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做對了些什麼？

連這篇在內，《還斂集》寫了二百四十三篇，要收筆了。不是不再寫文章。還有《南窗集》，而久不久有過癮的新意，會考慮投稿《蘋果》。只是《還斂集》不再寫了。



三年前董橋邀請我跟他排排坐，受寵若驚，加上有廣泛的讀者支持，寫得開心。但我是個不跟他人辯論的人。最近轉到《論壇》這個新天地，讀者更多，但「論壇」有辯論之意，而我又感到不便在這裡寫些抒情文字，風花雪月一下，選題材就變得困難了。在經濟問題上，我寫的是分析文字。衡量這種文字的準則是邏輯，沒有多大的辯論空間。邏輯我從來不錯。因為價值觀不同而引起辯論，不可能有結論的，我從來不寫。以價值觀批評我的邏輯，是犯了行規。只有指出我的局限假設或現象觀察出現了問題，我考慮，但這些通常是讀者私下來信的。



從邏輯的角度看中國，我的看法有一點與眾不同。兩年多前我對周其仁說：「罵中國的文字多得很，過半罵得對，雖然重複太多，沒有新意。但我想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無疑是個奇跡，歷史沒有出現過。北京顯然是做了一些非常對的事，究竟對在哪裡呢？」這是幾年來我遇到的最困難的經濟問題。



朋友，想想吧。清楚的權利（產權）界定當然重要，因為沒有這界定不會有市場。但很多產權界定得比中國還要清楚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卻沒有中國那樣的速度與活力，何況北京的政策有好些地方還要改進。顯然，產權界定之外北京是做對了一些其他的，對得讓我們大開眼界。



年多前在《信報》發表《還不是修憲的時候》，為上述的難題提出了第一步答案，肯定的。我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獨特處，是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得激烈，其他國家沒有見過。人與人之間競爭，商與商競爭，國與國競爭，但一國之內，地區之間的競爭從來沒有見過像中國那樣來得熱鬧。換言之，經濟體制上的安排，中國的情況是每個地區彷彿是個商業機構，大家鬥個不停。



逐步推敲，我跟的肯定推斷，是這地區競爭與中央把權力下放的層層承包有關，也與地區與上頭分賬的方程式有關。另一方面，觀察上意識到，競爭最激烈的地區是市與縣，不是省或村。這是說，競爭最激烈的地區單位，是一省之內的中層。



肯定的就是上述的那麼多，離關鍵的答案尚遠。好些同學及朋友對我提出的「地區競爭」這現象有興趣，提出建議，也替我找尋可能破案的資料。難、難、難！不同地區的承包架構往往不同，分賬的方程式也往往不同。從實證研究的角度看，這些不同大吉大利，因為可以讓我們考查不同之處會帶來怎樣的不同競爭發展。困難是好些有關的其他因素需要審查、處理，落手落腳地考究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了。是的，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改革，我認為今天研究中國經濟，重點是市與縣的體制結構。



北京的有關主事人知道解釋地區競爭的答案嗎？看來他們不知道。有一位退了休的先生可能知道。那是朱鎔基。很抱歉，我曾經批評朱老搞計劃經濟，批評他不相信市場。然而，在他主理經濟政策下，北京的權力下放得快，市場發展得靈活，而地區之間的競爭也上升得最明顯。



朋友，中國今天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歷史上沒有出現過，要批評我們要知道這體制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義烏行

位於浙江中部的義烏這幾年名震地球──鬼子佬在網上大叫大嚷。是眾人皆知的小商品市場，朋友們都說值得去看一看，最近太太和我與兩位朋友就去看了。



幾年前聽到義烏的小商品市場了不起。當時的一般評價是商品質量低劣，價格相宜得離奇，是供應中國農民與勞苦大眾的日用品批發的一個集中地。這幾年義烏在國際上嶄露頭角，顯然起於商品的質量提升，其中表表者出口上升得快。據說那裡的商品的平均質量還在中下之間，但最高那部分有看頭。目前主要的國際買家不是來自英、美、法，而是來自中東、非洲等地，最熱衷是韓國佬。



一位同行的朋友查詢，長駐義烏採購的韓國商人達三千，其他長駐的外商（包括港商）也不少。這是近幾年義烏商業樓宇價格急升的原因。住宅樓宇的價格高於廣州，而商業的高出更多了。本來是窮鄉僻壤，樓價竟然把神州大地歷史上對外貿易最大名的廣州殺下馬來，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但我懷疑義烏在搞高地價政策：該市土地面積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略小於整個香港，平地遠比香港多），人口只有百多萬，可作建築用途的農地多得很，樓價不應該與上海、深圳等大都會一較高下。



一位從非洲某國到義烏採購的仁兄說，義烏的商品質量好，價格低得離奇，讓他賺大錢云云。這可見對某些國家來說，義烏的小商品命中了他們的要害。看來那些所謂發展中國家的採購商人，長駐義烏會愈來愈多了。但我不能肯定，英、美、法等高檔商人有一天也蜂擁而至。我看不到今天還是義烏主力的中國農民小商品批發會捨義烏而去，而這些似乎不容易與國際高檔次的商品混在一起的。



是的，義烏的特徵是集中，物以類聚也。每類小商品，要不是一條街就是半條，成行成市。新興的以大商場處理，動不動幾個足球場，商品分層集中。這些集中、集中的加起來，整個義烏如是，也就變為一個龐大無比的小商品集中市場了。不少人說是世界最大的，我說不知大多少倍。



主要是批發，價值較高的可以議價零售。零售價比批發價大約高一倍。低價商品少見零售不難理解：二毛一件，一千件為一手，你要買一件，論價很頭痛。我和太太購買了四套骨瓷餐具，因為四套可以批發價成交。質量相當高，送禮佳品也。可惜車箱不能多載，否則會買更多。是骨瓷，設計入流，工精，要送給朋友，這裡不公佈價格，只可說平到你唔信！



為什麼義烏的小商品市場能在國際上殺出重圍是個重要的經濟研究問題。我只到那裡跑了一天，拿不準答案。傳說的以「雞毛換糖」（物換物）的歷史典故起家不可靠，因為歷史上物換物的有名市場多得很。可能性較高是義烏的小攤檔自由市場起於一九八二，比蘇浙一帶的類同市場早起步大約五年，佔了先機。有鐵路幫一點忙，而今天，五個小時車程之內可達蘇浙與江西一帶的所有小商品生產區。佔了先機是重要的。與義烏相連的東陽市，本來較為發達，但今天被義烏比下去，差很遠了。



義烏的咖啡廳不僅多，而且大──多得很，大得很──據說是談生意的地方。晚上彷彿是紅燈區的地帶廣闊，酒吧、足浴、按摩等店子無數。

一蓑煙雨任平生（求學奇遇記·十一）

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特律的一個會議中，高斯約見我。到咖啡室坐下來，他鄭重地說：「聽說中國有跡象開放，你要回到中國去。」他一向認為炎黃子孫了不起，關心中國，但這樣說有點突如其來，我不知怎樣回應。他是個非常傳統的英國紳士，一舉一動皆合禮儀，隱居，絕少見客。如今隆重約見，只說這句話，是不尋常的要求了。



