）壟斷妨礙競爭。除了上述的價格高於邊際成本外，缺乏競爭有幾方面對社會有不良之處。

（三）壟斷導致財富不均，可以促成貧富懸殊的情況。

先談第一罪。壟斷之價高於邊際成本是老生常談，而理論證明主要出自牛津大學的魯賓遜夫人一九三三年的名著。然而，事實上，壟斷的價格安排五花八門，點只一個高於邊際成本之價咁簡單。如果壟斷增產對社會有利，此利也，大可由壟斷者與顧客分享，為什麼壟斷者不增產呢？如果沒有交易費用，這增產必然，而若有交易費用，壟斷者總會想出一些價格的安排來獲取一部分增產之利。魯賓遜夫人及其附和者對市場所知甚少，雖然夫人智力甚高，但免不了紙上談兵，失誤頻頻。事實上，好些反壟斷（反托拉斯）法例所反對的價格行為，是壟斷增產的安排。這是後話，要另文分析。

第二罪，妨礙競爭之罪，則要看壟斷的性質才可以下判斷。壟斷性質可分五類，要略說一下。

類一，特殊天賦或際遇促成的，例如鄧麗君的歌、金庸的武俠小說、周慧珺的書法，又或者是風景這邊獨好的餐室等，皆壟斷也。原則上，很少人反對這種壟斷，而反壟斷法例一般管不著。

類二，發明專利、商業秘密、版權、商標名牌等權利是壟斷權，較多人反對，不很多，反壟斷法例通常也不管。

類三，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那產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以至只有一個生產者可以存在的壟斷。很多地區，被懷疑有自然壟斷性的行業，例如水、電的供應，政府以國營從事，或多立法例管制。既有法例管制，反壟斷法就管不著。另一方面，高斯、德姆塞茨和我，還有其它的學者，認為沒有自然壟斷這回事。

類四，沒有任何上述的壟斷條件而用各種手法爭取壟斷，例如收購、合併、封殺、捆綁銷售、以本傷人等。這是反壟斷法例一般最針對的行為，在學術趣味上也是最過癮精彩的。問題是，任何競爭行為都是要把對手殺下馬來。政府要鼓勵競爭，怎可以自圓其說，反對某些競爭行為而加之以罪？複雜但大有娛樂性，記憶所及，我會寫些案例以饗讀者。

類五，政府維護的壟斷，例如為特權利益而限制牌照數量，或國營不善，由政府以禁止競爭的方法協助不適者生存。差不多所有經濟學者都反對這類壟斷，但矛盾所在，反壟斷法例卻網開一面。目前的中國，政府維護的壟斷是多而嚴重的。最近讀到新華社報道的將於十一月一日起施行的「制止價格壟斷行為」，針對的是「價格」，不是「壟斷」的本身，免不了瓜田李下，使人有政府為自己網開一面的感受。

第三罪，促成貧富懸殊，說來話長，沒有什麼趣味性。要簡說一點：絕大部分的壟斷者無錢可賺。例如區區在下的攝影天賦，不可謂不特殊矣，無奈市場無價，要孤芳自賞，賠錢出書！

反壟斷誤入歧途

不是所有先進之邦的法例都值得倣傚的。

不久前讀到新華社的報道，說中國會在今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制止價格壟斷行為暫行規定」。這是反托拉斯、反壟斷的法例了。兩年多前我就聽到一些北京的經濟學者建議中國也要學人家搞反托拉斯，心想，不會吧，美國搞得一塌糊塗，他們不會不知道。殊不知今天真的是狼來了。

寫這篇文章（及跟著有關的幾篇），是希望北京當局能重新考慮，把「暫行」改為「暫不行」。是重要的問題。今天「暫行」不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大影響，但縱觀天下大勢，發展下去，這「暫行」是大漏。你行而競爭之邦不行，外資會怎樣想呢？微軟也曾因為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例而考慮「搬國」。法例這回事，永遠是立例易，拆例難，其中道理毋庸細說了。

有三項資歷使我能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反托拉斯這回事。一、二十世紀研究反托拉斯案件最多的四君子——史德拉、戴維德、高斯、麥基——都是朋友，對我教益良多。二、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我曾經擔任過兩件巨大反托拉斯案的理論顧問，有六年親歷其境的經驗。三、在壟斷覓價的價格行為上，我作過的研究比我所知的任何人多。我是為了研究價格行為——尤其是今天北京要立例制止的壟斷價格行為——而把研究重心放到產權與交易費用那方面去。可以說，拙作《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整本都是與反托拉斯有關的。

新華社報道的五項要制止的行為，與美國的反托拉斯類同：

（一）經營者以串通方式操縱價格。這是美國反托拉斯所反的conspiratory or collusive price fixing。

（二）經營者向經銷商提供商品時強制限定其轉售價格。這是曾經大鬧一時的retail price maintenance或fair trade的行為，二者分不開，反對的說前者，支持的說後者。

（三）經營者以市場地位，牟取暴利。從反托拉斯的角度看，這包括收購（merger）、封殺（foreclosure）等行為了。有趣的是，不管你如何收購合併，或怎樣封殺行家，如果沒有錢賺，美國的司法部不會管。我曾經說，微軟所犯之罪，其實是賺錢「太多」，但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例從來沒有提及賺錢多少。中國提出「牟取暴利」，是反壟斷的坦白之言，算是創新了。

（四）為了損害競爭對手，經營者以低於成本價格傾銷。這是一九一一年大名鼎鼎的美國標準石油的反托拉斯案例，predatory price cutting是也。我譯之為「以本傷人」。

（五）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也。這是指同樣產品，經營者以不同的價格銷售給不同的買家。是香港中六學生耳熟能詳的話題，可惜考試問到時往往不及格！

從嚴謹的經濟學角度看，上述的行為其實是競爭的行為。但一百年前的新古典經濟學對競爭的認識不夠深入，加上當時反對以信託（托拉斯）的形式把企業擴大的潮流，促成了反托拉斯法例的發展。

是非常複雜而又有趣的學問。我要在這裡寫幾篇，目的不單是為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也是為了一般讀者的興趣而下筆。反壟斷、反托拉斯的言論大家都聽得多了，但究竟是說什麼恐怕一般讀者不清楚。我可以淺白地說出來。

幼年的回憶

澳背龍村不復存在了。曾經存在，在西灣河成安街對上的山頭。當年，成安街向山上行是成安村，再上行是澳背龍。戰前與戰後數年是沒有村名的，其後不知是誰起了這樣古怪的一個村名。

