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四年前聽說他心臟病復發，動了第二次的手術後，我就想到美國去看看他。兩年多前，我在舊金山作一次關於中國經改的演講，赫然見到他精神奕奕地坐在面前，不禁喜出望外，幾乎連講辭也忘記了。後來在酒會上把酒言歡，談話中他關心中國，我卻關心他的健康。

今年初，知道他——佛利民——要在九月間到中國一行，也順道要來香港，便急不及待地給他一個電話，問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他說：「我答應了人家要在上海講一些話，此外其它一切，由你安排好了。」從那一天起，我就替他安排根本上難以照辦的事宜：按照他本人的意思，盡量減少應酬，但到後來應酬還是減少不了。

記得八年前，他太太的哥哥戴維德對我的一個朋友說，假若我能親自辦一次中國之行，親自介紹中國的情況，他也希望能參與此行。戴維德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首要人物，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怎會忘記他所說的呢？於是，三個月前，行程大致上安排好了，我打電話給戴維德，問他可否一起到中國去。回答說：「我老了（八十五歲），眼睛不行（近於失明），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但米爾頓（佛利民）老當益壯，智力不減當年，他到中國後，回來可以把見聞告訴我嘛。」佛利民已年高七十六，還是智力超凡，但比起二十多年前我所認識的他，不可同日而語。

我是在九月十一日趕到上海的。在希爾頓酒店放下行李後，找到佛利民的房間號碼，接通了電話，他說：「史提芬，你馬上到我房間來，替我安排一個女孩子的事。」我跑到他的房間去，蘿絲（他的太太）赤腳相迎，他鄉遇故知，人生樂事也。房內這時坐著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中國女孩子，年紀二十歲出頭。佛利民說：「她要聽我明天的演講，但沒有入場證，你有辦法替她安排一下嗎？」我打趣地答道：「占美（會議的主事人）給了我『安排』大權，你不用擔心！」

我與那年青小姐交談之下，知道她是廈門大學的學生，正在翻譯佛利民的作品；她拿著僅有的一百多元人民幣，勇氣十足地隻身從廈門搭火車到上海來。這樣有上進心的青年，是中國的希望，我怎可以漠視呢？於是，在會議時我安排了她坐在第一行的正中座位，替她與佛利民一起拍了照，也堅持她接受我給她的回家旅費。後來，佛氏在復旦大學遇到不少同樣在學問上求知若渴的青年，而我在社會科學院的兩天講話期間，所遇到的青年也是如此。難怪佛氏說，中國的青年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了。很不幸，其後在北京，他和我遇到兩位從政的青年，老氣橫秋，毫無禮貌，說話沒有分寸，不知天高地厚。佛氏和我於是有所感歎：同樣是青年，只要一接近權勢，受到「黨」的垂青，就變得那樣不成氣候。

因為我要在社會科學院作十多小時的產權理論的講述，在上海時我與佛利民見面較少。但從九月十五日早上到二十九日他離開香港前，我們暢談的機會遠超二十年前在芝加哥時——雖然那時他的辦公室在我的隔鄰。

從上海到南京的三天旅程，是由一位馬小姐領路和招呼的。旅伴還有兩位與我同來的香港朋友。蘇州等地也派來了介紹地方情況的人。一行三部汽車中，我和佛利民及蘿絲同車；討論中國的經改問題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日夕不斷。

離開上海的前夕，在汪前市長宴請的聚會中，我接到了北京朋友經香港轉來的一個電話口訊，說他們希望佛利民在北京會見趙總書記時，能提交一份寫好的建議書。雖然佛氏與我都知道書生之見無足輕重，但恐怕面談時講述得不夠清楚，翻譯也可能出錯，就決定執筆了。此後一連數夜，佛氏在睡前起稿，日間在汽車上讀給我聽；我作了點反應，隔一天他又讀出新稿的內容。本來是賞心樂事的旅遊，也打算多看點路上的風光，但到後來還是被中國的經改問題佔了他絕大部分的時間。

從上海乘汽車到蘇州，約莫兩小時。抵蘇州近郊的昆山縣後，我們跟那裡的主事人談鄉鎮企業的發展；吃罷午餐，參觀當地的一間電子工廠和工人的俱樂部。佛氏很欣賞該縣的成績：在八年間居民的實質收入增加了兩倍半，總收入中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產品變為百分之九十是非農產品。他也很欣賞一些居民可以購買頗為不錯的房子（大約三百多元人民幣一平方英尺）。但對居民不能到銀行貸款買房子，工廠的工人不容易解雇，以及廠長的選擇和解雇的準則等等問題，則大有質疑之處了。

九月十五日下午到蘇州，參觀了有名的拙政園，與當地的執政者晚宴，研討了一些問題。其中不敢苟同的是：在座有些幹部堅持中國的報章報道不可能出錯，而我們則認為先進如美國的報章，報道常有錯漏，中國的又怎會萬無一失？爭論的起因，是一位幹部認為資本家解雇工人可以隨心所欲。他舉出不久前在報章上看到的一個例子。某中外合資的酒店解雇一名工人，理由是，這工人上班時不穿制服，而制服呢，資方（酒店）既不供給而在市場上又是買不到的。我們認為這故事不可靠：外資的經理人就是再蠢，也不會硬性地規定酒店工人要穿著當時無法得到的制服。

晚宴後，蘇州的市長到佛利民的酒店房間坐談。我問了一個問題：從城市財政收益那方面看，你（蘇州市長）認為市政府從企業承包合約中抽取利潤的收入多，還是政府不管企業的行政，而以抽稅的辦法較好——即哪種辦法，政府的收入較多？市長的回應，是抽稅對政府有利。我於是對佛利民說，看來地方政府是不會反對鄉鎮企業的私產化的。

在蘇州，我們也參觀了個體戶經營的成衣自由市場，陣容著實不錯。佛氏很高興，認為中國的進步是明顯的，比蘇聯及東歐的發展好得多。但他和蘿絲對中國的真正改觀，還是後來到深圳一行之後的事。雖然他明白深圳的驚人進度有賴於北京當局對它的特別寬容，間接地輸了一點血，也更靠香港的協助，不過，他還是認為：像深圳那樣的經濟奇跡，是大有瞄頭的經改效果。我對他說：「溫州、泉州、東莞、佛山等地區沒有深圳的高樓大廈，基本建設也見不得人，但你會更欣賞那些地區的發展。」蘿絲在旁聽著，說：「我們開始明白你對中國的判斷。」

從蘇州到無錫很順利，車行只不過個多小時。在途中談中國，下車買點紅菱，時間很快地過去了。無錫街道清潔，給人的印象很好。午餐之宴是佛利民與蘿絲認為是這次中國大陸行程中最值得欣賞的。在那家位於鬧市、名為「中國」的酒家裡，宴客的人顯然隆重其事，主人與酒家方面的招呼都體貼入微，禮貌周到，食桌上所用的大小器皿清潔而精緻，菜色既悅目也可口。

在午宴中，我們還是談及鄉鎮企業的事。無錫一帶是中國工業的一個重點發展區，宴請我們的人是管轄承包工業的主事人。在這裡，政府與工商業之間多設一個管轄機構，本應無可厚非，但我想，這個機構如果只可以分利潤，不可以抽稅，而稅制不改的話，那麼，在管轄上多了一個由於分利而非要多管一下不可的非私營機構，工業的前途就不能太樂觀了。

午餐後游太湖，佛利民還是和我談論中國的經濟問題，忽略了太湖的景色。但他在說，我在看。太湖果真名不虛傳，島嶼縈迴，水天一色，氣象萬千，使我想起王勃的《滕王閣序》，也想起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友人簡慶福在太湖所攝得的千帆並發的大場面作品，我會找一幀送給佛利民的。

從太湖返賓館的途中，我們參觀了無錫街上的一個自由市場——凡與「自由」二字有關的，佛氏都要看看。那裡的成衣自由市場跟蘇州的差不多，但當他看到個體戶的攤子上掛著一張牌照時，就追問這牌照是怎樣得來的。所得的答案是：牌照難求；申請要證明是失業呀，找不到工作呀，或搞人事關係，在台底下花一點錢等等，才能成事。後來在北京見到趙總書記時，也就提出了這個牌照的例子。

一位同行的朋友與佛利民相識了幾天後，不覺有所感歎。他見佛氏平易近人，笑口常開，往哪裡走都毫不介意，即使走在爛泥路上也若無其事，欣然而過的；而蘿絲用中國模式的廁所，竟然面不改容！諸如此類，夫婦倆從來不作怨言，又怎能不讚歎呢？一位世界上如此知名的學者，德高望重，多國的元首也曾倒履相迎的，怎會這樣平民化？招待我們的馬小姐，知道在中國大陸，任何事前的安排都可能出錯，一路提心吊膽，但見到佛利民夫婦對任何情況都談笑自若，攜著手東闖西闖，像好奇的小孩子般左問右問，也就由擔心而變得心悅誠服，對他倆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尊敬。

我自己呢？對佛利民是感佩的。正如後來在北京最後一晚的答謝宴上我所說的：他不是中國人，沒有欠中國什麼；他早已名揚四海，對聲名厭惡，不可能千山萬水到中國來求名；他的時間一刻千金，曾出版過美國全年最暢銷的非小說的書，所以也不可能到中國大陸來求利。那是為什麼？答案只有一個：他對中國有一點真誠的關心。

從無錫到南京，我們是坐火車去的。因為馬小姐要買軟席的車票，別無選擇，只好坐早晨七時零六分那班車去。後來知道賓館那個時刻不會有早餐供應，她慌忙在動身的前夕買了幾罐橙汁。而蘿絲則認為日間買到的香蕉大有用場，大家也就處之泰然。

十七日六時起床，六時三十分離開賓館。進了火車站後，送行的朋友走了；而一位同來的朋友要回到上海飛香港，也道別了。於是，在車站上的鐵軌旁，我們這時只剩下五個人：佛利民夫婦，馬小姐，我和另一位香港朋友。行李不少，沒有人協助，但還得走好幾百碼的路。火車還沒有來，我們不知道該向哪裡走才是上車的地方。馬小姐懂得無錫話，緊張地向人左打聽右打聽，而我和香港的朋友當然是盡量地拿著行李。佛利民夫婦也搶著幫忙。我想，他動過兩次心臟手術，是不應該讓他操勞的。但他堅持分工合作，雙手提著行李，向馬小姐所指的方向走去。

車軌兩旁的建築物破舊不堪，使我想起抗戰期間逃難時的情景。那時晨光熹微，只見車軌旁的月台上，三三兩兩地站著一些候車的旅客。霧相當大，但太陽的光還是穿霧而過。我拿著行李急行也趕不上佛利民夫婦，偶爾聽到馬小姐在後面的指導聲，在霧中淡淡的陽光下看到他夫婦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彷彿變得越來越高了。一時間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那篇朱自清所寫的好文章，不覺心酸起來。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

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此文宣讀於深圳舉行的「中國十年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



中國經濟改革十年的回顧，比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任何「十年回顧」有意義；又因為這經改大有瞄頭，「回顧」是賞心樂事也。在大學唸書時，我的一位教授——艾智仁（Armen A.Alchian）——曾經說過一句對我影響很深的話：「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圖，來衡量的。」同樣，中國的經改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口號或什麼龐然大計，來衡量。從這一個實事求是的角度看，我們今天所回顧的十年，其成績一日千里。

中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不容許我對中國這十年的進度作更多的讚賞。另一方面，對中國在經改上所遇到的困難，對那些說不通的政策，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的困擾，以及中國會走上印度之路之可能性，我已經寫過好些篇文章加以評論。今天在這個有意義的聚會中，中國的傳統也不容許我不識時務地對中國的經改痛下批評。

贊也難時批也不易，那我應該說什麼話好呢？我前思後想，就決定在中國人的經濟思想的轉變上作一點分析。我想，這個選擇是最適合不過了。思想是抽像之物，雖然對經改有決定性的作用，但與事實有了距離，稱讚與批評都無傷大雅。在座諸君有不少是中國經改的智囊，可說群賢畢至。我是一個經濟學者，識英雄，重英雄，雖有不相識的，但早已神交。即使在思想上我要說的大家不同意，我們總會尊重「君子和而不同」這句話。


從思想開放說起

歷史學者都同意，知識或事實的經驗會改變人的思想，而思想的轉變會引起體制的改革。思想與行為相輔相成，而除非閉關自守，或政府大量地耗費資源來推行愚民政策，否則，人的思想是不容易壓制的。

事實及教條都可以誤導。昔日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胡作非為，會使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那所謂「資本主義」一定就是那樣的。另一方面，沒有事實支持的教條主義，和空有熱情的口號，到頭來比不上一窮二白的現實更具說服力。

是的，十年來，中國人在思想上的開放與改進，在幅度上比經改的進度還要大。遠的不談，僅以十年前一般人認為是比較開放的孫冶方先生的經濟理論來說，在今天的中國經濟學者中，恐怕找不到幾個會不認為是過於教條化了。數星期前，我在上海的社會科學院作了大約十個小時的學術講座，所談的是最新的現代產權理論。在座的幾十人聽得很用心，而且他們提出的不少問題，都很深入。同一時間，佛利民（即弗裡德曼）在復旦大學演說，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精彩得把他嚇了一跳。其後佛利民在北京作演講，會上聽眾以紙張寫上問題，由我選擇給他回答。這些問題，比起佛氏後來在香港演說時人們提出而同樣由我選擇的問題，水平更高：北京那次選取意義較佳的問題作答，比香港那次的選取容易得多。

當然，我和佛利民在中國所遇到的聽眾，是中國的表表者，不能一般地下判斷。但十年前，提出那樣水平的問題是無法想像的。當然，在今天，我們在中國還聽到不少八股言論，老氣橫秋、大言不慚或觀點閉塞的仍然有的是。不過，思想頑固的人，世界上比比皆是，又豈獨中國為然？當然，我也明白，一些中國朋友，可能格於形勢，或職位所在，非說幾句八股不可。這也難怪，「文革」期間，一言可以傾家的恐怖，歷久猶新，我們不能過於苛求。不管我怎樣說，怎樣打折扣，中國人現在的思想開放是千真萬確的事。

事實有說服力，今天香港的所謂「資本主義」，並不怎樣可怕。從大陸到香港來做生意的朋友，知道賺錢不容易，要剝削工人，搾取「剩餘價值」，就更加難於上青天了。經濟學者很會開中國人的玩笑。亨利·喬治（三民主義的鼻祖）認定買地可以輕而易舉地發大財，但他自己卻沒有買，死時不名一文。馬克思發明了「剩餘價值」，但他自己卻沒有做生意，平生半點「剩餘」也沒有。

遠在七年前，我斷言只要鄧小平堅持門戶開放，外間——尤其是香港——的訊息就會對中國有莫大的影響力。話雖如此，我還認為中國人思想改進的速度，是超出我當時的估計的。


公有的現代化共識

幾年來，我用中文寫過近百篇關於中國體制改革的文章；可以說，中國的問題我是日想夜想地想了好幾年了。我不敢說我的文章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但中國的經驗卻影響了我的思想。我是從反對公有而變為不反對的！我大力推舉私有產權的制度——這觀點沒有變，但現在我認為私產與公有是沒有衝突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執政者要推行兩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一點，在土地上，我從來沒有反對過。香港的「私家地」也是從政府租來的。兩年多前，我認為對於會貶值（折舊）的資產來說，兩權分離大有問題。但到了去年九月，我想起在美國向銀行借錢買汽車的例子，就改變了想法。汽車的所有權可以屬於銀行（或政府），但用車的車主卻是私人。我又想到：在歐洲的法律史上，所有權的產生是因羊群（可動產）被偷去而起；要物歸原主，所有權這個概念就被創造了。但在科學發達的今天，物歸原主是不需所有權來協助的。

在經濟學上，私有產權的定義包括使用權（嚴格地說，是決定如何使用——而不單是使用——的權利），收入享受權，以及自由轉讓權（亦即買賣權）。說起來，這是我在一九七○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內所下的定義（這也說明經濟學上的產權理論是一個很新的學說）。但我從來沒有指定私產要有私人的所有權。我也曾作解釋，只要私產所需的三種權利存在，合股（或實行股份制）經營的公司，既是公有，也是私產。

不要誤會，以為我在搞文字遊戲。我是研究法律經濟的。撇開合股的「公有」不談，私產的擁有者有否私人的所有權，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含義與闡釋，因而導致不同的法律。舉土地為例吧。香港的土地沒有私人所有權，故此政府在收回土地作建築公路的用途時，就無需用上美國的土地徵用（eminent domain）法律。二者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在其它資產上，堅持所有權為國有，交易費用是比較大的。我認為中國不值得為了面子或政治上的需要，而使經濟的運作增加任何不必要的費用。但同時我也認為，只要政府不因擁有所有權而左管右管，這費用的增加是不足以為患的。

也不要以為我是出些什麼奇招怪著，把「社會主義」強下定義，將它的本質改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我實在不知道，而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什麼人——包括贊成社會主義的人——給我一個明確的定義。我不僅不知社會主義為何物，即使「資本主義」我也不知道。在經濟學上，「社會」是什麼很明確：凡是多過一個人的體制，是社會；「資本」是什麼也很明確：凡是可以導致生產收益的資產的市價，是資本。令人不明白所指的，是「主義」二字。「主義」不談也罷——在先進的國家，「主義」一辭往往是給人拿來說笑話的。但假若一定要談，我們不妨把它作為一個制度上的信念。那麼，認為私產是一個好的制度的信念，與認為以社會整體利益作為大前提是一個好的制度的信念，是不應該有衝突的。事實上，二百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主要的結論是私產制度與自由市場的運作，與社會整體的最佳利益是一致的。

很不幸，不少人認為國民黨在大陸時的制度，或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地的腐敗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正如不少人也認為大鍋飯、鐵飯碗、政府免費供應福利，是「社會主義」的典型。這些是淺見。從私人利益的角度推廣社會的利益，或從社會利益的角度針對私人的利益，二者是可以匯合在一點上，沒有分歧。但這可能的匯合，是要基於一個有明確權利界定的制度上。可惜的是，產權經濟學的興起，只不過是二十多年來的事，而對產權理論沒有認識的人，本領再高也不可能將私人的出發點與社會利益的出發點，以權利界定的辦法使它們在途中匯合。不明白產權的重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就糊里糊塗地被認為是各走極端了。


從一個圈子看大同

近幾年來，與中國朋友研討或閱讀大陸的言論，或最近聽到了趙紫陽的一席話，我都得到如下的結論。中國的新思想很一致：反對大鍋飯、反對鐵飯碗、反對模糊不清的權利界定。他們不反對的也很一致：不反對私營者自作決策，自負盈虧；不反對一個人自享勤勞所得；也不反對自由市場的競爭與運作——因而逐漸不反對資產買賣。那是說，私有產權這個名稱可能被反對，但這個權利制度的本質他們是不反對的。他們也不反對企業股份化；那是說，集體企業的私產化是可以接受的——雖然「私」字當頭，不大雅聽，有人反對，但這只不過是名稱上的顧慮罷了。

在實質上，我與中國的執政者的唯一不同觀點，是兩極分化的問題。但這個觀點上的不同，可能是一個誤解。印度因官商壟斷而產生的兩極分化，我反對；國民黨在大陸時由弱肉強食而引起的兩極分化，我也反對。然而，在權利有清楚的界定的情形下，因本領不同或際遇不同而引起的兩極分化，我是贊成的——若不容許這種分化，人怎會拚命干，怎會去冒風險作投資？話得說回來，權利有清楚界定的兩極分化，絕大部分人是在兩極之間。另一方面，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沒有一個有社會道德的經濟學者，會反對去救濟那些真的需要物質幫助的人。困難是，這些錢一經政府的手，就算不致泥牛入海，能落到極需要救濟的人的手中的，打一個大折扣是很普遍的事了。

經濟學上有一怪論，叫作「賀泰倫怪論」（Hotelling Paradox）。賀泰倫是一個經濟理論高手，在四十年代提出了如下一個奇怪的論點。在一條直而長的街道上，居民分佈平均，兩家賣食品的商店在這街道上競爭。從交通上便利顧客的角度看，這兩家商店所設的位置，本應一家是靠近街頭的四分之一，一家是靠近街尾的四分之一。但因為兩家要爭取顧客，他們都爭取向街道的中央移動過去，直至兩家商店匯合在街道的正中為止。這樣，顧客的交通費用便增加了。

最近佛利民到中國時，我陪著他十多天，不斷地討論上文所談及的制度問題。無論我們怎樣翻來覆去，怎樣給「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下定義，在來來去去中，我們還是覺得：不管名稱是什麼，上佳的制度是會匯合在同一點上。我打趣說，這是賀泰倫怪論嗎？

七十六歲的佛氏，果然寶刀未老，說：「不同的制度不是排列在一條直線上，而是排列在一個圈子的在線。」高手之見，果然不凡。我們於是同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有多種，而二者各選其最佳的，是會匯合於圈子在線的同一點。佛氏離港返美後，我從這「圈子」開始，再往深一層次想下去，發覺這兩個「主義」還有另一點大同：最腐敗的「資本主義」與最腐敗的「社會主義」，也會匯合在圈子線的同一點上——不過是在圈子的另一端。如此類推，圈子在線餘下來的還有兩點是各走極端，我毫不猶豫地把大鍋飯的「社會主義」放在一端，把抽取重稅來擴大政府機構的「資本主義」放在另一端。於是，整個圈子都佈滿著大同、大異、小同、小異的制度了。


結論

在今日中國只爭朝夕的時刻，我們應該摒除成見，論大同，修小異。二百年來，中國差不多在我所說的制度圈子的任何一點上走過了：有關的經驗都使人難過！唯一沒有嘗試過的，是圈子的至善點。經驗可貴，但在回顧時，我們毋須妄自菲薄。中國十年來的經濟改革是朝著這至善點的方向，往前走去，能達到那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既然可以大同，那我們就不必再有「主義」之爭。清楚的權利界定與自由的市場競爭，是千真萬確的最佳發展之道。既然中國的執政者不反對這兩大方向，那又何必管它是什麼「主義」，把經濟改革大膽而又實事求是地推行就是了。


一九八九年後記

中國經濟改革十年期間，我對其中改革發展的研究，已有八年日子了。能獲取這種可貴的經驗，是一個經濟學者難得的際遇。雖然在這八年中因工作所限，我不能全力以赴，但總覺得在中國的問題上我曾老老實實地下過功夫，於心無愧。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中國這次舉辦「十年回顧」的研討會很有意義，我寫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一文，並藉此來收筆，是挺有意思的吧。我說「收筆」，不是「封筆」。中國的前途問題我有機會還會寫，但不會這樣集中地下筆了。不少其它應寫的文章，該辦的事，我是應該多加顧及的。

研究中國經濟，香港是最理想的地點了。六年多來，我差不多每天都得到大陸各地的有關信息。我很感謝赴大陸經商的多位朋友所提供的數據。更感謝大陸朋友及政府機構的不斷幫忙。而我自己也盡可能到大陸各地跑，作一些親歷其境的體會，已不下百次了。可以說，我不容易相信我對中國經濟整體的認識會比任何人少。單是這一點，中國對訊息的開放是可以肯定的。

屈指一算，一年來我發表了的文章，足夠出版兩本書。一本定名為《三岸情懷》因為除有關中國外，書內的文章也涉及香港及台灣的事。這些文章落筆比較輕鬆，比較「放」，有不少是散文、隨筆風格的，所以大致上比較容易讀。

另一本較薄的書，收集的文章比較認真，書名也就認真起來，叫作《存亡之秋》。這書是關於中國經改到了今天的重要關頭，進既不易，退更艱難，難道中國會成為印度了？印度之路是走向亡國之途。

要是這兩本書能如期出版，那麼四年多來我算是出版了五本中文著作。這是不足以炫耀的。值得欣慰的是：在這期間我「發明」了將經濟論文放開來寫！無論是古典詩、文的辭句呀，廣東話的俗語呀，白話的散文體呀，我都隨著意之所之，照用可也。而其中有關「兒女情懷」的事，我也大可書而論之，與經濟分析配搭起來，有時一揮而就，渾然一體，自覺寫來暢快。

作者寫得暢快的，讀者讀來也應該有同感吧。可以說，這種放開來寫的經濟學論文，在我是一種創新的嘗試。要不是讀者們「擊節讚賞」，我膽子再大也不敢如此創新。所以在感謝讀者之餘，我希望同行的學者也來過癮一下。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

自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後，有好些讀者及朋友都問：趙紫陽怎樣了？中國的前途又怎樣了？我的例行答覆是，在複雜的政治上，我沒有水晶球，但從近幾年來趙氏的經濟政策那方面看，中國若沒有了他，經濟發展的前途就要打一個大折扣。

這是我有機會親聽趙總書記分析中國經改問題之前的事（以前我見過趙氏，但沒有聽過他大談經濟）。現在有幸聽到了，更是心折。關於我對趙氏的經濟分析的評價，已在《大同與小異》一文及回答《九十年代》雜誌的一個訪問談過了，這裡不再贅述。

在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總書記的前幾天，我對佛利民說：「你和我都反對政府干預，對政客的言行一向都是批評的多，稱讚的少；但說真心話，考慮到趙氏的局限條件，幾年來在經濟政策上我實在找不到可以批評他的地方。不過，我恐怕會面時，他會說出政客所常用的那一套陳腔濫調來，使你聽得悶在心頭。」想不到，在會面時趙總書記的表現完全是一個學者的風範，令我如釋重負。

可是，在整個中國大陸的行程中，佛利民所遇到的幹部就遠為保守，談不上幾句就說中國情況怎樣特殊，西方的理論怎樣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外人怎樣難以明白，等等。到了香港，佛氏從英語刊物上讀到不少其它的北京言論，不知是真是假，但與趙氏的觀點大有不同。他顯得有點困擾。

佛氏離港的前一天，我們趕到深圳一行。他很欣賞深圳的發展。在回程中汽車外漆黑一片，大家知道明天要分手，經過了十七天的相聚，曲終人散，不知何日君再來，車內感到悵然。過了許久，佛利民太太說：「史提芬，明年夏天你一定要帶女兒到三潘市來看我們。」我漫應著，心中老是想著中國的問題。又過了許久，我終於忍不住說出心裡盤算了很久的話：「米爾頓，中國的經改困難不是不夠民主，而是不夠獨裁！」他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是那麼想。」


明智的專政有利改革

差不多我所知的高手經濟學者，都同意仁慈而又明智的專政，是對社會經濟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困難的所在，是這樣的獨裁者就算是找到了，總不能長生不老，要是換了一個蠢材的暴君，怎麼辦？所以經濟學者都不反對公正嚴明而又有清楚約束界定的民主投票。我們都知道就算是最完善的投票制度，也漏洞百出，但不得已而求其次，好的投票制度還是維護自由的一個可靠保障。

在《也談學運》（見《再論中國》）一文中，我清楚地指出要改革一個制度，其困難自成一家，以投票的辦法來作決策肯定是不會有什麼上佳的效果。

中國的悲劇不始於文革，不始於大躍進，也不始於國民黨，而是差不多有二百年的歷史了。一個有先天智慧而又能刻苦耐勞的民族，怎可弄成這個樣子？面對中國的體制改革，在幾年前我就力排眾議，大膽地在《為一絲希望寫文章》（見《中國的前途》）的結論中寫道：「中國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由於以上的原因，我的主張是孤注一擲，在民主改革與獨裁改革之間作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當然，目前的中國政制，說不上是民主，但很不幸，也算不上是獨裁。兩頭也不是的政制，讓你行一步你的，我行一步我的，將政策在什麼「全會」中交易，所得到的結果不東不西，不左不右，不倫不類，那豈不是印度之路了？是的，若說印度的制度名稱是什麼，都會有人不同意，但說那裡貪官污吏特多，貧富懸殊，民不聊生，就誰也不會有異議吧？


趙氏有綜合高見的本領

西方學者所常提及的仁慈獨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當然是指仁慈而又明智的。試想，仁慈的傻瓜專政，又怎可能會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仁慈、明智集於一身的政治家當然不易找，但從社會的角度看，假若二者不可兼得，取明智而不取仁慈也。這是由經濟學上的柏拉圖定律引申而來的一個含義：只要能有智慧把社會搞得欣欣向榮，國富民安，那麼就算獨裁者並不仁慈，他也會知道富有的社會對自己大有好處。

對於趙紫陽，我所知不深，所以無從判斷他是否仁慈，但他的明智是顯而易見的。我主要的證據，不是我在《大同與小異》那裡提及過他的思想清晰，分析問題有條不紊，而是他能從近幾年來我們常聽到對中國經改的、五花八門的建議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在幾方面的經濟問題上綜合起來，得到一個大致上沒有矛盾的配套。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方面他對經濟的整體要有深入的實際認識，另一方面他要能夠分辨重點及其可行性才做得到。

是的，作為一個經改的領導人，能懂得怎樣選擇建議與綜合，比任何其它因素重要。他不一定要有創見，不須要是一個理論家，也不必是一個邏輯高手。能懂得選擇與綜合是一種特別的才能，一個有創見的理論高手不一定具有的。這是說，我們不用吹毛求疵地衡量趙氏的經濟學問本領，但他顯然有上述的一種才能，那正是一個優秀的經改領導人不能或缺的。


郭伯偉與蔣經國的獨裁權力勝趙紫陽

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奇跡，沒有經濟學者會不同意。說台灣是半個經濟奇跡，同意的經濟學者會是不少的。但這些同樣是以中國人為主的地方，多年以來的經濟籌劃可不是由什麼投票取決，不是在什麼會議中你爭我讓，而是由近於獨裁者的決策者獨行獨斷。

香港戰後第一個有名的財政司郭伯偉，和跟著而來深受他影響的夏鼎基，比我所知的其它地區的財政司有更大的獨裁權力。他們（和後來的彭勵治）都有一條座右銘：「凡是政府不能肯定幹得比自由市場好的項目，政府都不干；最佳的政府不是要立什麼豐功偉績，而是能減少錯誤的決策。」說這些財政司是聰明才智之士，是說他們在一方面有自知之明，在另一方面能判斷什麼政府能做得比較好，什麼政府沒有信心做得好。話雖如此，他們也曾出錯，只是錯得比較少罷了。（我也認為，假若郭、夏二人昔日有再大一些的獨裁權力，香港的經濟政策會更好。）