我默不作聲，過了良久，他解釋說：「如果中國真的改革制度，你所知的沒有誰可以相比，何況懂中文，能適當地向北京解釋制度運作的只有你一個。你沒有理由推卻我的要求。中國不改革也就算了，但如果他們要改，你的貢獻會比留在美國大得多，雖然大家對你這些年的學術成就沒有懷疑。」



共產中國要改革經濟體制，外來的建議當然五花八門。高斯和我研究產權與交易費用，知道任何其它角度看制度都不管用。然而，在同一範疇內，我堅持解釋現象，堅持這解釋要基於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作為局限處理，也堅持這些局限的轉變是需要考察得到的事實，不接受空中樓閣的術語。是的，知道掌握到真理，我是個非常頑固的人。



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被稱為「新制度經濟」的學問，起於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始就身在其中。調查局限及其轉變需要很大的魄力，我比高斯與艾智仁年輕二十多歲，落手落腳的工夫做得比較多。可能是這個原因，巴賽爾認為在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的研究上，一九六九年我就是行內的第一把手了。



可以這樣說：當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時，關於制度運作的知識，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個可以替他們打通經脈的人。但我不是個「改革者」，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世界，何況平生討厭政治，怎樣也要避免捲進任何政治活動中。另一方面，在廣西餓死的小朋友我不能忘記，覺得有責任為中國的青年做些什麼。



後來以淺白的語言解釋制度運作，我的立場是既不領功，也不勉強。只希望很多很多的解釋文字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會考慮，會選擇。他們怎樣選我管不著，但從那時到今天，我知道他們考慮無間。



一九七九年到廣州會見長姊，離別了二十二年，大家感慨萬千。只幾天之行，我知道國內的大概情況。跟著一九八○年動筆一九八一年完稿一九八二年發表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推斷了中國會走今天見到的路。該文的重要地方，不是作出準確的推斷，而是文內提供了一個理論架構，讓我能以之作為基礎，繼續觀察及分析中國的發展。



高斯對中國改革的主要貢獻，不是私有產權對資源使用重要的老生常談，而是他提出從界定權利的角度看私產。「私」字當頭，北京大忌，就是到了今天他們以「民」為「私」！然而，有了高斯的啟發，我把「權利界定」這理念推出去，卻被接受了。權利界定是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是我發明的高斯定律。



想當年，北京的朋友同意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要有清楚的界定，但名稱上產權誰屬他們有保留。「天下為公」很好聽，既然權利界定是賣羊肉，他們不願意掛上「私有」這隻狗頭。我說「所有權」（ownership right）毫不重要，可以跟使用權分離，需要清楚界定的是使用權、轉讓權與收入享受權——我在一九七○的一篇文章說過的。幾年前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款待我的院長提及一九八五我在北京首都鋼鐵廠講話時，他在座，聽到我建議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聽者不相信，但後來愈想愈行得通。



跟蹤中國的改革發展二十六年，從那裡學得的知識比他們跟我學的多出不知多少倍。本來痛惜關於中國經改的分析大部分以中文下筆，鬼子佬無從拜我為師，然而，編輯自己的英語文章結集，發覺久不久以英文下筆的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加起來頗全面，有可觀。



回頭說一九八二回港任職時，帶著的還未發表的文稿是《公司的合約本質》。這篇文章從一九六八想到一九八一才動筆。該文有一個重點思維起於一九六三年。當時作研究生，專注價格理論，認為新古典的理論架構有個大困難：這傳統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開處理，使我愈讀愈糊塗，愈想愈不通。後來想通了：市場就是市場，沒有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之分，只是合約的安排有所不同罷了。雖然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指出這點，而該文受到注意，但該重點一般讀者似乎忽略了。



七十年代初期，諾斯等幾位朋友認為我是唯一的可以全面革新價格理論的人。有點無稽，但衷心直說，我認為他們說的不一定錯。當時我想，馬歇爾劃定下來的新古典理論架構有啟發性，但失誤頻頻，而如果要革新，我必須提供一個新架構。架構有不同的建造方法，我應該從自己專長的解釋現象那方向建造，不管其它。為這心願我跑遍街頭巷尾數十年，自覺解釋得心應手，等到六十五歲才動筆寫下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以中文動筆，有待翻譯，這三卷本的重量可以與英語文章結集打個平手。這樣算，回港後多賺出來的是逾千篇的中語散文了。



香港的經濟學術水平我不敢評論。曾經試過，由香港政府委任的什麼評審組織，以十分為最高來評審學術研究水平，整個香港的經濟學者中只有我一個拿零分，破了紀錄。



戴天三次說我有蘇東坡的才華，有待考證乎？很不幸，才華不知有沒有，但蘇東坡的際遇我是有的。蘇子云：「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命在牛、斗之間……今謗我者或雲死，或雲仙。」



那就讓我以蘇子的《定風波》結筆吧：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求學奇遇記·十一；完）

高斯寫的前言

高斯（R. H. Coase）替我快要出版的英語文章結集寫好了前言，短的，太太用電郵發給幾位朋友看，其中一位再發到網上去。據說網上熱鬧，一位網客翻成中文，翻得對不對又吵了起來。一位同學要考一下我這個老人家，要求我親自把該前言譯成中文，以饗網客。



重讀高斯這篇前言，覺得不易譯。他是典型的英國紳士，文字含蓄，譯得好要找董橋。另一方面，任何人替還生存的作者寫前言，只能贊，不能彈。在這約束下，前言究竟如何評價要讀到字裡行間，翻譯不免失真了。譯文如下：



為一本書寫前言，是要讓未來的讀者知道，讀這本書有什麼益處。以張五常這本結集為例，寫前言既容易又愉快。張五常的文章弄清楚了這些日子的經濟論著，太不成話的實在多，而我們應該怎樣修理、糾正一下。他以例子示範，通過自己的作品來表達經濟學應該是怎樣的一回事。



張五常運氣好，他跑到洛杉磯加州大學師從Armen Alchian與Jack Hirshleifer。他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是一個有說服力與原創性的經濟學者的手筆。這作品得到高度評價，使他一九六七年獲得芝加哥大學頒予那聲望卓著的博士後政治經濟學獎，一年後被該校聘為助理教授。一九六九年芝大出版社把該論文出版成書。在芝大時他研究Milton Friedman, George Stigler, Aaron Director, HarryJ ohnson, Arnold Harberger, Theodore Schultz, Gale Johnson及其他人對經濟問題的處理通道，包括我自己的。但張五常可不是只懂得模仿。他吸納了這些人的思維，佔為己有，成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



此後他的作品，很多收納在這集子裡的，超越了他的博士論文給我們的期許。他永遠集中於理解一個經濟制度為什麼會那樣運作，而不是以一個經濟制度應該怎樣運作為出發點，及怎樣可以達到這種運作。在分析制度的操作時，他以敏銳的事實觀察來支持他的論證。他的作品具細節，有悟性，照亮他研討的問題。在這本書中他審查了很多問題，主要是把這些問題通過一個產權與交易費用的鏡頭看。為了示範這些概念的用途，他探討的題材包括價格管制，知識產權，合約結構等，而我偏愛的是蜜蜂傳播花粉的服務的合約安排了。