我是在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出生的。此街早已不復存在了。一九三八年初，大約兩歲又四個月，我坐在澳背龍村的一塊地上看著媽媽管工建房子。那是我最初懂事而今天還記得清楚的往事。太富街的生活沒有印象了。媽媽在澳背龍建房子我記得清楚。有一棵大樹在開花，是早春了。因為建築工人把碎石與石頭搬來搬去，媽媽要我坐在一個安全的位置觀看，不許動。媽媽管工，主要是管碎石、沙與英泥混合的比例。媽媽說，不看著，建築工人會用少一點英泥，省點錢，是騙人的。她要我坐在那裡替她監管。看不到有騙人的行為，但混合的比例錯了時我就哭起來。

那是我的祖屋，很大的，屋頂上有用英泥沙浮雕的「1938」四個數字。這祖屋十多年前還在，後來政府要建什麼的，毀了。之前我趕到祖屋去，看看有什麼舊物值得保存。找到一九五二年以八十元（那時是不少錢）購得的宋拓漢朝的《婁壽碑》，證實是孤本，今天估價大約五十萬。

不足三歲讀幼兒園，小齡是因為逼著要與比我大一歲多的哥哥同班。在離家大約一百英尺的鄰居上課，老師是一位仁慈而又美麗的吳姑娘。學生只有三個：哥哥和我，以及吳姑娘的小妹妹。

課本開頭是：「日，日出，日初出；起，早起，天明即起。」到了第三課就見到文采了：「今日天氣好，父親往訪友；騎馬去，騎馬回。」但上課主要是聽吳姑娘說故事。

過了一年，不足四歲，又逼著與哥哥一起進入小學一年班。是西灣河電車路的永光小學，老師姓葉，很八股。我成為經典的留級生是從那時開始的。比小同學年輕一歲半是小很多，而老師八股，不知所云，動不動就被罰企或留堂，完全剷除了我的讀書意欲。我要到二十年後，二十三歲，才表演讀書神功的。

於今回顧，戰前的澳背龍村的日子是愉快的。上完了不知所謂的葉先生的課，我喜歡爬到桑樹上，坐得舒適，選摘深紅的桑子吃。家中有兩株番石榴樹，夏天常熟，早上摘下的好吃。我也喜歡用菠蘿葉織成小盒子，養金虎仔。拿出自己精選的金虎仔與鄰居小朋友的大戰，是難忘的玩意。應該是吳姑娘所說的故事，加上金虎仔之類的要自己想像改進的玩意，促成了後來在學術上的想像力。

好景不常，一九四一年某天早上，正準備到永光小學上課時，日機轟炸啟德機場。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不用上學了，非常開心。但過不多久香港淪陷了。

整天要躲在屋內，不准出門。槍聲，炮聲，機聲，炸彈聲時有所聞，有時不絕於耳。盟機炸港所殺的人可能遠比日軍多。家養的狗帶回來片部屍體很常見。

過不到一年，媽媽帶著其中七個孩子，逃難到廣西去了。爸爸是留在香港的。事後才知道，不逃的生活比逃的好。媽媽的本領了不起：帶著七個孩子去，帶著七個孩子回。

交易費用的爭議：個人思想的根源

同學們說交易費用在網上大有爭議，又說國內有幾家研究院，在交易費用重要性的話題上，同學們與老師吵起來了。把我所知的說一下吧。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起於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當時全力參與耕耘的有四個人：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我。艾智仁是我的老師；德姆塞茨在洛杉磯加大任教職時，我是他的改卷員；高斯是一九六七年我才認識的，很談得來。我是最年輕的，所以是他們影響我，不是我影響他們。但後來我在佃農理論中提出的合約選擇的分析，再度觸發了行內對公司組織的興趣，就變為大家互相影響了。



我當時的貢獻，是從合約的角度看佃農制度的安排，繼而分析合約安排的選擇，再繼而從合約選擇的角度看公司的性質。以合約的角度起了頭，其他的只是順理推下去。但影響我選擇合約角度作為起點的，可不是高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而是戴維德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



像當年研究院中的同學一樣，我對捆綁銷售的分析了迷。然而，這個趣味十分的話題只是戴維德在芝大法律學院的口述傳統，當時外間知者甚少。這口述傳到艾智仁，再由艾師傳給我。輪到我寫佃農理論，我想，捆綁銷售是一種價格安排的選擇，所以佃農也應該是一種價格安排的選擇了。問題是，佃農分成是一個百分比，沒有傳統的價格！這使我想到一個百分比，甚或一個價，只是合約內容的一部分，因而聯想到合約結構那方面去。於是決定了：捆綁銷售之價其實只是合約內容的一部分，所以捆綁的選擇也是合約的選擇。



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鴻文我老早就讀過，讀了幾遍，不認為有什麼了不起。當時高斯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此文後來成為歷史上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濟學文章（法律學引用比經濟學還要多）。又是得到艾智仁的提點。我把該文讀得滾瓜爛熟時，行內還不重視。是這篇文章影響了我的佃農理論的思維，使後來不少人把《社會》文內的高斯定律與我的佃農理論相提並論。



我是寫了佃農理論之內的合約安排選擇才回頭再讀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文章的。此讀也，我依稀覺得該文也是關於合約的選擇。我又依稀覺得，高斯的一九三七與一九六○的兩篇大文，說的是同一回事。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與高斯研討經濟，我就將上述之見告訴他。他聽得高興，跟的多次研討，來來去去都在合約與公司的話題上打轉。其實不是那樣深奧的學問，但我要在香港調查了件工合約後，想了多年，到一九八二才有膽動筆而為高斯的榮休寫下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



雖然今天行內重視那八三年的文章，但我認為我對新制度經濟學影響最大的，還是一九六九年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安排的選擇》。該文提出三個理念。一、合約的選擇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二、分成的選擇是為了規避風險（這選擇於是成為一與二的合併）。三、監管（交易）費用的一個主要起因，是卸責（shirking）。



第一點——減低交易費用——采自高斯一九三七年的《公司》鴻文，而同樣重要的是六三或六四年間，艾師靜靜地給我閱讀一篇長達七十頁的、說明不准傳閱的德姆塞茨寫的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稿（其後一稿分二文發表）。德姆塞茨是當世文字最清晰的經濟學者，他的交易費用闡釋對我影響很大。這方面我的貢獻是把交易費用伸延到合約的選擇那方面去，其後再把交易費用擴大至社會費用的整體。



