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公眾影響力

上文為佛利民（M. Friedman）祝壽，說到他的舉世影響力，意猶未盡，要在這裡多說一下。佛老有大名是肯定的，但對公眾的影響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不是容易判斷的問題。英雄造時勢是真的英雄，其影響當然也是真的。時勢造英雄是次一等的英雄，但總有一點英雄本色。影響呢？有一點吧。時勢利用了一個學者的思想，使他成為英雄，既有英雄本色，倒轉過來影響一下時勢是自然的吧。

學者的影響一般是學術行內的事。我不同意凱恩斯的說法，認為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是受到經濟學者的思想影響。他把經濟學者的本領高估了。對學術的影響，任何學者都有興趣。對公眾或社會的影響，可能大部分學者是有興趣的，但知難而退，選走公眾路線的不多。走公眾影響的路會專於研究失業、通脹、福利、經濟增長等項目，不會選合約、組織、競爭、博弈等話題，而今天寫滿紙數字方程式的經濟學者，更是對公眾影響沒有興趣了。

有大影響的經濟學者一定有大名，但有大名的不一定有大影響力。二十世紀有大名的如熊彼得（J. Schumpeter）、奈特（F. H. Knight）、史德拉（G. J. Stigler）等人，不見得有廣泛的影響力。這裡說的是公眾的影響，不是學術行內的影響。後者是另一回事，下期我會試談的。

一般人認為二十世紀對公眾影響最大的經濟學者是凱恩斯與佛利民。我認為要加上馬克思，雖然馬氏是十九世紀的人。應該是這三君子鼎足而三。要多加一個，我選海耶克（F. Hayek）。其它就不容易擠進去了。這可見經濟學者雖多，對公眾有影響的卻極為罕有。獲得片斷公眾聲譽的不難，有片斷公眾影響的不易，有深遠公眾影響的鳳毛麟角。

我不是說難得的就是好的。學者對社會關心，是人之常情。馬克思與凱恩斯在我之前，無從判斷，但我認識的佛利民與海耶克對社會是關心的。然而，關心歸關心，影響歸影響，不能混為一談。有學術本領，關心社會，但公眾影響連小成也沒有的學者多得很。

奇怪，上述的四君子中，說得上是言論清晰的只有佛利民。凱恩斯雖然文字操縱好，但他影響力最大的《通論》就不容易明白——讀不懂的學者很多。馬克思與海耶克的論著也是不清楚的。對公眾有影響的學者不需要有清晰表達的能力！

然而，不管公眾明不明白，這些有大影響的人物都有明確的立場或主張在社會流通。不一定是真實的版本，但簡單的版本是流行而突出的。例如佛利民與海耶克高舉自由市場；馬克思反對資本家；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凱氏本人可沒有那樣說，但凱恩斯學派卻是那樣說的）。模稜兩可或走中間路線的學者是不會有公眾影響力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時勢造英雄。沒有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凱恩斯的《通論》不會洛陽紙貴；沒有國民黨當年的胡作非為，馬克思的名字不容易在中國家喻戶曉；沒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的要求小政府的趨勢，海耶克不會在八十年代受推崇。海耶克的名字我這一輩老早就知道，但美國學術界不重視他的論著。六十年代起有二十年時間很少人提到海耶克。是八十年代中期，共產政制開始走下坡之後，海氏才揚名四海的。

馬克思、凱恩斯、海耶克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但英雄總要有點英雄風範。沒有英雄本色，時勢怎樣造也造不出來。有趣的問題是，英雄可不可以造時勢呢？政治家是可以的吧。但學者可不可以呢？我很想迅速地答：不可以，學者只可以讓時勢造英雄。然而，二十世紀出了一個佛利民。他認為自己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自己沒有影響力。話雖如此，數十年來，佛老往往給我有英雄造時勢的感受。

可不是嗎？他的「小政府」主張提出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六十年代他建議美國廢除強迫兵役，不到十年兵役制被廢除了；控制貨幣量的建議，堅持了二十年後，大致上被接受了；學券制也是佛老在六十年代提出的，橫眉冷對千夫指，最近才得到一點曙光。佛老不僅立場明確，其言論表達也清晰——這後者可能是學者造時勢的其中一個必需條件。

關於學者公眾影響的結論似乎是：（一）時勢是重要的；（二）有明確立場，適用於時勢；（三）其個性有點英雄本色；（四）若要英雄造時勢，上述三點之外還要多加一點，那就是言論的表達要清晰。