格外有趣的，是他用同樣的概念去審查正在中國發生的極不尋常的有趣現象。這本書內有一篇張五常於一九八一年寫下（一九八二發表）的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文章。他的答案是中國會朝市場經濟的路向走。這答案當時被認為鹵莽不可信，然而，跟的發展，卻證實他的推斷是對了的。正如張五常在後來的一篇文章說：「不管將來怎樣，鄧小平的偉大改革肯定是經濟史上極不尋常的一章。」我認為中國目前的演進，不僅不尋常，而且極為重要。以我之見，中國的奮鬥是世界的奮鬥。那「偉大的改革」，只要不中斷，會對經濟思想有深奧無比的有利影響，不僅在亞洲，歐洲及南北美洲等地方也如是。這本書的讀者，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的概念協助跟蹤，會多點明白中國發生些什麼事。



大約四十年前我與張五常多番研討，獲益甚大。這本書會讓讀者參與一個同樣的知識歷險旅程。

──高斯，二○○五年八月
Foreword by Ronald Coase


The purpose of a Foreword to a book is to tell the prospective reader what he (or she) will gain by reading it. In the case of this collection of Steven Cheung』s articles, it is both an easy and an enjoyable task. 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Steven Cheung was fortunate that he went to UCLA, where he studied under Armen Alchian and Jack Hirshleifer. His doctoral thesis,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was the work of an assured and original economist. This work was regarded so highly that he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in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67, and was appointed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following ye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ublished his thesis as a book in 1969. While at Chicago he studied the approaches to economic questions of Milton Friedman, George Stigler, Aaron Director, Harry Johnson, Arnold Harberger, Theodore Schultz, Gale Johnson and others, including me. But Steven Cheung was no mere imitator. He absorbed their ideas and made them part of his own.

The work that he has done since then, much of which is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has more than fulfilled the promise of his first work.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He examines many questions in this book, seeing them, in the main, through the lens provided by the concept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action costs. He demonstrates their usefulness by discussing, among others, price control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structure of contracts, and, a favorite of mine, the contracting of the service of bees for pollination.

What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s that he uses these same concepts in examining the extraordinarily interesting events which are now under way in China.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is a paper Steven Cheung wrote in 1981 (it was published in 1982) with the title,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His answer, which at the time was regarded as wildly improbable, was that it would. Subsequent events, however, have vindicated Cheung』s prediction. As Steven Cheung says, in a later paper, 「Whatever the future holds, Deng Xiaoping』s Great Transformation must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chapters in economic history.」 I regard what is going on in China as not only remarkable but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in my view,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f not interrupted, will have the most profound and beneficial effect on economic thought, not simply in Asia but also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Readers of this book, by following these events with the aid of the concept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action costs, will better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I gained immensely from discussions with Steven Cheung some forty years ago. This book will enable the reader to participate in a similar intellectual adventure.

R. H. Coase, August 2005

人民幣又怎樣了？

人民幣的匯率處理最近發展得快，也顯示人民銀行（央行）有點真功夫。外間的闡釋我不懂，雖然自己毫無內幕消息，但跟蹤了中國的發展那麼多年，有聽風辨器之能，央行的言論改了幾個字我就意識到發生什麼事。可以說，央行落筆打三更，不應該在脫錨與換錨時提升人民幣百分之二，觸發了炒家的神經。但央行跟的處理有兩手，大教授給八十分。如果能堅守我猜測的他們選走的貨幣與匯率的政策與路向，上述提升百分之二的錯失幾個月後會平復下來。長遠一點看，一籃子貨幣的選擇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且按下不表。



本月三日我在這裡發表《人民幣怎樣了？》；五日發表續文《要解決雙軌一價！》──是自己比較稱意的分析，讀者反應熱鬧，雖然好些讀不懂。不是容易的話題，要深入地思考才可以掌握。這裡再來一篇，有趣地「跟蹤」一下，題目於是加了一個「又」字。



首先要說的，是央行最明顯而重要的言論轉變，是再沒有說「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這句話。其含意是，朱鎔基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沒有改──只是換錨，不換下錨之法。做得對。「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是歐美的fiat money制度，調控很困難。朱老的制度，是堅守一個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歷史沒有出現過，十多年的經驗證實可行，應該是創造了經濟奇跡的一個因素了。這制度是讓市場的供求調整來維護一個錨，不是倒轉過來，讓一個錨浮動來調整市場的供求。說過多次，任何制度，只要行得通，效果好，不要手癢動之。這方面蒙代爾的看法與我一樣，不久前他說：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央行最近公佈了籃子內的貨幣，說比重是以中國對各國的外貿比重為依歸。再不是「參考」，是「住」，雖然在必要時可以調整。這與不再說「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是互通的。至於央行沒有言明籃子內的比重數字，做得對，雖然公開也無傷大雅。



一九八三年我與香港財政司彭勵治研討採用今天的聯繫匯率時，與一籃子貨幣掛我們考慮過。彭老反對一籃子貨幣，主要是政治上的問題。我當時的分析，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發表的《聯繫匯率的困擾》一文中寫了出來：



「適當的一籃子（貨幣）的選擇，是一個比重的問題，也就是一個指數的問題了。最理想的選擇，是一籃子內不同貨幣的比重應與香港對不同國家的外貿比重相若。若非如此，一籃子（貨幣）的唯一優點就失去了。」當時我認為港元與一籃子貨幣掛不成，因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而當時人民幣白市黑市亂七八糟，無可掛也。今天央行以貿易比重來下一籃子貨幣之錨，與區區在下昔日之見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最近央行的第二項政策，是明顯地要逐步解除外匯管制，讓資本項目打進國際市場。這與兩個星期前他們說五年內不放開資本項目是不同的。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放開資本項目（解除匯管）是唯一可取的舒緩人民幣強勢的方法，而對國家整體的發展非常有利。是的，看今天的形勢，中國解除匯管有大利可圖，其中的技術問題我不是專家，資料不足不便評論。可說的是，這方面周小川先生的斤兩如何，一兩年內會放榜。

擲花飛葉好文章（求學奇遇記·之十）

一九六九我從芝大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時，《佃農理論》已經發表了。我帶去還要修改一下的，是一篇題為《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的文稿。該文一九七○年發表，三十多年來影響有重量，雖然很多關於implicit contract與incomplete contract的文章，作者沒有提到出自該文。



華大聘請我時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只聽到有個思想奇特的怪人就下注。幾個月後他們無端端投票通過升我為正教授，也沒有真的讀過我的文章。大學雖多，恐怕只有當時作系主任的諾斯（D. C. North）才會這樣做。初抵華大時，遇到正要去英國造訪一年的巴賽爾（Y. Barzel）。他問我正在研究什麼，我把那《合約結構》的文稿給他看，他讀後交還給我，沒說什麼。