第二點——規避風險（risk aversion）——采自佛利民與沙維治於一九四八年合著的大文，加上老師赫舒拉發把規避風險的行為一般化。雖然是我首先把風險規避帶到合約選擇的分析上，我從來不喜歡這個理念。不是說世界沒有風險，也不是說人不會規避風險（能否一般化今天還是疑問），而是在真實世界中，風險的或高或低，或多或少，我們不能在觀察與邏輯上滿意地量度。這是說，我們不能在真實世界的觀察中，眾所認同地以一種量度說甲情況的風險一定比乙的高。沒有這種客觀認同的量度準則，我們無從以規避風險的理念來推出可以解釋行為的假說。



一九六七的嚴冬的多個晚上，我三次把規避風險放棄，又三次拿回來。最後我逼接受了以收入變數（variance）的百分比（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來解釋米地與麥地的租田合約選擇。這變數是當時行內接受的風險量度，其實大家心知肚明，這量度有問題。我是很多年後才能成功地把風險歸納在交易費用之內，因而合約的選擇可以不論風險（見拙作《經濟解釋》卷三第四章第五節）。



最後一點——卸責——起於我少小時在廣西逃難，見到勞工在岸上拖船被監管者鞭打的例子。是六九年的《選擇》文章首先提出卸責的，但當時與高斯研討良久，決定以後不再用。這是因為卸責的或大或小，在觀察上我們無從判斷，因而無從推出可以被事實推翻（驗證）的假說。



一九七○年，在西雅圖華大，我得到今天還堅持的結論：因為有監管（交易）費用，承諾了合約的人是會卸責的，但如果我們能在觀察上量度不同情況下的監管（交易）費用的高低或大小，我們就無須談卸責。原則上，監管或交易費用的高低可以在觀察上見得到，因而可以在觀察上量度，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做到。



對我來說，可以觀察（observable）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可以被事實驗證（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一定要有可以觀察到的變數或行為的支持才能成事。為了解釋行為，不為其他，我放棄了卸責的理念。



一九七二年，艾智仁與德姆塞茨在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聯合發表他們的公司（組織）理論。該文以卸責為理論的重點，後來成為該大名學報歷來發表過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卸責」之後，欺騙、恐嚇、勒索等類同理念跟興起，到了威廉遜，就有了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之說。這些是八十年代初期再度興起而跟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論的前身。



我從來沒有說過人不會卸責、不會欺騙、不會恐嚇、不會勒索、不會看風駛、或不會博弈。我只是說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把這些理念推出可以被驗證因而可以解釋行為的假說。



（《爭議》之一）

不要讓人民幣自由浮動！

四年來我多次說：人民幣是強幣！有關人士聽而不聞，視若無睹。今年二月我見形勢不對頭，兩次提及人民幣將會有大壓力升值，但文稿被押後了幾個星期才刊登。其中三月十一日發表的《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說得很清楚：
「愚見以為，不出兩年，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人家鬥你不過，是會要你讓賽的。」

說「不出兩年」是小心的客套話，其實我意識到這壓力迫在眉睫，所以在二月底就寫了一連五期的《匯率戰略論》，建議一套不讓匯率浮動的應對方法。殊不知非典暴發，《蘋果》篇幅所限，延遲刊登，跟著斷斷續續，要分個多月才登完，讀者可能跟不上了。另一方面，寫敏感的匯率戰略，好些地方我是比平常下筆較為含蓄的。

是的，今年二月我見人民幣的強勢開始表面化，細心地想了幾晚，認為不能提出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幾年前可以，今天不成，因為在有匯管下其強勢還表面化，一旦浮動其變動波幅會很大，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有殺傷力。我也認為不宜向上小量調整然後再穩守。這是因為一次調整就傳達了會再調整的訊息，令投資者舉棋不定，而外圍的匯市永遠是你有你守，我有我炒，會引起混亂的訊息。

今年二月我想，人民幣與美元掛勾久非善策，而匯率的大波動不能接受，北京要考慮另選「本位」來穩定波動才與美元脫勾的。當時我建議的以兩籃子組合為本位可行，但今天再看形勢，有些地方可以改進，只是手頭上沒有資料，不便武斷了。最近格蘭斯班說人民幣若不上升，可能給中國帶來通脹。這觀點不差，但通脹肯定不會嚴重，由他脹吧，何況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是可取的。

然而，外間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越來越大，怎麼辦？告訴你吧，北京有兩步瀟灑的棋著可走。其一是穩守匯率之外，取消所有外匯管制，加上大事開放金融與簡化稅制。這一著不會削弱人民幣的強勢——正相反，會加強其勢。但這是擺明讓外資到中國來多賺錢。讓他們賺吧，皆大歡喜，人民幣不升值會有很多外商的支持。

最近美國的兩個議院說中國可能刻意做低匯價來獲取巨利，其思不正，而北京以廉價勞工回應，其思不精。當今天下廉價勞力所在皆是，制度之外，中國跑出是因為青年的質量急升，以至工業產品的質量一日千里。是的，中國有大量廉價人材出售。那邊廂說中國出術謀巨利；這邊廂要回應：「巨利你也有分，月薪一百美元的勞工到處都有，但月薪四百買個天才卻是風景這邊獨好。」

大事開放金融與簡化稅制是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鼓勵外商在神州大地競爭。也只有這樣，巨利才可以因為競爭而轉到炎黃子孫的人材之價上。

第二步瀟灑棋著，要由北京禮下於人地主動提出：「世貿協議說明中國減進口稅的日期程序，可不可以讓我們提前減進口稅？！」這著一石三鳥：一、紓緩人民幣的上升壓力；二、中國的國際形象起碼加二十分；三、炎黃子孫的享受指數上升。

祖先有靈，風雲際會，中國這局國際經濟象棋一時間多出兩隻馬，可以瀟灑一番，也可以走得很精彩的。

聘請朱鎔基吧

雖然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說過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我可沒有想到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的。橫看直看，香港已矣！局長先生們不要再到黃大仙或車公廟求籤了：那裡的主事仁兄不會那樣蠢，把下下籤之外的讓你抽一下。

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執掌政權的人給民眾罵得那樣厲害。然而，朋友，撫心自問，你真的認為董特首有那樣大的本領，能在六年間把香港搞成這個樣子嗎？不是要替董先生辯護，我沒有那樣大的本領，而是說問題不是那樣簡單。細讀傳媒的報道，我們不難發現：特首上任以來，沒有一件事做得對；阿松上任以來，凡做必錯；局長們每做一次錯一次；形象教頭劉兆佳，說十次錯十次。不是我之見，是傳媒之見。我之見很簡單：全部零分違反了或然率的可能性。