不要貶低學者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的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是成本高於金錢利益的。好些學者對世事看不順眼，要發點牢騷，於是在公眾媒體發之，甚至大發特發。但好些言論媒體沒有興趣，被棄稿時有所聞。一旦略有小成，不免惹來爭議，殺不出重圍就千瘡百孔。大成的機會鳳毛麟角，一百年沒有兩三個。

我自己在媒體寫文章是為了賺點稿酬，而更重要的是過癮一下，完全沒有改進社會的意圖，也惹來爭議。可能是為啟發年青人的思想下筆，關注之情溢於言表，是以闖禍。值得告慰的是年青人喜歡讀，只此而已。

應該早有前科，但在英語世界的公眾媒體中，經濟學者寫得令我矚目的文字，最早是佛利民於六十年代開始在《新聞週刊》發表的專欄。寫得好，寫了很多年。記得佛老動筆後不久，森穆遜（P. A. Samuelson）也在同刊起專欄，筆戰頻頻，熱鬧精彩。森老也寫得非常好，但被佛老比下去。從理論與分析的本領衡量，當年森老無出其右。但佛老是搞驗證工作的，對世界多知一點，表達較為生動，佔了上風。我認為這有名的二老之爭還有另一樣過癮之處。他倆是好朋友，二者都高舉自由市場，雖然佛老比較極端一點。佛老先開專欄，一下子就站在自由市場那一邊，寸步不移。森老後至，要爭論不容易找到自己可以堅守而與佛老不同的立場。

佛、森二氏熱鬧了好些年月，不玩了。其後在美國名刊物寫公眾專欄的學者不少，都是有份量的人物，但寫出來的總不及二老當年那樣精彩。不是本領不足，而是寫得過於認真，讀來不夠生動，少爭議性。

我還記得當年森氏對佛氏下的評語，可圈可點：「出海捕魚航程甚久，捕獲的魚在水艙中要悶死了。船長於是把鱔魚放進去，其它的魚也就活起來。佛利民是那尾鱔魚！」

為先生祝壽

今天是公元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經濟解釋》的卷三寫了三分之二多一點，共三十多萬字的書快要寫完了。寫到思維上最困難的地方，是自己所學得意之處。幾天來輾轉反側，睡不著，要寫到想了數十年的合約一般理論。二十多年前想通了這理論的整體大概，沒有寫出來不能肯定。想得通不一定寫得通，要寫得通才算是通。這幾天反覆推敲，遲遲不敢動筆，因為恐怕想漏了一小節而潰不成軍。

早上四時才睡覺，睡不著，七時拿報章看香港仙股風暴。怪事年年有，世界似乎越來越無聊。決定足不出戶，不寫好《合約的一般理論》那一節不作其他的。靜坐兩個小時，務求腦中一片空白。動筆了，時來運到，一口氣寫了三千多字，勢如破竹，整個理論出來了，反覆重讀，理順章成，於心大慰。是卷三的重點。擔心了幾個月自己專長的卷三的水平會弱於前兩卷，但現在有合約一般理論的三千多字助陣，不用擔心了。

乘勝追擊，在稿紙上寫下跟的節題：《公司的成因》。只寫了兩句，突然想到今天應該是佛利民（M. Friedman）的九十大壽。叫太太在網上查清楚。關於佛老的資料堆積如山。可喜的是，網上所用的佛老的照片與他和太太的照片差不多都是我拍的。但網上有一項資料說佛老的生日是七月十五。掛個電話給佛老夫婦證實一下，在他倆已賣掉的加州海濱別墅找到。兩個老人家正在清理房子，準備交吉。他們那裡是早上八時。佛老生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今天是他的九十大壽，沒有錯。我對他說他差不多度過整個二十世紀，而他的存在使我衷心感激。只是這兩句簡單的話，在我心中是要說了很久的了。

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在洛杉磯加大，我開始讀佛利民在芝加哥大學的價格理論講義，是不見得光的非法影印本。是佛老的學生的筆記，加大有秘密的影印本出售。一年之後佛老親自整理這些筆記出版，我當然第一時間購買。跟讀他的《馬歇爾需求曲線》，《支持浮動匯率的理由》，《確定經濟學的方法論》，他與沙維治（J. Savage）合著的《風險選擇的功用分析》等，都是佛老的早期作品，思想縱橫，海闊天空。一九五七年佛老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是代表作，六三年我拜讀後就被說服了經濟學可以解釋行為。