郭伯偉與夏鼎基都懂得經濟學；彭勵治雖然不是經濟學者，但他是大好商人，在市場上身經百戰，不知其所以然也知其然的。比起來，台灣的蔣經國，對經濟及市場知識是應該大有不如的。但這個我曾經稱為是「天之驕子」的蔣家長子，顯然是具有相當不俗的判斷與綜合的能力。他的智囊眾多，得到的建議也應該是五花八門。要是他不懂得取捨，台灣哪會有今天的經濟成績？

我沒有足夠的數據將蔣經國的選擇能力與趙紫陽的相比。但以改革經濟的困難程度來衡量——考慮到訊息的不足，教條的約束，政治的困擾，不同地區的複雜——趙氏今天所面對的，顯然是比蔣氏昔日的困難得多。

蓋棺論定，我對蔣經國的評價很高。對還健在的鄧小平與趙紫陽，不管中國大陸將來的發展怎樣，我的評價也是高得很，這是因為十年前的中國經濟，與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語。在人類的共產政制歷史中，從來沒產生過這樣的經驗。評價只能以成績作判斷，不能以言論為準則。觀乎此，高舉一下鄧、趙二人，將來的歷史學者是不會反對的吧？

很不幸，從中國大陸今天的政治氣候看，我們將來不一定有機會能將趙氏的能力與蔣經國的一較高下；但我仍認為適當的比較，是應該基於他們有差不多的獨裁改革的權力。

蔣經國將台灣的經濟搞得十之八、九，就推行投票選舉這個「民主」玩意，大有意思。香港的郭伯偉及後來的財政司把香港的經濟創造了奇跡，於是港人在今天也就大可奢侈一點，爭取些什麼直接選舉了。要是今天的趙紫陽像他們當年那樣擁有同樣或更大的獨裁權力，中國的普及投票也可以早來一點。要不然，像印度那樣的「民主」投票，投來投去也是民不聊生的。


結論

假若趙紫陽不在，或失卻了權力，中國的前途會怎樣了？差不多每位身在海外而又關心中國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提出這個問題。當然，中國近十年來在經濟中的快速進展，是不能全部歸功於鄧、趙二人的。鄧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將中國今後的經濟改革問題轉移到趙紫陽的身上，是很自然的。

我對這個問題的第一時間回答是：假若趙氏失卻了權力，那麼中國走印度之路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了——那就是，壟斷企業林立，管制叢生，貪污的權利按不同的壟斷及不同的管制劃分，官商勾結，富者大富，貧者極貧，等等。但從比較樂觀的那方面看，就算是趙紫陽作不得主，廣東及沿海地區以至溫州的發展，與上海及華中、華北等地區對比起來，也是成績懸殊，高下分明的；日後哪一方會受對方更大的影響還是未知之數。所以，中國的前途怎樣還難以下其定論。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即使趙紫陽長生不老，繼續擁有他以往八年所擁有的權力，中國不一定能衝破我在《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所說的那一關。他需要有足夠的獨裁權力去將既得利益的特權取締。

一九八一年，佛利民看到我對中國的推斷，認為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在今天，他承認我昔日的推斷準確之極；他也認為中國的進步是足以令人震驚的。也是在今天，他認為我還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讓他擁有像蔣經國昔日那樣的權力而十年不斷，我是樂意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跟佛利民下一個大賭注的。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國內的「新權威主義」大辯論。不幸的是，香港的某些媒體大事宣揚，說我要「倒鄧保趙」。真是胡說八道，而更不幸的是牽涉到佛利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七個多月後）的天安門事件導致趙老下台，其後北京好幾份內部文件「或明或暗」地以此文「間接或直接」地把趙老加之以罪。於今回顧，當時是中國開放後權力鬥爭最嚴重的時刻，我一介書生，竟然無端端地被捲進去。可幸北京的朋友知道我這個人，明白那是香港媒體搞出來的一點誤會。

是的，媒體有時比政治更可怕。

中國的通貨膨脹

今年九月十三日，我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一篇題為《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的文章（見九月十四日的《香港經濟日報》與《文匯報》，又見本書第二十三頁），自己認為寫得相當滿意，事前曾把該文的英語原稿寄給佛利民。因為在目前中國經改的最重要關頭上，他不遲不早地要到中國去，絕不可能預先知道中國如火如荼的新發展，所以希望他能在行前細讀我這篇文章，瞭解一下中國的情況，作一點準備。

大致上，佛利民很喜歡我文內的分析，但關於結論中我對中國通脹的觀點，他提出反對。我結論的那部分是這樣寫的：

「據報道說，中國人民幣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長率。但這樣的增長率，不應該是目前急速通脹的主要原因。中國有好幾個地區的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超過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以往的自供自用的或以貨換貨的產品，目前已在市場以商品的形式成交了。這些發展，在官方發表的數字中是沒有的。

「話雖如此，將人民幣的增長率，控制在每年百分之十五左右，應該較為適當。但我認為中國的通脹還有如下的主要原因：在管制下，利率過低；政府壓制大有起色的私營財務公司；連大有名堂的外資銀行也不准在中國執行銀行本身的主要職務；國家的企業在提高價格的情況下，產品供應的增加不夠彈性。」

佛利民所反對的當然不是以上的引文第二段，而是第一段開首的兩句。我認為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是不足以為憂，他卻堅信這增長率與通脹惡化有決定性的關係，而這惡化會是中國經改的一個重要障礙。我當然同意貨幣的增長率對通脹有決定性，但他顯然不明白我那簡單的關於中國通脹的分析的含義，所以在中國的旅程中我們就反覆地談及這個問題。這樣，到了南京時，我們對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就有了一個共識，使我覺得我原文中上述那一段不需修改了，但補加一個詳盡的腳注卻是需要的。本文可算是那個腳注，其中有不少地方是得自佛氏的啟發的。


什麼是通貨膨脹？

一般人以為，通脹是指物價的廣泛上升。這個概念錯得離譜。假若我們明天從上起來，發覺所有物價、工資及自己所有的錢都上升了一倍，這完全不是通貨膨脹。這好比在一夜之間政府將一元改作二元，是一還是二，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影響，也不會影響我們的投資或消費行為，因此我們不會謀求什麼對策。物價在數字上是上升了，貨幣量在數字上是增加了，但什麼影響也沒有，這不算是通脹。

通脹的定義，一定是基於一個有時間性的通脹率，每年、每月或每一段時期內一般物價上升的一個百分率，而這個百分率不是一次過就停頓下來的。因此，通脹的概念就一定包含著人們對通脹率的預期。物價上升，若不引起人們對物價繼續上升的預期而作任何應變的策略，對經濟整體是沒有影響的。通脹是因為人民的預期而促成，使得物價的上升不僅是上升一次而止，而且由於人們謀求對策，促成了一個按時上升的通脹率。人們對通脹預期的形成不易，但形成了要他們改觀——終止那預期——更難。終止通脹預期的唯一辦法，就是壓制貨幣的增長率，使人們入不敷支，受一點痛苦，不能不要改變預期，因而改變超前消費的意向。

另一種的物價上升，也不算是通脹。那就是，物價在政府管制下，一旦放開了而上升，不是通脹。這是因為被管制的物價，不是真正的物價。物價被管制在市價之下，求過於供，人們或要排隊購物，或要用有價值的糧票，或要走後門、搞人事關係，又或者爭先恐後，打得頭破血流——這一切，都得付出代價——而這樣的代價是價格的一部分。解除了價格管制後，這些代價是不用付的。所以因解除價格管制而導致的以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只是政府統計數字上的上升而並非真正的上升。很不幸，政府的統計數字誤導了民眾。這樣，由於解除價格管制而引起的假的物價上升，可能使民眾認為通脹是真的那麼厲害，而增加了他們的通脹預期。

中國大陸最近大幅度地放開了一些市場價格——這放開是極為重要的——但這種並非真實的市場價格上升，佔有今年上升較速的通脹率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了。


通貨膨脹率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

我們實在不容易估計，今年大陸僅在八個月中就有百分之十九強的通脹率究竟是代表著什麼。在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這數字似乎是包括了由市場價格開放而引起的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但其實這一部分並非通脹。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單以近幾年來沒有價格管制的物價來量度中國的通脹率，這也是肯定會歪曲了中國通脹的真實性。

在這後者的問題上，我向佛利民提出了一個他很欣賞的觀點。那就是以同樣的足以引起通脹的貨幣增長率，假若一部分的物價是被管制的，另一部分是自由浮動的，那麼浮動物價的通脹率肯定會高於所有物價都不管制的通脹率。這是因為在前者而言，貨幣增長的通脹壓力，會集中到不受管制的物價那方面去。趙紫陽說中國的物價大約一半被管制，一半是自由浮動的；假若在比重上也是各佔一半，那麼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貨幣增長率，就會造成足以令人頭痛的通脹。

佛利民不僅同意我這個分析，他跟著在兩次講話中就提出了一個以氣球為例的比喻：以管制一部分物價來壓制通脹，不僅毫無益處，而且會像氣球一樣，當你將手緊捏著氣球的一端，另一端就會特別地膨脹起來。

基於以上的原因，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是被歪曲了的。另一方面，官方的統計數字也可能出錯，低估了通脹率。這是因為這統計在目前還是很不完善，而政府當局應該是有低估通脹率的傾向。有了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們實在難以肯定中國的真實通脹率究竟大概是多少。但無論怎樣說，以近來人民幣對外匯的黑市匯率大幅度地貶值（目前與港幣的黑市匯率，是一對一）來衡量，中國近來的通脹加速是無可置疑的。


貨幣增長以外的兩個通脹因素

通貨膨脹永遠都是貨幣增長率過高的後果。理論邏輯及事實的證據，不容許我們有其它結論。但在中國的情況來說，另有兩個促使通脹惡化的因素。

其一，是我以前提及過的：銀行的利率被管制在通脹率之下。目前，除了三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可作另議外，每年七、八厘的存款及貸款利率，不及通脹率的三分之一！在這情況下，市民當然少作存款的打算，而有超前消費的意向；另一方面，有人事關係（有特權）而能向銀行借到錢的，當然是借得越多越有利可圖。而一旦借到了錢，就必定急不及待地購物或花掉了。這些行為，會增加貨幣的轉動率（velocity），因而使通脹率增長。

其二，中國的市民一年多來接二連三的幾次搶購風潮，可不是因為通脹或物價開放而直接引起的。主要的搶購原因，是在通脹加速及價格管制的情況下，風聲鶴唳；而跟政府有關係的人士久不久就空穴來風，說什麼外匯券要被取締呀，人民幣快要貶值呀，什麼物價又快要增加呀等等，人們豈有不大炒特炒或搶購之理？這些或真或假的傳言，也是引起通脹預期的一個因素。

解除價格管制是應該無聲無息地一夜之間解除。物價上升了，使需求與供應平衡，哪會有人搶購？即使有些看不準的人還以為有利可圖，以為物價開放後還可以炒——例如不久前的花彫酒——他們會因為市價後來的下降而受到懲罰。


控制貨幣的增長率需要其它改革協助

貨幣的增長率對通脹起決定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的。不過，中國的情況與英、美、日及其它國家、地區不同，所以單是控制人民幣的增長率而不作其它有關的制度上的改革，通脹雖然可以壓制，但由於體制上的不協調，中國就要付出很大代價。

先舉國營企業為例吧。這些企業是需要政府支持的。它們也受到政府的諸多管核。政府若讓利息自由浮動（或大幅度上升），對通脹的控制當然大有幫助，但企業既然是國營的，要付高息的話，那就是要政府付高息，政府倘若不多貸一筆款項給企業來付利息，怎可以自圓其說？這也是說，國營企業若不私產化，要壓制人民幣的增長率，談何容易？又或者，政府如要減少國營企業的投資（據說最近已決定減少百分之二十），這準則又從何而決定？有利可圖的投資也要減少嗎？那是為什麼？強迫性的減少投資，使一些作好了計劃的國營企業失了預算，入不敷支，怎麼辦？

同樣重要的，是國營企業的生產在彈性上容易降，難以升。產品有彈性的增加，是協助減低通脹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國營企業的不成氣候，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從樂觀那方面看，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談，中國要減低通脹率的話，比發達的國家容易得多。這是因為中國的體制還大有可改進之處，使生產增加是易如反掌的。解除了價格管制（如上文所說，這以金錢表達的價格上升，不是通脹），加上將國營企業私產化，使生產增加，通脹的壓制就遠為容易了。中國大陸目前所說的什麼先壓制通脹，跟著才慢慢地放開物價及改革國營企業的言論，是不明個中道理的。

再舉銀行的例子吧。中國大陸現有的銀行根本不推行銀行應有的運作功能。更令人頭痛的是，由於要維護本身的權力，政府不容許外來的或私營的銀行在大陸進行正常的商業活動。這樣做，對通脹的壓制就有害無益了。若容許私人的銀行自由決定利率，自由接受存款與選擇認為可以貸款的機構，那對通脹的壓制就一定大有好處。在一方面，私營銀行儲蓄利率的大幅度上升會鼓勵人們存款，減少超前消費的意向。另一方面，有利可圖的生產機構不會借貸無門；這可使生產增加。二者都有助於減低通脹的。

不過話說回來，假若私營的銀行真能立足而又不受到政府的諸多制肘，國營的銀行如不改革就非倒閉不可了。我以為中國的銀行權威是明白這點的。所以歸根究柢，中國改革的困難還是在於特權分子要維護自己的既得權益。所以我對佛利民說：「你的貨幣理論沒有錯，但中國的困難所在是特權反對私產化，單是控制貨幣的增長率，是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壓制通脹的。」這一點，他是同意的。但他沒有想到，一些中國的執政者似乎是以通脹為借口，把價格及體制改革的步伐放慢了！特權要維護特權的利益，又何患無辭呢？

最後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價格不僅包括利率與匯率，也包括工資。放開物價而不解除工資的管制當然是行不通的。由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物質補貼要下降，工資自由浮動是唯一減少動亂可能性的辦法。但企業若堅持為國有，開放後的工資從何而定？其它國家的國營經驗是工會林立，連手罷工的行為不脛而走。所以說來說去，將國營企業私產化是關鍵所在。


人民幣的增長率應該是多少

前文提及，人民幣的增長率，現在每年是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假若這個數字是對的話，那麼今年的近於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通脹率就不容易解釋了。我可以肯定，在我到過的大陸比較開放、私產企業比較盛行的地方，每年的實質收入增長率是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國的官方統計低估了近幾年來的國民收入，是無可置疑的。一方面，個體戶盛行，而這些發達之家少報稅，統計部門就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私營的零售業生意滔滔；其收入，官方的統計也是低估了的。

我向佛利民指出了這些足以炫耀但被低估了的進度，也指出有很多以前不在市場成交的產品，現在已成為商品，因此，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怎能說是大幅度地過高呢？這問題使他感到困擾。一個可能性是：發表的人民幣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長率，是大大的低估了。他同意利率被管制而遠低於通脹率之下，是促長通脹的一個原因。他也同意物價開放後的物價上升並不是通脹，因而通脹率是被高估了。當然，這其中還有上文所提到的氣球的例子，及官方的言論有意或無意間促長了通脹的預期。

更重要的，是根據佛利民多年來的研究，一個在發展中的落後國家，只要推行私產制，那麼，貨幣的增長率，在發展中，是可以比國民收入增長率大一倍，而也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那就是說，假若中國真的能大刀闊斧地改革體制，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絕不會是過高的。但他認為，中國人民對通脹的預期既然已成事實，立刻減低人民幣的增長率，是必須採取的措施。這一點，我沒有異議。


結論

通貨膨脹會妨礙中國的體制改革，是顯而易見的。但先行控制貨幣的增長率來壓制通脹而將其它改革押後，是劣著，因為這會使社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各方面的改革一定要並駕齊驅，越快越好。這些包括立刻開放所有市場價格與工資，盡快搞好產權結構，取消所有官方的壟斷權利，讓利率自由浮動及容許私營銀行參與競爭。從樂觀那方面看，因為中國還有那麼多可以改進的地方，生產的大幅度增加並不困難，所以對通脹壓制是應該遠比發達之邦容易得多。

中國的貨幣增長率，在目前是應該減低的。到了通脹得到控制而人民對通脹的預期有了改觀時，那麼，貨幣的增長率可以增加至國民收入增長率的一倍，還是可以接受的。但這一定要有其它改革的協助。到了經濟大有瞄頭時，再逐步把人民幣的增長率減低。

向來宣稱為人民謀福利的社會主義倡導者，是不應該以壓制通脹為借口，把價格及體制的改革推遲，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也不應該散播謠言，惟恐天下不亂似的，有意或無意之間把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促長了。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四年多，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指出中國通脹的根本問題不是貨幣量增長率高，而是特權借貸使幣量無法控制。該文（見《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第一七五頁）得到很大的迴響。後來朱鎔基於九三年六月底接掌中央銀行，一年之內手起刀落，兩年之內成功地抑制特權借貸，鬼斧神工，到九五、九六年間中國的通脹變作通縮。

台灣股市的有形之手

台灣的股市有價「限」而無股「量」地一連下降了十八天；到了第十九天，下限不達而成交量大幅上升。第二十天的成交量更大，股市指數上升了！這個轉變使當地報章用上不少「報喜」的大字標題，例如「股市強勢翻升」，「陰霾盡掃」，「紅光普照」，「壓力頓消」等等。

本文脫稿的前一天（十月二十四，股市暴跌後的第二十一成交日），台灣的股市再上升，那裡的一般言論當然又大賀特賀了。很不幸，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出悲劇，對台灣的經濟前景半點好處也沒有！這是因為近幾天來那裡股市的轉向上升，不是市場的自由運作，而是政府在幕後以「打顎骨」（jawboning）的方式來「說服」股市的大戶及財團，要他們「照顧」旗下的股票。所謂「照顧」者，乃在有形之手下被迫「入貨」，或放棄賣出的意圖，來「托市」或「護盤」是也。

台灣政府之手是有形而無影的。政府的策劃者威風凜凜地在幕後指揮；名義上是「民間」的「台灣證券交易所」的主事人在幕前奔跑。這是說，台灣股市這次「反彈」是因為政府干預市場的運作。

不管今後台灣股市的走勢如何，這次政府的干預都不會帶來好處。我可以想像四種可能的效果，而其中沒有一種是可取的。

第一種可能，是股票的市價還應下降，但大戶財團富可敵國，有起死回生之能；股市於是被托而起，而且這提升並非短暫的。這情況是可能的；不過，大戶們自己一定心知肚明，他們擁有這麼多高價股票，表面上價值連城，一旦要賣出去，股市就會兵敗如山倒。因此，他們的「大富」只是賬面上的，其實卻非如此富有。這好比一些物業的擁有者或古玩的收藏家，喜歡高估了自己的「珍藏」之所值，自我安慰；但他們知道，若要清盤出售，就很不過癮了。

台灣的股市大戶若被迫著要扮演有奇貨可居的角色，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股市的功用就不能不作廢。例如，不能自由出售的股票市場，怎可能用增股的辦法來集資？這招若不可行，股市不搞也罷。

第二種可能，是台灣的股市在真實價值上不應有五千多六千點的指數，但由於大戶這一托市，盲目的大眾股民又再度成了直覺牛群，見股市上升再買可也。假若這提升是得到無知大眾股民的擁護，就不會是為期短暫的。於是，大戶小戶就會覺得他們是真的富有了——好像他們在股市暴跌前似的。

這種自欺而又過癮之極的情況，其壞處是誤導了股民的消費及投資意向。他們高估了自己的財富，每天大魚大肉，也「炒」高了其它資產的價格。可是歸根究底，經濟的生產能力不能支持這樣的消費，這樣的投資。所以總有一天，股市會圖窮匕現，跌得頭破血流。到那時，因為大魚吃得太多，投資下得太盡，股民翻身無力，破產的破產，有物業的賣物業，豈不是烏煙瘴氣了？

第三個可能，是目前的托市只是短暫的成功，過不了一月半月，股市又繼續下瀉。大戶於是大歎倒霉，中了「有形之手」的計。到那時，這隻手就會變得有形有影，難以下台。

第四種可能——台灣政府及大戶認為是最好的了——是台灣的股市著實是下降得太多了，以至偏低於其真實價值。這可能是由於下降的限額規定，嚇怕了股民，又或者是無知的牛群轉向，不明所以地亂跑，跑得太速太遠。這樣，股市被政府在幕後指點，撥亂歸正，阻止了不應再跌的下降，使官民皆大歡喜。

股市下降「過度」當然是可能的，但政府這樣「撥正」卻沒有好處。第一，郭婉容歪打正著的千分之三的證交稅，微不足道，股市暴跌算不上是由於「有形之手」。但如今的護盤手法，是用上什麼「鐵三角」的千鈞之力，那不是干預市場是什麼？就算是政府對股市的真值是估對了，將來任何資產市價暴跌，政府是否也要大護其盤，撥而正之？第二，台灣股市的結構與規例，顯然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財政部應藉此次股市風潮作一番整頓。但這次護盤卻掩蓋了問題，使人覺得政府逃避現實。第三，大戶集團這次顯然是幫了政府一個忙，雖然大家都是善意，但這不是官商勾結是什麼？天下間沒有免費的午餐，將來政府會怎樣報答這些大戶呢？

說是護盤，但市場的自由卻被嚴重地損害了。看長遠一點，台灣的內資或外資會怎樣想？政府是否希望他們凡事向政府求助？那是說，就算是官、商兩方認為是最佳的「護盤」效果被證實了，也得不償失。我想不到有哪一位對市場運作有深入認識的經濟學者，會認為成功地阻止了股市的下降，是足以彌補「有形之手」的各種不良影響的。

是的，從近幾個月來台灣政府對市場的處理手法看，我們外間的經濟學者是高估了那裡的發展。火雞進口，引起雞農遊行，政府還未修改法例就先對農產品的進口諸多左右；如今股民遊行，政府又在沒有明確的權利或義務下，扮演英雄好漢的角色，伸出有形之手。看來遊行在台灣會成慣例的。而將來的股市或其它市場暴跌，政府若不出手相助又怎能自圓其說呢？就算是今天的股市大戶被迫而做「對」了，得了些甜頭，他們將來的頭痛日子會有的是。

郭婉容沒有錯

近來台灣股市暴跌。因為有個別股票每天不能下跌超過百分之三的規定，其慘痛經驗就迫著要延續很多天。這使我想起佛利民最近在上海談及放開價格時引用過的斬老鼠尾巴的例子。要斬老鼠尾巴，應該一次過地斬，不要一吋一吋地斬。想不到，十多天後，台灣的股市就果真的一吋一吋地斬，可謂不幸而言中矣！

這次台灣股市的恐慌性拋售的導火線，顯然是財政部長郭婉容將舊稅重提，決定於明年初恢復徵收「證券交易所得稅」。雖然，其課稅額僅是利潤的千分之三，微乎其微，但卻點金成鐵，引起股市狂瀉不在話下，而股民連日遊行，鬧得滿颱風雨。政府當局無所適從，作出讓步，將所訂的稅率千分之三減至千分之一點五，但為時已晚，股市照跌無誤。

幾天前，一位《中國時報》朋友在午餐上跟我談到台灣股市的問題，我隨便說了幾句，並提及假若郭婉容真是有意使狂升的股市冷卻下來，而千分之三的稅率能導致股市狂跌，那就是神來之筆了。殊不知這位朋友將這「訪問」簡單地刊出來後，《時報》的電話響個不停。她於是堅持我要澄清觀點。我想，上述的「訪問」過於簡化，而刊載出來的有一兩處並非我的原意，那我就明知山有虎，也不能不偏向虎山行。這篇文章也就非寫不可了。


無知的牛群直覺

是的，在自由市場裡，有些物品的市價可以莫名其妙地狂升暴跌。歷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荷蘭在一六三六年發生的鬱金香事件。那時，該地居民發狂地大「炒」鬱金香的球莖，不少人辭了工來炒、炒、炒，以至最貴的一棵球莖價高二萬英鎊——約值現在的三千萬美元！後來球莖市場暴跌，造成了有名的鬱金香危機。大約十年前，中國大陸的君子蘭也曾發生類似的事件，使以為奇貨可居的買家輸得頭破血流，但比之荷蘭昔日的鬱金香風波，卻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產品上，類似的價格急升暴跌久不久會發生，但次數不多，為禍也不大。這種情況在股市是比較常見的。一九七三年的香港股市，就曾經狂升暴跌：恆生指數從三百點上升至一千七百點而跟著下跌至一百五十點。那一次，一種名為「香港天線」的股票，識者皆知一文不值，但竟然上升至港幣五十多元一股。後來在股市暴跌時下降至零點，股民把它取笑，名之曰「香港黐線」（神經病）！

股市這種莫名其妙的大幅度升跌，有兩個特徵。第一，這現象大都出現在新發達地區開始具有瞄頭的股市中。第二，從百分比看，狂升與暴跌幅度最大的股票，都是些不見經傳或較新的上市公司的。這兩點都支持著這樣的一個結論：莫名其妙的狂升暴跌是由於很多新入行的、對股票毫無認識的人所促成的。

一九七三年，香港的股民十之八、九不知股票為何物——現在有了進步，但還應有十之六、七。（以我自己所認識的股友為例，則為十之四、五，但他們都有點學問，那麼說整體是十之六、七不應該是高估的了。）台灣目前跟香港一九七三年差不多，所以說那裡的十之八、九的股民是「蒙查查」（不明不白的），見人家買就跟著買，是沒有低貶之意的。

股票不容易明白（即使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也沒有幾個能看得懂紐約的︽華爾街日報︾）。股票不是鬱金香，不是君子蘭，本身並不可愛——可愛的只不過是股票能帶來的收入。股民對這收入的來源及前景一無所知，是股票莫名其妙地狂升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無知者與無知者的互相競爭，你看我，我看你，我買你又買，你買我又買，見股票上升，有錢可賺，就完全不管自己所下注的上市公司或機構的利潤，從何而來。這就形成了一種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的行為，盲目地跟著他人「向前走」了。


前景預期與股市價值

歸根究底，某股票的價值，是由發出某股票的公司在實際上可以預期的前景與利潤來決定的。長線而言，購買股票的利潤——股票的升值與派息——應與貸款所得的利息或其它投資的平均利潤相若。但在中、短在線，牛群直覺的行為或訊息的不足可以使股價脫離利潤預期的現實。但因為利潤的預期可大可小，無從鑒定，所以股價究竟是偏高還是偏低就很難說了。無知是要付代價的；很不幸，台灣的一些股民所要付的代價並不輕微。

我們無從肯定，台灣股市暴跌前的八千七百點是否大大地偏高了。如果武斷地衡量，我認為是偏高的。兩個月前，當台灣股市的指數達七千點時，一些美國朋友聽到就問我，怎樣可以在台灣的股票市場上「賣空」；而到了八千點時，我打電話到台灣去找朋友，想賣空，但所得的答案是，台灣不能這樣做。


禁「炒」弄巧反拙

要減少股市的狂升暴跌，「賣空」是重要的。沒有賣空，只准炒上，不准炒落，是促成狂升的一個原因。無知的股民可以買、買、買，但明白股票是什麼的人，以武斷的方法來計算一下，可能認為股票實在不值那麼多錢，但自己沒有股票在手，要賭上一手就不能夠。但若能「賣空」一賭，是會壓制股市的狂升的。那是說，雖然很多股民不知股票為何物，但總有一些對它有認識的人，要與沒有認識的賭一手，若是勝了，錢就會從後者轉到前者那裡去。但因為識者以「賣空」的方法而賭，壓制了股市的狂升，不識者就少輸當贏，因為股票不會從更高的市價跌下來。

台灣（及香港）的執政者對股市也所知不多。他們禁止股市賣空，認為手上沒有股票也能賣出，毫不實際，是「炒」（投機）而不是投資。其實，凡是市場都可以炒，而所謂賣空者，並不是沒有股票也賣出，而是通過股市的經紀人，從不願意賣出股票的人那裡將股票借來賣出去。賣空其實不「空」，只不過是賣出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罷了。

禁止「炒」的政策，往往弄巧反拙。台灣股市每天百分之三的上升或下跌的規限，會促成這次股市有較大的跌幅。理由有二。

第一，股市下跌的時間越長，對股市不看好的人就越來越多，而悲觀的情緒就越來越「鞏固」了。第二，股價有了下降的規限，放進股市去的錢，不容易拿出來！這怎會不嚇怕了人呢？如此一來，膽子再大的也懂得靜觀其變，多加考慮才會向股市打主意。這樣，只要有一個人一定要將一小部分股票賣出去，但卻完全沒有人肯買的話，這股價就會跌至零點。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下跌的規限是會促成這種傾向的。去年十月的股市暴跌中，香港糊里糊塗地將股市關閉幾天，使股民嚇破了膽，以致今天的香港股票，在下跌的百分比上甚於任何其它地區。台灣的股市有了上述的規限，可以說每天都處於半停市的狀態中；但因為一吋一吋地斬老鼠尾巴為時甚久，其後果可能是比幾天的全停市更差的。


結論

無論怎樣說，不值那麼多錢的股市遲早會下跌，而早一天下跌比遲一天好。股市的真實價值遲早會出現，從八千多點暴跌總比從二萬點暴跌至同一的市值有利得多。

我是不贊成政府在市價上作任何干預的。而除了用武斷的辦法，郭婉容無從知道台灣的股市狂升至八千多點，是否大大地偏高了。但若不是大大地偏高，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三的「證券交易所得稅」是不可能導致股市暴跌的。因此，我們不能不作此一結論：台灣股市應該暴跌，而微不足道的稅竟能觸發了它，歪打正著，使幾個月來岌岌可危的股民驚醒過來而割須棄袍。

所以我認為郭婉容並沒有錯。她這一著阻止了股票從更高的股價暴跌的可能性，雖然或者要過些日子才暴跌，而受損失的有一部分是另一些人。話得說回來，假若政府真的可以像郭婉容那樣點金成鐵，當然也可點鐵成金，政府於是就以為可以左一點右一點地修改市場上偏高或偏低的不「合理」價格。但這是做不到的。政府的武斷一向乏善可陳，而假若干預後的市場不跌反升，或不升反跌，怎麼辦？

郭婉容做對了一次，是不足以為范的。台灣政府應該立刻取消每天股價上落的上、下規限，跟著容許「賣空」的安排。此外，在政府的龐大宣傳費用中，不妨取消一些空泛的政治廣告，多向股民解釋一下股票是什麼。