今天董班子的形象無可救藥。特首最近說有信心接受挑戰，又說錯了。香港的困難不是特首及其班子的信心問題，而是民眾的信心問題。民無信不立！今後四年，民眾動不動上街，怎麼辦？傳媒繼續日罵夜罵，怎麼辦？

以普選換頭頭嗎？以目前的形勢，七國都冇咁亂矣。由聖誕權頂上嗎？他多半不會那樣蠢，於此時此地學做諸葛孔明，「受命於危難之間」。讓北京委任一位國內的高人來主理一段時期嗎？此法可取，但與一國二制的基本法有頗為明顯的衝突。

前思後想，我認為從任何角度看，如下之法最高明：讓董特首聘請退了休的朱鎔基先生來香港打工，由立法會許以大權，正如一家龐大的商業機構聘請一位新經理一樣。優點顯然易見，數之不盡：

（一）立法會會以大比數順利通過。鐘庭耀來一次民意大調查，朱經理的聘請會受到熱烈支持，民主派無話可說了。

（二）董特首還是特首，而從商業機構的角度看，他是董事長，朱老是CEO，順理成章，一律及格。

（三）朱老寶刀未老，管中國那樣大的國家管得掌聲雷動，到區區香港來小試寶刀，效果如何也足以傳為佳話。

（四）這點重要。原則上朱老已脫離了北京的權力，來香港「打工」不會違反基本法的約束。（千祈千祈千祈不要計較朱老與北京的關係，我們要的只是他的個人本領。）

（五）這點更重要。朱老的形像是個清官，鐵面無私，不搞政治，果敢決斷，言出如山，手起刀落。香港目前就是需要這樣的一個經理人。另一方面，雖然有一兩次朱老的公開講話有幾句是說多了，但一般而言他的應對能力實在高，生動風趣。

今天香港的政治是悶棋一局，也是低手過招，悶得發霉了。如果香港立法會出現了朱鎔基與李柱銘、劉慧卿、吳靄儀、余若薇等議員駁火的過癮場面，恆生指數豈有不上升一千點之理？

朋友，你想得出有比上述更好的救救香港的辦法嗎？你認為香港沒有嚴重問題嗎？還是同意我的想法，認為香港已經輸得七零八落，到了nothing to lose的「至善」境界，值得大博一手？

光的藝術——《流光幻影》序

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有一項不足之處，那是感情沒有適當發洩的地方。科學研究要客觀處理，不能感情用事，這與好些其它職業或學術生涯是不同的。男女之外的感情總要有個好去處。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拉小提琴，經濟學家莊遜不停地刻木，連拿搞雕塑，巴賽爾無古典音樂不歡，而我自己的研究基因的兒子，苦學之餘在鋼琴上作曲，亂作一通。



王羲之說：「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說得好。我認為任何人，尤其是搞科學的，久不久總要放浪形骸一下，好叫自己還有一個完全的人的感受。十多年來我研習書法，把感情通過水墨「放浪」於宣紙上，而書法有進境則是額外的收入了。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研究生時，遇到強攻不下的難題，或覺得學問沒有寸進，我喜歡拿照相機，靜坐園林中，胡亂地拍攝些什麼。



一九五五年，十九歲，我在香港認真地搞了一年多沙龍攝影，拿得些獎狀名頭，學會了黑房功夫。五七年到加拿大去，於五八年作過幾個月職業人像攝影師。一九五九年轉到加大後，為了生計，久不久到好來塢傳授室內人像光法。然而，墨守成規的沙龍技術攝影與我的個性格格不入；為了討好顧客的燈光人像也不是感情的好去處。



我喜歡亂來一下，純為滿足自己而把快門按下去。是的，我認為藝術的真諦是作者把感情為自己而表達，正如伯牙的高山流水原來是奏給自己聽，遇到鍾子期是錦上添花。我熱愛藝術，但當年覺得自己的個性不能以藝術為生計，就攻讀經濟學。



好些年前我發表了《光的故事》，細說在二戰逃難時，七歲，我因為染上瘧疾而有幾個月的黃昏，在廣西的荒郊觀察光在花草樹木與水中的變化。二十多年後，一九六五年，博士論文數易題材沒有進境，我花了幾個月時間，拿著照相機，帶著三文治，從早到晚靜坐於加大鄰近的一個小園林中。一時間幼年時在廣西體會到的光湧上心頭，佳作隨心所欲，使我有莫扎特的感受。



當時純以光的變化拍攝出來的低色調作品，一九六七年於長堤博物館展出，獲得很大的迴響。該年三月我收到周遊美國多個博物館展出的邀請，但因為博士論文——佃農理論——順利地開了頭，又得到芝加哥大學招手，就婉拒了。不少底片遺失了，但六五年的一部分舊作，一九九三年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大師們在香港舉辦「四友攝影聯展」，盛極一時，傳為佳話。



我是一九六五年體會到攝影是唯一的以光表達感情的藝術。法國十九世紀中期起的、光芒不可方物的印象派，雖說以光作畫，但怎樣說還是以油彩下筆。我認為該畫派偉大，主要是創立的那群富家子，提出了一個前人沒有想到的重要哲理：感受上的真實，可以比實物真實得多！



然而，六五年我想，說到以光作畫，沒有任何藝術媒介可與攝影平排，因為沒有光不可能有攝影。當時我想出了如下的繪光之法：把黑白底片的曝光作為畫面的草稿，把銀膜與膠片之間的gamma度量減低至零點五，然後在放大機下把光逐點逐「筆」畫到相紙上。因為gamma比正常的零點七低很多，相紙沖洗時我要用幾種特別的方法把光與影的反差加強。後來徇眾要求，我寫了一篇數十頁長的題為《Low Gamma Control》的技術文章，文稿今天不存在了。



一九六七的長堤個展後，不少人建議我把繪光攝影引用到彩色那方面去。我想，以彩色搞抽像或印象攝影，肯定是個好去處，但黑白的繪光之法，怎樣也不能用於彩色攝影上。我為這件「心頭恨」耿耿於懷數十年。七年前想出一套以彩色搞抽像或印象攝影之法，攝得幾張新嘗試，何藩與陳平皆認可。殊不知一下子，特為此法購置的照相機不見了。這樣又擱置了七年。