我不盡同意佛老的論點，但他見解精闢，看事新奇，理論基礎掌握獨到，有難以形容的吸引力。當時我和同學們都重視森穆遜（P. A. Samuelson）的論著，讀很多。然而，同學之間的爭議，主要是佛利民。是的，佛老的文章比森穆遜的遠為有爭議性。這對我們後學的思想啟發有深遠的影響。讀佛利民，讀後大家爭議，在我來說，不到一年腦子就轉得快了。

當年讀森穆遜、阿羅（K. Arrow）、佛利民，與自己老師艾智仁（A. A. Alchian）的論著，同學們都意識到是天才之作。但佛老的風格，是新意往往突如其來，攔途殺出，在思路上立下了標誌，使思路清晰起來。讀佛老的作品，我沒有感受到他希望我同意或相信，而是逼我跟他的思路去想。他的新意我不一定認同，但能跟他的思路過癮一下，何樂而不為？

不論公眾形象（今天非常好），也不論為大眾表達的自由經濟言論，純從嚴謹的經濟學貢獻那方面看，佛利民是二十世紀的巨匠。森穆遜與阿羅專於搞純理論，但佛老的出身是統計學天才，對世事所知包羅萬有。從理論分析與事實驗證的合併來品評，經濟學歷史上只有二十世紀上半部，耶路大學的費沙（I. Fisher）可與佛老相提並論。很多人把劍橋的凱恩斯（J. M. Keynes）與佛老相比。從聲名與影響力來說是對的，但學術的貢獻凱恩斯遠為不及了。不幸，佛老的公眾大名使很多人不知道，純從學術的角度品評佛老是那樣了不起的。公眾形象的普及把一個學術大師的貢獻掩蓋。這是代價。

佛老常對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我引以為榮。其實我們開始交往時算是同事，雖然輩分與學識相差很遠。作芝大的助教小職，我當然旁聽佛老的課，但不管有沒有聽他的課，或有沒有遇見過他，我這一輩對價格理論有深入興趣的人都算是他的學生，正如早上半個世紀所有對經濟學有深入興趣的人都是馬歇爾（A. Marshall）的學生一樣。

佛利民在六十年代開始就走貨幣理論的路，引起很大的爭議；這方面佛老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然而，我同意華特斯（A. Walters）的看法，如果當年佛老繼續專於價格理論的研究，他對經濟學的貢獻會更大。後來佛老花了不少時間在大眾媒體推廣他的自由觀點。這是穿起傳道士的袍子了。很成功。然而，一個學者的大名普及，免不了要受到非議的代價。一九七六年佛老到瑞典領取諾貝爾獎時，從世界各地到那裡反對示威的左派人士數以千計，使瑞典政府要破費動用大量保安人員。

行內一些學者當年對佛老的「傳道」也有批評，使我覺得有點葡萄是酸的味道。把自己的研究所得與信念深入淺出，然後在大眾市場以低價批發出售，成功難於上青天，而略有小成就不免招惹那些無人問津的閒言閒語，更何況這方面佛老達到的是百年僅見的大成。我自己身同感受，為了中國的青年以中文深入淺出地下筆十九年，沒有大成也屢受攻訐，說什麼我放棄學術云云。我一笑置之：看不出這些天才的學問何在，而他們要改造社會的意圖明顯，只可惜其言論過於湛深。

二十世紀後期舉世都向自由市場那方向走，好些朋友認為佛利民是主要的影響人物。佛老則認為自己毫無影響力，只是時勢造英雄。他是太客氣了。二十世紀下半部是歷史上一個大時代轉變。一個個子不高的人站在那裡，不賣賬，不譁眾取寵，半步不移。但上蒼幫助了他。上蒼授予他無與倫比的天賦與耐力，使他能在理論、歷史、數學、統計等學問上盡達一流，而同樣重要的，是他語言表達的清晰也百年僅見。

說舉世都欠佛老一點不是誇張的吧。我自己欠他很多。我是因為佛老的教誨而沒有在學術上說過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話。比我年長二十四歲，我有小弟弟的感受。在他面前我不敢抽煙，不敢喝多過一杯酒。我結婚時佛老主持儀式，穿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袍，蠻過癮的。