大同與小異

大家坐下來，趙紫陽對佛利民說：「你是教授，我是學生。你遠道而來，話是應該由你多說，我多聽。但我希望先說一下中國的體制改革及所遇到的問題。」這一「說」，就用了一個小時。中國的問題複雜，一個小時（包括翻譯時間在內）是起碼的了。

佛氏聽得很用心；其它在座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全神貫注的。趙氏的講述清楚明晰，按部分析，邏輯井然，在六十分鐘裡，將中國經濟的整體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在想，幾年來我在中國多次來往，曾與不少中國經濟學者、幹部或朋友談及過中國的經濟問題，但從來沒有聽過像趙紫陽那樣清楚的分析。儘管有些地方我不同意，但這位總書記名不虛傳，是一位如假包換的經濟學者。究竟他從哪裡學得這些本領呢？

我這樣想著時，佛利民發言了。他說：「總書記先生，你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但聽到你剛才對中國經濟情況的分析，你的本質是教授呀！」

趙氏大笑，笑得很開心。然後說：「我只讀過中學。」佛氏回答說：「不要把在學校的時間多少與學問的高低混為一談。有些人在學校念了很多年書也沒有什麼學問；有些人唸書不多，但學問卻非同小可。」

我認識佛利民二十多年了，從來沒有聽過他說言不由衷的話。他在學術上的聲望如日中天，也曾周遊列國，所到之處，執政者無不大排筵席，他是不需要說一些阿諛奉承的話。我於是想，他像我一樣，是對趙氏有點佩服了。

會談從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到六時三十分，談了整整兩個小時。蘭亭已矣，趙總書記送我們到門外的汽車旁停下來，指點江山，向我們解釋哪一個是中海，哪一個是南海。我和佛氏夫婦進了汽車，車子開行後，我對佛氏說：「米爾頓，那位總書記懂經濟！」他毫不思索地回應：「不僅是懂，而且有深度。」我繼續說：「他說得那樣層次分明，似乎為了這次會談作過不少準備。」佛氏回答說：「不是的，他對中國的經濟問題一定是日思夜想，想了很久，所以談話時不用準備什麼。」車子裡靜了一陣。我再問：「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吧？」佛氏回答說：「沒有。」又過了一陣，他的太太——本身是一位很好的經濟學者——說：「真的沒有。」


為什麼會談是歷史性

我一向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是沒有能力改造社會的。所以在未見趙紫陽之前，在進早餐時，我對佛利民說，大家是過來人，知道自己無足輕重，沒有什麼偉大的使命感，我們所能做到的只不過是作一些經濟闡釋，介紹一些外地的經驗，讓執政的人多一點選擇。佛氏同意。但我又說：「不管怎樣，在適當的環境下，你與趙氏的會面可能是歷史性的。」他回答說：「你的樂觀性格又來了！」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二百多年來，自史密斯以後，佛利民是倡導自由經濟的最有名氣的經濟學者，站於維護私營企業、自由選擇的一個極端上。趙紫陽呢？他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兩雄相遇，若非觀點上無法接近，只要會面時彼此不是光說一些空泛而不著邊際的客套話，使談話有充實的內容，那會談就是歷史性的了。

在會談之前，佛利民和我花了四天的時間研討中國的體制改革及其所遇到的困難；我也向他解釋過什麼是「雙軌價格」、「承包合約」、「外匯調劑」、「鄉鎮企業」、「兩權分離」等等的概念與實際情況。我看過他改了又改的建議書，知道他要談的不是空泛之辭。只要趙氏能開心見誠，說得明白，使大家能將同意的與不同意的表達出來，就會在中國經改的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


說是高手並不誇張

我不想在這裡詳盡地述說趙、佛二人的對話——將來有機會，我會小心地將資料整理的。一般報章的報道，是莫名其妙地將趙氏的言論「保守化」了。回港後，我曾提及趙氏的經濟學問絕不膚淺，可算是高手。這使一些朋友認為我是過於抬舉了他。他們認為沒有正式受過經濟學教育的人，怎會從經濟理論角度看經濟問題，而又可以及格的？

要澄清這一點，單舉一個例子就夠了。多年以來，重要的西方經濟學者都反對外匯管制，而在經驗上，外匯管制是百病叢生，沒有可取之處，得益者只不過是一些特權分子而已。近幾年來，中國專家們要維護匯管的言論，不外是什麼中國太窮、有什麼特別的情況、外人難以明白等等的老生常談，令人一聽就知道是毫無理論的信口雌黃。

在北京的會談中，趙紫陽所提出的暫時不應解除匯管的分析，是我所知道的維護匯管的諸多理論中，最有道理的了。雖然他的分析，可能因為過於簡短，說得不大清楚，但還是甲級的理論。

且讓我試以經濟學上比較精確的概念，來闡釋趙氏的匯管理論。雖然我這個闡釋不一定對，但我認為應該比旁聽者所筆錄的模糊不清的內容較為準確。

簡單地說，趙氏認為中國的物價，有一些是被管制的，有一些是不被管制的。這使管與不管的比對價格不「合理」——即西方所說的失了指導資源運用的重要功能。要是解除匯管，讓匯率自由浮動，那麼國內的不「合理」比對價格與國外的不管制的比對價格自由地配搭，那就可能導致應該進口的不進口，應該出口的不出口，擾亂了經濟的規律（尤其是在原料那方面的價格與供應），所以還是等中國的價格全部放開，使國內有可靠的比對價格後，才解除外匯管制。認為我過於抬舉趙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他是很有見地的吧？要不是我在一九八一年曾經想過類似的問題，我不會一聽就悟到他的含義的。

在我來說，雖然這理論高人一等，但我還是認為匯管是應該立刻解除的。（佛利民當時的回應，也是匯管要立刻解除，後來我恐怕他在當時不明白趙氏的含義，再和他研討，大家的觀點沒有分歧。）我認為要立刻解除匯管的原因有三。

第一，管制的價格不能自由地買到產品，究竟「合理」的價格是什麼我們無法知道。若匯管被解除了，加上沒有進出口管制，那麼有價格管制的產品，由於不易買到，肯定是進口的多，出口就非補貼不可。這樣一來，在價格管制中特權分子的圖利機會就大幅度地下降，因而迫使國內物價改革的速度加快。

第二，中國的匯率管制在目前往往是有名無實，只有像來自台灣的探親旅客那樣不明內裡，才會在深圳的關口排隊以公價兌換外匯券（多走一百公尺路，雙倍的人民幣舉手可得）。既然米已成炊，又何必以「多軌」的匯率來擾亂市場的訊息，使做生意的人用各種鬼鬼祟祟的辦法來炒灰市，增加了交易費用呢？

第三，匯管維護著外匯券的存在，一國兩幣，增加混淆，半點好處也沒有。

話雖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趙紫陽的匯管理論確是一個有思想的理論，與以往我們常聽到的「托辭」大為不同。而在會談中，他的其它觀點也令人心折。

例如，我沒有聽到他說開放物價會導致通脹（雖然很多人認為他曾這樣說）。又例如，他建議的價格改革，壓制通脹、改革國營企業的制度，並無先後之分（中國經濟學者則有先後的紛爭），而是同樣的重要，要一起推行。在整個會談中，他顯然知道這三者息息相關，互相協助的基本經濟原理。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與趙氏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我也很欣賞趙氏的坦率。他直言國營企業究竟誰屬是模糊不清的，因而肯定地指出，鄉鎮企業遠勝國營。他知道利率是應該超過通脹率，國營企業若因利率高昇而倒閉是件好事，但一下子大量倒閉，衝擊可能太大。他也直言憲法的通過與實施是兩回事。

是的，在整個會談中，趙紫陽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政客，而是一個學者。佛利民說他有教授的本質，是可圈可點的。


大同是客觀分析與實事求是的效果

在這次會談中，能聽到趙紫陽那樣開心見誠地、全面地、有系統而又清楚地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使我們耳目一新。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一些細節外，趙氏與佛氏大體上彼此沒有不同意的地方。雖然在會見之前我曾意識到可能會有這樣的效果，但達到了這一步，總是有點驚奇。要知道，這次會談內容充實，雙方沒有用上空泛之辭；趙氏也沒有提及什麼中國的特殊情況，什麼堅持，什麼外人不懂的中國國情之類的八股言論。趙佛二人的社會背景本來是各走極端的，但在各有內容的研討中沒有基本的衝突，這樣的會談應該是歷史上第一次吧。

佛利民未到中國之前，我曾在電話中跟他談及，經濟學者在科學發展上必有的紛爭，外人往往有所誤解；因此，他和我在中國會面時最好先將各自對中國的看法討論一下，互相瞭解，免得日後在中國的朋友面前，我們因為不明白彼此的意見而有了分歧，引起人們不必要的誤會。這個提議，他是贊成的。所以從上海到北京的四天行程中，我和佛氏談了很多有關中國的問題，互相有了基本的共識。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如下的六點：

第一，那所謂「資本主義」有很多種，其中不少是無可取之處的。例如國民黨在大陸時的「資本主義」，印度幾十年來的「資本主義」，我們就不敢恭維了。

第二，「社會主義」也有很多種，其中很多——像蘇聯的——也是一無可取，但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使人民有保障的清楚權利而又讓他們自由選擇和競爭的，我們絕不反對。於是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實際上能夠施行的最佳「資本主義」，與實際上能夠施行的最佳的「社會主義」，在實質上是同一回事。在這一點上，佛利民認為不同「主義」的分別並不是排列在一條直線上而背道而馳的。他認為不同制度名稱其實是一個圈子：為社會——為人民——的自由與生活推行而又可行的制度，不管名稱是什麼，總會匯合在同一點上。

第三，關於中國的通貨膨脹，我們認為所有有關的言論都有很大的誤解。其中一些他和我都在不同的場合裡解釋過了。但比較詳細的分析，還是要讓我另寫文章加以澄清。

第四，「私有產權」的主旨是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權，收入享受權，以及自由的轉讓權，而只要這三種權利存在，合股經營的也是私產。但所有權誰屬並不重要。中國所提倡的兩權分離（兩權，即所有權與經營權——後者包括私產的上述三種權利），是可行的，雖然會有增加一些交易費用的顧慮。佛利民不僅同意我提出的香港土地的所有權屬政府但仍然是私產的例子，也同意我提出的在美國借錢買汽車的例子——即法定車主是銀行，註冊車主是車輛的擁有者——因而建議中國可以將國營企業的資產淨值，折現為資本，作為是向國家借來的款項，付利息（或稱為稅）以外，政府就不再插手干預。這種「徹底承包」，具有私產的功能，因為私產其實是一種承包制度。

第五，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到了最重要的關頭。這改革弄得不好的話，可能會像南斯拉夫那樣，途中出現膠著狀態，退既不得，進也不能。佛氏也同意，假若中國的改革在途中被「膠著」的話，它不會變成南斯拉夫，而會變為印度。

第六，中國改革的癥結，是在於特權分子要維護他們的既得權益，而在實踐上，我們不知有什麼輕而易舉的辦法，能將這些特權買過來或順利地取締。

我和佛氏在這幾點上既然沒有分歧，那我就意會到在他與趙總書記會談時可能很融洽。但我沒有想到，在會談時，趙氏的表現竟是一位經濟學者的風範，坦白而誠懇，半句政客通常會說的話也沒有說。他提及通脹的困擾——但卻明白通脹不是由價格開放而引起的（佛氏只強調地指出，在管制下的低價是要包括其它代價的，所以並不低廉）；趙氏提出兩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方案（佛氏沒有反對）；趙氏提出國營企業的權利誰屬與模糊不清的問題（佛氏補充：即使不將國營企業私產化，起碼也要讓私營企業自由參與競爭）；趙氏也提出了股份制的推行（佛氏指出股權自由轉讓極重要）。趙氏沒有提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佛氏卻指出能使廣大民眾得益的制度，都是好的社會制度。「主義」一辭，大家都沒有提及。這可算是高手過招了。

二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佛氏在辯論時不手起刀落，但這次會談他沒有這樣做。這個從來不畏權勢、不賣帳的人，很顯然是欣賞趙氏的經濟分析的。除了上述的一些補充外，佛氏曾作了一個重要的更正。當趙氏提出中國的投資與消費過高，需要降低一點，佛氏的回應是，只要投資與消費是從儲蓄而來的，不可能過高，但如果以印鈔的辦法來投資、來消費，就會引起通脹。這一點，趙氏看來是明白而同意的。

我反覆思量趙、佛二人在會談中彼此不同意的地方，似乎只是解除外匯管制的時間問題。佛氏認為解除外匯管制是首要之事，應立刻進行；趙氏認為要等到國內的價格全部放開後才解除匯管。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但很可惜，他們二人沒有多用點時間繼續在這問題上作深入的討論。其它有一些小異，例如趙氏沒有將工資包括在價格之內（物價與工資是要一起放開的）。而關於特權分子維護既得利益的重要困擾，雙方都沒有提出來討論，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夕之間可以得到答案的。


結論

十年前，佛利民要和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在經濟上達到相近的觀點，是不能想像的。今天的大同小異，不難想像，但親身目見耳聞，還是令人詫異，感到高興。我認為趙氏與佛氏會談時不是各投對方之所好：他們的坦白與誠懇，溢於言表。趙氏的思想不是「走資」，而佛氏也並非改變了品性。他們之所以達到大同，是因為大家拋開口號，摒除成見，客觀地在中國的經改問題上探討。我不熟悉趙紫陽，不能對他的思想轉變（或沒有轉變）作判斷，但佛利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改觀是頗為明顯的。他不反對兩權分離，不千篇一律地維護「資本主義」，認為有創新的與私產異曲同「功」的「社會主義」他可以接受，也同意除了控制貨幣增長率之外，中國的通脹是需要其它的改革來協助的。

同樣重要的是，在會談中趙氏所支持的「公有制」，絕不是大鍋飯的那種「公有」，而是有清楚權利界定的公有。例如，香港或美國的上市公司是公有的，但股權的擁有者卻是私人。佛利民的「公有」觀點更為廣泛，他認為所有社會都是公有的，問題是權利應該怎樣界定而已。趙、佛二人之所以達到大同，大家對「公有」的不謀而合的認識，是重要的因素。

英諺說得好：明智的人，只要能明白對方，都會彼此同意的。可惜這會談的時間還不足夠，不能讓趙、佛二人在重要的匯管問題及其它較次要的「小異」上多作研討。

佛利民對趙紫陽欣賞，是無可置疑的。但佛氏擔心的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氣候中，趙氏的經改精力若何不得而知。而一旦鄧小平不在，或趙氏下了台，中國的命運又怎樣了？

佛氏認為中國的體制改革是一個偉大的實驗，他寄以厚望。但他指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共產黨的國家能成功地推行廣泛的基於私產而又自由的市場（所有權不管誰屬），因此，他對中國不能過於樂觀。他認為中國的改革若真能成功的話，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創舉了。作為一個美國人，為美國人的利益計，他希望中國能成功，因為中國沒有侵略他國的野心。

是的，不管大陸及香港的報章有數之不盡的報道，我認為佛利民的中國之行，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無足輕重的。不過，他的此行，關於經濟運作訊息的傳播是增加了的。中國人對他的誠意應該感佩，也應該讓他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認為是史無前例的成功改革。

《中國的前途》作者後記

我對共產中國經濟的研究發生興趣，是始於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任職的時候了。該大學收藏了很多珍貴的書籍，百忙中我每星期總要花上幾小時在那裡的東方圖書館參閱。當時我正全力在產權經濟的理論上鑽研，很想知道共產制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碰上中國大陸的文革一個史無前例的、最極端的共產政制－－搞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就希望能在一些大陸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一些啟示。



很不幸，我翻了六大本關於大寨、四大本關於人民公社的書（是日本所編輯的大陸文章），頁頁都載滿了「偉大」的術語，書中除了對毛澤東歌功頌德之外，內容空泛，不著邊際，使我白白花了兩個月的工夫也一無所獲。其它的大陸報章及有關資料更令人反胃。可以說，在那時，我對中國大陸經濟的研究，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同一時期在美國出版的多本關於共產中國經濟的書，都不值一看。可不是嗎？我自己懂中文，能找到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尚且不明大陸的真相；而這些書的作者，只靠著數字圖表之類的「陣勢」，又怎能言之鑿鑿呢？我想，這些書都是廢物！當時不僅我個人是這樣想，其它較有份量的經濟學者也是這麼想。過了不久，經濟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研究失卻了興趣，多個學術基金會都一致地不支持有關的研究了。



是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整整二十年間，比較可靠的有關消息，還是得自那些生活於中國大陸的親戚朋友的見聞。我所聽到的每一件關於那裡經濟的事，都使人不寒而慄。雖然我希望那些傳說並非事實，但五花八門的恐怖傳聞如出一轍，其間並無矛盾、可疑之處，於是在心底裡我知道：中國大陸是真的陷於不幸的困境中了。一個慣於作實證研究的人，對資料與資訊的真偽，有外人難以理解的觸角，知道信口開河的資料是犯駁而站不住的。同類可信的恐怖傳聞聽得多，久而久之，就變得麻木了，對中國大陸也就失卻了希望。



因此，到了一九七八年，那裡有比較明顯的開放跡象時，高斯與佛利民不約而同地希望我能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做點研究工作。我感謝他們的關懷，但提不起興趣。話雖如此，一九七九年夏天，我還是回到廣州及佛山去看看。這是一次難忘的旅程。所到之處，滿目瘡痍，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兩位姐姐還是把我看作小弟弟般的款待我。而事實上大家都老了，提起以往，她們一字一淚地訴盡心中無限事。我也趁便到佛山的英華校址（現名為佛山一中）一行。從一九四五年至四八年，我曾在那裡讀過小學，睹物思人，向校長問起昔年的老師與同學：我提出五、六個人的名字來，所得的回答，都是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就不再問下去了。



不管怎樣說，共產政制的經驗，確是不堪回首。在那次的行程中，我向親戚朋友問了很多關於以往的事，問及他們現在（一九七九）的改進，也看到好些普通人的現實生活與幹部的作風。於是，我對共產制度開始有些理解，雖然比較深入的體會，還是後來在多次的旅程與觀察中才能得到。



一九七八年，我曾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術社寫過一本關於共產經濟的小冊子。他們知道我在七九年到過中國大陸，就急不及待地要我寫一篇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短文。我左「推」右「搪」了很久，結果還是在八一年執筆，寫了初稿，長達數萬字，他們在八二年以小書的形式出版。我反對用「資本主義」這一詞（他們堅持要用），不過，我卻推斷了共產中國會走向近乎私有產權一般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那小書內，我推斷在中國大陸會發生的事，可說「百發百中」了。就這樣，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個「中國專家」。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是本書的第二部分。這中譯是不夠完善的。翻譯有時比創作困難得多，更何況譯文的初稿不是由原作者親自動手的。但我認為，對中國大陸經濟有高度興趣的讀者，最好先讀這一篇長文，且不妨多讀幾次。



在白紙黑字上推斷了什麼會發生，就如買了股票下了注的人一樣，當然對有關的一切特別留心。此所以，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對中國大陸的改革，以及改革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困難，不斷地觀察、調查、思考；也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上寫過八、九十篇文章。



拙作的《賣桔者言》一書內，與大陸有關的題材，雖然幾乎佔了一半，但正式針對大陸而寫的文章，還是由此書－－《中國的前途》－－開始。八四年十月至八五年五月的七個月內，我一共寫過二十一篇。《為一絲希望寫文章》是當時最後的一篇，可說是我心目中的代序，故置於本書之首。其它二十篇我就不再分門別類，而以發表時的先後來處理了。

（1988年秋）

米爾頓·佛利民

按：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佛利民在香港演藝學院的歌劇院作演說，聽眾一千七百人。本文是該晚介紹佛氏的中譯講詞。



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艾麗斯的世界中：他們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來的地方。作為其中之一人，我當時照例工作至深夜。

一天，已是凌晨，我帶著疲倦之身躺在床上，無意間見到隔鄰大廈的頂樓，有一個房間的燈光還在亮著。此後很多個深夜我也見到這孤寂的燈光。後來我知道那光是從佛利民的書房透出來的，就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超級明星的教授，竟然會比一個籍籍無名的新入行的人還用功。

對了，在半個世紀中，這個人求知若渴，不獲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是因為這種毫不鬆懈的精神與天才的結合，才造成了我們今天晚上要為之致敬的佛利民。

米爾頓·佛利民的維護私營企業與個人自由的形象，在我們之間，早已有口皆碑，而這個形像已傳播到世界上偏僻的地方。我認為一個學院的教授能有這樣驚人的感染力，主要的原因可不是他曾經寫過大眾化的文章，而是佛氏的學術著作有一種很特別的本質。

我沒有資格評論佛利民在初出道時對統計學所作出過的貢獻，但當我在一九六二年初讀到他的《消費函數理論》時，仿如觸電，驚覺到經濟學是一門以事實驗證的科學。這本書是理論與事實結合的神來之筆，追隨著亨利·舒爾茲（H.Schultz）與歐文·費沙（I.Fisher）的偉大傳統，而又創造了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的高水平。如果稍為誇張一點的話，我們可以說，假若沒有像這本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論文，經濟學可能不會在一九六九年被選為足以頒發諾貝爾獎的科學。

一個人能例行公事地超越傳統的智慧來開發新的辯論，應該是上蒼特別賜與的才能吧。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一篇在一九五三年發表的關於《正面經濟》的文章，觸發了一個持續了十多年的方法論大辯論。到了今天，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第一課，教授們都愛講述可以被推翻的假說的意義了。

一九四九年所發表的《馬歇爾需求曲線》，原是一篇關於經濟思想史的文章，但卻啟發了經濟學者對一般均衡理論有較深入的認識，也帶來了無數的關於搾取消費者盈餘的價格行為的研究。

一些關於供應的課堂講義，不僅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成本的概念，甚至使「追求利潤」這個假設失卻了意義。一九五三年發表的闡釋浮動匯率的文章，間接地促成了二十年後布列頓森林制度的崩潰。

今天，工商管理學院對它們比較新的而又在市場大有價值的財務學感到很驕傲；但假若沒有佛利民在一九四八年與沙維治（J.Savage）合著的《風險選擇的功用分析》，這門財務學恐怕不會創立吧。一九六八年發表的《失業的自然率》，成為近十多年來「理性預期」理論的中流砥柱，造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勇敢新世界。當然，那一九五六年的幣量理論的《另說》，是貨幣理論「反革命」的基本文獻，而這個衝擊，到下一個世紀還會有影響的。

佛利民自己曾經說過：一個理論的功用是不能以對或錯來衡量的；理論只能以它解釋現象的能力來衡量。同樣，要是我們評論佛利民的觀點是對還是錯，或思想是否創新，那實在是貶低了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他的真正貢獻是啟發，是開導，是火花，是電擊。他不徵求我們的同意，卻逼使我們一想再想那些一向被認為是老生常談而不必費心的事。因此，佛利民的著作永遠都要比他文字所能表達的意義大得多；凡是他接觸過的題材，我們就要轉到在不同的光下看。

我們或者可以說，馬歇爾是一個較偉大的理論天才，或說李嘉圖是一個更驚人的模型建造者，或說史密斯是一個較有深度的哲學家。但說到挑戰與更改一個成見的本領，佛利民卻是無出其右的。這一點，我認為是這個人的「斤兩」所在。

對墨守成規的思想改變，有如斯巨力，就是街上的人也避不了他的感染。好幾次，佛氏對我說，他對政府的經濟政策半點影響力也沒有。他是太客氣了。從美國到英國到法國到紐西蘭到日本到台灣——而現在又到了中國大陸——他的自由觀點使鐘鼓齊鳴。假若我們要說，本世紀開頭的三分之二是馬克思及凱恩斯的世界，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後來的三分之一是屬於佛利民的。

讓我將個人的賞心樂事與大家分享：近幾年來我收到很多中國大陸的青年的信，都表明他們對佛利民的思想有所認識。假若這真的是顯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那麼在一九九七之後香港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如下的事情可能是人類命運的寫照：毛澤東只需三個月就將中國所有的農村改為人民公社，但像佛利民那樣才高八斗的經濟學者，加上他無數學生與同事的協助，竟然需要三十年才能更改一個信念——而具這個信念僅是基於空泛之辭。

這個長久等待的代價，雖然龐大之極，但還是值得的。這是因為一個等了很久才冒出來的真理，有屹立不倒的能耐。這正如佛利民和他太太在《自由選擇》的《前言》中所說：「假若一個人一夜之間被說服——或在十個『一小時』的晚上被說服——他不是真正被說服的。他可能在另一個晚上，被一個觀點相反的人改變了。唯一能說服你的人是你自己。你空閒時必須將問題放在腦子裡轉來轉去，考慮到很多論點，讓它們慢慢地蒸煮，經過一段長時期之後，才將你要選擇的確定下來。」

是的，我們相信佛利民，不是因為他要我們相信（他從來沒有提出這個要求），也不是因為他不斷地闡釋（他確是這樣做），而是因為時間與經驗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覺得他的觀點是對的。

我有好些中國朋友曾墨守成規地背誦馬克思與毛澤東的格言。現在，這些朋友對佛利民的觀點開始辯論了。中國的希望——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希望——是這樣的辯論能繼續下去。

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

按：這篇論文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三日上午在上海由復旦大學及美國的CATO聯合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中宣讀。原文為英語，作者於一九八九年九月自譯為中文。


大約十年前，中國對外門戶開放，跟著而來的體制改革的速度與幅度是驚人的。假若我們回顧十年前的中國，我們會認為官方發表的大有可觀的經濟增長數字是低估了。不管中國會變成怎樣，將來的學者會肯定她這十年的進展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經濟演變。

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那時，除了高斯以外，沒有一個朋友同意我的判斷；他們認為我是過於樂觀了。我當時肯定地指出，雖然中國官方可能永遠不會高舉「私有產權」這個名稱，但實際上中國將會採用一個近於私有產權的制度。

今天，我禁不住說一聲：當時有先見之明。但很不幸，中國最近發生的事，也證明了我在兩年前的另一個推斷是對的：比較容易改進的，大致上中國已經改進了；比較困難的、沒有大刀闊斧的政策就改革不了的障礙，將會出現。

外間的人與中國的執政者同樣意識到困難的所在。中國有加速的通脹及與日俱增的政府支出；價格管制使政府的負擔日漸沉重，但要解除管制，政府又沒有足夠的財力來大幅度地提高幹部的薪酬，以致大有可能使得局面混亂不安。這個觀點沒有錯，但我認為問題的癥結，是在於那些有壟斷性的國營機構要維護它們的既得權益。

在這篇文章裡，我會首先簡略地討論中國土地及勞力這兩方面私產化的成長。跟著我會說及要將國營機構私產化的困難。最後，我會分析這些困難與近來的大字標題的通脹與財政問題的關係。


私有產權可以用合約創造出來

將私產廢除而採取共產制度的途徑是革命；但與此相反，私產卻是可以用合約的辦法來建立的。十年前，當承包合約開始在農村推行的時候，中國的執政者可能不知道他們所推行的最終效果，實際上是一個私有產權的制度。今年三月之前，他們對「私」字避之若蠍。但經過六、七年的轉變、改進，中國的承包合約在實質上是西方的信託契約（deed of trust）。

「承包責任」是指個體戶，或一組個體戶，向政府承擔生產及提交一些「盈餘」的責任。原則上，政府是不再作其它約束的——雖然在目前工商業的承包制度中，政府的管制層出不窮。中國承包合約的進展，其遇到的困難及對資源使用的影響，是大有學術研究價值的。

這裡不妨引述我在一九八六年所寫的關於承包制度的本質：

「所謂『承包責任制』合約，以它最簡單而又最完善的形式來說，是等於用租地的辦法將土地界定為私產。租約的年期可長可短，而在原則上，這租約可以是永久性的。作為一個租約，國家沒有放棄土地的所有權，但使用權及收入享受權卻變為承包者所私有。至於土地的轉讓或買賣權，則可由轉租的辦法來處理。政府所徵收的幾種『公糧』，則大可以加起來作為固定的租金，而又因為這租金是繳交給政府的，就可稱為地稅或『物業』稅。假若租約是永久性的，再加上可以自由轉租的權利，那麼承包合約下的土地便成為最完整的私產了。

「在古代的中國，或在中世紀的歐洲，『租』與『稅』的意義是沒有分別的。一個郡主收『租』，當他變成了『政府』，負起保護之責或提供解決糾紛等等服務時，他所收的租就變成了『稅』。從這一個角度看，中國的承包責任制的演進，就好比將歐洲幾個世紀的演進在三年內重演。」

是的，在農業上，中國的承包合約與西方的土地私有制極為接近。最明顯但不大重要的分別，是前者採用租約形式而後者採用契約的形式罷了。那是說，前者是沒有永久權利的。對不同的地區或不同的農業種植，承包合約的年期有頗大的差別，而較近期的合約，年期則較長。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沒有指明承包的年期。這樣，政治的氣候會影響承包權利的穩定性；另一方面，過了一段相當時期後，承包者就會認為他的權利是永久的。

用租約授予地權的辦法是與香港相同的——後者的「私有」土地都是與政府釐定租用的。這一點與中國其它的一些發展，顯然是受到香港的影響。但中國採用租約的形式而不採用契約，是有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的。以租約授權，業主還是國家，這可迴避了「私有」的名義而保存了社會公有制的形象。合約的轉讓——那就是私人將土地出售——在初期是禁止的，目的是要阻止賺地價。但後來這轉讓是放寬了，而在一些地區，承包者對轉讓的禁止置之不理。

公開拍賣非農業的土地，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第一次施行。為了要保護「公有」或「國有」的形象，土地的年期不是永久的。但在經濟學的觀點上，土地的私產性質還是創造了；而不久前，白紙黑字地容許物業轉讓時的賺價，不僅馬克思被遺忘了，就是亨利佐治也遭遇同一命運。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在上海的一次土地拍賣中，一家日本公司勝出。自共產革命以來，這是第一次外國人能在中國的泥土上公開地獲得一份「私有」產權。這對中國土地私產權益的保障是有幫助的。由於有外國人的參與，倘若政策上回頭走，就會引起更廣泛的影響了。


勞力私產化遠為容易

勞力的私產化比土地更為普及，雖然這個發展少受人們注意。土地與勞力不同：前者不能作決策，後者是人，而人是有主意的，因此，政府只要一旦放棄勞力的操縱，這勞力個體就會自動地自負責任。這也是說，一旦政府不對勞力諸多牽制，勞力就立刻變為私產。