年多前太太把照相機找回來了。今年六月的兩個星期中，我到園林走了九次，每次皆能心領神會，感情奔放地拍攝兩三個小時。九次加起來快門按了三百五十次，選出作品整數一百幀，數番淘汰後剩六十六，加上七年前嘗試的選兩幀，是六十八，足以結集成書了。黃君實見而愛之，建議書名《浮光掠影》，我略改為《流光幻影》。副題《張五常印象攝影集》也是君實起的。



多年以來，我認為炎黃子孫有特別的攝影藝術天分，是因為詩、詞的傳統。是的，對草木竹石的真情實感，沒有其它文化可與我們的相提並論。在藝術的很多方面，我們比不上西方，但說到一草一木，炎黃子孫勝來容易。這是奇怪的現象了。



今天重操故技，我當然持蘇東坡遺留下來的文化本錢下注。心想，那是萬無一失的投資吧。拿照相機走到園林中，太太陪伴，少小時背誦過的詩詞在腦中掠過，性情所至，不知有世事。只看光，找奇異的光看，看到一首詩就把快門按下去。



上一回認真地搞光的藝術，是三十八年前。要發洩的對光的感情積累了那麼久，奔流而出是免不了的吧。

經濟學重視普通常識

高斯是二十世紀的經濟思想大師。他對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的十一個版本的每處修改皆瞭如指掌。問他什麼書值得細讀，他見大家都熟讀馬歇爾，建議必讀的是Phillip Wicksteed的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的普通常識》。不要以為Wicksteed是普通之輩。此君是經濟學上大名鼎鼎的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的發明者。高人以「普通常識」為書名，可見作為一門科學，普通常識於經濟學有特別的位置。

我們沒有聽過藝術要講普通常識，沒有聽過文學要講普通常識。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之類，普通常識更說不上，因為這些不是普通人容易知道的。經濟學的理論也不是普通人知道，但我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每個人生長於其中，耳聞目染，對世事總有點認識。同樣重要的是經濟學解釋的是人的行為，經濟學者無可避免地有點自己解釋自己。

是的，要客觀地解釋世事或行為，經濟學者要盡量把問題推到自己的身外去。這是說，最好像火星人那樣看自己生存的世界。不容易，因為自己不是火星人。可以做到的，是把自己的喜惡與感受與外人或外間世事分開。不容易，但可以做到。

另一方面，自己的喜惡與感受有地球上的人的本質，正如孔夫子所說：眼之於色，有同視焉；耳之於音，有同聽焉。雖然人與人之間的品味有別，天賦各異，際遇不同，但需求的大概，思維的結構，預期的判斷，都有共通之處。人類的共通或相同之處是普通常識於經濟學不可或缺的原因。

想想吧。你要以經濟理論解釋我的行為。我不一定同意你的理論，認為你的理論不對，或知道有更佳的理論，又或認為自己的行為另有其因。我不同意你的解釋，大家和而不同，沒有問題，但如果你怎樣向我詳述你的理論我也聽不懂，那就大有問題了。你要解釋我的行為，不管同意或不同意，我怎可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是邏輯不通？是術語模糊？是故扮高深？都可能是。這些可以歸納在一個共同點上：你的理論缺乏了普通常識。

有些人喜歡在學術上故扮高深，認為沒有人明白的就是深奧的、有份量的學問。有些人把理論搞得怪誕不經，認為與眾不同、前所未聞，就是創新，天才也。老實說，這些玩意我不僅懂得，而且認為易如反掌。困難還是那些外人聽得明，合情合理，可以過得普通常識那一關的理論，但同時又是可以推到很遠、很遠及很多、很多含意的理論。這樣的經濟理論有簡單的一面，加上變化就是精彩的學問了。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大師我認識不少。越是高超的我越易聽得懂。既為大師，有恃無恐，喜歡以普通常識說話。高斯曾經對我說：「我不明白的理論或觀點，應該都是錯的。」我也有同感。

回頭說Wicksteed的《政治經濟的普通常識》，是我讀過的解釋邊際分析的最可取的書。沒有方程式，有數字表，任何人細讀都可以明白。邊際分析原本是數學微積分話題，但不用數學分析，由高人處理，達到了有普通常識的高境界，讀後其理念驅之不去，用來得心應手。

經濟散文的來龍去脈——為玉霞序

這些年來經濟散文在神州大地盛行，而這門文體似乎是炎黃子孫獨有。不單是指國內的。澳洲有個黃有光，台灣有個熊秉元，而香港則要數區區在下了。



是怎樣搞起來的呢？又是佛利民惹來的玩意。話說一九七六年佛老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出自夏威夷大學、任職於香港美銀作研究師的侯運輝，於該年十月瑞典公佈喜訊後，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的文章，投稿到香港的《信報》去。當時正在慘淡經營的林老總山木，慧眼識大文，不僅把文稿照登無誤，還請侯夫子吃牛扒。士為知己者死，侯夫子是為吃了牛扒而繼續動筆。不止此也，他邀請了同學楊懷康加盟。大家寫起來，參與的有梁海國，有羅祥國，有黃志光，一時間變得熱鬧了。



今天，不少人認為我是經濟散文的始創人，是該文體的發明家。我當然萬分高興，但侯夫子說是他發明的，怎麼辦？



經濟學者在公眾刊物寫文章，早有前科。六十年代後期起，佛利民與森穆遜在美國《新聞週刊》寫專欄，寫得好，有口皆碑。但他們寫的是經濟評論，不是散文。在公眾刊物以淺白文字介紹經濟學說，侯夫子可能是天下第一人，而林山木的《信報》歡迎這種與時事新聞沒有關係的學術性文字，也算是盤古初開的創舉了。問題是侯夫子與阿康等人當年為山木寫的文字，算不算是散文，倒是疑問。



我第一篇以中文下筆的文章，是《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一九七九年十月發表於《信報月刊》。初稿由我口述，侯夫子與阿康筆錄，再由我修改的。該文是以普通常識解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點，不是散文。



四年之後山木在他的《信報》替我起了一個名為《論衡》的專欄，要我每星期交稿兩篇。我第一篇交出去的是《期貨市場的作用何在》，也是闡釋經濟，不是經濟散文。一路寫下去，要不是評論，就是闡釋。讀者讚賞頗眾，批評也不少。主要的批評是我的中語文字來得生硬，讀來像英語中譯。為了這批評我決定更改文體，搬出古文來一下古今並用，與讀者平起平坐，閒話家常，在不經意中才把經濟要點放進去。