數學與經濟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遇到一位研究生，考試成績平平，但天分奇高。拿得博士後，他認識了戴維德（A. Director）、艾智仁（A. A. Alchian）與史德拉（G. J. Stigler）。這三位大師像我一樣，十分欣賞該年青人的良材美質。史德拉要請他到芝加哥大學去，作博士後的訓練，尤其是多學點數學。

該青年問史德拉：「數學對經濟真的是那樣重要嗎？」史老回應道：「只有瘋子才會提出這問題。想想吧，當今之世，不用數學而還能在經濟學站得住腳的只有高斯、艾智仁與張五常三個人。你認為自己可以擠進去嗎？」

自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到這幾年在國內的多次講話中，學生問得最多就是這個問題：數學對經濟是重要嗎？每次被問及，我總是想起史老當年的話，但不能借用他的幽默作回應。數學對經濟重要，但不是史老說得那樣重要。經濟學可以完全不用數而達頂級的成就。撇開自己不談，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大師，不用數的遠不止高斯與艾智仁（其實艾老間中用，很懂得用，但不多用）。

數學對經濟的重要性不容易解說。因人而異，也因情況而異，沒有肯定性的答案。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今天的經濟學與四十年前的很不一樣。今天，懂經濟學與懂經濟學課程是兩回事。是的，今天好些名大學的研究院，沒有相當數學基礎的學生根本不能上課，或上課而聽不懂，老師指定的讀物讀不通。另一方面，一些年青學者對我說，文章若不是滿紙方程式的沒有學報收容。這後者我有保留，因為與我同輩的並不認為文章有發表的困難，而數學的成分不需要增加。

無可置疑，後一輩的經濟學者發表的文章，內裡的數學成分比老一輩的多了很多。然而，與此同時經濟學的知識並沒有明顯的長進。這兩年美國有這樣的說法，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元老說起的。那就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時，有新意、有內容的經濟思想百花齊放，能人輩出，但自八十年代起，新意衰歇，內容空洞，以致後一輩的轉向多用數學，吹毛求疵地證實老一輩的觀點或批評老一輩的錯失，又或把老一輩的註腳發揮一下。說得不客氣一點，是年青一輩的思想內容不足，要以數學方程式來加以掩飾。

八二年起我自己身在香港，沒有親歷其境地體會到這個數學代替內容的發展，故不能多說。但傳統上，科學發展起伏不一是常有的現象。以經濟學而言，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新古典」邊際分析熱鬧了半個世紀，其後就再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要不是佛利民（M. Friedman）等人在五十年代開始大搞科學方法與貨幣理論，而六十年代又有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參進，經濟學可能早就變得怪誕不經。

（二）六十年代自己還玩一點數學時，一些行內朋友說沒有方程式他們不能想經濟學的問題。我和另一些朋友正相反，想時不用數學，想通了才考慮用不用數學印證。這是奇怪的分離，很難說哪種想法比較可取。二十多年前在一次會議上，我作主講，阿羅（K. Arrow）是評論者。結束後一起喝咖啡，他把一張滿是方程式的紙交給我，說是我講話的內容！阿羅是二十世紀數一數二的數學經濟天才，我說得多快他的方程式就寫得多快。要不是見到他表演神功，我不容易相信有內容的學問是可用方程式思想的。

想想吧，數學的本身沒有內容，以方程式想經濟，內容是要由想者加進去的。阿羅的驚人本領，是把內容加進方程式來想而速度不比我慢！令人沮喪。當時我想，經濟要有內容，如果沒有阿羅的本領，就不應搞數學經濟了。

有趣的是，整個二十世紀，我想不到有哪一篇重要的經濟學文章是滿紙方程式的。就是阿羅與森穆遜（P. A. Samuelson）獲諾貝爾獎的文獻，方程式也不多。

（三）無論數學用得怎樣精彩、湛深，其內容如果不能清楚地以淺白的文字語言說出來的，都不是可取的經濟學。這裡還可以補充：凡是用上模糊不清的術語的分析，皆不可取。很不幸，這類經濟分析今天觸目皆是。

我自己的習慣，是思想時不用數（三十歲前後少用，今天不用），但用很多例子。推出了結論，再回頭反覆思量，要花一段長時日。自己感到滿意後才考慮用不用數加以印證。通常的經驗，是如果能用文字寫出來而還感滿意的話，以數學證實為對差不多是必然的。這是說，想得通透以數印證是多此一舉。但在想得不夠通透的情況下，數學的用場不小。數學證不出來的往往有問題；數學證明是錯的，錯。不幸的是，數學證明是對的不一定對。