巴賽爾重視我的思維，是他訪英後回華大，聽到同事J. McGee大讚我對捆綁銷售的看法，讀了我在一九六八年發表的《私產與佃農》，嚇了一下，然後讀我所有發表過或還未發表的文章。一九七二我發表《兒女產權與婚姻合約》，七三發表《蜜蜂的神話》，七四發表《價格管制理論》……每篇發表前都經過巴賽爾過目，提出改進的建議。他認為我的思維無奇不有，怪招層出不窮，但無論怎樣變化，我永遠堅守價格理論的幾個基礎原則。



不容易想像有更好的同事。巴賽爾博士芝大，從師夏保加，統計學於A. Wallace門下，名門之後也。一位華大同事給予巴賽爾一個中肯評價：He knows what counts！是一種非常難得的學問。深的、淺的無所謂，但不重要的巴賽爾不管，也不知道。只管重要的學問為學問，是一種天賦。好比當時搞得複雜無比的統計分析，巴賽爾不懂，但他懂的統計理念，不可或缺。



巴賽爾的思維細緻緊密。他有疑問我要多想一下，但如果他不反對我就心安理得，不管他人怎樣說。我自己喜歡奔放思想，有時為了過癮一下，鋌而走險。這樣的思維總要有點約束，而巴賽爾就是這樣的一個約束者。他從來沒有說我想錯，只是有時說這裡那裡不要去得太盡。我是因為有巴賽爾在旁監管，有個靠山，把奔放的思想都放出去。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搜集了香港租金管制的資料，要研究價格管制，目的是要推出當一個價受到壓制，競爭的行為會怎樣。肯定的初步答案，是當價作為一個決定勝負的準則被壓制，其他準則會出現，而這些其他準則會導致租值消散。不是淺思維，就是今天一般經濟學者走不到那麼遠。一九七二年，巴賽爾同意這看法重要，開始研究因為價格管制而引起的排隊輪購的經濟分析。



我的困難是香港租金管制的經驗，消散了的租值顯然只是一部分。這問題使我想了很久，得到的答案，是在爭取極大化的假設下，租值消散是在局限下的最低消散。後來於一九七四年發表了《價格管制理論》。石沉大海多年，這篇文章起死回生，傳世的機會愈來愈大了。



這裡提出，是因為當年寫該文，巴賽爾不斷支持，不斷鼓勵，認為該文石破天驚。這裡有一個外人不容易明白的學術哲理。那是到了思維的艱深高處，如果沒有一個識者在旁不斷打氣，不容易成事。我懷疑如果巴賽爾當時沒有站在旁邊不斷拍掌，我那關於價格管制的文章會終於寫出來。



華大當年的經濟系不弱，使後來有人稱「華大學派」，諾斯屢次推我為首。很多時他是我授課的座上客。此公對思想重要性的判斷不凡，後來因為把交易費用的思維引進歷史研究，拿得經濟學諾貝爾獎。



想當年，思如泉湧，信手拈來皆創意，擲花飛葉好文章。《蜜蜂的神話》前前後後只花了三個月；《座位票價》只用了兩個晚上。這樣水平的文章一年發表三幾篇易如反掌，而通常是還未動筆就有學報編輯索稿，用不著評審。可惜當時我料不到這些文章數十年後還受到注意，以為自己要博大的才有大成，於是找龐大、困難而又重要的入手。於今回顧，這是失敗。



三個龐大題材把我弄得筋疲力盡。其一是上文提過的香港租金管制，文件數十箱，單是闡釋數十年的法例演變就用了兩年。這個題材我只做了一半，太累停手，發表過三篇文章，一篇拿得美國某機構的最佳法律論文獎，一篇刊登排頭，最重要就是那篇《價格管制理論》。



第二項龐大題材，是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產出、界定與租用。當時沒有誰不認為是重要的題材，而史德拉等朋友說我是處理這題材的第一人選。有研究金，購買了不少合約文件，但幾個月下來，助手和我就知道很困難，因為每項發明專利都是我們看不懂的科技術語，且項項不同。困難是我收了人家提供的研究金，退既不易，進也難行。一九七七年寫了一份很長的中期研究報告，主要有三部分：較為不重要的兩部分發表了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有待反覆思考、改進，但擱置下來沒有動工。可幸今天找到那一九七七年的、題為《產權與發明》的報告文稿，重讀最重要的那部分，拍案叫絕，自己今天不會想得出來，也證明智力是退化了。



第三更龐大，是為石油公司做的因為一件反托拉斯案而要解釋的石油工業合約。我的職責是不管誰對誰錯，只是解釋為什麼會有存在的合約安排。是顧問工作，酬金不少，但我的興趣是那些奇怪合約，不作顧問不可能拿得樣本及有關資料。文件佔了大半個車房，花了六年時間，研究做得好，但是僱主之物，不能發表。當時答應在「案」後讓我發表的只是一篇短文，關於期貨市場，文稿遺失了二十多年，兩年前巴賽爾替我找回來。



今天一些朋友認為，如果當年我繼續寫博士後幾年那類文章，華大經濟學派可見經傳矣。然而，區區在下無足輕重，為什麼不讓我大賭幾手呢？學問的爭取如沙場混戰，行雷閃電，狂風暴雨。詩中有云：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求學奇遇記·之十）

計劃經濟的禍害

廣東汽油短缺，先是深圳，繼而廣州。一些油站無油可沽，另一些排長龍。一位同學的父親排隊一個半小時，輪到，但只准入油半箱，要再輪一個半小時才裝滿。我好奇地問：「為什麼你爸爸不靜靜地把五元鈔票塞進加油員的手中？」這是價格管制應有的行為，沒有出現是因為政府管得緊（據說每車限入某公升量）。



排隊輪購是教育：時間是成本，是油價的一部分。你會問：中國開放改革之前排隊輪購天天有，司空慣見，中國人是排隊老手了，還有什麼可學的？教授答曰：以前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無所事事，時間的機會成本近於零，所以沒有真的教育過。今天不同了，排隊的時間代價入肉傷身，廣東的汽油價格快要上升了。



七十年代初期石油禁運，美國政府推出價格管制，導致整個國家經濟不景逾十年。加油站當然排長龍，一個女人以「性」換油，報章吵了起來。我的方法是每次加油叫油站驗車、加機油，多付十多元，到鄰近喝杯咖啡油箱就裝得滿滿的。以為自己好聰明，殊不知幾個月後車壞了，原來油站從來沒有真的替我加機油。後來一位同事說他也用我的方法，也中計。



這次廣東缺油，一位在大學教經濟的女同學問：「是因為原油價格舉世暴升嗎？」我想也不想就回應：「與原油價格上升無關，計劃經濟使然也。」她到網上搜查資料，得到的答案果然與國際油價急升無關，計劃經濟使然，於是問：「教授呀，為什麼你那樣厲害，沒有資料也猜中？」我回應道：「天下雨，你問是否因為吹北風？我說不是因為吹北風，而是天上有雲。」是的，經濟學的高處，答案通常小孩子也明白，但要經過多年的觀察，熟知世事的規律，也要掌握基礎的理論。