大約五年前，當中國的執政者把分派工作的硬性規定放寬後，勞力私產化就開始變得明顯了。這放寬是因為那所謂「待業」的人太多，而香港到大陸投資的又堅持要以私訂合約的辦法僱用工人。合同工的「繁殖」始於珠江三角洲一帶，然後向北如草蔓延。今天，我們在北京所見到的勞工管制，在中國的南方已不可復見矣！

經營小生意的個體戶隨處都有：在南方，即使國營機構也拒絕僱用國家職工——他們選用合同工。

在南方，國家職工制度的存在，目前只靠三方面的支持。第一，國家職工有較安全的保障與較優的退休待遇。第二，在國營企業中，合同工有蓋頂的薪金。第三，一部分較大規模的企業還是國營，因此減少自由就業的機會。話雖如此，在一些地區，尤其是香港投資者眾多的地帶，國家職工這制度已潰不成軍了。


工商業所面對的困難

一九八五年，中國開始將她在農業上辦得頭頭是道的承包合約，擴展到工商業那方面去。我在一九八六年曾指出這方面有五大困難：

「第一，生產要素如一張台、一具機械、一分商業知識或某一公司的字號，在一個有眾多成員的機構內，是不能像農地那樣劃分為私用的。那就是說，在我們熟知的公司的機構內，協助生產的資產通常都不能界定為個人所有。在中國的生產機構或單位，通常都是由多個成員合作生產的；機構內的資產就不容易像農地那樣按戶或按個人劃分。沒有明確的物質資產劃分，在集體承包制下，生產所得的分配就容易引起紛爭。

「第二，除土地外，所有生產要素（或資產）都不是永久性的。廠房設備與機械甚至樓宇都會因時間而貶值。因此，在承包合約制下，政府就不能不指定再投資的數額，產品的種類，甚至經營的性質。在決定這些問題——尤其決定投資的數額時——政府與承包者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當然，在投資與生意上的決策那方面說，政府絕不可能勝過那些置身於『本行業』中的人，更何況工商行業五花八門，變化多端。

「第三，工商業的生產程序，遠比農業來得複雜。第一手訂了合約之後，還要向下按級以合約分派工作——在香港又稱『判上判』——是很常有的事。同樣，在中國的工商業承包制中，也就產生了複雜的『層層承包』。因為第一手承包是與政府訂約的，而又因為有著以上提及的兩種困難，政府就往往對層與層之間的議價加以干預。另一方面，層與層之間的合作是不可以隨意選擇的——不能自由競爭找合作者，合作的糾紛便會湧現。

「第四，在工商業而言，市場的情況變化大，盈餘與虧損往往有大幅度的上落。因此承包合約的年期（通常是一年）就遠較農業的為短。政府喜歡按照生產機構的成敗得失，在續約時增加或減少要徵收的款項。如此一來，某一承包機構在一年間能意外地大有所成，他們對政府續約時的增『收』就會大表不滿。

「第五，人與人之間的智能或『知識資產』相距甚大，而在工商業中，這些差距會帶來很大的生產分別。一個商人或企業家，有好的頭腦或主意，可以價值奇高，但在農業方面這是很少見的。因此，加上承包合約的短暫，大有價值的主意或發明，就被埋沒了。事實上，政府在合約中所規定的平均薪酬，最高以每月人民幣二百五十元為限，那麼承包機構內較有幹勁的成員怎會心服呢？」


工商業徹底承包的建議

我當時指出，解決這些困難有三個合併的辦法：

「一、由國家放棄國營機構內那些可以貶值（折舊）的資產之所有權。這可用價高者得的辦法，或是贈送給機構內的成員。將那些可以貶值的資產放棄國家所有權是必須的，因為這些資產連同其價值（與土地有別），遲早會消失。二、假若在政府放棄所有權後，這些資產是歸集體成員所有的話，那就應以資產所值發行股票，分派給每個成員。必要時，每成員獲派多少可以投票的結果為準則，正如美國棒球錦標賽的分派總收入，也是由球員互相投票來決定的。三、讓股權在市場上自由轉讓。」

在這三個建議中，中國的執政者唯一不可以接受的是第一個——放棄會貶值的資產的國家所有權。我當時的印象是，由於政治的因素，資產的公有形像是要維持的。那是說，私產的本質在實際上可以施行，但私產之名卻不能接受。這個名與實的分離，農業顯然要比工商業容易得多。

所以在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向北京的朋友建議了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並引用毛澤東的術語，稱之為一個「徹底」的承包責任制度。我想到這樣的一個例子：在美國，如果私人到銀行借錢買汽車，銀行就是法定的車主，買車的私人是一個註冊的車主，二者有明確的分離。我於是建議：政府將一家國營機構的全部資產估價，釐定一個以金錢來量度的資產總淨值。政府便可將這總淨值——亦即該機構的資本——以貸款的方式借給該機構的成員，而這機構按時付給政府的就變成利息了。只要該機構不欠利息，政府就大可放棄所有管制。這機構跟著發行可以轉讓的股權，分發給成員。這樣做，私營企業的本質就可施行，而還保持著法定的政府所有權。

假若中國的執政者單是為了要維護國家「社會」所有制的形象的話，我這個建議可說是最適合不過了。是的，所謂社會主義，在性質上，跟私產不一定有所衝突——歸根究底，我們每個人同樣都是社會的成員。但最近一年來在中國所發生的事，卻顯示出工商業改革的基本困難，並不僅在於維護公有形像那樣簡單。其中的主要困難，是我們研究政府理論的人一向都知道的，那就是要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要維護特有的權益，工商業顯然比農業容易得多。


為什麼要管制價格及工資

遠在一九八一年，我就推斷了中國會走向私有產權的道路，而其中最保守、頑固的阻力，將會是那些比較容易取得壟斷權的國營機構。這推斷現在很清楚地證實了。

在農業或個體戶所經營的市場中，競爭很激烈，所以利益特權是難以維護而唯我獨尊的。同樣，其它可以自由競爭的行業——例如酒店、食物店、手工藝產品等——特權利益就會在競爭下煙消雲散。一家國營的酒店，若置身於幾傢俬營的酒店之間，就要依照市場的規律辦事，否則便遭淘汰。只要在同行中有免於管制的競爭者，那管制的權力就變得毫無價值。在中國，公開競爭的行業近幾年來欣欣向榮，是毫無疑問的。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行業之如公共交通、傳播媒介、水電供應、原油等，不會輕易地私產化的。但有政府壟斷權的行業名單遠不止此。其它行業之如銀行、外匯、外貿、鋼鐵、有名的商標或有商業秘密的產品、重工業、醫藥、絲綢，等等，都因為有壟斷權而受到諸多管制。

利益特權可以從價格管制及工資管制中得益。在價格管制下，有權將管制產品分配的——及那些有特權得到產品的——可以獲利；受損的是國家要支付的財政與要付代價的消費者。另一方面，有了工資管制，利益特權的收入就增加了。

在私營企業中，價格與工資管制不易推行；但在國營企業中推行則易如反掌。例如，假若魚是在國營市場出售的話，賺與蝕對任何人都無關痛癢，釐定的價格再低也沒有人反對。但假若一個個體戶在天還未亮時，駕腳踏車到漁村裡買幾條魚，然後趕到自由市場出售，如果幹部要管制他的價格，他就可能大打出手。

當然，政府要管制，理由多的是：工資管制是為了要保持平均而合理的收入分配；價格管制是為了要阻止通貨膨脹，為了要協助貧窮的人，為了要鼓勵工業的發展，等等。這些托辭不僅是錯，也是俗不可耐，但還是例行公事地被引用著。是的，就是在日新月異的今天，政客們的想像力似乎越來越不成氣候了。

中國的經驗說得很清楚。有壟斷性的行業方便政府的佔有，是因為比較容易辦到；政府比較容易管制國營企業，是因為在無關痛癢之下，沒有什麼人反對；但對利益特權來說，這些管制就讓他們有利可圖了。

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很有力。不久前，中國內陸的機票以市價的三分之一出售，使有特權的幹部能大量地瓜分機位，然後在黑市中出售；這樣做（機票早就「沽清」了），有時航機的機艙內卻空空如也。作為建築之用的鋼鐵訂價，不及市價的一半，這使有權分配的幹部有大利可圖。在整個中國需要重建的時候，政府竟然嚴厲地管制建築鋼鐵進口，實怪事也。外匯的匯率（是一個價格）是要受「管制」的——我們可以這樣說——但有特別權力的調劑中心，卻可以以近於黑市的匯率成交；那是說，匯率管制是管制市民，但不管制有特權的幹部。銀行貸款的利率（也是一個價格）因管制而遠低於通脹率。其效果是：個體戶與小規模的國營機構，不可能向銀行借到錢，但有適當關係的幹部，卻可以借到錢然後在台底下轉借出去；或借來亂作投資，或借來揮霍享受。如此這般的例子不勝枚舉。


衝突終於來臨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推行市場經濟是一定會引起某些人的反對的。雖是如此，不管我們聽過無數的關於權力鬥爭的報道，我們也知道中國的進展，其速度之快是十年前無法想像到的。我們一向都覺得，既得利益的分子不會輕易地放棄他們的權力；我們知道沒有什麼輕而易舉的辦法，可以將他們的特權「買」過來；我們也知道，要將中國經濟轉到一個以私營企業為主的體制，非採用大刀闊斧的手法不可。一個對社會整體有利的改革，並不一定對所有的成員有利。某一些利益特權，在某一地方的某一種情況下，將要付出改革的代價。

我曾經屢次指出，中國若不繼續大事改進，就會走上印度之路。事實上，印度併發症——諸多管制，政府操縱著有壟斷性的企業，及無所不在的貪污——在中國已很明顯了。但中國畢竟與印度不同：前者的體制改革既有速度也有廣大民眾的支持。因此，改革的旋風與特權利益的衝擊將會白熱化是無可避免的。從樂觀的角度看，這大衝擊來得這樣快倒令人鬆一口氣。是的，中國將來會變成怎樣，今後的兩三年如何發展是重要的關鍵。

觀察的人彼此同意他們所見到的。中國有急速上升的通脹；普通的幹部及國家職工，由於工資上升得太少，購買力便相應下降了。政府為了支薪等，發行鈔票越多，通脹就會越加惡化。但除了貨幣的供應量過多以外，促成中國通脹的重要因素，是利息率的管制。利息率被壓制於通脹率之下，人民一拿到人民幣就會立刻花掉。另一方面，假若讓利息率自由浮動，政府就要放棄一個利害攸關的、因有壟斷權而有利可圖的權益。

大致上，中國的價格管制只在有壟斷權的國營企業施行。讓這些價格自由浮動就削弱了特權的利益。還有，只要企業是國營的，價格的上升不會像私營企業那樣，導致很有彈性的產出增加。

幾個月前，鄧小平與趙紫陽宣佈要與價格管制「硬碰」了。這是一個勇敢而又令人讚賞的決定。有些價格——例如煙、酒、機票等——跟著是大幅度上升了。然而，很不幸，這些價格的上升並沒有延伸到利率與匯率那方面去——反映出這些行業的權力是龐大的。更不幸的是：稅與關稅也提高了。最令人失望的，是中國改革中的根本困難，完全沒有被顧及。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將國營企業私產化，及將政府所創造的壟斷權利廢除。


問題的本質

中國的體制改革已到了一個用零碎工程的策略難有大進展的境地。在過去的十年中，零碎工程的手法大有可取，且往往妙不可言。當幹部與市民同意「大鍋飯」與「鐵飯碗」對生產有害無益，他們不明白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運作究竟是怎樣的。當馬克思的教條變得奄奄一息，中國人在思想上變得有點空洞，有點不知何去何從。其時也，採用那些零碎工程的辦法是很切合實際的：其辦法是採用普通常識而不用理論來修改那些明顯地行不通的經濟政策。以普通常識指引的零碎工程，加上經濟壓力的協助，大致上就成了中國十年來的政策。雖然在這個時期我們常常在報章的大字標題下看到「保守派」的反對，中國的進步還是一個驚人的現象。

在這個發展中，有很多幹部失去了他們以往的利益特權。他們之中比較聰明的，轉向工商業那方面發展，利用一點人事關係，搞得有聲有色；其它的變作普通市民或退休了。在那些有高度競爭性的行業中，以往的等級特權——那些排資論輩而不論生產技能的特權——變得一文不值。在另一些行業中，以往的特權變成了壟斷及管制的權益。要維護一個政府企業壟斷或維護一項管制，跟要維護一項權力，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我可以舉出很多支持這個觀點的例子。但最重要的實例，當然是金融這個行業。一者是因為它對經濟的連帶影響很廣泛，二者是因為近半年來有關這方面的困難，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可在報章上讀到的。

舉浙江的溫州為例吧。任何客觀的觀察者都會對那裡的經濟成就刮目相看。在那裡，有好幾間私營的、小規模的財務公司，接受市民的存款，然後貸款協助小生意的發展，獲得驕人的成就。但這個正在開始大展鴻圖的行業，被中央的銀行權威知道了，就立刻受到利率與牌照的管制。又舉外匯這個例子吧。很久以來，中國銀行是有買賣外匯的壟斷權的，而這銀行以管制及分配外匯的辦法，賺到不少錢。但當市場的黑市外匯成交盛行，管制不易，政府當局就設立一些外匯「調劑中心」，用以賺取「炒」外匯的利潤。在目前，究竟中國有沒有真正的匯率管制，倒成疑問。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贊成外匯管制的官方言論，已經無情地被官方本身的行為推翻了！

真的，經驗重複地顯示，在競爭激烈而壟斷權難以維護的行業中，官方都樂於推舉自由市場及私產的保障。但凡是壟斷權可以維護的，官方的政策是要使特權得益，而在價格與工資管制下，他們又再高舉社會主義及國營的優越性了。

事實是不能遠離真理的。贊成自由市場與支持政府管制的言論，出自同一官方之口，表現出那樣明顯的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使我們不得不另作解釋，認為管制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要使特權得益。在概念上，金融和外匯的壟斷，與對外貿易、絲綢、鋼鐵、重機械等的壟斷沒有分別。這問題是一般性的，雖然通脹與財政的困難（包括供養幹部及學生的困難）舉世矚目時，反而把問題的本質忽略了。

壟斷權可以維護公有制；國家公有制便於管制；管制的權利可使特權分子增加收入。無論生產、服務、金融都是如此，雖然後者對經濟的整體較有廣泛的影響。以零碎工程的手法來解除幾種物價的管制，或控制貨幣的增長率，或約束政府的開支，可不是解決基本問題的辦法。一個有一般性的問題需要一般性地解決：那就是將國營企業私產化而又容許所有人自由參與競爭。


結論

據報道說，中國人民幣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長率。但這樣的增長率，不應該是目前急速通脹的主要原因。中國有好幾個地區的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超過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以往的自供自用的或以貨換貨的產品，目前已在市場以商品的形式成交了。這些發展，在官方發表的數字中是沒有的。

話雖如此，將人民幣的增長率，控制在每年百分之十五左右，應該較為適當。但我認為中國的通脹還有如下的主要原因：在管制下，利率過低；政府壓制大有起色的私營財務公司，連大有名堂的外資銀行也不准在中國提供銀行本身的服務；國營的企業在提高價格的情況下，產品供應的增加不夠彈性。

中國的財政困難是真實的。這怎可能發生呢？一個市民搶購黃金的國家，怎麼會比市民當年連蔬菜也買不起的時候有更大的財政困難？為什麼現在的中國政府，需要左抽右抽地抽重稅，但在他們飢寒交迫的年代連稅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是的，中國不應該有財政困難。她可以將眼前大量的土地出售，將所有的石油及礦產的權利出售，將無數的國營的企業出售；還有成群成隊的幹部呢，可以轉業，到市場或工商業等方面去發展。假若中國真能如此，只要採用一個像香港那樣簡單的稅制，財政就會有盈餘，而稅率可以比香港的還要低。

所以，從最基本的角度看，我認為以承包合約的辦法來創造私產，在有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是可以頗為順利地做到的；但遇到有壟斷權力的國營企業時，這個辦法就行不通了。我認為中國當局應考慮這點：以民意所歸為理由，以命令的方式來創立一個以私營企業為主的市場體制。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可以採用如下的簡單辦法：凡是可以賣出去的國家資產，都賣出去。這是創立私有產權的最直接而又最爽快的途徑。賣價的高低與付款的辦法可以因情況的不同而異：首次的產權出售是可以不照市價而還合乎經濟原則的。

政府因賣出資產而獲得的收入，可用於彌補一些由於經濟改革而蒙受過大損失的人，也可用於基本建設（更好的辦法是將錢借給私營機構來作這些建設），但最重要的還是：用於建立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制度。


二○○三年後記

此文是為了陪伴佛利民夫婦到中國一遊，順便參加一個在上海的中美合辦的會議而寫的。今天重讀，很滿意當時的看法與分析。當時的感受是中國的改革發展正在存亡之秋。想不到，幾個月後胡耀邦謝世，跟著發生了嚴重的學運與天安門事件。事實上，胡耀邦謝世之前，我就屢次對朋友說開放改革與特權利益的衝突漸趨白熱化，重要的事情將會發生。

但中國畢竟渡過這個特權與改革衝突的難關。鄧小平於一九九二年的春天南下，朱鎔基於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掌管人民銀行，特權利益節節敗退——今天少很多了，但還有頑固存在的。

佛利民現象

從吸引廣大民眾那方面看，學術界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那樣的人。昔日的愛因斯坦，是個傳奇人物，也很受一般民眾歡迎。但他的理論深不可測，而演講的口才、技巧也沒有過人之處，其吸引力就打了折扣。英國的經濟學者凱恩斯，在生時天資聰穎，才華洋溢而口才鋒利，是個大熱門的人物。但夏理·莊遜一九六八年告訴我，凱恩斯在生時的廣泛吸引力，不及佛利民。近二十年來，佛利民的聲譽更隆，如日中天。

這是一個佛利民現象，是應該解釋的。佛氏今年七十六歲，準備在九月到中國大陸及香港來，所以我想先在這裡介紹一下。

是的，佛利民的經濟觀點頗具爭議性，但這不可能是他成為一個現象的原因。任何創見都有爭議，而創見層出不窮的學者又何止佛利民。他那近乎神話的知名度從何而來呢？為什麼願意付高價去聽他一席話的人那麼多？就是大名鼎鼎的政客也沒有佛利民的吸引力，而佛氏畢竟是一個忠於學術的學者。


現象絕不尋常

「佛利民現象」很不尋常。我認識了他二十一年，從來沒見過他譁眾取寵。他辯論時從來不生氣，笑口常開。在書寫文字上，他算不上是天才（史德拉以前曾告訴我，佛利民曾痛下苦功才寫出後來暢順的文章）。對傳媒，佛氏大都避開。好朋友要求用他的名字來作一些有意義的宣傳，他照例推卻。在這方面我成功過一次。那是一九七九年，我要找一些知名度高的經濟學者聯名給《信報》一封電報，恭賀該報的週年報慶，佛利民竟然答應了。

要求名的，求之不得；對聲名厭惡的，卻沒有辦法阻止名氣的直線上升！

三年前，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給我一封長信，信內提到他每天不斷自修英語，為的就是要閱讀佛利民的文章。其後我在大陸與新交的朋友傾談中，發覺他們十之六、七都聽過佛利民這個人。二十年前，佛利民在美國的宴會午餐上簡短地講一些話，酬金五千美元，而願意出價的機構數之不盡。

佛利民不重視金錢的收入，但卻尊重以市價這個準則來獲取他的時間。我說他不重視金錢收入，是有證據的：他花時間去閱讀別人的文章或坐聽他人的演講，遠超於我。時間的市值是那麼高而還那樣做，難以解釋，但卻解釋了為什麼他推卻了那麼多能賺錢的機會。例如，像我那樣無足輕重的學者，每次到哪一個地方演講，若佛利民身在當地，他必定是座上客，從不遲到，也不早退。

不要以為我有什麼特別之處。今年九月佛利民打算到上海去，請我安排行程。我計劃在九月十四日帶他到蘇州、無錫一帶觀光。他回信說，那一天香港的祈連活在上海演講，可否將行程改遲一天。他明知遲一天就要趕路，舟車勞頓，但為了要聽祈連活，他就連蘇州也押後了。他早已退休，再不打算發表什麼偉論創見，但為了要爭取知識，遊覽之樂就不顧了。這一點能耐，我們怎能不佩服呢？

也不要以為祈連活有什麼特別之處。香港的楊懷康寄給佛利民一篇自己也認為是平平無奇的文章，佛利民讀後就親自回信。在一九八○年到中國時，哪一位幹部款待過他，他就做下筆記，八年後的今天他還記得清楚。他是不喜歡應酬、宴會的，但一到了宴會上，他就談笑風生，有問必答，令人傾倒。是的，佛利民好奇，對知識的追求數十年如一日，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

今年九月到中國後，佛氏將來港一星期。聽到這個消息，香港的仰慕者就爭著要招待了。中文大學二十五週年校慶，請他演講，他欣然承諾；而中大將這難得的機會慎重安排，禮待賢能，大有古人之風。

我們香港大學這邊，沒有什麼校慶借口，也沒有像中大邵逸夫堂那樣可以容納千多聽眾的大堂。於是我和祈連活與王於漸（他們在不久前開辦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經濟研究中心，希望佛利民捧捧場）徵求了佛氏的同意後，就租用香港演藝學院的一個設備一流的大堂，在九月二十四日讓他作一次收費的演講。佛利民的著名格言是「天下間沒有免費的午餐」，而以收費決定誰可進場，是自由市場的基本原則。我於是作此決定：除了佛利民太太外，任何聽眾（當然連我在內）都要買票。佛氏也同意把票房的收入全部捐作鼓勵經濟研究的基金，由港大的經濟系及王於漸的經濟研究中心管核。

不敢低估佛利民的吸引力，我定的票價是港幣二百至一千元。這應是亞洲一帶的紀錄了。佛氏果然名不虛傳。廣告尚未註銷，門票就賣了四百多張。捐助二萬元或以上的可以作為「贊助者」，目前已有十多個機構「贊助」了。識英雄、重英雄——香港商人的確有一手！


三個不同的觀感

既然是一個現象，佛利民當然令人有一點神秘感，一點高深莫測。但從三個不同的角度看佛利民，其觀感也就不同。

第一個角度，是從他的同事及親近的學生那方面看的。這些人知道佛利民精通數學、統計學、歷史及經濟原理。就所有與經濟學有關的學問而言，他都是「大師級」。歷史上只出過三個這樣的人：費沙、凱恩斯、佛利民。這第一角度也可見，佛氏的思想快如閃電，論事客觀，口才好得出奇，於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得離譜，也清楚之極！就算辯論時他錯了，但因為推理層次分明，行雷閃電之間，臉帶笑容，毫不霸道，跟他辯論的人追不上，以為自己是一敗塗地，要過了幾天才知道論點還大可商榷。一些人不習慣見到佛氏在笑談中，輕描淡寫地予取予攜的本領，一開口就被迫下馬，不免懷恨在心。

我曾經和一些與佛利民相熟的朋友談論他辯論的本領，大家一致認為：如不親見不會相信。史德拉（本人也思想快得驚人，是佛利民多年的最佳搭檔）對其評價值得一提：佛氏的思想速度比常人快了幾十倍，清楚得無以復加；唯一的缺點是，因為太快，說服力就打了折扣。

第二個角度看佛利民，是從不認識他的經濟學者那方面看。這些人中有深入地閱讀過他的文章的，莫不衷心佩服。但因為沒有見過佛氏的辯才，他們是敬而不畏。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七這九個年頭，佛利民的經濟學著作成績輝煌，見解精闢，就是不同意的人也拍案叫絕。是的，佛氏這時期的文章鋒芒畢露，只有帶著成見的人才不佩服。

我在一九六一年開始鑽研佛利民這些較為初期的作品，日夕不倦，被他的分析深深地吸引著。雖然我曾找出他的錯誤，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但總覺得非讀之再三不可。一九六二年，我在灰色（不合法）的市場上買到了一份他的學生粗製的價格理論筆記講義，便天天放在衣袋中，翻閱得紙張都破爛了。說實話，我現在用中文寫經濟分析的理論基礎，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從這些粗製的《佛利民講義》得來。

很不幸，有不少經濟學者（或學生）並不怎樣重視佛利民這個時期的作品。一九五八年之後，佛氏的文章轉向貨幣政策及抨擊政府。有關政策的文章都帶有價值觀，見仁見智，不同意的人就不一定佩服了。

看佛利民的第三個角度，是從行外的大眾看。佛氏是一個傳奇人物，在《新聞週刊》寫過好幾年專欄，出版過幾本通俗的書（其中一本——《自由選擇》——曾經是美國全年最暢銷的「非小說」的書），獲過諾貝爾獎，在電視上亮過相，而傳播媒介又喜歡將他大書特書。這一切，加上佛利民的「自由」觀點清楚鮮明，就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

他這個黑白分明的印象，欣賞的人固然多若天上星，但破口大罵的倒也不少。欣賞的人認為佛利民是自由的象徵，是維護個人利益的救世主；破口大罵的認為他反對社會福利，是一個空想主義者，沒有真正的學問本領。殊不知佛利民在學問上的千錘百煉，經濟學界的高人是沒有一個不拜服的。


不變節談何容易

在百忙中，知道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要來香港，而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到這一帶的行程，我不能自已，要千方百計地使他有一個愉快的旅程。祈連活、王於漸等人也有同樣的感受。那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這樣隆重其事？有好幾個在學術上與佛利民不相伯仲的經濟學者也可能會到香港來，我們當然會盡地主之誼，但不會為他們東奔西跑的。

我不可以代表祈、王二人說他們心中的話，但我自己的感受卻很清楚。佛利民四十多年來言行一致，堅守自己從研究中所得的信念，半句假話也不說。當然，這些是學者應有的風範，而自己也盡可能這樣做，但做起來就不容易了。有了大名而還能堅守自己所信，在任何情況下不變節，不為利誘，不懼權勢，不賣帳，不討好，不妥協，凡事以邏輯為據，觀點鮮明，經濟學界是應以佛利民為代表的。其它不像經濟學家那樣涉及權勢的學者，守節便容易得多。佛利民成為一個現象，決不偶然。

比起來，我自己的知名度相差太遠，也覺得難以堅持一個學者應有的氣質。外人看來似乎簡單易為，但有多少個學者能真正做到？籍籍無名的也行之不易，更何況一個因為舉足輕重而擁有大量圖利機會的學者？但佛利民是若無其事地做到了！不同意他的價值觀的人，怎可以將他破口大罵？這些人真的是不知原則為何物了。


結論

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由選擇對政府管制的可歌可泣的一場大戰中，佛利民不客氣地領軍打了一仗。雖然他認為自己毫無影響力，但於今塵埃漸定，佛氏勝得光采！美國列根總統門下的謀士受了他的影響，八年來堅定地推行自由經濟；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從來不否認她是一個佛利民的信徒；法國的總統拿著左旗向右走，蘇聯及東歐走資若渴，而中國大陸的私產化更是驚人。這一切，將來的歷史學者是不會忽略佛利民的影響的。

假若我們說二十世紀的前三分二是凱恩斯及馬克思的世界，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世紀的後三分一是屬於佛利民的！而在佛利民的世界中，人民的生活是大有改進了。

訊息傳播的發達，使應該成名的學者比較容易成名。我們因此難以將佛利民的知名度及吸引力與古人的相比。假若我們一定要這樣分高下，以武斷方法來衡量，那麼在歷史上可以考慮的就只有幾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的學者、文學家中，可以拿出來較量的，我以為只有蘇東坡。近幾年來，為了作經濟調查研究，我到中國大陸跑了多次。蘇東坡真是可愛；他在九百年前所到之處，現在紀念他的那些遺跡，可能真中有假，但總是被當地居民津津樂道。

蘇東坡與佛利民相通之處，是言行一致，始終如一，左貶右貶後還是蘇東坡。令民眾有深刻印象的好形象，應該是一個屹立不變的形象。我想，這就是佛利民現象了。

不妨先搞兩岸大循環

按：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由《中國時報》在台北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我「宣讀」了這篇文章。在台灣，這題材熱門之極，而「大循環」這三字對那裡的人也大有新意；但因為從來沒有人在這方面毫無拘束地一抒己見，這文章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響。在私下傾談中，新交的朋友都表示贊同我的觀點，但公開的評論卻有所保留，提出質疑。

我可以將那些「保留」的言論歸納為兩部分。第一，雖然我在文章裡再三指明，自己因對政治一無所知而必須撇開政治的問題，但評論的人還是從政治出發而談。第二，評論者對中國大陸實在認識得很不足夠。這也難怪，大陸近年的發展有如快馬加鞭，就是我們在香港的人也不容易跟上。

我想，「反共」與「恐共」是兩回事。香港人「反共」，但台灣人卻有「恐共症」。前者對大陸的情況知得多，見得慣，何況在大陸比鄰，要怕也怕不了。台灣人呢？他們因不知而恐，也受了多年的「恐共」教育。「反對」還可以做朋友，還可以貿易成交，「恐懼」就遠為困難了。

很顯然，要推廣兩岸大循環，台灣人對大陸的開放應加深認識；而面對著一聽到「共產」就腳軟的台灣人，北京當局應少談「四個堅持」為妙。既然「共產」已去如黃鶴，沒有建設性的口號是會增加無謂的代價的。

無論怎樣說，我認為兩岸大循環的一個重要阻力，是香港政府。台灣人來港不易——費時失事的申請，對速戰速決的生意經是一個大障礙。我認為兩岸大循環，對香港甚為有利，也認為若讓台灣人自由來港，北京會從心底裡笑出來。香港政府還有什麼顧忌的？

台灣之行，我和其它學者都得到各方熱情的款待。這款待並無半點統戰的意向，而在研討中，官員言論的開放是令人欣賞的。


創造術語是一種藝術。在共產政制下的中國，這門藝術的發展令人歎為觀止。近八、九年來，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大有瞄頭。姑勿論「社會主義」是何物，昔日的大鍋飯與鐵飯碗，幾不可復見矣！在這令人欣賞的改革中，術語的創造也由虛轉實，從空中樓閣轉到比較實事求是那方面去。我希望將來有些學者，能對大陸各個時期流行的術語，作一些有系統的研究，從術語轉變的角度來衡量那裡的制度轉變，應該是很有意思的吧。