（四）一般來說，數學於經濟的用場有二。其一是上述的：想不通可以試用數學協助推理。這點在細微而曲折的問題上尤其重要。一九七三年我為了想不出一個瑣碎但可能重要的蜜蜂傳播花粉的經濟規律，轉用數學推理，推不出，請了一位數學專家協助，也推不出。（兩年前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竟然找到當年沒有發表過的失敗文稿，明年結集成書時會放進去，希望將來有人能推出應有的規律。）

其二是有些經濟分析非常複雜，所謂有理說不清，而數學可以大幅度地簡化。是的，數學用得好很有藝術性，漂亮得很。我當年自覺沒有這種天分而選走較有把握的文字路線。這選擇主要不是用不用數或懂不懂數的決定，而是沒有信心能一貫地以數學把分析簡化。想不到，今天的發展是以數學把問題複雜化。

關於數學與經濟，結論只有兩點。第一點是經濟推理可以完全不用數，雖然邊際分析的理念要掌握。這方面數學的協助用途我說過了。因人而異，有些人的推理能力比較弱，數的幫助大一點；有些人的數學天分比較高，以數學簡化問題令人心折。第二點是不管數學用得如何湛深，其內容一定要通過以淺白文字表達出來這一關。算得上是數學家的經濟學大師馬歇爾（A. Marshall），過了這一關就把數學分析放進註腳內。三十年前我的文字經濟分析也做過一重數學「手續」的，但方程式很笨拙，連註腳也不好意思放進去。

固執於經濟研究的出發點

不少人認為年長了或老了的人，對自己的觀點是比較固執或頑固的。在醫學發達的今天，66歲不算老，但我覺得自己在觀點上是比30年前固執了。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我就以固執知名，往往堅持己見。但當時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觀的，所以堅持己見受到他們的尊重。

自己認為對的觀點是應該堅持的。左搖右擺的思想不能成家。問題是年紀越大越固執，如果可以量度證實的話（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釋的現象。老生常談的解釋是腦細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夠靈活，因而固執。我沒有讀到過醫學的論據，但老生總是這樣常談。

第二個解釋是年紀大了，思想或觀點經過時間的蹂躪，得到的是比較堅定的信念，因而固執。這與上一個解釋有很大的分別，前者是說腦子轉不過來，後者是說經驗有信服力。我認為自己越來越固執是後者，因為自覺腦子還轉得快。今天看問題沒有三四十歲時那樣尖銳（回頭看自己當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沒有緩慢下來，而判斷力是今勝昔的。

6個月前，在美國與弗裡德曼（M. Friedman）相聚，年近90（現在已經是90歲了）的他，其智力還遠超常人。當然，與30多年前我認識的弗老相比，他緩慢了很多，但還是比常人快。在「固執」這個話題上，我的感受是弗老完全沒有變：衡量你的意見，他同意就說同意，不同意就說不同意，清楚分明，乾脆利落，還是20世紀的弗裡德曼。

第三個「人老固執」的解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那是看來固執但其實不是——有固執之貌而無固執之實。這可能是很多所謂人老固執的誤解。以自己為例，年紀越大，越懶得跟外人辯論。如果他人不同意我的觀點，或他人的觀點我不同意，我越來越喜歡顧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對觀點的不同很感興趣。這是有固執之貌的。今天我寫《經濟解釋》的顧慮，是讀者看不明白。這點我重視，但不容易處理，因為越寫越深。由傳統基礎寫到新地帶，遇到不少前人沒有說過的，是以為難。

不管什麼理由，在經濟學上有一點我是越來越固執的。自1964年起，我認為經濟研究應該以一個真實世界的現象為出發點，用理論推出假說作解釋，然後試把假說一般化，希望能廣泛地伸展到其他現象去。當時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老師，後來在芝加哥大學遇到的名師，及再後來在華盛頓大學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認為這是經濟研究應走的路。

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與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堅持博士論文要解釋現象，後者是與他研討時，沒有一個手頭的現象引不起他的興趣的。為學術而生存的學者就有這樣的麻煩：要他們與你交談，你要引起他們的興趣。這方面高斯很極端：沒有興趣的不聞不問，有興趣的鍥而不捨，而他的興趣永遠是市場與組織等現象。