這更改的第一篇文章——《論衡》的第十一篇——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發表的《鄧家天下》。寫鄧麗君，閒話家常，突然反手一刀斬馬克思。該文發表的那一天，我在港大辦公室的電話從上班到下班響個不停。這使我知道《鄧家天下》是命中了讀者的要害。不知為何，但覺得公眾刊物的經濟文章應該那樣寫。今天回顧，《鄧家天下》可能是盤古初開的第一篇經濟散文。跟著同年二月十一日發表《賣桔者言》，讀者吵得更熱鬧了。



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楊培新造訪港大，我才知道我寫的是經濟學的一種新文體。我送給他《賣桔者言》的結集，他讀後說：「從來沒有想到經濟學可以那樣放開來寫，你寫的是散文，經濟學從來沒有散文這回事！」



是有趣的話題。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但科學怎可以用散文體下筆的？我們沒有見過物理學的散文，沒有見過數學、化學、生物學的散文。但經濟學是可用散文體下筆的。這是因為經濟學是關於人類的生活與行為，以散文下筆，作者可以把感情放進去，寫得真情實感，而感情的表達是散文的一個要求。



有了《鄧家天下》與《賣桔者言》的經驗，我寫的公眾文章自然地傾向於散文體下筆。不容易。寫經濟學之外的話題，談天說地的，或寫容國團，感情的表達還容易，但經濟散文必須有一些經濟要點在其中，寫得好很困難。感情的流露，如果不是自然的，讀者會覺得肉麻。



除了《鄧家》與《賣桔》外，我自己比較滿意的經濟散文有《補鞋少女的故事——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與《給女兒上的一課——也是女兒給我上的一課》。有重要的經濟論點，有感而發，放開來寫，而又能寫到自己關心的人與事那方面去，要機緣巧合才可以寫得出來。有時牽涉不到感情上的事，有經濟重點，以散文體下筆，人與事就要寫得生動過癮，或搞笑一下，或瀟灑一番。《荒謬的定律——與林行止商榷》，寫優劣二幣，是比較成功的例子。但有時為了過癮而闖了禍。《最蠢還是馬克思》是例子。該文有經濟重點，但針對的關愚謙是朋友，下筆時老是想著與他開個玩笑，就責難於馬前輩了。據說北京某些朋友不認為我是在說笑，使我有自討沒趣之感。



香港有個林山木；成都有個高小勇。小勇在成都辦《經濟學消息報》，當然不能像山木那樣大展鴻圖。但在網頁的盛行壓制小規模的刊物之前，小勇物色了不少闡釋經濟學的寫手，好些文章是散文體。其中寫得最像散文的應該是王玉霞。



玉霞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的熱門教授，學生爆棚的那一類。她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觀察。我讀到她寫的一篇關於買黑市火車票的散文，就建議花千樹考慮出版她的散文結集，也替她起了一個書名：《生活在經濟中》。這是年多前的事了。



是的，我認為要一般性地推廣經濟教育，散文體最有效。沒有方程式，沒有圖表曲線，少用術語，但必須有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有感而發地下筆，或起碼放開來寫，但求生動自然。這樣處理，可讀性高，淺白易懂，而如果寫得順理成章，其說服力也強。



數十年來，我認為經濟學是一門非常有趣的學問。要不然，以我的天生品性，不可能不斷地在這門學問上搞了數十年。這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老師艾智仁，而談得來的經濟學的師友都是為興趣而搞學問的。這是我知的經濟學，與今天的所謂「主流」是不同的。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先來一下煮酒論英雄吧。

十八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是誰？答曰：史密斯。如果今天一百個經濟學者投票選舉，史密斯會以一百對零勝出。該世紀其它可以提名的只有三幾個，皆不可並論。

十九世紀呢？遠為困難定奪了。大名鼎鼎的有李嘉圖、米爾、馬克思，也有一掌數不下的新古典大師。我選馬歇爾，我認識的師友多半選馬歇爾，但我認為一百票中，馬氏拿不到五十票。不到一半票數，但馬氏勝出不會有困難。這是因為十九世紀可以較量的甚眾，大家分薄了。有三十票足以勝出，而馬氏應該超出三十票。

二十世紀呢？更為困難。一百票中拿得二十票可勝，而我認為只有費沙一人有此能耐。我選費沙，佛利民肯定如是，艾智仁如是，赫舒拉發、森穆遜等也如是。我不肯定阿羅、史德拉、貝加這幾位會怎樣選，雖然他們曾經盛讚費沙。另一方面，凱恩斯、森穆遜、佛利民、阿羅、高斯等人不可忽略，每人應該有七、八票以上，而其它可獲三幾票的更是不勝枚舉了。

提到這些，是因為費沙的影響力奇怪地遠不及二十世紀的好些其它經濟學者。我又想起作研究生時的一個有趣的爭論。費沙的最重要的論著——《利息理論》——起筆只有六個字，跟著是句號，就是第一整段了。這六個字是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書的內文竟然沒有直接地解釋這句話。費沙以文字清晰知名天下，但這一短句同學們不懂，吵起來了。是大師，是巨著，是起筆，只六個字就分段，費沙當然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同學們不知何解！後來他們還是接受了我的闡釋，而這闡釋過了四十年我才有機會寫出來：

「果樹會結果，農地有收成，結果與收成都是收入。然而，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時才得到的。果樹或農作物每天都在變，不停地變，而每一小變都是收入（或負收入），所以收入是一連串的事件了。」

大師看收入，與政府看統計數字是兩回事。

最近周其仁要在香港出版第二本書，其內容是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同行業或事項的過程，寫細節，變幻忽常。我自己寫中國改革，遠看廬山，寫大略，其變化雖然驚心動魄，但可以看得準。其仁身在廬山，花多眼亂，驚心動魄之餘其變幻使他有英雄拜服之慨！然而，中國的經濟還是搞起來了。他為這本書起了幾個形容這經驗的名目，老編和我都不認可。後來他選《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神來之筆，大家立刻同意了。

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然是一連串事件，而以一連串事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收入增長，正確而又別開生面。二十多年來，數之不盡的漏著，不計其數的波折，使朋友們或什麼觀察專家認為中國玩完了，走回頭路了。我力排眾議，從來沒有那樣看。收入既然是一連串事件，不可能每事件都是好的。果樹開花結子，在過程中這天日曬，那天雨淋，一時蜜蜂傳播花粉，一時蟲蟻蠶食為禍。這一切都影響植樹者的收入，每天的收入或上或落，變化不同。