中國的原油產出或進口與提煉，歷來是國營的，由政府策劃操縱。這與目前發展得頭頭是道的市場經濟水火不相容，早晚會出事。目前的汽油價格是由政府規定的，沒有美國當年那樣蠢──以管制價格來壓制通脹──但出於政府策劃，反應遲鈍，價格調整得不夠快。報道說，國營煉油因為有價格規限，無利可圖，產出達到指標就停產了。報道又說，外地（尤其是香港）的汽油賣得起價，煉油廠出口太多，以致國內短缺。報道又再說，中國不容許煉成的石油產品進口，是以為難。



石油產品不是女人手袋，不是男人皮帶，而是今天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這樣重要的產品由政府策劃主理，控制供應，街上的人聽來順理成章，其實愚不可及。曾幾何時──二十多年前吧──中國政府不是策劃操縱所有肉類、蔬菜市場嗎？沒有飯吃的日子怎可以這樣容易就忘記了？



石油產品重要，所以愈要倚靠私營（民營）的自由市場。以產品重要為理由而來一套政府前、政府後，表面看是自欺欺人，其實是維護政府的壟斷權益。政府不管女人手袋，不管男人皮帶，表面看是因為產品不重要，其實是競爭激烈，國營參與一定潰不成軍。朋友，你敢跟我賭一手嗎？



好了，為了國家安全，你要國營進口原油與提煉，我不跟你計較，讓你「國」到夠。但為什麼你不容許私營（民營）的參與其事，讓他們自由進口原油，自己設廠提煉，國營之外還有私營，對國家不是更安全嗎？就是容許外資到中國設煉油廠，進口石油，不安全何在？不安全的，是私營會把國營殺下馬來。



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石油、通訊與公共交通，將會是中國改革最難私營化的三個行業，因為這些是最容易維護政府壟斷的。這樣的水晶球賣不起錢，能不感慨乎？

套裝作品論

不容易解釋，任何外人對自己作品的讚賞總比不上自己欣賞自己的來得舒暢，或有較大的滿足感。這可能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吧。



論創作的滿足感，效果最佳莫如「套裝」了。何謂套裝作品呢？莫札特的二十七首鋼琴協奏曲（尤其是第九至二十七），是經典的精彩套裝例子。貝多芬的九首交響樂（尤其是三至九）又是一例。莫奈晚年的多張蓮塘畫作，畫到絕，算套裝，留名千古沒有問題。莎士比亞的舞台劇，從整體看，是令人嚇破了膽的成就。



套裝作品洋洋大觀，精絕者的威力排山倒海而來。不容易，因為套內的作品要融合。要有連貫性，而其中又要有變化，有深度，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文豪魯迅，書局看到的《魯迅全集》令人失望：內裡百鳥歸巢，沒有連貫性，套之不裝也。魯迅無疑有好作品，文字寫下不少，但我看不到令人信服是大文豪的套裝作品表達。說不定如果有專家把魯迅的作品分類套裝，露了底，拍掌的人反而少了。查大俠金庸是另一回事。你要怎樣批評老查我不跟你計較，但他的武俠小說是龐大而完整的套裝，變化多而又前後一貫，有威力，傳世肯定矣！



羨慕上述的大師的套裝作品，自己求之不得，鬥他們不過，有點耿耿於懷。但我想，跟他們斗套數多我不容易敗下陣來。屈指一算，我可以拿出五項套裝作品，炫耀一下。



（一）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四友攝影集不算，這兩年一口氣出版了七集！六百多幀，其中有弱品，但如果精選三百幀（包括一些沒有出版過的新作），題材多而又前後一貫，取名《影詩三百首》，精心印製，有可為。



（二）山木兄指出我有《論衡》三部──《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前後一貫，變化多，可以作為套裝看。如果精選其中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章，加上後來有關的較佳作品，可以算作第二套。



（三）其他近千篇中語散文，精選二百，分類入套，手指可以再屈一下。



（四）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如果能坐下來重頭整理，然後翻成英文，是第四項套裝了。



（五）搞了近一年的英語文章結集，快完工了。這結集比自己事前想像的好得多，說是第五套心安理得。（《佃農理論》有兩章獨立的放進了這結集之內。）



日暮黃昏，套裝作品斗前賢不過，無能為力矣。但我想，斗套裝項數有勝算，於是在稿紙上寫下上述五項。跟想，自己的品味與思維有獨特之處，風格從來不創而立，這五套加起來可能互相連貫，成為一大套裝。機會不高，但存在。但這要嘗試炮製出來上述的五項套裝作品，放在一起，互相映照，才能定奪。



成本看來不是那麼高。第五項快完工，不用再炮製了。第一項，精選攝影巨冊，可以請幾位懂得選擇的朋友代勞，然後拿錢出來購買印製的檔次。第二項，從《論衡》三部增訂而成的中國經改套裝，需要三大冊，林山木、周其仁等朋友或可幫忙一下。第三項──其他散文精選的分類套裝──也要三大冊，不知戴天、岑逸飛等朋友能否代勞。餘下來最頭痛是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修訂與英譯。如果自己譯首輪，張滔第二輪，再加一個助手，恐怕要花兩年時間才辦得稱意。



已有的材料應該是足夠的。處理得好每項有看頭。問題是不容易加起來，互相輝映，混為一體。幾天前張滔贈我四個拉丁字──Doctus fit，poeta nascitur──其中大有玄機，可能提供一個角度，讓我把五項套裝連貫起來而成為一大套。

從長堤到芝加哥（求學奇遇記·之九）

《佃農理論》是在長堤大學寫成的。雖然導師是加大的艾智仁與赫舒拉發，但個多小時的車程不方便，時間要預約，只能寫好了初稿，讓他們先讀，才登門求教。這樣，在長堤與我共用一個辦公室的同事E.Dvorak就成為我的「試音板」了。每有新意，向他表演一下，看他是否大叫天才。



長堤有一個小奇跡。那裡的圖書館竟然有全套的《台灣農業年鑒》。是奇怪的刊物，有點發神經。這年鑒詳盡地羅列了台灣每年每縣的每種農植的耕地與收成，包括農地面積與耕地的輪植，印得密密麻麻，中英對照。沒有誰會翻閱這樣的刊物，而就是作農業研究，這類資料一般用不上。只是我要以台灣的土地改革來驗證佃農分成在管制下對土地的邊際產出的影響，雖然重要但極為冷門，才用得著這類資料，甚至不可或缺。



記得艾智仁讀到我論文中最重要的驗證那章時，很有點不相信我的想像推理與統計數據，以為我可能在袖子裡出術。我從長堤借出幾冊《台灣農業年鑒》，帶給他看，他自言自語：「發神經，怎會有人搜集這些資料呢？他們要來作什麼？」