不久前，趙紫陽提出了「國際大循環」。這術語妙不可言，也大有道理。趙氏的意思似乎是說，透過外貿及外資的引進，中國大陸以廉價勞動力換取外間的高科技產品及知識。這建議是合乎經濟原則的。從經濟學角度看，以推廣外貿及引進外資的辦法來代替生產資料的交流，按成本的高低而增加專業生產，可以互相得益。當然，目前大陸還有外匯管制、進出口管制，還有令外資頭痛的「優待」法例。這些與「國際大循環」是有衝突的。話雖如此，萬事起頭難，我們不能不同意趙紫陽的「大循環」是一個好的開端。


政治騙人久矣

百多年來，中華民族陷於一個莫名其妙的大悲劇中。一個被舉世認為是天資優越、刻苦耐勞的民族，竟然糊里糊塗地被什麼民族大義、光宗耀祖、炎黃子孫、統一大業等等的政治口號與概念誤導了漫長歲月。說誤導嗎？或者我們應該說是被政客利用了。政治代價之巨，莫過於斯！我常在想，假若中國從來不搞政治，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地位一向是以經濟、文化及知識而定的——又會怎樣了。

嚴格地說，搞「國際大循環」是不應該受制於政治的。近幾個月來，台灣有好些人的確興起了「大陸熱」。台灣人應否跟大陸貿易，應否到大陸投資——這也是說，台灣應否與大陸搞「兩岸大循環」——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我坐在香港大學的辦公室內，過不了幾天就總接到電話（多半是長途電話）提出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假若兩岸都視政治如無物，兩岸的人民會怎樣選擇呢？民以食為天。天下間沒有見利而不圖的人。「兩岸大循環」是互相圖利的好機會，他們怎會不蜂擁地循而環之？

我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所以在這裡分析兩岸的經濟「循環」問題時，我不能不假設政治的因素可以置之度外。當然，假設歸假設，實際上沒有誰可以低估政治的影響的。


兩岸大循環的利與害

以任何言之成理的經濟理論來衡量，兩岸大循環可使兩岸的整體得益。某些行業可能受損——最近台灣的雞農因美國的火雞進口而受損是個例子。但受損的「害」，會遠少於得益的「利」。任何兩個地方搞貿易都可互相得益，但我可以指出，台灣與大陸貿易是有特別的優勝條件的。第一，兩岸有共通的語言，這會使交易費用降低了。第二，兩岸的文化背景大有類似之處，因而在口味上不謀而合。例如，鄧麗君的歌，瓊瑤的小說，在大陸風行（雖然大陸沒有付版稅）；壽山的石章與當歸之類的中藥，在台灣也極為渴市。第三，台灣的比較高科技的產品，在大陸極為適用；而大陸的廉價勞力產品——例如手工藝品，台灣人也有奇好。

口味雷同，成本各異！這是最理想的「大循環」拍檔（合夥）了。我不明白為什麼在對外貿易的理論中，「口味雷同」的重要從來沒有被提及。從互相圖利的角度看，我們不容易找到有哪兩個地方（除了大陸與香港）是更佳的「循環」拍檔。

我們不能否認，兩岸有一些行業，是會因為搞自由的「大循環」而受損的。但與兩岸的整體利益相比，這些個別的虧損微不足道。台灣的人可能認為，大陸的廉價工資，比台灣的低了十倍八倍，因此，搞「大循環」會使台灣的工人受損。在食古不化的經濟理論上，這觀點是對的。但事實卻證明是錯了。

我的主要證據，是香港最近幾年來，踴躍地與大陸搞「循環」，熱鬧之極。但奇怪的是，香港目前大有工人短缺、工資急升的現象。工資不降反升，這是一個有趣而需要解釋的現象吧？

這個怪現象與移民無關，在香港，外來的人很多，以致房屋的需求增加了。我認為香港的工資上升，有三個原因。第一，中國大陸百廢待舉，需要人才；香港的人才，尤其是建築業及管理的人才，就「內流」了。第二，大陸搞開放，要與外間世界溝通，「大鄉里出城」是不行的，所以在協助大陸對外接觸的情況下，香港就增加了就業機會。是的，皮包公司的頻頻出現姑且不談，香港現在的稍有規模的公司，大都有一個部門是為中國大陸的開放而設的。第三，由於大陸的開放與需求，香港各式各樣的行業也跟著增加了。什麼惠州旅遊，野味（包括老虎肉）晚宴，國語速成，法律顧問，水貨市場，換貨專家，等等，都是我們在大陸開放前沒有聽說過的。

要是台灣也搞一下「兩岸大循環」，香港就難以唯我獨尊，會遇到一個厲害的競爭對手。但下文將會解釋，台灣參加「大循環」，香港也有利可圖：圖漁翁之利。


兩岸大循環有天時之便

兩年多前，在香港的一間美國石油公司的講話中，我分析過到中國大陸投資的各種弊端，指出很多外資的決策實在是過於盲目的樂觀了。後來我以「十」作為一個整數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外資在大陸所遇到的十大困難，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在廣州的一個頗為龐大的聚會宣讀。這篇文章後來在世界各地被全部或局部地轉載了，引起頗大的反響。

兩個多月前，我在香港的另一間美國石油公司作了差不多是同一題材的講話。在這講話中，我指出在大陸投資還有很多問題，但假若我們一定要選擇一個到大陸投資的最佳歷史時間，那麼，現在應該是時候了。這句話使舉座嘩然。

大家明白，凡是投資皆有風險，而到大陸投資風險更大。大家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搶先跑進大陸的外資焦頭爛額；不過，假若等到大陸一帆風順才去投資，才去找門路，那麼上佳的機會恐怕已是人山人海，競爭激烈，變得廣東人所謂「執輸行頭」矣！是的，到大陸投資或與大陸貿易，過早不成，太遲不智。機會最好的時刻可不是大陸把經濟搞得頭頭是道的時刻。最理想的，是這樣的時刻：困難仍是重重，但有解決的辦法，或在不久的將來有解決的希望，因此搶先佔位的人可以先吃一點小虧，然後等待一個大有可能收復失地的機會。

當然，所有的經濟或投資學說都不會是這樣分析的。不難理解；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像中國大陸那樣從政治掛帥轉到經濟掛帥的情況。但經濟學上的「邊際利害相等」定律是同樣適用的。私營機構與大陸成交，到了某一個時期「額外」的困難會帶來「額外」的利益，而這二者在邊際上相等，就是最佳的時刻了。「額外」的困難仍在，但經營有方的外商就可得「額外」的利益。再過一些時日，前者會比後者下降得快，於是就有利可圖了。

我認為目前是好時機，有兩個重要的證據。第一，「額外」的利益顯然可以見到了；第二，能夠賺錢的外商，其數字近兩年來確是大有增加。試舉一些例子吧。在福建，三年前在那裡能獲可觀利潤的外資機構只有一家，現在已有七、八家了。在珠江三角洲一帶，尤其是東莞，設廠搞「來料加工」的港商兩年前已有可為，現在更加發展蓬勃。在深圳，兩年前因北京收回外貿的權力而弄得奄奄一息，但最近九個月來，那裡充滿生機，營業額直線上升。浙江的溫州，那裡的自由市場有真真正正的自由；不久前故步自封的上海已有轉機；其它地區也有同樣的改進。

不要誤會，以為我是說到大陸貿易或投資，賺錢很容易。事實上，困難還不少。而在短在線賺錢，大陸還是不及香港、台灣等地區。但可以在大陸賺錢的機會已經存在，並且再也不一定要靠人事關係了。基本的原因，是那些維護特權利益的多種管制，在市場經濟的壓力下，開始動搖，以致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管制在不久的將來會潰不成軍。例如，外匯管制仍然存在，但撇開那成行成市的黑市外匯買賣不談，地方政府的外匯調劑中心，又哪管它官價匯率？又例如，進出口管制仍然存在，但為了適者生存，地方政府就想出了不少令人歎為觀止的避重就輕的解決辦法。北京「管」性再大，也總不會前事不忘，盲目地去扼殺這些大有瞄頭的改進吧。三年多前我就說過，中國大陸是不會走回頭路的。現在我沒有理由要改變這個觀點。


保護主義的困擾

撇開政治不談，我認為搞兩岸大循環的主要困擾，是那所謂「保護主義」。兩岸都有「保護」的傾向，但奇怪得很，我擔心的是台灣那一方。

多年以來，大陸的保護主義走極端；竹幕比鐵幕還要堅固。但在當時，大陸一窮二白，民不聊生，能因「保護」而獲利的雖然大有人在，但為數著實不多。在比例上那麼小的外貿成交（外資根本是零），因「保護」而得益的人怎會多呢？對大陸人民大眾來說，「保護」主義對他們毫無益處。假若近九年來大陸的開放是緩慢的，逐步「保護」，那麼新的特權分子會乘勢而起，數之不盡，「保護主義」也就會鞏固起來。但大陸的開放步伐實在快，朝令夕改的法例使爭取保護特權的人無所適從。我常說，緩慢的開放會使大陸走上印度之路。雖然有幾段時期——尤其在一九八五年間——這傾向頗為明顯，但在目前來說，「保護主義」在大陸生不了根，開放並沒有緩慢下來。

台灣的情況卻大有不同了。在那裡，保護主義不僅有根深蒂固的傳統，且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中，因保護而受益的利益團體有的是。要解除這些團體的權利，就不容易了。這是說，半開放、半保護的政策當然比不開放、全保護的政策對經濟的發展有利，但二者施行久了，若轉向搞大開放、大循環，半保護的要比全保護的來得困難。

不久前台灣所發生的火雞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火雞小事，但竟然弄得滿颱風雨。火雞如此，其它的會怎樣了？我可以說，在美國，在香港，像火雞進口那樣的事，連小新聞也不會見到的。


香港的漁翁角色

古諺云：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從經濟學的觀點看，鷸蚌相交，漁翁所得的利更大。理由很簡單，從他人相爭的困境中賺錢，遠不及為互相圖利的他人服務而從中賺錢來得容易。

有人曾經在美國作過估計，每九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貿易的「中間人」，而間接為貿易而服務的——如銀行、顧問、法律專家等——為數更多。中國大陸的人口與香港的比例是二百對一；就算前者身無長物，只要他們搞開放，香港就總有大利可圖。近幾年來，香港的移民潮不能低估，但物業卻因外商及大陸經商人士的參與經營，價格上升了。要是大陸與台灣真的搞兩岸大循環，香港的漁翁角色就更令人羨慕了。

最近幾個月來，香港有一個熱門話題。那就是台灣與大陸會不會直接貿易，而又假若會的話，香港的損失有多大呢？香港人的論點是：台灣跟中國間接地貿易，香港有利可圖是肯定的，但假若兩岸可以直接成交，作為漁翁的香港就無利可圖了。這是淺見。

我的觀點是，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兩岸搞大循環，香港的漁翁之利是收定了的。事實上，那所謂「直接」的定義並不簡單。我不能想像，台灣與大陸貿易，可以像美國跟墨西哥貿易那樣，將香港置於事外的。那是說，就算兩岸完全沒有政治的阻隔，完全不經香港的「直接」貿易是不化算的。試想，兩岸做生意的人要坐下來談談他們會選擇哪一個地方？珠江三角洲與台灣搞進出口，他們會選用哪一個港口呢？台商若把那些在大陸「來料加工」的產品運往外地，哪一個地方是最佳的轉口站？其它兩岸大循環所需的服務，如通訊、銀行、法律等，就是再「直接」，香港也總可以作出一些貢獻的吧。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假若兩岸「直接」貿易，每一元的成交，香港所得的中間利潤，會比「間接」的、非經香港不可的為少。然而，「直接」的成交量一定會比「間接」的大。此消彼長，香港所得的總利益，是升還是降，就不容易肯定了。但我認為，在兩岸之間，香港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有利陣地」。是的，就算不搞兩岸大循環，台灣只要對世界開放，其所需的香港金融人才就數以千計。這是近兩年來的經驗。搞直接的兩岸大循環，兩岸對香港的服務需求應該是有增無減的。

不管「直接」還是「間接」，香港都有利可圖。可惜的是，香港政府似乎遠遠低估了台灣與大陸成交對香港的重要。在目前，台灣人到香港來，搞簽證需時頗久，還需要什麼人事擔保。香港政府若是唯利是從，就應該立刻對持有台灣護照的人與持有美國護照者，作同一待遇。雖然英國與台灣沒有正式邦交，但在護照上蓋印這樣簡單的事，難道要斤斤計較什麼正式邦交？要知道，美國與台灣也早已沒有正規的「邦交」了，可是美國人到台灣去，要比美國人到香港來還要自由！利之所在，印章照蓋可也。


結論

到中國大陸投資，與大陸貿易、搞「大循環」，風險是不能低估的。若說風險會高得焦頭爛額——這是八○年代初期的事——那是言之過甚了。今天，較高的風險似乎可以帶來較高的利潤。我不一定對，但在瞻前顧後之下，我還是認為現在下注是好時機。下注的人不應急功近利，因為短線的利往往似是而非。我也認為時機雖好，下大注還應該再耐心地等一段日子。但較少量的下注——無論是在大陸投資還是與之貿易——或者將資金分開來在幾項生意上投石問路，是可以試行的。

我避而不談的政治因素當然不可忽略。但在某程度上，政治的障礙是可以避免的。台灣人到香港來開公司、做生意，讓香港人從中賺一點錢，是一個辦法。在台灣搞一些與大陸溝通的商會，由這些非官營的組織與大陸洽商，也是可行。在香港有數十年歷史的「中華總商會」就是一個成功例子。至於在大陸，還有以「愛國」為生意大前提的傳統，對台灣的政治會可能有影響的。但台灣不妨學香港政府當年那樣，不許「愛國」的商人參政。

另一方面，有錢可賺，國家就自然可愛了。我對「統一」沒有意見，但誰也看得到，以政治搞「統一」，談何容易？還是試試經濟途徑吧。以「兩岸大循環」而互相圖利，大家會覺得對方可愛。就算統一遙遙無期，有錢可賺總是開心的吧！


二○○三年後記

此文是十五年前的觀點。今天台灣人到大陸投資、定居的甚眾，而若中、台兩地搞三通，香港可能沒有漁人之利。後者是因為香港的價格與工資太高，而大陸廉價青年的知識一日千里，早非吳下阿蒙矣！

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國文化傳統——與岑逸飛商榷

去年十二月，《資本》雜誌創刊，香樹輝請我寫稿。我見十月股市暴跌，香港政府及證券、期指人事搞得一塌糊塗，就寫了《可怕的資本主義》一文，抨擊這些「權威」對股市的處理手法。在該文內我指出「資本主義」與「私有產權」是兩回事。我跟著談到「私」字的困擾：

「英語的『private』有令人尊敬的含意，但中譯的『私』字卻有負面的意思：自私自利、挾帶私逃、私相授受，等等，總是一些被社會認為是見不得光的行為。至於『private』與『私』這兩個絕對同義的字，為什麼在文化背景不同者的使用中有那樣正、負之分，我希望一些語言學者能給我一個答案。」

岑逸飛讀到這篇文章，於八八年一月一日在《信報》以《都是翻譯惹來的禍》作了反應，指出在中國的傳統上，「私」字確是見不得光。我一向佩服岑兄的國學根基。見到他文章雖好，但似乎意猶未盡，就請他再展所長，讓我一開眼界。他欣然承諾，於三月十日在《經濟日報》發表了《反「私」的傳統》，旁徵博引。我讀之再三，不禁拜服。在該文結論中，有一段很精彩：

「由此可見，『破私立公』作為國策的荒謬，『私』破不了，反以『公』為幌子，弄至一塌糊塗，烏煙瘴氣，拖住了經濟發展的後腿。但因為中國有了一個反『私』的傳統，言公不言私，人人鼓掌；『私』字當頭，似乎人人得而罵之；不識時務者若還提什麼『私有產權制度』，恐怕先要大打一場文化之戰。」


此戰非打不可

既然我不識時務於先，這場「文化之戰」，總應讓我金鼓先鳴。四方君子若要上陣，倒也大有意思吧。

岑逸飛可沒有解釋，為什麼在中國的傳統裡，「私」可畏、「公」可取；而歐西傳統卻少見這現象呢？說是翻譯錯了，不成理由。第一，「private」不是「私」是什麼？我不能想出任何其它中文字，有更貼切的譯意。在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中，為了避免用「私」字，就採用了「個體」、「承包」、「包干」等字眼來代替，把語言弄得高深莫測，大失文采。還好在最近修訂的憲法中，「私營」這一詞是出現了。真是大有進步，可喜可賀。

更重要的是第二點。中國的傳統避「私」惡「私」，但只是避字而不是避行為的。隨意翻閱吳兆莘的《中國稅制史》、陳登原的《中國田賦史》、陳顧遠的《中國婚姻史》等書，可以見到自私的行為頁頁皆是！就是在中國大陸當年極端的共產政制中，在高舉「愛國愛民」的旗幟下，什麼三反五反，階級鬥爭，不是自私的行為是什麼？毛澤東自己的生平史實，更不用提了。

是的，中國的傳統是行私不言私；可以被稱讚的自私效果就說是「無私」，不可接受的就以「私」而加之罪。說得清楚一點，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掛羊頭、賣狗肉。這是一個偽君子的國度了！我不是說歐西沒有偽君子，也不是說那裡凡「私」皆善。但「私」字在歐西的文化傳統上遠為容易接受，羊頭與狗肉分得遠為清楚，卻是無可置疑的。為什麼這兩個各有其光采、智慧的文化傳統，行「私」是那麼一致，但言「私」卻有那麼大的分歧呢？

我不想在這裡長篇大論地追溯歐西文化——尤其在宗教那方面——的歷史。簡單地說，我是不同意韋伯（MaxWeber）的理論，認為基督教（較為容許自私）的成長鼓勵了私有產權（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的誕生。我的觀點剛剛相反。私有產權在歐洲逐漸一般化後，宗教才變而就之。到了一七七六年，史密斯出版《原富》，高舉自私對社會的貢獻，識者莫不叫絕！馬克思從來不明白史氏的基本理論；他的反「私」擁「共」，在有反「私」傳統的中國，被自私自利的執政者利用起來，就威不可擋了。這是一個漫長的惡夢；但願此夢不再！

問題仍在：為什麼「私」字的反與不反，有中、西之分？


法治是決定因素

法治始於羅馬帝國。施行法治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起碼人與人之間沒有明確的等級特權。那所謂「人人平等」，不是指產權平等，而是指所有有價值的資產以外的「人權」平等。這一點，我在其它幾篇文章解釋過了；而在不久前發表的《斯言快哉》內，我曾指出人權平等是「民主」的基本定義。

近幾年來，我自己研究共產制度時，發現了一個新觀點（可以說，這是我在學術上比較重要的收穫），那就是真的要做到法前人人平等，人權以外的資產權利是需要界定為私有的。理由是，若資產非私有，競爭使用的人沒有約束的話，那麼資產的淨值就會在競爭下消散，浪費是太大了。所以若要節省，要生存，就要將「公有」資產變得有淨值；把不平等的特權分配是一個辦法（見《中國的前途》內的《從李子樹看中國的產權轉變》）。這正如在我的「共產」家裡，我的孩子和我的「人權」是不平等的。但人權不平等就只可以有紀律，沒有法律，正如我家裡無法無天，但紀律與家訓卻是有的。

換言之，法治需要私產，但私產有程度之分，所以法治就有公正與腐敗之別。歐西的歷史有力地支持這觀點。羅馬帝國以私產及法治為政，國富兵強，所向無敵。後來中世紀的英國私產興起，有了普通法，頓呈異彩，與歐洲大陸法各擅勝場，在這裡難以細述。

法治要有私產，但私產制度的運作卻可以不用法治。中國私產的興起比歐洲來得早。其它證據不談，單以岑逸飛所引的名句可以證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經，公元前一○六六到公元前五四一年）的「私」，是指私田。中國在唐、宋期間的富庶，可不是僥倖的。但中國歷來都沒有法治。有「產」，無論是「私」或「公」，就必有競爭，而競爭總會引起一些糾紛的。在中國的傳統上，非私產糾紛的解決辦法是人治，而私產糾紛的治方，是以風俗、習慣為主，也就是以仁義、道德來作為分辨是非的方法了。

這不是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多種法、多種例（見楊鴻烈的《中國法律思想史》），但我指的法是司法（jurisdiction），有清楚的法理（jurisprudence）及訴訟程序（jurisdical process），這些是中國傳統所沒有的。

以上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對「道德」觀念的重視，遠超歐美。孔孟之被高舉，尊重，不是無因。在西方，聖賢之道差不多可有可無；就是耶穌也要被釘在十字架上。在中國，「共產」盛極一時之際，私產盡廢，人治抬頭——也就是等級特權專政了。要維護這特權專政，孔孟之說，聖賢之道，就要退位讓「權」。文革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

「共產」既要反「私」，也要反「道德」。私產制度若以「道德」而治，當然要高舉道德，但「私」卻要反的。這是因為若不反「私」，以道德治國的交易費用是太大了。且讓我解釋。

在私產制度下，以道德、風俗解決糾紛，和以法治的辦法行事，是各有長短的。法治的直接費用很龐大：單看香港及美國的法官、律師之多就知道了；他們的總收入顯然比古代的包公等人大得多。但法治有兩個重要的長處。第一，它比道德、風俗來得明確；武斷的機會較少，而敗訴者可以上訴。其效果是，在法治下，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比較清楚，生產投資的決策就比較容易了。法治的第二個長處，是法律可以更改，比較有彈性。在彈性這一點上說，普通法是優於大陸法的。其中道理，這裡不便細述。值得順便一提的是，普通法的律師與法庭費用比大陸法的龐大：所以中國大陸若要推行法治，在初期應著重於後者。

以道德、風俗治國（中國的傳統），沒有法律、法庭，也沒有陪審員，主要的優點是直接的費用較少。但這種治方是很難弄得清楚明確的。在私產制度下，自私對社會有好處也有害處（見《賣桔者言》內關於「自私」的文章）。由於自私而引起的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沒有明確的法律判斷，其所導致的社會費用（交易費用）就龐大了。道德的判斷不夠明確，有所不逮，所以雖然直接的管治費用較低，但間接的社會（交易）費用卻大大的提高了。要補救這一點，反「私」的教育就大有用場。我們今天在法治之區也教我們的孩子要誠實，要言而有信，不要偷、搶，不要唯利是圖，無非是希望他們將來能過安定的生活。安定者，是因為社會大眾認為教養得好的孩子少惹「麻煩」——那就是減少交易費用了。以道德之方治國，這類反「私」教育，怎會不更加厲害地大事推行呢？


結論

在一個私產權利界定得一清二楚，法治毫無費用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知道法律的約束，知道凡是犯了法都一定有懲罰，自私對社會只有利，沒有害。「私」不僅不會被反，而且會被高舉了。但真實的世界並非如此：法治費用（交易費用的一種）存在，所以談談仁義道德，不無好處。這是以教育來減少對社會有害的自私。另一方面，假若沒有法治，純以仁義道德作判斷，反「私」就必定要大行其道來加以協助。如此一來，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化傳統就形成了。

話說回來，我們不能以此而反對這傳統。正如上文所說，法律判斷與道德判斷各有長短。但後者有另一個明顯的弱點：它更改不易，因此難以適應世事的轉變。這一點，我認為是清末以來，剛剛與歐美相反，中國一蹶不振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人口的增加使資源日趨缺乏，科技、交通、通訊的突飛猛進，使專業生產及貿易發達，道德又怎可以墨守成規？法律可以因勢而訂，備適於事；而在貿易昌盛，公司組織愈形複雜的社會中，古老的反「私」道德觀念，與時代是脫了節的。

中國大陸應該推行法治。這一點，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起碼口頭上不會反對。既是如此，「私」不反也罷！

解決中國金融財政困難的十個建議（與楊培新合著）

前言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在北京所認識的新朋友中，有一位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在中國體制改革的問題上作一些比較具體的建議。我當時答應了會試作大約二十點的「配套」建議，供他參考。其後我因工作過忙，而又一向認為書生之見無足輕重，所以遲遲沒有動筆。但這位朋友不斷提及此事，使我耿耿於懷。

也是去年九月，我在北京與楊培新相遇，一見如故。楊氏對中國經濟情況的深入體會，吸引著我。回港後，我在港大找到一些經費，邀請了這位中國經濟學者到香港來，作為期兩月的交流訪問。楊氏四月初抵港後，大家在研討中的談話更為隨便，可說是無拘無束了；而我和其它同事，從他那裡所獲得的對中國大陸的深入認識，也彌覺珍貴。

楊氏和我在經濟分析推理上，似乎沒有不可解決的分歧；談到最近數月來有關中國大陸的通脹及金融財政的困難，我知道楊氏是這個題材的專家。於是，想起我欠北京那位朋友的「配套」建議，也就決定試將「配套」減半，集中在大陸的金融財政的問題上作一個「小配套」的建議。楊氏在這題材上既有深入的認識，那麼，我非請教不可。既然請教，我就索性邀請他連手寫這一篇文章。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寫了初稿，他作了修改、補充。其後大家坐下來討論，將不同意的以邏輯辯證為依歸，直至大家意見相同，彼此認為可以接受。

毋庸諱言，我的經濟立場清楚明確；而長居於中國大陸的楊培新，愛國愛民之情溢於言表。本來是各走極端、水火不兼容的思想背景，但在人民生活的大前提下，我們客觀地尊重邏輯與經驗的說服力，可以聯名的「配套」建議就很順利地達到了。那些堅持「道不同不與為謀」的香港朋友，也許會同意時代的確是轉變了。

是的，學者不可以改造歷史，但歷史卻會尊重學者的意見。我們衷心希望，這次合作只是一個開端，對年青的經濟學者有一點示範作用。至於我們的建議會不會被接受，倒是我們期望以外的事了。

——張五常



近九年來，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足以令人刮目相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對歷史有認識而又對中國的情況瞭解的人，會同意這個觀點。今天，雖然我們對中國仍然存在的各種困擾及說不通的政策與混亂的現象重下批評，但這只不過是在難以苛求的改革中，我們還是有所苛求罷了。我們這樣做，不僅是出於一點關心，幾年前我們認為是苛求而難以做到的改革，現在有不少已經實現了。我們於是覺得我們的期望可以更上一層樓，所以也就大膽地再提出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近幾個月來，中國大陸正面對著一些頗為頭痛的金融財政的困難。實際的通脹率，似乎比政府所公佈的高得多。人民有搶購消費品的意向，而幹部及職工要求加薪，使政府感到有點愛莫能助，有點青黃不接。

是的，中國大陸有金融財政的困難。從樂觀那方面看，這些困難的基本原因，是工商業的改革有點瞄頭，搶先了好幾步；而金融財政那方面的改革，卻落後了，以致經濟整體的各部分不能互相配合。但我們認為，中國的金融財政困難是可以解決的。這解決的辦法比一般人所想像的容易得多。理由也是簡單之極。試想，中國的確是有了改進，人民的生產力急速地增加了；國家的經濟既然大有長進，金融及財政的困難怎會比十多年前一窮二白的時候更嚴重？窮人的經濟困難總要比富有的人多——這是膚淺的道理。中國大陸目前的金融財政困難，只不過是因為在配合上有所不逮。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誠懇地提出十個足以解決中國大陸的金融財政困難的建議。這些建議，希望能被勇敢地、大力地推行。本文兩個作者中之一，曾經建議以出售土地來幫助減少財政上的困難。而本文所建議的，則是中國應該推行而還未推行的。


一、約束及穩定貨幣的增長率

近三年來，人民幣大約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雖然這比工業的百分之十四的增長為速，但我們認為人民幣的增長率還不是促成近期通脹加速的主要原因。理由有二：第一，個體戶及私營企業的進度，近幾年在大陸的確非同小可，而其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增長，大都沒有算在統計之內，所以貨幣增長率較高是不會加速通脹的；第二，很多以前自給自足或私下交換的產品，現在大都在市場上成交。基於這些因素，中國大陸的貨幣增長率可以比一向實行市場經濟的地方大很多，而仍不會引致急速的通脹。話雖如此，我們還認為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是過高的。將這增長率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比較穩妥。

貨幣增長率對通脹有直接的關係；將這增長率穩定下來，也同樣重要。時快時慢、大上大落的轉變，會使人民對政府的政策產生不良的預期。我們認為改革在迅速進步時，人民幣的增長率不妨高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到體制比較完善了，就逐步減低這增長率，以至最後比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稍為高少許就行了。


二、將銀行利率提升至自由市場利率的水平

這是最重要的、急迫的政策。在目前，人民銀行的存款及貸款利率只不過是市場利率的三分之一，大大地偏低了。利率過低的害處數之不盡。但在財政上，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存款利率若低於通脹率（這是目前大陸的情況），人民便會錢一到手就立刻花光。這是惡性通脹的導火線。存款的利率不僅要高過現實的通脹率，也要高過市場一般預期的通脹率；而存款利率高於後者的正差，是應該等於投資的平均盈利率，減去少許存、貸之間的交易費用。中國大陸目前在開放改革中，百廢待舉，投資的盈利是應該比先進國家或地區高的。所以我們認為，當前人民銀行的存款年利率不應低於百分之十五。

第二，貸款的利率過低，借錢的人就會盲目地作大手筆的投資，或是以「投資」之名而將借來的錢花在消費品上。我們認為人民銀行的貸款年利率應在百分之十八或以上。這利率應該首先實施於「三資企業」以及集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對國營企業貸款也要分別情況提高利率，盡量與市場利率看齊。這樣，當然會使一些企業面臨困境；然而，中國不應鼓勵經營不善或浪費資金的企業存在。以低利率鼓勵投資是劣著——中國要鼓勵的是慎重的投資，也要鼓勵節約的生產成本。以市場利率貸款就會有這些功能：使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除了銀行提高存款利率外，政府也不妨考慮發行市場利率的債券，代替向銀行透支以彌補財政赤字的做法。這對壓制通脹是有效的。

提高銀行存款、貸款利率，以至與自由市場利率看齊，是當前最容易採取、最容易見效的措施。這可以「一箭三鵰」，達到下列目的：一、把社會上害怕漲價而從事搶購的消費轉為安心的儲蓄；二、協助約束貨幣的增長率；三、約束浪費的投資，也迫使企業補充自有的流動資金，以減少利息負擔。


三、容許私營和地方性的金融機構參與競爭

我們所提到的市場利率，在浙江的溫州很明顯。那裡的農民合資所辦的私營財務公司很發達，辦得有聲有色。他們以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至十五吸收農民存款，然後加二、三厘的利息借給他們認為是有前途的企業或有眼光的生意人。