是炎黃子孫之幸。有驚無險，中國改革的果樹沒有枯萎，雖然蟲蟻猶在，但果實畢竟把樹枝彎了下來。

正統與主流大混戰

上海的陳克艱是搞思想的，讀過很多書。他早前搞數學與數學邏輯，這些年轉研經濟學。我送給他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他讀後說這套書將會傳世。後來他補充說，朋友問他對《經濟解釋》的看法，他的回應是：很正統，但不是主流。驟耳聽來，很正統但非主流是互相矛盾的說法，英語所謂contradiction in terms。我跟著想：說不矛盾也可以說得通，因為可以有幾個不同的闡釋。為了好奇，我再問幾位在國內的朋友，曾經細讀《經濟解釋》的：「有人說這套書很正統但非主流，你們怎樣看？」他們竟然一致地同意了。是奇怪的觀點，也有趣。如果正統不是主流，難道今天的主流經濟學不是正統嗎？從哪裡跑出來那麼多旁門左道之士了？當然不可能。雖說今天博弈理論大行其道，但怎樣說也算不上是主流。此理論用於經濟學起於五十年代，衰落於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捲土重來，是比較新的學說，非正統也。如果博弈理論是今天經濟學的主流，那麼說是與正統脫了節，是對的。但這個「如果」不對，肯定不對。我曾經說過，今天的在國際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用數學比三十年前多出好幾倍。說多用數學成了主流，說得通，但不可以因為我少用數學而說為「非主流」。數學本身沒有內容，而主流與非主流之別只能以內容判斷。換言之，多用數與少用數只是形式上的分別，而形式上的非主流絕對不是陳克艱與其它朋友對我的《經濟解釋》的看法。我同意陳老弟的觀點，認為我的經濟學很正統。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標奇立異：熟讀馬歇爾，怎樣看也是個千錘百煉的新古典經濟學出身的人。我修改了不少這傳統的理論細節，加進了產權及交易費用等局限變化，但從來沒有刻意創新。記得作學生時，論文《佃農理論》寫成，與傳統之見有相反的結論，以為自己是創新了，很有點了不起之感。殊不知老師艾智仁對我說：「你的佃農理論是傳統的分析，半點新意也沒有，只不過在傳統上，分析佃農的人忘記了傳統，創新而錯了！」艾師的高見，影響了我後來完全不考慮創新這回事。是那樣精彩的新古典經濟學傳統，可以修改、改進，可以補充、多加內容，但刻意發明新的理論是愚蠢的行為。當然，修改與補充往往得到新的結論，但怎樣說也是正統之極的。問題是，既然正統，怎可以變作非主流了？是因為我不容許吉芬物品在真實世界存在嗎？若如是，難道佛利民等人也非主流了？是因為我漠視好些主流的函數分析嗎？不會吧。懂經濟學的人應該知道，為了簡便，我把效用函數與產出函數歸納在需求定律之內。



前思後想，我認為大家都是出自同一傳統，所以沒有誰是旁門左道。只是大家把「正統」的思維演變下去，所走的路不同，他們人多，我一士諤諤，主流以人多勝，我於是被視為非主流了。然而，這非主流不止我一人。高斯、諾斯、巴賽爾等人與我沒有明顯的分歧，而艾智仁、德姆塞斯等雖然久不久以我放棄了的「卸責」理念下筆，大致上他們的分析與我的分別不大。我說過了，自七十年代中期起，因為喜歡獨自思考，我成了離群之馬。一位出自芝加哥的經濟學者朋友，是中國人，閱讀《經濟解釋》後，說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像我那樣，堅持解釋現象或世事是經濟學的首要目的。可惜這位朋友在芝大時戴維德已經退休，否則他會遇到一個比我更堅持的人。深信解釋複雜的世事需要簡單的理論，數十年來，我盡量把理論簡化，認為不中用的或不重要的全部刪除，不可或缺的則一層一層地推下去。我也深信理論或假說的驗證，需要用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或行為來試行推翻才作得準。這樣，卸責、恐嚇、機會主義等博弈理念，因為觀察不易，被我無情地棄置了。這邊廂我為解釋世事而把正統的理論改呀改；那邊廂他們為計算機與技術也把正統的理論改呀改。如是者各自發展了三十年，這邊廂人少，那邊廂人多，誰是主流不難理解。但這邊廂是把理論簡化，正統的輪廓驅之不去；那邊廂把理論複雜化，驟眼看來面目全非。是的，除非讀者是像我那樣的老人家，否則不會容易閱讀一篇今天的經濟學文章而看得出有什麼馬歇爾。也難怪，今天的後起之秀，十之八不知正統為何物。問題是在國內，經濟學子懂中文，正統與主流的大混戰開始了。計算機與互聯網普及，我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有好些網站轉載，其中有幾處編得整整齊齊，加上目錄等，方便學子們打印。「打印」者，從計算機影印出來之謂也。打印後厚厚的，花幾塊錢拿去釘裝，彷彿正規書局出版。很普及，因為要求我簽名的多得很。收不到版稅，啞子吃黃連，我還是照簽可也。大混戰是因為學子們在課堂聽到的，或從課本讀到的，與《經濟解釋》所說的是兩回事。這邊廂說錯、錯、錯，那邊廂說對、對、對，怎麼辦？科學上的分析，互相矛盾不可以持久地共存。鹿死誰手早晚要有個定論。年多以來，收到國內同學們的電郵或其它直接或間接的提問，我意識到這場混戰愈搞愈大。勝券在握，立於不敗之地，我當然感到過癮精彩，有點唯恐天下不亂似的。心想：讓他們吵吧，四十年前我是這樣把學問吵回來的。很少回應學子的提問，因為覺得讓他們自己吵，其收穫會比我的回應更大。但有時要在同學面前瀟灑一下，我會問：我的理論解釋了行為，你們學的解釋了什麼？或說：你的理論可以解釋的，我可以更為簡單地解釋。又或說：拿出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再談吧，要不要跟我比賽一下？這些是成竹在胸的玩意了。是的，這邊廂與那邊廂都是出自同一的經濟學傳統。今天懂中文的先吵起來，有朝一日，西洋鬼子也會吵起來吧。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詩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赫舒拉發說的艾智仁故事——給中國的同學們

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研究生的那幾年，是我平生最愉快的時刻。愉快中的最愉快是讀完了必修及需修科目，轉作旁聽生，不用再考試，追求學問有自主權，旁聽是以師兄身份出現，加上當時成績冠於同窗，樂事也。我日間旁聽艾智仁，晚上旁聽赫舒拉發。