順便一提。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長堤博物館舉行一次攝影個展，很成功。那時每星期教十二課，論文要趕工，展覽的工作也得到Dvorak協助，而開幕的雞尾酒會由他的太太主理。據說因為主理得出色，不少人跟著要求她主理酒會，大名遠播，最後美國的西區經濟學會的每年盛會都委託她主理了。光流水逝，匆匆數十年矣。



博士後我轉到芝加哥大學。那是個很可怕的地方。名家雲集（當年那裡的朋友後來有六個拿得諾貝爾獎），各爭上游，互不相讓。講座或研討會議天天有，午餐一定談學術，晚上酒會不醉無歸。我在旁聽、講座、研討、酒會之間疲於奔命，加上每隔一兩天女秘書就把幾篇文章放在我的書桌上，不少要評審。我奇怪那裡的一些同事可以活到今天。



衷心說實話，我喜歡學，學得快，但絕對不是個喜歡跟人家研討或辯論的人。從廣西拿沙的日子起我喜歡獨自遊玩，有自己的世界，而長大後喜歡獨自思考，不管外人怎樣說。我可以一連數天足不出戶，有時一整天呆坐書房。少年時在香港逃學，沒有伴侶，我往往一個人坐在柴灣的一塊巨石上下釣。根本沒有魚，永遠是那塊石，只是四顧無人，胡亂地想著些什麼，對我是一種樂趣。學術上我很少與人爭論，誰對誰錯於我無關痛癢。港大有一位同事，一事無成，見我不回應某人的批評，大做文章，說我不負責任。胡說八道。回應批評我可以大量地增加文章數量，但何必做這些無聊的工作呢？思想是自己的，獨自魂遊得來，是對是錯是輕是重，歷史自有公論。沒有機會傳世的學術文字，不寫算了。



這解釋了為什麼在芝加哥大學的兩年中，一方面我很希望能得到那裡的大師的啟發，另一方面我不想參與他們的思想競賽。史德拉（G. J. Stigler）與佛利民是天才，當然可以教我，但他倆當時如日方中，是大忙人，不敢多花他們的時間。雖然佛老的辦公室在我隔鄰，我是要到他退休了才多求教於他。夏保加（A. Harberger）的課我旁聽了一段日子，但他既是系主任，又是拉丁美洲的學生領導，分身不暇。舒爾茲（T. W. Schultz）與莊遜（D. G. Johnson）搞農業經濟，本來志同道合，但他倆忙於行政工作。另一個莊遜（H. G. Johnson）視我如弟弟，我感激，但他一半時間在倫敦。蒙代爾（R. Mundell）是個怪天才，編輯名滿天下的《政治經濟學報》，我只在酒會時才能與他多談幾句。L. Telser是個獨行俠，H. Usawa帶他的一群學生，Z. Griliches整天看數據，G. Tolley有他自己的項目——雖然大家常有來往，但研究的興趣有別。餘下是幾個像我那樣的後生小子了。



芝加哥的法律學院別有天地。戴維德（A. Director）是我的英雄，但比我年長三十四歲，正退休，我不便常常請教他。高斯（R. H. Coase）也在法律學院，編輯《法律經濟學報》，研究興趣與我相近，治學方法一樣，所以談得來。我與高斯的往事，寫得多了，這裡不多說。



芝加哥學派名不虛傳。這學派不是外間說的高舉自由市場，或是大捧貨幣理論，而是他們重視理論或假說的事實驗證。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也同樣重視，只是遠不及芝大那樣人多勢眾，「思想鬥爭」遠不及芝大那樣熱鬧。



我認為經濟學除了解釋現象沒有其他用途，就是提出政策建議，經濟學的貢獻是解釋政策會引起的效果。我走經濟解釋（事實驗證）的路走了整整四十年，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影響先入為主。這方面我可能比他們還要堅持，而向淺中求、簡化理論的法門，也是他們的影響，但我可能走得比較極端。



重視局限的真實性，首先影響我的是芝大的奈特（F. H. Knight），我在那裡時他還健在，有機會兩次表達了我的仰慕之情。然而，堅持考查局限的影響，主要來自高斯。至於我不喜歡動不動找統計數據，喜歡在街頭巷尾跑，對古靈精怪的小現象筆下留神，則是五十年前太寧街的影響了。



我只在芝大停留了兩年就遷往西雅圖去。是不容易的決定。高斯多次挽留，而夏保加大幅提升我的薪酬。所有人都說，一個初出道的經濟學子，有機會不多留於芝大幾年是大傻瓜。問題是我生於香港，從小愛海，而西雅圖的海美絕天下。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學術氣氛太熱鬧，我要找個地方寧靜下來。



Griliches是好朋友，當時提供他的看法：「任何年輕的經濟學者要離開芝大都不智，因為需要芝大同事的影響與營養。你可能是個例外，因為你永遠活在自己的天地中。」



（求學奇遇記·之九）

《壹周》怪論

「怪論」是區區在下給英語paradox起的中譯。很難譯，有似非而是的意思，也有似是而非的意思，但怎樣說也近於怪，無以名之，譯為「怪論」算了。



三個經濟學的例子可以給讀者提供線索。其一是在宏觀經濟學上，森穆遜發明了Paradox of Thrift，說如果所有的人一起增加積蓄，到最後所有人的積蓄會下降。圖解清楚，卻是謬論，這裡不再說。其二是對外貿易的學說出現過一個Leontief Paradox，說有廉價勞力的貧窮國家，出口的產品應該是勞力比重高，但這位名教授的調查結果，是貧窮國家的出口產品「資本」比重較高。可能是統計的失誤吧。



最過癮是Hotelling Paradox。這怪論說，在一條長路上，住家平均分佈，兩間食物店要開業，為了節省住家顧客的交通費用，理應一間開在長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間開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然而，為了搶顧客，兩間食物店皆向街道的中央移動，最後兩間在中央連在一起，增加了顧客的交通費用。順理成章，但有不少問題，其中最頭痛的是如果有三家食物店，大家會跳來跳去，永無止歇，找不到均衡點。



上述三例可見，只要趣味足夠，怪論容易成名，而怪論的稱呼通常是依作者名字。最近讀楊懷康寫捆綁銷售，我突然看到一個怪論，可能是肥佬發明的，不想他成名，遂以「壹周怪論」名之。



《壹周》有A、B二冊，捆綁一起賣二十元。所有人都同意，這二冊各自獨立，互不相干。為此我曾經建議，應該給讀者三個選擇：單購A冊十元；單購B冊十元；A、B合購二十元。依照經濟邏輯，這分拆銷售會增加《壹周》的收入。阿康顯然不同意，以二冊捆綁有行家倣傚為成功的實證。這是如假包換的怪論，有趣是可能對。



想想吧，一家水果店，賣蘋果與金山橙。蘋果兩元一個，金山橙也是兩元一個，顧客可以只買蘋果，或只買橙，也可以二果皆買。如果這水果店捆綁蘋果與橙，強迫顧客一定要以四元購買一個蘋果加一個橙，這水果店不關門才怪。有些顧客不要蘋果或不要橙——正如我從來不翻閱《壹周》的B冊——強迫捆綁銷售對水果店有害無益。



