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闌後記

為《壹週刊》寫《憑闌集》，到目前是第五十二期。憑闌至此，寫了一年，已足夠結集成書，應該收筆了。

讓我先在這裡感謝一撮生的插圖。他就是黃黑蠻，一個很有份量的畫家。但替《憑闌集》插圖，點只畫畫咁簡單？我的文字有時天馬行空，不著邊際；於是，黑蠻老弟的想像也就天馬行空起來了。

黑蠻和我相得益彰。要不然，《憑闌集》不會有那麼多讀者捧場。通俗的「專欄」文字，與學術性的、深入而不淺出的不同。對於後者，讀者是否喜歡閱讀不大重要。前者呢，既然是為一般讀者而寫，他們不愛讀就沒有什麼大好理由下筆了。

話雖如此，好些讀者問，為什麼我不多寫一些關於經濟學的文章。他們可不知道，寫散文而不寫經濟是《壹週刊》創刊時要求的。我和舒巷城商量了幾天，就決定以《憑闌集》這個欄名下筆，寫的是一些往事、一些感想。既然是散文，經濟學就派不上用場。像我在《三岸情懷》裡所寫的《給女兒上的一課》那樣的經濟散文，可遇不可求，若不是時來運到，要迫也迫不出來。

舒巷城和我有四十年的交情了。我羨慕他寫散文的才華。雖然岑逸飛曾經對我以前所寫過的幾篇散文另眼相看，我自問不是行家。如果不是想起四十年前跟舒巷城談及散文之道，很想向他「表演」一下，而同時又得到他的同意，替我每篇過目、修改一下，我膽子再大也不敢答應《壹週刊》的要求。

我在一九四九年認識舒兄。當時他住於西灣河太寧街，和我家很近。他比我年長，但因為大家談得來，在五○年代有好幾年我們日夕相見。我和他今天看事情有許多相同的感受，表達的「措辭」也往往大同小異，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在西灣河長大的。

有人說，張五常的文章是有人代為修改的呀！這又怎算奇怪呢？外國的英語刊物，幾乎所有文章都要經一些文字編輯修改的。這種修改辦法，中文刊物很少用。像我這樣的人，肯讓他人修改我的文字倒不容易。舒巷城是一個很難得的例外。他在我的原稿上修改的不多，通常只略為潤色一下；他認為應該盡量保留我的原貌、風格；所以無論怎樣修改，修改後的文字還分明是張五常的。這是西灣河的「功力」了。

朋友問，散文與論述經濟的文章相比，哪一種比較容易寫？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答案我是很清楚的。寫散文，有了題材後，文章可以一揮而就。在我來說，有了題材而還要大費功夫才能寫得出來的散文，讀起來總覺得有枯澀之感。但選擇可以順利地下筆的題材，絕不容易。另一方面，寫經濟分析的文章要慢慢地爬格子，很花時間，但題材卻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相比之下，寫散文則遠非如此，而稿費也難賺得多了。

寫《憑闌集》的起因，說起來不單是因為《壹週刊》要求我寫散文；更有決定性的是，很多讀者及朋友希望我能寫自己的傳記。他們說，我這個人很奇特，生活和工作與眾不同，應把有關的經歷公之於世。我熱愛生命，自小就希望可以過一下「熱烈生命」的癮，所以凡是自己認為心安理得而又感興趣的事，我不會裹足不前。這樣，說是多采多姿，也是可以的。但若說我是個傳奇人物，那倒是朋友們的抬舉了。

傳記是不能寫的。一個折衷的辦法，是寫一些回憶中的片斷（如出現於本集裡的文章）。這些回憶有喜、怒、哀、樂，也有溫馨，卻沒有怨和恨。我是個很世俗化的人。朋友對我稱讚，我高興；對我低貶，我不開心。但這些感受很短暫。過不了多久，贊也好，彈也好，我還是依然故我。我個人的喜愛，是一些比較「恆久」的事情。今天的人對我怎樣看，到了明天，還有誰管得著？

執掌政權的人可以憑一些豐功偉績而萬世流芳。我討厭政治，也討厭權力，所以對任何這類的功績都沒有興趣。這似乎是中國文人的傳統了。蘇東坡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辛棄疾說：「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這些話，深得我心。毛潤之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倒引起爭議了。自古風流人物，真的「數」他嗎？