可惜的是，當他們搞得稍具規模時，人民銀行就限制這些財務公司的數量，也對他們所用的市場利率施加管制。

在目前的中國，小型及非國營的企業是沒有辦法得到專業銀行貸款的。但這些企業是中國今後發展的重要骨幹。鼓勵私營財務公司的存在，除了規定一些保障存款的法例外，讓他們自由經營，對社會經濟實在大有裨益。可以說，就算專業銀行願意貸款給小型及非國營的企業，他們也絕不能像財務公司那樣，小心地調查每一個借錢的人或企業才作出決定。

由於資金不足，外資的自由參與就大可加以利用了。在目前的諸多管制（尤其是外匯管制）的情況下，外資的銀行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但事實上，撇開這些管制不說，在中國搞財務公司是有錢可賺的。如果廢除了管制後大有名堂的外資銀行仍然裹足不前，香港略有財富的人總會湧進去。我們這樣估計過：一間小型而又有利可圖的財務公司的總投資，只不過是二、三百萬港元而已。

在目前，管理銀行的人有一種思想：銀行少，好管理，金融容易穩定。原來全國只有一家人民銀行；分設幾家專業銀行以後，再也不允許設立其它金融機構。這其實是一種壟斷思想。實際上，只要管理得法，銀行再多也不會出亂子。目前看來，不僅要允許私人的、外資的財務公司有一定的發展，還要允許企業、企業集團成立財務公司或金融公司，對省市成立投資金融機構也應適當放寬。這是說，金融事業也應增加競爭，從而改善服務，吸收存款，提高貸款質量。這樣做，也會減少了目前因貸款而搞的走後門或人事關係的行為。


四、搞好抵押的法例

令人傷腦筋的是：非私產的資產，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負責人，是不能抵押的。但貸款若沒有抵押，交易費用就增加了。辦得好的承包制度（見下文），在個人的負責上與私有產權的性質相同，資產也就可以抵押了。問題的重心所在，也還是在體制改革中，各部分要互相配合，具有私產性質的承包配合抵押，抵押配合市場的利率貸款，這種貸款配合節約以及慎重的投資，這樣的投資配合低通脹，等等。


五、取消外匯管制及外匯券

外匯券的存在擾亂市場；外匯管制的存在更為禍不淺。但這二者如魚得水。在一方面，外匯券維護著外匯管制的頑固性；在另一方面，假若沒有外匯管制，外匯券就會變得有等於無，不被取締也會自討沒趣了。這二者若能一併取締，除了一小部分有特權的人外，必然舉國歡騰，體制改革的速度也就更為可觀。發展沿海地區、大出大進、「兩頭在外」的對外開放政策也易於落實了。

本文作者之一，曾經多次為文批評外匯管制的一無是處，這裡不便重述了。在這裡，我們認為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匯管對金融及財政的禍害。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有四點：

第一，在日新月異，訊息靈通，世界交往密切的今天，一個國家的貨幣若不是國際性的，這國家的金融就不能國際化了。本身的貨幣不國際化，又怎可以落實對外開放，並大談現代化呢？

人民幣不是一種國際貨幣，因為它不能在國際上流通；在有外匯管制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對外匯率有黑市與白市之分。在國際上，白市（官價匯率）當然不被市場接受，而黑市（自由市場匯率）因為是非法的緣故，在國際上的交易費用就過高了。

第二，人民幣既然不是國際貨幣，外資機構若要到中國大陸作金融事業的投資，又怎會不焦頭爛額呢？例如，外商要到中國搞財務公司，北京怎會容許他們以黑市匯率兌換人民幣去貸款？若以官價兌換，又怎會不血本無歸？外商到中國大陸搞生產投資，匯管雖然令人頭痛之極，但聰明之士總可以通過以貨物換貨物或其它的辦法，間接地以不明顯的黑市匯率成交。但要投資金融事業，匯管的阻力就重如泰山了。

第三，本文作者之一最近從研究中得到一個結論：匯管雖然可以增加政府的外匯收入，但對中國整體的外匯收入卻是減少了。這是因為匯管不利於出口貿易的發展及外資的引進。財政是以國家為重而不是以政府為重的。如果國家有虧損，真正的財政困難消除不了。另一方面，由於匯管對外貿是一個大障礙，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因而有所限制。這對政府的稅收是不利的。

第四，因為外匯管制而引起的「黑」、「白」匯率，往往使真實的成本及收益在計算上大有困難。在中國大陸，不僅外資有此困難，內資同樣有此困難；而政府本身的金融財政的預算也會因而混淆不清的。當然，政府——或地方政府——本身不會公開以黑市匯率計算基本建設的成本，但若不這樣做，基建的真實成本豈非大大地低估了？這又怎會不增加政府的財政困難呢？政府按官價（低價）匯率向出口企業收購外匯，賣給基建單位，這是損害出口企業的利益以補貼基建項目，實行「無軌搬運」。這怎麼能夠不打擊出口的積極性？

最近各地紛紛設置外匯調劑市場，並放開調劑價格，這方向是對的。現在應當進一步、徹底地取消外匯管制。


六、取消所有價格管制

中國所採用的「指導性價格」及「雙軌制度」等術語，雖然在修辭上說很不錯，但它們其實是價格管制。單從金融財政那方面看，這管制的禍害有如下幾點：

第一，價格管制並沒有真實地把市價降低：人們通過排隊輪候或人事關係來取得貨品的交易費用，浪費了真實價格的一部分。如此一來，真實的通脹卻被官訂的自欺欺人的價格掩蓋了，以至失卻了對政策有助的訊息。美國在七十年代初期的價格管制就有如此效果：後來解除管制，通脹的數字就更為大幅度的躍升。

第二，有特權或特殊關係而能以官價購入商品及生產數據的人，對物品不會加意珍惜，這種浪費的行為對國家財政有害無益。這裡講的也包括一些重點建設項目；這些項目依靠國家下達指令性計劃給企業，要企業以低於市價的「調撥」價格，為它們提供設備。這種變相補貼也助長了浪費之風。

第三，官價會引起搶購潮，而這搶購潮會促長市場對通脹的預期。

第四，價格管制使生產成本及收益的預算失了準則。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也就是國家的財政有困難了。

第五，價格管制很自然地壓制生產的增長；這樣，政府就減少稅收，也增加了通脹的壓力。

當然，放開價格，也需要有其它方面的配合。這些，包括收緊貨幣供應量，使總需求和總供應互相適應；包括進行更徹底的企業承包制，逐步廢止指令性計劃，使企業能夠自主地增產，或改產市場適銷的產品。


七、簡化稅制

稅制越複雜，累進稅率越高，逃稅的法門就越多，生產的阻力就越大，以致最後在效果上的稅收越少。複雜的稅制從來沒有好處，而以累進稅率的「劫富濟貧」的辦法來均分收入，就是發達了的國家也行之不易，大傷腦筋，而還未富有的國家就更應避之若蠍了。

我們建議中國只採用兩種稅：（甲）所得稅（包括企業和個人）——除了一些低收入的人免稅外，其餘一律由中央政府徵收百分之十五；賺錢極多的也是百分之十五。（乙）物業（房產）稅——每年徵收物業（房產）的估價百分之一，由地方政府徵收，作為地區本身的基本建設及教育事業所用的經費。

美國及香港的經驗，證明以上所提出的「甲」、「乙」稅項是足夠了的。當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些稅收可能還不足以應付政府的各項開支，但我們其它的建議可以彌補其不足之處，及通過增加生產的辦法來增加稅收。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左抽右抽及急遽累進的稅制對稅收是沒有幫助的。


八、大量利用私營企業及地方政府搞基本建設

大部分的基本建設，例如水、電、煤氣、電話、交通等供應，以及去糞渠、化糞廠、廢物清理服務，是不需要政府插手的。在美國，這些「公共事業」的設施由私營企業來承包，成本一向都遠比政府的為低，而服務的質量也遠為優勝。唯一的憂慮是，這些私營的公共事業可能因為有了壟斷權而導致高價，但只要政府在招標時能慎重地處理，使競投者指明服務的價格及日後調整的約束，壟斷的問題就不大了。

事實上，私營企業承辦公共事業，其功效是遠勝政府的。這些企業能獲巨利而提供服務的價格還要比政府的低。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香港的經驗也是如此。很多時候，政府大可從中取利，在招標中包括了特權價的競投；不過這樣做，服務的價格就會提高而對社會經濟沒有什麼好處了。

在美國，很多其它的公共設施——例如公路、街燈、防火、警察、公安——也是由私營或近於私營的企業承辦，或是由地區政府辦理。公立的學校、醫療所等也是由地區政府從物業稅所得來辦理的。至於航空、鐵路等設施，私營的優點也就極其明顯了。

可以這樣說，由中央政府搞基建（包括公共設施）是成本高，利益低，浪費程度驚人。這是中國大陸目前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的建議是，除了國防及一些難以收費的跨省公路之外，北京中央各部委是應該對絕大部分的公共事業「洗手不幹」。將搞好基本建設的責任大膽地下放到地方政府那裡去，指明這些政府可以用賣地的收入及以每年得自物業估價百分之一的物業稅，並運用社會集資，來搞有關的服務；也容許他們以招標的辦法，讓私營企業的內資或外資競投承辦，這就穩當得多了。


九、承包要徹底

目前中國工商業的承包制度有很大的發展，但存在的困難也一言難盡。這些困難增加政府的負擔，也就是增加政府的財政困難了。承包的中心概念是把企業包給經營者和職工負責，這點與私有產權大致相同，但前者可以維護生產資源的公有形象。但我們認為中國的工商業承包不夠徹底，以致這個制度還不能盡量發揮其生產潛力，也不能善用經營者的判斷力。

中國大陸當前正在改良企業承包制，考慮把部門包干落實為企業承包——不僅允許企業有經營自主權，而且給企業以投資自主權，及有自立項目、自行建設的權利，以此來配套改革投資、計劃、物資、金融、外貿體制。

我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實行承包和租賃相結合的體制。這個徹底的承包制，是將生產機構內的國有資產以幣值折現估價，達到了一個資產的總淨值。國家於是規定承包的機構，按月或按年繳交給政府這資產淨值的利息。如是，則資產在名義上還是國家的，但政府卻完全不管承包機構的行政與決策了。那是說，現有的承包合同內所規定的「保」、「掛」及利潤指針等項目，都要一併取消。這樣，承包者就好比向政府借錢投資，正如在發達經濟地區的投資者向銀行借錢那樣。

假若承包的機構付不出政府規定的利息，那麼政府就大可以招標競投。另一方面，承包的機構應該有權將下屬機構或公司轉讓，有權發行股票或將股權分給成員，也有權公開資產負債表，將下屬機構或公司抵押給銀行，藉以增加資金。上述的這些權利，可以運用，是因為在徹底的承包制度下，每個成員的權利與責任都可以劃分得清清楚楚的。


十、是解雇幹部的時候了

雖然我們沒有準確的比較數字，但據一般的觀察，中國大陸為人民（政府）服務的幹部，在人口的比例上，確是遠遠超過一般發達國家。正確地說，幹部是公僕，其服務對社會也是一種生產——有價值的生產。但應防止滋生下列兩點弊端：第一，這些服務不能喧賓奪主；大部分的人力資源應該用於有直接市場價值的產品與服務上。第二，幹部甚至執政者，都應該是公僕，是純為人民效勞而不是為自己效勞的。在以往的中國政制中，有前者喧賓奪主，後者本末倒置的現象。

近幾年來，這二者的改進是頗為明顯的，但幹部還是太多了，吃飽了飯爭權奪利的幹部還是數之不盡。我們因此大膽地建議政府要將一部分幹部解雇，使餘下的忙於應做的工作，抽不出時間來搞權力鬥爭。

是的，大量解雇幹部而使他們投入市場生產，政府在財政上的節省及稅收上的增加必定大有可觀。這解雇現在應該是不困難的，因為大陸的就業機會是大大地增加了，被解雇幹部很容易會得可償失。另一方面，由於解雇的節省及公僕模式的轉變，餘下來的幹部就大可以加薪了。


結論

中國大陸有金融與財政上的困難，是不容否認的。但這些困難是被誇大了，使很多人覺得不容易補救。我們的觀點是：困難是有的，但比起十年前，這困難好像是在生活渴求改善中的一種奢侈品，因為經濟大有改進才出現的。

假若中國大陸完全沒有改進，還是像大躍進及文革期間那樣的一窮二白，也就不會有今天的金融財政困難。在這個有趣的觀察上我們思前想後，就肯定了這些困難的主要成因，是在那舉世矚目的體制改革中，各部分的發展不協調。有些地方辦得很好，有些辦錯了，也有些裹足不前，與經濟整體脫了節。

在本文的十個建議中，我們的主旨有三：一、貨幣制度要使物價安定而又能促進市場貿易；二、政府要以減少浪費的辦法來減少支出；三、政府的徵收要盡可能不壓制經濟運作。概括來說，我們所提出的建議，是一套「平衡」辦法，在我們所能想到的各方面，都考慮到了。當然，中國大陸的發展還有不少其它問題；這些問題很多是我們在其它各自發表的文章內分析過的。

最後，因為我們的建議是具體而平衡的，也是相關的，這些建議也就應該「配套」實施。假若採用「零敲碎打」之法，顧此失彼，那麼，金融與財政的困難就不容易解決了。

評《末代皇帝》

幾個月前在美國看了《末代皇帝》，覺得是難得的好戲。後來這部片在香港上映了，各方影評，在稱讚中都有所保留。一些評論認為該片不忠於史實，一些認為除了攝影、導演外別無可取，也有一些認為若中國人親自製作，會拍得更好。對這些評論，我莫名其妙，更不明白為什麼對這部片的評價，外國的比香港的高，所以在百忙中我還是抽空去多看一次。其結論還是與第一次的相同：《末代皇帝》是好戲也！


複雜故事一氣呵成

我與香港的評論者有分歧，可能是因為他們低估了拍這部影片的困難程度。溥儀的一生，傳奇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傳奇的故事真的是發生了。這個無知皇帝所經歷過的時代演變，即使最富想像力的大文豪，喝醉了酒也想不出來。時代包括清末，軍閥時期，「滿洲帝國」，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以至最後以瘋狂的文革收場。在人類歷史上，有誰的一生可以遇到更複雜的歷史經驗？無巧不成戲，這個人偏偏是一個皇帝！拍電影又從何入手？

《末代皇帝》最明顯的成功地方，就是觀眾看得明白。單是這一點就不容易了。我說的觀眾，不單是我們這些炎黃子孫：外國的觀眾也看得津津有味（該片在美國公映時，高朋滿座，散場時讚好之聲不絕於耳）。老實說，我想不到有哪一位中國導演能將溥儀的一生及其背景，拍得連外國人也能看得明白的。

當然，要在兩小時三十五分內述溥儀而還能使觀眾明白，歷史的簡化、刪減是必須的。這可算是不忠於史實了。吹毛求疵，責之何患無辭？我要問，那些批評《末代》不忠於史實的人，可否舉出一部中國人拍攝而可看性高的歷史影片，是比較忠於史實的？除了簡化及一些刪減外，《末代皇帝》當然與史實還有出入之處。投資了二千萬美元的製作，怎可以忽略市場的品味需求？《末代》的「故事化」無可厚非。令人佩服的是，在需要爭取市場的大前提下，《末代》沒有故意歪曲史實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地方是言之過甚、譁眾取寵。

是的，《末代皇帝》將一個不平凡的故事，平凡地表達出來，在細節上添上趣味、感情，要說的重點說得清楚。整部片子沒有冷場，而更重要的，是將一個複雜得無以復加的故事一氣呵成了。


我對溥儀有了改觀

多年以來，我們讀到關於溥儀的文字，都往往把他形容為近於小丑的角色，毫無本領，是一個悲劇中的令人反感的人物。但看過了《末代皇帝》後，我對溥儀有了改觀：我同情這個人。

《末代皇帝》的一個成功的地方，是在同情的出發點上——不是在可憐的出發點上——肯定了溥儀這個人的性格。把他的性格刻劃成這樣，不一定對，但影片很有說服力，使我覺得這性格是可信的。溥儀的性格被形容為無知（深居禁宮多年，怎會不無知呢？），狂妄（自小就天天受人跪拜，當然狂妄了）；另一方面，溥儀還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顆善良的心（他以園丁收場，也就可信了）。

溥儀的無知與狂妄之所以令人同情，是因為他作皇帝不是他自己選擇的。這一點，《末代皇帝》強調得很清楚。一個三歲的兒童，天真爛漫，在宮殿裡遊走嘻笑之際，被臨死的慈禧宣立為皇。小孩根本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導演的刻劃實在高明：慈禧下旨立君，小溥儀背向慈禧，對滿堂拜倒的人視若無睹。中國的傳統侮辱了小溥儀，小溥儀也就侮辱了中國的傳統——這令我看得痛快！

皇帝這個職位很特別。要得到這職位的人可能不擇手段地來爭取；但我想，被迫接受這職位的人應該是悲哀的角色了。當然，我們無從知道，溥儀若是可以選擇，他會不會那麼蠢，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選做皇帝。但他被選中了而非做皇帝不可，卻是無辜！單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同情了。為了要爭取觀眾對溥儀的同情心，《末代》用了幾乎一半時間去述禁宮內的約束與三跪九叩。這也高明：在當時中國的多事之秋，上佳的題材俯拾即是，但製作者偏偏著重於溥儀的成長。

令我在內心深處震動的，是溥儀從無知到狂妄，從狂妄到無知的狂妄，而到後來還是在共產制度下馴服如羊。一個狂妄而無知的皇帝，自己以為是「九五之尊」，竟然在共產的專政下不堪一擊！這也是《末代》的成功之處。是的，我們看過其它描述共產的恐怖的電影，讀過像《苦海餘生》那樣的書，也熟知那所謂「傷痕文學」。但這些只不過令人覺得恐怖與悲慘罷了。《末代》的「共產」並不「恐怖」，但卻能使一個狂妄的皇帝自殺不成，摔倒於地。這使我思潮起伏，不能自已久之。

重看《末代》時，我特別注意導演處理文革的一個片斷，僅幾分鐘，可圈可點。在大牆上生動地畫上毛澤東的巨像與一群紅衛兵。幾個持著毛氏巨像的人領先遊行，跟著而來的是一群身穿軍裝的人押著一些「反動」的囚犯。溥儀突然認出了其中的一個犯人，是他坐牢時的好幹部，連忙追上去查問究竟。「犯了什麼罪呀？沒有錯也認了吧！」溥儀關心地說。他跟身穿軍裝的人理論，被推倒在地。這當兒，橫巷中轉出一群紅衛兵，年紀輕輕的但一臉嚴肅，在喊口號，在跳忠字舞，在唱語錄歌。

短短幾筆，鏡頭轉接得如流水行雲，一筆重於一筆。不誇大，不渲染，不恐怖，也不悲慘，但卻令我「夢墮青雲齒發寒」！

假若《末代》的男、女主角是由外國演員擔任的，那麼我們的電影行業就更尷尬了。但尊龍與陳沖演得甚有分寸，難以苛求。一些評論者可能見他們未獲提名競選奧斯卡金像獎，就認為演技有所不逮。這一點，我是不同意的。

溥儀這個角色由四個演員擔任，四個都稱職，而尊龍演晚年的溥儀，以中國男演員的水平而論，算是很有特色的了。單是在結尾時，他走上皇帝寶座，向小孩回頭一笑，表現出一點神秘，一點天真，一點愛，就使人難忘。


結論

外國人拍中國的電影題材，比中國人拍得好，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以往，外國人所拍的中國戲，總是有點糊里糊塗，有點無稽，令中國人發笑。《末代皇帝》一改常規，勝了一著，再沒有什麼令中國人覺得可笑的。與其吹毛求疵地批評，自我安慰，倒不如自我反省一下，以之借鑒，有所改進。所以在這一意義上說，我認為輸了一著是值得慶幸的事。

要描述中國自清末以來腐敗的政治效果，拍攝電影的人，大可把場面氣氛弄得恐怖、悲慘，大事渲染——總不會是過分的吧！然而，《末代皇帝》的製作者的巧妙處是：他們完全不用這一套；在一看再看之下，該片令人感到有千鈞之力。中國人有返璞歸真之說，該片在藝術上，正是這樣達到返璞歸真的境界了。

《末代》在美國異常賣座，不容易明白，也更令我佩服投巨資者的眼光。它在日本票房甚佳，不足為奇，而最近在台灣的爆棚之盛，則是意中事了。我希望這部影片最好能在大陸公映：票價再低也有微利可圖，而人民看了，溫故知新，對中國大陸的改革總會有點好處吧。

閒話龍苑

從氣氛環境那方面看，到過龍苑的人都認為它是餐館中最優美的了。這本是足以炫耀的事，但卻給我帶來麻煩。

話說去年四月啟業不久，一位好意的龍苑顧客，看到牆上掛著上海書法名家周慧珺所寫的八個大字：「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和上款的「五常教授雅屬」，就寫了一篇關於我和龍苑的文章，寄到《信報》發表。《信報》的讀者大都認識我。從那一天起，我就沒有安寧的時刻。

為了龍苑而要訪問我的刊物，遠多於為了股票暴跌而訪問我的！本來，刊物報道對龍苑的生意不無好處，但美國的餐館應在美國宣傳；香港地小事多，我的工作又忙得出奇，就是沒有龍苑也應付不了。從學術那方面看，餐館這個行業是大有研究的價值；而我亦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寫一本名為《龍苑的故事》的書，比較深入地分析管理的交易費用。然而在目前，資料還不足夠，所以在龍苑的話題上我是不想多說的。

問題是，對龍苑好奇的人源源不絕，而見到《資本》雜誌印刷精美，那我就想，以畫面描述龍苑來滿足香港朋友的好奇心，也是好的。以照片傳真，在版面的空白上總要填上一些文字，那我即使「不想多說」也不能不閒話幾句了。

八年前我打算建造龍苑，不是為了生意投資（以我的背景，要作投資，怎會想到餐廳那方面去？），而是要過一下建造園林的癮。專心於學術研究的人總是有這樣的困擾：他們日思想夜思想，思想驅之不去，就得自創一些可以分心的法門。這法門因人而異：艾智仁打哥爾夫球，連拿造塑像，巴賽爾聽古典音樂，佛利民看馬戲團表演……我選的是造園林。

在學術上，我的思想集中力似乎是比較特別的。朋友跟我說話聽不到，電影看不懂，書本看不到幾句腦子就轉到在研究中的問題上。這樣的人，要找辦法將思路轉到學術以外的事去，就不容易了。唯一可靠的辦法，是造園林。這可能是因為造園林之時，四方八面也要顧及；所以當人馬集合，機械轉動之際，我一站在地盤之中，就可以立刻忘記其它一切；於是身心舒暢，判若兩人。

一九七九年，我無意間在西雅圖以北的郊區看到一塊部分是沼澤之地，認為是難得一見的造園林之勝地，就急不及待地把它買了下來。但那是一塊商業用地，若建了園林，作什麼商業用途適當呢？答案只得一個：餐館。雖然我老早就知道經營餐館，事務很瑣碎，但為了要造園林，餐館也就跟著設計了。我於是和一位建築師朋友，斷斷續續地下了七年工夫。其中法例上的手續搞了三年（地盤與小河相連，而美國的規例是近河五十呎之內什麼也不能動的；後來政府見我們的設計別開生面，對該州會有所貢獻，就破例批准了）。

園林是由我自己建造；對餐館本身的設計，我定下了兩條大綱。第一，在餐館內，要使每一位顧客都覺得自己身在園林中。第二，中、西的文化要分得很清楚：中就是中，西就是西，決不可以不中不西。那是說，中西不能混合，但卻大可合璧，而「混合」與「合璧」是兩回事。後來我這個「合璧」的概念，不僅應用在裝修設計方面；餐館內的服務方式與飲食物品，也是以這個概念為依歸。可以說，不管是好是壞，龍苑確是與眾不同。（後來外間的評語並不一致，但有一家報章選之為華盛頓州的最佳餐館。可惜的是，該州的人對中國食品所知甚少，因而龍苑還是要經時間的考驗才可以下定論。）

園林的建造，是三年多前開始動工的——第一步是開闢一個湖。由於自己轉到香港工作，這項工程要在我假期中才能有所進展；園林斷斷續續地造了兩年多，用盡了我積累了五年的假日。屈指一算，投入工作的日子總共七十多天；這算是很快的了。其它一些數字也值得一提。該園林共享了四千多噸巨石，其中最大的重達三十二噸——據說從來沒有人搬置過這樣巨大的石頭。高達二十呎的柳樹十一株，是遍尋美國西岸才得到的、既大且強又可移植的黃柳。中國的梅花十株——幸運地，一位日本的園林家賣了給我。此外黑松二十，小松三百，杜鵑逾千，櫻花三，楓樹十餘，其它植物不便羅列了。

湖中的睡蓮雪白，水蘭鮮黃。在餐館裡，透過玻璃地板，可見足下盛開的睡蓮與來去的錦鯉。有水的花園不可缺少了橋。我在香港幾乎搜盡了關於小橋的書籍，卻找不到滿意的，後來在飛機上看到了一個廣告的一小角，畫面上有不及一吋的日本木橋。得來全不費工夫，就把它放大起來照造了。

說實話，龍苑在啟業後數星期就獲選為「四星」餐館，令我有點尷尬，因為我知道行政上不少問題還有待解決。但龍苑的園林在華盛頓州獲首獎，我倒樂於接受。我沒有在當地將這首獎宣揚，是因為建築師朋友得不到建築設計獎。那些大名鼎鼎的建築物裁判員有眼無珠：他們見龍苑不在鬧市之內就不跑來欣賞了。難道我那朋友寄去的照片還不夠說服力嗎？

給女兒上的一課——也是女兒給我上的一課

最近在汽車裡安裝了電話，主要原因，是希望在公余之暇能跟自己的孩子多談幾句。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在車子裡掛電話回家。女兒接聽，她第一句就說：「爸，你可否早一點回家？」「是什麼重要的事？」我有點緊張起來。「我要問你一些功課！」她說。這的確是重要了。女兒剛滿十五歲；入學十二年以來，從來不向我問功課。她自小成績好，但總是將習作收藏起來，不准我多管她的讀書「閒事」。如今竟然要問功課，使我受寵若驚，也覺得事情是有點「嚴重」了。

我於是立刻趕回家，一見到女兒就問：「什麼功課？」「我明天考經濟試，要問你一個問題。」這使我為之愕然。她知道我是教經濟學謀生的，但不會知道一位經濟學教授，對中學的經濟學問題不一定答得出來。要是她問的是其它科目，我總可以應付吧，但中學的經濟怪招層出不窮，假如答不出來，那我這個經濟學教授怎樣下台呢？望著女兒，我登時嚴肅起來，如臨大敵。

她問：「什麼是command economy？」一聽，我如釋重負！Command economy這一詞，我在美國二十多年沒有聽過；但幾年前回港任職，因為職責所在而涉及中學的經濟學，也就學會了。這樣，我便毫不猶豫地回答：「Command economy也就是planned economy，計劃經濟是也。」她望著我，似乎不大明白。我就跟著解釋：「計劃經濟是跟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相對的。市場經濟以消費者為主，比如他們要多吃蘋果，蘋果的市價就跟著上升，果農見蘋果有利可圖，當然會多種蘋果，蘋果的供應就增加了。這種以市場價格傳遞訊息、以價格指導生產什麼和指導產量多少的制度，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呢，不利用市場，而是政府僱用一批認為是有才幹的人作有計劃的決策，以指標的方式來規定生產什麼和產品的數量，然後賣給或分配給消費者。」


試卷外的答案

我認為自己的答案很妥當的了。殊不知女兒繼續問：「以消費者決定他們自己的喜好，既自然又合理，那麼，政府為什麼還要計劃生產呢？」我答道：「政府要增加本身的權力，使官員得益。」她反駁：「老師和書本都不是那樣說的。」真麻煩，我這個女兒明知故問，把我難倒了。要是告訴她老師和書本都錯了，那麼在考試時怎樣作答呢？女兒的考試重要，還是真理重要？考試答「錯」了，女兒埋怨我可不是好玩的。

我於是強作鎮定地說：「你們的老師和書本都認為消費者的喜好不一定對，不一定是有益的，正如你父親認為你所喜歡做的事不一定是對的一樣。他們因此認為市場的制度可能出錯，而有計劃的判斷總要比沒有計劃的好，所以計劃經濟就被一些政府推行了。」她說：「我是孩子，不夠經驗判斷，父親的判斷可能比較好；但消費者不是小孩，他們的喜好是他們的事。蘋果沒有市價，政府怎麼會知道蘋果應該多種一點還是少種一點好？」我說：「這也有道理，但你們老師和書本都不是那樣想，或者他們像你父親一樣，認為你多吃一些蘋果，少吃一些糖果，是有益的。」

晚飯的時候到了，兒子也在座。女兒突然問：「爸，在計劃經濟中，人民怎可以富有的？」我立刻回答：「當然不可以，他們飢寒交迫！」我的兒子聽到了，捧腹大笑，笑得很開心。我這個兒子，讀書的成績也很好，惟有經濟一科不稱意。這一笑，倒也顯出他下過功夫。

飯後，女兒的同學打電話給她，問的也是關於command economy的事。女兒就把剛從我那裡聽到的照說了一遍。那小同學顯然聽得莫名其妙，問：「市場經濟既然以消費者的喜好來決定，政府又何必計劃，多此一舉？」女兒將這問題轉給我。我說：「政府要權力，不，還是照書本所說的好了，市場可能出錯，政府可能是萬能而有先見之明的。」女兒轉達了。但過了幾分鐘，她又說：「我的同學還不明白，政府的判斷怎可能比消費者的判斷好？」我實在答不出來。如是者反覆幾次，我終於說：「不用擔心，試卷不會問這問題的。」