邏輯上，既然蘋果與橙可以獨立銷售，互不相干，與《壹週刊》的A、B二冊可以獨立銷售沒有什麼不同。問題是《壹周》捆綁賺到錢，不敢賭分拆銷售這一手。經濟邏輯說《壹周》分拆可以賺較多錢，《壹周》卻說既然人家學我捆綁，捆綁賺錢較多。這是怪論，paradox是也。



有趣而重要的問題，是雖然《壹周》的捆綁解說邏輯不通，但捆綁可能對！這牽涉到我不熟知的廣告問題。A、B二冊，廣告商可選A或B下注，廣告賣錢以讀者觀看的次數算。在這假設下，如果所有讀者像我那樣，買兩冊只看一冊，或永遠不看廣告，《壹周》捆綁肯定錯。另一個極端，如果所有讀者必看所有廣告，那麼《壹周》捆綁有強迫多看廣告之效，每個廣告的看者可能增加。兩個極端之間有無數個可能，我花了一整晚，寫了幾紙方程式也找不到規律。



肥佬吉人天相。他可能無端端地發明了一個前所未聞的經濟理念：甲、乙互不相干的產品，獨立銷售生存機會較高，但如果有第三種產品（這裡指廣告）捆綁甲或乙，那麼甲、乙捆綁有可能賺錢較多。

要解決雙軌一價！

撇開上文提到的人民幣升值引起的炒風及其他令人不安於心的發展，最頭痛是如下的問題：人民幣非常強勁，提升百分之二彷彿擔沙塞海，微不足道，為什麼國內的製造商在網上罵得那樣厲害呢？對網上客的言論有懷疑，我求教了幾位在國內設廠的朋友。得到的不夠精確的大概結論，是對那些以勞力密集的出口製造商而言，百分之二是大升幅，有殺傷力。



一位造不鋼產品的，經營了十多年，去年因為原料價格上升而倒閉；一位造塑膠產品的，說搏到盡也賺不到廢料。舉個例，一塊塑膠片取料後餘下來的，是廢料，可以按重量賣出去。連廢料的市值也賺不到，可見競爭激烈之甚。先進之邦的投資者到中國設廠不會斤斤計較廢料，人民幣上升百分之二無所謂；搞高科技產品的也如是。但靠勞力密集的「接單」廠家，「水位」甚小，而這些廠家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米飯班主」了。一位朋友直言對周小川先生最近要求廠家增加生產力有反感：「已經搏到盡，你來增給我看。」



為什麼會這樣呢？答案是今時不同往日：今天廉價勞力到處都有，你不接單買家會跑到他家去，或跑到其他國家去。日本經濟起飛時沒有這個困難，何況他們一起筆在當時的科技水平中有看頭。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我為這問題想了好幾晚，得到的答案是這樣的。人民幣很強，偏低相當多，但這強勢不是來自對外貿易的順、逆差。去年中國的國際總貿易出現過逆差，人民幣強勢凌厲；今年因為宏觀調控削弱了進口的增幅，貿易的順差上升，但比起資本項目的人民幣需求，微不足道。是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兩類項目中，人民幣的強勢不是來自貿易項目，而是來自資本項目。後者包括外人對中國房地產的需求，要到中國設廠投資的需求，加上單是對中國的前景看好而要多持人民幣的需求。



人民幣就是人民幣，沒有黑市就同幣同價。但在對外貿易那方面，經過多年的逐步開放，尤其是進入了世貿之後，中國的產品之價是國際的競爭價，按照十一年來人民幣與美元掛的率調整，達到了國際競爭的市價均衡點。這樣，提升人民幣的率對上述的「米飯班主」立刻有殺傷力。另一方面，人民幣的率大幅偏低，有強勢，主要是外間對資本項目的需求，而後者歷來有外管制，是國家壟斷的市場。然而，沒有黑市，人民幣只有一個價，一個合乎國際產品競爭的均衡價，與壟斷的資本項目需求是脫了節的。這是政府做出來的雙軌一價的情況，很頭痛，早晚要解決。



朋友，你認為北京要怎樣選擇才對呢？大幅提升人民幣，達到資本項目的壟斷均衡，中國經濟的米飯班主不免一死。小量提升，左顧右忌，意圖中間落墨，愚不可及，因為在貿易項目與資本項目之間不會有任何均衡點。餘下來可走的路只有一條：解除外管制，大量在國際上供應人民幣，把雙軌一價改為單軌一價──國際競爭市場之價既可解決率問題，又有大錢可賺，何樂不為哉？



開放人民幣供應（解除匯管），北京要人民幣的強勢跌到哪個價位都可以。但我認為持久地看，人民幣要略為偏低，很小的。下一個可取的錨就容易辦了。人民幣外流不會引起國內通脹，而為恐放出人民幣過多或回流會引起通脹，我的建議是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維護此錨可以給政府一個可靠的準則來調控人民幣的供應量。同樣重要是此錨不會導至通脹預期；價位可以調整，只要政府對調整的上下限言而有信，通脹或通縮預期就有了約束了。



（《人民幣怎樣了？》二之二）

艾智仁與赫舒拉（求學奇遇記·之八）

曾經多次寫艾智仁與赫舒拉發，因為他倆是我求學時最主要的老師。這裡從比較廣泛的角度說，也比較簡略。自己平生最高的榮譽，不是什麼院長會長，或什麼大教授，而是行內任何知道艾智仁與赫舒拉發的人，都知道我是他們的學生。少人知道的，是我沒有選修過他們的課。我是他們的旁聽生，每個旁聽了三年。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是在他們的指導下寫成的。



一九六一年進入了研究院，選修的價格理論由R. E. Baldwin傳授，教得好！這位老師來自哈佛，教的是新古典與哈佛早期的理論基礎。宏觀與貨幣我師從K. Brunner，很苛求，是在他舉世知名之前的事了。選修過的科目不能再選修，所以只能旁聽艾智仁與赫舒拉發的課。



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開始旁聽赫舒拉發。艾智仁當時造訪史坦福。旁聽赫舒拉發的第一課他就對我重視，而差不多從那天起他就認為我是他教過的最好學生。奇怪幾個月後的口試（前文提及）他不給我通過。艾智仁呢？他要等看到我的博士論文才沒有懷疑。



早就聽到艾智仁厲害，不少人說他是價格理論的天下第一把手。我當時開始意識到，經濟學其實只有價格理論，只要掌握得好，什麼宏觀、貨幣等都可以變化出來。當時我讀過凱恩斯的搞起宏觀經濟學的《通論》，認為作者對價格理論掌握得不夠。那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認真地求學三年了。



進攻價格理論的策略是明顯的。從Baldwin那裡我打好了傳統價格理論的基礎，尤其是這位老師把新古典經濟的各大家教得通透。跟著輪到赫舒拉發。赫師也是哈佛出身，在芝加哥大學教過，對費沙（I. Fisher）的利息理論與資本的理念發表過重要文獻，可以填補新古典的一角空白。再跟著輪到艾智仁，還沒有上過他的課，但聽說這個人的思想天馬行空，無從捉摸，我倒要嘗試一下。