認識高斯時他57歲，我31歲。他是個非常固執、頑固的人，對事實的考查與對真理的追尋，以及半步不讓的堅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紀相隔一整代，對經濟理論我知道的比他廣泛，但他把所知的本來不多的理論再簡化，竟然威力無窮。我是受到艾智仁與高斯的影響而逐步把理論簡化的。那是36年前開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執」轉向「硬化」。其實只有一點，那就是任何經濟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現象放在面前，我是不會談，不會想，甚至連聽也不聽的。國內同學有的天天用電子郵件詢問經濟，但不舉出一個實例的我不想回應。同學們問理論，或不明白我的論點，我只介紹一些讀物，或請他們轉問另一些學者。但如果同學舉出一個新奇的實例，而實例是可信的話，我的腦子就立刻開動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響，我對事實或現象的查根問底愈來愈嚴謹，愈來愈苛求，所以經濟研究的出發點我是愈來愈固執的。我說過了，最蠢的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推深一層，有很多眾所周知的現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觀察上錯了一個小節，或一小點疏忽，結果就變得「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使分析的結論大錯特錯。這是非常頭痛的問題。任何現象都需要簡化，而簡化就是大膽地刪除某些枝節。為安全計，我們要知道很多枝節才能判斷哪些要刪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來看。是的，喜歡以事實為出發點的20世紀60年代，行內有幾篇我極為欣賞的文章，後來因為忽略了一些事實的小節而使其結論大打折扣。認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遠是在恐懼的日子中生活的。

在70年代興起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的分析中，我對數之不盡的所謂現象或行為持保留態度，它們包括卸責、欺騙、偷懶、勒索、恐嚇、博弈等行為。我不是說人不會做這些事，但我們要怎樣判斷或量度這些行為的存在呢？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開索天價、賣假貨、造假價、盜版、不履行合約等行為，公理（postulate）上是在局限下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的效果，要解釋就拿著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況的局限轉變。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年，與一位來自日本的年輕經濟理論家共用辦公室。他很用功，從早到晚在黑板上寫方程式，寫寫抹抹的。那時我還玩一點數學，所以常問他玩的是什麼。他說是證定理（theorem），天天在證，顯然證得很過癮。但每次問他要解釋什麼現象，他答不出來。我問他某符號代表什麼，他是答得出來的，很抽像，但當我逼他把方程式帶到真實世界，他卻辦不到。

結論是明顯的。避免費時失事，我們要先有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或行為在手，詳查其實，然後以簡單的理論反覆推敲，得到了一個可以驗證的假說，再找其他現象試行驗證。有了相當可靠的思維分析，數學的邏輯推理就大有可為。不管世事而先用數學來推測假想的現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成功機會很小，賭不過。

我從來沒有反對將數學用於經濟學上，永遠鼓勵技術不足的學生多學數學。經濟學可以不用數學，但對某些分析，或對某些學者，數學的幫助很大。我反對的是閉門造車，或因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飾的治學方法。我也反對本來可以是淺顯的分析，卻刻意地以數學搞得複雜無比。很不幸，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勢所趨了。