奇怪的計劃

女兒睡了。我思潮起伏，想著這樣的一個問題：連小孩也認為是行不通的計劃經濟，為什麼一些經濟學者及那麼多執政的人卻認為是行得通呢？

本來是膚淺的問題，但作深入研究的學者可能把它看得過於湛深，以致盲目起來。記得二十年前我讀到高斯的一篇發表於一九四二年的文章，說過這樣的話：若要消費者表達他們的喜好，強迫他們出價是唯一的可靠辦法。我當時拍案叫絕，卻不明白為什麼那樣多的經濟學者會不明白這一點。但經濟學者的茅塞未開，可能是因為他們有多種的顧慮。在很多情況下，市場也有所不能，這是他們深知的。有了種種顧慮而又高估了政府的公正嚴明、先知先覺，他們其中一些人讚成計劃經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不能否認，計劃經濟對經濟學者有點好處：他們當政府顧問而增加收入的機會是增加了。所以我們不容易分辨支持「計劃」的學者，是真的相信「計劃」可行，或是因為他們可從中得益。話雖如此，近二十年來，支持計劃經濟的學者是越來越少了。

撇開經濟學者不談，我的女兒及她的小朋友的發問，使我體會到一件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對經濟學所知越少的人，就應該越不明白計劃經濟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對這些人來說，正如我的女兒一樣，以消費者出價來決定生產，應該順理成章。但事實上據觀察所得，很多對經濟學一竅不通的執政者，卻大事反對市場，高舉「計劃」。這豈非有點奇怪嗎？

我於是不能不又再度從「爭取權力」那方面去作解答了。在計劃經濟中，得益最大的往往是作「計劃」的人。最明顯的利益，當然是產品以配額的辦法供應，或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執政者有分配給自己及親戚朋友的權力，不需要排隊輪購。比較不明顯的，是對權力的維護。假若執政的人要控制民眾，用荷槍實彈的辦法很容易引起反抗，不是上策。以計劃經濟來控制，則可以控制得名正言順，實在高明得多了。試想，政府以計劃生產，分配由政府決定，不服從的人就可被加上「黑戶」、「反革命」、「思想不正確」等帽子，少獲分配，每月只得生油四兩，豬肉半斤。這不是比用武力鎮壓高明得多嗎？

回想在共產政制下的中國，以上的推斷是可取的吧。在目前，北京所搞的「指導性」價格及那連帶的所謂「雙軌」制度，也有同樣的功能，作分配的人有可觀的利益。據說趙紫陽有意廢除「指導」的制度。他若能真的廢除「指導」價格——廢除自己對社會沒有益處的權力——那就更加可敬了。

是深夜了。女兒突然跑進我的房間，坐在床沿。原來她也睡不著。她欲語還休，吞吞吐吐地說著些什麼。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見我答不出她的問題，怕我難過。到最後，她說：「爸，我對你的關心比我日常所表現的大得多。」「傻孩子，」我輕聲地回答，「這一點，我老早就知道了。」

擦鞋何罪？

可能因為北京的領導人見大學經費不足，而政府本身又有財政困難，提出了學生們應該「生產自救」的建議，所以在不久前，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就跑到街上擦鞋來幫補生活費用。這一「擦」，觸犯了北京的一些執政者，認為大學生擦鞋是給國家丟臉。於是，學生擦鞋就被指為「干擾人大政協會議」及「沒有營業執照」。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擦鞋風波，竟引致身居要職的政治局委員親自對學生說話。

真想不到，為了面子，中國大陸的某些執政者竟然將不名一文的大學生，看得比昔日我們到北美洲留學的一群，還要「嬌生慣養」！一時間我想起自己五十年代末期在美國留學時的「生產自救」。


一段溫馨的回憶

是的，像我們一輩的，在三十年前到北美洲唸書的學生，比現在的北美留學生幸運得多了。當時，美國的移民局准許外來的學生找工作來「生產自救」，使我們生活無著的學生可以自給自足，拚命工作、拚命讀書，轉眼間就成了專業人士。於今想來，那一段用功的日子，是我平生最愉快的時刻。記得一天晚上，我在Scoville教授家裡洗完了碗碟之後，拿到了幾塊錢，帶著疲倦之身步出他的家門時，他對我說：「你讀書成績那麼好，工作又那麼起勁，將來你會覺得現在的日子是美好的。」教授之見，果然不凡。

那是一九六○年前後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念學士的時候了。早上五時起來，駕著一部小車子給訂戶送報紙去；六時四十五分趕到校園，穿上制服在停車場收泊車費，左手收錢（每輛收一枚「二角半」硬幣），右手替一些教授改試卷。收車費，工資每小時二元；改卷，每份一元。每小時加起來的收入有六、七元了，而那一心二用、眼觀六路的工作，倒也過癮之極。

早上十時，上課去也。因為加州大學的學費不是按科而是按學期計，所以我選修的科目比一般免費的美籍學生多，四年的課程在兩年內修完了。下午四時，有洗碗工作就去洗碗，有掃地工作就去掃地。晚上八時用膳後，功課溫習時間三、四小時就夠了。到了週末，就把賺來的錢去享受一番。

後來由於成績好，學校免了我的學費。跟著的生活更寫意，或做助理教員，或做助理研究員，或替運動員補習，「生產自救」的時間越來越少，書就讀得更好了。

當然，今天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是遠不如我們五、六十年代在美國留學的那麼幸運。在北美，最不起眼的工作也足以餬口，可以交得起學費。另一方面，學校的知識差不多予取予攜；大有興趣的科目選之不盡。令人敬佩的高手教授不僅多，而且他們從來不擺架子，有問必答。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都知道只要把書讀得好，雖然不一定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但尋找足令生活舒適的工作是不愁的。

中國大陸今天的情況及機會，跟美國三十年前相比，相差很遠了。可是，相差很遠也需要有急起直追的第一步。以擦鞋起步，何害之有？


擦鞋可迫使大學制度改進

有些人認為，這次北京的大學生擦鞋，並不是為了「生產自救」，而是希望以這種「低賤」的工作來製造不良形象，爭取同情。要是學生們真的有此想法，他們是錯了的。我想不到有哪一位在國際上算得上是有識之士，會認為學生擦鞋是「有辱國體」。當然，北京的某些執政者可能這麼想，但他們可能沒有到過外國去看看吧。在先進之邦，薪酬有高低之別，但工作卻沒有貴賤之分。假若大陸的青年生活未見安定而又先在工作上論貴賤，他們還有什麼前途可言？鞋是要擦的。大學生不應該是高人一等，要他們來擦或其他人來擦都是一樣。

或者北京的學生認為，既然掌政的人要面子，擦鞋可使他們對大學增加經費。這樣想，也是錯了。在目前大陸的改革過渡期中，不僅政府的資助求之不易，而就算是求到了，對大學不一定有好處。目前中國大陸的學校制度有兩大問題：第一，教職的高下是論資排輩，而不是以學術高下來決定；第二，「思想教育」還在推行，真正有價值的知識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這兩個重要的制度缺點，怎可以以增加政府經費的辦法來改善呢？政府出錢越多，它對學術的控制權力就越大，「思想教育」就會變本加厲，而不學無術的「教授」的權力就更為鞏固了。

假若大學是私立的，經費來自學生所交的學費，那麼學校的掌權人膽子再大，也不敢僱用不學無術的教師，更不用說把他們提升了；校內的課程，就會重於有價值的知識，低貶了「思想教育」。試問，那所謂「四個堅持」的思想，對生產有什麼貢獻？沒有市場價值的教育，私立的大學怎可以大事推行而不倒閉？美國的上佳學府，大部分是私立的；在美國，即使是公立學府吧，納稅人通常都指定，政府對大學的行政無權過問。

當然，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們不能期望大陸的大學能在短期內轉為私立。但學生「生產自救」，卻是值得鼓勵的事。假若學生能以擦鞋或其他行業掙一點錢，多買幾本書，交一點學費來補助教師的微薄收入，那麼他們對大學的課程、教師升級或調整薪酬時所用的準則，就有點發言權，或可以有力地多說幾句話。他們可以說：我們有權爭取有市場價值的教育，因為學費及生活費用的一部分，是我們自己賺回來的。這樣的說話，要比現在的大字報高明得多。這也是說，「生產自救」是可逼使大學制度的改進。以擦鞋的收入來補助生活或交一部分學費也有同樣的效果。


結論

容許學生擦鞋，會改善外人對中國大陸的觀感。這是一個自我發憤圖強的形象，是一種為了爭取知識而不論貴賤的意向。我想不到有哪個在國際上有一席之位的學者會不同意這觀點的。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國的大學制度大有問題，而這問題的重心所在，是政府管制得厲害。我們不能期望政府增加經費而又減少管制。出錢的人說話時可以理直氣壯；學生多出一分錢，多一分「自救」，就可以多說一分有份量的話，政府也就要讓步一分。這是說，從樂觀那方面看，政府有財政困難而對大學資助不足，對中國的青年不無好處。

另一方面，半工半讀的優點，不僅對目前大陸的求學困難有所幫助，而且工作本身也是一種鍛煉。不分貴賤的工作態度，是成功之途的一個起點。要是香港政府容許兒童擦鞋（在比較安全的街頭擦），我樂意見到自己的孩子到街頭擦之，讓他們賺一點零用錢，去體會一下「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哲理。這可不是空口說白話。去年夏天，我的兩位十多歲的孩子曾跑到美國去做一些粗下的工作，他們倒也敬業樂業，使我想起自己的當年。今年夏天，他們會多做一點的。


二○○○年後記

今天一個在國內的大學本科生，每年自己要出的求學經費大約是一萬元人民幣，其中四千元是學費。這數目不算少了。政府是有補貼的，但在比重上，國內求學的私下錢遠高於香港的。這解釋了為什麼雖然有那麼多的政府管制，國內學生對教育的發言權比香港學生的大。也難怪在今天，國內學術水平較差的教授大都奮力補修，免遭淘汰。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評九七博覽會

最近一些朋友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在一九九七那一年，香港舉辦一個國際性的博覽會，來協助一國兩制的過渡。建議提出後，好評如潮！這把我嚇了一跳：分明是劣著，為什麼會有那樣多人讚賞呢？舉手不回真君子，九七博覽的支持者想清楚了沒有？

在《三國演義》中，孔明提出了天時、地利、人和的重要性。一九九七年在香港辦博覽會，卻犯了這三者的大忌：天時不合，地利欠佳，人和難就。那也是說，要搞博覽會，我們不容易想到更不對頭的情況了。且讓我一一道來。


先從地利說起

香港不是一個辦博覽會的理想地方。香港不是，紐約不是，芝加哥不是，東京不是，倫敦不是，巴黎也不是。凡是人煙稠密，生意滔滔的名城都不適宜搞博覽，而遊客多的名城更不適宜。作為一個名城，香港不僅人煙稠密，生意滔滔，而且歷年來的遊客數量是世界之冠。那是說，香港是不適宜於辦博覽的地方了。

生意滔滔而又遊客眾多的大都市不宜搞博覽，有兩個很簡單的理由。第一，辦博覽的成本很大，但其主要收益不是直接得自博覽會的本身，而是博覽會給其它行業帶來間接的利益。以香港而言，除了以往的三幾次低潮外，酒店及一般商店的生意客似雲來，難以容納短暫生意的大幅度上升。這樣，博覽可以帶來的利益就有一部分被荒廢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在一九九七那一年，香港沒有博覽就會生意蕭條，遊客寥寥。

第二個理由是，在博覽會舉行之後的幾年，外來的遊客數字會下降得很厲害。外國人到香港來，不是按時報到的；他們來了一次就要隔好幾年才會考慮再來。滿地可，西雅圖，溫哥華等城市的「博覽」經驗是前車可鑒。兩年前溫哥華舉行博覽之後，食物館的生意一落千丈。最近之有起色，不是因為博覽的後遺症不嚴重，而是因為香港移民加拿大的「航天員」及探路者，將所有飛往美洲北部的機票都訂滿了。

酒店、食店、零售店等營業額的急升速降，是博覽會的必然效果。這樣的波動可以考慮，但生意急升時所賺取及給城市賣廣告所得的利益，要足以彌補速降時的損失才化算。這種彌補在普通的情況下也不容易，而在一個本是生意興隆、遊客眾多而又無需自我介紹的名城中，更無法辦到。

當然，博覽會是不應在那些籍籍無名、連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城市中舉辦。沒有遊客願意去的地方，血本無歸是肯定的。最適宜辦博覽會的地方，是這樣的一些城市：自己認為本市大有前途，藉博覽會來賣廣告，向世界大事宣傳，可收有利之效；或者是當地經濟一片蕭條，失業人多，酒店空空如也；這樣，在博覽期中的遊客急增所帶來的間接利益，就足以彌補遊客速減後的損失。急升的利益大因為失業人數或空置的資源多；速降的損失小因為不辦博覽也是生意不景的了。

香港跟以上所說的情況相去甚遠，所以在地利上就談不上。


九七天時不利也

我不是說一九九七年在香港辦博覽會，外來遊客不會激增。正相反，由於九七這個富有傳奇性的歷史階段，在那時辦博覽會，遊客激增是必然的。就算是九七年香港沒有博覽會，我也可以肯定該年香港遊客數量會上升。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因此，辦博覽會的「爆棚」之盛，所帶來的利益不大，但跟著而來的幾年，市場虧損就會特別厲害了。

更重要的是，香港是靠外來遊客及外貿而生存，而其依賴性，在比重上比任何名城更大。九七博覽後的遊客速減，會反映在香港市民收入的數字上。這樣一來，北京就啞子吃黃連了：博覽後香港的經濟不景，一般人會歸咎在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帳上！

隨之而來的無可避免的世界輿論，更令人頭痛。試想，一九九七的一、二年後，不管香港辦博覽與否，外間的新聞界必然到香港來調查經濟，看看那所謂「一國兩制」搞得怎樣了。這樣有新聞性的新聞，他們怎會放過？我們不能推斷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影響會怎麼樣，但博覽之後的遊客速減的經濟效果，卻不難推斷。如此一來，外間的輿論就不免捕風捉影，大事渲染，說得有聲有色。這樣，外資對香港、對中國大陸會怎樣看？


連人和也沒有

九七過渡，越靜越好。以博覽會來「分心」，不免顯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要是有信心，何必搞這像大宴會似的博覽「聚集」？無論北京對香港的善意如何（我不懷疑這善意），香港總有些人會把博覽說成是「最後的晚餐」。更重要的，就是到了一九九七，已經移民他國而又為數眾多的人，會因為博覽會而回到香港來看一看的。他們的離鄉別井既然是起於九七問題，而在外地又有了根，再到香港一遊是不會大聲讚好的。對這些人來說，舊地重臨雖然不一定會幸災樂禍，但總會有一點懷舊，一點哀傷。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可能覺得博覽會是最後的聚會，在意興闌珊之下，心有不甘的就不免借題發揮了。

記者，尤其是外國的記者，當然不會放棄訪問這些人的機會。我想到很多記者會問的問題，也想到很多可能的答案，但卻想不到有什麼可能的問題，和什麼可能的答案，對香港是有利的。


結論

想不到，我這個對共產政制抨擊得那樣厲害的人，對九七的過渡竟然比那些大唱高調的有信心得多。中國大陸在改進，而這改進是會繼續的。我說過很多次：中國大陸的前途是香港的前途。大陸只要能繼續改進，香港的經濟不成問題，九七過渡不需要博覽會的協助。要是大陸萬一走回頭路，香港萬事皆休，搞博覽不會創造奇跡。

九七博覽成事不足，敗事卻可以有餘！應該是安寧的過渡，何必無端端地掀起風波？依我之見，九七博覽這一著棋，寧可不作「君子」也要「回手」的了。


二○○三年後記

上海於二○一○年搞世界博覽我是贊成的。那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以人煙稠密的大都會搞博覽的可取例子。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大有看頭，而二○一○是經濟改革三十週年，總要向世界大賣一次廣告，表演一下。我衷心希望，到時不會有什麼恐怖事件，或什麼非典型肺炎之類的疫症。

斯言快哉！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的評論員發表了《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二月一日，北京的《瞭望》雜誌發表了《進一步解放思想》。到了二月七日，趙紫陽在《人民日報》上，重複地用上三星期前該報評論員所用的標題——《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再加闡釋及加重論調。雖然標題還脫不了「解放」二字，而文字內容也頗為含蓄，以增加生產的需要來鼓吹思想解放的重要，但我認為這些文字是象徵著中國大陸在思想「改革」那方面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我衷心希望將來的歷史學者會同意我今天的推斷。

在這一次的「進一步」中，最令我注意的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工人日報》的《每週論壇》，一位名為楊宜的作者，以《關鍵要有思想自由》為題，大膽地寫下這樣的話：「思想自由本應是每個人天賦的權利，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中最基本、最起碼的自由。如果連思想自由都沒有保障的話，很難設想個人還能擁有什麼別的自由。」斯言也，可謂快哉！


天賦權利為何重要

作為一個對中國大陸的動向關注了多年的人，我當然不會見到一些比較開放的言論就欣喜若狂的。但楊宜在《工人日報》用上了「天賦」、「最基本」、「最起碼」等字眼，卻不能輕視。他那幾句話使我想起傑斐遜（T.Jefferson）在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宣言》中所寫的金石名言：「我們堅持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蒼使他們有一些不可被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傑斐遜這幾句話，被後人認為是現代民主哲學的最先而又最重要的基礎。傑氏聰明絕頂，深不可測。他所說的「不言自明」（self evident），似乎是「難以詳盡解釋」的托辭。後來不少學者在「天生」、「上蒼」及「平等」的意義上作了很詳盡的闡釋。

「天生」或「上蒼」的闡釋，大家都沒有異議。這是指「最基本」、「最起碼」的權利，亦即楊宜所說的「天賦」權利了。但對平等（equal）的闡釋，則遠為複雜。傑斐遜當然不可能指的是收入或享受的平等。他很明白人生下來就有不平等的天賦：無論是智力、體力、幹勁、相貌，人是不平等的。又因為天賦的不同而導致不同的收入，人的資產擁有也不會平等。後來米爾（J.S.Mill），海耶克（F.Hayek），佛利民（M.Friedman）等人的結論是：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權利」不是指產權，而是指某些基本的、起碼的天賦權利。這點極其重要。

人本身就是一種資產，天生下來就不是平等的，而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制度能將之「平等化」。另一方面，社會若要進步，可取的制度是能使不同的人各展所長。假若有一種制度，將人們的收入或財產平等化，那麼社會的成員就沒有意圖各展所長了。這一個淺顯的道理，在共產中國狂熱的口號及鬥爭的壓制下，竟然埋沒了幾十年，效果如何有目共睹；而在共產制度中，等級特權所引起的享受不平等，比那所謂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厲害得多。

重要的問題來了。要使社會的成員各展所長，他們可以獲得不平等的收入的權利一定要有保障；而這個保障，應基於人與人之間的某些權利是平等的。例如，假若自我發展所長（或追求幸福）的權利不是人人平等，那麼人與人之間，就可以以高壓來約束平民的發展機會，以致民不聊生。這是共產政制的經驗。昔日中國大陸的階級鬥爭，不堪回首！現在是大有改進了，但家長式的壓制仍然觸目皆是。

傑斐遜所倡導的民主體制，比現在香港高唱民主的論調高明得多了。他的民主出發點與投票選舉相去甚遠：天賦的生命與追求幸福的自由權利，人人平等，是傑氏的民主重心所在。後來這些所謂基本的、起碼的天賦權利的平等，被闡釋、演變為「機會平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投票選舉的目的，無非是要維護這些基本權利的平等。很不幸，投票選舉不一定可以維護這些權利的。


人權與產權的重要劃分

人的某些基本權利要平等，才能使民眾各展所長。這一點，所有研究「民主」的學者都同意。但基本的權利應該是些什麼，他們卻說得不很清楚。我自己近幾年來的研究所得，就是產權與人權應有清楚的劃分：與產權無關的權利是人權，而這些人權可算是基本的而又應該是人人平等的權利。打家劫舍是一種「自由」，也是「追求幸福」，但卻觸犯了他人的產權，所以打劫的權利就算不上是人權了。

與其問，什麼是人權？我們應該問，什麼是產權？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產權的定義是很清楚的；先將產權歸納，餘下來的便是人權，應該被作為是天賦的、人人平等的基本權利。

凡是可以用作生產而增加收入的數據或要素，都是資產。在多人競爭使用資產的社會中，這些資產的權利就變作產權。不能用作生產的權利，或可以用作生產但沒有人競爭的權利，就不是產權了。例如，自由選擇的權利，不是產權；發憤圖強的權利，也不是產權。思想可以協助生產，但不觸犯他人的思想或言論，也不是產權。這些非產權的權利是人權，可以被看為是天賦的、基本的權利。

從基本的人權那方面看，平等與自由是同一回事。沒有人競爭的非生產的權利，或不觸犯他人的權利，是不需要約束的。不需要約束，這些權利的自由就可以無限了。假若每個人都有這些不需要約束的人權，那麼他們在這些權利上都一定是平等之極——不平等是難以想像的。


結論

在關於人權、民主、自由等觀點上，中國起碼比美國落後了二百年！這也難怪。自古君主專政，跟著兵荒馬亂，弱肉強食；到了毛澤東時代，人的權利就變成笑話了。說什麼正確思想，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就簡直是將人當作蔬菜；人的尊嚴更談不上了。一個連思考也不准思考的社會，就是馬克思地下有知，也應該淚下如雨！

所以，讀到楊宜在《工人日報》的那幾句話時，我不禁喝采！在今天一日千里的改革過渡期中，中國大陸的民眾首先要爭取的不應該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民主自由，更不是什麼「差額選舉」。他們首先要爭取的，是人的基本權利。

再談稿費

大約兩年前，我在信報發表了《稿費之謎》，指出香港的報章雜誌的稿費低得離譜，使一些頗具才華的作家難以靠筆桿餬口。該文發表後，反響奇佳。不過，自己對多種不同市場研究了幾十年，對於這個幾乎是「有市無價」的文章市場竟然作不出較有份量旳解釋，未免耿耿於懷。據一般的報道，近一兩年來香港的稿酬是提升了，但職業作者之中有些還未有資格只拿著身份證到銀行去借幾千塊錢。辱之為甚，其可「更」乎？

近幾個月來，不僅香港的刊物增加了，而台灣方面「解禁」後也同樣增加了文章的需求。有不少寫作的人對「稿費之謎」又再產生興趣，希望我能為此再多寫一篇。我對香港的文章市場是大感興趣的（凡是難以解釋的市場現象，我都有興趣），既然自己解釋不了，只好妄加推論，若能引起一些識者提供一點寶貴的意見，也是好的。


先從一些事實說起

雖然香港的文章市場令人難以明白，但有關這市場的一些事實，卻很明顯，而又易為眾所認同的。茲舉出十種事實如下：

（一）有一些香港的作者——例如金庸、林行止、倪匡等——是靠筆桿而獲得甚為可觀之收入的。但這些人不過一掌之數。例外不談，照常理而論，下過深入調查研究的文章，稿酬應該較高。但一般而言，在香港，以較大的投資來寫文章，稿費的增加得不償失。

（二）每月能獲稿酬三萬港元左右的作者，也有幾個，但他們每天的文字產量大得驚人！這些作者是近乎天才了，但因為無可避免地粗製濫造，文章的質量就大打折扣。雖然我們不能肯定這些天才，假如每天只寫幾百字，就必然產出上好文章，但市場不鼓勵「慢寫」，卻是事實。

（三）可以單靠寫作維生的——月入一、二萬港元的——大約有三數十人。這些人每天要寫三、四個專欄，也算是准天才了。他們的「缺點」是：下筆還不夠快！

（四）有很多作者——人數在一、二百之間——不是單靠稿費維生的。他們當中有才華令人佩服的，若在美國或日本，同樣才華，大可以寫作為專業而得到可觀的收入。但在香港，他們就不敢冒險而為了。

（五）有一些作者，是沒有稿酬也樂於過一下發表文章的癮。因此，象徵式的稿費——每千字幾十元——有的是。文章多非上品，但也不一定是低劣的。也難怪一位報章老闆對一般低稿費的解釋是：即使稿酬低，供應稿件的仍大不乏人。

（六）很多作者——可能十之七、八——認為刊物的讀者是多是少，關係重大。讀者多的刊物，他們願意「減價」，而讀者少的就要大講稿費了。所以未「成名」又未暢銷的刊物，要奇兵突出，在香港不容易。

（七）香港的學院，對教師升級時的文章衡量準則，多計量而少計質。在《九十年代》、《信報月刊》、《明報月刊》等刊物發表的文章，也大可以計在學術發表之內。我不敢低估這些刊物的價值，但在歐美，發表於大眾刊物上的文章，因為不夠「專」，大學的教師一般都不敢把這種文章放進自己的資歷表內的。香港學者在大眾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比重，遠超我所知的其它地方。雖然這些「講師」作品不一定有市場價值，但由於講師可以藉此而向大學交代，他們對稿酬就往往不斤斤計較了。

（八）以一個城市而論，香港的報章及雜誌之多，應該是世界之冠！另一方面，能獲利豐厚的中文刊物，在香港不多見。賺錢的可以賺很多，而虧本的也虧得驚人，以至有兩極分化的現象。但因為有大錢可賺的例子，前仆後繼的報章雜誌數量，也是超人一等。

（九）香港人的生活永平，是近於先進國家的了。閱讀刊物的主要費用，不是刊物的價格而是閱讀時間的機會成本。香港人的時間越來越寶貴，所以閱讀的費用越來越高。高的閱讀費用——尤其是專業人士的——當然認為要有高水平的刊物才值得閱讀。

（十）香港的中文刊物的水平，比起日本、歐美及甚至台灣的刊物，相去頗遠。這不是有意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香港刊物的稿酬或記者的薪酬成本低。不多作調查研究而又要每小時寫一千字以上的文章，就是蘇東坡復生也無可奈可。事實上，考慮到文字成本之低，香港有幾份中文刊物算是好得出奇了。


低稿酬的經濟理論

以上提出的十種事實，大致上是對的吧。對低稿酬這個現象作解釋，一個重要衡量的準則，是有關的現象不能與理論的解釋在邏輯上有矛盾或衝突。在科學方法論上，除了要解釋或推測現象的發生，理論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將有關而不同的事實安排各適其適，既沒有衝突，也沒有插不進去的與之有關的事實。那是說，理論好比一個特別鏡頭看世界，看得矛盾百出，就要換鏡頭了；一個把事實看得並無衝突的鏡頭，不一定是對的理論，但卻是有用的理論中的一個必有的特色。

對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一個處理的辦法是，先將幾個或多個有關的事實羅列，然後試以砌畫塊的辦法將它們砌成一張可以被接受的全圖。這並非以事實來解釋事實，而是以事實協助理論的啟發。用上述的比喻來說就是：把事實羅列了，然後通過特定的鏡頭將事實安排，是個探索理論的法門。

以低稿費的現象為例，一個理論解釋，是香港的讀者根本沒有高成本文章的需求。這也是那所謂「香港沒有文化」的觀點了。但香港的專業人士眾多，閱讀時間寶貴，而香港多量刊物的總成本並不後人。另一方面，在香港，求知若渴的人多的是！不管「文化」是何方神聖，香港為什麼沒有較高成本的文字呢？

或者說，香港既然有學院講師以及要過一下發表癮的人，可以不論稿費，所以稿費就低下了。這也是「同樣低稿費，但供應文章的大不乏人」的觀點。不過，不計較稿酬是一回事，出版者競爭取稿卻是另一回事。稿費（或任何價格）不是由「斤斤計較」來決定的。文章不值錢，斤斤計較毫無用處；作者被競爭需求，可觀的稿酬是用不著作者開口的。「你不寫有人寫」的觀點，是在「量」與「質」上有了混淆。香港作者雖多，但因為稿酬低，大有心思而又可讀性高的文章並不多見。

又或者說，香港作者的文字水平低，要寫好文章也寫不出來。香港學生的文字水平大有問題是事實，但大有才華的作家卻也不少。能在一小時內寫二千字以上的大有人在，而寫「怪論」的人又何嘗不是准天才了。香港顯然不是沒有作者寫得出好文章，但很多可以寫得好文章的作者，卻因為稿酬低下而被迫以「行貨」交差，或索性不寫。

如此這般的理論或假說，我可以一下子再舉十個八個，但要與事實沒有矛盾的就不容易了；這是兩年前我寫《稿費之謎》的原因。思前想後，我認為與事實沒有衝突的，是一個比較大膽的假說。那就是，香港從來沒有一個中文出版商，曾經重下成本與市場賭一手，搞一份高水平而又可讀性高的刊物。這不是說沒有人在出版上下過大注，而是沒有人下大注向高水平那方面進軍。這也是說，搞出版的人低估了香港人的時間價值及他們對知識的需求。

且讓我用幾個外地的例子來說明我指的是什麼刊物。有一份大有名望的美國雜誌（一下子記不起名字，可能是《商業週刊》），在香港長駐一外籍記者——每年費用應是港幣數十萬元了。這位記者有一次找我，作兩小時的訪問，後來該雜誌有兩句提及我，該記者就高興萬分，把這「兩句」帶來給我看。我問她在香港工作，不斷寫稿，每年刊登出來的有多少。她說不過是她寫的十分之一，但也覺得很稱職了。

美國《財富》雜誌的一位編輯告訴我，他們很多時分五組人，搜羅資料作五個不同的封面專題，但能被採用的只是其中一個！台灣的《天下雜誌》，一個記者的月薪萬多港元，但只貢獻二、三千字。日本有三份暢銷的經濟雜誌，每期的文字成本起碼在港幣二百萬元以上。在歐美的很多刊物，僱用文字編輯，將作者的文章大事修改，與作者反覆切磋，務求通暢可讀。諸如此類的例子，在香港的中文刊物中我們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

當然，香港的文章市場不及外地的那樣廣大，但外地有不少銷量很少的刊物，其文字成本也遠超香港大名鼎鼎的中文刊物的。另一方面，香港英語的《遠東經濟評論》，在香港只發行九千本（在遠東一帶二萬多本），按字數計算，其文字成本卻高過任何中文刊物十多倍。但《遠東》的盈利卻比任何中文雜誌高得多。

以香港中文刊物沒有嘗試過用高出現在成本好幾倍的文字跟市場賭一手作假說，來解釋香港的低稿費現象，是指市場的判斷有錯誤的經濟理論了。這樣的理論由一個專於價格原理及極力主張自由市場的人提出來，可算膽大包天，難以置信。但在短期內我能想到的，就只有這一個「沒有出版商敢嘗試」的假說，與我所羅列的十個事實，半點衝突也沒有。

這就引起一個有挑戰性的問題：要將這個假說付諸考證，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在香港試辦高水平文字成本的中文刊物。要是這種刊物虧本而倒閉（一份刊物倒閉不足以為證，可能經營不得其法，但好幾份也倒閉就無話可說了），那麼這個假說就是錯了的。但如果一份高成本的中文刊物賺了錢（賺少錢還不足以為證，要賺得大有可觀才足夠），這假說就有點份量。