我是因為要等艾智仁從史坦福回到加大，旁聽了他的課，才考他出的博士試題，於是決定緩慢下來。後來等到進入研究院的第三年的下學期才考博士筆試，但同學通常分兩年考的四張試卷，我在五天內考完——三卷第一，一卷第二——追回了時間。



旁聽了赫舒拉發幾個月後，我問他：「你的學問與艾智仁的怎樣比較呢？」他回答：「我廣博，艾智仁湛深。」是重要的提點，也顯示我選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路線與次序是很理想的策劃。當時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並不大名，但從多方的評論與自己讀過的文章衡量，天下間不可能找到更為優勝的學習價格理論的陣容。我已經拜讀過所有關於價格理論的名著，而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佛利民（M. Friedman）的《價格理論》，雖然是天書，但較早的「非法」學生筆錄版本我背得出來。



策劃確定，問題只是艾智仁要到一九六三年的秋季才授課。打衝鋒，需要選修考試的科目清理得七七八八，等艾智仁，等聽過他的課才考他出的博士試題，一時間變得無鋒可沖了。我於是決定跑到圖書館去，獲得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房間，差不多一半日子住在那裡，不分晝夜地讀，讀得天昏地暗，只是要旁聽或進膳或消閒一下才跑出來。那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初到一九六五年秋季轉到長堤作助理教授的時日，讀了兩年半。



長駐圖書館就有這樣的方便：書本用不著借出來，以小車把一組書籍推進自己的小房間，讀後放回在通道可以找到的小車上，有工作人員替你執拾。這樣讀可以讀很多，而當時我選讀的不限於經濟，凡有興趣的都翻閱一下。感謝上帝，媽媽遺傳給我的過目不忘的本領，大有用場。無論什麼題材，翻閱三幾本就覺得說的差不多，抄作遠多於創作，知道搞學問不容易殺出重圍。那些批評我數十年不讀書（實情如是）的人，不知天高地厚。



那時我對考試漠不關心。還要考的四個博士筆試隨時可以考。這種試考基礎，考知識，考思維，無須準備。等艾智仁，因為知道他考的是思想，我要跟蹤一下。



聽課與跟老師研討，比起讀老師的論著有很大的分別。一個學者的思想有很多細節不可能全部寫下來，而這些細節能讓學生體會老師的思考方法。一九六三年秋季第一次聽艾智仁的課，很有點失望，因為他說明旁聽生不准提問。這一點，同學們也失望：我提問別開生面，往往舉座嘩然，很熱鬧的。後來艾智仁容許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提問，只我一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羨煞同學也。



艾智仁的思維深不可測，是每個同學的感受。當時我對價格理論的操縱，可謂來去自如，但開始聽艾智仁的課，我不知他在說什麼。我想，有這樣的深度，我一定要觸摸到他的層面才罷休。旁聽到大約第三個學期（那時一年二期）我開始觸摸到這層面，第四個學期豁然開朗。話雖如此，轉到長堤任職後的第一年，每次艾師講課我盡可能駕車回到加大旁聽。



走畢了上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價格理論的全程，第一次開花結果是論文《佃農理論》。後來不少人認為那是價格理論應用的典範。這些評論加起來比不上艾智仁當年說的那樣深刻。他說：「不要以為你推翻了所有前人對佃農的分析而沾沾自喜。你沒有提出任何新理論，只是對價格理論的掌握你比他們都高一點。」



（求學奇遇記·之八）



老師赫舒拉發於上星期二謝世，享年七十九。噩耗傳來，悲痛莫名，文字不足以表達教誨之恩也。

人民幣怎樣了？

七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銀行（簡稱央行）公佈人民幣與美元脫，提升百分之二。曾經在這題材上發表過不少文章，讀者紛紛要求我評論二十一日的重要發展。持筆不發，因為搞不清楚央行的政策究竟是什麼。某些時候、某些政策，政府不應該說得太清楚——這是戰略——而我無從評論自己不清楚的話題。



然而，要求我解釋的讀者朋友實在多，十多天過去了，一言不發不對。巧逢《還斂集》換地盤，我想，初到貴境，多多少少要表演一點真功夫。先此聲明，讀到或聽到的報道大有出入，不容易拿得準，我只能略談比較肯定的，而下期牽涉到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的分析，新的見解有較大機會出錯的代價。希望讀者能記上述的「否認聲明」（disclaimer），不要被我誤導了。



央行看來落筆打三更。他們不應該把人民幣提升百分之二。脫離以美元為錨而換另一隻錨可取，但要平過，然後堅守新錨，讓市場浮動其他率。說過多次，人民幣甚強，提升少許一定會觸發再提升的預期，外圍炒起來不容易處理。不幸言中，目前炒起人民幣之風甚烈。



屋漏更兼連夜雨。這些日子歐元不好過，而倫敦又兩次受到恐怖活動的不幸。這些使人民幣的炒風火上加油。這樣，加上人民幣還有管，美元湧進中國是意中事。可能因為後者壓力，人民幣兌美元在二十八日與二十九日是上升了，很微，但明顯，而這上升會加重繼續上升的預期。



這方面美國是不幫忙的。記得個多月前美國某官員說人民幣起碼要提升百分之二，七月二十一日果然升百分之二。我不相信央行唯命是從，但外人看來是受到美國壓力的影響。幾天前美國財長斯諾說人民幣會再升值，兩位國會議員說不再升會重提徵收中國商品進口的懲罰性關稅。不管這些言論有沒有斤兩，但再加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可以肯定。



還有另一個令我不安於心的問題。央行七月二十一日的公佈，是人民幣率會「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這句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說過。然而，當時朱鎔基還在摸索，還沒有找到他後來劃定的、我認為是相當成功的以一個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的方案。這下錨之法行了十一年，證實可取，錨可以換，但下錨的方法（貨幣制度）不要改。在朱老的方案下，守錨是大前提，什麼市場供求云云可以完全不管，一般不應該管。明白這貨幣制度運作的師級朋友沒有一個不同意。今天央行重提十多年前還沒有確定下錨之法的「供求」言論，不免使人覺得北京是改變了下錨之法——改變了貨幣制度——這對壓制炒風是有負面作用的。



是的，我認為香港的傳媒作了錯誤的報道。央行沒有說與一籃子貨幣掛，只是說參考。「參考」與「掛」是兩回事。後來央行澄清，說是參考，沒有「釘住」，有些報道說沒有「盯住」，「釘」與「盯」的解法不同。綜觀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九的人民幣走勢，我看不出下了什麼錨，或掛哪個，或選用哪種貨幣制度。



回頭說人民幣升值，本來不俗，但有三項顧慮。其一是可能放棄了下錨之法（改變了貨幣制度），我認為不智。其二是可能走上日圓當年被迫升值的路。日圓大幅升值（最多升四倍多），是大錯，雖然小升是可取的。其三是人民幣今天沒有日圓當年的國際形勢，換錨處理不善，小升也麻煩。後者下回分解。



（二之一）