我希望在思想、學術上偶有所成而贏得一點「永恆」；也希望在感情、觸覺上能與朋友共鳴。為了這後者，我寫出了《憑闌集》。

黃金耀與美人紅

故老相傳，中國盛產印章良石的地區有三：壽山、昌化、青田。壽山在福建，後二者在浙江。幾年前蒙古巴林的石材嶄露頭角，其質量絕不亞於以上的三大名區，而巴林所產的雞血上品，大可與昌化的相提並論。目前，巴林的石材被行家們認為「次貨」，是因為識者不多而已。若干年後，巴林的名字會與壽山、昌化、青田並列的。

壽山石品種繁多，多采多姿，其中以田黃為首，沒有誰有異議。昌化以雞血石知名，劣石甚多，但昌化的雞血極品，可與田黃極品分庭抗禮，也是毋庸置疑的。昌化除雞血外，其它的石材則不值一提。

壽山的田黃與昌化的雞血我曾於此談過了。今天我要說說的是青田石。純以刻章下刀這角度看，青田石可能是中國之冠。然而，青田的石沒有壽山的那樣有「性格」，品種多但大都雜亂無章，平凡的雕刻石材產量很多，所以價格較低，為收藏者所不取。像謝宏中那樣對青田石情有獨鍾而大量收藏的人，少之又少。

在市場上最常見的青田佳品，是封門青。以刻章而論，封門青的確是上品。很多時，這種石與較為堅硬及色澤較深的石連在一起，成為「巧色」，被青田的技工刻成各種擺設品，倒也大有奇趣。但封門青本身的色澤淺青平淡，不能引人入勝，加上產量不少，因而在名石中其價就比不上壽山的了。

所有的書都說，青田石的極品是燈光凍，但似乎沒有誰可以肯定燈光凍應該是怎樣的。市場上久不久有一、兩小塊出現，晶瑩可愛，誰看了都可能不會否認那是燈光凍，但也沒有誰可以肯定它一定是。有一些自稱是青田石的專家（天曉得是不是），堅持燈光凍早已失傳。

據書上所載，少為人所知的是，青田石之中另一種與燈光凍並駕齊驅的石，為黃金耀。一說此石也早已失傳，另一說：還可以找到。不久前，一位在青田的朋友對我說：「文革前一位採石的友人採到一些黃金耀的石材，藏在家裡。我一直忘記了此事，不久前才想起來，石材現在還未加工，你要不要買？」我回答說：「加工後給我看看再說吧。」

後來加了工，共得石章六方。我一看，果然是石中極品。當然，我不知道那是否數十年前收藏家所說的黃金耀——失傳已久的石有誰可以鑒定——但不管是或否，這六方石章的確是難得一見的。石色淺金帶紅，溫而潤，光澤奪目，軟而堅，晶瑩通透。可以說，石中應有的「美德」俱備，只有上佳的田黃、雞血可與媲美。

我想，這樣上佳的青田石，怎會只有幾方？為什麼青田的人不多加開採，而將他們的勞力集中於發掘平凡得多的封門青？我把這疑問向青田的朋友提出來，所得的回答是：黃金耀像燈光凍一樣，再也找不到。這怎麼可能呢？燈光凍是零碎獨石，方件的確甚少，說已絕跡不難相信。但我見到的六塊黃金耀，是方件，分明是從石礦那裡採得，怎可以少得在今天沒有幾個人知道？

是的，青田的石材似乎永遠有如下的不幸。以石質而論，青田不亞於壽山，但前者的產量較多，都比較平凡；超凡的青田石則產量甚少。本來，物以稀為貴，不過，產量少得其名也少人知道，難以成行成市就不成為眾所認同之物，其聲望就袛能在書本的記載中「傳聞」。燈光凍如是，黃金耀也如是。

另一種上佳而又難得的青田石，名叫美人紅。淡淡的淺紅，碧嫩如少女，誠美人之紅也。美人紅甚為難得。我求此石已久，只得三方。於是，對青田採石的朋友說：「給我多找一些美人紅吧。」他答應了。

過了一年多，他一方也找不到。後來他和朋友在美人紅的產地開採，得到的是另一種美人紅：紅色較深，石質遠為通透，顯然是老去了的美人紅，但也很可愛。青田的朋友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美人紅，你可否給它起一個名字？」我說：「稱它為『美人遲暮』吧。」

最近在朋友家遇到了倪匡，知道他對石頭有「殊」好，就回到自己家裡取出一塊新發現的美人紅給他看，告訴了他找「美人」的故事。他說：「『美人遲暮』這個名稱有問題，應該叫作『風華正茂』！」倪老兄是愛「美」專家。他可能認為，真正的美人，是永遠不會遲暮的！

老師普納

普納（Karl Brunner）在兩年前去世了。去年初，艾智仁邀請我到歐洲去參加一個為紀念普納而舉行的研討會，我因為要準備諾貝爾研討會的文章而推卻了。這使我鬱鬱不樂久之。