一天晚上，赫師正在分析處理吉芬物品（Giffen goods，那需求曲線向上的怪物）的困難，一位同學大聲問：「今天早上艾智仁說沒有inferior goods（我譯貧窮物品——收入增加需求量下降的物品），哪怎會有吉芬物品呢？」學子周知，貧窮物品不一定是吉芬物品，但吉芬物品一定是貧窮物品。沒有貧窮物品，邏輯上當然不可能有吉芬物品了。但貧窮物品確有其物：例如你發了達，多喝了紅酒，少喝了啤酒，後者就是貧窮物品了。

赫師呆了一陣，回應道：「我不知道艾智仁為什麼會說沒有貧窮物品那樣愚蠢的話。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吧。我第一次遇見艾智仁，是在蘭克公司的會議中。在坐十多人，討論中艾智仁提出一個觀點，所有的人都認為他錯了。爭論良久，艾智仁堅持己見。我見他蠢得可憐，不想會議浪費時間，親自向他解釋為什麼他是錯的。殊不知解釋到半途，我突然發覺所有人都錯，只有艾智仁是對！」

在貧窮物品的話題上，其實艾智仁說了些什麼呢？他說如果世界上只有兩種物品，貧窮物品不會存在（所以邏輯上不會有吉芬物品）。但如果有三種或以上物品，貧窮物品可以存在（所以邏輯上吉芬物品可能存在）。因此，不容許吉芬物品存在的需求定律，只能武斷地以公理的方式處理。

艾師當時被森穆遜等高人認為是價格價論的天下第一把手，不少同學知道。在赫師課上提出艾師說沒有貧窮物品那位同學，聽艾師的課，聽一半不聽一半，搞錯了不足為奇。但艾師的價格理論名滿天下，聽錯了為什麼不去求證？而就算艾師真的是說了沒有貧窮物品這樣愚蠢的話，怎可以不考慮艾師為什麼會那樣說？

那次艾師在日間的課提到貧窮物品時，我也在座，聽得清楚。課後我沒有離開課室，坐在那裡花了個多小時，在紙上證明了艾師的貧窮物品觀點。心想，這分析艾師顯然做滿了工夫，數理邏輯推定了，然後在課堂上以兩句話輕輕帶過。

上述的故事可以給同學們三項教訓。其一是大師既為大師，其思維必定深不可測。好比與楊官璘或胡榮華下象棋，他們無端端走一步象五進七，你千萬不要在心中說蠢、蠢、蠢，以為有機可乘。其二是好學生的定義，與考試成績無關。起碼的要求，是大師說的任何話，你要立刻跟進。是的，當年我是個好學生。

其三是同學們吵了兩年多的吉芬物品。據說國內有些老師以為我這個曾經在芝加哥經濟研究院教價格理論的，不知吉芬物品為何物（一笑）。赫、艾二師的故事，反映著五、六十年代的大師們也吵過。當時的結論，是邏輯上吉芬物品驅之不去。於是，懂得武斷地不容許這物品在真實世界存在的，就可以拿得經濟學家的會員證。

也談魯迅

讀《明報》副刊，見兩個名家專欄，樓上樓下，對魯迅的評價合不起來。樓下馬家輝對魯迅大讚特贊，樓上陶傑則大有保留。英諺云：有道理的人永遠是互相同意的。現在有兩大君子公開不同意，也就讓我來湊湊熱鬧吧。

「不和」事件的起因，是最近國內的青年在網上選舉「文化偶像」，魯迅一馬當先，名列前茅。我認為魯迅跑出不是爆冷或意外；我也認為若再選一次，我要賭的錢還是買魯迅。這點與馬兄之見應該一樣。但我自己不會投魯迅一票。這點則與馬兄大有出入了。

我不同意陶傑之處，是他說魯迅「文字沙石太多，缺乏文采」。我認為魯迅的文字很好、很好。可能是品味有別吧。我喜歡魏晉文章，尤其是王羲之那種打電報式的文字。今天的青年可能不知電報為何物，那是按字數收費的通訊，字數愈少愈高明。例如王羲之寫「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這就是電報文字了。魏晉時代的紙價奇高，所以文字簡潔得可愛。據說魯迅先生也崇尚魏晉文章，英雄所見略同矣。

我認為魯迅的散文寫得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舊體詩——「夢墜青雲齒發寒」——很了不起，也反映出他的確有才華。問題是他很有點不務「正業」，喜歡寫什麼打油詩來行家。指桑槐是他的看家本領，沒有聽過狄更斯或海明威等文豪會做這種事。

這是我同意陶傑的主要地方。魯迅的文字磨斧痕跡太重，看不出有廣胸襟，使人讀來不舒暢。文字可以喜、怒、哀、樂，甚至放聲大哭，但磨斧痕跡是大忌。翻閱洋洋大觀的魯迅全集，可讀的文字只是我這一輩少小時讀到的散文或小說。但這些只是「全集」的小部分，不少的是謾、諷刺、筆戰。據說魯迅先生到日本學醫只學了一年，看到日軍殺中國人的記錄映片就不再問壺了，回國拿起筆桿，「救救孩子」。有這樣偉大使命感的人，怎會有閒情逸致去寫那麼多冷嘲熱諷的無聊文字呢？

陶傑盛讚《阿Q正傳》，我又不同意了。阿Q被形容為一個目不識丁的無賴小丑。我不懷疑炎黃子孫有那樣的人，但肯定是少數。想當年，中國百分之九十是農民，而在二戰逃難期間我見到的眾多貧苦農民，沒有一個是阿Q。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如是，其刻苦耐勞是我平生僅見。當年我想，看不出有什麼值得生活下去的人，為什麼還要生活下去？我們不容易在地球上找到一個更能捱饑抵餓而又拚命工作的民族。這民族與魯迅筆下的阿Q相去甚遠。

不要誤會，我不是貶低魯迅。我恨不得自己有他的才華。

我不會投魯迅作為「文化偶像」一票，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他對西方文化不大了了。莎士比亞的劇本，莫扎特的音樂，塞尚的繪畫理論……他似乎沒有問津。雖說東是東，西是西，東的可以不管西，但魯迅畢竟是二十世紀的人，搞文化，東的西的總要管一下。如果說不論時代，在炎黃子孫中選一個「文化偶像」，我會投蘇東坡一票。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是魯迅的絕句。陶老傑，這不是文采是什麼？魯迅先生的困難不是沒有文采，而是沒有花開花落的豪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