理論是，高文字成本的刊物之所以能賺錢，是因為專業人士的時間寶貴，若能爭取到這些讀者，廣告商就會跟著重視——外地的經驗是支持這觀點的。在競爭下，很多其它刊物就站不住腳。刊物的數量會減少，但有份量而又可讀的刊物會增加。作者稿酬的高下也會比現在有較大的差別。這樣，上佳的作者或記者，可以每天寫三幾百字而安居樂業了。

有誰敢在香港的中文刊物市場上下賭注？虧本可不能怨我！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時，香港的出版商有以重資搞刊物的趨勢，而過了不久，稿費也開始明顯地上升了。以重資搞刊物有成功的例子，但多有破產的。成功顯然需要很大的資金。這幾年來國內的稿費急升。那裡的市場很大，文章有價，靠筆桿為生計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大家齊來「撈一把」

不久前去世的中共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臨別贈言，於去年十二月作了一次關於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講話，主要的內容，是抨擊大陸機構近幾年來爭著到香港來「撈一把」，搞亂了經濟，損害了大局的利益。他的措辭生動精彩：

「（共產）黨的開放政策是正確的。但內地一些到香港經商的行號以至個人，相當混亂，在外貿的規劃之下，搶去原來在香港經營的企業貨源，自相『殘殺』，致使產品價格下跌。這種不顧大局，只顧眼前利益的『撈一把』，是不合黨和國家政策的。成為問題的『水貨』也是『撈一把』的具體做法。還有一些從內地出來的公司，甚至在港英那裡互相告狀，打起官司來，這難道不是在損害國格？」

許氏這裡的經濟觀點，既不是馬克思的傳統，也和現代經濟學扯不上關係。那是一門少見的特權經濟學的觀點，代表著特權利益的維護與自由市場之爭，正好反映出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癥結所在。

自從一九八五年深圳發生了那所謂「菜農事件」之後，我就想在這重要特權貿易的問題上下筆，但因資料收集不全而未果。現在許氏既然將特權貿易的維護一般性地提出來了，那我就不妨一般性地加以分析。


特權與開放衝突的大略

一九七九年之前，中國大陸還未搞承包責任制，更談不上私營或獨立的機構了。在那時，大陸雖然閉關自守，但外匯還是需要的。於是，貨品的對外貿易就全部由「國家」操縱，以非私營的特權組織與香港的「愛國」商人成交，久而久之，這些港商就有了一種與大陸貿易的特權，也就是專利權了。而所有外幣與人民幣的兌換，或外幣的內匯，要經過中國銀行的機構——這銀行也就壟斷了大陸的外匯交易。

一九七九年以後，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使不少外資與外商對大陸有興趣；外貿與日俱增。但以外幣跟大陸購物還是要經中國銀行，議價還是以官價匯率為依歸，而與大陸有多年良好關係的港商，大致上還能維護他們歷來的專利。過了不久，新興的「皮包公司」與國內較有獨立性的單位，力爭上游，但焦頭爛額的例子卻數之不盡。另一方面，開放導致了不少新的產品貿易，但有利可圖的，往往要以「愛國」為大前提，所以「愛國」的人越來越多，而新的產品又促成了新的特權。北京當局也樂於以利益之惠搞統戰，而高干和高干子弟也就從以往的「後門」轉到貪污的途徑上了。

一九八四年有一個重要的新發展：人民幣對外幣的官價匯率與黑市匯率迅速地分離，以致二者相差達一倍以上。在這個情況下，用官價匯率跟大陸做生意，就好比廣東人所說的「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於是，水貨就紛紛湧現於香港了。所謂「水貨」，就是跟大陸購物的人用直接或間接的辦法以黑市匯率成交所得的貨物。這些辦法，包括以黑市兌換人民幣結帳；或在大陸賣貨，以所得的人民幣購物；或以外幣成交但用各種辦法使大陸的賣方能多獲外幣；或以貨換貨的辦法成交。總之這些直接或間接的辦法，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令人歎為觀止。這也反映了這一事實：市場只不過開放一小半就大顯神通了。我當時不免為之喝采。

「水貨」威不可擋！中藥如當歸、玉桂之類，在香港的售價下降百分之八十——這使南北行的「正規」大陸藥材代理商幾瀕破產。深圳的蔬菜，經新起的港商輸出的，不僅是「平」（便宜），而且「靚」——次貨則由國營機構「正途」運港。而我自己與一群學生於八五年初的（農曆）年宵在街頭賣桔，被水貨殺得片甲不留。香港的「正規」商人大受打擊之外，中國銀行及大陸以往的外貿特權利益，同樣受到損失。這就導致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北京當局將下放了的外貿權力收回成命：從那一天起的兩年間，深圳被弄得奄奄一息。

收回下放了的外貿權力，得益的不僅是某些港商，不僅是中國銀行，而大陸的經貿部、人民銀行及以往的一些特權分子，又再抬起頭來。北京的酒店門庭若市，而廣州及深圳的酒店，卻一蹶不振。外商做生意又要跑到北京去了。這特權的維護，畢竟與開放政策背道而馳，是難以長久地經得起競爭的壓力的。要圖利的人，應付的方式層出不窮；而較有辦法的大陸單位，就索性到香港自立門戶。近兩年多來，大陸在香港所設立的大大小小的公司，數以百計；而大陸在香港下注的資本，據說要比所有投注於大陸的外資總數還要多。香港命不該絕，但這也引起上文所述的許滌新的「特權理論」。


大家「撈一把」對社會的貢獻

近幾年來，關於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言論中，有一個老生常談的觀念：為國創匯是重要的。這觀點有好幾點謬誤，而其中兩點與維護特權是有關的：第一，他們所指的創匯，只不過是特權機構或政府的直接外匯收益，其它經營機構直接或間接地所賺取的，卻不被重視或甚至忽略了。第二，在貿易的競爭中，大陸一般民眾所獲得的利益，也被特權分子視若無睹。

要以實例來解釋這個創匯的謬誤，最適當的例子應是三年前的「菜農事件」了。在那時，深圳的菜農與一些新入行的港商，違反了議訂的規限，見有利可圖就「過量」地耕種，將蔬菜「過量」輸港。這使得香港的蔬菜市價暴跌，而在需求彈性不足的情況下，大陸從蔬菜出口所獲的外匯是下降了的。跟著，一向獲得特權利益的香港菜商理直氣壯地反對，贏得北京的支持：深圳菜農要約束生產，而租與新起的港商的農地就不打算再續約了。

然而，從經濟的角度看，深圳之所以多用農地種菜，是因為種菜會比耕作其它產品的收益為高——即使菜價暴跌也是較為有利可圖。若農地不種菜而被逼轉作其它農作用途，那麼同樣或類似的農地，在邊際上的生產收益，菜地一定會比非菜地的為高。如此一來，總農地的生產收益就一定有所不逮：農作物如要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值，同樣農地用作不同操作時，其邊際上的收益應是相等的；而在自由市場上的自由選擇中，這樣的效果是必然的。這是經濟學上有名的「邊際生產理論」的第一課。

禁止或硬性地減少菜地，菜的總市值與外匯可能增加，但菜地之外的其它農地收益就一定減少了，而前者的增值決不足以彌補後者的損失。假若深圳的農民能自由「選」種，自由外銷，蔬菜的市值下降使外匯的受損，可能不及其它農產品的外匯增加。就算是後者不能彌補前者——其它農產品可能不輸運出口——農地的生產總值也一定會增加的。外匯雖減，人民的生活、儲蓄的能力及投資的意向，都會因為自由「選」種而改進了。

農地如是，其它所有生產資源也如是——人力資源當然不會例外。不管是限制農地、禁止出口、壓制水貨、管制配額、規定批文、約束外匯留成、管制匯率等等，都有類似的、資產使用邊際收益不相等的不良效果。維護特權經濟利益的社會代價，可以高得驚人。


結論

在中國大陸的改革過渡期中，對特權利益的維護，是最大的障礙——這一點，我說過很多次了。這篇文章只不過是指出在外貿上特權的障礙——其它的不在題內。有些特權分子老氣橫秋，高舉四個堅持；但也有些是大好商人，以服務賺錢為己任。問題是，在大陸的體制改革中，很多以往得益者是無可避免地受到損害的，我們不能期望這些人能深明大義，真的以社會、國家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我曾經大膽地建議將一些資產權利乾脆地送與他們，作為取消特權的交換，不過，這比拍賣土地或解除外匯管制更需勇氣了。但若北京真的有勇氣，更好的辦法是乾脆地取消特權。

比較緩慢而可靠的辦法，就是讓市場競爭的壓力逐步將特權削弱。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而大陸的大大小小的單位到香港來「撈一把」，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競爭壓力罷了。至於許滌新認為「內資」在香港打官司是有失國格，無非是說他自己根本不知法治為何物，令人尷尬。

近半年來，因為台幣升值及蔣經國的「探親」政策，不少台灣的「好利之徒」也跑到香港來「撈一把」。這是香港之幸，也是中國兩岸之幸。有朝一日，若台灣的商人與大陸的單位在香港打上官司的話，那麼，時代的進步就更為肯定了。到那時，香港的法庭總不會沒出息地看風判案的吧。


二○○三年後記

「水貨」有兩種定義。其一是非正規代理的商人進口外國貨，例如進口日本攝影機，在香港的售價比代理商的為低。其二是本文所說的、以黑市匯率進口的「低價」大陸產品。前者今天還有所聞，但後者則因為黑市、灰市、白市的人民幣匯率沒有多大分別，去如黃鶴矣。特權利益也相應下跌，只在幾個重要的國營行業上存在。

一雞死，一雞鳴——台灣不應該走日本的路

兩個多星期前到台灣一行，打開當地的報章看看，「火雞」二字觸目皆是，稍讀內容後，心想，新上台的李登輝恐怕不容易應付了，真有點替他擔心。

原來台灣批准了美國的火雞進口，而進口的是美國人不喜歡吃的雞翼、雞腿等部分，其「剩餘價值」是不高的。這廉價的美國「剩餘」，在台灣似乎可以與本地所養的雞隻分庭抗禮，因而使台灣的雞價下降；如此一來，那裡的雞農就群起反抗，要求政府禁止火雞進口了。事情怎樣發展下去我不大了了，但看來政府會「延遲」火雞進口的。

不讓火雞「剩餘」進口，本來是小事，但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台灣近幾年來大量減低了入口稅，也擴大了進口產品的範圍，是令人欣賞的改進。要是火雞被禁止進口，那就可能一雞死，一雞鳴，再使保護主義在台灣一般性地抬頭了。


日本物價高漲的困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遠東一帶有兩個在經濟上大有成就的例子：香港與日本。雖然二者的成就都是基於私有產權的制度，但前者除了幾樣物品外，對任何進口全無管制，連關稅也沒有；後者的「保護」政策卻甚為厲害。開放進口貿易，能促使本土專於成本較低的行業，也令市民以較廉的價格享受舶來品。限制進口，雖然違反了經濟原則，使市民的物質享受減少，卻可強迫節約儲蓄。二者皆可使國民收入增加。不過，後者的增加，是數字比實際的收入可觀：富有的日本人，在本土要講究享受就不容易了。

日本的農產品貴得離譜。一顆可口的葡萄，市價在美金一元以上；櫻桃、李子、牛肉等，比美國的貴十倍。三年前，我到大阪開經濟會議。在那次的行程中，我見到大阪市中心的高樓大廈之間有一塊小小的空地，竟然井井有條地種著西紅柿。原來那裡的西紅柿貴得可怕！我跟那裡的經濟學者暢談這個因為日本限制美國農產品輸入而引起的怪現象，他們對此反應得快，解釋得清楚。

事情是這樣：日本有很多大地主（可能是Togugawa時代遺留下來的家族傳統），他們在政壇上很有勢力，一致地反對農產品進口。沒有了廉價的農產品進口，土地便可作農地之用而獲可觀的收入；若他國的農產品可以自由輸入，不僅農地的租值下降，而當農地要被迫轉作起建築物的用途時，那麼連工商、住宅用地也會因供應量增加而導致市價下降。那是說，「保護」日本的農產品，不僅是保護農地的租值，連所有土地的租值也會受到保護。受損失的是工商業的發展和消費者的享受。

兩年前，我在舊金山跟美國列根總統的兩位經濟謀士談及美國新興的保護主義的問題。他們的觀點是：列根幕下的經濟學者本來都一致反對保護主義，但由於日本和南韓等國家的自我保護，在此形勢下，他們不容易找到美國出口商的支持。那是說，在美國與進口貨競爭的工業主張「保護」，財雄勢眾，但贊成自由外貿的出口商卻因為日本等地的自我保護而提不起勁反對美國自己的保護。另一方面，消費者一向都是各自為政，像一盤散沙，沒有組織，在國會上什麼聲浪也沒有。

是的，日本的保護主義施行了很多年。但在最近幾年之前，美國反對的人不多。美國朋友的一個解釋，是美國曾在日本落過原子彈，使他們有點內疚，所以在戰後對日本百般遷就。不管這解釋是對還是錯，近幾年來，日本在經濟數字上的富裕與巨大的貿易順差下，還堅持「保護」，美國人就大有反感了。


養雞不是雛階行業

在經濟學上，保護主義的出現有兩大理由。其一是那所謂雛階行業（infant industry）。這觀點是說：大有長遠利潤的行業，初起步期間，在本國若受不到應有的保護，那麼在眾多外來的競爭下，可能站不穩，不容易發展到可以減低成本在國際上與他人競爭。這個理論盛極於五十年代，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就日漸式微了。嚴謹的經濟學邏輯從來不支持這個觀點，而事實的經驗也是不支持的。

另一個要保護的理由，乾脆地說，是壓力團體的利益問題了。台灣的雞農是明顯的例子。試想，台灣的養雞行業，起碼有數百年的歷史了，怎樣說也不能算是雛階行業。而養雞及一般農產品，是從來不需要在政府的保護下才知道減低生產成本的途徑的。台灣雞農之所以要「保護」，其出發點當然是要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在言論中他們也開心見誠地這樣說了。

有趣的問題是：假若美國的火雞「剩餘」不是廉價地賣給台灣，而是免費贈送，台灣是要，還是不要呢？雞農的反對會變本加厲，不在話下；但消費者又怎樣了？又假若美國不僅將火雞贈送，而且是將所有台灣所需的產品都免費贈送，台灣所有從事生產的人都會反對嗎？當然不會反對！這是因為生產的人也是消費者，若所有產品都免費，他們會樂於游手好閒地享受一番。送少量反對，送多量贊成，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而台灣又怎可以要多不要少那樣沒出息呢？


結論

致力生產而搞出成績來，是台灣近十多年來足以炫耀之處。但生產的目的無非是為了享受，而在貿易中，這享受的增加可以百倍計——這一點，我在其它文章裡解釋得很清楚。貿易越自由，享受的增加就越厲害。以專業生產所得，來換取自己不能生產或成本較高的產品，是貿易的主旨。火雞不是例外。台灣的雞農應該考慮，時代既然轉變了，他們也應該備適於事。

令人遺憾的是，任何政策的更改，無論對社會及民生有多大好處，總有一部分人會蒙受損失。若得益的人足以補償受損的人而還有餘，政策的更改對社會整體有利益。不幸的是，足以補償受損者，並不等於真正的給受損者作補償。以台灣的雞業為例，火雞進口對消費者的利益，肯定足以彌補雞農的損失。但很可惜，消費者不會樂善好施，自動地將錢寄給雞農作為安慰的。

我們也不能建議台灣攻府仗義為懷，向消費者抽稅來彌補雞農的損失。這樣做，聲稱大受損失的何止雞農？如此一來，補償就補之不盡——單是估計要求補償者的誇大，就會弄得一塌糊塗。沒有人會真心真意地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社會的利益計，明智的政府有時不得不一意孤行，愛莫能助地損害了一些善良的市民。

但台灣的火雞事件有更深的含義。一雞死，一雞鳴的困擾不談，保護主義會引起其它國家的自我保護。這樣，對外貿易的利益就一般性地受影響了。台灣的經濟實力非同小可，只可惜物價奇高。既然有經濟實力，又何妨大膽地開放外貿，使民眾享受一番。正如英諺所說：只工作，不娛樂（享受），會使傑克這孩子變得呆滯的。

大陸青年命途多舛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不容易找到有哪一個地方的青年，會像中國大陸近一個世紀來所遭受的不幸。真的，歷史上，我們也不容易想到哪一件事能比大陸青年的命運更悲慘。德國希特拉對猶太人的暴行，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令人髮指；但這些是戰爭的恐怖，到了和平，希望還在人間。而中國大陸的青年呢？那些歷來被爭權奪利的政客大言不慚地說要保護、要好好地培養的青年，到頭來總是希望成空，命途多舛，被人利用完後就自生自滅。

說大陸青年的惡運有近百年的日子，不會是誇大的吧？這期間，大陸的政客也曾年青過，也曾命途多舛，應該明白青年的感受，應該知道青年的希望頓成泡影時會怎樣。我對大陸的政客有這樣的感覺：一旦得到權力，成為不幸中的僥倖者後，就認為其他青年在遭遇上應該像他們自己年青時那樣不幸才對似的。他們似乎是這樣想：我們年青時什麼也沒有，你們這些青年還要些什麼？


要的只是一個機會

近幾年來，美國每年都舉辦一次兒童智商測驗，名列前茅的頭十名中，中國或華裔兒童差不多佔了半數。發明半導體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在美國被千夫所指，認為他對種族有歧視。這位仁兄竟然老實不客氣，以中國青年特別聰明為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一年多前，美國鄭重地選出在美國最有成就的十個外來移民，其中三個是中國人。也難怪史丹褔一位有名望的研究員（Tom Sowell）問我：為什麼中國人在世界各地都是那樣出人頭地，但偏偏在中國大陸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

什麼太平天國，什麼八國聯軍，什麼武昌起義，我還未出生，沒有資格作證。但抗日戰爭期間，我逃過難，我在廣西一帶流浪了三年。小朋友們和我都吃不飽，穿不暖，都沒有受到稱得上是教育的教育。營養不良，小腿都腐爛了。在桂林真光及柳州中正附小就讀時，每隔幾天就少了一個同學上課，這情況我還記得很清楚。和平後轉到廣東佛山的華英附小，還是飢寒交迫，飯堂內的粥是要爭搶才有得吃的。

在這些艱苦的日子中，我們每天清早起來唱「三民主義……」，背誦總理遺囑；到了一九四八年，廣州還未「解放」，我們早上高聲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下午低聲唱的是《東方紅》。在課堂上，老師所出的作文題目，永遠都是《我的志願》、《祖國的希望》、《可愛的家》等等——什麼都可愛，都偉大，都有希望。很多年之後，閱歷豐富了，書讀得多了，開始明白大陸的情況，我才知道那些都是騙人的話。

我與小時彼此結交於大陸的中國同學們有一點不同——他們半點機會也沒有。而我呢，在四八年秋天跑回香港，五七年遠赴美國去碰運氣，五九年得遇明師，自己知道機會難逢，就把握時機，一鼓作氣把書讀得通透。

有我的際遇的中國青年不多，但有我同樣經歷的，大概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們並不需要很多的錢，不需要什麼鼓勵，也不需要國家的關懷、國家的愛護。我們要的只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發揮自己所能。是的，一個機會就夠了。一個機會就足以直搗黃龍！可不是嗎，若有機會，十年窗下的代價何足道哉？


讓他們學有所用

我們不容易解釋為什麼在那漫長的日子裡，中國大陸的青年總是被剝奪了他們應有的一點機會。到了一九七九年，大陸比較開放了，政府容許自費生到外國留學，我就搶先把廣州的兩個外甥女帶到美國，雖然初時她們完全不懂英語，但幾年之後，她們也是大學成績優異，現在已是專業人才，在美國的收入比中國大陸同輩的青年的高出百多倍。我也曾向美國的幾家大學說項，協助了數十個大陸青年到美國唸書，三數年間他們的成就也是如此。我於是對中國的前途增加了希望。

只是，近來情況又改變了：大陸的青年還是命途多舛。據說，大陸大幅度地加強限制自費留學的自由，而北京當局還設法與外國政府協約，盡可能強迫畢業後的大陸留學生回歸。這樣做，對中國大陸有什麼好處？即使需要人才吧，也應該讓他們學有所用；假若回到大陸真的是學有所用，又哪怕有為的青年不自動回歸？

台灣的例子有說服力。我開始對台灣的經濟刮目相看，不是那些悅目的國民收入增長數字，而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到美國學成、能在那裡居留的台灣子弟，紛紛自動回台灣去，縱然那些在較早時決意不回去的也改變了主意。有就業的機會，大材可以大用，國家就變得可愛了。要他們不回去也不成。人才的需求是要以薪金及工作環境來體現的。台灣既然能使留於美國的人才倒流，那我就想，台灣的經濟成就一定非同小可，而人才的回歸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台灣近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是很明顯的。

是的，中國大陸不僅要盡量放寬自費到外地留學的限制，而且也不應堅持學成後的回歸。讓外流了的青年在外地成材，讓他們盡可能留在外地，就好比在一塊肥沃的土地播下了種子，下了投資之注，當市場大有需求時自然會有收穫的。中國大陸的青年懂中文，熟知中國的情況，對家鄉有感情，那裡若有市場需要他們，他們就會越洋歸去。


壓制不是辦法

或說，北京當局恐怕將來回歸的人才有太重的西方意識，喜歡什麼民主自由，不適合大陸的情況。姑勿論民主自由是好還是壞，不容許青年選擇出國，對大陸有什麼好處呢？在日新月異、世界大同的今天，知識大有價值，我們沒有聽說過什麼僱主會理會僱員的「政治」思想的。不讓青年選擇，壓制他們爭取知識的機會，人才的價值何來？

當然，能夠自費留學的大陸青年（在外地有親朋幫助他們自費成行的青年）不多。既然那麼少，為什麼連這稀有的機會也要扼殺呢？至於那些無法出國的青年，在那所謂「開放」的今天，大陸仍然壓制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學校內還在搞什麼思想教育，畢業後還在辦什麼分配工作。放寬一些，讓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所要學的，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他們雖然不能像那些能到外地留學的青年那樣幸運，但總可以多一番發展自己所長的機會。

去年九月，我在北京遇見方勵之。在閒談中，我提到我曾為文抨擊那因為學運而增加了的思想教育，對大陸青年的知識增長又再加以約束。他問：要是不壓制知識呢，你就不支持民主改革了？我回答說：我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從來不相信有能力改造社會，但如果涉及到學生的知識問題，站起來說幾句話倒是我的職責。

魯迅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裡說過這樣的話：要救救孩子。但我覺得，中國大陸的孩子不用救；不扼殺他們應有或可能有的機會，也就好了。


二○○○年後記

此文是十二年多前發表的。今天，中國青年求學的機會，有了很大的改進。十二年不是一個短時期，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改進的速度還是令人欣賞的。要改進的地方仍多，但我們今天有理由比較樂觀一點地看。

又是一個里程碑——評中國土地拍賣

兩三年前，我曾再三為文提過這樣的事：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是到了比較困難的境地了，所以若要繼續改進，有震撼性的決策措施是需要的。我當時指出這些大手筆的措施，包括解除外匯管制，解散國家職工，以及將土地出售等。在那時，有不少朋友認為這些是不可能的事，只不過妙想天開罷了。我雖然沒有他們那樣悲觀（正如佛利民所說，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但也總覺得這些建議過於大膽了；實現的希望有點渺茫。

希望之為愚妄，正與絕望相同——是羅曼羅蘭說的。所以，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發表了《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建議中國大陸以賣地的方法來幫補基本建設的費用，也可減少及簡化那些左抽右抽的稅項；而更重要的還是，以此來推行私產制度。沒想到，過了不久，深圳邀請我到那裡講述賣地的方法。在那次談話中，我指出土地之所以有價值，不是在於土地的本身，而是在於土地使用權的界定，以及從這些權利所能得到的收益。因此，在賣地之前，他們要花一年以上的時間去搞好一套土地法例。目前，他們的土地法例還是不夠完善的；但去年十二月一日，深圳第一次公開拍賣土地了。那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能見到「共產」中國出售土地的創舉，總算不枉此生。

且讓我先說一段閒話。在深圳拍賣土地的前兩天，當地的兩位朋友到香港來找我，說他們沒有拍賣官所用的木錘，問我在哪裡可以替他們找一個。我說，若找不到，用鐵錘也別開生面，無傷大雅。我又說，不知道拍賣所用的木錘是否與法庭上法官所用的一樣，要是一樣的話，我倒可以到法官朋友那裡偷一個來。他們一笑置之。隔了一天，我在香港電視上看到深圳準備應用的拍賣木錘——他們終於找到了，使我如釋重負！


內資必勝是可惜的

去年十二月的深圳土地拍賣，外資機構可參加，但必須用在深圳注了冊的公司之名義下注。在那次拍賣的前兩天跟深圳朋友閒談時，我問：拍賣的價格是用人民幣還是用外幣的？答曰：當然是人民幣。我喟然而歎：那麼內資是必勝了，真可惜！為什麼內資會必勝呢？理由很簡單。在明目公開的拍賣上，外資付的是人民幣，膽子再大也不敢從黑市換取人民幣來結帳；付錢時外幣一定是按官價匯率計算的。但官價匯率比黑市匯率相差幾達一倍，而內資所用的人民幣，並非以外幣按官價兌換而得的；因此一元就是一元，亦即是人民幣的「黑市」幣值了。這樣，怎會不穩操勝券呢？

深圳土地拍賣的結果，支持我對「內資必勝」的推斷。雖然外資機構有報名參與拍賣，但到臨場舉手叫價時，他們卻不見影。這可見經濟理論的推斷與其它嚴謹科學的推斷，是不相伯仲的。

我認為內資勝出是可惜的觀點，說起來，還是另一回事。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往往是向前走兩步，向後退一步。試想想，若內資獲地，北京當局大可改變初衷，將賣出了的土地收回成命。但若外資勝出，政府要反口，或要增加土地使用的約束，就會引起廣泛的反響了。在中國大陸下了注的其它外資機構會觸目驚心，謀求退策，而還未下注的外資就會望門卻步了。這是說，以賣地推行私產制度是大陸體制改革應走的一大步，而這一步，如果外資獲地，發生變故的可能性一定是較小的。

最近，上海又打算拍賣土地了。這一趟，外資公司不僅可以不在上海註冊也能參加，而且外資獲勝的機會是比深圳那一次較大的。主要原因，是在上海新近的發展中，外資能比較名正言順地以自由市價兌換人民幣的機會是增加了：黑市轉灰而幾近於白。那裡快將成立的外匯交易中心，似乎比深圳現有的外匯調劑中心有較多的自由。在目前我還沒有全面的可靠資料；雖然時間急迫，但說不定，到了賣地之日，外資能以近乎自由市價的匯率兌換人民幣。我衷心希望外資能在上海一鳴驚人。


幾個重點不可忽略

中國大陸拍賣的土地，並非年期永久的。這不重要。沒有永久年期，可以施行私產之實而又能保持土地國有的形象（正如租了房子，房子還是業主的）；在體制改革期中，我們難以苛求，不要堅持中國大陸的土地所有權要像美國那樣的。香港的土地權利也有期限，到期之時補地價可也。重要的是年期要夠長，使投資者大膽下注。這一點，北京的執政者是明白的，不用我們關心了。（上海這次拍賣的，工業地年期四十，商業地年期五十。）

值得我們關心的，是另外幾件事。第一，大陸因為政府要養的幹部太多，加上各種貪污、浪費，在財政上有困難。賣地所得，如果用之以養幹部增加特權利益，那麼中國土地再多，賣地也只如擔沙塞海，無補於事。所以我認為，政府最好能預先指明賣地的收入，日後可以作什麼用途；然後堅持資金用途不變，或要將這資金轉作別用時，事前務須用嚴謹的衡量準則來取決。

第二，中國大陸目前對土地的轉讓權有多種約束，實在是不智之舉。例如，去年十二月深圳拍賣的土地，未經建設的不准轉讓；而建設後，將物業（房產）出售時，應得的利潤又規定不能超過投資成本的百分之十五。我曾經指出過，馬克思理論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謬誤，是資產轉讓時的賺價被視為不勞而獲的收入；所以中國大陸不僅反對賺價，也反對資產自由轉讓。在拙作《資產轉讓為何重要》（見《再論中國》）一文內，我詳細地解釋了為什麼資產的自由轉讓有百利而無一害，而轉讓的賺價，是對冒風險者的一種補償及眼光獨到的投資者的一筆正當收入，於情於理是不應反對的。當然，就投資而言，幸運或倒霉的成份是存在的；但我們無從分辨何者為幸運或有本領，何者為倒霉或低能。

土地的轉讓越自由——這自由包括自由賺價——拍賣所得的地價也就一定越高。那是說，首先在土地上賺價的，不是他人，而是政府當局。政府又為什麼要作繭自縛呢？難道那膚淺的剩餘價值的謬誤，真是驅之不去？上海這次賣地，對轉讓權的約束似乎是較深圳的少一點（有關詳細規例的資料我尚未取得），是有了進步，但無謂的約束還是存在的。上海既有改進，深圳不會後人；據說深圳正在考慮放寬土地轉讓的自由。這是健康的改革競爭——希望這種現象能在大陸一般化。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土地的私產化明顯地與目前中國的憲法有矛盾——其它不少事項也有矛盾，但將土地賣給私人或私營機構是最為明顯的了。所以北京當局打算在月內修改憲法。這憲法曾經修改過好幾次了。雖然再修改是反映體制改革的有所成就，但憲法改得多總有問題。我擔心的是，這次修改所帶來的效果：不能進一步、大膽地進行私產制度。四個堅持的陰影仍在。這次改了，過得幾年，中國有更大的改進時，憲法又要再考慮修改了。如此下去，憲法的存在會阻慢了體制的改革。

因此，我在這裡要作一個與法律原則不協調的大膽建議。中國這次的修改憲法，在某些事上，不要寫得太「實」、太明確——文字上高技巧的「不明確」，可以容許多方面的體制發展。在體制改革的過渡期中，憲法不太重要，而靈活的「不太明確」的彈性，在這期間是大有用場的。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頭頭是道，看準了私產制度大有可為時，把現有的概念上的謬誤拋棄，那就來一次憲法大修改，明確地肯定私有產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