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研究院，普納是我的老師。他當時對我不重視，不認為我是可造之材。他教的是宏觀經濟與貨幣理論，是我興趣之外的科目。那時，普納算不上是大名家。這一點，同學們和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都認為他是絕頂高手。普納後來舉世知名，是他離開加大之後的事。

我自己是一九六七年離開加大的。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收到了普納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知道我升級很快；讀過我一些文章覺得果然了得，所以要寫信來恭賀一番。這使我很感動。七○年代的普納，在國際學術上如日中天，也是幾個大國的政府所重視的智囊，竟然能抽空給他早年「何物小子」的學生，加以鼓勵，實在不簡單。

普納大約是一九六五年離開加大的。七十年代，他曾數次邀請我參加他辦的研討會，可惜都礙於工作不克參加。我再與他見面時，已是二十年後的一九八五年了。該年夏天，我到舊金山參加美國西岸經濟學會的聚會，在那裡的一個特別的講座上，發表了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見解。聽眾濟濟一堂，我走到台上，向下一望，見到前排正中坐著的，是佛利民夫婦和普納夫婦。這使我呆了好一陣。

演講後，這四位故交跟我握手言歡。普納夫人蘿絲瑪麗（Rosemary）興高采烈，緊握著我的手，滔滔不絕地跟我述說二十多年前我在加大時的往事。她笑得很甜，很開心，但我卻強笑著，淚水差點要流出來。

原來早一個晚上，我與普納的最佳拍檔A.Meltzer共進晚餐時問起普納近況，他說：「幾天前蘿絲瑪麗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只有幾個月壽命！」想不到，十多個小時後我所遇到的她，竟然那樣歡容，好像自己什麼憂慮的心事也沒有似的。後來蘿絲瑪麗死了。我跟艾智仁談起此事，他說，因為要使普納開心，蘿絲瑪麗那時就變為一個偉大的演員。

一九八五年在舊金山所見到的普納，很蒼老，行動不便。其實二十多年前，他的眼睛就大有問題。我們再見面時，他幾乎完全看不見什麼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像對孩子那樣的關心，微笑地以他脫不掉的德國口音說：「好呀，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可以這樣說吧，」我感到有點驕傲地說：「我腳踏實地下過二十多年的功夫。」「真的二十多年嗎？應該是吧。你那時替我拍的人像照片，我還好好地保存著呢。」

是那樣可愛的一個人！但一九六二年，普納是同學們認為最嚴格、對學生最不客氣的老師。世界上可能沒有出現過一位比他更重視邏輯的經濟學者。文章的每一個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過。在研究院的「宏觀經濟」的高級課程上，他花了一個學期只教了M.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頁，證明幾乎每一段都有錯處。到最後所有未被嚇退而還在課室留下來的幾位同學，都可說得到一點「真傳」。這些同學今天在美國都大有建樹了。

我還記得有這樣的一課。歷久以來，書本上都說在均衡點上，投資量與儲蓄量相等。普納問：「為什麼這二者相等？」同學們接二連三地以書本上的答案說了出來。普納聽了，臉色一沉，鄭重地說：「你們不說話不是更好嗎？」這一說，同學們又知道書本上又「胡說」什麼了。

課堂上一時間靜得怕人。過了好一陣，普納說：「一些量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另一些量卻是不可以觀察到的『概念』。前者，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正如出售量與購買量永遠相等一樣；但後者只在均衡下相等，那是看不見的、概念上的相等，正如需求量與供應量的相等只是一個概念，不是事實——是見不到的。真實世界中沒有經濟學所說的『均衡』那回事，因為『均衡』只是一個概念。」

他跟著走到黑板前，以數學邏輯證明他的觀點。一大黑板寫滿了，抹後又繼續寫，如此抹抹寫寫好幾次，他突然停下來，問：「你們明白了沒有？」沒有誰真正明白，所以沒有誰響應，普納一聲不響的離開了課室。同學們呆住了，知道他所說的是驚天偉論，脾氣發得有理。大家於是繼續在課室內研討剛才普納的分析，直到兩個小時後自覺明白才離去。

是的，普納是我所知道的在分析、邏輯上最嚴謹的經濟學者。作為他的學生，被他當眾「羞辱」司空見慣，當時會有反感，或心有不甘。但過了一、二十年還從事於經濟學的，就會覺得普納嚴謹的邏輯推理，在腦海中像鐵鑄的那樣，驅之不去，忘之不了，也因而把自己所學得的知識視為真理，對混水摸魚的所謂「理論」一笑置之了。作為一個老師，這是普納的偉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