離群之馬

前幾天寫《經濟解釋》，寫到深不可測的餐館侍應的小賬安排，其中談到如果行內大部分的競爭者採用某種安排，餘下來的也會照樣做，因為在競爭下作離群之馬沒有好處。重讀該稿時，我發覺在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上，我自己是離群之馬，很有點感慨。
　　不久前到西雅圖幾天。那裡華盛頓大學的經濟系有敘舊之會，是60、70年代的師生敘舊。1969－1982年我在那裡任職，算是主角之一。敘舊的時間、地點與西方經濟學會的年會吻合，是老友巴賽爾作會長講座的大日子，一石二鳥，長途飛機辛苦一下是值得的。
　　這次西雅圖之行遇到不少故人，說往事，論將來，免不了談及經濟學的發展。他們知道我是搞合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所以話題集中在這些題材上。昔日大家走同樣的路，今天很不一樣。奇怪，大家老了，老人選走的方向一樣：向著國政理論那方向走。《經濟解釋》的最後兩章也會是這題材。然而，路線的分離很大。
　　在產權與交易費用（今天稱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上，70年代中期起我就覺得與師友的想法有分離。1982年回港任職，20年過去了，其間我想我的，他們想他們的，20年後交換一下思維，其分離使我吃驚。他們知道我的想法不同，催促我早日把《經濟解釋》翻成英語。翻譯是非常頭痛的工作，恐怕要幾年後才有譯本。
　　說實話，過去20年，大家是有聯絡的，但我刻意地獨自思考。今天大家的思想分離，使我有離群之馬的感受。當年獨自思考的選擇應該是對的。想想吧，天下經濟學者數之不盡，多一個不算多，少一個不算少。從整個學術的發展看，我的存在無足輕重。獨自思考會有比較不同的貢獻，賭得過。認為我的「離群」思維一定是錯的人不多，而如果我是對的話貢獻就比不離群的遠為可取了。難怪故交聽到我在寫那分三卷的《經濟解釋》（他們早已聽到），都說等著看譯本。
　　無論攝影、書法。寫文章、論經濟，基礎上我是個非常傳統的人。知道自己有千錘百煉的基礎，可以魂遊四方。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批評我這樣做。可不是嗎？打好基礎的目的就是為了魂遊，魂遊之際我不想受到外人影響，不讀他人的論著。但自己知道，無論怎樣魂遊，我還是站在基礎上。有趣的問題是：基礎材，魂遊會不會錯？如果魂遊設有錯，又怎會離群呢？
　　三卷的《經濟解釋》已寫了二又五分之三卷，快完了。是個人在經濟學上的平生所得，這裡回顧一下，看看與師友分離之處是有意思的。
　　卷一《科學說需求》絕大部分是傳統的。與眾不同，主要是與課本不同。非課本而概括性地論經濟的書，沒有學者問津超過50年了。另一方面，從傳統中我只選自己認為對解釋行為有重要用場的，其他皆不論。
　　科學方法是集幾家所長，加進自己強調的一點：那就是可以觀察到的概念事實與不可以觀察到的概念要分清楚，而驗證假說時，所有變數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不是我的發明，但我的堅持比較特別，成為後來與師友分離的一個原因。
　　卷一與眾不同的，是「量」的闡釋。這使需求定律加上前所未有的變化，而到了卷二、卷三，這「量」的闡釋使上述的分離越來越大了。市場需求的分析本來也與眾不同，但我早在1971年的文稿分析過，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離。
　　卷二《供應的行為》大部分也是傳統的。租值的理念我綜合了前賢之見，但推得比較盡。上頭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這樣說。下了注的、覆水難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眾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眾所忘記了的。傳統的競爭市場的理念，所有20世紀的價格理論大師都知道有問題，只是沒有入手起刀落。我於是想，你們不軌讓我來斬吧。
　　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的引進不是我的發明，但因為比較新，不算是傳統。我的發明，是所有關幹這些費用的分析，都是以街頭巷尾的實例現象為出發點：解釋了實例，然後把假說一般化。沒有什麼政府統計數字。結果是價格分歧、捆綁銷售、全線逼銷、隱瞞訊息、討價還價等分析，皆與他家不同。
　　積少成多，與傳統的分離卷二比卷一來得大而明顯。無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邏輯劃下來的路，把首兩卷的基礎帶到卷三去。讀者以為卷三的分離會是怎樣呢？讓我說說吧。
　　卷三《制度的選擇》是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這學問起干60年代。大約有10年的良好發展，但到了70年代初期，卸責與恐嚇的學說興起，跟著是機會主義，再跟著是博奔理論都是與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我是「卸責」的始作湧者，但否決了這條路，而據說「卸責」觸發了機會主義與博奔理論的捲土重來。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經濟學的都搞機會主義或博弊理論，但某程度的影前在所難免。只有我在香港獨自思考，獨自魂遊，思維的發展是純從60年代的基礎演進的。
　　首兩卷已有分離，但大致上傳統應該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經濟學自70年代就開始與我分道揚鑣，如今加進首兩卷的分離，我被視作離群之馬是肯定的吧。
　　科學上的觀點分離是不會持久的。價值觀的分離可以持久，但沒有價值觀的分析，遲早會會合在一起。往往是遲多於早，我能見到這會合的機會不大。今天與老友們的分離，其將來的會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雙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線或觀點的機會不大。我說過了，《經濟解釋》是我最後的經濟學論著。
　　還是寄希望於後輩吧。西方的年青經濟學者，今天忙於搞數學經濟與博奕理論，重於技術。但《經濟解釋》的原文是中文。中國攻讀經濟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術分析拿去了一半，餘下來的一半，總有一天精英雲集。他們懂得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